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小弟挨了揍大哥不出面也说不过去，所以解决了秦军入侵之后，赵盾还是率领宋国、卫国和陈国来找郑国算账了。楚庄王听说后，立即派令尹斗越椒屯兵于郑，准备再次试探晋国的深浅。这一次，赵盾怂了。他见楚军严阵以待，不说自己胆怯不敢交战，反倒说斗越椒有野心，要让他因救郑成功而膨胀，以促成楚国内乱，就那么灰溜溜的带着兵又回去了。

斗越椒后来果然发动了叛乱。应该说，虽然赵盾对斗越椒的判断是准确的，但仍然很难让人相信他有敢于跟楚军作战的勇气，因为这时候晋灵公已经长到了十六七岁的年龄，对赵盾专权越来越不满，有北林之败在先，赵盾敢不敢再跟楚国打一场没把握的仗实在是个问题，毕竟，接连的丧师辱国是走马换将的最好借口。

晋楚两次对抗楚国都占了上风，这增强了楚庄王北上的信心。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八年，鲁宣公三年，前606年），他以讨伐伊洛流域陆浑之戎的名义，把军队开到了洛邑王城的郊外。这时候，距离秦晋崤之战已经过去了21年，当年预言秦军必败的王孙满早已成年，正担任周定王的大夫，被派去慰问楚军。楚庄王完全没把天子的使者放在眼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完全没把天子放在眼里，竟然向王孙满询问九鼎的轻重大小，充分暴露出他想取周室而代之的野心。

—— 未完待续 ——

王孙满明白楚庄王不怀好意，但也明白惹不起他，只好委婉的说：“在德不在鼎。”楚庄王没明白王孙满的意思，继续炫耀武力说：“你别拿什么德不德的忽悠我了。我们楚国在战场上折断的戈尖矛头就足够铸造九鼎了。”王孙满说：“在过去夏朝极盛的时候，连远方的诸侯都来归顺，这才用九州之长进献的铜来铸造九鼎，把各州的山川物产铸在上面以象征天下。后来夏桀乱德，鼎迁到商朝，过了六百年，商纣暴虐，鼎又迁到周朝。可见只要有德，鼎虽然小也搬不走，而如果没德，鼎再大也保不住。想当年周成王定鼎于成周洛邑，占卜而得天命三十代七百年，现在虽然周德已衰，但天命还没完，鼎的轻重不是谁都可以过问的。”

我们不知道是“天命未改”打动了楚庄王，还是“无德不有”打动了他，楚庄王终于引兵而退，孱（chán）弱的东周王朝靠王孙满的舌头逃过了一劫。分析起来，虽然那时候的人都相信天命，但作为一个算得上英明的政治人物，楚庄王应该不会糊涂到迷信的地步，所以他应该是听明白了“无德不有”里的潜台词：虽然当时楚国的国力不弱，但还远没达到能团灭诸侯的程度，要是现在就灭了周王朝，那就等于是把楚国放在了火上烤，接下来会被群殴甚至亡国是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的事，所以楚庄王的退兵其实是出于对自己实力的准确估计，是识时务，跟“德”还真没有多大关系——毕竟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楚成王是怎样用实力打了宋襄公“仁义”的脸。

另外，王孙满说九鼎上铸有各州山川物产的花纹也并不可信。先秦时期像这样的鼎，我们今天一个也没见到，商朝时期的鼎则以素面为主，夏鼎不会比商鼎更复杂，所以学者们一般认为，周朝应该的确是有象征王权的九鼎，上面也许真的铸有各州山川物产的花纹，但那不太可能是夏朝的遗物。如果学者们的判断没错，那么王孙满给九鼎编造这么个牛掰的传承历史，应该就只是为了让楚庄王明白，历史上比他胳膊粗、拳头大的有的是，但都因为不能服众而被诸侯们组团灭掉了。

这倒是跟“德”有关系，但如果不跟“德”扯上关系又该怎么说呢？总不能直接说楚庄王打不过天下诸侯吧？那未免也太伤人自尊了，要是楚庄王面子上挂不住，先灭了周王朝再跟诸侯认怂可怎么好？毕竟现在已经不是诸侯们扶立周平王的那个年代了，大家都是一门心思只顾着自己的利益，谁还真的关心周王室的死活？如果这个祖传的天子被灭了，没准正好可以给大家都弄个王的头衔美一美，那周王室这次被灭可就是真的被灭了，就算楚国为此付出亡国的代价也于事无补。所以王孙满的说辞是一种更高明的说辞，它披着“德”的外衣，顶着天命的光环，但却包着实力的内核，既保住了楚庄王的面子，又有效的遏止了他的野心，实在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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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晋灵公不君

