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过奖了。您的帖子备受关注，只不过本人实在没有太多的精力，还没有认真拜读，有时间一定会认真咀嚼。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既然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就不应该回避，而应该勇敢地正视。但是，在正视矛盾和冲突的同时，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和冲突，则是更为更为关键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儒家采取的办法是“中庸之道”，也就是“致中和”。如果说，“和合”观自上古时期就有之，那么，儒家又给这种世界观注入了方法论的新鲜血液。这种新鲜血液就是“中”。无“中”就没有“和”，如果说“和”是目的，“中”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和方法。唯有“用中”，才能使得矛盾的各方处于均衡状态，不至于一方以绝对的强势压倒另一方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是用，是方法，“和”才是目的。所谓“中”，就不是不偏激，不走极端。猛烈的“质变”虽然也能达到平衡，但却会付出沉重得代价。而“用中”，则是通过一种温和的“量变”将不利因素化解，将各种矛盾因素潜伏的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所谓“执两而用中”、“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无不是对“中”之用的强调和发挥。正是由“和合”向“中和”的转化，我们的这种“和合”观才充满了活力，生机盎然，经久而不衰。
我们先来看一下儒家在个人修养方面的“中庸之道”。孔子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意思是说，过于偏激地表现出某一方面性格和品性都是不适合的，最恰当的办法就是维持在“当中”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中庸》） 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个更贤一些呢？”孔子回答说：“子张过分；子夏不够。”子贡问：“那么说，是子张更贤一些了？”孔子说：“过犹不及”，过分和不够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对“中庸之道”的违反和背离。
孔子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庸》）对于人的自然欲望而言，比如喜怒哀乐，要有一个适中的度的控制，过度的喜不叫喜，过度的乐也不叫乐。朱熹注释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朱熹：《中庸章句》）性即本性，本来的状态，也就是本身固有的质和量。对喜怒哀乐能按应有状态掌握，无所偏倚，这就叫“中”，平时能持中，一旦表现出来，就能中节，这就叫和。因为效果的“和”决定于方法的“中”。人有情欲在所难免，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将这种情欲如何表现出来。比如，在大街上看见一位性感的摩登女郎，产生非分之想是正常的，但如果你上去动手动脚就不行了，所以孔子说“发乎情，止乎礼”。如果亲人去世了，伤心在所难免，但如果哭的死去活来就是过度了，所以孔子说“哀而不伤”。
个人的修养还体现对于文明教化的态度上。我们都知道，我们并不是天生就会说文明的语言，有文明的行为。我们之所以这样，是受到了文化的熏陶和后天的教育。所以孔子说，后天的人文教育是让一个人成为人的关键。但是后天的东西太多，又可能蒙蔽人的本性，甚至是压抑。于是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比如，“质”和“文”是一对矛盾。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质，就是人的质地和本性，而文，则指的是文明的教化。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仅仅在质地和本性上是好的，还不算完美。就好比电视剧《亮剑》里的主人公李云龙，性格直爽，为人性情，富有血性，心地善良，但是满口粗话，动不动就“他娘的”、“老子”。这样的人，无论怎么说，都不应该是人完美的状态。像这样的人，虽然本性上是好的，但却是很野蛮。所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相反，如果过于粉饰，则显得有点做作和虚伪。比如今天的城市里的人，动不动就用一些时髦的口头语，穿一些怪异的衣服，并引以为时尚，而且瞧不起那些所谓很“土”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粉饰得有点过分了，爱慕虚荣，追求时尚，给人一种不纯朴、不真实的感觉。所以孔子说：“文胜质则史”。 这两方面都是极端，真正的君子应该“执两用中”，既质地纯朴而又温文尔雅。所以，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在孔子看来，“文”和“礼”也是一对矛盾：“文胜礼则繁，礼胜文则简”。如果把所学的所有文化知识到纳入到自己的行为中去，那么就必然会导致社会规则的紊乱；相反，如果把学习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实践知识，那么就显得单薄了。所以孔子主张“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论语•雍也》） “乐”和“礼”同样是一对矛盾：“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记•乐记》）仅仅有“乐”，则感情就会像甘泉一样滚滚流淌，没有了章法分寸，尽管很真切，但难免伤人伤己；但只有“礼”而没有“乐”，则又显得规矩多，失去了交融感和亲切感。所以说：“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记•乐记》）人也因此成了一个社会的人，成了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音”和“情”也是一对矛盾：“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人的情感表达还要纳入符号系统，成为人文、艺术的一部分。人嘴里发出的声音，是人之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当这种情感的表达没有进入符号系统，只能是彼此无法无法通约的声响，就好比动物发出的嚎叫。虽然也能表达一定的情绪，却无法交易辨别，无法被人听懂。而只有进入了符号的系统，才能成为人的表达形式。所以《礼记•乐记》中又说：“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重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就这样，通过“声”、“音”、“乐”的表达，禽兽、庶人、君子才有了鲜明的界限。那些只能发出毫无意义声响的，是动物；如果只知道声音能够传达感情，而看不到这种情感背后所潜伏的只有人才能具备的伦理内涵的话，充其量只是一个野蛮人，而不是一个文明人。所以说：“乐者，通伦理者也，惟君子为能知乐”。（《礼记•乐记》）君子不但能够听懂“乐”里的伦理情感，还能从中把握一种和谐的“美感”。这种“郁郁乎文哉”的审美境界，正是孔子在礼乐建构上的“中庸之道”。我们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不仅温和柔顺，而且还丰富多彩，既没有西方“狂欢节”式的放纵，更没有宗教信仰般的沉醉，而是在一种“情理交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温文尔雅中抒发情绪，交流情感。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礼仪之邦”，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功不可没。难怪宋人说出了那句近乎夸张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楼主的思考方式我很喜欢。不知道楼主是否对佛学有兴趣。当你接触了之后可能会对自己的一些见解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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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楼上的点拨，能否给在下推荐一些入门的书目？肯定会去学习。可以吗？

