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是心中之田，想是心中之相，思想就是在心田之中种庄稼。是一种先在于事实之前的构相向意识的活动，是比一般生命体所具有的反映，认知，判断，识别，选择之上更高层次的意识，因有这个意识能力，人才由动物性存在上升为人。今天很多人标榜自已多有思想，其实，很多人还不如老农民，因为农民在种出庄稼之前，总是先要在心中之田里构相一番，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再进行有意识地在实际的田中播种，维护直至收获的。在老农民们那里，思想与实践检验就这样完整地统一了起来。而从传统至今，很多所谓有文化，有地位的人，有几个真正懂思想的呢？他们就连反映，认知，判断，识别和进行正确地选择都不清楚了，还能有正确的思想吗？中国传统乃至今天，许多文人墨客，在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的学而优则士的影响下，自以为应有社会地位的优越感应得到尊重，否则，就是不遵重知识，不遵重文化，不遵重科学，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遵重他们这些人。毛泽东本为文人却不太重视这些文人墨客，反而是尊重人民，不仅因为人民是革命力量的来源，是政治的基础，是尚待开垦的正确思想能贯彻的处女地，而且，还在于他们能把思想与实践统一起来。所以毛泽东才要求知识分子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向人民学习并为人民服务，实践才能出真知！

转个对毛泽东评价的帖子,写得真好.

,一、英雄气质。毛泽东的英雄气质可以说是他特征最为鲜明的气质！

无论是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的战友抑或是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毛泽东身上存在的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毛泽东的英雄气质可以用英姿焕发、雄才大略、雄视天下等等词语来表达。还在毛泽东十三岁就读东山学堂时，一首“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就呈现出一种少年豪气。他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不知令多少人折服。据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回忆，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当他率领300人同百倍于己的国民党部队在陕北捉迷藏时，竞敢于冒险同追捕他的国民党部队相向而行，大有十万军中探囊取物的气概。抗战后期，美国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一时间全世界“谈原子弹色变”，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将《解放日报》负责人叫到窑洞进行严厉的批评。他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他更知道信心的重要。此后，他多次谈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1947年6月他转战城南庄，国民党飞机投下炸弹，在尚未爆炸一些人连拖带拽拉他进防空洞时，他偏要指着丝丝冒烟的炸弹说“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嘛”。这就是充溢着英雄气质的毛泽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三大战役后，卫士给他梳头，发现他头上生出一根白发，他幽默地说：“打了三大战役，害得我白了一根头发。”毛泽东的英雄气质，坚定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信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柱石。

二、天下气质。天下气质就是胸怀天下，忧乐天下，以天下为己任！

如果说英雄气质反映的是一种豪气，天下气质则是在英雄气质基础上又平添了一种境界，一种责任。项羽是英雄，但他的境界定格在“不能锦衣夜行”上；梁山好汉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上；唐宗宋祖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毛泽东的境界，是追求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青年毛泽东辞别父母留下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从小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抱负。还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发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呼声。此后，从上海建党到安源罢工，从农运讲习所到挥师井冈山，从反围剿到长征，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全中国……这一切，原动力都是毛泽东的“天下气质”。天下气质的背后是担当、是境界、是责任、是胸襟，也是对大势的把握和驾驭。毛泽东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质同他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三、求真气质。“求真”就是追求事物的本源，就是在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

求真气质是毛泽东从小养成并在求学和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日益鲜明的气质。学生时代，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各个主义的选择中，他认定了中国革命的出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十月革命通过城市暴动取得胜利，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照搬苏联经验，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无数次失败的教训，促使毛泽东不断思考和探索，寻求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秋收起义的目标本来是打长沙，这是上级的指示、中央的决定。但在如此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打长沙无异于以卵击石。“求真气质”促使毛泽东进行新的思考，寻找新的目标，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继之开辟了中央苏区，并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长征中，面对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遭受的挫折，“求真气质”促使毛泽东在担架上，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至遵义会议上不断力争，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轨道。抗战中，面对“亡国论”“速胜论”等思潮，“求真气质”促使毛泽东冷静分析中日力量对比，从战术到战略，从军力到人心，从国内到国际，最后以一篇《论持久战》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理论基础。“求真气质”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甚至包括他后来的失误。失误，也是他在“求真”，是他“求真”的代价。
四、善事气质。善事包括善学、善思、善谋、善断、善处(处理实际问题)等多个方面，它反映的是一种智慧，一种能力，一种超越于“自发”的“大自觉”！