在楚庄王重整楚国霸业期间，晋灵公一天天长大了。他有些奢侈，“厚敛以雕墙”，也就是征收重税用来彩绘宫墙。他还有些荒唐，“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也就是从高台上用弹弓射人，看他们惊恐躲避弹丸的样子。彩绘宫墙、用弹弓射人都是些无聊的事，晋灵公这时候大概是十六七岁的样子，做这些事很符合他的年纪，更符合他做为君主但却大权旁落、无所事事的身份。

但晋灵公之所以做这些无聊的事似乎并不仅仅由于他年轻和荒唐，因为他好像是故意做给赵盾看的。“宰夫胹（ér）熊蹯（fán）不熟，杀之，置诸畚（běn），使妇人载以过朝”，意思是说，因为厨师没把熊掌煮烂，晋灵公便杀死了他，把他的尸体放在簸箕里，让宫女们抬着从朝堂走过。

《左传·宣公二年》和《史记·赵世家》都没说晋灵公让宫女们把厨师的尸体抬到哪里去，也没写为什么要从朝堂经过。按常理推断，抬出去应该是要埋掉，但这事似乎不该安排宫女去干，而且宫女一般是不能到朝堂去的，抬着尸体经过就更不合规矩，应该没有哪个宫女敢擅作这样的主张，所以，这很可能是奉了晋灵公的命令，而晋灵公则是在向赵盾示威。

—— 未完待续 ——

这个时候，那个曾在“河曲之战”中跟臾骈（pián）斗智，给晋军添了不少麻烦的士会，已经被赵盾用计赚（zuàn）回晋国，并因其多智而受到重用，此刻正跟赵盾坐在朝堂上。他俩看到厨师的手从簸箕里露出来，便询问是怎么回事，“患之”，也就是为此而感到忧虑。忧虑什么呢？《左传》和《史记》仍然没说。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赵盾和士会是为晋灵公的滥杀而忧虑，但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为晋灵公的示威而感到忧虑。哪个可能性大一些呢？分析起来恐怕是后者。

赵盾要去劝谏晋灵公，士会说：“你是主政，要是连你去进谏都没被采纳，那就没有人能继续进谏了。不如让我先去，要是没效果你再去。”这话听起来是替赵盾着想的，但要是看看士会是怎么劝晋灵公的，恐怕就会觉得这只是士会跟赵盾打的马虎眼。他很可能其实是在为晋灵公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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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会去见晋灵公。晋灵公主动认错说：“我知道错了，以后不再这样了。”说明他并不是不分是非，这跟那些“传统”昏君不太一样。但是士会显然不认为晋灵公知道自己错在哪了，跪拜稽（qǐ）首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经·大雅·荡》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说的是很少有人真能补过。您要是能善始善终，社稷就会稳固，岂止是对群臣有好处呢？《诗经·大雅·烝（zhēng）民》还说：‘衮（gǔn）职有阙（缺），惟仲山甫补之。’这是赞美仲山甫能补过。您要是也能补过，就不会失去君位。”

“衮职”是国君的代称；仲山甫是劝周宣王不要“料民于太原”的那个大臣，看上去也没能弥补周宣王这个“衮职”什么过错。既然这样，士会为什么要把他搬出来呢？答案恐怕是因为《烝民》说仲山甫是个“令仪令色，小心翼翼”的人。

这就很有意思了。士会要是想树立仲山甫弥补君过的榜样，那他应该把这话说给赵盾听，他干嘛要说给晋灵公听，还让晋灵公自己弥补过错呢？恐怕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知道晋灵公这样对赵盾示威会很危险，因而劝他要像仲山甫那样“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并且指出晋灵公以前做得很好，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晋灵公应该保持下去，做到善始善终。

士会稳住赵盾，先去规劝晋灵公不要跟赵盾对着干，可以算是用心良苦了，可晋灵公只是口头上答应，实际却并没“令仪令色，小心翼翼”。这导致赵盾又连着规劝了好几次，使他跟晋灵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惹得晋灵公想要杀掉他了。

