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上不封顶，下保底吧！中国道德至上的局面，很难容许其他价值选择的存在。很容易陷入一种集体的疯狂。
“　来自都江堰光亚学校的教师范美忠被网友形容为本次大地震中“最无耻的教师”他在论坛里自称“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现在他被停职了,是道德杀人吗?也有人说他是真情流露,说了实话,他原本可以不说出来.....”
我们的社会可以倡导高尚的道德，但也应该允许“不高尚”的行为存在。可惜，我们还没有如此开放。
著名社会学家波普尔在其《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说的精典：“坚持价值判断的一元决定论还是保持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二元论，并存，应该看作区分封闭社会文化与开放社会文化的重要标志”。
而中国文化的道德至上性，使得“道统”始终保持在“学统”和“政统”之上，使得中国人没有事实判断的传统，而是殷海光先生所说的“价值判断”对“事实判断”的捕杀。由是，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本来就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承担不起的“内耗”
在这一讲里，谈到中国文化“劣根性”的时候，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内耗”。无论是处世中的“迂回之术”，还是驭人中“平衡术”，带来了都是体制和整体内部的相互消耗。这种“互相残杀”，使得中国人的眼睛很少去关注外在的世界，很难去培养优良的品质，他们仅有的特长就是钻营人际关系。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好像很难有为真理而献身的超越精神，更没有遵守“规矩”的严谨精神，但他们却都是玩弄人际关系，讲究博弈对局的高手。当外在一切完全失效，一切“规矩”面临坍塌，完全以人力面对局势的时候，西方人是无法与中国人比的。但是，我们的优势似乎又是劣势。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人把全部的精力和才力都用在了这种内部人际关系的周旋和博弈中了，造成了中国社会大面积的“内耗”甚至“内讧”，从而丧失了向外突破和创新的能力。这也许正是中国社会的千年之弊。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

我亲身考察过世界上绝大多数伟大文明的遗迹，一次一次在废墟上深思。我觉得，它们表面上都衰败于外来的战争，其实大半都衰败于自身的遗传疾病。遗传疾病是埋藏在自己身上的敌军，却很少引起警惕，因此往往是难于自救。
据我观察，除了希腊的克里特文明几乎完全是毁于火山爆发之外，古埃及的遗传疾病是保守，古巴比伦的遗传疾病是残忍，古波斯的遗传疾病是奢靡，古印度的遗传疾病是蹈空。它们当时都没有引起警惕，甚至都把疾病当作了优势。中华文明的遗传疾病是什么呢？是内耗。去年我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文明论坛上发表演讲，论述中华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


“内耗”这个词很扎眼，好像很贬义，潜台词好像是“窝里斗”。其实这正是问题的一方面，它的更积极地一面是：中国文化中的“阴阳”思维使得国人对于人的社会性有着敏感的自觉，以至于没有向外超越的兴趣，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成人之道”上。而所谓“成人之道”，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上。所谓“成人”，不过是成为社会文化所认同的一个个体罢了。当然，除了这种“阴阳鱼”式的思维以外，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非常强调人伦情感。这使得中国人特别重视以血缘生殖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一方面要发自内心地 “亲亲、尊尊”，另一方面则要表现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前者是个人的情感寄托，后者是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二者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质。正是这种价值观和“阴阳”思维的结合，才使得中国人表现出极大的“世俗性”。而重视情感、强调“阴阳”思维又使得中国人排斥外在的规矩，一切都要靠自觉，厌恶外在的循规蹈矩，致使中国人缺乏真正意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意识。于是，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便只能发挥智慧了。所以，中国人除了《孙子兵法》以外，还有一部看不见的“治人兵法”。前者用于了两军对垒，后者则成了帝王将相密而不传的“武林秘籍”。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珍珠和泥沙混杂，精华与糟粕同在。我们不能因为一种文化在一个方面表现得过于肮脏，就全盘否定这种文化，而看不到其表现出来的积极一面。因为所谓的优势，正是它的劣势，反之亦然。正如对对阴阳思维和人伦关系的强调，使得中国人的价值理想不在于玄思冥想当中，不在于对宇宙的思考当中，就在于当下的生活中，当下的人群中，使得中国人有着积极的入世精神。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很形象地表达。中国人从来不需要任何神的旨意就能坦然面对生死，也唯有中国人为了民族的事业和家国天下能够义无反顾，抛头颅、洒热血，演绎而成了一首壮烈而不朽的诗篇。
但我们的文化太强调道德自觉了，以至于忽视了规矩，忽视了人和人之间的契约。中国人自古就不是“亲兄弟，明算账”，而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切都要讲道德，一切都不能离开道德，于是道德成了挥舞在人们头上的“大棒”，成了鲁迅笔下的“吃人的礼教”，于是人们被迫打起了道德幌子，钻营在人际关系之间，把所有的才力和精力都用在了围绕着“道德”做文章的人际关系的斡旋上，最终演化成了权谋之术和勾心斗角、，使得社会这一组织结构内部的各元素相互抵消，相互抗拒，造成了内耗和整体效能的下降。这也正是中国文化没有科学传统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在近代遭人侵略的主要根源。
余秋雨先生所说的“内耗”，是中国文化的衍生出来的“毒瘤”，是中国文化的“致死的疾病”。正如赛义德在著名的《东方主义》这本书当中曾经引过约翰•布坎在一九二二年所说过的一段话：“中国有几百万最好的头脑，却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儿闹得毫无创意。所有的努力加起来都是一场空，因此全世界都在耻笑他们。”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使全世界没法再耻笑了，但是中国文化的内耗本性却没有从根本上消失。就连完全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论的梁漱溟先生，他在晚年也承认：按中国传统文化的程式，再过多少年也造不了飞机和卫星，因为我们的文化走了岔道，没有把心思放在物质文明上，而是放到了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上了。

