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5 年11 月《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发表及其导致的更加猛烈的文化批判，起初曾受到中央一线领导一定程度的抵制，这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使他下决心发动一场更加激烈、广泛的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经过1966 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 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地发动起来。10 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运动范围由文化、教育领域及党政机关，迅速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

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批判“二月提纲”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不断升级的背景下，1965 年11 月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1]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姚文)。《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吴晗写的京剧剧[2]。早在1959 年4 月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学习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冒死上谏的精神。会后不久，根据这个精神，吴晗开始写作有关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错误地对彭德怀开展批判后，毛泽东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彭德怀表现的海瑞精神是“右派海瑞”。1965 年底开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以对所谓“右派海瑞”的批判展开的。
从1962 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江青就对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提出，《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演出，进行批判，但遭到婉拒。此后，江青又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康生在1964 年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1965 年2 月，江青到上海，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等人共同策划，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背着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用江青的话讲，是“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3]。
姚文元这篇批判文章，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猛烈攻击《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是一株毒草”。
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普遍反感。《文汇报》收到表示不同意见的来信来稿达数千件。许多著名学者斥责姚文“陷人于罪”，表示“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中央曾有规定，对知名人物的批判要经过批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对《文汇报》未经批准突然登出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感到极不正常。在不了解文章背景的情况下，他告诉北京市委，吴晗问题的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界限要掌握好。在姚文发表的十多天内，除华
东地区几家报纸予以转载外，北京和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报刊未作转载。为此，毛泽东提出由上海出小册子。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订购数很少。这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彭真是吴晗的后台，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中央书记处在大体了解姚文发表的背景后，指示北京的报纸予以转载。根据周恩来和彭真的意见，《人民日报》在1965 年11 月30 日第五版“学术研究”专刊上加以转载并写了编者按语。编者按语仍然是主张把讨论作为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来处理。此后，北京和各地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也发表了少量对姚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吴晗和《海瑞罢官》辩护的文章。
1965 年12 月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其中说到:《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的谈话传开以后，一些批判文章的调门进一步升高，批判范围迅速扩大。许多学者、作家心情紧张，惶惶不安。
1966 年1 月中旬，中央宣传部收到《红旗》杂志编委关锋、《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各写的一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因对文章中一些上纲很高的提法是否适于公开发表没有把握，于是摘要上报请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4]。
2 月3 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上印发了包括上述文章摘要在内的七个材料，反映的都是学术批判引起紧张形势和有关方面提出如何掌握政策的问题。会议认为，要制定出若干指导方针，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会后，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这个提纲虽然也有许多在当时大环境下难以避免的“左”的提法，但主旨是试图对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引导运动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进行，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二月提纲”还指出，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个提纲，连同所附的七个材料，报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
2 月5 日，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认可。2 月8 日，彭真、陆定一、康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2 月12 日，“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党，要求各级党委“照此执行”。
“二月提纲”的形成，反映了党内相当多数同志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所持的慎重态度，但江青等人却对此极为不满。此后不久，围绕着“二月提纲”，开始了一场新的、更严重的斗争。斗争的范围，从意识形态领域和文教部门扩大到政治领域和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斗争的焦点，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转移到对“二月提纲”的否定；斗争的对象，从《海瑞罢官》、“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转移到“支持”、“包庇”他们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就更加明确地、直接地和“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

18、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1966 年2 月2 日至20 日，江青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到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江青在会上指责文化部不贯彻她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还攻击北京市委不支持她搞京剧革命，专了她的政，表示“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江青宣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
会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为向总政治部党委汇报这次会议而起草的会议纪要引起江青的不满。她要求总政治部派人重写会议纪要，并由她和陈伯达、张春桥参与修改。这份经过反复修改的座谈会纪要提出:十多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还在文化革命的口号下，基本否定了20 世纪30 年代的
左翼文化运动。
3 月，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个纪要，并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
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在纪要中加写道:“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这个座谈会纪要于4月10 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提出，使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升级，为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17 年文艺工作的成绩，进而否定中央一些领导人提供了理论依据。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制定和下发，是江青企图从军队方面寻求政治支持、在文艺战线打开突破口的重要步骤，也是江青与林彪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在党中央领导层进行夺权活动的开端。
1966 年3 月17 日至20 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他说: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3 月28 日至30 日，毛泽东在上海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说:“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说:“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不可以搞阶级斗争?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5]
4 月9 日至12 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
东3 月底的谈话。会议批评了彭真，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前身)。随着“二月提纲”的撤销和“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所谓“被压了两个半月”的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得以公开发表，一批杀气腾腾、罗织罪状的批判文章纷纷刊出。由文化领域开始的这场“革命”，迅速转向政治领域。

