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彭真文革蒙难记（3）


当时正苦于缺乏公开打倒彭真“有力证据”的阴谋家康生，立即抓住这一情况，用尽其造谣之能事，大做文章。起初是为了借此诬陷彭真，后来借此来打倒贺龙，后来在有关同志的努力下，使这一诬陷成为泡影。

但林彪、江青一伙并不从此罢休，对彭真的迫害仍在继续。他们指使“彭真专案组”对彭轮番“审问”，让彭真交代“反革命罪行”，并且还对彭真施以肉体的摧残，要不是周恩来从中保护，彭真这些“文化大革命”之初便被定了性的老干部，也许早就惨死在他们专案组的折磨中了。

他们慑于周恩来总理的威望，不敢太过分地对彭真加以迫害，就鼓动狂热的学生去批斗彭真等老干部。1966年12月，江青在群众大会的讲话中说：“彭真在组织部搞自己的一套，在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从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彭真这些人有野心”。林彪则在群众大会上煽动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

在他们的煽动下，12月的一天，彭真被揪出来公开批斗。狂热的群众在他们的煽动下，高呼着“打倒彭真！”“彭真必须老实交代罪行”的口号，使彭真精神上受到很大创伤。
不但要在职务上夺取彭真的权力，还要在精神上对彭真加以摧残。他们成立了“彭真专案组”，不断地审问，要他承认强加给他的一系列“罪行”，这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愤怒了，他用沉默、用大义凛然的陈述来回答他们的审问，招来的却是无休止的折磨。

林彪、江青一伙连彭真在狱中安静的权利也剥夺了。在“红卫兵”运动逐渐兴起的时候，他们又多次把彭真拉出去批斗，企图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拖垮彭真，以达到借刀杀人的险恶目的。

随着刘、邓、陶问题的公开化，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直线上升。1967年1月4日、5日两天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对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和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三万六千人参加了大会，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的一大新闻。

1月4日上午9时许，与会者举着红旗，有组织地进入会场，会场上朗读语录和唱语录歌的声音连绵不绝，同时还教唱了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利用红卫兵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情绪，煽动他们对被批斗者的仇恨情绪。这次大会其实并不是群众“自发的”，而是林彪、叶群、江青一伙暗中策划和操纵的。他们要维持大会秩序的工作人员不要干预红卫兵上台，让他们自己上台搞，完全把周总理对这些老干部要加以保护的指示抛之脑后。

下午1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毛泽东语录歌，齐声朗读“最高指示”。当大会执行主席充满激情“首先代表大会全体同志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爆发出了浪潮般的呼喊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群众疯狂的情绪被激发起来。这时，彭真等人分别挂着写着自己名字的1米见方的大牌子被红卫兵押进会场。他们各自牌子上的名字被画上了鲜红的“×”。彭真等人被红卫兵扭曲着双臂，弯着腰，面向四周。彭真这时已是年近65岁的老人，长期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已使他的身体很虚弱了，红卫兵让他以这种姿势站着，就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时间长了也受不了，何况身体虚弱的高龄老人。彭真大汗淋漓，脸色苍白，但他始终紧抿着双唇，眼中露出不屈的光芒，他知道有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置他于死地，但他不会屈服，他要同他们进行顽强的抗争。

狂热的红卫兵们争先恐后地跳上讲台，历数彭真等人的“罪行”，然后高呼“打倒”“砸烂”之类的口号。每一个人发言完毕，彭真等人便被红卫兵押着绕场一周，这时场上口号声四起，许多人伸长脖子想看看这些大人物的模样。也有少数人趁机冲他们吐口水，扔杂物，进行人格侮辱。此时彭真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曾经为了包括这些人在内的首都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日夜操劳，现在他们却在打倒他、侮辱他。

大规模的批斗会和体罚、“喷气式”逐渐流行开来，彭真不断地被从监禁地揪出来批斗，经受着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彭真逐渐从这些所谓的“批斗 ”中看穿了一些人的险恶居心，也逐渐坚信党会把一切都弄明白的，因此彭真忍受着这些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顽强地活着，与他们抗争。不被批斗的时候，彭真就被关在京西半壁店中央警卫部队某部驻地。这里收押着许多共和国的元勋。彭德怀、班禅额尔德尼等都关在这里。曾经警卫过元勋们的忠诚战士，却变成了看押元勋们的“狱卒”。

37、彭真文革蒙难记（4）

根据上头指示，在这座特别监狱里，一切“犯人”，不论职位高低，罪行大小，一律在警卫连吃饭，伙食标准和战士一样，每月十二元四角五分五厘，这是总后勤部根据地区物价核定的伙食标准。十余块钱的伙食费当然很难说吃好，每天不是窝窝头就是发糕，或者粗米饭，最多一星期吃一次八五粉的白面馒头。彭真自然也和战士们一样，生活很苦，彭真有个吃夜饭的习惯，不论吃馒头还是吃窝头，都要留一个夜里吃。好心的战士郑有田留意了彭真这个习惯，每次分饭都要多给彭真一个馒头或窝窝头。不巧有一次彭真夜里吃时被查哨的麻脸副指导员看见了，他来到炊事班，厉声质问分饭的战士：“郑有田！你为什么多给了彭真的窝窝头？”

郑有田立正回答：“报告副指导员，一个没多给！”

“放屁！我亲眼看见你给了他两个！”

“是！副指导员。给两个也没多给，他能吃两个，咱们的伙食不是随便吃饱吗？”

