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线，一边是全民皆兵政策下秦国能够征调的最大一只军队，一边只是魏国的河西地方军，力量对比不利于魏国方面，秦军却像是蚂蚁撼大树，打的非常艰苦，过了很久，秦军也只能勉强擦破魏国的一点皮。魏军的出色战绩让魏惠王十分满意，同一时期，东线战局严峻，为了鼓舞魏军士气，他不仅没有封锁，还宣扬了来自西线的消息，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东方各国都普遍看不起秦国，忽视秦国力量的缘由。

秦国对魏国没有造成什么威胁，但是它总在那里不停地骚扰魏国也不是个事。前350年，魏国开始认真解决西线的问题，它派兵反攻，在固阳轻松地击败了秦军，迫使秦国签订城下之盟。秦国答应归还此前占领的全部魏国城池，固阳不用多说，秦献公时候占领的庞城，桂陵之战刚开始时候占领的少梁都一起还给了魏国。

为了纪念这场胜利，魏国把固阳改名定阳，取平定秦国之意。后来的秦国也做过类似的事，比如秦惠王时期战胜魏国后，把攻占的城池阴晋改名宁秦，少梁改名夏阳。

总体而言，魏国的行为比较收敛，它把秦军赶出国境线就立刻停战，没有不依不饶地给秦国一个更沉重的教训。魏惠王现在还不准备放弃他的避强击弱战略方针，吞并赵国的计划失败，但他还有一个吞并韩国的后续计划等待实施，所以，他对秦国的反击是短期的，有限度的。

还有一件事可以视为当时西线战局的侧面注脚。魏国刚刚迁都大梁的时候，龙贾就负责修建河西长城，他是河西主将，到了前332-330年，秦国君主已经从秦孝公变成了秦惠王，这个时候秦军进攻河西，他们看到的河西主将还是龙贾，也就是说，龙贾担任河西主将的时间长达30年，战国时代，一个将军在固定地点担任同一个军职这么长时间实属罕见。

魏国有四大地块，新都城大梁位于当中最东边的河南地区，河西地区位于最西边，河西是离都城最远的一个战略区，魏国重用龙贾，实际上是承担了他在河西经营时间太久之后搞独立王国的风险的。

这些都说明桂陵之战中龙贾的表现让魏惠王多么的印象深刻，和公叔座的表现相比之后就更是如此。他认为龙贾擅长对付秦国，只需要把龙贾放在河西，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西线所有问题，保障魏国专心地在东线发展，人才难得，他一直舍不得撤换龙贾。

前350年，一触即溃的秦国屈辱地签订城下之盟，反对商鞅的声浪开始高涨，很多人都认为桂陵之战的全过程已经证明了商鞅变法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政策。然而，秦孝公和商鞅并不认错，他们替自己辩解说，桂陵之战的失利不是因为变法措施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变法措施推行的还不够深入，全面和彻底，根据这一理论，他们不但没有停止变法，反而开始了第二轮作风更强硬的变法。

第二轮商鞅变法引起了一个人的高度不满，太子赢驷，也就是未来的秦惠王坚定站在商鞅反对派的一边。

秦惠王是一个值得被历史大书特书的人物，他证明了孔子所说的“生而知之”的天才确实存在，他让我联想起正好和他同时代的一个西方人物--亚历山大，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史上罕见的天才，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亚历山大的天才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东方秦惠王的天才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

秦惠王是东方的亚历山大，那么，谁是东方的腓力二世？腓力二世是亚历山大的父亲，中国的腓力二世不是秦惠王的父亲秦孝公，而是他的爷爷秦献公。秦献公和腓力二世一样，从小就流亡到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国家，秦献公流亡魏国，腓力二世流亡希腊，他们都在国外生活了很久，对先进文明国家的各方面发展成就有着透彻的了解。回国后他们都通过政变上台成为国君，接下来，他们都统治了20多年时间，在此期间，他们都积极引进先进文明国家的体制，治国经验，思想观念，改革自己的国家，使得自己国家强大起来。比如，腓力二世引进希腊步兵方阵，创立了马其顿步兵方阵。他们都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发动对外战争，腓力二世去世前二年赢得喀罗尼亚战役，被全希腊承认为霸主。秦献公去世前二年赢得石门战役，被周王封为霸主。

