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云斋主人 2015-09-18 20:42:15
从1921到1937，16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苏联襁褓中的婴儿逐渐长成志向远大的青年，能够与国民党这个从1895年就存在的政党掰掰手腕，虽然力气还不是很大，赢的少，输的多，总体处于劣势，但她却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当她24岁的时候，已能与之分庭抗礼，这和我们个人成长的轨迹何其相似！
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过： 历史 是为现实服务的。通过学习 历史 ，我们更应对新生事物有足够的认识，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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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0 12:37:22
中共成功太特殊，和人成长似乎没啥可比性的。
另外，你想扼杀你意识中认为错误的东西，没这么容易的。蒋介石追杀中共，就是在扼杀他意识中认为错误的东西啊！就好比在扼杀一个天天逃课，在自己搞东西的人一般。
感觉一个人还是多了解社会，了解各种情况的东西。就算你不认同人家，你可以把你认为正确的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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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20 17:01:59
中共成功基本上就是靠毛主席一个人的精妙策划，否则，她就是中国 历史 舞台上的一颗璀璨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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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0 19:41:20
你前面说的很多党内党外斗争，毛看似很惊险的过关。而你认为可能就是毛故意布局的。
同理，扶持蒋介石先壮大，也可能是毛泽东故意布局的！
假若出现另外一个“毛泽东”，比毛泽东能力差几倍，那么这个“毛”，会去寻找并且扶持另一个较差的“蒋介石”。最终毛还是胜过蒋，还是会打朝鲜战争，可能在鸭绿江那里挡住美帝，可能完成工业化如同斯大林一样失误。但民族还是会因此改善。
中国还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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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扶持蒋介石先壮大是毛主席故意布局？你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没有？宁都会议之前，毛主席政治手腕很幼稚，哪里有给人布局的能力？真正学会布局是宁都会议以后，第一次使用布局是通道会议，要求改变行军路线（或者说是将计就计）。

@慕云斋主人 2015-09-18 20:42:15
从1921到1937，16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苏联襁褓中的婴儿逐渐长成志向远大的青年，能够与国民党这个从1895年就存在的政党掰掰手腕，虽然力气还不是很大，赢的少，输的多，总体处于劣势，但她却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当她24岁的时候，已能与之分庭抗礼，这和我们个人成长的轨迹何其相似！
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过： 历史 是为现实服务的。通过学习 历史 ，我们更应对新生事物有足够的认识，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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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0 12:37:22
中共成功太特殊，和人成长似乎没啥可比性的。
另外，你想扼杀你意识中认为错误的东西，没这么容易的。蒋介石追杀中共，就是在扼杀他意识中认为错误的东西啊！就好比在扼杀一个天天逃课，在自己搞东西的人一般。
感觉一个人还是多了解社会，了解各种情况的东西。就算你不认同人家，你可以把你认为正确的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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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20 17:01:59
中共成功基本上就是靠毛主席一个人的精妙策划，否则，她就是中国 历史 舞台上的一颗璀璨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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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0 19:41:20
你前面说的很多党内党外斗争，毛看似很惊险的过关。而你认为可能就是毛故意布局的。
同理，扶持蒋介石先壮大，也可能是毛泽东故意布局的！
假若出现另外一个“毛泽东”，比毛泽东能力差几倍，那么这个“毛”，会去寻找并且扶持另一个较差的“蒋介石”。最终毛还是胜过蒋，还是会打朝鲜战争，可能在鸭绿江那里挡住美帝，可能完成工业化如同斯大林一样失误。但民族还是会因此改善。
中国还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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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只是个人，他有一个亲苏的政党让他执行苏联代理人的使命？再说，蒋经国本身也很厌恶苏联，只是有时候，情不自禁借鉴苏联政治制度中好的一面而已。

@Lancer2 2015-09-20 21:20:18
抗联的 历史 说明，在没有正面战场拖住敌人主力的情况下，游击队是翻不了什么大浪的，也成不了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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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抗联失败证明，没有稳固根据地，游击战争最终会失败。

第四十一章 洛川会议
主席接到国民党军委会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命令以后，立刻在第一时间，也就是1937年8月22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因为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极其重要，故参加者除了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各部队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中央委员，出席者共23人。所有出席者名单如下：主席、洛甫、总理、博古、老总、弼时、国焘、关向应、刘帅、贺帅、彭总、张浩、林总、聂帅、罗荣桓（以后简称罗帅）、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帅、周建屏、傅钟、凯丰、周昆。
会议第一天晚上，主席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八路军基本任务是：（1）创建根据地。（2）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4）保存与扩大八路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其中，对八路军战略方针归结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当然，以上只是报告的原则性内容，关于如何理解原则和在实践中坚持原则，主席必然要进行一番说明。最后一次参加中共重大事项决策活动的国焘，在其回忆录里记载了这些说明。在他的记载中，主席作军事问题报告前，洛甫先作了党的基本任务报告。洛甫在报告里认为，老蒋反动本质并未改变，抗战决心也不坚定，随时可能与鬼子妥协，调转枪口对付中共。所以，中共应既抗击鬼子又反对国民党统治，一箭双雕，让日、蒋相继失败，从而使最终胜利归于工农和中共。洛甫还引用了列宁利用沙俄在一战中的失败而夺取政权的例子为根据，证明一箭双雕策略正确性。
主席在报告中支持了洛甫观点，并特别指出，抗战是艰巨的任务，必须采取持久战策略。为此，他要求与会者，“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主张八路军应“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扩充实力，并在敌后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要求八路军对国民党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中央，凡是不利于自身的，一概用各种借口不予执行。而且，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国统区地下组织依然不能公开。而国焘则在会上反对洛、毛主张。他认为，抗日战争是民族自卫战争，不能与帝国主义争霸性质的一战相提并论。在鬼子这个共同敌人面前，中共与老蒋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关系，故应该与老蒋同舟共济，一旦抗战胜利，按各自努力程度，分享胜利果实。
熟读正统党史的人们看到此处，又要认为国焘在说谎，而且是叛逃前的最后谎言。但笔者根据主席之前策动西安事变过程中，对中国革命发展模式的规划，以及之后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方针的指导，断定国焘所描述主席言论，符合主席当时思想发展脉络。同时，国焘所述洛甫对国民党政权的定性，也很容易在主席指导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发言和电报里找到（从遵义会议起，洛甫与主席在中央合作已有两年半之久，他比别人更容易吃透主席思想）。
至于国焘主张与国民党共赴国难，应该也是他在会上真实意思表达，而非事后自我吹嘘。国焘虽一度野心勃勃，但毕竟是五四爱国热血青年出身。当他从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到鬼子侵入中国杀人越货、横行霸道的罪恶行径时，产生与国民党同仇敌忾、共御外患思想是很正常的，尤其当他在党内处于政治失意状态，就更容易将国家利益看得高于阶级利益。而国焘性格也决定了他在自认为正确时，会暂时忘却个人利害得失，不管不顾地表达出来。二大后反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陈总下台后反对罗使、秋白把所有错误推在陈总一人身上，都是他这种性格的典型表露。当然，在上述思想基础之上，乘机让跟自己过不去的洛、毛难堪一下，可能也是他的用心之一。
那么，其他与会者又是什么态度呢？应该说，除了凯丰坚决支持洛、毛主张外，其余人基本态度与国焘大同小异。之所以会这样，主要原因是他们都是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出身，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法不首先站在国家、民族角度考虑党派和个人处事准则。次要原因是其中大部分人政治视野有限，没有同样是爱国青年出身、而且终身都有一腔热血的主席站得高看得远。
当然在具体军事策略上，这些与会者也有不同意见，其中又分成了两类。一类意见主张进行“运动游击战”，代表者是老总，附议者有总理、彭总、刘帅等。另一类意见主张进行“山地运动战”，代表者是林总，但由于正统党史习惯于“为尊者讳”，附议者不详，如果一定要找出支持者，国焘肯定能算一个。
很多人看到这里也许会迷惑，三种意见都有“游击”、“运动”、“山地”字样，只不过排列组合不同而已，难道玩文字游戏也玩出路线之争了吗？为此，笔者必须对这三种意见进行一下通俗化解释，才能让大家看清背后迥然不同的实质。主席“山地游击战”意思是，奔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主力，不要主动与鬼子发生大规模正面接触，赶紧分散开来，到能够到达的山区，建立类似过去苏区的抗日根据地。这样，八路军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就能在很短时间里飞速增长。到那时，再对根据地外鬼子发动游击战，但也不是大打出手，而是小打小闹。林总“山地运动战”意思是，奔赴前线的八路军主力要集中起来，像中央苏区一到四次反围剿那样，依靠群众提供的准确军事情报，埋伏在鬼子必经之路上，稳准狠地消灭一股股鬼子战斗部队，打出国威、军威、党威。而老总“运动游击战”则是对前两者的折中，意思是把一部分部队分散开来占地盘，把另一部分部队集中起来，打一些能够引起全国关注的胜仗。
纵观三种主张不难看出，林总“山地运动战”固然能为国为党争一时之光，但俗话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随着八路军伤亡不断增加，没有可靠根据地，新生力量如何补充？而主席“山地运动战”,不仅做了九一八之后抗联想做却没做到的事情，即抢在鬼子巩固占领区之前，把远离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广大农村群众发动起来，将这些地方建设成为抗击鬼子侵略的铜墙铁壁；而且还做了西安事变期间，中共想做也没做成的事情，即赤化广阔的北方农村，使之成为抗战胜利以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力量源泉。
但主席主张也存在缺点。对此，老总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打大仗，国民党会怎么说？人民群众会怎么说？外界舆论会怎么说？”老总提出的疑问，跟一家公司向市场推出新产品一样，不展开一轮声势浩大宣传攻势，只是埋头生产并上柜销售，消费者并不一定会买账，是一个道理。就算国民党仍是潜在敌人，不必顾及其感受，但群众却是一定要争取的。而群众可不管谁路线更为正确，只要谁在当前能反映他们诉求，他们就拥护谁。八路军只有在战场上把鬼子打败，群众才会将其视作自己队伍，对其衷心拥护。所以说，老总主张“运动游击战”，在八路军刚开上抗日战场时，十分必要。但若始终一部分部队分散建根据地，另一部分部队集中打大仗，显然也超出了三四万八路军的能力范围，不具有可操作性。