这个曾经和“旗手”握过手的麻脸副指导员气得教训这个战士道：“郑有田，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你是为了叫他吃饱接着搞二月逆流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吗？你忘了上边传达的，谭震林挟起皮包就要走，陈毅说走啥子哟，跟他们干！叶剑英摔断了小拇指，这些都是彭真幕后操纵的。你不要小看一个窝窝头，窝窝头里有政治，窝窝头里有阶级斗争。一个窝窝头反映了你立场不稳，敌我不分，政治上糊涂到姥姥家了，这可是对毛主席不亲，对敌人不狠，对社会主义不爱，对文化大革命不忠。”

郑有田早就看不惯他不可一世的神情，便不急不慢地说：“报告副指导员，上边指示，一要保证他们不死，二要保证他们不跑，叫他们吃饱了好老实交代。要是他们病了死了跑了，咱们可完不成这特殊看押任务了。那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呀？副指导员你说呢？”

麻脸副指导员有点恼羞成怒，后来看在场的指导员并没表态，也就不好发作。“文化大革命”时部队并没有乱，也幸亏部队没乱，大多数官兵痛恨“造反派”那种惨无人道的做法。“窝头事件”后来传到上面，由于一些部队领导的抵制，不了了之。

“造反派”去部队驻地抢人。总理立即命令傅崇碧：尽一切努力把彭真抢回来

彭真等元勋们在这里虽然没有人身自由，但可以免受“造反派”的冲击与侮辱，大多数战士对他们也很好。因此，林彪、江青一伙想方设法指示“造反派 ”去部队驻地抢人。在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下，“造反派”出入军队驻地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把彭真抢到了北京西山山沟里，正等着主子对他们下达下一步的命令。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火了，立即命令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中央没有决定，怎么可以随便抓人抢人？这样下去还行吗？身为国家总理的我，在没有罢免我总理以前，我命令你们，尽一切努力立即把彭真抢回来，抢不回来，我找你卫戍司令傅崇碧算账！……你们要多动脑筋，保证他安全，你听清楚了吗？”

傅崇碧立即回答：“总理，我听清楚了，保证完成任务，请总理放心。”

北京卫戍区的官兵早已看不惯“造反派”们的做法，接到这个命令后，个个都摩拳擦掌。王副团长在动员会上说：“去年我去制止造反派武斗，本来为他们好，打得头破血流的，年轻轻的上当受骗，他们反倒说我向这边向那边，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到后来打架的两边全冲我来了。这次抢彭铁嘴，你们都把背包带藏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用小绳子还不行吗？不打不骂不还手不还口，看哪个闹得欢，用小绳子一拴，把彭真抢到手后，半路再放喽。”

在警卫部队的声势下，平时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终于熊了。警卫部队把彭真抢了回来。也许，傅崇碧正是这时开罪了“中央文革”，为自己种下了祸根。后来，他终于被林彪、江青清除出去，受了几年的冤屈。

但彭真年已花甲，在西山早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一天多没吃饭，连口水都没喝，身上也未带任何随身之物，就连解手用的大便纸，也不得不用土坷垃代替。在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平时不爱开玩笑的彭真这时却风趣地说：“这比长征好多了，可惜我没经过长征！”

在北京，有周总理这棵参天大树护着，彭真等元勋们还好过些。可1969年底，林彪一个“一号令”，把这些老干部都疏散到各地，分而治之。林彪就指使他在各地的心腹，对这些老干部继续迫害。彭真被下放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接受“劳动改造”，尽管当时林彪、江青的爪牙们百般迫害他，彭真始终没有屈服，他坚信党终有一天会弄清这个问题。面对着林彪、江青的淫威，他像一棵傲雪的劲松，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抗争着，挺立着。

当地农民们的民风是朴实的，他们以一种朴素的情感爱戴着这些老前辈。彭真在这些人中间，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楚这场政治风云的实质。于是他更坚信有一天会乌云散尽，还人民一个晴朗的天空。彭真思索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这一切都支撑着他生命之火顽强地燃烧着，他希望有一天能扭转这个乱世，作出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贡献，就像他最初的抗争一样，为了真理，为了祖国和人民，他忍辱负重，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对他的打击和诬蔑。

林彪集团覆灭后，1973年彭真的政治环境宽松了一些。他可以和他的家人经常见见面，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乌云就会散尽，他的沉冤也会得到昭雪。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经过两年的拨乱反正，1979年2月中央正式做出决定给彭真平反。6月份，他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副委员长，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兼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9年以来，先后领导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宪法和其他一些重要法律的制订和修改。他长期主持政法工作，对促进和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这棵傲雪的劲松终于度过了寒冬，迎来了一个春花烂漫的春天。

