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文 化 大 革 命”概述
（1）主席发动“文 革” 国家全面内乱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 化 大 革 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主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主席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 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上“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 化 大 革 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 产 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 革 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 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 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 化 大 革 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 化 大 革 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 卫 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党中央在刘 少 奇、邓 小 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 反 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 少 奇、邓 小 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 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 少 奇、邓 小 平。全会通过关于“文 化 大 革 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 卫 兵运动迅猛发展。红 卫 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 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 斗。红 卫 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 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 化 大 革 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 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 革小组策动造 反 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 少 奇”的标语和攻击邓 小 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 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 反 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 反 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文 化 大 革 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 化 大 革 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 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 化 大 革 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 反 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 化 大 革 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主席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主席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 少 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 少 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 少 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 少 奇含冤病逝。这是“文 化 大 革 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 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作为“文 化 大 革 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 彪“是主席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 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 化 大 革 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 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2）林 彪集团覆灭 总理力纠极左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主席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主席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 化 大 革 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 化 大 革 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结束后，林 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 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 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 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主席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 彪集团的权势。林 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 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 革 命武装政变、谋杀主席。主席、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 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林 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 化 大 革 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 化 大 革 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林 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竟然出国叛逃。这一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对“文 化 大 革 命”进行严肃的思考:“文 化 大 革 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文 化 大 革 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林 彪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产生了怀疑。
林 彪事件发生后，主席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撤销由林 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 彪集团的罪行。主席亲自过问对一些领导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邓 小 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12月，主席提出要给被打倒的贺龙、罗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 彪、江青诬陷而被撤销领导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复名誉，承认自己听了林 彪的一面之辞，要做自我批评。这些行动为加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各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主席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等措施，解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大大突破指标的问题，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他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在农村，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周恩来要求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并提议召开了“文 化 大 革 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他还抓了落实党的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的工作。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 化 大 革 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文 化 大 革 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可是，在主席看来，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文 化 大 革 命”联系着的。他认定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被迫中断。
林 彪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林 彪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 化 大 革 命”。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文 化 大 革 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但这时，也解放了一批自“文 化 大 革 命”开始后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邓 小 平、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 人 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3）“四 人 帮”妄图篡权 邓 小 平全面整顿
“文 化 大 革 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十大前后，主席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 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主席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 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 化 大 革 命”。
“四 人 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 化 大 革 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主席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 人 帮”的问题。这年下半年，主席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 人 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 人 帮”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这时，主席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 小 平，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四 人 帮”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 小 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 小 平坚决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主席作诬陷周恩来、邓 小 平的汇报。主席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主席又多次批评“四 人 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 小 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对江青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 化 大 革 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 小 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 小 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 小 平在主席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 小 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邓 小 平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对抵制"四 人 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邓 小 平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 反 派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邓 小 平还在六十年代初党制定的工业等方面若干条例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提出加快工业、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重要观点。邓 小 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 化 大 革 命”中党的正确领导与“四 人 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触及“文 化 大 革 命”的根本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 化 大 革 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是“文 化 大 革 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主席支持邓 小 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 化 大 革 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 化 大 革 命”的必要，主席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希望邓 小 平在肯定“文 化 大 革 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 化 大 革 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 化 大 革 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 人 帮”的猖狂反对，也为主席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 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 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 化 大 革 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 人 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4) 中央粉碎“四 人 帮” 停止十年“大浩劫”
在“文 化 大 革 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 化 大 革 命”的不满和对“四 人 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
这种不满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压抑的迅速喷发，是由“四 人 帮”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 人 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 小 平的“大批判”。“四 人 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 人 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 人 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场面。当时在广场上争相传抄、凝聚着爱和恨的那些诗词、传单，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心声。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 革 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 人 帮”、支持邓 小 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 革 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 小 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 小 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 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 产 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
主席逝世前后，“四 人 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 人 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 人 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 革 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 人 帮”的胜利，结束了“文 化 大 革 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5）后果严重 教训沉痛
十年“文 化 大 革 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 革 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 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 化 大 革 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文 化 大 革 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
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 化 大 革 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 彪、江青两个反 革 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抵制、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文 化 大 革 命”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 主人士、爱国华侨，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为了抵制"文 化 大 革 命"的错误，同林 彪、江青等人进行斗争，共 产 党员张志新等惨遭杀害。
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 化 大 革 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科学技术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郭永怀、邓稼先等许多科学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籼型杂交水稻，为我国的粮食生产做出重大贡献。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 化 大 革 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 化 大 革 命”的干扰而取得的。如果没有“文 化 大 革 命”，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比这大得多的成就。