—— 未完待续 ——

《左传》和《史记》给我们提供的晋灵公形象，固然可以当得起“不君”二字，但多少还是透露了一些事出有因的意思。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晋灵公的政治智商不如楚庄王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赵盾恐怕是很有些“不臣”的。后一层意思很隐晦，说明这也许是《左传》和《史记》想要遮掩的意思，只是遮掩的还不够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羊传》完全没有这层意思，遮掩得更好了。

《公羊传·宣公六年》说：晋灵公不仅杀死了那个厨师，而且还肢解了他，命人装在簸箕中抬出去扔了。抛尸的人从内宫出来，正好碰到刚刚退朝还没走的赵盾，因而被赵盾知道了内情。赵盾因此去见晋灵公，晋灵公远远的见到他，惶恐的赶忙一拜再拜，赵盾也不说话，“逡（qūn）巡北面再拜稽首，趋而出”，只是这样，晋灵公就动了要杀死赵盾的心思。

按《公羊传》的这个说法，晋灵公肢解厨师，已经残暴到变态的程度了；抛尸人不是宫女，也没从朝堂经过，还没有了士会先谏的桥段，不再含有向赵盾示威的意思；赵盾“数谏”的过程也没有了，只因为君臣之间那么一场互相作揖的哑谜，晋灵公就起了杀心，这些加在一起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晋灵公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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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这两个版本的记载哪一个准确，但既然赵盾退朝还没走，晋灵公却已经回宫尝了熊掌，杀了厨师，还肢解了他，连抛尸的人都走出了内宫，这速度未免也快得太离奇了，所以《公羊传》是不是在故意突出晋灵公的“不君”而替赵盾洗白，非常值得怀疑。

《左传》和《史记》没遮掩到位，而《公羊传》却遮掩得过了头，这跟它们几乎从不批评赵盾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孔子曾评价赵盾是“古之良大夫也”。

我们已经看到，赵盾根本算不上什么“良大夫”，所以《左传》、《公羊传》和《史记》才这样煞费苦心的代为遮掩。比较而言，这种掩饰比较拙劣，还是清朝马骕（sù）《绎史·晋灵公之弑》的“此非孔子之言也”来得高明——既然掩饰不过去，那就不如不掩饰，干脆不承认孔子说过这句话得了——说到底，他们就没有一个人敢承认孔子对赵盾的评价是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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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董狐“直”笔

晋灵公想要赵盾的命，于是派了一个叫鉏麑（chú ní）的力士去刺杀他。《左传·宣公二年》、《国语·晋语》和《史记·赵世家》说，鉏麑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行动，而是选择了“晨往”。由这个“晨往”能引出一句题外话，那便是晋国一定实行有宵禁制度，不然就只能解释为鉏麑的思路清奇，认为夜深人静不如天蒙蒙亮更安全，已经不是正常人的智力所能企及的了。

鉏麑潜进赵盾家，没费什么事就摸到了赵盾的卧房。以赵盾的权势，不太可能住寒酸的房子，怎么着也应该是东西数跨、南北几进的豪宅，家丁下人应该也不在少数。鉏麑能不惊动别人准确找到赵盾的卧房，说明他对赵盾家很熟悉，至少是提前踩过点。

赵盾这个时候已经起床，换好了朝服准备上朝，因为时间还早，就开着房门坐在屋里闭目养神。鉏麑看到后暗自感叹，说：“赵盾早早就做好了上朝的准备，看来对国事非常恭敬谨慎。这样的人是安定社稷的人，杀了他就是不忠于国，可不杀他又是失信于君，既然怎么做都会得到恶名，那不如我死了算了。”便一头撞死在赵盾院子里的槐树上。

这个故事很精彩，可惜没有人告诉我们，一个刺客的自言自语别人是怎么知道的。如果有人说这是鉏麑刺杀失败后，赵盾编出来的故事，恐怕也不怎么好反驳，所以鉏麑是不是真是这样死的，可信度并不高。

—— 未完待续 ——

对这件事，《公羊传•宣公六年》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版本：晋灵公派了个“勇士某者”去刺杀赵盾。刺客来到赵盾家，进大门、二门，一直到正厅，都没遇到人。他越过厅堂直奔内室，扒着门一看，只有赵盾一个人在吃鱼羹，因而感觉赵盾是个仁人，便对他说：“连个门房、下人都没有，可见你是一个简易的人；贵为晋国重卿，却只吃鱼羹这么简单的食物，可见你是个节俭的人。国君让我来杀你，但我不忍心杀一个简易而节俭的人，这样我也就没法回去复命了。”于是拔剑自刎而死。