38、彭真被“文革”暴风雨击倒（1）

制定“二月提纲”
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时，党内主管思想文化领域的机构是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当时还是想稳定局势，让中国学术界维持正常的文化秩序，于是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起草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于1966年2月8日到武汉东湖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于2月12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出。这就是有名的“二月提纲”。
提纲谈到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以学阀自居，以势压人。当时，随提纲还向毛泽东报送了7个材料。其中有一个材料涉及戚本禹，两个材料涉及关锋。提到关锋在1962年也写过影射现实的杂文，戚本禹为吴晗主编的历史小说丛书也撰写过一本《孙承宗》，而孙承宗是明朝的一个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在当时的学术批判中，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一样，都是响当当的左派。他们把这个材料送给中央，要中央了解，当年他们也说过这样的话。意思是：你们现在批评别人，上这么高的纲，你们自己过去也讲过，还是要自己做点自我批评，对别人的批评留点分寸为好。
在《王力反思录》中透露：“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二月提纲’，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砝码。什么事情都有偶然性。”
彭真的补救措施已经晚了一步。当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就是要重用左派笔杆子，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打开政治大革命的突破口。他不但决定收回“二月提纲”，而且主持起草、亲笔修改了“五一六通知”，批判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
《五一六通知》的由来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1966年4月9日至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会后马上就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
会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19日开始开会。会上，毛泽东谈得很活跃。
会后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是否将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
4月24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五一六通知》批判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怒斥“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李雪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和宋任穷两个人和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
一天上午，彭真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要去西大厅出席一个座谈会。在上楼梯时，他突然遇到正要下楼的江青，便应付地招呼：“啊，你也来参加会？”江青像不认识彭真似的，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说：“你开会从来不通知我的，我还敢来参加堂堂北京市长的会呀？看来，我们真不该在此相遇。”
彭真站在楼梯上，沉稳地说：“话不能这么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
江青冷笑一声，直视对方说：“你还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北京市几乎是你一手遮天，都快成独立王国了！我劝你还是收敛一些吧，别走得太远了！”
彭真的怒火直冲脑门，但强忍着没有发作。他压低了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江青同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说话的。是同志还是领导，是同志你把态度放平等些。如果是领导，我劝你还是先认识一下自己。共产党员只能是忠诚战士，任何人都不能成为特殊党员！”江青没听完，扭身就下楼了。
在随后的会议上，彭真的脸色始终是惨白的。回到北京市委机关自己的办公室，直到读罢穆青等人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送审稿后，他的脸色才变得欣慰而激动。
彭真果断“拍板”宣传焦裕禄
彭真邀来穆青，亲切地问：“你们把这篇文章送到我这里，是不是在发表问题上遇到困难？”穆青坦率地汇报：“焦裕禄的事迹，我已经在新华社里作过报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怎么发表，我不敢作主。这篇文章里，我们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困难时期兰考没饭吃、逃荒，这个事情能不能写？不写困难，不写灾荒，焦裕禄的事迹、精神就写不出来；写了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拿不定主意，但我们还是大胆地写了。如果不让发表，就算了。要发表，就不能把灾荒情况删掉，否则这个典型就没有意义了……”
穆青继续汇报第二个“担心”。他说：“现在强调阶级斗争，但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没有写阶级斗争。逃荒要饭能算阶级斗争吗？不能算，只是一些群众觉得困难，暂时外出求生。我们采访了半个月，稿子修改了七遍，在兰考的三级干部会上宣读过，所有事实都认真核实过了。”
彭真问：“吴冷西同志是你们新华社社长，他的态度呢？”
穆青如实回答：“他看后也觉得这篇文章如果不发表真是太可惜了。但要是发表，对于上述两点，他也拿不定主意。这需要向您请示，您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中央日常工作。”汇报完毕，穆青即告离去。
彭真神色严峻，再次一页一页地细阅送审稿，然后拿起笔，毅然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他对秘书说：“从成千上万革命先烈到今天的雷锋、焦裕禄，中国共产党涌现出多少先锋战士啊！我坚信，我们的党是先进的，是英雄辈出、战无不胜的！”
由于彭真的果断“拍板”，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立刻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后，中华大地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热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高度赞扬焦裕禄精神。

39、彭真被“文革”暴风雨击倒（2）

彭真被罢官 遭“绑架”

十几天后，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李雪峰去北京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彭真被“文革”的暴风雨击倒了。
彭真被打倒了，许立群在批斗中被打坏了耳朵，姚溱自杀了。然而，关锋、戚本禹的风光未能持久。1967年秋天，毛泽东心中的战略部署发生变化，重点要从天下大乱转向天下大治，于是关锋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次年初，戚本禹也倒了台。
1966年4月，彭真不出自家大院了，被捕前，彭真特别找女儿傅彦谈了一次话，他很郑重地对女儿说：“在任何情况下不许反对毛主席。我们俩谁也不许自杀。”他低估了这个独生女儿的心理承受能力。
彭真共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是老二。彭真原名傅懋恭，1937年在延安改名为“彭真”。彭真的子女仍然姓傅，意在他们都是普通孩子，不要和他联系起来。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江青很会利用这些热血青年。来“绑架”彭真的红卫兵头头是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她那年25岁，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江青为此还把叶向真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见群众嘛!
叶向真带领红卫兵抓了彭、罗、陆3个人，除了杨尚昆，因为找不到他住的地方。这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抓走的。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5分钟，他说是叶向真。
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了叶向真，跟她要人。叶向真他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叶向真笑，他是看着她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叶向真不说，只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又说：“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红卫兵们还是听了总理的话，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他们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
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批斗彭真
“文革”初期，造反派批斗彭真，彭真说话的口气一点没变，和他平时作报告讲话一样。造反派拷问他，他依理回答。
造反派问：“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彭真回答：“我没有反对毛主席，过去没有反对，现在没有反对，将来也不反对。”
造反派问：“为什么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首长江青？”
彭真回答：“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这要由历史证明。”
造反派：“你是不是和毛主席作对？”
彭真：“不是，我很尊敬毛主席。”
造反派：“你为什么背着毛主席抛出《二月提纲》？”
彭真：“这事康生也参加了，毛主席同意的。”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原来也是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这个提纲是在五人小组讨论后形成的。可是一到批判《二月提纲》，康生就到处散步说，《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他搞的真为《二月提纲》发表的事专门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每一个质问都被彭真驳回，造反派只好宣布“胜利”结束。

