宋朝很有趣儿——大宋三百年长篇历史小说连载
本文在天涯首发，作者月润江南。未经作者本人同意而转载，一律视为侵权，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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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亲政之后，在秘阁中设置一个专门的办公室——直庐，安排翰林学士们在这里轮流值班，自己则一有空就跑过去找学士们聊天，讨论经书，还请他们为自己讲解儒家经典著作。
不仅如此，宋真宗还经常邀请当世的大儒进宫专门为自己讲课，他请过国子监直讲崔颐正讲《尚书》，请过翰林侍讲学士邢昺讲《春秋左传》。
就连在当年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大规模兴起造神运动的热潮中，宋真宗依然没有忘记读书。
在赴这些地方举行大典仪式的路途中，宋真宗仍然坚持每天请人讲解儒家经典，自己则认认真真在经书上做笔记，写心得，极其用功。
宋真宗进入中年之后，又对儒家经典《易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约人到中年之后大多会对易经感兴趣——于是便到处寻找能够讲解《易经》的儒家大师。
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宋真宗下令在全国选拔熟悉儒家经典的人员补充为朝廷的学官。
消息传来，一个名叫冯元的人，心动了。
冯元，广州人，此时正担任级别不高的江阴县公安局长（江阴县尉），得知朝廷大规模选拔学官，他觉得机会来了，便找到主持选拔的右谏大夫谢泌，毛遂自荐，声称自己通晓儒家五经。
谢泌看了看眼前的这个年纪不大、其貌不扬的男人，觉得他吹牛吹的有点过了。
谢泌笑道：“自古以来，精通儒家一部经典，往往都需要熬白了头发才能有所收获，所谓穷首皓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竟然敢说自己通晓五经，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啊，老兄。”
冯元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回复道：“儒家经典虽然浩如烟海，但是精髓却是相通的，掌握其中之一，诸经自然通晓。”
谢泌还是将信将疑，于是，当场出题考察，结果没想到，冯元引经据典，对答如流，学问见识果然非同凡响，谢泌当下惊喜万分，立刻向宋真宗专门推荐冯元。
很快，冯元被朝廷选录为国子监讲书，没多久，又升任国子监直讲。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请冯元为自己讲解《易经》。
冯元抖擞精神，侃侃而谈，一展毕生所学，讲得十分精彩。
最后，冯元语重心长地对宋真宗说道：“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君臣之间必须以诚相待，才能共成大业、共襄盛举、共享太平。”
宋真宗听了非常高兴，当场赏赐冯元五品官服，不久又提拔他为太子中允、直龙图阁，还写诗相赠。
显然，冯元的《易经》讲得深得帝心。
从此，冯元讲授的《易经》成为了宋真宗的必修课。
有一次，讲完易经之后，宋真宗和冯元一起闲聊。
宋真宗对冯元说道：“爱卿讲的《易经》，朕听得津津有味。朕想你能不能再找三四个人，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易经》。嗯，形式嘛，可以不用太正式，大家就像普通朋友那样，不穿官服、不拘常礼，备上一些茶果点心，边吃边聊，岂不甚好？”
冯元笑了笑说：“陛下放心，微臣一定给陛下找几个合适的人选。”
不久之后，冯元向宋真宗推荐了三个人选：查道、李虚己、李行简，这三人均以孝而闻名天下。
查道的母亲因患病卧床，特别想喝鳜鱼汤，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冰天雪地到哪里去找鳜鱼啊？
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孝顺的查道就在这漫天风雪中，跑到冰冻的河流之上，用铁镐凿冰硬是从冰冷刺骨的河里捕捞到了鳜鱼，为母亲熬上了鲜美的鱼汤，满足了母亲的心愿。
李虚己的母亲患上了眼病，双眼失明，极为痛苦。
医生告诉李虚己，如果有人能用舌头舔其母的眼睛一千天，眼病就能痊愈。
李虚己二话不说，自己亲自为母亲舔眼睛，天天如此，从未间断。
苍天有眼，经过不懈的努力，李虚己的母亲终于双眼复明。
李行简的父亲患上了毒疮，浑身溃烂，身上几乎没有一处好皮肤，李行简不顾毒疮发出的恶臭，每天亲自用嘴吮吸毒疮里的脓，终于使毒疮愈合，父亲康复。
这三人，均是至纯至孝之人，冯元将推荐名单递上去之后，宋真宗非常满意。
从此，宋真宗和冯元、查道、李虚己、李行简经常在宫中交流讨论《易经》，搞起了一个文化小沙龙，君臣其乐融融，气氛相当融洽。