19、“彭、罗、陆、杨”事件
与文化批判升级同时，中央接连发生几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突然被撤职、受批判的政治事件，在党内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惊疑。
1965 年11 月10 日，也就是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撤销职务，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等。这些都是对杨尚昆在职责范围内从事的正常工作的诬陷[6]。
一周后，林彪于11 月18 日对全军工作提出五项原则[7]，片面强调“突出政治”。接着，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久，发生了林彪诬陷罗瑞卿[8]的事件。
一段时间以来，罗瑞卿在军队工作中对林彪提出的种种极端言论颇有微词，深为林彪所忌恨。在林彪及其妻叶群的授意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人写了诬陷罗瑞卿的材料。11 月30 日，叶群带着林彪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和这几份诬陷材料去杭州见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夺取军权。毛泽东听信了
林彪、叶群等人的诬告。
12 月8 日至16 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靠背”[9]的揭发批判。在这次会上，
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作了长达数小时的发言，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抢林彪的班”、想要“篡军反党”等等。对于这次临时决定召开的会议，中央多数领导均不知情，甚至连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事前也不知道会议内容。面对突然揭露出的罗瑞卿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有怀疑。在中央进一步了解情况时，叶群伙同吴法宪、李作鹏继续制造伪证。12 月11 日，正在云南检查边防情况的罗瑞卿被紧急召至上海，遭到软禁。1966 年3 月，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批判罗瑞卿，把“资产阶级野心家”、“军队中的赫鲁晓夫”等罪名一起强加到他的头上。
1966 年4 月22 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里有人；中央有，部门有，各省、市、区有，军队也有；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严厉指责，并在一些党内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会后，彭真被停止工作。
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中央宣传部被指责为“阎王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被指责为立场和观点“同彭真完全一致”，很快就被横加各种罪名，停止了工作。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在党中央身居要职、享有很高声望的领导人，突然间先后成了“里通外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等，这不能不在全党引起巨大震动，似乎修正主义不只是出在文化领域，也出在党政部门、军事机关的高层领导中。这些接连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日甚一日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
5 月15 日，遵照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为防止突发事变，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几天后，首都工作组为加强首都警卫力量，进行了部队调动，并重新调整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
注:
[1]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
[2]本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1959 年八届七中全会后，吴晗在胡乔木的约请下，开始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后又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之约，于1960 年底写成有关海瑞的剧本。该剧本原名《海瑞》，后接受别人意见，为区别于其他的海瑞戏，改名为《海瑞罢官》，1961 年1 月在北京首演。
[3]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 年4 月12 日。
[4]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64 年7 月成立的，任务是负责领导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有关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经党中央指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为组长，组员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5]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的谈话，1966 年3 月30 日。
[6]1980 年10 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办公厅《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正式为杨尚昆平反。《报告》指出:录音工作和抄录档案，是在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批准后，对领导人重要讲话的记录和对档案资料的积累，并不存在所谓“窃听”、“私录”和“泄密”问题。强加给杨尚昆的一切罪名，全属不实之词。
[7]五项原则，即学习毛泽东著作；坚持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抓基层；提拔优秀干部到关键岗位；苦练过硬的军事技术。
[8]罗瑞卿，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
[9]指在进行揭发批判时，被批判者本人不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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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五一六通知”
1966 年5 月4 日至26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几项议程均由毛泽东在会前主持确定。开会期间，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会议在紧张压抑的气氛中，首先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林彪在发言中诬陷有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要搞反革命政变。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会议于5 月16 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事前经过毛泽东七次修改，一些重要的段落均由他亲笔加写，反映了他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五一六通知”对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认为“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并“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五一六通知”还批判“二月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
“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个通知还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
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通知中这些带有严重错误的论断，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他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更严重的是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他认为，一些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到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他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因受到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阻挠而无法推行，因而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感日益加重。毛泽东把他所认定的这种情况同他总结的苏联共产党内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表示深深的忧虑。他在1966 年5 月5日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有的时候我也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通过“五一六通知”后不久，毛泽东在6 月10 日同越南
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的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这就是他在“五一六通知”中点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用意所在。
5 月18 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他突出地罗列了古今中外许多政变的事例，耸人听闻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危险就是出在上层”。林彪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些话造成一种极度
紧张的气氛，对会议和会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正式名称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常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其成员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1]。先后两个小组，名称虽然相同，但其性质和在党内的地位完全不同。后者一经成立，实际上就逐步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央各重要媒体，乃至
全国的舆论工具。
1966 年5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

21、混乱局面的出现
在1966 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时，江青、康生等人已将会议的某些内容散布到社会上去，报纸上大批判的势头越来越凶猛。对吴晗的批判，进一步牵连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接着，又牵连到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和《北京晚报》。
还在1961 年至1964 年间，邓拓、吴晗、廖沫沙分别在《北京晚报》等报纸上以专栏或散篇的形式发表杂文，并以共同的笔名在《前线》上合写《三家村札记》。这些文章广征博引，具有很强的知识性，有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委婉的批评，深受读者欢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后，《三家村札记》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1966 年5 月8 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署名高炬和何明的短文，气势汹汹地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污蔑邓拓、吴晗、廖沫沙把《前线》和《北京晚报》作为反党的工具，“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5 月10 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指责《三家村札记》等文章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其他报刊也闻风而动，响应声讨。一时间，“大阴谋家”、“牛鬼蛇神”、“黑帮”、“毒箭”等字眼充斥报端，宣传领域一片杀伐之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陷于被“围剿”的境地。与此同时，几乎每个省市都揪出了本地的所谓“三家村”、“四家店”。文化界普遍感到惶惑不安。
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极端的做法和不符合实际的看法。毛泽东因此担心政治批判不足以形成强大的冲击力，以解决他深深忧虑的中国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寻找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突破口，以形成对“修正主义”的强大社会压力。恰在此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违反周恩来关于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的指示，于5 月25 日在校园内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2]。6 月1 日晚，按毛泽东指示[3]，新华社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人这张后来被称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同一天，已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鼓动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次日，《人民日报》刊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污蔑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京大学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
义的‘党’”，号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6 月4 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此前一天，改组后的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的职权”，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
6 月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鼓动“一切革命同志”起来同维护原单位领导的“保皇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些非常措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最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的是大、中学校的学生。自6 月1 日起，短短几天里，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都出现了学生造反的“革命行动”。学生们在学校里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矛头指向校党委、党支部及教师。一些学校的批判迅速升级为对校领导和教师的批斗，正常的教学秩序已经难以维持，校内出现无政府状态。
在群众造反浪潮的冲击下，由于对基层党组织的态度不同，大中学校的师生员工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又称“保皇派”)。不久，许多学校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混乱局面日趋严重。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工作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面对哄然而起的群众运动，他们主张加强党的领导，对正在扩散的狂热情绪加以约束，防止混乱局面继续扩大。

22、北京市的灾难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中共党员、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明史专家。他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要干部敢讲真话的号召，一九五九年九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一九六〇年写成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并于一九六一年在北京首场演出。可是，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经江青、张春桥长期策划，经毛泽东同意，由姚文元捉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这篇文章牵强附会、无中生有，诬陷吴晗是以借古讽今的手法，“鼓吹退田单干”，为刮“翻案风”、“单干风”的牛鬼蛇神鸣冤叫屈。一九六六年四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先后发表由陈伯达、康生策划炮制出来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二文，将吴晗所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剧本，都同本来毫不相干的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硬扯在一起。于是，《海瑞罢官》剧本变成了直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所谓“反党分子”“罢官”鸣冤叫屈的“大毒草”。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由江青主持写作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的《光明日报》刊登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这一天的《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还联合刊载预谋炮制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材料摘编，每段都加上耸人听闻的“编者按”，定下“批判”的口径，给《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工具的帽子。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姚文元说什么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写作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要上揪“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下扫“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后来，林彪在一次报告中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注：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可见，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攻击中共北京市委，是为打倒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作舆论准备，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序幕。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了错误的斗争，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捏造谎言，制造恐怖气氛，大讲“政变经”，极力鼓吹个人崇拜。
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组进入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接手各部门的工作。从五月二十三日起，李雪峰主持在北京饭店召开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和中共中央的通知，揭发批判原中共北京市委的所谓“罪行”。在会议上，传达了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和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口头通知：撤销刘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职务，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宣布对原市委领导干部的处理意见，在20名市委常委中，除7人（后来也被撤职）外，其他均被停职、撤职或隔离审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在康生策划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所写《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以《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在头版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陈伯达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日，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中共北京大学党委，撤销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云的一切职务；决定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撤销《前线》杂志编委会，《前线》半月刊停刊。至此，以彭真、刘仁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已被彻底改组和解散，市属各级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基层组织随即先后陷入瘫痪状态，无政府主义思潮到处泛滥起来（见图）。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首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政权建设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这个过程中，林彪、江青等人对以彭真、刘仁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肆意进行政治陷害。他们全面否定首都十七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抛出污蔑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所谓种种“罪状”，诬陷中共北京市委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要彻底“砸烂”（指改组、解散）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和“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专政机关。市委、市人委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所谓“反革命黑帮分子”，全市区、县、局以上干部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冲击、批斗或隔离审查。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至于后勤杂务人员，全部调离机关工作岗位，集中审查和下放劳动改造。全市广大中共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共产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革命群众被扣上“保皇派”、“老保”的帽子而受到排斥。
一九六八年八月，由康生、谢富治一手制造的以冯基平（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邢相生（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为首的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曾将冯、邢等23名局、处级干部逮捕入狱。随后，市公安局又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其中72人被捕下狱。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很多普通群众都遭到政治迫害，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各系统各部门，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即有65566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五分之一。加上“造反”组织擅自立案审查、乱加批斗和冲击的干部，数量就更大了。十年内乱，全市共有10275名干部、职工、教师、学生、农村社员和城市居民，由于受到种种迫害而非正常死亡，其中有各级干部1784人。刘仁、邓拓、吴晗、乐松生、李琪等领导人，老舍、翦伯赞、焦菊隐、马连良等知名人士，时传祥、李墨林、刘宗悦等著名劳动模范，都先后被摧残致死。

