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系外戚曾经用史书作为依据批驳嬴政的错误思想倾向，法家高喊富国强兵只不过是它们的自吹自擂而已，和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商鞅的战绩极差，根本不能和前后的秦献公，秦惠文王时期相比。容易理解，为什么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 要下令李斯，赵高篡改秦国史书，同时也烧掉六国史书，因为六国史书中有很多秦国觉得不光彩，或者和他们篡改过的历史对不上的记载。魏国迁都是秦献公时期的事情，占领河西是秦惠文王时期的事情，李斯，赵高都把它们改到了秦孝公时期，秦献公和秦惠文王在位时期处于秦孝公时期的一前一后，时间挨得最近，把他们的成就移花接木到商鞅身上相对没那么容易被拆穿。不过，按照李斯，赵高篡改的历史，商鞅占领河西之后，紧接着魏国就被迫迁都，这两件事是一个因果关系，都发生在马陵之战的过程中，桂陵之战中商鞅又取得了什么突出成就呢?于是他们又加了一句，商鞅那时占领了魏国的安邑。

他们也运用了同样的办法来给申不害添加功劳。申不害下台后，韩国过了一段安定和平的日子，从前340年马陵之战结束到前319年新三晋联盟成立，有超过二十年或者十五年时间韩国没有遭到其他国家进攻（取决于前335年秦国是否攻占过韩国的宜阳），其原因不是韩国的变法改革造成的，是韩国这个时候实行的奇特外交政策造成的。这个时候，外人看上去，韩国和魏国的双边关系显得很亲密，但是韩国坚决地不在军事上支援魏国。那些和韩国敌对的国家恰好也是和魏国敌对的国家，它们克制自己不去进攻韩国是不想逼着韩国和魏国建立包括军事关系在内的，完全意义上的联盟，凭空多一个敌人，比如徐州相王后的楚国，河西之战中的秦国。所以，韩国和魏国，赵国结成包括军事关系在内的新三晋联盟后，韩国反而遭到了进攻。李斯，赵高把这段难得的和平时光转到了申不害名下。

诸子百家当中有一个农家学派，对于农家学派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信息其实都来自孟子的一段话评论，而且是批判式的评论。然而就从这么短短一段话，几十个字里面，我们就可以总结出农家的代表人物是许行，它有两个基本观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和“市贾不二”的价格论，因此农家就可以跻身于诸子百家的行列当中。然而，直到战国最末期，关于法家学派连这么少的证据都找不到，因此可以说，直到战国最末期法家学派的概念还没有正式形成。

前221年之后开始的秦始皇新政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秦朝维持时间很短，只有十四年就灭亡了；二是他的政策给当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这种法家式政策被秦始皇搞的名声很不好，但它毕竟被全天下人所知。法家能够跻身于诸子百家当中，秦始皇在短时间内对它的大力推介是最关键因素，法家应该感谢秦始皇。

汉朝建立后不假思索的接受了秦始皇版本的秦国历史叙述，也就是商鞅变法促使秦国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秦国历史上最关键人物是商鞅，秦国一直都在沿着商鞅指明的道路前进，最终统一天下。实际上，秦国的历史发展道路远比这个简单化的总结要曲折复杂的多。

在汉朝初年有一个探究秦朝迅速灭亡原因，吸取其历史教训的广泛思潮，正是在这个思潮中法家学派的明确概念逐渐形成。我们看到，对于法家开始有了专门称呼，先是申韩之道，商韩之道，后来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把它称为法家，并且把它列为战国六大学派之一。

回顾从商鞅变法到汉朝初年的整个时代变迁，可以看出一个现象，离商鞅生活的时代越久远，他的名气越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法家学派的主张非常的偏激和走极端，导致法家人物的行为非常偏激和走极端。这种风格使得他们在实践中难以获得成功，法家在实践中的表现很差，一点不比儒家，道家，墨家和其他学派强，在重视实际效果的乱世当中，商鞅主政的秦国和申不害主政的韩国没有名气。但是这种风格很吸引后人的眼球，后人总是认为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就是重要人物，这点能够保证他们在史书中慢慢的脱颖而出。秦始皇篡改后的历史和后人这种看待过往人物的习惯性倾向正好相符，所以他们的名气越来越大。

顶。

附录：为什么公叔座临死前会特意推荐商鞅？

这个问题看起来只是单纯的因为公叔座个人欣赏商鞅，实际上不然，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它的幕后原因牵涉面非常深远广泛。


众所周知，楚国是各国当中最早实行县制的国家。为什么楚国会首先想到实行县制呢？因为它几乎不停歇的在北方边境线上和其他国家展开战争，为了应付常年的对外战争，还有日常防御的需要，楚国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必须部署在北方边境地区，而且这些地区通常离都城，离中央政府的距离较远。如果这些边境地区的官员职位和其他地方一样，控制在世袭的贵族大家庭手里，那这些贵族会拥有强大的军队，雄厚的实力，很快就会形成对中央政府的现实威胁。


