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慕陶的这些观点，只要换一个场合，如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战胜利后中共，“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时的新中国，都十分正确。即使对政治上已陷绝境的虎城（虎城的处境，其实就是两个月前中共的处境），虽未必能起死回生，但总比束手待毙要好。正因为如此，虎城很快被他打动，十七路军少壮派，如宋文海、许权中等也对张某信赖有加。而宋文海、李兴中、王劲哉等虎城心腹又与孙铭九、应德田等过从甚密，彼此间无话不谈，张某的观点便也间接传递给了东北军少壮派。此时，汉卿重要谋士、罗章龙派的前共产党人黎天才，为救汉卿，已在上月30日飞赴南京，也被戴笠软禁。这样一来，没有谋士的东北军少壮派，行动也受到张某操纵。于是在西安阵营里，形成了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少壮派主战，东北军元老派主和的格局。
此时，何柱国与老顾就双方脱离接触，达成临时协定：西安阵营军队在观察组监督下撤至渭北，中央军保证不袭击。消息传来，东北军少壮派更为愤怒。1月27日下午，三剑客率东北军师团级军官五六十人，到虎城住所情愿，一致表示请他领导东北军救回汉卿，决不同意东北军几个军长私下与老蒋达成的潼关协议。说到动情处，五六十人一起痛哭，与上月9日感动汉卿的学生灞桥请愿也有一拼。虎城知道，没有红军参加，很难对老蒋强硬得起来，遂暗暗要三剑客找总理请愿。
于是，一干人等又在当晚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要求总理等人表态支持少壮派行动。总理已得到情报，说少壮派已拟好暗杀名单，除东北军元老派高官外，还有中共人员。故他不敢怠慢，只能顺着他们意思说些好话，最后表示立刻向中央请示。次日（1月28日），总理、博古、叶帅等一同赶往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同彭总、弼时、尚昆、左权以及特地前来的洛甫一起，反复讨论中共立场问题。由于已经知道了国际新精神，众人一致认为，表面上不能拒绝帮助西安阵营作战，但得找出借口，让仗打不起来。最好的借口，就是西安阵营内部意见不统一。而主席闻讯后，则一眼看出少壮派打仗救汉卿是假，想与元老派分享东北军权力是真，便来电提出：能否组建一个元老派和少壮派调和机构，兼顾两者利益。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经过群策群力，总理心里有了底。当晚他回到西安后，就对虎城和少壮派表示，只要他们意见一致，红军愿意与他们共进退。应德田一听就明白，中共其实是借故推脱，但他没有汉卿那么识相，竟决定再逼迫元老派就范。于是，少壮派于次日（1月29日）在渭南105师师部，组织除前线以外的东北军四十多名团长以上军官开会。会上，少壮派又是痛哭流涕，又是慷慨陈词，终于迫使以董英斌、何柱国为首的军、师长们，在主战书上签了字。
如果事态按此发展下去，中共将面临要么前功尽弃，重新被老蒋抓到开战把柄；要么失信于西安阵营，为天下所不齿的两难境地。但偏偏王以哲、何柱国等元老派，不肯以卵击老蒋之石。他们经密议，决定电请于学忠从兰州回西安，处理“内乱”。1月31日，学忠飞抵西安，但面对意见对立双方，他不敢表态。最后还是由虎城出面，邀请总理、学忠、何柱国、生病在床的王以哲以及应德田共六人，在王以哲家开三方会议。会上，总理还是采取尊重西安阵营统一意见策略，巧妙地将三方矛盾转化成虎城、东北军少壮派与东北军元老派之间矛盾。由于这次会议讲得是实力而非激情，应显得孤掌难鸣，未敢说话。而失去少壮派支持的虎城，只能同意和平解决。会议最后决定，派特使李志刚再去潼关全权谈判。
然而，东北军少壮派并不会乖乖就范，反而打算铤而走险。2月1日一早，他们武装拦截要去潼关谈判的李志刚及中共代表李克农，阻止其与中央军达成协议。但克农从中共利益出发，机智地带着李逃离了西安，前往潼关谈判。急红了眼的应德田、孙铭九不顾苗剑秋反对，与十七路军少壮派宋文海等合流，制定了一个锄奸名单，除于学忠以外，王以哲、何柱国、缪徵流、刘多荃等十余名少将以上东北军高级军官，均成为要暗杀对象。当天晚上，他们在西安城内四处张贴锄奸令，企图恐吓王以哲等人改变态度。
对此，虎城一面对少壮派采取鼓励态度，默许十七路军为他们制造用于游行的反对和平袖章；一面又对元老派采取保护措施，请王以哲、何柱国去他公馆避祸（2月1日晚，何入住，但王拒绝）。虎城本意是希望少壮派恐吓奏效，好让元老派回心转意，跟中央军干一仗，摆脱任蒋宰割局面。但事态并没有按照他期望发展，老蒋了解这些情况以后，为了尽快挑动少壮派发生流血事变，以彻底瓦解东北军和整个西安阵营，指示老顾基本按照甲案框架，以比较宽松的条件（中央军驻扎在潼关到咸阳一线部队，由12个团减少到3个团，另拨给西安阵营开拔费600万银元），就在2月1日当天，与李志刚达成潼关协议。
消息立刻传到了少壮派那里。在他们看来，只要签署和议，无论条件宽松苛刻，对东北军还有对他们自己，都是灭顶之灾。于是，2月2日早晨，他们悍然发动“二二事变”，先后杀害卧病在床的王以哲以及徐方、蒋斌、宋学礼等多名元老派将领。
王以哲之死激怒了刘多荃、缪徵流等前线将领，他们不顾正面中央军威胁，率十万大军回师西安，要为王报仇。东北军少壮派兵力极其单薄，连火都没交就土崩瓦解，走投无路的三剑客，不得不向总理悔过认罪，请求给予庇护。老顾也领着中央军，紧跟回师的东北军，一起涌向西安。混乱中，十七路军部分部队叛降中央军，部分民团被东北军缴械，甚至连虎城心腹王劲哉也率49旅，进了秦岭子午峪，并很快投奔老蒋。虎城一筹莫展，于2月7日率残部三万人（缩水一半）退出西安。此后，他在老蒋压力下，被迫在七七事变前夕离开部队出洋，所部也被缩编成38军。不久后他又回国，却被老蒋骗至南昌长期关押，最后于解放前夕在重庆惨遭杀害。

