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令既出，覆水难收，纵然有再多的非议指责，此时也已经于事无补了。那么问题来了：宋仁宗的爱恋心结，是否能藉此彻底破除了呢？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
照常理说，刘太后已经溘然长逝，郭皇后也被一纸诏令废黜，再也没有人能干涉宋仁宗丰富多彩的私生活了，岂不是天遂人愿、花好月圆？废后之初，宫闱里的生活确实是按宋仁宗期望的方向在发展，他整日与尚氏、杨氏两位美人徜徉在欢乐的海洋里，从未如此放纵地享受着人世间的美好。
正因为如此，有关圣上淫靡无度的传闻，逐渐在宫墙之外散播开来。别说皇城根下的汴梁了，就连二百多里开外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也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时任南京留守推官的石介特意给新任枢密使的王曾写了一封信，问及宋仁宗“好近女室，渐有失德”的传闻，尤其是最近两个月以来，传闻讲的越发离谱，说什么“倡优日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昼夜”，搞得一时人心惶惶，为臣子者忧心忡忡。
石介在信中所说的那些传闻，虽然有胡乱编造的成分，但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或许就是因为放纵过度、乐极生悲，宋仁宗在次年的夏、秋之交，突然大病了一场。根据史书的记载，宋仁宗的这场病来得迅猛，而且异常地凶险，一连好几日水米不打牙，侍医开的方子也不奏效，距离龙御归天，差不多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值此紧要关头，多亏宋仁宗的姑姑——魏国大长公主（宋太宗之女）赶来，力荐一位名叫许希的医官入宫诊疗，并冒着极高的风险，采取心下包络扎针的方式，有效地缓解了宋仁宗的病情。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治疗和调理，宋仁宗方才痊愈。
宋仁宗大病初愈，但一点儿也欢快不起来，用纳兰容若的一句词来形容，真是“心字已成灰”。原来，宋仁宗突发的这场重病，让惊恐万分的众臣僚意识到，必须对圣上的私生活进行严加监管，否则后患无穷。当务之急，便是赶紧想办法将尚氏、杨氏这两个狐媚之人撵出宫去。
鉴于宋仁宗身体抱恙但脑子并不糊涂，众臣僚不打算直接去招惹这个正处于“叛逆青春期”的青年天子，而是找到了与宋仁宗异常亲密的“小孃嬢”——杨太后。从刘娥将宋仁宗养为己子的第一天起，杨太后——也就是当年的杨婉仪、杨淑妃——便对这位小皇子宠溺有加，她见宋仁宗“堕落”成这副模样，内心也万分焦急。有杨太后亲自出马，不时对宋仁宗好言劝慰，加上先前怂恿宋仁宗废黜郭皇后的内侍阎文应，或许是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也成天在宋仁宗面前念叨，终于迫使宋仁宗勉强点头，责令恃宠骄横的尚美人入道修行，“永不得入内”，相对老实一些的杨美人则别宅安置，连同大臣们过去进献的宫女，一并被撵出了后宫。

欢愉恍如昨日，却已物是人非，宋仁宗岂能高兴得起来，可更令他糟心的事情还在后面。经过这一番折腾，后宫近乎空空如也，虽说宋仁宗不再有恣意放纵的机会，但众臣僚也意识到了新的问题：国不可一日无君，后宫也不能一直无主啊！因此，在那道撵走尚氏、杨氏一干宫人的诏书中，还特别提及到“当求德阀，以称坤仪”，直白一点说，就是为宋仁宗量身定制的一份“征婚启事”。
时隔十年，再一次迎来遴选皇后的契机，宋仁宗满以为这一回终于可以自己做主，没想到还是深陷欲爱而不能的凄凉处境。
宋仁宗原本中意的女子姓陈，是寿州（今安徽寿县）茶商陈子城的女儿，据说她也得到了杨太后的允诺，“尝许以为后”。看似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偏偏众臣僚不干，而且先前还闹得鸡飞狗跳的行政、台谏两大系统，此时的态度竟然高度一致：陈氏入宫乃至立后，断然不行！
说不行就是不行，理由虽然与十年前刘娥否决王氏如出一辙，但似乎也说得过去：陈氏出身卑微，与先前诏书中“当求德阀，以称坤仪”的基本条件不符，没有选录资格。宰相吕夷简、枢密使王曾、参知政事宋绶、枢密副使蔡齐，还有台谏系统的官员相继上疏，坚决反对纳陈氏入宫。这里多介绍宋绶一句，史载其“资性孝谨，清介寡言”，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做过宋仁宗的经史讲师，宋仁宗对他非常尊重。
除了这些臣僚之外，时常在宋仁宗跟前晃悠的人，也不看好宋仁宗自己的选择。譬如阎文应的儿子阎士良，时任勾当御药院，主要负责侍奉医药，他反对的理由有点扯，但宋仁宗在心理上似乎更容易接受一些。阎士良说，问题并不在陈氏，而是她父亲陈子城的这个名字要不得。子城、子城，子城使是也，子城使是什么鬼？“大臣家奴仆官名也”。虽然陈子城是茶商，而非与奴仆无异的胥吏，但名字太巧合，说出来终归不好听，别人还以为是纳奴仆之女为后呢！
宋仁宗思来想去，除了放弃已经别无选择，毕竟身不由己、众意难违啊！于是乎，在众臣僚的协商之下，出身名门的曹氏被迎娶入宫，成为宋仁宗的第二任皇后。
曹氏的祖父曹彬，是宋朝的开国名将，宋真宗时期官至枢密使，完全符合“勋旧之家”、“甲冠之族”的选后标准。至于她的性格操行，《宋史》的记载只有一句话：“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帛书。”简单解释一下，曹皇后姿色平平、循规蹈矩，除了擅长书法一项，与夫君有一点共同的嗜好之外，确实很难让宋仁宗对她产生兴趣。更有甚者，曹皇后还在后宫开荒种地、摘桑养蚕，将原本赏心悦目的禁苑搞成了“城中村”。
即便稍微有些情调，尚且曾经沧海难为水，现如今枕边人从飞扬跋扈的悍妇，变成了不解风情的农妇，这又算怎么一回事？可以想象，此情此景足以令宋仁宗感到万分颓丧、意趣全无。

欢愉恍如昨日，却已物是人非，宋仁宗岂能高兴得起来，可更令他糟心的事情还在后面。经过这一番折腾，后宫近乎空空如也，虽说宋仁宗不再有恣意放纵的机会，但众臣僚也意识到了新的问题：国不可一日无君，后宫也不能一直无主啊！因此，在那道撵走尚氏、杨氏一干宫人的诏书中，还特别提及到“当求德阀，以称坤仪”，直白一点说，就是为宋仁宗量身定制的一份“征婚启事”。
时隔十年，再一次迎来遴选皇后的契机，宋仁宗满以为这一回终于可以自己做主，没想到还是深陷欲爱而不能的凄凉处境。
