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
黄铜的延展性较好，古人常将其制成飨食祭祀的酒具，这种爵一类的酒具就叫“同”。《说文解字》注：臣鉉等曰：“同，爵名也。”于是，这种金属就被用“釒”+“同”来加以命名。
有了锡、铅、铜，青铜的出现，就是按部就班、迟早的事情了。
青铜是在纯铜（紫铜）中加入锡或铅，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与纯铜（紫铜）相比，青铜强度更高、熔点更低，加25%的锡冶炼青铜，熔点就会降低至800℃,而纯铜（紫铜）的熔点则高达1083℃。青铜铸造性好、强度大，耐磨且化学性质稳定。
这种高强度，又能随意塑形的金属出现后，风行一时。它不仅自己能够塑型，还能对社会重新塑型，从此人类迈入崭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著名的青铜时代。
青铜是在纯铜（紫铜）中加入锡或铅，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与纯铜（紫铜）相比，青铜强度更高、熔点更低，加25%的锡冶炼青铜，熔点就会降低至800℃,而纯铜（紫铜）的熔点则高达1083℃。青铜铸造性好、强度大，耐磨且化学性质稳定。
这种高强度，又能随意塑形的金属出现后，风行一时。它不仅自己能够塑型，还能对社会重新塑型，从此人类迈入崭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著名的青铜时代。
冶铜时，常将浮于熔融冰铜上面的熔渣丢弃。待冶金技术进一步发展，炉温可达1480-1520℃时，古人发现，早期丢弃的冶铜熔渣（FeSiO₃），回炉后能提炼出一种新的高熔点金属，虽然刚度不够，但铸造性好、强度了得，可以制成高效农具和箭矢（生铁）；经反复锻烧、“揉制”后（百炼成钢）淬火，其坚硬和锋利程度远胜过青铜。于是，喜出望外，惊叹不已。
《说文解字》段注：“在手而逸去爲失。”这种到手的好材料，以往居然给扔弃了。于是，古人将失而复得的冶铜废渣提炼出的金属，用“釒”+“失”来加以命名，这就是铁。
《说文解字》段注：“在手而逸去爲失。”这种到手的好材料，以往居然给扔弃了。于是，古人将失而复得的冶铜废渣提炼出的金属，用“釒”+“失”来加以命名，这就是铁。
大量考古信息，貌似并不支持笔者的“常用金属华夏起源说”，众多遗迹表明，青铜、铁器的传播路线是由西亚、中亚，再到中国，逐渐东进的。但是，族群是会行走、迁徙的，民族概念不由地域界定，只由父系基因和文化基因界定。尽管考古学意义上的青铜是“西来”，那也是上古华夏先民“东去”的结果。
史前，华夏先民如何“东去”，暂且按下。先继续我们的“建木与文化”。
史前，华夏先民如何“东去”，暂且按下。先继续我们的“建木与文化”。
古人方位的慨念，有一个渐进式发展过程。早期的采摘、狩猎等自然生产模式，活动地域不大，只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掌握“日月所出”和“日月所入”——东西两个方位，即可维持简单生存。
随人口增加、社会前行，弓箭、网罟的发明，渔猎、畋猎、陷阱成为先民的生产手段。视野渐渐扩大，季节性狩猎活动进入生产模式之中，几百、上千公里的来回迁徙，成为常态。上古季节性狩猎活动，往往是在南来北往的大雁启示下开展的。大雁北归，预示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滇黔高原溶洞苦苦猫冬的先民，随之踏上北向狩猎的征程；大雁南飞，预示秋风瑟瑟、凛冬将至，不及时返回冰期“避难所”，恐有性命不保之虞。因此，季节性狩猎、渔猎活动，变成了“四方”概念建立的基础。
随人口增加、社会前行，弓箭、网罟的发明，渔猎、畋猎、陷阱成为先民的生产手段。视野渐渐扩大，季节性狩猎活动进入生产模式之中，几百、上千公里的来回迁徙，成为常态。上古季节性狩猎活动，往往是在南来北往的大雁启示下开展的。大雁北归，预示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滇黔高原溶洞苦苦猫冬的先民，随之踏上北向狩猎的征程；大雁南飞，预示秋风瑟瑟、凛冬将至，不及时返回冰期“避难所”，恐有性命不保之虞。因此，季节性狩猎、渔猎活动，变成了“四方”概念建立的基础。