应该说明的是，提议打“运动游击战”的老总，因为和主席共同创立中央苏区，故从根本上对主席主张是理解和支持的。而附议的总理因为没有创立苏区经验，故对主席主张并不理解。总理在会上发言说，根据他个人对老蒋了解，认为老蒋秉性倔强，在国内外形势压迫下，不可能中途对日妥协，中共没什么可不放心的。如果说，总理认为老蒋在形势压迫下不会妥协，还有几分道理的话；那么不客气地说，他以老蒋秉性倔强为依据，说其不会对日妥协，完全是唯心主义观点。但不管总理讲得有否道理，他看不到国共在抗战胜利后，必会为争夺全国政权进行殊死搏斗，的确是头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老黄牛。
洛川会议一共开了四天。期间，主席在与彭总进行个别交谈时，认可了彭总在“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后面加上“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建议，这显然是采纳了老总等人的正确意见。当然，对于国焘提出的国共属唇亡齿寒关系看法，主席不会苟同。因为现代中国面对的政治格局，已经不是历史上魏蜀吴、宋辽金或宋金蒙那样仅有三方势力的局面了。站在整个全球战略大视野看问题，美国、苏联这两大新兴国家决不会容许鬼子这个地区性强国，通过灭亡中国、消化中国，而一跃成为能与它们三足鼎立的世界性强国。为此，它们不但必将或早或晚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而且还会在合适时机对鬼子宣战，抗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共无论在抗战期间还是抗战胜利后，都是此消彼长的竞争对手关系，而非什么唇亡齿寒关系。
主席抱有这样必胜的信心，对与会者做了不少思想工作，终于促成会议在8月25日结束时，共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主席为此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三个文件。其中，《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要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洛川会议决定，由主席、老总、总理、彭总、弼时、叶帅、张浩、贺帅、刘帅、徐帅、林总11人组成新的中央军委，主席任书记，老总、总理任副书记，国焘被排除在外。会议还决定，为了开展国统区工作需要，成立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著名的长江局前身），由总理、博古、叶帅、董老、林伯渠为委员，总理为书记。但总理并没有在会后动身去位于长江沿岸的南京，而是于9月5日和彭总、聂帅、徐帅等人，一起去山西与老西交涉八路军入晋作战之事。据国焘说，总理其实是因为不满洛、毛抗日路线，生怕去南京后，遭老蒋等人质问。尽管此说没有被正统党史认可，但从总理到山西后作用有限（重要交涉是彭总和彭雪枫办的），而同一时期江南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谈判更为重要来看，国焘之说绝非空穴来风。
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命令，以老总为总指挥，彭总为副总指挥。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原一方面军及来自陕南的红74师改编为115师，林总任师长，聂帅任副师长，罗帅任政训处主任，周昆任参谋长。原二方面军改编为120师，贺帅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周士第任参谋长。原四方面军的红4、31军及西北红军红29、30军等部改编为129师，刘帅任师长，徐帅任副师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倪志亮任参谋长。为保证党对八路军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老总为书记，彭总为副书记。
9月初，八路军除从三个师里抽调部分兵力共9000余人，组成后方总留守处（12月改称留守兵团），保卫陕甘宁边区外，主力部队先后过黄河向山西前线进发。9月11日，国民党军委会把各“路军”改编为“集团军”，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但群众依旧称其为八路军。
送走八路军以后，主席还是担心一线将领不能正确贯彻他的战略意图。果不其然，林总率115师于9月14日到达山西原平车站后，便致电八路军总部老总、彭总、弼时等，提出以一个多旅的兵力，去平型关前线袭击日军，以配合老西正面抗战。林总这么做，并不完全是想当抗日英雄虚荣心作怪，而是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部分将士思想闹情绪有重大关系。
当红军在三原、云阳一带，举行红军八角帽换国民党青天白日帽仪式时，指战员就认为这么做，是把一支为劳苦大众解放事业的仁义之师，变成为老蒋之流剥削者看家护院的邪恶之师。他们抗命时间长达三小时之久，直到首长们多方解释，才勉强从命。更有甚者，到了1938年3月，115师参谋长周昆竟截留国民党发给本师当月军费3万元，从此消失在历史深处。前面讲过，八路军每月军费总共只有30万元，周昆截留3万元出走，属于携巨款潜逃。他作为当红的主席“嫡系”，又参加了洛川会议，了解主席利用抗日做大革命队伍实力的大手笔，本有锦绣前程。但他依然做出此等自毁前程之事，却也不投靠国民党不投降鬼子，动机相当古怪。笔者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周昆对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中国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对主席个人雄才大略也认识不足，所以，才逃离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过个人小日子去了。115师在开赴前线途中，暴露出与周昆相类似思想的官兵不在少数。林总应该是在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觉得尽快在抗战前线打些胜仗，不仅仅是广告宣传需要，更是稳定队伍情绪需要，因此，才向总部提出与鬼子干一场的要求。
老总等接林总来电后，虽不敢擅自做主，但心意是与林总想通的，遂迅速把电报转给了主席，欲通过能跟他说得上话的林总，让他改弦易辙。主席当然不会同意让比金子还宝贵的红军骨干（尤其是一方面军骨干）快速消耗在正面战场上，遂于9月16日，不经过八路军总部，直接给林总回电，称“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其实就是坚持赶紧分兵去农村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主席还不放心，又于17日再电嘱彭、任、林、聂等人，说：“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地区，主要是在陕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意在让他们管住林总，不要让他“胡闹”。

