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基督教
公元1世纪，拿撒勒人耶稣在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创立基督教。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圣经》和许多文化传统，信仰上帝（天主）创造并主宰世界。它认为人类从始祖起就因为不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犯了罪，并在罪中悲苦受死，只有信仰三位一体的上帝，借助耶稣基督，才能获救。耶稣降生并牺牲自己，救赎人类，标志着上帝与人类重立新约，带来上帝救世的福音，宣告旧约时代的结束。
基督教（新教）版《使徒信经》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大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耶稣基督的本源是出于上帝，而不是人，他是为成全天父上帝拯救世人的旨意，由圣灵感应，童真女马利亚而取了肉身，成为世人。即所谓“道成肉身”。上帝是基督教信奉的最高唯一真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并主宰着世界。上帝只有一个，但包含圣父、圣子、圣灵（圣神）三个位格，同为一个独一真神，完全同具一个本体。圣父也称天父上帝，是全知、全能、全爱的主，自在、永在的神。基督教坚信独一的真神，反对偶像崇拜。把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作为人生的首要目的。
基督徒相信并盼望耶稣再来，也就是世界的末日的审判与新天新地的降临。基督教相信上帝一直呵护，领导着人类历史的进程，随时对人类的行为进行着审判，在历史结束的时候这种审判将达到高峰。基督徒要衷心坚守上帝的律法和旨意，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传播福音，治理全地的使命。
基督教将其信仰的全部真理和核心归纳为爱上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这一最根本准则，视爱之律法为最大的律法。彼此相爱也成为新约圣经中的核心命令。
基督教实际上是一种道统的神秘化表达，这种道统的核心是“爱上帝，爱人如己”，与儒家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很相似的。这是追求世界本原、宇宙最高原则的哲学的发展结果，也是战乱中人们对大一统的愿景。

20、君主与上帝
公元前9世纪初在意大利半岛（即亚平宁半岛）中部罗马文明兴起。在发展过程中，古罗马先后经历罗马王政时代（前753～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前509～前 27年）、罗马帝国（前27～476年/1453年）三个阶段。
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罗马为争夺地中海霸权，掠夺资源与奴隶，同地中海西部强国迦太基进行了三次战争，史称布匿战争。公元前2世纪，罗马成为地中海霸主。罗马在共和时代基本完成疆域扩张，到公元1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欧亚非、称霸地中海的庞大帝国。
古罗马与秦汉时期的中国一样，是古代世界强大的帝国之一。安东尼王朝皇帝图拉真（公元98年-117年）在位时，罗马帝国版图达到最大，经济空前繁荣，西起西班牙、不列颠，东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自非洲北部，北达莱茵河与多瑙河一带，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海。
在中东地区，公元前539年，玛代-波斯帝国灭亡迦勒底新巴比伦帝国后，允许以色列人返回犹大省定居，重建耶路撒冷和所罗门圣殿。亚历山大大帝灭亡玛代-波斯帝国后不久，以色列又沦为希腊化之叙利亚王国的殖民地。公元前2世纪末叶至公元前1世纪前叶，犹大支派的马加比家族带头反抗叙利亚国王践踏信仰自由和民族尊严的独裁暴政，以色列一度短期独立，后又被罗马共和国灭亡，沦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由于马加比家族虽属于犹大支派，但不是大卫王族，所以，犹太人一直盼望大卫王族兴起一位救星，成为复国中兴的民族英雄。
公元元年，犹太人耶稣诞生。他的生母，出生于大卫王族的玛利亚、养父约瑟、一些牧羊人和东方博士都宣称耶稣就是人们期盼的那位民族英雄，那位弥赛亚，这种传闻引起当时的犹太统治者大希律王的恐慌。当时以色列实行双轨统治，一方面派驻罗马总督，另一方面由以东人大希律作国王。以东人的祖先以东和以色列人的祖先以色列是孪生兄弟，两人的父亲以撒和阿拉伯人的祖先以实马利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以实马利是亚伯拉罕的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次子和嫡长子。以东民族历史上多次为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统治，所以让一个以东人作以色列的国王，是对以色列民族很大的侮辱。大希律王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一面讨好罗马当局，一面修缮圣殿、取悦以色列人，一面谋杀政敌。此刻，襁褓中的耶稣成了他的暗杀目标。
约瑟得到天使警告，带着玛利亚和耶稣逃往埃及。大希律在伯利恒找不到圣婴，就残忍地将该城两岁以下的男童都杀害了。当年大希律死掉，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回到老家拿撒勒定居。
耶稣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使命，曾于12岁随约瑟和玛丽娅去耶路撒冷朝觐时滞留在圣殿中多天，自称“要以我父的家为念”。耶稣30岁去约旦河找到表兄施洗约翰受洗。洗礼结束时，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一个声音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耶稣从此呼召门徒、传扬福音，从门徒中选立12人作使徒。由于他的信仰及其实践与犹太宗教领袖尖锐对立，受到犹太权贵迫害。
耶稣基督的一个使徒伊斯卡利奥·犹大以30枚银币的价格将耶稣基督出卖给了犹太权贵。耶稣基督于逾越节前夜在耶路撒冷城郊橄榄山麓的客西马尼园被非法逮捕，随后遭到非法刑讯和非法审判，并被交给罗马帝国犹大省总督本丢·彼拉多；彼拉多迫于压力，释放了强盗巴拉巴，而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城郊髑髅地的十字架上，当天下葬于磐石穴中。耶稣死后，他的信徒继续宣扬基督思想，使基督教的影响逐渐扩大，但这个传教的过程是艰难的，不断受到统治阶层的迫害。
耶稣宣扬一种类似儒家仁爱、墨家兼爱非攻的，提倡人们互助互爱的观念，并试图用这种方式使人们团结起来，避免互相征战。这实际上是一种道统的观点。耶稣宣扬的这种思想使他身边聚集了很多信徒，再加上复国的传说，这让统治者感受到了基督教对自己王权的威胁。正如先秦诸子对王霸和道统的争论，这两种治世的路子目的实际上是一样的，所渴望都是疆土统一，国泰民安。正如儒家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官方思想，基督教和君主制这两条路子的统一性，最终使得他们达成同盟。
罗马帝国前期的信仰是综合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众多神邸的多神教，罗马人基本上处于信仰自由的境况。在此之中，笃信一神论的基督教显得特别另类。
早期的基督教主要在贫苦人之中传播，信徒之间平等互助，患难相恤。由于他们有明显的反抗意识，不与统治阶级合作，不服兵役，不敬罗马旧神，因此多次遭到罗马统治者的迫害。
尼禄时代，年轻的基督教遭到历史上第一次迫害，此后在三世纪中期狄修斯（249—251年）、瓦列利亚努斯（253—260年）时代，又一次遭到残暴迫害。到了戴克里先（284—305年）时代，自称罗马旧神朱庇特之子的皇帝自然视基督教为异端，基督教又一次遭到了厄运。在此之间，也有一些皇帝对基督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基督教在公元1—3世纪中仍呈迅速发展之势，到3世纪已有教徒600多万人，罗马境内已有教堂1800多个。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教徒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大地主、富有工商业者和官吏，甚至皇族也加入了基督教，基督教的仪式逐渐变得复杂，教义也更趋向于顺从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也开始了解基督教。这就是君士坦丁时代到来之前基督教的状况。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东部皇帝李锡尼联合颁布了《米兰敕令》，给予基督教以合法地位，并归还了以前所没收的基督教堂和财产。这是基督教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君士坦丁从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但他的政策明显是鼓励该教的发展。他颁布法令赐予基督教以诸多特权，如教会有权接受遗产和捐赠，教会神职人员豁免赋税和徭役等，在他统治时期，信奉基督教成了晋升国家高级职位的一个捷径。他本人还建造了多座知名教堂，如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等。经君士坦丁时代之后，基督教的地位已不可动摇，终于在392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开始了在西方文化史上惟我独尊的时代。
君士坦丁从何时开始信仰基督教还是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早年并不信基督。也许是他长年征战所见的血流四野的疆场，逐渐使他产生了“罪愆”观念，并从精神上投向当时看来充满仁爱思想的基督教会的怀抱，也许是他母亲和妻子对他产生的潜移默化，因为她们都是虔诚的教徒。而流行最广的说法，则是：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在十字架的启示下赢得了米尔维亚桥战役的胜利，并从此信奉了基督教。

21、基督教的救赎之浪子回头
圣·奥勒留·奥古斯丁（公元354年11月13日－公元430年8月28日），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在罗马天主教系统，他被封为圣人和圣师，并且是奥斯定会的发起人。对于新教教会，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他的理论是宗教改革的救赎和恩典思想的源头。
奥古斯丁是圣孟尼迦的幼子，出生于北非，在罗马受教育，在米兰接受洗礼。著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论自由意志》、《论美与适合》等。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神学著作和《忏悔录》中。
奥古斯丁在相信基督以前，爱好世俗文艺，对古希腊罗马文学有深刻的研究，曾担任文学、修辞学教师。在这之后，他痛悔为世俗文艺引入歧途，极力攻击世俗文艺（如荷马史诗）。他把哲学和神学调和起来，以新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教义。
奥里留·奥古斯丁生于罗马帝国北非努米底亚省的塔加斯特镇（现位于阿尔及利亚）。幼年时曾从母亲加入基督教，但19岁在修辞学校读书时成为摩尼教追随者。从修辞学校毕业后，先在迦太基城，后到罗马和米兰教授修辞和演讲术。后来受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影响，奥古斯丁脱离摩尼教，而一度醉心于新柏拉图主义和怀疑派的著作。他最后皈依基督教的契机是“花园里的奇迹”。据他的自传《忏悔录》记述，某日正当他在住所花园里为信仰而彷徨之际，耳边响起清脆的童声：“拿起，读吧！拿起，读吧！”他急忙翻开手边的《圣经》，恰是圣保罗的教诲赫然在目：“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年轻时生活放荡，他感到这段话击中要害，“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中心，驱散了阴霾笼罩的疑云”。387年复活节，他接受安布罗斯洗礼，正式加入基督教。此后回到北非的家乡，隐居三年之后被教徒推选为省城希波教会执事，395年升任主教。在任职期间，他以极大的精力从事著述、讲经布道、组织修会、反驳异端异教。他在晚年目睹了汪达尔人的入侵，死于希波城沦陷之前。他去世之后，汪达尔人控制的北非脱离了罗马帝国，从此不再受罗马教会的管辖。但奥古斯丁的著作流传到西方，成为公教会和16世纪之后的新教的精神财富。

奥古斯丁的父亲是很有地位的异教徒，为人懒散偷安，贪恋世俗。奥氏的母亲莫尼加是个忠诚的基督徒，很关心儿子的前程；为他在神面前痛哭流涕代祷，她对这个在信仰上已经死去的儿子深感悲痛。但神在梦中的指示，使她坚持为儿子祷告。奥古斯丁身上有两种性情；一种是放肆于性欲中的性情；一种是专诚向上，追求真理的性情。也许是父母双方的品性，都遗传到他一人身上。因此，奥氏的心灵深处成了善恶剧烈斗争的战场。
稍长，奥古斯丁便离开出生地，到附近地方上学，后来又负笈迦太基，在那里专攻修辞学。这个时期，他结识了一个女子，并与她同居了至少十四年之久，当时他只不过十七岁而已。在372年，私生子出生。

奥古斯丁虽然很早就放纵于情欲，但也很快觉悟到要追求真理。十九岁时，他读了西塞罗(Cicero)的著作后，开始有心追求真理，并以此为人生唯一价值。此后他开始研究圣经，“但圣经对于我好似没有价值，不足媲美于西塞罗的庄严文笔。”于是他又向一种思想混合的二元主义，即为摩尼教者，追求心灵与理智的安慰。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也许正符奥古斯丁从母亲和父亲那里遗传来的善恶两种性情。疼爱他的母亲得知他信奉异端，十分痛心，幸有一位善心的主教劝慰她说：“你用这么多眼泪代祷的儿子，不能灭亡。”
奥古斯丁崇奉摩尼教共有九年，他一面治学，一面教书，他在迦太基因作了一篇戏剧诗而文名大振。信奉摩尼教日子久了，他开始怀疑这个教门理智上的效能。于是他去见摩尼教的首领，但因这首领在教理上难于自圆其说，这使奥氏在理智的追求上失望了。于三八三年他迁到罗马。翌年，被委任于当时西方帝国的都会米兰，教授修辞学。
在米兰的时候，奥古斯丁听见了安波罗修大有能力的宣道，但他只是仰慕安氏的口才而来，因他在这时正倾心于新派的怀疑哲学。这是他一生道德水准最低的时期，他的母亲为他定了一门亲事，因那女子年纪尚轻，一时未能完娶。奥氏虽与从前之姘妇脱离关系，但不久又与另一个结上了非法之缘，行为较前更不正当。
后来，他读到新柏拉图派的威克多林传记，看见他在老年时如何归向基督，心中大受感动。现在他才知道上帝不但是一切良善之源，也是一切真实之源。因为他听安波罗修的讲道多了，所以对教会的权威有了极深的印象。加上又听到埃及的修道士之高尚圣洁生活，乃自惭虽是个知识份子，反为情欲所劳役。在悲痛自责之余，他奔向花园中去，伏在树下痛哭。忽然仿佛听到儿童的声音说：“拿起来读吧！”他的面色大变，抑制着眼泪，拿起一本他所读过的书信；急忙翻开，视线即落在这段经文：“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自此以后，奥古斯丁心里有了平安，他感觉有从上帝而来的能力胜过罪恶，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
在386年夏日将尽之时，他离开了情妇，辞去教职，退居在一处山庄，与诸友人共研哲学，写成许多论文。次年复活节时，奥古斯丁与好友及儿子同在米兰受洗于安波罗修。莫尼加三十二年来不断的流泪祷告，果真得到神的垂听！可惜是在他们回乡的路途上，莫尼加死于热病。奥古斯丁叙述他母亲死状，是古代基督教文献中一座最高贵的纪念碑。他回家乡后，仍勤究学问。不久，他的儿子也死了。
391年，奥古斯丁到希坡（Hippo）受职为神父。四年之后，又继承主教一职，受职后不久，当地主教全权都归在他手中了。
在希坡，奥古斯丁为非洲那一带地方创建了第一所修道院，作为训练教会领袖人才的场所。而其余生则致力于牧养教会、宣讲福音、救济贫弱等事业上。为了解决北非教会的各种争端，他更不辞劳苦，到处召开宗教会议。余暇就从事写作。
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与他的生平一样极多彩多姿，一方面维护圣经正典的确立，亦于基要信仰或教义的演绎及阐明上有极深的创见；此外，他又确立了基督教哲学；他以神为中心，启示为基本，而哲学则为神学的使女；他主张信仰使人看见真理，而理智使人多了解真理，但信仰乃至上，“如果要明白，就应当相信，因为除非你们相信，你们不能明白。”这实际上是将人的理智的正确性寄托于完美全能的上帝，因为上帝是完美全能的，他赐予我们的理智才是可靠的。
这位非洲拉丁教会的领袖后因热病，逝世于希坡，终年七十六岁。惟其影响，在历史上延绵不断。