感觉楼主快要收尾了，期待楼主给出他对中华传统文化出路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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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快收尾了，只是刚刚开始。思维方式仅仅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如何思考的问题。下面，我还要谈中国人思考什么。前者是how to think，后面是what to think。其实，中国文化的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方法论中又潜在地蕴含着世界观。

我的思路经常会推翻前面的观点。所以，我粘贴的未必是我成熟的想法，但还是粘上吧。如果能形成文字，我还会仔细的揣摩，使之上下贯通，以至成熟

以德配天的阴阳五行说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看重“运数”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在数字上下过功夫，都没有“精确化管理”和“数字化管理”的意识和实践。这估计是中国几千年积弊之一。但仔细想来，这种没有“精确化”和“数字化”的深层原因就在于阴阳五行说所导致的思维定势和循环论。阴阳相生相克，五行循环往复，使得中国人特别看重“运数”，而不注意量的精确考查和逻辑的推理和实证。一方面，这种思维特别强调从整体上看问题，注意从运动中和联系中看问题，强调从宏观上把握世界，越来越被其他民族的文化所终始。而另一方面，这种思维所表明的事物的变化和联系的方法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最终还是被封建统治所利用，打上了“奉天承运”的外衣，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中，使得我们的民族在几千年中都没有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循环往复的“五行”
如果说“阴阳”代表中国人的运动观和变化观，那么“五行”一开始则是作为中国人的“物质观”而出现的。而到了最后，“阴阳”和“五行”结合在了一起，即代表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也蕴含着一种方法论。
五行学说也是对世界的一种猜测。但这种猜测主要是从“物质”方面入手，揣摩这个世界到底少由什么材料构成的。西方也曾经出现过这种所谓的“朴素唯物论”。比如，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就说:：水是世界的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才是世界的本原。看来，对于自己生活的世界在物质材料构成方面的猜测，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本性。但有一点是不同的：中国人总是把运动变化的原则蕴含在材料元素之中，而不像西方人在元素之外还要另外去找运动变化的原因。比如，水是世界的本原，那么，水又是如何变化而成万物的呢？这一点，泰勒斯必须另外再去说明。而五行说就不同的，五行相生相克，自己就已经构成了运动。
和“阴阳”一样，“五行”的出现也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早在西周末年，已经有了一种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五材说”。从《国语•郑语》中“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的猜想，经由《左传》中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的观点，再到《尚书•洪范》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的记载，古代的知识分子开始把五行属性抽象出来，推演到其他事物，构成一个固定的组合形式。到了战国晚期，邹衍提出了五行相胜（克）相生的思想（用来说明王朝统治的趋势），且已把胜（克）、生的次序固定下来，形成了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的模式，自发地体现了事物内部的结构关系及其整体把握的思想。就在这个时期，《内经》把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这对研究和整理古代人民积累的大量临床经验，形成中医特有的理论体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到了汉代，董仲舒又把五行赋予道德含义，认为木为仁，火为智，土为信，金为义，水为礼。 于是，五行思想开始由自然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渗透，出现了“五德终始”说。
如果说阴阳是一种古代的对立统一学说，则五行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系统论：五行相生，即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五行相克，即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种认识可能和农业社会长期的耕种实践有关。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长期的接触和观察，认识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木曰曲直”，意思是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火曰炎上”，是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金曰从革”，是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水曰润下”，是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木之所以能生火，因为火以木料作燃料的材料，木烧尽，则火会自动熄灭；火之所以能生土，是因为火燃烧物体后，物体化为灰烬而灰烬便是土；土之所以能生金，因为金蕴藏于泥土石块之中，经冶炼后才提取黄金；金之所以生水，是因为金若被烈火燃烧，便溶为液体，液体属水，而水要依靠铁器来开导疏通； 水之所以能生木，是因为水灌溉树木，树木便能欣欣向荣。同样，水之所以能胜火，是因为火遇水便熄灭； 火之所以能胜金，是因为烈火能溶解金属；金之所以能胜木，是因为金属铸造的割切工具可锯毁树木；木之所以能胜土，因为树根苗的力量强大，能突破土的障碍； 土之所以能胜水，是因为土能防水。古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因此在概念上，已经不是木、火、土、金、水本身，而是一大类在特性上可相比拟的各种事物、现象所共有的抽象性能。