但林总并不是在胡闹，他比主席更了解一线将士心情，深知不打一个胜仗，让将士们了解为谁而奋斗的问题，就把部队分散开来，恐怕部分人就真要像后来的周昆一样不辞而别了。因此，本着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他又于9月17日致电主席，进一步主张整个115师都集中起来，配合晋绥军正面抗战，暂时不要执行分散做群众工作任务。据说，主席刚看到这份电报时气愤之极，以掌猛击桌子，连刚泡好的茶水都震翻了。但主席毕竟是实事求是之人，通过仔细阅读电报，逐渐了解了林总要求打大仗，是为了“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和红军威信”。至此，主席终于认识到，不打几个有影响力大仗，就解决不了八路军士气问题，在他眼里是金子的骨干部队，照样会跑掉相当多一部分。与其使部队损失于无形之中，还不如让他们在战场上牺牲一点，从而创造千金难买的无形资产——声誉。
按照出发前制定的作战方略，八路军三个师都将前出到恒山山脉，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然后伺机向河北、察哈尔两省敌后发展。但鬼子这时已向太原方向发动猛攻，八路军如再去恒山山脉，将陷于鬼子战略大包围中。因此，主席本来就必须于9月17日发出为改变八路军战略部署征求前线将领的长电，建议将120师活动区域定于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129师活动区域定于晋西吕梁山区，115师活动区域定于晋东南太行、太岳两山中。而因为同意了林总意见，主席立刻在该电里添加了“115师现时在恒山山脉南段活动，适当时机，主动出击歼日军一部，振奋军心，尔后展开”的内容。
当然，山西省是老西地盘，八路军要改变活动地区，必须经他同意。9月19日，彭总和彭雪枫带着主席要求，去太原和老西谈判（没让总理去）。老西同意了八路军要求，但作为交换条件，他要八路军和晋绥军高桂滋部共同防守平型关。彭总按主席17日长电里精神，答应运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结合，配合晋绥军作战。从太原回来以后，彭总向主席汇报了老西的交换条件。主席乘汤下面，于9月21日复电彭总，表示可同意林总指挥一个旅(不是整个115师)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寻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就在此时，鬼子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故也被称为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长三浦敏事，于9月21日率两个大队从灵丘出发，向平型关方向攻击前进，22日击溃撤退中的晋绥军，进到平型关守军阵地前。大好机会已经摆在了林总面前，所谓“许久无迹可寻”是不存在的。在此之前，林总已三次化装在平型关一带侦察地形，最后选中平型关东侧乔沟为伏击地点。23日，接到八路军总部下达的侧击平型关之敌作战命令后，林总立刻决定就让部队埋伏在乔沟至东河南镇通向灵丘、涞源公路两侧，配合晋绥军24日的出击，寻歼鬼子过路部队。但115师于23日晚出发时，又接到总部通知，晋绥军因行军疲劳，把出击日期推迟到25日，于是伏击战的时间也顺延到25日。
9月25日零时，115师再次出发，于半夜进入阵地。其中，埋伏在攻击阵地的，是由685团和686团组成的343旅（也就是中央红军剩余部分主力）；344旅（即鄂豫皖红15军团）687团负责断敌退路并阻援敌，688团作为预备队。另外，由晋绥军第33军独立8旅负责封住口袋底。从这个兵力部署看，林总动用了115师全部力量，而非主席同意的一个旅。
上午七时许，两股鬼子相向同时进入伏击地段。由于宣传部门长期把这些鬼子称作板垣师团21旅团一部，这两股鬼子的真实情况，直到近年才被考证清楚，这里就与大家分享一下。由西向东的实际上是一个来自鬼子国内的“慰问团”，这些人在前线“慰问”结束以后，由陪同的师团机关人员引导，乘坐属于日军总部第六兵站汽车队（即所谓“新庄自动车队”）80辆卡车返回后方。因为卡车数量相对较多，所以失去战斗力的伤兵和看护人员，也“有幸”乘坐这种当时绝对算得上快速的交通工具，一起返回。由于慰问团和伤兵均无战斗力，故有一个小队鬼子正规军护送。从东向西的才是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二十一联队的辎重部队。这队人马由从朝鲜强征来的夫役，赶着装载着大批弹药、衣物、粮食等物资的大车，在高桥骑兵小队护卫下，向前线进发。
林总尽管有一年半没有指挥过战斗了，但一身功夫并未荒废，他选择最佳时机发出了攻击令。伏击主力立刻拿出当年中央苏区打击国民党军的劲头，一阵排枪和手榴弹过后，呐喊着冲向沟底的鬼子。这时，注重细节的林总命令部队迅速占领老爷岭制高点（因其西侧被日军用作停车场，为避免暴露目标，战前无法占领），断绝了鬼子护送部队负隅顽抗可能。但鬼子兵性质与内战时期国民党军完全不同。内战时期国民党军是吃粮当兵的雇佣军，爱生命没有奉献精神，遇到红军伏击，只要一看形势不对，就会缴械投降。而鬼子兵则是做着征服东亚弱小国家迷梦、愿意为此反动理想付出生命的军国主义分子，在形式上与红军一样，都属于革命军层次（当然应该正名为“反革命军”）。他们不论战斗素养高低，不管健康还是伤病，包括“慰问团”成员在内，一律拼死抵抗，决不投降。而鬼子在外围的11、21、42联队也全力突击，试图挽救这两支部队，尤其要救出慰问团成员。因此，极其残酷的战斗一直持续了5个小时，除个别重伤后装死的鬼子外，桥本顺正、新庄淳两名中佐以下的鬼子被尽数击毙。朝鲜夫役本不是打击对象，但因穿着鬼子军服，无法辨别，遂也一并殉葬。
现已查明，包括朝鲜夫役在内的沟内鬼子约900多人，而八路军阻援部队毙伤的鬼子也有数百之多。合计下来，八路军共歼敌一千余人，并缴获汽车六十余辆、小摩托车三辆（全部烧毁），九二步兵炮一门（无炮弹）、七三、七五山炮弹2000余发、步枪300余支、机关枪20余挺、大衣数千件，马匹、弹药、粮草等军用物资及包括鬼子整个华北作战计划及标示目的的日文地图在内的秘密文件。
尽管被歼之敌数量不多，且还有一半没什么战斗力。但因为缴获到了丰富的战利品，故林总敢于将歼敌人数上报为三千，以鼓舞士气。此后，歼敌人数又层层加码，报到老蒋那里变成了一万。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还未取得过一场像样胜利，饥不择食的老蒋干脆不去核查，就以歼敌一万为名，向林总公开发来贺电，让老吃亏的中国人民也扬眉吐气一次。于是，林总在一天之内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抗日大英雄。而鬼子明明知道中方所说不实，因为在乔沟吃亏是事实，而且还死了慰问团成员，故不敢“辟谣”，只能保持沉默。

