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何如此封闭

“阴阳”和“五行”一旦成为官方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就会将其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冠之以“正统”的名义，以教育的形式向民众灌输，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被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如果考查一下古代的教育内容，我们就不难发现，古代读书人在启蒙时期的课本除了学习“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外，还有两本就是《幼学琼林》与《增广贤文》，因此就有“读了《增广》会讲话，读了《幼学》走天下”的说法。就像90年代流行的“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样。所以，我们的古人说起历史来都头头是道，尽管有些人文化水平并不高。
《幼学琼林》这样一部古代教育的教科书，开篇就是关于“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天文学知识，姑且不论这些是否算“科学”，但却是非常明白地表明，古代中国人的童年要承受与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开篇：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正；天地与人，谓之三才。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

我们看到，我们中国人一出生，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宇宙观。古代的西方人小的时候学习的是体育、数学，听得故事是古希腊的神话。而我们的古代儿童，一开始学的则是这种“阴阳”观和“五行”论。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向讲究思维概括，注重思维方式的大一统，而对细节往往视而不见，不加考究。后人就是这样理解“七政”和“三才”的：“五星，金、木、水、火、土，合日、月为七政。天能覆物，地能载物，圣人裁成辅相，以助天地之所不及，而能成物，盖天地间万物群生，惟人最贵，故人为万物之灵。气禀阴阳，道教化育，生生不已，与天地参，故曰三才。”至于“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后人则理解为：“日为太阳之精，主生养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暇，必露其慝以告示焉。月乃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后之象也，以之比象，刑法之义，列之朝廷，诸侯大夫之类也。”
于是，阴阳配太阳与月亮，太阳与月亮比喻人间的君主与大臣、父亲与儿子、男人和女人……，于是，天和人之间就发生了关联，并且相互匹配。这就是“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的古人在孩童时代，就被迫接受了这种把自然与人类搅拌在一起的世界观，而且在表面上看，还一板一眼，真像那么回事。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我想古代的儿童估计很难对“苹果为什么掉在地下”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也不会想到太阳和月亮的形成之类的问题，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好像就是告诉他们，太阳和月亮以及星星都是因为人类才存在的，没有了人类的君主自然就是没有了太阳。这就是我们的祖先思考地球、太阳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数千年的结果。这种原始的思想居然生生不已地在封建社会保留了数千年。
“阴阳”如此，“五行”则更为复杂。真是要人耗费一生的工夫也想不清楚的一种“循环”。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五行学说并非言木、火、土、金、水五种具体物质本身，也并不是象《幼学琼林》中说的五种“星”，而主要是指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 董仲舒竟然还根据五行推演出五钟官职，即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并且衍生几种官职的相生相克：司农为五行之木，使谷类丰收；木行才能司马（火），司马为五行之火，诛罚得当，天下安宁；火行生司营（土），司营治民保境安定；土行生司徒（金），司徒使民以仁义行事；金行生司寇（水），司寇使君臣长幼各以礼节行事，而后水再生司农（木），形成五种官职的循环。如果五官中任何一链违背了“天道”，就发生相克的连锁反映。此外，五行学说还推延到天干地支这一纪时方法中。如甲、乙为木（分别为阳木与阴木），丙、丁为火（分别为阳火和阴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也赋予了五行的内容。因而使年月日时等时间也好像相生而产生。而一些对此感兴趣的儒生们居然将记时方法进一步迷信化，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来给人的一生推运程。看八字就是这样产生的，而这一迷信的方法，延续到现在依然有人趋之若鹜，甚至有很多人把它说成是“哲学”，在各地的迷信场所，无一不打着周易研究的招牌干着骗人的勾当。
就象一些打着研究“古代哲学”的招牌出版一些算命书籍的作者说，阴阳五行作为世界观、方法论，曾经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实践、经济实践、军事实践、科技文化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在各个领域制造了各种以五行为内容的循环理论，而最后将自己密封到这种循环领域中不能自拔。而且几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也几乎在这种循环中没有突破，反转过来又深刻影响并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从正面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观式的思维方法，它注意从整体上看问题，也注意从运动中和联系中看问题，是宏观上把握世界的初级方法。同时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以及身体与意识必须作为统一和谐的整体而存在，对我们现代社会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这种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的方法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这是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中明显存在的注意质的变化却不注意量的精确考查、轻视逻辑推理和实证的重要表现，也表现了我们祖先在科学实证精神和数量分析方面存在的明显缺陷。
这种循环论的建立与发展在中国古代流行数千年，当它构成并取得了在社会意识和学术思想领域里的支配地位后，其强大久远的影响，也不是短时期所能够消灭的。比如看风水、推八字、看相等等，而这些还只是表面的现象，更为重要的就是人们思维方式很难得从过去那种单线的平面的思维模式转换成为现代的多维的思维方式，例如满足于封闭性的实用理性系统，既不走向科学的实验观察、实验验证，也不走向超越经验的理论思辩和抽象思维。在性格方面，则表现为一种骄傲自大，固执保守，自我感觉超好，因为五行循环完整无缺，自然流通，不必外求。它否认并阻碍真正的进化，向前走的方向最终也是恢复到开始，历史的演变也是天道的循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听天受命，没必要变化，导致中国历史上变化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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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将是我不懈努力的动力。

很佩服你写的东西，因为你写的东西，全部是你自己的思考。是有一种思想上的连贯性。当然了，更重要的是你的知识和见解，很精彩。

我本人很受你的思维的启迪。原因就是，我最近在思考自我的问题，从而牵扯出了很多相关的哲学问题。由于我知识的局限性，我很多地方还是很模糊的。但是大概的有些启发性的思考，碰到你的丰富资料和启发性的见解，我觉得自己突然明白了很多东西。

学了你的东西，就应该分享一些东西给你。你的写作过程，很像综述。知道综述这种论文格式吧。综述最大的缺点就是，具有广度和缺乏深度。当然，你这个文章中，也有很多深度的东西。但是，与其四面挖坑，不如深挖一井，还可能出新的泉水。我希望你的注意力放在，构建一个符合21实际中国的新思维上，将中国周易的阴阳相生相克思维和西方因果律思维的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不关痛痒的将两者做做比较，和做做中国传统文化的科普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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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现在最为重要的事情不是什么有机结合，而是要认识到任何一种文化趋向既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而有时候，他的优势恰恰是劣势。我反对将中国文化看作糟粕的近代历史，我反对这种将一种自卑情绪和合生存焦虑指向自己文化的激进态势。其实，任何一种文化，从本质上都是一种承诺，用哲学的话来说，都是对人的存在，对人的“形而上”价值，做一种本体论的承诺。这种承诺是一元的，所以我对两种文化所谓的“互补”和所谓的“有机结合”感到悲观。总认为是一种所谓的骑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喊了这么多年，又进步多少呢？什么是精华，哪些又是糟粕呢？毋容置疑，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硬性地割裂和分化。精华和糟粕也不是泾渭分明。最为关键的是一种坚守，一种固执的坚守。人家西方文化什么时候说过和中国文化结合？人家很自信，我们为什么要和人家结合呢？骨子里就是自卑。
就拿阴阳思维和因果思维而言，无法结合，我甚至可以断言，真的无法结合，这两种思维模式的互斥充斥在人生社会自然价值的各个领域，我想任何真诚的人都会看到所谓的不兼容。
我们现在需要的，也是有建设意义的，应该是康德意义上的“划界”。有意识地去限制“阴阳思维”的地盘，比如就不能让这种思维向自然领域渗透，免得出现迷信；还有，我们也要防止科学因果思维向人生、社会、教育等领域侵染，因为这些属于人的地盘，恰恰需要“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可惜，科学的迷信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了，已经无孔不入。需要，我们要呼唤国学，呼唤我们的思维方式。