腓力二世的改革为亚历山大的功业奠定了基础。秦献公的改革把秦国建设成为一个顶级强国，使得秦国拥有了统一天下的最初可能性，秦惠王则是通过机器一般精密准确的战略操作，为秦国统一天下开辟出一条宽阔道路，秦献公同样为秦惠王的功业奠定了基础。秦献公和腓力二世是不是非常相像呢？

因为秦惠王是天才，他在史书中出场的时间特别早。他生于前356年，第二轮商鞅变法是在前350年，即使第二轮变法过了一两年他和商鞅的矛盾才爆发出来，那他也只有七，八岁。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具备了敏锐的政治观念，他认为，第二轮变法是打肿脸充胖子，秦孝公和商鞅意气用事，这么做会给国家利益带来严重损害。

太子的支持让反商鞅派深受鼓舞，他们以太子为中心团结起来，这显然会让秦孝公和商鞅感到很尴尬。秦孝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天才，不相信这么小的小孩子能够对国家大事有什么不可动摇的主见，他想，这一定是因为，从刚记事开始，太子就被师傅灌输了错误观点。

所以，无论秦惠王怎么赌咒发誓保证他的言论完全出自个人见解，和别人无关，都无法说服秦孝公。秦孝公仍然派商鞅惩罚了秦惠王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还割了公子虔的鼻子。做这事的时候，商鞅找了一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由，这也只是个理由，派系斗争都会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个不到10岁的小孩能犯什么足以让身边人受到连带严惩的大罪过呢？对这种理由最好别当真。

商鞅和秦惠王的冲突说明秦国内部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秦国走了一条大弯路，它经验不足，还在付学费。

前350年桂陵之战全部结束，到前342年马陵之战爆发，战火连绵不断的战国难得地迎来了长达八年的和平时光。桂陵之战魏国连战四年，损失之大不言而喻。马陵之战魏国的目标是吞并韩国，肯定又是一场大战，魏惠王中间重整旗鼓的时间只用了八年已经算是比较紧凑。

不过，魏惠王精力充沛，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总是在不停地做事，而且是做搅动天下风云的大事。我们看到，即使魏国衰落之后的两个最重要国际事件，徐州相王和五国相王，也是由魏惠王发动的。长达八年时间不能开战，魏惠王实在难以忍受，他又给自己找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来做，他称王了。

魏惠王刚即位的时候就武力介入周国内政，当时他就和周王搞得水火不容，完全撕破了脸面。从此魏国和周国之间经常发生骂战，在对骂当中魏惠王处于下风，因为周王能够以上级的身份名正言顺的批评他，他却只能以下级的身份替自己百般辩解。魏惠王并不服气，周国的实力微不足道，周王的天下共主名分早就只是个摆设，没人当回事，他还敢这么嚣张？他真以为自己的天下共主名分是张永远有效的护身符吗？

当今天下实力为尊，有实力干什么都行，没有实力就只能被人欺凌。魏惠王决定把这个道理教给周国。前344年，魏惠王举行盛大仪式，自称为王，他把自己提高到和周王同一级别。这就是为什么后世的人都把他称为魏惠王，其实，在前344年之前他只是魏惠侯。

魏国称王损害了周国的根本利益，没有名分做保护，在乱世当中，以周国的那点实力，经得起几下折腾呢？问题是，魏国一意孤行，周国又能怎么办？它自己无力报复魏国，只能再次求助秦国。秦孝公当然想支持小弟周国，不过他很犹豫，如果只有一个秦国表示支持，声势显然不足，对于魏国极其嚣张的行为只是一种很软弱无力的反击，好像意义不大。