大宋王朝的皇帝，用自己的亲身示范，为天下兴学重教作出了典范。
这个，要点赞！
当当当！各位亲爱的粉丝们，历经大半年的时间，我的原创历史小说《大宋很有趣儿》第一部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
该书由国内顶级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制作，由国内顶级图书销售集团——新华文轩首发预售，无论是外观还是内涵都很有看头，欢迎大家踊跃购买！
10月30日，本人将参加新华文轩举办的在线直播，与读者见面，咱们不见不散哦：）
@abcnzh 2019-10-28 21:37:50
艰难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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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我的朋友，感谢！感动！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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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煮酒1970 2019-10-28 16: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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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朋友！好美的画，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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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儒家的超级FANS，宋真宗对刊印儒家经典著作也非常上心。
鉴于当时流传的儒家经典中，正文和注释谬误较多，宋真宗曾经专门下令由国子监博士杜镐、国子监直讲孙奭、崔颐正、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等公认的大儒共同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详细的校勘，修正错误疏漏之处，开启了真宗朝大规模校对儒家经典的重要文化工程。
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10月，校对、勘验工作全面完成，邢昺、杜镐等大臣向宋真宗郑重地献上完整校订的《周礼》《论语》《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等七部儒家经典著作及相关注疏，总计165卷。
宋真宗看到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产出的成果如此丰硕，龙颜大悦，非常高兴，当即下令将全部经书予以刻板印刷，颁行天下。
这就是著名的宋版十三经的雏形，为儒家经典流传后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十三经注疏》，其中包括《论语》《尔雅》等都是当初宋真宗时期校订之后确定的版本，对儒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份功劳，不可谓不大啊！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孟子》注释颇为不满，认为注释并不能完美地呈现正文的原意，于是，又下令由当时的大儒孙奭为孟子重新作注释。
孙奭按照皇帝的旨意，认真钻研，深究原意，历时数年终于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
孙奭所做的《孟子》注释也被收录于《十三经注疏》，刻板印刷，广为流传。
儒家经典著作在宋真宗一朝，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6月的一天，宋真宗专程到大宋王朝最高学府——国子监视察，在察看国子监的图书馆——书库时，宋真宗特地问身边的国子监祭酒邢昺：“国子监目前存有多少用于印刷书籍的书板啊？”（当时活字印刷尚未发明，印刷书籍需要用木板刻字，称之为“书板”。）
邢昺立刻回复道：“我朝开国之初，国子监当时全部书板不过4000左右，如今数量已经达到了10余万，无论是儒家经典著作，还是相关的注释，抑或是前朝的史书等典籍，均是应有尽有。微臣小时候上学，大家都很少能见到带注释的经书。如今托皇上的福，国子监大量印刷儒家经典，现在不光是学校，就连普通百姓家都有不少带注释的经书，文化传播之广，前所未有，学子们身处如今的时代，真是三生有幸啊！”