对对，楼上说的也是我的愿望。

楼上好像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并没有和你交锋，只是针对您说的“将二者结合起来”的一点感想。我认为是所谓的“划界”比“结合”要好。所谓的“结合”好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杂糅”了。新儒家“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尝试最终失败，证明我们的文化里就根本没有所谓的“科学和民主”。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为什么要科学和民主？而不是我们的文化中如何产生科学和民主？
至于楼上说的，能够写的更好，以前很多网友也这样说过，本人估计就是弊于一端而不见大体，把自己给绕进去了。至于更好的协作方式，还蒙上面的仁兄多多赐教！
至于“自卑”，我说的近代以来的国人拼命追求科学和技术的浪潮，这种浪潮只到今天还没有停息。而不是针对仁兄。

第二篇 人生社会篇


卷首语
讲完了中国人“阴阳五行”的思维智慧，我们在这一篇中将阐述中国文化中所体现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如果说“阴阳五行”讲的是“方法论”，那么，这一篇中，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如何看待人生，如何看待社会，如何看待世界。上一篇我们旨在分析中国人“如何思考”（How to think），那么，这一篇，我们将关注中国人“思考什么”（What to think）。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是渗透在一起的，世界观中含有方法论的成分，而方法论中又可衍生中世界观。这个特点，我们在“阴阳五行”中估计已经捕捉到了那么一点点感觉。在这一篇中，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纠缠，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正是这种特点，使得我们文化中很多因素都纠结在一起，而无法像西方社会那样分的那么清楚，那么明白。比如《周易》，它里面既有“象数”，又有“义理”。我们从中既可以阐发出“象数”，也可以引申出“义理”。而且，任何一种引申和发挥都能自圆其说，而不像西方的科学真理那样”丁是丁，卯是卯“，只能“证实”或者“证伪”。其实，何止《周易》，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一部经典，其中都暗含着这种深刻的两面性：你既可以读出“道”，也能从中读出“术”。套用孔子的“君子晓于义，小人晓于利”，则是：“君子晓以道，小人晓于术”。君子从中看到的是大道流行，小人看到的则是权谋算计之术。比如儒家的“中庸”，有人读出了和谐的人生和稳定的社会，有人则读出了左右逢源的“平衡术”；道家的“无为”，有人读出了无执无著、“乘物以有心”的人生境界，而有的人却从中却读出了“以无坚入有坚”的驭人门道。正可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于是， “仁”与“智”的纠缠，“道”和“术”的不分，“体”和“用”的难辨，在我们的文化中四处撒播，无处不在。
谈中国文化中的人生观，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六经皆史”，历史何尝不是“六经”呢？我看，“史皆六经”照样能够成立。其实观念史和实际发生的历史都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只谈观念史、思想史难免空洞而玄虚，但仅谈历史而不谈思想史，又是那么的琐碎和单薄。唯有相互牵引，让二者相互对话，才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饱满和具体。《尚书》中说：“左手记言，右手记事”，即是说“言”和“事”不能偏废而执其一端。这一篇中，作者不胜笔力，将尝试着做这样一种努力。
中国文化的形成和走向，在夏、商、周三代进入的是“朦胧期”，到先秦进入的“开放期”，到秦汉以后，进入的则是“稳定成型期”。无论后来的历史经历了多少变化，出现了多少怪异，中国的历史都没有走出一个圈子：专制主义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二者可谓互为表里，相互渗透。而其他的思想意识，则进入了边缘，隐匿在周围，只有到了特别危机的时刻，才会彰显其价值和意义。汉初不就遵循“黄老之学”吗？随后仍然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南北朝时期，佛学不是对儒学形成挑战了吗？最后还不是被儒学消化吸收，纳为己有？近代以来的反传统，所指向的矛头不正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所谓“吃人的礼教”吗？
所以说，哲学没有历史，思想没有年龄，智慧也没有远近。有些东西，在形成的时候就已经死亡了，剩下的仅仅是修补、阐释和回答。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可以说已经穷尽了人生和社会的所有问题，剩下的就是由中国的历史来选择，由中国的知识分子来回答。而中国的历史经历春秋战国的动荡到秦汉的统一，也在寻找“情有独钟”的思想意识形态。结果是，儒学接受集权，集权也“相中”了儒学，二者之间作了一场公平的交易。
这一篇写到秦汉就嘎然而止了，也没有内容可写了。因为该淘汰的都已经淘汰了（比如墨家学派），该成型的都已经成型了（中央集权制度），该成为“显学”已经成为“显学”了（儒学）。剩下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新学，都不过是跟在圣人屁股后面皓首穷经地发挥罢了。实际发生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又有哪一个走出了传统的老路，还不是在一个神秘的怪圈中不由自主地导演着王朝更替的剧幕？如果没有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不知道这种可怕的“循环”还要持续多久。

把任何“方法论”独断为解释世界的唯一方法都会面临着专制的危险。老子说，“知其白，守其黑”，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估计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生活在白昼中，千万不要忘记，唯有黑暗，才是我们的家园。

实在不愿意作一个天生的“乐观派”，尽管“乐观”很容易让人看到希望。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是两种价值观念的碰撞，实在看不到二者能够结合。其实我们喊“结合”喊了这么多年，结果又能怎么样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好，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也罢，最后都流于了破产。文化和价值，真实在是两个无法结合的东西，不是把牛奶和水搞在一起那么简单。每一个真诚的人都会看到，文化是一种没有对待的“无待”，无法交融，更无法结合。中西医结合就是一个例证。我们不妨打听一下，中西医到底是怎么结合的。如果把一边吃西药，一边吃中药就看作是“中西医结合”，那么这种结合就太简单了。两种文化的结合我是悲观的，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文化不是把佛教消融了吗？照样可能把西学消融。理论上讲得通，现实中却看不见希望。线形思维和阴阳思维怎么结合？道德和利益怎么结合？二者正是互斥的，不相容的。除非你能造出“方的圆”，我实在看不到这种结合的方向。
所以我倾向于划界。况且，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我们的文化的。比如台湾，一方面可以西装革履，另一方面也可以青衣小帽。你要让这两个现象并存，并且国家要通过政策和法律鼓励这种包容。可惜，在目前还看不到多元价值并存的局面。如果你穿着长袍去走到大街上，肯定会引来很多眼光，因为你不正常。这在日本却是能够并存的。出席高级场合，日本人可以穿和服和木履，也是可以穿西服打领带的。在教育中，既有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也会鼓励民间私塾讲经解经。而这在我们国家也看不到希望，大家都上大学，谁有闲心让孩子去读那玩意？
总之，一切都是枉然，我很悲观。