见虎城已彻底趴下，东北军元老派索性不再提甲案，干脆直接宣布归顺老蒋，同意按乙案前往淮河流域。为了发泄对中共愤怒和向老蒋输诚，他们诱捕并杀害了已被汉卿任命为旅长的高福源，扣押和驱逐了万毅等接近中共的进步分子。东北军这次与中共决裂相当决绝，其基本部队直到解放战争，依然宁当老蒋炮灰，也不起义投诚。
元老派归顺老蒋，也让汉卿失去政治价值（其实就是利用价值）。从此，他没有能得到胡汉民、李济深关了又放的机会，历时老蒋、小蒋两代，始终被没有人身自由。直到1990年台湾民主化以后，才以九十高龄又享受了十一年自由生活。最后以一百零一岁寿龄，在美国檀香山逝世。由于他早已把父子两代窃取来的财富，让正妻于凤至带往美国，并声称是凤至在美炒股赚得（当时贪污分子就会使这一招）而公然使用，故生活依然过得十分优裕。
对于中共来说，因为是靠着西安事变，由张、杨这两只“李”代替自己这个“桃”变僵而摆脱困境，故对张、杨始终没齿不忘，誉为千古功臣。其中，尤以对汉卿评价为高，即使他在1957年发表攻击中共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也毫不在意。汉卿恢复自由后，中共领袖们更是政治上拔高，经济上照顾（如果经过半个世纪，他钱用完的话），并十分渴望他能回大陆，当面向他表示由衷感谢。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汉卿尽管在政治舞台上活动时间不长，所做表演总体也不出彩，且漫长一生中有一半时间都无自由，却也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回过头来再看中共如何应对当时混乱局势。一直驻守西安的总理处变不惊，先在当日怒斥来中共代表团驻地恐吓的少壮派军人，后又在第一时间去王以哲家慰问其家人，摆脱了策动事变嫌疑。在三剑客处置问题上，他根据考虑到东北军元老派已无争取可能，以及容易给外界造成杀人灭口印象的实际情况，说服主席收回枪毙三人成命，让刘鼎护送三人去了陕北。此后，因三人只想实现个人野心，并无没有参加革命愿望，又将他们送往天津租界躲避。这样，到了中央军宋希濂部和老顾本人分别于2月8日、10日进入西安之时，总理又摇身一变，又成为中共派驻西安中央军的代表。
看到中共终于摆脱了“三位一体”道义责任，主席不由长舒一口气，把精力转到了和老蒋正式谈判上面。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1）停止内战，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如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共愿保证：（1）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3）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这份电报正式拍发前，先报送国际征求意见，老季看后不觉大吃一惊。他认为，中共只要改苏维埃为人民民主就可以了，而改苏维埃为国民党政权特区政府，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显然过右。于是，他并未请示老斯，就直接给中共去电，建议中共“暂不发表关于苏维埃政策根本变化的具体声明”。让老季没想到的是，同时看到电报的老斯，却对中共能屈能伸、为苏联联合国民党政权对付鬼子行动扫除障碍做法，十分赞赏。得知老季反对，他让莫洛托夫打去电话，说：“中共中央的建议可以接受。”善于见风使舵的老季，又赶紧立即再发一封电报给中共，转弯抹角地表示自己与老斯持同样观点，只是更关注中共实施此政策在方法上是否妥当而已。
至此，主席构思的中共与老蒋和解方略，得到老斯全力支持。“三位一体”瓦解后的陕西形势，反而稳定了下来，位于陕北的红军与中央军和平相处，终于获得休养生息机会，慢慢恢复着元气。但就在这时，当初自以为逃到安全地带的西路军，却在河西走廊遭遇马家军重创，已经濒临覆灭。要知道西路军是怎么一步步败落的，请看第三十七章《西路悲剧》。
直到这一章为止，从第三十三章开始的《西安事变》全过程，才算真正叙述完毕。因此，在本章结束之际，笔者所想做的，是用如下的流程图，再回顾一下西安事变酝酿、发生、发展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即：打击——接触——利诱——诈危——施压——捉蒋——杀蒋——转向——背盟——释蒋——拆盟——安全。
根据这个流程图不难看出，不管是杀蒋初始目的，还是释蒋最后结果，主席所设的，就是李代桃僵之局，其标准版本就是《聊斋志异》中王六郎找替死鬼，最新版本就是重庆打黑中龚刚模拉李庄垫背以求免死。这就是西安事变的本质。对于这个本质，到西安事变末期，作为当局者的东北军元老派和少壮派，都看得很清楚。刘多荃愤而诱杀高福源，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流程图里的第二步是关键性一步，没有这一步，主席所有计谋就都没了施展对象。
由于主席日后还要多次与总理合作，在外交上施展类似计谋，因此他在向外界提供的史料时，刻意抽掉了若干片段。这样一来，人们所看到的西安事变，就与上述流程图完全两样了，以致于将张、杨发动事变动机，被定义为纯粹的抗日爱国行动，甚至连老蒋也要靠这个定义为自己解套。而当主席已经故去，不再需要刻意隐瞒其杰出外交才能之时，本文还原历史原貌，就是对他不为人知历史功绩的最好颂扬。

@killywen 2015-09-16 10:58:08
楼主，军事上的全歼对方，而自己保存下来了。
对应到商战中的： 把产品做得比对方还要好，涵盖了对方的功能，而对方觉得拼五年十年也做不出来。这样相当于被全歼。
一群微软苹果出来的人，带着富士康员工，把产品做得超好，而让微软苹果破产，是没那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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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killywen 2015-09-16 10:58:08
楼主，军事上的全歼对方，而自己保存下来了。
对应到商战中的： 把产品做得比对方还要好，涵盖了对方的功能，而对方觉得拼五年十年也做不出来。这样相当于被全歼。
一群微软苹果出来的人，带着富士康员工，把产品做得超好，而让微软苹果破产，是没那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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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16 13:22:41
毛主席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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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6 14:07:20
不能因为毛成功了，就认为很多人随便可以做到。
而且毛是花了22年才成功的。而你字里行间，似乎一两年就可以培训好这批人了。
毛这种人要么百年难遇，要么几十亿个里面才出一个。
普通人学到他一点点思想就够了，林就学到了他的伏击战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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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毛主席在抗战前夕这种特殊时期，一两年培养百来万军队不是不可实现。而且，这百来万军队里，肯定有很大数量来自于旧军队。苏联十月革命后，迅速培养出数百万红军，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二，虽说林彪只学了毛主席的伏击战法？首先，伏击战法是毛、林、朱及其他红军早期将领，一起摸索出来的，知识产权不属于毛主席一个人。其次，林彪在战术上的造诣远远超过毛主席。毛主席在军事的主要长处是战略规划和根据规划选定各战场主帅。

