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4】萧衍“纳谏”
高祖武皇帝（萧衍）大同二年（公元536年）
尚书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极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诏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过失，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书可时加检括，于民有蠹患者，宜速详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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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泰求治，高欢纵贪，萧衍忙乎什么呢？
尚书右丞江子四上书，“极言政治得失”。萧衍读罢，下诏书表扬江子四对皇帝忠诚。萧衍诏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过失，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书可时加检括，于民有蠹患者，宜速详启！”
皇帝在庄重的场合和严肃的文诰中引用俗语谚语大白话，有这么几层意思：第一表明他虽然身居最高位，但熟稔民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皇二代绝对不同，尔等休想混弄朕；第二表明自己有绝对高和绝对自信的文化修养和文采，与只会大量用文诌诌成语的半吊子不一样，雅俗自如，归真返璞，告诉尔等非文章高手不能这么玩；第三也顺便晓喻天下，这篇文章是皇帝老子朱笔自作，不是小秘书的东西。小秘书战战兢兢，哪敢在领导讲话中随便加什么“打铁先得本身硬”、“踏石有印，抓铁留痕”之类的话。
这一段看上去绝对是一幅君明臣贤的和谐画卷，但是在司马光的正文之侧出面了一个喷子，这位就是注《资治通鉴》胡三省。印象中胡三省只是解释一下地名、官职、人物的关系，上下文哪和哪儿衔接等等，不料他黑起皇帝来也很给力——
胡三省评论道：“江子四所上封事，必不敢言帝崇信释氏，而穷兵广地适以毒民，用法宽于权贵而急于细民等事，特毛举细故而论得失耳。”
这篇短评要是今天发在微博、微信，点赞转发的一定不在少数。读明白这篇短评，对中国历朝历代所谓强项令，所谓为民鼓与呼者，能读懂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所谓“文谏死”，其实都是精算过的，都向“死”求活，而且要活得更好。君主黑张脸，咱就只表态，君主要秀开明，咱就凑个趣。拣能说的说两句，不能说的，打死也不能说。水平高一点的，可以沿着雷池外边走一圈，这叫艺高人胆大，水平凹的，就劝谏皇帝“多休息少操劳，祖国和人民不能没有您”，这叫万无一失批评法，百试百爽不出错。
萧衍同志有三大逆鳞不能碰：一是死粉佛教，这个是他比较个性化的问题。中国的国教是儒教，这是千百年来无数读经读史的知识分子，为了皇帝专制的长治久安，精心打造不断完善，专门为帝王家配套的意识形态和一种政治宗教，偏偏有些鸟皇帝不知好歹，弃之不用，好不让人伤心也么哥。皇帝也是人，也有宗教自由，很多聪明的皇帝是多种宗教的信仰者，一来他确实不知道天堂属于谁的地盘，二来可以笼络各种宗教信众的广泛支持，但是像萧衍这样死粉佛教也是史上少见，他动不动就到寺庙里讲经或者听讲经，更荒唐的是他“舍身”于佛寺，让大臣用重金再从寺庙里赎出来，这样把国库的钱都洗到庙里。这事在当时是绝对是主流时尚，主流价值观，大臣们只能有看齐意识，不能妄评妄议。至于“穷兵广地”、“用法宽于权贵而急于细民”这两条，我们说这是皇帝们的通病。萧衍对北方用兵，从国家战略上讲不能算错，只是修筑大坝以淹敌军有些匪夷所思，成本太高。对外用兵——今天讲向外输送战略力量，包括对外投资，大方向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能不能与国力相匹配，有没有掺杂炫耀的成份，总之战略投送的成本会不会太高，当成本高到国力不能承担，百姓只受其害而不能蒙其利，事情就会走向反面。
在东魏（高欢把持）、西魏（宇文泰把持）、南梁三国对恃的时期，因为东西魏是从内部分裂的，有所谓争正朔的问题，所以高欢一直想进攻扫平西魏——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在《资治通鉴》中，对字眼比较讲究在乎的司马光称地处高欢的“魏”叫东魏，而称宇文泰“魏”叫“魏”，而不称之为“西魏”，隐然间还是有态度的。所以高欢主动向南梁示好求和，一时间南北之间使臣往来，“务以俊义相夸”，双方派出的使臣和接待的官员，都是一时之选，标准就是要斐然之文才，代表本国展示文化软实力。
萧衍在接见完北方的使臣后，称自己遇到了“劲敌”，他对部下大发感慨：你们过去都说北方没有人物，这些人物是从哪里来得呢？从“虏亦应天象乎”的疑问到“朕今日遇劲敌”，萧衍的文化自信受到了冲击。
战乱频仍，但文脉不断，这是观察三百五十年大乱世必须留心留意的。