善学，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从政治、历史、文学、哲学到自然科学、军事，无所不包。“善学”不仅指“学”，更包括“善”。毛泽东的“善学”就是善于从各类书籍中吸取他人的智慧。他从《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启发出军事斗争的灵感，从《资治通鉴》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到立场、观点、方法。这些是读有字书。他还善于读无字书。还在湖南一师的时候，他就多次和同学好友结伴“游学”，从现实生活中增长知识和智慧。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不刻板、不教条，学用结合，学用相长，真正是学到了家、学到了真谛。善思，他思维开阔，或纵情于天地万物之间，或驾驭于古今风云之上，忽天马行空，忽独辟蹊径，常常能想别人所不能想，思别人所不能思。他的思维大到政治上把地球“裁为三截”，小到从科学上认定“基本粒子”还可再分。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美国著名微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科学家新发现的构成“夸克”和“层子”的更基本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毛泽东。这一提议被大会通过。这个提议的起因是，1955年，毛泽东同钱三强等人曾有过一段对话。毛泽东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钱三强回答：“是这样。”毛泽东又问：“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这一问把这位科学家问住了，因为当时世界上认为，质子、中子是最小的基本粒子。停了一会儿，钱三强说：“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微笑着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中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后来，毛泽东当着于光远和周培源的面又提起这件事，并引用了庄子《天下》篇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在国际科学界，有用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科学概念的，也有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新的科学发现的，但几乎没有用政治家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是一个例外。善谋，毛泽东的善谋表现在对复杂矛盾的判断上，表现在跳出局部范畴的大视野大思路上。在军阀割据中，他认为军阀与军阀之间的“几不管地带”，正是给中国革命发展留出的空间，并借此谋划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他思考新的世界划分方式，改变了传统利益格局中东西两大阵营的划分，谋划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彻底打破了原有世界格局。善断，是基于对复杂事务的深刻判断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胆略，一种魄力。毛泽东的善断表现在每当革命处于危亡时刻，在他人无法找到出路的时候，他总能及时提出自己独到的主张并大胆决断。遵义会议后，面对敌人的四面围堵，毛泽东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决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当时红军指战员的心声，也是对毛泽东“善断”的由衷感佩。善处，即与人共事的能力。毛泽东一生面临各种复杂情况，国际怎么处，国内怎么处，与敌人怎么处，与朋友怎么处，与自己的同志怎么处，顺利时怎么处，不顺时怎么处，处于多数的时候怎么处，处于少数的时候怎么处，他都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他的一句名言是：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不啻于“善处”的最好诠释。

党内有“善学”者，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成了教条主义；有善学善思善谋者，但由于种种原因，缺少善断的魄力和善处的能力。由于“五善”兼具，使得毛泽东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这不是偶然，而是全党在革命斗争选择中的一种“必然”

五、自信气质。自信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一种坚定的自我价值体现！

毛泽东自信气质贯穿一生。他曾多次引用少年时期的诗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用以倾述自己的志向，表达自己的自信。如果说青年毛泽东的自信是一种志向和责任，那么参加革命后，实践斗争的锤炼又使他增加了一份能力和智慧。因为他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就是农村根据地；找到了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大剧的功夫，就是武装斗争；找到了这出大剧的脚本，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1945年，在风云莫测、险象环生的背景下，毛泽东毅然应老对手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谈判，坦然赴之，从容应对，平安归来。试问，此举非大智大勇者焉能处之，非充分自信者焉能为之？毛泽东的自信气质表现在革命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他坚信“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生活上，他畅游长江吟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的自信不是自我的盲目乐观，而是源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根本规律与最终归宿的洞察，源于他对社会矛盾的深入了解和精确判断，源于他为了崇高理想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智大勇。他的那句“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六、率性气质。“率性”是一种“真性情”，是一种自我情感的天然流露！

毛泽东是一个本真的人，处处表现出敢爱、敢恨、敢为、毫不做作的率性。毛泽东喜欢游泳。赫鲁晓夫来访，本来是一场十分正规的外事活动，毛泽东却拉着赫鲁晓夫套上救生圈去游泳池里“会谈”。尼克松来访，本来这是惊动世界的大事，毛泽东却要和尼克松谈哲学问题，“正事”告诉他“同总理谈”。毛泽东的率性气质更多地反映在生活上。据警卫员回忆，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看《白蛇传》看得入迷，他看到法海阻挠白娘子、许仙成婚时，在剧场当场站起来指责。当时由于他肚子大看演出时松开了皮带，以至于裤子掉了下来，害得警卫员急忙帮他提裤子。演出结束同演员握手时，毛泽东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却没有理睬“法海”。毛泽东的“率性”很难用“好”和“不好”，“对”和“不对”来解释。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只能这样理解。
七、幽默气质。幽默是一种寓含着“哲学思考”的乐观人生态度，是严肃话题的诙谐轻松表达幽默气质”的“四两”拨开压顶的“千斤”！

毛泽东可以说是语言表达大师，通过他的幽默气质，常常把复杂、紧张、刻板的问题简单化、趣味化，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1929年他为红四军制定《教授法》时曾特别提出“说话要有趣味”。在谈到和朱德的关系时，他风趣地说：“你是‘朱’，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没有朱，哪有毛？”一句幽默的笑谈道出了两人的深情厚谊。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大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在演讲中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当时联大将迁到抗日根据地去)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这里，毛泽东引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神话故事，借题发挥，十分精练地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概括成“三件法宝”，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重庆各界邀请毛泽东演讲，突然有人提出：“假如此次和谈失败，国共再度开战，毛先生有无信心战胜蒋先生？”毛泽东机智巧妙地回答：“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乃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了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位草头将军而已。我这个‘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脚的毛，而是一个反‘手’，反手即反掌。意思就是代表大多数中国民众意愿和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此言一出，掌声雷动。毛泽东就是这样经常不经意间运用“