@天生快乐快乐先生 2015-09-16 15:57:48
楼主加油!!!!.每天都在等看呢.^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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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放心，每天都会发一章的。这样，您看得不累。

killywen 2015-09-16 14:07:20
不能因为毛成功了，就认为很多人随便可以做到。
而且毛是花了22年才成功的。而你字里行间，似乎一两年就可以培训好这批人了。
毛这种人要么百年难遇，要么几十亿个里面才出一个。
普通人学到他一点点思想就够了，林就学到了他的伏击战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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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16 17:00:16
第一，毛主席在抗战前夕这种特殊时期，一两年培养百来万军队不是不可实现。而且，这百来万军队里，肯定有很大数量来自于旧军队。苏联十月革命后，迅速培养出数百万红军，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二，虽说林彪只学了毛主席的伏击战法？首先，伏击战法是毛、林、朱及其他红军早期将领，一起摸索出来的，知识产权不属于毛主席一个人。其次，林彪在战术上的造诣远远超过毛主席。毛主席在军事的主要长处是战略规划和根据规划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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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6 18:56:22
好吧，就算是抗战时期招募了百万军队，毕竟红军阶段积累了10年。
但以你的意思说，招募的这百万军队很快形成战斗力。
请问，靠谁去组织和管理呢？ 林彪、粟裕等人仅仅30岁，初出茅庐。
靠徐向前、李卓然这些让西路军覆没的将领么？
靠肖劲光、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只在苏联上过军校，但实战经验很差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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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告诉你怎么管理、指挥，日寇入侵之前，中共方面，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左权、贺龙、聂荣臻、陈毅、陈赓、彭雪枫、罗荣桓，各指挥十万。日寇入侵以后，用前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卫立煌、薛岳，替换贺龙、聂荣臻、罗荣桓（胡宗南本就是中共卧底，配不配政委没关系，聂、罗分别给卫、薛当政委），让陈毅坐镇、粟裕指挥陈毅的部队，这不就指挥过来了吗？朱德、彭德怀可以充当大本营代表，协调各路部队作战。
当然，中共是不会跟鬼子打阵地战的，肯定是与解放战争一样，打大规模运动战，并辅之以广泛的游击战。

killywen 2015-09-16 14:07:20
不能因为毛成功了，就认为很多人随便可以做到。
而且毛是花了22年才成功的。而你字里行间，似乎一两年就可以培训好这批人了。
毛这种人要么百年难遇，要么几十亿个里面才出一个。
普通人学到他一点点思想就够了，林就学到了他的伏击战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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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16 17:00:16
第一，毛主席在抗战前夕这种特殊时期，一两年培养百来万军队不是不可实现。而且，这百来万军队里，肯定有很大数量来自于旧军队。苏联十月革命后，迅速培养出数百万红军，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二，虽说林彪只学了毛主席的伏击战法？首先，伏击战法是毛、林、朱及其他红军早期将领，一起摸索出来的，知识产权不属于毛主席一个人。其次，林彪在战术上的造诣远远超过毛主席。毛主席在军事的主要长处是战略规划和根据规划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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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6 18:56:22
好吧，就算是抗战时期招募了百万军队，毕竟红军阶段积累了10年。
但以你的意思说，招募的这百万军队很快形成战斗力。
请问，靠谁去组织和管理呢？ 林彪、粟裕等人仅仅30岁，初出茅庐。
靠徐向前、李卓然这些让西路军覆没的将领么？
靠肖劲光、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只在苏联上过军校，但实战经验很差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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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还嫌陈赓、彭雪枫不够格，可以把张发奎、蔡廷锴请来当军事主官，给他们配政委即可。中共别的都缺，就是不缺政委。

@killywen 2015-09-16 19:44:43
太理想化了。胡宗南并非中共卧底，只是自己被研究透了，且后期不怎么关注军事技术，于是后期看着经常打败仗。
刘峙、卫立煌也是前期强后期弱的。
杜聿明是前期弱后期强的。
楼主过于认为那些前期强的可以统帅10万大军，嘿嘿。
其实有些人35岁职位高，前期强，并非军事技能多么高，只是会做人，会拍领导马屁或者与领导脾气好获得领导欣赏。比如关麟征。他们带着自己部队去打日军，尚且能拼一下。但盲目收编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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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在川军时就是名将，解放战争也指挥十几万大军，虚拟的杀蒋后抗战爆发，应该在1939年（与希特勒侵略波兰同时），他怎么不能指挥十万？
胡宗南不仅仅在解放战争时与解放军作战打败仗，红军时期也一直打败仗，而且都败在关键时刻（如包座、山城堡），如果不是卧底，请问怎么解释？
卫立煌在抗战期间，指挥部队始终都超过十万，谁说他不会指挥？徐向前在红军时代最多指挥到8万，为什么不能指挥十万？
还有，蒋介石的那些将领过去也没指挥过十万，也都是一点点练出来的。而日寇的将领也一样。

killywen 2015-09-16 18:56:22
好吧，就算是抗战时期招募了百万军队，毕竟红军阶段积累了10年。
但以你的意思说，招募的这百万军队很快形成战斗力。
请问，靠谁去组织和管理呢？ 林彪、粟裕等人仅仅30岁，初出茅庐。
靠徐向前、李卓然这些让西路军覆没的将领么？
靠肖劲光、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只在苏联上过军校，但实战经验很差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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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16 19:39:58
你如果还嫌陈赓、彭雪枫不够格，可以把张发奎、蔡廷锴请来当军事主官，给他们配政委即可。中共别的都缺，就是不缺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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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6 20:00:27
北伐那些名将，很多就是会猛打猛拼，外加一个迂回，并无多高能力。他们能打败北洋军，是因为有思想，有激情，且内部公平团结。是政治起了作用。
中共的红军十年，其实就是毛把富士康那类员工培养成为与微软、苹果匹敌的顶级工程师和顶级管理人员。
改造国民党军队，并不是靠几个政工人员就可以做好的。你看改造投降的国民党60军，将他们官兵一个一个的过滤一遍。何况，你提的情况是改造投奔过来的，而非投降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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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要告诉你，抗战没爆发前，共产党的军队全部由共产党将领管理，抗战爆发以后，可以让有才能的国民党亲共将领来指挥共产党的军队，民族大义面前，还怕他们有二心吗？而且，苏联红军就是大胆使用前俄军将领，再配政委的。

