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锡麟 就义挽联: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 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 徒下新亭之泪; 残山

剩水, 谁招志士之魂? 不须三尺孤坟, 中国已无干净土; 好持一杯鲁酒, 他日

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 牺牲尽我责任; 即此永别, 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

虚, 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附注: 这篇短文, 也就是秋瑾的绝笔。语词慷慨悲壮, 沉挚哀痛。此文写于徐锡麟就义之后。当时秋瑾得知徐锡麟牺牲, 悲痛万分, 当即写了此词, 随后寄给上海的徐双韵。信寄出后的次日, 秋瑾自己也被清廷逮捕。此文系残件, 或是未写完, 或是下半页遗失。此文原件现存绍兴秋瑾纪念馆。


(秋瑾传全文完,接着续写其余人物)

五、徐锡麟传

(一)、清同治十二年(1873)12月17日，徐锡麟出生在浙江绍兴东浦的一个名门望族。其父徐凤鸣人称“梅生师爷”, 又称梅生公, 从小家学, 虽然未中过秀才，但当过县吏。家有田地数百亩，在绍兴城里又开有"天生绸庄",由于经营得法,家财日益丰盈,而且租屋不断扩大,正厅叫“贻经堂”,大门被人叫做“高踏道台门”。梅生公育有六子四女,是个大家庭, 吃饭时要击鼓才能把全家人召集拢来。

徐锡麟的母亲, 姓严, 绍兴鲁墟人。

徐锡麟字伯荪, 长子。二弟名伟, 字仲荪, 曾往日本留学。三弟叔荪, 先以经商为生,光复后曾任绍兴民团局长。四弟季荪,留学日本, 药剂师, 在上海开过大生药房。五弟培荪, 是公司职员。六弟龙荪, 也曾留学日本。

徐锡麟从小由他父亲梅生公亲自教育, 未进过私塾。自幼喜作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一次梅生公问他:“什么叫做大人?”他答道:“大人, 应当是为大家做事的人。”他父亲对这个长子很严格。有些传记上说他父亲一直憎恶他, 事实上并非如此。憎恶之说,主要是“控子”一案引起的。其真实原因是梅生公为了避免牵连而设计的金蝉脱壳之计。

原来徐锡麟在安庆遇难的消息传到家乡后, 徐家上下一片惊慌, 唯恐遭到灭九族之祸。但梅生公毕竟有“绍兴师爷”之智,且在府县衙门里有熟人,仍以一张旧纸,写上控告徐锡麟“忤逆不孝”等等的话.申明不再认他为儿子云云, 并倒填日月于徐锡麟去安庆之前, 并买通衙门官吏, 把它插入旧档案中, 作为已立案之卷。等到皖案爆发, 绍兴知府贵福派了大船到东浦去抄家捉人, 梅生公也被捉去。东浦的地保等人也乘机抢去徐家财物。后梅生公向知府申辩说早与徐锡麟断绝父子关系, 有据可查。府衙下令核查, 果在旧卷中找到“控子”的案卷, 遂相信了梅生公的话,几天后便释放了梅生公。他一回到东浦,反而控告本地地保趁火打劫之罪, 地保们倒受了惩罚。因有“控子”一事,人们仍误认为其父憎恶其子。而章太炎、陶成章诸公写徐锡麟传记时, 尚未光复, 即使知道真相, 也不便明说, 以免清政府再去追究梅生公一家。

徐锡麟虽出身富裕之家, 但对农活却很感兴趣。他家附近有个小村叫赏纺,他常和小友们去帮农民割稻、插秧。一次,因帮助农忙, 直到深夜才回家, 见家门已关, 他又跑回赏纺,在一家农民家里睡觉, 第二天一早又去割稻了。

徐锡麟这个人, 自小具有侠义心肠, 自己虽出身富豪之家, 但却同情穷人, 而且乐于助人。徐家田多,就租给佃农耕种。某日,恰逢他的祖母生日,他父亲就叫他去收租,他去了半天, 傍晚时却摇着空船回来了,弄得大家都好笑。在他父亲追问之下,他说了实话。原来不是佃农不肯交租,而是他一到佃农家里, 开口便说:“今朝是我祖母生日, 租谷不用交了,就算送给你们买寿面吃!”说完就自顾自摇船离开了。徐锡麟还有个“怪癖”: 经常去当铺门前徘徊, 一见到穷人来当衣时,他就拿出钱来周济他们, 叫他们不能典当衣服, 衣服是穷人唯一的财产, 把衣服当了, 穿什么呢?。碰到衣不蔽体的乞丐, 他居然会脱下自己穿的衣服送给他们。故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出门时穿得好好的外套和长衫, 回家时却都不见了。他实在是一个侠骨仁心的人, 这样的人並不多见。

他在家虽是大少爷, 却从不摆少爷架子。他常常混杂在佣人中做清扫工作。吃穿都很随便,衣上口袋很多,人称八卦衣,袋里放着笔墨纸等物。他不爱多说话, 喜怒不形于色。身为名垂青史的革命家的徐锡麟, 从小便显出特立独行的风骨。要明白有钱人做些好事并不难, 但难的是像徐锡麟这样的做好事。

徐锡麟有一个儿子名学文, 字子登, 徐锡麟就义时才一周岁。长大后曾去德国留学, 学的医药学。抗战胜利后, 随陈仪去台湾, 在台北任某化工厂厂长。另外,徐叔荪的次子, 名学禹, 字鼎臣, 也留学德国, 学电机, 后随陈仪至福建, 曾任福建省政府顾问。



待续

徐锡麟传

(二)、徐锡麟天资聪颖, 又勤奋好学。当时正处于“西学东渐”时期, 他热心于钻研数学、天文、地理。他尤其欢喜观察天空, 当人们纷纷在天井、院子里乘凉闲聊时, 他却一个人在楼上房间里观察天象, 把星星的位置记录下来, 根据学到的知识和观察到的星象, 做成了一个精緻的浑天仪。他还绘过绍兴府地形图, 当时地图是很少见的, 他凭实地观察绘出绍兴府地图, 实非易事。