八、倔强气质。倔强就是性格的刚强不屈它展示的是一种执着，一种坚韧，一种毅力！

在革命事业上，毛泽东一生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参加建党到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到长征、到陕北直至“北京赶考”夺取全国胜利，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和危险，但他始终矢志不渝，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从已知的文字记载和毛泽东大量诗词文章中都可见到他的刚强，也可透过刚强看到他的倔强。论资历，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早期曾经做过党内事实上的二号人物，但后来又多次降职，甚至被误传“开除党籍”。毛泽东几度沉浮，但都不曾灰心丧气。可以说毛泽东身上的巨大能量和对理想目标追求的意志力是常人难以比拟的。革命期间，有的人害怕了，有的人逃跑了，有的人叛变了，而毛泽东却始终思考着、坚持着、战斗着，这当然主要是毛泽东的历史责任感，是他的革命理想和信心的支撑，同时也是他的倔强气质使他能做到不妥协、不屈服。毛泽东革命斗争中如此，生活上也是如此。也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毛泽东从小就越摧越坚，越压越硬。13岁时，因为同父亲发生争执，父亲要他下跪，他就威胁要跳池塘，最终以“一膝下跪”达成妥协。毛泽东喜欢挑战别人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情，他不听劝阻游长江、游湘江、游珠江，他还要游黄河，还要从头至尾考查黄河，甚至还要到密西西比河游泳。这些都反映了他敢于挑战一切的刚强和刚强中透出的倔强。

九、风雅气质。毛泽东一生饱读，成就了他的风雅！

毛泽东手不释卷、信手拈来，他的风雅不是矫揉造作，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真本性、纯天然的风雅，是大气度、雄万端的风雅。毛泽东一生创作诗词百余首，既有“我失娇杨君失柳”的柔肠，又有“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既有“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浪漫，又有“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慨叹。每一段柔肠、每一段豪情无不透视出他的风雅。人们最为叫绝的词作《沁园春·雪》，以其撼动山河、摇曳历史的气势，不但打赢了国共两党的文坛政治大战，而且成为中华诗词宝库中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千古绝唱。据回忆，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安化拜访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写了一副上联摆在桌上：“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随即写出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其语中的内涵让老先生顿然亲近有加。在井冈山革命处于低潮时，当行军打仗人困马乏，吃不上喝不上许多人悲观失望时，毛泽东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一生不但创作了大量诗词，而且留下了许多墨宝，成为近现代攀上狂草高峰第一人。1999年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书法》杂志和几家媒体举行了一次评选百年十大书法家的活动。通过专家评选和无记名投票，毛泽东被列为第五，列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之后，与沈尹默并驾，排在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之前。郭沫若诗赞毛泽东“泰山北斗，诗词余事”。诗词是毛泽东的余事，书法对于毛泽东就是余事的余事了。

毛泽东的风雅来自于他的浪漫情怀和高度自信，来自于他的文学功底和人生驾驭，这种风雅是黑暗岁月里民众看到的天边朝霞，是枪林弹雨中人们嗅到的战地黄花。
十、平民气质。毛泽东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一生保持平民本色！

还在毛泽东幼年的时候，他就同情弱者，乐于助人。一次毛泽东的父亲买猪，并付了定金。等毛泽东去赶猪的时候，猪价上涨，毛泽东感到心里不安，自作主张退还定金，觉得不应“赚心灵不安的钱”。工作中，毛泽东也许是平民气质使然，他一生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经常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向下级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这种平民气质使他能体察下情，了解实际，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等大量著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平民气质表现在生活上，他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反感戒备森严、警卫重重，把自己和群众隔离；他更反对走形式，讲排场，比如众所周知的他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最爱穿的就是“布鞋便装”。他生活上不讲究，衣服破了可以补一补再穿，走路累了捡一根树枝可以当拐杖。毛泽东平民气质的本质是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份子，和广大的劳动者打成一片，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体会他们的温饱冷暖。他的每一次握手、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玩笑，平民气质都使他赢得人民更多的尊敬和爱戴。今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研究毛泽东的气质。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代表，毛泽东的气质可以说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从一般性讲，毛泽东的气质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与传统美德；从特殊性讲，毛泽东的气质展示了个人的独特魅力和人格风采。毛泽东特有的气质同他的革命理想、革命理论、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使其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可否认，毛泽东后来的失误，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同他的个人气质也有一定关系，但孰重孰轻，毋庸置疑。如果不怀有偏见，都应当承认毛泽东的气质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特殊法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是一位二十世纪的伟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伟人定位越来越将被历史所证明。而毛泽东的气质，在一定意义上成就了这位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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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的历史观
张海鹏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描述毛泽东的革命事功、理论贡献、政治作为、思想演变的传记、著作，成百累千。但是，专门分析毛泽东的历史观的研究著作所见不多。
所谓历史观，指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般看法，是指导人们观察社会历史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指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的方法论。例如社会历史是否客观存在？历史发展是否有某种客观规律？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原因和基本动力是什么？等等。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大体上也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毛泽东一生熟读中国历史，视野始终关注古今中外，他在思考和运筹革命和社会改造大计的时候，熟练运用历史知识之妙，为古今中外革命家所罕有。但是，除了专门研究、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外，他没有专门写作过阐述历史观的文章和著作。毛泽东作为一个终身致力于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的历史观呢？

