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不应随便的就划上界限，所谓线性思维发展到某个阶段也必回过头来整理，将已解决的和未知的归类，不断的找寻突破口。如果东方思维是个大的框架，那么西方的思维就应该是其中的血和肉，应该是可以统一并存的。用西医的临床试验无法证明中医的正确与否就像我在先前说过的，用一个理论体系去证明另一个理论体系是否合理根本就是错误的，就像用牛顿经典力学无法证明量子力学一样。
西医的临床试验，是拿人来试药，说白了是数学统计法，当某种新药发明后就找人来试药，但试药的结果往往是本来备受期待的A药效果却没有B药（并不看好）的效果好，这是西医无法治愈的硬伤；而且数学并不属于自然科学。
大家认为中医现在留给世界最重要的是中医处方方剂，其实不然，中医留给世人最重要的应该是其中的辩证思维和天人合一的概念，中医开出“药”的依据不是靠人去试药得来的。是根据易理和阴阳调和而来，人作为有机的整体得了某种病可能是好几种原因造成的。所以有了楼主说的，同病不同药，同药不同病的的情况发生。这其实是只看到了病症却没看清真正病因的说法。同一种病症，中医开的药根据男女、老幼、寒暑、早晚、病人体质，等等 呈不同药方；这也正是中医的高明之处。不过，以西医的理论体系 这样的做法是荒唐透顶的。
中医祝由科，也被冤枉了很多年了，结合现今的西医疗法，其中就包括了心里暗示、催眠、音乐疗法等等。不过，这一切都是围绕在以“气”为基础上的中医的延伸，“气”这东东，西医又是无法理解的。。。。

有件事一直不是很明白，其实中国古代本身就有很向“科学”靠拢的墨家，但墨家为何到后来就消失了呢。有句话叫做，存在即合理。墨家没发展下去，那么就是不合理的了。那墨家思维为何没在中华大地扎根，难道那个时候把墨家思维淘汰掉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易理思维？根据 天人合一的概念，那么科学是把双刃剑，是不是那个时候古代东方上层建筑，主要是人文，精神方面发展 还不能驾驭“科学技术”··劳烦楼主起一卦？

都讲了那么多了，楼主所述还没涉及到“风水” 故意漏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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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谢楼上深夜看帖！
我把中医和西医划界仅仅在于对于一种思维方式的划界，即指出现行线形思维和阴阳思维作为两种思维方式，折射的其实是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呢？哪一种又是正确的呢？我认为这里不应该存在霸权。在“科学”、“科学化”压倒一切的今天，人们无疑已经将理性以及其代表的线形思维和逻辑表达看成了唯一正确的东西，形成了一种独断和霸权。捍卫中医不过是捍卫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捍卫一种文化。是老子所说的“知其白，守其黑”。科学主义的大行其道必将掏空我们最后的底色。
至于墨子所代表的经验主义和科学色彩的理论，之所以会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下面会专门有所论述，现不回答了。
至于风水，我还是认为，是阴阳思维超越了自己所应用的界限，向自然界僭越的结果。任何一种思维方式都有自己的适用界限。线形思维如此，阴阳思维也是如此。线形思维不能用来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不可能形成谋略、兵法和艺术。但是线形思维运用到自然界却是合理的。这就是它的适用范围。否则，一旦进入人生、社会、战争、谋略这些领域，就会变成教条。相反阴阳思维也有自己的界限。它不能应用到自然界。否则就是迷信。算卦、风水就属于此类。用人类的东西去比附自然，用自然来影射社会，是中国文化的“糟粕”。
按照这个观点，人的身体到底属于自然，还是属于社会？这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同，所产生的“世界观”也就不同，中医和西医就分道扬镳了。西医眼中明显地看到了“肉体”。而中医眼中则是一个有生命气象的“身体场”。
欢迎继续讨论。

楼主的“划界”说，如果从狭隘的一个族群出发，应该是成立的。如果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还划什么界呢~再次顶一下楼主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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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类的思维总是想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或者思维模式。所谓划界，无疑是向人类的弱点挑战。今天的我们，看到的不正是“科学”盛行，线形思维独霸天下的局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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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就是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有适用的界限和范围，一旦超出了自己的界限，就会“不合法”。