徐锡麟考中过秀才, 还差一点中了举人。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考官给了他一个“副榜”,这个“副榜”再上去半级就是举人。如果徐锡麟不在考卷中写下什么“石受铁激而生火, 水受月激而生潮, 汤放桀, 武王伐纠, 亦何尝不受激而使然!”考官见了这样的话, 怎么不大吃一惊? 本来想给举人的, 只好给个“副榜”。

他儿童时代曾想拜少林寺和尚为师习武, 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但他从青少年时代起便从未中断过体育锻炼, 如腿上常绑着沙袋跑步, 逐日增加重量, 如此坚持数年, 一旦去掉沙袋, 便健步如飞。后来他奔走革命, 跋涉千里, 能日行二百里, 就是得益于平时的锻炼。他还练习跳高跳远, 据东浦老人说, 他有时深夜归来, 敲门怕惊动家人,便用乌篷船竹篙一撑, 跃上窗台, 打开中楼窗户, 就是他的卧室。

他疾恶如仇, 但对邻里往来却非常和睦,又善于排难解纷. 锄强扶弱。若遇到满清官员和洋人胡作非为欺压百姓, 他就会挺身而出, 团结群众据理力争、显示出英勇无畏的精神。

甲午战争失败,对全体中国人来说都是耻辱, 对徐锡麟这样的革命志士来说, 更是不可忍受的刺激。清政府对外不堪一击, 如此腐败无能, 而外国列强却又如此凶恶而贪得无厌。他感到非革命无以救中国, 而开民智、振人心尤为当务之急。所以便从办学着手。徐锡麟办过明道女校, 后来又办山阴县学堂, 任县学堂督办(校长),历史学家范文澜和数学家陈建功,都曾是这个学堂的学生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绍兴府创办府学堂。徐锡麟出任绍兴府学堂算学讲师，得到知府熊起蟠的重用，后升为副监督。

一九0二年夏，徐锡麟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会中竟有被日本劫夺去的两座中国古钟在展，徐锡麟愤感列强欺中国太甚,当时写下诗一首:“瞥眼顿心惊,分明古物存, 摩挲应有泪, 寂寞竟无声! 在昔醒尘梦, 如今听品评, 偶然一扪拭, 隐作不平鸣。”不久结识陶成章、钮永建等，在他们影响下，徐锡麟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彻底放弃对清政府的最后一丝幻想，弃改良而从革命。当时，“《苏报》案"事起，日本留学生群起反对，徐锡麟也慷慨解囊，积极参与营救章炳麟。

他从日本回国后不久, 就在东浦办热诚小学, 又设立“特别书局”, 以传播新思想。说到徐锡麟办热诚小学, 并不一帆风顺, 可谓好事多磨。现把办学经过略述于下: 东浦附近原有个斗坛, 房屋不少, 还拥有百余畝土地。徐锡麟看中了这个地方, 拟用此来办学。一天, 徐锡麟到斗坛, 找斗坛司事商量。司事还以为他是去捐助钱物的, 笑脸相迎, 哪知徐锡麟提出拟把斗坛的一半办学堂的要求, 司事一听, 立即放下脸来,不仅一口拒绝,并且把他赶了出来。徐即和日本归国的留学生陈赞卿、许东山等计议, 大家都很气愤, 便约了几个人去把斗坛里的几尊泥塑菩萨搗毁了。坛主便控告到山阴县里, 知县派人传讯徐锡麟等, 徐闻风走避开了, 陈赞卿却被捉了去。

许东山找到徐锡麟,问怎么办? 徐回答说:“别急, 我有办法。”他便去找绍兴知府熊起蟠, 说明想在东浦办一学堂, 拟借斗坛一半作办学之所。熊对徐本甚器重,且当时办学成风, 便一口答应。徐便立刻请他出一告示, 等到告示写好, 印子盖上, 徐才又对熊说:“陈赞卿因为办学之事, 被山阴县捉去了。”熊起蟠听了大怒, 立即把知县叫来, 申斥一通, 令其将陈释放。不久, 热诚小学便在这个斗坛里办起来了。但到了九月, 斗坛又吹吹打打做道场,影响学堂教学。徐锡麟以此为理由, 进一步要求将斗坛全部划归学堂, 也得到批准,连所属田地也归学堂所有。

创办热诚小学的目的,当然是为家乡的学子们有所学校学习知识,摆脱愚昧。但还有一层更深的动机在内: 联络革命志士, 积蓄革命力量。徐锡麟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有热心人可与共学,具诚意者得入斯堂。”悬挂在学校前厅两旁。学校设置有体操、军训、国文、算术、天文、和修身等课程。他原担任绍兴府学堂的副监督之职,但办了热诚小学以后, 他不得不两头跑, 奔走于城乡之间, 最后不得不辞去府学堂副监督之职。

据老人们回忆,热城学堂内有一沙坑,内曾藏过一些枪枝,这些枪枝是徐锡麟独自一人驾小船秘密运来的。有些传记里说他画俄人为靶,练习打靶一日几十次,达到百发百中的熟练程度,即在这个时候。当时他仰慕越王勾践这样的古代英雄,也想在此蓄积力量,以静待变。各地爱国志士常在此聚会, 深夜方散。


待续

徐锡麟传

(三)、—九0四年, 徐锡麟因事到上海, 特地到爱国女校拜访蔡元培,正好陶成章也在,蔡和陶遂力邀徐加入光复会, 徐当天即宣誓入会。徐回绍兴后,更积极以军事训练来教育学生。一九0五年, 秋瑾第一次从日本归国, 到绍兴即往东浦热诚小学寻访徐锡麟, 经徐介绍加入光复会。

一九0五年, 徐锡麟创办体育会,不久与陶成章、龚味荪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在此之前, 他步行去诸暨、嵊县、东阳、义乌等县, 联络会党, 到嵊县去的次数最多。他日行一、二百里, 艰苦备尝, 途中曾经遇盗; 他与和尚道士也有联络,曾在平山的显圣寺过夜。奔走数月, 很少休息, 总是和衣而睡, 甚至鞋袜也不脱。一次, 洗脚时, 发现鞋袜脱不下来, 原来脚已溃烂, 浓血已紧粘鞋子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23日，由徐锡麟、陶成章等光复会成员创办的绍兴大通学堂开学。为了培训其成员，陶成章、龚宝铨等推徐锡麟为监督，黄怡为校长。招收来自金华、处州、绍兴各府的会党成员，对他们进行短期的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培训革命骨干。并拟定规约: "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 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