奥古斯丁的母亲
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可以看到母亲对他的影响，从书中可以看出他与母亲的关系。书中奥古斯丁说他自己的个性中，有很多他母亲的影子，而且说话的方式也像她。奥古斯丁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受传统非洲基督教的教导和训练，过着纯朴的生活，紧守安息日。她深深相信，良好的教育能使她儿子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
在奥古斯丁的回忆中，他早期的生活与他母亲息息相关，他说：“她喜欢我与她在一起，就像其他母亲，但她比其他母亲更加的渴望。”奥古斯丁说不论她哪一个小孩离开时，她都好像要承受一次分娩之痛。28岁那一年，要坐船到罗马时，他不敢面对他身后的母亲。他写道：“说到她对我的爱，我无话可说。我也能感受到，她再次承受分娩之痛，而且比她肉体生我时更痛苦...……”
奥古斯丁离开母亲后的放浪形骸使他的母亲无比痛苦，这像是一次背叛。联系到奥母的信仰，这种背叛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对信仰的背叛。对母亲的爱和这种背叛形成了奥古斯丁心中的痛苦。而最终的皈依基督化解了这种包含愧疚和自责的痛苦。
这个过程实际上也促成了奥古斯丁后来关于人类的原罪来自对造物主上帝的背叛，而只要皈依上帝，就会得到救赎。

22、基督教的救赎之英雄末路
波爱修（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约公元480年—公元524年），逻辑学、数学、音乐、哲学、神学的学者。
罗马后期哲学家、政治家和音乐理论家。曾任执政官。波爱修认为“种”与“属”是头脑在感觉的基础上加工的结果，共相存在于事物之中，而它本身却是非物质性的。波爱修解释了基督教神学中“三位一体”和神的存在等教义。他最早把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残篇》等译为拉丁文传到西欧。主要著作有《论三位一体》、《哲学的慰藉》、《波菲利（导论）注释》、《音乐原理》（今存5卷）等。
波爱修出身于古罗马贵族世家。祖父当过地方行政长官。父亲曼柳斯(Manlius Boethius)曾任古罗马执政官。波爱修幼年丧父，但受到了罗马显贵西马丘斯(Symmachus)的保护和资助。后来娶西马丘斯的女儿鲁斯蒂恰娜(Rusticiana)为妻。有关波爱修的生平文献很少，根据史料推断，他本人早年可能在亚历山大学习，也可能去过雅典，受到正统的希腊文化教育，有渊博的学识。约在公元510年任东哥特(Gothic)王国执政官，逐渐成为国王宠臣。约于520年当上首席执政官，掌管元老院的部分事务。他的两个儿子不久也当上了执政官。据可靠史料记载，他在公元522年遭监禁。当时罗马政治家阿尔比纳斯(Albinus，？—约公元524年)犯有背叛国王罪，波爱修为他在元老院做辩护演说，被西奥多里克(Theodoric)国王指控为谋反罪，在帕维亚被捕入狱，囚于附近一城堡中。两年后与阿尔比纳斯等人一起被处决。
波爱修主要以政治家和哲学家留名青史。在政治上他有过辉煌时期，死后被认为是殉道者。在哲学上他最早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工具论》(Organon)中的《范畴篇》(Categories)和《解释篇》(De interpretatione)等著作译为拉丁文传到西欧，还对其中一些著作做了注释，并声称要翻译并注释所有能找到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Plato)两人的著作。他将哲学分为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两部分：思辨哲学包括自然哲学、数学和神学；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他提出的“共相”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成为经院哲学唯名论与实在论争论的焦点。其代表作有在狱中写就的5卷本《 哲学的安慰》(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公元523—524年)和对希腊学者波菲利(Porphyry，约公元234—约305年)的哲学著作《导论》(Isagoge)所作的注释(约公元507年)。这些论著充分反映了他的宗教思想与道德哲学观点，被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流传。他的哲学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过渡，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波爱修的数学著作主要有《算术入门》二卷(De institutione arithmetica)和 《几何学》(Geometria)，写作年代不详。现存有流传于中世纪的一些版本，例如在巴塞尔(Basel)出版的波爱修《全集》( Opera Omnia，1493)。《算术入门》包括算术的基本概念和术语，乘法表，比例，素数与合数等方面的知识等，基本取材于希腊数学家尼科马霍斯[(Nicomachus of Gerase)的同类著作《算术入门》(Introductionis Arithmeticae)，但删掉了许多在当时较新颖的命题和证明，其目的是为教会学校学习算术知识提供一个初级手册。《几何学》主要取材于欧几里得(Euclid)《几何原本》前几卷的内容，同样删掉了许多必要的证明，成为一本非常浅显易读的几何课本。由于波爱修被教会认为是殉道者，因此这两本书在中世纪被定为教会学校的经典教本，流传近千年。这种情形反映出中世纪数学相对于希腊数学繁荣时的萧条。希腊文化通过罗马人传到中世纪的很少，其中大部分体现在波爱修的著述中。
波爱修希望用自己丰富的学识来教化罗马人民。然而，昏庸的统治者听信了政敌们的诽谤，而使波爱修本人遭到了不幸。因此，在波爱修斯看来，狄奥德里克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他既没有学习智慧，也没有将国家交给像波爱修斯这样致力于学习智慧的人，而是把国家交给了一些恶人。
作为一位传统的罗马贵族，波爱修斯为教化罗马人民曾经拟定了宏大的计划。他曾经计划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都翻译成为拉丁语，试图将古代希腊的智慧重新介绍给他这个时代的罗马人。而在五个多世纪之前，西塞罗曾经做过类似的工作。
西塞罗热衷于希腊哲学，但是，他研究希腊哲学的动机中也包含着对罗马文化和罗马国家的关怀。与西塞罗一样，波爱修的学术研究也与他的政治关怀有着密切的联系，波爱修斯自己的论述道：
虽然执政官的职责使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中，但是，将我曾经夜以继日钻研过的学问教导给公民们也同样有益于国家。先人们的德性已经将其他城邦的统治（dominatio）和他们的治权（imperium）转交给了这一个国家（res publica），因此，如果我继续这未竟的事业，用希腊人的智慧调和我们公民们的习俗，我们的公民们应该也不会责难我。这项工作对于执政官本身的职责来说也并非不必要的，因为罗马人的方式是：总是能够通过仿效任何地方任何民族的那些优秀的、值得赞叹的事物来获得越来越伟大的荣耀。
波爱修最著名的是他的《哲学的慰藉》。这是他被指控与查士丁尼勾结企图推翻狄奥多里克而被捕入狱之后写的。这部著作对整个中世纪以及以后的时期都很有影响。到1300年的时候，已经被翻译成了古英语、德语和法语。这部作品还影响到但丁（Dante)、薄伽丘（Boccaccio)、界变（Chaucer)等多个作家。
经历了入狱前的官高位显和入狱后的幻灭绝望，在《哲学的慰藉》中，波爱修逐渐在哲学和信仰中寻求真理的安慰。

23、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
罗马统一了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混乱的欧洲，结束了欧洲割据势力混战的局面，对当时的欧洲和后来的欧洲（查理曼对西欧短暂的统一使他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后继者）都有巨大的影响。那么是什么让罗马这个发源于意大利的小国具备了统一欧洲的实力。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罗马法律
古罗马是一个发源于意大利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8世纪以前，罗马处于氏族公社时期。传说罗慕路斯于公元前754至前753年创建罗马城。
公元前8至前6世纪的罗马，称为王政时期，此时的罗马尚处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
公元前7世纪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罗马社会产生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基本对立的阶级，氏族制度趋于解体。与此同时，“平民”阶层逐渐形成。平民承担罗马大部分的税收和罗马军事义务，但因其不是氏族公社成员，不能享有政治权利，不能与贵族通婚，也不能占有公地。平民为争取权利同贵族进行了长期斗争，这种平民的争权斗争客观上加速了罗马氏族制度的瓦解，促进罗马奴隶制国家与法律的形成。
公元前6世纪中叶，罗马贵族被迫让步，第六代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对罗马社会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原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以地域关系来划分居民，并按照财产的多少将居民划分为五个等级。这次改革标志着罗马氏族制度的彻底瓦解，罗马奴隶制国家正式产生，罗马从此步入共和国时期。
这个时期，罗马贵族虽然向平民作出让步进行了社会改革，但司法权还是被贵族操纵着，任其解释，专横的司法引起平民不满。平民们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地位，主动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 要求政府编纂成文法。
元老院被迫于公元前454年成立了十人立法委员会，还派人到希腊考察法制。于公元前451年制定法律十表公布于罗马广场。次年，又制定法律二表，作为对前者的补充，构成了所谓的《十二表法》，由于这些表法当时都是由青铜铸成的，所以又称《十二铜表法》，这是古代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是罗马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可惜的是铜表在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时被毁。
《十二铜表法》的篇目依次为传唤、审理、索债、家长权、继承和监护、所有权和占有、土地和房屋、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的追补及后五表的追补。
这一法律的内容相当广泛，公法与私法、刑法与民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同态复仇与罚金、氏族继承与遗嘱等等相互交错。它不仅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还规定了极为严酷的债务奴役制（债务人若无力偿还债权人的债务，那么债权人就可以把他处死，或卖至第伯河以外的任何地方）。
《十二铜表法》的颁布使法律变成了明确的条文，量刑定罪，须以条文为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贵族的专横和滥用权力作了限制。
《十二铜表法》的颁布，结束了法律的秘密状态，使法律制度逐步具有客观性和规范性，走向公开化，保护了平民阶级的利益，客观上促进了平民阶级的生产积极性，逐渐地增强了罗马国力。
2、罗马军队
罗马全民皆兵，他们的公民就是军人，如果有战争爆发，公民就会组成军队进行作战，如果没有战事，公民就会参加军事训练，学习一系列的战争技能，而且罗马人非常善于学习敌人的优点，懂得以敌之长补己之短。
罗马军队军律严明，如果在战斗中，部队的军旗被敌方夺走或者的遭遇惨败，那么就会遭受十一抽杀律的处罚，正是有这条军律的存在，才让士兵不得不拼命取得胜利。
罗马统治阶级奖励政策，在战争结束之后，只要不是大败，参与战斗的公民都可以领取到一笔财富和土地，如果在战斗中牺牲，那么国家不仅会给家属一大笔抚血金，还会厚待他们的子女，所以这样的奖励极大的鼓舞了罗马公民的斗志，公民都想上战场建功立业。
和秦国一样，先进的法律和奖励耕战的措施使罗马的国力上升，军队战斗力加强，这为罗马统一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混乱的欧洲提供了基础。

25、日耳曼人与五胡乱华
差不多在西罗马帝国遭受北方日耳曼人入侵的同时，东方的晋朝也遭受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游牧民族的入侵，史称五胡乱华。这五个少数民族的入侵，使晋迁都南京，五个少数民族同时或先后统治了中国北方，先后建立了建立了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政权，史称北朝。迁都南京的东晋政权最终被大臣篡位，统治的南方地区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朝，史称南朝。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民族的不同支派也建立了东哥特、西哥特等政权。
这一段时期，中国和欧洲的局面是很相似的。后来在中国，北周的杨坚通过禅让成为皇帝，建立隋朝。
隋文帝杨坚（541年7月21日-604年8月13日），是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鲜卑小字那罗延，鲜卑姓氏为普六茹，后杨坚掌权后恢复汉姓“杨”。其父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军事贵族，北周武帝时封为随国公，杨坚承袭父爵。北周宣帝继位，以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位望日隆。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杨坚受北周静帝禅让为帝，改元开皇。隋文帝即位后，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修定刑律和制度，以使其适合于南北统一后的中国。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并多次减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国家农业生产，稳定经济发展。开皇九年（589年），派晋王杨广南下平陈，统一南北。隋文帝对周边各族，采取了军事上的防御和政治上的招抚政策，有效地处理了民族矛盾，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圣人可汗”。开皇年间，隋朝疆域辽阔，人口达到700余万户，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时期。
相对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欧洲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经历了更长一段时间的分裂，这段时间持续到查理曼大帝统一西欧。
查理大帝（公元742---公元814年），是法兰克王国加洛林国王，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通过对外征战，他建立了囊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庞大查理曼帝国。公元800年，由罗马教皇立奥三世加冕“罗马人的皇帝”。查理大帝在行政、司法、军事制度及经济生产等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他引入了欧洲文明，将文化重心从地中海希腊一带转移至欧洲莱茵河附近，被后世尊称为“欧洲之父”。
在西罗马帝国和延续汉王朝的晋王朝灭亡后，西欧和中国分别由查理曼和杨坚统一。但不同于隋朝之后中国长期的统一状态，西欧只在查理曼时期出现了短暂的统一。查理曼大帝死后不久，他的三个孙子分别继承了帝国的一部分，形成了今天德国、意大利、法国的雏形。
在相同的统一之中，东西方还存在很多不同。这使得之后东西方的发展局面出现差异。在思想方面，隋的统一恢复了儒学的官方地位，而且这时候的儒学已经是被魏晋玄学改造重新恢复理性的儒学。另外隋文帝还开创了科举制的官僚选拔制度，为国家的管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而查理曼大帝在统一西欧后依然尊缺乏理性和民生关怀的基督教为国教，采取政教合一的制度，使西欧的发展仍然处缓慢的状态。