王朝更替，周而复反。好的盛极则衰，不好的未盛则衰。这个规律一直盘踞在中华民族的头上，挥之不去。“日新，苟日新”也许才是“实质性的一步”。
一空之见，楼上多多批评才是

五行素有生克乘侮之说。所谓“生克”，是指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和相克的关系。所以从五行中的任何“一行”来说，都存在着“生我”、“我生”和“克我”、“我克”四个方面的联系。所谓“乘侮”，是指五行的相乘、相侮，即指五行之间正常的生克关系遭遇破坏后所出现的不正常相克现象。
（1）五行相生相克。“生我”和“我生”，在《难经》中比喻为“母”和“子”的关系。“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所以五行中的相生关系又可称作“母子”关系。如以火为例，由于木生火，故“生我”者为木；由于火生木，故“我生”者为土。这样木为火之“母”，土为火之“子”；也就是木和火是“母子”，而火和土又是“母子”。
“克我”和“我克”，在《内经》中称作“所不胜”和“所胜”。即是“克我”者是“所不胜”，“我克”者是“所胜”。再以火为例，由于火克金，故“我克”者为金；由于本克火，故“克我”者为水。
相生与相克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生，就没有事物的发生和成长；没有克，就不能维持其正常协调关系下的变化和发展。只有依次相生，依次相克，如环无端，才能生化不息，并维持着事物之间的动态平衡。
（2）五行相乘相侮。乘，即是以强凌弱的意思。五行中的相乘，是指五行中某“一行”对被克的“一行”克制太过，从而引起一系列的过度克制反应。当五行中的某“一行”本身过于强盛，可造成被克的“五行”克制太过，促使被克的“一行”虚弱，从而引起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异常。例如：木过于强盛，则克土太过，造成土的不足，即称为“木乘土”。另一方面，也可由五行中的某“一行”本身虚弱，因而对它“克我”“一行”的相克就显得相对的增强，而其本身就更衰弱。例如：木本不过于强盛，其克制土的力量也仍在正常范围。但由于土本身的不足，因而形成了木克土的力量相对增强，使土更加不足，即称为“土虚木乘”。
五行中的相侮，是指由于五行的某“一行”过于强盛，对原来“克我”的“一行”进行反侮，所以反侮亦称反克。例如：木本受金克，但在木特别强盛时，不仅不受金的克制，反而对金进行反侮（即反克），称作“木侮金”，或是发生反侮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可由金本身的十分虚弱，不仅不能对木进行克制，反而受到木的反侮，称作“金虚木侮”。
相乘和相侮，都是不正常的相克现象，两者之间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乘与相侮的主要区别是：首者是按五行的相克次序发生过强的克制，从而形成五行间相克关系的异常；后者则是与五行相克次序发生相反方向的克制现象，从而形成五行间相克关系的异常。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在其发生相乘时，也可同时发生相侮；发生相侮时，也可以同时发生相乘。如：木过强时，既可以乘土，又可以侮金；金虚时，既可以受到木的反侮，又可以受到火乘。

对不起大家，这一小节之所以难以理解，一是因为很抽象，没有相应的例证，二是因为本人的笔误，出现了很多致命的硬伤错别字。现在补正一下：
1、如以火为例，由于木生火，故“生我”者为木；由于火生木，故“我生”者为土。
改正为： 如以火为例，由于木生火，故“生我”者为木；由于火生土，故“我生”者为土 。
2、再以火为例，由于火克金，故“我克”者为金；由于本克火，故“克我”者为水。
改正为： 再以火为例，由于火克金，故“我克”者为金；由于水克火，故“克我”者为水。


五行相生相克，克即是生，生即是克。没有绝对的克制，也没有绝对的相生。循环相生，但又彼此制约才是至理。一旦过于克制，比如君对臣过于压制，不但不能降服臣，还可能使得臣反，从而“反侮”；这就是不正常；相反，臣功高震主，子反过来制约君，更是大逆，所以也是不对的。总之，五行理论，博大精深，本人也是略懂皮毛。但我觉得还是“微言大义”吧！很多事情，吃透其精神就可以了，没必要较真。欢迎真正懂行的补充。