宋仁宗原本中意的女子姓陈，是寿州（今安徽寿县）茶商陈子城的女儿，据说她也得到了杨太后的允诺，“尝许以为后”。看似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偏偏众臣僚不干，而且先前还闹得鸡飞狗跳的行政、台谏两大系统，此时的态度竟然高度一致：陈氏入宫乃至立后，断然不行！
说不行就是不行，理由虽然与十年前刘娥否决王氏如出一辙，但似乎也说得过去：陈氏出身卑微，与先前诏书中“当求德阀，以称坤仪”的基本条件不符，没有选录资格。宰相吕夷简、枢密使王曾、参知政事宋绶、枢密副使蔡齐，还有台谏系统的官员相继上疏，坚决反对纳陈氏入宫。这里多介绍宋绶一句，史载其“资性孝谨，清介寡言”，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做过宋仁宗的经史讲师，宋仁宗对他非常尊重。
除了这些臣僚之外，时常在宋仁宗跟前晃悠的人，也不看好宋仁宗自己的选择。譬如阎文应的儿子阎士良，时任勾当御药院，主要负责侍奉医药，他反对的理由有点扯，但宋仁宗在心理上似乎更容易接受一些。阎士良说，问题并不在陈氏，而是她父亲陈子城的这个名字要不得。子城、子城，子城使是也，子城使是什么鬼？“大臣家奴仆官名也”。虽然陈子城是茶商，而非与奴仆无异的胥吏，但名字太巧合，说出来终归不好听，别人还以为是纳奴仆之女为后呢！
宋仁宗思来想去，除了放弃已经别无选择，毕竟身不由己、众意难违啊！于是乎，在众臣僚的协商之下，出身名门的曹氏被迎娶入宫，成为宋仁宗的第二任皇后。
曹氏的祖父曹彬，是宋朝的开国名将，宋真宗时期官至枢密使，完全符合“勋旧之家”、“甲冠之族”的选后标准。至于她的性格操行，《宋史》的记载只有一句话：“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帛书。”简单解释一下，曹皇后姿色平平、循规蹈矩，除了擅长书法一项，与夫君有一点共同的嗜好之外，确实很难让宋仁宗对她产生兴趣。更有甚者，曹皇后还在后宫开荒种地、摘桑养蚕，将原本赏心悦目的禁苑搞成了“城中村”。
即便稍微有些情调，尚且曾经沧海难为水，现如今枕边人从飞扬跋扈的悍妇，变成了不解风情的农妇，这又算怎么一回事？可以想象，此情此景足以令宋仁宗感到万分颓丧、意趣全无。

或许正是出于内心深深的压抑感，在尘埃落定、时过境迁之际，宋仁宗又想起了陪伴自己度过十年光阴的郭皇后。
平心而论，宋仁宗对郭皇后还真的谈不上有多少难以释怀的怨恨。当初生出废黜的念头，郭皇后的妒忌心虽然是直接的导火索，但归根结底，还是宋仁宗想彻底摆脱“大嬢嬢”刘娥的阴影，而郭皇后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存在而已。力主废后之初，宋仁宗不是没有犹豫过、动摇过，但台谏言官的咄咄逼人，让他越发迫切而坚定地希望能张显自己的威权，以致骑虎难下、覆水难收。
昔日的喧嚷、纠葛已成往事，朝堂与宫闱也恢复了平静，但宋仁宗的心里又感觉到莫名的失落。他很想知道，被迫入道修行的郭皇后，如今过得怎么样，所以不时派人前去探望，言语间不乏惦念关爱之情。（“颇念之，遣使存问”）
据说，宋仁宗对于当初一时激愤而废黜郭皇后，暗自生出悔恨之心。有一天，宋仁宗在后苑瞧见郭皇后乘坐过的肩舆，睹物思人，不禁黯然神伤，当即写了一首题为《庆金枝》的小曲，命人给已经出居瑶华宫的郭氏送去，并表示打算复召她回宫，重续二人的情缘。郭氏颇为感动，也和答了一首给宋仁宗，“辞甚怆惋”。不过，在是否应召回宫的问题上，自尊心极度受损的郭氏，态度异常地坚决：当初是你一纸诏书把我撵走的，现如今想让我回来，“须百官立班受册方可”。
郭氏的话这么一说，算是彻底把天聊死了。要知道，宋仁宗此时已经有了新的皇后，郭氏想重做后宫之主，这不是给宋仁宗出了一个完全无解的难题吗？！
尽管复召回宫的话题不了了之，却让当初煽风点火的内侍阎文应惶惶不可终日。万一郭氏真的杀一个“回马枪”，不必怀疑，第一个挨收拾的就是他了！或许真是出于巧合，郭氏在景祐二年（1035年）十一月不幸染病，宋仁宗让阎文应带着医官前去诊治，结果阎文应暗中指使医官“以药发其疾”，导致郭氏病情恶化、不治身亡，年仅二十四岁。当然，说阎文应暗害郭氏，只是有所风闻而已，众臣僚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中外疑阎文应进毒，而不得其实”）
即便没有真凭实据，最擅长风闻言事的台谏言官也没有放过这个阎文应。郭氏暴毙之后，言官们随便找了一点儿茬，便请求宋仁宗惩处阎文应、阎士良父子。宋仁宗见识过台谏言官的狠劲，不想因小失大、引火上身，于是将阎文应外放出京，其子阎士良也被调离了御药院。
阎文应深得宋仁宗的宠信，平日里又跟宰相吕夷简来往密切，一向专横妄为。尽管了接到调令，阎文应却一直赖在京城不走。见此情形，业已回京任职的范仲淹（时任天章阁待制）坐不住了，果断上表弹劾阎文应。考虑到对方深厚的背景，范仲淹做好了以命谏诤的准备， “悉以家事属其长子”，并对儿子直言“吾不胜，必死之”。
平心而论，范仲淹有些过虑了。且不说宋仁宗的禀赋就是宅心仁厚，先前“废后之争”的风波，恐怕也已经让他心有余悸了，又岂能为一个不值一提的内侍，背上无穷无尽的骂名？最终，在台谏言官的坚持下，阎文应被流放岭南，死于途中。
回头来说宋仁宗，他接到郭氏暴毙的噩耗之后，显得异常地哀伤（“深悼之”），不仅下诏以皇后之礼安葬，还擢升了郭氏的两位哥哥，算是聊慰亡灵吧。我觉得，宋仁宗发自肺腑的哀伤，既是怜悯郭皇后的悲凉处境，更是在感慨自己难言的苦楚，爱恋成心结，此恨当绵绵。

温成之殇：最后的温存

忘我而投入的爱恋，宋仁宗似乎已经不再奢求，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位在数年之后让他重燃情欲烈火的至爱，此时就生活在这深宫大内之中。
这名女子姓张，是河南府永安（今河南巩义附近）人氏。为了不与先前被刘娥刻意压制的张氏相混淆，历史上通常用她后来的谥号“温成”代称，所以这里也遵从惯例，统一叫她温成好了。
温成的父亲名叫张尧封，进士出身，具体年份不详。虽说金榜题名之后，张尧封便混迹于大宋朝的官场，但可以想见，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这个大染缸里脱颖而出、青云直上。那些身处金字塔顶尖、迸发出耀眼光芒的高官脚下，踩着不计其数的碌碌平庸者，而最高只做到石州（今陕西横山）推官的张尧封，便是其中毫不起眼的一分子。
当然了，貌似碌碌平庸者，说不定是深藏不露的世外高人，只可惜张尧封还没有等到彰显自身价值的那一天，便在石州推官的任上病逝了。家里的顶梁柱瞬间崩塌，只留下孤儿寡母，窘迫的生活不言自明。好在张尧封还有一个堂兄张尧佐，也是进士出身，辗转各地担任推官，据说做得还不错，史载其“持身谨畏，颇通吏治，晓法律”，明断过不少冤狱。温成的母亲钱氏无所倚靠，便找到夫家堂伯张尧佐，恳请他看在逝去兄弟的情分上，让这些年幼的遗孤跟着他过活。