随农业的兴起，原始宗教的形成，相对稳定的定居形态开始出现。有了“四方”便会细化为“八方”，有了“八方”，自然就会有“中央”枢纽。将自己的聚落视为“中央”，是巫觋建立祭祀中心后的必然结果。上古，这个中心，即是宗亲族属、血缘纽带的核心，也是宗教信仰、心灵归属的寄托。
农耕族群的平面方位概念，就是如此建立起来的。
此观念的形成，到皂市(湖南省石门县)下层文化早期（距今8000～7000年）已可见痕迹。在坟山堡遗址（未校正的碳十四年代是距今7700至7300年间）出土的器盖上，出现具代表性的透雕，其图案为中心大小不一的三个同心圆、外圈内再饰以八角纹。这种图案样式，所欲表达的平面方位观念，已十分明确：“中央辖八方、太极生八卦。”这件礼器，可视为八角纹此一重要理念的注解。
农耕族群的平面方位概念，就是如此建立起来的。
此观念的形成，到皂市(湖南省石门县)下层文化早期（距今8000～7000年）已可见痕迹。在坟山堡遗址（未校正的碳十四年代是距今7700至7300年间）出土的器盖上，出现具代表性的透雕，其图案为中心大小不一的三个同心圆、外圈内再饰以八角纹。这种图案样式，所欲表达的平面方位观念，已十分明确：“中央辖八方、太极生八卦。”这件礼器，可视为八角纹此一重要理念的注解。
从新石器末期以来，八角纹成为各地通见的纹饰，如苏浙崧泽（1、2）、江西靖安郑家坳和樊城堆（3—5）、安徽薛家岗三期和凌家滩（6—8）、苏北大墩子和花厅（9、10）、东北小河沿（11）等文化遗址，其礼器上都出现了四向和八角纹，即使至商周时代的礼器也依然常见，如殷墟郭家庄160号墓出土弓形马器上的八角纹。
八角纹饰器物
1、崧泽遗址出土的陶壶和其底纹；2、崧泽文化绰墩遗址出土的访轮；3—4、靖安郑家坳遗址出土的访轮；5、樊城堆遗址出土的纺轮；6、薛家岗三期陶器盖；7—8、凌家滩玉器；9、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陶盆；10、花厅遗址出土的器盖；11、小河沿遗址出土的陶座
八角纹弓形马器（殷墟郭家庄160号墓）
八角纹饰器物
1、崧泽遗址出土的陶壶和其底纹；2、崧泽文化绰墩遗址出土的访轮；3—4、靖安郑家坳遗址出土的访轮；5、樊城堆遗址出土的纺轮；6、薛家岗三期陶器盖；7—8、凌家滩玉器；9、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陶盆；10、花厅遗址出土的器盖；11、小河沿遗址出土的陶座
八角纹弓形马器（殷墟郭家庄160号墓）
豆，是华夏文化中重要的食器和礼器。形似高足盘，或有盖，最早出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盛于商、周，至汉代仍有使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时用于盛放黍、稷等谷物，后用于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
1978年在山东泰安市大汶口遗址出土一件八角纹彩陶豆，距今已有6000多年。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该豆通高28.4厘米，口径26厘米，敛口侈沿，深盘圆底，下有喇叭形高把，造型匀称、深厚、稳重。器皿的主体装饰是红褐色陶衣上描绘的六组白彩八角纹。八角纹是由一方形四面边线延伸、回折两角，最终构成八角，六组八角星绕豆腹一周，均匀地分布成带状，星与星之间采用两道竖线分隔。豆的口沿和高把装饰比较简单。口沿部分是在白色陶衣上，描绘八组相对的半月形纹，半月形纹之间绘红彩短竖线五道。豆把部位用两道白彩圆弧纹，将豆把的高度分为相等的三截，堪称我国彩陶艺术珍品。
