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亚人而言，上古时期的尼罗河流域，的确是个十分遥远的地方。由华夏文明发源地，长江中游流域的湘西，到古埃及文明发源地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相去约一万五千里（7500km）左右。

若笔者说，“至少7、8千年以前，由于自然环境的巨大压力，或者由于族群的强烈对抗，部分以蛇为图腾，生活在祁连山的伏羲氏后裔，部分以鸟为图腾，生活在湘西的神农氏后裔，牵着驯化来的的水牛、家畜，携先进的农耕和畜牧文明，一路由长江中游、长江上游、狮泉河、身毒河，然后举族迁往两河、尼罗河。”在漫长而艰辛的迁徙过程中，这些华夏先民创造了恢弘的长江文明、身毒河文明、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河文明、尼罗河文明。
对此，您做何感想？

埃及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穆罕默德(Mohamed Gaber Abu Ali)在某次古埃及文化展览开幕式上致辞：“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成员，中华文明和埃及文明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次展览，通过众多古埃及珍贵文物的展示，能够让中国友人感受‘原生态’的古埃及文明。”
国人不必过度解读，皈依穆斯林的现代埃及人与古埃及人毫不相干，他们对古埃及文化的热爱与保护，只是出于对发生在自己地域上，远古文明的敬畏。
参赞一句“中华文明和埃及文明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揭示了两个文明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扭结。
对此，您做何感想？

《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是加拿大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经典世界历史着作，初版发行于1970年。作者文笔隽永、笔力深厚，囊括不同文明编写出这部世界历史巨著，并被很多知名大校作为历史教材。
《全球通史》是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史代表性作品，论述自人类起源至本世纪70年代的世界文明。本书改变了世界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取向，首次确立了体现当代意识的全球性观念。与《梦的解析》、《广义相对论的基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间简史》等并列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大著作。
以狭隘民族主义度人，上述评价无非是西人的自吹自擂罢了。一个白人学者，定会贬低有色人种，抬高白人的历史地位。这也正常，人文、历史，向来是民族主义者肆虐的主战场。每个历史的描述者，或多或少都会打上民族利益的烙印。

好吧，在《全球通史》中，我们看看这位可能天生自带民族主义倾向的，名叫斯塔夫理阿诺斯的白大爷是怎么说的：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
这个观点，不管是否正确，也不管你是否赞同，至少这个白大爷并未将文明中心放到传统的西方地域，而是放在了亚洲。
既然文明中心在“两河”流域，按白大爷的说法：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喽。
敏感者会发现，同时期对中国的称呼：拉丁文为“Sinae”，阿拉伯文是为“Sina”，梵文“Cina”，继梵文又衍生出英文的“China”。古代不同的族群据自身的发音习惯，对同一事物的称呼多少会有区别，因此梵文的“Cina”，一路衍生为《旧约全书》中的“Shinar”有什么问题吗？

犹太人，闪人[semite]的直系分支，华夏族群的远亲。旧约尊为上帝的耶和华（Yehowah，希伯来语“יהוה‎”），渊源就应来自上古华夏先祖“炎黄”。
旧约所述，世纪大洪水灾变后，犹太人幸存的始祖是诺亚（Noah），其渊源也应来自上古以泥造人的华夏先祖女娲（Nuwa）。

《圣经·创世记》（前1100年）：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又）从那里分为四道”。
……
《山海经·海内西经》（前2070年）：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
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西南流。注南海。厌火东。）
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
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
仔细拜读，犹太人所指的伊甸园，与华夏人所指的昆仑，在地域、地理、环境上有原则区别吗？应该是没有。
即使“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哪是否就是犹太先祖闪米特人开创的呢？显然不是。
按惯性思维，作为西方的权威学者，那个叫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家伙，必是满脑子种族偏见。但恰恰相反，在《全球通史》中，他却这样描述：“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对此，您又做何感想？

不管您做何感想，都不要轻易下结论。一定要看看一件古埃及文物再说。
这件文物就是“纳尔迈”调色板。

纳尔迈调色板----正面

纳尔迈调色板----反面

纳尔迈调色板----手绘板

纳尔迈调色板----重要细节

1897年，在开罗附近的希拉康坡里遗址主坑，出土了一系列带有象形文字的文物。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权杖标头和调色板（或石刻板）。埃及国家博物馆国宝级的藏品
权杖标头上刻有精美的浮雕图案，显然是王权的象征。
调色板通高640毫米，形如盾牌。调色板两面都有精美的浮雕和文字，栩栩如生，艺术水平很高，显然是仪式器物。年代判定为公元前3100年。
权杖标头与调色板（或石刻板）发掘的时间，我国正值积贫积弱的慈禧统治时期。
调色板（或石刻板）上，象形文字非常古老，且数量有限。但画面场景蕴涵内容十分丰富。面对图文信息量如此巨大的调色板，我们只能像谦卑的小学生一样，看图说话。

