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你有点微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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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吧!你是在说我吗?

在汪鋐和朝野有识之士的争取下，也是在嘉靖皇帝的支持下，大明中央政府对军事改革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正式成立了专门机构，组织人员搜集葡萄牙战船和火炮、火枪情报，加以研究、仿制和改进，并向全军推广使用，明朝的国防技术，从此艰难的开始了面向西方的超越。
虽然在推广西方军事装备和国防技术时，汪鋐也遇见了个别守旧派官员和整天鼓吹和平的孔老二门徒的不理解、不支持。这些整天泡在四书五经里，一提起孔老二就精神亢奋，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对孔老二以外的任何事物却两眼发黑，一知半解的官僚集团成员们，义正词严地认为，热心推动军事变革的汪鋐，实在有些小题大做，华夏民族没有那些拿在手里冒烟的家伙，照旧不是存在了几千年了吗？难道现在这些一刀把人可以劈成两半、用枪一扎一个窟窿的兵器，怎么突然就没用了？不就是国外的那些破枪破炮，有必要下这么大力气，劳民伤财地去大搞特搞吗？再说了，先师孔子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要以仁服人，以德服人，怎么能靠这些杀人的凶器来服人呢？
面对这些坐井观天，成天唱高调的酒囊饭袋和腐儒势力，汪鋐总是据理力争。他利用自己在战场上亲身体会到的中外军事差距，和那么多本可以避免，却因为武器装备落后而惨死在西方炮火下的英勇的将士，来说明大明切实面临的国防危机。

好在这个时候的大明，明白人还是不少。在汪鋐的努力推动下，尤其是明朝军方在实际的军事演习中，充分认识到了新型军事装备在作战中的优越性能，因此边疆驻军纷纷支持汪鋐推行的军事改革，要求给自己所在的军队大力配备这些新型武器装备。
一场轰轰烈烈的改进军工技术和促进国防发展的大潮席卷了整个大明。汪鋐作为领头人，被中央政府委以重任。他同时担任了吏部和兵部的一把手——尚书，也就是说，出于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无比信任，明朝中央把有关官员任免和军队建设的事情都交给了他，这在整个大明历史上，完全是独一无二的。
捍卫祖国海疆的这位老英雄在崭新的事业中充分的发挥着他的光和热，直到垂垂暮年。
1535年，这位忧国忧民，为古代中国的军事和国防现代化做出杰出贡献的老英雄，终于因为年事已高，而向嘉靖皇帝申请退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第二年，这位勤奋耿直、功勋卓著，将西方侵略者打得丢盔弃甲，首次提倡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强国富民的爱国英雄，在黄山脚下，风景秀丽的家乡，平静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他曾经打退西方侵略者，冒死激战的广东海滨，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守卫海疆，维护沿海和平的功绩，在他当年的战场修建了一座纪念祠堂，命名为“都宪汪公遗爱祠”，虽然历经风雨，但现在仍然还保存在深圳。

明朝天文学还有一个贡献，就是航海天文学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明茅元仪所编的《武备志》中，记载过洋牵星图4 幅，是郑和七下“西洋”时的航海图，描述了从江苏刘家港经南海、东南亚海域、印度洋直达非洲东海岸的线路。这是航海天文学上的宝贵资料。书中还介绍了测量星辰地平高度的方法——牵星术。用大小不同的牵星板进行观察，确定星辰高度，并与罗盘相配合，以解决海上的航向问题。
2．地理方面。
明朝航海地理是随“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而发展起来的。1405 年至1433 年，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七次往返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他的舰船多至200 多艘，将士与技术人员多达27000 多人，宝船长150 米，帆12 张，有罗盘导航等设备。活动范围从北纬27 度至南纬7 度，东经180 度至东经44 度，共计航程10 万余里，到过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许多国家和地区。这比意大利青年发现新大陆要早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
郑和船队在远航中，绘制了精确的航海图。他们在没有前图的情况下，坚持探路观察，详细记录了沿途山、滩、礁、沙，并利用指南针测定方向，利用带坠的绳子测定深度，用绳子系上鸡毛测定流速，然后把测定所得形象地标在一张对景图上，最后把不同海域所获得的对景图排列成航海图。