楚国设置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军力强大的边境地区拥兵自立，脱离中央控制的情况。按照规定，县大多设在重兵集结，比较富裕的北方边境，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单位。县的最高长官叫做县公，这个明显有很大权力的职位，由楚王直接任命，而且可以被楚王随时免职和更换。在实际操作当中被任命为县公的人选，通常都是和楚王血缘关系比较近，得到他信任的王室贵族成员。


县的设立，导致一些重要边境地区被楚国王族直接掌控，不仅遏制住了当地的反叛和离心倾向，而且反过来把这些地区变成了王族的权力基地。再加上中央政府中的权力，王族就可以匹敌甚至压倒异姓贵族扎根在各地的庞大势力，维持住自己的优越地位。


简单的说，楚国的办法就是通过扶持王室贵族来制衡异姓贵族。两方都是贵族，所以长期下来，楚国的贵族势力无所不在，根深蒂固，积重难反。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个保守，自私，没前途的办法，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它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不能完全否定。楚国的中央政权一直都没有被异姓贵族推翻，这一点至少比三家分晋的晋国，田氏代齐的齐国要强。早在战国初期，统治晋国的姬姓家族就被韩，赵，魏三家取代，统治齐国的姜姓家族被田氏取代，比起他们，楚国王族的命运显然要好的多。

既然郡县是新形式的行政单位，那么为什么楚国不象后世那样，为了预防贵族势力坐大，用职业官僚来管理郡县呢?因为春秋时期官僚阶层还没有出现。官僚作为行政官员，他们至少应该有熟练阅读公文的能力，中国的文字很复杂，比较难学，要达到熟练阅读公文的程度必须先接受相当一段时间的专门教育，这笔教育费用不是普通人能够负担的起的。春秋时期在贵族之外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很少，所以基本上只有贵族能够担任官员。当然，偶尔也有一些例外情况，我们看到一些非贵族出身的人被任用，比如齐国的管仲，但他们只是个别的官僚，人数极少，还称不上一个官僚阶层。


春秋后期，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开始在平民阶层中推广教育，打破了贵族垄断知识文化的局面，这是中国官僚阶层出现的标志。孔子之后，慢慢的，有越来越多出身平民的人接受过足够教育，这样，国君就可以从他们当中选拔出各级官员，构成一个官僚阶层。


中国的第一个主要由官僚来治理的国家，很大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主要由官僚来治理的国家，是战国初期魏文侯统治下的魏国。在那之前的中国和世界各国，各级政府官员们大多数都是由本身就是贵族的人担任的，即使时间最接近的亚述和波斯帝国也没有脱离这个基本模式，和前面所讲楚国的情形大同小异，没有本质区别。从魏文侯时期开始，贵族掌权的局面才开始被颠倒过来。在魏文侯的政府当中，平民出身的官僚人数和他们掌握的权力明显超过了贵族的人数和他们手里的权力。


既然很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贵族官员无足轻重，由官僚来治理的国家，魏文侯进行的制度改革，其意义无疑极其巨大，不容低估。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魏文侯时期离孔子生活的时代并不遥远，当时中国受过教育的平民人数还不够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开设了河西学派，利用国家的力量普及教育，用儒家书籍做教材，培养后备官员，河西学派中毕业的学员，加上从其他途径受教育的平民中选拔的官员，足以填补魏国各级政府部门的空缺，排挤走贵族。

一个政治势力从来不会自动退出权力舞台，魏文侯还在位的时候贵族阶层和平民出身的官僚之间的冲突就已经表现出来。有一次，镇守中山的太子击（后来的魏武侯）回国述职，在朝歌遇到儒家学者田子方，由于魏文侯非常敬重田子方，太子也避让于路旁，并下车向田子方敬礼。田子方乘于车上，傲然而过，不予答礼。子击对此十分气愤，大声说：“是富贵者有资格傲慢看不起人，还是贫贱者有资格傲慢看不起人?”言下之意：你田子方不过是个贫贱者而已。


田子方回答说：“真正有资格可以傲慢看不起人的，只能是贫贱者。富贵者怎么敢傲然待人呢?一国之君如果傲然待人，就会失去人心，国家必定不保；大夫如傲然待人，就会失去支持，引起家臣作乱，导致祖业毁弃。这方面的例子已比比皆是。反观贫贱者，无家无业，四海飘泊，言语不见用，处境不合心，就可一走了之，如脱鞋一样。贫贱者难道还怕失去贫贱不成?”


