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王的监护人
不管姬旦怎么求神拜佛（释迦牟尼：咳咳，劳资还没出生呢），哥哥姬发最终还是挂了；当然，这是废话，本帖出场的所有人，除全言和少数几位网友外都是挂了的。
前面我们分析了，姬发大约活了六十岁上下，放在三千年前，这年纪已不算小了，所以去世也不意外。不过他死了不要紧，留下的烂摊子却让周人十分头疼。
最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就是继承人年幼了。
根据史书记载，姬发的嫡长子、也就是姜太公的外孙周成王姬诵在老爸去世的时候还只是个娃娃，完全不具备独立的人格，自然也无法胜任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成王年幼这件事一直让我觉得奇怪，按理说姬发的年纪也不小了，为何到死的时候留下的最大的孩子还没成年呢？
但是历史上确实没有记载成王上面还有其他任何哥哥，连庶出的也没有，弟弟倒是有四个，不得不说这就是周人的运气了：大王那啥不给力，或者给力来得太匆忙，怪不得别人。
自古主幼而臣强总是要出问题的。别的不说，一群大老爷们对着一个娃娃三叩九拜，光这一点就足以让人不舒服的，何况周成王的手下还有个大臣是前朝君王的儿子，你说人家武庚会不会服他？
在这种情况下，时代就必须给予这种小皇帝一个监护人，或是临时的（比如伊尹），或是永久的（比如王莽），总之除非是春秋晋悼公那样的天才，一般小孩子是不可能驾驭住局面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谁来做这个监护人呢？
权力，未必人人都喜欢；但是喜欢权力的人肯定不在少数。人总是要有一定追求的，而追求又总是无止境的。没房的时候想要有套房，有房了又会想开辆豪车，有豪车了又想升职加薪，升职加薪了又想……这是一般人的思维。
而政治人物的追求会是什么呢？当职员的时候想当科长，当了科长想当处长，当了处长想当局长……最后，最后不就是那个至高无上的宝座吗？
当然，一般情况下最高领导人都不可能随便拉个人来坐，不然这天下就太乱套了。为什么古代要实行世袭制？还不是为了稳定。只有到了近现代社会才能真正“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但是这时候所谓的“皇帝”还是皇帝吗？
根据后来中国历史的一般规律，此时最适合做成王监护人的就应该是他妈了，垂帘听政嘛！不过很遗憾，这是三千年前，所以人们还没有形成“后权”的概念——老妈归老妈，但是她的血管里流的不是咱自家的血，当然就说话没分量咯！
而且成王他妈还有个硬伤，就是娘家血统不高贵。太公望本一介布衣，垂钓于渭河，天天只求闻达于诸侯，混了几十年才终于找到一份工作，结果还是要玩命的（牧野之战大家都不打头阵，最后只有他贱命一条豁出去了），就这“国戚”水准，如何能和其他那些高高在上的“皇亲”相比？
论能力，姜太公或许能甩开大部分姬家人几条街，但是江山是人家的，这时候你能说谁行谁上吗？假如成王的外公是有莘氏之类的世家大族，那人家说的话还算有分量。你姜子牙本是屌丝出身，今天的一切都是姬家给的，有什么资格对国政指手画脚？
周人当然也不会请箕子或者武庚来做成王的监护人（那就搞笑了），所以武王去世后就必然要从姬姓家族中挑出一个人来代王执政，这是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完全合情合理。要知道，商朝当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是一个叫伊尹的外姓人出面主持的局面呢，今天周人要是不这样做，难不成真要等出现夏朝那样的太康失国后再来后悔？
所以我们看夏商周三代的“二代危机”，其实一个比一个更柔和：夏朝是直接别外人灭国，商朝是自家大臣代王行政，周朝现在直接换成本家人，就稳定程度而言，岂不算是时代的一种“进步”？
至于摄政之后还不还政，那就暂时不是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了：想那么多干嘛，这种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嘛！
问题是：姬发同辈十几人，究竟由谁来出这个头呢？

143、不一样的周公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是出自白居易《放言》诗中的四句话，意思大家都懂：周公和王莽这两个史上著名的“摄政王”，如果都死得早一点，那么今天的人们会怎么评价他们呢？
是的，历史、或者说人类最大的一个玩笑就是：时间是无限的，而人的生命却是有限的。但是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大事情都是需要时间来进行检验的，那么有限的生命能否获得足够的时间来完整（注意这两个字）实践自己想做的事情呢？
啊呀，差点又跑题了，赶紧收回来。
上回说到，武王在天下尚未安定的时候就挂了，留下一个娃娃王子坐上了权力宝座，出于稳定局势的需要，周王室内部亟需推出一个能人出来主持局面。今天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周公旦了，但是放在当时，情况却复杂得多。
本着活到老、*到老的精神，周文王一辈子在造人方面确实是多产高效的。直至去世，他（和老婆们）总共留下了十八个儿子，其中和正妻太姒则有十个儿子，最大的伯邑考已经去世，第九子卫康叔在侄子成王在位时期居然还处于“齿少”、也就是年纪小（年龄的“龄”字左边就是牙齿的齿）的阶段。按武王死时文王已经死了十三年左右来看，卫康叔和他弟弟该是文王多少岁的时候有的？
不知为何，楼主对文王的敬意又平添了一层（手动滑稽）。
咳咳，扯回来。
撇开几个年幼的王子，西周初年已具备独立政治势力的姬家人也有不少，而且和大家所想不一样的是，周公旦并不算第一人选，而是管叔鲜。
管叔鲜在西周初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实事求是地说，他确实比姬旦要更有摄政资格。首先，管叔鲜是太姒的第三子，而周公是第四子，同为嫡出，人家年纪更大，长幼有序，自古之理也。
其次，管叔鲜在周灭商之后责任最重，职务最高。前面我们说了，西周初行分封，获得封地的人只有五个，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管叔鲜、蔡叔度。
请注意，这个排名明显是被后世篡改过了的，好比商、周两族的祖先契和弃本不是什么大人物，结果后人在编舜领导班子的时候硬是把他们强塞到了最前面几号。而我们看历史上西周这五个诸侯的职务，除了太公望，周公旦和召公奭的履历都是在成王后才开始刷新，之前干了啥，没说（周公的记载尤其有趣，基本上就是他很贤明，武王干了什么好事都有他的份，但具体包括哪些呢？啊呀你问这么多干嘛呢，聪明人懂就好了）。而管叔鲜和蔡叔度两人却是明确记载了被姬发任命为东方大管家，负责监视商人的行动。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东方，管叔鲜和蔡叔度除了在管国、蔡国拥有权力外，还具备调动庞大的商人的潜质。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类似于二战期间日本天皇封一个叔叔做朝鲜国王，同时还让他担任伪满洲国的首相一样，你说权力大不大？
也就是说，相比于管叔鲜，周公旦无论在年龄、资历还是职务上都要逊一筹，而且他的封地在那遥远的、与夷人战斗前线的鲁国，管叔鲜的封地却在中华文明最繁荣的地带，这比来比去都是周公劣势，为何他后来成了万世师表，而管叔鲜却做了乱臣贼子呢？

