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银枪跃龙门 32楼 2013-10-15 21:20:02
期待严徐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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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主要主要写的是 高拱和徐阶，高拱和张居正斗 我很喜欢那部分

嘉靖十二年（1533），三年一次的吏部例行考核，徐阶因政绩卓异，升任黄州同知。
可算是爬出了山沟，熬出了头，徐阶还没到黄州，吏部新的任命文书就追了上来。原来浙江有一按察佥事丁忧回乡，职位空缺，就改任徐阶为浙江按察佥事，办公衙门在杭州。
明朝分全国为十三道（行省），各行省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地方上的行政、司法和军事。另外，在一些要冲，派有总兵镇守，类似于军区司令。
徐阶的职位隶属于按察使司，而他具体职务是提学佥事，提举浙江一省的学政，也就是分管全省学校的教育、督察。
此时的徐阶得以请假回家探亲，期间娶第二任妻子张氏。在家中逗留八天后，就赶去杭州赴任，徐阶渐渐地从低谷中走出来了。
当时的教育行当没有今天这么多油水可捞，多数官员都选择搞形象工程，迎来送往巴结上级就够了，不过徐阶例外了。
短短一年的时间，他跑遍了浙江的十一府，一州，七十五个县，大大小小的府学和县学。真正去实地考察学校环境，教官良莠，校舍优劣，学子状况。然后拟定方案查漏补缺，该整的整，该办的办。增置学田，规定学额，修缮校舍，严肃教规等等等等。领导们成天地坐而论道开大会小会，远不如以这种接地气的教育方式来办，这些颇有成效。
徐阶发扬了当年聂豹的风格，常常跟这些士子们探讨经史子集，而且他提倡修身，强调务实，力导经世致用之学，这在当地小有影响。上上下下的教育活动被调动起来，学术氛围渐渐变得活跃了。
即使不是在最好的环境里，也要十分努力地工作，徐阶是这样做的。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轶事，是有一回工作之余，在祭拜西湖岸边的岳王庙时，徐阶意外的发现一首词，是《满江红》的词文，然后又经过多次的寻访、石碑考证。徐阶将这首词原文抄录下来，定下的原作者是岳飞（现在有争议了）。
我们今天读到的《满江红》，最早可以找到的记录，就是在徐阶的文集里。怒发冲冠，荡气回肠，是徐阶的贡献。

嘉靖十三年（1534），徐阶赶上了三年一次的乡试，由他担任浙江省的主考官，主持乡试。
乡试主考官，这是一件人人垂涎的美差，因为这样一来，所有考上举人的士子，都算得上是你的门生，是一条低付出、高收益的人脉资源。
乡试三场考完，在阅卷中间，发现有一名考生在文章中用了“颜苦孔之卓之至”这个典故。考官们顿觉眼生，都想不出这句话出自哪儿。
八股文要求根据书中的圣人之言立意，是严格禁止考生有自己的观点胡思乱写的。那圣人说过的话多了去了，谁能全知道？反正这句话在场的考官都没见过，徐阶也没见过，于是就在试卷上划了个黑杠，批了两个字——杜撰，并置之落榜。
如此处置之后，照例，凡是在卷子上有考官不良评语的，考生要到堂上“领责”，也就是去挨呲儿。
这位考生前来为自己辩护，他拿出了证据，确实是徐阶错了，《扬子法言》里有这句话，当堂把难堪推给了徐阶。
考试名次都定了，总不能临时改吧？徐阶改了。他起身承认错误，说道：“本道侥幸早中科第，并未读过此书，承蒙受教。”他表示歉意，并破格把这名考生拔为头名。
这件事被不少人津津乐道，赞扬徐阶平易近人，不摆领导架子，敢于当众承认错误等优良品质。为此，还列举了另一件事。

隆庆年间，徐阶功成身退，告老还乡，返回华亭，遍邀士绅、乡亲父老、宗族姻旧、邻里故友，大规模地宴请宾客。
酒席之间，觥筹交错。有人偷偷地将一只金杯藏在了帽子里，要顺回家，但他不知，这刚好被徐阶瞥见了。徐阶没说话。酒席快要结束的时候，照例仆人检查器具，发现少了一只金杯，这算是仆人的失职了。
于是，仆人急着要找出来。这时，徐阶拦住他，说道：“不要找了，杯子不曾少。”
没承想这人顺了东西，还喝那么多，一会儿醉醺醺东倒西歪，金杯和帽子一同掉落在地上。这时徐阶赶忙转过身去，假装没看见，又命仆人把金杯重新放回帽子里。
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被盗走了一只金杯。
以此看来，徐阶的心胸不但有宽度，还有长度。但是，在这些赞誉之外，有一个问题，徐阶除了这么做，还能怎么做？
难道让徐阶拉硬屎，厚着脸皮把人家训斥一通，然后保持原定名次？或是为了自己眼中一不值钱的物件，当众把邻里揭穿，叫客人下不来台，让他从此恨上你？心知肚明就行了，何必多说？
除非徐阶是愣头青、死心眼，否则决不会那么做。事实上，他只是做了一个最佳的选择，以他自己的方式。而这个选择背后，也不只是人们所称道的那样，它隐藏了一条重要信息，徐阶的处世为官之道。
避免不必要的争执，尽量不要与人结怨，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徐阶已不是少年时那样轻狂，喜好争论。一路走下去，大家会发现，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官位上，他都是这样。所谓多铺路，少砌墙，是也。