26、十字军东征
查理曼大帝统一西欧后，欧洲的主要区域统一了基督教信仰。虽然查理曼帝国很快分裂，但这种信仰却根深蒂固。
1096年到1291年，差不多整个宋代，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准许下，德意法三国组成的十字军向中东地区进行了持续近200年的、有名的宗教性军事行动，这是一系列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以收复阿拉伯穆斯林入侵占领的土地的名义对地中海东岸国家发动的战争，前后共计九次。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因此每个参加出征的人胸前和臂上都佩戴“十”字标记，故称“十字军”。
十字军东征的起因是，当时原属于罗马天主教圣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手中，罗马天主教为了收复失地，便进行多次东征行动。但实际上东征不仅仅限于针对伊斯兰，如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是针对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
十字军东征受到了整个天主教世界累世的传诵，众多随军教士及后世的教会编年史家都在竭力记述此役，赞美基督，如神迹般传诵。同时，这场战争及其后拉丁东方的建立，更是影响了整个东地中海格局，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各方的强烈关切。拜占庭、亚美尼亚、突厥人、阿拉伯人，各种宗教背景、不同地位出身的史家都在著述陈辞，详述此事，以资借鉴反思。
除此之外，十字军东征打开了欧洲基督信仰和中东伊斯兰信仰的通道。一种发源于希腊，后来在伊斯兰文化中兴盛的，却因不被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重视在欧洲失落亚里士多德唯物思想重新传入欧洲。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理性思想，像是一道照亮失落理性的黑暗的中世纪的一道曙光。

27、理性的复生:托马斯•阿奎纳
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约1225年—1274年3月7日）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把理性引进神学，用 “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死后也被封为天使博士（天使圣师）或全能博士。托马斯•阿奎纳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他所撰写的最知名著作是《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天主教教会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将其评为33位教会圣师之一。托马斯的著作卷帙浩繁，总字数在1500万字以上，其中包含着较多哲学观点的著作有：《箴言书注》、《论存在与本质》、《论自然原理》、《论真理》、《波埃修<论三位一体>注》，代表作为《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

托马斯•阿奎纳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贵族家庭，母亲一脉可以溯源到神圣罗马帝国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大约1225年初，托马斯•阿奎纳出生于那不勒斯王国的Roccasecca城堡，这里的领主正是他的父亲兰道夫伯爵。他的叔叔西尼巴尔德，是附近卡西诺山本笃会修道院的院长。伯爵一家希望托马斯长大后能侄承叔业。在当时，这也是贵族子弟出人头地的一条常见途径。阿奎纳在五岁时进入进修院学习，十六岁时负笈那不勒斯大学，学习了六年时间。期间，他出乎意料地加入了多明我会，该会和方济会共同对欧洲中世纪早期建立的神职阶层发起了革命性的挑战。阿奎纳的这一转变令其家族感到不悦；在去罗马的路途中，阿奎纳被他的几个兄弟逮住、押送回圣齐奥瓦尼城堡，并在那里监禁了一两年，以迫使他放弃自己的志向。根据最早有关阿奎纳的传记的记载，他的家人甚至安排娼妓去诱惑他，但他不为所动。在教皇诺森四世的干预下，最后其家庭还是妥协了。十七岁时，他终于穿上了多明我会会服。
他的师长看出阿奎纳在神学上天赋异禀，1244年便送他去科隆的多明我神学院，师从大阿尔伯特学习哲学和神学。1245年，他跟随大阿尔伯特去巴黎大学三年。在这段期间阿奎纳也将自己卷入了大学与天主教修士之间有关教学自由的纠纷，阿奎纳主动抵制大学提供的演讲和小册子。当教皇获知这起争议时，多明我会挑选了阿奎纳作为辩护者。阿奎纳在辩论中大获全胜，击败了当时相当知名的大学校长圣阿穆尔的论点。

接着阿奎纳取得了神学的学士学位，并在1248年他返回科隆担任讲师，这一年是他的著述和公务生涯的开端。与哲学家大阿尔伯特的共事经历对他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将他造就成睿智的学者，并终身跟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论。
1252年阿奎纳前往巴黎攻读硕士学位，由于当时大学的教授联会对托钵修会的攻击，他遇到了相当的困难。但最终仍于1256取得学位和教职；后来他与友人Bonaventura一起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在巴黎、罗马和一些意大利城市教了几年书，并且开始著述。自此以后，他开始了劳碌的生活；他在自己的修会里积极侍奉，频繁地旅行和讲学，并且经常向教皇提出有关各地政务的建议。
1259年，他在Valenciennes教区取得一个重要职位。在教皇乌尔班四世的请求下，他又移居罗马。1263年，他出现在伦敦的多明我会中。1268年，他又前往罗马和博洛尼亚讲学，并且投身于教会的公共事务中。
在1269至1271年间，他回到了巴黎。除教书外，还管理教会事务，并且做他的亲戚－－法国国王路易八世的国事顾问。1272年佛罗伦萨提供一个让他在当地教区内选择座堂的机会，他担任了修道会的院长，并且应查尔斯王的请求，在那不勒斯担任教授职务。
在这些年里阿奎纳每天不停的进行传教，并且写下许多的训诫、问答集、以及授课笔记。他也开始撰写他的大作《神学大全》。教会曾提供他那不勒斯的大主教和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的职位，但都被他婉拒了。
1273年12月6日的一次弥撒仪式中，阿奎纳称自己看见了神迹。事后他停止写作，使得《神学大全》变成未完成作品。当被问及为何封笔时，阿奎纳答道：“我写不下去了……与我所见和受到的启示相比，我过去所写的一切犹如草芥。”后来有人称阿奎纳在祷告时听到了来自十字架的声音，称赞他的写作。还有修道士宣称曾看到他凌空飘起。
1274年1月，额我略十世指派阿奎纳参加第二次里昂会议。他的工作是调查并且研究出希腊与拉丁教会之间的差异。身体状况已经相当差的阿奎纳在前往会议的旅程中停留于一座侄女的城堡中，病况开始恶化。阿奎纳希望在修道院里走完人生旅程，但却无法及时抵达多明我会的教堂，最后他被带至一座熙笃会的教堂。在经历七周的病痛煎熬后，于1274年3月7日去世。
对于阿奎那的死，阿奎纳的一个朋友宣称阿奎纳是被西西里国王查理斯一世（Charles I of Sicily）下令毒死的。不过，历史学家Antonio Muratori重新找出了这段朋友的记载，但却没有发现任何有关阴谋论的叙述。所有与阿奎纳相识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他获得了教会赐予的“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的头衔。但丁在神曲中将阿奎纳布置在第四层天堂，与其他伟大的宗教思想家并列一堂。
1319年，天主教教会开始调查将阿奎纳封圣的可能性。若望二十二世在1323年6月18日于亚维农正式宣布将阿奎纳封为圣人。在1567年，庇护五世将圣托马斯•阿奎纳日与其他四名最伟大的拉丁神学家：安波罗修、杰罗姆、圣奥古斯丁、葛利格理并列。
阿奎纳的《神学大全》被教会视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第十九届大公会议上它还被与圣经和教谕（Decretal）并列。良十三世在1879年8月4日的教皇通谕里还指出阿奎纳的神学是构成天主教思想的关键著作，也因此他下令将阿奎纳的著作立为天主教会的思想基础，所有的天主教学院和大学都必须教导阿奎纳的理论，并且还建议教师们在谈及那些阿奎纳没有明白阐述到的议题时，应该要“遵从阿奎纳的思考方式，教导正确的结论”。
在1880年，阿奎纳被封为所有天主教教育机构的主保圣人。在今天，一座位于那不勒斯的修道院还留有一间据传阿奎纳住过的小房间，开放供游客参观。阿奎纳的圣人日后来被改到了1月28日，不过许多人还是将3月7日他去世的那天视为他的圣人日。阿奎纳的遗体在1369年被移至法国图卢兹的雅各宾教堂安葬，在1789年至1974年间曾被移至另一间会堂，但在1974年又被移回雅各宾教堂直到今日。