万千世界，纷繁复杂，做官是一回事，人情则又另当别论。尽管血缘上是一家亲，但说到底还是两家人，或许是出于救急不救穷的心态，也或许是不愿让自己徒增累赘，张尧佐并没有应允。适逢接到朝廷的调令，让他前往蜀中赴任，张尧佐便以路途遥远、难以照料为由，将堂弟的遗孤——当然也包括年齿尚幼的温成在内——全部拒之门外了。
多年以后，面对备受恩宠的温成，张尧佐是否因为此时的不恤亲情，生出些许惭愧之心，姑且留待后文细禀。现在先说温成这一家，眼瞅着堂伯张尧佐扬长而去，母亲钱氏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将温成典卖到齐国大长公主家做舞女，为她重新找一条求生之路。说起这位齐国大长公主，应该就是先前力荐一位医官，将突发重病的宋仁宗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魏国大长公主，齐国大长公主的名号是她去世之后追封的。或许是因为长得乖巧可人，在天圣十年（1031年），齐国大长公主便把时年八岁的温成送入禁中，到杨太后身边充作御侍，并交给一位宫女抚养。
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宋仁宗因为郭皇后抱憾离世而黯然神伤的时候，温成只有十二岁，两人之间还没有发生足以惊天动地的惊鸿一瞥。短短数年之后（1040年以前，但具体年份不详），宋仁宗在的一次宴会上，终于注意到了翩翩起舞、身姿绝妙的温成，从此坠入爱河而无法自拔。
温成从典卖之身到尽享荣华，显然又是一个灰姑娘华丽转身的传奇，与当年的刘娥颇有一些相似巧合之处。平心而论，温成的运气不错，甚至可以说是生逢其时。为什么这么讲呢？试想一下，如果后宫中依然有皇太后刘娥、郭皇后坐镇，宋仁宗的头上被套着双重的紧箍咒，温成的结局恐怕不会比先前尚氏、杨氏两位美人好到哪儿去。现如今，杨太后虽然有太后之名，一来她没有刘娥事事占强的权力欲，二来对宋仁宗的宠溺远远多于管束。至于曹皇后，与妒忌成性的郭皇后相比，完全是走了两个极端。宋仁宗认为她没有多少情趣，但偏偏正是得益于本本分分之心，曹皇后对于宋仁宗宠幸其他宫人，表现出了安之若素的坦然气度，堪称母仪天下的绝佳典范。
杨太后的宠溺、曹皇后的坦然，让此时的宋仁宗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充满浓情蜜意的草原上肆意狂奔。身份与奴仆无异的温成，则藉此一步登天，恩宠冠于后宫。话说回来，能受宠一时，未必就能受宠一世，否则就不会有色衰则爱弛的说法了。结合当年刘娥发迹的经验，侯门一入深似海，颜值只是敲门砖，要想将恩宠维系得长久，关键还得看内涵。
前面说过，刘娥的内涵在于她相当卓越的治国才能，特别是后来宋真宗的身体日渐衰颓，愈发倚重刘娥这位贤内助。正所谓相形见绌，温成的内涵则主要体现在“善承迎”，“能探测人主意”，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善解人意、狂飙演技。

关于“演技派”温成的诸多精彩片段，宋人笔记中多有记叙，这里不妨举两个方面的例子。
一是节俭。
甜不忘苦、俭以养德，是大宋王朝历代君王奉行的理念，宋仁宗自然也不例外。温成受尽恩宠，也懂得投其所好，日常起居也是力求简朴，“素朱漆床，黄绢缘席，黄隔织褥”，仅此而已。后来宋仁宗病重，大臣入内探视，见堂堂的皇家宫寝，竟然如此朴素简约，不禁大为慨叹。还有温成阁中所用的熏香，也都是些寻常之物，断无沉檀、龙麝之类的贵重品种。
庆历年间，广州官府从一位死去的外藩商人那里收没了一批珍珠，并贱估其价，引发群僚争相购买，被监司查个正着。随后，这批赃物被送入宫中，上呈御览，当时温成也在场，“有欲得之色”。宋仁宗看得也挺欢喜，便按市价买了下来，分赐给诸宫人。俗话说得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大家都想讨一讨圣上的欢心，结果导致珍珠的价格飞涨。没过几天，温成将这些珍珠做成首饰，面露洋洋得意之色，没成想宋仁宗一反先前之态，竟然以袖遮面，颇为不快地说：“满头白纷纷，更没些忌讳。”温成听得此言，惭愧不已，当即取下了珍珠首饰，宋仁宗转怒为喜，从此禁中便再也没有人佩戴珍珠首饰了。
二是体贴。
有一次，宋仁宗在温成这里推杯换盏、大快朵颐，差不多快喝到天亮了，依然是意犹未尽。温成见状，故意命人将酒全部藏了起来，让宋仁宗适可而止。身边的侍从不解，说你怎么能败圣上的兴致呢，温成则回答说：圣上欢饮过度，万一龙体抱恙，众人岂不是得归咎于我，我又何以自明呢？
还有一次，天下遭遇一场大旱，宋仁宗在宫中设坛祈雨。温成不惜刺破自己的手臂，用鲜血写了一篇祷告之辞，为心爱的夫君排忧解难。
凭借各种高超的演技，温成在这禁宫大内之中，真可以说得上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想当年，杨贵妃留下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典故，现如今的温成也毫不逊色。根据《归田录》的记载，温成特别爱吃“香清味美”的江西金橘，以致其“价重京师”。
除了这样的“花边新闻”之外，最能彰显温成所受恩宠的，恐怕就是她的封号和子嗣了。
先说封号，温成得到宋仁宗的临幸之后，最初被封为“清河郡君”，身份还是一名御侍宫女，但已经得到了特殊照顾。（“待遇异诸嫔使”）康定元年（1040年），温成晋封为才人，跻身妃嫔之列。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年末，温成便从位居第五等的才人，连跳三级升到修媛（嫔的一类，第二等）。庆历三年（1043年），有台谏言官终于看不下眼，上疏直言温成“宠恣市恩，祸渐已萌”，力谏宋仁宗应该收敛一下了。也正是在这一年，“宠爱日盛，冠于后庭”的温成大病了一场，或许是惺惺作态，也或许是真的有点心虚，她觉得“资薄而宠厚”难免招致无妄之灾，故而向宋仁宗自请降级为第四等的美人。
再说子嗣，从晋封才人的那一年算起，到庆历三年（1043年）为止，这三四年的光景，温成为宋仁宗生了三位公主，生了孕、孕了生，基本上就没怎么消停过。遗憾的是，温成始终没能给宋仁宗生下一个皇子，而这三个公主也没能长大成人，都在幼年便夭折了。