嘉靖十四年（1535），徐阶再一次晋升，一纸公文调任江西按察副使，依然是提调学政。
在江西任上，徐阶继续从事着教育工作。由于江西是心学的发祥地，这里讲学风气很盛。于是除了本职工作外，徐阶也着力去推行心学教育，为善去恶，知行合一。
工作上顺风顺水、中规中矩，看这样子是要在地方上安心慢慢地熬资历了。
不过，机会总会不期而遇。
一天，有人私下里找到徐阶，说没什么要紧事，只要求给他个官做做。
哦，这人是来跑官的，奇了怪了，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讨要？徐阶正要打发他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但来者亮出了身份——当朝内阁首辅夏言的亲戚。一个足以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理由。
这是个送上门的机会，要不要？很简单，以自己的职务之便，在衙门里给他安排个一官半职，不是件难事，这样就能搭上夏首辅这层关系，重返北京必定指日可待了，这不正是自己一直想要的吗？
徐阶沉吟片刻，毅然拒绝了他，说道：“我的职责是管束你们，不是用来以权谋私的。”
说完，当场下了逐客令，这人灰溜溜地退了出去。
不应该呀，这么做不仅错失了良机，还得罪了首辅大人。早已深谙官场之道、利害关系的徐阶干了什么？
我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调整自己，但我坚守的原则始终不变。
——吉米?卡特
我想这应该是最好的答案。历经风雨，许多人迷失了自我，但从一而终，徐阶依然是徐阶。

展眼到了嘉靖十八年（1539），徐阶迎来了人生最大的转机，他被提拔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召回朝廷。
屈指一数，离上京还有三个月，这段时间干点什么呢？想着想着，徐阶拿定了主意——立一座祠堂，为纪念王阳明先生。
很快地，祠堂建成。在落成典礼上，人们济济一堂，徐阶虔诚地向阳明先生行礼，并表明心迹：
我作斯祠，志明圣学。
为弘扬心学而建，八年外放不寻常，一切从此开始。
真正体悟了心学的真谛，依然坚韧地寻求良知。当年那个少不更事、天真烂漫的书生已然不在，一个精于权谋、工于心计的官僚冉冉升起。

再入政坛

八年多的时间，朝廷里同样发生了许多事，我们把时间先拨回去。
如果大家还记得，这时张璁刚当上首辅不久，正是最得意的时候，史称“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人如此嚣张，离倒霉也就不远了。
嘉靖九年（1530）正月，吏科给事中夏言上疏，他认为天地应该分开祭祀，要祭天、祭地、祭日、祭月，建四个坛分四次举行。
这是一份议礼性质的奏疏，原来的礼仪是天地放在一块祭祀。如此一更改，令嘉靖很是满意。
于是他找来张璁商议一下，以前张璁是热衷于议礼的，但这次却说三道四，拖出一堆理由来，总之不行。把嘉靖弄得很不愉快。
怎么呢？本来议礼是张璁的专长，这回竟然被别人用了去，张璁心里自然不爽，所以他不干。不过，这位是何许人，胆子这么大？
夏言，字公瑾，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时任吏科给事中（从七品）。看得出来，这人混了好多年，官职还是很低。
但夏言为人机敏，擅作文章。在嘉靖初年，夏言奉诏复核京军及军中冗官，裁汰了三千二百多人；又巡查皇家庄田，把滥用的民田一一发还给百姓。可知，这人做事公正严明。
如果把议礼获权比作一件商品的话，那嘉靖就是批发商，大臣就是经销商，显然，嘉靖不想让张璁一人垄断。
为此，张璁找来心腹上疏反对，却被嘉靖当即驳回治罪，这事把张璁搞得很没面子。这样，天地分祀就这么定了。
此事结果：夏言表现良好，予以奖励，御赐四品服俸。
风头被别人抢了去，张璁很不甘心。此后，他也找了个机会议礼一把，就是降低孔子待遇那事儿，结果把徐阶贬出了朝廷。

嘉靖十年（1531），张璁突发奇想，认为自己名字里“璁”字的发音犯了皇帝陛下的名讳（朱厚“熜”），不合乎礼节，请求嘉靖给改个名字。
嘉靖很高兴，表扬了他，大笔一挥，赐名张孚敬。
从此，张璁这人就没了，身份证上就写着张孚敬。这也太无聊了吧，不过他爱怎么改就怎么改，为了方便，我们还叫他张璁。
在此期间，张璁时刻不忘教训那个胆敢冒犯自己的夏言，他指使亲信盯紧夏言的一举一动，并派人不断上疏弹劾（就是骂）夏言，不断施加精神压力。他要用现有的实力优势挤垮夏言。
只看了简历，我们还没见识夏言的实力。尽管张璁气势汹汹，但夏言做事小心，一点把柄不留给对手。另外，夏言更是言辞犀利，那么多骂夏言的官员，竟全部被反骂了回去，骂来骂去，他一个人挑遍了张璁一伙人，占了上风。这战斗力，想来就叫人胆寒。
一番动作下来，张璁没能挽回颓势，倒是夏言接连提升，先升为侍读学士，再升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
人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格外害怕失去，张璁害怕了，他决定策划一个阴谋，一波流干掉夏言。