23、邓拓以死抗争（1）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叫马南邨，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竹屿人，家住道山路第一山房。中国新闻家，政论家。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毕业于河南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赴晋察冀边区任《抗战报》社长兼主编。后任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1945年主持编印《毛泽东选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1955年任中科院科学部委员，1958年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60年其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1961年3月，开始以“马南邨（cūn）”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153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他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邓拓撰写过大量社论、杂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有《燕山夜话》等，深受读者欢迎。
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饿死千万人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例如，《“伟大的空话”》批评将“伟大的空话”普遍化，到处搬弄，并信手引用了邻居孩子一首通篇空话的《野草颂》：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保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他很担忧孩子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邓拓文集》第三卷，498页）；再如，《专治“健忘症”》指出，得了“健忘症”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并从古代医书上抄录了两个特效药方。（《邓拓文集》第三卷，511页）。就是这些文章把他送上了“文革”的祭坛，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匆忙看过，就给范瑾打电话，让她第二天转载。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范瑾打电话，范瑾：“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彭真不在北京。邓拓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但不分管新闻，而郑天翔分管《北京日报》，却不分管意识形态。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邓拓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了《人民日报》之后，市委不让邓拓过于为难，就把新闻这一块摘出来让郑天翔管。
邓拓不同意转载，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泽东提出来要批吴晗，彭真早就向市委打过招呼。但是，对于市委领导，包括彭真在内对批吴晗至少有这么三点心理障碍：一是吴晗为人正直，一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吴晗是明史专家、教授，但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学术的观点上批判吴晗可以，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不能接受；三是中央过去曾说过：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吴晗要保。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即1959年11月10日到1962年1月5日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通共只有55天，时间虽然短暂，但邓拓的所作所为，都是起到力图把制造十年动乱的序幕关上。不希望朝着疯狂的、无原则的政治批判方向发展。在这段时间，他发表过演说，组织过写作组写学术批判文章，亲自出马写了“向阳生”的文章。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被人把矛盾推向激化，都被当作加罪于邓拓、彭真的口实。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刊登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材料，邓拓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团”。
1966年5月8日、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诬陷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且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地声称：“邓拓是什么狗？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狗叛徒。”邓拓当然知道这种诬陷是欲把他置于死地，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才这样说的。
邓拓当然也知道，姚文元、戚本禹等这股恶势力在当时是无法抗拒的。邓拓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以死来作最后的抗争。

24、邓拓以死抗争（2）
深夜，北京的街道上纷纷扰扰，但邓拓的家院是宁谧的。初夏季节，正是一架紫藤萝开花的时候，它在暗夜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幽香。要是往日，邓拓会挤出一点难得的清闲，在它身边赏月观花吟哦，或是端坐在藤椅上把卷凝思，消磨几番春晨夏夜。但今夜，它却显得孤独清寒，真有点“寂寞开无主”了。
灯下，邓拓仍在奋笔誊抄给市委领导的那封信，他要向自己敬重的老领导彭真、刘仁诉说：
许多工农兵作者几乎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说了。
……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是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空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到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之所在。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
仔细查阅我写的东西，与报上三次摘要和批语对照，联系自己当时的思想，我认为有许多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又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做“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文中说到列宁用这个例子讽刺马赫派。我对好几个同志说，从杂文的观点来看，马赫派正好可以说成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派。
他要申诉，他要反驳，明知这样做未必会有好的结果，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态度，要求他必须这样做。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而对这种无耻的诬陷，他只能寄希望于组织。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邓拓文集》第五册，428—429页）
对戚本禹诬陷的叛徒问题，邓拓在信中回顾了解放前两次被捕的情况，给以明确的辩驳，请求党组织作审查。
邓拓太傻了！阴谋家将磨得锋利的屠刀搁在了你的脖颈，你还在认真地请组织上指定人去调查核实，还天真地指出“有一些重要地方与原话有出入”，还要驳斥某人将你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解释错了。唉，你也太天真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当然明白刀笔吏们的惯技，明白三百年前“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卑劣手法，但你还是要全力争辩。
邓拓强抑住心头的隐隐疼痛，委婉地用曲笔进行一些揭露和反击。他不点名地提到了那个几十年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康生。说康生在大庭广众批坏戏时，声色俱厉，好像社会主义的中国即将毁在几出戏上，而他自己看戏却必定点名要看《十八扯》之类。这小小的一击，却击中了康生的要害。康生看到这封信后，一直愤愤于怀，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邓拓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