通过“狂飙演技”，温成获得了无以复加的恩宠。不可否认，温成的这些“表演”，确实有真情流露的成分在里面，但从思想动机的本质来讲，逢场作戏的因素还是要多一些。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温成这个人啊，野心未必比当年的刘娥小多少，刘娥玩阳谋居多，但温成擅长的则是耍弄阴谋。
根据《闻见近录》的记载，曹皇后身边有一名养女名叫范观音，偶然得到了宋仁宗的临幸。宋仁宗似乎挺中意这个娇媚的女子，使得温成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一时惶恐不安。适逢天下大旱，宋仁宗“祈雨甚切”，做了多次法事却始终不见效。当时，贾氏——也就是先前抚养小温成的那位宫女——与当朝宰相贾昌朝认了宗亲，“威动六宫”，她跟贾昌朝一合计，提出了“出宫人以弭灾变”的动议，并得到了宋仁宗的首肯。趁此大好时机，温成煞有介事地跟宋仁宗建议：为了以足够的诚意感动上天，理应“出所亲厚者”，曹皇后的养女就挺合适，也算是为六宫做一个表率嘛！于是乎，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就这样被温成轻而易举地撵出宫去了。
除了收拾这位可怜的范观音之外，温成其实还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瞄准曹皇后的位置，妄图取而代之。一件看似不大的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有一次，温成要出游，觉得自己的轿子坐着不怎么舒坦，想借曹皇后的来用用。
当然了，温成的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去跟曹皇后借，万一人家不愿意，岂不是自讨无趣？关键时刻，对温成恩宠备至的“暖男”——宋仁宗出马了。曹皇后什么反应呢？《宋史》记载了三个字：“无靳色。”“靳”是吝惜的意思，也就是说，曹皇后相当慷慨地答应借给她。不过，或许正是因为曹皇后丝毫不计较的气度，让宋仁宗有些自惭形秽，转而半安慰半威胁地跟温成讲：“文物仪章，上下有秩”，你要是这么当众张扬，在那些大臣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啊！温成听得此言，也只能怏怏作罢。
见微知著，温成迫不及待的心情可谓昭然若揭，难怪后来司马光心有余悸地感慨说：温成“饮膳供给皆踰于曹后，几夺其位数矣”。

司马光的这番感慨，绝不是空穴来风！如果说先前的那些“演技”与野心，不过是小试牛刀热热身的话，发生在庆历八年（1048）初的一场离奇宫变，才算是拉开了“夺位”大戏的序幕。
这一年的新春元始，来得比往年都要早一些，因为这年有一个极为罕见的闰正月。上一次闰正月，还是二百多年前的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罕见源于自然界的规律，并不意味着祥瑞或者灾殃，但对于宋仁宗而言，他此生度过的唯一一次闰正月，显得异常地凶险。
是月二十二日的夜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惊变，打破了深宫大内日复一日的平静。崇政殿有四名亲从官，名字分别是颜秀、郭逵、王胜、孙利，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竟然吃了熊心豹子胆，从崇政殿出发，一路“杀军校，劫兵仗”，接着又蹿上延和殿的房顶，一路闯到宋仁宗当时所在的福宁殿。
宋仁宗正在福宁殿享受着莺歌燕舞，听到外面一片喧嚷，还不时夹杂着凄厉的尖叫与哀号。旁边有宦官报告说：听这声响，恐怕是有乳母在责罚小女子吧。宋仁宗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正想起身出殿门去瞧一瞧，多亏曹皇后正在一旁陪侍，当即喝斥那个睁着眼睛编瞎话的宦官道：“贼在近杀人，敢妄言耶！”
不得不承认，这位不解风情、不受恩宠的曹皇后，真不愧是将门之后。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变，曹皇后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慌乱。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曹皇后便判断出一定是有宫人作乱，而且对方的人数并不多，杀伤力也未必强到哪儿去，否则不至于外面喧嚷这么久，福宁殿内依然能平安无恙。
值此紧要关头，曹皇后根据自己的初步判断，迅速做出了四项部署：第一，紧闭福宁殿的大门，作为保护宋仁宗的最后一道防线；第二，如果贼人破不了殿门，势必会想到纵火的办法，所以要提前取水，做好防备；第三，派人从旁门出宫，去通知内侍都知王守忠，命令他即刻率兵入宫平乱；第四，安排当夜在宫内值守的宦侍，无论是太监还是宫女，全都上阵杀敌去。为了激发这些宦侍的斗志，曹皇后亲自给他们每个人剪下一缕头发，承诺“明日行赏，用是为验”。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宦侍玩命地拼杀，有效地阻止了贼人进逼福宁殿的步伐。不过，这些宦侍终归不是吃这碗饭的，很快就落了下风，被一伙贼人接连砍倒，死的死、残的残，，一时间哀嚎不断、血流遍地。贼人虽然干翻了不少宦侍，但一时也冲不破福宁殿的大门，于是打算采取火攻，幸亏曹皇后早有防备，贼人没能得逞。
场面陷入焦灼之际，王守忠率卫兵闻讯赶来，凭借着数量优势，迅速平息了这场乱局。颜秀、郭逵、孙利三人当场毙命，王胜侥幸逃到宫城的北楼藏匿起来，次日便被四处搜捕的士兵发现，死于乱刀之下。
这场最终有惊无险的宫变，之所以说它离奇，是因为直到将近一千年以后的今天，谁也搞不清楚那伙人到底为什么要作乱，以及是否有幕后的主使。
根据《闻见近录》的记载，“亲事官乘醉入禁中”，似乎是一场撒酒疯的意外，但身为宫内的亲从，思想的审查和日常的管束必然是异常严格的，如果喝多了就寻思着杀皇帝玩儿，这脑洞开得未免有点大。
也有人怀疑，这场宫变与不久前发生在贝州（今河北清河）一带的弥勒教徒起事有关。这场兵变始于去年的冬至，闹腾了两个来月，才被朝廷派出的官军镇压下去。闰正月初一的那一天，贝州城被官军攻破，这场兵变的首领、也是弥勒教徒的“教主”王则被俘，押赴京师等候问斩。也就是在宫变后的第五天（二十七日），王则被处决。从这个时间来分析，颜秀、郭逵、王胜、孙利莫非也是暗藏的弥勒教徒，想刻意制造宫内混乱，伺机营救教主？当然了，怀疑归怀疑，虽说不无道理，但作乱的贼人业已伏诛、死无对证，实在缺乏确凿的证据。