彭真晚年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1975年，彭真被流放到陕西。1978年12月,彭真回到北京,那天有数百人到机场迎接彭真回来。彭真下了飞机，和大家一一握手，他的眼圈都红了。
彭真住在前门饭店，连续半个月里看望他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
有一天，彭真和丁一岚、李莉谈话。他先和丁一岚说：“一岚，毛主席对邓拓没有批评，只是说他书生办报。我给你说，你应该心里有数。”
他对李莉说：“他（指李琪——李莉的丈夫、原彭真的政治秘书）主要是得罪了江青，觉得问题严重，在京剧改革中和江青有分歧。”
粉碎“四人帮”后，彭真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从这位置上退下来后，1994年春节,十几个人约好去看他.那时他已生病,坐在轮椅上,对大家说：对毛主席要全面看，历史地看，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摘编自《北京风云》王先金 编著

40、林彪文革对罗瑞卿开第一刀（1）

罗瑞卿（1906年5月31日—1978年8月3日），四川南充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早年入黄埔军校，1928年10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石家庄、太原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1977年复职，1978年赴联邦德国治疗腿疾时去世。
1964年，罗领导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令林彪十分嫉妒。林深感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国防部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于是，林彪罗织罪名，在文革前夕对罗瑞卿开了第一刀。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来被人称为“上海紧急会议”。为何用“紧急”来定义会议呢？原来，是有人要“加害”林彪，而且“证据确凿”。毛泽东不能坐视不管，他专程从杭州再次来到上海，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
这个要“加害”林彪的人正是长期紧贴毛主席身边的罗瑞卿。此时，罗瑞卿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
国防部长状告总参谋长，这自然会有“排挤倾轧”之嫌。古往今来多少例子都证明，一山难容二虎。可是，毛泽东并没有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先入为主，相信了林彪那边递上来的诉状。
罗瑞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公安部长，并长期负责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他的精明干练、对革命的忠诚也是大家公认的。罗很受毛泽东器重。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向苏联领导人介绍我们党政军负责人时，曾指着罗瑞卿说：“此人外号‘罗长子’，天塌下来他也顶得住！”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亲昵与器重。1959年，罗瑞卿在军队担任总参谋长，因林彪长期养病，军队一些日常工作皆由罗瑞卿主持。罗瑞卿秉性刚直倔强，直来直去，不注意方式方法，显得锋芒毕露，有些事情上让林彪不快，罗的锋芒也“刺伤”了其他一些同志。毛泽东在延安时曾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言下之意就是对罗瑞卿这个人“原则性过强”的批评和提醒。
1964年，罗领导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令林彪十分嫉妒。林深感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国防部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于是，老谋深算的林彪就利用一些同志对罗瑞卿的意见来大做文章。
1965年初，已患晚期肝癌的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当时林彪、叶群也在上海养病。叶群频繁出入于华东医院，要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揭发”罗瑞卿，以便向林彪作“汇报”。据叶群说，刘亚楼“揭发”，罗瑞卿曾经和他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中心意思，也是核心要点，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刘亚楼于当年5月7日病逝，事实到底如何，确实如邓小平所讲——“死无对证”。
然而，“死无对证”的“揭发”竟然成了林彪夫妇的“有力武器”，他们等待着时机，向罗瑞卿发起进攻。
林彪这边对总参谋长磨刀霍霍，耿直的总长却没有过多察觉。1965年11月底，罗瑞卿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朗诺后告诉毛泽东：他准备去苏州看望林彪，并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听很高兴，嘱咐罗瑞卿“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
罗瑞卿没有听出毛泽东重提“七千人大会”的弦外之音。他去苏州看过林彪不久，就去云南检查工作了。
毛泽东的带话令林彪格外兴奋，他嗅出了不同的味道。
“七千人大会”期间，在大多数人都在“出气”批评我们党工作中的失误时，林彪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他肯定了“三面红旗”，并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毛泽东看了这篇讲话后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泽东希望林彪再像1962年那样站出来支持他。
1964年，罗领导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令林彪十分嫉妒。林深感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国防部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林彪期盼的“进攻”的时机已到。他通过空军司令吴法宪紧急调了空军一架飞机到苏州，派他的老婆叶群带着海军一份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并嘱咐叶群躲开其他人，直接找毛泽东。
叶群到了杭州没有很快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不知道她有什么事，就让她等着。叶群只好先和毛泽东的秘书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只好又去找毛，这一次她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
毛泽东估计叶群有要事相商，于是召见了叶群。这一召见就是六七个小时，富裕的时间与充足的准备，再加上三寸不烂之舌，叶群足以将罗瑞卿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逼迫林彪让贤让权、篡军反党等各种所谓罪状数落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据说毛泽东听得很仔细，问得也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遗憾的是，最后毛泽东相信了叶群的话。几天后，12月2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泽东这里所指的，主要就是罗瑞卿。
于是，紧接着就有了前文所述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一幕。