快乐在过程中，而非在结果
据《荀子•宥坐》记载，孔子厄于蔡，没有吃的，甚至“七日不火食”。弟子子路就问孔子：“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可是老师您“累德、积义、怀美”，而且一贯如此，为什么天不降福祉呢？孔子就此批评子路：“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个人应该在自己的努力和奉献中体悟担当感带来的乐趣，而非要为了得到外在的福祉。如果你没有得到福祉，那仅仅是“遇”或者说“命”，而不能由此而放弃努力，否则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而孔子也正是践行了自己的这一理念。他一生对成败看得很淡，虽说在老时也有“梁木摧乎？泰山颓乎？哲人萎乎”这样深重的叹息，但孔子未曾绝望过。他并没有把仁爱的实现留给后人就完事，而是生前就积极地行仁义。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则更表现了其在过程中获得的快乐远远要胜于其对结果的关注。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治长》）意思是说，如果大道能行，他就会将个人的命运同社会的抱负结合起来，建功立业。如果大道不能行，就漂洋过海，另创乐土。既然人能弘道，人走哪里，道就在哪里，快乐也就在哪里。走出固有心田的远行人则没有包袱轻松上阵，目标清晰，行路之间可以欣赏无限景色，确实是一种新的“行道”之境界。
同时，孔子又没有“生活在别处”，他认为人要高于道，如果浮海为乐，那么就浮海，总之，无论道行与不行，无论人在哪里，自身的快乐最重要。所以，他无论在哪里都是快乐的。
孔子以前一心想搞政治，晚年才知道当个乡村教师其实更好！只要能走出出自己的心田，快乐就无处不在。以前以国为家，后来却觉得处处是家，走到哪里都是家。所以，孔子在人生的四大时期都是快乐的。少年孔子无父，母亲也早早过逝，他在自修中获得乐趣；青壮年孔子为官于朝，牛刀小试，已见大效，因此他很安慰，虽有诸多遗撼而不改本志；中年是孔子周游列国，屡经风险，并最终失败，但有享受到了漂泊的快感与历练的乐趣；晚年孔子居乡为圣，一面研究古文化，一面教育弟子，生活中充满无尽欢乐。大道已行，就行在他自己身上。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就这样，人一步一步走出固有心田，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成为了一个快乐的人。而这个时候的孔子，早已经将内与外、我与他、家与国、礼和乐打成了一片，而自己却在里面“游刃有余”。所以，孔子才会轻松快乐，才会觉得人生的新意才能层出不穷，才活得越活越精彩。 正如他所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也”。

楼主关于奥运部分的评论在下有些不敢苟同
比如足球，是天生中国人不行吗？
我们的女足可以拿下世界杯，男足为什么不可以呢
比如足球射门和射精的类比
如果可以的话，享誉古代战争史的射箭又怎么说呢
而且诸葛大神还发明了可以连发的弩
这可比射门来的爽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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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一种“艺”，任何东西都是作为一种把玩的“艺术”来看待的。不论是射箭还是弩箭。拼得不是力量。

阴阳思维得之于自然界，易理包罗万象。而阴阳思维的界限竟然是，不能将其运用于自然中，这点难以让人理解。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包含于宇宙万象，自有逃脱不了的干系。至于是什么干系，这是很多人穷一生精力去研究的，以中医为例，中医其中的纽带是“气”，可是临床医学能够证明“穴位”对人体的作用及影响，却无法知道“穴位”到底是什么东西，中医空有经络学说却没有“经络”的实体证据而不被线性思维所接受。中西医之间的盲点，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填补，没有中医理论做向导，恐怕等到西医灭亡人类也不会知道并利用穴位，经络造福人类。《易》之阴阳虽在线性思维面前难免过于飘渺玄乎，却是自然界的普遍道理。在科技到达瓶颈而无法前进的时候，易理思维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思维的限制并将看似无联系的事物贯通起来，这就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只是《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懂，而且要运用易理更是难上加难，难免会有人犯错误，这就是为何 中国历来有那么多的江湖骗子和庸医了，实非《易》之过，乃人之过也。
将自然界的普遍道理运用于人身上，只有拥有理论指导的中医有能耐这么做。只是有的人运用的好，有的人运用的不好，全看各人资质而已，就目前中医在国内的发展 容乐观啊···再不改制 中医消亡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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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阴阳思维对于自然的把握和掌控仅仅停留在揣摩阶段，无法进入实证阶段。

“孔颜乐处”在何方
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但他最喜欢、最欣赏的是颜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颜回将孔子的“乐道”思想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论语•述而》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说，吃着粗粮，饮着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这也充满乐趣。用不义的手段得到富贵，对于我好像浮云那样转瞬即逝而无足轻重。又载孔子对自己的描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发愤学习和教学，是最大快乐，自觉年轻多了，忘了自己渐渐地老了。
这种“安贫乐道”，不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更不是为了平衡自己的阿Q精神，而是一种摆脱了外在欲求的快乐，是发自自己内心深处的快乐，因为摆脱了外在的限制，所以能自己做主。
在孔子看来，他的弟子中，只有颜回达到了这种快乐。孔子这样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用非常简陋的竹器吃饭，用瓢饮水，住在陋巷，别人受不了这种困苦，颜回却不改变乐观态度。对于孔子、颜回这样品德高尚的人来说，快乐已经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情操的追求。
颜回在生活贫困不堪的情况下，仍能快乐地一心向道，得到了孔子的称赞。这就是历代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由孔子开创的乐道思想并不是简单地以道为乐，而是指人达到与道为一的境界所自然享有的精神上的乐，从而超越了物质的欲求，不再受外在物欲的羁绊，从而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享受一种精神的快乐。这就是孔颜乐道的精髓。这种快乐不是对物质欲望的满足，而是对其的超越和消解。
可以说，孔子的安仁乐道向我们展示了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静和安宁，在有限的人生中追求无限的价值，在理性的内容中蕴含着感性的形式这一壮美的图卷。这与其说是一种人生态度，毋宁说是一种审美态度，因为它已摆脱了物欲的羁绊、世事的纷扰，对生活进行了艺术的观照，趋向于诗意的人生境界。
西方哲学家叔本华以悲剧人生的观点著称于世。在叔本华看来，人的一生不外是向外诉求、满足自身欲望的过程。自己产生了欲求，就到外在世界中去寻找这种满足。可是，人的欲求是无限的，但一种欲求得到了满足，新的欲求又接踵而来。人的欲望无法消失，这种追逐的奔波就无法停息。所以，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挣扎、不断追逐、不断满足自身欲望的过程，所以是痛苦的。而且这种痛苦随着欲望的膨胀不断加深，永远不会消失。总之，人生就是痛苦。
但是，以孔子和颜回为代表的儒家却从根本处消解了叔本华的这种痛苦。因为，“孔颜乐处”并不是对外物的追求，而是建立在自身之上，是一种不为物欲所困的主体内在之乐，它是基于人从自然性的“感性冲动”下挣脱向精神性提升的过程。它往往表现为在贫困中保持清心一片以及自得其乐的高尚节操。
人是天使和魔鬼的结合体，一方面，人的自然性本质决定了人在物质贫困中要遭受痛苦。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又引导人对物质贫困造成的苦痛进行超越，两种张力共同作用制造的审美境界——“孔颜乐处”就成为衡量现实生活中人道德情操是否高下的分水岭，能够满足生理性的感官欲望固然可以获得快乐，但是这种依靠感性欲望或者目的驱使而取得的快乐是“乐在其外”，“乐不归己”。它是不自由的，是转瞬即逝的，它的实现是建立在欲望是否满足的基础之上的，一旦物质欲望被满足或无法实现，都会造成更大的痛苦，因此只是一种低级的庸俗的快乐。只有如孔子、颜回那样超越感官性欲望追求，进入崇高审美境界的主体内在之乐、自由之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因为没有功利性的源泉，这种快乐当然可以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境界。