事实上，比分析作乱动机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四个人的背后，是否还有主使或者同谋，而这也是此次宫变颇为离奇之处，令人不禁有些细思恐极。具体来讲，至少有三点疑问，我们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
第一，这伙贼人从崇政殿出发，经延和殿到福宁殿，竟然如入无人之境。当夜在宫中值守的卫兵，是真的没有发觉，还是有人在暗中配合？
第二，在搜捕侥幸逃脱的王胜时，宋仁宗特意下达了旨意，要求留下这个活口便于审讯，但在王脱被士兵发现时，还是被乱刀砍死了。他到底是拒捕被杀、畏罪自杀，还是有人暗中下达了灭口的密令？
第三，宫变虽然得以平息，但动机、党羽依然不甚明了，需要进一步的细致调查。但是，案子到底交到谁的手里办，两府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代表行政系统的丁度（时任参知政事）认为，“宿卫有变，事关社稷”，理应“付外台穷治党与”。代表军政系统的夏竦（时任枢密使）则认为，这事毕竟发生在宫闱之内，拿到宫外去调查恐怕不太合适，到时候搞得满城风雨的，反倒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不可滋蔓，使反侧者不安”）两边互不相让，吵得不可开交，最终是宋仁宗一锤定音，就按夏竦说的办，由御史、宦官入禁中查勘，并严控知情人的范围。枢密使夏竦坚持秘密进行审查，而且在草草结案之后，四名贼人的顶头上司——时任内侍副都知的杨怀敏，更是当夜的值守，理应受到严厉的处置，却在夏竦的庇护之下，仅仅被降职留用。夏竦这样做，到底是真的想息事宁人，还是别有用心的欲盖弥彰之举？

这一系列的谜团，别说后人难以考辨、莫衷一是，即便在当时，也有人搞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能够深入追查出真相来。譬如获悉负有直接责任的杨怀敏只是被降职留用之后，以何郯（时任殿中侍御史）为代表的一批台谏言官站了出来，认为“刑罚重轻，颇为倒置，中外闻见，尤所不平”。为此，宋仁宗与这些台谏言官之间，又进行了一场耗时良久的拉锯战。上面想从宽，下面主张从严，宋仁宗迫不得已，将杨怀敏贬官外放。后来，宋仁宗又想让他官复原职，结果竟然再次遭到臣僚封还词头，一直扯到杨怀敏病死，这事儿才算彻底了结。
尽管台谏言官在杨怀敏的问题上没有妥协，但这场宫变的真相，依然显得扑朔迷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宋仁宗因为这场宫变而生出的一些念头，不仅迅速转移了众人的注意力，还引爆了一场更为激烈的拉锯战。
宋仁宗的念头其实很简单：正所谓板荡识诚臣嘛，张美人（也就是温成）在这场宫变中立下了大功，朕深受感动，理应奖赏！
等等！根据前文的记叙，这场宫变从发端一直到被平息，不都是曹皇后一个人在力挽狂澜、精心部署吗，温成什么时候出过镜？！事实上，温成确实有一些戏份：当夜，她听到外面有异常的喧嚷，担心宋仁宗遭遇不测，赶紧从自己的寝宫跑到福宁殿陪侍，仅此而已。
平心而论，温成冒险前来陪侍，确实比较暖心，难怪宋仁宗盛赞她“冒不测而来，斯可宠也”，“有扈跸功”。不过，若论扈跸之功，临危不乱的曹皇后理应排在头一位，宋仁宗对此却视而不见、不置一词，未免也太不地道了，这还真是应了今天的一句歌词；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我们没有办法转变宋仁宗不地道的想法，但枢密使夏竦却非常擅于体察上意，顺势提出“宜讲求所以尊异之礼”。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是说，要考虑给予温成更加尊贵和特别的礼遇。话说得比较委婉，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明目张胆的废立皇后之议！
更有甚者，一位名叫王贽的台谏言官（时任同知谏院），或许是受到夏竦的启发甚至唆使，竟然危言耸听地妄加臆断说，这场宫变想必与曹皇后有些瓜葛，请求有关部门彻查。（“言贼根本起皇后合前，请究其事”）
一个明言褒赏，一个暗箭中伤，无非都是想把曹皇后搞下台，让温成顶上去。此议一出，迅速招致臣僚的群起而攻之。先说殿中侍御史何郯吧，先前因为内侍副都知杨怀敏罚不当罪，他跟宋仁宗呛了好几个回合，如今针对王贽的蛊惑言论，何郯直接定性说：“此奸人之谋，不可不察也。”事实上，因为宫变发生在曹皇后的眼前，就怀疑曹皇后是幕后指使，这欲加之罪未免太过无耻，连宋仁宗都看不下眼，故而听从了何郯之言，决定“事寝不复究”。
至于如何褒赏温成，宋仁宗、夏竦虽然在嘴上没有明说，但废立皇后的态度已经昭然若揭。当然，皇后的废立，往小了说是官家的家事，往大了说则关乎社稷安危，如今皇帝、军政系统（枢密使夏竦）、谏院（同知谏院王贽）的意见貌似统一了，但关键还得看行政系统和御史台的态度。

御史台自不必说，何郯已经把王贽之流驳斥为“奸人”。至于行政系统，此时担任宰相的人名叫陈执中，他是宋初名臣陈恕之子。陈恕在太宗、真宗两朝官至参知政事，享有“宋人能吏之首”的美誉。凭借父亲的恩荫，陈执中越过科举，直接步入了仕途。在宋真宗病重的时候，“大臣莫敢言建储者”，惟独陈执中站出来充当这只出头鸟，“以蚤定天下根本为说”。所幸宋真宗在立储的问题上并不糊涂，不仅听从陈执中的建议，册立了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还擢升陈执中为右正言。
《诗经》有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正因为有这段往事，宋仁宗一直对陈执中感恩戴德。庆历五年（1045年），时任参知政事的陈执中晋升为宰相，有人质疑他“才德实无可言”，宋仁宗特意交代负责起草制书的翰林学士张方平，让他妥善措辞，“无使外人得有言”。张方平果然不负所托，直接搬出了陈执中当年力主建储的故事，盛赞其“纳忠先帝，有德朕躬”，如此一来，谁也不好再多嘴了。
现如今，面对夏竦的咄咄逼人，陈执中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脑子里一团浆糊，竟然“不知所为”。还是那位翰林学士张方平，头脑却异常地清醒，他跟陈执中讲：西汉时期的冯婕妤，曾经为汉元帝阻挡野兽救驾，这是多大的功劳啊，也没听说有什么尊异之礼。再者说，皇后健在而尊异一个美人，势必引起“天下谤议”，您作为当朝宰执，恐怕难辞其咎，会成为众矢之的，背上一辈子的骂名。听了张学士入情入理的分析，陈执中方才恍然大悟，不仅表明了反对废立皇后的态度，而且“持议甚坚”。