中国人的图腾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重视血缘亲情


远古人类的“图腾崇拜”
我们都知道，人是由自然界脱胎而来的，而刚刚从自然母体中脱胎而来的早期人类一般在精神上都留有一根尚未剪断的原始纽带，也就是所谓的“自然崇拜”。可以想象，那些刚刚萌发自我意识的原始人类，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肯定充满着无尽的困惑。当然，今天的我们没有这种困惑，谁都是爹妈生的，有什么可困惑的？可对远古的人类来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因为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就不会知道向哪里去。特别对那些还没有经过人文教化的“野蛮人”来说，更是如此。
正因为此，在世界各地民族中，人类早期几乎都出现了一种对自然的留恋和崇拜的情绪，这种情绪随之又化为一种意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图腾”。
“图腾”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791年在伦敦出版的《一个印第安议员的航海探险》这本书中。这个词源于北美印第安部落的一个方言词——“属彼亲族”，因为那里的人把自己的氏族看作是源于某种植物和动物。于是，氏族的人们就把这一动物或植物的名字作为氏族的徽号，把它们当作氏族的保护神加以崇拜。并规定了一些禁忌，比如不准伤害这些动物或植物，在某些特别重要的日子里，要对这一动物或植物进行祭祀等等。后来，随着人类学家对原始部落的考察，发现这种将自己的出身归为自然事物的现象不仅仅在北美大陆存在，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可见，刚刚从自然界脱胎而来的原始人类，都对自己的出身有着极大的兴趣，对自然界还有一丝留恋，对自己的命运还有那么一点点彷徨。正因为此，图腾崇拜才在文明的发源地几乎普遍地存在着。
在中国古代，这种现象也是普遍存在。根据依稀流传下来的文字和神化传说，我们仍然看到了这种“图腾崇拜”的影子。例如，《史记》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便成为商族的图腾。玄鸟即燕子，可能是商人先祖的图腾。《诗经•含神雾》中记载：“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而伏羲和女娲又是一对姐妹，后结为夫妻．对这一对人祖，史书记载为：“蛇形人首”、“蛇身人首”、“龙身牛首”。这仍然是一种对图腾崇拜。《帝王世纪》中说：“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以炎德王，故号炎帝。”。”《御批王凤洲纲鉴会纂》云：“黄帝母之祈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妊，二十四月而生帝于轩辕之丘，因名轩辕。”《御批历代资治通鉴》云：“黄帝母曰附宝，之郊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轩辕之丘，因名轩辕。”《竹书纪年》中说：“帝颛顼高阳母见摇光之星，如虹贯日，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尧母庆都与赤龙合昏，生尹尝，尧也。”“舜母见大虹，感而生舜。”“禹母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即吞神珠而生禹。”《史记•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像伏羲、女娲、神农、炎帝、颛顼、尧、舜、禹、契这类传说中的人物，或者被认为是我们的始祖，或者被认为是古代氏族社会的首领，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出身：都是自己的母亲和自然界的事物（神龙、鸟，大电、大虹、赤龙等等）交配生出来的，而不是与他们的“父亲”结合孕育而出的。于是，他们便与自然界的一些特殊对象之间产生了奇特的“血缘关系”。 几千年来，龙备受华夏民族的尊崇，考其渊源，也是从图腾崇拜演化出来的。至今，我们仍然说自己是龙的传人。何谓龙的传人？这种说法估计在潜意识中也是一种图腾。闻—多在《伏羲考》中说 ：“现在所谓龙便是因原始的龙（一种蛇）图腾兼并了许多旁的图腾，而形成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的生物。龙的形象最初是蛇，由于强大的蛇氏族逐渐兼并了其他氏族，于是就以蛇图腾为基础，融合了被兼并的其他氏族的图腾的某些部分，如马头、鹿角、鸟翼、狗爪、鱼鳞、兽足等，进而合成了龙的形象。”

然而图腾崇拜不是宗教崇拜。宗教崇拜不看重血缘关系，它所崇拜的是造物主的神奇和自然的力量。这个“造物主”或者“自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谁看见过“上帝”呢？所以说，宗教信奉的是超自然的力量。但图腾崇拜却隐含着向宗教崇拜发展的趋势。因为它所崇拜的图腾已经和其他自然物分开了，很容易演变为人格神。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就是如此演进的。我们在古希腊神话中可以看到，远古的希腊人所崇拜的已经不是雷电、大海、太阳、月亮这些自然对象了，而是掌管这些东西的宙斯、波塞冬、狄俄尼索斯、阿波罗、阿耳忒弥斯这些人格神了。这些神和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而且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脾气，但他们是永生的，长生不老，而且在各自的领域内具有无以伦比的威力。他们的好恶对人有决定影响。
图腾崇拜也不是祖先崇拜。和宗教崇拜恰好相反，祖先崇拜看重的不是自然的无穷力量和造物主的神奇，而是关注“血缘”。我们在图腾崇拜中已经看到了“血缘”的影子，我们被奉为神灵的那些古代人物，无论是炎黄大帝，还是尧舜禹，他们之所以能够开创一番基业，就在于他们的出生很不平凡。他们出生的时候，父亲根本没有帮上什么忙，而是母亲和自然界的灵异发生了感应或交配。这不是自然的力量，而是血缘的力量，生殖的力量。
翻开中国历史看看，有很多皇帝在没有成事之前，为了衬托自己的伟大，往往四处宣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灵异”事件。刘邦就是一个其中的例子。《史记》和《汉书》都记载说，刘邦的母亲在大泽边睡觉，梦见与天神相遇。当时雷鸣电闪，天昏地暗。刘父跑去找刘母，见到一条蛟龙盘绕在妻子的身上。从此，刘母便怀孕了，后来生下了刘邦。刘邦的身上于是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据说后来他在逃往芒、砀途中，拔剑斩了一条巨蛇，然后看见一个老婆婆坐在路边放声痛哭。问她哭的原因，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变成了一条蛇，躺在路当中，结果被赤帝子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说完，那老婆婆就不见了。刘宋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认为，白帝代表秦王朝，刘邦推翻秦王朝，所以才有这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奇。这些传说，很可能是刘邦发迹之后，刻意编撰出来的。从这个故事看出，我们古人是多么迷信“血统”和“血缘”， 充满“灵异”的出身正是“真龙天子”象征。刘邦神奇的孕育、出生到斩杀白帝子，都是故事编撰者向人们证明刘氏江山是上天“神”的授意而已。看来刘邦很会装，不仅让人们确信他生而神异，而且确信他灭掉秦国也符合天意。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和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相关。那么，中国人是如何由“图腾崇拜”转向了“祖先崇拜”，而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宗教呢？这仍然是个谜。