这篇文字，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发了整理版。那里人比较少，看起来比较方便一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谢谢大家的捧场。

http://bbs.qintai.net/thread-20078-1-1.html

境界向上，眼睛向下
“孔颜乐处”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在到处充斥着物质利益的当代社会里，“孔颜乐处”无疑是我们安身立命、心灵环保的精神家园。孔颜所乐之处就是在艰难条件下，为了追求理想而达到的乐观主义境界。这种“乐”的境界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体现。对于君子来说，最重要的德行就是仁，仁是一切德行的出发点，是实现远大志向的必备条件。正如孔子所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颜乐处，乐在何处？对这个问题，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许多参悟，到了现代才有人对此做了总结。冯友兰先生说，人生可以有四种不同的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功利境界则多了一些算计、规则；道德境界在功利之上，又加上了许多道德要求；天地境界是人生的一种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浑然与物同体”。 孔老夫子与颜回之所以快乐，就在于他们达到了天地境界，并且对这一境界有高度的自觉。每一位想有“孔颜之乐”的人，都应努力使自己的人生达到天地境界。
在追逐名利的今天，“孔颜乐处”早已经成了远古的图腾，在物质匮乏的远古时代，颜回为什么还能“乐”，现代人百思不得其解。有消息报道说 ，根据有关方面的调查，财富的增加与人们的幸福感并不成比例，在人们追逐财富的过程中，获得幸福的能力已逐渐被弱化，一个现代人可以自豪地对古人说：“我比你富有多了”，但他却不敢肯定地说：“我比你幸福多了”，这就是现代人的可悲之处，因为现代人只是在自然境界与功利境界之间徘徊，偶尔有一次忽发善心迈进道德境界的门槛，自己都会被自己所感动。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不能自拔，不知“孔颜之乐”为何物，这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一大难题。
我们之所以不理解，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静下心来体验这种“乐”。因此，若想增加人生的快乐，只有通过对人生境界的自觉才能实现。“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境界不同，人生的况味自然不同，境界一高，平平凡凡的人生，也会有着不平凡的意义，同为“众里”之一分子，却自能达到那“灯火阑珊”的地方。人不能免俗，需要生活在俗事中；但生活在俗世之中，并不能阻止心灵追求永恒和无限的愿景。人的心灵也只有摆脱物质的束缚，才能真正体验到真正的快乐。这正是我们的儒家所追求的，尽管你是普通的，尽管你是平凡的，但普通的人，平凡的生活，仍然可以有超越的境界，有脱俗的快乐。因为，快乐很简单，只要眼睛向下的时候，别忘了境界要向上。