这个时候，齐威王如同及时雨一般出现。关中出土的战国文物商鞅方升上刻着铭文：“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秦孝公十八年也就是前344年，这一年齐威王主动派人千里迢迢来秦国进行外交活动，被秦国当做一件大事隆重记载下来。由于获得了齐国的帮助，秦孝公下定最后决心，派遣使者前往周国朝贺周天子，和秦国使者一道去周国的还有泗上十二诸侯的外交代表。

泗上十二诸侯听上去国家数目很多，支持周王，反对魏国的国际舆论因此显得足够响亮。其实，十二诸侯当中几个百乘小国实力微弱，都是跟随宋，鲁，卫三个千乘之国行动的；而宋，鲁，卫三个千乘之国又是听从齐国命令的。所以，这一次行动表面看起来是秦国在给周国撑腰，背后浮现出的却是齐国的影子。

魏惠王称王的时候，齐威王并没有跳出来正面反对，枪打出头鸟，魏国自己要做出头鸟，要做众矢之的，这对齐国有利。魏国称王马上就让它和周国的大哥秦国矛盾公开化，齐国只让手下小弟出面，它自己不直接出面，而是在背后推波助澜，怂恿秦国去声援周王，这样做，除了可以突出魏国僭越国际规则的恶行，破坏魏国的国际形象，还有一点，可以在秦魏两国之间挑拨离间，进一步激化两国本来已经很深的矛盾。齐威王希望，下一场战争中，齐魏在东线交战的同时，秦国在西线牵制住部分魏军。

@张论石812797iY 2019-08-31 13:00:59
法家把人性看的很透彻，我一直认为商鞅远比孔子要伟大，道德是约束不了人的，能约束人的只有法，或者以法律约束来提高道德和素质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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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法家的人性观也有问题。人性很复杂，仅仅靠法律比靠道德还更危险。

我估计，当时秦惠王就意识到，狡猾的齐威王正在同时玩弄秦魏两国，虽然他还没有资格领导秦国和齐威王交手，但他已经牢牢地记下了这笔账，从此他开始紧盯着齐威王，对齐威王的一举一动都进行最严密的分析和研究。秦齐争霸前20多年的画风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20多年里秦国把齐国当做最大对手，它绞尽脑汁，用尽一切办法给齐国挖坑，齐国却完全不把秦国放在眼里，它懵然不知，毫无应对措施。

事后周王报答了秦孝公，他封秦孝公为伯，也就是霸主。秦孝公的霸主和秦献公的霸主显然是有些差异的，秦献公因为石门战役的军事胜利被封为霸主，秦孝公因为对周国提供外交支持被封为霸主。周王没有赐予秦孝公黼黻之服，说明周国没有举行仪式授予秦孝公征伐之权。在周国的眼里，秦孝公的武功无法和秦献公相比，秦孝公这个霸主的含金量要比秦献公差一大截。

打狗都还要看主人，魏国敢于大肆欺凌周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过桂陵之战，它发现周国的大哥秦国实力衰落了，相比秦献公时期下降了一个档次，无需担心秦国替周国出头。事实也验证了魏国的观点，秦国采取浩浩荡荡的外交行动来支持周国，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军事行动，连派军队威胁要开战的样子都没有做一下。通过称王，魏国轻易戳破了秦国外强中干的本质。

到了前342年，魏惠王觉得魏国休养生息的时间应该结束，魏国又具备了发动一场灭国战争的能力。仿佛是历史重演，魏国大军向着韩国境内猛扑而来，韩国派出的迎战军队被几次击败后，魏军包围了韩国都城新郑。

危急之中，韩国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不断向齐国恳求援助，尽管齐国显得非常拖拖拉拉，经过一年时间，韩国都快支撑不住了它才出兵。从地图上看，韩国和赵国地理位置不同，赵国和齐国是邻国，齐国援助它很方便。但是韩国和齐国相距遥远，中间隔着魏国领土，很有些鞭长莫及的味道，遭到魏国进攻的时候，韩国的两个邻国楚国和秦国援助它更方便。在这种形势下，长达一年时间里韩国始终顽固坚持只向齐国一个国家求援就需要解释了。