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

在社会革命实践中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青年毛泽东是一个在近代中国历史巨变中追求进步，追寻新式知识的旧式知识分子。1917年，24岁的青年毛泽东在致密友的信函中描述自己的理想、信念的时候写道：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俱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这一段话，典型地反映了那时读过一些新书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虽然是前辈，但毕竟是同时代人；袁世凯因称帝遭到全国人民反对，1916年6月在护国战争的风云中气急而死，孙文和康有为都正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惟曾国藩（1811—1872）已死45年，是湖南先辈。曾国藩因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造反有功，使得清朝统治免于被农民起义所倾覆，时人称他为“中兴重臣”，死后荣获“文正”谥号；又因他服膺程朱理学，有桐城派后期领袖之虚誉，颇得一般青年士子尤其是湖南青年的尊崇。毛泽东此处表示袁、孙、康不论，“独服曾文正”，正是当时一般青年的心理。“独服曾文正”什么？不仅服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而且服其“具有大本大源”。毛泽东具有宏大的志愿，希望“动天下之心”，即改变天下人的思想，而不在乎具体的事功，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等，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枝节。只有得大本大源，才能动天下之心，根本改变世界。什么人具有大本大源？“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显然普通老百姓不具备大本大源。他又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很清楚，只有孔孟才具有大本大源。只有孔孟思想才能治理天下。只有孔子才能明贯过去现在未来，“百世可知”。这完全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基本思想。有学者把毛泽东追求的大本大源解释为“显然是指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恐怕是误解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大本大源的含义，不恰当地估计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高度。
我们再看在这期间毛泽东所写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著作《伦理学体系》中的一部分，日本人蟹江义丸把其中的一部分翻译成日文，以《伦理学原理》之名出版。蔡元培将日译本再译成中文出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师杨昌济以这本书作为教材。毛泽东在学习中在书本上写下了大量批注。从这些批注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的哲学观、历史观。其中一则批文说：
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试观精神时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
予谓理想之本体亦有深浅。
精神发展，理想分化。
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这里说的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批注者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观念造成文明”。
另一处批注又写道：
余曰：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我有生活者也，即实在有生活者也。
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故不见物也。
这里是说我的意识决定了存在，没有我的意识就无所谓“实在”。无我则无物。
又一处批注写道：
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
这里很明白地说出了历史循环论的传统看法。一治一乱，治乱迭乘，都是历史演进的正常的过程。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用这种循环论的观点看待历史进程的。
毛泽东在1915年9月致友人的信中说道：“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研究历史，说到底，最重要的是寻找到代表那个朝代的“巨夫伟人”，其他不过是其附属品而已。这是典型的英雄史观。
由上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的历史观是什么了。所谓圣人创造历史（孔孟得大本大源，可知百世），老百姓是愚人，很难开通。观念造成文明，意识决定存在。治乱兴衰，历史循环发展。学习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陆王心性之学，形成这样一种历史观是不难理解的。但这是陈旧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一般来说，毛泽东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是1920年。毛泽东自己回忆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的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复信给在法国的蔡和森，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唯物史观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毛泽东的文字中，这表明毛泽东在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后出现的思想转变。
毛泽东思想上出现的这个重大转变，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息息相关。长沙的抢米运动、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湖南独立，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难以支持下去，国家为清末的大官僚（直隶总督、内阁总理）袁世凯所控制，军阀当道，湖南亦为军阀所掌控，当时有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进步青年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前途忧心如焚。面对国家和社会现状，在短短几年间，毛泽东饥不择食地读过了梁启超主办的改良派刊物《新民丛报》、革命派的《民报》和《民立报》，接着又读到了激进民主主义者创办的《新青年》，读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接受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他经历了皇帝、总统、都督和督军，看到了社会的强烈动荡和民不聊生的种种情状；他和他的一班青年朋友日夜探讨和磋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进行了初步的社会调查，开始了切实认识中国国情的艰苦过程，组织了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了青年学生期刊《湘江评论》，发出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呼号，推动了湖南的“驱张运动”，提出了“湖南共和国”的幼稚的政治口号，从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初步的政治运动实践。正是在这种强烈社会动荡和初步政治实践的经验中，他的思想完成了从保皇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转变，又进一步实现了从唯心主义世界观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唯物史观开始成为他观察和分析社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论与基本工具。