学无止境 生无所息
孔子不仅是一位大思想家，还是一个大教育家。前者使他去思考世界和社会的秩序，后者让他去思考如何去培养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不像今天我们的教育，进入学校要分专业，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就业和谋生，对社会有贡献。而在孔子眼里，教育的目的就是“成人”，教育就是“成人之道”，所以教育的关键是要“传道”，而学习的目的就是“修身”。
《大学》开篇第一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德，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里的“止”是一个静态词，“止于至善”的意思就是说，到达“至善”就可以停止了。可是人又到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至善”呢？估计永远也达不到。所以，“止于至善”就是一个永远达不到，但又要不断追求的目标，这也许正是人生意义最为形象的表达。
所以，学无止境，人生中是一个不断出现困惑，又不断摆脱困惑的过程。
孔子所谓的“四十而不惑”，正是认识到了“困惑无处不在”，从而对此而不再“惑”。而到了“五十而知天命”，则是认识到了人生的偶然性无处不在，从而对“天命靡常”有了更深的理解。
比如，为什么发生了地震，有的人被砸死了，而另外一些人却毫发无伤地活了下来？为什么有的人买了一辈子彩票都没有中，而另外一个人第一次买就中了大奖？这种偶然性永远无法解释，人又不能驾驭，所谓唯一的态度就是“敬畏”：“吾有三畏：畏天命、畏圣人，畏大人之言”。
这里的“畏”并不是恐惧之感，不同于恐怖（Dread）或怖栗（Tremble），而是因敬成畏，因诚成畏。这里的“畏”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忧患意识。朱熹在这一节的注中说：“畏者，严惮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赋之理也。知其畏者，则其戒慎恐惧，自有不能已者。而付舁之重，可以不失矣。”（朱熹：《论语集注》卷八） 牟宗三也曾说道：“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的意识。……他（君子）所忧的不是财货权势的未足，而是德之未修与学之未讲。……圣人焉得无忧患之心？他所抱憾所担忧的，不是万物的不能生育，而是万物生育之不得其所。”
这里牟宗三与朱熹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基于神圣使命感的忧患。由此引出“畏”的第二层含义：诚敬。在对同一段话的注中，朱熹引用尹氏（程颢）的话说：“三畏者，修己之诚当然也。小人不务修身诚己，则何畏之有？” （朱熹：《论语集注》卷八）正是深重的忧患，才发生了庄重的敬畏，这种敬畏之感渗透于儒家的整个学术和人生品格，成就为对待任何事物、行为任何动作时所恒有的诚敬态度，即以崇高的神圣感去承接人生的使命，完全没有不负责任、旁观者的冷嘲以及颓废的戏谑。而这也正是孔子眼中教育的目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敬畏”，人才成为了一个大写的人，才有了孔子七十岁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其实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表达，对人生至高境界的一种表达。如果孔子能活到80岁，他在70岁以后就不需要学习了吗？非也。假使天假孔子之年，让孔子更为长寿，他依然还会继续不懈地自我完善，以致其生命更为丰富和多姿多彩。17世纪儒者孙奇逢（1584-1675）的例子是发人深省的。他长期不断的自我反省，使得他在90大寿时能够察知自己89 岁时在言行上的失误。他甚至略带幽默地在自己的弟子们面前谈论说：只有在他过了80岁之后才意识到自己70岁时的年幼无知。
孔子说，学无所固。学习没有固定必须要学的东西，因为学习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什么目的的手段。孔子反对学习的异己化和功利化，强调真正的学习是“为已之学”，所谓学习为己，而非为人，正是这个意思。
学习没有专业之分，没有门派之别，没有地点的限制，没有时间的阻碍，人身处处皆学问，人能弘道，道也能弘人。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 有人说，这是孔子谦虚、好学，不耻下问。我认为这种理解比较肤浅。其实，孔子已经把学习看作了内在于生命的东西，看作了生命的愉悦和人生意义的展现，所以才把学习看作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事情。如果非要把此于今天我们所谓的“谦虚”、“好学”这些字眼联系起来，就太小看了孔子了。

学无止境 生无所息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第一》） 学习而又经常复习，为什么会感到快乐呢？今天的我们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在复习旧知识的时候，感到的是索然无味，而没有感觉到快乐呢？原因很简单，你没有把学习看作生命，没有把学习看作“成人之道”，总是想着学完知识以后去干点别的，自然不会有快乐了。
《列子》中曾记载着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贡关于“学习”和“生命”之间关系的一段对话：

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曰：愿有所息。 仲尼曰：生无所息。
——《列子•天瑞》

子贡学习累了，想休息一下。但他的老师却告诉他，生命本身就不停息，何谈停止学习呢？只要你的生命在延续，你就需要“学习”。在人的本根处，学习是一个持续终生的“修身”和“社会化”的过程。既然“生无所息”，学习也永远不会停止。因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这个不断学习、不断追求的过程之中。
这也许正是生命的真谛。今天我们的知识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人生意义的追求方面却遗忘了古人的教诲。放眼望去，在这个超级急功近利的年代，我们又有多少行为没有一个功利的目的？我们又把什么看作了视之为生命的东西？我们的目的性太强了，以至于离目的越来越远。佛语不说吗？无心恰恰用，有心恰恰无。可惜，今天的我们，“无心”的太少，“有心”的又实在太多。
不仅孔子，世界上很多伟人和大的思想家对此都颇有心得，尽管表达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在西方，从西西弗斯神话开始，哲学家们就开始探讨人生的意义了：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偶然”的，谁也没有询问我们是否愿意出生，我们就呱呱落地了。可是生命的尽头又是死亡。我们的生，自己无法选择；我们的死，自己不能决定。那么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正如19世纪法国大作家雨果所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被判了死刑，但是都有一个不定期的缓刑期；我们只有一个短暂的期间，然后我们所呆的这块地方就不再会有我们了。” 正如古希腊神话中那个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他命中注定要永远推着一块巨石上山，当石块靠近山顶时又滚下来，于是重新再推，如此循环不息……
然而，歌德在论及西西弗斯的时候，几乎是另一种调子。因为诗人的一生实在是富有伟大创造力、为人类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一生。1824年1月27日，风烛残年的歌德在同爱克曼交谈的时候，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

人们通常把我看成是一个最幸运的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我这一生所经历的路程也并不挑剔。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地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舒服的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我的年表将是这番话的清楚说明。
——歌德

同样劳累、忙碌但又幸福无比的还有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这位堪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是这样来描述“人”的 ：