在这封长的遗书的最后一段，人们听到的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披肝沥胆的呼喊：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强抑住心头的隐隐疼痛，不点名地提到了那个几十年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康生。说康生在大庭广众批坏戏时，声色俱厉，好像社会主义的中国即将毁在几出戏上，而他自己看戏却必定点名要看《十八扯》之类。这小小的一击，却击中了康生的要害。康生看到这封信后，一直愤愤于怀，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邓拓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几十年文章满纸，邓拓已无数次签过自己的名字。此刻，却是最后一次签下这两个字。他感到一阵异常的宁静，也感到突然的疲惫。偶尔抬头，天边一钩残月正在藤萝架上洒落冷冷的清辉。他忽然想起战争年代写给妻子的旧句：“似有难言心事在，行看冷月晚窗移”，不由自主地在心头涌起一阵难以抑止的眷恋和哀伤。
肠炎又发作了。他去卫生间的时候，穿过妻子的卧室（为了工作方便，他自己单住一间卧室），看到她睡得很安详，就悄悄地走过去。望着风雨同舟20年的爱侣，不禁百感交集，怆然泪下。他让自己稍稍平息一下，又抽出信笺，给她留下最后几行字：
……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他在信末注了日期：5月17日夜。其时已是5月18日凌晨。略带倦意的邓拓，眼前不断晃动着报纸上毒汁四溅的文字和桌子上那几瓶让自己休息好的药物，一丝绝念掠上心头：“与其让他们活活折磨死，还不如自行了断，以自己的死作最后的抗争和自白！”转眼间，一个刚直不屈的生命毁灭了！
玉碎了。一块晶莹纯洁的无价之宝，被暴虐和邪恶的魔爪无情地毁坏了！
北京市委一接到邓拓死讯，立即派人来整理一切文件遗物。从枕下发现的两封遗书，当即都被收走了。直到1979年党中央为邓拓的冤案平反昭雪，丁一岚才第一次读到13年前留给她的信。
邓拓死后第五天，他的遗体被秘密地拉去火化，按当时组织的决定，用了假名，只允许亲属丁一岚和他的二姐护送遗体，除她们外谁都不知道那白色被单里裹的是谁。丁一岚不顾风险，穿上合身的藏蓝色西装，披上缀着雪花图纹的白纱披肩，向邓拓作最后告别。她从庭院前紫藤萝架上采撷了一束紫藤花，夹在从东单花店里买来的鲜花束中，因为紫藤萝是邓拓生前钟爱的花，就让它像往常一样陪伴旧主人从容远去吧。
丁一岚默默地跟到东郊火葬场，心碎神摇，禁不住失声痛哭。他们从滹沱河畔开始，同生死、共患难24年，想不到竟这样地永别。她向遗体献上鲜花，伤心地抚摸着他冰冷冰冷的身躯，反复地低声叮咛：“云特，你什么也听不见了，你安安静静地睡吧，我和孩子会天天想你的！”
确实，邓拓再也听不到她的话语了！
无情的火葬场吞噬了有情人的话语……
本文摘自《中南海风云人物沉浮录》，顾保孜著，杜修贤等摄影，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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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7日星期六

25、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1）


田家英（1922—1966年）， 四川成都人。本名曾正昌，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
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著有《学习〈为人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编有《民国以来大事年表》等。
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是毛泽东的总管家、日常秘书，他担任秘书期间的表现，是应用写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
当年毛泽东最喜爱的秘书
１９４２年１月８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还专门找田家英谈了话。１９４８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到他１９６６年死难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１８年。
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气很足的人。他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他却没有能够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足于不败之地。相反，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鲜明爱憎，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冲击波中自杀。
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这样，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
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上，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上，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
厌恶江青陈伯达
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江青的政治野心。
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他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于中国的政治。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阿，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
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他俩先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后，陈也总是在他之上———“陈、胡、田、叶、江”。
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之外，平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为投毛泽东所好，这位“理论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
田家英深恶痛绝“理论家”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
田家英对江青避而远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他和陈伯达都爱字画。田家英把自己刚买到的字画，先挂在毛泽东那里，有时给陈伯达看见了，于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里看字画，甚至向田家英借去。
“田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边看字画，一边揶揄道。
“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讽刺道。
随着时代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
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人物，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
某个夏日，当田家英夫人董边午睡醒来，发觉从书房里传出谈话声。董边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里谈话。待戚本禹走后，董边问田家英，干吗在中午跟他谈话？
田家英叹道：“人家已经成了江青那里的红人，得罪不起。他在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资料。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马上照办，在中午跟他谈话，帮他找资料……”

26、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2）
失去毛泽东的信任
田家英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那种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当中去。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他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
1959年，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后，发现过“左”错误并试图纠正。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的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在庐山田家英还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３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和一些言行，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安全过关。但是，思想上的裂痕，却从此产生了。
田家英自庐山会议后一再想到基层工作，一些省委书记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却总不同意他离开自己。
1961年，田家英到浙江调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起草了著名的《六十条》，纠正了此前的许多错误政策。
1962年初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自己的认识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说，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做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他对于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不涉及他人，不推卸责任。
１９６３年５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
同年９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的要求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田家英离毛泽东的思路越来越远。


被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田家英的书生气，田家英的正直，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他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 毛泽东正在思索着在中国做一篇大文章———发动“文革”。从12月8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炮。
当毛泽东回到杭州，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5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1965年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话题。
那天上午毛泽东情绪很好，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艾思奇和关锋往笔记本上仔仔细细记录着毛泽东的话。田家英也打开笔记本，记下毛泽东的重要的话。
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飞快地把“喜讯”告诉江青，因为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而毛泽东的话无疑是对她的极有力的支持。
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这是因为田家英不仅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田家英心怀正气、豪气，删去了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27、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3）

以死抗争
1966年5月16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月17日，“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邓拓，在子夜写下遗书，然后服下大量安眠药，于18日凌晨离开人世。
紧紧跟着邓拓而去的，便是田家英——“文革”的第二个屈死者。
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长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回避。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逢先知也留了下来。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
“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摒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他的眉间皱起深深的“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激愤，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统统交。”安子文答道。
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
“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道。
田家英把手边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给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记。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 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
“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了电话。
他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
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深夜12点，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
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5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
董边知道他心里难受，可是没有往坏处想。她要他赶紧去休息。
董边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右倾错误”，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
吃过早饭，快到7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
5月23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中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咦，田家英到哪里去了呢？他试着推了推图书室的门，那门反锁着，推不开。
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他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他顿时像触电似的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
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下午3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
董边急急赶回中南海，来到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她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
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
安子文长叹了一口气，他也非常沉重，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永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名解放军。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的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董边正处于心灵的巨创剧痛之际，接到了这样命令式的通知。
董边无法在丈夫的遗体旁再多看几眼，便只好来到正房。一走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表———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从手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的。
他留下了遗言。他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平反昭雪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整整一年———1977年10月，董边结束了那苦难的生活，得以平反，重新出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后来，担任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她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并被大会选为主席团成员。从1983年至1988年，她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诚如田家英的遗言所预见的那样：“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田家英的冤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1980年初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邓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热情地称颂了田家英的品格和业绩：“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做了大量的工作。”“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田家英，一度是毛泽东最喜爱、最器重的秘书。然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田家英选择了一条自杀的绝路，由深得领袖赏识到被迫自杀。