除了宰相陈执中之外，还有时任翰林侍读学士的梁适，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抵制作用。当时，连宋仁宗本人也在抱怨，“左右前后皆皇后之党”，话里话外都是对曹皇后的极度不满。梁适大胆进言说：“闾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犹为不可，况天子乎？”
仔细想来，梁学士的话不无道理，宋仁宗先前力主废掉郭皇后，好歹还有一个“妬忌之行”的理由，如今又想搞掉曹皇后，竟然连一个像样的说辞都拿不出来，这不是视同儿戏吗？
或许是宋仁宗也觉得此举未免太过，实在难以说服众臣僚，所以决定退而求其次：皇后依然是皇后，温成晋封为贵妃，在后宫的排位仅次于皇后。为了打消群臣的顾虑，宋仁宗还特意跟梁适讲：朕只是想晋封张美人为妃，“本无他意，卿可安心”。
据说，宋仁宗后来当面向曹皇后坦陈了这桩意图废立的陈年往事，并直言“赖梁适谏我，汝乃得免，汝之不废，适之力也”。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梁适与世长辞，曹皇后已经成为太皇太后，特意从自己的私房钱中拿出五百万贯，在大相国寺为梁适作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法事，并对宋神宗感慨说：如果没有梁适，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微梁适，吾无今日矣”）

御史台自不必说，何郯已经把王贽之流驳斥为“奸人”。至于行政系统，此时担任宰相的人名叫陈执中，他是宋初名臣陈恕之子。陈恕在太宗、真宗两朝官至参知政事，享有“宋人能吏之首”的美誉。凭借父亲的恩荫，陈执中越过科举，直接步入了仕途。在宋真宗病重的时候，“大臣莫敢言建储者”，惟独陈执中站出来充当这只出头鸟，“以蚤定天下根本为说”。所幸宋真宗在立储的问题上并不糊涂，不仅听从陈执中的建议，册立了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还擢升陈执中为右正言。
《诗经》有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正因为有这段往事，宋仁宗一直对陈执中感恩戴德。庆历五年（1045年），时任参知政事的陈执中晋升为宰相，有人质疑他“才德实无可言”，宋仁宗特意交代负责起草制书的翰林学士张方平，让他妥善措辞，“无使外人得有言”。张方平果然不负所托，直接搬出了陈执中当年力主建储的故事，盛赞其“纳忠先帝，有德朕躬”，如此一来，谁也不好再多嘴了。
现如今，面对夏竦的咄咄逼人，陈执中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脑子里一团浆糊，竟然“不知所为”。还是那位翰林学士张方平，头脑却异常地清醒，他跟陈执中讲：西汉时期的冯婕妤，曾经为汉元帝阻挡野兽救驾，这是多大的功劳啊，也没听说有什么尊异之礼。再者说，皇后健在而尊异一个美人，势必引起“天下谤议”，您作为当朝宰执，恐怕难辞其咎，会成为众矢之的，背上一辈子的骂名。听了张学士入情入理的分析，陈执中方才恍然大悟，不仅表明了反对废立皇后的态度，而且“持议甚坚”。
除了宰相陈执中之外，还有时任翰林侍读学士的梁适，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抵制作用。当时，连宋仁宗本人也在抱怨，“左右前后皆皇后之党”，话里话外都是对曹皇后的极度不满。梁适大胆进言说：“闾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犹为不可，况天子乎？”
仔细想来，梁学士的话不无道理，宋仁宗先前力主废掉郭皇后，好歹还有一个“妬忌之行”的理由，如今又想搞掉曹皇后，竟然连一个像样的说辞都拿不出来，这不是视同儿戏吗？
或许是宋仁宗也觉得此举未免太过，实在难以说服众臣僚，所以决定退而求其次：皇后依然是皇后，温成晋封为贵妃，在后宫的排位仅次于皇后。为了打消群臣的顾虑，宋仁宗还特意跟梁适讲：朕只是想晋封张美人为妃，“本无他意，卿可安心”。
据说，宋仁宗后来当面向曹皇后坦陈了这桩意图废立的陈年往事，并直言“赖梁适谏我，汝乃得免，汝之不废，适之力也”。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梁适与世长辞，曹皇后已经成为太皇太后，特意从自己的私房钱中拿出五百万贯，在大相国寺为梁适作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法事，并对宋神宗感慨说：如果没有梁适，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微梁适，吾无今日矣”）

得益于陈执中、梁适、何郯等人的据理力争，曹皇后的位置总算是保住了。宋仁宗作出妥协，执意册命温成为贵妃，虽然惹得“外廷纷纭，已有物议”，但抵制的声音明显少了很多，譬如相当活跃的台谏言官何郯，就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在他看来，天子册封妃嫔，只要是遵照典章制度来，而且妃嫔不干预政事的话，“置亦无害”。可以说，何郯的这一态度，也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想法：只要圣上不是换老婆，咱们何必跟着瞎起哄？！
温成以子虚乌有的“扈跸”之功晋封为贵妃，看似已经水到渠成的事儿，偏偏在程序上出现了一些纰漏。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按照大宋开国以来的旧例，册封宫人为妃，只需要一封册文，“未尝行册礼”。册文由学士院负责起草，待旨意告敕之后，再“送中书，经三省，御官告院用印”，最后送抵内廷，方才完成这一整套的流程。为了彰显对于温成的“尊异之礼”，宋仁宗下诏晋封她为贵妃的同时，还“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也就是说，不仅要写册文，还要举行一场隆重的册礼。
此时负责起草册文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杏尚书”——宋祁，此时担任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史馆修撰等职，正与欧阳修一道编修《新唐书》，无意之中竟然捅了一个大篓子。话说回来，宋祁倒不是对册立贵妃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完全是因为对于繁冗的流程制度不甚熟悉，他在起草好了册文之后，不待旨意告敕，也没有呈递给中书，而是“径取官告院印用之”，直接送到内廷里去了，结果温成“得告大怒，掷地不肯受”。