毛泽东历史观的基本内容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一种最一般的观念。通俗地说，唯物史观认为，有史以来的人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形态的；历史现象虽然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却不是虚无缥缈的，人们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重复制造历史过程，但在掌握了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料以后，是可以对过往的历史过程加以描述、加以认识，并获得对往史的较为近真的影像的；历史现象虽乱如丝麻，却是可以理出头绪的，并且显示了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则是对这一过程的最一般的描绘；人类的经济生活是社会生存的基本方式，社会依生产力的发展、前进而发展、前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决定着人们依赖其中的社会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和文化从属的基本面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社会运行的主要内容，物质生产的状况决定了精神生产的状况，劳动者是物质生产的主体，是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终极力量；人们（包括劳动群众和社会精英）创造了一定的历史环境，一定的历史环境反过来又决定了生活其中的人们的面貌。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集中反映为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些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它所概括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虽未穷尽真理，却指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及其未来。同时也应该说，它只是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和未来走向，不可能指出各个国家、各地区历史发展的具体方向。各国家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途径，依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去决定。
毛泽东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得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美妙的将来的结论。人类社会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随着物质生产的进步，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类历史大体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将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去。毛泽东在1940年驳斥反共顽固派的时候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一成不变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要分成许多阶段。“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
歌颂共产主义，并不是要把共产主义以前的社会历史阶段加以否定。“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这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待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称赞了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历史上空前的社会财富。一切反共的宣传家、理论家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诋毁、攻击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社会制度。从这一点来说，马克思主义者比反共的宣传家要客观、冷静得多。
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还表现在，他不像那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那样声称资本主义是永恒的，而是认为阶级、国家、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等，都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在另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这些东西都是要消亡的。他说：
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
他又说：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
他还说：
按照辩证法，就像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阶级、国家、政党等社会历史的产物，将来在历史上都是要消灭的。现在的努力，是要为将来消灭这些东西创造条件。如果空谈消灭而不为它将来的消灭创造条件，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这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关键时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这个理论，概括来说就是：现时进行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这个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争取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下面两段话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
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物质条件。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为了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束缚下的落后的生产力得到解放，“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容许资本主义经济（操纵国民生计的除外）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毛泽东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他解释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样的设计，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

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的革命，预言中国的未来，在毛泽东留下的文字中比比皆是。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与秦邦宪通信，讨论中国农村家庭，并进而讨论革命的目的以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毛泽东致秦邦宪的信中说：“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这样的讨论在正式的文件和论文中并不多见。但这是非常重要的讨论。从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出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施步骤，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而且明确认识到：我们现在的革命根据地在农村，这是暂时的现象，我们长远的根据地是在城市，是在工业化，是在现代化。小农经济作为封建经济的基础在革命的过程中，在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时候，是不能长久保存的，小农经济状态下的农村家庭是不能长期维持的。社会主义要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自己经济的基础。任何试图维持或者不破坏小农经济和小农经济状态下的农村家庭的想法，都是民粹主义的想法，与以工业化、现代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相容的。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预言：“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报告再次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项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这些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十分准确的设计和对中国现代化前景的科学的预测，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着这样的过程，验证了这些预言的正确性。
对于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发展中国的新生产力，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都是很清楚的。1944年在延安，毛泽东就强调指出：“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他说：“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这是把是否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作为老百姓拥护不拥护的政治问题提出来的。1954年毛泽东号召：“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6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963年毛泽东又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954年至1964年所说的话，与1944年说的话，所处的历史背景不一样，时代条件不一样，但强调解放生产力，强调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是一样的，因为在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针对这一点，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不仅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宣示了自己在历史新时期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而且是说给当时国内所有党派首先是中国国民党听的。它把是否帮助中国人民发展生产力当作衡量中国政治舞台上所有政党和政治派别作用的基本准则。这是把唯物史观应用于中国政党作用的十分典型、十分贴切的分析。这是检验中国所有政党作用的试金石。这个论点至今仍未过时，在政党存在的年代里都不会过时。
毛泽东的历史观的主要内容当然不只这些。但是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他的历史观的基础。以此为基础，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观点，关于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关于文化反映经济基础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观点，等等，都可以详加论证。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毛泽东历史观的基本支撑点

讨论毛泽东的历史观，必须进一步讨论支持毛泽东历史观的两个最基本的观点。这两个最基本的观点，第一是阶级斗争史观，第二是人民史观。
毛泽东从接受唯物史观开始，就接受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他在1941年说过：“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见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从此以后，他在中国社会实际中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社会现象，看出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中一系列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现象，由此提出并制定一系列推进中国革命的重大原则和方略。笔者把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和观察中国社会的角度，称作“阶级斗争史观”。他用这种阶级斗争史观，或者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反复证明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性，终生乐此不疲。在批判美国白皮书的时候，他写下了如下的名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就是这个阶级斗争史观，他在党内、人民群众中、历史研究者中大加倡导，着力推行。
毛泽东阶级斗争史观的分析方法，最精彩之笔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分析。这种分析的精到独特及其所取得的成功，已经完全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所证明。毛泽东从中国所处的社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出发，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说是中国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势力的需要出发，确定了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推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势力的总任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但是在革命的不同的历史阶段，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是不完全一样的。“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是与他们在各自相联系的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在国共合作反对军阀统治的阶段，在十年内战的历史阶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阶段，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阶段，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转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不同，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时有变化，革命的策略时有不同。总的目标是壮大自己、孤立敌人。这就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不同的革命目标，如何处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如何处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如何处理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如何处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的大资产阶级的矛盾，如何处理不同的帝国主义支持的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之间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有许多文章可做。只是在做好了这些文章后，革命才最终取得胜利。做好这些文章，基础的东西就是阶级分析，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些文章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是读不到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结果，尤其是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所获得的创造性的结果。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史观的哲学基础基于他的矛盾论学说，基于他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既具有它的普遍性，又具有它的相对性和特殊性。阶级对抗、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矛盾运动的特殊表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在主要的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成为过去的情况下，在社会上和意识形态领域里还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里没有讲过的，也是苏联经验未曾提供过的。毛泽东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概念，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这是阶级斗争史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运用。毛泽东解释说：“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由于国际国内、主观客观等各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的估计不够客观，由此产生的战略、策略措置失当，形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他基于矛盾论学说，提出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概念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在实践上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指南针，也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意见。