“文 化 大 革 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 小 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 化 大 革 命'，但应该说‘文 化 大 革 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 化 大 革 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第一卷 炮打司令部
革老革命的命
1、毛泽东的“天堂梦”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殚精竭虑、梦寐以求、全力以赴的一件事，就是按照他所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展了一系列的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想尽快地把农民送入“共产主义天堂”。这，就是主席的“天堂梦”。
主席是农民的儿子，长期生活在农村，对旧社会农村中两极分化和广大贫苦农民的苦难生活刻骨铭心。从青年时代他就下定了建立新农村、拯救贫苦农民的决心。新中国建立后，他一展宏图，全力谋求实现他青年时代建立新农村的梦想，尽快地把农民送入“共产主义天堂”。
进入共产主义，首先要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主席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其主要特征是：【1】在政治上，消灭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由共 产 党进行一元化领导；【2】在经济上，消灭私有制，仅存在单一的公有制。消灭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在农村，消灭小农个体经济，实现“集体化”，也就是土地、耕畜、农具归公，农民们集体劳动，只许种地，不许经商，不许外出打工，不许个体经营；【3】社会生活中，不许雇工，不许个人发家致富，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等贵贱、均贫富；【4】意识形态上，批判个人主义，强调集体主义，提倡“大公无私”、“舍己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批判“资产阶级享乐主义”，要以苦为荣，艰苦奋斗。
“共产主义天堂”是什么样子？主席把它想象得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差不多。这就是：【1】财产全民公有。土地、工厂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全民所有制；【2】待遇绝对平均。消灭了等级差别、贫富差别和“三大差别”（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行供给制，你需要什么，国家就供给你什么。没有剥削压迫，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完全相同的政治、生活待遇。【3】消灭了商品、市场和货币。实行计划生产、计划供应、计划调拨、计划分配。总之，社会生产生活全凭“计划”，彻底消灭了“市场调控”；【3】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社会成员一起出工劳动，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儿童进幼儿园，老人进养老院，男女分住集体宿舍，彻底消灭了家庭；【4】大公无私。社会成员道德品质高尚，崇尚节俭，没有私心，人人都像白求恩和张思德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彻底消灭了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享乐主义；【5】共同富裕。社会物质丰富，要什么有什么。社会成员平等友爱，都过着完全相同的神仙般的幸福日子。
主席的“天堂梦”，简言之就是要把中国农村改造成一个“财产公有、绝对平均、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没有商品、大公无私、共同富裕”的称之为“共产主义天堂”的社会。“ 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其实，主席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主席的“天堂梦”，只是幻想中的乌托邦！主席晚年悲剧的根源，就是他走入了理论误区，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也不知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2、为“天堂梦”奋斗的历程
从建国开始直到去世，主席一直为把他的“天堂梦”变为现实而奋斗。老人家为把贫苦农民尽快地送入“共产主义天堂”，与帝国主义斗，与修正主义斗，与资本主义斗，与一切牛鬼蛇神斗，与天斗，与地斗，殚精竭虑、舍生忘死，耗尽了心血，献出了整个后半生。
建国后，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目的就是消灭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初步实现他的“均贫富、等贵贱”的理想追求。进行土地改革，这是“天堂梦”的开端。
土改后不久，农村就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又出现了贫富不均。主席看到后觉得“问题严重”。如何防止农村出现两极分化？他从苏联创始人列宁的一句话里受到了启示。列宁说：“小生产不断地、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嘿，原来两极分化的根子是小生产呀。只要让小生产绝了种，就不会两极分化了。于是，他就急急忙忙的否定了《共同纲领》规定的“新民 主主义”方针、政策，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他要改造农民，消灭小生产，走集体化道路，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集体劳动规模越来越大，贫富差别越来越小。到1956年全国农民绝大部分都入了“高级社”，基本上实现了集体化。这时，主席的“天堂梦”渐入酣畅阶段。
但是，、主席嫌高级社规模太小，就提出并大社的号召。1958年上半年，主席发动了大跃进，并大社也掀起了高潮。主席把大社取名叫“人民公社”。于是，就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大，是规模大，一个或几个乡成立一个公社，有的是一县一社。再就是经营范围广，工农兵学商俱全，形成一个小社会；公，是公有化程度高。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实行公社所有制。大办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搞绝对平均主义，按劳分配的比重比高级社少得多，初步实现了“均贫富”；政社合一，公社既是集体经济组织，又取代了乡，成为基层党政单位。这时，河北徐水县进行了“共产主义试验”，给全国树立了“共产主义天堂”的样板。此时，主席的“天堂梦”进入了最酣畅阶段。他主持的党中央会议决议，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
人民公社比高级社的公有化程度更高，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的规模更大，农民的贫富差别更小，距离“共产主义天堂”更近。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主席想以人民公社为桥梁尽快地把农民送入“天堂”。他设想，先在农村建立起这样的社会主义公社，再由若干个农村公社围绕着城市组成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这样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滚雪球的方法，在全国建成含有许多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公社，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怎样才能尽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天堂”？主席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搞“急过渡”。要求公社的公有制程度很快地向更高级过渡，由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2】大办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不断增加“共产主义因素”。逐渐削弱以至否定按劳分配原则，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准个人“冒富”，搞绝对平均主义，不断缩小贫富差距；【3】强调集体劳动，不准单干或变相单干。不准弃农经商，限制家庭副业和自留地，鼓励“大兵团作战”，推崇劳动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干活“一窝蜂”；【3】实行生活集体化，吃饭都吃公共食堂“大锅饭”，老人进养老院，儿童进幼儿园，青壮年住集体宿舍，逐渐消灭家庭；【4】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群众运动，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批判斗争一切不利于“天堂梦”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狠批封资修，打击知识分子，批 斗“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否定法制靠人治，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实现“天堂梦”；【5】制造个人崇拜，主席自己要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大权独裁”、“一言九鼎”。
在主席看来，凡是和他的“天堂梦”相悖的方针、政策、思想观点和言论行动都属于“资产阶级路线”、“反 革 命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修正主义”。
主席认为，“两极分化”和“个体单干”对他的“天堂梦”危害最大。他不止一次地说：“—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为了“天堂梦”，主席开了很多会，做了很多指示和决议，搞了很多运动，批判惩处了以彭德怀为头子的大大小小很多的“右 倾分子”。出乎主席的意料，“天堂梦”不仅没有将广大农民送入“天堂”，反而把农民推入了“地狱”。人民公社这座“通向天堂的桥梁”召来了以“共产风”为核心的“五股妖风”，导致了全国出现三年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
但是，主席不承认“天堂梦”有什么错误，硬说造成大饥荒主要原因是“天灾”，其次才是人祸。而人祸不是他的“天堂梦”出问题，而是由于苏修施压、阶级敌人破坏，再有就是基层干部这群“歪嘴和尚”把他的“真经”念歪了。
主席虽然嘴硬，但面对几千万的饿殍毕竟心虚。于是，他退居“二线”，躲到南方休养、游山玩水了，把这个烂摊子一股脑推给了刘 少 奇。
刘 少 奇临危受命，面对全国严重的饥荒，与周恩来、陈云、邓 小 平紧密团结在一起，站到一线挽救危局。刘、周、陈、邓等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狠刹“五风”，坚决纠“左”。他们果断的停止大跃进，停办“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给农民松绑，开放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企业自负盈亏，支持“包产到户”等。使国民经济走入健康发展的轨道，领导人民度过了饥荒。
刘、邓等人解民倒悬，否定了主席的“天堂梦”，把主席“进入天堂的桥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1956年的高级社。刘 少 奇等一线领导人获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
主席感到自己的“天堂梦”受阻、大权旁落、威望下降、空前孤立，联想到苏联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搞“修正主义”，认为中国也要出“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于是，他恼羞成怒、惊惧交加，决心一搏。他从南方回京，卷土重来，气势汹汹的从二线跳将出来，重新祭起他的“阶级斗争”的法宝。他大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重点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狠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开展了“四清运动”和“文化批判”，矛头直指刘邓及其实行的正确方针政策。一些有利于发展农村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正确政策和做法，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批判，一大批搞所谓“三自一包”救民度荒的各级干部被打倒，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主席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主席对怎样具体地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他认为“四清”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担心的主要不是基层出问题，而是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
什么是修正主义？毛 泽 东认为：凡是违背他的“天堂梦”的理论、方针、 政策、做法等等，都是“修正主义”，或者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说白了，凡是超出毛 泽 东“天堂梦”的圈圈所进行的改革，就是“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实就是“改革派”。毛 泽 东担心的就是中央出现抵制“天堂梦”的“改革派”。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主席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主席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 “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点出了这个问题。
毛 泽 东下定决心镇压“改革派”！

4、决心打倒刘少奇（1）
主席回顾了围绕“天堂梦”的各次斗争，回忆和刘 少 奇发生的历次分歧，特别是1962年刘 少 奇主持一线工作的“右 倾”言行和1964年四清运动中和他分庭抗礼，越来越觉得刘 少 奇是中央修正主义的头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且，从中央到地方有一伙人跟着刘 少 奇跑，已经形成一个以刘 少 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 少 奇已经对他的“天堂梦”构成了严重威胁。刘 少 奇是“改革派”的头子。
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5年五月，主席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三十六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里面写道：“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江青早就看着王光美眼红，王光美戴项链穿旗袍随着丈夫出国访问、接待来宾，又到处做《桃园经验》报告，出尽了风头，全国人民都知道王光美，不知道江青。这让江青妒火中烧，恨不得一口吞了这个婆娘。因此，她经常在在主席的耳旁吹风，促使主席下定决心打倒刘 少 奇。
主席认定刘 少 奇是“改革派”的头子，即“修正主义”、“走资派”的头子，并不是空穴来风。建国以来，刘 少 奇对主席的“天堂梦”确实是若即若离，声调经常离开“天堂梦”的主旋律。特别是1962年刘 少 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时期，刘 少 奇大胆改革，对“天堂梦”动了大手术，使它倒退到1956年的高级社时期。而且，被打倒的“右 倾分子”被一揽子平反，投机倒把（农民经商）、包产到户呈燎原之势，“天堂梦”岌岌可危。1964年。毛、刘分歧加剧，竟公开顶撞起来……
请看如下事实：
建国后，刘 少 奇不同意急急忙忙搞农业集体化，他希望用比较长的时间搞“新民 主主义”。等到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再考虑搞社会主义。
土改后，东北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很快。“东北王”高岗把农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看成是“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农村开始出现的两极分化看作洪水猛兽，害怕得不得了。怎样遏制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怎样防止农村两极分化、不让农民冒尖冒富？为此，东北局于1949年12月10日专门召开了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会上，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提出的办法是：限制农民单干发家致富，大搞快搞合作互助，逐步消灭小农个体经济，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高岗在会上讲话指出：“在农村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由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与农村自发势力的结合，使一部分农民甚至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到了侵蚀，因而使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更加严重地滋长，其形式更趋于复杂。”他批评了各种热衷、留恋单干、发家致富的思想，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的互助组提高到规模大的联组。
刘 少 奇批评了高岗的看法。1950年1月23日，他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信中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也不得因此而停止或开除。……在新民 主主义阶段，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当天晚上，刘 少 奇同中 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谈话，批评了高岗等人超越新民 主主义阶段、急于搞社会主义的糊涂思想。刘 少 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了三匹马、一付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组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们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不能把新民 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后再限制。”“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富农经济还是重要的，不要限制它”。“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也不可认为反对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去干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不限制雇工和单干，这是保证富农经济充分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由于生产资料还没有发展到取消单干、取消富农的程度。将来工业化实现了，大家都用机器生产，就没有人硬要单干了。”刘 少 奇还说：“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新民 主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因此现在的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再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那种认为当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5、决心打倒刘少奇（2）