跟说晋灵公肢解了厨师一样，《公羊传》的这个说法也有很多漏洞。刺客行刺，当然希望“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可这个“勇士某者”却大摇大摆的进大门、穿二门、升堂入室，不为自己没遇到人而庆幸，反倒像是特别想遇到人，说是来传旨的还差不多，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刺客。

而且，就算赵盾他们家的下人数量比较少，门房总还是应该有一个吧？卫兵应该也不能没有吧？当朝首辅的家又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进出的大车店，怎么可能不是躲过了下人和卫兵，而是根本没遇到？可见这也是不合理。

赵盾吃的鱼羹也是这样。大概三百年后冯谖（xuān）客孟尝君的时候，还曾经抱怨“食无鱼”，说明鱼在那时候仍然是比较上档次的食物，下等门客捞不着吃。赵盾早上吃鱼羹真的是很节俭吗？又有几个奢侈的人是一大早就大张宴席胡吃海喝的呢？
最后，刺客说的那一番话也不比《左传》《国语》和《史记》的说法更有可信度，因为既然旁边没有别人，说给赵盾听跟自言自语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反正刺客死了之后都是死无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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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灵公见刺杀不成，便又想了一个主意：先在宫内埋伏好甲士，然后请赵盾来喝酒，以便就席间杀之。《左传·宣公二年》说，赵盾才喝了三杯酒，他的车右提弥明就上殿来了，说：“跟国君喝酒，超过三杯就违礼了”，然后扶起他便往殿外走。

《公羊传·宣公六年》则说，赵盾吃饱喝足之后，晋灵公说：“听说你的剑很锋利，能给我看看吗？”赵盾正准备拔剑给晋灵公看，提弥明在阶下大喊：“吃饱了就赶快走，干嘛要在国君面前拔剑！”赵盾这才意识到君前拔剑有刺王杀驾的嫌疑，赶忙“躇（ruò）阶而走”，也就是跳下台阶便跑。

大概赵盾跑的太快了，晋灵公来不及召唤甲士，便召唤自己的狗去咬赵盾。提弥明见狗扑过来，迎上去抬腿就是一脚，正好踢在狗的下巴上，把狗踢死了。这个时候，赵盾说了一句话，《左传》的记载是，赵盾说：“弃人用犬，虽猛何为？”《公羊传》的记载是，“赵盾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把提弥明比作自己的狗，看上去不是那么厚道。

这么一耽误的工夫，晋灵公埋伏的甲士追了上来。赵盾和提弥明且战且退，一时难以脱身，幸亏有一个甲士“倒戟以御公徒”，不攻击赵盾反倒帮着赵盾抵抗，赵盾这才得以脱险。

这个甲士名叫灵辄（zhé）。赵盾曾对他有救命之恩，可这时候却已经忘记他是谁了，于是赵盾纳闷的问：“我做了什么事让你这样帮助我？”灵辄说：“我是你以前在暴桑救活的那个快饿死的人。”赵盾又问他的名字，灵辄说：“国君想要杀你，你不乘车快跑，问我的名字干嘛！”赵盾知道再问也没有用，情况危急，只好先行逃命去了。

—— 未完待续 ——

晋灵公埋伏甲士图谋赵盾这件事发生在周匡王六年（晋灵公十四年，鲁宣公二年，前607年），也就是赵盾率诸侯伐郑遇楚而退的那一年。也许晋灵公这时候正等着赵盾在前线打一场败仗，以便名正言顺的解决他，所以赵盾不跟楚军交战应该有更深刻的国内政治因素。大概正是因为没等到赵盾的军事失利，年轻气盛的晋灵公才沉不住气，安排了这么一出“鸿门宴”。

到了这个时候，晋灵公跟赵盾已经完全撕破了脸，赵盾完全有理由也完全有能力采取激烈的手段进行报复，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了出奔，也许士会当初劝晋灵公“令仪令色，小心翼翼”是多虑了。公道的说，赵盾出奔完全符合传统的臣子之义，所以赵盾只是个权臣，并不是个逆臣。

可他那个二货堂弟赵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当年九月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把自己的小舅子晋灵公给杀了。赵盾出奔还没出国境，听说晋灵公已死，危险已经解除，便折返回来，一面派赵穿去成周迎立晋成公回国即位，一面继续心安理得的做他的主政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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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赵穿弑君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háo）。”明明是赵穿弑君，为什么记成了赵盾呢？《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等书异口同声的说，是因为赵盾作为晋国的主政大夫，“亡不越竟（境），反（返）不讨贼”，故而“罪盾”。