近年来，有些人打着尊重历史事实旗号，要把“平型关大捷”改为“乔沟伏击战”。但他们并不清楚，“平型关大捷”这个称谓，是经过当时中国领袖老蒋亲口认可，已经成为当时鼓舞中国人民抗日士气的标志性事件，更已成为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光荣历史的一部分，千秋万代不可更改！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120、129两师见115师能打歼灭战，便也拿出一部分部队，致力于歼灭战事业。120师358旅第716团在团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率领下，于10月17日和21日，两次在雁门关下伏击鬼子运输队，共毙伤鬼子500多人，击毁汽车三十多辆，一度切断了鬼子运输线，海内外舆论将其称为“雁门关大捷”。19日，129师385旅769团团长陈锡联，指挥三营夜袭鬼子阳明堡机场，烧毁飞机24架，毙伤守卫部队100多人。在全国人民盼望出抗日英雄的大背景下，陈锡联同样一夜成名。22日至28日，刘帅亲自指挥129师386旅，先后在山西平定县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七亘村等地连续作战打击鬼子，共毙400余人，缴获骡马400余匹。林总自己又于11月4日指挥115师343旅，在昔阳县广阳地区，采取放过主力专打辎重部队的伏击战法，再次取得了歼敌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的重大胜利。
八路军以上各次胜利以及另外一些小胜利，不仅使鬼子损失了大量技术兵器、辎重和少量人员，有力地配合了晋绥军的忻口保卫战；而且，还打破了鬼子不可战胜神话，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中国军队节节败退的阴霾，使中国人民在八路军身上看到了抗战胜利希望；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部分将士的改编是为老蒋看家护院的错误认识，树立了为民族独立自由而战新目标。应该说，老总关于打几个大胜仗，奠定发动群众抗日基础设想；林总关于通过打胜仗提振士气设想，都已基本实现。
当然，实现这些政治目所付出代价也不小。就拿平型关大捷来说，115师最保守伤亡数字也有700余人，基本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八路军如果按这样模式打下去，不会超过一年，就将拼光老本。没有了革命武装，中共结局往好里想，也不过是在国民参政院里获得几个席位，充当老蒋政治花瓶；往坏里想，第二次“四一二”为期不远。故在那段时间里，主席表面上和大家一起敲锣打鼓，欢庆八路军胜利，但心里却为八路军骨干（尤其是115师343旅）伤亡痛惜不已。在主席看来，既然政治广告也已做成，为谁而战问题也已解决，甚至连争当抗日英雄心愿都已满足，就该赶紧把部队分散开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并扩充军事实力。
平型关大捷以后没几天，主席就令林总、罗帅率第343旅随总部南下，到正太铁路阳泉至寿阳段两侧地区作战。而聂帅则率师独立团、骑兵营等共约2000人，留在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11月7日，正式成立晋察冀军区,聂帅任司令员兼政委）。晋察冀边成立后不久，就在11月下旬到12月22日，取得了粉碎鬼子第5师团等部共2万余兵力八路围攻的胜利，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军用物资。此后，主席又让344旅在总部直接指挥下，转战于晋东北、正太铁路东段地区。这样，林总就只剩下343旅和师部了，而且还要随总部行动（11月，移至晋南洪洞、襄垣、屯留地区，发动群众，扩充兵员,增建了343旅补充团），在广阳伏击战以后，他再也没有了打大仗的资本。
到了11月中旬，主席又以中央军委名义，与八路军总部共同命令129师，在同浦路以东、正太路以南、平汉路石家庄至磁县段以西地区展开，建立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而120师早在9月，就以师部率358旅挺进到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以359旅挺进到五台、平山地区。9月底，他们还以716团2营为基础组成雁北支队，深入到雁门关以北、同蒲路以西沦陷区，开展游击战争。
至此，八路军全部三个师部队在整个山西省及晋察冀边区，如水银泻地般分散到了广大农村之中，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督导这一过程完成的主席，终于松了一口气。但就在11月29日，王明乘坐苏联军用飞机，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并随即对主席实际领导地位展开了挑战，一度搞得主席令不出窑洞。要知道主席是如何应对王明挑战的，请看第四十二章《王明归来》。
在将要结束本章之时，想就主席、老总、林总三人主张的三种抗日战略再发点议论。事实上，这三种主张就是现下企业在新产品营销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席看到的是本公司流动资金（军队）十分稀缺，故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应赶紧将现金投入生产和销售环节，凭借在以往经营中形成的商誉，迅速赚取利润，回收更多现金。但老总却认为，新产品有不同于老产品的特点，以往商誉会有一定作用，但未必靠得住。所以，流动资金再紧张，也必须开动脑筋，用较少现金做一个轰动性广告出来，然后才可能使新产品打开销路。而林总意思是，新产品题材独特，只要把所有现金都拿出来做广告，一定会造成轰动效应。到那时，自有风险投资基金会把现金送上门来，公司也就能做大做强了。
应该说，主席所持的是经营正道，但他没有看到由于抗战期间平分土地这一旧商誉已经失效，因此，不做新广告形成新商誉，想一举打开市场并不容易。而林总之论虽偏颇，却和他具有用少量资金做轰动性广告的独特技能有重大关系，如果真让他全权操办此事，理论上存在闯出一条新路的可能。此外，林总还看到了产品转型后老员工情绪不稳的细节问题，所以他认为，做轰动性广告也是稳定老员工情绪的必要措施。相比之下，老总主张比较全面。最后，主席从善如流，按老总意见给了林总一次做广告的机会。林总也不负众望，在第一时间用少量资金，做成一个极具轰动性广告。从此，中国革命航船驶入了一片更广阔天地。
综合从洛川会议到平型关大捷这段时间里，八路军领导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抗战战略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革命事业并未因争论而走入歧途，反而在争论中得到最佳效果。可见，中央集权体制通过争论充分交换意见，是科学决策的必由之路。

killywen 736楼 2015-09-20 19:41
你前面说的很多党内党外斗争，毛看似很惊险的过关。而你认为可能就是毛故意布局的。
同理，扶持蒋介石先壮大，也可能是毛泽东故意布局的！
假若出现另外一个“毛泽东”，比毛泽东能力差几倍，那么这个“毛”，会去寻找并且扶持另一个较差的“蒋介石”。最终毛还是胜过蒋，还是会打朝鲜战争，可能在鸭绿江那里挡住美帝，可能完成工业化如同斯大林一样失误。但民族还是会因此改善。
中国还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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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21 00:05:15
是 历史 选择了毛，毛的能力超群，没有这个巧合会有那个巧合。因为他对手能力不足，总会把机会送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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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1 12:53:13
毛的能力确实超群。所以就算老蒋借用了苏联和中共的体制，变为全国第一，毛也能将老蒋拉下来。
但我总是感觉到，人都是有私心的。如果毛和中共当年不是觉得自己强，怎么会全心全力帮国民党搞技术，把背叛的资本留给老蒋呢？
另外你说的蒋经国使用谁的体制，他使用老蒋的体制啊。在台湾，蒋经国就搞了十大建设。老蒋也想着搞工业化，但是没能力没经验。如果最终老蒋同意，他也会用小蒋搞工业化，最多成本有些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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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在大陆能实现工业化？请问，他的工业化种子在哪里？即使有了种子，在自由贸易情况下，怎么保护民族工业幼苗？

killywen 2015-09-21 12:53:13
毛的能力确实超群。所以就算老蒋借用了苏联和中共的体制，变为全国第一，毛也能将老蒋拉下来。
但我总是感觉到，人都是有私心的。如果毛和中共当年不是觉得自己强，怎么会全心全力帮国民党搞技术，把背叛的资本留给老蒋呢？
另外你说的蒋经国使用谁的体制，他使用老蒋的体制啊。在台湾，蒋经国就搞了十大建设。老蒋也想着搞工业化，但是没能力没经验。如果最终老蒋同意，他也会用小蒋搞工业化，最多成本有些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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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21 14:50:03
蒋经国在大陆能实现工业化？请问，他的工业化种子在哪里？即使有了种子，在自由贸易情况下，怎么保护民族工业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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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1 15:22:01
历史 当然没有如果了。
但若有这种可能，也是老蒋痛定思痛，改进策略，让蒋经国在70年代搞建设。如此会比毛晚大约20年。
至于国家成怎样，成为巴西、印度也是有可能啊。
不过中国没成为巴西、印度，也算幸运。
或者从1840年以来，确实有许多先进的人在探索，在奋斗，才终于变得自强。而老蒋，疯狂扼杀那种肯自强的人，心理是有点阴暗的。
毛共红军十年，遭受的围剿从来没听过，有时候几个月一次，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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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才搞建设，你开什么玩笑？如果不是中共掌权，任何党派任何人上台，中国都比巴西、印度还不如。

@killywen 2015-09-21 17:27:24
印度是被英国弄得接近小学教育了。后来独立，在后来也各种经济五年计划，但重工业实力一直没建立起来。但核弹、导弹在2000年左右建立了起来，民间工业比较差。
蒋介石这种搞背叛的人上台，手底下也不可能招揽到很强的人才，要招只会招到庸人或者玩背叛的人。最好结果就是蒋经国施政，毕竟小蒋经历过工人阶段，知道工农的疾苦。根据中国基础，会比印度强一点。中国人搞大的不行，搞民间工业还是行的。而根据留学回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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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没有毛主席的中国是很差的中国。

