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国文化的源头智慧（慢慢写来慢慢讲）
诡道大全之《三十六计》
最能体现阴阳思维结构的军事思想，要数著名的《三十六计》了。《三十六计》不像《孙子兵法》那样是一部专门的理论著作，而是采集兵家之“诡道”的谋略大全。它借助于阴阳学说中的太阴六六之数，来总结古代军事史上的战争经验。按计名排列，原书共分六套，既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势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的辨证思维发挥了的淋漓尽致。正如《三十六计•总说》中的那句提纲挈领的话：“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
三十六计是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全诗除了檀公策外，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依序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伐虢。
三十六计中，其中一类计谋就是直接运用“阴阳”概念，将“阴阳不测”的矛盾关系展现出来。例如，“第一计，瞒天过海：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阴，太阳。”这就是说，机密要藏在暴露的事物里面，而不应与公开的事物相对立。因此，越是公开的形式，就越容易隐藏机密。又如，“第二计，围魏救赵：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这就是说，打击集中的敌人，不如将其分而治之。打击斗志正旺的敌人，不如待其疲惫之后再加以攻击……。
而另一类计谋则解以卦象，直接用“卦理”来说明谋略中的奥秘。例如，“第三计，借刀杀人：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这就是说，在敌对的势力已经确定，而盟友的态度尚在游移的情况下，应诱导盟友去消灭敌人，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就象《损》卦所揭示的那样，“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实现损（敌）与益（我）的矛盾转化。又如，“第十九计，釜底抽薪：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兑下乾上之象。”这就是说，当力量不能与敌人抗衡的时候，就不能硬拼，而应该采用其它方法来消解敌人，就象“兑下乾上”的《履》卦一样，通过以柔克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可见，无论是前一种类型还是后一种方式，都离不开阴阳辩证的思维方式。我们上面说了，《三十六计》不是一门专门的理论著作，没有师承，没有派别，仅仅是后人对于战争经验的一种总结。而正是这样一本“民间书籍”，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思维。如果一个东西，它的影响仅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脑袋或书斋里，就不足以说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为什么中国的兵书那么早就如此成熟和发达，几千年后仍有借鉴价值？我想，除了我国古代长期的、繁复的、剧烈的战争的现实经验以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应该归于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思维习惯。正是以“阴阳”为核心的思维结构，使得中华民族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呈现出极为早熟而又极为完备的形态。西方古代不可能没有战争，也不可能没有人对战争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能够从“阴阳”观念入手来解释战争，估计也就只有中国了。正像传统的中医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但至今仍具有实用价值一样；传统的兵法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但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如果把《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放在一起比较，总觉得《三十六计》在战争智慧方面蜕化了很多。《三十六计》中的每一个计策后面都有“暗语”，后面还有解析的例子，这就很容易被人们误当作教条，而不能领悟到其中的“几微”和妙不可言之处。历史的讽刺性就在于此，那些熟读兵法，对著名的战例了如指掌的人，反而在当前的战争中打了败仗。原因很简单，就是把“兵法”当成“教科书”了。《三十六计》在编纂形式上，就很容易让人当成“教科书”，而后面的“暗语”和“故事”更像极了“案例分析”。这种编纂方式和中国文化的传统智慧是有出入的。不相信，我们去读一读《论语》、《道德经》和《孙子兵法》，估计不是这样的书写方式。它们不会把智慧总结为“三十六”，也不会先摆出理论，然后再用故事或事例来阐明，而是寓智慧于故事之中。智慧只能靠启发，而不应该灌输。因为你一旦给人灌输的印象，就有“教条”之嫌。正因为此，真正大的思想家在写作方式上都小心翼翼，可以说如履薄冰。因为他们知道，智慧不仅体现在“义理”中，而且也体现在“象数”中。思想尽管重要，但如何表达思想，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他们对“语言”这个东西非常警惕。孔子 “述而不作”，老子写了模模糊糊、像诗一样的《道德经》，用心可谓良苦。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讲到中国艺术智慧的时候还会详细讲。下面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中国人际交往中的谋略之学。
最能体现阴阳思维结构的军事思想，要数著名的《三十六计》了。《三十六计》不像《孙子兵法》那样是一部专门的理论著作，而是采集兵家之“诡道”的谋略大全。它借助于阴阳学说中的太阴六六之数，来总结古代军事史上的战争经验。按计名排列，原书共分六套，既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势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的辨证思维发挥了的淋漓尽致。正如《三十六计•总说》中的那句提纲挈领的话：“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
三十六计是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全诗除了檀公策外，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依序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伐虢。
三十六计中，其中一类计谋就是直接运用“阴阳”概念，将“阴阳不测”的矛盾关系展现出来。例如，“第一计，瞒天过海：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阴，太阳。”这就是说，机密要藏在暴露的事物里面，而不应与公开的事物相对立。因此，越是公开的形式，就越容易隐藏机密。又如，“第二计，围魏救赵：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这就是说，打击集中的敌人，不如将其分而治之。打击斗志正旺的敌人，不如待其疲惫之后再加以攻击……。
而另一类计谋则解以卦象，直接用“卦理”来说明谋略中的奥秘。例如，“第三计，借刀杀人：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这就是说，在敌对的势力已经确定，而盟友的态度尚在游移的情况下，应诱导盟友去消灭敌人，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就象《损》卦所揭示的那样，“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实现损（敌）与益（我）的矛盾转化。又如，“第十九计，釜底抽薪：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兑下乾上之象。”这就是说，当力量不能与敌人抗衡的时候，就不能硬拼，而应该采用其它方法来消解敌人，就象“兑下乾上”的《履》卦一样，通过以柔克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可见，无论是前一种类型还是后一种方式，都离不开阴阳辩证的思维方式。我们上面说了，《三十六计》不是一门专门的理论著作，没有师承，没有派别，仅仅是后人对于战争经验的一种总结。而正是这样一本“民间书籍”，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思维。如果一个东西，它的影响仅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脑袋或书斋里，就不足以说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为什么中国的兵书那么早就如此成熟和发达，几千年后仍有借鉴价值？我想，除了我国古代长期的、繁复的、剧烈的战争的现实经验以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应该归于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思维习惯。正是以“阴阳”为核心的思维结构，使得中华民族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呈现出极为早熟而又极为完备的形态。西方古代不可能没有战争，也不可能没有人对战争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能够从“阴阳”观念入手来解释战争，估计也就只有中国了。正像传统的中医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但至今仍具有实用价值一样；传统的兵法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但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如果把《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放在一起比较，总觉得《三十六计》在战争智慧方面蜕化了很多。《三十六计》中的每一个计策后面都有“暗语”，后面还有解析的例子，这就很容易被人们误当作教条，而不能领悟到其中的“几微”和妙不可言之处。历史的讽刺性就在于此，那些熟读兵法，对著名的战例了如指掌的人，反而在当前的战争中打了败仗。原因很简单，就是把“兵法”当成“教科书”了。《三十六计》在编纂形式上，就很容易让人当成“教科书”，而后面的“暗语”和“故事”更像极了“案例分析”。这种编纂方式和中国文化的传统智慧是有出入的。不相信，我们去读一读《论语》、《道德经》和《孙子兵法》，估计不是这样的书写方式。它们不会把智慧总结为“三十六”，也不会先摆出理论，然后再用故事或事例来阐明，而是寓智慧于故事之中。智慧只能靠启发，而不应该灌输。因为你一旦给人灌输的印象，就有“教条”之嫌。正因为此，真正大的思想家在写作方式上都小心翼翼，可以说如履薄冰。因为他们知道，智慧不仅体现在“义理”中，而且也体现在“象数”中。思想尽管重要，但如何表达思想，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他们对“语言”这个东西非常警惕。孔子 “述而不作”，老子写了模模糊糊、像诗一样的《道德经》，用心可谓良苦。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讲到中国艺术智慧的时候还会详细讲。下面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中国人际交往中的谋略之学。
诡道大全之《三十六计》
最能体现阴阳思维结构的军事思想，要数著名的《三十六计》了。《三十六计》不像《孙子兵法》那样是一部专门的理论著作，而是采集兵家之“诡道”的谋略大全。它借助于阴阳学说中的太阴六六之数，来总结古代军事史上的战争经验。按计名排列，原书共分六套，既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势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的辨证思维发挥了的淋漓尽致。正如《三十六计•总说》中的那句提纲挈领的话：“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
三十六计是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全诗除了檀公策外，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依序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伐虢。
三十六计中，其中一类计谋就是直接运用“阴阳”概念，将“阴阳不测”的矛盾关系展现出来。例如，“第一计，瞒天过海：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阴，太阳。”这就是说，机密要藏在暴露的事物里面，而不应与公开的事物相对立。因此，越是公开的形式，就越容易隐藏机密。又如，“第二计，围魏救赵：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这就是说，打击集中的敌人，不如将其分而治之。打击斗志正旺的敌人，不如待其疲惫之后再加以攻击……。
而另一类计谋则解以卦象，直接用“卦理”来说明谋略中的奥秘。例如，“第三计，借刀杀人：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这就是说，在敌对的势力已经确定，而盟友的态度尚在游移的情况下，应诱导盟友去消灭敌人，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就象《损》卦所揭示的那样，“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实现损（敌）与益（我）的矛盾转化。又如，“第十九计，釜底抽薪：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兑下乾上之象。”这就是说，当力量不能与敌人抗衡的时候，就不能硬拼，而应该采用其它方法来消解敌人，就象“兑下乾上”的《履》卦一样，通过以柔克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可见，无论是前一种类型还是后一种方式，都离不开阴阳辩证的思维方式。我们上面说了，《三十六计》不是一门专门的理论著作，没有师承，没有派别，仅仅是后人对于战争经验的一种总结。而正是这样一本“民间书籍”，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思维。如果一个东西，它的影响仅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脑袋或书斋里，就不足以说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为什么中国的兵书那么早就如此成熟和发达，几千年后仍有借鉴价值？我想，除了我国古代长期的、繁复的、剧烈的战争的现实经验以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应该归于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思维习惯。正是以“阴阳”为核心的思维结构，使得中华民族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呈现出极为早熟而又极为完备的形态。西方古代不可能没有战争，也不可能没有人对战争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能够从“阴阳”观念入手来解释战争，估计也就只有中国了。正像传统的中医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但至今仍具有实用价值一样；传统的兵法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但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如果把《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放在一起比较，总觉得《三十六计》在战争智慧方面蜕化了很多。《三十六计》中的每一个计策后面都有“暗语”，后面还有解析的例子，这就很容易被人们误当作教条，而不能领悟到其中的“几微”和妙不可言之处。历史的讽刺性就在于此，那些熟读兵法，对著名的战例了如指掌的人，反而在当前的战争中打了败仗。原因很简单，就是把“兵法”当成“教科书”了。《三十六计》在编纂形式上，就很容易让人当成“教科书”，而后面的“暗语”和“故事”更像极了“案例分析”。这种编纂方式和中国文化的传统智慧是有出入的。不相信，我们去读一读《论语》、《道德经》和《孙子兵法》，估计不是这样的书写方式。它们不会把智慧总结为“三十六”，也不会先摆出理论，然后再用故事或事例来阐明，而是寓智慧于故事之中。智慧只能靠启发，而不应该灌输。因为你一旦给人灌输的印象，就有“教条”之嫌。正因为此，真正大的思想家在写作方式上都小心翼翼，可以说如履薄冰。因为他们知道，智慧不仅体现在“义理”中，而且也体现在“象数”中。思想尽管重要，但如何表达思想，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他们对“语言”这个东西非常警惕。孔子 “述而不作”，老子写了模模糊糊、像诗一样的《道德经》，用心可谓良苦。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讲到中国艺术智慧的时候还会详细讲。下面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中国人际交往中的谋略之学。