144、机遇
乍一看，周公无论在哪方面都比不上哥哥管叔鲜——这时候你比能力是没什么意义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周公的能力全部是后世强行添上去的，而历史上检验他能力的处子秀恰恰就是摆平管叔鲜，而在这之前，我们也好姬家人也罢，都不可能以能力高来作为周公摄政的理由。
既如此，周公又是如何赢得这场兄弟竞争的胜利的呢？
在我看来，不外乎两点：一，二哥欣赏他；二，二哥死的时候他离得近。
从姬发独自思考迁都问题的时候只有姬旦一人心神领会来看，姬姓诸公子中只有周公一人与二哥比较合拍。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我们不难想象，假如武王没有孩子，那你让他挑继承人的话也一定不顾长幼顺序会找上周公，这一点都不稀奇，毕竟他们的爷爷当年就是这么被选为继承人的。
既如此，姬发在临死前遗诏托孤于姬旦就很正常了，谁会托孤给自己不信任的人呢？
你别说还真有这种情况，而这，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一种可能：周公发动了政变。
当管叔鲜还在遥远的东方时，留在姬发身边的姬姓成员就只有一群小娃娃和周公、召公。召公我前面一直搞错了，以为他是姬昌的亲儿子，结果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就算是，历史上也没见他比姬旦更受武王信任，所以可以想象，就在二哥去世的那一瞬间，离他最近、最快得到消息的人就是周公了。
所以历史很有可能就是周公借近水楼台之利，抢在其他兄弟之前获得了武王的“遗诏”。当然，遗诏什么一般都是后人编的，反正先王最后见到的人是你不是别人，所以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过鉴于西周这个朝代背景，我认为当年不大可能出现遗诏这种物品，可能是某个信物，像玉啊宝剑啊之类的，或者是某部刻在龟甲上法律（还记得我们怎么讲汤刑的吗），凡手握这些东西的人，那就是最高权力的使用者。
不过非说周公一定是靠阴谋诡计上的位明显不厚道，历史的真相更可能是两条线交织出来的结果：因为姬发喜欢姬旦，所以把他留在身边；因为姬旦留在身边，所以第一个为二哥送行；因为喜欢姬旦、且他又距离自己最近，所以姬发决定将年幼的儿子托孤于他。在我看来，这是更为合情合理的可能，没必要硬把阴谋的盆子扣到他头上。
然而周公的摄政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怀疑和反对。当时整个西周包括周公一支在内也只有五个新封的诸侯（西周的嫡系人马），除太公望没表态外（虽然是成王的外公，但是前面我们也分析了，他没什么资格表态），召公是“疑之”，而管叔鲜和蔡叔度则是“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这要是搞个民主表决的话也是一票赞成周公摄政（他自己）而三票反对，太公望弃权也好赞成也罢，那也改变不了局面，所以形势对姬旦而言是非常严峻的。
值此天下未定之际，姬姓一家人竟窝里横成这样，这未来的路该如何走呢？

145、和与战
俗话说得好，没有什么是谈判不能解决的，如果不能，那就谈两次，要是再不能，那就谈三次，要是还不能，那就……开打吧！
旁白：去去去，你又在这里瞎编名人名言了！
哈哈哈哈！
上回说到，姬旦自摄政开始便遭到了族人的强烈反对，三个姓姬的家伙都对他表示了不满，那怎么办呢？
正常人的想法一定是能和就和，毕竟天下才刚定，百废待兴，大敌也未除，贸然撕逼必定只会是亲者痛仇者快。于是乎姬旦做出了第一个决定，那就是与召公和解。
召公这个人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他以姬姓族人身份而位居高官并成为第一批接受武王分封的诸侯，显然是能力是特别突出的。而且就血统而言，他又不具备与姬旦争夺成王监护人的资格，所以拉拢他相对比较容易。
史载成王即位后，召公的权力和周公一样极度膨胀，不但位列三公，而且与姬旦划陕而治，“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我们都知道陕西本是周人的发家之地和首都所在，那按这个体系算的话，他的势力可真不是一般的大。按周、召二人都没到自己的封国就封而留在镐京来看，他俩的合作关系应是早就存在的。而面对即将分裂的周王室，召公最终还是选择了站在周公一边，这就为周公最后平定东方的叛乱而解除了后顾之忧。
至于另一方面，管叔鲜与周公的互动却并未记载于史册，不过可以想象，他们也一定是有过沟通的，至于内容的话不外乎就是管叔问：“弟弟啊，你凭什么坐上这摄政的宝座？”周公答：“我也是没办法，二哥遗命。”管叔：“放p，什么遗命不遗命，少给我装孙子。”周公答：“我是你弟弟啊，怎么装孙子？”管叔：“既如此，你把摄政给我如何？”周公答：“那还是不好吧？侄子太年幼了。”管叔：“说白了你就是贪恋权势呗！”周公答：“人家才不是呢！”管叔：“既如此，那就别怪我了！”
就这样，著名的三监之乱爆发了。
所谓“三监”，一说是武庚、管叔、蔡叔三人，一说是管叔、蔡叔、霍叔。这个霍叔姓姬名处（处子？），是姬发八个同母弟中的第六个年纪应该不大，所以可能是在侄子即位后才被分封为诸侯的。霍叔处的封地在今山西临汾霍州市，史书一般认为他也和管叔蔡叔一样监视殷商遗民，不过综合来看我觉得他可能是被三哥给忽悠了进来一起反对四哥，类似吴楚七国之乱时的几个诸侯国一样——其实只有吴王刘濞要造反，其他大多都是盲从罢了。而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霍叔处在三监之乱后也没被追太多责，只是本人被废，但是王位仍然被儿子所继承，相比于两个哥哥（我们后面会说到），这待遇已经算非常好的了。
然而天下的形势注定了这场内战绝不会仅限于在周王室内部展开。一方面，被管叔、蔡叔所控制的商人们无论出于自愿还是胁迫，都必将卷入此次漩涡；而另一方面，中原人民群众们的老朋友——夷人们也坐不住了。

看起来要翻页了

146、华夷之辨
历史上的很多东西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也难怪，哪怕是发生在今天、发生在各位身边的很多事情，大家也很难知其真相，何况几百上千年前的呢？围绕华人与夷人的话题向来在学术界争论不休，指望全言我能在这里下个定论是绝对不可能也非常之可笑的，但是故事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有些问题即便富有争议，我们也是必须简单捋一捋的，哪怕是一部小说，我们也不能总是用“十年后”、“不久后”等玩意儿来糊弄人，你说是吧？
从已发掘的文物来看，中国文明的开始主要集中于陕西、河南和山东三大块。一部分人主张中国人来自中东，所以认为陕西的老祖宗是我们的文明之始，而这个观点也得到了正史所认可，我们看炎帝、黄帝，都是发源于陕西地区。
但是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陕西或许是西亚先进文明东传的桥头堡，但是真正实现文化积淀而达到质变的地点却在河南与山东地区。本帖讲到现在大家也看到了，炎黄之后，夏商两代一千年历史里陕西地区都处于半开化状态，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中国文明起于西方而成于东方，这一点都不违和，因为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化石也是在非洲被发现，但最早的文明却不是在非洲所诞生。而最早的美国人也不是美洲土著，而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是英国。
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正是因为经历了迁徙和适应新环境的历练，所以后起之秀才总能成功实现逆袭。陕西人们刚接受了一点点文明就美滋滋的，而河南人和山东人却要磨砺更多更久，当然也就百炼成钢了，正所谓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彩虹呢？
而且就算根据神话，我们也要看到，炎黄之上还存在大量的人首蛇身圣人，比如伏羲女娲，他们都被认为是居住在东方，那么是否中国大地上最早的先进文明真是在山东地区先诞生的呢？
我们的祖先一开始都是对大自然有巨大依赖的，相比于内地，沿海地区的物产确实要丰富很多，尤其食盐这一块——盐对于人类身体素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有盐，所以海边上的人能吃得更好更营养，于是身心也发育得更健康，当然就有更多的能力去创造新文明了。
不过陕西和河南地区也有他们的好处。陕西土质相对比较稀松，所以对农业工具的硬度要求不高；而河南冲击平原更大，地势更开阔，所以一旦神农氏等种植业民族发展起来了，以渔猎为主的伏羲氏等被竞争下去就很正常了。而随着中原地区的大禹家族最终取得对东方的胜利，于是中国的历史就变成了胜利者所书写的“华夏史”了。
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历史的真相是怎样，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
不管怎样，一开始的东亚地区肯定是不会只有一个文明民族的；事实上今天也不是如此。而每个文明的发展又必然导致其势力范围的扩张，而每次势力范围的扩张又会导致新的文明诞生，因为每个地域都是不一样的，最早的人类没太多办法让环境来适应自己，所以就只能让自己去适应环境。于是穿衣服的华夏人到了南方受不了湿热而脱了衣服，有耕地的华夏人跑到大草原找不到耕地于是只好放羊，你能说这些人所创造的文明还是华夏文明吗？
说不定华夏也好东夷也罢，最早就是一家的，只是因为居住的环境不一样，于是成为了两个不同的文明系统。而东夷人的继续扩张也导致了自己的分裂，一部分人，如商族、秦族等，选择了和华夏人融为一体；一部分则固守旧土，在山东半岛继续与中原对抗；另一部分则来到了广阔的江淮之间，进而诞生了一个新的民族，那就是淮夷。