1978年在山东泰安市大汶口遗址出土一件八角纹彩陶豆，距今已有6000多年。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该豆通高28.4厘米，口径26厘米，敛口侈沿，深盘圆底，下有喇叭形高把，造型匀称、深厚、稳重。器皿的主体装饰是红褐色陶衣上描绘的六组白彩八角纹。八角纹是由一方形四面边线延伸、回折两角，最终构成八角，六组八角星绕豆腹一周，均匀地分布成带状，星与星之间采用两道竖线分隔。豆的口沿和高把装饰比较简单。口沿部分是在白色陶衣上，描绘八组相对的半月形纹，半月形纹之间绘红彩短竖线五道。豆把部位用两道白彩圆弧纹，将豆把的高度分为相等的三截，堪称我国彩陶艺术珍品。
此类八角纹装饰，还见于青莲岗文化。
江苏邳县大墩子出土了一件彩陶盆和一件彩陶豆。彩陶盆的造型与大汶口八角纹彩陶豆的上半截几乎相同，装饰色彩也几无二致。所不同者，陶盆略大，且表面的八角纹是七组。两件陶器都是新石器时代先民留下的工艺美术佳作。之所以脍炙人口、独领风骚，原因在于表面装饰采用的复彩技法所展现的色彩美感及其纹样所反映的似有特别含义的物象。
八角纹彩陶盆（青莲岗文化）
江苏邳县大墩子出土了一件彩陶盆和一件彩陶豆。彩陶盆的造型与大汶口八角纹彩陶豆的上半截几乎相同，装饰色彩也几无二致。所不同者，陶盆略大，且表面的八角纹是七组。两件陶器都是新石器时代先民留下的工艺美术佳作。之所以脍炙人口、独领风骚，原因在于表面装饰采用的复彩技法所展现的色彩美感及其纹样所反映的似有特别含义的物象。
八角纹彩陶盆（青莲岗文化）
1998年,玉鹰在凌家滩遗址第二十九号墓葬中，被考古工作者发掘。灰白色泛青绿点，表面抛光，圆润光亮；器宽扁形，鹰眼睛处钻孔，两羽呈猪首形，作飞翔状；腹部阴刻一直径1.8厘米的圆圈纹，内沿阴刻八角纹，八角纹内又刻一直径0.8厘米的圆圈纹，圆内钻孔，略偏左上；大圆的下部雕刻扇形齿纹作鹰的尾部；正反面纹饰相同。
古人的创意，十分了得！小小的玉器，融汇了两豚一鹰，鹰为主体，豚为两翼。胸负八角纹，仗豚翼翱翔。
业界认为：这件玉鹰可能是凌家滩先民的部落徽志；也可能是祭祀用品。因为鹰与八角纹组合在一起就是太阳鸟，象征太阳神。
考古界将“内圆八角纹”视作“太阳”，这可不是一般的低级错误。正如金沙遗址的“神鸟金箔”他们也认作太阳一样（此处不表，待后叙。）。“考古界”给人的赶脚，尽是一群虔诚的太阳崇拜者，一见“内圆外角”必往太阳身上鬼扯。也不管华夏史上，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太阳崇拜？
业界认为：这件玉鹰可能是凌家滩先民的部落徽志；也可能是祭祀用品。因为鹰与八角纹组合在一起就是太阳鸟，象征太阳神。
考古界将“内圆八角纹”视作“太阳”，这可不是一般的低级错误。正如金沙遗址的“神鸟金箔”他们也认作太阳一样（此处不表，待后叙。）。“考古界”给人的赶脚，尽是一群虔诚的太阳崇拜者，一见“内圆外角”必往太阳身上鬼扯。也不管华夏史上，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太阳崇拜？
从其形制和绘制手法看，与凌家滩玉版、青莲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八角纹彩陶豆，如出一辙。“八角纹”文化传承，其实源于大暤风历。表“四时八气”、八方风神、“四隅八指”、“四象八卦”、八数地道维纲。
《山海经•大荒南经》：“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足术】踢。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
《山海经•海外西经》：“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
屏，并的音转。屏者，并也；同理，封、蓬者，缝也。屏蓬、并封，实为“并缝”：两兽首冲外，左右对称，脖子“并缝”。
雙雙、并封、屏蓬，三个相近，均为左右有首。但雙雙是三头有蹄类青獸相并。并封与屏蓬两个部族，实为同一个部族、或别系、或苗裔。图腾徽铭就是“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这与凌家滩文化的豚翼玉鹰极为相似。