我们吃别人种的粮食，穿别人缝的衣服，住别人造的房子。我们的大部分知识和信仰都是通过别人所创造的语言由别人传授给我们的。……个人之所以成其为个人，以及他的生存之所以有意义，与其说是靠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他是伟大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从生到死，社会都在支配着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逝世前不久，他对友人说：“只要有一天你得到了一件合理的事情去做，从此你的工作和生活都会有点奇异的色彩。”的确，爱因斯坦一生之所以能朝气蓬勃，光霁日明，都是因为他总是在做一件件合理的事情。对于他，生与死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不是在研究物理学问题，是不是在思索大自然的统一结构，是不是在不断地接近“他”，即接近斯宾诺莎的上帝——自然。正是这种“追求”，而不是“占有”成就了一个伟人，也成就了一个幸福的人。
学无止境，生无所息。如果说这是孔子的教育思想，还不如说这是孔子的人生哲学。也许，只有深刻了理解了这八个字，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孔子，才能真正进入歌德和爱因斯坦的内心世界。

“慎独”的功夫和境界
孔子眼中的“中庸”，不仅仅是“执两用中”的“时中”态度，也不仅仅是建构礼乐的策略原则，它在更高的一个层面则是一种境界。
《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是谨慎的，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也是有所戒惧的。越是隐蔽的地方越是明显，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是显著。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一人独处的时候更是谨慎。
按照郑玄的注释，“独”是指“独居”、“独处”。 “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郑玄：《三礼注》）“慎独”就是谨慎自己在独居、独处时的言行、行为。按照现在人的话来说，“慎独”就是人们在独处之际仍能保持道德的操守，独善其身。“慎独”指的是人们在个人独自居处的时候，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
《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意思是说，所谓心要诚实，就是说自己不要欺骗自己。要像厌恶臭气和喜欢美丽的颜色一样，这样才能说自己意念诚实，心安理得。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要谨慎对对待离群独居的生活。
朱熹对这句话是这样注释的：“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朱熹：《大学章句》）
朱熹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倡一种道德自律，把修己作为自我主观意识较强的一种修养行为，不完全依赖于外界条件的约束，也不自欺欺人地借修为的幌子而专做给别人看，钓名沽誉，这些都是个体修为中的大忌。正是这种内省式的自我修炼，使得中国文化被打上了浓厚的道德自觉的痕迹。后世大儒对“慎独”都是非常看重的，明代王阳明、清代曾国藩等都对此有过精辟的见解。在现代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关系中，“慎独”仍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道德要求和人生修养原则。
“慎独”即是一种功夫，也是一种境界。比如，孔子讲“吾日三省吾身”，这就是一种“慎独”的功夫，是达到“慎独”境界的不二法门。意思是说，每天都要多次反省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西方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有一句名言：“没有经过省查的人生不是好人生。” 《菜根谭》中也说：“夜深人静独坐观心，始知妄穷而真独露，每于此中得大机趣；既觉真现而妄难逃，又于此中得大惭忸。”
无论是孔子的“三省吾身”，还是苏格拉底的“省查”，还是佛家的“观心”，都是指一种反观自身的思考，它指向人自身，从而获得了一种人生的“顿悟”，而不是外在的“知识”。正如上面佛家的那句话，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候，如果你一个人独坐静思省察自己的内心，才会发现自己的妄念全消而真心流露，当此真心流露之际，皓月当空，心旷神怡，精神十分舒畅，感觉体会到了毫无杂念的细微境界。假如这种真心能够常在，然而已经感到真心偏偏难以全消妄念，于是心灵上会感到惭愧不安，在此中感到悔悟而有改过向善的意念。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 ：春秋战国时期，宋昭公众叛亲离，只得架车出逃。在路上，宋昭公就对车夫说，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逃了。车夫便问：“为什么呢？” 宋昭公说：“以前，不管我穿什么衣服，别人都说这衣服华美；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别人都说我英名。这样我内外都发现不了自己的过错，所以今天才会这样狼狈！”从此，宋昭公改行易曹、以仁善治理国家。他死后，益为“昭” 昭就是明显，就是能够自我反省。
所以，一个人有过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没有反省的勇气和智慧。“慎独”，既是强调人的自我反省，增加修养，与人为善，从而使他人愿意亲近你，人际关系就会得到良好的发展。
上面这个故事说明的仅仅是“慎独”之“用”，而在孔子那里，慎独恰恰“无用”，因为它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功夫只是方法，是“格物致知”，惟有“慎独”的境界才是我们所追求的。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无需克制，无需执著，也不会像上面的昭公那样为了将国家治理好而去“三省吾身”，而是一举一动是那么的发乎自然，而又合乎天然之道，正所谓“与道同体”。
孟子生怕败坏了自己的名誉，竟休掉了他的妻子，这可算作自强了，但不能说遵循了“中庸之道”，因为这样做太做作。孔子的学生子路，担心看书睡着了，就用火柴烧手掌，这可算得上自我克制了，还没有达到喜好思考的程度。
石洞中有一个人，他会猜谜语又喜欢思考。如果耳朵听到声音，眼睛看到东西，就扰乱了他的思考。所以，蚊虫的叫声、禽鸟的飞翔，都会妨碍他聚精会神。为避免耳朵和眼睛受到骚扰，他独居石洞，静坐思考，这样，他的思想就能明白通达。使耳朵和眼睛避开骚扰，可以算得上自我警惕了，但还没有达到认识的精微程度。能够认识精微的人，是天下最完美的人，既然是最完美的人，“自强”、“自我克制”、“自我警惕呢”这些字眼所以，没有得道的人，如火光一样，只有光明，转瞬即逝；而真正得道的人，如火一样，本身发光发热，因此整个身体也透彻明亮。