大通学堂只设体操专修科，分特别、普通两班。特别班是会党志士;普通班一部分是会党成员，一部分是进步青年，两班所授课程主要是兵式体操和器械体操。此外，也酌情兼授国语、英语、日语、教育学、伦理、算术、地理、生物、图画等课程。学生毕业后，由清廷发给文凭，而在文凭的背面，学校则记上革命组织的暗号。学校大厅悬一联云: "十年教训，君于成军，溯数千年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下联云: "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

一九0五年夏,由陶成章提议,集资捐官,取得赴日留学资格,以便于归国后谋得掌握兵权的职位,作颠覆清廷的准备。当时有富人许仲卿愿出资相助,前后共送来几万元银洋,徐锡麟也因此捐了个道员,即赴日本。同去日本的还有陶成章、龚味荪、陈伯平、马宗汉、陈淑南、陈子军、范爱农及徐妻徐振汉、二弟徐仲荪、四弟徐季荪和侄儿徐学舜,共十三人。他们抵日本时,鲁迅正在弘文书院读书,也到横滨迎接。

徐锡麟在日本先是报考振武学校, 却因近视而未被录取。后来又想进陆军经理学校,又未成。其间为了营救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 曾由日本回国一次。在日本时,与秋瑾、陈伯平等不断往来, 密商革命如何进行等问题。不久离日回国,与陶成章力谋开辟革命基地。为了团结各方革命力量, 徐曾亲去北方各地,近如北京始,远达辽宁、吉林等省, 结识各方豪杰。在吉林彰武, 结识了冯麟国,此人以前是“马贼”大头目, 后为这一带抗俄游击队的统帅。几次与俄人交锋,常获胜利。此人生活俭补,身穿布衣, 单娶一妻, 在当地深得人心。徐与他取得联系。他说:“我辈作事, 要如水银泻地, 有路必钻, 必达目的而后已。”但东北其他各地之行, 并无什么大的收获。

一九0六年,徐家亲戚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徐锡麟给安徽巡抚恩铭,除即往安庆任职。在赴安庆前,徐把大通学堂的工作交给了秋瑾。据老人回忆,在徐锡麟赴皖前曾回东浦拜别父老乡亲,亲友们向他祝贺,他却说:“我不是想作官,只是为大家将来过好日子。”离家那天的早晨,天还没亮,家人都还睡着,他默默地跪在他父亲梅生公的床前,梅生公惊起,他即告别而出。途经杭州,与秋瑾等光复会成员聚会于西湖白云庵话别,徐锡麟临别赠言,他对大家说: “我这次到安庆去, 就是准备去流血的!”(详见《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吕公望文)

一九0七年春,当他取得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主持巡警学校以后,曾回到绍兴一次。在绍兴禹王庙隱蔽处与秋瑾、竺绍康、王金发等聚会,决定了浙、皖同时起义的计划,确认了光复军的编制。他匆匆又赶回安庆,部署起义。

—九0七年五月左右,恩铭从被俘革命党人手中缴获了一份党人的花名册(里面都是化名), 第一个名字叫“光汉子”. 恩铭不知道这就是徐锡麟的化名,却把这花名册交给他查办。在此同时, 徐又接秋瑾来信说“浙江危机已露”, 他觉得形势险恶, 不能不先发制人, 作了紧急布置。

待续

徐锡麟传

(四)、原定一九0七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举行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恩铭等文武官员都将参加,徐就计划利用这个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占领安庆。谁料恩铭突然变卦,下令毕业典礼提前两天举行,徐锡麟不得不倉卒起事。在毕业典礼上,徐锡麟拔出短枪击毙恩铭。按照他原定的部署, 此时应有人立即去关闭大门, 禁止任何人员出入。但不知何因, 此人却没有去关门, 这样, 其他清官员就纷纷逃了出去, 徐一怒之下击杀了这个司门人。其时清兵渐渐迫近, 而徐所率领队伍弹药不足, 逐冲军械库,,待打开库门以后, 库中子弹又不对号, 那子弹装不进枪里去,别的库门又打不开。有人说:“不如炸毁军械库!”徐说:“不可,一旦爆炸,百姓遭殃”。而清兵已四面包围, 徐率孤军苦战五小时,陈伯平战死。徐纵身上屋,终于被捕,马宗汉亦被捕。

在大堂审讯中,审官问:“恩抚待你不薄,你何故出此?”徐答:“恩铭待我,是个人的私惠; 我之刺他, 是天下人的公愤。”问:“你是孙文一党么?”徐答:“孙文不能指挥我! 此事我与我友陈伯平、马宗汉所为,学生实不知情, 我一人当其罪。”徐反问:“恩铭死未?”审官骗他说:“未死, 只受小伤, 明天还将亲审你!”徐闻此颜色大变。审官又说:“你知罪否? 明日将剖你心肝, 你知否?”徐闻言忽大笑道:“这么说,恩铭已死了! 小伤, 罪不当剖心; 剖心, 证明他已死。他死, 我志已偿; 志偿, 何惜区区心肝?”(《皖变始末记》)

审讯者要徐锡麟写供词。他提笔疾书，立刻写了数千言，写完后自己诵读一遍，然后又推敲修改，仿佛是在书房中著述。他的供词，满纸写的都是“杀尽贪官”、“推翻清廷”、“恢复中华”内容。

审讯完毕，只听“咔”的一声，敌人给这个要犯拍了一张照片。徐锡麟不满地说：“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