表面上看起来这件事是田子方的无礼所引起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他们说的话，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冲突来源于各自迥然不同的出身，这是一个长期的，深刻的矛盾冲突，只要太子还秉持着传统观念，认为贫贱者也就是平民官僚的地位理所应当的居于富贵者，也就是贵族之下，双方的关系就不可能调和。贵族阶层当然不会心甘情愿的看着自己地位下降，利益被剥夺，他们心中早就充满着怨愤。魏文侯在位的几十年里，隐藏着的深层次矛盾冲突一直都存在，这件事不过是偶尔浮出水面，让外人可以直接看到的矛盾而已。

从这个故事还可以看出，魏武侯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已经站在贵族这一边，平民官僚的前景不妙。确实，魏武侯即位以后，从儒学教育中选拔出来的平民官僚开始一个个被排挤走，贵族出身的公孙座坐上了丞相的位置，而且一坐就是20多年（前387-361年），直到魏惠王初期，那个时候他的辈分比魏惠王要高，所以改称公叔座了。

魏文侯任用的重要官员中，贵族们唯一想留下的人是吴起，但是他们有个条件，吴起需要娶魏武侯的一个女儿为妻，用联姻的方式加入贵族家庭。吴起拒绝了这个条件，所以他也只好离开魏国。

后来，吴起来到楚国推行魏国式的变法，在这里他同样遇到贵族势力的阻挡。魏国是一个刚刚建立的新国家，贵族的根基还不够深，所以，魏文侯可以找一批人来代替他们，然后依靠这批人推行各种变法措施。比起魏国，楚国的贵族根基更为牢固，影响更为广泛，他们几乎把持着国家所有的权力。在楚国，支持吴起的人只有一个楚王，推行变法措施的时候他不得不依靠各级贵族官员，而这些变法措施实际上却是违背贵族利益的，当然吴起不可避免的遭到最终失败，同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么，魏文侯的官僚制度改革的成果，是否完全在贵族集团势力的反扑中丧失了呢？还不至于。因为魏文侯去世时，各级政府部门里已经到处充斥着大量平民官僚，要把他们全部清洗掉打击面太广泛，很可能会引起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和混乱，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这一代价是魏国付不起的。贵族们重新回来了，但是他们现在能做到的只是尽量掌握一些最重要，最关键的权力岗位，操控国家的大政方针，完全逆转魏文侯的改革方向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


还有一个因素也制约着贵族膨胀的野心，那就是他们重新掌权后表现出来的政绩，实在是不怎么好。从三家分晋，魏国建国以来，它一直都发展的比较顺利，威风八面，号称天下第一强国。公叔座在前387年当上丞相，这个时候魏文侯时期重用的官员基本上都已经被赶走，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前383-380年，发生刚平之战，魏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战争中遭遇重大挫折和损失，并且战后魏国丢失了整个中山国的大片领土，这场战争也标志着魏国领导的三晋联盟内部矛盾开始恶化。作为魏国权力最大官员的公叔座，想来他应该为军事和外交失利负上一些责任。


魏武侯在继承人问题上做了一个诡异的安排，他不设立太子，并且让两个儿子的权力和地位一样高，这是一个潜藏着危机的安排。前370年，魏武侯逝世，他的两个儿子公仲缓和公子莹争夺君位，互不相让，魏国政府陷入瘫痪状态。赵、韩两国乘机举兵干涉，控制了大局。赵国企图杀死公子莹，割取一些魏国土地；而韩国企图把魏国分成两个部分，分别由赵、韩控制。两国意见不一，产生冲突，韩国独自退兵，公子莹得以喘过气来，打败赵国和公仲缓的军队，内乱延续一年后，他继立为国君，就是魏惠王。公叔座身为魏国最高官员，前朝重臣，同时又是国君的近亲，他既没有规劝魏武侯，把内乱消弭于萌芽之中，又不能在内乱发生后尽量减少其危害，在这场如果不是运气好，魏国有可能会亡国的灾祸过程中，没看到他发挥什么有益作用。

前366年，韩魏联军在洛阴被秦献公派出的秦军打败。


前364年，秦军突入河东，在离安邑不远的石门地区击败魏军，斩首六万，这是魏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一场战役中损失这样大数量的军队。赵国跑来援助，和魏军一起让秦国退兵。


前363年，秦军进攻少梁，魏军和赵军一起击退秦军。


前362年，三晋内部突然爆发战争，公叔座亲自率领魏军击败韩、赵联军。公叔座在庆功仪式上对魏惠王说，魏军的胜利不是自己指挥水平高造成的，应该归功于吴起当初训练的好。在连串失败后，稍微转运的公叔座不敢居功，他开始公开改变对吴起的评价。

作为政治上的对手，公叔座突然表扬吴起出人意料。原因在于，石门战败后，魏惠王对公叔座已经非常不满。为了挽回魏国的国际声誉和自己的声誉，证明自己不是无能之辈，公叔座决定亲自上前线去指挥军队作战。接下来的战斗对魏国，对公叔座都非常重要，是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正名之战，公叔座又身为魏国丞相，我们可以进行推测，他亲自指挥的这只部队应该是魏国当时能够调集的最强大，最精锐的一只主力部队，而魏国最精锐的一只部队里理所应当包括魏武卒。后来公叔座又说过，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吴起训练的好，吴起已经走了20多年了，哪只部队还能让人强调是他训练的呢？魏武卒。所以，九成的可能性，公叔座率领的是一只包括魏武卒在内的魏国精锐主力部队。手里有了这样强大的军队后，公叔座果然取得一举击败韩、赵联军的战果。进行战役总结的时候，公叔座不把胜利归功于自己，而是归功于吴起，他的这句话很谦虚，但同时也让人觉得未免有些缺乏底气和自信。


