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古代，各国是用什么办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
的？

除了古希腊的一些城邦，还有罗马共和国时期有公民大会，赋予平民权力
来限制独裁者的出现，其他时间和其他国家，是用什么办法来防止有独裁
者的？毕竟象秦始皇那样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很少
出现的，即使是在专制主义盛行的东方国家。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可以知
道商鞅变法的潜在意义。


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礼。有一句俗语，上帝的事归上帝，恺撒的事
归恺撒。礼来源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宗教信仰，也就是上帝（也可以换成
天，道，安拉，佛祖等等）。而法来源于这个民族的权力系统，也就是恺撒的
命令。（皇帝，国王，可汗，酋长，等等）礼制的内容并非由政府的权力
所规定，是君主管不着的，所以他的权力就不是无限的。由此可知，礼的
约束实际上就是宗教的约束。秦国没有礼制的约束，所以他的君主拥有的
权力应该比六国君主大。

进入现代以后，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新说法，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清末，这两千年时间里，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儒表法里。这个观点我难以认同，儒家和法家思想在根本原则上就是针锋相对，南辕北辙，水火不容的，短时间内调和它们都很难，更不用说调和2000年了。准确的说，这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不是儒表法里，而是礼法并用，礼制和法制同时施行，两条腿走路，上帝管上帝的事，恺撒管恺撒的事。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这种礼法并用体制，和法家思想并没有任何关系。在儒家实行过程中如影随形造成问题的，不是法家思想，而是人性本身的缺陷。任何思想都是靠人来执行的，而人本身总是具有各种缺陷的，愚昧，贪婪，无知，短视，自私，怯懦，莽撞，虚伪，等等。不管你的思想有多么正确，多么高明，由人来执行它就会出问题。并不是说一旦推崇某种正确的思想，就可以把每一代出生的人的人性都改造了。中国就可以像开了外挂，有了金手指一样，从此就可以坐享其成，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永远都成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是金手指和外挂，这一点需要谨记。

经常看到这样的观点，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儒家的德治过于理想化，而法家的法治更务实。这样的观点对不对呢？我认为是不对的。


因为这是近现代人编出来的一种错误说法 从一开始就不能这样去比较。我们仔细去看诸子百家的书，会发现古代人的观点是很清晰的，他们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儒家从未主张过德治，儒家认为，道德是用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不是用来治国的，治国应该用礼治。礼和法都是具体的行为规则，是同一层面的事物。德是礼的核心，就如同刑是法的核心。什么是刑呢?暴力，如果有人敢违法，敢不听话，那就用暴力打到他听话为止，德和刑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物。我们不能随便找两个事物就进行比较，至少要同一层面的事物才有比较的意义。如果一定要说儒家主张的是德治，那么法家主张的就是刑治了。



儒家不象法家那样走极端，法家只要法治，不要礼治。而儒家尽管推崇礼治，但也并未彻底排斥法治，它主张礼先法后，在礼治为主的前提下，再用法治来辅助礼治。孔子说过，“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儒家还主张仁本刑末，德主刑辅，道德就像是树干，刑罚就像是树枝。这两者的意思就是刑应该依附在道德之上 法治应该建立在礼治的基础之上，这才是儒家的主张。

德是礼的核心，所以它是简略的，抽象的，原则性的，用它去和法家的法治比较，自然显得不务实，实际上，当你这样去开始比较的时候，就已经上当了。

我举个例子，荀子很重视法治，但是从古至今，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儒家，而不是法家，这是为什么呢？从他的文章当中可以看出来，荀子无论有多重视法治，他也始终认为礼治的重要性大大超过法治，所以荀子仍然是儒家。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子和李斯只推崇法治，全面不要礼治，才是法家。


把儒家思想中的礼法关系给梳理清楚，我们就可以明白，有些人举出中国历史上一些朝代和部分政治人物重视法律的例子，来证明所谓中国历代的政策一直都是儒法并用，这是错误的，儒家思想里面本身就包括了法治，只要历朝历代的政策没有把法治摆在礼治的前面，没有认为法治比礼治更重要，那它就没有超出儒家思想的范围，它就仅仅是在实践儒家，而不是儒法并用。像汉宣帝说的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只是他的个人观点，不宜进行过度放大的解读。


儒家对于礼法关系的观点梳理清楚后，我们就会明白，所谓李悝，吴起是法家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他们的情况和荀子类似，看到了法律的具体作用，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认为法律的重要性超过礼制。儒家思想里面本身就包括了部分法治，所以，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的法治思想和儒家是矛盾的。他们都是儒家曾申的弟子，而且他们也从没说过自己反对儒家，是后人强行把他们划分到了法家学派里面，至于后人把子产，管仲也划分到法家里面就更没谱了。法家直到商鞅，申不害这批人的时候才刚刚出现，到了韩非子的时候正式形成，在商鞅和申不害之前并没有人可以称之为法家。