1950年11月14日，山西长治地委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的文章。文章谈到农村土改后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些互助组发生涣散解体的现象；提出必须遏制小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互助组提高到初级社，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山西省委支持这种意见。
刘 少 奇批评了山西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他认为，新民 主主义阶段需要走一段很长的时间，互助合作不是进一步提高的问题，而是进一步巩固的问题，不应该跨越新民 主主义阶段而急于向社会主义性质的互助合作组织转变。现在还不能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年。”
7月3日，刘 少 奇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钟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主席批评了刘 少 奇的这些观点，刘 少 奇赶紧检查，把声调统一到“天堂梦”的主旋律上。
1955年，农业合作化出现了急躁冒进，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大力整顿农业社。刘 少 奇支持邓子恢。当主席批判邓子恢为“小脚女人”时，刘 少 奇马上改变态度，紧跟主席批判“小脚女人”。
1956年，经济领域出现了全面的急躁冒进。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云等反对冒进。刘 少 奇支持反冒进。1957年，主席严厉批评周恩来和陈云，发动了大跃进。刘 少 奇又检讨自己，立即紧跟主席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全国出现了大饥荒，刘 少 奇回家蹲点调查，亲眼看到了农民的悲惨处境，亲耳听到包括他亲姐夫在内的许多人被活活饿死的事情。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对发生饥荒的原因和主席产生了分歧。他的声调越来越远地离开了“天堂梦”的主旋律。刘 少 奇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人祸主要由“中央负责”。1961年5月31日，刘 少 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刘 少 奇坚决主张停止大跃进，停办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开放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支持家庭副业和包产到户。大跃进是主席竭力维护的“三面红旗”中的一面；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是主席最欣赏的“共产主义因素”，是“天堂梦”的精华；主席认为“三自一包”是危害“天堂梦”的“修正主义”。
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 少 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中，不再提主席亲自提出的“赶超英国”的口号和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对当时的形势如何估计？这是主席十分看重的问题。1961年9月，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但刘 少 奇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没有把毛的这句“定调”的话写进报告。主席看后不满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如：报告初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没有突出出来单独讲，相反报告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当然，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主席认为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使人鼓不起劲来。还有报告初稿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是：“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三面红旗”对主席而言，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他期望刘 少 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对“大跃进”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刘 少 奇虽然也肯定了，但在主席看来，肯定的不充分，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至给人一种“大跃进”是“漆黑一团”的感觉，这使主席感到刘 少 奇对“大跃进”的估量，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解说。因而对刘 少 奇十分不满。

6、决心打倒刘少奇（3）
但事情还不止于此。主席本来对刘 少 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就有意见，岂料刘 少 奇在1月27日做大会口头报告时，更讲了一些让主席心中不快的话。刘 少 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天灾、人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并做出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他说：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刘 少 奇说这番话，坦率、真诚、热烈、激昂，尖锐，句句刺激着主席的神经。
再有，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是主席提出来的分析形势的“公式”，从来也没有人敢于违反这个“公式”。而刘 少 奇竟敢在大庭广众的会场推翻这个公式，主席的恼怒可想而知。
刘 少 奇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讲“三面红旗”时，总结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主席对刘 少 奇这段话意见很大。“现在都不取消”，难道将来就要取消？主席似乎觉得刘 少 奇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尤其同林 彪相比，更显得刘 少 奇坚持“三面红旗”不那么理直气壮，即使同周恩来相比，刘 少 奇的态度也显得有所保留。这也是主席对刘 少 奇产生不满的另一个因素。
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确实对刘 少 奇产生了不满。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刘 少 奇“大讲”缺点错误，讲“人祸”，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主席感觉刘 少 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的味道。不过，此时的主席虽然对刘 少 奇不满，并没有表露出来，只能憋了一口气。因为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当时的国民经济还在一片萧条当中，有些问题还要靠实践来检验。
而刘 少 奇呢，受大会民 主气氛的鼓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工作起来更加大胆、更加泼辣，思想也越来越解放，讲话越来越尖锐。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 少 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国家主席时，竟出了这种事情！”刘 少 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
5年后，1967年2月，主席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很显然，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指的是刘 少 奇。4月12日，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主席去南方旅游，刘 少 奇继续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在“西楼会议”上，他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刘 少 奇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主席。
1962年3月，刘 少 奇在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时，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事后，他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的”。这些话都触及了主席的敏感之处。主席听了会是怎样的感受？至少，憋气是肯定的。
还有，刘 少 奇在“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他针对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是“非常时期”。此后，刘 少 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疾呼：“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认为国民经济处在“非常时期”，要求大家必须拿出一整套经济、政治方针，“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陈云提出一整套纠正“左”倾、调整经济的措施；邓 小 平提出要给在反右 倾运动中挨整的干部平反，“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邓子恢提出“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会满意的，在分散的地区有一些农户单干也应允许。”
刘 少 奇赞同这些主张，他有句名言，就是“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从超阶段的一系列体制和做法退到适合现实的基础上来，从“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幻想中退向“新民 主主义秩序”。退是为求得平衡。他说：“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