这张航海图，至今仍保存于茅元仪所编的《武备志》之中。全图分20 幅、42 面，非常精细。图上起点为南京下关，经长江口，沿东海、南海，直至海外国家。
图上标有航线的精密针位，以“更”（一更相当于60 里）计算距离，海岛画有内外线，它标明平潮时的礁石、浅滩、港口等。由于此图“详而不诬”，具有极高价值，所以受到当时及后世研究者的高度赞扬。
在关于海路与外国情况的记载上，郑和的随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把航海所见记录了下来，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3本书，记述了航行与沿途国家的政治、经济、气候、水文、物产、民族、风俗、宗教、历史等。这些内容远远超过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记载。汪大渊所叙海路仅限印度半岛西岸与波斯湾口，而《星槎胜览》等书记述了更西的佐法尔、阿丹（今亚丁）、刺撒（今索马里北部）、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直达马达加斯加。这3本书记载的有关非洲的知识，不仅超过了古人，而且也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此外，这3本书所记载的明王朝与南洋诸国的友好往来和中国人民至南洋谋生居住的情况，是中外关系史上宝贵的资料。
1583年，传教士利玛窦受明朝官员的委托，根据所收集来的资料，绘出了一幅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让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五大洲、四大洋，还有星罗棋布于世界各处的国家。1600年，这幅地图在南京印刷发行。1602年，在北京继续印刷发行。大大扩充了明朝知识分子的视野。这也说明，中国人是在明朝时期就开始充分开始了解和认识世界的，而并不是在240多年以后的鸦片战争时期。

3．数学方面。
1524年，山西晋商家庭出身的王文素，在别人热心于八股科举的时代，却独自沉迷于数学的海洋，完成了54卷总计1500多页，近50万字的《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这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数学巨著。在这本书中，人们发现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较英国的霍纳（Hirner，1786-1837）、意大利的鲁非尼（Ruffini，l765-1822）早近300年；在解代数方程上，他比17世纪牛顿（I.Newton，1642—1727）、拉夫森（J.Raphson，1648-1715）早140多年，率先用导数逐步迭代求解，亦即17世纪微积分创立时使用的导数，王文素在16世纪已率先发现并使用。
更令人惊奇的是，明朝人王文素竟然利用“开方本源图”，解出像x9+25x8+235x7+1035x6+2160x5+1728x4=27993600000这样的高次方程。国外类似的图首见于德国数学家斯蒂非尔（M.Stifel，约1487-1567）1544年著的《算术大全》中，较王文素迟20年且不如该图完备。
1584年，朱元璋的后代子孙，放弃了藩王继承权的朱载堉编写的《律吕精义》出版，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也成为人类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十二平均律数学理论，被《中国科技史》作者李约瑟称为“东方文艺复兴式人物”。
1592年，汪鋐和沈有容（这个人后面马上提到）两位民族英雄的老乡、徽商程大位撰写了最早记载使用珠算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的《算法统宗》，对中国在民间普及珠算起了很大的作用。明朝末年﹐还传入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对这些地方传播珠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程大位的另一项成果就是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卷尺。