@zhaoyu1027 2015-09-16 20:07:57
刘伯承在川军时就是名将，解放战争也指挥十几万大军，虚拟的杀蒋后抗战爆发，应该在1939年（与希特勒侵略波兰同时），他怎么不能指挥十万？
胡宗南不仅仅在解放战争时与解放军作战打败仗，红军时期也一直打败仗，而且都败在关键时刻（如包座、山城堡），如果不是卧底，请问怎么解释？
卫立煌在抗战期间，指挥部队始终都超过十万，谁说他不会指挥？徐向前在红军时代最多指挥到8万，为什么不能指挥十万？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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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6 20:18:38
刘伯承红军时期没怎么打仗。他后期带兵十几万战果还不错，是抗战中历练很久出来的，拼掉了很多人。但刘前期不太强，陈赓、许世友、王树声等等离开了的。
没将，怎么领兵？
徐向前是在张国焘制定战略下做前敌指挥的，本身并无统筹能力。而且红四并不经常打胜仗，碰到中央军就胆怯。
另外你太小看胡宗南了。胡宗南是红军时期给红军伤害最大的将领。包座、山城堡损失旅级部队，每次损失5千人左右，对他整体部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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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红四8万变1万是胡宗南造成的？你太搞笑了吧？请问，百丈关是跟谁打的？红四几次爬雪山、过草地的非战斗损失也是胡宗南造成的？
第二，红军打不赢包座战役，陕甘支队怎么北上？山城堡战役不败，蒋介石还有必要到西安让张杨做选择题，结果被抓吗？
第三，请你列出胡宗南与红军作战中的大胜仗。

@zhaoyu1027 2015-09-16 20:07:57
刘伯承在川军时就是名将，解放战争也指挥十几万大军，虚拟的杀蒋后抗战爆发，应该在1939年（与希特勒侵略波兰同时），他怎么不能指挥十万？
胡宗南不仅仅在解放战争时与解放军作战打败仗，红军时期也一直打败仗，而且都败在关键时刻（如包座、山城堡），如果不是卧底，请问怎么解释？
卫立煌在抗战期间，指挥部队始终都超过十万，谁说他不会指挥？徐向前在红军时代最多指挥到8万，为什么不能指挥十万？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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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6 20:18:38
刘伯承红军时期没怎么打仗。他后期带兵十几万战果还不错，是抗战中历练很久出来的，拼掉了很多人。但刘前期不太强，陈赓、许世友、王树声等等离开了的。
没将，怎么领兵？
徐向前是在张国焘制定战略下做前敌指挥的，本身并无统筹能力。而且红四并不经常打胜仗，碰到中央军就胆怯。
另外你太小看胡宗南了。胡宗南是红军时期给红军伤害最大的将领。包座、山城堡损失旅级部队，每次损失5千人左右，对他整体部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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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不是刘伯承不强，而是没给他带兵机会。

killywen 2015-09-16 20:00:27
北伐那些名将，很多就是会猛打猛拼，外加一个迂回，并无多高能力。他们能打败北洋军，是因为有思想，有激情，且内部公平团结。是政治起了作用。
中共的红军十年，其实就是毛把富士康那类员工培养成为与微软、苹果匹敌的顶级工程师和顶级管理人员。
改造国民党军队，并不是靠几个政工人员就可以做好的。你看改造投降的国民党60军，将他们官兵一个一个的过滤一遍。何况，你提的情况是改造投奔过来的，而非投降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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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16 20:10:43
所以我要告诉你，抗战没爆发前，共产党的军队全部由共产党将领管理，抗战爆发以后，可以让有才能的国民党亲共将领来指挥共产党的军队，民族大义面前，还怕他们有二心吗？而且，苏联红军就是大胆使用前俄军将领，再配政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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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6 20:20:48
苏联红军组建前期，任用俄国将领，跟中共红军前期任用朱德这种人不是类似吗？
但毛泽东一直在改造军队，在提升军队战斗力。朱德就渐渐靠边站了。后来红军战斗力和政治力是很强的，恐怕不会服党国那些充满功利性和劣性的人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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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前期用朱德是一个阶段，但如果西安事变是以杀蒋而告终，红军突然扩军百万，自己将领不够，当然还要再用一次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将领。

@killywen 2015-09-16 20:33:31
转
17.24 包座战役
1935年8月底，红军右路军经过艰苦跋涉，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国军觉察到了红军有穿越草地的意图，就派兵平行北上。
胡宗南得知后十分震惊，急忙电令伍诚仁第49师迅速向包座增援，欲将红军阻止在包座河一线。
红军围攻大戒寺，49师也正需要过来救援。毛泽东到红30军视察，让官兵很受鼓舞，他们下决心1对1歼灭掉和自己兵力一样的国军49师。
包座位于松潘以北的包座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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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伍诚仁毛病出在哪里吗？不应该攻，而应该守，拖住红军就是胜利。胡宗南平时跟红军作战，就一直是这么做的。但在包座战役中，红军诈败诱敌，胡宗南得到报告后，不及时提醒伍诚仁不要追击，这是怎么回事？
这还不算，当蒋介石要求胡宗南率主力绕道文县，去西固堵截红军时，他又拿伍诚仁49师被歼说事，要求等薛岳部接防后才能开拔，按兵不动。导致红军去岷州道路上，已无任何敌军阻挡。这又是这么回事？

@zhaoyu1027 2015-09-16 20:07:57
刘伯承在川军时就是名将，解放战争也指挥十几万大军，虚拟的杀蒋后抗战爆发，应该在1939年（与希特勒侵略波兰同时），他怎么不能指挥十万？
胡宗南不仅仅在解放战争时与解放军作战打败仗，红军时期也一直打败仗，而且都败在关键时刻（如包座、山城堡），如果不是卧底，请问怎么解释？
卫立煌在抗战期间，指挥部队始终都超过十万，谁说他不会指挥？徐向前在红军时代最多指挥到8万，为什么不能指挥十万？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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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6 20:18:38
刘伯承红军时期没怎么打仗。他后期带兵十几万战果还不错，是抗战中历练很久出来的，拼掉了很多人。但刘前期不太强，陈赓、许世友、王树声等等离开了的。
没将，怎么领兵？
徐向前是在张国焘制定战略下做前敌指挥的，本身并无统筹能力。而且红四并不经常打胜仗，碰到中央军就胆怯。
另外你太小看胡宗南了。胡宗南是红军时期给红军伤害最大的将领。包座、山城堡损失旅级部队，每次损失5千人左右，对他整体部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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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么算，粟裕带着红七军团出发，最后折损为800人。