关于人民史观，还很少有人提出这个概念。有学者从人民与敌人的角度提出了人民概念问题，认为这是马克思不那么喜欢的一个概念，马克思从欧洲的情况出发，喜欢的是“阶级”，而不是“人民”。这里提出人民史观，是从毛泽东的历史观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就是说，像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一样，人民这个概念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具有同等的地位。阶级斗争和人民两个词汇，是毛泽东语言中运用最为广泛的词汇。人民、人民群众、人民利益、人民的逻辑、为人民服务、人民的生产力、人民战争、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内部矛盾，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术语中，“人民”是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最尊贵的词汇。共产党的纲领、主义、政策、奋斗，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否为人民所拥护，始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不是一时一事，而是始终从人民出发，研究、分析社会现象和历史，提出路线、纲领、主义、政策和策略。甚至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游行群众、红卫兵“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他总是以“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来回应。这不是谦虚，不是虚应故事，而是他的历史观的真实表现。青年毛泽东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是找不到“人民”这个词的。毛泽东通过一生的革命实践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是毛泽东历史观的根本着眼点。毛泽东在从唯心史观转变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在初步参加了社会政治实践的时候，就已经领悟到了这个重要观点。他首先从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中受到了启发：“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因此他大声呼唤“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针对当时一般人（包括他自己）有关“民智污塞，开通为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认为：“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大战尔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简单化，不够准确，但是反映出他的思想的变化。他对时局的评论，进一步说明了他的思想变化：“中国之乱，连亘八九年了。乱不足奇，乱而毫没有半点结果乃是大奇。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挽救国家的危难，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人的责任，这与他民众的大联合的呼唤，是很切近了。
从此以后，人民史观作为毛泽东的历史观的基本核心地位就建立起来了。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为人民服务，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共产党人的出发点，也是共产党人的落脚点。除此而外，共产党人还有自己的利益吗？没有的。以此为基点所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动员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等等，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
什么是人民？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有具体的说明。他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们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显然，这个人民，实际上占了全部人口的90％以上。为占人口90％以上的人民服务，一切纲领、路线、政策、主义，都从他们的利益出发，都要取得他们的满意与拥护，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呢！
一切从人民出发的人民史观，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深远的。党的十六大通过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显然是人民史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它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5期）

不懂辩证逻辑法，就没资格谈论毛泽东！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一种有机系统的辩证逻辑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具有中国传统思维特质的。作为有机系统来讲，就是能动的发展的事物，这个事物是由基本矛盾特殊矛盾构成的，这些矛盾是这个事物的内因，这个事物(概念)就不是形式逻辑的从外观上看表现为一个单质的点，并在与外部联系上(横向关系)，而表现出一种所谓的正反(因与缘)合(结果)的横向联系，纵向发展的简单形式。事物因其内在矛盾的多样性(内在结构性的多种内部因素)，在与外部联系过程中，此时的内外矛盾就反映为主动与被动的相互改变的一种辩证关系，而事物此时与外部进行联系的属于事物内在因素来讲，被称为主要矛盾方面，当这个与外联系并对内产生作用并改变事物的因素被解决了(当前的由这个因素引起的内外矛盾)，事物的其他因素将转化成为主要矛盾方面，并继续推动事物向前发展，从而表现为向外联系(横向的差异性，正反性的矛盾关系)，向前(纵向)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过程。因此，这个方法已经从点对点(简单判断)，点到点(机械逻辑)，上升到纵横的面上去了，是纵横之十八，是经(纵)天(条件)纬(横)地(被改变事物)之法。可叹这些反毛黑毛之人，拿着点对点，点到点的低智商来看这纵横之法，不是小蚂蚁为小马过河作判断与选择么？你们在这纵横之中用你们的弱智，不正如进了八卦阵找不到北了么？你们省省吧，回去多研读下《矛盾论》，《反对本本主义》，把问题看全些再说吧。和你们讨论太费劲了。

这辩证逻辑法是具有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根，一般老百姓都能娴熟运用，比如横向联系(找朋友，拉关系，选择，创造，改变环境条件)，纵向发展(克已，立志，认识选择整合外部资源来实现目标)，这与毛泽东思想被人们了解熟悉运用分不开的。但看这些反毛黑毛人士，这种快成常识，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思想方法，他们反而不知道，智商之差可想而知了。凭这种智为水平否毛黑毛，不正是蚍蜉撼树么？

现在在我国的思想界，对辩证法辩证逻辑法的理解和运用上还是比较混乱的。没有认真区分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毛泽东各自不同的思维特点，形成的思想混乱让马克思及毛泽东思想经常被误解，这是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地方。