最近受一些事情干扰，非常不在状态，请各位见谅。
另：上一段讲东夷的时候提到伏羲，事实上史书也说伏羲发自西方，甚至是更西的甘肃地区。我觉得这里可能是东亚文明民族对自己祖先来自西方的最早的、一致的回忆，但是我本是想在文中强调他的后人太昊氏主要活动于东方，结果写着写着“的后人xxx”一堆全丢了（真的不在状态，不骗大家，不然轻易不会停更这么久），造成误会，不好意思。

147、复杂的反周公集团
淮夷这货跟东夷是什么关系，全言我表示也是一知半解。史书和百科上一方面否定他们是一个玩意儿，一方面又总是把他们归于一类。综合来看，我认为淮夷的主体应该是源自东夷，而后因为生存地盘紧张而扩张到了淮河流域，与当地居民杂交而成为了一个新的民族，情况大致与当年蚩尤从神农部落分出而与东夷集团合体而成为飞牛部落一样（牛首鸟翅）。当然，纯属猜测，我也没去翻相关的论文，大家随便看看就是了。
从已有的文字看，淮夷的文化风格和早期商人非常接近，《诗经》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专家们推测这个民族有点类似西方的腓尼基人，算是“海上游牧民族”，四处云游探险，互通有无，主要靠商品经济养活自己（还记得商人的祖宗相土的“海贼王”光辉事迹吧）。正因为如此，淮夷与中原国家的冲突显得不那么水深火热，毕竟是生意人，其命根子不是其他农业民族一样的土地而是贸易，所以你只要别把我房子拆了，那咱们还是接着做买卖。
这不，淮夷前阵子刚和帝辛比划了一下，现在又和武庚、管叔勾结起来了。
就这样，淮夷和管、蔡、霍三位姬姓成员以及武庚及其所掌握的商人遗民一起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革命集团，他们的矛头直指西周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周公。
不过下面问题就来了：三大势力在三监之乱中的地位是怎样的？不同的答案将带来对此次事件的完全不同定义。如果三监之乱是以成王的三位叔叔为主，那么这是一场西周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如果是以武庚和商人为主，那么这是一场前朝遗民复辟商政权的大战；而如果是以淮夷为主，那就可以视作是类似“五胡乱华”一样的外族干涉中原事务的民族战争。
一般首先被排除掉的是第三种性质，即民族战争。从现有的记载看，淮夷的力量还远不足以与中原的周、商民族进行抗衡，所以无论这场战争是谁赢了，他们也注定只是雇佣兵性质而已。当然，后来的晋人一开始也是拿胡人当雇佣兵，罗马人一开始也是以蛮族当雇佣兵，就是吴三桂也有些自不量力地想拿满清做雇佣兵，所以淮夷没准也是个“请神容易送神难”的主，正如当年夏人请后羿入国都一样。
不过既然历史没有走到这一步，那我们就不乱假设了。
争议比较大的还是前两种。传统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管叔鲜强迫了商人参与的这次战争，而现代史学界又很多认为这次争斗的深层次原因仍是来自商周两族人的矛盾，孰对孰错？我也无法判断，不过管叔鲜要商人参战，不可能全靠威逼而完全不利诱吧？而我们又知道商人是多于周人的，则武庚也不可能不趁机为本族捞回些利益吧？
既如此，如果三监之乱胜利、周公被砍头的话，历史会变成什么样呢？
商人大概还是要对周人表示臣服，但恢复自由应该是必须的，加封土地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然后姬发在东方的战略布局将被彻底搅乱，周公、召公所分封的鲁国、燕国不将不复存在，仅剩管蔡霍三家集中于河南与山西，齐国孤悬山东恐难有所作为，天下估计将再次变成商、周两大国分而治之的局面，只是这次周人从渭水推进到了汾河、洛水一带，东边则交给商人和淮夷搞基去吧！
久而久之，两大民族会不会形成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系统，从而让后来中国单一民族的大一统历史不复出现？
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因为历史的很多事情都是蝴蝶效应一般，越早发生就越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三分魏蜀吴怎么打架大家都知道相互间是一个民族的，可是公元前11世纪的商人和周人相互间就很难相互认同为一个民族，甚至东周列国之间也有这种倾向——秦始皇能成功其实真的要感谢周人在之前给列国人民心中确立了一个“我们本是一家人”的理念，不然那时候每个国家的度量衡、语言、文字都已不一样，真的很难统一到一起，就算统一了，也会很容易就分裂出去（事实上也只差一点了）。
在这转动历史的时刻，周公旦将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148、两线出击
I wish I could say more, but unfortunately, 史书对于周公东征的记载实在太少了——准确地说，所有东周以前的历史记载都少，因为那时候的教育普及率太低，知识分子太少，唯一的几个都是神棍之类的，写的大多是天书，所以对于姬旦这段历史我也只能东拼西凑才能整出一个简单版本出来，“详情”如下：
首先是开战前，我说了，周公获得了与召公的和解，两人大概进行了p那啥……呃我是说秘密政治交易，划陕西、东而治，共同对抗东方的三位兄弟。
如果我是召公也乐意与周公进行这个交易，因为陕西的地盘虽小，但毕竟是周人的发家之地，稳定可靠，而陕东的大部分区域都掌握在三监、武庚以及夷人手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公虽然整天鼓吹什么礼治，但却绝不是什么善茬。他这就好比一个黑帮老大跑到一个小弟面前，然后对他说：“你跟我去抢银行吧！我现在手上有一千万元，全给你，但是银行里有一亿元抢到了都归我。”
什么是赌徒？这就是赌徒！
稳定陕西之后，周公又在东方寻找自己的盟友。周公和召公的亲儿子分别是鲁国和燕国的国君，不过他显然不指望这两个“二代”能有所作为。值此生死存亡之际，不是真正有能耐的人能救场？
而在东方，这个人显然就只能是太公望了。
作为成王的外公，姜子牙老早就启程去当诸侯了。《史记》里记载了一个有关他就职过程中的小故事，说是他走半路上在安营扎寨休息，这时有路人就说道：“这群人肯定不是西周派来的人，不然怎么会这么慢悠悠呢？现在山东正乱着呢！还休息？等着领便当吧！”
三千年前的交通是很不方便的，也没驿站系统，诸侯也好商旅也罢，出远门累了可能就是随便找个开阔地休息，相互间也就几个帐篷相隔罢了。恰好这几个路人议论的时候我们的太公望还没入睡，结果他一听这段话立刻便下令全速前进，没多久便抵达了目的地。而正如路人所预料的，山东夷人的一支——莱夷很快就出兵来攻打齐国了，而幸亏太公早有赶到并做准备，于是才得以防御成功。
随后姜子牙在山东又迅速展现出了其卓越的行政能力，他“因其俗（按当地人民习俗办事），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于是“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此时距离姜太公仅仅一步之遥的鲁国君主、周公的儿子伯禽却在当地没完没了地推行周人的制度，搞得天怨人怒，没多久便和夷人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据说太公望就职五个月后便向周公报告说“我已经搞定了”，而伯禽玩了三年才向他老爸报告，周公问他俩为什么一个快一个慢，姜子牙说：“我没工夫计较太多东西，一切随当地人自然。”伯禽则答道：“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最后姜太公感叹道：“鲁国以后恐怕要臣服于齐国吧！为政之要，贵在亲民，搞这么多花花肠子岂不违背了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日齐国必盛而鲁国必衰！”
这故事一听就很有预言性质，可信度不高，但是当初历史的真实大概也是如此。不管怎样，周公是个理论家更是个实干家，他稍微比较一下自己儿子和姜太公就知道两人的水平相差有多远，于是“三监叛乱”的时候姬旦给了姜子牙一个很牛逼的职务，叫“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简而言之就是当年桀给汤、纣给周文王的“得专征伐”的缩水版本：
从黄河到大海的区域内，你姜太公爱怎么玩怎么玩，我不管。
当然，前提是要帮助我平定三监的叛乱。
现在我们的“抢银行”故事又升级了，周公不但将一千万的原始资本全部送给了召公，而且还将银行里的一亿元分了五千万给太公。
或许有人要问，既如此，周公图的是什么呢？
不要忘了，如果你真的能策划成功抢到那一亿元，那么得到的就不止是钱财，而且还有道上的名声——天啊，他就是那个牛逼的人！到那时候就算一分钱都没有了，又有谁能动摇周公的教父地位呢？
名利名利，名在利前。
虽然这种买卖听着有点窝囊，但这，就是政治。
终于，周、召、太，西周初年最杰出的三位政治家联合在了一起。那么，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149、灭三监
一般认为三监之乱是商族真正展现其实力的一次战争——之前我们看牧野之战，基本就是一天而决出胜负，随后子姓王族便哑火了。但是几年后当管叔鲜“胁迫”商人一起反对弟弟周公旦时，战况出现了持久性的一面。
按《尚书大传》的说法，周公用了三年才完成东征的胜利，即“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套用解放战争的故事，即第一年战略防守，第二年战略反攻，第三年追歼残敌。不过古人造句特喜欢用整数，所以这个所谓的三年东征是否真是三年我们不能确定，《史记》就说是两年，或许是第一年年底开始，第三年年初结束，所以说三年两年都可以。
不过联系到后世封建王朝的各种内乱规律来看，一开始当为管叔发动叛乱而非周公主动“削藩”无疑。再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此战双方的主要矛盾应在第二个阶段，即“克殷”时期便结束，之所以还要继续推进，实际上是在完成纣王所未竟的事业——“践奄”即征服山东奄地（今曲阜附近）的夷人。
这个“奄国”本是东方的一个大国，据说夏朝时期便已存在，其祖先与嬴姓秦人或出于一脉。前面我们说了参与三监之乱的主力是精通交通技术淮夷，而秦、赵二国的先祖都是老司机出身，照此来看双方倒确实可能攀亲带故，只是秦人较早与中原文化相融合罢了。
因为缺乏资料，所以今天的我们不太清楚周公是如何战胜哥哥管叔的。不过以当时的形势来看，管蔡失败似乎是很必然的，纸上谈兵的话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比如：
①政治上名不正言不顺。
至始至终周公都只是摄政，虽然后世发现了很多有关他称王的记载（青铜器上老是出现“王在哪里在哪里”，而这里的“王”肯定是周公而不是成王），但我们不要忘了，三千年前的人们本来就词汇量有限，大家一时半会儿造不出或者用不惯一个新词来描述周公的这种行为是很正常的。何况在此之前伊尹一个外姓尚能摄商朝的政，周公以姬姓宗室掌权有何不可？
我们都知道后来的周公确实没有篡位，但退一万步讲，就算周公是真的想篡位，但人家毕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武王死的时候他就在身边，所以做什么都可以用“先王遗诏”来解释，这叫法理依据——先王就是真瞎了眼也用不着你管叔来操心，你能操这个心他周公也能操：我怕侄子年轻所以摄政嘛！你看我多么有爱心！
人家周公比你有理有据得多呢！我们看历史上用“清君侧”这三个字做幌子的人其实大都是反贼，真忠心耿耿的人就应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没说这是对的哦），所以说白了大家都知道你管叔就是眼红自己没混到摄政而已，还跟我装b，拉倒吧！
②外交上极其失败。
政治借口没说服力也就罢了，管叔在外交上的策略也非常糟糕。首先最大的失误莫过于没有拉拢姜子牙，这不仅仅是让他们多了一个牛逼的对手，更重要的是，姜太公是周成王的外公，你一边说周公谋朝篡逆，结果大王的外公都站出来支持周公，这故事怎么扯得下去？
其次管叔鲜勾结外族这档子事本身就很说不过去，类似联合商人和夷人的做法很容易让人将其与“汉奸”二字联系起来（那会儿应该叫“周奸”吧）。这凡事要是和“民族主义”联系到一起的话绝对是谁口号喊得响亮谁获胜，万古不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管叔鲜的失败是必然的。就算他最后战胜了周公，他该怎么对付商人和夷人？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话何来“借师助剿”一说？
③战略上非常被动。
翻开中国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三监的活动范围完全在周、召、姜三人的包围之中，西、北、东三面都是敌人，南方又是未开化之地，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是大忌。
更淡腾的是，陕西关中是天险，山东半岛是丘陵，北京附近又是虎踞龙盘之地形，而黄、淮流域却非常平坦，也就是说当时西周政府军占据的是易守难攻的地形，而三监叛军控制的却是容易遭受攻击的地带。而这场战争的性质却决定了三监必须进攻（废话，他们发动叛乱难道还天天坐着不动啊），于是我们可以想象，此战的过程大致就是管叔鲜他们一开始累得半死，却怎么也攻不进敌人的阵营，于是接下来便“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最后被周公等人所包抄消灭，这也正符合现在所流传的周公东征的过程：防守、反攻、胜利。
这是一场豪赌——姬旦的赌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姬鲜当然也是赌，不然怎么会将商人、夷人也押进来呢？最终弟弟战胜了哥哥，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在这场手足变仇雠的闹剧里真的有所谓的胜利者吗？