@killywen 2015-09-21 17:27:24
印度是被英国弄得接近小学教育了。后来独立，在后来也各种经济五年计划，但重工业实力一直没建立起来。但核弹、导弹在2000年左右建立了起来，民间工业比较差。
蒋介石这种搞背叛的人上台，手底下也不可能招揽到很强的人才，要招只会招到庸人或者玩背叛的人。最好结果就是蒋经国施政，毕竟小蒋经历过工人阶段，知道工农的疾苦。根据中国基础，会比印度强一点。中国人搞大的不行，搞民间工业还是行的。而根据留学回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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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国民党政权如果统一了全中国，以各派系林立的政治格局，蒋经国有可能子承父业吗？

@慕云斋主人 2015-09-18 20:42:15
从1921到1937，16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苏联襁褓中的婴儿逐渐长成志向远大的青年，能够与国民党这个从1895年就存在的政党掰掰手腕，虽然力气还不是很大，赢的少，输的多，总体处于劣势，但她却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当她24岁的时候，已能与之分庭抗礼，这和我们个人成长的轨迹何其相似！
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过： 历史 是为现实服务的。通过学习 历史 ，我们更应对新生事物有足够的认识，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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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0 12:37:22
中共成功太特殊，和人成长似乎没啥可比性的。
另外，你想扼杀你意识中认为错误的东西，没这么容易的。蒋介石追杀中共，就是在扼杀他意识中认为错误的东西啊！就好比在扼杀一个天天逃课，在自己搞东西的人一般。
感觉一个人还是多了解社会，了解各种情况的东西。就算你不认同人家，你可以把你认为正确的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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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20 17:01:59
中共成功基本上就是靠毛主席一个人的精妙策划，否则，她就是中国 历史 舞台上的一颗璀璨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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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736楼 2015-09-20 19:41
你前面说的很多党内党外斗争，毛看似很惊险的过关。而你认为可能就是毛故意布局的。
同理，扶持蒋介石先壮大，也可能是毛泽东故意布局的！
假若出现另外一个“毛泽东”，比毛泽东能力差几倍，那么这个“毛”，会去寻找并且扶持另一个较差的“蒋介石”。最终毛还是胜过蒋，还是会打朝鲜战争，可能在鸭绿江那里挡住美帝，可能完成工业化如同斯大林一样失误。但民族还是会因此改善。
中国还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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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21 00:05:15
是 历史 选择了毛，毛的能力超群，没有这个巧合会有那个巧合。因为他对手能力不足，总会把机会送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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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有理。

killywen 2015-09-21 17:27:24
印度是被英国弄得接近小学教育了。后来独立，在后来也各种经济五年计划，但重工业实力一直没建立起来。但核弹、导弹在2000年左右建立了起来，民间工业比较差。
蒋介石这种搞背叛的人上台，手底下也不可能招揽到很强的人才，要招只会招到庸人或者玩背叛的人。最好结果就是蒋经国施政，毕竟小蒋经历过工人阶段，知道工农的疾苦。根据中国基础，会比印度强一点。中国人搞大的不行，搞民间工业还是行的。而根据留学回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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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21 19:21:46
还有，国民党政权如果统一了全中国，以各派系林立的政治格局，蒋经国有可能子承父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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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1 20:15:07
抗战后，很多势力都被削弱了。剩下强一点的就是桂系，西北诸军阀，广东系、晋绥系、滇系等等。摆平中共余党和这些军阀，就要20多年。
然后再用苏联贷款搞一些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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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分裂的问题，不是现存多少军阀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一种能遏制军阀滋生的政治制度。蒋介石即使花二十多年摆平了上述军阀，说不定黄埔系内部又出军阀，你叫他如何是好？

@zhaoyu1027 560楼 2015-09-15 15:56:00
@断桥残荷 2015-09-15 15:41:56
总的感觉，写的不错，但是评论水平不行，还是希望提供 历史 资料不评论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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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_104947724 2015-09-21 21:16:48
请把你认为评论水平最不行的一段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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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评论里面夹杂太多凭空想像，特别是毛，完全神化式评论，其实， 历史 有太多的偶然，毛也不是神仙，上知5000年，下知5000年，比如说西安事变是毛一手策划，天啊，毛能算准张会扣蒋，这里面有太多偶然性，毛真有你说的那么神，怎么没算准他死有改开，别人给他三七开，怎么没算准三年灾害，怎么选一个接班人又打倒，选一个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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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章里写了毛主席的成长过程，古田会议之前，其政治手腕相当幼稚；即使宁都会议之前，对全国战场大局观仍很模糊。是宁都会议失去兵权、担任政府事务比较空闲的阶段，才让毛主席有时间思考大局，进而在遵义会议复出后，在政治上极端成熟，成为中国政坛上的王中之王。
关于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我分析得相当详尽，毛主席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当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张杨会不会扣蒋，取决于张杨，但把握是很大的。张杨是否杀蒋，同样取决于张杨，但把握很小。这叫毛主席能掐会算？
至于毛主席以后的革命生涯，同样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从哪里看出是能掐会算？

@u_104947724 2015-09-21 22:03:12
@zhaoyu1027 610楼 2015-09-16 20:40:00
@zhaoyu1027 2015-09-16 20:07:57
刘伯承在川军时就是名将，解放战争也指挥十几万大军，虚拟的杀蒋后抗战爆发，应该在1939年（与希特勒侵略波兰同时），他怎么不能指挥十万？
胡宗南不仅仅在解放战争时与解放军作战打败仗，红军时期也一直打败仗，而且都败在关键时刻（如包座、山城堡），如果不是卧底，请问怎么解释？
卫立煌在抗战期间，指挥部队始终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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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了仅凭打败仗就证明卧底了吗？请你再去阅读我与老K的全部对话再来发言。

@姜文宣 2015-09-22 00:42:47
@zhaoyu1027 443楼 2015-09-13 14:25:00
12月12日晨5时，张、杨按时发动兵谏。按分工，东北军来到临潼华清池，消灭了保护老蒋的宪兵第三团，担任团长的老蒋族孙蒋孝先，因为在北平时双手沾满爱国学生鲜血，就擒后被当场枪杀。老蒋听到枪声起，在卫士帮助下翻五间厅后窗逃上骊山，但摔伤了后背。到早晨9时许，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石峡洞内的他，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掖下山，送往西安城内囚禁。与此同时，十七路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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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叙述的是史实，来源可靠，你说此话有何凭据？