嘉靖十年（1531）七月，行人司司正薛侃上疏言事。
在奏疏中，他建议，分封各地藩王时，可留一世子在京城。挑选德高望重的官员，对这些世子加以教育，以便在皇子诞生后，有人陪伴读书。
奏疏的篇幅很长，内涵很隐藏。我们来解释一下，明代规定，藩王子弟只能呆在封地，是不允许留在京城的。这份奏疏影射嘉靖没有儿子，得提前留个藩王子弟，以备不时之需！
其实，薛侃没什么恶意，也没有受人指使，他认为这是有利于国家的好事，免得到那时候抓瞎。
在上奏之前，他找到同年好友太常卿彭泽，询问他的意见，彭泽也很赞同。
阴谋就下在这儿。
因为彭泽还有另一重身份——张璁的党羽，彭泽也有另一个同年好友——夏言。
为了让薛侃放心，彭泽鼓励道：“首辅大人看过奏本，说是言之有理，应当支持。”
说这话前，彭泽已将奏疏抄录了一份，交给了张璁，而张璁则连夜将奏疏上呈给了嘉靖。
果然，嘉靖震怒！明摆着的，这份奏疏直接戳到了嘉靖的痛处，当众揭露了他没有儿子这个人人都知道的隐私。别忘了，嘉靖就是藩王入承大统的。
张璁立刻火上浇油，说道：“陛下息怒，据臣所知，夏言才是幕后主使，不如待奏疏上达再做处置。”
于是，当薛侃的奏疏递上去，他立即被打入了大牢，严刑拷讯，逼他交待幕后主使。
薛侃虽然不够聪明，却够朋友，他一口咬定是自己的主意，与别人无关。
拿不下薛侃，张璁急了。他与都御史汪鋐（张璁的亲信），给事中孙应奎、曹沐一同去审问，还把彭泽请到了公堂，做劝诱工作。
审讯毫无进展，供词还是没有幕后主使。
彭泽先说话了，劝薛侃，只要说出幕后主使，就可以减轻罪责，免受皮肉之苦。为了引他上道，干脆直接挑明了——比如夏言是否与闻此事。
话说得这么露骨，薛侃也明白了，他立刻反诘道：“当初是你支持我上疏，而且首辅也知道此事，与夏言何干？”
说完，上面的张首辅坐不住了，汪鋐会意，大喝道：“不用审了，这事分明就是夏言主使！”
他准备就此结案，坐在一旁一直不吭声的两位给事中不同意：“此案案情不明，且牵涉到首辅和彭大人，二位理应回避。”
审判意见相左，不欢而散。
事后，气的张璁跑去告了黑状，说孙应奎、曹沐与夏言勾结，庇护薛侃，妨碍审案。嘉靖下旨，那就将此三人打入监狱，换人再审。
要知道，嘉靖可不是好忽悠的，这次他使了个心眼，不但加强了审判队伍，还派了亲信去陪审，并且要亲自过目供词。
张璁傻眼了，这回玩不转了。审讯一如既往，审理结果：奏疏是薛侃一人之意，彭泽所称夏言指使，证据不足。
这把嘉靖气坏了，张璁竟敢欺骗利用自己，决不能轻饶！
此事结果，夏言、孙应奎、曹沐无罪释放，薛侃削职为民，彭泽充军。至于张璁，直接罢官回家。
种下了阴谋，却栽到了自己，张璁真是失败。尽管四个月后，张璁被召回，此后又几起几落，但他已彻底失去了嘉靖的信任，再也掀不起什么大浪了。
嘉靖十四年（1535）四月，张璁致仕，永久退休，他很幸运。
相比之下，夏言则是一路高歌。嘉靖十五年（1536）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嘉靖十七年（1538），升任内阁首辅。

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嘉靖册立皇太子，这位是皇次子朱载壑，此时年仅四岁。另外，嘉靖一共有八个儿子，夭折了五个，还剩有皇三子朱载垕（穆宗）为裕王和皇四子朱载圳为景王。
皇太子出阁读书，需要配置侍从官员，以便教育。这个工作由内阁负责，也就是夏言说了算。
不出意外，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只要搭上了这班车，想不飞黄腾达都难。于是，很多人踏破门槛，说情送礼，只求夏首辅选上自己。
可夏言为人正直、不偏不倚，这些手段通通没用，他要选拔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在此情况下，夏言推荐了徐阶。
当年徐阶有怒斥张璁的壮举，又有在地方上主抓教育工作的经验，听说还拒绝了自己亲戚的行贿，这些夏言都一清二楚。虽然曾有些不爽，可在夏言眼中，徐阶履历合适、正直有为，理应予以提拔。
由于徐阶原先的官阶是正四品，而洗马、翰林院侍读只是从五品，为了照顾徐阶的感情，夏言是煞费苦心，由此在吏部的任命文书中，附加了特别注明——徐阶以四品供职。
终于回到了帝国的中心，几经打探，方知是夏言的极力推荐。为了表示感谢，徐阶决定登门拜访，当然也是怀揣着私心的，他准备去拜个码头。
夏言府上，两个人初次见面，氛围还算融洽，双方你来我往，却只说些场面话。
徐阶说，多谢首辅提拔，深感荣幸。
夏言说，不必谢我，只是职责所在，好好为国效力就行。
双方看似聊得挺多，也挺开心，但仔细一看，实际上什么话也没说，俩人扯闲篇儿呢。可知夏言口风很严，丝毫不露拉拢徐阶的意思。
内容上是老生常谈，毫无营养。人家没那意思，你也不能死乞白赖地上赶着拜码头。过一会儿，徐阶带着些许失望地告辞了，目的没达到。
事后徐阶想想，却十分欣喜，因为他看得出来，夏言不计前嫌，而且正直不阿，不结党营私，是个值得尊敬的人。
应该说徐阶的判断基本正确，但还有一层重要内容，夏言不结党，不只是不为营私。张璁之所以倒台，正是败在了结党弄权上，当年恐吓徐阶“满朝都是我的人”，这话可不是白来的。嘉靖好不容易分化了文官集团，这势必会引起他的反感，失败也就注定了。夏言认定嘉靖是一个够专权的皇帝，而所有的权力只能来源于他，这正是夏言不结党且够自信的理由。