28、回忆父亲田家英（1）
作者 曾 自 曾 立
如今50多岁的人,大都听说过田家英的名字。因为他是毛泽东的秘书;因为他在文革中发布“5.16”通知后的一个星期突然去世;因为他的名字总是和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中国当代的领袖人物紧密相连……田家英的子女们的回忆,使我们对那个时代以及那种追求,有了一番别样的滋味。子女的误解,无疑给妈妈心灵的创伤上又撒了一把盐。可她不能解释,不能让子女对党有半点怀疑在妈妈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每读一次,便陷入深深的遐想,久久不能自拔。
“文革中我从未想到过死,但有时被折磨得人真是死去活来。那时我只想‘要坚持活下去。家英留下遗言,相信不会冤沉海底’。再有,也确实是为了孩子。被开除党籍那天,我伤心地哭了。我想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党,党却不要我了,那我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可孩子们还需要我,她们现在虽然不能理解我,将来会转过来的。她们的父亲死了,我要是再不在了,她们将来的命运该怎么样呢?一定要活下去,怎么样也要让孩子们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时,在我们的眼里,妈妈失去了往日的自信,特别是我们隐约地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一起涌来。自幼所受的教育是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反党、反毛主席是最最不能容忍的罪状。可给我们这种教育的,不仅是学校、社会,还有父母啊!他们会反党反毛主席?!
而那个时期的逻辑又非常简单,非此即彼,我们必须在父母和“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而当任何一种选择都难以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安宁时,我们便由一个柔弱的女孩变得有些暴戾。我们不再唤妈妈为“妈妈”;在生活中,妈妈只要对我们的做法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反驳:“还说我呢,你自己的事还没好好交代呢!”
每当这时,妈妈的脸就涨得通红,却不辩解不吭声,埋头做她手中的活儿。我们当时根本就想象不到妈妈每天都在承受着怎样的诽谤和诬陷,承受着怎样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可如今,当我们明白自己彼时的言行,是在妈妈心灵的创口上撒了一把盐的时候,心里该是怎样的悔恨呀!
作为妈妈,她何尝不渴望得到自己孩子的理解,但她绝不愿意让孩子对党产生半点怀疑。对父亲的自尽,以及她的“问题”,如果她都采取否定党的态度,不仅不能使我们转过弯来,而且等于否定了她过去所教育我们的一切。
文革中,妈妈从未向我们吐露过半句苦衷,她把一切波澜都压在自己的内心,尽一切可能,使我们感到平静,感到跟非“黑帮”的孩子们差得不太多。她把挨斗时挂的牌子深藏在褥子底下,不让我们看到。那时粗粮、细粮有比例,妈妈宁愿自己一天吃三顿窝头,却不声不响地把馒头推给我们。
从1966年5月23日到7月中旬近两个月之中,我们被迫搬了5次家,最后落脚到灯市口妇联宿舍大杂院内一间仅12平米的平房。在这小小的陋室,留下了我们母女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
房子太小了,放下一大一小两张床,就再放不下什么了。为了让我们有个较好的学习环境,我们把墙挖出一道沟,把大床往沟里靠,挤出了一点空间。当小桌子终于塞进两床之间时,我们开心得像是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程。晚上,看见我们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妈妈是那样安详,那样欣慰。
同妈妈住陋室一年多的生活,即朦胧又清晰,既茫然又温馨。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只见过去不停工作的妈妈,也会缝缝连连,也会蒸玉米面窝头、菜团……有时她情绪松弛时,还和我们一起抛沙包。她一边抛,一边背诵毛主席诗词,看谁抛得多,看谁背得长……
妈妈知道妹妹曾自喜欢唱歌,就让她当老师。“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妈妈唱了一遍又一遍,我们总嫌她唱得不标准,可她挨了批评仍然很高兴。只有这时,她似乎才能暂时把烦恼抛至九霄云外。
然而在这短暂的欢愉之外,妈妈的大部分时间是被苦恼缠绕的。
妈妈后来告诉我们,“文革”期间,除了爸爸去世,对她刺激最大的一件事,是目睹黄甘英同志遭逮捕。那天她正和黄甘英等人在机关劳动,一辆吉普车骤然停在身旁,下来两个军人,不由分说给黄甘英戴上手铐推入吉普车。也不知道她被什么人抓到了什么地方,只有一点妈妈心里明白,那就是她的被抓是受彭真一案的牵连。彭真的亲戚尚且如此,作为田家英的妻子,又怎能逃脱劫难呢?妈妈做好了随时被关押的准备,坐牢她不怕,唯一放不下丢不开的是我们。
在回忆当时心境时,妈妈写道:“那几日,我心里苦闷极了。下午5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我就坐在床沿向着窗口,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盼着二英回来。她当时才15岁,头顶上扎两个小短辫,只要远远看见两个小辫一上一下的,就知道是二英来了。能看见孩子,那时对我是唯一的安慰。”
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我们姐俩分别离京奔赴边疆。姐姐在内蒙草原放牧8年;妹妹到东北插队,最后全公社只剩下曾自一个知青。
就在我们下乡之初,妈妈被关进“牛棚”。失去自由的妈妈,不能和孩子通信,但她也和其他母亲一样,时时刻刻惦念着自己远行的儿女。她每月发12元生活费,她省吃俭用,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着。终于攒了5元钱!当曾立拿到妈妈托人捎给她的全是毛票的5元钱时,泪水顺着脸颊滚滚而落。
在那艰难的岁月,我们没有沉沦,没有颓废,始终保持着进取的心态,我们精神的支撑之一,是来自想念中的妈妈。我们从不谙世事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对母亲从隔膜到理解,到心心相印,直到将刻骨铭心的母爱融入生命。