先纠正你两个错误。一、七军团军团长是寻淮洲、政委是乐少华，粟裕只是参谋长，怎么能说他带领七军团出发。二、四方面军未过黄河的两个军可不止一万人。
然后告诉你，七军团和四方面军都是败给优势敌军的，而且是一点点被打没的。而胡宗南背后又大批敌军掩护，自己平时指挥又很谨慎，却老是在只要稳健就可以让红军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屡屡突然冒进，让红军歼灭。请问这是这么回事？

@killywen 2015-09-16 21:37:07
红四2万人撤出鄂豫皖，胡宗南就起了一点作用。在胡宗南追击下，红四变为1万左右。
红一、二、四要过草地或者雪山，恰恰是拜胡宗南所赐。
红军原来的依靠就是山区或者高山苦寒地带。在这种地方没压力。但恰恰是胡宗南的部队敢追上来，并与红军数度交战。就算败了两次，但也有好几次是打成平手或者迫使红军退却的。
那时候红军人数少，退却就是对自身的一种损害。
好比我打帝国2，用蒙古骑射手机动作战，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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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鄂豫皖尾追红四的敌军多了去了，胡宗南就算不追，别的敌军照样追。卡松潘城，是因为胡宗南部就在那里，他能不卡吗？而且，毛儿盖驻有胡宗南部一个营。当红军进攻毛尔盖时，被围敌营长李日基向胡求援，胡竟回电让该营砸毁电台后逃跑，说只要回来士兵一人就赏洋十元，带回武器一枝赏洋加到二十元。李慌乱之下，在电报刚译出“将电台砸毁”就没往下译，砸了电台，趁夜深雾率部突围，结果大半被歼。而李某本人逃回松潘，估计部队被歼，自己在劫难逃。却不料，副官处叫他去领赏，他去一问，才知道原来逃跑成功也有赏。面临红军包围，胡宗南既不严令部下死守，更不派兵增援，反而用一纸命令瓦解守军。请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killywen 2015-09-16 20:10:27
战争中，有几百种地形和场景，有更多种的武器、装备等等需要考虑。
一个军事将领，至少要懂几种地形，懂一批武器吧。
而一个政治将领，需要肚量大，允许各种地形战的行家到你门下发挥，不要总想着指挥他们做你想做的事情。
北伐那批老蒋，对新武器比较陌生，原来只会猛打猛拼，不懂各种地形的差别。所以没啥指导能力，后期也没几个发挥好的。
只是卫立煌、薛岳等等剿共中还火了一把，所以后面还有的发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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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红军运动战、伏击战、游击战这一套打日本铁定输？告诉你，铁定赢！

第三十七章 西路悲剧（上）
早在1936年11月上旬，徐帅制定《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时，就已为西路军失败埋下了祸根。这是因为西路军总人数不过两万出头，战斗部队数量更少，面对拥有大量民团补充力量的马家军，本该让所有部队集中行动。但可能在康西高原上分散就粮习惯了，徐帅这次依然把实力本就不强的部队一分为二。其中，红30军为第一纵队，红5军为第三纵队，居右翼一前一后向大靖前进，总指挥部和直属队也随红30军行动；而红9军为第二纵队，居左翼向古浪前进。
这样兵力部署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11月11日，右翼军进至大靖，攻城不克后，迅速西进，于18日攻克永昌，21日攻克山丹。但这样一来，左翼红9军与右翼军之间距离一下就拉开了，给了马家军集中优势兵力先打一路的机会。红9军于11月10日、11日在干柴洼战斗中，于12日在横梁山战斗中，虽都击退了敌军，但自身损失也很大。14日，红9军占领古浪县城，却不知该城地势低洼，不易固守，贸然在此处与敌打了一场攻防战。结果从16日拂晓开始，经过三天恶战，红9军被迫于18日晚向永昌方向突围。在红30军一部策应下，他们终于摆脱追兵，到达凉州西四十里铺与右翼军会合。但过黄河时还有6500人的红9军，至此累计损失兵力2400人，事实上已被打残。
西路军刚刚得到中央批准成立，就遭受如此惨重损失，军政委员会成员都十分震惊，随之对下一步行动方针产生了严重分歧。分歧主要出现在昌浩、徐帅二人之间。在徐帅看来，马家军确实厉害，永昌、山丹之间又无法进行机动作战，因此不宜久留。应该赶紧往西面打，一直穿透到大漠戈壁边缘的安西、敦煌一线，在那里等待苏联一千吨军事援助运到，将自己装备起来，再返身往回打。而昌浩观点是，红军能往西打，马家军也能往西追，你不把敌军打趴下，就是到了安西也没用。
根据四方面军善于打阵地战特点，笔者认为，徐、陈这次争论的真理应在徐帅一方，主要原因就在于河西走廊的特殊地形。该地与四方面军以往到过地方不同，是东西长达一千公里的大型谷地，南侧是祁连山脉，北面则为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组成的北山，并呈东窄西宽之势。喜欢打架的城市小孩，看到这样的地形，肯定会联想到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按照他们打群架经验，在胡同里遇到实力强大的对手，肯定要在胡同的两头，而不能停留在胡同中段打。因为停在中段，将两头挨打，如果人手有限，最终一定会败落。但如果在胡同两头打，情况就不同了。首先，对手只能从一面攻击，人手多优势发挥不出来；其次，万一打不过，也便于从胡同口向马路对面逃跑。
把打群架经验套在西路军身上，当然就是要么就停在走廊东段不轻易进去，要么赶快打到走廊西面尽头，创设根据地，然后返身与追来的马家军作战。这比在河西走廊中段与他们交战，胜算会更大些。此时既然不远再回到东段口，就应该不顾一切向西打，这样即使打败，也可以再发扬一次爬雪山、过草地精神，咬牙穿越戈壁滩，撤往新疆。可惜的是，徐帅从小生活在农村，没有在城市弄堂里打群架经验。因此，他尽管从直觉清楚应该这样干，却拿不出过硬的理由来。而且，不管《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还是《战争论》这样的外国近现代兵书，虽然都认为，部队绝对不能停留在峡谷这类“小胡同”里；但从来没说过，部队不能在河西走廊这等“大胡同”久驻。因此，徐帅同样在军事理论上找不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过硬证据，这就给了昌浩这位军事门外汉胡搅蛮缠机会。
要命的是，主席、老总甚至国焘这一干人等，也都出生在农村，没有城市小孩打群架的切身体会，并未意识到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所面临的巨大危险性。因此，他们出于各种政治考虑，一致支持昌浩意见。当徐、陈向中央请示能否直插安西时，军委主席团（以后简称军委）在11月18、20日两次来电，强调西路军主力应该留驻永昌、肃州（张掖）一带，保持东西回旋余地。主席之所以如此表态，一来是因为他本就不赞成搞西路军，自然希望他们离红军主力不要太远，以便具备条件时，重新策动他们东返。二来，主席根据国际断然取消定远营援助计划，本能怀疑国际会如法炮制，突然取消从新疆的援助。故要西路军停留在走廊中段，以免一旦苏援取消后无处可去。三来，从主席制定宁夏战役计划时，坚持一方面军也要到定远营，直接接受苏援来看，他极其不愿意让西路军独得苏援武器，也是有些“私心”的。因为那样的话，草地分裂危险性又可能重新来临。
国焘同样在11月19日，与老总、总理、张浩联名致电西路军，强调了与中央一致的立场。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本人没有随西路军一起行动，故也不希望这支队伍离自己越来越远，最后失去对其控制。平心而论，在一般地形条件下，主席、国焘他们要求西路军保持东西回旋余地并没错，但放在河西走廊中段这个特殊地形里，可就大错特错了。
但即使中央支持昌浩，只要西路军高级干部支持徐帅意见，徐帅照样能违背中央意图，忽视昌浩意见，继续西进（当初宁夏战役夭折时，徐帅就是这样争取来了西进任务的）。可问题出在，由于未来得及准备冬装，广大红军官兵也希望留驻原地过冬。于是，高级干部们也纷纷“俯顺民意”，赞成中央、昌浩原地建设根据地的意见。难得正确一次的徐帅，此时成为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当然，主席在电报里也同意派部分兵力占领安西一线。但红9军失利，让徐帅对分兵策略惊若寒蝉，而只能设法寻找就地破敌之策。