4．医学方面。
1406年，当时的明朝皇帝朱棣，这位抢了侄子的皇位，组织了浩大的下西洋工程，亲自率领军队远赴草原戈壁，把元朝的残余势力打得抱头鼠窜、分崩离析的国家领导人，对治病救人却也还有着浓厚的热忱，他在策划上述浩大工程的同时，抽出闲暇，主持收集编写了《普济方》一书，记载了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个医方，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医方书。这个医方书的好处就在于，只要你能识几个字，如果哪一天觉得自己有点头疼脑热，就完全可以翻出这本书，跟查字典一样，根据自己的症状，查到对应的药方，然后直接去药店抓药回来吃就行了，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的求医问药，也积极发扬了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作为皇帝，能这样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实在是难得一见！
1727年，一位清朝医生在他撰写的《痘科金镜赋集解》一书中，宣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那就是在100多年前，在美丽的黄山脚下的宁国府太平县，这里的明朝居民们就开始以人痘接种的方法来预防天花。这可以说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医学在明朝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种痘技术已相当完善，并逐渐推广到全国，于17世纪初传入了欧洲。
作为明朝医学的另一项成就，1596年，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同期问世的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这些医学经典著作。
1601年，浙江名医杨继洲经过苦心研究古代文献，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撰写了《针灸大成》一书，全面总结了历代劳动人民有关针灸的学术经验和成就，重新考定了穴位的名称和位置，阐述了历代针灸的操作手法，为病人探索不吃假药，或者吃错药、完全杜绝任何药物副作用，依旧可以手到病除起到了积极作用。

5．农学。
1376年，明朝苏州的知识分子、官员俞宗本出于对绿化和园艺方面的热爱和研究，撰写了《种树书》一书，记载了多种树木的嫁接方法，如桃、李、杏的近缘嫁接和桑、梨的远缘嫁接等。
1406年，朱元璋的儿子朱橚，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到处采集野生植物，在自己的院子里种植研究，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后，她亲自编写的《救荒本草》问世了。这本书收集了414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并且回答了这些植物长在什么地方、长得什么样、有什么特点、什么部位可以吃、应该怎么吃法等问题，并绘制了精细的图谱。这位皇子以自己的努力告诉人们，如果一旦发生自燃灾害，没有粮食吃，那么你们就可以拿着我的这本看图识字，到野外去找野草野花，只要能和我书里的图画对得上的，都按照书里的标准挖着吃就行了，管保饿不死人。
1547年，退休高干马一龙回到老家江苏后，看到种地的人和当官的人在学问上互相隔绝，觉得很不应该，于是以知识分子加退休官员的身份，决定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刻苦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在他的努力下，经过亲自赶牛犁地，春耕夏作秋收，终于实现了耕地种田者和官老爷这两种身份的有机结合，结合自己的切身实践和研究，为广大贫下中农和官老爷们编写了高质量的务农课本——《农说》，详细记载了水稻的精耕细作、密植、育苗、移栽等种植经验，理论结合实践，并且大胆创新，在书中运用哲学观点来阐述农业技术，这完全还是第一次。