1、认识论
阿奎那认为“没有任何智慧是可以不经由感觉而获得的”
托马斯的认识论思想基本上是继承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反柏拉图的倾向。他从知识与信仰的区分出发，在神学范围内探讨了人的认识能力所占据的地位，分析了感性与理智的关系，并提出了自己的真理观。
在托马斯看来，认识对象是和认识能力相应的。据此，托马斯将认识能力分为三种：第一种认识能力是感觉，它是一种物质机体的活动。每一种感觉能力都属于具有一种形式的有形物质（如动物、植物），这种感觉的认识能力所取得的知识只是个体的知识。第二种认识能力是天使的理智，这种认识能力既不是一种物质机体的活动，和有形体的物质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纯粹的思想。这种认识能力属于一种脱离物质而存在的形式。天使的理智虽然也认识物质事物，但他自身不是物质，是从非物质事物（从上帝）的地位去认识。第三种认识能力是处于中间地位的人类理智，它不是一种简单的神经活动，而是灵魂的一种能力（有意识有思想）。这种认识能力通过对种种影像进行抽象来了解物质事物（可以通过概念、理念思考事物），并通过这样的认识方式来获得某些非物质的事物的知识（抽象概念）。在这三种认识能力中，属于人的认识能力是感觉和人类的理智。
关于感性与理智的关系，托马斯结合认识的发展过程来加以考察，认为：第一，知识来源于感觉。感觉通过感官与外物接触，主体接受客体而产生一种近似的“感觉印象”。这种印象被感觉传达到内部感官，将其分析、整理、综合成“形象”而获得具体的、个别的事物的认识。第二，人的认识并不能仅停留于个体的知识，停留于感性认识，还必须深化到理性认识，从而从个别物质中去认识其形式。第三，人类的理智分为“主动的理智”和“被动的理智”。主动的理智是灵魂的能动活动，它用抽象的方法去掉“形象”中有关感性的个别性、特殊牲成分，取出本质的普遍性、必然性，获得理智认识的理解形式即“理解印象”。“我们是以我们称为主动的理智的更高贵的主动力，采用抽象的方法，把从各种感觉所接受的幻象变成现实上可以理解的”。这种“理解印象”又被传达到“被动的理智”而成为“理性印象”。被动理智又去认识它，接受它，此后由被动转为主动而产生出“表象”。这种“表象”实际上就是概念。第四，因此，就感性和理智的关系而言，“理智的知识是由感觉引起的，但幻象不能凭自己使可能的理智有变化，它还必须依靠主动的理智来使自己变为在现实上可理解的。所以，决不能说感性认识是理智知识的总原因或全部原因，它只是在一个方面可作为原因看待”。
2、温和唯实论
实在论和唯名论是根据哲学对概念的不同理解来区分的，唯实论认为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存在，它先于物质存在，而唯名论认为概念只是我们给物质取的名字，前者是唯心的，后者是唯物的。
在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上（如动物与狮子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托马斯遵循伊本西拿和老师大阿尔伯特的思想路线，认为“共相既在先又不在先”，并结合自己的认识论思想，从认识和事物的发展过程出发具体考察了这一结论。
首先，由于理智的知识在某一阶段上来源于感性的知识，托马斯认为，对殊相（单个的和个体的事物）的感性认识先于对共相（普遍的事物）的理智认识，共相在后；但另一方面，人的认识（包括感性和理智）又是从潜能到现实、从“种”到“属差”的发展过程。例如，就理智而言，我们先确认一个对象是“动物”，然后才确认它是人还是狮子，所以，我们的理智认识动物总是先于认识人。我们总是先看到一个共相的人，然后才能看清是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单独的、个体的知识，就我们来讲，它是先于普遍的知识，正如感性知识是先于理智知识一样。但就感性和理智二者而言，对较普遍的东西的认识则先于对较不普遍的东西的认识。”这就是说，从认识发生史来说，共相在后；就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来说，共相在先。
托马斯结合自己的认识论思想来考察共相问题，显然比早期经院哲学大大进步了，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他坚持认为理念是事物的本质，理念决定具体事物的存在，因而，哲学史上称托马斯的这种唯实论为“温和的唯实论”。
3、神学科学化，信仰理性化
阿奎纳认为神学是一种科学，文字记载的经籍和教会传统是这门科学的基本资料。这些基本资料则是来自上帝在漫长历史中给予人类的启示。阿奎纳混合了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的原则，主张应该理性的思考并研究自然，就如同研究上帝启示的方法一样。信仰和理性虽然是不同的、但却是互相关联的，这两者是研究神学资料的主要工具。阿奎纳相信，若要了解有关上帝的知识，信仰和理性的交叉点是必须的。
依据阿奎纳的说法，上帝透过自然给予人类启示，也因此研究自然便是研究上帝。而神学的最终目标，在阿奎纳来看，便是要运用理性以理解有关上帝的真相，并且透过真相获得最终的救赎。
阿奎纳相信上帝所给予人类的启示可以分为两种：一般的启示（自然现象）以及特别的启示（神迹）。一般的启示可以透过观察上帝创造的自然秩序而获得，这样的观察可以透过逻辑思考而获得重要的结论，例如认知到上帝（自然的设计师）的存在。
虽然人可以透过对一般启示的逻辑思考认知到上帝的存在，但有一些其他知识必须是要透过特别的启示才能得知的。在阿奎纳来看，耶稣基督（超自然现象）显示了上帝的存在便是特别的启示之一。
阿奎纳哲学的重要架构之一是有关逻辑类比的理论。类比是用以形容有一些相同特征、但又非完全相同的事物。当谈到上帝时一定会用到类比法，因为一些上帝创造的事物（只能通过类比为别的东西被认识）是被隐藏起来的（Deus absconditus）、而其他（用来形容、比喻不可认知的东西）则是被显现出来以让人类观察的（Deus revelatus）。阿奎纳认为我们可以透过上帝所透露的事物（一般的启示）了解到他的存在，但只能够过类比的方法这样做。当我们谈到上帝的美德时，我们只能了解到那些在人类来看类似于上帝的美德的事物，但这些并不完全等同于上帝真正的美德。
4、上帝存在的证明
上帝存在是经院哲学理论关注的中心，同时也是托马斯神学哲学体系的基石。关于上帝存在，托马斯一方面认为上帝的存在与本质是绝对同一的，上帝的本质就已经包含了存在（上帝的存在是一个不用证明的公理，如果不承认上帝存在就没有一切），所以上帝自身的存在是无需证明的。但另一方面托马斯又承认上帝存在是人类的理智难以直接明白的，因而需要对此加以证明。具体到证明方法，托马斯不赞同安瑟尔谟从纯粹概念推出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方法，而主张通过熟知的结果来加以证明，即采取后天的证明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由此出发，托马斯在《神学大全》中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
1）第一动力
“从事物的运动或变化方面论证”：在世界上，有些事物是在运动着，这在我们的感觉上是明白的，也是确实的。凡事物运动，总是要受其他事物的推动，因而任何运动都是由在它之前的另一个运动引起的，这样一直推论下去，“最后追到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是必然的”。此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
“从动力因的性质来讨论上帝的存在”：在现象世界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动力因的秩序。这里，我们决找不到一件自身就是动力因的事物。动力因，也不可能推溯到无限，因为一切动力因都遵循一定秩序。第一个动力因，是中间动力因的原因；而中间动力因，不管是多数还是单数，总是最后的原因的原因。如果去掉原因，也就会去掉结果。因此，在动力因中，如果没有第一个动力因（如果将动力因作无限制的推溯，就会成为这样情况），那就没有中间的原因，也不会有最后的结果。所以，必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此最初的动力因就是上帝。
2）造物主
“从可能和必然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任何事物都是从其他事物获得其存在和必然性，是其他事物生成的。照此推论下去，“我们不能不承认有某一东西：它自身就具有自己的必然性，而不是有赖于其他事物得到必然性，不但如此，它还使其他事物得到它们的必然性”。最早的事物必然是有一个更早的存在创造的，这个存在就是上帝。
3）完美世界的设计者（这世界合理地让人难以置信他背后不存在一个设计者）
“从事物中发现的真实性的等级论证上帝的存在”：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好的、真实的、高贵的，其标准就在于它们与最好、最真实、最高贵的东西接近的程度。“因此，世界上必然有一种东西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和具有良好以及其他完美性的原因。我们称这种原因为上帝”。
4）世界秩序的拟定者
“从世界的秩序（或目的因）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世界上一切事物（包括生物）都为一个目的而活动，其活动总是遵循同一途径，以求获得最好的结果。显然，他们谋求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计划的。如果它们不受某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存在者指挥，那么它们也不能移动到目的地。“所以，必定有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一切自然的事物都靠它指向着它们的目的。这个存在者，我们称为上帝”。
托马斯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由于援引和改造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与变化、原因与结果、潜能与现实以及自然目的的学说，因而在形式上有不同于安瑟尔谟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特点。但从本质上看，它仍遵循着中世纪唯实论所特有的思想路线——上帝是最好、最真实、最高贵的东西，所以，上帝存在。
5、理性与信仰
托马斯作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一方面清楚上帝存在是整个经院哲学理论的中心和基石，一方面也清楚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有无法摆脱的难题，那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上帝是无法验证的，上帝存在的基础在于信仰者的想象或思维之中，并没有客观的实在性（看不到、摸不到上帝）”。
对于此难题，托马斯从知识与信仰的区分出发，一方面认为上帝的存在、三位一体，是不能凭借人类的自然的理性能力可以认识的，它只能是被信仰的真理。
关于哲学与神学的关系，托马斯的老师大阿尔伯特认为，哲学的问题只能以哲学的方式来处理，而神学问题，例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创世复活等，是自然的理智所无法理解的，因而只能用神学的方式（信仰）来处理。
托马斯继承老师大阿尔伯特的思想，具体论证了“除了哲学真理以外还需要有神学真理”。针对“有人反对在哲学以外还需要其他理论”的观点，托马斯认为，除了哲学理论以外，为了拯救人类，必须有一种上帝启示的学问。这是因为：第一，人都应该皈依上帝，皈依一个理智所不能理解的目的（高出人类的领导者）。所以，为了使人类得救，必须知道一些超出理智之外的上帝启示的真理；第二，即使人用理智来讨论上帝的真理，也是很费时间和智力的。“凡用理智讨论上帝所得的真理，这只能有少数人可得到，而且费时很多，还不免带着许多错误。但是，这种真理的认识，关系到全人类在上帝那里得到拯救，所以为了使人类的拯救来得更合适、更准确，必须用上帝启示的真理来指导”。
托马斯论证了“神学高于哲学，哲学是神学的奴仆”的结论。就实践来说，神学高于其他科学的原因在于：神学的目的在于实现永恒的幸福（只有通过信仰，我们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是好的，从而获得幸福感），这种永恒的幸福是一切实践科学的目的。
在阿奎纳来看，人类存在的目标是要与上帝结合并且建立永恒的连结（以上帝为榜样行动）。阿奎纳指出个人的意志必须被指挥朝向正确的方向，例如慈善、和平、以及神圣，他认为这是达成幸福的途径。阿奎纳以幸福的观念作为他有关道德生活的理论的轴心。
托马斯认为，神学可以凭借哲学来发挥，借它来把自己的义理讲得更清楚些。“因为神学的原理不是从其他科学来的，而是凭启示直接从上帝来的。所以，它不是把其他科学作为它的上级长官而依赖，而是把它们看成它的下级和奴仆来使用：有如主要科学使用附属科学、政治学使用军事学一样”。哲学和其他科学都是神学的婢女。
6、教会高于国家
托马斯的政治思想是神权政治论，其核心是上帝高于一切，一切服务于上帝。托马斯指出，教会的目的是追求超自然的善即认识上帝。超自然的善高于国家所谋求实现的公共的善，所以教会高于国家。归根到底，国家要听教会的使唤，国王是上帝的一个仆人。他主张政治隶属于宗教，世俗服从于教会，皇帝受命于教皇，其实质是维护封建宗教神学和教会的利益。

28、蒙古军西征
像是一种对称关系，在十字军东征之后，来自亚洲的蒙古大军进行了范围更大的西征。蒙古军的西征有多方面原因，但传播萨满教的“长生天“也是一部分原因，这使得这场西征也带有了十字军东征的宗教意味。我们现在看，这两场征战在造成严重损失的同时也加快了亚欧大陆不同区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十字军东征将中东伊斯兰地区的理性文化带入西欧，蒙古军西征则给西方带来了来自中国的四大发明，这一切为后边的文艺复兴做好了准备。
1219~1225年，成吉思汗拉开了蒙古西征的第一幕。他发动第一次蒙古西征，以战争手段严惩杀害蒙古使者和商队的中亚大帝国花刺子模国，此次西征远抵里海与黑海以北、伊拉克、伊朗、印度等地，为日后第二次及第三次的西征定下良好基础。1235~1242年，成吉思汗孙子拔再次率领西征，远至钦察、俄罗斯、匈牙利、波兰等国家和地区，并且建立了第一个元朝西北宗藩国--钦察汗国。
1、西征原因
蒙古原是一个游牧民族，它进行大规模西征，是当时国内和国外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要知道蒙古民族对外征战的原因，首先必须了解蒙古国内的情况。

蒙古帝国是新兴的中央集权奴隶制君主国家。在成吉思汗统治下，开国功臣得到崇高的政治地位，人民亦得到富裕生活，蒙古已不只是纯朴的游牧民族。他们拥有强烈的欲望，希望得到更好的物质生活，所以对外征战成为了最终结果。

另一方面，蒙古人信奉萨满教，认为“长生天”是主宰一切的最高神。凡人的一切都是由“长生天的意志”安排，成吉思汗被看作“长生天的代表”，平民都十分听从他的命令。成吉思汗认为，统治和征服世界是合乎“长生天的意志”，所以蒙古便展开一系列对外的战争。强大的军力亦是促成蒙古西征的重要因素。当时，成吉思汗拥有强大的武装军队，军种齐全，有骑兵、步兵、炮兵和工兵。军队组织严密，纪律性强，官兵平等，不会因为财力或势力而有所差别，所以士兵都忠心爱国，形成一股强大的战斗力，为大规模的西征作好准备。

蒙古帝国有着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政府制度，促成他们有对外征战的野心。然而，真正引发三次西征的原因却是三件不同的事件。

成吉思汗与花刺子模帝国的决裂促成第一次西征。花刺子模帝国是一个新近成立的政治集团。虽然宗主沙或算端摩诃末的统治权很脆弱，但由于它承受了阿拉伯和波斯的辉煌文化，国家面积广大，故令人对她产生错觉。成吉思汗也将花剌子模的势力估计过高，故寻求和她建立最友好的外交和商业关系。正因为这个目的，成吉思汗于1218年派一个庞大的商队和个人的代表前往花剌子模建立帮交。可是，当这些使者和商人抵达花剌子模的管辖区讹打剌时，讹打剌守将指责他们是成吉思汗的间谍，把他们杀了。成吉思汗知道后十分忿怒并要求赔偿，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于是成吉思汗准备攻打花剌子模，展开了第一次西征的序幕。

第一次西征成功后，蒙古帝国又在1235年展开第二次西征。这次西征仍由花剌子模的余孽挑起的。花剌子模国王谟罕默德之子扎剌勒丁，在蒙古灭花剌子模时从印度逃到高加索，成吉思汗认为他没有政治能耐，因而网开一面，没有赶尽杀绝。岂料扎剌勒丁乘蒙古军离去后，又潜回今日伊朗，而伊朗与伊拉克境内的突厥族人竟奉他为领袖，让他重建了花剌子模帝国。在蒙古发动减金战争前一年，扎剌勒丁与邻近的回教国家作战，国力耗虚不少，蒙古军乘时把扎剌勒丁的军队打败。扎剌勒丁遂逃到曲儿忒地方，被当地乡民刺死，花剌子模国才真正灭亡。蒙古军打败花剌子模国后，乘势推进，占领了阿特耳佩占、大阿美尼亚、曲儿忒及谷儿只国。后再进兵中亚细亚，欲使这一地区的国家成为蒙古的外藩，为了这个目的而展开了第二次西征。

蒙古于1253年进行第三次西征。当时，位于里海之南的木剌夷国既不肯对蒙古称臣，也不肯朝贡。这些行为对于当时已经扬威中海的蒙古帝国是极之不尊敬的，为了惩罚这个国家，宪宗蒙哥便派其皇弟旭烈兀担任西征统帅，带同将领布而嘎、不花铁木耳、贝住等出征木剌夷国，展开史无前例的第三次西征。

29、黎明前的黑暗——宗教裁判所
宗教裁判所是中世纪和近代初期天主教的司法机关，是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为应对清洁派和韦尔多派等异端的散布在1231年设立，主要用来镇压异端和巫术和法道。
异端嫌疑犯被逮捕后，将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1252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批准在审讯的过程中可以用刑使犯人忏悔告解。量刑范围从祷告禁食到监禁；被认定为异端分子的人如拒绝改变信仰，就要转交世俗司法当局判处死刑。中世纪异端裁判所主要是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活动。1478年西克斯图斯四世设立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办案极为严酷。教皇后来曾尝试限制裁判所的权力，但因西班牙国王拒绝放弃而失败。宗教公判大会是一项宣布判决的公开仪式，后成为一精心计画的庆祝会，大法官托尔克马达曾以火刑烧死近2,000名异端分子。
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主要由多明我会派修士担任，也有少数方济各会派僧团成员。最初裁判官巡回侦审，后来建立地区性的常设裁判所。裁判官掌握对本地区异端的搜查、审讯和判决大权。主教和世俗政权有协作、支持宗教裁判所行动的责任，但没有制约、干预审判的权力。
被审判的异端包括不同于罗马正统教派的言行和思想。巫士也被视为异端。不少反封建斗士、进步思想家、科学家、民间魔术师、术士皆为裁判所打击迫害的对象。
宗教裁判所一般设在修道院内，审讯过程是秘密进行的。按宗教裁判所所制订的审讯条例，一旦有两人作证，控告便能成立。而且罪犯、恶棍乃至儿童，皆可作见证人。证人如果撤回证词，就按异端同谋犯处理，被告如不认罪，可用刑。被告不仅自己认罪，还须检举同案犯和异端嫌疑犯。为异端辩护的人应受罚绝，如果被告认罪，这个辩护人还会被按异端处理。所以被指控为异端的人很难澄清自己摆脱罪名，所以一经被控，就很难幸免。
被判为异端的人，将被没收全部财产。被告如认罪并检举同伙，处理从宽。像苦行、斋戒、离乡朝圣、在公开宗教仪式中受鞭打、胸前或身后缝缀黄色十字架受群众凌辱等，都属于轻罚。而对不认罪、不悔过的人，会施以刑讯逼供，并从严定罪，处以徒刑或死刑。死刑多为火刑，交由世俗当局执行。对被判死刑、徒刑者，财产没收归教会和世俗政权分享，或由政府全部占有。没收异端财产而获得利益，是世俗政权积极支持宗教裁判所的原因之一，从而造成滥肆搜捕、定罪，株连扩大的恶果。
在天主教国家里，除英国和北欧国家外，先后皆有宗教裁判所活动。220年，教皇洪诺留三世认为地方主教镇压异端不力，通令建立直属教皇的‘宗教裁判所‘或‘宗教法庭‘。宗教裁判所前后共经历约500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历时较久，凶残恐怖较著，不仅用来镇压异端，并用来迫害阿拉伯人和犹太人。15世纪以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为残暴，仅1483年至1820年，判处的异端份子达38万多人，被火刑处死的达10万余人。而仅仅在1480-1488年间，被火刑处死的达8800人，受惩处者有96494人1483～1820年间，受迫害者达30余万人，其中1/3被判处火刑。16世纪中叶，教皇在罗马建立最高异端裁判所。18、19世纪，西欧各国宗教裁判所先后被撤销。1908年教皇庇护十世把罗马最高裁判所改为圣职部，主要职能是监视和处罚参加进步活动的教徒，查禁各种进步书刊，革除教徒的教籍和罢免神职人员等。
比较知名的受到宗教裁判所迫害的科学家有，伽利略、布鲁诺、塞尔维特等人，其中伽利略受到了侮辱和软禁，布鲁诺和塞尔维特受到了“火刑”。
宗教裁判所是欧洲政教合一的结果，是已经腐朽的基督教面对科学启蒙的疯狂反扑，是理性、人性觉醒之前的黎明，因为这黎明之中，已经有了光明的力量，所以也有了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然而，黑暗再漫长，再强大，光明的白昼还是要到来。