平心而论，温成大发雷霆之怒，也不完全是恃宠而骄、无理取闹。第一，册文确实不合规矩，既没有旨意告敕，也没有宰相的签章，仿佛是在“走后门”，这让温成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即使册文的送达符合流程，圣上先前不是已经放话了吗，“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这么急匆匆地把册文送进来，是不打算举行册礼了吗？！
温成这么一闹，难辞其咎的宋祁可就倒霉了。他当着宋仁宗的面揽下了所有的罪责，表示自己“不详典礼，成此过误，不敢逃罪”，故而“乞从贬黜，以正公议”，结果被贬官外放去了许州（今河南许昌）。宋祁先前起草的册文自然只能作废，改由另一位翰林学士——时任参知政事的丁度起草，并于是年十二月在文德殿举行了隆重的册礼。大宋开国以来，为贵妃举行册礼，温成还是头一份！
在此之前，如愿以偿的温成也懂得投桃报李，暗中赏赐知谏院王贽“金币以巨万计”，甚至公开对别人讲，王贽是“我家諫官也”。另外，温成还希望由王贽在册命典礼上负责捧册，但遭到中书的反对，认为按照惯例，只有待制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捧册。于是乎，温成在宋仁宗面前大吹枕边风，将王贽“火线提拔”为天章阁待制。

从离奇宫变到废立之议，最后册命贵妃，这场风波算是过去了，但因温成而起的波澜并没有就此终结。紧接着，围绕提拔重用外戚的问题，宋仁宗与一群台谏言官再度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交锋。
这里所说的外戚，正是当年拒绝收养温成的那个张尧佐。平心而论，张尧佐曾经不恤弟弟的遗孤，虽说显得有些无情，但从道理上讲也无可厚非，毕竟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咱们不能搞“道德绑架”。不过，当年被他拒之门外的温成，现如今备受恩宠，也丝毫不计前嫌，张尧佐但凡有一点羞耻之心的话，不说惭愧汗颜吧，至少也应该敬而远之，你有什么脸面和资格沾人家的光啊？！
张尧佐可倒好，见人卑微六月寒，遇人显贵三冬暖。早在温成刚晋封为修媛的时候，张尧佐便“以门阀自表异”，迅速攀附上了温成这条线，毫无半点受之有愧的自知之明，真是将趋炎附势的小人嘴脸发挥到了极致，难怪后来有台谏言官说他“洋洋自得，不知羞辱”。
实事求是地说，张尧佐多少还是有些本事的，并非尸位素餐甚至恃势专横的无能之辈。就说他做推官的时候吧，曾经在吉州（今江西间）翻了一桩冤案，还了一百多人的清白。后来，他升任殿中丞、犀浦（今四川郫都）知县，通过“正其疆界”，解决了困扰当地多年的田产争讼问题。
尽管张尧佐的势利做派为人所不齿，但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举贤不避亲，谁还能没有一点裙带关系？因此，张尧佐先前的几次升迁，并没有招致太多的非议。
譬如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提拔张尧佐到开封府任职，虽然有台谏言官认为此人“识见浅近，依托后宫嫔嫱之势”，但更主要的反对理由，还是他有外戚的背景，“进用不宜太遽”。宋仁宗则解释说，温成（当时已经从修媛自请降级为美人）受到恩宠不假，但张尧佐得到提拔，“盖因臣僚论荐而后用尔”，这是两码子事儿。对此，台谏言官并没有过多地纠缠。
两年之后，也就是庆历六年（1046年），张尧佐被外放出京，担任权陕西转运使。虽然有台谏言官弹劾他才不配位，全靠外戚的背景上位（“由宫掖以进，恐上累圣德”），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一直咬住他不放。毕竟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官，谁没挨过台谏言官的炮轰呢？！
转眼又是两年过去，到了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张尧佐被召回京城，出任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台谏言官又开炮了，说张尧佐靠小侄女温成的关系屡获升迁，提拔得太快，有损公平之道（“非所以公天下”）。对此，宋仁宗通过冷处理的方式，留中不报，根本不搭这个茬，顺利地“蒙混”过了关。
半年多以后（同年十二月），温成被册封为贵妃，在后宫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小侄女显赫一时，当然没忘记让堂伯张尧佐也跟着水涨船高。翻过年头之后，距离上一次提拔尚且不足一年，张尧佐又被擢升为权三司使。隔了半年，相当于代理的“权”字也被拿掉了，正式掌管大宋王朝的钱袋子，一时权倾朝野。
宋仁宗原本以为，过去擢升张尧佐都比较顺利，这一回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但他哪里想到，伴随着这道任命的下达，先前还表现得不温不火的台谏言官，顿时就炸开了锅。
皇祐元年（1049年）九月，宋仁宗刚把张尧佐头上的“权”字拿掉，一位名叫陈旭的台谏言官（时任监察御史）便上疏提出了异议。陈旭反对的理由，跟先前零零星星的质疑类似，无非讲了两点：一是张尧佐才不配位，没有金刚钻，也独揽瓷器活；二是他毕竟有外戚的背景，甭管有没有能力，放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都是极为不妥的。
根据以往的成功经验，宋仁宗相信时间是最好的消融剂，所以依旧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将奏疏留中不报，没有搭陈旭的腔。

过了大半年，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六月，宋仁宗差不多都忘了这茬，但台谏言官一直惦记着张尧佐。眼看上面没什么动静，台谏言官再度开火，对准张尧佐也顺带捎上宋仁宗，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炮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带头上疏的台谏言官，除了陈旭、吴奎两位右司谏之外，还有后来成为大宋王朝一张耀眼“名片”的“文曲星”——包拯包青天，时任谏院的主官（知谏院）。