后面的事实证明，他的谦虚和不自信是有道理的。就在这一年，秦献公发现三晋国家又闹翻了，他马上派出秦军，再次进攻少梁，公叔座率领他刚刚取胜，士气已经恢复的军队迎战，结果，魏军完全失败，公叔座自己也被生擒活捉，成为魏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敌军俘虏的丞相，有可能也是到当时为止战国七雄各国中第一个被俘虏的丞相，至少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丞相比公叔座更早被俘的事例。

秦献公流亡魏国的时候曾经得到公叔座的善待，所以没过多久公叔座被放了回来，但是魏国声誉的损失却没法挽回了。这边刚发生魏国被秦国打的大败的事情，那边周王就开始兴高采烈的去给秦国庆功，他尽其所能的褒奖秦国，还封秦献公为霸主。周现在只是个极其弱小的国家，它都敢公开的幸灾乐祸，在天下人面前给‘第一强国’蹬鼻子上脸，可见魏国这次惨败造成了多么不利的影响。


魏国有没有因此强硬的报复周呢?报复不了秦国难道还报复不了周国吗？没有。魏国接下来的反应是，把都城从靠近秦国的安邑迁徙到远离秦国的大梁。结果魏国遭到嘲笑，在敌人看来，魏国这是害怕秦国，怕到要灰头土脸的搬家。


秦献公离开魏国回秦国的时候承诺过，只要魏武侯还活着，他就不会攻打魏国。魏国是公认的第一强国，秦国则一贯被认为是个弱国，所以秦献公这一隐含着威胁的承诺当时没几个人在意。等到魏武侯去世，魏惠王上台后，秦献公就象他说的那样开始发起对魏国的攻击。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魏国的表现就好象它完全不是秦国的对手。加上赵国才能堪堪挡住秦国，没有赵国的帮助它就会被打的大败，一系列战争下来，结果和人们的预期正好相反。


其中，丞相公叔座在应对秦国攻势期间采取的措施，显得手忙脚乱，毫无章法，最后是连遭惨败。即使是他击败韩、赵联军的那一场胜仗，也是值得商榷的。来自秦国的外部威胁还没有消除的时候，他就选择和韩、赵两国开战，这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而且赵国刚刚大力援助过魏国，这种做法也不仗义。魏惠王即位以来，三晋关系一度好转，在洛阴韩魏联军协同对付秦国，还有赵国积极出兵帮助魏国摆脱困局，都说明韩、赵两国在魏国新君上任后，有重修于好，巩固三晋联盟的意图。但是公叔座突然向他们开战，再次对彼此之间的关系造成严重破坏，此后八年，魏国一意孤行的行为终于引发桂陵之战。


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级官员，战国时代的丞相权力是很大的。不过，权力大责任应该也大。如果说魏国建国以来的几十年，是国力不断发展壮大，蒸蒸日上的阶段。到公叔座做丞相的26年，魏国则明显进入了一个国力不断衰落，每况愈下的阶段，前361年迁都大梁到达了衰落的顶点。这26年，对外战争方面，魏国遭到不少大败，而且有越往后越频繁的被打败的趋势。外交方面，魏国的两个盟友离心离德，三晋联盟逐渐解体。内政方面，公叔座没能防止因为权力斗争引起的内乱，甚至也没能想出办法减轻内乱的严重程度。

公叔座接手的魏国有着第一强国的底子，应该说起初他手里握着的是一副好牌，却被打出这么烂的结果，显然他的技术比较糟糕。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他是老臣，长辈，而且在魏国内乱中站在魏惠王一边，他早应该被撤职了。


本来魏惠王刚即位的时候，他还想延续以前的政策，重用贵族阶层中的人物，公叔座也可以继续做他的丞相，但是在和秦国的战争中，特别是石门之战的失败，魏惠王对公叔座感到非常失望，而且魏惠王也给了公叔座足够的机会去弥补失误，证明自己，他把包括魏武卒在内的，魏国能够抽调的一只最强大主力部队交给公叔座指挥。结果，公叔座让魏惠王更加失望，不仅仍然被秦国打的大败，连公叔座自己都被敌人抓走。