对辩证法的批判，是解放思想，创新思维的需要。然而，对辩证法的批判，不在于把他批倒，其目的在于对辩证法进行科学的发展。就目前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方面来看，辩证法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
首先，辩证法是什么？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来看辩证法：（1）、他是事物内部结构上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事物与外部相对事物及条件相互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经验性的认识；（2）是对差异性，相对性，矛盾性问题及其关系的经验性理解；（3）是对分辩和归证性思维及其过程性统一的经验总结。因此，辩证法就是对一种相对性关系的理解。
第一，辩证法只停留于纯思辩的形式中，这种辩证法在古希腊和我国都有表现，这种辩证法，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荀子那里就被批判了，而代之的是：形式逻辑、正名等。
纯思辩性的辩证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终结，也就是辩证法被否定性地发展了，这种发展与荀子正名的范围相同，他仅仅在概念及定义概念这个范围是比较科学的。因此，形逻辑法也可以叫做“正名”法！
亚里士多德对辩证法进行了形式化处理，从而形成形式逻辑，使概念定义的思维得到规范。
形式逻辑中，仍然保留了辩证法的一些因素，这就是辩析和归证之类的辩证思维，但他仅仅只是对一个概念（一种对象）是什么进行解释而以。
但在对这个概念追寻其根本的思考中，仍然按这个固定的形式思维进行，最后，某个概念（对象）成为了某一个本质的。这个思维方式的例子是很多很多的。
比如：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就是这种思维的结果。因此，不难看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只是在形式逻辑推理方法上所形成的一种观点，他不是辩证法的，而是与辩证法相对的所谓形而上学的。所以，在辩证法那里搞出个唯物主义，就是一个不符合辩证法自身宗旨的自相矛盾的东西。
又如：人是什么的问题，是劳动的人；是意识的人；是符号的人；是有欲望的人；人性善；人性恶等都是这种思维的结果。
在这种思维过程中：A的本质是B，最后结论A是B；从而产生了整体是局部，整体是整体的部分或某种作用等。因此，整体也就被这种思维分割了。
这在形式逻辑思维中，太多太多了。
第二，黑格尔的辩证法，必然会对这种形式逻辑进行批判，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对象是由矛盾的两方面构成的，这两方面的关系有斗争、转化，从而使这个事物运动变化。因此，构成这个事物的，不是一种因素，而是两种因素。但他把事物的运动变化，理解成为事物自己内部斗争的结果，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正确的。
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法，是事物自己内部因素相互关系使事物自己运动变化的客观辩证法。但在针对具体对象的不同运动变化的解释上，由于其片面性，往往会和主观经验的判断相结合。如这两方面是斗争的，或是联系的，相互转化的，或是统一的等等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时，就会形成许多自相矛盾的主观解释。
——这个辩证法，也是斗争理论的方法基础！！
第三、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在了什么地方呢？
（1）是继承了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的观念，因此，形成了其斗争的哲学理论；
（2）、发展了什么？在于他对“对立统一”有了新的理解。这个对立统一，不是这个事物是矛盾的两方面构成的一分为二，又合二归于一，而是这个矛盾的事物与外部联系，在对立统一中形成新范畴。也即：这个事物与相对事物统一，形成一个新事物，新事物又与相对事物联系，统一形成更高一级的新事物。这种对立统一，和孔子的中庸思想有相同之材。
——这是事物自然生化发展的过程，也是演译推测的方法。
康德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改变，并逐步发展的认识过程进行分析的，同时还赋予了知性内容以空间形式和时间形式的规定。
可以说，孔子、马克思、康德等人，使辩证法发展成为了——辨证逻辑法！
对于辩证逻辑法是什么，可以说，至今还是我国主流哲学搞不清楚的一个迷——问题在那里呢？这是因为，对辩证法仍然处于原始状态的理解。对于逻辑，更不清楚他是“时间这种事物内在的纯形式，空间这种事物外在的纯形式”，以及逻辑还是约定俗成的语言描述的一些形式。
这也是那些认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斗争，并反对形而上学的辩证法所不能爬上去的——更高一级的台阶！！反对形而上学的辩证法——必然在其使用“形式逻辑”追究辩证法的本质是什么时使辩证法成为一种纯思辩性质的东西，使辩证法实质性地发生倒退。
而这种纯思辩性质的辩证法，古希腊、公孙龙等就使用着。他是原始的辩证法。
第四、毛泽东的矛盾论，在一定程度上，使辩证法上升为了系统辩证法的水平，但他仍然缺乏一定的逻辑性。
之所以说矛盾论为系统辩证法，可以归纳为：（1）既要客观地看事物，了解事物内在的矛盾性。这就是所谓的唯物或实事求是；（2）又要主观地看事物，了解事物对认识主体的利弊，从而加以利用和预防；（3）还要调换角度地看事物，从而全面了解认识对象；（4）是更应该发展地看事物，从而抓住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掌握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外部原因、条件等，从而达到对事物的控制。——这也既是：实践性地看事物。
系统辩证法的上述要求，使其成为了全面，但又不失重点地把握事物的方法。但是，由于对过程性（时间形式），概念的从属性（空间形式）等逻辑性的内容，也用辩证法理解，因此，他仍然是单纯辩证法性质的。
毛泽东之所以对辩证法有高度的发展，这和他接受传统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以及其实践经验不无关系。
第五、科学辩证法
其实就是使辩证法精确化。这在物理学、化学、数学等科学的许多公式中，就很容易发现这点。
对于哲学的一些概念能否用科学辩证法进行解释呢？
比如：对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认识论哲学，可以用认知度来表示，认知度===意识/物质X%
认识论哲学研究这个问题，其目的是提高认知程度，认知效率而以。但在一般的辩证理解中，他们却没有进行深入的辩析，而是仅仅停留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这一层面，进行联系、斗争、转化、对立、统一这些形式化的描述中，主观地下结论，而搞出了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是辩证法看问题吗？
对物质进行深入的辩析：我们还可以发现物质还可以分为客观自然的物质，和意识者自身这个物质体；意识者自身还可以分为外延的如工具和自身；他们都与意识发生着联系和作用；意识有这些物质本身的规律性和意识自身；意识本身又可以有感觉、思维；感觉有内部感觉系统和外部感觉系统；思维有顺向性演译、推理、预测性思维，和逆向性归纳、考究性思维，还有所谓的理性思维、非理性思维等等；——这就是辩证法中的“辩”。
在这种辩析的过程中，再看这些具体化了的因素，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整体的影响，这就是一个论证的过程。将辩的过程和证的过程统一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就是辩证法。
在这里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条件外因，他们统一的过程等。
因此，认知度===意识/物质，又等于......，从而使意识和物质的关系被科学地表述出来。
结论：就目前对辩证法的认识水平和简单形式化应用来看，辩证法仍然是没有规范的方法，这些辩证法是需要花功夫去批判的吗？这些辩证法是需要象一些人说应该全球推广吗？
解放思想，创新方法，——辩证法必然会被为实践着想的科学辩证法所取代！！！！
又如阶级斗争理论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一种历史性生产关系的体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但是，又存在着针对这个利益的分配问题，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各自的权力、义务、自由等问题，总起来，可以用“和谐度”概念来表述阶级关系。因此，和谐度=共同利益X（被支配者利益X被支配者权力X被支配者价值）/（支配者利益X支配者权力X支配者价值）X社会道德、法律、政治干预度，
在辩析中，找到具体，相关因素与条件，并使这些归证于一，这就是“对立统一形成新范畴”！
再如：关于人的社会化问题，（1）、在思辩的辩证法那里，就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会产生许多思辩性结论来的。如个人改变社会的英雄主义；社会决定个人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等；（2）、在黑格尔辩证法那里人是社会化和自由自在的矛盾的统一体；（3）、在马克思那里，人是发展的，社会也是发展的，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4）、在系统辩证法那里，个人的发展，首先应该服从于社会的发展；（5）在科学辩证法那里，这个问题可以成为一种数学公式：即人的社会化程度==（社会提供的需求量X自我实现能力X自觉主动性）/（自我需求X社会保障X社会约束）；
等等。