东宫之内，精英云集。这批官员大多是翰林出身，他们年轻有前途，官场资历不深。徐阶应该算里面资历较老的，而他的具体工作是为太子讲解经史子集以及掌管太子的文书往来。
在一般的工作接触中，徐阶隐隐发现，这里有不少人似乎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他们言行不俗，似乎有一定的组织性，甚至在许多地方的见解与自己大为相似。
可以断定，他们决不是普通的八股文人。徐阶开始有意地接近他们，试着结识了其中的两个人，一个叫唐顺之，一个叫赵时春，这两人的年纪比徐阶稍小一点。果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王门弟子。
基于相同的学术理念，徐阶加入了他们，成为其中一员，此后大家就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谈论政治等等。
徐阶的老师是聂豹，是未拜师入门的，而唐顺之和赵时春都是根正苗红的心学嫡传弟子。但奇怪的是，徐阶很快成为了他们中间的组织者。那是因为凭徐阶的学识、阅历和稳步上升的事业，足以令其中多数人信服。
在徐阶的推动下，王门弟子渐渐不满足于小范围内的讨论，他们把活动越做越大，后来经常组织起大规模的讲学活动，公然讲解心学，甚至评论时事政治。也正因为有了这一层关系，在最终的决战之时，徐阶得到了十分重要的援助。
在东宫待了不到一年，一个噩耗传来，母亲顾氏去世了。徐阶是大孝子，必须暂离岗位，回乡守制三年。
这一边安了，那一边的皇帝差点丢了命。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夜，嘉靖在他最宠爱的曹端妃那里过夜。颠鸾倒凤，云雨过后，他打发端妃另睡一室，自己独自熟睡了。
闲话少说，谋杀开始了。一群宫女偷偷溜进了寝宫，她们按事先的约定，一拥而上。骑上身的、摁住胳膊腿儿的、捂嘴的，各显能耐，可见人多是有点用处的。
当嘉靖被惊醒，企图挣扎时，致命的凶器来了，一根绳子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为首的宫女杨金英快速打了个结。动作像是事先练过的，她用力扯紧绳结，但不管怎么使劲，只把嘉靖勒得半死不活，发出“唔唔”的声音，却总也不断气。
要杀死的是拥有天下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杨金英慌了神，情急之下，她又上了一道保险——再打一个结。大家都知道，结上加结，变成死结，死结勒不死人的。
而谋杀是讲究效率的，这么久怎么还不死？恐慌如瘟疫一般在宫女中传开，其中一个宫女退却了，趁乱逃了出去，向方皇后报告了此事。这个无脑的行为，决定她们全完了。
皇后慌忙带人赶到，将宫女们全部拿下，解下了嘉靖脖子上的绳套，但嘉靖被折腾地不省人事。经紧急抢救之后，总算换过气来。
在嘉靖昏迷之际，由皇后下令，将参与此事的十六名宫女，顺带着她忌恨的曹端妃、王宁嫔，全部凌迟处死。
这起由宫女谋杀皇帝的案件发生在壬寅年，所以称之为“壬寅宫变”。
由于这属于宫闱秘事，故正史记载讳莫如深，导致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民间破案版本也花样百出，我们不多掺合了。
只透露一些事实，嘉靖乱吃丹药，性情变得喜怒无常、刻薄寡恩，经常虐待宫女妃嫔，光皇后他就换了三个，左右侍从更是动辄得咎，他有严重的家暴倾向。
而重要的是此事的后果，嘉靖由于内心受到严重惊吓，从此移居西苑（今中南海），至死也不回皇宫大内。
嘉靖坚信能活下来全是因为上天保佑，是修道的成果，于是他不再上朝办公，专心做起了一名宅男，窝在西苑专职致力于道教研究，整天跟道士们炼丹修玄。这一宅就是二十四年。
自此以后，内阁大学士们不用再到内阁办公，而是在西苑辟出一间办公室，称为直庐。由于入直就意味着得到了嘉靖的宠信，于是大臣们争先恐后以能入直为荣。
在直庐办公的大臣要做两件事，一是随时呈请处理紧急公务；二是撰写青词。
总之，从这一年往后很糟，上述情况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能不干活的都不干了。