150、小洗牌
“大义灭亲”的胜利者们是否能感受到喜悦我们不清楚，但是失败者，被灭的那一方却一定会感受到痛苦，这是无可争议的。
作为祸首，管叔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被处决了。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死于乱军之中还是被俘后遭斩首，但是作为政治家，只要他是被合法政府宣判的死刑，那究竟死于谁手就不重要了。
至此，管国被灭，并再未被恢复。史书很暧昧地说可能是因为管叔没有留下后人，这话就很扯了。比管叔小的周公、蔡叔、霍叔都有儿子（周公的儿子我们已经介绍了，蔡、霍两家的宝宝马上要登场），管叔作为哥哥竟然没有留下血脉？莫非姬姓兄弟真是越大生育能力越差（姬发：你妹）？
隐藏在这后面的，可能是一桩可怕的灭门惨案。反正周公是始终没有原谅三哥的所作所为的，他也是人，而且还是个政治人物，做得过火的话不说是对的，但也是很正常的。而且形势比人强，一口气将管叔全家给咔擦了也算对得起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嘛！不然老子替你打仗打得辛辛苦苦，结果你们说翻脸就翻脸，昨天还相互艹蛋，今天就亲密无间了，当我是二百五啊！
这，也是政治。
相比较而言，蔡、霍两国的待遇要好得多。蔡叔度兵败后没有被处死，只是遭到了流放，外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蔡国被废）。他死得比较早，留下了一个儿子姬胡。这个姬胡不知道做了什么感动中国的事情，于是被叔叔周公姬旦给安排到了堂兄弟姬伯禽（也就是姬旦的儿子）手下做事，没多久又感动了西周，于是周公索性恢复了蔡国，由他担任国君。
转个圈，又回来了。
至于霍叔处的待遇就更好了，连国家都没被废，只是本人遭到了贬斥，成为了“庶民”。不过这个庶民明显就是诳人的，因为霍国的新国君就是他的儿子。
得，圈都懒得转了。
以上就是姬姓三叛的结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公政治手段之灵活：对于管叔，绝不手软，毕竟这个哥哥的负能量实在太大了，就算人死了，姬旦也要将他们一族斩草除根（即便不是肉体上，也是政治上的），不然谁能保证他的后人以后不为祖宗翻案？
至于蔡叔、霍叔的话，管叔被废，他俩能有什么作为？擒贼先擒王，王既然被擒了，剩下的小喽啰就可以随意一点处置了。蔡叔的罪过比较大，但他毕竟是和管叔一起监视商人的，或许叛变不是他的本意呢？
就算是，蔡叔毕竟也不是首恶，充其量也就一个跟班的，这种人不足为惧，何况他又恰好死了，那就当是还债了。儿子还在？重新安排一下工作吧！
至于霍叔的话，本来就是个孩子——应该也不小了，儿子都有了；但也绝不会很大，因为紧挨着他的弟弟是卫康叔，而卫康叔是在三监之乱后受的封，受封之时尚且因为太年幼而被哥哥给教做人，照此来看，霍叔的年纪应该也就20上下而已，在大人们看来毕竟还是娃娃，所以就不深究其错误了。
而霍叔年纪既然不大，其儿子当然就更小，这样一对父子也不可能有什么威胁，所以周公就很放心的废父留子了。
政治是什么？有人说政治就是妥协，我觉得这话不对。克劳塞维茨说得好，战争本就是政治的延续，而战争本身却绝不是妥协，而是赤裸裸的斗争。只有妥协的政治只是政客之间的小打小闹而已，真正面对大问题、大矛盾的时候往往是想绥靖而不可得，这时就要斗争了。
相对而言，我更喜欢用这串词来理解政治，那就是：
团结（和）-批评（打）-团结（和）。
对立统一，相辅相成。
姬旦对于姬姓三家的处置是如此，对三监之乱的其他参与者们又是怎样的呢？