我们去读明清皇帝的起居注和诏书，就会发现，古代政治完全沉浸在儒家的语汇里面，我前面说过，儒家和法家思想是针锋相对，南辕北辙，水火不容的，如果儒表法里的状态真的存在，一个人成天说着儒家的话，却干着法家的事，这有多难受？这不是精神分裂了吗？儒家对于礼法关系的观点梳理清楚后，我们就会明白，各朝各代对于法治的运用没有超过儒家思想的范畴，皇帝们也没有精神分裂。所以，儒表法里是个伪命题，儒家和法家不能共存，推行法家的秦始皇就会打击儒家，而推行儒家思想的各朝各代里面并没有法家政治路线的存在。

比如，许多书里面都说李悝是法家。我认为不对。我总觉得现代人把法家的定义范围定的太宽松太模糊了。战国几乎所有重视政策实用性的政治人物都被强行划入法家范围。虽然商鞅入秦的时候带着李悝的法经，但是这个只能证明李悝对商鞅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不能证明李悝就是法家。正因为李悝制定了法经，所以他不是法家。因为法家不会去制定一个固定的法典。永远不可能出现诸如商鞅法经，商鞅法典，或者秦孝公法典之类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法经是李悝制定的，所以他不是法家。

李悝从来就没有反对任何一个儒家观点的迹象，他也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法家。其实从常理看应该这样说，他的个人信仰是儒，但在政策制定的时候重视实用性。

不是中国的儒家，法家这些思想派别出现了，每个历史上出现的政策就一定要划分到非儒即法的范围，因为世界不是除了黑就只有白。有很多事物既不属于儒也不属于法，甚至也不属于任何一个诸子百家的思想学派之内，这些都是完全可能的。包括郡县制和制定法令，这些都是中立的政策。都可以看做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不能认为使用这些工具的就一定是法家。李悝的尽地利之教，和制定法经就属于这些事物的范围。

吴起的情况也和李悝类似。由于‘吴子’这本书流传了下来，可以对吴起的思想有更确切的了解。总有人斩钉截铁的说吴起是法家，好象这个事情是天经地义的一样。可吴子书的开头就写的是吴起’儒服’而见魏文侯，很明显，与后人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自己是把自己当做儒家的。

书中写到，“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什么意思呢？国家要先治理好才能出兵打胜仗，只有国家内部和谐了，国家才能治理好；军队内部和谐了，军队才能打胜仗。把和谐提到这么高的位置，这个是儒家观点应该没有疑问。

还有这句话：“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这些是儒家的观点应该也没有疑问。吴起对儒家的基本主张，包括道德，礼仪，仁义等，都是很明确的赞同的。

吴起对魏武侯说的那段比较著名的话，在德不在险，也是典型的儒家论调，和孟子的地利不如人和很相似。

书中所表达的儒家观点还有很多，总的来说，书中吴起对于治国治军的原则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文德和武备不但不矛盾，而且文德还可以扶持，促进武备。

这个和商鞅，韩非的基本观点有明显的冲突。我们知道，商鞅，韩非认为，文德和武备是矛盾的，甚至是水火不容的。要提高武备，增长国家军力，就要消灭文德，文德没有的国家最强大。道德，礼仪，仁义，文化修养，对于治国治军一点用都没有，只能起到妨碍的效果。

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完全符合某一学派的纯粹思想。但是，即使不把吴起看作纯粹的儒家，不把他划为儒家的一部分，（因为他被曾参开除了），也只能把他看作一个有很多儒家影响痕迹的实用主义将军或者杂家。说成是法家就太武断了。因为他和儒家一致的观点比和法家仅仅是沾边的观点还要远多的多。

李悝，吴起都不是法家，魏国的强大也和法家没有任何关系。后人把他们说成是法家，甚至还有人把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也说成是法家，我估计，如果这些人他们自己知道了这个事情，会气的从坟墓里爬出来。只能说明后人的不严谨，武断，或者是为了达到政治宣传目的的居心叵测。

即使只把管仲，子产，李悝，吴起说成是法家先驱我认为也是不恰当的。比如，儒家说周公是先驱，那是因为孔子全盘继承了周公的思想观点，很难找到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如果把管仲，子产，李悝，吴起放在商鞅所在的秦国，由于他们和商鞅思想之间的巨大冲突矛盾，他们能否活下来都是个疑问。

很多人说秦惠王实际上是尊重商鞅的，所以虽然杀了商鞅这个人，但是没有废商鞅之法。如果秦惠王仅仅是不得已才杀了商鞅，他为什么要把商鞅五马分尸呢？这个仇恨不是一般的大。秦惠王真的没有废商鞅之法吗？

商鞅变法内容当中，郡县制，十五保甲制，这些是各国通用的制度。真正有商鞅个人特色的，是严刑峻法，全民耕战，还有斩首授爵制度。我认为，后来被秦惠王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斩首授爵制。这是因为秦惠王不认同商鞅军法治国的变法原则。