徐锡麟那张面无表情、薄衣裹体的照片一直留到今天。

徐锡麟刺恩铭案发生后，安庆人心惶惶，消息更如决堤的河水涌向各地。外表庄重内心虚弱的清帝国在震颤。处死徐锡麟、安定人心是当务之急……

干掉了朝廷重臣这样的大罪，应该用什么样的刑法？有先例可循。不是有一部戏的名字叫做《张汶祥刺马》吗? 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1870年张汶祥为朋友报仇，刺死了发迹后霸占当年朋友妻子、并设计害死朋友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张汶祥受的是剖挖心脏之刑。

恩铭的妻子、也就是庆亲王奕劻的女儿要求按此旧例执行才解恨、才有警示作用。冯煦等请示两江总督端方，决定按此执行。

行刑非常惨酷。1907年7月6日夜，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刑场，几个刽子手手执铁锤，先把徐锡麟睾丸砸烂。这份痛楚，无可比拟。专制暴政为了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会使用无比的酷刑或恣意的屠杀来威慑革命者, 总有毫不遮掩的疯狂……

砸碎睾丸后，又用利刃剖腹取出心脏。挖出的心脏先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然后，恩铭的卫兵们将这颗心脏炒熟下酒。他们纷纷满怀义愤的责骂徐锡麟：“大人待你那么好，你竟然杀他，我们要看看你到底长的是什么心肝？！”

在中国, 人们对待最痛恨的人就是“食其心肝”, 其实, 这在几百年前传世的《水浒》里就已介绍过了。只是这砸碎睾丸之刑的发明者是谁, 发源于哪个朝代? 在过去所有读过的书中似乎都未见过。笔者在查阅徐锡麟被害时的情况时, 发现大多数的记述者都写得很简练, 或是说“被敌人杀害, 徐锡麟英勇就义”,至多说“被剖腹挖心”或“凌迟处死”, 很少见到有“砸碎睾丸”之说。但近日在《网易新闻》和其它一些网站, 看到有徐锡麟在被剖腹挖心之前还被“砸碎睾丸”之说, 觉得这完全有可能, 因为徐锡麟在被审时的表现(那么“若无其事”和“谈笑风生”),这种态度更增加了敌人对他的憎恨, 于是想出了更其恶毒的酷刑……当然, 若有读者早就见过关于“砸碎睾丸”的记载, 那只能自责井底之蛙和寡陋孤闻了。

革命先行者之一的徐锡麟就这样惨死在清王朝手里。

约定19日起事的秋瑾， 她早在10日就得到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 但她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只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句名垂千古的诗。被捕后只关了三天, 秋瑾被押赴绍兴古轩亭口刑场, 从容就义。
(《徐锡麟传》完。)

徐锡麟遗诗一首

出塞
军歌应唱大刀环, 誓灭胡奴出玉关。

只解沙场为国死, 何须马革裹尸还!

柳亚子悼秋瑾诗一首


吊鉴湖秋女士 柳亚子

恶耗惊传痛哭来, 吴山越水两堪哀!

未歼朱果留遗恨, 谁信红颜是党魁!

缺陷应弥留血史, 精魂还傍断头台。

他年记取黄龙饮, 要向轩亭酹一杯。

六、宋教仁传

宋教仁传(上)
宋教仁又名炼, 字遁初, 别号漁父, 湖南桃源人。 1882年4月5日诞生于桃源县上坊乡香冲村(今属八字路乡立山坡大队)。 父亲宋起龙, 以务农为业, 晚年兼从商。其母万氏, 助夫共同维持一家生计。4岁时入私塾念书, 其私塾即在家附近。幼时天资聪颖, 过目成诵。

10岁时其父宋起龙病故, 家贫而不得不辍学在家, 助母维持家务。 抽空刻苦自学, 不放弃学习。其母万氏见儿子如此懂事, 又这样热爱读书, 逐下决心培养。一方面节约开支, 为学费苦心筹备, 另一方面对儿子更是严格教育, 一点也不松懈。 当时提倡早婚, 故宋教仁在15岁时遵母命与一个姓方的女子结婚。17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学习, 师从山长黄彝寿、主讲瞿方梅, 攻读经史、掌故和舆地等学。19岁奉母命应考县试, 红榜有名, 逐补博士弟子员。次年秋天赴武昌投考文普通学堂, 以第一名被录取。同年, 儿子振吕出生。

一九0三年(光绪二十九年)秋天, 宋教仁于文普通学堂肄业, 他在该学堂只待了一年。在校期间, 结识不少具有相同革命志向的同学, 如曾毅、田侗、欧阳瑞华等, 并且开始密谋革命。 当时黄兴恰由日本归国, 在鄂地发表革命言论, 痛斥清廷卖国行为, 倡仪彻底改革,宋教仁闻之不禁心悦诚服, 深为所动, 逐与黄兴结成至交。但不久清廷鹰犬欲对黄兴下毒手,黄兴不得不离鄂赴湘, 主讲明德学堂。同年八月, 宋教仁因此也离开学校返回湖南。当时有不少胸怀革命大志的青年云集湖南, 其中就有陈天华、张继、刘揆一等人。这些志同道合的“造反”者们聚集到了一起, 就商议成立一个革命团体,, 轻众人研究, 决定成立“华兴会”,公推黄兴为会长,。其余各人分别担任扩大组织和动员、联系会党的责任。宋教仁和胡瑛等人,在武昌又筹设华兴会支部, 对外则称曰科学补习所, 与总部相互策应。

华兴会成立后的第二年秋天, 由于会员们的忘我工作, 这个革命团体在各方面都进展顺利, 于是就想到了该团体的最终目標——推反大清王朝, 决定付诸实际行动, 举行武装起义。 恰好十月十日为慈禧太后生日, 照例这一天一切官吏都要进行庆祝, 于是, 华兴会的领袖们决定在那一天分别在长沙、常德、衡阳、岳州、宝庆五地, 同时举行起义, 首先消灭各地长官。并决定常德一路由宋教仁主持。