君子和而不同
在处世方面，儒家的观点仍然是“中庸之道”。关于这一点，孔子有一句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这里，孔子明确地区分“和”与“同”两种相反的处世态度，主张形成保持有原则的独立性且又互相协调的人际关系，反对放弃原则性的迁就、苟同。
三国时期的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对这句话的是这样解释的：“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就是说，君子内心所见略同，但其外在表现未必都一样，比如都为天下谋，有些人出仕做官，有些人则教书育人，这种“不同”可以致“和”
不仅理论上如此，孔子也是如此实践的。孔子虽然有七十二位著名的弟子，但却是各有专长。古人早就有“四科十哲”的说法。德行科（老实巴交，德行敦厚），有颜渊、关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能说会道，善于搞公关），有宰我、子贡；政事科（善于治国用兵，管财管物管人），有冉有、季路；文学科（好读书，长于经艺），有子游、子夏。 由于旨趣不同，特长不同，他们以后从事的职业和工作都不一样。有的在种地，当了农民；有的走了仕途，搞了政治；有的做起了生意，当了商人。但这些，并没有阻碍他们都是孔子的学生。而孔子本人也是“因材施教”，从来不用一个模子和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学生。这就是“和而不同”，如果孔子用一个标准来要求学生，可能会适得其反，个个不成材。
还是回到 “和而不同”这句话。孔子认为，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从来不愿人云亦云，盲目附和；但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原则，但他却与别人不能保持融洽友好的关系。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说的，“同一”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抽象的同一”，这是一种排斥了一切差别的“同一”。另一种是“具体的同一”，是一种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 他认为这是在哲学上区别好坏的关键，并且说：“如果思维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同一，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宣称此类思维是最无益最无聊的。” 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其实就是孔子这里的“和而不同”。但是，对从人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入手的儒家来说，“和而不同”多用来指一种处世的原则。