嘉靖二十二年（1543），守制期满，徐阶起复，擢升为国子监祭酒。
今天在北京的国子监还完好保存着。当时国子监隶属礼部，是全国唯一的高等学府。它执掌着全国学校的政令与训导，部分职能类似于今天的教育部。
国子监的学生称为监生，他们可以不用通过科举考试候补为官，但是名额有限。徐阶就是他们的校长。
对于教育工作，徐阶已经是得心应手了。当时的国子监，可谓是乌烟瘴气。由于监生来源复杂，又有做官名额，于是官场的习气便折射到了学校，拉关系走门路、逢迎拍马、弄虚作假······用体制来管制教育，一定会是这样，徐阶接手了一个司空见惯的局面。
墨守成规是很容易的，他不，徐阶着力改革士风吏习，把读书和体制分隔开，尽力摆脱不良社会风气对学校的影响。
一年多的时间，徐阶把原本无人问津的国子监，办得声名鹊起，他还借此推广了心学教育，效果不错。
不过，尽管徐阶留心观察，还是错过了一个最关键的学生，他叫杨继盛，在学生中很不起眼。
另外，时任礼部尚书名叫严嵩，这会儿是两人初次接触，普通的上下级关系，一般的公事往来，没有感觉，没有恩怨。
现在的国子监学生就是将来的官员，徐阶得到了一批官场资源。

@水穷处233 47楼 2013-10-19 17:34:05
太好了，远超过中央电视台那个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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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是心灵鸡汤，但很明显，普通人喝不上那样的鸡汤

嘉靖二十四年（1545），授徐阶官礼部左侍郎，没过多久，改任为吏部右侍郎。
吏部是六部之首，职责主要是考核任免官员，相当于人事部或组织部的职能，右侍郎则是副部长。这个职位将成就徐阶的官场地位。
人事档案全在我手里攥着，你想干嘛？能管着你升降调贬，因此吏部官员向来脾气不小，人称四大难——人难见，事难办，话难说，脸难看，这一副官样早已经名声在外。
绷着个脸，摆出一副干部架势，跟百姓离得远远的，这才叫官。可徐阶的到来，打破了这个传统。
曾几何时，陕西清吏司主事姚丰进京汇报工作。去吏部衙门之前，他吩咐随从，待在客栈里等他，马上就回来，一起去逛街，买点土特产。
随从纳闷了，您不是要去吏部办事吗？姚丰笑了，他告诉随从，放心吧，按以往的经验，去见吏部那些大爷，不去个两三次以上，是见不着人的。
姚丰来到了吏部，报上姓名，就等一句“某某大人公务繁忙，改日再来“，自己也好回去购物。
不多一会儿，胥吏的回话大出意料：“姚主事请随我来，徐大人有请。”
什么情况？姚丰忐忑不安地跟了进去，却得到徐阶和颜悦色的招待，又是“看座”，又是“奉茶”的，姚丰凌乱了。受宠若惊，手足无措。但接下来，没有摆谱，没有冷脸，徐阶虚心请教他们那里的风土人情、地理险要和民生吏治等问题，姚丰一一如实回答。
徐阶听得认真，还时不时地动笔记下来。当姚丰交代完公事，直到临走时，徐阶也不忘亲切鼓励一番。
姚丰激动万分地回去了，没想到受到侍郎大人如此的青睐，以后逢人便说起此事。这效果，不亚于媒体记者。
如果领导是这样对你好，你不必太当真。其实徐阶对各地进京的官员，都是如此。当然了，这些颇有些作秀成分的工作，获得的人事资料不是重点，得到官员的认可才是必需的，徐阶的美好形象，正是以这些官员的口耳传到地方，从而在基层官员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不仅跟下级关系处得好，徐阶跟上司也十分合得来。吏部尚书如走马灯一般，换了熊浃、唐龙、周用几任，都十分器重徐阶，愿意交给他主持工作。
于是，徐阶以此将欧阳德、宋景、张岳等人安置到重要职位上，因为这些人才能出众，而且，都是徐阶的死党。
如此经营，自下而上，徐阶的官场人脉已初具规模。
周用离职后，吏部新来的尚书闻渊挺麻烦，凭自己是老资历，他揽下了部门事务的决策权，有时还给徐阶脸色看，俩人关系处得很僵。徐阶没了话语权，心里不痛快，不跟他争，也不跟他吵，上疏请求调出。
嘉靖二十六年（1547），由夏言推荐，徐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去教习庶吉士。
前面说过，庶吉士是进士中的精英，他们都极有前途，徐阶便成为他们的班主任，与往届不同，他以有关国计民生、时事热点的策问为施教的主要内容。
正是在这里，徐阶发掘了那个时代最最杰出的人才，并倾尽心血去培养他。