接到命令后, 宋教仁便返回常德, 聚集革命同志们一起筹划起义事项。这时一个原先没有想到的问题暴露了出来: 由于经费不足, 粮饷缺乏,这肯定要影响到起义的成败。但一时又何来经济支援? 因此, 宋教仁便想到要变卖自己的家产, 但变卖家产能有几何? 他家里本就贫穷。思前想后, 他只能先往省府总部, 看看有什么办法。当时交通落后, 又在路上耽搁了数天, 乘船到了省府, 先后拜访各秘密场所, 只见到大门上都贴了封条, 还有就是改了原样, 不留任何接头暗号的。没有办法, 只能直接去黄兴住所找黄兴, 看门的说他已十天没回。如此一来, 他心中茫然, 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街头彷徨之际, 突然碰见了曹亚伯, 就一起到圣公会密室叙谈, 从曹亚伯口中得知起义因泄密而事败,清政府正在各地缉捕华兴会党人。宋教仁不禁扼腕叹息, 决定先回常德通知其他同志, 但不久即获知武昌学堂已经把他开除, 罪名就是他参加华兴会意图造反。清政府已把他列入缉捕名单。在这种形势下, 他不得不悄然去到上海, 然后再以留学的名义从上海乘船去日本。


待续

续上

到了日本东京, 先进入顺天中学学习日语和英语。后来又进入法政大学, 购卷听讲。他家境贫困, 这时逃亡日本, 又要求学, 何来款项? 幸亏他遇到了几个当时在文普通学堂中的老同学, 此时也在日本东京留学, 他们的经济条件比较好, 于是解囊相助, 为他筹得一笔钱,解决了他的学习和生活问題。当然, 这一方面说明他的同学们的慷慨仗义, 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宋教仁平日之为人十分受人尊重, 否则别人也不可能去资助他, 而且这种资助如雪中送炭, 至关重要。他自己也愈加勤奋, 一边读书, 一边又搞翻译, 并在校担任汉语教授, 借此获得一点稿费和薪酬, 后来又申请得到公费, 终于解决了燃眉之急。

一九0五年春, 当时的中国死气沉沉, 一片衰败没落景象。宋教仁深感必须做点什么以警醒国人, 不能听之任之, 否则亡国灭种之祸为时不远。他首先想到办一份鼓吹革命的杂志,用文字来拨动人们反抗黑暗专制的心弦。这在当时也是力所能及的唯一办法。于是, 他联络了张步青、陈天华、程家柽、黄兴等十余人, 筹备出版《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 秘密运往国内散发。这一年的夏天, 他和程家柽到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家中拜访, 在交谈中, 宫崎告诉他孙中山不久将来到日本东京。宋教仁久闻孙中山大名, 但过去从未晤面, 这次能有缘相见,心中深感幸慰。 过了几天, 宫崎果然陪同孙中山前来杂志社参观, 宋教仁逐和孙中山得以相识。当时孙中山对《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深为关切, 对相关同志和社务等事项一一询问,宋教仁代表杂志社作了详细回答。最后, 孙中山又向众人畅谈天下大势和革命的方法策略,以及目前所应做的工作。对于《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份杂志给予充分的肯定。宋教仁和其他众人听了这番话, 心里都十分叹服, 认为孙中山就是他们唯一的革命领袖。到了七月三十日,中国同盟会成立, 孙中山当选为总理, 宋教仁被选为执法部检事。当时黄兴等人又建议倡办《民报》, 因宋教仁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报上发表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 触怒了日本政府, 就籍口该报有违公安而予以查封, 所以以新办的《民报》来替代被取缔的《二十世纪之支那》, 内涵和范围都有所扩展, 实属一举两得。从此, 宋教仁更积极地在《民报》上发表其雄文, 笔名为“强力斋”, 同时也经常协助管理社务。从这时开始, 宋教仁声名大噪, 也逐渐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宋教仁非常好学, 参加革命运动后, 仍不忘读书, 但读书同时也不忘革命。当年十一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 颁布了所谓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他的好友陈天华愤而跳海,他为文哀悍, 语极沉痛, 发表于民报, 一时人心激动。他又和胡瑛、杨卓林、宁调元等人发动同学们团结起来进行抵制。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又上奏折, 要求清廷批准对宋教仁等几人除名驱逐, 不准在日本留学。于是宋教仁改名为炼, 又转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同时,他对财政、经济等学科也很有兴趣, 经常悉心钻研。他的知识广泛, 学问渊博, 可以说主要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打下的基础。他一边读书, 同时要干革命工作, 还要不断给报社写文章,生活繁忙艰辛, 积劳成疾, 第二年的秋天, 他支撑不住而生了一场大病。 身在异国他乡, 举目无亲, 想起国事家事, 不禁愁思联翩, 悲从中来, 信笔写下一绝:

四壁虫声急, 孤灯夜雨寒。
此身愁里过, 故国梦中看。

接着想起自身如果一病不起, 生平志愿将付之东流, 禁不住热泪双流, 伏枕而泣。正巧这时有日本友人前来拜访, 见状大惊, 问他为何如此伤心, 他答曰:“为吾祖国伤心, 君怎能明白。吾只觉得虚掷光阴, 又病魔缠身, 成了废物一个, 前途茫然……”日本友人听了此话, 知道他的为国之心, 表示能够理解。

到了这年冬天, 病情却出现了转机, 居然痊愈康复, 这使得宋教仁欣喜无边。他这时体会到与其在异国鼓吹革命, 还不如回到国内去, 直接干革命工作, 这样更能促使革命爆发。既然身体已经康复, 他决定离开日本回国。 他了解到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是南方比北方要好, 在南方大有此起彼伏之势, 搞得很热火, 而北方却死气沉沉, 一派冷漠死寂, 他就决定先从北方着手, 要把这—片死水搞得波澜四溅。

待续

续上

一九0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三月, 宋教仁回到祖国的辽宁安东, 由于清王朝的密探多如牛毛, 一时无法进入内地, 不得不暂住当地, 同时仔细观察地图, 分析形势, 调查风俗人情,以便开展工作。另一方面, 他又嘱托战友白逾恒偕同日本人小长谷前往凤凰城进行实地调查。他又写信给当地的民间武装人称“马侠”的头目李逢春、朱二角、金寿山, 说明自己的使命, 革命的宗旨, 以及共举义旗的要求。李逢春等人接信后为之所动, 都表示赞同, 从此开始远近不断有人表示愿意加入他的队伍, 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宋教仁就此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 作为宣传革命弘扬主义的中心机构之一。 到了夏天, 听到革命军在广东惠州、潮州起义, 就打算同时发动, 先取辽东,, 再逼榆关, 然后兵临京畿。不料就在集结人马时, 风声泄漏,白逾桓被捕。见大势已去, 他不得不换装又复潜往日本, 伺机再起。