宋真宗听说儒家经典普及率如此之高，自然是乐不可支，高兴地说道：“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国家重视儒学，实在是潜心向学、涵养文德的好时候啊！今天这喜人的局面，也离不开爱卿等众多儒臣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啊！”
此后，宋真宗更是加大了对国子监印刷儒家经典著作的支持力度。
国子监也乘着东风开足马力，大量印制官方书籍，向百姓出售。
后来，有人向宋真宗反映称国子监售卖的书籍定价太低了，容易造成官方的亏空。
宋真宗却大度地表示，国子监卖书本来就不是为了挣钱，而是推广儒家文化，提升国民素质，因此坚决不同意提高售价，依然坚持低价销售，让利于民，普及儒学，乐见其成。
书籍的大量印刷、广泛流传，有力地促进了真宗朝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民间学习氛围的高涨。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孟子》注释颇为不满，认为注释并不能完美地呈现正文的原意，于是，又下令由当时的大儒孙奭为孟子重新作注释。
孙奭按照皇帝的旨意，认真钻研，深究原意，历时数年终于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
孙奭所做的《孟子》注释也被收录于《十三经注疏》，刻板印刷，广为流传。
儒家经典著作在宋真宗一朝，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6月的一天，宋真宗专程到大宋王朝最高学府——国子监视察，在察看国子监的图书馆——书库时，宋真宗特地问身边的国子监祭酒邢昺：“国子监目前存有多少用于印刷书籍的书板啊？”（当时活字印刷尚未发明，印刷书籍需要用木板刻字，称之为“书板”。）
邢昺立刻回复道：“我朝开国之初，国子监当时全部书板不过4000左右，如今数量已经达到了10余万，无论是儒家经典著作，还是相关的注释，抑或是前朝的史书等典籍，均是应有尽有。微臣小时候上学，大家都很少能见到带注释的经书。如今托皇上的福，国子监大量印刷儒家经典，现在不光是学校，就连普通百姓家都有不少带注释的经书，文化传播之广，前所未有，学子们身处如今的时代，真是三生有幸啊！”
宋真宗听说儒家经典普及率如此之高，自然是乐不可支，高兴地说道：“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国家重视儒学，实在是潜心向学、涵养文德的好时候啊！今天这喜人的局面，也离不开爱卿等众多儒臣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啊！”
此后，宋真宗更是加大了对国子监印刷儒家经典著作的支持力度。
国子监也乘着东风开足马力，大量印制官方书籍，向百姓出售。
后来，有人向宋真宗反映称国子监售卖的书籍定价太低了，容易造成官方的亏空。
宋真宗却大度地表示，国子监卖书本来就不是为了挣钱，而是推广儒家文化，提升国民素质，因此坚决不同意提高售价，依然坚持低价销售，让利于民，普及儒学，乐见其成。
书籍的大量印刷、广泛流传，有力地促进了真宗朝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民间学习氛围的高涨。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孟子》注释颇为不满，认为注释并不能完美地呈现正文的原意，于是，又下令由当时的大儒孙奭为孟子重新作注释。
孙奭按照皇帝的旨意，认真钻研，深究原意，历时数年终于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
孙奭所做的《孟子》注释也被收录于《十三经注疏》，刻板印刷，广为流传。
儒家经典著作在宋真宗一朝，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6月的一天，宋真宗专程到大宋王朝最高学府——国子监视察，在察看国子监的图书馆——书库时，宋真宗特地问身边的国子监祭酒邢昺：“国子监目前存有多少用于印刷书籍的书板啊？”（当时活字印刷尚未发明，印刷书籍需要用木板刻字，称之为“书板”。）
邢昺立刻回复道：“我朝开国之初，国子监当时全部书板不过4000左右，如今数量已经达到了10余万，无论是儒家经典著作，还是相关的注释，抑或是前朝的史书等典籍，均是应有尽有。微臣小时候上学，大家都很少能见到带注释的经书。如今托皇上的福，国子监大量印刷儒家经典，现在不光是学校，就连普通百姓家都有不少带注释的经书，文化传播之广，前所未有，学子们身处如今的时代，真是三生有幸啊！”