今天写了两篇，本来是一个章节，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把上面那两节和为一篇，这样，喜欢看的朋友就能连贯起来，给大家造成的不便希望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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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人类的“图腾崇拜”
我们都知道，人是由自然界脱胎而来的，而刚刚从自然母体中脱胎而来的早期人类一般在精神上都留有一根尚未剪断的原始纽带，也就是所谓的“自然崇拜”。可以想象，那些刚刚萌发自我意识的原始人类，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肯定充满着无尽的困惑。当然，今天的我们没有这种困惑，谁都是爹妈生的，有什么可困惑的？可对远古的人类来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因为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就不会知道向哪里去。特别对那些还没有经过人文教化的“野蛮人”来说，更是如此。
正因为此，在世界各地民族中，人类早期几乎都出现了一种对自然的留恋和崇拜的情绪，这种情绪随之又化为一种意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图腾”。
“图腾”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791年在伦敦出版的《一个印第安议员的航海探险》这本书中。这个词源于北美印第安部落的一个方言词——“属彼亲族”，因为那里的人把自己的氏族看作是源于某种植物和动物。于是，氏族的人们就把这一动物或植物的名字作为氏族的徽号，把它们当作氏族的保护神加以崇拜。并规定了一些禁忌，比如不准伤害这些动物或植物，在某些特别重要的日子里，要对这一动物或植物进行祭祀等等。后来，随着人类学家对原始部落的考察，发现这种将自己的出身归为自然事物的现象不仅仅在北美大陆存在，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可见，刚刚从自然界脱胎而来的原始人类，都对自己的出身有着极大的兴趣，对自然界还有一丝留恋，对自己的命运还有那么一点点彷徨。正因为此，图腾崇拜才在文明的发源地几乎普遍地存在着。
在中国古代，这种现象也是普遍存在。根据依稀流传下来的文字和神化传说，我们仍然看到了这种“图腾崇拜”的影子。例如，《史记》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便成为商族的图腾。玄鸟即燕子，可能是商人先祖的图腾。《诗经•含神雾》中记载：“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而伏羲和女娲又是一对姐妹，后结为夫妻．对这一对人祖，史书记载为：“蛇形人首”、“蛇身人首”、“龙身牛首”。这仍然是一种对图腾崇拜。《帝王世纪》中说：“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以炎德王，故号炎帝。”。”《御批王凤洲纲鉴会纂》云：“黄帝母之祈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妊，二十四月而生帝于轩辕之丘，因名轩辕。”《御批历代资治通鉴》云：“黄帝母曰附宝，之郊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轩辕之丘，因名轩辕。”《竹书纪年》中说：“帝颛顼高阳母见摇光之星，如虹贯日，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尧母庆都与赤龙合昏，生尹尝，尧也。”“舜母见大虹，感而生舜。”“禹母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即吞神珠而生禹。”《史记•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像伏羲、女娲、神农、炎帝、颛顼、尧、舜、禹、契这类传说中的人物，或者被认为是我们的始祖，或者被认为是古代氏族社会的首领，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出身：都是自己的母亲和自然界的事物（神龙、鸟，大电、大虹、赤龙等等）交配生出来的，而不是与他们的“父亲”结合孕育而出的。于是，他们便与自然界的一些特殊对象之间产生了奇特的“血缘关系”。 几千年来，龙备受华夏民族的尊崇，考其渊源，也是从图腾崇拜演化出来的。至今，我们仍然说自己是龙的传人。何谓龙的传人？这种说法估计在潜意识中也是一种图腾。闻—多在《伏羲考》中说 ：“现在所谓龙便是因原始的龙（一种蛇）图腾兼并了许多旁的图腾，而形成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的生物。龙的形象最初是蛇，由于强大的蛇氏族逐渐兼并了其他氏族，于是就以蛇图腾为基础，融合了被兼并的其他氏族的图腾的某些部分，如马头、鹿角、鸟翼、狗爪、鱼鳞、兽足等，进而合成了龙的形象。”
然而图腾崇拜不是宗教崇拜。宗教崇拜不看重血缘关系，它所崇拜的是造物主的神奇和自然的力量。这个“造物主”或者“自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谁看见过“上帝”呢？所以说，宗教信奉的是超自然的力量。但图腾崇拜却隐含着向宗教崇拜发展的趋势。因为它所崇拜的图腾已经和其他自然物分开了，很容易演变为人格神。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就是如此演进的。我们在古希腊神话中可以看到，远古的希腊人所崇拜的已经不是雷电、大海、太阳、月亮这些自然对象了，而是掌管这些东西的宙斯、波塞冬、狄俄尼索斯、阿波罗、阿耳忒弥斯这些人格神了。这些神和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而且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脾气，但他们是永生的，长生不老，而且在各自的领域内具有无以伦比的威力。他们的好恶对人有决定影响。
图腾崇拜也不是祖先崇拜。和宗教崇拜恰好相反，祖先崇拜看重的不是自然的无穷力量和造物主的神奇，而是关注“血缘”。我们在图腾崇拜中已经看到了“血缘”的影子，我们被奉为神灵的那些古代人物，无论是炎黄大帝，还是尧舜禹，他们之所以能够开创一番基业，就在于他们的出生很不平凡。他们出生的时候，父亲根本没有帮上什么忙，而是母亲和自然界的灵异发生了感应或交配。这不是自然的力量，而是血缘的力量，生殖的力量。
翻开中国历史看看，有很多皇帝在没有成事之前，为了衬托自己的伟大，往往四处宣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灵异”事件。刘邦就是一个其中的例子。《史记》和《汉书》都记载说，刘邦的母亲在大泽边睡觉，梦见与天神相遇。当时雷鸣电闪，天昏地暗。刘父跑去找刘母，见到一条蛟龙盘绕在妻子的身上。从此，刘母便怀孕了，后来生下了刘邦。刘邦的身上于是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据说后来他在逃往芒、砀途中，拔剑斩了一条巨蛇，然后看见一个老婆婆坐在路边放声痛哭。问她哭的原因，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变成了一条蛇，躺在路当中，结果被赤帝子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说完，那老婆婆就不见了。刘宋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认为，白帝代表秦王朝，刘邦推翻秦王朝，所以才有这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奇。这些传说，很可能是刘邦发迹之后，刻意编撰出来的。从这个故事看出，我们古人是多么迷信“血统”和“血缘”， 充满“灵异”的出身正是“真龙天子”象征。刘邦神奇的孕育、出生到斩杀白帝子，都是故事编撰者向人们证明刘氏江山是上天“神”的授意而已。看来刘邦很会装，不仅让人们确信他生而神异，而且确信他灭掉秦国也符合天意。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和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相关。那么，中国人是如何由“图腾崇拜”转向了“祖先崇拜”，而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宗教呢？这仍然是个谜。

图腾崇拜怎么是祖先崇拜呢？图腾崇拜一是包含血缘，二是包含着对自然界力量的敬畏。这里面，不仅仅是生殖，所以不仅仅是祖先。西方就没有注重其中的血缘因素，发展出祖宗崇拜

这种表达就对了，而我下面正要说这方面的

从“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
正如我们上面所讲的，“图腾崇拜”中包含两种必不可少的因素：一种是自然的力量，一种是血缘的联系。尽管“图腾崇拜”是世界各民族文明初都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以后却在各大文明圈中衍生出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以古希腊文明为肇始的西方文明紧紧抓住了“图腾崇拜”中的自然因素，将“图腾崇拜”演变为一种对大自然力量的敬畏，对造物主神奇的感慨。最终，西方的“图腾崇拜”在经历了“万物有灵论”这样一个阶段后，走向了人格神的崇拜。其中的原因，我们在前面讲述“蓝色文明VS黄色文明”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
至于以中国文化为标志的黄色文明，是在农业生产的生活方式中发展出来的。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的平原土质松软，天然适合种植。随着铁质农具的出现，远古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农业的生活方式。而且，频繁的洪涝和水灾迫使他们必须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以应对大自然的侵犯。正如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所说的那样：“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覆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松软，经常有100尺到300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着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害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因此，与生活在爱琴海区域的古希腊人不同，生活于黄河流域的远古中国人的天职不是去海上冒险，而是要兴修水利。这种工作不是少数人所能完成的，而且也不是某个部落群体单独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高度组织的社会机构。因此，同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人的社会化程度在远古时代就已经非常高了，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居无定所；他们为了生存在氏族首领的带领下互相协助，共同劳作，而不是孤零零地一个人面对苍穹；他们对大自然虽也充满着敬畏，但最为关注的还是群体生活，一种基本上是靠血缘凝聚起来的氏族群体。我们不应忘记，传说中夏代的创始人禹就是以治水起家的。
正是这种黄色文明，使得中国人的信仰没有导向神秘的自然界，而是导向了现实生活中的祖先崇拜。所谓的祖先崇拜，其实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血缘崇拜，另一部分是生殖崇拜。其实血缘崇拜和生殖崇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生殖就无所谓血缘。我们前面说了，伏羲“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发现的正是这种生殖的秘密。生殖源于两性的交合，所以他将阴阳交合的规律扩充至整个宇宙，推演八卦，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但阴阳交合而生万物，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里，“生者”和“所生”之间就有一种割不断的血缘纽带。
如果对世界各民族初期文明形态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在经历了“图腾崇拜”的阶段后，并没有形成对神的崇拜。那么，中国人崇拜什么呢？崇拜“帝”。翻开历史，那些备受我们尊重且崇拜的人物，对他们的尊称无不带有一个“帝”字。比如黄帝、炎帝、帝喾、帝尧、帝舜…… 在我们中国人眼里，至善至美的不是神，也不是上帝，而是“三皇五帝”。这些人物不是天上的神，而是地下的人。按照《古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皇”，原义是“大”和“美”，有至美至善之义；所谓“帝”，有“花蒂”之义，因为从甲骨文的字形开看，“帝”上面象花的子房,中间象花萼(花瓣外面的绿片)，下面下垂的象雌雄花蕊。王国维先生则取其引伸之义，将古人的“帝”解释为“阴蒂”，暗含对生殖血缘的崇拜。后来，人们则用“帝”字来尊称那些因为特殊功勋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领导者。所谓“三皇五帝”，正是这样的人物。正是由于对生殖的重视，对血缘的崇拜，才使得远古的中国人用这样的尊称来代表本部落的首领，以区别于其他部落。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表明中国人是通过血缘和生殖而凝聚在一起的，从而排斥其他氏族和部落。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了表明其地位之崇高无比，则采用三皇之“皇”和五帝之“帝”二字构成“皇帝”的称号。自此以后，历代君主都纷纷仿效，称自己为“黄帝”，而称统治范围内的老百姓为“子民”。我们从这些字眼中，仍然看到了血缘生殖崇拜的影子。