一九0八年冬天, 因《民报》第二十四期中有“革命之心理”一文, 日本政府认为有激扬暗杀破坏治安作用, 勒令封禁。宋教仁和社中其他同志向法院提出申诉, 但法庭不予支持,逐败诉, 从此《民报》在日本停办。社中同志又拟移往美国复办, 终因种种原因没有成功。报社被封后, 革命势力当然大受影响, 革命党的经费也日感支绌。宋教仁因此特地日夜操劳赶译出几部日本人所著的财政学著作, 再由在日华侨出资购买后运往中国卖给书商, 宋教仁得稿费数千元 全部充作党费之用。 后来广州新军起义又告失败, 宋教仁深感革命之艰难,但他绝不停止或退缩, 而是日日和革命同志如谭人凤、居正等人商量未来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

当时同盟会中有同志提出起义三策: 一、在北方起义为上策; 二、在长江流域起义为中策; 三、在边疆起义为下策。宋教仁与谭人凤特地召集林文、何天炯、吕志尹、萧翼鲲、张镇衡、邹永成、周来苏、首绍甫等数十人讨论并作出决议: 以中策为上策, 实行组织长江机关。 宋教仁又提议: 湘省新化县锑矿最多, 由他与日人交涉. 产品全数售于日商, 自己作为中间人可以获取手续费, 每交易一百两白银. 手续费可获五两。这样算下来, 每年可得手续费一百数十万两, 以此充作革命经费, 可以很快开始筹办成立长江机关等事项。为此, 特在汉口法租界宝善里设立广惠矿务公司, 以便内外接洽, 又命谭人凤去香港, 与在香港的诸同志通告情况。可是过了不久, 黄兴和赵声等人准备再次发动起义, 目标就在粤垣, 此事只能暂停。

一九一0年(宣统二年)秋天, 宋教仁感到身在异国搞革命, 诸多不便, 逐再次回国, 抵达上海。经于右仁和陈其美等人力请, 进入《民立报》任主编, 笔名“漁父”。凭着他锐厉的笔锋和深邃的思想, 对清政府展开了强有力的攻击, 又竭力弘扬阐释革命学说和主义, 使得该报销路大增, 智识界争相购阅, 该报成了革命阵营中最有力的刊物。第二年春天, 香港同盟会统筹部谋划起义, 目标是攻取广州, 若拿下广州, 然后再取南方各省。统筹部接连发电给宋教仁, 请他前去参加。他身旁的同志们劝他留在上海, 同样可以进行革命事业, 况且上海四周各省及长江流域正缺少革命领导人, 他可以留在这里运筹帷幄, 支持中路, 策应南路。何况他此去危险极大, 最好不去。宋教仁回答说:“你们不必担心我的脑袋。成功了是四万万同胞有福, 失败了只是我一个人的脑袋落地。” 当即移交公务, 令方潜代理主编, 但仍用漁父笔名, 以免清廷爪牙起疑。三月中旬抵达香港, 统筹部便请他继陈炯明任编制课课长, 一切布告令文, 均出自他的手笔。

(待续)

(续上)

当时预定于三月二十九日聚集各省同志发动起义, 攻取广州。到了二十五日, 黄兴赶到起义总部支持一切, 胡汉民、赵声、宋教仁等在香港策应, 预备到期入省共举。但到了二十七日, 由于清廷密探侦悉起义之事, 欲对革命党人实行搜捕, 起义总部一些领导人不得不临时撤退到香港, 准备到起义之日再赶赴省中支援。 到了二十九日上午, 清廷已破获省中多处革命联络点, 形势所逼, 黄兴不得不在香港同志赶到协同起义之前, 仓猝发动举事, 向清廷广州总督衙门进攻。

虽然革命党人奋勇向前 浴血苦战, 但终因寡不敌众, 败下阵来。这次起义, 革命党人大部牺牲, 而牺牲者中多为党人精华。起义领导者黄兴也负了伤, 一手指被击断, 另一领导者著名革命家赵声郁愤而死。革命党人只能先返回各地, 对各事进行善后, 宋教仁也回到上海《民立报》社。报社中同志闻悉广州起义事败,且损失惨重, 大家都显得神情沮丧, 但宋教仁却勉励众人, 说: “这次起义虽败, 同志牺牲也多, 但来日方长, 我们自己首先不能丧失斗志。 这次虽然失败, 但从失败中我们可以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 为下一次起义提供策略。” 同志们听了他说的, 感到有理, 逐振奋精神, 全心全力操办社务党务。

宋教仁鉴于这次广州起义失败, 革命党人损失惨重, 所以他在支持《民立报》社之余,开始埋头研究革命起义之方法策略。他认识到以后若再举事, 一定要审慎周祥, 严密筹划。必须考虑到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他感到那时在日本东京所研究的起义三策, 还是值得再拿出来讨论的。因此他重新整理了一下 拿出来和众人讨论。这三条策略他归纳为:(一)、效法葡土之中央革命, 秘密联合北方军队, 更与东三首马侠部队商洽协定使其作为后援, 然后联合攻占北京, 一举而定天下, 是为上策。(二)、在长江流域, 除了继续强化已经归化革命的军队之外, 尚需积极发展势力, 宣扬革命宗旨, 使归化革命的部队得到扩展, 然后卧虎藏龙隐而不发, 待时间成熟, 一声令下 ,同时爆发, 推反清政府, 接着北上, 是为中策。(三)、在边疆要塞, 各处安置革命机构, 一旦起事, 各革命机构同时武装起义, 此为下策。