30、中世纪的两种大学
西欧中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一个阶段，中世纪可分为早期和后期。在中世纪，尤其是早期，文化教育几乎全部为教会所垄断，教会学校是当时教育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教会学校按等级分为僧院学校、大主教学校、教区学校，学校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宗教，神学是全部学科的“王冠”，“七艺”（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的教学也都是为神学服务的。教会学校的教学方法主要是形式主义的繁琐论证，这种经院主义的不良学风一直统治着西欧中世纪的教育，后来受到资产阶级教育家们的不断批判，“经院哲学”成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代名词。当时世俗封建主的教育除了宫廷学校之外，主要就是骑士教育。这种教育培养的是能够骑马打仗、忠于封主、懂得宫廷礼节、善于讨好女主人的职业军人，他们要学习“骑士七技”。骑士教育也有等级性，也受到宗教的影响。总之，由于西欧封建社会里教俗封建主都建立起森严的等级制度，这就使西欧中世纪的教育具有明显的等级性；由于当时的宗教教会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占据统治地位，因而使当时的文化教育也渗透着宗教神学的影响。
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科技的进步，城市形成，同时出现了新兴市民阶层，教育上也发生了变化，反映新兴市民需要的中世纪大学和城市学校应运而生。第一所中世纪大学是11世纪末产生于意大利的工商业城市波伦亚的波伦亚大学。西欧中世纪大学基本上经由两条途径形成：一条是主教学校由于拥有著名的学者做教师，各地青年慕名而来，逐步发展成为大学。另一条途径是以学生团体为中心，吸引学者名家前来讲学，因而也发展成为大学。虽然后来有些中世纪大学为教会所控制，但总的说来，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局面，由于中世纪大学重视研究学问和传授文化知识，所以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有利于科学发展和学术繁荣，促进了教育水平的提高。至于城市学校的出现，同样是当时教育上的进步现象。

一、西欧中世纪早期(5世纪末—11世纪)的教育
日尔曼人在西罗马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经过了四五个世纪才完成了封建化过程。封建社会是以封建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占有大量土地，建立庄园，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农奴租种庄园主的土地，向主人服各种劳役，依附于封建主，整个庄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
西欧的封建统治是在分封土地基础上形成的严格等级制度。封建等级制的特征是封主与附庸的臣属关系。国王在形式上是封建国家的首脑，也是全体封建主的最高“封主”。国王把大部分土地通过“采邑”形式分封给宗教的和世俗的大封建主——公爵和伯爵；大封建主把土地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土地分给中等封建主——男爵和子爵，他们占有几个或几十个庄园；中等封建主也把土地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再分封给小封建主——骑土。严格说来，骑士是封建阶梯中最低的等级。在封建等级制度中，每人对其上级来说是附庸、陪臣，而对其下级来说则是封主。公爵和伯爵是国王的附庸，同时又是男爵和子爵的封主，男爵和子爵是公爵和伯爵的附庸，同时又是骑士的封主。骑士有侍从，以后侍从也逐渐变成低级骑士。8—11世纪期间，教会也仿照世俗封建主的等级制度，在教会内建立教阶结构，形成一个以教皇为最高首领，下面有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和神甫、修士(修女)的严格封建等级。这样，所有这些封建主阶层形成了整个特权等级，而封建等级全部的沉重负担都压到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身上。西欧封建社会的这种等级森严的特点，使它的教育也具有明显的等级性。
在西欧封建社会里，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教会，在思想领域也占居统治地位，文化教育渗透着神学思想，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浓厚的宗教性是西欧封建教育又一特点。

二、西欧中世纪 后期(11—14世纪)的教育
在西欧封建社会的最初几个世纪里，闭塞的自然经济占着绝对统治地位。到了10—11世纪，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有了更多的剩余生产品，手工业专业化，商业活动逐步展开，于是，在工商业者聚居的地方，开始出现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市。11世纪以后，西欧城市普遍兴起并迅速发展。城市的兴起，标志着西欧封建社会进入了它的发展时期。
中世纪城市兴起之后，使整个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更加复杂。在农民反对教会和世俗封建主的斗争之外，又出现了下层市民与上层市民之间的斗争，以及市民反对封建领主和教会的斗争。
中世纪的城市是兴起在世俗的或僧侣的封建领主的领地上的，因而，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受到封建领主的控制。市民负担着巨额的赋税和繁重的劳役，并受封建主的司法和行政的管辖。新兴市民为了摆脱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从11世纪开始就掀起争取城市独立的斗争，他们通过金钱赎买或武力反抗争得了程度不等的自治权力。
在中世纪的西欧，天主教神学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因而市民和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常以“异端”的形式出现。“异端”思想反对天主教会的等级制度，反对盲目信仰神的无上权威，要求人们冲破神的束缚，转而去认识自然。“异端”思想是对教会的挑战，因而遭到严重迫害，天主教会设立“异端裁判所”迫害进步思想家，扼杀进步思想，并通过经院哲学来维护神学的统治地位。
封建社会的上述变化，反映在教育方面则是出现了世俗性的学校和中世纪大学，从而使西欧封建社会出现了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并存的局面。

31、文艺复兴
如果在中世纪后边，宗教裁判所代表了黑暗，文艺复兴就代表了光明，这是古希腊哲学的复兴，人性和理性的复兴。
西欧的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文学、艺术、哲学一切都得遵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否则，宗教法庭就要对他制裁，甚至处以死刑。《圣经》里说，“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和夏娃。由于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乐园的禁果，因而犯了大罪，从此罪就降临到了世界。” 在教会的管制下，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科学技术也没有什么进展。黑死病在欧洲的蔓延，也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恐慌，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宗教神学的绝对权威。

中世纪的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生产力的发展等多种条件的促生下，于欧洲的意大利首先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是通过市场来运转的，而市场上择优选购、讨价还价、成交签约，都是斟酌思量之后的自愿行为，这就是自由的体现，当然要想有这些“自由”还要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自由，而所有这些自由的共同前提就是人的自由。此时意大利呼唤人的自由，陈腐的欧洲需要一场新的提倡人的自由的思想运动。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也为这场思想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可能。城市经济的繁荣，使事业成功财富巨大的富商、作坊主和银行家等更加相信个人的价值和力量，更加充满创新进取、冒险求胜的精神，多才多艺、高雅博学之士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这为文艺复兴的发生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和适宜的社会环境，以及人才。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艺术的成就很高，人们也可以自由地发表各种学术思想，这和黑暗的中世纪是个鲜明的对比。14世纪末，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不断入侵东罗马（拜占庭），东罗马人带着大批的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一些东罗马的学者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等。这种辉煌的成绩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其优越性与黑暗的比较，使得人们追求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于是，许多西欧的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艺术。这种要求就像春风，慢慢吹遍整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由此兴起。
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指发生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在中世纪晚期发源于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后扩展至欧洲各国。文艺复兴的核心精神是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是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
文艺复兴最先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达到顶峰，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一。
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主要是因为在近代早期，意大利是一个由一些城邦和领地组成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它控制着南部的拿波里王国，中部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和教皇国，北部和西部的热那亚与米兰，以及东部的威尼斯。15世纪的意大利是欧洲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历史学与政治哲学家昆廷·斯金纳指出，弗赖辛主教奥托（1114年－1158年）在12世纪来到意大利时，曾注意到这里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态，并观察到意大利似乎已开始脱离封建制度，将商人和商业作为其社会基础。
文艺复兴发生的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满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本质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名义下发起的弘扬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有“美术三杰”，“文学三杰”等。
1、但丁被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所创作的长诗《神曲》（全诗为三部分：《地狱（Inferno）》、《炼狱（Purgatorio）》和《天堂（Paradise）》），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天主教会的厌恶，率先对教会提出批评。
在这部长达一万四千余行的史诗中，但丁坚决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表达了执着地追求真理的思想，对欧洲后世的诗歌创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神曲》原名《喜剧》，薄伽丘在《但丁传》中为了表示对诗人的崇敬，给这部作品冠以“神圣的”称谓。后来的版本便以《神圣的喜剧》为书名。中译本通称《神曲》。

2、达·芬奇把艺术创作和科学探索结合起来，创作了许多完美生动的人物形象，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代表作有《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

3、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文学巨匠，一生创作了三十多部剧本和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些作品深刻的批判了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和社会陋习，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代表作有悲剧《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喜剧《威尼斯商人》。

32、人类啊，用你自己的语言，把你的爱恨情仇写出来吧：但丁

但丁•阿利基耶里（公元1265年－公元1321年），是13世纪末意大利诗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之一，以长诗《神曲》（原名《喜剧》）而闻名，后来一位作家叫薄伽丘将其命名为神圣的喜剧。《神曲》分为三段第一段叫“地狱”，第二段叫“炼狱”，第三段叫“天堂”留名后世。
他被认为是中古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中最伟大的诗人，也是西方最杰出，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但丁的作品基本上是以意大利托斯卡纳方言写作的，对形成现代意大利语言以托斯卡纳方言为基础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除了拉丁语作品外，古代意大利作品只有但丁是最早使用活的语言写作，他的作品对意大利文学语言的形成起了相当大作用，所以也是对文艺复兴运动起了先行者的作用。
但丁•阿利盖利（即但丁•阿利基埃里）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城市贵族家庭，生于1265年，按他自己在诗中的说法“生在双子座下”，应该是5月下旬或6月上旬。但丁5岁时生母去世，父亲续弦，后母为他生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其父因家道中落，长期经商。

但丁的生平记载很少，但写作的人很多，有许多并不可靠，他可能并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也有人说他在波隆那及巴黎等地念书），从许多有名的朋友兼教师那里学习不少东西，包括拉丁语、普罗旺斯语和音乐，年轻时可能做过骑士，参加过几次战争，20岁时结婚，他妻子为他生了6个孩子，有3子1女存活。
当时佛罗伦萨政界分为两派，一派是效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齐柏林党派，另一派是效忠教皇的盖尔非党派，1266年后，由于教皇势力强盛，盖尔非派取得胜利，将齐伯林派放逐。盖尔非派掌权后1294年当选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想控制佛罗伦萨，一部分富裕市民希望城市的独立，不愿意受制于教皇，分化成“白党”，另一部分没落户，希望借助教皇的势力翻身，成为“黑党”。两派重新争斗，但丁的家族原来属于盖尔非派，但丁热烈主张独立自由，因此成为白党的中坚，并被选为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委员会的六位委员之一。1301年教皇特派法国国王的兄弟瓦鲁瓦的卡罗（Carlo di Valois）去佛罗伦萨“调节和平”，白党怀疑此行另有目的，派出以但丁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说服教皇收回成命，但没有结果，果然卡罗到佛罗伦萨后立即组织黑党屠杀反对派，控制佛罗伦萨，并宣布放逐但丁，一旦他回城，任何佛罗伦萨士兵都可以处决烧死他，从此但丁再也没有能回到家乡。
1308年卢森堡的亨利七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预备入侵佛罗伦萨，但丁给他写信，指点需要进攻的地点，因此白党也开始痛恨但丁。1313年亨利去世，但丁的希望落空。
1315年，佛罗伦萨被军人掌权，宣布如果但丁肯付罚金，并于头上撒灰，颈下挂刀，游街一周就可免罪返国。但丁回信说：“这种方法不是我返国的路！要是损害了我但丁的名誉，那么我决不再踏上佛罗伦萨的土地！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吗？难道我不向佛罗伦萨市民卑躬屈膝，我就不能接触宝贵的真理吗？可以确定的是，我不愁没有面包吃！”
但丁在被放逐时，曾在几个意大利城市居住，有的记载他曾去过巴黎，他以著作排遣其乡愁，并将一生中的恩人仇人都写入他的名作《神曲》中，对教皇揶揄嘲笑，他将自己一生单相思的恋人，一个叫Beatrice的女子，25岁就去世的美女，安排到天堂的最高境界。
但丁于1321年客死他乡，在意大利东北部腊万纳去世。
但丁早年曾师从著名学者布鲁内托•拉蒂尼，系统学习拉丁文、修辞学、诗学和古典文学，对罗马大诗人维吉尔推崇备至。在绘画、音乐领域，但丁也造诣不凡。此外，但丁精心研究神学和哲学，古代教父圣•奥古斯丁的思想对他影响尤深。
但丁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其文学创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那是在他的少年时代，他随父参加友人聚会，遇上一位名叫贝阿特丽切的少女。少女的端庄、贞淑与优雅的气质令但丁对她一见钟情，再不能忘。遗憾的是贝阿特丽切后来遵从父命嫁予他人，婚后数年竟因病夭亡。哀伤不已的但丁将自己几年来陆续写给贝阿特丽切的三十一首抒情诗以散文相连缀，取名《新生》（1292－1293）结集出版。诗中抒发了诗人对少女深挚的感情，纯真的爱恋和绵绵无尽的思念，风格清新自然，细腻委婉。
这部诗集是当时意大利文坛上“温柔的新体”诗派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是西欧文学史上第一部剖露心迹，公开隐秘情感的自传性诗作。
流放初年，但丁曾写了《飨宴》（1304－1307）和《论俗语》两书，前者希望以道德和知识消除各城邦之间与城邦内部各派之间的倾轧、攻伐；后者则批驳只重拉丁语、轻视意大利语的倾向。这不仅表明但丁超越了狭隘的党派偏见，以理性意识思考民族现实与未来的胸襟，而且显示出他对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视，这对意大利文学的发展意义深远。
1、《神曲》
但丁有诗人的柔肠与激情，也有学者的锐利与智慧，他是当时最杰出的语言学家之一，又是在时代激流中冲浪的政治家，这是博大精深的《神曲》问世的基础。
人们在但丁及其代表作《神曲》中反复挖掘着这样两类事物：一类属于旧时代的痕迹，例如将象征理性与哲学的维吉尔排斥在天国之外，杨周翰先生在《欧洲文学史》中便指出，“认为信仰和神学高于理性和哲学，这完全是但丁作为中古诗人的偏见”；另一类属于新时代思想的萌芽，亦即《神曲》在许多场景中表现出的人文主义意识。
人类的信仰与理性、哲学与神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它既不是孰高孰低的简单比较，也不是互不相容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精神取向的相互联系与相互渗透。因此，将但丁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表述一勺烩入“中古诗人的偏见”，这未免对但丁缺少了辩证的分析。维吉尔未能进入天国，并不能说明但丁思想中有“信仰和神学高于理性和哲学”的“偏见”，因为但丁在《神曲》中仍将其同时代巴黎大学的西基尔博士引进了天堂，而西基尔正是“肯定理性真理，对抗信仰真理，主张哲学独立于神学，以摆脱神学的束缚”，倡导了这个时代“理解而后信仰”的思潮，强调了人的理性。