中国人正是从“图腾崇拜”开始，经由对“帝”的崇拜，最终导向了对祖先的崇拜。而这一切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氏族社会的瓦解而出现的。私有制的出现，使得“帝”所领导的部落联盟制和氏族社会这种“原始共产主义”一去不复返了。“帝”虽然成了尘封的记忆，但对血缘生殖的崇拜却在古代人的思想意识中扎下了根。于是，这种对部落联盟的崇拜最终导向了私有制的最小单位“家”的祖先的崇拜。这也正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祖宗”。
“祖宗”这个词，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可是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词的来源。“祖”字，是由“示”和“且”两部分构成。按照《古文字学》的解释，“示”表示的意思是“灵感”，暗指人的“灵魂”或“精灵”。而“且”，按照郭沫若的解释，类似于男性的生殖器，则是古代“牡”的初字。可见，祖先之所以值得崇拜，是由于其有生殖血缘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是来自上天的“神”，也不是来自自然界的“灵异”事物，而是来自我们的祖先，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至于“宗”字，则是值得古代祭祀的“庙”。“宗”字是由“宀”和“示”两部分组成，前者表示的是“房屋”或“室”，而后者则表示的正是祖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把死去的祖先放在室内，加以祭祀怀念。正如王均先生的解释：“示者,室中之神也,天地神祗,坛而不屋,人鬼则于庙中祭之。” 可见，对祖宗的祭祀，也不是像西方的毕达哥拉斯那样杀掉100头牛来祭奠天上的神，而是祭祀死去的前辈，表示对他们的顶礼膜拜。
西方总是把自然界的现象归于“上帝”的神秘统一。而我们中国则不是如此，我们总是把一些无法解释的奇迹归结到早逝的祖先身上。西方总是把天人的“神”打扮成人的模样，而我们的文化总是把人说成 “神”。直到今天，我们说到历史上的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我们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将其神化。比如古代的巢氏、燧人氏、神农氏、伏羲氏，他们一方面是氏族的伟大领袖，另一方面也是伟大的发明家。黄帝行医（《黄帝内经》就是托“黄帝”之名）、仓颉造字、唐尧制定历法等故事，也将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归结到列祖列宗个人身上，让他们成为了我们永远敬佩和怀念的“神人”。司马迁在《史记》的一开篇，就对宗族的谱系非常看重，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了夏、商、周三代王祖德谱系，可见中国人对血缘生殖的崇拜和重视。正是这种由生殖所带来的血缘上的联系，将远古的中国人凝聚在了一起，在世俗的现实生活中，在“血浓于水”的亲情人伦中，找到了依托，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从此不再孤独。所以，我们没有去崇拜上帝，我们的文化也没有产生宗教。

近来，本人近乎偏激的言论可能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反感和不屑。在此表示道歉。
本人是学西方哲学出身的，12年来，从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到今天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不可说如数家珍，也是略通一二。本人转入中国文化的研究，是想让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使二者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而不是像今天的我们，把中西方文化在空间上的差异（中西）偷换成时间上的前后（优劣）。其实，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深受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西方的价值观念、线性思维、科学态度、语言霸权，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种情况，弘扬国学，不外乎坚守文化的阵地。
人走不出自己的历史，所以说人回不到从前；国家是如此，民族更是如此。我们已经是中国人了，无论如何也变不成西方人了，西方的科学精神、宗教情结、契约意识很难在中国扎根，因为技术可以引进，管理经验可以效仿，但文化却不能移植。所以，本人认为“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新儒家的努力是枉然的，因为好像走错了方向。以致于，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走出五四，没有走出“民主”和“科学”的阴影。但我们实在没有认真反思，民主是不是必要的，我们为什么非要要民主？科学为什么那么好，我们为什么非要要科学。
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自从近代以来挨打了。所以我说，我们走不出历史。其实，民主和科学，早已经被西方的思想家批判的体无完肤了。
对于很多网友的批评，我没有给出及时的答复。因为我想用我的文字来说明，至少向下看的过程中，大家会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的一些立场在我的前一个帖子“仁与智的纠缠——读《资治通鉴》”里基本已经表露。
我不反对“科学主义”，本人也是科学主义的追随者，至今波普尔和阿本德的思想还在影响着我，也使我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很多问题都纠结在一起，无法分开。窃以为，我们与其在技术方面奉行科学主义，还不如在社会文化政治领域奉行科学主义，划开界限，分清范围。我认为是很好的出路。
我反对骑墙，憎恨折中。“取其精华，取其糟粕”，“结合”、“统一”，这样的字眼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至少我至今还这么认为。什么叫“精华”，哪些又是“糟粕”。而文化是一个系统，精华恰恰是糟粕，而糟粕恰恰是精华。比如，中国没有民主，却有“血浓于水”的凝聚力；中国没有科学，却有震惊世界的美学艺术。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在这些我们的特长上下功夫，正如我们踢足球不行，但我们打乒乓球，玩弄体操行（这些更具有艺术性的项目是我们在奥运会上夺金牌的主力）。总之，唯有认真的剥开，才能让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一开始就陷入为主，拿西方的标准来把自己的文化划分为“精华”和“糟粕”，其实，还没有研究，我们就已经失败了。
对不起大家，深深道歉中。本人不是一个偏执狂，更不是一个钻牛角尖的人。还是罗大佑那句话：“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没有妥协”。