最能体现阴阳思维结构的军事思想，要数著名的《三十六计》了。《三十六计》不像《孙子兵法》那样是一部专门的理论著作，而是采集兵家之“诡道”的谋略大全。它借助于阴阳学说中的太阴六六之数，来总结古代军事史上的战争经验。按计名排列，原书共分六套，既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势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的辨证思维发挥了的淋漓尽致。正如《三十六计•总说》中的那句提纲挈领的话：“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
三十六计是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全诗除了檀公策外，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依序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伐虢。
三十六计中，其中一类计谋就是直接运用“阴阳”概念，将“阴阳不测”的矛盾关系展现出来。例如，“第一计，瞒天过海：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阴，太阳。”这就是说，机密要藏在暴露的事物里面，而不应与公开的事物相对立。因此，越是公开的形式，就越容易隐藏机密。又如，“第二计，围魏救赵：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这就是说，打击集中的敌人，不如将其分而治之。打击斗志正旺的敌人，不如待其疲惫之后再加以攻击……。
而另一类计谋则解以卦象，直接用“卦理”来说明谋略中的奥秘。例如，“第三计，借刀杀人：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这就是说，在敌对的势力已经确定，而盟友的态度尚在游移的情况下，应诱导盟友去消灭敌人，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就象《损》卦所揭示的那样，“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实现损（敌）与益（我）的矛盾转化。又如，“第十九计，釜底抽薪：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兑下乾上之象。”这就是说，当力量不能与敌人抗衡的时候，就不能硬拼，而应该采用其它方法来消解敌人，就象“兑下乾上”的《履》卦一样，通过以柔克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可见，无论是前一种类型还是后一种方式，都离不开阴阳辩证的思维方式。我们上面说了，《三十六计》不是一门专门的理论著作，没有师承，没有派别，仅仅是后人对于战争经验的一种总结。而正是这样一本“民间书籍”，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思维。如果一个东西，它的影响仅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脑袋或书斋里，就不足以说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为什么中国的兵书那么早就如此成熟和发达，几千年后仍有借鉴价值？我想，除了我国古代长期的、繁复的、剧烈的战争的现实经验以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应该归于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思维习惯。正是以“阴阳”为核心的思维结构，使得中华民族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呈现出极为早熟而又极为完备的形态。西方古代不可能没有战争，也不可能没有人对战争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能够从“阴阳”观念入手来解释战争，估计也就只有中国了。正像传统的中医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但至今仍具有实用价值一样；传统的兵法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但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如果把《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放在一起比较，总觉得《三十六计》在战争智慧方面蜕化了很多。《三十六计》中的每一个计策后面都有“暗语”，后面还有解析的例子，这就很容易被人们误当作教条，而不能领悟到其中的“几微”和妙不可言之处。历史的讽刺性就在于此，那些熟读兵法，对著名的战例了如指掌的人，反而在当前的战争中打了败仗。原因很简单，就是把“兵法”当成“教科书”了。《三十六计》在编纂形式上，就很容易让人当成“教科书”，而后面的“暗语”和“故事”更像极了“案例分析”。这种编纂方式和中国文化的传统智慧是有出入的。不相信，我们去读一读《论语》、《道德经》和《孙子兵法》，估计不是这样的书写方式。它们不会把智慧总结为“三十六”，也不会先摆出理论，然后再用故事或事例来阐明，而是寓智慧于故事之中。智慧只能靠启发，而不应该灌输。因为你一旦给人灌输的印象，就有“教条”之嫌。正因为此，真正大的思想家在写作方式上都小心翼翼，可以说如履薄冰。因为他们知道，智慧不仅体现在“义理”中，而且也体现在“象数”中。思想尽管重要，但如何表达思想，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他们对“语言”这个东西非常警惕。孔子 “述而不作”，老子写了模模糊糊、像诗一样的《道德经》，用心可谓良苦。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讲到中国艺术智慧的时候还会详细讲。下面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中国人际交往中的谋略之学。
潜谋于无形的《鬼谷子》
英国著名政治家霍布斯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人和人之间就是狼和狼之间的关系。200年以后，法国哲学家萨特也说：他人就是地狱。可见，人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仅仅在兵戎相见的战场，而是隐匿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就有斗争，只不过这种竞争比较含蓄，斗争比较内敛，看不见刀光剑影，听不见人喊马嘶。但有时候，不流血比流血更可怕，人仅凭一张嘴就能杀人于无形，挫敌于千里之外。你还没有看见真正的敌人在哪里，你已经身首异处了，这才是真正让人恐怖的地方。西方哲学家海德格曾经比较过“怕”和“畏”两个词的不同：“怕”的对象总是在眼前，比如眼前有一只老虎；而“畏”却没有让我们“畏”的对象，它只是一种气氛，一种恐怖的环境，好比我们看一部恐怖片，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害怕。
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但解决的途径却是天壤之别。面对人性险恶的一面，西方人发明了法律。用法律来约束人，你有“坏心思”不要紧，但你千万别付诸行动，否则法律就会制裁你。这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所以，西方人都在按规矩办事，按常规出牌，根本就没有“谋略”的藏身之地。而中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文化总是相信人是善良的，对于人性中的缺憾，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强制，只要我们自己学会“日三省吾身”，就能弃恶从善，做一个好人。中国人对人性太有信心了，太注重人的自觉了，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却走向了反面：规矩（法律）的缺失，造就了谋略的横行和人性的虚伪。正如《鬼谷子》中那句点睛之笔：“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
于是，我们的文化产生出了令世界瞩目的《孙子兵法》，同时，也造就了另外一部“治人兵法”——《鬼谷子》。如果说《孙子兵法》是阴阳思维渗透到战争领域的产物，那么，《鬼谷子》则是阴阳观念渗透到人际关系和外交策略中的产物。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鬼谷子本人并没有在历史舞台上出现过，有的学者考证，历史上根本没有此人。但这些好象都不重要，就好比《黄帝内经》是不是黄帝本人写的无关紧要一样。鬼谷先生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鬼谷子》这本书，还有他的那两个叱咤风云的学生——纵横家苏秦和张仪。
同《黄帝内经》一样，《鬼谷子》也是用阴阳辩证的思维结构来研究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只是这里所说的生死存亡已不再是中医所强调的人体各生理因素的平衡与否，而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关系。在《鬼谷子》看来，不能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照样是一件危及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鬼谷子》开篇就说: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归其所：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是故圣人守司其门户，审察其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那么，如何“守司其门户”呢？也就是在人际交往中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呢？《鬼谷子》告诉我们：这里的关键仅仅是一张嘴。“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皆由此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由此可见，所谓“心之门户”者，口也。正是这一张翕动不已的嘴巴，不仅表达着人的思想和情感，而且体现着人的智慧与才能；它不仅是“心之门户”，而且是“存亡之门户”。 别小看嘴巴的一开一合，里面确是布满了玄机和奥秘，运用好了就能如鱼得水，运用不好则就处处被动。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在鬼谷子看来，嘴巴张开说话是“阳”（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嘴巴闭上不语则为“阴”（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那么，如何把握说话的艺术，就不仅体现着生存之技巧，而且体现着宇宙之规律！于是，说话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外交辞令的问题，它必须被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研究，其基本精神不是别的，正是大千世界中生生不已的辩证规律——阴阳。
正因如此，鬼谷子才将“捭阖”由嘴巴之开合上升为天地之开合，并直接上升为阴阳之间的不测运动。“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只有掌握了这种阴阳变化的“几微”，才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机，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出不同的游说方案；并在游说的过程中，依照对方的反应而做出合理的调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何事应该明说，何事应该暗说；对谁应该晓之以礼，侃侃而谈，甚至耸人听闻，大说特说；对谁应该动之以情，娓娓倾诉，甚至苦苦相求，似说非说......其结果，便是大惊大喜，大开大合，阴阳无常，变化莫测；其结果，便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
任何一种学说的诞生都离不开它的土壤。从实践上讲，《鬼谷子》这样一部“治人兵法”是对于战国时代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的经验总结；从理论上讲，这一思想又是根植于我们民族阴阳辩证的思维结构。我们知道，由于受《周易》的影响，战国之后以“阴阳”为中心的学术派别相当活跃。其中一部分人比较重视从“阴阳”的角度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自然阴阳派”；另一部分人则比较重视从“阴阳”的角度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社会阴阳派”。如果说前者的理论结晶是《黄帝内经》的话，那么后者的学术代表则要算是《鬼谷子》了。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两部著作代表了华夏先哲运用阴阳辩证的思维模式在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中所分别取得的突出成果，因而才倍受世界各国的重视。时至今日，不仅《黄帝内经》在海外的影响日甚一日，而且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也纷纷建立起了有关《鬼谷子》的研究机构，有人将德国的施宾格勒视为现代的鬼谷子，而美国的基辛格则被称作当代的纵横家了……。由此可见，正像我们古代的军事思想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一样，我国古代的外交谋略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英国著名政治家霍布斯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人和人之间就是狼和狼之间的关系。200年以后，法国哲学家萨特也说：他人就是地狱。可见，人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仅仅在兵戎相见的战场，而是隐匿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就有斗争，只不过这种竞争比较含蓄，斗争比较内敛，看不见刀光剑影，听不见人喊马嘶。但有时候，不流血比流血更可怕，人仅凭一张嘴就能杀人于无形，挫敌于千里之外。你还没有看见真正的敌人在哪里，你已经身首异处了，这才是真正让人恐怖的地方。西方哲学家海德格曾经比较过“怕”和“畏”两个词的不同：“怕”的对象总是在眼前，比如眼前有一只老虎；而“畏”却没有让我们“畏”的对象，它只是一种气氛，一种恐怖的环境，好比我们看一部恐怖片，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害怕。