7、决心打倒刘少奇（4）
七千人大会之后，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在主席看来，都是“右 倾”的表现。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现的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这些做法还受到了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积极支持。
主席认为，这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化的重大原则问题。他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而且越到上层风刮得越大。
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对外斗争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都被他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三和一少”。
还有，就是在平反问题上，主席认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他针对国家机关党委准备对几个比较有名的右 派进行平反的事提出严厉批评，责问刘 少 奇、周恩来、邓 小 平：“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 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
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在统战工作问题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出现了一些在主席看来带有右 倾性质的方针政策。事后，主席曾多次批评1962年上半年，说那时候是一股风，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主席在一次中央小范围会议上说，1962年刮歪风，在国际上、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如果当时我们几个常委不顶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其实，在主席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可见1962年的上半年给主席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在主席看来，刘 少 奇主持第一线工作，是那些问题的支持者，或是那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具体的工作和任务是从分析形势中提出来的。既然形势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此才导致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右 倾。所以，主席对刘 少 奇又多了一层政治上的不信任。他感到，刘 少 奇是被困难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实现“天堂梦”构成了威胁。至此，两人之间的分歧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既有个人的恩怨情结，又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
刘 少 奇对实现“天堂梦”的某些极“左”措施十分不满，他曾愤愤地说：“我当了国家主席，饿死了这么多人！”
刘 少 奇主持一线工作，大刀阔斧地调整，大踏步地“后退”，大胆地清除了主席煞费苦心搞出的“共产主义因素”，停止了大跃进，拆除了主席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把主席“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1956年的高级社，只剩下了“人民公社”的空牌子。因此，搞活了经济，拯救了人民，渡过了饥荒。也因此引起了主席的忌恨。在主席看来，刘 少 奇的一套调整经济、渡过饥荒措施，就是“修正主义路线”，刘 少 奇主张的“退够”，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感到，刘 少 奇正在和他分道扬镳，且有“逼宫”之势。，对他的“天堂梦”构成了极大威胁。但是，主席深知，在大饥荒时期，上上下下都对他有怨气，而刘 少 奇的威信却如日中天。这时，他只能“憋一肚子气”隐忍着，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就干掉这个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刘 少 奇主持一线工作刚刚渡过了大饥荒，人民开始吃上了一碗饭，形势开始好转。主席卷土重来，他要站到一线指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继续做他的“天堂梦”了。
据刘 少 奇的儿子刘源说：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烈。刘 少 奇应召来到菊香书屋见主席。主席见刘来了，劈头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这是指的刘 少 奇没有反对陈云、田家英关于包产到户的主张。
刘 少 奇一惊，回答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主席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主席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 少 奇也要一吐为快，激动的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主席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 少 奇冷静下来，慢慢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主席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8、决心打倒刘少奇（5）
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主席开始反击刘 少 奇，他大讲阶级斗争，批判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刘 少 奇做了自我批评，但是他坚决主张：“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
北戴河会议期间，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主席又点名严厉
批评田家英。刘 少 奇出来圆了几句场，意思是说田家英的意见是在党内说的，党内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从而把一场尖锐批评调和了过去。
主席没说什么，但对刘 少 奇的不满情绪又加深了一层。
8月20日，刘 少 奇在中心组提议说：“这次会议如何传达？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传达时要联系对干部的教育问题，讲好了，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阶级斗争一联系，什么问题都联系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现在实际上是研究的问题，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据说刘 少 奇讲的这些话是在主席大讲阶级斗争的兴头上插进去的。过去开会，只有主席插别人的话，从来没有人插主席的话，这一次刘 少 奇不仅插了话，而且讲的时间很长；不仅讲的时间长，还讲了一些主席起疑心的话：要防止“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主席的不满可想而知。
据说这天散会后，在主席的住处发生了这样一幕。
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喝茶，还在想着刘 少 奇的那些插话。江青走了进来，递过来一份杂志。这是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面全文刊登了刘 少 奇写的《论共 产 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在延安时印过单行本在党内发行过，这次出版算是再版了。主席翻开江青折页的地方，一段话映入他的眼帘：“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主席知道，刘 少 奇的这段话是批评王明的，但王明早已垮台了，这段话为什么不删去呢？难道是一时疏忽吗？他听说《论共 产 党员的修养》这次重新发表前，刘 少 奇可是做了大量修改呢。
江青凑到主席身边，冷笑了两声，说：“我出去转了几个地方，现在那些诸侯们对你的话不听，我讲个什么更是理都不理，但对刘 少 奇的话却象是圣旨一样。”
主席突然暴怒起来，一拍桌子，大吼道：“你滚！你给我滚！”
江青哭着跑了出去。
1963年开始搞社教运动，主席和刘 少 奇又产生了分歧。刘 少 奇“挖修根”的思想，偏重从下往上看，把地、富、反、坏的阶级影响和破坏作用看得过重，把基层干部的问题看得过重，把贪污腐败、蜕化变质问题看得过重。他提出的“抓上面的根子”，是限于与干部“经济四不清”相联系的人和事。
刘 少 奇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政治上是信任和倚重的，他督促他们下去蹲点，是为了让他们增长搞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对于农村基层干部，他却明显地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因此，他虽然也提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但“反修防修”的重点是放在基层。1964年8月，刘 少 奇在安徽给干部讲话时说：“我们中国，在大队里面，公社里面，工厂里面就出了赫鲁晓夫，出得不少，是不是中国也会出大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也可能出。我看出了也不要紧，出了就上山打游击，我们是有这套经验的。假使中央出了什么修正主义，要把全国几十个省都统一起来不容易，总是要打败他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小赫鲁晓夫都被他们骗倒了，而你们还不清楚。”（刘 少 奇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受他的这种认识的影响，运动中把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敌人，整得很苦。 ( http://www.tecn.cn )
与刘 少 奇从基层向上看的视角不同，主席“挖修根”的思想，更倾向于从上向下看，更看重党内中央高层会出问题，政治路线会出问题。1964年5月中央会议上，主席就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随着“左”倾认识的发展，他越来越注意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多次同外国党领导人谈到中国的修正主义就是党内搞“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人。显然，主席把“经济四不清”只看成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主要关注的是对“天堂梦”的态度、利弊问题。他主张整那些危害“天堂梦”的人和事。
主席最初对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是赞许的，对刘 少 奇对形势的看法是赞同的，刘 少 奇对“四清”运动的部署也都经过主席的同意。也就是说，对扎根串联、大兵团作战等主席是赞同的。但当1964年下半年“四清”出现过“左”的问题以后，主席又认为搞过了，要向回扳。对刘 少 奇主持“四清”运动风风火火的一些做法和说法，他渐渐有了看法。如对刘 少 奇说调查研究的方法已不适用、不蹲点就下台之类的话，他是不满意的，视为有弦外之音。
主席与刘 少 奇的分歧在1964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朗化了。这次工作会议要制定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解决前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就势必要对当时的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和运动的搞法有所阐明。 ( http://www.tecn.cn )
主席提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说，重点整那些危害“天堂梦”的掌权干部。刘 少 奇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主张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主席带着被冷落的情绪参加会议，在他讲话时，刘 少 奇径自插话表示不同意见，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主席很生气。这种意气的成分联系到他们在“四清”性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骤然加重了主席对刘 少 奇的误解。
亲身经历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并当场目睹了主席和刘 少 奇的严重分歧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 化 大 革 命’的种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 少 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主席在以后的几次会上，不点名地严厉批评了刘 少 奇。尽管刘 少 奇找机会向主席作了检讨，主席也表示了谅解，会议通过的《二十三条》完全按主席的意思进行了修改，但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由此而产生的芥蒂，更加重了主席对党内产生修正主义危险的恐惧，主席不再信任中央一线，并把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视线转移到了刘 少 奇身上，认定刘 少 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危害“天堂梦”的最大敌人，必须坚决打倒。