公叔座不断的刷新着魏国耻辱性的战败记录，他的总体表现已经不能用差劲来形容了，应该说是很差，极其差。魏惠王认识到，魏武侯在魏文侯时期就经常领兵四处出征，他打仗有一套。魏武侯时期魏国在战场上表现不会太丢脸。但是没有魏武侯的指导，单凭公叔座自己，魏国是经不住考验的。作为贵族阶层推举出来的政治代表，他的执政成绩单是如此之差，连带着魏惠王对整个贵族阶层的评价都降低了，开始认为养尊处优的贵族们都缺乏实际能力。公叔座死后，魏惠王的用人原则改成重能力不重出身（当然，这些人的真正能力有多大取决于魏惠王的眼光），被他先后提拔和重用的官员庞涓，龙贾，惠施，公孙衍等，身份五花八门，来源各异，都不是从贵族阶层里选出来的。虽然魏惠王内心深处最信任的人一直都是贵族，但是此后他只信任贵族的忠诚，不再信任他们的能力，比如，他派太子申到庞涓手下做监军，还有可能的公子昂到龙贾手下做监军，他们负责的都是监视和辅佐工作，这种工作需要的是忠诚，不需要多少能力。

后来，魏惠王还是遭到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失败，是否说明他改变了的用人政策是无效的呢？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由于魏惠王野心太大，自信过度，魏国首先发起攻击，想一举吞并赵国和韩国而挑起，在周边国家的四面围攻中寡不敌众，最终失败，这样的失败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战争中魏国也获得过一些局部胜利，比如攻占邯郸，联合韩国在襄陵击败齐国，在固阳反攻秦国，逼着秦孝公签定城下之盟等，还是展现出了一些令人忌惮的强国风范。秦献公的攻势是秦国主动发起，公叔座只需要在国内进行防御，而且只需要在西线防御一个国家的进攻就行了，这种情况下魏国竟然需要赵国的帮助才能守住前线，没有赵国帮助，单挑的时候就连遭大败，这已经不象是一个强国的表现了，更象是一个秦国可以独自轻松欺负的弱国，这时的魏国离‘第一强国’的称号显得非常遥远。


如果说魏惠王有中等的能力，公叔座的能力只能说是下等，中等能力的魏惠王越来越看不起下等能力的公叔座。临死前，公叔座还想推荐一个他所认为的人才给魏惠王，希望魏惠王能够重用，无须多想，我们也知道魏惠王接纳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公叔座临死前会特意推荐商鞅？这个要从商鞅的出身谈起。


关于商鞅的出身和早期经历，‘史记．商鞅列传’中只有两句话的记载：“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商君，是姬妾生的公子。名鞅，姓公孙，他的祖先本来姓姬。公孙鞅年轻时就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侍奉魏国国相公叔座做了中庶子。”

我们后人通常叫做商鞅的这个人，实际上，他的有生之年里一直都被人叫做公孙鞅。直到生命的最后两年被封到商这个地方，他才开始拥有商君的封号，在他死之后，人们渐渐的，习惯性的把他称为商鞅。商鞅生前准确的名字是公孙鞅，这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但在历史研究中却经常被人忽略的事实：商鞅身上的贵族血统。请注意，公孙鞅不同于公孙衍，公孙衍也有贵族血统，但他和国君之间的血缘关系隔的很遥远，八竿子打不着。公孙鞅则不同，他是卫国人，卫国这个国家非常小，只包括濮阳城和周围的一些地区，这么小的国家养不活一大批生活优裕，又从来不参加生产的贵族群体。所以，卫国能够被叫做‘公孙’，‘公子’，‘公叔’的人，都是和国君血缘关系很密切的近亲，卫国只能供养国君身边的这一小撮贵族。而且，商鞅是一个姬妾所生的庶子，这些描述说明他的出生不是一般的家庭，是一个有姬妾，严格区分嫡子，庶子的高级贵族家庭。


商鞅不是正妻生的嫡子，而是姬妾生的庶子，没有继承贵族爵位的权力，所以他离开本国的小地方，来到魏国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血统而言，商鞅绝对是个正二八经，而且阶别很高的贵族，他的出身和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属于大贵族的韩非如出一辙。搞清楚商鞅的身份，就可以解释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商鞅和魏国的大贵族，公叔座，公子昂这些人成天混在一起，关系这么好，以至于公叔座临死都要推荐他？因为他们出身和经历相似，拥有众多共同语言。


还有，商鞅受到的教育是怎么来的？面见秦孝公的时候，他前面提供的是帝道，王道，霸道三个政治方案，最后说的才是自己想出来的所谓‘强国之道’。这说明商鞅对帝道，王道，霸道这些学说也是很熟悉的，他受过很多教育，知识很广泛。在当时大多数学者都很难找到这么多书来读，但是我们从未听说商鞅有出外寻师求学的经历。知道他是贵族之后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一到秦国，商鞅很快就了解到自己应该怎样去揣摩和迎合秦孝公的心思，他对秦孝公永远都是服从和恭顺，没有一丝一毫的违逆，这些都和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商鞅在老家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生活在卫国国君身边，他有这方面的经验，。商鞅一生都在贵族圈子里活动，缺乏和人民大众接触的机会。所以，他总给人一种不把民众放在眼里的感觉，制定政策的时候经常无视民众呼声，罔顾民众利益，这些政策推行开来当然会让广大民众觉得不适应，不方便，脱离了社会的实际情况。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商鞅是贵族阶级的一份子，那他在秦国打击贵族，惩罚公子虔，公孙贾，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吗？首先要说明的是，任何人最看重的始终都是自己的利益。当商鞅身处魏和秦两个不同国家的时候，他的利益条件发生了变化。