29、回忆父亲田家英（2）


1971年的春节好难忘啊!历时两年天各一方的母女终于团聚了!我们姐妹相约来到妈妈的干校。我们分明地感到了自“文革”后妈妈从未有过的喜悦。
黑瘦黑瘦的妈妈,体重只剩下80来斤,我们不禁偷偷落泪。妈妈是猪场的饲养员,这在干校算是最脏最累的活了。我们拼命地帮她干活,挑泔水,粉碎饲料,恨不能将一年的饲料都备齐,好让妈妈在日后减少一些劳累,稍得喘息。
曾立手巧,踩得缝纫机嗒嗒响个不停,一件旧黑呢子大衣,被翻过来,絮上棉花,做成一件崭新而松软的棉大衣。以后的许多年,妈妈就是穿着这件大衣,才度过了严寒的冬天。记得妈妈曾对曾自说:“等我死了,就穿你姐姐做的那件大衣走,是它一直伴我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
妈妈渐渐感到:父亲虽然常常自称是“京兆书生”,但在许多时候,他更像个“勇士”。记得“文革”中,曾听妈妈说:“你爸爸就这样去了,他太不负责任了。”那时稍明事理的我们也觉得:是啊,爸爸怎么能不把问题说清楚就永远闭上了嘴,任人抹黑泼污水;又怎能忍心抛下妻子和孩子,而把一切的重负都让妈妈一个人来承担呢?因此对爸爸的死,始终是妈妈和我们苦苦思索的问题。
爸爸刚刚去世时,中组部、中央专案组多次找妈妈谈话,要妈妈揭发父亲。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论,他们对妈妈的交代非常不满。
出于对党的忠诚,妈妈想到了一件发生在1962年的事情,而这件事,她认为是需要如实汇报的。那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再次派爸爸带队到湖南等地农村做调查,检查基层对“人民公社60条”的落实情况。然而工作组下去3个月,听到的群众呼声都是要求“包产到户”。
6月底回京后,爸爸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他向父亲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先酝酿一下。他要父亲在主席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父亲的工作做了一圈,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以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
父亲认为刘少奇等同志的意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同时他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临时性的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在引导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他深知毛主席是重视实事求是的。他把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等都准备好,只待毛主席返京即汇报。
然而事实同父亲的想像很不同。毛泽东在听父亲讲述意见和主张时,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出不悦的神情。听完汇报第一句话就向父亲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父亲一时没有做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熟悉主席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看法,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作声,报以一种思考的神情。
父亲跟随主席多年,对主席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没再做过多的解释,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主席听后没做任何表态,很快就让父亲离开了。
父亲从主席那儿回到家中,情绪很不好,闷闷不乐。父亲工作中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妈妈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明显感到父亲带着思想情绪,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父亲没有避讳,向妈妈倒出了一肚子的话。
妈妈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听父亲这么一说,当即严肃地批评道:“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父亲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是明白地在说是少奇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少奇身上推,不就是让两个主席之间产生意见,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我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妈妈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此事也只在他们夫妻之间议论而已。很快,在北戴河会议上,父亲因主张包产到户挨了批,这事就更不复提起了。
当“文革”初期被形势逼得很紧的时候,妈妈冥思苦想,就想到这么一件跟父亲议论中央领导的事来。她准备将此事向组织汇报,不料刚说了几句,就被在场的一位负责人打断了。妈妈最初还纳闷:没说时,一再逼我;这想起点儿来了,又不让说了。
随着运动的升级,刘少奇也被当作头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揪出来了,妈妈这时才琢磨明白,那位负责人的及时制止意味深长: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当年田家英从维护两个主席的团结出发,把“罪过”揽到自己头上。而现在更不能让此事从自己口中传出去,以至牵连更多的人。
或许是由于被迫交待问题,或许是就包产到户这件事的思索,或许是因为斯人已逝,妈妈开始了对父亲的追忆和重新认识。
父亲常自谓是“京兆书生”,不是个做官的人。
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欣赏“书生”,看似降低了标准,但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例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在一些关键时刻,才能显示出父亲不见风使舵、敢直言己见的“书生”气是多么难能可贵。
爸爸自己很少考虑自我保护的问题。他因工作特殊,靠近中央核心领导,又了解内情,按说应有更多的自我保护的条件,他的人生历程本可以平平稳稳。可自建国以来,他一直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几次大的湍流曾几乎将他吞噬,可他并未放弃他认为应该坚持的真理,而为此变得谨小慎微。
像爸爸这样的“书生”,其实更接近于勇士。

30、回忆父亲田家英（3）


1962年8月,因包产到户问题,父亲在北戴河会议上挨了批评。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主张包产到户的人刮“单干风”,并分析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这时江青乘机给爸爸扣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并到处宣扬。毛泽东也认为爸爸思想右倾,整整半年不理也不用他。
那时赋闲的爸爸心里非常苦闷,几次同妈妈认真地商量,提出想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妈妈性情耿直,虽然她并不认为爸爸在大的路线或是非问题上总是那么正确,但她相信父亲的为人。他即便犯了错误,也相信他的出发点是出以公心。因此,她完全支持赞同爸爸下去的想法,并愿意和爸爸一起下去。她对爸爸说:“你当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我也一直在上边工作,很想多接触些基层的同志,向他们多了解一些情况。”爸爸的要求没有被批准,主席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爸爸,又向主席表露了想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主席仍然没有同意,还送了爸爸一句话:你也想搞本本主义啊。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在谈到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言时,他讲到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毛泽东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政治话题。
在整理这个讲话时,爸爸不顾关锋的反对,坚持“历史剧和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的意见。回北京后,同时参加谈话的胡绳同志,到永福堂寓所,与爸爸反复磋商如何整理主席的讲话纪要。妈妈还清楚地记得,他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互相对笔记时爸爸手持香烟紧锁眉头的样子。
10多年后,妈妈在拜望胡绳同志时,和他谈起此事。胡绳回忆说:将“讲话”整理成纪要,最初是田家英提出的,他是中办副主任,从中办的职能出发,凡主席重要的讲话都要整理成文。关锋是整理纪要时的执笔者。在杭州时,关锋对田家英坚持删去“海瑞罢官”一段,只提出了“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意见,家英没有理他。回京后,他用诡秘的手段向江青告了状。因此纠缠不休,非要把那句话加上。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了。家英这样做或许是出于他的政治敏感。但他所坚持删去的是主席通篇讲话的“要害”,当时家英和我都不是那么明确。然而从我和家英的接触中可以明显体会出,家英主张删去的这段话,与他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时对彭德怀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
胡绳同志在1991年,故地重游,漫步西湖边,思及1965年末在杭州的那段日子,十分怀念故友家英。他感慨万千,赋诗一首:“旧时明月旧时桥,眉宇轩昂意自豪;欲向泉台重问讯,九州生气是今朝。”回京后,他把这首《怀家英》的诗写成条幅送给了妈妈。
在失去主席信任后,爸爸仍然敢于把毛主席讲话中不符合事实的内容删去,而这些内容又恰恰是讲话的“要害”,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啊!妈妈了解爸爸的性格,他不喜人云亦云,更厌恶那种为了个人的目的随波逐流的人。删掉“海瑞罢官”内容的纪要,最终成为爸爸“篡改毛主席著作”的主要罪证。
1966年初,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爸爸凭着他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多年的直觉,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的到来已是不可避免了,他忧心如焚。妈妈记得是这年3月,爸爸请挚友为他刻了一方图章“无我有为斋”。当他拿着图章给妈妈看时,还对她解释了为何要起这么个斋号:“一个人光忘我不够,还要有为。忘我不是目的,有为才是目的,故曰无我有为斋。”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田家英一贯右倾,说每一次反右倾机会主义田家英都是反对的,批《武训传》、《红楼梦》,批胡风他都不赞成。还严厉地指责爸爸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爸爸早已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了,这话是秀才朋友传过来的。
主席对爸爸的看法在父亲的内心引起极大的悲哀。他没有向妈妈提及此事,或许他正是以“无我有为斋”的斋名,吐露了他悲凉的心态。可惜的是父亲虽肯“忘我”,却无力回天。而耿直的妈妈,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复杂。
逝去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爸爸也义无反顾地撒手人寰。而一个勇士的死,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怜惜与思考……
在妈妈对爸爸深深的思念与冷静的回顾中,真正地理解了爸爸,因而她牢牢地记住了爸爸的遗言:不会冤沉海底。她期盼爸爸冤雪案翻的那一天的到来。她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以她的顽强和慈爱激励温暖着我们。(完)

逝去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爸爸也义无反顾地撒手人寰。而一个勇士的死,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怜惜与思考……