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但解决的途径却是天壤之别。面对人性险恶的一面，西方人发明了法律。用法律来约束人，你有“坏心思”不要紧，但你千万别付诸行动，否则法律就会制裁你。这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所以，西方人都在按规矩办事，按常规出牌，根本就没有“谋略”的藏身之地。而中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文化总是相信人是善良的，对于人性中的缺憾，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强制，只要我们自己学会“日三省吾身”，就能弃恶从善，做一个好人。中国人对人性太有信心了，太注重人的自觉了，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却走向了反面：规矩（法律）的缺失，造就了谋略的横行和人性的虚伪。正如《鬼谷子》中那句点睛之笔：“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
于是，我们的文化产生出了令世界瞩目的《孙子兵法》，同时，也造就了另外一部“治人兵法”——《鬼谷子》。如果说《孙子兵法》是阴阳思维渗透到战争领域的产物，那么，《鬼谷子》则是阴阳观念渗透到人际关系和外交策略中的产物。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鬼谷子本人并没有在历史舞台上出现过，有的学者考证，历史上根本没有此人。但这些好象都不重要，就好比《黄帝内经》是不是黄帝本人写的无关紧要一样。鬼谷先生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鬼谷子》这本书，还有他的那两个叱咤风云的学生——纵横家苏秦和张仪。
同《黄帝内经》一样，《鬼谷子》也是用阴阳辩证的思维结构来研究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只是这里所说的生死存亡已不再是中医所强调的人体各生理因素的平衡与否，而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关系。在《鬼谷子》看来，不能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照样是一件危及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鬼谷子》开篇就说: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归其所：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是故圣人守司其门户，审察其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那么，如何“守司其门户”呢？也就是在人际交往中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呢？《鬼谷子》告诉我们：这里的关键仅仅是一张嘴。“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皆由此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由此可见，所谓“心之门户”者，口也。正是这一张翕动不已的嘴巴，不仅表达着人的思想和情感，而且体现着人的智慧与才能；它不仅是“心之门户”，而且是“存亡之门户”。 别小看嘴巴的一开一合，里面确是布满了玄机和奥秘，运用好了就能如鱼得水，运用不好则就处处被动。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在鬼谷子看来，嘴巴张开说话是“阳”（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嘴巴闭上不语则为“阴”（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那么，如何把握说话的艺术，就不仅体现着生存之技巧，而且体现着宇宙之规律！于是，说话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外交辞令的问题，它必须被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研究，其基本精神不是别的，正是大千世界中生生不已的辩证规律——阴阳。
正因如此，鬼谷子才将“捭阖”由嘴巴之开合上升为天地之开合，并直接上升为阴阳之间的不测运动。“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只有掌握了这种阴阳变化的“几微”，才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机，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出不同的游说方案；并在游说的过程中，依照对方的反应而做出合理的调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何事应该明说，何事应该暗说；对谁应该晓之以礼，侃侃而谈，甚至耸人听闻，大说特说；对谁应该动之以情，娓娓倾诉，甚至苦苦相求，似说非说......其结果，便是大惊大喜，大开大合，阴阳无常，变化莫测；其结果，便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
任何一种学说的诞生都离不开它的土壤。从实践上讲，《鬼谷子》这样一部“治人兵法”是对于战国时代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的经验总结；从理论上讲，这一思想又是根植于我们民族阴阳辩证的思维结构。我们知道，由于受《周易》的影响，战国之后以“阴阳”为中心的学术派别相当活跃。其中一部分人比较重视从“阴阳”的角度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自然阴阳派”；另一部分人则比较重视从“阴阳”的角度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社会阴阳派”。如果说前者的理论结晶是《黄帝内经》的话，那么后者的学术代表则要算是《鬼谷子》了。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两部著作代表了华夏先哲运用阴阳辩证的思维模式在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中所分别取得的突出成果，因而才倍受世界各国的重视。时至今日，不仅《黄帝内经》在海外的影响日甚一日，而且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也纷纷建立起了有关《鬼谷子》的研究机构，有人将德国的施宾格勒视为现代的鬼谷子，而美国的基辛格则被称作当代的纵横家了……。由此可见，正像我们古代的军事思想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一样，我国古代的外交谋略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朝秦暮楚的“无道之术”
对于鬼谷子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汉书•艺文志》将《鬼谷子》中的纵横捭阖之术列为“九流”之一，排斥在正统之外。唐朝的柳宗元更是斥其“妄言乱世”，“学者宜其不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鬼谷子》中所宣扬的谋略没有道义的根基，也就是一种“无道之术”。只讲策略、技巧和修辞的推行，而不顾这种推行所带来的结果，就难免会受到历代思想家的非议了。用现在话来说，是只讲方法论，不讲价值观。就好像上几年震惊世界的克隆技术的出现，那些麻木不仁的科学家呆在实验室里蒙头研究细胞的分裂和培育，而没有看到这种技术的出现给人类所带来的消极后果。《鬼谷子》中的谋略之术也是如此，它只讲应用，而置道义于不顾，就难免受到正统的排斥了。
在中国历史上，《鬼谷子》中的谋略思想成为“热门”的时代，莫属战国时期了。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混乱的年代。战国七雄割据一方，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扩充军备，连年征战。这个时候，尊崇周王室的道德面纱已经全部褪去，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厮杀，奉行的是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韩非子说：“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韩非说所说的“当今”就是他生活的战国时代，一切都要靠拳头说话，一切都要靠实力来证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思想也逐渐分化了，没有了正统，没有了权威的价值观念，各种学说逢世而生，百家言论齐放争鸣。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道术将为天下裂”。
于是，在宽松的舆论氛围和思想风气下，纵横家粉墨登场了。他们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动之于利害，晓之于大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时而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时而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想当年，苏秦佩六国相印，连六国逼秦废弃帝位，何等的风光！孟子评价苏秦说：“一怒则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六百里，最后协助秦国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最终消灭了其他六国，统一了天下。
对纵横家来说，他们没有道德的原则，也没有价值的归依，唯一的目的就是出人头地，得到别人的赏识。谁赏识他们，他们就会为谁出谋划策；只要能达到目的，就不择一切手段。就拿苏秦来说，他本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但素有大志，曾跟随鬼谷子学习谋略之术多年。学习期满后，就游说天下，推行纵横之术。他在秦国没有受到重用，于是就跑到燕国。当时燕国刚刚遭受齐国的侵略，百废待兴。苏秦认为，燕国欲报强齐之仇，必须先向齐表示屈服顺从，将复仇的愿望掩饰，赢得振兴燕国所需的时间。其次，要鼓动齐国不断进攻其它国家，以防止齐国攻燕，并消耗其国力。为此，他劝说齐王伐宋，合纵攻秦。公元前285年，苏秦到齐国，挑拨齐和赵国的关系，取得齐愍王的信任，被任为齐相，但暗地里仍在为燕国谋划。齐愍王不明真相，依然任命苏秦率兵抗御燕军。齐燕之军交战时，苏秦有意使齐军失败，五万人死亡。他使齐国群臣不和，百姓离心，为乐毅五国联军攻破齐国奠定了基础。之后，苏秦又说服赵国联合韩、魏、齐、楚、燕攻打秦，赵国国君很高兴，赏给苏秦很多宝物。苏秦得到赵国的帮助，又到韩，游说韩宣王；到魏，游说魏襄王；至齐，游说齐宣王；又往楚，游说楚威王。诸侯都赞周苏秦之计划，于是六国达成联合的盟约，苏秦为纵约长，并任六国相。回到赵国后，赵王封他为武安君。秦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竟有十五年之久不敢越函谷关雷池半步。《史记•苏秦列传》中就是这么说的：“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从苏秦的活动可以看出，纵横家没有自己的理想，也没有自己忠心的国家，唯一要做的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才能。不仅如此，这些纵横家有时候还不讲道德，多行卑鄙之事，简直就是十足的流氓和无赖。这一点在张仪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
公元前313年，秦惠王想攻伐齐国，但忧虑齐、楚结成联盟，便派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听信此言，与齐断绝关系，并派人入秦受地，张仪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国的使臣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1Z年)，秦兵大败楚军于丹阳(今豫西南丹水之北)，虏楚将屈丐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取地600里。就因为这次战役，楚国元气大伤，逐渐衰落。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德才兼备才算是真正的人才。有德无才，或者有才无德，都不能算真正的人才。甚至，“有才无德”比“有德无才”更可怕！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估计就是这种“有才的小人”。孟子就这样评价战国时代的纵横家：
或谓：张仪、公孙衍，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恶足以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纵横家尽管雄才大略，“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熄”，轰轰烈烈，但却没有“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而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实现功名不讲道德。所以，他们不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还有，杨雄在《法言》中这样评价纵横家：
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
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曰：“孔子读而仪、秦行，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 “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翻译成现代语应该是这样的：
有人问：“张仪、苏秦学习鬼谷子的谋略智慧，推行合纵连横之术，各自使中国得到十几年的安定。是这样吗？”杨雄回答说：“四处骗人，行不义之事，圣人很厌恶这样的人。” “有人问：读孔子的书而做张仪、苏秦那样的事，怎么样呢？杨雄回答说：“这就好比有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糟糕透了！”有人问：“然而孔子的弟子子贡不正是这样干的吗？”回答说：“子贡为的是排难解纷，张仪、苏秦为的是谋取富贵，游说的目的不同。”有人问：“张仪、苏秦能不蹈前人旧辙，也算是卓越的人才吧！”回答说：“上古时舜帝对奸佞之人加以拒斥，能说不考虑才干吗？那种人才倒是有才，但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才干！”