西海外与西大荒，远离长江华夏文化中心，两者相去遥远。由此可见，上古先民，万里迁徙的艰辛与无奈。
《山海经•海外西经》：“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
屏，并的音转。屏者，并也；同理，封、蓬者，缝也。屏蓬、并封，实为“并缝”：两兽首冲外，左右对称，脖子“并缝”。
雙雙、并封、屏蓬，三个相近，均为左右有首。但雙雙是三头有蹄类青獸相并。并封与屏蓬两个部族，实为同一个部族、或别系、或苗裔。图腾徽铭就是“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这与凌家滩文化的豚翼玉鹰极为相似。
西海外与西大荒，远离长江华夏文化中心，两者相去遥远。由此可见，上古先民，万里迁徙的艰辛与无奈。
《山海经•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司彘之国，野猪驯化（仆彘）之国。彘是黄帝世系图腾（见玉猪龙红山文化），鸟是少昊东夷图腾。表豚、鸟融汇的“豚翼玉鹰”，在凌家滩的出现，表明黄帝遗族与少昊遗族，在此有过亲密的姻亲关系。
司彘之国，野猪驯化（仆彘）之国。彘是黄帝世系图腾（见玉猪龙红山文化），鸟是少昊东夷图腾。表豚、鸟融汇的“豚翼玉鹰”，在凌家滩的出现，表明黄帝遗族与少昊遗族，在此有过亲密的姻亲关系。
斗建、月建
至弇兹氏，先民开始将视角投向太空。随着先民对宇宙的认知深化，发现利用天体运行的周期规律制定历法，对应地球四季的准确性更高、相关性更强。于是，以北斗视在运行周期为参照的历法“斗建”、以月亮运行周期为参照的历法“月建”，便应运而生。
至弇兹氏，先民开始将视角投向太空。随着先民对宇宙的认知深化，发现利用天体运行的周期规律制定历法，对应地球四季的准确性更高、相关性更强。于是，以北斗视在运行周期为参照的历法“斗建”、以月亮运行周期为参照的历法“月建”，便应运而生。
在我国古代历法中，北斗七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淮南子•天文训》中说：“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返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
《史记•历书》集解也说：“随斗杓所指建十二月”。
《汉书•律历志上》：“凡十二次，日至其初为节，日至其中为中，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
《魏书•术艺传•张渊》：“尔乃四气鳞次，斗建星移。”
唐刘驾《塞下曲》：“下营看斗建，传号信狼烟。”
明张居正《万寿无疆颂》：“彼星历家，以天道为不可测也，巧占斗建作甲乙，日积为岁，岁积为纪，乘而为十百千万，衍而为元会运世。”
斗建，即农历之月建。古时以北斗星的运转计算月令，“斗柄所指之辰，谓之斗建。如正月指寅，为建寅之月，二月指卯，为建卯之月。”以北斗星斗柄所指的方位作为确定月份的标准，称为“斗建”或“月建”。
《史记•历书》集解也说：“随斗杓所指建十二月”。
《汉书•律历志上》：“凡十二次，日至其初为节，日至其中为中，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
《魏书•术艺传•张渊》：“尔乃四气鳞次，斗建星移。”
唐刘驾《塞下曲》：“下营看斗建，传号信狼烟。”
明张居正《万寿无疆颂》：“彼星历家，以天道为不可测也，巧占斗建作甲乙，日积为岁，岁积为纪，乘而为十百千万，衍而为元会运世。”
斗建，即农历之月建。古时以北斗星的运转计算月令，“斗柄所指之辰，谓之斗建。如正月指寅，为建寅之月，二月指卯，为建卯之月。”以北斗星斗柄所指的方位作为确定月份的标准，称为“斗建”或“月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