｛资治通鉴 卷一百五十八 梁纪十四 凡七年}

【785】用腐反腐
高祖武皇帝（萧衍）大同十年（公元544年）
丞相欢多在晋阳，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欢之亲旧，委以朝政，邺中谓之四贵，其权势熏灼中外，率多专恣骄贪。欢欲损夺其权，故以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移门下机事总归中书，文武赏罚皆禀于澄。孙腾见澄，不肯尽敬，澄叱左右牵下于床，筑以刀环，立之门外。太原公洋于澄前拜高隆之，呼为叔父，澄怒骂之。欢谓群公曰：“儿子浸长，公宜避之。”于是公卿以下，见澄无不耸惧。库狄干，澄姑之婿也，自定州来谒，立于门外，三日乃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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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534年立孝静帝起，高欢在东魏掌权已经十年。东魏立都于邺，但高欢和尔朱荣一样，不愿意呆在京都，以丞相的身份呆在晋阳，委朝政于自己的儿子高澄和其他亲信故旧，兵法上有所谓“兵分两处互为猗角之势”，尔朱荣、高欢也是把“国都”分为两处，互为猗角，这一招是有师傅教的，这位师傅就是曹操，但是他们的用意似乎有所不同。曹操这么做是让天下人慢慢习惯只知有魏，不知有汉，尔朱荣和高欢未必想得有这么远，主要考虑的还是自家的安全，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以便万一有事，可以两处策应。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新政权内部门户山头林立，大家也都有枪杆子，却没有核心意识，就个就会让老大寝食不安。领袖权威的树立需要很多要素，个人魅力，战功，超出群侪的远见卓识，甚至需要类似“神迹”的东西，当然最关键的是必须要有自己团队的衷心拥戴。如果说曹操在向儿子交权时，权威指数达到了五颗星，那么高欢最多也只有三颗，而袁世凯可能只有两颗半。
这十年间，高允采取了“联梁攻泰”（宇文泰）的策略，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三强并列的时代，同时向两个对手进攻是不明智的。但是高欢在军事上乏善可陈，他曾两次组织大规模的进攻，都失败了。第三次交手，高欢占了上风，他派部将彭乐追击宇文泰，宇文泰走投无路，对彭乐说：“这不是彭乐吗？瓜娃子，今日无我，明天岂有你耶？拿上你的金子回营去吧！”说罢，丢给彭乐一袋金子。