天命神学的坍塌
远古的人类不仅对自己的出身非常敏感，而且还关注“天”。“天”就在我们头的上方，无边无际，让人类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而且天还喜怒无常，刮风下雨，完全不听人的支配。所以，远古的中国人在产生“祖先崇拜”的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个东西——“天命”。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敬畏天命，并不是信仰鬼神。“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否则，我们就会把中国人的世俗文化看作是一种宗教文化了。在中国文化中，“天”和“神”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天”不是“神”， “天命观”也不是有神论。中国人眼中的“天”虽然高高在上，但它却不是和世间隔离的，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世间的善事可以感动上天，上天也会降下不详之兆来惩罚世间的恶事。再者，中国人眼中的“天”并不是一个“神”，尽管《西游记》等神话中说玉皇大帝是天上最高的神，但却没有直接把“天”直接当作神来看待的。尽管我们知道今天还有着“老天爷”的口头禅，但我们的脑海中却从来没有构造臆想一个“老天爷”的形象。比如，他长什么模样，多大年龄，穿什么衣服，喜欢什么，厌恶什么等等。
这一切当然都要归功于后来的孔子。正是孔子，对古代的“天命观”进行了改造，使之与人的生存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在现实世界又构造出一个“理念”世界。《论语》中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意思是说，孔子很少谈到“利”，他谈的最多的是“仁”和“命”。孔子还说：“吾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可见，在孔子的学说中，“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鬼神”，孔子一般没有直接谈论过，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敬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当他的学生季路问及如何祭祀、侍奉鬼神的时候，孔子说的很明白：“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正是这种对“天命”的理解使得中国的文化没有导向西方式的宗教文化，而是转向了一种世俗伦理文化。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需要一个特殊的历史际遇，又需要像孔子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努力和改造。其实，正如“图腾崇拜”在人类文明初期普遍存在一样，“神灵崇拜”在远古文明时期也是普遍存在的。 可以理解，远古的人类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他们不能解释、不能控制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这使得他们不得不相信在自己的生活之外，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人的生活有着绝对的权威，掌握着人类的生杀大权。生活在地上的我们就好比任人宰割的羔羊，也许除了“讨好”天上的神灵以外，好像没有任何选择。
中国也不例外，在早期，特别是在周朝之前，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也是充满了宗教信仰与神灵崇拜的意味。《尚书•吕刑》说，蚩尤作乱之后，社会混乱，酷刑泛滥。人们向上帝诉说苦难，“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人世的血雨腥风让上帝心生怜悯，于是命令重和黎断绝了天地之间的通道。一个负责管天，以隔负责管地。绝地天通是上古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从此人、神分离，只能通过专职的巫觋传达上帝的旨意。
这个“绝天地通”的历史，乃是代代相传的故事，它隐含的意义非常重大，意味着上天和人世之间已经有了无法跨越的鸿沟和界线，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意味。在“绝天地通”之前，人和天的沟通是很便利的，没有被任何人所垄断。按当时人的思想，天地相隔并不太远，可以相通，交通的道路就是靠着‘上插云霄’的高山。 因而《吕刑》“绝地天通”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远古先民的天、天帝、神灵信仰状况。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上帝居于高高的天上，俯察大地上人世间的民生与秩序。与人间的商王一样，上帝也有帝庭，其中有若干自然神为官为臣，施行其意旨。卜辞中出现的所谓帝史、帝臣、帝五臣正、帝五工臣等皆是上帝统属之下的天神之官，五臣正或五工臣可能就是泛指日、月、风、雨诸天神。 帝的权能遍布自然界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可以“令雨”、“令风”、“足年”，控制风雨雷电，控制农作物生长和年成丰歉，主宰人类社会生活，甚至人间君主的命运，比如“帝令往来无灾”、“帝受我又（佑）”等。
古希腊早期文明也信仰神灵，但这种文明敬畏的是大自然的神秘和和谐，追求的是向外超越，最终导致了宗教文化。而中国早期文明信仰神灵，却和“祖先崇拜”结合在了一起，把“天”拉到了地下，最终形成了一种世俗伦理文化。在殷商人眼里，天地自然之神和祖宗先妣之灵是结合在一起的。祖先是会死的，但死亡的仅仅是他们的肉体，灵魂并没有死，而是“宾天”了。他们“宾天”以后，就到了上帝的左右，也成了“帝”，称之为“宾帝”。《逸周书．太子晋》有这么一句话:“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 这里所说的“上宾于帝”其实就是死亡。正如孔晁所注释的那样：“言死必为宾于天帝之所。” 祖先会在天上一直看护着他们的子孙，通过祭祀来享受子孙的供奉，通过与“上帝”的亲密关系而赐福于子孙。于是，地下的王就可以通过“宾帝”与“天”沟通了，从“通天”的方式就是祭祀。通过对逝去祖先的祭祀，既可以与“上帝”沟通，也可以起到联络亲族，凝聚血缘的作用。
但殷商太迷信“上帝”了，它把“天命”当成了一种硬梆梆的东西，认为只要自己在地下认真地祭祀，他们的祖先就一定会保佑他们，而不会理会他的子孙在地下做了些什么。于是，殷商人堕落了，总以为自己有天上的“上帝”看着，有自己的列祖列宗保佑着，所以胡作非为，荒淫无度，还天真地以为高枕无忧。商朝后期，纣王无道，残暴至极，令人发指。《淮南子•要略》指出：“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缅，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而这时，身为诸侯的周文王却在暗暗组织力量，收买诸侯，做叛商的准备，使得“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可是，纣王自己却有恃无恐，因为天命神学的意识形态在他的脑子里扎根了。当殷王朝大臣祖伊听说西伯的活动后，告知纣王，纣王却满不在乎，还嚣张地说： “我生不有命在天!” 我的王位是老天封的，这种命运谁又有本事改变呢？
就这样，一个信奉“天命”和祖先保佑的王朝灭亡了。伴随着商朝同时灭亡的还有其信仰的天命神学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因此，周朝灭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种改朝换代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变迁，一种信仰体系的崩溃，是人文观对天命神学观的胜利。如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所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自此，中国文化的天人不再分离，硬梆梆的“天命”也不复存在，“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一思想在后来经过孔子“克己复礼以为仁”的改造，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和基调。

我想发一些旧文，阐述自己的观点。下面这篇也曾经在天涯引起广泛的讨论，很想让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至少，每个人都有得到别人认可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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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大恢复南墙到拆掉三角地


——是利益的算计，还是价值的坚守


最近，关于北大要拆掉三角地的争论彼此起伏。本来，我对北大的事情很少关注，一方面是因为觉得自己在精神气质上不是一个北大人，或者说自己在气质上还没有融入北大，总之，北大好像外在于我，至少没有归属感。第一次听到拆掉三角地的消息来自于一位校友兼同事，并没有引起多大兴趣。今天出行，顺便买了一张报纸，又看见了这则消息。报纸的内容是北大校长许智宏站出来说明为什么要拆除三角地，引起了我的兴趣，感觉有一些话要说。


一、从拆掉南墙到恢复南墙

北大拆掉三角地的行为及引起的相关争论，使我忽然想起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一篇是《现代教育报》在2001年对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陈启伟先生所做的采访——《大学之所以为大者 北大哲学系著名学者陈启伟教授访谈录》。前者，鲁迅先生对雷峰塔倒掉的感慨，后者是陈启伟先生对北大恢复南墙的评论。

雷峰塔的倒掉，在鲁迅先生眼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行为，而是具有了道德禁锢解除的文化含义。法海和尚遵循所谓的礼教，将许仙和白娘子一对恋人拆散，酿成了人间悲剧。而法海也因此遭千年唾骂。传说中，雷锋塔下关押着曾经水漫金山的白娘子，所以，雷峰塔在鲁迅先生那里成了礼教的代名词，它的坍塌预示着“吃人的礼教”的土崩瓦解。

2001年，北京大学以一种摧枯拉朽之势，清理了北大南门外的“飞宇网吧”。当时。本人正好进入北大学习，飞宇网吧的样子至今还历历在目，整个一条街都是“飞宇网吧”泛黄色的标记，商业氛围极其浓厚。现在回想起来，着实敬佩北大的实力和运作能力。像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学校，据说砍掉一棵树都要向上级部门报批，迟迟不会有结果，要等半年。而当时北大“撵走”“飞宇网吧”就好像在一夜之间。而奇怪的是，北大清理了这一条街以后，并没有进行所谓的规划和用途，而是将多年前拆掉的南墙恢复了起来。

北大对“飞宇网吧”的驱逐肯定是花了不少钱的，这个可以想象。而北大在清理“飞宇网吧”以后，只是恢复了南墙，从“投入”和“产出”之间的算计来讲，肯定是个赔本的买卖（据说每年损失五六百万）。所以，北大恢复南墙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这个事件后面也有着深刻的文化含义和教育理念，正像雷峰塔的倒掉不是自然事件一样。