41、林彪文革对罗瑞卿开第一刀（2）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亲自宣布“不许记录”、“严格保密”等纪律。就连跟随毛泽东拍摄的记者钱嗣杰也被挡在了门外。以前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钱嗣杰当然感到异样，但他忖度：既然是具有高度机密、不需要发新闻稿的会议，拍不拍主席也就不重要了。于是他也就没再多想，径直回自己的房间等待通知。其实，不要说钱嗣杰这样的贴身摄影记者不知内情，就连许多从北京被召来的领导到了上海也根本不知开会内容。刘少奇还为此专门跑去询问别人。
邓小平、李井泉原来已在昆明，事先在电话里和罗瑞卿联系好在昆明碰头，一起去看三线建设情况。可是罗瑞卿12月9日抵达昆明，邓、李二人已被召到上海开会去了。
12月10日，中央通知刚到昆明的罗瑞卿来上海开会。毛泽东说：“罗回来好嘛，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还是留有余地的。细心的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这样做会使罗瑞卿感到突然，提议让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他爱人以“东道主”身份去机场接。毛泽东点头同意了。
陈丕显已经知道此会极不寻常，于是他便请示邓小平，万一罗瑞卿问他开什么会，应该如何作答。邓小平让他先不必讲，就说总理和他在住地等着，到那里去谈。
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也随同去机场接罗。大概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师长一路“监护”，加上吴法宪一改平日低三下四的样子，罗瑞卿似乎觉察到有些不对劲儿。他一上车便问陈丕显：“到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陈丕显无法作答，便灵机一动，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意思是车上不方便讲话。车上不能干坐着，两人一路上只好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庄稼、身体，以及工业生产之类的情况。
陈丕显与罗瑞卿交往很多，以前见面都很亲切、自然。这回如
此情形，令罗更觉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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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每次来上海都住在锦江饭店，这次却被安排在建国西路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快进城时，陈丕显向罗解释：“锦江饭店住满了，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直到下车，陈丕显才不得不告诉他：“总理和小平同志在里面等着你。”
大家都知道罗瑞卿性子很刚烈，为避免他突然遇到如此大的打击采取激烈举动，在周恩来、邓小平与罗谈话时，陈丕显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送些茶水、毛巾等以观察动静，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立即采取措施。
为了防止发生更大的意外，陈丕显事先和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处书记商量，对罗瑞卿的住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拆下了门锁，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
性格决定命运，或许这话说得不错。饱受屈辱的罗瑞卿铁下心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几个月后，他在北京终于找到机会，从隔离审查的楼上一跃而下。他命大，阎王没有收他。人没死成，但下肢残废了。苦熬到“文革”结束，为治疗这条残腿，1978年，罗瑞卿远走异国他乡寻医问药。可是，最终断腿还是要了他的命。在德国手术成功的次日凌晨，罗瑞卿心肌梗死辞别了人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灭亡的一天，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经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这次会议开得奇怪，被批判的主要人物，却被隔离在会场之外。整个会议没有让罗瑞卿到会，全程搞的是“背靠背”的方式。哪怕让他亲耳听听别人是如何“揭发”的，哪怕给他十分钟的“最后陈述”也好。从这个层面讲，罗瑞卿还不如一个三堂会审的罪犯。
没有被批判对象，并不妨碍林彪夫妇对罗瑞卿的控诉，他们更加地肆无忌惮、信马由缰地为罗捏造各种罪名。
会上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
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
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
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
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
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
仅这些揭发材料，就足以让罗瑞卿吃不了兜着走。同时，会议上还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口诛笔伐。
“批罗”最积极的还要数叶群，她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叶群不仅会上发言，会下还在串联，忙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只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定了一个调子就不再参加了。其他会议议程就交给了林彪。从12月9日开始，会议就由林彪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自然是批判罗瑞卿。这一批就是一个星期。会议最后一天，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所有的阴谋陷害，精心策划，就是这样的结果。
罗瑞卿倒了，林彪才能站得更稳。
12月的上海，阴冷而潮湿，作为“文革”第一批靶心的“彭罗陆杨”四人，他们的生死密码已在“文革”之初编写完毕，谁也难逃厄运……
会后，罗瑞卿即遭隔离审查。随后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组”，于1966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揭发批判罗瑞卿。这次会议最后做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给罗瑞卿罗列了一大堆罪名，诸如“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还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是“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
这些污蔑之词，今天已经完全得到澄清，它们纯系林彪、叶群等人无中生有，有意陷害，或无限上纲，或有意夸大的。可是，在当时那个毛主席威望至高无上、林彪深得毛主席信任的年代里，许多人都信以为真，即使有些人明白事出有因也无济于事。
杨尚昆被撤职，罗瑞卿被批判，陆定一和彭真也坐上了火山口，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这次会议实质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在毛泽东同意下“扫外围”的一个步骤。罗瑞卿蒙难仅仅是个开始。
本文摘自《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 顾保孜 钱嗣杰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42、打倒罗瑞卿的来龙去脉（1）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瑞卿被打倒。“打倒罗瑞卿”于是在“九一三”后也成了林彪的“阴谋”之一。那么，历史是否如此？罗瑞卿，四川南充人，1906年出生，1955年被评为大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总参谋长等12项职务，实为当时政坛风云人物，且为毛林长期所信任。庐山会议后出任军委实权人物，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有一说法，称庐山会议后林彪提议罗任总长是出于讨毛欢喜。其实，并非如此。在1949年后，先后有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粟裕，黄克诚任总长。短短10年，就换了五任，其中固然有工作的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时的总长也的确难当，主要是源于历史上的恩怨，山头太多，(从解放军的形成来看)，婆婆太多。(有些元帅在军中无职，但影响还有。很像中共12大以后的中顾委)。再说59年总长人选，在元帅中只有叶剑英合适，但不知毛，林为何不用？同时，考虑到叶的资历，给林当部下，也稍有不妥。因此，只能从大将中选。粟裕58年刚被罢官，不会再用，徐海东1940年后就养病，黄克诚垮台，陈赓长期心脏病，另外，谭政时任总政主任，萧劲光时任海军司令，许光达任装甲兵司令，就剩下张云逸(1892年生，时年67岁，比毛泽东还大一岁)，王树声和罗瑞卿。在王，罗两人中，林彪当然要选罗。因此，可以说，选罗任总长既是必然，也是无奈。从林彪的心意讲，恐怕更想让刘亚楼出任。
林彪领导军委的前三年，军队的作风与彭时有很大不同，毛十分欣赏。毛自50年以后长期对军
队工作持批评态度，此时，却对林的“突出政治”“四个第一”大加称赞。后人，不乏有些元帅，将军在其回忆录或其他著作中对林彪所倡导的“突出政治”多有批判，并列举当年罗荣桓，罗瑞卿等人是如何如何抵制等等。看待历史事件，必须将其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简单地把林彪提出“突出政治”归于某种个人野心是不客观的。
其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与毛泽东有着历史的渊源，自南昌派(原国民革命军第25师残余部)，和三湾派(原毛泽东的秋收起义残部)会师后，毛泽东长期直接领导军队，并在军队中拥有
大批高级将领的支持，典型如：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等人。
其二，59年庐山会议后，尽关毛泽东打赢对彭德怀的战役，但其威望，尤其在地方上的威望也严重受损。只有军队(其核心领导是毛的基本力量：红一方面军骨干)是毛的大本营。在全国一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形势下，唯有军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其三，“突出政治”并非林彪个人发明，在一些具体方法上，军委一些成员解释有差异，但大前提是一致的。尤其以罗荣桓，萧华领导的总政治部，更是排头兵。同时，军委第二负责人贺龙元帅更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推广到他兼管的体委，在现在看来是极左的“徐寅生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打乒乓球”就是贺龙不甘落后，紧追林彪的例证。为此，毛泽东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
林彪为何要打倒罗瑞卿?
庐山会议后，按中央军委分工，贺龙兼管国防工委，聂荣臻兼管国防科委。但贺龙的工委与聂荣臻的科委关系如同水火，军委无奈只得另组国防工办来协调贺，聂的关系。前期，罗瑞卿基本处事公道，后期不免有失公允，为此引起聂的极大不满。(聂荣臻自离任总长职务后，与历任总长的关系都出问题，尤以其对粟裕和罗瑞卿。粟裕在军内的名言是：勤勤恳恳打仗，战战兢兢做人。50年代，聂荣臻因一事遭毛批评，代总长一职被撤，粟裕同时受表扬。聂便嫉恨，以至于两人见面不说话。
在解释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打倒罗瑞卿原因时，均将其归为林，罗工作上的冲突，林彪担心罗瑞卿取而代之。而毛泽东似乎是无辜的，被迫接收了这个结局，因为他需要林彪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毛，而不是刘，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此为大谬也。尽管，林彪没能在打倒罗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场(如同在打倒彭德怀时一样)，但林彪绝非要打倒罗瑞卿，而是在得悉毛的态度后，对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由叶群以林办主任身份代表林在会上做相关发言。
“打倒罗瑞卿”实为毛的极为重大战略部署的第一步。
1964年12月26日，在毛的生日晚宴上，毛当着众人面半玩笑半认真地将其对刘少奇等人的不满表露出。(其实毛，刘的矛盾自62年七千人大会后就开始)。65年1月，在政治局会上，毛刘首次公开冲突。此时，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在65年，刘少奇在党内，政府中的势力已据主导，而毛泽东则更多是作为一个偶像存在。毛原先看好的彭真，邓小平，已完全在刘一边。众人嘴上不说，心里想得就是供毛为偶像，少管事。毛泽东深知其在党政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军队。其时，1965年，军中的实权已在贺龙，罗瑞卿手中。(林彪自1962年夏后基本不再管事)。毛深知贺龙为人，在毛刘摊派时，贺龙决不会支持毛，顶多持中立。而且，64年11月，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对贺龙的酒话引起了毛的高度警觉。
罗瑞卿按理是毛的亲信，毛对罗瑞卿不应有怀疑。但是，罗自59年出任总长，军委秘书长，特别是62年出任书记处书记后，大权在握，依仗毛林的支持，作风强悍(换句话，有些飞扬跋扈)。刘少奇为最终架空毛，也对罗采取亲近的手段，如刘少奇曾公开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此话是在1965年5月所讲。不知是刘少奇已有所安排，还是罗瑞卿已有所表露。反正，在1965年战备空前紧张时，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一个“病人霸着”，总不是一件好事。此话不可能不传到毛泽东那里。为此，毛泽东秘密召见另一得力助手叶剑英，让其做出有关部署。同时，让毛泽东的“好学生”，时任总政主任的萧华开始收集有关“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真正的“倒罗”运动在军队时开始于1965年5月。