9、毛 泽 东与刘 少 奇的最后分裂内幕
毛 泽 东和刘 少 奇自延安整风后成为了公认的中国共 产 党的旗帜和旗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初起，毛对刘在天津讲话、互助组问题、东北富农党员问题、巩固新民 主主义秩序等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满。毛 泽 东认为刘 少 奇有些“右”，对资产阶级态度暧昧。因此，“高饶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毛 泽 东对刘 少 奇的第一次敲打。不过，总的来说，这段时间，毛对刘还是信任的，并未显示出更大的疑心。
毛刘之间的貌合神离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的。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指出“大跃进”是“左”倾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后，毛 泽 东就立即反击说彭是“右 倾机会主义”，并将彭打倒。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 少 奇公开对“大跃进”中“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言词比彭德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极大的刺激了毛 泽 东。更令毛不能容忍的是，刘竟然对毛视若政治生命的“三面红旗”提出了保留意见，说什么要“过几年再看”，这不可避免地使毛对刘的政治取向产生了很大的疑虑。就在七千人大会上，毛突然提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这与大会的反“左”基调极为不协调。毛在大讲了一通民 主的必要性后，又话锋一转说：“没有高度的民 主，就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的这番话令与会众人十分不解，甚至有人猜测毛是不是“安眠药劲没过”。实际上，毛此话是深有所指的。在1967年2月，毛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党内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就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式国家。”可见，毛 泽 东矛头所指的就是刘 少 奇。
当然，毛在1967年时说的话不可避免的带有事后诸葛亮的痕迹，不能完全说是毛当时的认识。可以肯定的是，七千人大会后，毛退出了一线领导位置，刘 少 奇正式上台。而对刘的所作所为，毛是记了一笔账的，这种不满不断累加，终于在1966年来了一个总爆发。
毛 泽 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可以说与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
一．经济上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上层建筑是高集权的政治体制。
二．实行统一的中央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
三．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商品经济只限于消费领域，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
四．社会主义越深入，阶级斗争就越尖锐。
毛 泽 东对于马列主义向来是强调“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然而，对于斯大林的模式，毛却是欣赏非常，全面照搬。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并搞了有限的经济、政治改革。在毛 泽 东看来，赫鲁晓夫的行为是反马列主义的，是“修正主义”。因此，毛 泽 东一方面挺身悍卫斯大林，一方面又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更左的主张。斯大林身后出了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对于毛 泽 东的震动要比想像中大得多。不客气地说，这从此成了毛 泽 东的一个心结，他也开始恐惧自己的身后事了，而这种恐惧又因“大跃进”的失败而加重了。因此，当刘 少 奇在国内提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并逢会便讲“形势严峻”，把毛的“指头论”抛在一边时，毛的反应可想而知。或许就在这时，赫鲁晓夫的影子就和刘 少 奇连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 泽 东重提阶级斗争，打乱了刘 少 奇调整经济的部署。而在其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又提出“反修防修”的问题，并使之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在这两次会议上，刘 少 奇都屈从了毛 泽 东的主张，并转而积极贯彻毛 泽 东的意图。然而，刘做的一切都再得不到毛的信任。毛开始退居幕后，时不时指手划脚，对刘的敲打也一次比一次重。
在其后二年的经济调整中，刘 少 奇大刀阔斧，措施行之有效，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刘 少 奇个人的威望也空前提高，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两个主席像开始并排出现在报纸头排及公共活动中。毛 泽 东此时的心情，我们后人已无法想像。不过，从当时的一件事情中，还是可以嗅出一点味道。在干部下去蹲点的问题上，毛 泽 东讲了多次，可应者廖廖。刘 少 奇一发话：“不下去便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事后，毛 泽 东幽幽地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不管用。他一发话，就全下去了。”后来，毛 泽 东多次发出“大权旁落”的感慨，其来由显而易见。
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成为了毛 泽 东和刘 少 奇分裂的导火索。基于毛 泽 东的“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刘 少 奇被委任为领导“四清”运动的总指挥，开始对全国的基层干部队伍进行清理。从刘的举动看来，刘 少 奇对于毛的意图贯彻是积极的，再加上他确实对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因此在运动表现出了比毛 泽 东还要“左”的态度。刘 少 奇组织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实行大兵团作战，完全抛开一线基层组织，依靠贫雇农，搞秘密扎根串连，进行了大面积的打击。结果，人人要过关，政策的错误加上农村中平日矛盾的积累形成爆发，打人、体罚及自杀、逃跑事件屡屡发生，运动出现了扩大化的现象。
从事后看来，所谓“四清”运动正是毛 泽 东搞的“文 革”预演。他正是要藉此观察形势，分清敌我，从而下定最后的决心。毛 泽 东根深蒂固的认识在于：党已经从高层上烂了，而总的根子很可能就是刘 少 奇。对于刘对运动的指导，毛可以说是嗤之以鼻。他更加确信刘是要有意转移斗争方向，欲盖迷彰，从而保住自己所控制的中高层党务集团。因此，毛就有意摆出了与刘相反的态度。在具体的运动做法上，毛批评刘打击面过大，搞得过“左”，不得人心。而在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毛认为不能只搞“地富反坏”，根子在上面，要整党，要搞“当权派”。毛不断提出新的提法，从党内的“官僚主义阶级”，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干部”，直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步步紧逼，不断升级。而就在这个问题上，刘 少 奇无法同意毛 泽 东的观点。刘认为不论搞什么运动，都必须依靠党的领导。而党的各级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是信得过的。说他们中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说不通。刘 少 奇没有看出来，毛 泽 东的矛头所指，正是刘本人。而刘越加抵触，越使毛相信他的判断。
在对于“四清”的态度上，毛是以反“左”的面目出现的，名为纠正刘 少 奇的“左”。但实际上，毛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和斗争对象等指导思想上，又是极“左”的。本来运动中的“人海战术”和“桃园经验”都是毛赞扬并支持过的。然而，真当出了一些问题后，毛马上就改变了态度，开始大加指责。毛以《二十三条》取代了刘的《十七条》，表面上是纠正了许多具体的“左”的偏差，但在宏观上却又将斗争矛头指向了中 共的各级领导人。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毛刘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在1964年底的中 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刘之间终于发生了公开冲突。毛在会上大讲“走资派”问题，锋芒咄咄逼人。刘 少 奇为了缓解毛讲话所带来的冲击，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而毛就坚持强调要首先抓住敌我矛盾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派。两人频频插话，气氛越来越紧张。本来中央领导人在开会时互相插话是习已为常的事，但此时性质却发生了变化。毛的几次讲话被刘打断，不由满面怒容。加上会前邓 小 平认为是一般的会议，曾说过“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的话，毛更认为是要对他封锁消息。第二天，毛再次来到会场，手持两本小册子，一本《党章》，一本《宪法》，当庭质问刘 少 奇和邓 小 平，弄得气氛极为紧张。当叶剑英说“我们有百万人民解放军，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可以说，此刻，毛彻底失去了对刘 少 奇的信任，从而动了打倒他的念头。
此后，党内一些老同志找刘 少 奇谈了话，并召开中央生活会，刘在会上对毛做了检讨。毛此时已无意和解，说了几句意蕴深长的气话后，表面上又安抚了刘 少 奇。此后，毛 泽 东对“四清”运动失去了兴趣，认为刘的势力已成，再通过正常的党务程序解决问题已不大可能。因此他另辟蹊径，转而开始酝酿“文 革”。而其打倒刘 少 奇的决心，却再未动摇。
作者: 狼王闯天涯

10、打倒刘 少 奇的部署
主席深知，刘 少 奇和以刘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权大势重，不能采取打倒高岗、彭德怀那样召开会议的手段。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委员会以及各中央局、省、市、区的大员们绝大多数都是刘 少 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如果采用过去整人的“常规手法”，不知鹿死谁手。于是，主席就像当年运筹帷幄打倒蒋介石那样，逐渐谋划出打倒刘 少 奇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根据后来的事态发展，可推知此部署大体构思如下：
战役名称：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
战略目标：
1、彻底打倒刘 少 奇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批判刘 少 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清除实现“天堂梦”的一切障碍；
2、树立主席的绝对权威，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路线的核心就是主席的“天堂梦”，加快实现“天堂梦”的步伐。
战役总指挥：统帅主席，副统帅林 彪。
前线指挥机构：
1、林 彪集团：提拔林 彪为第二把手、接班人，建立以林 彪为首的“武装班子”，掌握军队大权；
2、江青集团：重用夫人江青，建立以江青为核心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夺取并掌握中央的党政大权。
主力部队：革命造反派红卫兵
战略战术：
1、开展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使主席成为凌驾于党中央和宪法之上的“绝对权威”；使主席的话成为“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2、剪除刘 少 奇的“羽翼”，逐渐消弱刘 少 奇和邓 小 平的权利，以林 彪、江青等人代之；
3、开展“红卫兵运动”，煽动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造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制造全国大乱，在动乱中摧毁刘 少 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单位的“走资派”，夺取党政大权；
4、动用军队支持“造 反 派”；
5、进行斗批改，把刘 少 奇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摧毁，把刘 少 奇和一切“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批倒斗臭，永远开除出党，砸烂“旧世界”，按照主席的“天堂梦”建立一个“新世界”。
导火线：以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海瑞罢官》为导火线，首先突破刘 少 奇的亲信彭真所把持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
于是，中国大陆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这场动乱从1966年5月开始，到1976年10月结束，大陆人民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
(2008,6,14.7:03)

11、林彪煽起个人崇拜狂热
由于在大饥荒时期“纠左救民”的功绩，刘 少 奇在全党全民中已经树立起崇高的威信，要想打倒刘 少 奇，谈何容易！
怎么办？首先必须“造神”，把毛主席造成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大神”，让刘 少 奇等俯伏在“神”的脚下，不敢妄动；让全党全民迷信崇拜，“一言九鼎”，用“绝对权威”代替党章国法、煽动群众、打倒刘 少 奇。于是，在发动和进行“文 革”的过程中，竭力鼓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造神”运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一片狂热，红色领袖俨然变成封建帝王。
林 彪是个人崇拜的首席吹鼓手。
对毛 泽 东搞个人崇拜，最早当数刘 少 奇，接下来就是林 彪。
刘 少 奇在《论党》一书中说：“毛 泽 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刘 少 奇选集》334页）毛 泽 东思想，“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刘 少 奇选集》334页）“我们的毛 泽 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刘 少 奇选集》336页）
1959年9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 少 奇以个人崇拜为题做报告，批评彭德怀不赞成对毛 泽 东的“个人崇拜”。庐山会议中间，他说：“在延安时我就搞主席的‘个人崇拜’，今后我还要坚持，还要搞恩来，小平的‘个人崇拜’”。（《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正“左”到反“右”的原因》《中 共党史研究》1994年3月25日第二期）
1960年12月21日，林 彪在他主持制定的《中 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上批示：
“决议号召高举毛 泽 东思想红旗，把毛 泽 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 泽 东思想挂帅。中央认为，决议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和适时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3卷742页）
会议认为毛 泽 东思想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我军建设的指针，也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44页）
决议称“高举毛 泽 东思想红旗、把毛 泽 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毛 泽 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 泽 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 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毛 泽 东思想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因此，高高地举起毛 泽 东思想的红旗，进一步用毛 泽 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 泽 东思想挂帅，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任务。……”
决议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49——750页）
1966年5月18日，林 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政变讲话”。
林 彪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 泽 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林 彪说：“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 泽 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 泽 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 泽 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 泽 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 彪说：“毛 泽 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用毛 泽 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林 彪说：“我们抓突出政治，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中 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 革时期第10页）
林 彪还题词，把毛 泽 东称作“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
林 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是“高举”、“突出”和“紧跟”。这三个口号，画龙点睛地体现了个人崇拜的“精 髓”。