宇文泰阵前行贿成功，彭乐回去喜滋滋地报告高欢，称虽然没有抓到宇文泰，但是这个黑獭已经被吓破胆了！高欢心里明白，恨不得把这个瓜娃子沾上酱油生吃了，他揪着彭乐，把他的脑袋摁在地上一边磕一边骂，最后高欢并没有处罚彭乐，而是命人用三千匹绢压在彭乐身上——当时绢是硬通货哦，对于阵前受贿放纵敌酋的严重行为，高欢只能用银子“砸死”他，佯作忿怒而实际是巴结，这说明他率领的仍然是一个团伙而不是一个团队，所以反腐不能真反，故意纵敌也不能彻底追究，大面上过得去就行。
队伍不好带，一直是高欢的心病，他始终惕惕于心，也一直在找机会想整肃自己的队伍。
前回说到所谓“苏绰定律”，其实这个定律应该是“高氏定律”。高欢的儿子高澄（公元521年-549年）是个人物，自幼聪慧过人，十五岁就下朝辅政，帮助老爹料理军政大事。如果高氏父子有这么一番对话，倒是和后来发生与能够对应得上。
高澄问：“何以治国？”
高欢答：“具官”（把我们内部这些不听话的刺头拔除，培养出一支有核心意识的团队来）。
再问：“何以具官？”
再答：“用贪官，杀贪官。”
父子有了高度共识，于是父子俩一扮红脸一扮黑脸，大戏开场。
少东家打虎的兴致更高，老东家负责消灭外部的敌人，少东家负责消灭内部的不服，每一代领导人都有自己的战略重点。
高澄重用一个叫崔暹的，开始了反腐打虎运动。
说到崔暹，还有一段狗血故事。之前，负责反腐监察工作的是御史高仲密，老高的老婆正是崔暹的妹妹，后来老高休妻再娶李氏，李氏是大美人，美到什么程度？高澄见到她以后，忍不住就动手动脚，露出高衙内的本色。高澄一方面不满高仲密在纪检监察部门任用乡党，另一方面对李氏又想入非非，于是就调离高仲密，任用高仲密的前内兄崔暹，高仲密一看这风头不对，索性就降了西魏宇文泰。
高欢认为高仲密的叛逃和崔暹有直接关系，爱将叛逃是件让他感觉很丢脸的事，所以就要杀崔暹。高澄出面保护了崔暹，崔暹遂死心踏地地为高澄趋使。
尚书令司马子如、太师咸阳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书元羡等都遭到了高澄打虎团队的弹劾，其中，司马子如被关到监狱里，一夜之间发须皆白。
高澄这边宣布，他的两个得力助手崔暹和游道“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
高欢也给邺下诸贵写公开信：“崔暹居宪台，咸阳王、司马令皆吾布衣之旧，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
不过最后高欢还是给司马子如等求了情，命保下了，官是丢了。高欢后来去见司马子如，“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亲为择虱，赐酒百瓶，羊五百口，米五百石。”
高欢一直在团伙的首领和团队的领袖间徘徊，一边想保留兄弟情分，一边想树立君臣名分。