43、打倒罗瑞卿的来龙去脉（2）
1965年5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除毛，林外，军委主要成员均出席。因为此次会议事关中共援越及重大战备问题，总结发言理应待报毛，林后再做。元帅叶剑英为了这个发言做了长时间的准备，而罗事先未请示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把叶帅凉在了一边。会议刚结束，叶，聂，萧，杨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汇报，并分别在毛泽东和林彪面前表示不满。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随即下达指示口授了一个电话记录：“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６３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在各小组宣读。”。此时林彪已知毛泽东及众多元帅，将领对罗不满，但林又不能明说。罗瑞卿除与贺龙保持密切的关系外，与军委大多数成员关系很差。罗自认为有在军中有毛，林，贺支持，在政府中有刘，彭真支持，在党内有邓支持，舍我其谁？孰不知此时毛泽东在其打倒刘少奇的全面战役中对罗的立场已产生怀疑。
正是在有此大背景下，才出现了林彪与罗瑞卿的谈话，林对罗说：“要加强通气”，并说：“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并对通气问题作了五条规定，还说，你去我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到随去等等。林彪为了说明通气的必要，还拿出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字一句念了起来。林彪此时要罗瑞卿“加强通气”是为罗瑞卿好。　用比较严肃的方式提出也是为了引起罗瑞卿的重视。因为他已经引起了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老帅的不满。　此时要罗加强“通气”是毛泽东和许多老帅的意思，林彪的过渡放权和罗瑞卿的过度专横已经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可惜，“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罗瑞卿终于还是没有明白。类似的话后来林也与贺谈过，贺也同样听不懂。这样，毛泽东就开始了逐步解决贺龙、罗瑞卿兵权的准备，以确保在对刘少奇的斗争中军队的绝对忠诚。杨成武，李天佑分别被任命为第一副总长和主管作战的副总长，在罗瑞卿不在京期间主持总参工作。与此同时，在叶剑英元帅主持下的收集罗瑞卿材料的工作进展顺利。这其中包括海军第一副司令王宏坤，第一副政委李作鹏提供的材料，总参杨成武转来的兰州军区的材料，雷英夫(时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少将，被毛誉为“洛阳才子”。1950年我军第一个发觉美军会在朝鲜仁川登陆就是此人当时是50年8月中。距美军登陆还有一个月。)的材料。11月，总政召开军队政工会议，批判肖向荣，矛头指向罗瑞卿。而罗此时尚蒙在鼓里。