秦惠王时代，不像商鞅时代那样在历史当中留下了执法严苛的名声。他没有一日论囚七百人，没有继承弃灰于道者刑，步过六尺者者罚之类的法令，所以，他做的是把军法和国法再次做了区分，他认为两者混淆是不对的，把军法运用在民政领域会出现各种问题。

秦国以前是用布帛作为交换媒介，秦惠王时代开始发行货币，货币的出现是工商业发展的标志。如果秦国人只从事耕战，没有工商业，它拿货币有什么用呢？


秦惠王时代有大批墨家人士进入秦国。墨家有自己的独特思想，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有自己的内部法律和赏罚原则，在韩非子五蠹中，它排名第二，仅次于儒家。竭力推崇集中统一指挥，全国只能有一个声音的法家和商鞅怎么可能容的下墨家呢

所以，秦惠王没有废商鞅之法是个大而不当的说法，秦惠王作风非常低调，和商鞅，秦孝公喜欢大张旗鼓，惊天动地的行事风格正好相反，他在内部对商鞅变法做出的重大修正措施外人不容易注意到。他不赞同军法治国的原则，所以他只保留了斩首授爵制，因为这个只和军事有关，只在战争时期起作用。

既然秦惠王大幅度改动了商鞅变法的措施，那么，商鞅变法致使秦国统一天下的说法就漏洞百出。秦国后来的成就是应该归功于未经秦惠王改动的那一部分，还是经过他改动的那一部分呢？秦孝公时期实行的政策是最标准的商鞅变法政策，这个时期秦国战绩很差，说明商鞅的政策降低了秦军的战斗力，可是到了后来却能够提高秦军的战斗力，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所以应该不是未经改动部分起到的作用。

现代人重视制度和法律的作用，这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不要把制度和法律的作用范围过度夸大。有些历史事件的确是制度法律的区别造成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重要事件，包括秦国统一天下都和这个有关。因为越往后，各国的制度和法律就越相像，不足以造成各国在战斗力上的明显区别。

还有，秦献公改革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后来的战斗力完全有可能是继承了秦献公的遗产，不一定是继承了商鞅的遗产。秦献公一战就能斩首六万，秦惠王即位后进行的河西战役两年时间里斩首八万，也有说是四万五千，折中一下，也就是六万左右。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实力没有在秦献公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提高。

有些人认为秦献公的改革不如商鞅全面，彻底，所以他的胜利一定是竭尽全力，非常辛苦才获得的，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看看秦献公的实际表现。前366年，秦国击败韩魏联军，前364年，秦军在石门斩首六万，大败魏国，赵国派军援助魏国，迫使秦军撤退，前363年，秦军进攻少梁，又是赵国派兵帮助魏国守住了城池。前362年，魏国和韩赵闹翻，公叔座击败了韩赵联军，然后他转移到少梁进攻秦军，大概是为了挽回石门战败的耻辱。结果被打的大败，自己也被俘。这样看来，秦献公时期魏国经常和韩赵组成联军对抗秦国，如果秦国的对手只有魏国，它几乎有把握必胜，它打的并不辛苦。

为什么商鞅变法这个全国为战争服务的体制在实践中表现却不好，秦军的战斗力不升反降呢？这个并不奇怪，比如王安石变法，如果纯粹从理论上讲，王安石制定的青苗法，市易法等，也是很高大上的，也是头头是道，理由充足，难以反驳的，但是运用到实践当中就漏洞百出。我认为有商鞅变法实践中的漏洞主要是以下几个具体原因造成的。




一：认为全民耕战制可以让秦国更强大的人，我想，他们的理由有两条。全民耕战制下，所有能打仗的人都会上战场，增加了秦国的兵力，所以，秦国的军事实力更加强大了。但我有一个疑问，战争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你是被秦国攻打的国家，秦国的实力比你强，而且秦国还全民皆兵，只要你不傻，为了自救，你肯定也会让那些能打仗的人都上战场，以缩小实力上的差距，尽全力来增加本方胜利的概率。如果秦国的对手战争时期也是全民皆兵的，和秦国的区别只在于平时不象秦国那样生活在军事化管理下，那他们双方兵力的增加，其结果只是强化了战争的伤亡数目和残酷性，并未给秦国带来任何的相对优势。

为了说明这点，可以参考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信陵君掌握了晋鄙统率的魏国军队后，下了一个命令：“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可见，魏国的传统制度当中，一家子的人，父子，兄弟同时都要被征发参军，一个家庭中能打仗的人都上战场了。魏国准备和秦国交战的时候，也是全民皆兵的。

有些人认为全民耕战制有利于秦国的另一个理由，就在全民皆耕这方面。既然所有人都去耕地去了，那秦国的粮食产量应该会大大增加，作战时期的后勤供应就充足了，战斗力就加强了，还举出长平之战中秦国的军粮供应比赵国充足这一例子作为证据。这一貌似有理的推论是否成立呢？