咦？翻页了。

【786】一个中国
高祖武皇帝（萧衍）大同十年（公元544年）
是岁，东魏以散骑常侍魏收兼中书侍郎，修国史。自梁、魏通好，魏书每云：“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上复书，去“彼”字而已。收始定书云：“想境内清晏，今万里安和。”上亦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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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的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魏收先生负责修撰国史，当时梁、魏通好，魏收每到描述两边的形势的时候，总是用“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这样的字句。显然双方有沟通机制，所以魏收的国史文稿萧衍都能看到，他看了以后，删除了一个“彼”字。那意思是咱们两边同属一国，用“彼”字有一边一国的嫌疑。后来萧衍看到了魏收的定稿，是这么写的“想境内清晏，今万里安和。”不仅把“彼”字删了，而且把“此”字也删了，老萧一向是以文才自负的，一看“北虏”的史官司改得更彻底更完美，也不得不服，于是让自己这边的国史官也照此书写。
司马光在《通鉴》里看似这么闲来一笔，却折射出中国政治中不可轻忽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表述”。
毛蒋时代，“一个中国”不是问题，谁代表这个中国才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这里用“恢复”亦是一种表述），老蒋很有骨气，声称“汉贼不两立”，你进我退，绝不在国际间形成“两个中国”的印象。当时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这边的表述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要说呢，美国人比较狡猾，他们既要联中抗苏，又不能背弃所谓老朋友，所以在第一个中美联合公报中这样表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绕过了“谁是合法政府”这个坑，把两岸所谓的“最大公约数”写出来，立场是“不提出异议。”
时过境迁，对岸台独势力成长，在表述上使出一个“卸”字招，非常坦率地承认了我们这边三段论的头尾两段：台独分子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错，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也没错，关键是台湾不属于中国。过去我们在国际上使力最猛的就是“一个中国”，台独这么一附和，等于让我们闪了个空，后来只好更新表述：海峡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两岸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对台湾而言，“一个中国”已然成了问题，再提“谁合法代表中国”又压缩了国民党的空间，对国际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已经不是问题，强调多了反而不显自信，所以我们这边策略性地不提“合法政府”，而是盯死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条底线， 不能退也不敢再退。
说实在的，现在强调的“（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其实是美国人七十年代的“不提异议”的那个概念，大陆这边在“一个中国”后面埋伏了“一个政治概念的中国、我们是合法代表、将来以我为主和平谈判，谈不成老子有权打你……”等等潜台词；而台湾方面，即使承认“一个中国”，也分了几个层次：深蓝阵营的内心强调的是“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但真正坚信、坚守这个理念的，估计只剩下极少数七老八十的蒋家老臣；泛蓝阵营如马英九说的是“两岸同属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概念的中国，”魂是这个东西，但是壳还是“中华民国”，凡是强调“一中各表”的，其实都是不想和“一个政治概念的、未来要统一的中国”相粘连。
泛蓝拿“中华民国”说事，包括谢长廷这样的绿营人士之前也曾拿“一中宪法”说事，甚至包括蔡英文也说“新政府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等等，都是糊弄大陆老共，最底限是拜托不要打我（咬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最上限是多多让利发红包（咬住“两岸一家亲”）。
最吊诡的是中国大陆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国民国”，因为这关合法代表权，另一方面，又得在岛内加恃“中国民国”，加恃《中国民国宪法》，因为这个宪法里有关“固有疆域”的描述，是台湾承认“一个中国”的法理证据。大陆不承认“两个中国”，但又害怕台湾不坚持“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国共内战延续、交集的部分，这部分没有了，这边处理台湾问题就少了一个有力的抓手。
马英九所谓“三不”，“不统”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不独”是说给大陆听的，“不武”是说给台湾老百姓特别是绿营听的，用心良苦啊。维持现状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是中国大陆这边可以接受，台湾那边不得不接受的。两岸都期待未来向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事实是现在美国占最大便宜。
德国统一是苏联不行了，朝鲜统一是中国不行了，两岸统一是美国不行了。
大家总结的时候还是这样写比较合适：“想境内清晏，今万里安和。”

@锐圆 2016-11-06 15: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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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博物馆馆藏文物。

北魏时代的东西

@u_113415121 2016-11-07 06:17:58
你的解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希望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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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奖