具体来说，在孔子这里，所谓“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针对自己，二是针对别人。
对自己而言，“君子”总是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不盲目地重复或附和别人。但正是因为对自己“独立性”的坚守，在客观效果上反而因达成了和谐；而“小人”，总是毫无原则地摹仿别人、附和别人，反而引起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不和谐。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德国社会经济已经长期陷入困境，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乘机崛起，宣传“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元首，投一个人的票”，德国民众几乎同声响应，把纳粹党魁希特勒捧上了德国政治舞台的最高位置。希特勒这个战争魔王，实施侵略扩张，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祸害了世界也祸害了德国人民。这就是一味求“同”而导致的暴政。
再举一个例子：美国开发西部的早期，曾一度形成了淘金热，各地的人们纷纷奔赴西部淘金。而一个叫史密斯的人，也想借此发财，但他不是直接像别人那样去淘金，而是去向淘金的人卖水。结果，许多淘金者空手而归，史密斯却大发一笔，从此成了富翁。他顺应了淘金的潮流，这是“和”；但他没有重复别人，这是“不同”，合起来就是“和而不同”，所以他比别人高明，发财是对高明的应有报偿。
对别人而言，“君子”在处世态度上总是追求和谐，从而能够包容差异，总是希望在丰富多彩中达成和谐；而“小人”，总是强求一致，无法容忍异端和“怪胎”，总是用一个标准去衡量别人，求全责备，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无休止的冲突。正如管子所说：“五音不同声而能调，五味不同物而能和”。（《管子•宙合》）一个乐队，想要演奏出和谐美妙的音乐，需要使用十几种乃至几十种不同的乐器，各奏其乐，各发其声，从而汇成宏大动听的交响乐。反之，如果乐队中都使用同一种乐器，其单调乏味是可想而知的。
再比如，用乱石砌墙、碎石铺路，一块块乱石奇形怪状，一块块碎石各不相同，但墙一旦砌成，风格和谐统一，路一旦铺就，犹如浑然天成。又比如，生物分雌雄，动物分公母，人类分男女，倘若世界上只有同一个性别，无法交媾，也就无法造就新的生命。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也应当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多样性的世界。生物的进化史也告诉我们，那些在历史上灭绝的物种，大多都是缺乏变异的物种。一味地“同”，而没有“异”，仅仅是抽象的“同”，而非真正的“和”。
但在这个世界上，求“同”好似是根植于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倾向，甚至是弱点。比如今天，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走自己的路，干自己干过的工作，并冠以“子承父业”的美誉。其实，在这种“子承父业”的背后，却是强求为“一”。这估计和我们的传统有关，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注重“孝”的民族，何谓“孝”？孝者，肖也。意思是说，你只有做到和你的父亲一样，才算是“孝”。父母要求儿女“肖”、像自己，若单从禀赋父、母的遗传基因、继承血统这一点来说，倒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传统“孝道”不止于此，而是把它推衍到性格、学识等等其他方面。比如《易经》的“干父之蛊”，要求儿子做父亲的事，从事父亲的事业，这倒还不能说不对；而若僵化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却就有可能是荒谬。
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理水》中描写到，大禹的父亲鲧，治理洪水采用“湮”的办法，壮志未酬身先死；大禹经过实地调查研究，认为应该改用“导”的办法。正是这种“不肖”的行为，反而使得治水取得了成功。
今天，家长要求孩子“听话”，教师要求学生“听话”，领导也希望下属“听话”；并且多把“听话”当作一种对孩子、学生、下属的正面评价。可是，我们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听话”其实应该有个“度”；老师和领导正确的话，当然应该听，应该服从；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老师和领导能够保证自己句句话都正确吗？即使正确，就一定要同一，以至千人一面、异口同声吗！其实，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千人一面的背后，很可能就是万马齐喑！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虽然来自对于处世原则和人际关系的思考。可是，其智慧的光芒早已经穿透环宇，普照整个世界。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所说的：“分体方能合用，胫足之左右相须，适如齿分上下、剪刀两刃，正不以并一为贵，言辩证法者每取为拟喻。”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和而不同”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古老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和而不同”，是世界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反之，“同而不和”就必然导致纷争乃至战争。现在，人类拥有的核武器可以在瞬息之间毁灭地球和人类自身。如果只强求“同”而不谋求“和”，矛盾冲突激化而导致核大战，那结果只能是共同毁灭，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还是费孝通先生说的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比如说易经，所描绘的宇宙的秘密
可是宇宙本身就是存在的啊
可不可以就说其实伏羲也只不过是集了宇宙万物的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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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这么认为。宇宙本来就是个黑箱，关键你要从里面看出什么。中国人眼里和西方人眼里看到的文明和文化就不一样

所谓”集大成者“
是不是凡是在之前没有出现的东西由某一位”站在巨人肩上“的巨人提出来了，这位巨人就是”集大成者“而非创者？
滑天下之大稽！！
自古文以载道，而对于知识分子，拾人牙慧是莫大的讽刺和耻辱
那么照这样说，没有谁是自创的某一学说某一学派，因为在他之前肯定有人已经想过或者做过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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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有些偏激了，还是要历史一点。