这种推论，其实是不够严谨的。比如，秦国粮食产量的增加，一定是和某种国家政策有主要关系吗？战国时代的著作《禹贡》，曾经评价过当时各地区土壤的情况和田地的等级，它把适合于农业的土地共分为九个级别，其中，秦国的主要农业产区—雍州关中地区的土壤被列为最高等级上上等，是全天下最好，最肥沃的土地。还有，秦国最重要的两个农业产区，关中的渭河平原地区，四川的成都平原地区，外围都有完整的自然天险的保护，农业生产一直处于安定有序，其他国家难以破坏干扰的状态下。即使在战国初期秦国最衰弱，长期内乱的时期，渭河平原按部就班的农业生产过程也没有遭到过破坏。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其中一个步骤被打乱，最后的收获都会差很多，“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安定和平有序的外部环境，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而在这一点上，秦国的先天条件在各国中无疑是最好的。

自然天险同样也能保护秦国修建的的水利设施（比如都江堰），使敌国无法破坏，这些都是秦国独有的优势。商鞅变法中规定的全民耕战制只能说明秦国重视农业，但这并不是秦国独有的优势，因为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文明社会，它对于农业的重视从最早时期就开始了，而且一贯如此。比如诸子百家中专门有一家农家，它是以研究农业生产为根本思想的。儒家学派中也有重农的思想。在秦国之前的魏国变法中，有‘尽地力之教’的政策，说明那个时候的魏国，对土地的利用已经到达当时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极限了。


既然大家都是重视农业的，那他们和商鞅法家重农思想的区别在哪里呢？他们不象商鞅那样，因为重视农业就要把工商业给消灭掉。儒家所规定的社会阶层，分为四民：士，农，工，商。因为儒家以农为本，所以把农业放在了工商业之上，不提倡大力发展工商业。但是工商业者依然是允许存在的，有它们的生存空间。秦国同时代的六国差不多也是这样。

完全取消工商业，是否可以增加农业从业人口，因而提高农业产量?这应该是商鞅的思路。这种思路对不对呢？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专门的手工业生产者，耕地所用的工具都要每个农民自己生产，这样的工具质量好吗？这样的生产效率可以提高吗？除了农具之外，各种生活用具，日常用品都要自己制造，这样的生活会不会太麻烦，因而减少了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呢？




而且，秦国也不是只有象渭河平原这样肥沃的适合农耕的土地，它也有各种各样的地形。这些地方不一定在农业方面有优势。假如有些地方的水土环境只适合种桑麻，种粮食的结果是事倍功半，收获很差，政府却认为桑麻在战争中没多大用处，规定当地人只能种粮食，那他们的日子会很难过。按照一般因地制宜的做法，山区的人应该去砍柴打猎，河边的人应该去捕鱼，草地上的人应该去放牧牛羊，他们所生活的地区如果勉强搞农业生产，也只能是赶鸭子上架。生活在矿区的人，他们适合的工作只能是金属加工，因为当地的土壤用来种粮食可能完全没收成。解决的方法难道是把这些人全部赶到渭河平原上？那其他地方就都空了，而且好的农业用地总归也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没有专门的手工业，来生产各种工具和用品，没有商业交换把各地的工具，生活用品，农副产品送到使用者身边，而是象商鞅那样，强迫全体人民从事农耕这一种行业，社会缺乏分工合作，那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会大大下降，即使粮食作物本身的产量也完全可能不升反降。全民皆耕制在实践中无疑会很快暴露出它的弱点，这是一个没有经过思考，想当然的政策。法家走极端的思维方式，导致他们又提出一个最终只能起到破坏作用的政策。


那么，长平之战中秦国的军粮供应为什么可以比赵国充足呢？我们只需要看看地图就知道了，当时的秦国经过长期扩张，它的领土范围是赵国的好几倍，没有五六倍也有四五倍，而双方的兵力对比并没有这么悬殊，（一般认为赵国出动45万军队，秦国在60万左右。）以好几倍的国土供应只多大概三成的军队，秦国如果军粮没有赵国充足，那才是咄咄怪事。

二：　计首授爵制的问题在哪里呢？它的原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给予杀死敌人，获得首级的每个士兵明确实在的奖赏。它可能的确增加了秦军士兵的战斗欲望，但是，战争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和秦军作战的对手明知战斗失败自己只会被杀死，被斩首，投降没有意义，自己的头颅还会成为敌手追求富贵的工具，那他们也会怒气充盈，拼死战斗，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最少也杀一个够本。所以，计首授爵制的结果是同时激发了敌我双方士兵的士气，自然就是互相抵消了。牛顿力学当中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原理，斩首授爵制也一样。它看上去让秦国的拳头可以使劲的打出去，但是这种出拳方式引起的反作用力很大。和全民耕战制一样，这并没有给秦国带来战场上的相对优势。