儒家的性与天道——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天是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它离我们很远，又离我们很近；它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它似乎高高在上，但却永远不会死板地向人间颁布命令；它似乎就在我们身边，但却又是神鬼莫测， “时事无常”、“造化弄人”地化解着我们的努力，嘲弄着我们的命运。所以，尽人事而知天命，一直是中国人的处世方式。我们一般不会眼巴巴地等着天上掉馅饼，更不会去崇拜什么人格神，而是脚踏实地第生活在大地上。但是，我们又不是天不怕、地不怕，而是永远对“老天爷”充满着无限的敬畏，最怕的就是“天诛地灭”。

天是中国人的生存境遇
西方人信仰宗教，其心灵寄托总在世俗生活以外。而中国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伦理文化、宗法文化，其感兴趣的领域不在来世，也不在彼岸，而就在现世。这一点，在儒家文化中表现得极为突出。但是，如果据此否定中国人的精神超越，否定中国人的至上追求，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翻开任何一本中国文化典籍，我们都会发现里面肯定有两个字，那就是“天”和“道”。可以说，“天”和“道”就是中国人思考的终极问题。而在这一讲里，我们谈的就是这个“天”和“道”。
西方宗教崇拜的对象是人格神，无论是上帝还是耶稣，他们都是人的形象。他们有脾气，有性格，有好恶，所以可以当作一个“东西”来描述。
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天”呢？好像却无法描述。它是刮风下雨的天？好像不是。它是奖善惩恶的“老天爷”？好像也不全面。它是人命运的掌控者，是如来佛的手心？好像也有失偏颇。它是《西游记》中描述的天宫，神仙居住的宫阙？好像又有失真实。总之，我们无法对中国人眼中的“天”下一个定义，它就是一个一个苍穹，好像是一个境域，一个充满玄机的境域。
正如我们每个人抬头所看到的那样，蓝天白云，无边无际。它的含义是如此地丰富，以至于我们在那一声声“天啊！”的呐喊和发声语境中，可以通过各种各样方式来体会和体现着这天的蕴意：当我们遭受天灾时，我们会心生恐惧，总以为这是天下凶兆，以罪人间丑恶；当风调雨顺时，我们会认为这是政令畅通、国泰民安的祥兆；当六月飞雪，出现灵异现象时，人间可能存在着重大冤情，需要昭雪和平反；当人们的努力无法改变趋势，抱终天之憾时，我们会“认命”，认为是“天意”使然……
总之，天离我们很远，又离我们很近；它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它似乎高高在上，但却永远不会死板地向人间颁布命令；它似乎就在我们身边，但却又是神鬼莫测， “时事无常”、“造化弄人”地化解着我们的努力，嘲弄着我们的命运。
正是由于“天”的这种境域化的存在，使得每个中国人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尽管看不见，摸不着；尽管说不出来，道不出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天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禁忌。即使“上帝死了”（尼采语），我们中国人也不会看到世界的末日，只要苍天有眼，一切都还会散发生机；我们中国人可以什么也不怕，但不能不怕“天谴”，所谓“天诛地灭”也就成了最恶毒的誓言和诅咒。人间的帝王，高高在上，俯视万民，够伟大了吧！可是逢年过节，还是要祭天，因为天在他头上，时刻会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他看到自己的渺小。
我们上面说过，自从西周靠“修德”灭商以后，“天命”神学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彻底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种在人间施恶，但又梦想 “上帝”赐福、保佑的做法，更是成了尘封的记忆。可是，中国并没有因此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人格神崇拜，中国人在地上“修德”也并不是为了“成为上帝的选民”，死后为了“升天”。他们的注意力没有在人世之外，而是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可以说，中国人从来就不信仰人格神，更不相信天上的神对人间有着这样那样明确的要求。
后来，墨子倒是发展出了一套“天志”、“明鬼”的思想，认为上天和鬼神都是人格神，他们不仅实际存在，而且还用“惩恶扬善”的眼睛盯着人间，谁做恶就惩罚谁，谁如果做善事就奖赏谁。这种理论不能说不精妙，也不能说不伟大。但就因为墨子把中国人眼中这种境域化“天”演绎成了人格神的“天”，结果而被历史所淘汰。 其实，早在周朝灭商以后，就已经得出了“天命靡常”的结论。“天命”是无常的，它不会专门奖赏好人，也不会专门惩罚恶人。因为所谓的“好人”和“恶人”本来就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而所谓的“惟德是辅”，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在人间“修德”就肯定能够享受“天命”了。因为对于“德”的理解却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志》），即是表明，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德”摆在那里让你去“修”。你必须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相时而动，顺势而行，摸着石头过河，才能识破“天机”，享受“天命”。
正因为此，中国人虽然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但仍然还是会去对宗庙社稷、山川大河行祭祀之礼。秦始皇不就是死在了祭祀封禅的路上吗？还是孔子说的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只有你虔诚、严肃地去祭祀，神就在；如果你不严肃，总想在神那里得到一点什么，那神就不在。这种类似“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运思方式使得中国人从来不会外在地去看“天”，也不会用概念化的语言去定义“天”，而是以投身于“天”之怀抱的方式来领会“天”。