@asv2020 2017-04-02 21:40:31
毕竟原本善良的农民，在中华文化价值观的约束下，一般不会昧了良心的去杀人 放火 夺人财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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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统的文化价值，淳朴的民风，就被破坏了，守着自已的小日子，管它缴税纳粮给谁做个顺民没灾没祸！结果列强来了，满清推翻了，军阀混战了，小日本知道东亚病夫安于现状野心扩大了！毛泽东搞农运唤不醒，怎么办？结果只有那么办，终于把散沙一样的老百姓组织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建立新制度，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主要任务，也是一条主线，而外部环境是什么？蒋介石反攻大陆野心不死，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军事封锁，欲将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国内国民党残余在军事，文化，思想上干扰不断！而且，老百姓受传统小农经济稍富即安的影响，文化素质低，思想落后，需要合理组织正确引导，才能达成目标，因此任务是艰巨的，前进的道路必是充满荆棘，迷雾和不平坦的。而社会主义却是目标明确过程规范的一种政治经济的管理思想，它象脱胎于一个大的规范的企业的管理模式，它的施行，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企业，党委如董事会，人大如工会，其余设总经理若干，各行各业被标准化，产多产少要符合计划，市场被取消，物资流转靠统购统销，国民经济内部就这样象大公司的各分公司各车间各生产线一样环环相扣了起来，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牵动着总经理董事长的神经。建立这制度前，搞了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者统统被打成右派，嘴巴上贴了封口胶，运行中，后勤部农业大跃进出问题，归根结底是策划者(董事局)，组识实施者(部门总经理及以下)及老百姓都有错，因此四清四不清直至文革，让老百姓与那些官老爷们互斗，同时抓革命促生产，除旧布新，把老百姓变成平等民主具有保体意识组织纪律强，主人翁意识爱国民族责任心强的产业工人，提拨以工代干的所谓四有新干部，老功劳老资格老学究去一边看着当替用。结果，体制僵化运转仍然不畅，一直处于紧缺状况。这是社会主义吗？老邓很迷惑，老毛也困惑，搞了个论十大关系就是不发表，却被抓系统高端管理的当个宝。这种制度选择，具有必然性吗？很明显不得不选择，那怕有怀凝有困惑，也要艰难推进。说毛建国无能不懂经济的，你们又怎么知道坚持马列与这种制度选择上的必然联系，让老毛不得不成为董事长，而使其灵活性被限制呢？好在这种灵活性在改善了与西方关系之后，在与世界接轨中一步步地表现了出来，而形成了具有优势的，足以让国人自信的有特色的制度。在这个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必然地会波及到很多人的命运，起伏沉浮何足道哉！

通古经今谋未来，引领人民天地开，伟人虽去精神在，复兴初心不曾改，未竟事业后人继，努力开创新时代！

乌云一朵天上花，妄言欲档日光华，疾风一扫烟消去，朗朗乾坤朝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