“五行”中的系统论和整体观
如果说阴阳学说主要用来说明事物对立双方的互相依存、互相消长和互相转化的关系，那么，五行学说则是用事物属性的五行归类及生克乘侮规律，以说明事物的属性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前者是“辩证法”，用来说明世间万物运动的动力和源泉；后者是“本体论”，用于说明运动变化的载体。“五行”学说虽然是用来说明、描述运动载体的，但其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循环论也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系统观。把世间万物都看成一个彼此依赖，循环往复的封闭系统。二是整体观。总是倾向于在事物之间的彼此联系中去看待问题，而不是生吞活剥，孤立片面地认识事物。
整体观使得我们中国人总是从多个角度去观察事物，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对事物的分析和研究都是“定性”和“定量”的，显得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按照“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彼此联系，相生相克，彼此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五行”中的每一“行”都不过是这一系统中的一个“单元”。我们根本就无法脱离开其它四个“元素”而单独考量其中一个“元素”。就拿“金”来说吧！离开了木、水、火、土四个元素，也就无所谓“金”。
这种整体观在西方被称之为“结构主义”。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结构整体中的每个“单元”都好比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它的存在仅仅在于它与其他“单元”之间的差别，而没有依赖于自身的对立性。正如莱布尼茨说得那句名言：“肯定即否定，一个东西之所以是它自身，正因为它不是其他东西。” 比如在象棋中，是先有了象棋的游戏规则，才有了车、马、炮、卒，离开了这一规则系统也就无所谓车、马、炮、卒了。再者，在象棋内部，车之所以为车，是因为车的功能不同于马、炮、卒。这些结构的“单元”没有哪一个更重要，只有与其他“单元”结合起来，才能在系统中发挥积极功能。于是，远古的中国思想家就以五行为中心，按照它的各个特性，用取类比象的方法，将世间万象按其属性，形态现象相类同的，分别归纳，成为五大类，其主要目的是便利于了解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作为观察事物变化的推演法则。在我们中国人眼里，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方位 东 南 中 西 北
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地支 寅卯 巳午 辰戌 丑未 申酉 子亥
四季 春 夏 长夏 秋 冬
五形 矩形 尖形 方形 圆形 波形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志 怒 喜 思 忧 恐
五智 仁 礼 信 义 智
五脏 肝 心 脾 肺 肾
五腑 胆 小肠 胃 大肠 膀胱
五官 目 舌 唇 鼻 耳
五体 筋 脉 肉 皮毛 骨
五魄 魂 神 意 魄 精
五气 风 暑 湿 燥 寒
五化 生 长 化 收 藏
五温 温 热 自然 凉 寒
六神 青龙 朱雀 勾陈 腾蛇 白虎 玄武

从纵向上看，每一列所属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是自然事物之间变化发展、互相推移的综合关系。中国人运用想象和类别的思维将这些现象和事物联系在一起。例如，以“木”来说，春季草木开始萌芽生长，呈现了蓬勃的生气，并出现青的颜色，故用“木”来象征春。在生长化收藏的过程中，属于“生”的一环。春季多风，结合人体肝脏性喜条达舒畅，象征着“木”和“春”的情况。而五脏中的肝和六腑中的胆是表里关系，肝又开窍于目，在五体中主筋，故肝病每多出现目病或抽筋（痉挛）的症状。肝木旺者多喜怒，而大怒又易伤肝，所以在五志中主怒。某些肝病，往往会出现青的颜色。于是，木、春、肝、胆、目、筋、怒、青等一系列的事物和现象，便归属于了“木”这一类，形成了一个系统。
从横向上看，每一行则是由“五行”形成的一个相生相克的系统，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循环往复的系统。以五行本身来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就是明显的循环系统。以人体的内脏器官为例，则是肝、心、脾、肺、肾。肝主木，心主火，脾主土，肺主金，肾主水。在中医里，用五行描述的是人体五脏（肝心脾肺肾）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的功能和关系。也就是说，这里的五脏就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仅仅是个功能概念（中医称之为“藏象”），并不限于具体的解剖上的五脏。就像金、木、水、火、土之间相生相克一样，五脏之间也是相生相克。比如，肝生心就是木生火，如肝藏血以济心；心生脾就是火生土，如心之阳气可以问脾；脾生肺就是土生金，如脾运化水谷之精气可以益肺；肺生肾就是金生水，如肺气清肃则津气下行以资肾；肾生肝就是水生木，如肾藏精以滋养肝的阴血等等，都是五脏之间的相生。五脏间的相克，则是肺（金）的清肃下降，可抑制肝（木）阳的上亢，即金克木；肝（木）的条达，可以疏泻脾（土）的壅滞，即木克土；脾（土）的运化，可以防止肾（水）水的泛滥，即土克水；肾（水）阴的上济，可以制约心（火）阳亢烈，即水克火；心（火）的阳热，可以制约肺（金）的清肃太过，即火克金。
无论在纵向关系上，还是在横向关系上，都体现出中国人思维的不同特点。从横向上来看，体现的则是中国人的系统论和整体观。这是这种思维特点，使得中国文化很难衍生出以“定性”分析和“定性”研究为特征的现代技术。另一方面，这种封闭、循环的思维也让中国人丧失了向外突破的精神和冲动，而只是在一个圈子里做游戏。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了“大小九州说”，但却没有通过航海远洋证明自己的猜想。从纵向上来看，体现的则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散思维，即“取类比象”，而不是概念思维。这种思维追求的是模模糊糊的“相似”和“类比”，而不是用概念对万物进行归类。正因为此，中国自古就没有理论科学的传统。但一种文化的劣势正是它的优势，正是这种思维，使得中国产生了真正的艺术。无论是文学、诗歌、史书还是杂技、武术，都带有强烈的痕迹。而这些，正是我们文化的长处，也是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化无法比拟的。

楼主很博学,也不乏片段的真知灼见.