严嵩

话分两头，在徐阶被召回北京之前，夏言还举荐过一个人，这是夏言一生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引狼入室。
嘉靖十七年（1538），南京吏部尚书严嵩，召回朝廷，担任礼部尚书。
这位几乎被各种艺术形式骂遍了的奸臣，终于登场了，但鲜为人知的是，严嵩曾经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
严嵩，字惟中，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年长夏言两岁。严嵩出身寒门，但年少立志，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之后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
正德二年（1501），庶吉士结业，授官翰林院编修，这样看来严嵩的前景很不错。但很不幸，第二年，严嵩的祖父去世，他必须回乡守制，再过一年，母亲去世了，再顺延守制三年。青春的大好时光让守制给耽搁了。
正德七年（1512），守制期满，严嵩起复了，但他辞官隐居起来，他有自己的理由——不屑与朝中奸佞为伍。所说的奸佞，就是朱厚照宠信的那帮不三不四的人。
此时的严嵩是一个正直的人。他隐居在家，一心读书，他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练得一手好书法，据说高悬于山海关城楼上的“天下第一关”，就是严嵩的手笔。他名声很好，与当时的李梦阳、王廷相等许多名士都有交往。
在此期间，严嵩为家乡修成了《袁州府志》，在当时的知名度很高。
正德十一年（1516），在杨廷和的推荐下，严嵩出山，重返仕途，先后在翰林院、国子监供职。一直到嘉靖初年，他在南京担任翰林院侍讲，是个闲职。
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时间很特别，南京很不平静。有一群不得志的官员正策划一场风暴。没错，就是大礼议，而其中有一个叫桂萼的人，是严嵩的同乡好友。
之后廷臣分成两派，大打出手。这么多年下来，严嵩也变精了，他既不公开支持推荐过他的杨廷和，也不参与好友的议礼派，而是选择冷眼旁观，心里打着算盘。
最终，大礼议以嘉靖的胜出而告终，议礼新贵登上权力舞台。于是在桂萼等人的推荐下，严嵩被调回北京，担任国子监祭酒。
以卖乖式的骑墙观望，严嵩获得了这次难得的机会。但此时的严嵩，依然不太会阿谀奉承。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三年（1534），他担任南京吏部尚书。混了这么些年，又回到了南京，接着打发那无聊的时间。

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由同乡好友夏言推荐，严嵩回到北京，担任礼部尚书。
因为在夏言看来，严嵩同样是一个正直有为的人，理应推荐。然而没多久，他就会改变这个看法。
这一年六月，大礼议接近尾声了，有人上疏，奏请给献皇帝（嘉靖的爹）庙号称宗，并把神主搬入太庙供奉。
称宗的意思就是叫个“明什么宗”，我曾见过有小说写贞观年间的事，里面百姓都直呼唐太宗，千万别当真，什么宗那是死皇帝才有的庙号。
这一事件在历史上称为“称宗袝庙”。
按例，这样的礼仪性事务应先由礼部拿出处理意见。严嵩头都大了，名分都给你了，还想干嘛？没做过皇帝怎么能称宗？大臣们决不会同意，可严嵩又不敢因此得罪嘉靖。为了稳妥起见，严嵩耍了个滑头，精心写了一份奏疏。
在奏疏中，严嵩把各种相关的礼仪说了个遍，还顺便赞美了献皇帝一番。但关于称宗袝庙的问题，不好意思，礼部不表态。
球又踢给了嘉靖，可这显然是糊弄不过他的。嘉靖十分不满，要求礼部必须表态。
正当严嵩抓破头皮，不知该怎么办时，户部左侍郎唐胄上疏反对，被嘉靖当即削职为民。为此，嘉靖还亲自写了一篇《名堂或问》来质问群臣。
这一招故技重施了，当年徐阶不懂事，反对降孔子的待遇，被贬到偏远山区扶贫。现在轮到严嵩了。看到嘉靖如此咄咄逼人，观望是不可能了。
终于，他还是选择了放弃一贯坚守的正直，因为他已经五十八岁了，折腾不起了，同学差不多都已经退休了，难道自己还要从头再来？
于是，他用几十年的才华，挥笔写成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以赞同嘉靖的决定。
上庙号为睿宗，明朝有个没做过皇帝的皇帝，叫明睿宗。
大礼议终于以称宗袝庙收尾了。在议礼的末班车，严嵩收获了嘉靖的宠信，被升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官阶。
客观的讲，生活中这种无奈的时候太多了，严嵩的做法情有可原。但人生路漫漫，关键的就那么几步。此后的严嵩，已然确信了，正直是毫无市场的，只有不计原则、一味地奉承讨好嘉靖，才能获得想要的利益。
从此，严嵩踏上了一条无耻之路，开始狂奔不回头。

严嵩的举动被当时的很多人所鄙视，夏言也对此嗤之以鼻。但此时，夏言管不了这个，他要对付的是另外一个人——武定侯郭勋。
郭勋，明朝开国功臣郭英的六世孙，世袭侯爵，掌管禁军。
当年大礼议的时候，杨慎曾打算用拳头消灭张璁、桂萼，他俩东躲西藏，没人敢收留，是郭勋站出来帮助了他们，最终议礼派获胜。
当然，郭勋不是出于见义勇为，所谓人无利，不起早，他的目的很明确——投机。他看准了当时的少年天子朱厚熜，认定是一支潜力股。在议礼得了便宜之后，郭勋又积极投身于修道事业，响应嘉靖的号召。一系列举动，让郭勋赚足了皇帝的宠信。
为表彰郭勋的功劳，嘉靖进封他为翊国公，成为公爵。郭勋这家伙，决不是什么善类，他仗着宠信，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且擅作威福，干预朝政，这些都是夏言必须除掉他的理由。
不过，郭勋十分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夏言是政坛老斗士，自己跟他斗，无异于找死。当年的盟友张璁已经被干掉了，于是，他联络了新盟友——同样与夏言不合的严嵩。
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嘉靖巡游承天府。
这承天府，就是湖广安陆州，当初嘉靖做藩王时的封地，在嘉靖十年（1531）改名而来。
这次出行名义上是给父亲祭拜扫陵（现存于湖北钟祥市的明显陵），并亲自视察父母合葬的事宜。而事实上，所谓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嘉靖可能更看重这一点。
皇帝出行，有大批文武官员随行，一路上扰民不说，那办公人员都出来了，政府公务谁干？安排了皇太子监国。那管什么用？皇太子才四岁。
夏言身为内阁首辅，一路上忧心忡忡，就担心嘉靖留连山水，朝廷中发生变故怎么办。于是出来后不断催促嘉靖完事赶紧回京，赶紧回京······
而严嵩、郭勋却是反其道而行，只要一味地迁延，逢迎就好。
这样两下一比对，嘉靖火着了，责令夏言以“慢君”罪罢官。
这是夏言第一次被罢免，可下了决定嘉靖就后悔了，这纯粹是他的一时激动。当时内阁里只有夏言和翟銮两个人，内阁事务根本离不开夏言。于是没等严嵩和郭勋高兴几天，夏言就官复原职了。
夏言只打了一场热身赛，毫发无损地回来了，他下定决心，是该收拾一下郭勋了。就此，之后的两年里，双方表面上是和和气气，暗地里不断较量，却是势均力敌，谁也没伤着谁。