当时对北大恢复南墙的评论很多，笔者现在所记得的是一篇《现代教育报》对外国哲学研究所陈启伟先生的一次专访。当时曾经保留了此文章，时隔多年，一个每天都稀里糊涂的人又到哪里去寻找陈先生（陈启伟先生是我很敬佩的一个学者，他是洪谦先生的高徒，他和很多功力很深的哲学研究者一样，只有几篇论文，而没有所谓的大部头著作。但哲学界目前能比得上陈先生的又有几人？）的墨宝？幸亏我还清晰地记得，曾经在5460同学录中转载过这篇文章，终于让我找到了下面的几段文字，不知道是不是完整的，现全部转贴：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者，在于她应当有一种学院气，应该专心搞学问。大学因该有一种内在的自足的力量，它不能受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的需要的支配。但这不是说学术和国计民生没有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那么直接，把学术弄的急功近利，是搞不出什么大学问来的。维特跟斯坦在《1914-1916年笔记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的最好的发现乃得之于我想名之为我的学院气的东西。北大近几年学生质量在下降，就是因为这种学院气在单薄。
——陈启伟


回首历史，我们会发现：虽然”科学“这一名词在现代中国几乎成了一种迷信，但是以自由为灵魂、崇尚独立思考、坚信真理高于一切的科学精神却在中国很难扎根。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北京大学“拆掉南墙”曾被誉为“产学研结合”的典范广为传颂，但在北京大学校内一直有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始终坚持着自己对学术和教育的理解。今天，北京大学要恢复“拆掉的南墙”，让我们隐约感受到这种声音的深沉和有力。聆听这种声音，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建设应该是富有意义的。 近日，在与耶鲁大学校长的访谈中，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谈到：“北大将恢复南墙，大学的主要任务还是教学科研，为国家培养人才，而不是简单地办几个公司。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大学教授没有有效机制能够把科研成果转变为产品，这迫使中国大学不得不办自己的产业，随着我国经营机制跟好地建立，我们会采取更多的方式转移我们的技术经营我们的专利等等，得到我们的回报。

—— 摘自《现代教育报》：大学之所以为大者 北大哲学系著名学者陈启伟教授访谈录


从陈先生的言语中，我捕捉到了北大“南墙”的一段历史。当初北大是要走一条“产学研”结合的路子才拆掉南墙的，其迎合社会的意图表露无疑。南墙的拆掉，预示着北大不在是为自由而自由，而是带有目的性地将校园和商业区结合起来，让校园里面的“无形”的知识和学问以最快的速度转化成能够带来商业利润的“有形”的财富。经过一番查阅，终于找到了北大在1993年拆掉南墙的历史资料：


资料一：1993年3月，全民经商的时代，北京大学作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决定——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

资料二：南墙名声大振的日子是1993年3月。北京大学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引起了广泛争论的决定————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可能在中国所有地方兴办这种商业街，人们都会以平静心态去对待，因为40多家商店占用的临时建筑，使这里相当凌乱庞杂，拆了墙统一建商场，可以统一管理，美化市容。但这里不一样，因为这是北大！因为在全民经商的年代，中国推倒校墙办商业街的第一例竟出现在最具学术传统的北大！

资料三：北大南墙的这条商业街从1993年开始建设，几经变迁，颇耐人寻味。最初，街上的主角是小饭店和发廊，后来又有了家具店、服装店、照相馆等，而“风入松”书店的声名远扬为这条商业街增添了些许学府气息，尽管这书店“委屈”在地下室。1997年，一直在山西朔州做水泥预制件和加油站生意的王跃胜看中了这里，毕竟是北大，他“新潮”地经营的网吧大获成功，4年里竟开了24家网吧，甚至在中国地图出版社新版的“北京城区图”上，正式出现了“飞宇网吧一条街”的名字……南墙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1993年，北大推到南墙，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按照校方的说法，这是“更新观念”的结果。“不管愿意不愿意，象牙塔的概念在这里消失，而素以重学术、重政治著称的北大人将与市场经济结缘”。《文汇报》则大胆断言“北大告别的不仅仅是一堵围墙，也许还是一个围墙的时代”。这些声音是在批评北大沾染上了商业气息，污染了纯洁的教育。但在我看来，这是北大背叛历史，遗忘问题的危险信号。

令人欣慰的是，北大在2001年恢复了南墙。醉翁之意不在酒，恢复南墙，不仅仅是用砖块砌一堵墙，而是回归自身，向自己的使命和理念回归的努力。于是赞扬声一片。正如在陈先生的文章里所看到的那样。

恢复南墙以后，北大在向自身身份确立的道路上却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这不仅表现在理念上，在现实操作和制度安排上也作了一些非常漂亮。比如， 启动了“元培实验班”计划，对学生实行“宽基础、晚分化”的通识教育；另一件事是为全校学生开设通选课，逐步扩大学科范围，尽展名师风采。这两件事是都是笔者在北大亲自见证的。在这个知识泛滥，缺乏思考的年代，北大能有这样的举措，着实让人欣慰。


二、北大只有一个，但唯有北大不仅仅是一所大学

中国近代曾经经历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拯救兴国的情结已经深入了国人的骨髓。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知识学习迅速演变成了经世致用的技术训练，使得我们的教育至今还带有浓厚的“培训”色彩。教育取得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但在“救亡情结”压倒“启蒙情结”的现代，社会对教育的理解也许仅仅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但北大绝对是个例外，她既在教育之中，又在教育之外；既在“学问”之中，又在“问题”之中，他的含义已经深深超出了教育本身。

1、从北大的历史看，北大的前身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而兴建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

戊戌变法是改良派效仿西方改革中国君主专制的产物。所以，北大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院，而是带有西方体制的现代意义的大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京师大学堂的灵魂。如果我们去翻一翻关于京师大学堂的记载（看看里面的课程设置），就会知道，京师大学堂的魂仍然是扎根于中国的。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清醒的自觉意识才有了北大以后的繁荣。

2、从北大的思想阵地来看，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西学冲击，不得不与西学碰撞的尴尬事件，它至今仍然是让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文化感觉最为疼痛的“暗伤”。因为，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还没有在理念意义上实现。说到底，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危机面前，还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在中国文化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受冲击最大的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但最终中国文化还是消融了这个“异端”。但“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想到现在还只是停留在一些学者皓首穷经的研究中，并没有扎根于中国民众的意识自觉中。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科学的观念、民主的思想已被大众所接受，在制度安排和实际操作中也逐步纳入了正轨。但是，科学的理念（为科学而科学的文化预设）和民主的理念（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取向）还没有在中国扎根，估计也无法扎根。因为一项技术可以买卖，但文化却不能移植，全盘西化无论在论调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已经遭到挫败。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大的成长一直是带着这个问题的。它既是一所“学问中”的大学，也是一个“问题中”的大学。抛弃了这个问题，忘记了这个“暗伤”所带来的阵痛，北大也就不成为北大。因为学习造飞机、制大炮的先进技术，一开始就与北大无缘，它思考的都是大问题，一个关乎比肉体灭亡更可怕的灭亡——文化的灭亡。

3、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镇。

北大的另一个传统是爱国。爱国就要救国，如何救国，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解决？还是举起一面大旗。问题和主义之争在当时何等的激烈。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举起的是“主义”的大旗，他们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北大就是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所以，北大在思考中国文化命运的同时，也在思考中华民族的出路。还是那句话，这种出路不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是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是革新头脑，举起旗帜，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也不是它的强项。

一所大学的成长离不开传统。在中国教育史上，北大以其特殊的“出身”，特殊的“际遇”和特殊的“使命”成其为了它自身。它不是潮流和社会的迎合者，而是其批判者，引领者；它不是研究经世致用之技术的培训学院，而是苦苦寻找中国文化和中国出路的思想堡垒和思想阵地。也正因为，北大才成其为北大，也正因为此，中国只有一所北大。


三 是价值的坚守，还是利益的算计

我在自己的博客里谈到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总在说，中国有一种“泛价值”的倾向。中国人对一些问题或事物的回避或迎合，不仅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选择的自觉。这是中国文化的高贵之处，牺牲事实来维护价值，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也是中国文化绵绵顺延几千年而不倒的关键所在。