从11月22日开始，马家军在胡宗南派补充旅西渡黄河施压后，不再消极，连续向红30军、红9军据守的以永昌城为核心的阵地，和红5军据守的以山丹城为核心的阵地，发动猛烈进攻，双方几乎天天恶战。西路军也是攻守皆备的勇猛之师，到12月初，连同先前古浪等处战斗，共毙伤马家军6000余人，总算暂时遏制住了敌军疯狂攻势，迫使他们将围攻改为围困。但此时西路军总人数，也从过黄河时的2.2万人，下降到了1.5万人，实际损失还要超过马家军。
面对困境，徐、陈于11月21、23、24、25日，连续向中央发电报求助，要求放弃永昌、山丹，向接近于“胡同”底的肃州转移。这时，主席依然出于不想让西路军独得苏援的“私心”，继续要求西路军就地坚持。当然，主席也不像有些反毛分子污蔑的那样，借刀杀人。他还是希望西路军能够战胜敌人，就地做活的。为此，他根据自己成功经验，为西路军出谋划策，让他们在粮、房不缺情况下，把全军集中起来，同进同退，争取打一两个歼灭战，扭转形势。
但主席这些对策，其实并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支持。关于地利，已经分析过了。而天时就是当时的寒冬。在严寒天气下，装备简陋的革命军队，开展运动战、游击战，甚至在野外构筑工事据守，都非常困难。西路军和很快就要说到的东北抗联，以及较久以后要说到的长津湖战役，都是严寒条件下作战的惨痛教训。毫不夸张地说，严寒天气始终是人民战争的大敌！关于人和，永昌、山丹地区人口仅有十一万，而且居住得比较分散，恰恰缺少主席要求集中力量的两大基本条件：粮食和房屋。这就迫使西路军为了就粮住房，无法全部集中，而只能分别以永昌、山丹两城为核心，依托主城墙和周边寨堡，对敌艰苦抗击。
当然也有人认为，徐帅不听主席建议，含有想在获得苏援之前保存实力的意图，但这其实并不成立。因为远在1936年9月中旬，通过新疆运送苏援还没影时，国焘、徐帅就已把西渡黄河去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作为四方面军最终发展方向（看来，主席给国焘定右倾逃跑罪名，是有道理的）。况且，把全军集中起来，比分散开更有利于保存实力。
西路军在天时地利人和上的劣势，反过来就是敌人的优势。首先，马家军作为当地部队，御寒设施齐全，有冬季作战的天时优势。其次，马家军以骑兵为主，进攻把马匹放在红军火力射程之外，一旦战败，可以立刻退后上马逃跑，致使红军获胜也无缴获。而他们一旦获胜攻占红军阵地，则将红军伤员尽数杀害。可算是占尽了地利。而当地居民多为回族群众，以前也没有中共党员来这里播撒过革命火种，群众在政治上更倾向于马家军，这又成为马家军的人和。面对如此不利条件，就算主席亲率一方面军来此，也只能徒呼奈何。
由此可见，河西走廊对红军来说，不是绝地也是险地，本就不该来，已经来了，也要赶紧设法逃离。但马家军已死死缠住西路军不放，再想离开又谈何容易？对此，徐、陈解困之策是于12月6日给中央去电，建议红军主力乘黄河封冻机会，全部西渡开赴河西走廊，合力对付马家军。主席等收到该电后，对徐、陈自己落水后不思上岸、还要拖人下水的不良行为，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于是，中央当即回电表示，主力要保卫苏区，暂不西进。当然，主席也不能不顾西路军死活，他在电文中告诉徐、陈，苏援会在两个半月后运到安西。同意西路军继续向西，第一步取甘州（张掖），第二步取肃州（酒泉），最后打到安西。但问题是，西路军面对蜂拥而来的敌军，有没有可能再坚持两个半月呢？
然而，吉人自有天相，就在西路军快要撑不下去之时，西安事变发生了！最初，马家军也被搞得晕头转向，有两天时间根本不再进攻了。依了笔者意思，这正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大好时机，应该乘敌人晕乎劲，安西也不要去了，赶紧调头东返，回到陕北去。这样的话，损失还不算最大，权当交点学费。
可是，西路军并没有迅速行动，仍在原地彷徨。其原因在于，徐帅在马家军沉重打击下，已丧失西渡之初敢于决断的气魄；昌浩这段时间则一贯愿意根据中央指示行事；他们都在等中央指示。主席最初想法是，通过汉卿电令马步芳停止进攻，用政治手段使西路军摆脱困境。因此，中央在12月15日电示徐、陈，让西路军原地加紧休整，并做好接通兰州和适时占领安西的两手准备。但马步芳也就在15日，通电拥护南京政府，致使主席靠政治手段援助西路军图谋落空。为此，总理、博古很快电告了徐、陈这个坏消息。
其时，主席基本战略依然是杀蒋出潼关，西路军即使决定东返，也无法追上红军主力。因此，中央在12月18日致电徐、陈，要他们继续往西打，限1937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电报还授予了西路军与马家军谈判的政治权力，基本原则就是以永昌为界，红军占走廊西段，马家军占东段。当然，马家军不会接受。
但主席在次日放弃了杀蒋战略，转而要与老蒋和解了，这样，他又希望西路军东返。于是，当总理在20日应汉卿要求，向中央发电，希望西路军和兰州于学忠部打通联系时，主席经过思考，于22日直接向徐、陈去电，征求他们意见。徐、陈接电后，当即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是否东返。会上，昌浩依然持西路军成立前的态度，主张无条件执行中央指示，先到兰州附近取得物资补充，然后向河东进击。