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昭圣皇太后（武宗的妈，嘉靖的伯母）驾崩。嘉靖命夏言拟定皇太子守丧时应穿的服饰。
几天后，夏言漫不经心地上了一份奏疏，把嘉靖惹怒了。怎么呢？夏言大概太不用心，竟然在奏疏中出现了错别字。
借此，嘉靖大声地斥责了夏言几句。没想到夏言也恼了，您存心找事儿是吧？我不干了。他当即顶撞了嘉靖一句——请陛下恩准臣告病还乡。
这真是找茬的碰上抬杠的，“那你就别再回来！”就这样，夏言再一次被罢官。
这边夏言刚撤，那边郭勋也没好到哪儿去。不久前嘉靖交给他一件差事，郭勋一拖再拖，不当回事。嘉靖发火了，要过问此事。
谁知郭勋也不狡辩，给了个石破天惊的回话：“有何事，更劳赐敕语！”
这句话要了他的命，因为翻译成白话文，是一句相当欠揍的话：就这事，怎么还用得着你说？！
嘉靖登时火冒三丈，你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他大骂了郭勋一通，让他摆正位置，好好反省。几位言官见机，趁势联名上疏弹劾郭勋贪赃不法。
嘉靖一怒之下，把郭勋关进了监狱。
关键时刻，夏言回来了。嘉靖现在确实离不开夏言，原因却令人大跌眼镜，夏言的青词写得太好。夏言一走，嘉靖的修道大业就要耽搁了。
夏言一来，事情的进展得立马快多了。不久后，给事中刘天直上疏弹劾郭勋，开列了十二条大罪，历历有据。这次法司的动作也十分迅速，查实郭勋确有“不轨罪”，依律当斩。
嘉靖蒙了，好好的怎么忽然之间就变成了死罪？毕竟郭勋曾支持过议礼，还跟着自己修道，这样的人才哪儿找去？他准备把这事先压下去，再找机会把郭勋保出来。
嘉靖一面把这事一直压着不批，一面不断暗示群臣松松口。如此磨蹭了几个月，事情结束了，郭勋病死在狱中。
从下狱，弹劾，到定罪，死掉，一切都那么顺溜，夏言的动作太快了。
其中一定有黑幕！嘉靖愤怒了，但他也无可奈何，一切都是按照司法程序走的，你自己病死了，我们也没办法。
夏言干净利落地干掉了郭勋，这时他停手了，并没有顺手解决严嵩，这源于一个错误的判断。依夏言看来，严嵩除了拍马屁，实在没什么能耐，不足为虑。念及同乡情分，夏言没有下手，只是时常训斥严嵩。

严嵩也曾试着改善两人的关系，比如请夏言吃饭。但毕竟两人道不相同，夏言要么借口推脱，要么干脆就不去。
为此，严嵩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置办酒席，次次盛情邀请夏言，有一回甚至亲自去夏言府上，跪读请柬??????好容易请去了，只见夏言动一动筷子，吃个三两口便离席而去，落得满堂的人十分尴尬，严嵩尤其难堪。
像这样侮辱人的事真不该做，夏言依然是我行我素，但在下面两件事上，他做的实在不够聪明。

由于大臣们要经常在西苑值班，嘉靖规定，大臣入直西苑，一律要按道士的习惯，骑马。大家都老实听领导的，除了夏言。就他大咧咧地乘着轿子上班，旁若无人。
还有，嘉靖旷早朝不是一回两回了，领导可以不来，但大臣得照常上班。为了表示不满，索性，只要嘉靖不上朝，夏言就不上班。所谓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阁。
夏言性情耿直，自己是痛快了，惹得嘉靖大不自在。
夏言十分反对嘉靖沉迷于修道，无奈青词写得太好。但夏言总是爱搭不理的，要么就拖稿，要么就随便糊弄点。尽管嘉靖不痛快，但为了修道大业，总是耐着性子去催。
相比之下，严嵩的写作态度就端正得多。虽然写得不如夏言，但严嵩从不气馁，笔耕不辍，以坚持不懈的态度赢得了嘉靖的欢心。
一般工作上，态度好和能力强，领导会更喜欢前者，皇帝也不例外。
这些都不是最要命的，真正让嘉靖下定决心整治夏言的，是“香叶冠事件”。
为了显示对道教的尊崇，嘉靖亲手做了五顶香叶冠，赐给自己最亲近的五个大臣。自然，有夏言的，也有严嵩的。
一次，嘉靖召见众入直的大臣，近臣们都识趣，把香叶冠穿戴整齐，活脱脱一个个道士，除了夏言。
“前几天赐给卿的香叶冠呢？”
“回陛下，放置在家中。”
“为何不戴？”
“那香叶冠非臣子所戴，故放在家中，希望陛下今后也不要戴那种东西，有损天子威仪！”
当面把嘉靖呛得面红耳赤，半天说不出话来。
再瞅瞅严嵩，他就听话多了，不仅戴得端正，还在上面蒙了一层轻纱，说是恐辜负圣恩，故用以阻挡灰尘。
嘉靖忍了这个不听话的下属太久太久，而正是这件事，彻底惹恼了他。