12、“高举”“突出”“紧跟”：

关于“高举”：
林 彪上台伊始，即把“高举毛 泽 东思想伟大红旗”当做口头禅。在他的倡导下，报纸天天登“语录”，文章篇篇引“语录”，大会小会诵“语录”，各种文件顶格印“语录”。后来发展到个别地方买东西、打电话，也要先背一段“语录”。“文 革”中，对立的两派搞武斗，更是少不了“打语录仗”。

关于“突出”：
林 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是“高举”、“突出”和“紧跟”。这三个口号，画龙点睛地体现了个人崇拜的“精 髓”。
1966年5月18日，林 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篇著名的讲话：“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 诛 之，全国共讨之”。根据这一思想，《人民日报》1967年11月3日，发表《大树特树伟大统 帅毛主席的绝对权 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 泽 东思想的绝对权 威》的著名文章。后来，从理论上和历史上掀起“突出领袖”的狂潮。当时曾出笼过《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鼓吹历史上只有毛 泽 东一个人正确，其他领袖不是反面教员，便是正确领导的陪衬，整部党史就是毛 泽 东单枪匹马和其他少数领袖人物的斗争历史。这部《斗争史》的虚伪性，人们从近些年披露的大量史料中已有所了解，不再赘述。这里，介绍一下当年由林 彪骨干控制的某重要单位，是怎样大造舆论，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的学说，赤裸裸地宣扬“领袖决定一切”的。
该单位于1970年11月3日炮制出一个关于领袖问题的理论性文件，名曰：《永远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学习关于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学说的体会》，要点如下：
（1）在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五个关系中，领袖“是群众的灵魂”，“必须承认无产阶级领袖在革命和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命运”。
（2）“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决定着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着我们国家性质，决定历史的发展”，“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党，没有政权，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切”。
（3）“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这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需要”。
关于“紧跟”：
本来我们党并没有“紧跟”这个提法，1958年个别领导干部提出，“跟着毛主席走，就不会错的”，毛 泽 东当即指出这话不正确。他于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某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某”就是指的我——毛 泽 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胡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什么都跟就不好。
可惜的是毛 泽 东这一正确思想，随着个人崇拜之风盛行，而被抛弃；林 彪提倡的“紧跟”口号日益走红，并且形成一种浓厚的风气。　 “紧跟”口号理论上存在的问题，毛 泽 东已讲得明明白白。这一口号在整个个人崇拜时期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也早已有目共睹。如：由此形成的不管是非曲直，闻风而动，一哄而起的盲动作风；虚张声势，比谁嗓门大、调子高的形式主义作风；看风使舵、投机取巧的虚假作风，等等。

报刊大造个人崇拜舆论
文 化 大 革 命期间， “两报一刊”的社论、编辑部文章，成为统一全国舆论和号令全党全国的指挥棒。它带头鼓吹对毛 泽 东的个人崇拜，使个人崇拜成为当时新闻报道的一大特色，各报以种种手法，突出宣传毛 泽 东个人的伟大、英明，把他塑造成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的集体、凌驾于全党之上的伟大“统帅”、“舵手”、“天才”。当时，毛 泽 东在报上的照片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甚至在一张对开大报上占半个版。例如，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报道了毛 泽 东不久前在长江游泳，并配上他在快艇上挥手的大幅照片及语录。次日又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毛 泽 东在长江中一小时零五分的畅游称为令全国振奋的“喜讯”。
当时的文章千篇一律，报纸百家一面。无论是文章、新闻评论，还是社论都只有一种写法，即毛主席语录加例子，通常引用毛主席的诗词作开头，以“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或“祝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作结尾，形成一种特殊的“文 革报刊文体”。“两报一刊”在报道上突出毛 泽 东凌驾于全党之上的领袖地位，以强调自己“无限忠于”、“无限崇拜”的政治立场，并在这方面做出“样板”；各报必须依照“样板”，甚至连标题放在什么位置、栏目多少、字号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各地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常常拿这些“样板”比照和检查各种报刊的版面和内容。各报若与“样板”稍有不合，就会采取“勒令停刊”之类的“革命行动”。夜班发排稿件时，编辑总要千方百计与中央报刊“对版面”

13、颂歌潮和“忠字舞”

经过林 彪的造势，到了文 革时期，对毛 泽 东的个人崇拜立即变成全民的造神运动。如果说，在两个吹鼓手那里，个人崇拜还带点儿“理论”色彩的话，那么在全民造神运动中，则毫无理性可言，完全成了一种邪教式的愚昧荒唐的狂热。事实上，在西文里，“个人崇拜”和“邪教”本来就是一个同义词。
颂歌潮
陕北农民编了一首歌叫做《东方红》，把毛 泽 东称作“大救星”。歌词全文如下：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 泽 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
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咳呀，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 产 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共 产 党，呼儿咳呀，哪里人民得解放。
哪里有了共 产 党，呼儿咳呀，哪里人民得解放。
这首歌从延安唱到北京，从北京唱到全国。“文 化 大 革 命”期间，这首歌成为全国军民集会游行时必唱之歌，就连每天中央和各省市的广播电台开始广播时，新闻联播开始时，都要首先播放这首歌。“文 革”期间，唱得最多的另一首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词如下：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 泽 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 产 党，毛 泽 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这首歌的前四句后来被林 彪写成题词，因而更加走红，几乎每天必唱。伴随着这两首歌曲，各种颂歌，赞歌，效忠歌，语录歌，红 卫 兵歌铺天盖地，响彻中国的山山水水，万里长空，成为“文 革”时期中国的“最强音”。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语录歌”、“红 卫 兵歌”。“语录歌”就是把毛 泽 东的一段语录谱成歌曲。这类歌曲中主要有《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下定决心》等等。这些“语录歌”大部分是由沈阳著名作曲家李劫夫谱曲的。（此人在林 彪倒台后自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歌曲最后以三呼“万岁”结尾。而《我们共 产 党好比种子》，则和谐贴切地使用了地道的湖南花鼓戏曲调，散发着清新的泥土气息，也算好听。“语录歌”中唱得比较多的是《下定决心》，因为这首“语录歌”歌词简短，旋律简单，比较好记。有人回忆当年在五七干校的生活，说到唱“语录歌”：“每次出工，都要扛上毛主席画像，举着红旗，唱着歌儿，说这是政治建队。最妙的是，排队买饭也要唱歌。开始我们排唱得顶认真的，挑长的、好听的唱，可是，等我们唱完，别的排都吃上了，到我们去打饭时，饭也凉了，菜也少了。我们学得机灵了，拣最短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结果这首语录歌就成了买饭歌。”
“红 卫 兵歌”最早产生在北大附中，北大附中“红旗”战斗组创作的
《革命造反歌》，歌词是这样的：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做闯将。
忠于革命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
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这首歌曲受到红 卫 兵的喜爱，很快就唱遍全国。另一首流行的红 卫 兵歌曲是《鬼见愁战歌》，这首歌曲的特点在于自觉地鼓动和展示粗野，以增强情感的力度。歌词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忠字舞”
这是中国人“文 革”中独创的对毛 泽 东表示效忠的一种形式。“忠字舞”没有统一的模式，五花八门，各显神通，而且还被分为“儿童式”、“青年式”、“老干部式”等。跳“忠字舞”时，人们还可以边舞边唱，无非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一类。文 化 大 革 命对人们的一项基本要求就是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当时流行的话是“对毛主席要处处突出一个‘忠’字”，并提出了“三忠于，四于限”，即：“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战无不胜的毛 泽 东思想”；对毛主席要“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
在文 革初期，曾经出现了“造反舞”。有人说“造反舞”发源于北京的一所中学的文艺爱好者之手。参加了“革命”的红 卫 兵们为了向大众宣传自己的主张，就采用了“宣传队”的形式在街头巷尾唱歌跳舞。这支舞蹈在“文 革”之初席卷全国，其中几个基本动作是：挺胸架拳提筋式、托塔顶天立地式、扬臂挥手前进式、握手曲肘紧跟式、双手高举颂扬式、双手捧心陶醉式、弓步前跨冲锋式、跺脚踢腿登踹式。这八个基本动作，后来被戏称为“八大件”，影响了几乎整整10年的舞蹈表演方式，甚至达到没有“八大件”就不知道该怎么跳舞的程度了。“忠字舞”，是在“造反舞”之后流行起来的大众舞蹈，也几乎到了人人必跳的程度。有人考证说“忠字舞”源自内蒙古的“安代舞”，或许也是内蒙古红 卫 兵的发明创造。但广泛流传是1969年前后从空军开始的，使“忠字舞”活动达到高潮。
“忠字舞”在东北尤为流行。每当集会，边唱边手舞足蹈，以表达对毛 泽 东的忠心。人们称之为“忠字舞”。跳“忠字舞”时，每人手捧《毛主席语录》，胸佩毛 泽 东像章，围成一个象征“忠”字的圆圈，一边唱当时最流行的《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等几首歌颂毛 泽 东的歌曲，一边反复转圈，同时做出与歌词相仿的舞步、手势、表情等简单动作。例如，唱“敬爱的毛主席啊”，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右腿半蹲，左腿半跪，抬头眼望语录本上的毛主席像；唱“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要把语录本收回到自己的胸口处紧贴，象征着“在我心中”，然后两手分开，有节奏地来回高举摆动，抬头仰望天上的太阳，表情幸福，做接受阳光照射状。
跳“忠字舞”是一种全民运动。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除了所谓“革命对象”外，人人都得跳“忠字舞”。有个说法：“跳好跳不好是水平问题，跳不跳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立场问题。”所以，不分男女老少，不论场合、时间，一呼百应。每天早晨，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无论是田间地头，无论是工厂大街，只要广播一响起歌颂毛 泽 东的音乐，人们就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如醉如痴地跳起来。学生们到校上课，也首先要跳一段“忠字舞”，才能开始一天的课程。据说在中国共 产 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全体代表也曾在会场上集体跳忠字舞。