第四十二章 王明归来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苏联迅速与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8月21日，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以此为依据，向国民党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及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抗战。到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力继续援华为止，援华物资共计：飞机904架（包括中、重型轰炸机318架，歼击机542架，教练机44架），坦克82辆，牵引车60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轻重机枪9720挺，步枪5万支，子弹1.8亿发，炸弹3.16万颗，炮弹约200万。苏联航空志愿队共有700多名队员，直接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兰州等地25次战役，出动飞机千余架次，击落日机数百架，炸沉日军各类船舰70余艘。著名烈士库里申科，就是他们中间一员。
老斯把比1924年到1927年援助国民党更大的血本，耗费在国民党政权身上，既不是对老蒋个人特别偏爱，也不是对中国人民特别友好，而完全是为了苏联自身利益。说白了，他投入这么大的本钱，就是要让中国缠住鬼子，好使鬼子无力进攻苏联，让苏联专心对付西面的希特勒德国。为此，凡是有利于国民党政权生存之事，老斯会不遗余力地去做；凡是不利于国民党政权生存之事，他不仅自己不做，而且还不容许别人做。主席、洛甫在洛川会议上定下的基调，就属于不利于国民党政权生存之事，老斯辗转听到风声后，自然要设法阻止。而最好的阻止方法，就是再次空降钦差大臣，牢牢控制住中共决策大方向。
最理想的钦差大臣，当然非二十八宿之首王明莫属。于是，老斯决定派王明、康生以及先期去新疆处理西路军事宜的陈云一起回延安。临走前，老斯与老季一起，会见了王明、康生、邓发以及1937年7月初到苏的王稼祥，并面授机宜。11月14日，王明夫妇、康生、邓发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一起到达新疆迪化。在那里，邓发接替陈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其余人在29日飞抵延安。
由于王明带回了国际指示，政治局于12月9日到14日召开会议，听取王明传达国际指示，讨论抗战形势和国共关系、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结论等问题，史称十二月会议。会议出席者有洛甫、主席、王明、康生、陈云、总理、博古、彭总、凯丰、少奇、项英和国焘，列席者林伯渠。会议首先由洛甫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然后由王明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报告。
王明在报告中认为，中国人民团结与统一是抗战胜负的根本因素，现在革命主要任务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革命动力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因此，不联合老蒋，就在客观上等于帮助鬼子。他主张，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由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统一战线。他虽然承认，中国将来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但这些话政治局以外的人不能说。他提出，将革命军队扩大到30万，但要求方式上不要使人害怕。总而言之，王明意思就是，至少在形式上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要让老蒋抓到把柄。
王明这些言论，与主席、洛甫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要使日、蒋都失败的观点，显然针锋相对。但这些言论不仅是老斯意思，谁反对谁就是反国际；而且还与国焘、总理这些在洛川会议上不同意洛、毛观点委员的意见相当投缘。因此，在讨论王明发言时，很多委员心悦诚服拥护王明主张。其中，现在已经不是“尊者”的康生就说：“现在要内部团结，须提出下列口号：拥护蒋委员长继续领导全国抗日，拥护中央政府继续抗日，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改造军队，帮助国民党购买军火，帮助蒋介石创设军事工业。关于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今后最好不用，现在最好都用反日民族自卫战争，不用反日民族革命战争”。其余发言则为尊者讳，不再为人所知。而国焘在洛川会议以后，又被主席、洛甫借昌浩归队之机，在11月狠斗了一次。此时，他已处于打算脱党出走的前夜，再也提不起精神支持王明、与主席对着干了，故没有认真发言。否则，以这位老兄在党史上的反派地位，其言论断无不示众之理。
由于王明在报告中点名批评少奇，说他的“小册子提得太多”，所以，众人对少奇或点名或不点名进行了批评。灰头土脸的少奇只得于12月12日、13日、14日作了三次发言，就有关问题进行辩解。
主席当然清楚，王明批少奇其实是冲着自己来的。但对方此时“口含天宪”，顶撞不得，主席也只能在11日发言中，承认“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表示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并说了“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这些“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的活络话。但活络管活络，主席对原则问题依然坚持。他在12月11日讲话里，依然强调共产党独立性。在12日的发言里，他坚持认为洛川会议决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洛甫与王明本来同为二十八宿战友。但遵义会议以来，他与主席共同主持中央工作，两人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人的关系，如果主席路线被认定为错误，他也脱不了干系。因此，洛甫在12月12日作总结性发言时，先假模假样就“对国民党转变估计不足”等缺点作了检讨，承认了王明所指摘的某些所谓“错误”。但很快话锋一转，他认为对于统一战线问题，自西安事变以来，基本上是正确的，并获得了许多成绩；洛川会议提出的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方针是基本正确的，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与主席穿的，其实就是一条裤子。
见无人敢于挑战自己理论，王明不觉面有得色。他在会议最后一天，突然拿出一张包括他自己和康生、陈云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一边口称不是来“夺帅印”，一边把洛甫名次，由首位降至第七名，而为了自任总书记阻扰王明从莫斯科去江西的博古，排名也大为降低。主席对王明专擅虽不满，但看到王明在得意之余，忘了敦促会议对他带来的国际意见作出决议，纯属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且还得罪了洛甫、博古这批昔日盟友，便也就同意了这份名单。于是，会议正式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总理、王明、博古、叶帅组成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总理、博古、项英、董老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党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负责领导新四军工作。
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和《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三个决议案。会议还规定，尽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召开七大，决定成立一个由25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成员有：主席、王明、老总、总理、项英、洛甫、国焘、博古、康生、陈云、稼祥、彭总、弼时、邓发、少奇、凯丰、林伯渠、吴玉章、董老、徐特立、曾山、张鼎丞、陈毅、杨靖宇、高岗。主席为准备委员会主席，王明为书记；并由主席、洛甫、康生、陈云、王明五人组成准备委员会秘书处。

从表面上看，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大获全胜，不仅无人敢挑战他的发言，而且他本人以及一同回国的陈、康二人都进入政治局。但由于王明没想到，没让会议按其发言精神做一个决议，主席就完全可以暂避其刚回国时“口含天宪”的锋芒。然后，慢慢等王明在国内工作中暴露出并非国际精神的错误言行时，再进行有力反击，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关于这一点，就连快要脱党的国焘都看出来了。
与志大才疏的王明不同，跟他一起回来的陈云、康生却显得沉稳低调。随着时间推移，王明很快成为主席手下败将和国际的政治弃子，落得失意终身的下场。而陈、康二人却分别成为主席在安全和经济领域不可或缺的得力干将，并形成了所谓的“陈康系”。而且，两人政治地位始终呈一个上升则另一个下降态势，整体政治影响力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后。
如果事情真相就是如此，那老斯政治智商未免也太低了一点。他明知王明烂泥扶不上墙，却偏偏派他回国与主席争夺中共领导权。结果鸡飞蛋打，不仅彻底失去对中共控制力，而且，还给主席送来两个人才，一个帮主席整治政敌，另一个帮主席管理经济，让主席如虎添翼。但既然老斯不是政治庸才，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先不往下看历史发展，仅在1937年11月这个时点就事论事，笔者就已认为，老斯打了阴阳两张牌，阳牌当然是王明，而阴派则是陈、康。阳牌能打成当然好，但打不成就要依靠阴牌，说白了，陈、康就是老斯安插在主席身边的两个“余则成”。
大家看过《潜伏》都知道，余则成要能起到关键性作用，必须是对顶头上司吴敬中有用的人。如果余不入吴的法眼，就只能在天津站当一名人人可呼来唤去的小特务，根本接触不到机要内容，也就完成不了党交给的任务。“余则成法则”在陈、康身上完全适用，如果他俩和王明一样没有专长，或者有专长但主席已有类似人才了（例如，如果陈、康都是名将，但主席已经有了林、彭二总可供调遣，绝对不会重用二人），都将变成对主席无用的人。为此，老斯按陈、康二人本身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专业领域，让陈云从事经济工作（最初做组织工作，但很快转行经济），而让康生从事整肃工作。
先来看康生从事的整肃，这项工作得罪人多，吃力不讨好，很少有人会问津。主席曾经有个整肃帮手，那就是酿成富田事变的半吊子打手李韶九。但由于主席在遵义会议以前并无实权，无法带他一起长征（后来陈毅主动承认，为报间接杀妻之仇，已在南方游击战争期间将李杀了），所以，身边正缺康生这样的“人才”。但主席并不缺搞经济的人才，其长弟毛泽民就是一把好手（主席在携二位弟弟共同参加革命时，早就为“毛氏三杰”规划好了自己涉政、泽民涉经、泽覃涉军的蓝图），而做经济工作的也不容易在战场上牺牲，陈云本没有太大机会。但后面的演变，却是泽民在新疆“象齿焚身”。当然，在之后半个多世纪党史里，与陈、康有关的诡异事件，绝不止泽民之死这一件事。详细情况请大家耐心看下去。
但在当时，老斯让陈、康随王明回来，可能只是一步闲棋。因为在八路军力量大发展成绩显现之前，主席在政治上并无必胜把握。相反，由于中共面临的生存危机已经过去，国际又派回了王明，在政治局众委员眼里，主席已不像国共二次合作谈判未成时那样，是全党主心骨了。如果子珍挑此时向主席发难，政治局兴许就不会用政治干涉婚姻，而听任毛贺夫妇在窑洞里打打闹闹了。至于打闹会不会出人命，在委员看来，也与革命前途无关。可以说，王明归来一段时间里，主席虽没丢官罢职，但应该也是他政治生涯中一个较为明显的低潮期。
主席政治失意，当然就有人政治得意，除了王明之外，总理也挺得意地和王明一起，到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办外交去了。由于十二月会议结束时，南京已经沦陷，并发生大屠杀事件，总理他们不可能再去南京，而是在12月18日到了武汉。此时，国共间已就新四军改编问题基本达成协议，不劳“当代张仪”再费口舌。但新四军本身来龙去脉，却有必要再交代一下。
新四军是由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赣湘豫皖鄂粤闽浙八省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这些游击队又主要分成湘粤赣边、鄂豫皖边、湘鄂赣边、浙闽边和闽西五部分。先说湘粤赣边游击队，他们就是留在中央苏区、由项英、陈毅领导的留守中央苏区红军。前面最后一次提到他们，是在第二十二章《遵义会议》，说的是1935年1月12日，红24师在洋陂战斗中失利，这里接着往下讲。
这以后，中央军区决定集中红24师和独立第3团、11团共5个团5000余兵力及部分地方武装，于1月28日在赣县牛岭地区，伏击敌粤军第2师部队。但由于师长周建屏把握时机不当和展开战斗队形不当，在用四个团绝对优势兵力歼击敌一个营时，竟被绝对劣势的敌军击溃。而3个营的敌增援部队也冲破一个团红军拦阻，乘机追击到了红24师指挥所。周建屏中弹负伤，靠着师政委杨英率师直属队顽强抵抗，才将敌人击退。但等被冲散的红军在次日集合起来时，才发现伤亡、失踪人数约千人，损失枪支400余支（估计有人拖枪逃跑）。
红24师在牛岭之战中，以5团之众惨败于4营敌兵，在红军战史绝无仅有，也让项英等中央分局领导，彻底丧失抗击敌军的意志。而这时，他和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领导机关共1.5万人，都被围困在被围困在会昌县西江和雩都县黄龙、宽田之间狭长地区，经费只能维持到2月间，粮食只够吃到3月中旬，突围求生是唯一出路。经与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反复通电汇报，项英终于决定在2月下旬，开始将人员分成九批次陆续突围。
然而，在敌军20多个师共20多万人严密包围下，并不是所有突围部队都能成功，壮烈牺牲者不少，叛变投敌者也有。其中，主席三弟毛泽覃突围后，于4月下旬在瑞金黄鳝口附近的战斗中牺牲。参加过南昌起义和百色起义的龚楚，在带队到达湘粤边境郴县时，只身叛降粤军（解放后逃往香港，但在1990年返乡定居，终以94岁高龄寿终）。阮啸仙、蔡会文、刘伯坚、陈丕显等率1800人突围后，遭受重大损失。3月6日，阮啸仙中弹牺牲。7日，刘伯坚受伤被俘，英勇就义前留下了著名革命诗篇《带镣行》。只有蔡会文、陈丕显最终率残部300余人，于4月上旬到达赣粤边界油山地区。
还有一路是陈潭秋和谭震林指挥的，他们突围后，会同先前从闽西突围的邓子恢（在那次突围中，一大代表何叔衡牺牲，八七会议后党的主要领导瞿秋白被俘，后遇害），于4月间来到永定地区，与先期到达的张鼎丞会合，在那里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闽西游击区。