如果说这是春秋笔法，那倒也罢了，但“三传”却又异口同声的说这是晋国史官董狐的笔法，因为孔子在评价赵盾是“古之良大夫也”的同时，还评价董狐是“古之良史也”。我们不知道晋国董狐的笔法为什么跑到了鲁国的史书《春秋》里，而作为晋国史书的《竹书记年》却只有“晋灵公为赵穿所杀”的记录。想想这也是个蛮有意思的事。

后来人们用“董狐直笔”来形容尊重史实，不阿权贵，敢于秉笔直书的正直史家。可是，“直笔”应该是指直接的、真实的记录历史原貌，而不是加了道德评判之后的记录，像《春秋》那样的写法，如果没有“三传”的解释，谁能知道杀晋灵公的是赵穿而不是赵盾呢？所以，所谓的“董狐直笔”其实并不直，要说直，还是《竹书记年》的记录才是真的直。

—— 未完待续 ——

五九、晋楚争郑

晋国发生了弑君之乱，楚国的内部也不太平。周定王二年（楚庄王九年，鲁宣公四年，前605年），也就是晋赵穿弑君之后两年、楚庄王洛邑问鼎的次年，楚国的令尹斗越椒在轑（lǎo）阳（今河南南阳西北）杀死了跟自己不和的司马蒍（wěi）贾，然后一不做二不休，陈兵烝（zhēng）野（今河南南阳新野县）准备攻击楚庄王，挑起了楚国的又一次内乱。

这是从楚穆王自立以后的短短二十年间，楚国发生的第三次内乱。说起来，这三次内乱的发起人——周顷王二年（楚穆王九年，鲁文公十年，前617年）密谋杀害楚穆王的卸任司马子西，周顷王六年（楚庄王元年，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跟公子燮（xiè）一起挟持楚庄王的斗克，以及发起这次叛乱的令尹斗越椒——无一例外都是楚国若敖氏中的斗氏一族。

这不是偶然的。若敖氏是楚国先君若敖的后代，分为斗氏和成氏两支，长期以来一直把持着楚国令尹和司马的职位。这使得若敖氏在楚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楚国政治中绝对的实力派，对楚国王权的危害极大。

正是因为若敖氏在楚国的势力很大，所以楚庄王一开始并不想跟斗越椒兵戎相见。他提出了讲和的请求，怕斗越椒不相信自己的诚意，还主动提出来要“以三王之子为质焉”，也就是以楚文王、楚成王和楚穆王的子孙作为人质。这几乎等于把楚国王室的亲支近派都押给了斗越椒，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斗越椒没同意楚庄王谈判的请求。无奈之下，楚庄王只好率军跟斗越椒大战于皋浒（今湖北襄阳西），结果斗越椒战败被杀，若敖氏的大部分势力也被消灭，从此退出了楚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 未完待续 ——

到了这个时候，楚庄王没了对若敖氏的顾虑，赵盾也没了晋灵公的掣肘，都加紧了对中原的争夺。这一来，夹在晋楚之间的那些诸侯国，尤其是郑国，不是今年被晋国打，就是明年被楚国打，甚至一年内遭到晋楚两国的交相攻击，可算是倒了大霉了。

郑国之所以会成为晋楚争夺的主要目标，完全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重要。郑国“西有虎牢之险”，扼守着豫西通道的东段出口，可以封锁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的交通往来；“北有延津之固，南据汝颖之地”，濒临晋国和楚国出入中原的门户黄河南津和方城隘口，是这两个大国通商贸易、发兵交战的必经之地。无论哪一方控制了郑国，都会直接威胁对手的边境，给其造成军事压力，并给其军队的调遣运动带来困难，所以清人顾栋高才说：“南北有事，郑先被兵，地势然也。”

不过有意思的是，别看晋楚两国对郑国你来我往打得热闹，但在周定王八年（楚庄王十五年，晋景公元年，鲁宣公十年，前599年）晋国“逐楚师于颖北”之前，它们之间却从来没发生过正面的直接交锋。这实在是匪夷所思，难免令人怀疑在赵盾和楚庄王之间存在某种默契。