在学界颇有影响的另一个观点，是将但丁在炼狱中对净罪行为的礼赞一概说成是“中世纪陈腐的原罪说以及灵魂拯救思想”，这显然也对但丁及基督教伦理思想缺少具体的分析。原罪与灵魂拯救思想只是在极端的意义上才会走向禁欲主义并导致对人类现世幸福的否定。而但丁的态度决非如此简单，他固然在《神曲》中赞颂人们的净罪行为，但他对人类的现世幸福也是同样关注的，他的《帝制论》反复表达的就是“给尘世带来幸福”的思想；另外，我们也必须看到，原罪与灵魂拯救说在伦理学意义上仍对人类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它强调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对人自身欲望的约束，使人与人之间拥有了面对同一个上帝时的最高诚信。

历史的交替总要表现出对前一个时代的否定，而这种否定只能是辩证的否定。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但丁所展现的所谓“旧时代”的内容全然归于谬误，而应当认真思考一下其中的价值。但丁思想中确有两个时代的种种印痕，然而他更有一个前后统一的思想；他的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对人类的行为价值的估量，这使他更像一个哲学的或伦理的诗人，因此我们提出从伦理学角度来把握他。
《神曲》序曲中的但丁同样表现出伦理思考的特点：在这里面，他成了一个被那象征性的三兽困在幽暗森林里的迷惘者，他不能登上那“一切欢乐的开端和原因”的“令人喜悦的山”（il dilettosomonte ch e principio e cagiondi tutta gioia），亦即不能追求“现世幸福”（田德望语）；他放弃这一追求，是因为畏惧那三兽，亦即不愿成为肉欲、强权和贪婪的牺牲品，这实际上表现了但丁的自我约束，因此，但丁对三兽的畏惧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层面上的畏惧，他决不肯让欲望来主宰自己的灵魂。
但丁所表现的迷惘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与普遍意义，因为它象征了中世纪末人们对道德伦理的疑惑，他们一方面感觉到道德伦理的束缚，同时却又敬畏着它们；他的《神曲》便表达了“个人和人类怎样从迷惘和错误中经过苦难和考验，到达真理和至善的境地”的主题，从而使这部文学作品同时也成了一部形象的伦理学专著。
2．教权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

在但丁的时代，教会的作为和教士的行径已经显示出他们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堪为天人师表，但是如何从理论上论证教会并不高于世俗政权则是另外一回事。但丁在这一部分中的论述，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为在当时，教会仍然拥有至高的权威。
但丁首先提出，神学家们以太阳和月亮比拟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认为月亮本身没有光，而只是太阳光的反射，从而认为世俗权力（君权）来自教会权力（神授）。同样，世俗权力本身没有权威，而只是仰赖教会权力的权威，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丁反驳说，第一，上帝先创造日月，然后才创造人类。政权是为医治人类的罪孽恶疾而设，是上帝在创造人类之后设立的。上帝并没有在创造日月的时候便创造政权，把政权与教权比拟为日月是不恰当的。第二，即使这一比喻暂时可以成立，但月亮必须吸收太阳的光辉是一回事，月亮本身的存在和功能是另一回事，月亮本身的存在不依赖太阳，它的功能及其功能的行使也不依赖太阳。第三，从逻辑上说，月亮从太阳吸取光辉不能等同于世俗权力必须从教会权力吸取权威，光辉不等于权威。

神学家们提出，亚当的儿子雅各生了两个孩子，一名利未，一名犹达，利未是教士之父，犹达是王权之父。依《圣经》记载，利未年长，故此教会权威高于世俗权威。但丁反驳说，“权威”和“年龄”无论在实际上或者是在道理上都不能等同，权威并非来自年龄，年龄上的长者未必是权威上的长者。
但丁强调：教皇并非上帝在人世的全权代表，由上帝执掌天国和尘世的大权是不能授予教皇和教会的，体现世俗权力和神圣权力的“两把刀”并不掌握在教会手中。政权先于教权而存在，罗马政权先前并不受教会的约束，故教会不是帝国力量的起源。教会不可能被上帝授予向尘世国家授权的权力。而世俗帝王，如康斯坦丁大帝，把王权赠与教会，实属无效行为。所以，尽管但丁知道自己的观点会触怒罗马教皇，但还是勇敢地提出了政教分离的观点。但丁以《圣经》为依据，以经院哲学的方式，反驳了中世纪流行的支持教权至上的“日月说”和“双剑论”，可谓是“以子之矛，攻子之后”，别具匠心，逻辑严密。
但丁坚持教权与王权分工的理论，并以此驳斥了君主权力来源于教皇的观点。

33、人类啊，用你自己的理性判断思考吧：笛卡尔
笛卡尔（法语：René Descartes；1596年3月31日－1650年2月11日），生于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的图赖讷拉海，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于一体，是二元论唯心主义者的代表，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黑格尔称笛卡尔为“现代哲学之父”。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儿的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于一体使他自成体系，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17世纪的欧洲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他提出的“普遍怀疑”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反对教会统治、反对崇尚权威、提倡理性、提倡科学起过很大作用。代表作品有《方法论》、《几何》、《屈光学》等。
笛卡儿是第一个拥有高超的哲学能力并接受了新物理学和新天文学影响的人。他另起炉灶，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从未有过的，是给科学带来新的自信的标志。
1596年3月31日，笛卡尔出生在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的图赖讷拉海（现为笛卡尔）。他出身于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Joachim是雷恩的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同时也是地方法院的法官。1岁多时母亲患肺结核去世，而他也受到传染，造成体弱多病。笛卡尔因家境富裕从小多病，学校允许他在床上早读。母亲去世后，父亲移居他乡并再婚，而把笛卡尔留给了他的外祖母带大，自此他们父子很少见面。但是父亲一直对他提供金钱方面的帮助，这使他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追求自己的兴趣而不用担心经济来源问题。也因此使他养成终生沉思的习惯和孤僻的性格。父亲见他颇有哲学家的气质，亲昵地称他为“小哲学家”。
1606或1607年，父亲希望笛卡尔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神学家，于是在笛卡尔八岁时将其送入欧洲最有名的贵族学校──位于拉弗莱什的耶稣会的皇家大亨利学院学习 。校方为照顾他孱弱的身体，特许他不必受校规的约束，早晨不必到学校上课，可以在床上读书 。因此，他从小养成了喜欢安静，善于思考的习惯。他在该校学习8年，接受了传统的文化教育，学习了古典文学、历史、神学、哲学、法学、医学、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他学习到了数学和物理学，包括伽利略的工作。但他对所学的东西颇感失望，因为在他看来教科书中那些微妙的论证，其实不过是模棱两可甚至前后矛盾的理论，只能使他顿生怀疑而无从得到确凿的知识，惟一给他安慰的是数学。
1616年12月毕业后，他遵从他父亲希望他成为律师的愿望，进入普瓦捷大学学习法律与医学，对各种知识特别是数学深感兴趣，并获得业士学位和文凭。毕业后笛卡尔一直对职业选择不定，又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1618年，笛卡尔加入荷兰拿骚的毛里茨的军队。但是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签订了停战协定，于是笛卡尔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学习数学。在军队服役和周游欧洲期间他继续注意“收集各种知识”，“随处对遇见的种种事物注意思考”。在军营里的头两年，笛卡儿依然过着不受干扰的沉思生活，后来他参加了巴伐利亚军。在巴伐利亚，由于天气寒冷，他经常躲在一个火炉边思考。他自己说，他的一半哲学思想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笛卡尔对结合数学与物理学的兴趣，是在荷兰当兵期间产生的。
1618年11月10日，他偶然在路旁公告栏上，看到用佛莱芒语提出的数学问题征答。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并且让身旁的人，将他不懂的佛莱芒语翻译成拉丁语。这位身旁的人就是大他八岁的以撒•贝克曼（Isaac Beeckman）。贝克曼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有很高造诣，很快成为了他的导师 。4个月后，他写信给贝克曼：“你是将我从冷漠中唤醒的人……”，并且告诉他，自己在数学上有了4个重大发现。
1621年笛卡尔退伍回国，时值法国内乱，于是在1622年，时年26岁的笛卡尔变卖掉父亲留下的资产，用4年时间游历欧洲，其中在意大利住了2年，随后于1625年迁住于巴黎。因为当时的法国教会势力庞大，不能自由讨论宗教问题，因此笛卡尔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17 世纪的荷兰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有思想自由的国家。在此期间，笛卡尔对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且致力于哲学研究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并通过数学家梅森神父与欧洲主要学者保持密切联系。
他的主要著作几乎都是在荷兰完成的。
1634年完成了以尼古拉•哥白尼学说为基础的《论世界》。书中总结了他在哲学、数学和许多自然科学问题上的一些看法。
1637年，用法文写成三篇论文《屈光学》、《气象学》和《几何学》，并为此写了一篇序言《科学中正确运用理性和追求真理的方法论》，哲学史上简称为《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6月8日在莱顿匿名出版。
随着《哲学原理》（les Principes de la philosophie）（1644）、《形而上学的沉思》（Méditations métaphysiques）（1641）等书的出版，笛卡尔成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有段时间，笛卡儿与瑞典女王有了信件联系。笛卡儿赠给了她一篇关于爱情的论述，还送她一篇论灵魂的文章。为了答谢笛卡儿，女王邀请笛卡儿到她的王宫里居住。但是，除了笛卡儿睡意正浓的凌晨5 点，女王再也抽不出任何时间听笛卡儿给她讲解哲学。所以，对于体质一向孱弱的笛卡儿而言，在冬日里早起，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笛卡儿终于一病不起，于1650 年2 月逝世，享年54岁。终生未婚。由于教会的阻止，仅有几个友人为其送葬。死后还出版有《论光》（1664）等。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梵蒂冈教皇颁布的禁书目录之中。
但是，他的思想的传播并未因此而受阻，笛卡尔成为17世纪及其以后对欧洲哲学界和科学家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
1799年法国大革命后，笛卡尔的骨灰和遗物被送进法国历史博物馆。
1819年，其骨灰被移入圣日耳曼圣心堂中。
他的哲学与数学思想对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这样一句话：“笛卡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
笛卡尔认为，人类应该可以使用数学的方法——也就是理性——来进行哲学思考。他相信，理性比感官的感受更可靠。对于感觉的虚幻性，他举出了一个例子：在我们做梦时，我们以为自己身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然而其实这只是一种幻觉而已。
笛卡尔曾经想在一本题为《世界》的书中介绍他的科研成果，但是当该书在1633年快要完稿时，他获悉伽利略因为拥护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获罪，他决定谨慎从事，收书稿进箧入匣，因为在书中他捍卫了哥白尼的学说。
1、哲学
在1637年他发表了最有名的著作《正确思维和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论》，通常简称为《方法论》。笛卡儿在《方法论》中指出，研究问题的方法分四个步骤：
1. 永远不接受任何我自己不清楚的真理，只能是根据自己的判断确定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东西才是真理。就是说只要没有经过自己切身思考的问题，不管有什么权威的结论，都可以怀疑。这就是著名的“怀疑一切”理论。
2. 可以将要研究的复杂问题，尽量分解为多个比较简单的小问题，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做到研究没有遗漏。
3. 将这些小问题从简单到复杂排列，先从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逐渐解决所有问题。
4. 将所有问题解决后，再综合起来检验，看是否完全，是否将问题彻底解决了，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在1960年代以前，西方科学研究的方法，从机械到人体解剖的研究，基本是按照笛卡儿的《谈谈方法》进行的，这种研究问题的思路对西方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笛卡尔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我们并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他反对经院哲学和神学，提出怀疑一切观点的“系统怀疑的方法”。但他认为：我们所不能怀疑的是“我们的怀疑”。就是说我们无法去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时的“怀疑本身”（所谓的“怀疑的本身”是我们根据逻辑的规则，对事物真实性的“推敲”，这种对“怀疑本身”的信任也就是对理性和逻辑的信任，所以笛卡尔的思想是建立在对数学、逻辑的肯定的基础上建立的），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是真实的。在这种怀疑论中，笛卡尔强调，只有那些经过理性证明是正确的观点才是可靠的，而理性证明的过程是像几何证明一样依据很少的公设来证明命题。
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是把人类的思考作为人存在的本质，强调人类的理性是不可怀疑的，这种强调理性，强调人与神一样完美的哲学观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笛卡尔的思想强调不能怀疑以思维为其属性的理性，但同时他也认同物质实体独立于精神存在。他认为上述两者都是有限实体，宇宙并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主宰的，从而在哲学上把它们并列起来，在本体论上，他是典型的二元论者，承认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同时存在。从这个出发点，他得出如下结论：因为物质和精神是分离的，而人类的灵魂，这个精神实体必然是独立于人的肉体的，“我”这个灵魂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
笛卡尔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人人都具有罗辑思维，能够理解数学，笛卡尔认为数学和逻辑是完美的），而我们不完美的肉体不可能自发产生完美的精神，因此必定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的存在来赋予我们这个东西。即上帝是有限实体（人类的灵魂）的创造者和终极的原因。反过来，笛卡尔继续推论出既然我们的精神是完美的神赋予的，而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创造出一个错误的不完美的东西（灵魂），因此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怀疑是可以确信的。笛卡尔就是以这种方式确定了理性在他的哲学中不可怀疑的地位。
2、物理学
笛卡尔靠着天才的直觉和严密的数学推理，在物理学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从1619年读了约翰尼斯•开普勒的光学著作后，笛卡儿就一直关注着透镜理论；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参与了对光的本质、反射与折射率以及磨制透镜的研究。他把光的理论视为整个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笛卡尔坚信光是“即时”传播的，他在著作《论人》和《哲学原理》中，完整的阐发了关于光的本性的概念。笛卡尔运用他的坐标几何学从事光学研究,并在《屈光学》中首次对光的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与荷兰的斯涅耳共同分享发现光的折射定律的荣誉。他认为光是压力在以太中的传播，他从光的发射论的观点出发，用网球打在布面上的模型来计算光在两种媒质分界面上的反射、折射和全反射，从而首次在假定平行于界面的速度分量不变的条件下导出折射定律；不过他的假定条件是错误的，他的推证得出了光由光疏媒质进入光密媒质时速度增大的错误结论。他还对人眼进行光学分析，解释了视力失常的原因是晶状体变形，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
他还用光的折射定律解释彩虹现象，并且通过元素微粒的旋转速度来分析颜色。