众人经过讨论,认为上策行之很难, 下策已行之失败, 现在只存中策可行。宋教仁就和陈其美、谭人凤等人筹划组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 为行动之中枢机关, 仍以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总部为领导, 以南方分会为会友, 加强联系。会长一职, 虚位以待, 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和杨谱笙等人为总务干事, 设立总务会, 统管各项事务。总会成立后, 又设立各省分会, 积极蓄积革命力量。

谭人凤前往湖北同居正、孙武、詹大悲等人把共进会、文学社合并成湖北分会。曾杰赴湖南同焦达峰、杨任、邹永成等组成湖南分会。范鸿先、郑赞成等赴安徽筹设安徽分会。三会都归总会直接领导。主要的任务, 就是动员各省军队支持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 甚至军队自身能成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同革命党人一起进行起义。


(待续)

续上

当时长江中下流域已有布置, 但在长江上流的四川、陕西两省, 地形险要, 也需要同志前去进行各项工作。恰巧吴永珊这时从日本同盟会总部归来, 经过上海再回四川, 又有井勿幕已在陕西运动军队, 派员来沪, 商量对策。 宋教仁分别和两人会面, 商洽起义事项, 决定各立分会, 统一领导, 形成首尾合一之势。至于具体行动, 决定由武昌首先发难, 然后各地响应。之所以由武昌首发起义, 理由是武昌仍湖北重镇, 位置正居全国之中心, 交通发达, 同志们易聚易散, 无论从地理位置或革命活动方面来说, 选择武昌为革命首发地, 不失为上策。但是, 也有不利之处, 因为武昌东临大江, 敌舰易入, 西有汉口租界, 涉外事务麻烦, 且又是京、汉、湘、鄂铁路交错要冲, 清军若乘车运兵, 可以朝发夕至, 不利于守。 因此, 宋教仁和其他各人商研决定: 只要武昌一动, 四方即起响应, 使清军措手不及。各项计划定下后, 就通知各个分会, 都按照上述计划, 积极准备。

清政府的腐败与酷虐, 早已使天下人深恶痛绝。 但它不知自省, 继续倒行逆施。到了这一年的七月分, 清廷忽颁铁路国有令。 而之前中国的跌路都是各地民众自己集资筹建的, 但清政府突下令收归国有, 一时川、湘、鄂、粤各省人民齐起反对, 群情激愤, 其中四川人民尤为激烈。清廷令端方调鄂省新军入川镇压, 谕令格杀勿论, 因此舆论大哗。鄂省革命同志,就拟乘机发难, 特派居正、杨玉如往上海购枪, 并邀宋教仁、黄兴和谭人凤等前往主持。正在一触即发之际, 忽然接到胡瑛来电, 谓行动尚须略缓, 不能匆匆行事, 因有些关节尚未打通。宋教仁就嘱居正运输枪械先行, 自己暂留上海, 策划安排一切。他又发电给黄兴, 请来沪商讨对策, 同时嘱范鸿仙、柏文蔚等革命党人先攻克南京, 自己又积极准备协助陈其美、李燮和夺取上海。

八月十八日, 汉口革命党人孙武因制炸弹不慎, 爆发受伤, 只能隐匿就医。官府得悉后派员前往孙武住宅搜查, 当地革命机关因此被发现, 密谋败露, 党人的名册也被搜去, 当晚彭祖藩、刘尧徵、杨宏声三位革命党人, 就被捕遇害。第二天晚上,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蔡济民、吴醒汉、熊秉坤、居正等人, 当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时, 迫不得已仓猝率领新军起义,拼死进攻总督衙门, 守城清兵不敌败退, 弃城而去。武昌逐告克复。于是拥黎元洪为鄂军都督, 同时四处张贴革命宣告, 弘扬革命宗旨。接着, 革命党人又攻占汉阳, 革命军声势大振。

九月七日, 宋教仁与黄兴一起抵达武昌。当时清军援兵已至, 经过激烈战斗, 由于兵力相差悬殊, 革命军队正处于危急之中。一见两人到达, 都为之欣喜, 当即公推黄兴为革命军总司令, 由他率部与敌战斗。推举宋教仁负责外交, 以防外国干涉。在革命军与清兵在武昌整个交战和对峙时期, 外人始终坚守中立, 这与宋教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可以说, 宋教仁在当时对革命贡献了伟大的功勋。 如果当时外国势力协助清政府对付革命, 那武昌起义能否成功就要打个问号。 他于外交事务之外, 又热衷于新政府的建设, 可谓高瞻远瞩。

(续上)

宋教仁传(下)

“孤月残云了一生, 无情天地恨何平。常山节烈总呼贼, 崖海风波失援兵。特为两间留正气, 空教千古说忠名。伤心汉室总难复, 血染杜鹃唳有声。
“海天杯酒吊先生, 时势如斯感难平。不幸文山难救国, 多才武穆竟知兵。卅年片梦成长别, 万古千秋得有名。恨未从军轻一掷, 头颅无价哭无声。(南社《漁父诗选》国学社印)”

上述这首诗, 仍广州起义失败后, 宋教仁为悼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所写。全诗沉郁悲壮, 感情深挚, 读罢令人欲哭无泪。从此诗中也可看出作者之才华, 反映出作者在中国古体诗上的深厚造诣。聊作补充, 以下言归正传。

与民政部长汤化龙等人计议后, 宋教仁亲自起草《临时约法》, 通电各省委派代表来鄂组建临时政府。后因各地来的代表不多, 就亲自去上海做动员工作, 拟迅速组建政府, 统一军事政治, 这样更有利于推进革命事业。到了上海, 宋教仁即和各省代表开会于江苏教育会,会议决定各省统一领导, 成立责任内阁, 在武昌设立临时政府。开会结束, 各代表除了一部分留在上海负责通讯联络之外, 其余纷纷西上回鄂。 回到鄂省, 开会结果则是责任内阁遭到否决, 另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传到上海, 上海的代表又不同意。正在这时, 汉阳失守,武昌告急, 幸亏南京已经克服。形势突变之下, 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 鄂地代表也就由鄂去宁。宋教仁听到江浙联军克服南京后, 因南京都督一职之事发生纠结, 便前往调解, 结果圆满解决。因众人信服, 便挽留他留在南京主政, 但他考虑到革命中枢大计方针尚未确立,千里之行尚刚刚开始, 不愿就职, 逐加以婉拒, 又复回到上海。