韩国和楚国历史上关系紧张，韩国经常联手魏国对付楚国，楚国的小弟郑国也是被它灭掉的。开战后，魏国当然不会允许韩国使者通过它的领土去齐国，韩国使者能够选择的唯一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楚国领土，楚国因而知道韩国有向齐国求援的意图。楚国在桂陵之战后半段决定退出反魏阵营，进入中立阵营。经过桂陵之战，楚国对齐国实力的评估是至少接近魏国，现在，魏国和它剩下的最后一个盟友韩国反目，韩国加上齐国的力量足以匹敌魏国，双方力量对比大致是平衡的，所以，楚国的决定是，鼓励韩国向齐国求援，自己继续维持中立态度，韩国向楚国求援无法得到回应。

秦国和韩国历史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仇怨，自从秦国的河西地区被魏国夺走，两国就成为了矛盾难以化解的宿敌，而且不久前因为魏惠王称王，秦魏两国爆发了激烈的外交冲突。秦国本来就是魏国的敌国，向秦国求援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韩国不这么做呢？它觉得秦国弱，向它求援起不到作用。

我们比较一下，秦献公时期，周国认为秦国一个国家就可以帮它挡住魏国，所以它向秦国求援。秦孝公时期，七雄之一的韩国认为自己加上秦国也挡不住魏国，所以它不向秦国求援。我们再次看到，由于桂陵之战中的糟糕表现，其他国家有多么藐视秦国。

齐国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打中了魏国的要害，前341年，齐国采用孙膑的减灶诱敌之计，在马陵大败魏军主力，这一仗，魏国输的比上一场战争中在桂陵的失败还要惨，主将庞涓和太子一起战死沙场。

马陵决战的结果引发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原本没有参战的秦国和赵国开始派遣大军进逼魏国边境线，再加上齐国和韩国，魏国又一次陷入被四面围攻的境地。

魏国大败于马陵，很明显，它给秦国提供了第二次进攻河西的好机会，秦国抓住这次机会了吗？没有，它只是做出进攻魏国的样子，在西线给魏国施加了压力，但是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表明，这个时候秦国真的进攻了魏国，两军有过交战。再过去一年，前340年，史书中才有了秦魏之间发生对抗的记载，商鞅假借和老朋友公子卬会面的机会，把公子卬给胁持了。（因为这件事不是出现在战争过程中，说公子卬被俘虏感觉用词不太恰当。）

商鞅的做法破坏了国际外交的基本规则，如果大家都像他这样，那两个国家一旦开战就只能不停地打下去，没人敢去参加外交谈判。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秦国的名誉，同时也由于不择手段地给老朋友设陷阱，损害了商鞅自己的个人名誉。商鞅干嘛要做这种事情呢？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代入商鞅当时所处环境，也许，这一点可以得到合理解读。

桂陵之战爆发的时候，魏国开始进攻赵国，秦国紧接着就趁机出兵牵制魏国，并且占领少梁城。马陵之战爆发的时候，魏国开始进攻韩国，秦国却一动不动。围魏救赵战役发生后，秦国的反应是趁机集中力量进攻河西；减灶诱敌战役发生后，秦国的反应仅仅是在那里虚张声势。

两场大战一比较，秦国在马陵之战中显得比桂陵之战胆量变小了许多。桂陵之战中魏国也遭到过大败，此后秦国有三年时间可以用来进攻河西，机会看上去好的不能再好，当时它能派的军队都派出去了，能想到的办法也都用过了。结果呢？河西长城就像一道铁壁让秦军损失惨重却无法逾越，后来魏国还反攻西线，秦国被一举击败，秦孝公和商鞅在国内灰头土脸，威望大跌。