前半段可作为不错的"科普"知识,再往后就基本把自己也给绕进去了,反反复复,夹缠不清.希望不要走"皓首穷经"的老路.

大道至简,能否请精练的楼主总结一下,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给你的粉丝们一个痛快.

1 中国文化的核心,及其起源.
2 西方文化的核心,及其起源
3 为中华民族的前途计,我们该如何如何改造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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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分里，我通过谈“阴阳五行”，主要想通过这两个东西阐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一种民族思维结构，它扎根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我们在这些文字中已经看到，“阴阳”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不仅包括人生、社会、世界，还包括两性、身体、战争。因为此，有了中医、兵法，因为此有了象数推演的算卦和五德终始得循环历史观。
下面的内容中，我将围绕着“战国时代”和“百家争鸣”来分析一下中国人的人生观、社会观和价值观。如果说“阴阳五行”是方法论，关乎how to think；那么后者则是世界观，关乎what to think。
至于楼上说的“核心”和如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许我到这篇文字最后终结时，才会给出我自认为的方案。
也许自不量力，楼上多批评

人的喜怒哀乐本质上是生物电学化学，为什么不能用科学规划？尽管这离现在还很远，广义上讲，一系列偶然因素造就了人，都是物质，我们不能否认将来有一天机器也可以象人一样，具有人的一系列特征.

实际上人的意志可以因果思维的，尽管不一定是线性，---反过来不管用什么思维，这么多矛盾和冲突总是一种必然，康德-----不做大哥已经很多年了，因果思维不能用在人身上的论断是有其局限性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科技水平严重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这个问题其实一点也不难，每个人必然有他的答案，原因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套他自己的价值观

我看不出，这两者有什么必然联系，---激情澎湃但无知的义和团战士和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最大幅度杀伤敌人的特种兵， 哪一个更有战斗力，哪一种人生更精彩呢？

结论没错，但问题不在方法论，而在于世界观，理智客观必然有理智客观的价值观，而且有理由相信它比基于无知神秘和畏惧的价值观，更“有价值”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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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非常感谢楼上对这篇文字的人真解析。但偏执的我仍然想说点什么。
对于楼上对“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坚持，本人实在有些保留。其实是混淆了“前提”和“理由”。物质是精神的前提，但绝对不是精神成其为精神的理由。尽管不同的时期，人们对于精神的超越的方向不同，内容不一，但是，“超越”本身实在无法摆脱。而人才因此成为人。
——把人的心从肚子里挖出来，把它切成八瓣，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也不知道这个心是“善”，还是恶的。
——比如接吻，接吻固然需要两个嘴巴的碰撞和摩擦，这是前提，但是我们不能把接吻归结为一堆原子核另外一堆原子的碰撞和摩擦。它里面肯定有不能归结和还原为物理事实的东西。而那些东西恰恰是接吻成其为接吻。接吻过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还有做爱，抽插只是个物理事实，但如果把做爱仅仅理解为抽插，那找个别的东西就可以了，未必需要男女。
——其实，这种混淆是所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根源。马克思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用“实践”对所谓的“心”、“物”对立进行了超越和化解。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理由是“败坏青年”。当我们的“民主”将要处决他时，他的弟子劝他逃跑，但他没有。他说：“如果没有骨肉，没有身体的其他部分，我是不能实现我的目的的。但是，说我不逃跑是因为我有骨肉，说心灵的行动方式就是如此，而不是选择最好的事情，那可是非常轻率的、毫无根据的说法。这样说是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原因，什么是使原因起作用的条件。”
——如果把人的心灵活动归结为物质，正如楼上说的，“人的喜怒哀乐本质上是生物电学化学，为什么不能用科学规划？尽管这离现在还很远，广义上讲，一系列偶然因素造就了人，都是物质，我们不能否认将来有一天机器也可以象人一样，具有人的一系列特征”，我们就等于把人降低到物的层次.我认为是混淆了苏格拉底意义上“原因”和“条件”
——至于朱自清和黄继光，楼上混淆了“体”和“用”。庄子早就说过，价值这个东西是“无待”的，无待，就是没有对待，所以是“体”，而不是“用”。“激情澎湃但无知的义和团战士和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最大幅度杀伤敌人的特种兵， 哪一个更有战斗力，哪一种人生更精彩呢？”，这段文字现任是混淆了“体”和“用”。“体”是一，表现在“用”上，则是多。朱自清和黄继光的选择自然不一样，但他们都超越“肉体”作出了“形而上”的选择。尽管选择不同，但“选择”本身却是人才有的。所以说是“一”，至于他们选择的东西不一样，一个宁可饿死，宁肯烧死，仅仅是“用”的表现了。本人认为楼上混淆了“体”和“用”、“一”和“多”的辩证关系。
——世界观，理智客观必然有理智客观的价值观，而且有理由相信它比基于无知神秘和畏惧的价值观，更“有价值”一些。
价值观没有优劣之分，还是那句话，是“无待”。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吃饭用筷子更文明，还是吃饭用刀叉更进步。把文化、价值之类的东西，纳入到一个进化论的链条当中，是对我们文化最大的贬斥，本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种。
——因为荒谬，我才去相信
德尔图良的这句话本就向我们揭示了“理性”和“价值”的分野。而从一开始就信奉“知行合一”的中国文化到今天还没有走出这个误区。也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弊病。其实很简单，我信仰宗教未必研究宗教；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未必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相反，我对马克思研究，未必表明我信仰他。完全是两码事。知和行的分离才是出路。我们不是先了解、明白了一个事情，然后再去相信他。相反，我们总是违反逻辑地“一见钟情”。比如谈恋爱，我们不是先分析出对象的各个有点，然后再去喜欢他。比如我们失恋，我们也不是先分出出失恋痛苦的各种危害，然后再去不痛苦。我们大多数人的情况却是，我们即时知道“痛苦”不值得，还是在那里痛苦。
——实际上人的意志可以因果思维的，尽管不一定是线性，---反过来不管用什么思维，这么多矛盾和冲突总是一种必然，康德-----不做大哥已经很多年了，因果思维不能用在人身上的论断是有其局限性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科技水平严重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评价一个人物是否过时不能以时间来衡量，很多思想家早出，未必不深刻，那些晚出的也未必能翻出什么新花样。正如先秦诸子，我们好像至今尚未走出。无论逻辑如何发展，知识如何演进，但人生的奥秘永远会处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保持沉默”的领域，处于老子所说的“不可说，不可道”的范围。