个人价值与社会角色
儒家的“中庸之道”不仅体现在个人的心性修养和人际关系上，更体现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面。在这方面，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易传》，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易传》，在阴阳交感运动变化的辩证法中引申出了“中庸之道”，强调阴阳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稳定，反对任何一方脱离制衡，信马由缰。由此，儒家眼中的夫唱妇随、父慈子孝、君恩臣忠的理想社会才得以成为可能。
我们前面说过，儒家以“仁”释“德”，以“仁”复“礼”，所致力的就是个人和社会的辩证统一。对个人来讲，就是要在脉脉含情的“亲子之爱”中找到人生的寄托。对社会而言，则是要建立上下有差，等级鲜明的等级秩序。如果说社会是一个大的人际关系网络，那么，每个人不过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角色、一个环节。个人的价值与其社会角色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个人的安身立命和社会的上下有序。一方面，一个人处于什么位置上，就要最好自己的本分，发挥自己的角色，而不是超出自己的角色。否则，就是不务正业，就是僭越。
古希腊哲学家说：“认识你自己”。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让人关注自己的心灵。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文化中，则是要求人们在社会网络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所谓的“自己”，不过就是在社会网络中的角色而已。另一方面，一旦每个人都找对了自己的位置，各司天命，各正其位，社会作为一个结构就能井然有条，上下有序。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作为这种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倡导者，自然对于“八佾舞于庭”这样的僭越行为极为反感，乃至于发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怒之声。
个人和社会是统一的。离开了人，就没有了社会；相反，离开了社会，也就无所谓人。没有社会的稳定和有序，个人的选择就会失去方向，陷入茫然。因为稳定有序的社会总是通过其价值导向引导人们去选择。所以孔子把“名分”看得很重，因为“名分”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它能增加人的认同感，一旦“名分”乱了，大家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因为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和角色了。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以为仁”。
但话说回来，社会又是由人组成的，个人要认同自己的角色，不能去强制，而是要靠他自己的自觉。一味地强制，往往会适得其反。一个人如果在内心中不认同社会给他规定的角色，一味地强制他遵循外在的礼仪规范，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由于受《周易》的影响，尤其是后来《易传》对《周易》的发挥，儒家进一步认为，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一系列对立的范畴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社会角色，只有与另外一个社会角色相对比和对应，才能凸显其意义。比如，男和女、夫与妻、父与子，兄与弟、君与臣……我们前面说过，伏羲作八卦，是从两性生殖活动中获得的灵感。所谓阴阳，也不过是来自于对男女、雌雄的抽象。说到底，这种阴阳理论是一种二元同构理论。阴离不开阳，阳也离不开阴，二者对立，但有彼此依赖。就这样，儒家在宣扬了天统地顺、男尊女卑、君上臣下的价值观的同时，又强调天地、男女、君臣、夫妻、父子、兄弟这一系列对立范畴的相互依存，而不主张用矛盾的一方来压倒另一方，而是让双方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处于均衡状态。
《易传•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里尽管仍然是在讲天地、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等一系列阴阳关系，但是，阴和阳之间的关系已经秩序化、伦理化了。阴阳在《周易》中并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易传》却要分出个主次和先后。否则，就不可能有儒家“礼义”所规定所制约的社会秩序了。
但是，“阴”的一方处于次要地位并不代表其不重要，处于后方位置并不代表其可以消失了。“孤阳不生，孤阳不长”是《易传》一再强调的。这里所说的天地、男女、夫妇、父子、君臣，如果我们将其理解为一系列位置关系和对立范畴，也许更合适一些。《易传•彖》中说：“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义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意思是说，男主外，女主内，仅仅是一种角色分工的不同，而没有优劣之分。男人主外，就要去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女人主内，就是要相夫教子，处理家务。男人就是男人，他的名字就叫作“阳刚”，不能去干女人的事，不能去当“宅男”和“家庭妇男”。同样，女人就是女人，她的名字叫“阴柔”，不能去干男人的事，不能抛头露面去当什么所谓的“女强人”。男人的工作重要，女人的工作也重要，男人不能拿自己的标准衡量女人，女人也不能拿自己的贡献强求女人。二者只有各司其职，各安其份，相互平衡，一个家庭才是和谐的。

正家而天下定矣

中国古代的礼仪，就是按照这种阴阳平衡的原则制定的：男为阳，女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兄为阳，弟为阴。阴与阳之间所存在的是对称、制衡、守恒的规律。运用阴阳对称、守恒规律处理家庭关系，首先就是承认男女、夫妻、父子、兄弟之间在人格上的平等，权利、义务上的平等，这些关系都是一个互相关爱、互感互动、互为影响的关系。其具体要求就是要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互敬互爱。但是，阳者主动，阴者主静，父子关系处理不好，其责任首先在父亲。“养不教，父之过”，此之谓也；兄弟关系处得不好，责任首先在兄长。就连兄弟共同犯罪，古代的法律上也规定要重责兄长，对其弟则适当从轻。这是因为，兄长也负有教导弟弟的责任；夫妻关系不睦，责任首先在丈夫。对这种家庭伦理行为规范的论述就是：“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义，以教其子而整齐之，则子不知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故曰：父不父，则子不子。”（《管子•形势解》） 这就是“父父、子子”简行文字中所表达的原义。这也就是要以中、以正而治家，调理阴阳，使之和谐的“中庸”之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在实践中，为什么先是将个人的修身放在首位，接着就提到家庭，而不是把治国这样的大事放在首位呢？这是因为，全社会要做到讲道德，有礼仪，文明、和谐和而有秩序，就必须首先要从每个国民个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做起。如果，在一个国家之中，每个公民都能讲道德，而言行文明，那么全社会自然也就文明、和谐了。每一个家庭都能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整个民族就兴旺发达。如果每一个家庭都处理不好夫妇、父子、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那么，社会便必然产生乱象；一个不能以道修身、正心而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丝毫不懂道理的人，他哪里还能够整齐家庭？连个家庭都治理不好的人，又何谈治国？这就是古人论治国必先从修身、齐家做起的道理。正所谓“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人》）而这也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基本含义。