@honey文 2019-06-08 13:25:32
看看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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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根据历史记载推测，商鞅在魏国的同一时期，他的母国卫国是隶属于魏国的一个附庸小国。刚平之战和桂陵之战的导火索，都是赵国入侵卫国，魏国以保护卫国的名义加入战争，然后和赵国展开大战。魏武侯末年的前372年，因为同样原因魏国还另外和赵国打过一仗。从刚平之战到桂陵之战，也就是前383年-前353年的这30年期间，魏国为了保护卫国至少打过三仗，付出不小代价，所以，卫国当时应该是依附于魏国的。直到桂陵之战时魏国被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打败后，卫国才转投齐国，不再做魏国附庸国。商鞅来到魏国时，他的身份是站在魏国一边的附庸国高级贵族，在两国关系友好的背景下，商鞅的身份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既可以帮助他和魏国高层说上话，也可以帮助他逐渐融入魏国本国的贵族阶层。 公叔座是一个坚定的贵族利益维护者，他不仅注意扶持本国贵族，还一贯的热情帮助来到魏国的外国贵族。秦献公在魏国流亡的将近30年时间里，公叔座曾经和他交往过，后来公叔座在战争中被秦国打败成为俘虏，秦献公不仅没有为难他，还下令把他给放了。看来公叔座当初给秦献公的待遇相当优厚，秦献公过了很久以后都还铭记在心。公叔座去世前，商鞅也受到他的庇护，在公叔座身边谋得一个职位，商鞅平时的日子过的不错，和其他魏国贵族交往也很方便。公叔座是魏国贵族阶层的代表，他对商鞅这么好，不停地帮助商鞅，给他机会，商鞅当然会毫不犹豫的加入魏国贵族阶层组成的政治派别，把自己的利益和这个阶层的利益绑在一起。


等商鞅来到秦国，他发现这里的情况和魏国完全不同，秦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派别，它以是否为贵族出身作标准来划分敌我，也没有类似公叔座的，喜欢给予外来贵族特殊照顾的高官。在秦国人的心目中，卫国只是一个印象模糊的远方小国，和自己从来就毫无瓜葛。商鞅孤家寡人来到秦国，他的卫国贵族身份对秦国贵族来说不存在具体可见的作用和意义，甚至这里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身份。商鞅缺乏渠道和秦国贵族经常保持接触，建立交情，融入贵族阶层，就象在魏国一样。秦国贵族获得再大的利益，都没人会想到分一点点给商鞅。是秦孝公独自作出决定，把初来乍到的商鞅破格提拔到高位，是秦孝公满足了商鞅的个人利益要求，所以，在这里，商鞅只能选择忠诚于秦孝公。再说，国君也是贵族中的一员，而且是地位最高的贵族，帮助最高贵族打击低一级贵族，这个并不违背商鞅一向的思想和作风。

公叔座一死，商鞅失去了他的庇护人，而且魏惠王没有兴趣采纳公叔座的临终推荐，这很清楚的表明魏惠王不欣赏商鞅，商鞅知道自己在魏国已经没有了发展前途，所以他决定离开魏国，单身一个人去秦国。他的行踪离母国越来越远，到达的地方也越来越陌生。他为什么去秦国？因为他听说了秦孝公的求贤令，而且他知道秦国已经崛起强大起来，连他的庇护人公叔座都被秦国俘虏了，去秦国有发展空间。


魏惠王几乎没有思考，就拒绝了公叔座对商鞅的举荐，这对商鞅是个不小的打击。魏惠王这样做是因为他心里有两个问题，一，公叔座自己都没有能力，他能判断出别人是否有能力吗？而且他还判断出了这个人的能力特别高，这就更不可信了。二，商鞅和公叔座，和公叔座周围的魏国贵族关系良好，他属于贵族政治派别的内部成员，公叔座举荐他到底是出于公心为国举贤呢？还是出于私心，想继续维持贵族掌权的局面？这两个符合人之常情的问题，显然是公叔座难以回答的。商鞅只是中庶子，职位很低，魏惠王以前未必了解他，但仅因为这两个问题，魏惠王就有
足够理由否定掉公叔座重用商鞅的建议。

转过头来魏惠王就对旁人说，公叔座是不是老糊涂了，居然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商鞅吹的那么高。其实，公叔座使出这种匪夷所思的招数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知道，魏惠王对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一帮贵族很熟悉，对他们的能力已经形成固定的看法，不大可能重用这些人。只有商鞅，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出来的贵族，他的身份还不够资格受到魏惠王的频繁关注。商鞅以前没做过什么事情，没人知道他是否真有能力。万一商鞅行呢？魏惠王抱着试试的态度任用他之后，却发现效果不错，对贵族阶层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公叔座这是打了一个擦边球，临死他还为了保护贵族利益进行最后一搏。