这本是徐帅就坡下驴，赶紧割肉止损的大好时机。但也许是徐帅及大多数军委会成员觉得，遭受损失以后东返，脸上无光，依然坚持西进。于是，他在以徐、陈名义发出的23日复电中，着重强调了如果东返，2000伤病员携带困难的问题；依然建议按期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而仅在电报末尾表示，如果中央一定要求东返，最好能满足两个条件：（1）敦促新疆盛世才当局出动六个团，运来接济物资；（2）让驻兰州东北军出兵接应。
徐帅此电纯属漫天要价。可由于汉卿在当时尚未获得政治上安全降落机会，他恰恰愿意出这个“天价”，让西路军东返帮他打仗（西安事变期间政治形势可真是瞬息万变）。12月24日，在汉卿催促下，总理再度向中央“万万火急”地提出，要西路军向兰州开进。而主席一看有人帮忙出资解西路军之套，便于当晚致电总理，要他与汉卿商量，派东北军四个团突袭永登、古浪，接应西路军；并为西路军准备大批棉大衣、鞋袜、子弹等物资。因为觉得是汉卿主动要求西路军去兰州的，主席同时很乐观地电告徐、陈：东返兰州有人接应；并表示，中央正式决定的命令，将在第二天或第三天下达。
但恰恰就在次日的12月25日，汉卿找到了政治上安全降落机会，立马抛下其所有政治资源，跟老蒋去南京了。这样一来，主席借助东北军人力物力，接应西路军东返意图就立刻落空。主席也知道，没有外力帮助，想做通徐、陈（其实仅是徐帅个人）思想工作，让西路军依靠自身力量东返，是不可能的。他只好顺水推舟，于27日致电徐、陈，让西路军依然执行西进、接通远方任务，并让他们自行决定何时继续西进。
其实，这时西路军已经在原地呆不下去了。马家军从12月14日起就恢复进攻，到18日攻势更猛，红军放弃部分外围据点，全力据守永昌城。21日，敌前敌总指挥马元海集中两个旅又三个团及五个民团，约一万兵力，向永昌城发起总攻。红军经力战，毙伤敌600余人，保住了城池，但形势已一触即发。由于这个缘故，徐、陈在27日一接到中央授权西进电报，一分钟也没迟疑，连夜让总部、直属队及伤员在红9军掩护下，从永昌城突围而出。然后，按红5军开路、红9军和总部机关居中、红30军殿后的行军顺序，采取白昼在堡寨宿营、夜间行进方式向西转移。
12月30日，红5军进入临泽县城。1937年1月1日拂晓，红5军一部在军长董振堂率领下，兵不血刃拿下高台县城，当地民团投降后被收编。如果按此情况发展下去，西路军一步到位打到安西还有希望。但1月3日的甘浚堡（在甘州西南）战斗却改变了一切。该战斗是西路军总部白天遭马家军围攻后的突围战，人员损失不过200人，比较有限，而且还不是战斗人员。但问题在于，因突围时指挥协调不力，多年累积起来的电台等电讯器材，遭受严重损失。自此，西路军利用电台侦查敌军动向功能（四方面军侦听部门曾为一方面军成功遂行四渡赤水战略任务，提供了大量情报）基本丧失，部队通讯能力也损失很大。而这些功能是对于大部队协同作战必不可少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次战斗宣告了徐帅用来对付敌骑兵袭击的昼宿夜行战术，已被破解。西路军如果继续以搬家方式西进，则很可能重演湘江之战悲剧。唯一破解之道，就是像湘江之战后的中央红军那样，甩掉笨重装备，将后勤人员充实到一线战斗部队中，实行彻底轻装。但徐帅从1932年鄂豫皖突围后，就没有指挥过这种战斗，循规蹈矩的他决定采取原地固守待机的慢性自杀方案。甘浚堡战斗以后，他率部到了下一站倪家营子，便迟疑不进了。
徐帅心里想在原地留驻，却不主动提出，而是又向中央汇报情况，想借中央之口说出自己愿望。经商议，徐、陈于1月4日致电中央，先将昨晚甘浚堡战斗一笔带过，却暂时隐瞒电讯器材损失不报。然后，他们在电报里着重谈，高台以下人粮极丰，以上则甚荒凉，并要求中央利用外交手段阻止马家军攻势，或派红4、31两军前来增援。主席与徐帅（当时以为是徐、陈）打多了交道，也已清楚他的意思。凡是不愿呆的地方，一定是或水苦或荒凉；而愿意呆的地方，必定又是或水甜或粮丰。所以听话听音，主席知道徐帅是想呆在临、高不走了。主席本来就希望西路军东返，既然徐帅不愿走，当然正中下怀，遂于5日晚去电，要西路军在临、高地区集结，暂勿西进。
徐帅得此尚方宝剑，就让总部随红30军留在倪家营子，让红9军驻沙河堡，后勤部门和妇女团一部则进驻临泽县城。但他也知道，这个权宜之计有可能是慢性自杀。为了日后推卸责任，他利用将士们的埋怨情绪（这些人并无战术眼光），反而于1月6日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名义致电中央，认为中央指示多变，致使西路军遭受了一些损失，影响到今后行动。主席当然不肯背此黑锅，又于1月7日名义复电表示，军委并未变更西路军基本任务，而之所以要他们暂勿西进，完全是根据他们四日来电所述情况指定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西路军觉得应该继续西进，那就尽管走好了，中央不会阻拦。
见推卸责任无效，徐帅不得不在1月8日，以徐、陈名义致电中央，如实报告了甘浚堡战斗真实情况。主席、国焘可都是懂行之人，听后立刻知道西路军大事不妙！就在当日，主席以军委名义，连续两次致电徐、陈，明确要求西路军必须依靠本身力量，在临、高地带完成消灭敌军建立根据地任务，且不要分兵去安西。1月9日，主席又专门去电，要求西路军把后勤人员也充实到一线部队中去，主张“每人都拿一样武器，刀矛也可。”而本已不同西路军联系的国焘，也与1月8日致电西路军领导，表示中央的指示一贯正确，希望西路军坚强信心独立作战。