同月10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姚文元文章发表，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此文在北京遭到彭真主持的书记处和北京市委的顽强抵抗。毛泽东早料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不会转载，然而让毛震怒的是除了华东地区的一些报纸外，全国没有一家党报转载。尤其让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历来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的《解放军报》也同刘、彭站在一起公然对抗他。为此，毛泽东让陈丕显捎话给罗瑞卿，表示毛对北京各大报都不转载“姚文”强烈不满，毛此时已是在给罗瑞卿最后的机会，以证实毛对罗的看法，以及对刘派的态度。但罗没有太当回事。直到11月27日，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柬埔寨军事代表团时，才发觉事情不妙。当晚，罗特意去见江青，想再探一些情况。江青当着罗的面大骂彭真，至此罗瑞卿才深感事态严重，马上将与江会谈的情况向彭真做了汇报，两人遂决定让《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两报同时在29日发表。由此，毛泽东的想法终于得到了“证实”：罗瑞卿已不是自己的人。

在完成这些部署后，11月29日，毛办通知叶群马上来杭州向毛做全面汇报。为了给打倒罗瑞卿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同时也暂时不惊动刘、彭、邓、贺龙等人，不暴露真实意图，就有了“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说法。把叶群找来将打倒罗的意向透露给叶群，故意在叶群面前就“作战会议总结发言”和“五级干部定级问题”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叶群一听毛泽东要整罗瑞卿，而且对许多事都知道的很清楚，吓的半死。林彪与罗瑞卿
两家平时关系太近过于密切，叶群怕牵连到林彪，于是在毛泽东面前大骂罗瑞卿平时对林彪也不尊敬，夸大林彪与罗瑞卿的矛盾。毛泽东一听求之不得正好利用，于是也要叶群写揭发材料，叶群哪敢不从，立即顺竿就爬。此后，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林彪，向其和盘托出准备扳倒罗瑞卿，但还要看其最后表现。(这个表现是什么很快就会知道)。毛明确要求林彪表态。林彪因与罗瑞卿关系密切，而且罗瑞卿本身又是林彪提名回军队工作。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不愿意参加会议更不愿意发言。毛表示如林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林彪没有选择，只能同意毛的安排。
11月30日，林彪听完叶群的汇报后，向毛表态同意。除了林彪外，此时知道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
12月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内容：撤销罗总长、书记处书记等所有职务。
常委会表决：常委7人，毛、周、朱、林赞成；刘、邓、陈反对。四比三通过。
政治局及书记处共38人，表决结果：29票赞成，2票反对( 彭真、刘伯承)，7票弃权(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陆定一、李富春、谭震林)。
这样，在常委会和政治局扩大会上，均获通过。会议同时决定，不许罗瑞卿见毛、林。由周、邓代表中央对罗宣布。林彪固然认为罗工作有错误，但以“反对林副主席”为由来打倒罗，却是林本人始料所未及的，但除此也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理由。会后，任命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协助林彪主持工作。杨成武为代总长。罗瑞卿从此离开政坛达12年。会议同时决定，不许罗瑞卿见毛，林。由周，邓代表中央对罗宣布。12月上海会议突然打倒罗瑞卿时，当时很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都大大感意外，大家诚惶诚恐，不知道谁会受到牵连。
罗瑞卿被打倒5个月后，彭真垮台。又4个月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等相继垮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1b95ea0100uqml.html