可惜魏惠王根本就不接这个球，鉴于公叔座在最近一系列战斗中的表现，我估计无论公叔座推荐谁，魏惠王都会毫不犹豫的否决。魏惠王下面准备重用的，都是些非贵族出身，和公叔座无关的人。

不过，虽然公叔座死后，魏国贵族再度失去对政治大权的掌控，但这一次取代贵族的却也不再是以前的儒家官员。庞涓应该算是兵家，惠施属于名家，公孙衍一般被认为是纵横家。魏惠王不象魏文侯一样信儒家思想，他用人完全是根据能力，魏惠王觉得某个人有能力就会重用他，不管他出自诸子百家中的哪个派别。这不仅仅是魏惠王的个人风格，当时的各国君主做法都差不多，都实行实用主义的用人原则。之所以出现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的学术大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 从学术中心地点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思想界氛围有了哪些具体变化。战国前期，全天下最有名的学术中心是魏国的河西学派，这是儒家独大的地方，但是到了战国中期和后期，学术中心迁移到齐国的稷下学宫，这里是各家各派互相辩论争鸣，难分上下的地方。虽然儒家仍然是显学之一，但其他思想学派纷纷崛起，和儒家抗衡，从总体而言削弱了儒家在思想界的影响力。平民出身的士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特殊见解和爱好，决定自己的学习方向。君主从士人阶层里选拔人才的时候，也有了多种不同选项。


思想界的局面从儒家独大变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和繁荣肯定是件好事。培养人才的渠道趋于多样化，大多数君主也觉得是件好事，他们选择起来更方便了。但是，如果我们纯粹就取代旧贵族的权力而言，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完全是件好事。魏文侯时期，通过西河学派这一固定的后备官员培养基地，儒生们源源不断地进入各级政府，人数众多。而且他们都是从儒家学派中选出来的，有着相同的信仰，在政治上目标一致，比较团结，所以，他们可以长期，有效，稳定的和贵族集团进行对抗。 现在，任用的人才来自各家各派，这些人用多了，政府里会充斥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政见，他们彼此争论不休，难以形成有效的团队合作，拧成一股绳与贵族对抗。人用少了，他们又无法和贵族阶层的集体力量相匹敌。另外，人才选拔没有固定的，可靠的渠道，完全依赖君主的个人眼光，有些君主看人眼光好，可以选拔出一批正确的人才，比如秦惠王，遇到有些眼光不那么好的君主，他就经常会选拔出错误的人，比如齐缗王，他把苏秦任命为齐国丞相，这个苏秦实际上是燕国派来的间谍。

这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战国最早期的魏国实行的官僚制度最为‘先进’，反倒是发展到中，后期，各国制度变的比较落后。魏文侯时期的魏国有着最纯粹的，最靠近现代国家的文官官僚制度，贵族当官的情况非常罕见。魏文侯在位50年，史书中所记载他重用的贵族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魏成子。这个魏成子是什么类型的人呢？史书中是这样说的：‘魏成子有千钟俸禄，十分之九用在外边，十分之一用在家里，因此从东方聘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君主把他们奉为老师。’魏成子一块封地都没有，完全是靠俸禄，也就是工资来生活的，而且他只用十分之一的工资来供养家里人生活，十分之九的工资用来聘用儒家学者，还把他们推荐给魏文侯做老师。由此可见，魏成子的形象是一种和春秋贵族各方面都差别极大的新型贵族形象，他很可能也是信儒的，所以他成为魏文侯时期唯一被重用的贵族出身的人。 从整体而言，由于儒家的影响力被削弱，被分散，魏文侯以后官僚的势力衰落了。到了战国中，后期，一个国家的重要官员中，来自士人阶层的人数，往往没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多，这些官员的政治见解又各不相同，杂乱无章，所以，他们对抗贵族阶层的时候显得力不从心，比较弱势，孟子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当官其实并不难，只要注意不得罪贵族就行了。可见在孟子的时代，贵族手中的权柄非常大，已经很难找到象田子方那样敢于当面讽刺贵族，公开反对贵族当官的人。生活在战国中后期的四公子，齐之孟尝，赵之平原，魏之信陵，楚之春申，都是大贵族出身，是本国国王的近亲。

另外再讲点题外话，‘史记·商鞅列传’中有一段记载，说是魏国迁都到大梁的时候，魏惠王曾经发出过感叹，后悔当初没有听公叔座的话，放商鞅去了秦国。现在的学术界已经基本上确定，魏国迁都是在前361年，那个时候商鞅还身在魏国，当然魏惠王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如果史书当中确实曾经有过魏惠王发出类似感叹的记载，从当时的背景来看，他感叹的对象也应该是秦献公，而不是商鞅。魏武侯决定放秦献公回国，结果在魏国西方硬生生造出一个强大敌人，还逼迫魏国向东迁都，以避开秦国的兵锋，魏惠王因此在迁都的时候发出一句感叹是可以理解的。我估计后来的李斯，赵高为了吹捧商鞅，把史书中魏惠王这句话的对象从秦献公改成了商鞅，这样就符合逻辑了。