说了这么多，实在有些乱，楼上和各位网友见谅。最后我想用一位著名人类学家科瑟的话作为我这段文字的结尾：

文化可以使一个人因为某些食物被文化打上不洁净的烙印而饿死,尽管该食物的营养对一个人是有效的。文化可以使一个人为了扫除污点而剖腹或枪杀自己。文化的力量大于生死。
——科瑟

科技的强盛显然比虚无缥缈的美学更有意义？
——————————————————————————————我实在不知道所谓“更进步”、“更有意义”的标准是什么！

中国人懂得什么是科学精神吗？只是学了些技术而已，就连技术也是引进的。

中国需要多元价值观念的并存，你可以为富国强兵而努力，但别人的“坐而论道”也是应该存在的。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如此，任何一种“价值霸权”都要渗透到各个领域，凌驾于所有人的头上。古代如此，今天何尝不是如此？而历史的掉诡之处正在于：看起来异口同声，后面却是离心离德；看起来千人一面，后面却是乱七八糟。我们太想得到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辜鸿铭和陈寅恪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人为了造飞机，制大炮而学习科学技术，就永远也不会知道科学技术是什么！
无心恰恰用，有心恰恰无。我们今天拼命地向人家学习，结果什么也没有学到。从五十年代的理工科院校合并，到八十年代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再到今天的“技术立国”，后面隐藏的是中国人的自卑和生存焦虑。只到今天，我们也没有那种“为科学而科学”的平稳心态，没有那种把科学当作一门美学的科学意境，到最后仍然是一无所有。

多谢楼上。但诗意的栖居，是我所认为的生存的最高境界.

楼上的观点有点偏颇了。世界上的书是读不完的，也不可能读完。至于楼上说的钱穆先生的《晚年盲言》，惭愧的很，刚刚买来，还没有认真读。当然，人文的解释本来就没有科学那样是“一”，在一定意义上是解释学。“试问生活在地球上的哪一种生命的思维方式不是来源于对自然环境的探索和思考？” 这话好像有点武断了。我始终坚信，中国人对大自然的奥秘始终没有那么多“形而上”的兴趣。看看我们的传统和今天就知道了。

邹衍及其“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
“五德终始说”，又称为为“五德转移”，是战国时代的邹衍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阐发宇宙演化和历史兴衰的政治学说，用以说明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和人事变迁。所谓“五德”，即为金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 不仅宇宙万物的生长变化遵循“五行”的相生相克，而且历史的变迁和朝代的更迭也不例外。邹衍认为，黄帝时代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为水德。五德相克，改朝换代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在中国历史上，“五德转移说”影响巨大。邹衍之后的历代帝王建国，皆沿用五德之说。而且，任何王朝的兴起和灭亡，人们都会在“五德”上面做一些文章，或者为新兴王朝的建立制造舆论，或者对没落王朝灭亡寻找根据。通过这种距离我们很近的政治学说， “五行”思维根深蒂固地烙了中国人的头脑里。
“五德终始说”的倡导者邹衍素来被称为“阴阳家”或“阴阳五行家”。《史记》称他“深观阴阳消息”，“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论著终始五德之运”，“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邹衍的学说体系甚为庞大，至少涉及我们现在所说的天文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但最为当时各国君主重视的是其历史哲学，也就是五德终始说。也许在邹衍生活在战国时代，周王室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诸侯割据，争于气力，混战不已，而且思想也逐渐分化，“道术将为天下裂”，周朝以德治国、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已经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褪去了其原有的魅力。各国诸侯又都存着“王天下”的野心，他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作为平治天下的根据。“言治乱之事”的五德终始说，恰恰适应了这一历史背景。
正是因为迎合了时代的需要，邹衍的学说在当时迅速地成为了“显学”，而邹衍本人也成了一个学术明星，到任何地方都受到了规格很高的待遇，被称为 “圣人”。而被今天的我们称之为“圣人”的孔孟却是四处碰壁，无人理睬。司马迁在《史记》中幽默生动地记载了这种差别：