现在，魏国在东线的主力部队战败，但是龙贾率领的河西魏军实力仍然保存完整，秦国能够比上次表现的更好吗？秦孝公和商鞅实在缺乏信心，如果再一次被魏国轻易击败，那秦孝公和商鞅丢脸丢的太大了。所以他们非常小心谨慎，始终不去招惹魏国，不发动实质性进攻。

然而，他们这样畏缩怯懦，仍然引发了国内不满，以太子为首的反商鞅势力利用这个理由对商鞅进行了又一轮声势浩大的抨击。

商鞅变法得罪了很多人，不过，他的变法能够坚持这么久，应该是有社会阶层支持他的。我猜测，支持商鞅变法的阶层是军队。商鞅军法治国的路线对军队有利，它造成的结果是军国主义，可以扩大军队在整个国家的影响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前340年，大家都能够看到，马陵之战给秦国提供的机会窗口正在逝去。这个时候，军队对商鞅的忍耐也到达了极限，仗打的好不好是一回事，连仗都不敢打就是另一回事了。商鞅不仅无能，还缺乏胆量，他对内非常强硬，对外却软弱的一塌糊涂。商鞅变法的所有政策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增强秦国的军事实力，如果秦军在战争实践中表现的如此不堪，军事实力下降的如此明显，那商鞅变法还有什么正面意义可言呢？

军队撤销了对商鞅的支持，秦孝公和商鞅因此成为孤家寡人，即便他们身处权力金字塔的最高点，也顶不住外界汹涌而来的批判声浪。

商鞅身上还有一个很突出的把柄容易被反对派抓住，他曾经长期生活在魏国，和魏国高层关系紧密。求贤令的时候商鞅受到特殊对待，别人都被阻止来不了秦国，商鞅不仅没有被阻止，魏国高层人士反而催促他来秦国，公子卬送给他一笔丰厚的路费。秦国和魏国是宿敌，魏国会这么好心，专门派个人来帮助秦国富国强兵？这不可能啊，除非魏国人脑袋里面都有包。

魏国专门把商鞅送到秦国，它的目的只可能是害秦国，故意引导秦国走上一条错误的发展道路，所以，商鞅的真正身份应该是魏国派来的反间，他的所作所为产生的实际结果也证明了他是反间，这样一切都说的通了。

试想一下，反对派抓住这个把柄不断攻击商鞅，商鞅怎么替自己辩解呢？用嘴巴他无法辩解，他只能用实打实的行动来替自己辩解，诱捕公子卬对他来说非常有必要，基本上是唯一的办法。用这个办法，他有力地证明，自己过去和魏国高层之间的紧密关系是假象，自己忠诚的对象只有秦国，不可能是魏国派来的反间。

商鞅这样做之前应该是和秦孝公商量好的。商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就有明确规定，只有通过军功才能获得奖赏，秦孝公想奖赏商鞅，授予他一块封地，可是商鞅的战绩一贯很难看，到了马陵之战时期他连仗都不敢打，秦孝公始终找不到机会给他封赏。公子卬身份不一般，他是魏国高级贵族，是魏惠王的近亲，被诱捕后魏惠王记恨上了商鞅。仅仅抓住公子卬一个人就可以被视为一件重要军功，秦孝公以此为借口把商鞅封到商地，后人习惯性地称公孙鞅为商鞅就是这么来的。

奖赏的形式很多，为什么秦孝公一定要让商鞅做封君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分析一下商地所在位置。魏国领土在崤函山道最西边有两个城池，阴晋和上洛，上洛更靠南一些，位于秦岭山脉北麓。商地位于秦岭山脉南麓，它和上洛之间有一条穿过秦岭的单行道，也就是说，这条道路两端只连接着上洛和商地。

商地离秦楚，秦魏边境线都很近，而且有一条单行道去魏国，如果商鞅决定逃亡魏国，由于秦岭的阻隔，秦国中央政府将无法阻止。所以我认为，秦孝公预见到，自己过世后反商鞅的秦惠王继位，商鞅处境到时候非常危险，他把商鞅封到商地是给商鞅准备的一条活路，这个地点便于商鞅在危急时刻逃往国外的魏国和楚国，特别是逃往魏国。