｛资治通鉴 卷一百五十九 梁纪十五 凡二年}

【787】酷吏是皇帝的化身
高祖武皇帝（萧衍）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
三月，乙未，东魏丞相欢入朝于邺，百官迎于紫陌。欢握崔暹手而劳之曰：“往日朝廷岂无法官，莫肯纠劾。中尉尽心徇国，不避豪强，遂使远迩肃清。冲锋陷阵，大有其人；当官正色，今始见之。富贵乃中尉自取，高欢父子无以相报。”赐暹良马。暹拜，马惊走，欢亲拥之，授以辔。东魏主宴于华林园，使欢择朝廷公直者劝之酒；欢降阶跪曰：“唯暹一人可劝，并请以臣所射赐物千段赐之。”高澄退，谓暹曰：”我尚畏羡，何况馀人！”
然暹中怀颇挟巧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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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的儿子高澄重用崔暹惩治贪腐，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腐败这个东西，根除不易，但是最高层要是下定决心，打压一下腐败的嚣张气焰还是可以做到的。
过去，锐圆也是制度党、体制党，认为腐败不除是体制的问题，现在看了世界各国的情形，发现制度、体制也不能根除腐败，腐败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和小强一样，和老鼠一样，我们可以让老虎灭绝，但无法让老鼠灭绝。
不论一人一票、多党制、言论自由这样的制度安排还是官员申报财产这样的技术设计，都可以有效抑制腐败，这些都是药，甚至算是特效药，但不是根除这种顽症的疫苗，当一个发展中国家深受腐败之苦的时候，国民希望用彻底的民主化来改变之，于是上街，于是革命，但结果往往并不能遂人愿。
政治终究是少数精英的事情，是少数人管理公众的财富和资源，再精巧的制度设计也不能遏止人的私心，而让从政的精英分子满足私欲（所谓高薪养廉）太难了，所谓欲壑难填。还有必须思考的维度是规模，大国和小国不一样，大公司和小公司也不一样，锐圆在平常也发现，国企就不说了，就是民企私企，就算老板都严格管理整肃，小企业，管理层级少，内部腐败问题比较少，民营大企业则和国企一样，管理层级一多，所有权和管理权就会偏移，“代理人”就有机会寻租。
人心、法治环境、文化环境、经济发展阶段、还有技术……都是关联的要素。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技术，互联网技术和电子政务，可以规模化地减少官员小吏的寻租机会，比如办证、盖章之类的行政事务，电子化以后，由于技术本身的效率和流程设计，可以避免小官吏制造“需求”寻租，这在一些发达的城市已经可以看到实效。
利用酷吏反腐是很传统的招，不能说没有效，只是副作用大，也并不长久。酷吏反腐有极强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酷吏本身有选择，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最高层有选择性，反腐要反，利用反腐清除政治上的异己也是重要的选项。从汉代的酷吏到高欢时代的崔暹，再到宋代包公，酷吏文化也在丰富发展，最后形成了公正无私的“包公”形象，酷吏收拾权贵，这个已经不稀罕，因为他得到了最高层的授权，但是能不能收拾上级，收拾自家人，这个一直受置疑，“包公”被打造出来就是释这个疑的。“包公”被消费了好几百年，维稳的价值相当高。
高欢从实践中也认识到了酷吏的价值，反腐可以带来民心拥戴和清除异己的双重好处，这对于想很快稳定统治局面的他来说，是最迫切的也是最急需的。高欢从晋阳到邺“朝拜”皇帝，百官到郊外相迎，高欢从欢迎的人群看到了崔暹，把他从欢迎的队伍中请出来，拉着他的手，一起接受欢迎，并说出了“高欢父子无以相报”这样的肉麻话。文革初，有一次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之前，和刘、周、林等一起先接见各地进京的军队代表，大小将领们站在拍照用的阶梯上鼓掌向伟大领袖致敬，毛泽东在他们中间发现了许世友，把他叫下来，然后和许世友手拉手、肩并肩继续完成接见，雄主破格行事，意味自然不寻常啊。
合格的帝王要恩威并重，但是反差较大的两种角色有些帝王扮演起来不自如，找些酷吏来，给他们输入帝王的权威，这些酷吏是就是帝王杀伐权威的人格代表和形象代言，从这个角度讲，公正无私的包公其实就是皇权的另一种化身。
高欢从崔暹那里得到了“为君之乐”，所以他奖赏崔暹也就等于奖赏自己。
崔暹经过高欢父子的塑造，已经成了公正偶像或者神祗，后来连高澄都对崔暹怀有敬畏。
魏高阳王元斌有个庶出的妹妹叫玉仪，是个交际花，成了当时顶级权贵的公众情人，后来，她周转到了高澄手上，封她为琅邪公主——丞相的儿子可以把玩皇室的公主，这还是很刺激很有满足感的，当然，高澄对这事还是窃以为不妥的，担心崔暹如宣传塑造的那样，会“不畏权贵”“犯颜直谏”。不料过了三天，崔暹来到高澄处，掏出了一个“刺坠”，相当于一张名片，高澄很奇怪：你这是干什么？崔暹一脸恭敬道：我还没有认识琅邪公主呢。
高澄大喜，挽着崔暹的手臂，（此处宜用唱戏的韵白）说道：“去见公主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