对价值意义的偏好，使得很多问题的争论往往呈现出尴尬的局面。好像拥护者和反对者都能列举出一大堆理由，两个相反的命题可以同时为真，也可以同时为假，价值的选择面临着尴尬。就像一个儿童坠入水中，一个不熟悉水性的壮汉应该不应该下水去营救？有人说，不应该去救，因为你自己就不会水性，进去也白搭，很可能还会断送自己的性命。所以对不救人的行为，拥护者是用理性的思维在权衡，在遵循的是“成本”和“收益”之间权衡和算计的经济学逻辑；而对这种不救人的行为，也有着很多反对者，他们的理由是：你是一个人，出于良知去救人，对他本人来说是“当机立断”的，不可能去进行这种“两难相权择其轻”的思考。而一个人的高贵，恰恰是通过这种不计得失的“善行”体现出来的。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种行为让我们的评价体系找不到任何可以依照和参考的样本和模本。于是，争论就由此而起。

三角地的拆除面临的尴尬也是如此。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着强力的理由支撑。以北大校长许智宏为代表的决策者站在了所谓“功利”的立场：“对北大三角地的整治并不算拆，只是在规范。因为奥运会一些赛事明年将在北大举行，为此校园要进行整治。”“整治三角地之后并不是没有广告牌，仍然会保留广告牌，但北大目前的三角地的广告太多，全世界没有一所大学有这么乱的地方。” “北大三角地整治之后，这一地区可能会规划成一个学生活动中心。”可见，校方拆除三角地是出于“环境治理”、“迎接奥运”、“修建学生活动中心”的现实考虑。尤其是最后这个理由，很有杀伤力，是想通过为学生谋取利益的方式在学生中争取更多的支持性的声音。

但反对三角地拆除的反对理由也不少。相反，这些反对者考虑的并不是三角地拆除的现实利益，而是顾及其看不见的“形而上”价值。北大三角地是民间信息汇聚的重要场所，它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了有形的几个广告牌，它更多凝聚了一种精神和传统。北大有别于其他院校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一块三角地，三角地成了北大学子，乃至全国知识分子眼中最后一块自由的阵地。如果消除了这种自由精神的“肉体”，它的灵魂不也就成了孤魂野鬼？三角地在外在世俗的冲击下固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商业广告和虚假信息，但三角地本身的价值却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它的具体内容有所偏颇。结果，“拆来拆去，我们仿佛拥有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却失去了一种历史感。因为我们不仅拆除了一处建筑、一个设施，也拆除了一种回到历史的深度模式。”

两种声音都有道理，都能找到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和事实说明。关键是我们如何选择，更关键的是我们如何作出这种选择？我们是功利的权衡利弊，还是进行价值上的承诺和坚守？归根到底，我们是把我们的校园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还是按照进化论的逻辑和思维向世界接轨？

三角地应该不应该拆除，真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智者”从现实利益考虑认为拆除三角地的行动势在必行，也许有一天，北大还会把未名湖铲平，建几幢漂亮的大厦；也许有一天，北大还会把博雅塔推倒，建一个休闲娱乐场所。也许有一天，北大还会把未名湖附近的土山丘全部夷为平地，因为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有这么“土”的东西。

而“仁者”就不一样了，他们总想捍卫些什么，坚持些什么。可惜，在世俗化的大潮中，他们所捍卫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远不如一个漂亮的活动中心来的实在。所以，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浪潮面前，他们的声音很尽管很想，情绪尽管很激动，但却是节节败退，以至于无处可退。

自从严复把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成汉语在中国传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逻辑就已经深入了国人的骨髓。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进化论逻辑因为现实层面上的制度安排已经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不得不认可。在进化论的链条上，西方的东西是在前部的，而我们的东西是在后部。正如恩格斯所说得那样：西方人目前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我们东方人未来的图景。于是，在这个毫无弹性的链条面前，我们只有追赶，而别无他途。于是，我们一直在为我们的民族没有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耿耿于怀，我们非常在乎大学的排名，我们把西方的一切指标都照搬过来，来反观一下我们是否在进步，进步了多少。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历史总是吊诡式地嘲弄了我们：当我们亦步亦趋向别人学习的时候，我们恰恰离人家很远，而我们越是寻找自己的东西，我们在获得自身地位的时候，更获得了别人的尊重。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从来也不知道大学排名为何物，但却作为一所固守自身价值的学校得到了西方人的赞扬和敬佩。北大的美名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传播出去的。相反，我们刚想向人家靠拢（正像许智宏所说的，世界大学没有一所是这么乱的），把人家的指标体系拿来量自己的三围的时候，我们反而离人家更远了。

无论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北大的选择，无可厚非。但北大不仅是一所大学，它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大学的狭小校园，凝结着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所有的问题和痛苦。可以说，北大的尴尬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浪潮前的尴尬，北大的痛苦正是我们的文化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时不可回避的痛苦。而北大，作为最后的守望者，在历史的潮流中总是因为这些问题和痛苦才成其大的。除此之外，北大已经不再是北大。

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也许可怕的并不是出现悲剧，而是悲剧意识的丧失；悲哀的不是缺乏批判，而是批判意识的泯灭。不知道北大在拆除三角地的时候，是否遗忘了历史和时代赋予它“问题”和“痛苦”。

“天黑了，下起了大雪，只有他还在守夜，他说这是最后一哨岗。”不知道北大是不是最后一个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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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haozhu先生，有幸拜你的帖子，受教菲浅，然有一事不明，敬请指教。
中国的历史是属于人生的还是非人生的？
假设历史是一部大“人生”。君说人生是非线性的，无法用因果、逻辑来解释。那么因为中国的阴阳思维而导致无法产生现代科学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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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您的问题：个人认为，中国的阴阳思维并不是无法导致现代科学因果关系的唯一原因。还有中国人的人生观，追求内在超越和心性修炼的人生诉求，而没有将人生的意义寄托在现世之外。但是，《易》既是人生观，又是方法论。中国人的人生观好像也来自《易》。所以，《易》里面不仅仅有象数，还有义理。这个义理决定了中国人的人生方向。正因为此，中国人没有产生宗教，也没有向外追求的兴趣，再加上这种阴阳思维，科学的产生就是一个幻想了。

呵呵，洋洋墨河，楼主真是辛苦了。
可惜，楼主好易却不懂易，你的研究方向南辕北辙，错在你的哲学观，错在你的世界观，错在你用知识去分析推理解读。
易经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切勿用西方哲学来解读东方思维。说思维其实也错了，易经若靠逻辑思维去了解推理判断，只能越走越远。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楼主的广博知识会误人误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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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愿意接受真诚的批评，可骨子里却无法接受楼上这位仁兄的批评。愿意阐发以下自己的见解。
1、研究没有固定的模式，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任何一种理解其实都是解释。如果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和“唯一的戒毒模式”，《易》就不会研究这么多年，更不会永远研究下去。相反，我们在学问研究上需要一种“无政府主义”，而不是所谓的“学术霸权”。每一代学人都有自己的事业，而国学的发展也正是在不断面对挑战，而又不断迎接挑战而丰富和发展起来来的。而今天的我们，也走不出自己的历史，只能在这种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过程中重新铸造国学，发展国学。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是要“接着讲”，不要“照着讲”。而上面这位仁兄批评我，我反而更觉得您没有找到着力点。
2、我从来没有对《易》划分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其实，就连马克思本人，都没有提出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况且，我好像也没有拿西方的思维来解读我们的国学，相反，本人在刻意规避。如果仁兄能不吝认真看看，好像能看到本人的良苦用心。
3、我没有把《易》理解为知识和推理，相反，我认为《易》超越了因果式的知识思维。更没有把《易》仅仅理解为一种“象数”。

先说这些吧，望仁兄批评指正。正如辩论，也许才属于真正的“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