从“和而不同”到“三纲五常”
阴阳和合，各安天命，各司其职，上下有序，天下大同。这本来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和社会理想。可是，在儒学的自身建构过程中，内在的蕴含着一种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方面，儒家强调，阴阳对立统一，相互结合，彼此依赖。惟有“和而不同”，才能出现和谐。用现在的话来说，二者仅仅是分工不同，并没有优劣的差别。另一方面，儒家又极其强调阴阳关系的秩序，主张阳为主，阴为次，企图建立一种上下有差的等级社会。
但看前者，我们好似能够得出“民主”、“自由”的现代精神。可是再看后者，在这种等级秩序森严得上下结构中，属“阴”得一面潜在地有着成为附庸的危险。而这正是儒家学说的死结和“致死的疾病”。况且，六经皆史，并没有脱离开实际历史的学说。随着权力社会在中国的建立，儒学也随之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变成了统治阶级用于压迫人民的工具。千百年来，儒学的命运一波三折，历尽坎坷，时而是座上客，倍受青睐，时而是阶下囚，惨遭唾弃，正是由于其内部的这种矛盾性和冲突性。
比如，男主外，女主内，本来仅仅是角色分工的不同，二者在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但是由于阳为主，阴为次，男人自然获得了优越于女人的地位，面临着向“夫为妻纲”的封建教条过渡。还有父子关系。父慈子孝，本来是一种美好的状态。本来嘛！父亲不是儿子，儿子也不是父亲，父亲应该有父亲的义务，儿子应该有儿子的责任，本来也没有问题。可是，父亲和儿子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好像已经不再是“父慈子孝”如此简单的事情了，因为父亲和儿子根本不可能平等。于是，儿子就很可能变成父亲的附庸！
正如我们上面所谈到的，所谓的“孝”，就是“肖”，就是要相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听话。儿子要听父亲的话，惟父亲马首是瞻。这样一来，处于“阴”位的儿子这个角色就边缘化了，丝毫没有了牵制“阳”的力量。最为明显的是君臣关系，二者又怎么能够做到阴阳互补呢？卑微在下的“臣”哪里能够牵制高高在上的“君”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和谐状态。但是一落到实处，马上就会变成“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死局。而有时候，统治阶级也礼贤下士，文质彬彬，但是这样做的目的，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发自真心，而是看到了“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冷酷现实。于是，在温情脉脉下的仁义背后，变成了赤裸裸的驭人统治。

呵呵，本人确实迷信黑格尔。

成也仲舒，败也仲舒

儒家学说的这种蜕化，可以说缘于那位“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的董仲舒。但可惜的是，董仲舒口口声声说的是“阴阳”，但他好像并不重视阴阳之间这种相互制衡、相互牵制的关系，而“和而不同”对他来说也是丝毫不感兴趣。他唯一重视的就是要以“天经地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方式向整个社会颁布了天统地顺、男外女内、君上臣下的价值观，以适应西汉这个成熟的权力王朝。
正因为此，董仲舒在发挥《易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儒学理论。《春秋繁露》中说：“物各有合，而合各有阴阳”，天地为一合，天为阳，地为阴；君臣为一合，君为阳，臣为阴；父子为一合，父为阳，子为阴；夫妻为一合，夫为阳，妻为阴。这种“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
说到这里，我们还不能说董仲舒走错了路。因为“天人感应”理论虽然有些迷信的色彩，但是仍然在强调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可惜，董仲舒并没有沿着阴阳之间相互制衡、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走下去，而是话锋一转，把重点放在了“阳贵而阴贱”、“阳尊阴卑”的论点上了：“天数右（佑）阳而不右（佑）阴”（《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在董仲舒看来，一切美好的、高贵的属性都应当归于阳，而一切丑恶的、卑贱的属性都归于阴。“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春秋繁露•王道通》）
在董仲舒看来，阳的一面都是好的，阴的一面都是不好的。这不是谁乱说的，也不是谁发明的，而是“天意”，是上天安排的，任何人都更改不了，是“天经地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真理。既然天和人是相感应的，天道运行，人世间的事情也应该顺应天道，不能违反“天意”。既然“阳贵而阴贱”、“阳尊阴卑”，而“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又“皆取阴阳之道”，那么，男人制约女人、君主制约臣子、丈夫制约妻子、父亲制约儿子，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于是，“三纲五常”就顺势出炉了。孔子那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变成了董仲舒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不仅如此，董仲舒还要在“天人感应”的思维模式下为这种人间纲常冠以“天意”的名义：“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韩非子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也从维护统治的角度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篇》）违反天意，必遭天谴。
到这里，儒学彻底扭曲了自己，在政治面前缴械投降了。孔子眼中“中庸之大德”不见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赤裸裸、硬邦邦的教条和说教了。《易经》中的“阴阳不测谓之神”，经由《论语》中孔子的“演德”，到《易传》中阴阳关系的伦理化，再到《春秋繁露》中阴阳关系的秩序化兼神秘化，《周易》中那个神鬼莫测“阴阳鱼”越来越清晰了，可是智慧的含量也越来越低了。有人说，董仲舒是罪人，正是他为了迎合政治出卖了儒家，阉割了儒学，断送了儒学和儒家的命运。其实，我们一旦把历史的视界放宽，就会发现，董仲舒对儒学看似继承实在阉割的发挥，实乃顺应时势而已。没有这种发挥，儒学很可能早就“入土为安”了。历史也许总是爱开玩笑，中国文化成也儒家，衰也儒家；儒学，成也仲舒，败也仲舒。真是造化弄人！