151、大洗牌
管蔡霍虽说是叛乱之首，但毕竟是姬姓自己人，正所谓家国天下事，家字当先，姬旦在自家怎么整顿其他家族也确实不方便掺和，所以这一块相对来说还是轻松许多。
但是对于三监之乱中的其他人，姬旦就要小心一点了，这时候想关起门来唠家常就不合适了。牧野之战后武王原本就留给弟弟们的就是一个烂摊子，现在弟弟们相互作死，局面更加的混乱了。如何处理商人以及商人的盟友夷人，成为了摆在姬旦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首先来说商人。
对于商人，周公可以做的选择并不止一个，比如：
①像对待管国一样，直接废黜。
这个办法当然一劳永逸，然而我们都知道，商国可是个大国，不但人口众多，而且文化昌盛，如此强行灭国是否会招惹对方进行更大规模的反抗？而且现在西周的北方还有孤竹、箕子等一系列商族国家，不看僧面看佛面，你这么对待人家的亲戚，就不怕这些“海外侨胞”们反攻中原？
②像对待蔡国、霍国一样废父留子。
这是个非常可行的办法，事实上周公也是这样做的。不同的是，武庚虽然身死（同样不知道是战死的还是被处决的），西周却并没有找他的儿子出来接班（据说也是因为没有留下子嗣，对此我表示……算了，我没表示），而是将沉寂了很久的那个人给拉了出来。
谁？
微子启是也！
微子启的光辉叛徒故事我们前面早有提及，对于这么一个带路党，周公当然很放心让他来统治商民（商人看微子启估计跟后来中原人看石敬瑭差不多）。不过在这之前，姬旦还是很野蛮地将“商”这个国号给取消了，转而让微子启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那就是青、藏、高……呃，又拿错台词了，我是准备说：那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宋国。
就全中国而言，宋国的地位其实是要超越春秋战国时期所有国家的。原因很简单，微子启的第十六氏子孙很有名，非常有名，相当的有名，而这个人的名字叫：
孔丘。
没有微子启，何来孔夫子？哈哈，开个玩笑啦，别当真。
然而尽管废商立宋了，但周公却并不放心将庞大的商人集团悉数交给微子启管理，匹夫本无罪，但怀璧的匹夫就不是匹夫了。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姬旦又对商人做出了第三个决定，那就是——
③拆散商民，分别交予不同的国家管理。
按史书的记载，三监之乱后商朝的遗民被周公分为了几个部分，其中一支交给宋国的微子启，算是保存殷商的祭祀；一支交给了自己的弟弟卫康叔，让他建立了卫国（卫康叔本分封在康，所以被称作康叔，后来被赐予了商朝遗民，于是在康字的前面又加上了卫字，再加上是周成王的叔叔，这就是“卫康叔”这个名字的来历）；一支则赐给了自己的亲儿子姬伯禽，成为了鲁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商民在历史上的去处应该远不止这三处，比如有人就认为箕子朝鲜实际上是在三监之乱后由商民移民而成型的，此外还有人更提出了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就是商人迁过去的。这个观点看似有理，实际上却有着巨大漏洞，因为商人的青铜文化非常发达而美洲人至始自终都停留在石器时代，所以商人发现新大陆的说法很难经得起商榷。
不过不管去向如何，传闻是否属实，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那些离开了中原的商人，在新环境下久而久之就不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这点我们还是要明确的。
这分而治之、分而弱之的道理不用我说，相信大家都能懂（美帝表示我还在台海之滨钓鱼呢，愿者上钩）。从此以后，那个盛极一时的商朝再也不复存在。而随着农业文化主导地位的逐渐确立，“商”字也逐渐成为了一个让中国人比较讨厌的名词，于是三千年来也再未有任何枭雄以此来作为自己政权的国号了。
相比于商人，周公对夷人的处置就简单粗暴了很多：毕竟是野蛮人，何必讲什么文明礼仪呢？打就是了！

刚修好电脑，还好文档都找回来了，可惜电子书什么全没了

152、大洗牌（中）
现有的研究表明，周公在东征期间先后征服了一大批国家，包括有殷（应该就是商）、东、徐、熊、盈、攸、商盖（奄）、九夷、丰、敷古（蒲姑）、淮夷和东夷诸国。与之相配合的就是亲儿子姬伯禽以及成王的外公姜子牙，他们俩的封地都在山东，算是与夷人作战的主力部队。尤其当周公取得对泰山之南的奄国的战争胜利后，他将奄国的土地和人民悉数赐予了伯禽，让他在当地营建了鲁国的都城，那就是后来孔圣人的出生地——曲阜。
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周公在对儿子的栽培上确实下了苦功夫。之前灭商后就赐予了伯禽商族遗民六支（卫康叔获得了七支），现在又赏给了他夷人若干，所以鲁国在西周至春秋前期都是顶级的大国，完全不逊色于齐国，有时甚至还能欺负对方。之前有朋友说齐桓公称霸时周边无强敌，这是扯淡。鲁国直到公元前694年去世的鲁桓公在位时仍能战胜齐国，此时距离齐桓公（两个桓公耶）即位不到十年时间而已。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国的崛起与衰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周朝姬姓在地方的三大诸侯国——鲁、燕、卫在一开始都是牛逼哄哄的，鲁、燕不用说，周公和召公这两大boss的嫡亲血脉。卫国在建国之初俨然就是以商朝继承人自居的，其统治区域就是商朝当年的核心地带，疆域横跨豫、冀、兖三州，南至济水，北逾衡漳，西阻太行，东到兖州桑土之野，囊括了今豫北、冀南和鲁西大块土地，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然并卵，春秋时期卫懿公天天养仙鹤，不给人民吃饭而给仙鹤发工资，最后被狄人打成了渣渣，自己被生吞活剥了不说，全国也只剩下了5000难民，这次第，怎一个淡腾了得？
至于鲁国，大家都知道后来混得有多么窝囊；而燕国更是一直在扯淡，齐桓公时候就差点被伯夷、叔齐的母国孤竹给灭掉，幸亏小白援助才得救。战国时候名为一霸，其实也就燕昭王的时候雄起了一把，不然今天我们的教科书上就应该是战国六雄而不是七雄了。
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一直在遵循一个“遏制领先”法则，越是一开始混得好的，后来都要翻船；越是一开始不起眼的，后来总能成功。因为一个民族、国家越落后，它的历史包袱就越轻，在面对时代发展机遇时来自内部的阻力就越小。
历史上有无数案例可以证明这个观点，比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姬姓三诸侯国和战国时期的秦国就能形成鲜明对比。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认可，比如《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我记得我看那本书的时候前言就提到了，当然也可能记错了咯），比如列宁（由落后的俄国优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比如今天的很多愤青（天天嚷嚷美帝吃枣药丸）。
不过历史的规律果真是如此吗？像我就觉得这法则还不如另一句话管用：自古无常胜将军。遏制优先法则的反面就是——领先的一直不衰败。那么世界上可能存在长盛不衰的实体吗？既然没有，那么后来崛起的肯定就是一开始的弱国了咯！
当然，这问题要是这么讨论的话就纯属扯淡了，所以我想说：我并不支持自己刚提出的观点，那也仅仅是当年我第一次看到遏制优先法则时脑袋里所萌生的幼稚想法。
不过这么复杂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你如果不全面而系统地将前因后果正反论据摆在一起进行分析的话，很多讨论就会演化成彻底的诡辩：网上之所以出现那么多撕逼，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不过问题还是要抛出的，本帖从来都不是什么科普帖，而是一个问题集中营：唯有思考，永无止境。
欢迎大家一起理性交流，真正为了知识而讨论、为了真理而辩解。
《大洗牌》本打算只用一节篇幅结束的，现在看来两节都不够，so，我们下一节继续！