@貌似我悲剧了 58楼 2013-10-21 23:42:55
好像很多内容在两三年前就看过了～难道我穿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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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这些内容都是400年前的了，还有的人300年前就看过了，你不仔细看，当然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嘉靖单独召见了严嵩。
见缝插针的时候到了，严嵩俯伏在地，眼泪鼻涕混合下来，边哭边痛斥夏言的种种“罪行”，自己如何受欺压等等等等。说到伤心处，还配以捶胸顿足等动作。
其中，罪名里有这样一条：夏言鄙弃御赐之物，藐视陛下。
别的罪行都不重要，要的就是这句话，所说的御赐之物，就是香叶冠。因为香叶冠不单是一顶帽子那么简单。
它代表了嘉靖的权威。嘉靖刚愎自用，其他事可以不管，但决不允许别人冒犯他的权威。严嵩够厉害，告状不能罗里吧嗦，要刺痛对方。
这就够了，嘉靖即刻拟旨，历数了夏言的种种罪行，然后将其革职。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严嵩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
以往夏言对嘉靖修道不以为然，但严嵩完全不同。入直西苑后，每逢斋醮，严嵩都一连几天泡在办公室里，领导不发话，决不回家洗澡换衣裳。这一切自然是装给嘉靖看的，为此，嘉靖还特地下诏表扬了他。
入阁后不久，严嵩发动手下亲信弹劾已升任首辅的翟銮，将其挤走。严嵩登上了首辅宝座，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开始了大大方方的招财揽权。
从这时起，严府门口的车马开始拥堵了，无数人上门拍马送礼。莫大的权力会使任何人迷失，随着权力的浸染，严嵩开始忽视嘉靖，第一次犯了最不该犯的错误——专权。
具体表现如下：任意安插亲信；所有政事都要经严嵩点头才呈给嘉靖，独揽了票拟大权。
后来入阁的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处处受挤兑，导致一个致仕，一个病逝。
可千万不要小瞧了嘉靖，这家伙表面上整天修道，但他一直像守财奴一般盯着权力，贪污可以容忍，纳贿可以容忍，但权力决不允许任何人染指。
为了敲打一下严嵩，他突然下旨，令夏言官复原职。

@进击的蜗牛 61楼 2013-10-22 11:24:51
我怎么觉得和明朝那些事这么相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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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都差不多，毕竟那是一段真的历史，后面高拱和张居正那里没详写，不过你要真的认真看了，会发现不少不同的地儿，不要只拥趸一本书或一个人

夏言这次复职，其实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改变自己命运的大事——议复河套；一件改变大明国运的小事——推荐徐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
议复河套，要从很久以前说起。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把元朝统治者赶回了蒙古草原，并在明初不断对元朝的残余势力进行军事打击。慢慢地，各部落分化独立，蒙古人失去了南下的实力。
可是蒙古族属于游牧民族，要他们放牧牛羊可以，那锅碗瓢盆布帛绢这些生活用品上哪儿弄呢？自己造不出来，贸易又不畅通，只能去抢了。
明成祖迁都北京，所谓天子御国门，增强了北部边防。在土木堡之变（1449）以后，明朝逐渐采取守势，并在北部边防线上设立了九个军事重镇，自东向西分别为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是为九边。
其中，大同、宣府、蓟州、辽东，拱卫北京的正面及两翼，最为重要，此四地若失，大明必亡。
随着蒙古势力的侵扰，明朝政府有些力不从心了，不得不收缩国防力量。于是，将河套地区的卫戍南撤，因为这里难以守卫，常年有蒙古人抢劫。就把原以为不重要的河套让了出去。
所谓河套，即黄河流经甘肃、宁夏、陕西一带，形成了“几”字形，大片土地被套在“几”字中间，故得此名。
我们看一下地图上宁夏和大同与河套的位置就知道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战略失误。这样使得原来的内边变为前线，宁夏和大同成了战略一线，外险尽失，河套成了蒙古人南侵的前沿阵地。好比你开店做买卖，却把街道让给了强盗，自然被搅得鸡犬不宁。
这时候最能杀最能抢的是活动于蒙古西部的鞑靼部，他们的首领叫做俺答。
至此，河套已失守近百年。
一直以来，朝廷中关于河套问题存在两派意见。一派主张防御，修边墙，据之以守；另一派主张武力收复，根除边患。比如杨一清就曾提过收复的主张，但因种种原因中途搁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