1596年，浙江知识分子屠本畯（jun）在福建当盐官时，对东南沿海一带以海生无脊椎动物和鱼类为主的200多种水族生物的形态和生活习性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研究，编写了中国现存最早的海洋生物专著——《闽中海错疏》，即使对近代生物学研究和海洋水产资源的开发，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1608年，安徽六安农民兄弟喻仁（喻本元）、喻杰（喻本亨），在长期从事兽医工作的研究和实践后，凭借自己一定的文化知识，为了促进农民朋友的增产增收，晚年合著了《元亨疗马集》一书，对牛马等家畜的养殖、防疫治疗等收录了大量古代经验，同时进行了不少发挥和创新，将中国兽医学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本奇书，还在当时就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并被广泛传播到了朝鲜、日本等各个国家，400年了，直到今天，还依然是广大畜牧兽医工作者的入门书，足见它的珍贵和地位。
6．物理化学。
根据明代学者曹学佺在《蜀中广记》中的记载，1521年，四川嘉州(今乐山)的人民就凿成了深达数百米的石油竖井，用做照明，这比北美和欧洲要早三百多年。
1596年，出现了明朝矿老板们利用火爆方法进行采矿的先进技术。
1596年，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顺带记载了276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沉淀、烧灼等技术，显示了明朝化学技术的先进。
1500年前后，万户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火箭升空试验，这位醉心于太空的航天爱好者，竟然叫人把他绑在装载了大量火药的飞行器上，然后点火，梦想跟嫦娥奔月一样，却往月球探索，结果被火药炸的粉碎。这表明了明朝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自我目标的追寻，是其它任何朝代所难以比拟的。万户因此也成为现代载人飞行的先驱，现在月球和火星上均有以其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7．军事技术。
现存北京军事博物馆的一件小型火炮上的铭文显示，1372年，明朝造碗口铳，口径11cm，专门用于水上作战。
明朝的大量文献记载，1377年，明朝就已为军队大量配备手铳(小口径管形)，造工精细，尤其是军队神机营的主要装备。
14世纪，著《火龙经》一书，最早的描述了地雷、水雷、火绳枪等这些新式武器。
14世纪末，发明了古代的火箭弹——“神火飞鸦”， 这种高科技武器用细竹或芦苇编成，外形像只乌鸦，里面塞满了火药，鸦身两侧各装有两支“起火”，“起火”的药筒底部和鸦身内的火药用药线相连。作战时，用“起火”的推力将飞鸦射至100丈开外，这只飞鸦就会在落地时，被内部装的火药点燃爆炸。
1453年，造铜火铳(滑膛式)。
1524年，明朝政府发起了国防工业新建设运动，在北京开始铸造葡萄牙大炮。在明代后期出版的《武备志》、《火龙经》等兵书中，记载了16世纪中叶，明朝发明的“火龙出水”。这种武器的龙头下圆柱、柱体分层装有火箭,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多级火箭，主要用于水战。
点燃安装在龙身上的四支火药筒，这是第一级火箭，它能推动火龙飞行二、三里远，待第一级火箭燃烧完毕，就自动引燃龙腹内的火箭，这是第二级火箭，这时，从龙口里射出数只火箭，就会直达目标，再予以炸毁。

1558年，造出了中国第一批火绳枪一万支，称之为“鸟嘴铳”，成为当时战斗中的“利器”。
1580年，抗倭英雄戚继光发明"自犯钢轮火"(就是古代的地雷)，比欧洲人发明地雷大约要早300年左右。
而在此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大明的一位普通官员，同时也是一位知识分子的赵士祯。这位同志因为写的一手好字，所以最后被朝廷录用，当了一个类似于抄写秘书的差使。虽然进了朝廷，但他却从不像其他那些整日皓首穷经的学究，或者醉心于官场倾轧的官僚，而是专心于经世致用之学。虽然只是个文官，但是由于他出生于东南海疆，因此早已接受了海洋文明的熏陶。西方侵略者利用先进军事装备对东南沿海的骚扰，和汪鋐两次在广东海面上痛击葡萄牙侵略者的事迹，让他对西方的国防工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心钻研军事技术，研制先进的军事装备。为此，他亲往东南沿海的海防前线调查研究，并收藏了一些从葡萄牙殖民者手里缴获的火器，日夜揣摩研究。
后来到京城工作后，赵士祯更是不务正业，不改初衷，当得知有一个侨居北京、精通火器的土耳其人时，他高兴异常，带着自己收藏的火器，和几年研究的心得，登门拜访，切磋交流。就这样，对火器的研制和使用难题，都被这位科举出身的小官吏赵士祯一一攻克，他也成为了大明朝那个时候屈指可数的火器专家。

1597年，正当轰轰烈烈的抗日援朝战争接近尾声之际，出于振兴大明、强我大明的爱国热情，火器专家、大明不起眼的公务员赵士祯给万历皇帝上书，以《用兵八害》作为题目，对皇帝陛下做了充分的论证，以表明西式先进火器的重要性，请求朝廷加大对火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万历皇帝被深深打动了，他立马下令，要求大力推动这一国防工程，并由赵士祯组织实施。在推进这一国防伟业的过程中，一贫如洗的赵士祯不惜捐出自己的工资，邀请那位土耳其好友，一起承担了大明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防变革。
1598年，这项工程终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研制出了四个威力惊人的火器品种，不但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军工技术，而且还经过改进，“青出于蓝而甚于蓝”，比西方的同类武器性能还更为优越。高兴异常的赵士祯对他们的制作原理、功能结构等作了详细的描述，并附上说明书和操作图解，取名《神器谱》，作为工作总结，上交给最高领导万历皇帝。
1602年，这项标志着大明国防成就的工程终于宣告竣工。万历皇帝命令刑部、工部、兵部等朝廷相关部委联合对这项工程进行了验收。在北京宣武门外的演习地点，这些经过不断吸收和创新出来的火器，展示出了惊人的性能，不但炮弹竟然可以“战酣连发”，一口气连续发射十八弹，而且对西方火器的致命伤——速率和命中率进行了大幅的改善和提高。