31、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1）

如果说，1964年到1965年11月以前的大批判，虽然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基本上还限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性质则完全不同了。且看文章中的最后部分：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姚文元这篇把矛头对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的文章，上纲上得如此之高，已经杀机毕露，简直要把作者置于死地了。
吴晗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呢？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他的缺点。为此专门讲了海瑞的故事。他说：海瑞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道高明多少，广东出了个海瑞（海瑞是海南岛人，当时属广东省），很有荣誉。毛泽东还说，他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恩来也看一看。会后，胡乔木把这个精神告诉了吴晗，鼓励他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于是，吴晗很快写成《海瑞骂皇帝》一文，登在1959年6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9月17日，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海瑞》一文。此文曾经送请胡乔木审定。这时庐山会议刚刚闭幕，通过了《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敢讲真话的精神，大有海瑞风范。大概是为了避免这个嫌疑，胡乔木在《论海瑞》一文的结尾处加了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在这之后，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请吴晗把海瑞的事迹编成一出戏。吴晗本来不会写戏，但盛情难却，于1960年3月写成五场新编历史剧《海瑞》。这出戏根据戏剧界的意见，做了次修改，剧名也根据吴晗一位朋友的意见改为《海瑞罢官》，于1961年初由北京京剧团上演。

这些情况表明，吴晗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历史剧《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罢彭德怀的官毫无联系。他和彭德怀既无工作关系，也无私人往来。毛泽东当时也没有指出有什么问题。可是姚文元的文章里，却说《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假海瑞”，“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论。”并无中生有地把“退田”、“平冤狱”与1961.1962年的 “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这分明是姚文元对吴晗的政治陷害。
正当许多历史学家对姚文元的卑鄙手段表示愤慨的时候，康生从背后向吴晗捅了一刀。他硬是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于是便引出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关锋等人的如下谈话：戚本禹的文章（指发表于12月6日《红旗》杂志第13期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不点名地批判了以翦伯赞为代表的“反动历史观”）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第二天，毛泽东在同彭真等人的谈话中，又讲了这个看法。这样，经过康生的“发明”，毛泽东的肯定，《海瑞罢官》这出戏，不仅成了所谓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而且升级为直接代表彭德怀等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的严重政治问题了。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江青精心策划的。原来江青曾找中宣部、文化部陆定一等4位部长、副部长谈话，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并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了他们的拒绝。江青当然不甘心。1964年，她曾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文章，又遭到拒绝。于是，1965年2月，她又跑到上海找张春桥。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由姚文元着手撰写批判文章，并对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实行保密。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时，谈到批判《海瑞罢官》时说：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出的稿子交给我看。同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又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指北京）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如果“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这说明，批判《海瑞罢官》的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一手组织的。

32、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2）
过去中央曾有规定，点名批判知名人士要经中央批准。对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和著名学者、明史专家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应该事先同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打个招呼。但江青组织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一直对彭真、陆定一，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保密，发表前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姚文元点名批判吴晗文章的发表，无疑是对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和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的一次“突然袭击”。因为这个原因，彭真、陆定一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抵制。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报刊仍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为了驾驭局势，下令：出小册子！上海出了姚文的单行本。由于不明真相，北京新华书店没有立即表示订购。
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周恩来出面了。北京市委专门讨论了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彭真不得不同意转载。但是，他认为北京各报只能相继转载，以免震动太大，并强调这是执行“放”的方针。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里也全文转载了姚文。各报转载姚文时均加了编者按语。《北京日报》的按语是彭真亲授的；《人民日报》的按语是经过周恩来亲自修订的。这些按语都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彭真煞费苦心，让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以向阳生的笔名写了一篇《从〈海瑞罢官〉到道德继承论》的文章，让吴晗写了一篇自我批评，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拉回到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保吴晗过关。周扬也主持写作了一篇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也以李东石的笔名写了《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这些文章都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进行讨论。有的文章还尖锐批评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
这些事情更加激起了毛泽东的不满。12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对彭真等人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向毛泽东说，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由于彭真的坚持，毛泽东只好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12月26日，彭真由杭州到上海后，向张春桥转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
因为毛泽东同意先不对吴晗的问题做出政治结论，彭真于1966年2月3日，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有关问题。“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年1964夏天，毛泽东召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和康生等人参加。毛泽东批评了文化部的工作，也批评了中央宣传部和周扬，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主持，即担任组长。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陆定一同志当场以‘见事迟’为由，表示不宜由他主持，建议彭真同志挂帅。彭真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也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康生也谈到了文化部的事情，毛主席接着要康生和吴冷西同志也参加小组工作。在7月7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彭真同志汇报了毛主席要成立五人小组的事情，会议决定：根据毛主席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同志组成五人小组，并以彭真同志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陆定一对笔者说，毛主席要他担任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他想，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大都可以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而当时的批判并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而是打棍子、扣帽子，他不知道这个“文化革命”要怎么革法，心里没底，没有接受这个任务，推荐彭真同志担任组长，他任副组长。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
1966年2月3日，五人小组开会。除小组成员以外，许立群、胡绳等7人列席了会议。会上彭真提出“放”的方针，同时指出：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
陆定一对当时那样的批判早就有意见，因此在会上他也提出，要接受斯大林时代的教训，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
彭真还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
许立群发言中谈到关锋年写的几篇杂文也有错误，应该批评。
康生在会上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主张谈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把斗争锋芒针对吴晗，并批评许立群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搜集“左派”的材料。认为关锋等人是“左派”，必须保护，并且要依靠他们做骨干，组织队伍，积极地写批判吴晗的文章。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当时两种的思想的初步交锋。会后，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要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起草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并由他修改定稿。2月5日，彭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前将《汇报提纲》送给常委，并让许立群在会上做汇报，他插话做了说明。
这个《汇报提纲》不可能没有留下时代的烙印，它也有不少“左”的东西。但它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重点是：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此外，《汇报提纲》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很明显，《汇报提纲》是针对当时那些“左”的主要观点而写的，是想将这场大批判尽量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发生更大的社会混乱。