从国焘直到出走脱党，一直没有向主席低过头的事实来看，他这封电报不太可能是迫于主席压力的违心之作，而是发自内心为西路军着急，希望他们能在主席帮助、指导下，起死回生。而主席听到西路军侦听部门被摧毁消息后，也不再考虑背不背黑锅问题，毅然拍板让西路军停留在临、高一带，以防突然崩溃。当然，这就给了徐帅推卸责任的机会。主席生前他不敢乱说；主席百年之后，他便揣着明白装糊涂，说什么当时并不知道中央要西路军停留在高台、临泽地区的原因，以此影射主席瞎指挥。关于这一点，徐帅为人实在不那么厚道。
不过，由于徐帅和主席都没有透彻掌握河西走廊地形特点，西路军其实错过了一次占据有利地形就地做活机会。这个有利地形的关键就是高台城。该城南面是海拨5000多米的祁连山，北面是合黎山，再往北则是巴丹吉林沙漠，基本上就卡在河西走廊最狭窄处。而自高台往西，河西走廊又慢慢宽阔了起来。因此，西路军只要全部通过高台，再以得力战斗部队控制高台城和咽喉地带其他村寨，敌大部队就难以通过，后勤部队就能获得较好掩护。而且，高台咽喉地带阵地地域狭小，马家军优势兵力无法展开，正有徐帅反六路围攻所拿手的先收紧阵地再反攻战法的用武之地。如能一战打赢，则西路军很有可能依托高台以西直至安西的河西走廊西段，建立起稳固根据地来。至于这片土地属于穷十八站，那也不要紧，毕竟它比相对富庶的河西走廊中段宽广得多，质不行还可以量取胜。粮食供应实在紧张，还可以让后勤人员垦荒解决。
徐帅、主席不知道的事情，作为地头蛇的马家军不可能不知道。马元海率领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团和炮兵团及大量民团约三万多人蜂拥而来后，决定先拿下高台城这个关键点，然后再对西路军瓮中捉鳖。于是，他只以少量部队牵制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而集中了四个旅、三个团和民团一部，在飞机、大炮支援下，全力围攻高台城。
从1月12日开始，董振堂率领仅有的三千多名红军战士，与数量、质量都远超过自己的敌军舍命死战。红5军唯一一部电台在政委黄超所率的两个团那里（红5军只有一部电台，是历史形成的，与甘浚堡战斗损失无关），而他们驻扎在临泽城附近寨堡里，与高台距离较远。因此，董振堂只能派人分批化装出城求援，却无音讯。战至1月17日凌晨，董振堂渐觉不支，打算从预先挖好的地道里突围。但恰在此时，黄超便衣侦察员送来了一封催命信，信的大意是：“奉总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重要的军事据点，要军长坚守高台。”董振堂只能继续坚守高台。
此时，徐帅既没把精力花在与中央密集电报往来上，也未见作出什么关键性战略决策，无所事事地坐等了多日。而军委主席团1月16日来电，对西路军纪律提出批评，并说中央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得到国际关于输送苏援的电报（主席可能已经知道国际取消了援助计划，先让徐帅有个思想准备），更让他感到前景渺茫。直到1月18日夜晚，西路军总指挥部三局局长宋侃夫通过破译敌方电讯，闻知高台城危急以后，徐帅才于1月19日凌晨五时，从倪家营子派兵增援，但所派部队只是仅有五百人马的骑兵师。就是这样战斗力不强、只具有象征性的部队，也只行至沙河堡，就遭马家军截击，大部受损而回。到了1月20日，由于城内被收编的民团叛变，高台城终于陷落，董振堂以下所有守城红军将士壮烈牺牲。
高台失陷，既破灭了西路军向西发展，找到求存地形的希望；更使红5军这支宁都起义部队基本覆灭，导致西路军总人数下降到1.2万人，军事实力严重折损，基本已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留给西路军的唯一生路，就是当机立断，放弃继续留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念头，轻装撤回陕北。欲知徐帅能否忍痛下这样的决心，请看第三十八章《西路悲剧（下）》。
在本章正文结束以后，笔者想着重谈谈酿成西路悲剧主要制造者徐帅的为将之道。客观地说，由于并未与朱毛共事过，西路军时期的徐帅对运动战、游击战精髓并不谙熟，其主要作战手段就是正面对攻的阵地战。徐帅之所以能打胜仗，主要是靠红军将士视死如归的革命意志，其次也与他善于使用预备队，在激烈对攻中敌军疲惫时，进行迂回包抄有关。但如果敌军力量过于强大，或敌军战斗意志十分坚强，或预选阵地对红军非常不利，以徐帅的能力要打胜仗，就很困难了。因此，尽管徐帅曾取得苏家埠大捷、突破漫川关、反三路及六路围攻、包座歼灭战这些辉煌胜利，却也遭遇过七里坪、百丈关那样的重大失败。而徐帅性格又属于善打顺风战、不善打逆风战的类型，如战局顺着他预估方向发展（不一定要占上风），则他会把仗愈打愈妙；但如战局出乎他预料之外发展，则他把仗愈打愈背。
西路军来到河西走廊，恰恰是地形既不利，敌军战斗意志又坚强，后备力量还很雄厚。在这种情况下，徐帅把仗越打越糟，是一件十分正常事情。反过来，若是徐帅处此下风，能打出漂亮的胜仗，反倒不是徐帅风格了。由此可见，将徐帅在开国将帅中的林、粟、彭、刘、徐五虎上将里位列最后，是对他恰如其分的评价。主席日后除了对付老西之外很少使用徐帅，绝非因为担心他政治上不可靠，而是看透了他军事指挥能力存在重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