是以邹子重于齐。适粱，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出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史记•孟荀列传》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汉书•艺文志》中收集《邹子终始五德》五十六篇，可惜已经佚失，为今人所不能见；现存的文献中，《史记集解》这样介绍邹衍：“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此外，《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云：“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从这些间接记录中，我们可以推定：邹衍所谓的五德转移的原则即是五行相胜相克的原则，其暗示朝代的更替是通过征伐（胜和克），而不是禅让（德）来实现的。邹衍的《主运》讲的就是五行的转移，而不是司马迁所记述的“阴阳主运”。其实，我们在邹衍的“五行转移”中并没有看到“阴阳”的影子，也许只有到了汉儒时期，“阴阳”和“五行”才真正结合在了一起，完成了从“天人感应”到“天人合一”的过渡。
最为详尽地阐述“五德转移”学说的是《吕氏春秋》，我们能够从其中看见很大一段篇幅是来论述“五德转移”的：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见大娘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吕氏春秋•应同》

五德终始说展示了一幅与周人“天命观”大不一样的历史发展图景。周朝灭商朝靠的是“修道德，聚人心”，所以从商朝傻乎乎的迷信“天命在我”的狂妄自大中吸取了教训，强调 “天命自度”，“以德配天”，如果不修道德，不偿仁政，是永远也不可能“受天永命”、“享天之命”的。唯有“尽人事”，然后才能“知天命”。因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而五德终始说则强调“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意思是说，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替自有其“运数”，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治国之道和永保昌盛的“秘诀”。这种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发展的底蕴是五气的运行，人力所及，不是简单重复地去“以德治国”，而是必须合于五气的气运。
可见，五德之“德”，是合于气运之德，而非今天我们所说的人伦道德。黄帝“以土德王”天下，夏禹“以木德王”天下；土德是合于“土气之德”，木德是“合于木气之德”，这就叫“治各有宜”，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套路。历史的底蕴是五气运行，历史的表象是五德转移、帝王兴替，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五气“相次转用事”，每一气都有盛衰之时，当某“气”进入盛势时，便会出现相应的征兆，即“符应若兹”。
总之，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发展“既是变化的，又是规律的”。朝代的兴亡和帝王的更迭，只是五气运行的历史表象。人的主观努力，只限于体察气运，及时发现何“气”已衰，何“气”即将进入盛势，并使自己的行为——“德”，符合处于盛势之“气”的特性，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如果人类没有能力体察其中的“玄机”，不能及时调节整合自己的行为，就会失去“王天下”的历史时机，导致天下大乱。春秋战国时期，是“火气”已衰、“水气”已盛的时期，以周的“火德”已不能王天下，但却无人体察这一气运的转移，不知以水德去王天下，因而必然天下大乱，而孔孟主张“复周礼”，也不过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会遭到挫败。

所谓“五德”，即为金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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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五德”，即为金德、木德、土德、水德、火德。

笔误丛生，罪过

“阴阳”和“五行”的会通
“五德终始说”是一种“五行”论，是一种历史哲学，里面并没有掺杂“阴阳”观念。至少我们在邹衍的“五行”论中看不到“阴阳”的影子。至于中国人最终形成的“阴阳五行论”，还要归功于汉儒。正是董仲舒和刘歆两个人，把“阴阳”和“五行”结合并会通，最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达几千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而“阴阳”所代表的变化观以及“五行”所象征的循环论和整体思维，也是在这个时候真正地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东西。
其实，在汉朝之前，秦朝就已经接受了五德终始说的影响。秦始皇还依据五德终始说建立了各项制度。《史记•封禅书》中说：“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秦国发迹于韶山以东的少数民族地带，由于地理位置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民风彪悍，文化程度不高，向来被“山东诸国”所不容。所以，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方面的隔阂，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前是没有听说过五德终始说。通过《史记》中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是齐国人把五德终始说的思想介绍给秦始皇的。秦始皇对此深信不疑：“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周主五行火之德，把红色作为国家的标志性颜色。那么，作为周之后的朝代，秦就应该主水德了，何况以前还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先兆。当年秦文公狩猎就曾经捕获一条黑龙，而黑龙正是生活在水中的。于是，来自西土的秦始皇，经“齐人奏之”，接受了“五德终始”学说，便立即按照这部历史的“法典”进行全面改制：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黄)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史记•秦始皇本纪》