三，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秦国军法治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像在军营一样受到严格管控，而且不停地担忧会触犯无处不在的严苛法律，他们一直很紧张，只有张没有驰，搞得非常疲倦。到了真正上战场的时候，他们反而无精打采，发挥不出战斗能量。

@漫游者M1911 2019-04-30 17:12:52
商鞅最后死于自己的酷法之下，很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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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

附录：商鞅变法强秦的观念逐渐形成的过程

商鞅强秦这个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结论，在历史上其实远非那么理所当然。几千年后的人来评价历史人物，总有隔靴搔痒之感。而战国时期当时的人对于商鞅是怎么评价的呢？由于秦始皇焚毁各国史书，导致战国时期的可靠史料比较缺乏。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由其他方面资料来推断，当时人对于商鞅的看法是什么。

战国中期正是诸子百家争鸣，著名思想家辈出的兴盛时期，他们很多人和商鞅是同时代，或者生活在商鞅死后盖棺论定，可以给他的一生进行评价的时期。比如孟子，商鞅死的时候孟子已经30多岁，而商鞅死后孟子还活了50年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孟子这部书里面，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对于商鞅，或者秦孝公，或者申不害的评论。我提到申不害，是因为我认为商鞅和申不害的成就都是后来秦始皇时期的李斯，赵高之流在历史书中编造的。

所谓“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真是这样吗？我举个例子，马陵之战前魏国进攻韩国，包围韩国都城经年，申不害在城楼上指挥抵御，焦头烂额。不得不以答应做齐国属国为代价，请求齐国帮助解围。而这样才勉强逃过一劫。之后申不害就被解职，他的政策被放弃。都城如果被攻破，那韩国可以说就灭亡一半了。这是马陵之战时期，桂陵之战时期，秦国命公孙壮率军攻打韩国，包围焦城，但没有攻克，占领上枳、安陵、山氏并筑城，插入魏、韩两国交界地区。这样的战绩，能够被称为“终申子之身。。。无侵韩者”吗？显然是罔顾事实，对申不害历史影响的歪曲评论。申不害时期不仅韩国遭到了进攻，而且还遭到了韩国建国以来最猛烈的进攻。竹书纪年中对韩昭侯的评价是，韩昭侯当政时期，韩国“兵寇屡交”，这个才符合事实。

。

这样看来，孟子的书中完全没有提到秦孝公或者商鞅或者申不害就不奇怪了。战国时期有许多国家，有许多宰相级别的高官，象申不害和商鞅这样平庸和失败的从政经历的人根本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仅是孟子，那个时代为数众多的各家各派著作中，我没有发现任何人提到商鞅。比如庄子的天下篇，也是评论其他各家思想的，里面提到的人，法家就只有慎到，而且评论的只是慎到思想中的黄老部分。慎到其实最多只能算半个法家。


孟子这个书，并不是孟子一个人在书斋里深居简出写出来的个人思想记录。里面包括了很多当时人拿他们感兴趣的时事政治话题来请教孟子的内容。孟子不但知识和见闻广博，而且非常好斗好辩论。他如果知道了商鞅的主张和实际行动，不可能无动于衷。从孟子这个书里，我们知道当时在学术界流行的是墨子，杨朱的学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在政治实践中，‘张仪，公孙衍，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张仪和公孙衍是鼎鼎大名，如雷贯耳。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治实践中，商鞅，申不害还有法家思想都无人留意。值得注意的是，张仪，公孙衍是在秦国出名的，他们的显赫名声与商鞅的岌岌无名形成了鲜明对照。

有人会说，孟子不是也没有提到庄子吗？但是庄子和商鞅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庄子是一直拒绝公众生活的纯隐士，更没有参与政治实践，他不出名是自然的。但商鞅，申不害可是曾经长期担任诸侯国的最高级别官员的人。

直到荀子，也还是这样，荀子生活时代，离商鞅已经100年了。荀子在非十二子这些评论其他各家思想的文章中，也完全没有提到商鞅或者申不害。要知道，荀子曾经自己到过秦国，而且他是比较重视法令作用，主张礼法并用的，可我们在他的思想中并没有发现有借鉴商鞅的法治政策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从反面吸取商鞅失败教训的痕迹。也就是说，他也完全不了解商鞅这个人或者商鞅的思想。

“荀子·议兵篇“里提到了商鞅，不过，这篇文章是以第三人称，而且是荀卿这个尊称来称呼荀子的，谁会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呢？所以，荀子·议兵篇应该不是荀子本人所写，而是他的徒子徒孙写的，荀子死于前238年，正好是商鞅死后一百年。他的徒子徒孙写的文章，时间很可能已经是商鞅死后超过一百年了。