楼主很强大，很让人佩服啊。这里想问楼主几个问题：
1 楼主对现代科学中的心理学，社会学有什么看法？
2 世界上并不仅仅有西方文化（应该说是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还有印度文化，埃及文化，印加文化等等，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高超之处，楼主对它们的评价或者感想是什么呢？
3 这里再给西医辩解两句，楼主对西医的解释非常正确，即“因为……，所以……”，但所谓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在过于贬低甚至于误导了。比如一个人因脑瘤腿痛，没有哪个西医会不去管脑袋里面的肿瘤而直接把腿截断进行治疗的。
我不清楚中医对脑瘤引起的腿痛的治疗方法或者治疗理论是什么。但我可以说一下西医的治疗方法：找出疼痛原因，选择适当的方法止痛，消灭脑瘤，找出脑瘤产生的原因，做好预防工作。有着非常清晰的“因为……，所以……”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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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主对现代科学中的心理学，社会学有什么看法？
心理学、社会学都是经验性很强的学科，根本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我们知道，真正的科学（以数学为代表）是以普遍必然的演绎为其表征的。西方有“泛科学”的倾向，一门学问如果不被称为科学，就可能被打入冷宫。所以，哲学、心理学等等人文学科，都愿意自称“科学”。理性统治了一切。正如“阴阳”渗透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样。

世界上并不仅仅有西方文化（应该说是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还有印度文化，埃及文化，印加文化等等，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高超之处，楼主对它们的评价或者感想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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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乎人文，以化天下。所谓文化，不过是对人的进化提供一种文明的路径。有特点对，所谓高超，都谈不上。庄子说“无待”，即是此意。文化没有高低上下之分，没有优劣之别。各个民族之所以在进化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文明路径，内在的原因分析实在是“马后炮”，本人无法评判。只能隔靴搔痒。

3 这里再给西医辩解两句，楼主对西医的解释非常正确，即“因为……，所以……”，但所谓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在过于贬低甚至于误导了。比如一个人因脑瘤腿痛，没有哪个西医会不去管脑袋里面的肿瘤而直接把腿截断进行治疗的。
我不清楚中医对脑瘤引起的腿痛的治疗方法或者治疗理论是什么。但我可以说一下西医的治疗方法：找出疼痛原因，选择适当的方法止痛，消灭脑瘤，找出脑瘤产生的原因，做好预防工作。有着非常清晰的“因为……，所以……”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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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过是一种形象的说法。目的在于揭示西医所代表的因果思维及其追根溯源的“原子论”的世界观。总之，西医是不不可能产生中医中所谓的“代偿”理论的。其病理学和治疗方案透视的不过是一种身体观，甚至是世界“观”。

因为是一口气读完的，前面很早写的一些，读到的时候有些观点不太认同。也在这里写一些了。不过大多是些表象的东西，我不是学哲学的，大概有些地方用辞不当，希望不要介意。
1，比如东西方文字的说法。
说西方文化里的文字最终选择的表音文字，而中国文化选择了表意文字。
这个，嗯，有学者认为，其实汉字也是经历了表意到表音的发展过程的，不过最后成型的时候完成在音型结合上，现在汉字里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形声字可以看出。形声字是由表示意义的「形符」与表示发音的「声符」组成的。形声字多使用意符为部首，有助于容易判断部首的部分。
2，lz也许是因为此文为连载，也可能是边写边发。我看完全文感觉有点吃力，主要是lz在前面几章的主旨内容写着写着拐了弯了，跟后面的内容有些衔接不上。分看看每一节能明白意思。但是合在一起有点主题不明确或者说主题太多，太散。
也许是我个人有点求全责备，似乎现在的人写文章尤其是在些论文一类需要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的时候，特别是在解释某些东方的或者说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或者事物，词汇的时候，必须借助西方的逻辑，观点，或者思维方式来表述。比如总结归纳一些道理，一些理论的时候。诚然这当中也有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本身在理论方面一些缺陷。不过，似乎lz在阐述观点的时候连这一点都有点没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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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谢上面这位仁兄的德捧场和赐教。针对仁兄的问题，尝试着做几点回答：
表音和表意文字的差别其实内在地显示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差别。表音文字是一种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彻底断裂的思维。因为不会从蝌蚪式的字母中捕捉到任何关于其“含义”和“意义”的信息。必须通过后天的强加关联才能形成联系。这一点，索绪尔称之为“任意性”。比如“sister"这一连串声音所表达“姐妹”这一含义之间的关联就是任意的，或者说强加的。感性和理性彻底分离。感性看到的是字母，而理性感觉到的却是“含义”，二者之间没有感性的联系。

而作为中国的汉字就不一样了，象生字也好，会意字也吧。感性（读音和字形）和理性（所指称得事物或所表达的含义）并没有彻底分开。这种思维方式和致思取向反映的正是中国人的思维——既没有彻底的感性，也没有彻底的理性，而是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纠缠。西方人善于概括，上升为“概念”，而我们中国人则是“取象”；西方善于归纳，搞出什么种属；而中国人则是善于“比附”和“类比”。正因为此，中国这种似像非像，似是非是的思维只能成为一个艺术大国，而无法成为一个科学大国。而中国的语言则是天然用来写诗的。
一点拙见。欢迎拍砖。