宋真宗听说儒家经典普及率如此之高，自然是乐不可支，高兴地说道：“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国家重视儒学，实在是潜心向学、涵养文德的好时候啊！今天这喜人的局面，也离不开爱卿等众多儒臣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啊！”
此后，宋真宗更是加大了对国子监印刷儒家经典著作的支持力度。
国子监也乘着东风开足马力，大量印制官方书籍，向百姓出售。
后来，有人向宋真宗反映称国子监售卖的书籍定价太低了，容易造成官方的亏空。
宋真宗却大度地表示，国子监卖书本来就不是为了挣钱，而是推广儒家文化，提升国民素质，因此坚决不同意提高售价，依然坚持低价销售，让利于民，普及儒学，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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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著作在宋真宗一朝，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6月的一天，宋真宗专程到大宋王朝最高学府——国子监视察，在察看国子监的图书馆——书库时，宋真宗特地问身边的国子监祭酒邢昺：“国子监目前存有多少用于印刷书籍的书板啊？”（当时活字印刷尚未发明，印刷书籍需要用木板刻字，称之为“书板”。）
邢昺立刻回复道：“我朝开国之初，国子监当时全部书板不过4000左右，如今数量已经达到了10余万，无论是儒家经典著作，还是相关的注释，抑或是前朝的史书等典籍，均是应有尽有。微臣小时候上学，大家都很少能见到带注释的经书。如今托皇上的福，国子监大量印刷儒家经典，现在不光是学校，就连普通百姓家都有不少带注释的经书，文化传播之广，前所未有，学子们身处如今的时代，真是三生有幸啊！”
宋真宗听说儒家经典普及率如此之高，自然是乐不可支，高兴地说道：“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国家重视儒学，实在是潜心向学、涵养文德的好时候啊！今天这喜人的局面，也离不开爱卿等众多儒臣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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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也乘着东风开足马力，大量印制官方书籍，向百姓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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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却大度地表示，国子监卖书本来就不是为了挣钱，而是推广儒家文化，提升国民素质，因此坚决不同意提高售价，依然坚持低价销售，让利于民，普及儒学，乐见其成。
书籍的大量印刷、广泛流传，有力地促进了真宗朝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民间学习氛围的高涨。
有利的文化环境，宽松的文化氛围，令大宋王朝各地的书院，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都在真宗朝实现了复苏与发展。
对于这种喜人的文化胜景，文化人赵恒同志自然是大力支持，他亲自下令将国子监的一部分儒家典籍赠送岳麓书院，并在白鹿洞书院修筑孔子像以示尊崇。
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又大笔一挥，宣布赠予全国各地书院、学校，儒家经典《九经》各一套。
消息传来，天下士子，喜大普奔。
就连史上著名的应天书院，其名也是宋真宗御赐的。
原来，五代至宋初年间，著名的隐士戚同文是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人，一生隐居乡里，倾心办学兴教，桃李遍布天下，教学硕果累累，他的学生中进士及第的就多达56人。
戚同文去世后，应天府的一名普通百姓曹诚，深感戚同文的教育事业后继乏人，遂自筹资金在戚氏故居附近修建校舍，收藏图书，聘请老师，招纳学子，大兴教育，弘扬学风。
应天府官员将此事上报朝廷，宋真宗得知后，对此非常赞赏，特地为曹诚的学校赐名为“应天书院”，并赐曹诚官职身份，正式纳入官方办学的范畴，解除了学院发展的后顾之忧。
宋真宗不仅对儒学高度重视，而且对饱学之士也是礼遇非常。
晁迥，在真宗朝做过很长时间的知制诰、翰林学士，是皇帝身边的文士近臣。
有一次，宋真宗在宫中召见晁迥，君臣二人聊得非常投机，不知不觉夜幕降临，聊完之时已是万家灯火。
宋真宗非常过意不去，立刻派太监将御座前的大蜡烛拔下来，大声命令道：“用此烛为学士引路！”
还有一次，宋真宗在宫殿中举行宴会，宴请朝中文武重臣。
宴席进行中，太监送来了刚刚采摘的十余朵牡丹，娇艳欲滴，国色天香，整整齐齐码放在银盘之上，供众人欣赏。