可惜的是，秦始皇虽然在形式上迎合了“五德之运”，但在“人事”方面却没有相时顺势，仍然推行战国时期的暴政。结果，秦朝仅仅二世就亡了国，而取而代之的正是大汉王朝。到汉朝时期，华夏民族获得了空前的大统一。而且，汉朝仍然沿袭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汉朝从秦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不再像“暴秦”那样“仁义不施”，而是软硬兼施，由“硬打压”变为“软着陆”。对内，要让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可这种上下有差、贵贱有别的社会等级；对外则要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阴阳学说和五德终始理论便派上了用场。
汉朝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开始，让广大臣民自觉且甘心情愿地遵从和认可当前这种等级秩序。于是，当时在位的汉武帝把目光投向了儒学。原因在于：儒家的思想和中央集权的帝国政治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帝国政治的理想是什么呢？是天下一统，井然有序，安定祥和。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认可现在这种资源、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方案，谁也不要来破坏这里的游戏规则。而儒家的理想又是什么呢？是合而不同。上下虽然有别但充满爱意，社会虽有等级但充满诗意。当然，儒家更为看重“仁义礼让”的诗意，而专制帝国则看重“君君臣臣”的社会秩序。但这丝毫不影响国家把这种学说拿过来当招牌。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这是一场交易：国家把儒家思想当成思想工具，儒家知识分子从此一步登天，成了“养皮”上的“毛”，成为了官方的思想家。
而对此做出巨大贡献的是董仲舒。我想，后来那些靠“孔孟之道”吃饭的文人都应该感谢他们这位前辈。正是这位“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的董仲舒先生，不仅把阴阳看成了伦理社会的构成法则，还把阴阳堪称决定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根本规律，从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儒学新模式。在董仲舒看来，“物莫有不合，而合各有阴阳”。例如，天地为一合，天为阳，地为阴；君臣为一合，君为阳，而臣为阴；父子为一合，父为阳，子为阴；夫妻为一合，夫为阳，妻为阴。正是在这种“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的模式下，“三纲五常”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阳在上，阴在下，阴服从阳，就是“天地之大经”和“古今之同谊”。“天”只要不变，“道”就不会改变。这是天地之间无往而不胜的大规律，每个人都要服从。于是，董仲舒得出了结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阴阳之道”。谁如果违背或反抗这种出自天地的规律，谁就是“离经叛道”，谁就是大逆不道。做臣民的，只有老老实实服从的份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制之所以对儒家很感冒，甚至“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正是缘于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
对内用“阴阳”，对外则用“五行”了。对“阴阳”加以发挥利用的是董仲舒，而对“五行”加以发挥引申的是刘歆。刘歆也是西汉时期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和董仲舒不同，他感兴趣的不是“阴阳”，而是“五行”。正是刘歆，将邹衍“相克”的五德终始说改造成了“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以服务于儒家的伦理政治。我们上面说过，邹衍用五行之间的“相克”来解释朝代的变迁，从而得出了一种循环往复的社会发展史观。而刘歆把邹衍的观点彻底颠倒了过来，认为五行不是“相克”，而是“相生”。他在《三统论》中列出了这种“相生”的顺序：包羲氏受木德，接下来的炎帝受火德，黄帝受土德，少昊帝受金德，颛顼帝受水德，喾帝受木德，尧帝受火德，舜帝受土德，禹帝受金德，殷商受水德，周代受木德，直至汉代受火德，恰好与“刘邦是赤帝之子、斩白蛇而起”的故事吻合。而且汉自诩为是尧的后人，所以当时非常流行“汉为尧后”的说法。既然帝尧以火承木而接替了帝喾所开创的天下，那么，尧的后代刘邦以火承木接替周朝也就顺理成章了。这里最为麻烦的就是在“周”和“汉”之间还有一个主“水德”的秦朝，因为汉火德与秦水德之间毫不相连！刘歆很聪明，他狡辩说秦“非其序”，因为周代和汉代的木火之间，属于“生不逢时”，根本就不在五德终始的序列之内，所以是“伯而不王”。
那么，如何解释朝代的更替呢？这里面就有大文章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强调“相克”。那么，一个朝代的灭亡就是被后一个朝代推翻的，是“征诛”；而刘歆的五德终始说重视“相生”，那么，一个朝代被后一个朝代所代替，不过是这个朝代出自好心将天下让给了下一个朝代而已，因此不存在灭亡的问题，而是高风亮节的“禅让”。
刘歆的五德终始说对后来的封建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历朝历代的君主都不得不重视“运数”。所以我们看历史剧或者读历史书，皇帝的诏书第一句话就是说“奉天承运”。何为“奉天承运”？就是说奉了天的旨意，合乎时代的运数。从此以后，中国历次同一民族间的改朝换代，无不沿袭这一传统，行禅让典礼。
内有阴阳，外有五行，前者产生了“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后者衍生了“奉天承运”的专制统治，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接应，成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两把利剑，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思维世界里。

0，作为一个数字，好像就无法产生在中国的文化中。其中的滋味，就值得我们慢慢咀嚼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