14、祈祷热和像章潮

祈祷热
某些宗教用以向上帝表示虔诚的祈祷仪式，“文 革”中被人们冠以“早请示”、“晚汇报”一类的新称谓，用以表达对毛 泽 东的忠诚。“早请示、晚汇报”是文 革中学习毛 泽 东著作的一个形式。“早请示”是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开会或学习之前，集体站在毛主席像前，先三鞠躬，手握《毛主席语录》贴着心窝，再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边喊边把《语录》有节奏地挥向头顶前；然后，向毛主席宣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无限热爱您，我们一定要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再由领队人领着念毛 泽 东语录，再讲当天准备做什么事。这些动作统称“早请示”。“晚汇报”与“早请示”基本一样，只是在每天工作、学习、开会之后，向毛 泽 东汇报当天做了什么事，做得好的，没做好的，以后怎么办。当然，各单位的那些所谓“有问题”的人的祈祷活动不叫“请示”、“汇报”，叫作“请罪”。这些人必须低头站在毛 泽 东像前，（有时头得低到九十度）在三呼“万寿无疆”之后，还必须向毛 泽 东痛斥自己的“罪过”，并表示“痛改前非”的决心。这些人当时度日之艰难可见一斑，这种仪式的祝词，后来越编越花哨，越编越长，好像越长越花哨就越忠于毛 泽 东。有人记录了某部队的一篇“早请示”的祝词：
革命的指战员同志们，让我们在又一个充满灿烂阳光、充满革命激情的早晨，面对着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城，向往着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中南海，心怀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以最最忠诚、最最爱戴、最最景仰、最最崇拜的心情向他老人家汇报……

像章潮
以各式像章、塑像、雕像、画像为形式表达崇拜之意，虽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却被中国人用到了极致。毛 泽 东像章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流行的范围还比较小。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赴前线的慰问团往往带一些毛 泽 东像章赠送给志愿军战士。有一位当年参加慰问团的人士回忆说：
“我们去朝鲜前线慰问，带去了全国人民对战士们的热爱与关心，也带去了大批慰问品。其中最受志愿军战士们欢迎的是毛主席纪念章。在慰问大会上：我们给功臣赠送纪念章。到处响起欢笑声，得到纪念章的功臣们乐得像个孩子一般，其他的战士也争着观看。我们宣布了一个消息：“这儿还有10个纪念章，是留给在下一次战役中的功臣们的。”战士们纷纷起来表示决心：“一定要立功争取纪念章！”一个班又一个班，一个排又一个排像暴风雨一样喊口号，彼此挑战。许多决心书递上来，那种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真叫人感动。”
从这段回忆来看，当时的毛 泽 东像章还十分少，显得非常珍贵。毛 泽 东像章大普及还是在文 化 大 革 命的时候。文 化 大 革 命开始以后，毛主席像章成为文 革的重要标志之一，上至中央领导，下到几岁娃娃，每人胸前都戴着毛主席像章，表示对毛 泽 东的忠诚与敬爱；当然，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是没有资格戴像章的。像章的品种非常多，在使用的材料上，除了铝制的以外，还有陶瓷章、铜章、塑料章、有机玻璃章、竹制章、夜光章等等，而且还有成套制作的。这些像章造型各异，大到像碗口一样，小到纽扣一般。中间印有毛 泽 东各个时期的头像，大都精美绝伦。有一种像章叫“大轮船”章，直径80毫米，上端是毛 泽 东像，下面是一艘乘风破浪的轮船，背景是红太阳。人们有的戴一个，有的戴数个，有的则将左半胸襟上挂满像章，以示对伟人的尊敬。
广东省恩平县的一个农民，为了表现自己不平凡的“三忠于”行动，竟然刺穿了胸前的皮肉，带上一枚毛 泽 东像章，而且整整3年。这一行动，一夜之间就使他成为一颗明星。他被邀请到处去“忆苦思甜”、批判“修正主义”，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做“大报告”。
为了得到毛 泽 东像章，人们不辞辛苦，四处讨要。各地纷纷成立“像章办”，全国的工厂凡是具有加工能力的，都投入了像章的生产，飞机制造厂为了造像章使用了大量的优质铝。“文化革命”初期北京市的许多工厂都以任务不足而发愁，唯独坐落在沙滩的北京证章厂，因为无法招架大量涌来的像章定单而忙得不可开交。“文 革”期间制作像章最多的当属军队单位。由于大量用制造飞机的铝制作像章，以至毛 泽 东本人不得不发出“还我飞机”的感叹。
1969年，中央指示，未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 泽 东像章，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同时还取消了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仪式，毛 泽 东像章热开始降温。1977年以后，人们基本上就很少有戴毛 泽 东像章的了。1977年，毛 泽 东逝世一周年之际，有关部门发行了一枚长方形的毛 泽 东像章，收藏界称此像章为“关门章”。1980年，中央下达文件，要求“毛 泽 东像章要大量收回，以免浪费大量金属材料”。
与像章热的同时，由各种材料制作的塑像、雕像、画像也充斥于整个社会，许多单位都在办公楼前，建起往往比真人高大两倍的毛 泽 东塑像或雕像，各种毛 泽 东本人或毛 泽 东同他的几位“亲密战友”在一起的巨大画像，在大街和各单位的墙壁上，比比皆是。“文 革”中给笔者之一的曹志杰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第二炮兵某下属单位用两块巨大的花岗岩，精心雕琢了两座一人多高，一人多宽，一米多厚的毛 泽 东半身像，由于重量太大，是用火车专门运到北京的。这两座半身像被作为给第二炮兵第一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献礼。
说起毛 泽 东塑像，我们想起一件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969年，毛 泽 东一声令下，全国搞拉练。学校学生也请解放军战士带队拉练。一连三个排的队伍出发了。红旗前面，一个大个子战士捧着一尊巨大的毛 泽 东白瓷半身像。排长怕他累了，找人替他，他急了，大叫：“我要保卫毛主席，重走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他的誓言让学生们感动又钦佩，马上呼起口号应答：“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战士们立刻用宏亮的口号应答：“向革命小将学习！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一呼一应，愈喊愈起劲，为了使喊声响彻原野，让人听见，压倒“敌人”，这一鼓劲，一直走到天黑地黑。
突然大个子脚底一滑，天塌地陷般要命的事出现了——毛 泽 东大瓷像摔碎了！大家全都惊呆了：把毛 泽 东像打碎，杀头的罪过呀！没等大伙清醒过来，那大个子两腿一弯，“扑通”跪下给毛 泽 东像请罪！紧接着二排、三排全都跪下。人们都是抢着跪，谁先跪下谁就忠得最彻底，最坚决，最不犹豫。可那时候人们这根弦都绷得很紧，几乎同时唿喇喇一齐跪下。在月光之下，荒郊野外，大土道上，不知是傻是疯，黑压压跪成一片。没人吭声，没人敢动，谁也不看谁。都以一种悔罪心情，面对着地上那片被月光照得白花花，不成形象的碎瓷片儿。