对于商鞅，魏惠王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地方。商鞅到秦国几年后，秦国在西线对魏国造成的严重威胁就消失了，商鞅死了几年之后，秦国的威胁再次出现，公孙衍指挥秦军占领了河西地区。魏惠王不仅不应该后悔，还应该庆幸，这是他一生中最正确的一个决定，而且是一个一本万利的决定。放任商鞅离开不需要魏国付出任何代价，就在20多年时间里解除了来自西方的威胁，这不是一本万利又是什么呢？经过这么多事实和教训，晚年的魏惠王应该会更坚定的认为，公叔座和他的身边人，包括商鞅在内，都是一群笨蛋。

反驳一个常见观点，越彻底的改革越成功吗？

支持商鞅变法的人经常引用这个观点作为理由，我试着反驳一下。

一，逻辑上说不通。什么样的改革政策才能获得成功？首先这个政策必须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如果它本身不正确，不合理，越是彻底执行这个政策，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就越大。

即使是正确的与合理的改革政策，执行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掌握好分寸。所谓物极必反，一味地走极端，就会走向原来目标的反面。

可见，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哪一类型的改革，它取得的成效都和是否全面彻底无关，都不能得出越彻底的改革越成功的结论。

二，实践当中缺乏证据。我们遍览全世界的改革案例，都找不到符合这个观点的证据，反而很容易找到那种看上去不够彻底，不够全面，不够激烈的渐进式改革比彻底，全面，激烈的激进式改革更成功的案例。

比如。近现代欧洲革命，从西向东，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一个比一个更彻底，更激进，但是哪个国家的改革是最顺利，最成功的,对现代世界影响最大的呢?是英国，直到现在为止，英国都还保存着很多贵族政治的色彩，显然几百年前它的革命过程很不彻底。而法国刚刚开始革命的时候就把贵族几乎杀光了。

我们看到一个规律，从西往东的这几个国家，革命越是彻底，国家越是损失惨重，代价巨大，走了更多弯路。

再举个例子，建国后的大越进和纹阁，很全面很彻底，它们成不成功呢？

三，从战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商鞅变法也不成功。

这个问题说来有些话长。魏武侯初期延续了魏文侯末期的国际格局，魏文侯末期，楚国付出很大努力去拉拢秦国和齐国，以便共同对抗三晋联盟。到了前391年，遭到三晋进攻的楚国向秦国求援，“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楚世家）”，秦国派出了援军，战争变得旷日持久，这一年，秦国伐韩宜阳，取六邑。第二年，秦魏在武城交战，秦在陕县筑城。再下一年，秦攻魏阴晋，引发阴晋之战，这些都是为了援楚。同一时期，齐国攻占魏国襄陵。我们看到，前391年-389年，三晋联盟和秦齐楚展开大战，说明当时的国际大格局是位于内线的韩赵魏三晋联盟和位于外线的秦齐楚三国联盟对抗，三晋占据优势，它们是主动进攻一方。（还有一个燕国闭关自守，尽量避免卷入外部事务。）

但是没过多久，战国前期（前453-340年）的历史转折点就到来了，前387年，公孙座成为魏国相国，而且一做就做了26年，魏文侯时期受到重用的包括吴起在内，受过儒家教育，平民出身的文官武将全部被贵族赶走。公孙座的上台意味着魏国贵族掌权局面出现，贵族势力卷土重来。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孙座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改变此前魏文侯小心翼翼维持三晋联盟的政策，他采取干涉赵国内政的大胆冒险政策，派出军队帮助赵国的公子朝袭击邯郸，公子朝是刚刚继位的赵烈侯的政治对手。

魏国的图谋以失败告终，它的行为性质很恶劣，赵魏关系从此急剧恶化，从盟友变成了敌人。魏国原来和东，西，南三面的秦齐楚是敌人，现在北面的赵国也变成了敌人。韩国对魏国也很不满，魏国今天可以干涉赵国内政，明天就可以干涉韩国内政，三晋领土犬牙交错，紧密相连，魏国干涉赵国很方便，干涉韩国也很方便，所以韩国不想帮魏国，魏国现在是独自面临着四面围攻。

@黔驴技穷451 2019-06-27 18:08:43
-　　关键是相对公平+鼓励竞争，打击权力垄断、贵族世袭、阶层固化，给中下层提供平台，以能力定功绩、以人才为核心，商鞅、张仪、李斯……都是“外国人”，后世也延续这些政策，例如:汉朝以军功为封侯的标准，隋文帝的科举，李治击败关陇集团、提拔士族……　　-　　自古政治最难解决的就是，君主与贵族的关系。韩非用赏罚权柄，去奸而治，治政而治，对于英明的君主，可以获得成效，可韩非说君主中庸也能无为而治，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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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鞅就是代表贵族利益的，蔑视广大民众，把民众视为牧养的牛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