经过20多年的执政，到了马陵之战期间，秦孝公和商鞅缺乏政治才能已经成为秦国各阶层的普遍共识。虽然不情愿，秦孝公自己内心深处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它确实太明显。现在的秦孝公对声势浩大的反商鞅派系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事情只有尽全力保住商鞅的一条命。

如果商鞅的身份仅仅是政府官员，秦惠王上台后，一个命令就可以杀掉商鞅，这就是秦孝公一定要让商鞅做封君的理由。

战国时代的分封是虚封制，和春秋时代的实封制相比，战国时代的封君权力大大缩水。我举例说明，楚国大贵族阳城君在楚悼王死的时候参与了杀害吴起的事件，楚国政府事后追究他的责任，派军队抓捕他，他只能依靠好友墨家巨子孟胜和孟胜的弟子们在领地里进行一些微弱抵抗。战国七雄当中，楚国贵族一向被认为是权力最大的，可是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也没有征兵权。

再看秦孝公死后，秦惠王派兵抓捕商鞅，商鞅却能够在领地上征集一只军队进行抵抗，这只军队后来向北经过单行道进入关中，沿着秦魏边境线推进，最后到达郑地被秦军消灭。

秦孝公去世前5个月，有个叫赵良的人和商鞅会面，他谈到商鞅出门时候的情况：后边跟着数以十计的车辆，车上都是顶盔贯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做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这么多护卫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官员护卫正常数量标准，应该是商鞅从领地里征集来的。

这些史料说明，为了让商鞅保命，秦孝公赋予商鞅在封地里几乎所有权力，包括征兵权在内。推广郡县制被认为是商鞅的一大功绩，结果商鞅最终却成为战国时代权力最大的一个封君，靠着分封制，商鞅在临死前多活了一段时间，这是不是很有点讽刺意味呢？

商鞅之死让我联想起另外一件事，前214年，扶苏的老师淳于越建议秦始皇实行分封制，把皇子们送到地方上去做封君。他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是什么呢？和秦孝公思路相同，他是想给自己的学生扶苏找一条活路。前214年，儒家来到秦国朝廷已经有了比较长时间，淳于越终于看明白，秦始皇一点都不喜欢扶苏，他属意的继承人是小儿子胡亥，如果胡亥上台，传统观念中应该继位的长子扶苏将非常危险。

假设秦始皇接受淳于越的建议，扶苏活命的机会比商鞅大。因为胡亥之前还有十几个比他年长，排名在他之前，母系背景比他高贵的皇子，这些皇子也对胡亥构成威胁，胡亥上台后，他们的生命也是危在旦夕。他们都成为封君后，由于保命的共同利益，他们会联合在一起，让胡亥掌权的中央政府不敢轻举妄动，而商鞅是他所处时代的唯一封君。

儒家成员参与秦国朝廷的派系斗争，他们站在扶苏一边，竭力替扶苏着想，帮扶苏说话，这触犯了秦始皇的逆鳞，秦始皇因此勃然大怒，下令焚书坑儒，在这之前，儒家和秦始皇的关系本来还算是过得去的。

由于商鞅有征兵权，秦国中央政府抓捕他的行动引发的战斗几乎可以称得上一场小规模内战，而且商鞅的军队是在秦魏边境线上被消灭的，魏国注意到这件事，它派兵进攻秦国进行试探，遭到秦惠王的坚决反击，秦军击败魏军，俘虏了魏将魏错。

商鞅列传当中说，商鞅诱捕公子卬后继续对河西发起攻击，迫使魏国把河西地区割让给秦国，之后魏国害怕强大的秦国，决定从安邑迁都到大梁。这条记载和前面所说桂陵之战期间商鞅攻占安邑的记载一样不可信，应该也是李斯，赵高为了粉饰商鞅的形象篡改历史造成的。