项目验收十分成功，朝廷各部委的要员们对这些犀利的武器惊讶不已，他们在上交给万历皇帝的验收报告中纷纷建议，应该大规模的生产推广这些武器装备，并对赵士祯的工作精神表示了赞扬。
但是对赵士祯而言，验收结束，并不意味着他的理想终止，此后，他依然醉心于各项武器性能的提升和改进，最终借鉴日本人的火器发明了威力更大的“鹰扬炮”，而且还为最终发明出明朝的火箭弹做出了杰出贡献。
虽然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但是赵士祯由于为人耿直，不爱钻营，所以在官场上都没有大红大紫，在明史里，也没有多少有关他的记载，甚至连他哪一年去世，都很难确定，一般都认为应该是1611年前后。
但是他那本上奏给朝廷的凝聚着大明时期先进中国人追赶世界先进军工科技的心血结晶，在王朝更替的血雨腥风中，完整地幸存了下来，并且在几百年后，引起了英国学者李约瑟的惊叹，把它写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它和它的作者，作出了高度民主的评价。
好吧，明朝正式与西方相遇这时期的科技成就暂时先聊到这里，总之一句话，当时的明朝，依旧还是世界老大。因为许多证据表明，中国在16世纪以前，技术水平全面领先于西方。一些权威的科学技术史文献，例如查尔斯?辛格等人编写的《技术史》和李约瑟著述的《中华科学文明史》，都强调了15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技术流向几乎完全是单线程地从中国流向欧洲。
就在中国与西方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时，中西方的交往也继续在低谷中磕磕绊绊的进行着。

被汪鋐打得彻底怕了的葡萄牙人，虽然盘踞在马六甲，不敢再提什么武力征服中国之类的梦呓了，但依然是死不甘心，经常开着船跑到中国的东南沿海，一会儿偷偷上岸做几笔买卖，一会儿觑空连抢带拿，沾点便宜。就这样小打小闹，小动作不断，跟满街道被城管追着跑的那些流动小贩一样，既不敢拣块砖头转过来打架，也不能大大方方的去做生意，就这样偷偷摸摸、半地下状态的活动着。
到了1530年，葡萄牙看上了一块离广州不算远、地理位置还算不错的小岛。这就是现在的澳门岛，其实原来是广东最南边靠海的一处岛屿，基本没什么人住，很是荒凉。
但是，他们再也不敢开着船只上岸占据了，两次与明军交战的教训，让他们明白，来硬的根本不行。经过反复的琢磨，他们决定通过软磨硬泡来达到目的。
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要上岸晾晒被水浸湿的货物，通过贿赂当地官员，登上了澳门岛，并在上面磨磨蹭蹭着一直不想走。
起初朝廷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反正山高皇帝远，地方官员顺便捞点银子也没什么大不了，但后来长期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情，当地官员就奏准朝廷，把这一块朝廷眼中的荒岛租给了葡萄牙人，每年征收500两白银。