15、标语潮和语录热。


标语潮
许多城市的主要街道被涂满造反标语和毛主席语录，形成所谓的“红海洋”。围墙上，烟囱上，大门上，办公桌上，楼房的山墙上，触目所及到处都是领袖的语录和各种宣传标语，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至今还能看到那时的遗迹。也许是感到这种做法不很严肃，中央专门为此发了一个文件：
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
根据各地群众反映，最近城市中有些党政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市容”等等，大搞所谓“红海洋”，就是用红色的油漆把大门和大片大片的墙壁涂成全红色，甚至强迫群众挨家挨户出钱。有些农村中，除了“红海洋”外，还搞了大牌坊。还有的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掩盖自己反毛 泽 东思想的罪行。他们的这种做法，不但完全违背毛 泽 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是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的恶劣行为。中央认为，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做法。特此通知。
中央、国务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语录热。
文 革期间，毛 泽 东的“语录”被称作“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每当有新的“最高指示”发表，人们立即集合游行，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热烈庆祝。就是半夜睡觉也要赶快爬起来参加游行队伍，否则就是“大不敬”。
那时，人手一本“红宝书”——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每当开会、吃饭、学习、早请示、晚汇报之时，人们首先都要高举“红宝书”，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讲话时首先要诵读一段“毛主席语录”。可以说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
各种报刊杂志，在头版标题旁，每期都要显眼地印出一段或几段’“最高指示”。每篇文章的开头以及中间都有用黑体字印出的“最高指示”。各种书籍，包括学生课本，都有大量的用黑体字印出的“毛主席语录”。
文 革中，有一个时期无论办什么事，都要先念一句语录。打电话，买东西、问路等等，首先就要说一句“语录”，对方也必须先回答一句“语录”，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有一位老太太去买菜，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你买什么？”老太太说：‘愚公移山’，我买萝卜。”说着她就在大筐里挑起萝卜来。售货员见她挑来练去，很不耐烦，就在一边说：“‘要斗私批修’！”老太太头也不抬，继续挑着，口里念叨着：“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文 革”中，有一天，一对夫妻打架打得不可开交，跑到公社革委会打离婚。公社的人调解道：“‘要团结，不要分裂’，你们知道不？”女的高声嚷道：“‘下定决心’，我要离婚！”男的一听，急了：“排除万难’，我坚决不干！”公社领导火了，冲他们来了句：“抓革命，促生产’，家庭小事我不管。”女的不服气，拉住公社领导道：“‘全心全意’，俺偏偏要离！”男的听了也拉住公社领导说道：“‘为人民服务’，你不能大人小孩全不顾！”“你也别吵，她也别嚷，”公社领导冲这夫妻俩说道：”‘为人民服务’没忘，‘坚持原则’咱不能乱盖章，你俩还是回去过你们的好时光。”
以上两则看似笑话，其实当时就是那样。

16、全国上下只读“红宝书”
在林 彪等人对毛 泽 东及毛 泽 东思想的大力神化下，一个全国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迅速兴起，在“文 革”中更是达到了热火朝天的程度。
“天天读”雷打不动
“天天读”，即每天早上安排一小时时间专门学习毛主席著作。这种作法“文 革”初期不论工厂，部队，还是院校，机关，都成为了一种雷打不动的制度，不论工作再忙，情况再特殊，“天天读”也不可取消，而且是否坚持“天天读”本身就被作为对毛 泽 东是否忠诚的标准。“天天读”由城市很快普及到了农村。社员在开始劳动前必须在田间地头学习一番毛 泽 东著作，据称这样做不仅可以鼓舞干社会主义的热情，而且可以提高对劳动意义的认识。 “天天读”读什么，可以根据需要而定，一般最经常读的是“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后来，林 彪题词：“‘老三篇’不但战士要读，干部也要读，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于是，人们编了歌曲反复吟唱林 彪的这个题词，以至许多人都能把“老三篇”背诵下来。“天天读”的活动十分普遍，甚至在监狱，也要求犯人们“天天读”。老作家马识途先生在文 革回忆录《沧桑十年》中，记载了他在拘留所里“天天读”的情形：
为了反修防修，为了提高大家继续革命的决心，“新生红色政权”不知道是不是从外国传教士那里得到了启发，下决心要拯救我们这些十恶不赦的反 革 命分子的灵魂，免遭修正主义地狱之苦，要我们天天读毛主席的书，特别是读那一本“红宝书”和《老三篇》。为此专门定出一个制度，叫做“天天读”。据北京的“次高统帅”林副统帅的“次高指示”说，这些经卷都包含了至高无上的哲理，一句可以顶万句，而且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一切问题，这自然就是拯救我们灵魂的灵丹妙药，所以要“天天读”。不但要天天读，读得滚瓜烂熟，而且要天天背，背得倒背如流。读时要高声朗读，背时要闭目凝神。于是这个文明监狱里像是办起了一个小学校，天天听到“小学生”的朗朗读书声了。于是那些识不得几个大字的看守我们的看守，和专案组的负责改造我们思想的改造专家们，便是我们的尊严的老师。他们就自然拥有一种权利指导我们读什么，怎么读。为了使那些经卷能够像他们公开要求的那样，“深入到灵魂里去，溶化进血液里去”，他们天天要来抽背的。（马识途：《沧桑十年》，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９０页）。
农民来到地里，也要先学一段“毛主席著作”(或念一句语录)，然后开始干活。

“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在广泛开展学习毛 泽 东著作的基础上， 1967年底和1968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纷纷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把崇拜迷信毛 泽 东的热潮推向新的高潮，并依据军人对毛 泽 东的忠诚程度和学习毛 泽 东著作的态度作为表彰和提拔的最主要标准。被选拔参加代表大会者，除那些在工作中成绩突出者外，还有那些因公负伤，致残的干部和士兵。第二炮兵在1967年底召开了“第一届学习毛主席著作代表大会”。各地来京代表中很有一批是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塌方被砸伤的战士，有的被截肢很让人们痛心。这些代表们不论他们在工作中能够取得成绩，或在施工中能够奋不顾身，因公负伤，是否是认真学习毛 泽 东著作的结果，只有天知道。但他们在各自的发言中，都千遍一律地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对毛 泽 东著作的学习，他们大多都来自农村，文化水平很低。他们的发言稿其实都是由各部队政治部的宣传干部为他们泡制的。
全国都学习解放军，从城市到农村，各个单位都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都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培养“学毛著积极分子”典型，到处巡回做报告
对不识字的老贫农，有专人进行“训练”，一句一句的教。等到他记得烂熟再登台表演。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河北唐山某县竟培养出一位聋哑人成了“学毛著积极分子”典型，到处巡回“表演。笔者有幸观看过此表演，现介绍如下，也让读者开开眼界。
某学校大礼堂（饭厅）坐满了老师学生，唱着“毛 泽 东颂歌”和“语录歌”，等候观看聋哑人学习“毛著”的表演。
司仪宣布大会开始，歌声骤停，大幕徐徐拉开。只见台上站立两个人，身穿军装（无帽徽领章），胸佩“像章”。其中一人手拿教鞭，对另一个人喊道：“请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边说边用教鞭示意。只听那个人吼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听节奏，像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显然，这位就是聋哑人了。我心里说：“原来如此，这和训兽有什么两样！”
接着，又表演了背诵“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红色短语、口号”，完全和训兽一样。
（2008，5，22，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