153、大洗牌（下）
民族矛盾永远比阶级矛盾要棘手，道理千千万，归根结底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人本是群居的动物，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群人被划到一个族群而另一群没有自然有其道理，而有区别就一定会产生矛盾，所以今天我们看很多民族矛盾都让人非常的无奈——其实大家都只是想做最好的自己而已，但是结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
指望永远民族矛盾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的素质到达一定高度后自然消除，而这个大家都知道，别说三千年前了，就是现阶段也不可能。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在采取另一个办法，那就是加强民族融合与同化，让各民族之间的兼容度达到最高、冲突点降到最少。
这个过程或和平或暴力，视情况而定，在古代一般都是以暴力兼并开始、以和平融合结束，这种情况适用于两个民族都有比较深厚的文化和传统，以及两个民族都有一定数量的民众，而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别强大而对另一个民族人口又占绝大多数，那这种融合就基本是单向的（或直接征服，或悄无声息地“灭族”）。
又扯远了，回到主线上来。
按传统剧本，周公东征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不外乎就是我正统扫清六合席卷八荒巴拉巴拉小魔仙之类的，这种记载翻遍二十四史都不稀奇。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西周的打击对象里，有一个夷人国家叫徐国，而这个徐国的后人在《礼记》里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
这个济，就是渡河的意思。按徐人的说法，在他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驹王”，他曾经一路向西（咳咳，我没看过）打到了黄河边上并渡了过去。那么这个徐驹王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他的这个西讨指的又是哪次战役呢？
今天的人们认为这出记载指的就是周公东征期间周人与夷人之间所爆发的冲突，或许，历史上周公在东方的推进并没有周朝后人所赞美的那样完美，或许，徐人也是在吹比，实际上他们那个驹王也就是带了一支部队渡过了黄河去与三监会和而已。但不管怎样，徐国没有在这场战争中灭亡，相反顽强的活了下来，一切，都只为了等待几十年后的那个大人物出现，然后再与西周进行一场终极决战。
这些，我们后面再说。
至此，周公大体完成了武王未竟的事业，将“天下未集”的局面给扭转了过来，正式确立了周人独霸中原的帝位。接下来就要开始新一轮的政治大洗牌了。根据战国知名学者荀子的研究，周公“兼制天下”期间“立七十一国”,而“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可以想见，没有对商、夷两族战争胜利所带来的封侯利益，周公何以能如此赤裸裸地为自家人安排工作？战争的胜利必然带来土地和人民的收获，尤其人民——先秦建国都是半定居式的，小国家只要有人口，那到哪里都能建国，直到春秋后期开始大国才开始彻底确定疆域，所以我们看正统的中国历史地图（比如谭先生的那套），战国以前国与国之间都是没有疆界线存在的。
以前姬姓诸公子就是想自立门户，没个几千上万人能拿出手？可是人口不可能凭空出现，不通过战争兼并，你就是全家连猫带狗有几百号人也不好意思称孤道寡吧？
商本是大国，其人口大概不只有宋、卫、鲁三支，或许这其中就有许多小支脉被赏赐给了那五十三国的国君，更何况还有夷人这个人口来源了。有了人口就代表有了劳动力，有了劳动力就代表有了生产，有了生产国家就能够征税，有了税收政府就能够维持运转下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周公东征不但奠定了西周四百年的政治基础，同时也为其经济提供了保障。
至于其他的，都是小问题了。

154、周公摄政（1）：综述
遥想三年前三监之乱刚开始时，国内对姬旦那是各种反对。本来他摆平召公、姜子牙等“强龙”就很费力了，剩下的其他大小“地头蛇”们更是不尽其数（能当蛇的，都是贵族，至少也是有产自由民。那时候的中国也好希腊也罢，只有贵族才能做将军，自由民才有当兵的资格，比如武神赵子龙这种勉强还可以，关羽这种货色还想当五虎上将？一边歇着去吧），害得他只能又装神弄鬼地请巫师拿了几片龟甲占卜，最后得出了“应该出征”的指示。
但即便如此，当时西周的上层仍然普遍反对这次战争，甚至要周公违背上天的旨意，气得他老人家只能和当年的盘庚一样发表了一篇名为《大诰》的文章来痛斥党内的投降派。《大诰》是《尚书》中非常搞笑的一篇文章，因为《尚书》中很多篇章都是领导刚愎自用不信天命而臣子苦苦劝谏希望其能醒悟，到《大诰》这里却完全打了个倒：身为领导的周公非常听老天爷的话，但是手下却认为这次可以通融通融，看得我都笑喷了。
今天我们所知的周公的故事具有非常明显的神学意味，比如：
周公为武王祷告请武王不死，结果哥哥的病果然好了，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姬发没多久还是挂了，那么请你告诉我，这次祈祷是成功了呢还是失败了？医学解释：回光返照么？
周公向老天询问是否可以东征，答案是可以，但是这个故事的过程却是他占卜了很多次，“毕吉”，也就是都显示吉利。看来周公才是老天的亲儿子，想要什么结果就给什么结果么？
还有后来成王和周公撕逼，周公吓得跑了楚国，后来成王打开一个多年未曾开启的盒子，在里面找到了周公在多年前为自己祈祷的文章，于是就感动地召他回来了。恕我愚笨，如果我今天在一个邮箱里丢进一封信，然后日期写为2012年，在不借助高科技手段的情况下怎么证明这封信不是写于2012年呢？
种种迹象表明，周公要么是个大绅士，要么就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三千年前能如此懂得利用当世人的愚昧的话就太不简单了。道家学派和小资产阶级学派有个观点，人民就是变聪明了，所以世界才会变得狡诈。或许周公就是当时当世“率先聪明”的那个人？
这里只是保留疑问，不管事实究竟怎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有这世上有人思考，就一定会有人怀疑他的人品，所以写《大诰》那一次大概就是有人对周公的封建迷信行为产生了怀疑，于是拒绝了他的出兵提议。无奈之下姬旦甚至将死去多年的老爹也搬了出来，不断诉说当年创业的各种艰难，今天要是守不住就是愧对爹妈之类的话。
而且《大诰》写得很有艺术性，通篇就没提管叔蔡叔他们也是姬家人，而是将矛盾全推到了商人身上，十足地煽动民族仇恨。终于，靠着这么一哭二闹三上吊（再不听话谁就去上吊？），周朝的军队才终于得以开拔。
而随着东征的胜利，周公的声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力上更是无人可匹敌。作为敌人的三监被彻底打垮了不说，作为盟友的那几个此时也已不能对其构成威胁，比如：
①召公虽然号称治理陕西，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周公本人的“周”是西周王国中的一个公国，而这个公国的封地就在陕西。再加上周公既是摄政，你说作为首都所在地的陕西他能不插手么？
②姜太公的话，虽然名义上可以在东方耀武扬威，可是周公将大批商人和夷人都赐给了自己儿子的封国，同时也是作为齐国邻居的鲁国，这安排就是傻子也知道是个什么意思，你说姜子牙傻不傻呢？
③至于那些什么卫康叔啊，蔡叔度和蔡叔度的儿子呀，都是些乳臭未干之辈，更不足为惧了。
至此，周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按自己自己心中的想法来绘制西周的伟业宏图了。