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讲葡萄牙人给当地官员交贿银时，由于葡萄牙人认为不管是谁收，反正我交了银子就有合法的居留权了，所以交银子也不分场合，被周围很多人看到了。
这下子收银子的官员一看这外快已经都嚗光了，气得嘴唇直打哆嗦，在埋怨这些交银子的红毛番傻冒，连行贿都不会的同时，也只好承认收银子这事，却美其名曰替朝廷征收，不得已上报最高层，并且在旁边圆场子，说这出租地皮的生意如何如何好，无本万利，于是最高层就定下了这每年出租的事情。其实当时也没签订什么正式的租房协议，至于什么押一付三之类的规矩更是没有，完全是口头约定。不过双方都比较守约，一直到了1849年时，大清朝被洋人打得跪地哭饶，这每年500两白银的房租，也就没胆子提了。从此，这帮葡萄牙房客一直白住了100多年，直到1999年滚蛋为止。
澳门在葡萄牙人开始入住后，起初并没有引起明朝政府的注意，反正就是一个荒岛，每年又能收点钱，没啥大不了。可是没过几天，由于进出口买卖的推动，这座荒岛竟然热闹异常，很多葡萄牙人携家带口，来这里修建房屋教堂，长期做起了买卖。同时，也有很多附近的老百姓，为了做买卖方便，也定居在澳门，澳门变得日益繁荣起来了。
明朝政府有些开始担心了，其中一部分官员上书朝廷，要求将葡萄牙人驱逐出澳门。
这里面非常带劲的一位就是抗击倭寇的英雄——俞大猷。他详细分析了葡萄牙人的火器优势，和大明朝的天时地利优势，认为要打退葡萄牙人，自己有十足的把握，并自动请樱。
但是，也有一些大臣认为，如果把葡萄牙人赶到海上，反而老是惹事生非，日子过不消停，像这样把他们圈到澳门，反倒容易管理，他们也不敢闹事。
最后，明朝的大掌柜万历皇帝掂量了一下轻重后，最终拍板，把澳门租借给葡萄牙人，每年收500两白银的房租。1614年，口头的租房协议正式达成。

虽然租房协议并没有以白纸黑字的方式签署下来，而且还要每年上交租金，并没有约定长期租住，但是葡萄牙人这时还算比较乖，在澳门老老实实的干着本分的业务，对明朝的大小法律制度奉若神明，还不时出钱出人，配合大明政府在海洋上搞点缉私、维护治安的工作，给地方官员也不时送点贿赂，搞好关系，所以官方和民间一律对这些外来户颇有好感，他们也得到了大明政府的宽大，在澳门算是站住了脚跟。
很多历史研究者总是把葡萄牙人占据澳门看作是明朝实力衰落的标志，但我对大明政府的这一举措实在是举双手赞成，因为澳门的出租标志着大明政府彻底抛弃了闭关锁国的鸵鸟政策，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
是的，是葡萄牙人居住在澳门岛上，但是澳门的主权，却完全是属于明朝政府的，明朝政府拥有随时收回澳门、驱逐葡萄牙人的权利，并且，澳门的司法权也由明朝来行使，这和后来满清鞑子办理的那些丧权辱国的“租界”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葡萄牙人仅仅是居住，并在这里进行经商而已，类似于现在的外资商务区，房租照交，对明朝这位房东的规定都要严格遵守，这完全是一个平等互惠的举措，而且，更大的意义是，澳门，从此作为中国和西方交流的桥梁和窗口，为明朝的对外开放和中国的前进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点，澳门所起的作用，比文革结束后深圳等这些经济特区在对外开放政策中所起的窗口作用实在是远远的超前。后来，利玛窦等一些西方传教士和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使者，就是通过澳门，穿梭于大洋与中华大地，而西方科学技术也通过这些人，由澳门登陆进入明朝。明朝后期抵御满清鞑子叛乱的新式武器，如红夷大炮，就是从澳门传入。而日后的林则徐、思想家郑观应、革命先驱孙中山，都与澳门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爹郑一官，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明海上国王郑芝龙，就是从这个小小的澳门起步，走上了世界海洋的前台。
就在葡萄牙人磕磕绊绊的好不容易才削尖脑袋，努力想把大明朝拱开一条缝的时候，西班牙人也来亚洲凑热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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