无论是孟子，还是杨雄，对纵横家的评价都很低。推行谋略，而不讲道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注定是一个走不出死胡同。这是由传统文化道德至上的特性决定的。我们下面会讲到很多故事，说到很多人物，从这些故事的结局和这些人物的命运，我们会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是一种凡事都要打上道德烙印的文化，强调道德动机的纯正。所以，苏秦、张仪推行纵横之术，孔子的学生子贡也在各国进行游说，但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却是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就在于子贡在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但苏秦、张仪的动机却是谋求个人的地位和权力。正如杨雄的那个比喻：有着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
对于鬼谷子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汉书•艺文志》将《鬼谷子》中的纵横捭阖之术列为“九流”之一，排斥在正统之外。唐朝的柳宗元更是斥其“妄言乱世”，“学者宜其不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鬼谷子》中所宣扬的谋略没有道义的根基，也就是一种“无道之术”。只讲策略、技巧和修辞的推行，而不顾这种推行所带来的结果，就难免会受到历代思想家的非议了。用现在话来说，是只讲方法论，不讲价值观。就好像上几年震惊世界的克隆技术的出现，那些麻木不仁的科学家呆在实验室里蒙头研究细胞的分裂和培育，而没有看到这种技术的出现给人类所带来的消极后果。《鬼谷子》中的谋略之术也是如此，它只讲应用，而置道义于不顾，就难免受到正统的排斥了。
在中国历史上，《鬼谷子》中的谋略思想成为“热门”的时代，莫属战国时期了。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混乱的年代。战国七雄割据一方，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扩充军备，连年征战。这个时候，尊崇周王室的道德面纱已经全部褪去，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厮杀，奉行的是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韩非子说：“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韩非说所说的“当今”就是他生活的战国时代，一切都要靠拳头说话，一切都要靠实力来证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思想也逐渐分化了，没有了正统，没有了权威的价值观念，各种学说逢世而生，百家言论齐放争鸣。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道术将为天下裂”。
于是，在宽松的舆论氛围和思想风气下，纵横家粉墨登场了。他们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动之于利害，晓之于大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时而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时而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想当年，苏秦佩六国相印，连六国逼秦废弃帝位，何等的风光！孟子评价苏秦说：“一怒则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六百里，最后协助秦国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最终消灭了其他六国，统一了天下。
对纵横家来说，他们没有道德的原则，也没有价值的归依，唯一的目的就是出人头地，得到别人的赏识。谁赏识他们，他们就会为谁出谋划策；只要能达到目的，就不择一切手段。就拿苏秦来说，他本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但素有大志，曾跟随鬼谷子学习谋略之术多年。学习期满后，就游说天下，推行纵横之术。他在秦国没有受到重用，于是就跑到燕国。当时燕国刚刚遭受齐国的侵略，百废待兴。苏秦认为，燕国欲报强齐之仇，必须先向齐表示屈服顺从，将复仇的愿望掩饰，赢得振兴燕国所需的时间。其次，要鼓动齐国不断进攻其它国家，以防止齐国攻燕，并消耗其国力。为此，他劝说齐王伐宋，合纵攻秦。公元前285年，苏秦到齐国，挑拨齐和赵国的关系，取得齐愍王的信任，被任为齐相，但暗地里仍在为燕国谋划。齐愍王不明真相，依然任命苏秦率兵抗御燕军。齐燕之军交战时，苏秦有意使齐军失败，五万人死亡。他使齐国群臣不和，百姓离心，为乐毅五国联军攻破齐国奠定了基础。之后，苏秦又说服赵国联合韩、魏、齐、楚、燕攻打秦，赵国国君很高兴，赏给苏秦很多宝物。苏秦得到赵国的帮助，又到韩，游说韩宣王；到魏，游说魏襄王；至齐，游说齐宣王；又往楚，游说楚威王。诸侯都赞周苏秦之计划，于是六国达成联合的盟约，苏秦为纵约长，并任六国相。回到赵国后，赵王封他为武安君。秦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竟有十五年之久不敢越函谷关雷池半步。《史记•苏秦列传》中就是这么说的：“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从苏秦的活动可以看出，纵横家没有自己的理想，也没有自己忠心的国家，唯一要做的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才能。不仅如此，这些纵横家有时候还不讲道德，多行卑鄙之事，简直就是十足的流氓和无赖。这一点在张仪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
公元前313年，秦惠王想攻伐齐国，但忧虑齐、楚结成联盟，便派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听信此言，与齐断绝关系，并派人入秦受地，张仪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国的使臣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1Z年)，秦兵大败楚军于丹阳(今豫西南丹水之北)，虏楚将屈丐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取地600里。就因为这次战役，楚国元气大伤，逐渐衰落。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德才兼备才算是真正的人才。有德无才，或者有才无德，都不能算真正的人才。甚至，“有才无德”比“有德无才”更可怕！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估计就是这种“有才的小人”。孟子就这样评价战国时代的纵横家：
或谓：张仪、公孙衍，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恶足以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纵横家尽管雄才大略，“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熄”，轰轰烈烈，但却没有“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而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实现功名不讲道德。所以，他们不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还有，杨雄在《法言》中这样评价纵横家：
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
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曰：“孔子读而仪、秦行，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 “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翻译成现代语应该是这样的：
有人问：“张仪、苏秦学习鬼谷子的谋略智慧，推行合纵连横之术，各自使中国得到十几年的安定。是这样吗？”杨雄回答说：“四处骗人，行不义之事，圣人很厌恶这样的人。” “有人问：读孔子的书而做张仪、苏秦那样的事，怎么样呢？杨雄回答说：“这就好比有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糟糕透了！”有人问：“然而孔子的弟子子贡不正是这样干的吗？”回答说：“子贡为的是排难解纷，张仪、苏秦为的是谋取富贵，游说的目的不同。”有人问：“张仪、苏秦能不蹈前人旧辙，也算是卓越的人才吧！”回答说：“上古时舜帝对奸佞之人加以拒斥，能说不考虑才干吗？那种人才倒是有才，但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才干！”
无论是孟子，还是杨雄，对纵横家的评价都很低。推行谋略，而不讲道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注定是一个走不出死胡同。这是由传统文化道德至上的特性决定的。我们下面会讲到很多故事，说到很多人物，从这些故事的结局和这些人物的命运，我们会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是一种凡事都要打上道德烙印的文化，强调道德动机的纯正。所以，苏秦、张仪推行纵横之术，孔子的学生子贡也在各国进行游说，但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却是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就在于子贡在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但苏秦、张仪的动机却是谋求个人的地位和权力。正如杨雄的那个比喻：有着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
是的，我经常感觉如此。中国人对人性寄予了过高的希望，但在现实操作中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真是令人深思。也许，任何东西一旦确立为“权威”，就会“杀人”。
西方人为什么信上帝？
同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明相比，华夏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缺少宗教精神。但没有宗教精神未必是什么坏事情，正如我们中国人吃饭用的是筷子，而西方人用餐用的是刀叉一样，本身仅仅具有事实上的差别，而没有价值上的优劣。但任何一种信仰体系的形成，除去特定的历史、经济因素，还应该到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去寻找。对中国文化而言，《周易》所打造的“阴阳”思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的信仰和生存法则，呈现出异于其他文明的特殊形态。
线形思维模式影响下的民族，总是喜欢“刨根问底”和“上下求索”。这不仅表现在对外在世界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人生态度和信仰上。在对待外在世界的态度上，西方人总是喜欢向外探究，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研究宇宙的规律。这使得西方产生出了辉煌灿烂的科学技术和义无反顾的科学精神（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技术，这个在世界上被称作“李约瑟难题”的问题我们还会详细谈）。 在人生信仰上，西方人向往天堂，而把现实生活看作偷吃禁果的“原罪”。在这个方面，伊甸园的神话是富有启示的：说是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感到有些孤单，便用泥土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亚当，后来又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上帝在东方辟了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给亚当和夏娃居住，那里简直就是天堂。在伊甸园里有许多树，其中有两棵树最特别，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智慧之树。据说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子可以长生不老，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便有了智慧。上帝告诫亚当和夏娃，伊甸园中唯有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但是后来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终于偷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于是悲剧发生了：他们因此被赶出了伊甸园，被惩罚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地上，永远也不能进入天堂，人必须一生一世都要为自己偷食禁果承担代价。
于是，在西方人的世界里，人的存在就成了一个悲剧：人一半是天使，而另一半是魔鬼。像天使一样纯洁的是人的灵魂，而像魔鬼一样罪恶的是人的肉体。人的一切贪念、欲望都来自于这个沉重的肉身。更为可怕的是，人不但有一个肉体，而且还意识到自己有一个肉体。而且人生的大限就是肉体的消失——人的死亡。死亡的恐惧使西方人意识到了生命的有限。为了克服死亡的恐惧，西方人发明了宗教，宣扬“灵魂不死”和“来世的幸福”。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人生在世，不过是匆匆的过客。”在他看来，自然的道德生活可以使人得到尘世的幸福，但这种幸福是暂时的、虚幻的,只有神性的德性生活,才能使人换得永恒的、真正的幸福，即来世的天国幸福。上帝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他的存在及微妙显现给生活在尘世中的人以慰藉，让人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死亡不可怕，因为人死亡以后会上天堂；这个世界的神秘并不可怕，因为上帝创造的这个尘世是和谐的，只要人发挥自己的理性，就能够认识到这种和谐；人遭受苦难并不可怕，因为上帝并不会抛弃他的任何一个子民。
就这样，西方人在现实存在的世界之外，又构造出了一个虚幻的彼岸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还是基督教中的“上帝”，都不过是这一彼岸世界的不同表述。于是，肉体/灵魂、天堂/地狱、今世/来世、此岸/彼岸、有限/无限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人只有在尘世生活中不断地朝向上帝，不断地体会“神”和“上帝”显示的一切，才能体会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永恒。