155、周公摄政（2）：东都营建计划
前面说了，武王想在东方建都，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被迫废弃，一般人认为是因为时不予待，我则认为其中肯定有包含上层贵族与西周自由民的反对。三监之乱的发生让一直赞成迁都的姬旦深刻感受到了在东方营建都城的重要性，于是乎，战争结束后，由武王所制定的东都营建计划又被拉回了他的办事议程中来了。
综合已有的史料看，成周洛邑的营建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是成王五年，西周中央政府派遣太保召公去洛水附近占卜挑选风水宝地，然后成王亲自驾临视察工作，第二天周公赶到再次进行视察，并广邀各路诸侯在当地开了一个大会，同时教卫康叔如何管理商朝遗民。
《史记》认为此事发生于成王七年之后，也就是周公摄政结束之后，但是我们看《尚书》中《康诰》、《召诰》等的记载却认为此事当在还政之前。导致司马迁出现这种误解的原因可能在于周公摄政期间是称王的，而成王本就是王，于是先秦流传下来的记载总把两个王混淆在一起，于是太史公和很多人一样犯糊涂了。
很多人不断指责司马迁作品中的错误，却忽视了《史记》在他生前本就是一部半成品，除去有些错误确实算他知识水平没达到外，个别东西没考证清楚是很正常的，再加上他老人家写着写着太监了（是真太监了），其创作心情绝对受到了巨大影响，最后更因为其所采用的纪传体手法在当时属于冷门手法，所有种种原因综合到一起，留下一部问题多多的作品就很正常了。
回到主线上来。
从洛邑的营建规划来看，西周初年的所有政治人物似乎都有牵扯进来，点名道姓直接领导工作的人就有周公、成王、召公三位，至于其他一群人为什么前来？凑热闹是一方面的（这很正常，一般老百姓乔迁之喜的时候亲戚朋友也是都要来祝贺的），交份子钱恐怕也是有可能的。参考后来中国和世界的一些例子，大概周公营建新都这么大一件事，小国也应该出兵役徭役和物资来相助才是，借此来削弱诸侯力量应是周公建都的另一个附带目的。
约一年后，洛邑大体营建成功，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历史疑问：此后洛邑的地位究竟是如何的？
司马迁以前的秦汉人大多认为周朝在三监之乱后不久便以洛阳为正式的都城，而司马迁则推翻了这个结论，认为这个观点是人们出于对距离自己比较接近的东周建都洛邑而产生的误会，事实上在西周，都城仍在镐京。到竹书纪年则索性和了把大稀泥，曰“无事则都洛师，宅土中，以号令天下；有事别居关内，阻四塞以守，竭尝不据形胜以临制天下哉”。那么究竟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支持洛阳都城说的人在考古方面给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比如宗周镐京的城市规模很小，而宗周洛邑却发觉出了大量高级贵族墓地；而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中出现宗周字样的次数仅28件，成周却多达百件（老数据了，不知道更新没有，不过应该也不会一下子超越）。
但尽管如此，在我看来，西周同时经营两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种情况在后来的两汉、隋唐均有出现，包括元明清也有类似的做法。洛邑地处文化繁荣地带，周王喜欢待在花花世界是很正常的，但是只有国家强盛的时候才会这么做，一旦他们感觉局面hold不住了又跑回镐京是完全有可能的——论规模，和林、盛京都不及北京，但是一旦天下有变，他们不都是一门心思想往老家跑？人之常情嘛！
而按照《尚书》的说法，洛邑建成后成王确实不敢呆在新都城，于是常委们开了个会，最后决定由周公留在这里镇守东方，成王本人则跑回镐京去了，此事大概就开了周王在两都间徘徊辗转的先河。至于谁是西周都城？我想说，都是吧！西周对中国就在于比商朝更进一步，将黄河中、下游两块给统一到了一个文化内，而镐京、洛邑正好就对应着两块区域。到后来中国文化从黄河流域扩张到了长江流域，于是南京也成为铁杆都城之一。至于谁的地位更重要？我认为这种问题已不重要，大家觉得呢？

156、周公摄政（3）：三管齐下治殷民
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个传闻，即周公的儿子姬伯禽与齐国的始祖姜太公在山东处理民族矛盾时的不同，姬伯禽主张用周法治民，而姜子牙提倡宽刑减政顺应当地人习俗。对此古籍没有说周公支持谁或者反对谁，但是从他治理中原的殷商遗民的行为来看，似乎是要偏姜太公一方的。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商人在周初被拆分为了好几部，分别为宋、卫、鲁等国所继承，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除了这些诸侯国外，商族一定有一支更庞大的集团呆在成周洛邑内，不然周人既没有废弃宗周镐京又营建了一座更大的新都城，里面的人从哪里来呢？也正因为如此，周公在治理殷商遗民的时候是分两个方向进行的，一是由他直接统治的洛邑，二是由他遥控指挥的卫国。宋、鲁的话，一个是商人自治，一个在山东，也算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那种，大约周公给儿子下的指示就是“你办事，我放心；有事找姜尚同志商量”。
这里我们也能从侧面看出商朝时期人口的发展程度，想当年商灭夏就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杞国，剩下的夏民靠一个城就能监视住。现在周灭商不但建了一座大城，而且这座城一直没有变动（商人没多久就开始各种迁都了，既然能迁都，那就说明夏民已经同化干净了）；不但一座城看不住所有人，而且还要拆分给别的诸侯；不但拆分给一个诸侯不够，而且还要拆给三个以上。
大约这时候中国就已经可以被称作是人口大国了吧！我看过一些资料，世界史上第一个超级人口大国好像是波斯帝国，不过和本文没啥关系，这里就不考证了。
对于中原的商人，姬旦采取了三个办法进行治理，分别是：
①以商法管商民，尽量减少民族矛盾。
比如《尚书-康诰》就有记载，周公要弟弟卫康叔多多听取商人长者的建议，以殷商先人的遗训来治理他们，由此可见周公在政治上和姜太公非常合拍，绝不是什么不知变通的腐儒型人物——事实上儒家的始祖孔子也从不是什么腐儒，坑人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真不是儒家本身有问题，而是后人的修正掺杂进了太多糟粕。孔子也和历史一样是个花姑娘，别人打扮成怎样就是怎样。
②禁酒。
嗜酒是商人的一个重要风俗，比如纣王就是耽于酒色的代表。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喝过酒，喜欢喝酒的一定知道酒确实是一个好东西，正所谓酒壮怂人胆，二两黄汤下肚，就是女神也敢表白了；借酒消愁，酒精的麻痹作用确实是可观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酒壮怂人胆的同时也容易滋生是非，别的不说，酒后乱叉叉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是再进一步，大家喝着喝着便发出感慨：“他奶奶的天下本是我大商的，居然被周戎给夺了，不甘心！造反！”那岂不是很不好？
所以嗜酒的横行本身就不利于治安，而酒精对身体的损害也是很重的，别的不说，三国里一挑三的吕布最后就是喝多了结果一挑一打张飞都打不赢了，水浒里五虎上将之首的关胜也因为喝酒而坠马挂了——我说过，相比于史书，有时候小说更能反映社会现实，因为它的情节或许是荒诞，但细节却绝对是来自现实。
总而言之，喝酒本不算是好事，商人喝酒对周人更不是什么好事，为此周公专门颁布了一条禁酒令，名曰《酒诰》，要卫康叔在国内禁酒。当然，从这条命令是针对卫国而颁布的来看，酒不是问题，卫康叔的能力才是问题。周公自己在洛邑估计不怕商人喝酒，他制得住；但是卫康叔小弟弟做不做得到呢？存疑，所以不如直接禁酒罢了。
③严格控制人事，封堵商人的仕途。
《尚书》中还有一个篇章，名曰《多士》，本文是周公直接面向商人所发布的命令，啰嗦了很多，大部分在讲天命，即当年你们祖宗汤灭夏是顺应天命，今天我们周灭你殷也是顺应天命巴拉巴拉的，关键点却是告诉他们：你们犯了罪，所以才被制裁；现在我宽恕你们，但是从此你们要听周人的管理。换而言之，就是商人原有官僚，现在一概不用。
这一招是很猛的，因为对于现实的人们来说，政治并不怎么高大上，说白了就是人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要不是国家级别的领导人的话明天退休了就鸟都不理你了。现在周公一口气将原来商朝的政治班底给全掀翻，他们立刻就失去了造反所必须的组织体系——人只有聚在一起才有力量，你看楚霸王再厉害，四面楚歌编制被打散了后还有什么还手之力？最后只闹了个乌江自刎的收场而已。
当然，周公能做到这些，还是因为年代久远，后来的政治就复杂了很多，尤其职业官僚出现后，出现像冯道那样的牛逼政客人物就一点都不稀奇了。
三管齐下，按理说周朝的江山应该是稳固了的，但是周公眼前却始终有朵乌云，久久不能飘散，那又是什么呢？