“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蹻，秦国的卫鞅，燕国的缪虮，这些都是一般人所说的善于用兵的人。这些人的巧妙、拙劣、强大、弱小没有什么相似的，至于他们遵行的原则，却是一样的，他们都还没有达到使士兵和衷共济、齐心合力的地步，而只是抓住对方弱点伺机进行欺诈，玩弄权术阴谋进行颠覆，所以仍免不了是些盗贼式的军队。“这篇文章不是把商鞅看成改革家，而是看成一个喜欢在战争中使用诡计的人加以批评，我估计是因为商鞅曾经在战场上用欺诈手段俘虏公子卬，从而进入了这个名单。



其实，商鞅这个人是很容易给听说过他的人留下印象的。商鞅的思想主张是鲜明极端的，导致他的政策和行为也是鲜明极端的。商鞅杀人是残酷无情的。后来他的被杀过程也是很惨烈的。而且法家主张是明确反儒的，是和儒家针锋相对的，商鞅还‘焚诗书，明法令’。采取了实际的暴力行动来反儒。在这种情况下，孟子，荀子这些儒家代表居然都没有听说过商鞅，说明在当时，商鞅的名声和他对外界的影响小到了可以忽略的程度。他如果稍微作出一些成绩，都不至于这么默默无闻。名字都没人知道，当然更不会有人认为他是使秦国强大的关键人物。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是对商鞅强秦的说法居之不疑，正好和战国时期的人相反呢？

在商鞅的统治时期和过后的一段时期内，人们重视的是商鞅政策的好坏和对外界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在战国时期，人们只重视实际效果。在这方面商鞅比较弱，所以他没什么名气。而过了一百年后，商鞅的实际政策的好坏和影响的大小，对人们来说已经没有关系了。一百年后的人对此不可能有什么切身感受。我前面说的那些商鞅出格的性格，行为，主张，政策，结局等等，这些反而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所以，当时和后世，对一个人的评价，其角度是不同的。

整个的文明史，总结起来就是历史舞台上一个个的政权此起彼伏，不断的重复起源，成长，兴盛，衰落，灭亡这一相同过程的历史。就象人们看的一部部情节老套，内容单调重复的连续剧。中国的历史很长，而一个主要朝代又往往延续几百年，相当于这些单调的连续剧有很多都长达几十集的。

这种情况下，连续剧中的演员怎样才能给人们留下印象呢？这个就是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首先里面的人物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让人们记住他，这个文学艺术作品才有可能成功。怎样给人们留下印象呢？ 那就是作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出格的表演。这样做，即使这个人是配角，也完全可以比连续剧中地位重要的多的主角演员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深。至于大家对于这个被记住的人物的评价是好是坏，那是次要的事情。

所以，尽管秦献公的经历，是典型的通过改革让国家强大起来的例子，尽管秦惠文王的战争和征服记录远比商鞅时期耀眼和波澜壮阔的多，尽管在战国时期他们的名气是商鞅根本无法比的，但是在后世人的心目中，他们却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记。因为世界历史上兴起和强盛起来的政权太多了，成绩比秦献公和惠文王更突出的也很容易找到，但是却很难找到有其他类似于商鞅这种极端，偏激行为的例子。秦献公的改革和东方各国的改革相比，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惠文王也只是按部就班的扩张秦国势力，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性格和行为 。在长期历史阶段以后的记忆中，他们的命运，就只好充当被配角抢了风头的主角。

商鞅变法是重要的，而且是一次成功的变法，这个观念最先谁提出来的呢？据我所知是韩非子。韩非子遍览群书，提出了君主应该用法术势三种手段来统治国家的学说，他的学说被后人称为法家思想。韩非子宣称，以前商鞅和申不害变法都是成功的，但是到最后只获得了部分成功。

为什么商鞅，申不害到最后只能获得部分成功呢？按照韩非子的解释，原因是他们分别只重视法和术一方面，不像自己那么系统全面，把法术势三者综合起来运用。这个是主要原因，还有一些其他次要原因，比如商鞅不区分文武，他的军功爵可以换算成官爵。韩非子则认为，猛将必拔于行伍，宰相必出于州郡，应该把文武严格区分成两个不同升职途径。假如慎到曾经从过政，韩非子对他的总体评价估计和商鞅，申不害差不多。

请注意，这只是韩非子对他们的评价，不一定符合他们自己的观点，申不害就认为自己是同等重视法术两者的。韩非子特地这么强调有他的原因，商鞅，申不害只运用了法术势三者之一，所以在实践中取得了部分成功。他自己运用了法术势三者的全部，所以在实践中可以取得完全的成功，这是他证明自己的政治学说具有实际效果的逻辑依据。法家思想是一种政治学说，政治是一门实践事务，韩非子声称他的学说一用就能所向无敌，称霸天下，这么巨大神奇的效果，如果在实践中连一点证据都没有，很难令人信服。可见，韩非子对商鞅变法和申不害变法的评价完全是服务于宣传自身学说的目的，并没有那么客观中立。