遣散了大部分人员以后，项、陈决定将随分局行动的红24师70团分成四个大队，于3月9日从雩南上坪出发，穿越敌会昌封锁线，也向闽西长汀地区突围转移。当日午后，项英决定在埋藏电台之前，再与中央最后联系一次。下午3时许，三、四两个大队等不及了，便向天门嶂方向突围，结果贺昌、杨英等先后在恶战中牺牲。只有周建屏、袁血卒等少数人突围成功，到达安远、寻邬南部地区（周建屏于6月被送到上海治疗，1936年底伤愈后去了延安，后又任115师343旅副旅长，在聂帅领导下工作，因新旧伤复发于1938年6月去世）。
而项英、陈毅直到下午5时，才拍完电报埋完电台，率第一、二大队跟着三、四大队突围，却因山洪暴发无法跟进而躲过一场劫难。经过一番折腾，项、陈于3月10日晨回到上坪，决定改向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突围。但在上午又被敌打散，项、陈身边只剩下100余人。他俩索性继续化整为零，只带少数警卫武装突围。但在敌军严密包围下，根本突不出去。
关键时刻，项、陈无意中遇到因押送人员逃光而被迫开小差行乞的陈毅老部下曾纪财。曾是当地人，熟悉周围环境，他把项、陈等化装成老百姓，带着他们夹在一群挑担赶圩的老表里，从王母渡渡过桃江，在长安圩找到地下党组织。在地下党安排下，一行人夜行晓宿，几经辗转，于3月底到达赣粤边游击中心区——油山，与李乐天、杨尚奎等及随后到来的蔡会文、陈丕显等会合。几路人马连同当地游击队及主力红军长征时留下的伤病员，共约1400余人，在项、陈统一领导下，在赣粤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但曾纪财却在坚持革命斗争过程中，于1936年春不幸被捕牺牲。
此后，项、陈等人在湘粤赣边状况，就与抗联后期情况差不多。无非是以深山密林为营地，通过骚扰国民党地方政权，一方面显示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解决给养问题。他们的生存状态在《闪闪的红星》、《党费》（作者王愿坚，以前小学生都学过）这类文学影视作品里，有着比较细致的描写。期间，国民党也采取了与鬼子相类似的移民并村等办法，试图困死游击队。但因为游击区位于温暖的南方，即使冬天也有野菜可采，所以，尽管发生过陈毅遇险写下《梅岭三章》诗篇的情况，但总的来说，游击队没有像抗联那样，遭遇彻底失败。
浙闽边游击区是由刘英（男性，并非洛甫夫人）、粟裕率领的七军团残部和闽东特委书记叶飞领导的地方游击队联合开创的。1935年1月底，七军团主力在怀玉山失败后，刘、粟为避开敌人对闽浙赣苏区清剿，主动率剩余部队转移到浙西南地区。这时，部队只剩下五百余人，为了张大声势搞了个挺进师番号，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4月底，挺进师在浙西南庆元县东北斋郎村，沉重打击了敌浙保一团、闽保二团和地主武装大刀会（共三千余人）的联合进攻，并在随后几个月里，建立起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挺进师也发展到近千人。
10月间，刘、粟率挺进师一部，在福建省寿宁县，和叶飞领导的闽东特委会师。闽东特委和浙西南政委会举行了联席会议，会上闽东特委主动提出，接受浙西南政委会领导。刘英采纳了这个建议，双方通过协商，组建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由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但由于双方均有山头主义，不久就产生了剧烈矛盾。
到1936年秋，刘英以临时省委名义，让正活动于闽浙边境庆元县境的粟裕，逮捕叶飞押送省委。粟裕错误地执行了该命令，在南阳会面聚餐时，采取掷杯为号的不光彩手段，将叶飞扣押。但队伍在押送叶飞去省委途中，被国民党军打散。慌乱中，押解人员开枪打伤叶飞左腿后逃跑，受伤的叶飞在国民党士兵逼迫下，跳下十几丈高的悬崖，侥幸挂在树上而生还。之后，叶飞不顾伤痛，整整走了五夜才回到闽东根据地，终于消除了与挺进师武装冲突的可能。这一事件被称作“南阳事件”，它导致闽浙边临时省委彻底分裂，不仅叶飞不再与刘、粟来往，连粟裕都担心被刘英以私放叶飞名义制裁，而对刘起了提防之心。闽浙边革命力量发展受到了很大制约。
鄂豫皖边根据地就是四方面军发祥地大别山区。这里的人民在1932年送走四方面军，1934年送走红25军以后，又在1935年2月，再次用地方武装组建了红28军。红28军在军长兼政委高敬亭领导下，尽管也曾遭到过损失和伤亡，始终保持一千多人的主力部队，牢牢控制着大别山区，与南方几个游击区东躲西藏的局面完全不同。
湘鄂赣边游击队由王震、萧克红六军团西征后留下的部队组成。红六军团出发前，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16师正在护送湘鄂赣省委机关，转移到修铜宜奉边开辟根据地。1934年6、7月间，他们在修水画坪苏区被敌包围，在向龙门山区突围中损失严重，师长高咏生牺牲，省委机关和红16师残部被迫迁回湖南平江县黄金洞休整。在这里，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副书记傅秋涛大力进行扩红，几个月后，红16师又发展到2100多人。11月，红16师向鄂东南移动，路经通城、崇阳间老虎洞时，与敌军遭遇。陈寿昌在战斗中牺牲，省委决定傅秋涛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1935年元旦以后，红16师连续取得大源伏击战及两次对东北军的胜利。依靠缴获装备，红16师发展到了5000余人，并在5月恢复三个团编制，由湘鄂赣边省军区司令徐彦刚兼任师长，方步舟任政委（后叛变）。6月，老蒋又祭出碉堡战术法宝，进攻湘鄂赣边苏区。红16师于7月间突围，师长徐彦刚在战斗受重伤，后于9月隐蔽养伤期间被歹徒杀害。红16师突围成功余部回到黄金洞，兵力又只剩下1700余人。从1936年3月起，敌湘鄂赣三省当局又把湘鄂赣边地区划为3个“清剿”区，调集11个师、3省保安团及11个别动队，对该游击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兵、分期、分区“清剿”。红16师在傅秋涛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与西安事变以后旋即停止对陕北根据地进攻不同，国民党军对南方八省游击队的围剿，一直持续到七七事变。但当有政治头脑的游击队领导人知道西安事变以后，便不由自主地有了通过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以摆脱困境的想法。最有政治头脑的，当然是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项英。他从国民党地方报刊上看到西安事变消息后，就写了名为《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章，指出抗日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等七七事变发生后，他和陈毅通过对形势分析，分工起草重要文件，项起草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两文，陈起草了《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建议书》，两人一唱一和，要求与国民党和解。