在力学方面，笛卡尔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例如在《哲学原理》一书中，举出在航行中的海船上海员怀表的表轮这一类生动的例子，用以说明运动与静止需要选择参考系的道理。

笛卡尔在《哲学原理》第二章中以第一和第二自然定律的形式比较完整地第一次表述了惯性定律：只要物体开始运动，就将继续以同一速度并沿着同一直线方向运动，直到遇到某种外来原因造成的阻碍或偏离为止。这里他强调了伽利略没有明确表述的惯性运动的直线性。

在这一章中，他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动量守恒定律：物质和运动的总量永远保持不变。为能量守恒定律奠定了基础。

笛卡尔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的原始形式(笛卡尔所定义的动量是一绝对值，不是向量，因此他的动量守恒原理后来也被证明是错误的)。

笛卡儿对碰撞和离心力等问题曾作过初步研究，给后来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3、天文学

笛卡尔把他的机械论观点应用到天体，发展了宇宙演化论，形成了他关于宇宙发生与构造的学说。他认为，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而不只是从已有的形态来观察，对事物更易于理解。他创立了漩涡说。他认为太阳的周围有巨大的漩涡，恒星。

他认为天体的运动来源于惯性和某种宇宙物质旋涡对天体的压力，在各种大小不同的旋涡的中心必有某一天体，以这种假说来解释天体间的相互作用。笛卡儿的太阳起源的以太旋涡模型第一次依靠力学而不是神学，解释了天体、太阳、行星、卫星、彗星等的形成过程，比康德的星云说早一个世纪，是 17世纪中最有权威的宇宙论。

笛卡尔的天体演化说、旋涡模型和近距作用观点，正如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一样，一方面以丰富的物理思想和严密的科学方法为特色，起着反对经院哲学、启发科学思维、推动当时自然科学前进的作用，对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又经常停留在直观和定性阶段，不是从定量的实验事实出发，因而一些具体结论往往有很多缺陷，成为后来牛顿物理学的主要对立面，导致了广泛的争论。

他认为太阳的周围有巨大的漩涡，带动着行星不断运转。物质的质点处于统一的漩涡之中，在运动中分化出土、空气和火三种元素，土形成行星，火则形成太阳和恒星。笛卡儿的这一太阳起源的旋涡说，

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4、数学

笛卡尔的主要数学成果集中在他的“几何学”中。当时，代数还是一门新兴科学，几何学的思维还在数学家的头脑中占有统治地位。在笛卡尔之前，几何与代数是数学中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笛卡尔站在方法论的自然哲学的高度，认为希腊人的几何学过于依赖于图形，束缚了人的想象力。对于当时流行的代数学，他觉得它完全从属于法则和公式，不能成为一门改进智力的科学。因此他提出必须把几何与代数的优点结合起来，建立一种“真正的数学”。笛卡尔的思想核心是：把几何学的问题归结成代数形式的问题，用代数学的方法进行计算、证明，从而达到最终解决几何问题的目的。依照这种思想他创立了我们”现在“称之为的“解析几何学”。 1637年，笛卡尔发表了《几何学》，创立了平面直角坐标系。他用平面上的一点到两条固定直线的距离来确定点的位置，用坐标来描述空间上的点。他进而又创立了解析几何学，表明了几何问题不仅可以归结成为代数形式，而且可以通过代数变换来实现发现几何性质，证明几何性质。解析几何的出现，改变了自古希腊以来代数和几何分离的趋向，把相互对立着的“数” 与“形”统一了起来，使几何曲线与代数方程相结合。笛卡尔的这一天才创见，更为微积分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从而开拓了变量数学的广阔领域。最为可贵的是，笛卡尔用运动的观点，把曲线看成点的运动的轨迹，不仅建立了点与实数的对应关系，而且把形（包括点、线、面）和“数”两个对立的对象统一起来，建立了曲线和方程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函数概念的萌芽，而且标明变数进入了数学，使数学在思想方法上发生了伟大的转折--由常量数学进入变量数学的时期。正如恩格斯所说：“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尔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辨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了。笛卡尔的这些成就，为后来牛顿、莱布尼兹发现微积分，为一大批数学家的新发现开辟了道路。

34、上帝在哪里，在理性的论证中，上帝似乎就是人类给宇宙的另一个名字：巴鲁赫•德•斯宾诺莎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公元1632年11月24日—公元1677年2月21日），是犹太裔荷兰籍哲学家。斯宾诺莎接受过拉丁语训练，这使他能够阅读笛卡尔等人的著作。斯宾诺莎是近代西方哲学公认的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1677年斯宾诺莎不幸死于肺痨，享年45岁。他的主要著作有《笛卡尔哲学原理》、《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知性改进论》等。
斯宾诺莎的祖先是居住在西班牙的斯雷翁省埃斯宾诺莎（Espinoza）镇的犹太人。1492年，因西班牙政府和天主教教会对犹太人的宗教和种族迫害，举家逃难到葡萄牙。后又于1592年逃亡到荷兰。祖父亚伯拉罕•德•斯宾诺莎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犹太商人，曾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公会担任要职；父亲迈克尔•德•斯宾诺莎继承其父的事业，在阿姆斯特丹经营进出口贸易，并担任犹太人公会会长和犹太教会学校校长。
犹太教会以其背叛教义的名义，将24岁的斯宾诺莎驱逐出境，其后来卜居于海牙，过着艰苦的生活，以磨镜片为生，同时进行哲学思考。斯宾诺莎此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其不承认神是自然的创造主，其认为自然本身就是神化身的学说被称为“斯宾诺莎的上帝”，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者和德国的启蒙运动有着颇大的影响，同时也促使了唯心到唯物，宗教到科学的自然派过度。
从其家族及个人受教会驱逐、迫害的经历中，斯宾诺莎痛切地意识到思想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人都可以自由思想，自由发表意见”，“政治的目的是自由”。1673年普鲁士选帝侯曾邀请他到海德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条件是不可提及宗教，不过斯宾诺莎婉拒，他在45岁时因肺痨去世。斯宾诺莎认为只有民主政体才能保证思想和言论自由。斯宾诺莎反对君主制，说君主制表面上维持和平，其实实行奴役。他也贬低贵族政体，说贵族政体排斥其他阶层的优秀者。他认为，民主制是最优越的，在民主政体中，人人能表达意见。斯宾诺莎从天赋人权出发，痛斥对思想和自由的压制。斯宾诺莎在宣传思想自由的同时，还强调人在行动上要守法。
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体系是巴门尼德所创始的类型的体系，实体只有一个，即是“自然即神化身”，在这里神是宇宙、自然的起点，宇宙自然被这个神生成，这种思想类似于斯多亚学派的世界理性。
笛卡尔认为世界有神，精神，物质三个实体（当然他认为只有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体）。斯宾诺莎不同意这种看法，在他看来，思维和广延（物质）全是神（即自然或实体）的属性。神还具有无限个其他属性，因为神无限的，包容万物的。个别灵魂和单块物质在他看来都是形容词性的东西（是神的一种形式），这些并非实在，不过是“神在”的一些相。
哲学上，斯宾诺莎是一名一元论者或泛神论者。他认为宇宙间只有一种实体，即作为整体的宇宙本身，而“上帝”和宇宙就是一回事。他的这个结论是基于一组定义和公理，通过逻辑推理得来的。“斯宾诺莎的上帝”不仅仅包括了物质世界，还包括了精神世界。斯宾诺莎还认为“上帝”是每件事的“内在因”，“上帝”通过“自然法则”来主宰世界，故物质世界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其必然性；世界上只有“上帝”是拥有完全自由的，人虽然看似可以自由的行动，但还是摆脱不了自然规律的束缚，永远无法获得自由意志。如果我们能够将事情看作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就愈容易与“上帝”合为一体。因此，斯宾诺莎提出我们应该“在永恒的相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看事情，这类似于“斯多葛式的冷静“了。
在伦理学上，斯宾诺莎认为，一个人只要受制于外在的影响，他就是处于奴役状态，而只要和上帝达成一致，人们就不再受制于这种影响，而能获得相对的自由，也因此摆脱恐惧。这有点像孔子的”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斯宾诺莎还主张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对于死亡的问题，斯宾诺莎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于生的沉思。”
斯宾诺莎是彻底的决定论者，他认为所有已发生事情的出现绝对贯穿着必然的作用。
斯宾诺莎的哲学非常类似于斯多葛哲学，可他在一个重要的观点上与斯多葛哲学有尖锐的分歧：他完全反对他们动机（意志）可以战胜情感（非理性的精神）的观点。相反，他主张情感只会被另一个更强的情感取代或战胜。他指出，在主动情感（意识）和被动情感（潜意识、无意识）有关键的分别，前者可以理解而后者不是。他也指出，被动情感可以转化为主动情感（无意识、潜意识可以转化为意识），因此预见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一个关键的思想。

35、经验与归纳法至上:弗朗西斯•培根
弗朗西斯•培根，第一代圣阿尔本子爵（1stViscountStAlban），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作家、哲学家。他不但在文学、哲学上多有建树，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培根是一位经历了诸多磨难的贵族子弟，复杂多变的生活经历丰富了他的阅历，随之而来的，他的思想成熟，言论深邃，富含哲理。他的整个世界观是现世的而不是宗教的（虽然他坚信上帝）。他是一位理性主义者而不是迷信的崇拜者，是一位经验论者；在政治上，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家。弗朗西斯•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生于贵族家庭，是掌玺大臣和大法官（王国最高法律官职）古拉斯•培根爵士的幼子。后于1618也成为了大法官。晚年脱离政治活动，专门从事科学和哲学研究。代表作是《论说文集》。
他是新贵族的思想代表，反对君权神授和君权无限，主张限制王权；拥护清教主张改革，但反对革命。他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提出必须清除它给人们造成的错误认识和偏见（他称之为假相），以便给认识和科学扫清道路。他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认为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小单位是真正的分子，即事物的简单性质，它是有限的不变的。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由它的不同排列和组合构成的。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最重要的特性，运动是有规律的，其形式是多样的。他称事物运动的规律和规定性为形式。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形式，从而获得行动上的自由，以便征服自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
他提出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基本原则，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开端，它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他重视科学实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必须借助于实验，才能弥补感官的不足，深入揭露自然的奥秘。他重视归纳法，强调它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但他否定演绎法是片面的。他的哲学具有神学的不彻底性，他主张双重真理，承认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等宗教教条。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主要著作有：《新工具》、《学术的进步》、《新大西岛》、《亨利七世本纪》、《培根随笔》等。代表作《新工具》，在近代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哲学家由此把它看成是从古代唯物论向近代唯物论转变的先驱。
1561年1月22日，弗兰西斯•培根出生于伦敦一个高级官员家庭。他的父亲尼古拉•培根爵士（SirNicholasBacon）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培根是父亲第二位妻子的最小的儿子。
他的母亲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博学多才的贵族妇女，她的妹夫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重臣伯利勋爵。有了这种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再加上才华出众，培根很早就有了出入宫廷的机会。早在孩提时代，他就被伊丽莎白女王称为“我的小掌玺大臣”。雄心勃勃的培根很希望得到一条谋取功名利禄的捷径，立志以后为官。他十二岁入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攻读神学、形而上学，同时学习逻辑、数学、天文学，希腊文和拉丁文。
培根对当时大学的教育体制和阻碍学术研究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十分反感。1576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与英国驻法国大使一道，前往巴黎，在那儿他一边担任英国驻法使馆的外交事务秘书，一边学习统计学和外交。1579年因父病逝辞职回英国。
父亲病逝后，培根不得不回到伦敦。由于生活开始陷入贫困。在回国奔丧之后，培根进入了葛雷法学院，一面攻读法律，一面四处谋职。
1582年，21岁的培根取得了律师资格，此时，培根在思想上更为成熟了，他决心把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一切知识加以改革，并且把经验和实践引入认识论。这是他“复兴科学”的伟大抱负，也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志向。
1602年，伊丽莎白去世，詹姆士一世继位。由于培根曾力主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受到詹姆士的大力赞赏。培根因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1602年受封为爵士，1604年被任命为詹姆士的顾问，1607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1613年被委任为首席检察官。
1616年培根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617年提升为掌玺大臣，1618年晋升为英格兰的大陆官，授封为维鲁兰男爵，1621年又授封为奥尔本斯子爵。但培根的才能和志趣不在国务活动上，而存在与对科学真理的探求上。这一时期，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出版了多部著作。
1621年培根被国会指控贪污受贿，被高级法庭判处罚金四万磅，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逐出宫廷，不得任议员和官职。虽然后来罚金和监禁皆被豁免，但培根却因此而身败名裂。从此培根不再理政事，开始专心从事理论著述。
1626年3月底，培根坐车经过伦敦北郊。当时他正在潜心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问题。当路过一片雪地时，他突然想做一次实验，他宰了一只鸡，把雪填进鸡肚，以便观察冷冻在防腐上的作用。但由于他身体孱弱，经受不住风寒的侵袭，支气管炎复发，病情恶化，并于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这个一生推崇实验的哲学家最终献身于实验。