呵呵，好热闹阿。谢谢大家的捧场

看见了，马上更新，对不起了。

儒家的心性之学——平凡人生的超越情怀

儒家思想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只是几条迂腐的道德戒条。在她的思想深处，充满着对心灵的深深关切和对人存在的终极关怀。如果说，儒家 “外王”的社会报负是在追求一种社会的和谐，那么，其关于“仁”的思想的深化，则是塑造“文质彬彬”的君子，追求诗意的人生。这里的“仁”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道德情感，更多的则是一种快乐和境界。从孔子“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的道德追求，到“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精神快乐，最后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生境界，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超越；从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物质贫乏到“人不堪其忧，而回不改其乐”的幸福人生，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真实。

血浓于水的人生价值
我们上面谈到了儒家思想中“仁”与“礼”的互动，并指出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特质。而儒家的思想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是基于“仁”和“礼”两条路线延伸的。前者经由子思、孟子到宋明时期的“心学”，构成了儒家的“心性之学”。而后者，经由荀子，到宋明时期的“理学”，发展为儒家的“外王之学”。前者关乎人生的意义，后者追求社会的理想；前者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后者则是“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道。二者相互补充、相互渗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和面貌。
说到儒家的“心性”之学，归根到底还是要追溯到孔子的“仁”。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孔子的“仁”首先是一种血缘伦理情感，也就是“事亲”，就是对自己的父母亲要的孝敬、对自己的兄长要尊敬。这种情感是自觉的，油然而生，根本不需要谁在后面逼迫我们。
正是因为此，中国文化在个人价值的追求方面，就有了两个特点：
一、过于强调人的自觉和道德修养，对外在的规矩不是很感冒，反对一切不出自真心的东西，从而使得中国人重情感，轻契约。我们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伦理性”。
二、中国人的人生价值并没有投向外在浩瀚的自然界和人格神，而是在此岸世界找到人生的归宿和价值的取向。中国人的价值不在于对自然界的冥思，也不在于对上帝的信仰，而是对血液在历史中的流淌。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世俗性”。
“世俗伦理”，四个字概括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因为强调“伦理”，所以“世俗”；因为关注“世俗”，所以重视“伦理”。这两个方面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结合，既表现出了其他民族文化无以企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在另一个层面上因为无法弥补的缺陷成为了中华文明的“致死的疾病”。
如果说“阴阳”思维和“五行”观念使得中国人没有形成线形的“上天入地”的思维，那么，对世俗性的过于重视，则使得中国人更没有了对“天堂”的兴趣和爱好。对中国人来说，极其重要的不是什么“在爱中与神相遇”，而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三十亩地一头牛”。宗教的超越是那么的不真实，可谓“高处不胜寒”，还不如“在人间温柔同眠”来的实在。西方人看重的是个人独立和自由，是“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而中国则在这种血缘的传承中证明自己的价值，在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得情感的慰藉。对中国人来说，最痛苦的事情也许不是“上帝死了”这样的“形而上”问题，而是自己被家人所抛弃，被社会所不容。能让人自杀的事情不是自由被剥夺，更不是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而是受到了社会道德的谴责和千夫所指的责难。
在西方，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其人格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耳提命面对别人指手画脚的权利和资本，哪怕是父亲对儿子也不行！儿子随时都可以以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为由将父亲告上法庭，比如，父母就不能私自拆开了儿女的私人信件。而在中国则不同，父母对子女的爱已经超出了“舔犊”的本能情感，而且接近变态。今天的我们估计更能深刻地体会这一点，父母不仅操办着儿女的学习、恋爱和婚姻，而且就连人生道路的选择，都要受制于父母。儿女在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中，中国人从来不会感到孤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由，以至于中国的儿女在人生道路上选择上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包袱。