当然，说他们之间存在默契只是一个笑谈，相对更靠谱一些的猜测是，此时晋国尚有北狄之患，楚国也有群舒之叛，也许是外患未平的处境束缚了赵盾和楚庄王的手脚，使他们不能放手一搏。不过巧合的是，同在周定王六年（楚庄王十三年，晋成公六年，鲁宣公八年，前601年），晋国跟白狄媾（gòu）和，随即又跟白狄联合起来狠狠教训了秦国一顿，算是初步解决了外患问题；楚国则伐灭舒蓼（liǎo），把东部边界扩展到了今天安徽合肥附近的滑水，“盟吴越而还”，也暂时解决了外患问题，所以看上去赵盾和楚庄王还是有机会真正较量一番的。

—— 未完待续 ——

但事实上这种较量并没有发生，因为赵盾这个“夏天的太阳”恰恰在此时早早地就落了山。我们不知道赵盾死去的确切年份，《春秋·宣公六年》“晋赵盾、卫孙免侵陈”的记载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史书中，而《左传·宣公八年》“晋胥克有蛊疾，郤（xì）缺为政”的记载则说明，当晋楚两国都初步解决了外患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死得太不是时候，让我们永远失去了看到他跟楚庄王到底谁能更胜一筹的机会。

赵盾死后，晋楚之间终于发生了直接交锋。周定王七年（楚庄王十四年，晋成公七年，鲁宣公九年，前600年）冬，楚庄王伐郑，“晋郤缺救郑，郑伯败楚师于柳棼（fén，地望不详）”。第二年冬天，楚庄王再次伐郑，“晋士会救郑，逐楚师于颖北”。楚庄王不甘心失败，周定王九年（楚庄王十六年，晋景公二年，鲁宣公十一年，前598年）春，第三次伐郑。这一次晋国没能及时救郑，郑国“乃从楚”，于当年夏天跟楚国和陈国盟于辰陵（今河南周口西华县西北）。

不过，由于郑国的国策是“与其来者”，也就是谁的军队来了就服从谁，不死守跟任何一方的盟约，所以郑国虽然跟楚国结了盟，但却并未断绝跟晋国的关系。这令楚庄王很不满。周定王十年（楚庄王十七年，晋景公三年，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春，他又一次率兵伐郑，包围了郑国的都城，“三月克之”。战败了的郑襄公只好赤裸上身，牵着羊到楚军中投降。楚国的一些人主张乘机把郑国灭掉，但楚庄王认为郑襄公“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所以现在还不是灭掉郑国的时机，便退兵三十里接受了郑国的投降。

—— 未完待续 ——

楚国围郑三个月，晋国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想来，晋国要是能及时出兵救郑，也许战争的结局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晋国却并未及时反应，而是一直拖到六月份才派出援军。晋国应该不会不知道兵贵神速的道理，它之所以这么拖拉一定是另有隐情，可惜史书中没给我们提供答案，我们只能猜测。

《左传·宣公十二年》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晋军将领的名单：中军将荀林父，中军佐先縠（hú），中军大夫赵括、赵婴齐；上军将士会，上军佐郤克，上军大夫巩朔、韩穿；下军将赵朔，下军佐栾书，下军大夫荀首、赵同；司马韩厥。

这是一份出奇详细的名单。在这份长达13人的名单中，共有中行氏1人（荀林父）、智氏1人（荀首）、先氏1人（先縠）、范氏2人（士会、巩朔）、郤氏1人（郤克）、栾氏1人（栾书）、赵氏4人（赵括、赵婴齐、赵朔、赵同）、韩氏2人（韩穿、韩厥）。我们不难从中看出，除了赵氏独大是赵盾专权的政治遗产之外，其他各公卿世族的势力基本处于均衡状态。

我们不知道《左传》提供这份详细名单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只能猜测它也许暗示了晋国是把宝贵的时间都用在了权力争夺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接下来晋军的将帅不和就是这种权力争夺的继续。它一方面说明这份名单所显示的均衡并不稳定，另一方面也说明赵盾死后，已经没有人能控制住晋国内部对权力的争夺了。

—— 未完待续 ——

六〇、晋楚邲（bì）之战（上）

姗姗来迟的晋军刚走到黄河边，郑国就已经坚持不住，兵败投降了。消息传来，作为主帅的中军将荀林父认为再继续进军已经没有意义，便打算退军。上军将士会赞同他的意见，可是中军佐先縠（hú）却不同意，他说：“晋国之所以能称霸诸侯，是因为军队威武、大臣给力。现在失去了郑国，不可以称为给力；面对强敌而撤退，不可以称为威武。如果就这样在我手里失去霸权，那我还不如去死。这样胆怯不是大丈夫所为，你们能做到，我却做不到。”于是不听荀林父的将令，独自率领中军渡过了黄河。