接下来一个对商鞅有正面评价的人是李斯，他在谏逐客书里是这么描述商鞅的：“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在这篇文章里，李斯认为商鞅变法是成功的，但是，商鞅只是对秦国发展做出贡献的七八个客卿之一， 还没有提高到商鞅的贡献比其他人重要，他的变法是秦国崛起的关键因素这样的高度。而且，他所说的商鞅功绩根本不符合事实，秦孝公时期，秦国不断征战，来回反复的最后结果是，秦国的领土一点都没有得到扩张，更不用说扩张千里土地了。秦孝公时期秦国和楚国仍然是姻亲之国，直到秦惠文王时期，秦国和楚国才发生战国时期的第一次交战，所以，秦孝公时期它们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秦国也不可能俘虏楚国军队。

去秦国之前，李斯就读过韩非子的文章，而且非常赞赏。他的思想倾向显然和韩非子比较一致，他对商鞅的评价趋于正面也就不奇怪了。不过，他不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管是道听途说，还是有意歪曲，他都草率的截取了对自己有利的零星说法，而没有或者不愿去考察这些说法是否属实。

再把视线转回秦国政府，我们看到，秦昭王时候的四贵，他们的封地尽量选择了当时秦国控制范围内最富裕的工商业城市，诸如宛，邓，陶这些地方，这个时期的秦国肯定没有打压工商业，世界上有谁会和自己的钱过不去呢？还有，秦昭王时期，秦国引进了赦免制度，经常看到史书中有秦国占领一块土地后“赦罪人往迁之”的记载，也就是赦免一批罪犯然后把他们迁移到新土地上。后来，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继位的时候，秦国都实行了大赦。赦免制度是一种怀柔制度，它可以部分缓解秦国法律的严酷性。这些迹象表明，秦昭王时期秦国仍然延续着秦惠文王路线，离商鞅路线越来越远。

到了吕不韦当政时期，商鞅路线基本上可以说被彻底抛弃。吕不韦实行全面向六国学习的政策路线。他是商人出身，不仅不会打压工商业，反而会扶持和促进工商业，在吕不韦执政后，秦国逐渐出现了一批大商人，比如寡妇清和乌氏倮。


从吕不韦坐上相国位置的前250年，到秦统一天下的前221年间，长达30年时间里，秦国只有两次斩首记录，分别是前246年，麃公攻打卷城斩首2万，前244年，桓齮攻赵平阳，斩首十万。这三十年正是秦国最后灭掉六国的三十年，国家都要被灭亡了，当然是能出动多少兵力就出动多少兵力，为什么秦国的斩首记录却变得凤毛麟角了呢？这很反常，不合逻辑。我认为，吕不韦下令取消了商鞅变法剩下的唯一残余，也就是斩首授爵制。这两次斩首记录都是吕不韦的政敌创下的，一次可能是韩系外戚，一次是嬴政。这就是为什么麃公和桓齮此后都倒了霉，麃公从史书中突然消失，桓齮被全家抄斩。吕不韦下台后，当初支持他成为相国的楚系外戚，华阳太后，昌平君，昌文君这些人还在，他们是主张继续实行吕不韦政策的，是他们逼迫嬴政认错并且处罚了桓齮，桓齮只是嬴政的替罪羊。

还有一个人也是嬴政的替罪羊，谁呢？韩非子本人，他的被杀和桓齮的被问罪处于同一时期，都是嬴政为了向楚系外戚交代做出的行为。说起来也是韩非子命不好，他的师弟李斯正好是嬴政的亲信，而且李斯正好读过他的文章。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机缘巧合，本来他不会去秦国。

在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出名速度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的一个重要政策可以迅速影响到国内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他参与国际外交，还可以迅速影响到国际形势，所以只要他干的好，在有生之年就可以非常知名，甚至天下闻名。但是一个思想家想闻名天下，难度就高太多了。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怎样才能让他的思想被大众所知呢？只有两种方式，一是他写的文章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人读过这些文章。一是教课授徒，他的门徒又教授徒弟，这样一代代蔓延开来。

这两种方式的特点是，它们的速度都很慢。在战国时代没有造纸术，每本书都是写在用牛皮串联的竹简上，或者丝帛上的。当时也没有印刷术，增加一本书就只能在另一卷竹简丝帛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手抄下来。所以每本书的成本都很昂贵，而且总数稀少，看过的人自然多不到哪里去。这就是为什么比起后世，秦始皇烧书对文化造成的破坏最大。

一种重要思想的创始人都是大师级人物，他的个人魅力强，收的徒弟多，但是，他的徒弟通常就没有那么大能量，收的徒孙没那么多，等到后辈门徒遍布天下，需要很长时间。

我们看到的结果往往是，一种思想风靡开来的时候，他的创始人的生平事迹已经在历史的背影当中变得模糊不清了。道德经和孙子兵法很出名，但是它们的作者是谁，作者是哪个时代的人，在学术界其实有着重大分歧。关于他们，我们听到的都是怀胎81年，生下来就是一个老头，或者杀妾练兵这些神话故事和传说故事。墨家思想在战国时代是影响力最大的显学之一，但是墨子的生平在史记当中只有区区24个字记载。