44、罗瑞卿遭打倒内情（1）
《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形势急转直下，虽然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还试图将之控制在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的范围内，但毛泽东已决定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大革命，彻底解决中国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问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在1965年11月10日，即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去在中央的职务，名义上是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实际上是隔离审查。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所谓“窃听器”，其实是录音机。以前毛泽东讲话没有现场录音，手工记录既不准确且事后整理还找不到依据，这使时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很伤脑筋。一次毛泽东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问题，因事先安排了录音机，后来在整理成文字时很准确，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此后，在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讲话时，都尽量安排录音，但有时领导人讲话不是那么很正式，面前摆一个录音话筒也感到不舒服，于是有关工作人员就用花之关的东西将录音机挡着。其实这完全是工作需要，根本不存在“私设窃听器”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杨尚昆的冤案进行了复查，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复查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给予彻底平反。复查报告指出：“杨尚昆同志原在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
在江青等人频频活动于密室、点火于京沪之时，一向善于观风察色的林彪，也认为机会到了，开始施展阴谋手段整人了，并首先将矛头对向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
林彪与罗瑞卿长期是上下级关系。罗比林大一岁，但林一直是罗的上级。林任红四军军长时，罗是其手下的第十一师师长。林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罗任军团保卫局长。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林任红军大学校长，罗任教育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两人没有在一个地区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因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而被免职，经林彪向中共中央提名，罗瑞卿由公安部长职位调任总参谋长。
起初，林、罗工作上相处尚可，但从1961年起就有点矛盾。1964年以后，林彪在几个重要问题上，逐渐对罗瑞卿心怀不满，以致发展到恨之入骨的程度。1965年秋，林彪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2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林彪对罗瑞卿不满呢？林彪垮台后，罗瑞卿曾在一份材料中写道：“那么，在什么一些事情上，我触怒了他呢？因为他总是有什么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情，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党的军委的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林彪对罗瑞卿表露出明显的不满，是从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开始的。为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1964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比武活动。1964年6、7、8月期间，全军分18个区举行了比武大会，参加比武和表演的有1。3万余名干部、战士和民兵，军内外参观的干部近10万人。
1964年6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的比武表演。毛泽东对这次比武活动评价很高，并指示要在全军普及“尖子”经验。
这次全军大比武对于提高全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一做法却并不符合林彪此时的治军思路。1960年，林彪曾提出部队的政治“四个第一”的观点，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全军大比武显然与他的“四个第一”不一致。因此，对于这次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林彪起初采取的是静观的态度。后来觉得有文章可做，就派叶群等人到广州军区当年他参加南昌起义时所在的连队等基层单位搞调查。调查中发现有些单位军事训练占用的时间多了一些，比武中个别单位有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于是，林彪、叶群抓住这些问题不放，指责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
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机，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12月29日，林彪又紧急召见总政治部领导人，批评说：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林彪还强调，军事训练等“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他甚至说，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并要求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林彪的讲话作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标》下发全军贯彻执行。在林彪的压力之下，大比武活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罗瑞卿不同意林彪对大比武的批评，认为“1964年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去年是不是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毛着？主要的不是，有一些是，主要的我看不是。”对于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罗瑞卿说：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以后，罗瑞卿又多次提出，不要搞空头政治，说：“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

45、罗瑞卿遭打倒内情（2）
本来在大比武这件事上，林彪就认为罗瑞卿不听话，同他有贰心，产生了要将罗整下来的想法。1964年5月，毛泽东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要求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还要有三线接班人。在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的过程中，罗瑞卿曾就新老干部接替问题向林彪作过汇报，并曾讲过有些老干部应当主动“让贤”之类的话。一向多疑的林彪听了，认定这是罗瑞卿要他让贤，更坚定了打倒罗瑞聊的决心。
可是，仅一顶“不突出政治”的帽子，还不足以整倒罗瑞卿。于是，1965年下半年起，林彪就授意李作鹏等人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1965年11月30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
同一天，叶群坐专机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至于汇报的内容，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的话说：“现已无从知道。”因为汇报是单独进行的，自然没有留下记录。但据几天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了解，揭发的内容大致是罗瑞卿要夺军权，罗瑞卿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
当年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曾安排叶群向毛泽东汇报，因为叶群谈话的时间太久，他还三次进去摧叶早点结束谈话。据他回忆：
三次摧叶群，只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
罗瑞卿遭打倒内情（3）发布时间:2012-11-09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的。”叶群还罗列了一些罗瑞卿的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
在叶群来杭州前几天，罗瑞卿也到了杭州。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参加接见时见到毛泽东，并且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完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28日，罗瑞卿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可见此时的罗瑞卿根本就没想到林彪要对他下手，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没有什么变化。
林彪、叶群的诬告显然产生了作用。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第55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比较独特的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人，作为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叶群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参加了会议，除了少数人外，大多数与会者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罗瑞卿的的夫人郝治平曾讲到这样一个细节：贺龙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问通知人开什么会，对方回答说，去上海就知道了。秘书问他，去开会总要带点文件，带什么？贺龙说，带上地图去，他还以为是讨论军事上的事。到了上海后，刘少奇见到贺龙，问贺开什么会，贺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会议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近十个小时的发言，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杨成武回忆：
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作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按：刘亚楼夫人）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
作者罗平汉 来源: 《“文革”前夜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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