马克思曾经对宗教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论述：“宗教就是无奈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对西方人而言，现实正是无情的，人生也恰是无奈的，偷食禁果的原罪注定了一生的劳作才能换来救赎。而这种救赎必须尽量摆脱罪恶的肉体。基督教教义正是这么说的：“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体”。这个说法弥漫着强烈的宗教情绪，它昭示着人的幸福不在现实中，而在通过信仰朝向上帝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去读一读但丁的《神曲》和弥尔顿的《复乐园》，对这一点将会有更为形象的认识，里面不仅有高高在上“天堂”，还有十八层以下的“地狱”。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完全取决于“因果报应”。“天堂”和“地狱”，正是线性思维的产物，而所谓的“因果报应”也正是来自于“因果”的思维结构。
看来，上帝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对他们来说，可以不吃饭，可以不睡觉，但却不能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就没有了依托，人生就失去了根本。西方人的价值世界和精神家园正是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而正是世界给了自己意义和活下去的勇气，正如伯奈特在《早期希腊哲学》中所说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有权利逃避。” 当年尼采喊出了那句“上帝死了”的惊世骇俗之言时，对西方人信仰的冲击和动摇，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人是远远无法体会的。
对一个民族文化而言，它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是纠缠在一起的，它的信仰和它的思维也是密不可分的。西方之所以有着2000多年的基督教传统，固然有着地理、经济方面的多方面因素，但西方人的线性的思维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的文化也是如此，《周易》所打造的“阴阳鱼”式的思维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方式。而这也正是中国没有产生宗教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同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明相比，华夏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缺少宗教精神。但没有宗教精神未必是什么坏事情，正如我们中国人吃饭用的是筷子，而西方人用餐用的是刀叉一样，本身仅仅具有事实上的差别，而没有价值上的优劣。但任何一种信仰体系的形成，除去特定的历史、经济因素，还应该到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去寻找。对中国文化而言，《周易》所打造的“阴阳”思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的信仰和生存法则，呈现出异于其他文明的特殊形态。
线形思维模式影响下的民族，总是喜欢“刨根问底”和“上下求索”。这不仅表现在对外在世界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人生态度和信仰上。在对待外在世界的态度上，西方人总是喜欢向外探究，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研究宇宙的规律。这使得西方产生出了辉煌灿烂的科学技术和义无反顾的科学精神（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技术，这个在世界上被称作“李约瑟难题”的问题我们还会详细谈）。 在人生信仰上，西方人向往天堂，而把现实生活看作偷吃禁果的“原罪”。在这个方面，伊甸园的神话是富有启示的：说是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感到有些孤单，便用泥土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亚当，后来又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上帝在东方辟了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给亚当和夏娃居住，那里简直就是天堂。在伊甸园里有许多树，其中有两棵树最特别，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智慧之树。据说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子可以长生不老，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便有了智慧。上帝告诫亚当和夏娃，伊甸园中唯有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但是后来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终于偷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于是悲剧发生了：他们因此被赶出了伊甸园，被惩罚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地上，永远也不能进入天堂，人必须一生一世都要为自己偷食禁果承担代价。
于是，在西方人的世界里，人的存在就成了一个悲剧：人一半是天使，而另一半是魔鬼。像天使一样纯洁的是人的灵魂，而像魔鬼一样罪恶的是人的肉体。人的一切贪念、欲望都来自于这个沉重的肉身。更为可怕的是，人不但有一个肉体，而且还意识到自己有一个肉体。而且人生的大限就是肉体的消失——人的死亡。死亡的恐惧使西方人意识到了生命的有限。为了克服死亡的恐惧，西方人发明了宗教，宣扬“灵魂不死”和“来世的幸福”。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人生在世，不过是匆匆的过客。”在他看来，自然的道德生活可以使人得到尘世的幸福，但这种幸福是暂时的、虚幻的,只有神性的德性生活,才能使人换得永恒的、真正的幸福，即来世的天国幸福。上帝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他的存在及微妙显现给生活在尘世中的人以慰藉，让人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死亡不可怕，因为人死亡以后会上天堂；这个世界的神秘并不可怕，因为上帝创造的这个尘世是和谐的，只要人发挥自己的理性，就能够认识到这种和谐；人遭受苦难并不可怕，因为上帝并不会抛弃他的任何一个子民。
就这样，西方人在现实存在的世界之外，又构造出了一个虚幻的彼岸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还是基督教中的“上帝”，都不过是这一彼岸世界的不同表述。于是，肉体/灵魂、天堂/地狱、今世/来世、此岸/彼岸、有限/无限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人只有在尘世生活中不断地朝向上帝，不断地体会“神”和“上帝”显示的一切，才能体会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永恒。
马克思曾经对宗教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论述：“宗教就是无奈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对西方人而言，现实正是无情的，人生也恰是无奈的，偷食禁果的原罪注定了一生的劳作才能换来救赎。而这种救赎必须尽量摆脱罪恶的肉体。基督教教义正是这么说的：“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体”。这个说法弥漫着强烈的宗教情绪，它昭示着人的幸福不在现实中，而在通过信仰朝向上帝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去读一读但丁的《神曲》和弥尔顿的《复乐园》，对这一点将会有更为形象的认识，里面不仅有高高在上“天堂”，还有十八层以下的“地狱”。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完全取决于“因果报应”。“天堂”和“地狱”，正是线性思维的产物，而所谓的“因果报应”也正是来自于“因果”的思维结构。
看来，上帝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对他们来说，可以不吃饭，可以不睡觉，但却不能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就没有了依托，人生就失去了根本。西方人的价值世界和精神家园正是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而正是世界给了自己意义和活下去的勇气，正如伯奈特在《早期希腊哲学》中所说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有权利逃避。” 当年尼采喊出了那句“上帝死了”的惊世骇俗之言时，对西方人信仰的冲击和动摇，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人是远远无法体会的。
对一个民族文化而言，它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是纠缠在一起的，它的信仰和它的思维也是密不可分的。西方之所以有着2000多年的基督教传统，固然有着地理、经济方面的多方面因素，但西方人的线性的思维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的文化也是如此，《周易》所打造的“阴阳鱼”式的思维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方式。而这也正是中国没有产生宗教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本人从新看了一遍自己所写的文字，觉得还算满意。所以有了出版的打算。在天涯发帖，非常欢迎也肯求高手能多提宝贵意见，将这个东西完善一下。本人见多了文人相轻这种内耗式的疾病，希望能在天涯以文会友，共谱笑傲江湖曲
楼上的见解令我深思。中国没有产生西方式的宗教，但产生了“道教”。道教是宗教吗？宗教的定义是什么？这些一连串的问题令人头疼。但有点可以肯定，中国没有将人生的信仰投向看不见的“形而上世界”。这也许就足够了。
道家和道教我没有混淆，上面或许是笔误。但给出了宗教的定义，还是无法知道宗教。因为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信仰？基督教信仰的东西确实没有存在过，古人、今人、后人谁也不会看到上帝。我对道教读的东西少，看来需要补课。看看这到底算不算宗教。至少我认为，宗教是一种向外诉求的东西，是对“形而上”的一种东西的信奉。
至于科学技术，思维仅仅是一码事，还有一种世俗的世界观。世俗的世界观和阴阳思维的结合，才导致中国人科学精神的缺失。后面我会尝试着谈一下，可能谈不好
至于科学技术，思维仅仅是一码事，还有一种世俗的世界观。世俗的世界观和阴阳思维的结合，才导致中国人科学精神的缺失。后面我会尝试着谈一下，可能谈不好
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
同西方的思维结构不同，我们东方文化的思维不是因果的、线性的、历时的，而是以“阴阳”为核心的双向的、共时的、双向的。这种思维结构使得中国人对外在的超越没有兴趣，而是把重心放在了此岸世界的活生生的生活中。和西方人相反，我们再现实生活中的劳作不是为了“讨好”神，而是通过“讨好”神来满足自己在现实生活的需要。我们别看一些老太太经常去庙里拜佛烧香，其实她们的目的一般都很功利，无非是求吉避凶，多子多福。佛教刚开始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人是不感冒的。佛教为了在中国扎根，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一些内容。比如观音菩萨，本来是佛教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神，就是因为她能“送子”，才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地位明显地高于其他神灵。而且，中国人向来 是“只羡鸳鸯不羡仙”，挂在嘴边上的是“高处不胜寒”，而且对于怪、力、乱、神之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总是存而不论、避而不答。正所谓“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态度就是如此：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
季路想问问老师如何事待鬼神，孔子说：“人的事情还没有照顾好，拿什么来事待鬼神？”季路又想问问老师关于死亡的看法，孔子说：“生的问题还没有搞明白，怎么会去考虑死的事情呢？”《论语•乡党》中还记载，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可见，正是在“阴阳”思维的影响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不搞形而上学，从来也会追问“本原”、“上帝”这些近乎“无聊”的问题，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放在了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我们前面说过，伏羲是在男女交孉的性活动中获得了“天地之大道曰生”的灵感，而孔子却在这种“阴阳和合”的过程中发现了人和社会之间的血缘纽带。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才有君臣。另一方面，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天下”。于是，在孔子那里，“阴阳”这个抽象的概念符号已经被“父子”、“君臣”这些具体的人伦关系所代替了。在儒家眼里，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体现的正是一种阴阳关系：矛盾的双方互补但又无法相互代替，正所谓“合而不同”。因此，二者必须安于其“位”，而不能彼此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样一种阴阳互补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只有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把自己的位置占好，才能稳定社会的秩序，做到亲而有礼，爱而有差。就拿君臣关系来说吧，君为阳，臣为阴，二者的角色必须分清，主从的关系必须明确，切不可“君不君，臣不臣”，乱了纲常，坏了礼法。另一方面，阴阳不能彼此分离而独立存在。“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君虽为人主，但也有依赖臣民的一面，否则就是“光杆司令”。“暴其民甚，则身弑国忘；不甚，则身危国销”。（《孟子•离娄》）。魏征向李世民进谏说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正是在这种“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夫随”的阴阳关系中，儒家才能将人的有限生命同无限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了一起，将个人的价值同其密切关联的社会关系结合在了一块，而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把生命的价值和皈依投向彼岸世界的上帝和因果轮回的来世，从而建立起来了一个“世俗伦理”的宗法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已经不需要向外超越寄托人生了，温情脉脉的社会大家庭足以弥补个人的孤独感。