这种以“亲情”为核心、以“地缘”为其延伸的伦理情感，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最为凝聚人心的动力。而这正是孔子对于“仁”的发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亲情”使得中国人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凝聚起来，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正是这种血缘情感的体现。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正是体现了这种血缘情感所衍生出来的“地缘”情感。直到今天，我们只要见到老乡，还是两眼泪汪汪。而无论是亲情，还是地缘，都是一种油然而生、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而不是靠外在约束而不得不为的一件事情，它是真性情，而不是无关痛痒地嘘寒问暖。
正是特点，使得中国的人际关系要比西方复杂的多，因为它所基于的标准是血亲和家族，而不是像西方那样靠的是财产和能力。在西方，财产是最终保障的东西，夫妻之间一般都拥有独立的产权，父子完全可以构成雇佣关系，即使是亲兄弟，也要明算账。这种个体经济的相对独立很容易导致个体人格的相对独立。
这一点在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区别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英语中，以称呼为例，汤姆就是汤姆，儿子可以称呼他“汤姆”，父亲也可以称呼他“汤姆”，不会出现什么麻烦，如果在中国，这么称呼可就犯了大忌了，谁又敢直接称呼自己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呢？“为尊者讳”，不仅体现在国家政治中，而且还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同是一个“张三”，根据年龄、辈份和职务以及与其原近亲疏的关系，称呼方面的学问可就大了，闹不好就会惹出大麻烦。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可见，在中国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网络中的一个“棋子”，他是“什么”，完全取决于他相对于上下左右其他的人的关系。比如在对于亲属的称谓上，英语中的uncle包含着伯父、叔父、舅父、姨夫、姑父等等多重含义，除非在特殊情况下，英语国家的人们实在没有必要对其中所隐含的细微差别进行区分。但在中国人眼里，这些称呼是万万不能混淆的，因为它标志着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
看起来繁琐，其实中国人的价值正是在这种血缘的传承和亲疏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孟子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无后”将会使祖宗的血脉无法向下延续，所以说是“大不孝”的行为。而一个中国人，其价值正是通过血脉的相传来体现的。比如，一个父亲没有完成的责任，自然而然地期望自己的子孙来完成。这样，即使死了，也就安心了。陆游的诗中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陆游：《示儿》）在中国人眼里，死亡这个最大的问题根本就不成为问题，因为它所带来的“恐惧”将会因为血脉的代代相传而化解。
“愚公移山”的故事估计都听说过。当愚公被问及何时才能将山移走的时候，愚公显得是那么信心十足：“我又生子，子又生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愚公移山》，出自《列子•汤问》）意思是说，我死了不要紧，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会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把山移走。看来，所谓的“愚公”之“愚”，正是出自对于血缘传承的信心和坚持，而个人有限的价值正是通过这种血液在代代子孙中的流淌中获得了无限的意义。
中国人正是在这种现实生活中的血缘情感中找到了人生的寄托，所以中国人不信宗教。当这种血缘情感连带着地缘情感扩而散开，就形成了中国人“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抱负。对中国人而言，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去探究什么自然界的奥秘，更不会在乎死了以后上不上天堂，人生的价值就在“当下”，就在现实的集体和社会中。个人的价值是有限的，但社会和集体的价值却是无限的，只有将个人有限的生命和社会无限的价值联系在一起，人生才会有“奔头”。
正因为此，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历经了无数次战乱、天灾和磨难，最终却是绵绵不绝地生存了下来，并相对完好地保存了自己的文化遗产，这本身就已经显示了这种文化优越于其他民族的地方。从郁郁而歌、投江自尽的屈原，到笔笔见血、忍辱负重的司马迁；从金戈铁马、精忠报国的岳飞，到留取丹心、名垂青史的文天祥；从视死如归，血荐轩辕的谭嗣同，到愤然蹈海、以身殉国的陈天华……这些华夏子孙们，从来没有人以命令的形式的让他们必须承担“死”的责任，也没有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履行“死”的义务，当然他们也不需要上帝的召唤和天堂的诱惑，更不需要魔鬼的恐吓和地狱的威胁，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兴衰就能让他们视死如归，坦然就义。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表达了中国人这种无以伦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所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将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的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的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以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