和商鞅攻占安邑的记载一样，这条记载也是标准的孤证，战国时代留下的所有史料都不能和它相互印证，我们反而看到，战国时代留下的所有史料都是和它矛盾的。

魏国正史竹书纪年是魏襄王去世时的随葬品，因而没有被后来的秦始皇烧毁。竹书纪年里讲的很清楚，魏国迁都是在前361年，而不是马陵之战后的前340年。的确，如果魏国前340年才迁都到大梁，那孙膑的围魏救赵和减灶诱敌之计怎么实施呢？明显秦史的记载不符合逻辑，竹书纪年的记载才符合逻辑。

战国时代留下的所有史料也都说秦国是秦惠王时期在公孙衍的指挥下一举收复河西，从来没人提到过，仅仅10年时间里，河西这么大一块地方的控制权曾经戏剧性地在秦魏两国手中反复交替，先是商鞅攻占河西，然后魏国反攻把河西夺了回来，然后公孙衍又一次替秦国攻占河西。

“张仪，公孙衍，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那个时代，公孙衍的名气极大，他名气怎么来的？秦国80年都没能收复的河西地区被他一举拿下，这个战绩足够耀眼。后来公孙衍也做过魏国将军，前325年，他联合齐国击败过一次赵国。齐魏联手击败赵国不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他的名气这么大，完全是因为河西战役。

战国时代从来没人提到过公孙衍只不过是再做一遍商鞅曾经做到过的事情，或者他收复河西的战绩应该分一部分给商鞅。商鞅的名气在那个时代非常小，几乎无人提及，过了一百多年商鞅才逐渐出名。如果他们做到的是同样的事情，当时的名气怎么会差距这么大？

史料记载中公孙衍攻占河西的过程非常清晰，连贯，合理，令人信服，而商鞅攻占河西的过程则非常的简略，断裂，模糊，完全没有商鞅曾经攻占某个城池，或者消灭某只魏军的记载，一点也不确切，具体，可靠，不符合商鞅记载军功的风格。

从公孙衍攻占河西的过程来看，他进攻的出发点是和秦献公时期别无二致的秦魏边境线，说明当时魏国的整个河西领土都保存完整，公孙衍需要斩首八万（或者说四万五千），说明当时龙贾率领的河西地方军也保存完整，一点看不出来秦孝公时期秦军曾经在河西取得过什么进展。

前342年，魏国集中全力进攻韩国，前341年，魏国主力军被齐国消灭，这两年战斗是最激烈时期，魏国完全无力顾及西线，秦国在旁边镇静地观看战局，没有做渔翁趁机去收复河西。到了前340年，魏国和齐国，韩国的战争已经逐渐平息下来，商鞅这个时候却开始领兵去收复河西。几个国家一起围攻魏国它不干，一定要去和魏国单挑，秦国的时机选择是不是太怪异了呢？

河西这么大一块地方，秦国想收复它至少需要花费一两年，前340年到商鞅身死的前338年总共也不过两年时间，如果这段时间商鞅真的收复了河西，他大部分活动区域应该都是在前线战场上，而据我们看到的史料，这段时间商鞅全部都是在秦国内部从事各种与战争无关的活动。

从魏惠王悍然称王，还有韩国“忘记”向秦国求援这些事情，我们看到的都是其他国家对秦国实力的藐视。而在前340年之后，这种藐视还在延续。

庞涓战死，接替他担任魏国相国是惠施，马陵之战到了最后阶段魏国被四面围攻，惠施执政后的主要任务是改善这种对魏国很不利的国际环境，他提出的策略是：“以魏合齐楚以按兵”，魏国必须和齐楚两大强国搞好关系，才能获得喘息之机。魏国派了两个王子分别到齐国和楚国做人质，齐楚两国当中，齐国实力更强一些，魏国后来把从齐国回国的公子嗣立为太子，他就是魏襄王。