但老蒋对陕北红军改编尚且讨价还价，焉会立刻答应与游击队和解？国民党对游击队态度依然是瓦解消灭，当然，如果能借助和谈达到目的，他们绝不会拒绝。何鸣领导的闽粤边游击队就着了道，他于1937年5月中旬，就与国民党军157师谈判，到6月26日达成协议。但7月间，这支近千人的红军游击队被骗进漳浦县城，并在16日被157师解除武装，从而酿成“漳浦事件”（后经中央指示，叶帅等与国民党严正交涉，国民党交还了人员、武器。事件责任人何鸣在重回新四军工作后，被认定负有不可推卸责任，虽非叛徒却仍在1938年6月被处决）。
故此，游击队一方面要争取与国民党合作，一方面又要防止国民党下黑手。经过一番摸索，他们定下了三条原则：一是保持独立性，不准国民党派人进来；二是国民党军必须撤出游击区；三是游击队集中的营盘必须“近山靠水”，以防不测事件发生。按这三条原则，项、陈又在8月8日，以中共粤赣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名义，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这时，老蒋已决定对日全面开战，用于对付游击队的国民党军将开赴抗日前线，已无力对付游击队。于是，他授意江西省地方当局，响应项、陈宣言。
从9月起，陈毅代表游击队，先后在大余、赣州，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了多次谈判，并于9月中旬达成初步协议。在此基础上，项英于9月24日应邀到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并恢复了与中央联系。这期间，项英、陈毅、董老、曾山、张云逸等领导，受上级派遣，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指导谈判改编工作。但八路军改编时尚且还有抵触风波，各游击区将士思想不通者更是大有人在。10月下旬，陈毅到湘赣边传达指示，就差点被湘赣边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以“叛徒”罪名误杀。好在陈毅能说会道，有当外交部长潜质，才最终说服谭下山接受改编。
但并不是所有使者都有陈毅这么幸运，活动于赣东北方志敏老根据地的杨文翰游击队，活动于赣北德安、九江地区的游击队，都将前来传达中央指示的领导杀害，拒绝下山接受改编。中央无奈之下，不再承认他们是红军游击队，而他们也很快就被放开手脚的国民党军全部消灭。当然，这样的游击队也仅有上述两支，其余游击队到11月底，都按前面三条原则，与国民党达成了协议。
与此同时，中央与国民党就游击队改编后的番号与编制，进行了艰苦谈判。早在8月中旬，总理就在上海会见从澳门赶来的已脱党的叶挺，表达了请他出面改编南方游击队意向，叶挺欣然接受委托。总理让中立色彩的叶挺出面改编游击队，目的在于减少改编阻力。果然，叶挺通过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陈诚向老蒋一说，老蒋就于9月28日，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表示继承北伐时期四军优良传统和国共再次合作的意思）军长，并又在10月6日，电告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允许将南方八省游击队都编入新四军。10月12日，熊正式转发了老蒋6日电报。这个日子在两年后，被定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此外，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海南岛红军，并未被国民党承认。直到1938年12月，他们才与海南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冯白驹任队长。
从10月到12月，关于新四军的谈判转到了编制、干部、装备、经费等问题上。由于总理去了山西，谈判主要由叶挺、项英等人出面进行（从八路军最终打了几个漂亮仗来看，总理本来是有条件主持这项谈判的）。最初，中共狮口大开，提出新四军下设2师4旅8团，几乎比肩于八路军，国民党予以否决。接着，中共把目标降低为编为2纵队6支队，国民党仍不同意。中共再降为只设4个游击支队，每支队2个团（其实还是8个团），但要隶属于八路军。这次，国民党可能被朝三暮四手法给搞糊涂了，居然同意了，只是不同意由八路军总部指挥。叶、项一看八个团目标达到，赶紧乘晕乎劲儿办事，也同意三个支队隶属沪苏浙第三战区，第四支队（红28军）隶属津浦路沿线第五战区。
但光有编制没有薪饷和装备，也无济于事。而国民党恰恰就借口困难，只同意由地方财政解决新四军经费，还不发武器弹药。这个问题最后还是靠总理到武汉后与老蒋、老何谈妥，仍由国民党中央发放薪饷、装备，但待遇稍次于国民党军标准。老蒋认为，既然承担了发钱、发枪义务，就该有派人到新四军担任支队、团、营军职的权力。但中共却坚决不答应，也不知总理这位“当代张仪”讲出些什么道理，反正到1938年1月8日，国民党核准了新四军支队以上干部名单，不再向新四军派人。
结束所有谈判以后，国民党军委会于1938年2月6日发布命令，让新四军集中到皖南歙县岩寺镇一带，集结整训。此后，第一支队2300余人、第二支队1800余人、第三支队2100余人及军部特务营400余人，陆续在3、4月间到达岩寺。第四支队3100余人则于3月中旬，到达皖西霍山县流波垌。
当新四军还没有完成集结的时候，八路军就已经完成了战略展开，部队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而身为中共元老的国焘，却在此大好形势之时，悍然离开中共投奔老蒋去了。欲知这些事情的详情，请看第四十三章《国焘出走》。
在即将结束本章之时，笔者想谈的是项英死因。尽管项英在皖南事变中因轻信刘厚总丧命，还有很多章节才会讲到。但在本章叙述中，已经能够看到他在1935年种下的死亡基因了。几乎与皖南事变情况相类似，项英只要碰到部队陷入重围，就会采取大船搁浅舢板逃生策略，让大部队冲锋陷阵，自己率少量警卫人员溜之大吉。但即便如此，如无当地熟人带路，逃生希望依然渺茫。而项英能在1935年逃出生天，所依靠的就是陈毅老部下曾纪财带路。这件事无疑给项英造成一个错觉：关键时刻所有党员都靠得住。于是，到了皖南事变之时，他就会误把刘厚总当成曾纪财，结果遭致杀身大祸。
仔细想来，曾纪财同刘厚总情况是不同的。曾对项英来说是陌生人，但却是陈毅的熟人，陈毅对其人品、党性有深刻了解，故敢于以命相托。而刘厚总与项英身边所有人都不熟悉，人品、党性根本无从了解，自然在便衣逃难时，不宜贸然留在身边（由此看来，王树声错杀李彩云，也并未全无道理）。因此，从项英不能正确区分两次逃难所遇生人的根本性质，导致他一次得生一次送命来看，此公一生都没有能够树立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基本都是形而上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