当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阴阳关系的发挥是有点片面了。因为《周易》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并没有对“阴”或者“阳”打上价值的烙印，更没有区分开二者的贵贱优劣。可是孔子却是把“阴”和“阳”之间的事实上的差别加以伦理化、秩序化了。还是说君臣关系吧，为什么君就是“阳”，而臣就是“阴”呢？儒家思想在今天遭到诟病，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陈胜起义的时候不就说了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管孔子的初衷是什么，但这种思想在表面上看就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在这种思想笼罩下的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出现人格平等的“民主”思想的。当然，“民主”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儒家思想里不可能引申出“民主”。当代新儒家倡导“老内生开出新外王”，这里的“新外王”就是“民主”和“科学”。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要么牵强附会，要么随意引申。康有为所谓的“托古改制”的失败，就已经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宣扬“爱而有差”的孔子，而没有热衷倡导“兼爱”的墨子。墨子的思想不伟大吗？非也。正是中国社会的特定境遇和历史，使得孔子登上了历史舞台，而最终淘汰了墨子。真是时势造英雄！这一点，我们下面会专门去讲。但就思维方式而言，所谓的“兼爱”、“对等”好像和中国人的阴阳思维也是有隔膜的。
同西方的思维结构不同，我们东方文化的思维不是因果的、线性的、历时的，而是以“阴阳”为核心的双向的、共时的、双向的。这种思维结构使得中国人对外在的超越没有兴趣，而是把重心放在了此岸世界的活生生的生活中。和西方人相反，我们再现实生活中的劳作不是为了“讨好”神，而是通过“讨好”神来满足自己在现实生活的需要。我们别看一些老太太经常去庙里拜佛烧香，其实她们的目的一般都很功利，无非是求吉避凶，多子多福。佛教刚开始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人是不感冒的。佛教为了在中国扎根，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一些内容。比如观音菩萨，本来是佛教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神，就是因为她能“送子”，才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地位明显地高于其他神灵。而且，中国人向来 是“只羡鸳鸯不羡仙”，挂在嘴边上的是“高处不胜寒”，而且对于怪、力、乱、神之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总是存而不论、避而不答。正所谓“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态度就是如此：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
季路想问问老师如何事待鬼神，孔子说：“人的事情还没有照顾好，拿什么来事待鬼神？”季路又想问问老师关于死亡的看法，孔子说：“生的问题还没有搞明白，怎么会去考虑死的事情呢？”《论语•乡党》中还记载，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可见，正是在“阴阳”思维的影响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不搞形而上学，从来也会追问“本原”、“上帝”这些近乎“无聊”的问题，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放在了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我们前面说过，伏羲是在男女交孉的性活动中获得了“天地之大道曰生”的灵感，而孔子却在这种“阴阳和合”的过程中发现了人和社会之间的血缘纽带。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才有君臣。另一方面，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天下”。于是，在孔子那里，“阴阳”这个抽象的概念符号已经被“父子”、“君臣”这些具体的人伦关系所代替了。在儒家眼里，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体现的正是一种阴阳关系：矛盾的双方互补但又无法相互代替，正所谓“合而不同”。因此，二者必须安于其“位”，而不能彼此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样一种阴阳互补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只有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把自己的位置占好，才能稳定社会的秩序，做到亲而有礼，爱而有差。就拿君臣关系来说吧，君为阳，臣为阴，二者的角色必须分清，主从的关系必须明确，切不可“君不君，臣不臣”，乱了纲常，坏了礼法。另一方面，阴阳不能彼此分离而独立存在。“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君虽为人主，但也有依赖臣民的一面，否则就是“光杆司令”。“暴其民甚，则身弑国忘；不甚，则身危国销”。（《孟子•离娄》）。魏征向李世民进谏说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正是在这种“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夫随”的阴阳关系中，儒家才能将人的有限生命同无限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了一起，将个人的价值同其密切关联的社会关系结合在了一块，而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把生命的价值和皈依投向彼岸世界的上帝和因果轮回的来世，从而建立起来了一个“世俗伦理”的宗法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已经不需要向外超越寄托人生了，温情脉脉的社会大家庭足以弥补个人的孤独感。
当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阴阳关系的发挥是有点片面了。因为《周易》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并没有对“阴”或者“阳”打上价值的烙印，更没有区分开二者的贵贱优劣。可是孔子却是把“阴”和“阳”之间的事实上的差别加以伦理化、秩序化了。还是说君臣关系吧，为什么君就是“阳”，而臣就是“阴”呢？儒家思想在今天遭到诟病，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陈胜起义的时候不就说了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管孔子的初衷是什么，但这种思想在表面上看就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在这种思想笼罩下的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出现人格平等的“民主”思想的。当然，“民主”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儒家思想里不可能引申出“民主”。当代新儒家倡导“老内生开出新外王”，这里的“新外王”就是“民主”和“科学”。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要么牵强附会，要么随意引申。康有为所谓的“托古改制”的失败，就已经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宣扬“爱而有差”的孔子，而没有热衷倡导“兼爱”的墨子。墨子的思想不伟大吗？非也。正是中国社会的特定境遇和历史，使得孔子登上了历史舞台，而最终淘汰了墨子。真是时势造英雄！这一点，我们下面会专门去讲。但就思维方式而言，所谓的“兼爱”、“对等”好像和中国人的阴阳思维也是有隔膜的。
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
同西方的思维结构不同，我们东方文化的思维不是因果的、线性的、历时的，而是以“阴阳”为核心的双向的、共时的、双向的。这种思维结构使得中国人对外在的超越没有兴趣，而是把重心放在了此岸世界的活生生的生活中。和西方人相反，我们再现实生活中的劳作不是为了“讨好”神，而是通过“讨好”神来满足自己在现实生活的需要。我们别看一些老太太经常去庙里拜佛烧香，其实她们的目的一般都很功利，无非是求吉避凶，多子多福。佛教刚开始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人是不感冒的。佛教为了在中国扎根，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一些内容。比如观音菩萨，本来是佛教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神，就是因为她能“送子”，才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地位明显地高于其他神灵。而且，中国人向来 是“只羡鸳鸯不羡仙”，挂在嘴边上的是“高处不胜寒”，而且对于怪、力、乱、神之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总是存而不论、避而不答。正所谓“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态度就是如此：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
季路想问问老师如何事待鬼神，孔子说：“人的事情还没有照顾好，拿什么来事待鬼神？”季路又想问问老师关于死亡的看法，孔子说：“生的问题还没有搞明白，怎么会去考虑死的事情呢？”《论语•乡党》中还记载，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可见，正是在“阴阳”思维的影响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不搞形而上学，从来也会追问“本原”、“上帝”这些近乎“无聊”的问题，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放在了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我们前面说过，伏羲是在男女交孉的性活动中获得了“天地之大道曰生”的灵感，而孔子却在这种“阴阳和合”的过程中发现了人和社会之间的血缘纽带。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才有君臣。另一方面，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天下”。于是，在孔子那里，“阴阳”这个抽象的概念符号已经被“父子”、“君臣”这些具体的人伦关系所代替了。在儒家眼里，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体现的正是一种阴阳关系：矛盾的双方互补但又无法相互代替，正所谓“合而不同”。因此，二者必须安于其“位”，而不能彼此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样一种阴阳互补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只有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把自己的位置占好，才能稳定社会的秩序，做到亲而有礼，爱而有差。就拿君臣关系来说吧，君为阳，臣为阴，二者的角色必须分清，主从的关系必须明确，切不可“君不君，臣不臣”，乱了纲常，坏了礼法。另一方面，阴阳不能彼此分离而独立存在。“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君虽为人主，但也有依赖臣民的一面，否则就是“光杆司令”。“暴其民甚，则身弑国忘；不甚，则身危国销”。（《孟子•离娄》）。魏征向李世民进谏说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正是在这种“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夫随”的阴阳关系中，儒家才能将人的有限生命同无限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了一起，将个人的价值同其密切关联的社会关系结合在了一块，而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把生命的价值和皈依投向彼岸世界的上帝和因果轮回的来世，从而建立起来了一个“世俗伦理”的宗法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已经不需要向外超越寄托人生了，温情脉脉的社会大家庭足以弥补个人的孤独感。
当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阴阳关系的发挥是有点片面了。因为《周易》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并没有对“阴”或者“阳”打上价值的烙印，更没有区分开二者的贵贱优劣。可是孔子却是把“阴”和“阳”之间的事实上的差别加以伦理化、秩序化了。还是说君臣关系吧，为什么君就是“阳”，而臣就是“阴”呢？儒家思想在今天遭到诟病，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陈胜起义的时候不就说了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管孔子的初衷是什么，但这种思想在表面上看就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在这种思想笼罩下的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出现人格平等的“民主”思想的。当然，“民主”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儒家思想里不可能引申出“民主”。当代新儒家倡导“老内生开出新外王”，这里的“新外王”就是“民主”和“科学”。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要么牵强附会，要么随意引申。康有为所谓的“托古改制”的失败，就已经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宣扬“爱而有差”的孔子，而没有热衷倡导“兼爱”的墨子。墨子的思想不伟大吗？非也。正是中国社会的特定境遇和历史，使得孔子登上了历史舞台，而最终淘汰了墨子。真是时势造英雄！这一点，我们下面会专门去讲。但就思维方式而言，所谓的“兼爱”、“对等”好像和中国人的阴阳思维也是有隔膜的。
同西方的思维结构不同，我们东方文化的思维不是因果的、线性的、历时的，而是以“阴阳”为核心的双向的、共时的、双向的。这种思维结构使得中国人对外在的超越没有兴趣，而是把重心放在了此岸世界的活生生的生活中。和西方人相反，我们再现实生活中的劳作不是为了“讨好”神，而是通过“讨好”神来满足自己在现实生活的需要。我们别看一些老太太经常去庙里拜佛烧香，其实她们的目的一般都很功利，无非是求吉避凶，多子多福。佛教刚开始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人是不感冒的。佛教为了在中国扎根，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一些内容。比如观音菩萨，本来是佛教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神，就是因为她能“送子”，才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地位明显地高于其他神灵。而且，中国人向来 是“只羡鸳鸯不羡仙”，挂在嘴边上的是“高处不胜寒”，而且对于怪、力、乱、神之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总是存而不论、避而不答。正所谓“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态度就是如此：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