魏惠王的心理特点是尊敬强国，所以他长期实施避强击弱的战略方针，惠施提出的策略迎合了他的心理特点。根据惠施提出的策略，我们可以判断出，当时魏国心目中齐国和楚国地位很高，它们是天下的两大强国，其中齐国更强。

楚国在桂陵之战后半段就采取中立态度，而且它并没有参加马陵之战，魏国为了改善国际环境，很重视和它搞好关系。秦国参加了马陵之战，魏国却根本没有和它搞好关系的想法，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出，当时魏国心目中秦国的地位很低，秦国是个弱国。

前334年，齐威王开始实施吞并燕国的战略，它忽悠魏国来徐州相王，实际上是利用魏国吸引住其他国家的注意力，给他的战略做掩护。而在齐威王的战略中，秦国扮演的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被轻易忽略过去，他完全没考虑到秦国可能对他的整体战略产生什么影响。

张仪识破了齐威王的战略，他跑到楚国去推荐自己想好的一个战略，这个战略构想的思路是，楚国将计就计，巧妙利用齐国的战略来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可惜，楚国没有接受。在战略家张仪看来，当时天下只有齐楚两大强国，只有楚国可以和齐国扳扳手腕，对于各国力量的评估，他和惠施是一致的。

如果商鞅取得了攻占河西的重大胜利，那个时期的各个国家和优秀战略家们怎么会都不约而同，毫无争议地把秦国看得如此低下呢？

所以我认为，商鞅列传中的记载缺乏可信性，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商鞅突然翻脸，他胁持公子卬，消灭了公子卬身边的护卫队，然后他就回去领赏做商君了，接下来他并没有展开进攻河西的军事行动。

公叔座死后，魏惠王不再相信宗室贵族的能力，只相信他们的忠诚，公子卬在河西的身份应该不是领兵打仗的将领，我估计，公子卬去河西的任务可能是做监军，就像太子申在庞涓军中做监军一样。龙贾已经在河西手握大权20年，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应该提防他搞独立王国，应该派人监视他一下。

少一个监军不会造成河西魏军实力削弱，也不会造成魏军指挥系统的混乱，龙贾仍然率领魏军在河西长城背后严阵以待，商鞅整个马陵之战期间都不敢进攻魏国，接下来他选择鸣金收兵是很自然的事情。

前333年-前329年，秦军在公孙衍的领导下，对魏国发动一波又一波的猛烈攻势，不仅收复了被魏国占领80多年的河西地区，同时也收复了被晋国和魏国先后占领300年的崤函山道，前333年，魏国割让崤函山道最西边的阴晋给秦国，前329年，秦军攻打到崤函山道东边的陕县，整个崤函山道落入秦国的控制之下，它开始面向东方修筑函谷关。从此，秦国以函谷关和黄河两大天险与其他国家为界，它的地缘态势有了翻天覆地的好转。

秦军的顺利推进让张仪大吃一惊，秦国突然间爆发出来的实力究竟是从哪里来的？难道自己出现了荒谬到难以置信的严重误判？前329年，看到秦军占领河西后还有能力继续推进，渡过黄河攻入河东，他坐不住了，决定亲自前往秦国进行实地考察。

考察之后他发现，秦国真的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国家，它的实力甚至可以媲美齐国，最妙的是，秦国拥有的强大实力并不为其他国家所知，它们都低估了秦国。对于战略家来说，这个优势实在是太稀罕，太宝贵，千年难遇，一定不能放弃这个优势，所以他劝秦惠王立刻停止对魏国的进攻，秦军撤回到函谷关和黄河一线，尽量地继续隐藏秦国的实力，蒙蔽齐威王的视线，诱导齐威王把他的既定战略坚持下去。

齐威王坚持他的既定战略，秦国才能将计就计给齐国挖坑，利用齐国的战略来巧妙实现秦国的最大利益。张仪给秦国提出的战略“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和他曾经给楚国提出的战略在思路上是一致的，只不过针对的目标从齐国变成了齐楚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