韩非子年轻时候去稷下学宫听过荀子的课，然而，大部分时间他是一个生活在宫廷里的贵族，而且说话不顺畅，他没有和其他学者交流和辩论的习惯，更没有收徒。他的文章又是刚刚写出来，这个时候有多少人了解他的主张呢？极少极少。

一种思想流派在学术界正式亮相，需要外人明确两个问题，它的代表思想家是谁，和它的原则性主张是什么。战国末期，韩非子还在逐渐整理他的思想，写成一篇篇文章。商君书也是在逐渐成形的过程中，一直到汉朝，还有部分文章被加入商君书。这时候读过韩非子和商君书的人都很少，韩非子说商君书像孙子兵法一样广为人知，不过是他自吹自擂而已。法家思想刚刚出现，它还没有传播开，它的代表人物和原则主张都无人知晓，因此，这个时候法家思想的存在还没有被世人认识到。

诸子百家彼此之间争鸣辩论的非常激烈，一个观点不同就吵的不亦乐乎。韩非子在五蠹当中鼓吹用国家暴力犁庭扫穴，连根拔除消灭儒，墨，纵横这些思想流派，对它们构成了致命威胁，法家对其他学派如此之冷酷铁血不宽容，其他学派却没有出来一个人反驳韩非子，批评法家思想，原因在于，他们根本没听说过韩非子的言论，不知道有法家思想的存在。

所以，如果不是因为李斯，嬴政读到韩非子文章和接触到法家思想的几率本来是极低的。李斯为什么推荐韩非子给嬴政？他觉得嬴政应该会喜欢韩非子，他猜对了。韩非子主张君主必须把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君主要时刻提防身边的人分割，抢夺，削弱自己的权力，这些身边人包括妻妾子侄，叔伯兄弟在内的全部亲戚，还包括近臣亲信，他们被韩非子统称为八奸，都是高度警惕的对象。对于受到楚系外戚钳制，长期大权旁落的嬴政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吸引力。

对于幕后掌权的楚系外戚来说，情况恰恰相反，这种思想真是糟透了，绝对不能容忍嬴政受到这种思想的一丁点蛊惑。可想而知，他们对韩非子其人的观感是什么。韩非子去秦国跟进龙潭虎穴没有任何区别，他很难活着出来。

楚系外戚支持吕不韦是因为吕不韦和他们做了一个奇货可居的双赢交易，在吕不韦执政时期楚系外戚悄悄地发挥着影响力。前237年，吕不韦由于牵扯进了嫪毐叛乱倒台，接替他担任相国的是昌平君，势力庞大的楚系外戚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嬴政感觉做事仍然缚手缚脚，他读了韩非子的书后马上想推行法家路线，尝试着让桓齮恢复了斩首授爵制，结果遭到楚系外戚的强力反击，被迫退缩。前230年，华阳太后去世，前225年，昌平君在攻楚战役期间叛国，嬴政抓住机会对楚系外戚集团进行清洗，杀掉了楚系外戚的头面人物昌文君和王后，他终于摆脱了这个政治集团的控制。不过，这个时候离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没有几年时间了，在大势所趋的氛围下，一场场重要战事接踵而来，秦国忙的马不停蹄。

前221年，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嬴政终于可以空出手来做他早就想做的事情。秦始皇本纪在这一年的记载中，有句话非常值得关注，“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於是急法，久者不赦。”秦国很久没有实行赦免了，统一天下是最大的喜事，大家都期望秦国借着庆祝这件喜事宣布一次大赦，但是过很久都没有听到消息，大家感到很失望。

赦免制度的程序是不需要罪犯做什么，等到某个时刻就可以重罪变轻罪，轻罪变没罪。而法家是主张重刑，主张轻罪重罚的，轻罪尚且要重罚，他们怎么能容忍重罪轻罚，乃至不罚的行为呢？所以法家和赦免制度是对立的，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原则--不赦，“赦死宥刑,社稷将危”，“不赦不宥,刑人必得” 。

前221年，秦国开始执行严刑峻法的政策，而且开始一板一眼的遵守不赦原则，这句话是个明显迹象，从这一年开始，秦始皇推动秦国走上了法家路线。史书记载，陈胜吴广起义的导火索是他们在服役的路上耽误了行程，按照秦法规定，迟到将被处死，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发动起义。很多人根据睡虎地秦简的考古发现认为秦法没那么严酷，因而置疑这个说法。其实史书的记载和睡虎地秦简不矛盾，完全可以解释，睡虎地秦简是旧规定，是以前先王制定的法律，导致陈胜吴广起义的严酷法令是新规定，是前221年，秦统一天下之后嬴政才制定的，它还没有来得及变成记在竹简上的，白纸黑字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