季路想问问老师如何事待鬼神，孔子说：“人的事情还没有照顾好，拿什么来事待鬼神？”季路又想问问老师关于死亡的看法，孔子说：“生的问题还没有搞明白，怎么会去考虑死的事情呢？”《论语•乡党》中还记载，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可见，正是在“阴阳”思维的影响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不搞形而上学，从来也会追问“本原”、“上帝”这些近乎“无聊”的问题，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放在了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我们前面说过，伏羲是在男女交孉的性活动中获得了“天地之大道曰生”的灵感，而孔子却在这种“阴阳和合”的过程中发现了人和社会之间的血缘纽带。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才有君臣。另一方面，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天下”。于是，在孔子那里，“阴阳”这个抽象的概念符号已经被“父子”、“君臣”这些具体的人伦关系所代替了。在儒家眼里，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体现的正是一种阴阳关系：矛盾的双方互补但又无法相互代替，正所谓“合而不同”。因此，二者必须安于其“位”，而不能彼此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样一种阴阳互补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只有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把自己的位置占好，才能稳定社会的秩序，做到亲而有礼，爱而有差。就拿君臣关系来说吧，君为阳，臣为阴，二者的角色必须分清，主从的关系必须明确，切不可“君不君，臣不臣”，乱了纲常，坏了礼法。另一方面，阴阳不能彼此分离而独立存在。“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君虽为人主，但也有依赖臣民的一面，否则就是“光杆司令”。“暴其民甚，则身弑国忘；不甚，则身危国销”。（《孟子•离娄》）。魏征向李世民进谏说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正是在这种“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夫随”的阴阳关系中，儒家才能将人的有限生命同无限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了一起，将个人的价值同其密切关联的社会关系结合在了一块，而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把生命的价值和皈依投向彼岸世界的上帝和因果轮回的来世，从而建立起来了一个“世俗伦理”的宗法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已经不需要向外超越寄托人生了，温情脉脉的社会大家庭足以弥补个人的孤独感。
当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阴阳关系的发挥是有点片面了。因为《周易》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并没有对“阴”或者“阳”打上价值的烙印，更没有区分开二者的贵贱优劣。可是孔子却是把“阴”和“阳”之间的事实上的差别加以伦理化、秩序化了。还是说君臣关系吧，为什么君就是“阳”，而臣就是“阴”呢？儒家思想在今天遭到诟病，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陈胜起义的时候不就说了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管孔子的初衷是什么，但这种思想在表面上看就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在这种思想笼罩下的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出现人格平等的“民主”思想的。当然，“民主”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儒家思想里不可能引申出“民主”。当代新儒家倡导“老内生开出新外王”，这里的“新外王”就是“民主”和“科学”。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要么牵强附会，要么随意引申。康有为所谓的“托古改制”的失败，就已经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宣扬“爱而有差”的孔子，而没有热衷倡导“兼爱”的墨子。墨子的思想不伟大吗？非也。正是中国社会的特定境遇和历史，使得孔子登上了历史舞台，而最终淘汰了墨子。真是时势造英雄！这一点，我们下面会专门去讲。但就思维方式而言，所谓的“兼爱”、“对等”好像和中国人的阴阳思维也是有隔膜的。
道家的“乘物以游心”
《周易》之所以是一个打不开的“黑箱”，正是因为它的模糊性。它就像一个头戴面纱的少女，容貌若隐若现，让远处的人们浮想联翩，流连忘返。模糊性就是不明确性，不是“一是一、二是二”，萝卜白菜，青白分明，而是模棱两可、模模糊糊。正因为此，西方人说我们的语言词不达意，逻辑不清，而且没有“实证性”。他们哪里知道，这正是“智慧”的特征，如果一种语言及其表达方式像白开水一样清楚明白，哪里又有智慧可言呢？
正是这种“模糊性”为后人的解释提供了弹性和空间，也为历史上“我注六经”传统埋下了伏笔。我们上面看到，孔子将《周易》中本来没有优劣之别的“阴阳”打上了伦理价值的色彩，以服务于儒家的正统思想。与孔子不同的是，另外一位思想家却对《周易》中的“阴阳”作了不同的发挥。这个人就是中国历史上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我们经常说“儒道互补”，说得是二者的价值观，一个讲究“入世”，后者注重“出世”，前者是“达则兼济天下”，后者是“穷则独善其身”。前有进路，后有退路，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处世观。但我们也不要忘了，儒家和道家的观点尽管针锋相对，但其思维结构和运用的方法都是相同的，即都是对“一阴一阳为之道”这一方法论的运用和发挥。
但同儒家不同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并没有把“阴阳”引向人和社会的关系，而是导向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首先，在道家看来，自然万物无不受阴阳关系的支配，是阴阳之间矛盾互动，相反相成的结果。“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先后相随”。尽管自然万物各形其色，繁杂纷纭，但却是“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所以老子总结说：“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其次，不仅自然万物是由“阴”、“阳”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作用的结果，而且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在道家看来，人和自然本是一体，根本就不是彼此外在的，为什么非要“人定胜天”呢？由此，道家反对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反对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征服者与被征服的因果关系。但是，道家也丝毫没有贬低人在宇宙苍生中的地位，不把自然与人设定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更不会得出“人是机器”的荒诞理论，而是主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儒家将“夫妇”、“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纳入到阴阳思维结构中加以考察，强调在社会关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定位好自己的角色，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个人价值。这也就是儒家所宣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内向外层层散开，实现了从“内圣”到“外王”的贯通，达到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正因为此，儒家的思想才为各个朝代的帝王所看重，因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而道家则是将“有无”、“天地”、“天人”之间的关系纳入到了阴阳思维结构，强调人和自然的一体和和谐统一。正如庄子所说：“道无始终，物有死生，不恃而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提出了他著名的“齐物论”。既然人和万物一样，都是“道”的外化，并且在“道”的转换过程中实现着彼此的沟通，那么，不仅物和物之间不存在尖锐地对立，就连人和物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所以，道家思想更容易导向一种洒脱的人生观和处世观，向来被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失意或者不被社会所认可的人群所推崇，使人的心灵在百无聊赖和莫名孤独的时候找到了一丝心灵的慰藉。
在“齐物论”的基础上，庄子进一步提出了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的观点。庄子认为，所谓是非，不过是人的主观印象罢了，大化流行，是非之间哪里有什么绝对的界限？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莫若以明”。贵贱也是如此，从“道”的角度看，是非既然不存在经纬分明的界限，贵贱又何足为论呢？什么是贵，什么又是贱呢？难道坐轿车、吃鲍鱼就是贵，吃蔬菜、啃馒头就是贱吗？这些所谓地区别不过是人臆想出来的，跳出来观看其实本无差别：“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所谓“齐生死”，则是认为生死存亡从自然的角度看都是一体的，生死之间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区别。庄子的老婆死了，庄子不但不哭，还“鼓盆而歌”。他的朋友惠施责难他说：“相住一起这么久了，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老而身死，不哭也罢了，还要敲着盆子唱歌。这岂不太过分了吗？”庄子却反驳说：“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没有感慨呢！可是我经过仔细省察以后，便明白她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还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成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全是顺着自然之理。人家静静地安息于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哭哭啼啼，我以为这样对于性命的道理是太不通达了，所以不去哭她。”庄子经常把人的一生比作一场梦。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不过是做了一场大梦。梦不管是春梦还是噩梦，都不过是一场幻象，因为梦总有醒的时候。庄子慨叹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容游佚，以天地为春秋。即使南面称王之乐，亦不能相比也。”
就这样，道家紧紧地抓住了《周易》中阴阳之间相互镶嵌、彼此转化的辩证运动，将人与无限的自然结合起来，不仅“齐物”，而且还通过“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最终指向了人生境界的“逍遥游”。“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乐莫大焉”。就这样，不需要上帝的告诫，也不需要鬼神的参与，中国人在道家思想的指引下将自己的个体生命同无限的自然结合在了一起，获得了一种信仰上的寄托。前有儒家的“入世”，后有道家的“出世”，相辅相成，进退有度，使得中国人根本就不需要去设计一个脱离现实的“彼岸世界”，而是在俯仰进退之间实现了心理的平衡和人生的寄托。所以在中国人的眼里，上帝的存在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周易》之所以是一个打不开的“黑箱”，正是因为它的模糊性。它就像一个头戴面纱的少女，容貌若隐若现，让远处的人们浮想联翩，流连忘返。模糊性就是不明确性，不是“一是一、二是二”，萝卜白菜，青白分明，而是模棱两可、模模糊糊。正因为此，西方人说我们的语言词不达意，逻辑不清，而且没有“实证性”。他们哪里知道，这正是“智慧”的特征，如果一种语言及其表达方式像白开水一样清楚明白，哪里又有智慧可言呢？
正是这种“模糊性”为后人的解释提供了弹性和空间，也为历史上“我注六经”传统埋下了伏笔。我们上面看到，孔子将《周易》中本来没有优劣之别的“阴阳”打上了伦理价值的色彩，以服务于儒家的正统思想。与孔子不同的是，另外一位思想家却对《周易》中的“阴阳”作了不同的发挥。这个人就是中国历史上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我们经常说“儒道互补”，说得是二者的价值观，一个讲究“入世”，后者注重“出世”，前者是“达则兼济天下”，后者是“穷则独善其身”。前有进路，后有退路，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处世观。但我们也不要忘了，儒家和道家的观点尽管针锋相对，但其思维结构和运用的方法都是相同的，即都是对“一阴一阳为之道”这一方法论的运用和发挥。