上海的代表公推黄兴为大元帅, 黎元洪为副元帅。并决定总统未产生前一切职权由大元帅代理。但黄兴坚决推辞不愿就任。结果集会再选, 众选黎为大元帅, 黄为副帅, 但黄仍固辞不就。这事就搁在那里无法解决。十一月初, 孙中山从海外归来, 抵达上海, 革命党人举国狂欢。宋教仁和胡汉民等人一致表示拥护孙中山为新政府的领袖, 由孙担任国家的最高元首。同时, 又提议黄兴任国务总理, 但是黄兴仍是推辞不就, 众人逐决定暂不设国务总理一职。宋教仁经过审慎考虑, 认为国务总理非设不可, 而此职又非黄兴担任不可, 逐力主黄兴担任此职。

但是黄兴仍坚拒担任, 孙中山就提出国务总理一职让宋教仁来担任, 派张继前去宋处转达孙的意见。宋教仁听了, 连连摇手说:“不行! 不行! 这绝对不行! 如果担任此职, 人们岂不认为我此前之力争仍是为了自己谋求这个总理职位吗?”便约居正、田侗等人一起去劝说黄兴。经再三劝说, 好不容易才使黄兴接受下来。但是, 上述决定在南京各省代表协商修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加设国务总理时, 结果仍被否决。 十一月十七日, 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十九日, 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次年元月十五日, 宋教仁被革命政府委任为法制院总裁, 他本着胸中学识, 结合国内外当前形势, 一心草拟筹划建国法规, 事无巨细, 他都审慎三思。

续上

临时政府成立后, 清王朝见大势已去, 不得不派袁世凯与革命政府议和。会议结果是清帝退位, 民国成立。为大局着想, 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 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任大总统。但有一条预约规定: 袁世凯必须南下就职, 并且定都南京。这样做的用意一是要借此加强贯通南北交往, 二是要打碎主政人的帝王美梦。这两条规定, 恰恰击中了袁世凯的要害, 因此他迟迟不肯南下, 民国局势, 可说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过了一段日子, 革命政府委派宋教仁和蔡元培等人为专使, 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二月二十七日到北京, 袁世凯特开正阳门相迎,以示隆重, 一切接洽, 都颇为圆滿。

不料风云突变, 第三天晚上, 京中有人闹事, 抢劫、放火、伤人, 而且枪声不断, 搞得人心惶惶, 鸡飞狗跳。消息传来, 说是兵变。宋教仁等人住宿于法政学堂, 也有军人持枪闯入, 幸亏他及时躲进密室, 幸免于难。第二天, 局势继续恶化, 兵变漫延到天津、保定, 一时风声鶴唳, 谣言四起。袁世觊就以此为借口, 说自己必须坐镇北方稳定局势, 不能南下。宋教仁等人并不了解袁的为人, 不知是袁所策划的一条奸计, 信以为真, 就发电给南京国会准许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总统之职。国会以顾全大局为重, 就开会通过。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 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改组新内阁, 宋教仁被任为农林总长。宋教仁学的是法律, 现在叫他去管农林, 这说明在袁世凯的眼中, 宋教仁决不是他能信任的人。但是宋教仁却严肃认真以对, 叫他当农林总长, 他认为必须当好。 因此, 在极短时间内, 先后草定边境开垦移民植林等法, 制定农林大纲和农林政策, 拟设垦事总管府垦殖厅诸事等。虽尚未及全部实行, 然已初具规模。不久袁世凯擅权独裁, 破坏约法, 命令不经内阁副署, 国会形同虚设。国务总理唐绍仪愤而辞职, 随即袁世凯任命他的一个亲信担任国务总理。宋教仁见此情景, 开始对袁世凯这个人有所看透, 他本是极力主张内阁责任制的人, 今见内阁之权已被侵夺, 总理是袁的亲信, 本党所奉行之政纲已难实现, 逐决定辞职, 离开袁世凯的独裁政府。另有蔡元培、王宠惠、陈其美三位总长, 和他一齐辞职。

当时总长的月薪是二百银元, 不算多。袁世凯为笼络人心, 曾给每位总长一本交通银行的支票簿, 上面已签好自己的名字, 领取人只要填上数字随时可到银行支取。袁世凯并表示, 不论取多少钱都无所谓。现在既然辞职, 各总长当然就把支票簿退还。袁世凯翻阅各人退回来的支票簿, 只见众人都支取过, 只有一人分文未取, 此人就是宋教仁。袁世凯心头一惊, 感到此人不可小觑, 凡是金钱或美色打不倒的人, 若不能为己所用, 肯定非常危险。从此, 宋教仁这个名字就深烙在袁的心头。

勿删。

(续上)

宋教仁辞职后离开北京前往南京。他此时已基本看清袁世凯的真实面目。但是袁世凯尚拥有一定的实力, 一时无法以军事解决问题, 最好的选择就是在政治上彻底击溃对方。自从革命政府北迁后, 当时国内的各种政党如雨后春笋般产生, 都想在政治上谋取利益, 但其中真正能与革命党同盟会一爭高下的也就只有袁世凯麾下的共和党, 共和党专门和同盟会作对, 处处事事扼制革命党人的主张。因此, 宋教仁就使用相应的策略来对付袁世凯, 首先他想到要扩充革命党的范围, 范围扩大了, 势力也跟着强大, 势力强大了, 共和的基础也更加巩固。

他奔走于各处, 发表演讲, 进行动员, 在他殚精竭虑的努力下, 就在八月二十五日宣布以同盟会为主体, 合并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会、共和实进会组织为国民党,在北京开成立会, 发表宣言, 请国父孙中山莅临致辞, 同时选举孙中山为国民党理事长, 宋教仁等八人为理事。于是革命党人的势力日渐扩张。不久, 进行国会选举, 国民党所得议席,占了大多数, 宋教仁所实施的策略, 可谓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但也因此为自己埋下了噩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