这已经是晋军第二次发生不听将令的事了。上一次是在秦晋“河曲之战”的时候，因为有赵盾罩着，违抗军令擅自行动的赵穿才没受到惩罚，可这次先縠并没有什么人罩着，荀林父却照样不能处罚他，只能听任他擅自行动，可见荀林父的位子并不稳固。

下军大夫荀首见到这种军令不严、有帅不从的事情，因此断定晋军此战必败。司马韩厥大概也同意荀首的判断，便对荀林父说：“你做为主帅不能约束部属，致使先縠孤军深入，如果失败，责任都是你的，你的罪过就大了。不如全军过河，即使失败，也是三军将帅共同承担责任，比你一个人承担责任强多了。”司马是军中负责执法的官，先縠不听军令擅自行动，韩厥也脱不了干系，可他这番话却把自己摘了个干干净净，根本不顾全军的安危，看来他虽然是个精明的人，但却并不是个公忠体国的人。

—— 未完待续 ——

想当年，赵盾因为晋灵公年幼而想改立公子雍为君，荀林父看出此事必不能成，所以劝前往秦国迎接公子雍的先蔑称病勿往，看上去不像是个智商不在线的人，可是这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关心则乱的原因，他竟然听从了韩厥的忽悠，率领晋军全军渡过了黄河。

楚庄王打败郑国之后本来只想饮马黄河就退军，根本无意与晋军作战，所以一听说晋军已经渡河，便连饮马黄河的想法也没有了，立即就打算退军。可他的近臣伍参却认为晋军内部不团结，主帅没有威望，军令不能统一，士兵无所适从，正是战胜他们的好机会，并且用激将法刺激楚庄王说：“君而逃臣，若社稷何？”

虽然楚庄王真心不想跟晋军交战，但他受不了“君而逃臣”的屈辱，所以就算令尹孙叔敖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做好了向南撤退的准备，他还是放弃了撤军的打算，重新调整部署，把军队开到管（今河南郑州）这个地方等着晋军的到来。

—— 未完待续 ——

刚刚战败投降的郑国听说晋军来了，知道自己谁都惹不起，便再次祭出了两边下注的法宝，派使者到晋军中说：“我们之所以投降，是为了社稷的安危，而不是对晋国怀有二心。现在楚军为刚取得的胜利而骄傲，防备很松懈，如果晋军发起攻击，我们郑国再予以配合，楚军就一定会失败。”

郑国使者的话引起了晋军将领们的再一次争论。不用说，先縠肯定是非常兴奋，极力主张与楚军决战的，但下军佐栾书却看清了郑国的真实意图，说：“郑国忽悠我们跟楚国决战，我胜则附我，楚胜则附楚，所以他们的话不能信。”中军大夫赵括和下军大夫赵同支持先縠，下军将赵朔和另一个下军大夫荀首则支持栾书。荀林父又没了主意，结果事情议而不决，于是晋国三军都处在了战也不是、不战也不是的懵逼状态。

这个时候，楚庄王的使者来了，想要跟晋军讲和。士会代表主帅荀林父负责接待。本来双方的言词都很谦逊，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先縠却派赵括来推翻了士会的话，跟楚使说：“我们出征的时候国君命令不准避战，所以我们无可退让。”这完全就是跟楚军下了战书，但楚庄王仍然不想开战，坚持派使者继续接洽。不知道这次晋军中发生了什么，先縠竟然消停了，没再破坏和谈。晋楚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单等着到了约定的日期签订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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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晋楚双方都可以和平体面的撤军，可是约定日期还没到，却发生了许伯、乐伯和摄叔三人前往晋军“致师”的事，从而改变了事情的发展方向。

“致师”是以一乘战车赴敌挑战的意思。东汉郑玄注《周礼·夏官司马·环人》说：“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可见它是两军主力正式交战前彰显己方勇气和决心的行为。

这次致师跟楚庄王两次遣使议和的行为显然不能协调，所以有人说楚庄王其实是假意议和以麻痹晋军，但这只是于史无征的猜测，我们事实上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次“致师”，也不知道它代表了什么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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