宋真宗兴致颇高，立刻让内侍挑了一朵给自己戴上，又分赐在场的亲王、宰相等重臣。
真宗落座后，突然发现在座的还有翰林学士晁迥、钱惟演等人，立刻吩咐道：“为学士戴花！”
当场赐予众学士杜丹各一朵，并命太监为学士们戴好，尽显对饱学之士的尊重之意。
晁迥晚年，每每对家人说起这几件事，仍然激动不已，视之为无上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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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朝中还有一位大臣杜镐，是世所公认的大儒，学问很高。
当初，宋真宗纠结于“河图洛书”一事时，就曾经求教于杜镐，可见其学问之深。
有一次，某地进贡了一坛美酒，宋真宗品尝之后大为赞赏，觉得此酒醇厚可口，突然想起杜镐正在龙图阁值班，于是，立刻命人给杜镐送了一壶过去。
有趣的是，杜镐本来平时是不喝酒的，可是，君王赐，不敢辞啊。
皇上赐的美酒，怎么能不喝呢？
况且，这是皇上的一番美意啊。
于是，杜镐怀着激动的心情，一饮而尽。
这一喝，就喝出事来了。
从未沾过酒的杜老夫子，哪里承受得住如此烈酒的后劲，忽然就头晕目眩，晕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太监们立刻将这一突发状况禀报宋真宗。
真宗一听，也急了，立刻赶到龙图阁，亲自为杜镐调药、灌服，手忙脚乱好一阵，总算是把杜老夫子救回来了。
杜镐慢慢悠悠醒转回来，睁眼一看，皇上正在亲自喂自己喝药，当下吃惊不小，立刻要起身下拜，却被真宗一把按住。
宋真宗很心疼地说道：“爱卿，这是朕的疏忽啊！朕忘了爱卿平时不喝酒的，觉得此酒甚好便送过来了。好在酒劲已过，爱卿安心休养，就不必拘礼了。”
随后，宋真宗又专门安排人护送杜镐回府休息。
杜家上上下下，均被皇帝的暖心之举感动得眼泪哗哗。
这些虽然都是小事，却于小微之处见真章，充分体现了宋真宗对饱学之士的尊重，对儒家文化的推崇。
在宋真宗身体力行的示范之下，大宋王朝儒学盛行，泱泱文明之风远播。
客观地说，在宰相王旦的倾心辅佐之下，真宗虽然沉迷造神运动近十年，但尚未完全失去理智，这期间，还是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
当然，小功难掩大过，宋真宗搞的那些莫名其妙、无穷无尽的造神运动，仍然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亏空，给天下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以封禅泰山为例，前前后后总共花费了800余万贯。
根据《宋史·食货志》的记载，真宗在位期间，大宋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大约为6500万贯左右。
由此看来，仅仅一次封泰山，就花去了国家岁入的十分之一强。
况且，造神运动并非封禅泰山这一项，祀汾阴、祭老子、修宫殿、建道观，哪一项都不少花钱。
比如说，祭祀汾阴，前后也花费了820万贯，居然超过了封禅泰山。
封泰山、祀汾阴两项活动的费用，就花去了国家年财政收入的近四分之一，实在是令人咂舌！
更夸张的，则属修建玉清昭应宫，这项超级工程在日夜不息的疯狂施工状态下，居然历时7年之久，最终费用达到了上亿贯，足足花去了国家两年的财政收入！
这还不算，那些年，国家喜事多、庆典多，而每次大的活动，好面子的宋真宗总是会大手一挥，遍加赏赐，不仅朝中官员有，宫中侍卫有，就连正在为皇帝修建宫殿道观的工匠们也都有，这一圈红包发下来，国库又缩水不少。
每逢大典，除了赏赐，宋真宗还要顺带免除一些赋税，宣示仁德，与民同乐。
皇帝是高兴了，财政部的官员们就要发愁了：国家赋税减少，那不就意味着支出增加嘛。
连年累月这么折腾，再厚实的家底也经不住啊，搞到最后，连当初拍着胸口信誓旦旦表示“大计有余”的财政部长丁谓也沉不住气了。
有一次，丁谓向宋真宗汇报称，每次大典赏赐钱物如此之多，减免赋税赋税如此之广，长此以往，国家财政收支恐怕是个大问题啊。
宋真宗满不在乎地表示：“朕搞这些庆典，不也是为了百姓吗？这些钱该花还是要花。至于其他方面，咱们平时注意节俭一点，我想，国库也不至于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嘛。”
显然，大宋王朝大老板对造神运动依然乐此不疲，皇帝态度如此明确，大宋王朝账房先生丁谓也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配合了。
照我说，这就是活该啊，当初上蹿下跳撺掇皇帝搞这些名堂的，不正是你丁谓吗。
你不顶着，谁顶着。
@月润江南 2019-10-27 22: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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