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肥东）人。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说太白金星下界，化作老叟跟哭闹不止的小皇子讲了八个字：“文有文曲，武有武曲”，“武曲”指的是狄青，“文曲”指的就是这位包拯。
天圣五年（1027年），不到而立之年的包拯便进士及第，但为了侍奉双亲，索性辞官回乡去了。一直等到双亲离世、守丧期满，包拯才重出江湖，于景祐四年（1037年）赴京听选，获授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
为了尽孝，包拯耽误了十年的仕途，不少同年的进士已经官居高位，但他孝道的名声深得宋仁宗的赏识，刚出山便驶入了超车道。这些年来，包拯从知县起步，做过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于庆历三年（1043年）入京，先后担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庆历六年（1046年），包拯外放出京，历任京东、陕西、河北三路转运使，两年后复召入京，出任三司户部副使。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
经过知县、知州、转运使司、三司户部、台谏多个岗位的历练，包拯的心里很清楚，让这个才不配位、又有外戚背景的张尧佐掌管朝廷的钱袋子，风险实在太高了，谁也保不齐将来会让偌大的王朝陷入怎样的窘境。
事不宜迟，为了能让宋仁宗认清形势、回心转意，包拯、陈旭、吴奎等一批台谏言官决定另辟蹊径，从“天人感应”开始掰扯。在他们看来，这些年“群小之道盛”，所以老天爷不太高兴，以致灾害不绝，“水坏城郭，地复震动，大河决溢，沈溺者众”。谁是“群小”呢？“亿兆之众”有目共睹，就是这个张尧佐，实在太不是东西了！凭借外戚的身份官居高位、显赫一时，结果“是非倒置，职业都忘”，不仅不能尽忠职守，反倒肆意盘剥、胡作非为，岂能不惹得天怒人怨？！
包拯意犹未尽，独自又上了一道奏疏继续掰扯。他跟宋仁宗讲，三司使掌管“天下财用”，是极其关重的专业型岗位，万万马虎不得，理应“精加选擢，委任能臣，免致将来败事”。就拿太宗、真宗两朝来说吧，即便那个时候“帑廪丰盈、用度充足”，朝廷用人依然是慎之又慎，像陈恕、魏羽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能臣良吏。现如今，朝廷的财用捉襟见肘，“上下窘迫如是”，您竟然还把张尧佐放在这个位置上，岂不是雪上加霜？！让这样的人“久居是职”，其结果可想而知，必然是“公私困敝，中外危惧”，“失天下之望，误天下之事”！圣上您爱屋及乌，原本无可厚非，但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度，您倒是赏痛快了，却置社稷安危于何种境地呢？！

包拯的这一番激愤之语言犹在耳，先前认为册封贵妃“置亦无害”的何郯，在离开京城的前夕，也向宋仁宗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忧虑。
这里多说一句，何郯要走，并不是因为揪住杨怀敏不放，遭到宋仁宗的报复。他是为了照顾自己年迈的老母，自请外放回四川老家任职的。宋仁宗感念其尽孝之心，欣然同意，安排他出任汉州（今四川广汉）知州。
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何郯还是想再尽一份台谏言官的责任。或许正是因为身份不一样了，比起包拯的义愤填膺，何郯的言辞明显要和缓恳切许多。他跟宋仁宗讲，张尧佐在官场历练了多年，确实没有出现过大的差错，但最近这五六年以来，对他的擢升确实过于频繁、迅猛了，台谏言官们有意见，完全可以理解。现如今，张尧佐官居三司使，地位仅次于两府的主官，将来往上再走一步，入宰执或者掌枢密，并不是没有可能。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可以想象，“言事之臣必以死争”，圣上您岂不是要陷入两难的境地？！要么罢黜言官、执意擢升张尧佐，要么采纳台谏之言，将张尧佐打回原型，前者有损圣德，后者有失恩宠，您该如何决断？！与其如此，倒不如参照安置国舅爷李用和的办法，“富贵尧佐而不假之以权”，既能给足张贵妃、张尧佐的面子，也能让台谏言官无话可说。这样两全其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何郯的分析入情入理，更是肺腑之言，同时也让我们预感到，如果张尧佐真的借助三司使这块跳板入主两府，做宰执也好、掌枢密也罢，势必会引发一场剧烈的政坛大地震。何郯有这样的担忧，是不是过虑了呢？这倒未必！事实上，朝野内外当时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说宋仁宗打算借着一场祭祀的由头广布恩泽，让“百官皆迁官”。张尧佐也是百官之一，再往上擢升的话，岂不是真的入主两府了吗？还有传闻说，张尧佐知道参知政事的位置有空缺，已经显得迫不及待了。（“参知政事阙员，尧佐朝暮待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已经有台谏言官觉察出了异样，高度警觉起来。时任侍御史的彭思永打算先发制人，联合一些言官共同上疏，趁早打消宋仁宗的念头。其他的言官则认为，这毕竟只是传闻，虽说台谏也可以风闻言事，但为了稳妥起见，还是等接到正式的诏令之后，再力谏不迟。
彭思永觉得这事儿不能傻等，于是独自上疏，坚决反对擢升张尧佐、王守忠之流，认为“外戚秉政、宦官用事，皆非宗社之福”。宋仁宗接到奏疏之后，不禁龙颜震怒：你说的这些个小道消息，都是从哪儿听来的？！轻信谣言批皇帝，你脑子没毛病吧？！
结果呢，彭思永因为弹奏不实，被罢免了侍御史之职。宋仁宗原本打算追查传闻的来源，不抓上一批誓不罢休，多亏右司谏吴奎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认为穷追不舍的话，以后谁还敢讲话啊，无异于“自蔽耳目”，方才平息了宋仁宗的怒火。
话说回来，无论宋仁宗是真的无辜挨顿批，还是欲盖弥彰地玩掩饰，包拯、何郯、陈旭、吴奎、彭思永这些台谏言官的鲜明态度，都让他清醒地意识到，在重用外戚张尧佐的问题上，自己确实已经触犯众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