这两天忙晕了，为了应付检查，抄了好几天的东西。没办法。先回答昨天一个朋友的问题，然后我再来更新

因为是一口气读完的，前面很早写的一些，读到的时候有些观点不太认同。也在这里写一些了。不过大多是些表象的东西，我不是学哲学的，大概有些地方用辞不当，希望不要介意。
1，比如东西方文字的说法。
说西方文化里的文字最终选择的表音文字，而中国文化选择了表意文字。
这个，嗯，有学者认为，其实汉字也是经历了表意到表音的发展过程的，不过最后成型的时候完成在音型结合上，现在汉字里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形声字可以看出。形声字是由表示意义的「形符」与表示发音的「声符」组成的。形声字多使用意符为部首，有助于容易判断部首的部分。
2，lz也许是因为此文为连载，也可能是边写边发。我看完全文感觉有点吃力，主要是lz在前面几章的主旨内容写着写着拐了弯了，跟后面的内容有些衔接不上。分看看每一节能明白意思。但是合在一起有点主题不明确或者说主题太多，太散。
也许是我个人有点求全责备，似乎现在的人写文章尤其是在些论文一类需要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的时候，特别是在解释某些东方的或者说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或者事物，词汇的时候，必须借助西方的逻辑，观点，或者思维方式来表述。比如总结归纳一些道理，一些理论的时候。诚然这当中也有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本身在理论方面一些缺陷。不过，似乎lz在阐述观点的时候连这一点都有点没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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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刻意规避西方的话语系统，或者可以地借用西方的话语系统，都是一种做作。在终极问题的思考方面，我认为殊途同归。所以，这个稿子中，我有意无意将中西文化牵引对比，用以比较，让二者对话。但本人没有用西方的概念曲解我们的文化。
至于本文中的结构。也许是初稿，很多地方可能还不成熟。最终稿我已经进行了细致的构思。尽管还是不尽让人满意。当然，这样的题材不可能像历史小说那样环环相扣，更不可能引人入胜。但本文的一个立场仍然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分开的立场。中国的阴阳思维向各个领域渗透，显示的是中国文化的阴阳性思维。中医、兵法、谋略、权术、迷信，都是这种思维的结果，表达的是中国人“任何思考”。后者，我通过儒道两家昭示中国人在“思考什么”。“如何思考”和“思考什么”可以说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条主线。但是，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个特质则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纠缠。也就是说，“如何思考”影响了“思考什么”，“思考什么”又影响了“如何思考”。这种纠缠造成了中国人很多东西都没有彻底分开：“道”和“术”不分；“知”和“行”不分；：权力”和“思想”不分；“道德”和“智力”不分；感性和理性不分。
当然，笔者功力尚浅。写到中途，已经感觉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继续这么一个伟大的工程。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能硬着头皮搞下去。很多不尽人意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天人的“时机化”相参

“天”和“人”不是割裂的，也不是有感应，二者的相参、渗透和结合总是“时机”化的。正如《诗经》中所说的：“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诗经•周颂•敬之》）如果单纯地相信“天命”，迟早会像商纣那样灭亡。但是，如果人事不配合天，人事仅仅就是人事，没有终极的含义。而一旦融入天的运作，领悟到“天时”的微妙，就能应付自如，取其大端。
吴越争霸时期的范蠡就是一个这样一个能够深切体会“天时”的战略家和军事家。他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国语•越语》）“天道”随机显现，缘起性空，而不是摆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去捉的猫。正如今天我们炒股票，不是买的太早，就是卖的太晚。所以范蠡说：“天时不作，弗为人客”。（《国语•越语》）韦昭注曰：“谓天时厉害灾变之应。”一开始范蠡劝阻勾践伐吴，就是因为他深知天时还未作，人事还未起，急于行动就是“逆于天而不知人”。结果，勾践不听，终遭惨败。只有吃亏惨败以后，勾践才认识到范蠡所讲的“天地人”不是迂腐的理论，而是至理名言。
于是，勾践在范蠡的指导下依据随机出现的“天时”采取了不同的举措，从而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压制住了一次又一次不符合“天时”的判断和行动。而范蠡苦心追求、等待、酝酿的就是“人事必将与天地参，然后乃可以成功”（《国语•越语》）的境界。一旦“天机”显现，举兵的时刻到来，就必须要做到“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得手以后就要顺天势，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消灭吴国。因为“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之成灾”。（《国语•越语》）
在中国人眼里，特别是在远古时代，天就是如此地玄妙和几微。 “天时”显现的随机性，使得世间的人必须睁大眼睛，丝毫不能懈怠，做到“得时则大显，不得时则龙蛇。”不如此，就不是一个识“时务”的人，终将被历史所淘汰。不管你是一个人，一个王朝，还是一个学说、一种思想。但是，这种“天机”的显现又不是上帝手中的“瓠子”，想怎么投就怎么投，世间的人事本来就已经参与到了“天机”、“天时”、“天意”的显现和构成。
“天因人，圣人因天”，对“天”和“人”之间这种相互参与、相互构成、相互牵引的领悟，构成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不走到此处，我们估计永远也领会不了“尽人事而知天命”的深层意蕴。
总之，至此，我们已经走到了中国文化的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