但同儒家不同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并没有把“阴阳”引向人和社会的关系，而是导向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首先，在道家看来，自然万物无不受阴阳关系的支配，是阴阳之间矛盾互动，相反相成的结果。“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先后相随”。尽管自然万物各形其色，繁杂纷纭，但却是“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所以老子总结说：“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其次，不仅自然万物是由“阴”、“阳”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作用的结果，而且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在道家看来，人和自然本是一体，根本就不是彼此外在的，为什么非要“人定胜天”呢？由此，道家反对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反对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征服者与被征服的因果关系。但是，道家也丝毫没有贬低人在宇宙苍生中的地位，不把自然与人设定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更不会得出“人是机器”的荒诞理论，而是主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儒家将“夫妇”、“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纳入到阴阳思维结构中加以考察，强调在社会关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定位好自己的角色，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个人价值。这也就是儒家所宣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内向外层层散开，实现了从“内圣”到“外王”的贯通，达到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正因为此，儒家的思想才为各个朝代的帝王所看重，因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而道家则是将“有无”、“天地”、“天人”之间的关系纳入到了阴阳思维结构，强调人和自然的一体和和谐统一。正如庄子所说：“道无始终，物有死生，不恃而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提出了他著名的“齐物论”。既然人和万物一样，都是“道”的外化，并且在“道”的转换过程中实现着彼此的沟通，那么，不仅物和物之间不存在尖锐地对立，就连人和物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所以，道家思想更容易导向一种洒脱的人生观和处世观，向来被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失意或者不被社会所认可的人群所推崇，使人的心灵在百无聊赖和莫名孤独的时候找到了一丝心灵的慰藉。
在“齐物论”的基础上，庄子进一步提出了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的观点。庄子认为，所谓是非，不过是人的主观印象罢了，大化流行，是非之间哪里有什么绝对的界限？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莫若以明”。贵贱也是如此，从“道”的角度看，是非既然不存在经纬分明的界限，贵贱又何足为论呢？什么是贵，什么又是贱呢？难道坐轿车、吃鲍鱼就是贵，吃蔬菜、啃馒头就是贱吗？这些所谓地区别不过是人臆想出来的，跳出来观看其实本无差别：“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所谓“齐生死”，则是认为生死存亡从自然的角度看都是一体的，生死之间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区别。庄子的老婆死了，庄子不但不哭，还“鼓盆而歌”。他的朋友惠施责难他说：“相住一起这么久了，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老而身死，不哭也罢了，还要敲着盆子唱歌。这岂不太过分了吗？”庄子却反驳说：“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没有感慨呢！可是我经过仔细省察以后，便明白她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还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成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全是顺着自然之理。人家静静地安息于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哭哭啼啼，我以为这样对于性命的道理是太不通达了，所以不去哭她。”庄子经常把人的一生比作一场梦。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不过是做了一场大梦。梦不管是春梦还是噩梦，都不过是一场幻象，因为梦总有醒的时候。庄子慨叹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容游佚，以天地为春秋。即使南面称王之乐，亦不能相比也。”
就这样，道家紧紧地抓住了《周易》中阴阳之间相互镶嵌、彼此转化的辩证运动，将人与无限的自然结合起来，不仅“齐物”，而且还通过“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最终指向了人生境界的“逍遥游”。“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乐莫大焉”。就这样，不需要上帝的告诫，也不需要鬼神的参与，中国人在道家思想的指引下将自己的个体生命同无限的自然结合在了一起，获得了一种信仰上的寄托。前有儒家的“入世”，后有道家的“出世”，相辅相成，进退有度，使得中国人根本就不需要去设计一个脱离现实的“彼岸世界”，而是在俯仰进退之间实现了心理的平衡和人生的寄托。所以在中国人的眼里，上帝的存在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从“天人感应”到“天人合一”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暗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这个词，现在比较流行，但滥用的居多。有人以中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而感到骄傲，以此来嘲讽西方人：你看，你们西方世界把自然界当成掠夺榨取的对象，结果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你在看看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不把自然界当成自己的“对头”，而是把自然界当成朋友，从来就不会掠夺、掠夺自然界。
其实，这种所谓的“天人合一”还是比较肤浅和表层的。因为所谓的“天人合一”并不是怕自然界报复我们而和自然界作朋友。怕自然界报复，而不去掠夺、压榨自然界，其实正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世俗、功利的一面。中国人眼中的“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个人向无限超越的境界。正如西方人朝向上帝一样，这种超越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儒家的“安贫乐道”，在贫困的生活中实现精神的超越，在平凡的生活中达到不平凡的境界。而道家也是如此，“庄周梦蝶”故事，则说的是外物与自己打成一片，消除了“内外”、“物我之分”，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因此，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所谓的“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人生境界，而这一境界正是建立在对“天人同源”的体认上。
天人同源不过是说，无论天、地、人、神，都不过是“道”的产物。而所谓的“道”，就是阴阳。正如上面我们讲到“五行”学说时所说的那样，汉朝的董仲舒就是自觉地利用了“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而进一步将儒家的“人人之和”和道家的“天人之合”融为一个体系，发展出了他的“天人感应”理论。在董仲舒看来，儒家所讲的人伦之间的阴阳关系和道家所讲的天地之间的阴阳关系其实是一回事情，都不过是“道”的外化或者产物。“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冥，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幕筋。地有聚邑，人有捆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也。” 通过这种“天人同构”、“天人同源”的思维模式，董仲舒建立起来了一种“天人合一”、“天人和德”的宇宙论模式。 而董仲舒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为统治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根据。
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多少还掺杂着一些迷信巫术色彩的话，那么到了宋明时期，这种思想则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了，开始由“天人感应”向“天人合一”过渡。宋朝的儒学家也无一不用阴阳观念来论证儒家的仁学理论。程颐、程颢说：“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但是，“道外无物，物外无道”，所以，“天地间无一物无阴阳”，“离开阴阳更无道”。“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隐匿在世间万物中，体现在人情事理中。所以，体验天之“大道”只需“格物致知”，发现自然已有的天理，努力挖掘内在固有的良知，便可以处理好人世间的阴阳关系，以达到“致中和”、“道中庸”的境界。正如朱熹所说：“天地之化，虽廓然无穷，然阴阳之度，日月寒暑昼夜之变，莫不有常，此道之所谓中庸”。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暗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这个词，现在比较流行，但滥用的居多。有人以中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而感到骄傲，以此来嘲讽西方人：你看，你们西方世界把自然界当成掠夺榨取的对象，结果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你在看看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不把自然界当成自己的“对头”，而是把自然界当成朋友，从来就不会掠夺、掠夺自然界。
其实，这种所谓的“天人合一”还是比较肤浅和表层的。因为所谓的“天人合一”并不是怕自然界报复我们而和自然界作朋友。怕自然界报复，而不去掠夺、压榨自然界，其实正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世俗、功利的一面。中国人眼中的“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个人向无限超越的境界。正如西方人朝向上帝一样，这种超越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儒家的“安贫乐道”，在贫困的生活中实现精神的超越，在平凡的生活中达到不平凡的境界。而道家也是如此，“庄周梦蝶”故事，则说的是外物与自己打成一片，消除了“内外”、“物我之分”，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因此，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所谓的“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人生境界，而这一境界正是建立在对“天人同源”的体认上。
天人同源不过是说，无论天、地、人、神，都不过是“道”的产物。而所谓的“道”，就是阴阳。正如上面我们讲到“五行”学说时所说的那样，汉朝的董仲舒就是自觉地利用了“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而进一步将儒家的“人人之和”和道家的“天人之合”融为一个体系，发展出了他的“天人感应”理论。在董仲舒看来，儒家所讲的人伦之间的阴阳关系和道家所讲的天地之间的阴阳关系其实是一回事情，都不过是“道”的外化或者产物。“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冥，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幕筋。地有聚邑，人有捆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也。” 通过这种“天人同构”、“天人同源”的思维模式，董仲舒建立起来了一种“天人合一”、“天人和德”的宇宙论模式。 而董仲舒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为统治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根据。
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多少还掺杂着一些迷信巫术色彩的话，那么到了宋明时期，这种思想则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了，开始由“天人感应”向“天人合一”过渡。宋朝的儒学家也无一不用阴阳观念来论证儒家的仁学理论。程颐、程颢说：“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但是，“道外无物，物外无道”，所以，“天地间无一物无阴阳”，“离开阴阳更无道”。“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隐匿在世间万物中，体现在人情事理中。所以，体验天之“大道”只需“格物致知”，发现自然已有的天理，努力挖掘内在固有的良知，便可以处理好人世间的阴阳关系，以达到“致中和”、“道中庸”的境界。正如朱熹所说：“天地之化，虽廓然无穷，然阴阳之度，日月寒暑昼夜之变，莫不有常，此道之所谓中庸”。
所以，正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信仰才表现出了如此大的差异。西方人总是以为自己是偷食了禁果后才从天上掉到地下的。线形思维让他们总想经过一番努力重新回到天堂。他们的信仰是向上的，总是蠢蠢欲动，不安于现状，梦想着飞到天上去。所以西方人虚构出了一个外在的世界放置自己的心灵，从而出现了“灵魂不朽”之类的学说。而中国人则不同，构筑他们信仰的则是阴阳思维。这种思维，总是将个人同社会联系起来，将个人同自然联系起来，使得人生的价值和心灵的慰藉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实现，而没有必要向外寻求。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天人”何以能“一”？“内外”何以能“合”？这里起中介作用的是“阴阳”。阴阳不仅存于天地万物，而且还扎根于人的本性之中。阴阳互动的变化不仅存在于刮风下雨的自然现象中，而且还存在于人类自身活动的俯仰进退中。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它的优势可能正是它的劣势，反之亦然。阴阳思维在信仰领域内的运用，一方面使我们中国人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而不需要寻找外在的慰藉和宗教的寄托，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但另一方面，阴阳的思维模式在中国人的信仰领域也形成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以至于产生了大量的迷信和巫术。更为甚者，“天人感应”的理论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政治宣传下成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造就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更是近代中国积弱贫困的最终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