王晓焰先生在《金字塔后面的世界》一书中，对埃及文物《纳尔迈调色板》上雕刻的内容，做了这样的解释：
“纳尔迈通常被看成是第一王朝的第一位国王。《纳尔迈调色板》其正反两面都刻画着精美的图案和象形文字符号。它的正面顶上端左右两边的牛头，是哈托女神的形象。两女神中间刻有表现王宫大门形象的一个方形框，埃及学上称为‘王宫门面’。在方形框的上部刻画着一条鱼和一把凿子的象形符号。‘鱼’读为‘纳尔’，‘凿子’读为‘迈尔’，合起来读为‘纳尔迈’。《纳尔迈调色板》即由此得名。调色板正面的中心刻画着头戴白冠的那尔迈，右手高举权标，左手抓着跪在地上的敌人的头发。敌人头部后的鱼叉、水池两个象形字符号表示敌人的名字，或者表示三角洲某一个地方。在那尔迈右上方是一只隼鹰荷拉斯神站在一束（六茎）纸草之上并抓住连接纸草的人头，那是表明国王俘虏了‘纸草之国’的很多人。在那尔迈身后的那位小人物是为国王拿鞋子的官吏。下端描绘了二名敌人从标志不同的二个城，即‘州国’中逃跑的情形。
调色板的另一面除哈托牛首女神像外，以下共三排，第一排最高大的一个人物是戴有红冠的国王，在他面前有鱼和凿子的象形文字符号，说明他是那尔迈。那尔迈后面的人是书吏，专作记录。前面的四人各举一面具有不同标志（两只荷鲁斯隼鹰。一只豺尤，一个王家胎盘？）的‘州国’的旗帜。右边是十具被斩首的敌人尸体。第二排由两名奴隶牵着两只长颈的动物，其颈巧妙地交叉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调色碟。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它可用于研磨孔雀石。最后一排是象征国王的公牛毁城和践踏企图逃跑的敌人。
《纳尔迈调色板》显然记录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它正面刻画的内容反映了那尔迈远征下埃及‘纸草之国’，并俘虏了很多敌人，原来有人认为每一棵纸草表示一千人，共计六千人。按照一位权威的埃及学家的解释，其意为“鹰神荷鲁斯（即国王）牵引着‘纸草之国’的被俘的居民。《纳尔迈调色板》的反面，则表现了那尔迈与其他四个州国联盟战胜敌人后举行的凯旋仪式。可见，《纳尔迈调色板》正反面刻画了以那尔迈为首的上埃及盟邦远征三角洲，战胜了‘纸草之国’，俘虏了其大量居民的一次胜利的军事行动。”

前面，有国内学者对纳尔迈调色板做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但毕竟还是西方古埃及学观点的再现。这些国内学者给人的印象，不过是西方人的传声筒和复读机罢啦。

我们要注意，任何古埃及学的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也一定要记住，埃及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穆罕默德(Mohamed Gaber Abu Ali)的告诫：“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成员，中华文明和埃及文明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更不要漠视西方的权威学者，《全球通史》编撰者斯塔夫理阿诺斯在书中的提醒：“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斯塔夫理阿诺斯的认知没有错，不仅苏美尔人，就连古埃及人的语言与汉语也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回过头来，再看看纳尔迈调色板，这面蕴藏着许多远古洪荒密码的石刻文物，其图画文稿内容是否如上述两位智者所述：“与汉语相似”或者“中华文明和埃及文明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其实他们真说对了，纳尔迈调色板本身就蕴含着许多华夏文化元素。
在叙述其到底蕴含哪些华夏文化元素之前，有必要谈谈远古人类族群标识。

（1）、图腾：图腾为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远古族群自然物体崇拜图语，宗教和族群归属标志。上古时期，后人则将远古图腾演化为“先祖崇拜”和“族群保护神”。
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他的亲属”，“他的标记”。清代学者严复，1903年翻译《社会通诠》（甄克思，英国），首次把“totem”一词译成“图腾”。由于符合信、达、雅的翻译准则，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通用译名。
与“totem”对应的中文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