33、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3）
陆定一对《汇报提纲》的内容都是同意的。他认为学术论争动辄发展成为政治批判，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
政治局常委会开会时，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常委会决定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泽东做决定。
2月8日早晨，北京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来到机场。周扬因为患肺癌动了手术，没有参加。专机在武汉机场降落，王任重来迎接，并通知彭真、陆定一等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
毛泽东听到汇报后，没有表示不同意，只是一连问了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谈到关锋的杂文时，毛泽东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最后，毛泽东同意以中央名义批发这个《汇报提纲》。
回到北京后，彭真让许立群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2月12日，由邓小平批发，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
80年代初，有一天，笔者同陆定一谈到《二月提纲》的事。笔者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份小报反映，康生说《二月提纲》是政治局几位委员（指彭真和陆定一）背着他搞出来的。陆定一生气地说：“谁背着谁呀？《汇报提纲》写出来后，彭真、康生和我乘专机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情况他都知道。康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二月提纲》发出以后，局势的确出现了一个多月表面的稳定和平静。
学术批判按《二月提纲》安排的“正轨”在运行。
这个《二月提纲》的指导思想和其中的许多提法，是同毛泽东的意愿不相符合的。2月8日彭真、陆定一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但实际上是不同意的。这年3月28.29日，毛泽东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当时我没有明确提出，以为是常委讨论过的。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由于《二月提纲》这件事，毛泽东加深了对彭真的不满。
江青、康生等人，对《二月提纲》更是不能容忍。在彭真主持制定这个提纲的同时，江青到苏州请求林彪支持，她后来说是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支持她发动进攻。1月下旬，叶群奉林彪之命打电话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就够了。
2月2日，刘志坚一行6人从北京飞抵上海，开所谓“座谈会”，会上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讲。江青作贼心虚，一开始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北京知道”。
“座谈会”后写出了《纪要》，这就是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予以全盘否定，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并说：“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毛泽东亲自对《纪要》修改了三遍，做了11处修改，加上了如下的一些话：“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有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等等。4月10日，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纪要》批发全国。指出：“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这个《纪要》发出，明显是对《二月提纲》的否定，表明毛泽东已下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了。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批判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毛泽东特别提出：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年被撤销。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宣部不要像农村工作部一样因“犯错误”而被撤销。
这里没有点陆定一的名，却已经暗示陆定一可能像邓子恢那样当不成部长了。
3月27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还针对3月11日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的问题（许立群在电话中讲“学阀”问题，并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批评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陆定一没有参加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对康生等人的谈话，后来他也知道了。这些批评分量太重了，有如泰山压顶。陆定一一向敬重毛泽东，他没有想到是毛泽东对这些事情的估计这么严重。此后，陆定一老是检查自己在哪些方面做错了事。但是“中宣部是‘阎王殿，自己是“大学阀”，他怎么也想不通。吴晗的历史情况他有所了解，抗战中在昆明就已是著名的民主教授，后来又听了彭真的详细介绍，他认为吴晗没有和彭德怀有任何瓜葛，《海瑞罢官》即使有错误，也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翦伯赞，陆定一知道他是知名的历史学家，他提出的“历史主义”、“让步政策”，即使是错误的，也是学术问题。而且，对这两位学者，中宣部从来也没有包庇过。“大阎王”、“大学阀”这两顶帽子，硬戴到自己头上，这合适吗？陆定一感到惶惑。
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已经下决心批判彭真、陆定一，彻底解决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和五人小组的问题，并由此发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摘编自《陆定一传奇人生》陈清泉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06-1-1

34、彭真文革蒙难记（1）


彭真于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名傅懋恭。参加革命后，他在地下斗争中使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建国后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从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
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邓小平同志负总责。，在中央领导人排名第八位，仅次于邓小平。
1965年9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当面诘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事后，彭真也未体味出这句话可能隐藏的含义，这位耿直的共产党人根本就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登在报纸显要位置，题目设计也特别醒目。文章的结尾还这样写道：“《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起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站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文章和作品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的授意下由姚文元执笔炮制出来的，实际上这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想以此发动一场大的运动，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是想让他们在文章中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正如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他们说“惟有军队的报纸才点破了《海瑞罢官》的政治实质”。
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毒害没有那么大。”同时，他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罢官》，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中宣部及新华社一些主要负责人也认为，姚文元文章最后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因此，北京等地区的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在打倒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毛泽东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
1965年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态，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11月29日才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征订，但仍拒绝发行。
1965年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次日，《人民日报》也在《学术研究》栏里全文转载。彭真试图把这场讨论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因此他亲授《北京日报》的按语，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人民日报》的按语是周恩来总理修订的，也强调了“双百方针”。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是：《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此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按照周恩来、彭真的意见，有意刊登了邓拓、周扬、李琪等人的长篇文章，造成在学术观点上热烈讨论的气氛，有些文章还尖锐地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这显然违背要下定决心，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的毛泽东的意愿。
1966年2月13日，彭真召开了五人文化小组会议，准备以五人小组的名义，起草一个汇报提纲，在全国范围内控制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五人小组是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的，彭真是组长。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彭真说：“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与会大多数同志赞成彭真的说法，只有康生“力排众议”，说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相联系。

根据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的总结精神，《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于2月4日拟成了。提纲中提出了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和康生亲自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还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没有直接回答。显然，汇报气氛并不融洽。

35、彭真文革蒙难记（2）
3月17日至2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问题作了讲话。他说，……各地都要注意报刊、杂志、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杂志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他宣称：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当然，在当时还有很多人并不理解号角发出的旋律和含义，更没有人会想到，要让缺少生活经验，又爱冲动的年轻人去冲锋陷阵。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还说如果北京市委和<“再包庇坏人，<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无疑给了这群野心家一剂强心针。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并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的系列“错误”。《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还揭发批判了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
5月1日，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彭真没有公开露面，“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大标志便是彭真的沉沦，他成了这次“奇特的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揪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四人帮”为了使这一决议让群众接受，便大造舆论，大肆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彭真和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此后，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说彭真按他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却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藏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露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五一六通知》发出的第三天，即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连毛泽东都吃惊的长篇讲话。林彪事先并未准备发言稿，但他却能临场发挥“引古论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大念其“政变经”，肆意诬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想搞反革命政变，林彪在发言中说：“……对他们几个人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事业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彭真手段狡猾很隐蔽，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彭真、陆定一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等等。这个真正的野心家其实是在借毛泽东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错误处理的机会，推波助澜，欲置四人于死地，为自己实现夺权扫清组织上的障碍。

因此，当彭真等人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成立“彭真专案组”专案审查时，林彪、江青一伙并不就此罢休，四处搜罗、捏造“罪证”来加害彭真。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里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

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极大阴谋的。”8月4日，他又在北大对群众煽动说：“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这话出自当时身为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的康生之口，一时蒙骗了许多群众，似乎“二月兵变”确有其事。

其实这不过是林彪、江青一伙捕风捉影图谋打倒彭真和诬陷贺龙而捏造的谣言。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66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决定，北京军区从外地调来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平时担任民兵训练任务，维持社会治安，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但是，该部队一直找不到营房，找房的人按海淀区武装部的介绍，曾去当时一些学生下去“四清”的大学，如北大、人大等借过空房。实际上由于其他原因，部队后来并没有去住。

这本是属于军队正常调动之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左”得出奇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的支配下，却被一些“富有革命警惕性”的青年当成政变的蛛丝马迹。7月的一天，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开会串联时，有人讲了2月间曾要住军队之事，并认为调动这么多军队很可能要搞政变。北京大学团委干部丁键把大家议论的内容整理后写成大字报，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把一些猜测和议论当成事实，这一“触目惊心”的渲染，在当时特定的气候下，在北大校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很快，红卫兵把大字报传抄到各校、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