157、番外篇：政客与政治家
上回结尾说道，按理说周朝的江山应该是稳固了的，但是周公眼前却始终有朵乌云，久久不能飘散，那又是什么呢？立刻就有熟悉历史的朋友提问道：是不是正在逐渐成长的周成王？
成王与周公后来确实相爱相杀地演了一出好戏，算起来也确实是一朵“乌云”。不过遗憾的是，这里想说的却并不是姬旦的这位小侄子，而是另一个远比周王强大的东西，那就是——历史规律。
美国作家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他，这是维基查到的人物，乍一看他名字倒是和麦克斯韦有点像）曾经为政客和政治家下过这么一个精辟定义:政客是为了下一次选举，政治家却是为了下一代。
这话非常有哲理，但是又太抽象了一点，尤其在没有民主与选举制度的古代（古代、古代、古代，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水表在隔壁）中国，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句西方先哲名言给汉化一下。在全言我看来，政客和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自我牺牲的殉道意识：显而易见的是，政客可以做买卖，但绝不会出卖自己；而政治家大多真正拥有政治上的信仰，并且愿意为此而牺牲自己。小到小恩小利，大到抛头颅、洒热血，都是其表现形式。
典型的例子，比如圣雄甘地，就是政治家的代表人物。甘地出生在印度一个贵族家庭（老爹是当年印度一个土邦的首相），从小有接受优秀教育，长大后又获得了律师这么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一辈子可谓功名利禄都不愁的那种人，但是他却一步步走向“反动”的立场，天天作死，有事没事就绝食，好不容易祖国独立了，最后又被极端民族分子给刺杀，你说他这一辈子忙活是为了什么呢？
当然，像甘地这种属于比较极端的例子，因为在政治领域，务实是第一位的，今天大家称颂甘地，也是因为他确实让印度独立了，这就是他对历史和人民交出的答卷——政治家的答卷也是要现实的政绩，否则就只是空想家罢了。
所以世界上最矛盾的事情（之一）就是一个政治家要成为政治家，必须先学会做政客；但是一旦做了政客，是否还有继续当政治家的决心呢？
不要以为甘地是个傻子，比如他在1941年曾说过一句很奇怪的话：“有些人以为我跟尼赫鲁已经渐渐疏远，那是因为我跟他早已经成为伙伴并且使得尼赫鲁成为以后继承我的地位领导人……”
尼赫鲁这人就属于介于政治家与政客只见偏政客的那种，苦，他是吃过的，但是利益，他也是绝不会放过的。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对内培植家族力量，对外一边说要联合亚欧非，一边又不断干涉他国内政，我们很难想象甘地会做这种事。历史表明甘地和尼赫鲁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但他却公开对尼赫鲁表示支持，其实也是一种妥协：当时的印度需要他们俩的合作，而不是分歧。
再举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怎么爱听的例子，人民币上的那位老人。首先申明，别的先不提，但我对于他在1966年之后十年内所做的决策是完全反对的。但与此同时我也非常认可一个观点：他是个有信仰的人。如果真是为了个人权力，在扳倒甚至消灭了旧版百元大钞上的第二个人之后他就应该停手了，可是为什么还要继续呢？
我认为那就是一种狂热的communist信仰，可能在他看来，自己这么做才是对人民好的，不然辛辛苦苦打下江山，最后大家又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那不白忙活了？
但是想法是一回事，对错又是另一回事。历史有历史的规律，尤其是有其“多数滞后性”——每个时期的伟人当然超越了同时代的大部分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引导历史走向的原因。历史本身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你说你要彻底消灭私有，想法是好的，但是实际上呢？在社会发展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从资本家到屌丝其实都是反对消灭私有的，那么超越现实的政治努力岂不就成了揠苗助长？
现在处于同时代历史中央的周公所面对的，就是浩瀚的历史本身，这些，我们下一节再讲述。

158、天命
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至少，人的意识是在进步而不是退步的。这阵子见到好几个网友以“理工生”的名义不断贬低文科、社科，说这些知识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完全就是耍嘴皮子，应该全部废除，
这就真是奇了怪了。没有文科社科，别的不说，我现在出门把那几位网友给咔嚓了也没关系，因为法律规章制度哪个是数学家物理学家们总结制定出来的？就算现抄，当一个或者一群人没有真正的法律意识政治意识的时候，他们能遵守？袁世凯还说自己赞成共和呢！
这还只是浅层次上的，往深里发掘，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像机器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环工作，最后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生活是有很多痛苦与不如意的，正是文科社科等才更适合作为心灵的鸡汤，毕竟这年头拿数学书慰藉感情创伤的人还是不多吧？心灵的东西是很难量化着计算的，比如你读到一篇好文章，内心的激动感怀伤感共鸣如何用数字来计算？就算有数字，请问你又能拿什么单位来衡量呢？美元？人民币？牛顿？赫兹？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扯这么多，其实是想强调一句：今天的我们要感谢祖先们总结了那样多的哲理玩意儿出来，有些很美，有些很有“道理”，虽然后者我们有时候像在读天书，但是社会的实践告诉我们，其中的很多确实是至理名言，能真正起到规范人、规范社会的作用。
但是三千年前的周公就没这么幸运了。
公元前11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全人类对社会的理解都处于非常低级的层面，在口头或文字了解了商王朝的兴起以及亲身经历了它的灭亡后，周公对于自己的政治家庭——周王朝的命运发出了拷问：如何才能让它永远存在下去？
如果周公能活三千岁的话一定会自嘲自己真是想多了，因为自古以来从无不灭之王朝，周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作为当事人，作为一个负责的政治家，谁不想这样呢？
问题是周公没学过马克思主义，没学过西方政治学，甚至连儒墨道法什么也没学过。他之前是一群算命的，之后又是一群算命的，周公再聪明，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他的脑袋里能无缘无故产生什么社会进化论之类的念头，就算有，同时代的人又能接受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尚书》里留下了三篇有关周公政治思想的文章，分别是《无逸》、《君奭》和《立政》。原文我就懒得逐字逐句翻译了，说个大概。
《无逸》，听名字大家就知道是“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西周版本，周公在本文里回忆了商朝历代君主的得失，然后得出了这个结论。
《君奭》一文写的是周公与召公两人的一段对话，不过说是说对话，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的文字里只有周公一人在自言自语，召公的话却不见了。而从上下文推断的话，似乎是召公也对周朝的未来表示担忧，而周公则对此发表了一下自己的意见。
中心思想其实还是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忧劳忧劳再忧劳，不过文中周公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西周贵族们已经开始腐化了，以至于周公不得不对召公感慨说：
“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俩，还有哪里有知音？
若干年前，当周武王一个人在山上喝西北风时，只有周公一人走到了他身边问他为什么别人都载歌载舞而大王你却在伤感？若干年后，当周公也站到了权力最巅峰时，同样只有一个人能让他说出“微斯人吾谁与归”的话语。这时召公耸了耸肩，说：“就我俩就可以了。”周公只得感叹道：“天下如此之大，光靠我们俩怎么能行呢？”
贵族们腐朽的原因有很多，最根本的一点莫过于人性之劣根，而这，周公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却不知该如何扭转——事实上这个也不可能在三千年前被扭转，三千年后的今天也极少有人能彻底克服。于是乎周公只能翻历史的旧账，用商朝的灭亡来心理恐吓大家：各位请看看人家是怎么灭亡的，难道你们也想这样吗？
想法是好的，问题是，当年夏桀商纣他们身为灭亡的一方尚且打着天命在我的幌子而逸豫直至亡身，你能指望作为胜利者的西周贵族们能理解这一点？
第一代打天下的或许还会思考一些这样的问题，那些二代、三代们呢？很显然，天命的思想又开始在这群人里流传了：我大周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so，我们可高枕无忧矣！
作为西周的执政者，姬旦一边要用天命的思想来维护周灭商的合法性，他读书少，不知道什么阶级斗争理论之类的；一边却又必须防止天命思想泛滥，成为周人腐化堕落的思想依据。容易吗？不容易啊！
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开始在周公的脑海里成型，那就是——敬天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