快乐原来如此简单
孔子开创的儒学不仅要让中国人在一种血缘伦理情感中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和人生的意义，而且还要让中国人在这种依托中感到“快乐”，成为一个和谐的人，过一种幸福的生活，追求一种诗意的人生。在孔子的理想中，“儒者”并不是那种一双眼睛大而无神、空虚到只知道鞠躬作揖的人，而是充满了活泼和灵性的人。当然，经过后来儒子，特别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发挥，其对“仁”近乎变态式的道德强调，儒家学人确实表现的特别迂腐。难怪汉高祖刘邦刚登基就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向里面撒尿！在汉高祖这样一个流氓政治家看来，过于迂腐就是虚假，就是做作，所以一定要把他们的“意义”解构，暴露出其中的“荒诞”来。
其实，这并非孔子的理想，孔子从来没有把“做人”看成这么费劲的一件事，更没有摆出一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严峻面孔，好像这个世界离了他就不能活了。在孔子眼里，“做人”本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情，所以才能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来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从而保持心情的畅快和悠闲。孔子本人不也是在齐国听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吗？孔子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不也正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吗？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的回答最让他满意。赠皙是这样说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种场景好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春游：在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穿上春季的服装，几个大人，领着几个孩子，沐浴在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和新鲜的空气里，在“吹面不寒杨柳风”中翩翩起舞，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然后唱着歌走在回家的路上。 你看，何等的惬意！而孔子之所以夸奖曾皙，正是认为做人就是如此地轻松简单，而非要摆出一幅很沉重的模样来。
人何以如此轻松自在呢？那就是进入到快乐之中，而非把快乐当作一种结果来追求。所以孔子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论语•雍也》）这里的“乐”就是快乐，而快乐已经超越了认知、逻辑和善恶，进入了一种审美的境地。就好比我们在玩一个网络游戏，我们已经进入到游戏之中了，而非外在地去观摩这个游戏。爱因斯坦曾经有过一个形象地比喻：“鱼儿对于其终生游泳于其中的水又知道多少呢？” 快乐也是如此，真正感到快乐的人不会去追问快乐的意义，更不会知道快乐有什么用，正像鱼儿不知道水对它意味着什么一样。佛家有语说：“日用而不知”。那些我们不知道的，恰恰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正如鱼儿对水一无所知一样。苏东坡的一句诗道破了其中的玄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所以，孔子对“人性”是闭而不谈的，他肯定不会像后来者孟子和荀子一样把人性描绘成善的或者恶的。因为无论说人性善，还是人性恶，都是一种认知态度，都是一种外在的观看，而非进入人的本心。佛家的术语说，这叫“执著心”，而“执著心”是不会有快乐的。因为你执著的东西无论得到还是得不到，你都在快乐之外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能“三月不知肉味”。正如我们在大剧院里看一部著名的歌剧，被里面的情节所感染，周围的一切都已经变得模糊，完全融入到歌剧的情节中了，打成了一片，哪里还有善恶和是非？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大剧院正在上演一幕悲剧，所有的人都被里面的情节所感动，不同程度地发出了抽泣声。其中有一个人竟然嚎啕大哭，当大家都把目光朝向这个人时，惊呆了：原来这是一个多年被通缉的江洋大盗！
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快乐并不是挣扎一番、追逐一番才能得到的东西，它就在身边，就在你脚小。快乐和善恶无关，它是超越了善恶的东西，不是善恶的结果，而是蕴含在善恶之中。有人企图以“为善”来作为快乐的途径，其实这种观点是苍白的，仅仅是把“善”当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正因为此，这些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快乐“。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情况可能根本就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那些做了恶事的人可能更有了好的结果，相反，那些积德行善的人命运可能却是很糟糕。面对这种情况，难道我们就不去行善了吗？难道我们就要去作恶吗？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孔子一再告诫我们：仁义并不是手段，它本身就蕴含着快乐，那些做了错事的人，那些不施仁义的人，我们之所以批评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错事，而是因为他们在这种恶的行为中并没有感觉到快乐。所以，“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整天瞻前顾后、费尽心机、左顾右盼、焦虑成性的人哪里会有快乐可言呢？所以，至高的境界并不是强迫着自己去行善，而是要在行善的过程中感到快乐。唯有此，才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说 “求仁则得仁”、“观过则知仁”，正是表达了这种“快乐”的至高境界。这种“快乐”不是解决了一些矛盾之间的对立，而是将这些矛盾化为乌有。这正是孔子的高明之处。

认真地逐贴地看到了P6，rest一下~
目前，地球上有色人种有黄色、白色、棕色、黑色、红色，难道是巧合~
不管东方、西方，还是圣人、草民，都脱不了人是“动物”这一基本形态。在一个动物群内，首要的是个体与群体的生存发展，其次是维持群内各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东西方文明最终要在这个基础上走向统一，因为阴阳思维、线型思维最终解决的都是这些人类的根本问题。阴阳思维在宏观思考上不可替代，线型思维在微观上一马当先。
中、西医各有优势，二者目的都是为人的健康服务，只是手段相异。本人更看重中医，因为中医的目标在保健和治病上都是重在增强和恢复人体自身的功能——人体自身与细菌病毒战斗的能力。而西医则是另外派一支部队直接参战。实际上中医运用西医的现代化装备为辩症服服务，西医在用药时也借鉴中医的循经用药的思路，何尝不可呢，这才是中西医结合的路径之一。只不过现在真正懂中医的太少，中医培培养无法通过学院流水线指复制生产，因为智慧是不能copy的。
楼主的“划界”说，如果从狭隘的一个族群出发，应该是成立的。如果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还划什么界呢~再次顶一下楼主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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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类的思维总是想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或者思维模式。所谓划界，无疑是向人类的弱点挑战。今天的我们，看到的不正是“科学”盛行，线形思维独霸天下的局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