1、《新工具》和归纳法
1620年，他主要的著作《学术的伟大复兴》出版了一部分，这部书到他死时还没有写完。培根把此书分为六个部分。《新工具论》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对科学方法的分析，是书中最完整的部分。
《新工具》是培根最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基本上是号召人们采用实验调查法。经院哲学完全依靠亚里士多德演绎逻辑方法，导致了很多荒诞可笑的结果，当时的哲学、科学界需要一种新的逻辑方法，培根的归纳法填补了这块空白。
《新工具》认为知识并不是我们推论中的已知条件，而是要从条件中归纳出结论性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要达到目的的结论。人们要了解世界，就必须首先去观察世界。培根指出要首先收集事实，然后再用归纳推理手段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虽然科学家在每一个细节方面并不都是遵循培根的归纳法，但是他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对观察和实验有重大意义，构成了自那时起科学家一直所采用的方法的核心。
这部书培根只写到了第二部分。但是他对十七世纪英国和十八世纪法国影响都极大。在这部著作里他提出了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认识理论，作为归纳法理论逐渐为人所知。
培根在《新工具》的第一部分，从两个大的方面论述了人类产生谬误的途径：观念上的和方法上的，并通过对这两方面的具体分析指出二者之间的联系。第一部分内容，是对旧逻辑——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演绎逻辑”和经院逻辑的批判，培根把它称为“破坏部分”。由此，培根提出创建新的科学方法的必要性，并为自己的“科学归纳法”逻辑的出场揭开了序幕。第二部分是关于归纳法的一些具体要求等，被成为“建设部分”。由此，培根把传统逻辑带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归纳逻辑成了以后逻辑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培根认为： “归纳法就是为获得真正证明的方法。归纳逻辑不是在知识问题上研究，而是对自然的权力艺术的科学”， “归纳法是发现个体事物发展变化的法制的工具，是获得支配绝对现实的规律和能起决定作用的形式的方法。”在这里，培根勾勒出了归纳法的定义，即，科学归纳法是从事物中正确找出公理和概念的方法，是进行正确思维和探索真理的重要工具。
培根认为只要把观察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就能够通过罗列事实来证明假说。培根的归纳法由于对假说不够重视，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通常，有某种假说是收集事实的必要先决条件，因为在对事实的选择上，要求有某种方法来确定事实是否与研究的问题有关。离了这种东西，单只一大堆事实就让人束手无策。
培根认为科学和技术是相辅相成。培根对印刷、火药和罗盘的发明非常重视。他以这三种发明为例，证明近代人比古希腊人的知识高明得多。培根说：“因此促进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新科学方法，首先要求的就是去寻找新的原理、新的操作程序和新的事实。这类原理和事实可在技术知识中找到，也可在实验科学中找到。当我们理解了这些原理和知识以后，它们就会导致技术上和科学上的新应用。” 在应用科学方面，培根感兴趣的主要是工匠的技术和工业生产过程，因而他被称作“工业科学的哲学家”。
培根请求詹姆斯一世颁布命令去搜集各种方面的知识。他认为把大量事实搜集起来是他的方法的首要要求，只要有一部篇幅六倍于老普林尼的《自然史》那样的百科全书，他就可以解释自然界的所有现象。
培根的科学方法观是以实验定性和归纳为主。他对科学方法上使用的数学和演绎法采取不信任态度。培根提倡的这些方法最初只是他的创见，并没有立即得到应用。到十九世纪由于地质学和生物学中进化论的发展，培根的定性－归纳方法才受到人们的重视。

2、经验论
培根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一系列原则；制定了系统的归纳逻辑，强调实验对认识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称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创始人”；是“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这是对培根哲学特点的科学概括。培根认为，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的知识（认识）只有通过感性经验从客观外界获得。他说：“人是自然界的仆役和解释者，因此他所能做的和所能了解的，就是他在事实上和思想上，对于自然过程所见到的那么多”。他认为，认识的真实性和存在的真实性是一致的，“其间的差别不过是直接的光线和反射的光线而已”，这是一种相当彻底的唯物主义反映论。

为什么人的认识必须从经验开始呢？因为在培根看来，客观外界的事物只有通过人的感官，才能被人们所感知，用他的话来说，“个体（客观外物）首先刺激感官，感官好像是理智的入口和门户”。值得注意的是，培根虽然强调感性经验对人的认识的重要性，但他没有把这一点绝对化，他只是强调感官是人认识外界的一个必经的通道，而并没有说通过感官获得的知识都是正确的，更没有说这种认识就是认识的全部。相反，他认为感官本身有局限性，比如感官对于那些并不是很显露的、或过于微小、或空间距离过远的物体，这未必能认识得很清楚，所以他说：“断定感官为衡量万物的尺度，是很大的错误”。这段话是针对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而说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培根的确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过去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培根只强调感性认识，而对理性认识完全忽视，事实并非如此。

培根对自己的方法的评价是，它告诉如何整理科学必须依据的观察资料。他说，我们既不应该像蜘蛛，从自己肚里抽丝结网，也不可像蚂蚁，单只采集，而必须像蜜蜂一样，又采集又整理。这话对蚂蚁未免欠公平，但是也足以说明培根的意思。通过他所使用的比喻，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说蜜蜂采蜜，原料来自花圃、田间的花丛，蜜蜂采集到花粉后，必须经过自己的加工制作，才能造出香甜可口的蜂蜜。人的认识也一样，原料只能通过感官从外界获得，但这还不等于已经获得真正的知识，人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大脑，把这些从外界获得的材料，“加以改变和消化而保存在理智中”，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知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培根十分重视科学实验对认识的作用。这和培根不仅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科学家有关。他认为，实验和经验不同，经验是自然形成的，而实验则是由人控制的。人通过科学实验，往往能够得到从经验得不到的知识，“自然的奥秘在技术干预之下，比在自然活动时更容易表露出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培根虽是一个经验论者，但并不以通过感性经验获得的知识为满足，而是强调必须通过科学实验这种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活动，才能获得更深刻的知识。培根虽然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社会实践的概念，他的哲学总体上也没有超出机械唯物主义的水平，但从他强调科学实验的重要作用来看，他比起不少旧唯物主义的哲学家要高明。
培根的哲学思想与其社会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他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主张发展生产，渴望探索自然，要求发展科学。他认为是经院哲学阻碍了当代科学的发展。因此他极力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权威。
3、谬误的根源
他还进一步揭露了人类认识产生谬误的根源，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他说这是在人心普遍发生的一种病理状态，而非在某情况下产生的迷惑与疑难。第一种是“种族的假相”，这是由于人的天性而引起的认识错误；第二种是“洞穴的假相”是个人由于性格、爱好、教育、环境而产生的认识中片面性的错误；第三种是“市场的假相”，即由于人们交往时语言概念的不确定产生的思维混乱。第四种是“剧场的假相”这是指由于盲目迷信权威和传统而造成的错误认识。培根指出，经院哲学家就是利用四种假相来抹煞真理，制造谬误，从而给予了经院哲学沉重的打击。但是培根的“假相说”渗透了培根哲学的经验主义倾象，未能对理智的本性与唯心主义的虚妄加以严格区别。
4、对科学的认识
对于科学，培根认为，当时的学术传统是贫乏的，原因在于学术与经验失去接触。他主张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应相辅相成。他曾列出一张他认为值得研究的130个课题和操作方法的表，请求詹姆斯一世颁布命令搜集这些知识。实际上他只得到很有限的一些资料。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关于科学的一系列看法和主张，如他提出热的本质是运动，因为有热的情况出现时总有运动存在。他还认为，产生可感觉到的热效应的原因是现象下面的物体微粒的运动，这种运动具有原子的特性等。
尽管培根感兴趣的正是科学，他的一般见解也是科学的，但他却忽略了当时科学中大部分正进行的事情。他否定哥白尼学说；只就哥白尼本人讲，这还情有可原，因为哥白尼并没提出多么牢靠的议论。但是开普勒的《新天文学》（NewAstronomy）发表在1609年，开普勒总该让培根信服才对。吉尔伯特对磁性的研究是归纳法的光辉范例，培根对他倒赞赏。
然而他似乎根本不知道近代解剖学的先驱维萨留斯（Vesalius）的成绩。出人意料的是，哈维是他的私人医生，而他对哈维的工作好像也茫然不知。固然哈维在培根死后才公布他的血液循环发现，但是人们总以为培根会知道他的研究活动的。
培根不仅瞧不起演绎推理，也轻视数学，大概是以为数学的实验性差。他对亚里士多德怀着恶毒的敌意，但是给德谟克利特非常高的评价。他虽然不否认自然万物的历程显示出神的意旨，却反对在实地研究各种现象当中掺杂丝毫目的论解释。他主张一切事情都必须解释成由致效因产生的结果。
演绎在科学中起的作用，比培根想的要大。当一个假说必须验证时，从这假说到某个能由观察来验证的结论，往往有一段漫长的演绎程序。这种演绎通常是数理推演，所以在这点上培根低估了数学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比如为了证明一个假说，人们要急于这个假说设计现实的实验来进行验证，这个实验就是根据假说演绎出来的。
人们完全可以说弗朗西斯•培根是一位真正的现代哲学家。他的整个世界观是现世的而不是宗教的（虽然他坚信上帝）。他是一位理性主义者而不是迷信的崇拜者，是一位经验论者而不是诡辩学者。他那渊博的学识连同精彩的文笔与科学和技术相共鸣。
培根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鸣锣开道者。他最早表达了近代科学观，阐述了科学的目的、性质，发展科学的正确途径，首次总结出科学实验的经验方法－－归纳法，对近代科学发展起到指导作用。培根是除旧立新的思想革新者，他对经院哲学的科学观和传统逻辑思维方式的批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人们有理由把培根与另一位即将来临的科学时代的先驱勒内•笛卡尔相提并论。培根比笛卡尔早一代人（三十年）。他比笛卡尔更多地强调观察和实验的重要性。

36、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实际上是我们对自然的隐喻：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
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是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语言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学家。
1668年维科出生于那不勒斯，自幼勤奋好学，尤其着力于语言学、法学、历史学和哲学的学习上。在培根的《新工具》的影响和启发之下，1725年，他出版了《关于各民族的本性的一门新科学的原则，凭这些原则见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体系的原则》一书，这就是后来以《新科学》一名扬世的著作的第一版，这本书在1744年第三版的标题被改为《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
《新科学》的目的是要探讨人类各民族的共同性原则，维科把这些原则分成关于思想的和关于语言的两部分。在关于思想的部分，他发现了哲学方面的一些新的历史原则，首先是一种人类的形而上学，即一切民族的自然神学，这种自然神学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拟人化的想象，比如对于太阳神、月亮神、雷神的想象，凭借这种自然神学，各族人民创造了自己的神。在关于语言的部分，维科发现到诗的一些新原则，认为一切原始民族的诗歌都是对自然的反映。根据这些原则，维科考察了徽章、纹章、钱币和语言这些符号的起源。

凭着关于思想和语言演化的原则，维科发展出一种历史假说。认为一切民族都会经历从兴起、发展到鼎盛一直到衰亡的过程，都必须经过这种理想的人类永恒历史。这一永恒历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神的时期、英雄时期和人的时期，它们对应的政体分别是氏族公社、贵族政体和君主独裁政体，对应的语言则分别是神的语言、象征语言和民众语言。
从美学的方面说，维科主要的贡献在于他关于“诗性智慧”的理论。他认为。人类原始民族的创造者都是某种诗人和哲人，他们的思维是一种诗性思维，即以一种隐喻的、对自然模仿的原则创造了各种文化，创造了各门技法和各门科学的基础。
维科的著作一度曾因其知识庞杂，考据烦琐，学理艰涩而遭到冷落。但到20世纪之后，维科及其著作又成了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其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

37、我们是存在的一架录像机：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年8月29日 --- 1704年10月28日），是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著述家。约翰•洛克的思想对于后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被广泛视为是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他的著作影响了伏尔泰和卢梭，以及许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美国开国元勋。他的理论被反映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上。
约翰•洛克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对后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被视为是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
洛克于1632年出生于英国，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清教徒的父亲在内战期间为议会军队而战。1646年洛克在威斯敏斯特学校接受了传统的古典文学基础训练。1652年克伦威尔主政期间，洛克到牛津大学学习，并在那儿居住了15年。1656年洛克获得学士学位，1658年获硕士学位。后来他还担任过牛津大学的希腊语和哲学老师。在牛津期间洛克对当时盛行于校园内的经院哲学不感兴趣，反而比较喜欢笛卡尔的哲学以及自然科学。他在36岁时曾被入选英国皇家学会。也正是由于洛克的哲学观点不受欢迎，他最后决定从事医学研究。这一时期洛克还结识了著名的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
1666年洛克遇到了莎夫茨伯里伯爵，并成为伯爵的好友兼助手。在此期间洛克开始了其一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的创作。1675年洛克离开英国到法国住了三年，结识很多重要的思想家，后来又回到伯爵身边担任秘书。1682年莎夫茨伯里伯爵因卷入一次失败的叛乱而逃往荷兰，洛克也随行。伯爵在翌年去世，而洛克则在荷兰一直呆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荷兰期间洛克隐姓埋名，并且完成了包括《人类理解论》在内的多部重要著作。
1688年洛克返回伦敦，并在次年写了两篇十分重要的政治论文。他的《人类理解论》也在1690年发表。晚年的洛克大部分的精力都投注在《人类理解论》这部书上，不过此时也认识了包括艾萨克•牛顿在内的几位科学家。洛克终身未娶，在1704年溘然长逝。
1、 哲学思想
洛克是不列颠经验主义的开创者，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完全贯彻这种哲学思想。洛克认为人类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来自或反映了人类的感官经验。他抛弃了笛卡尔等人的天赋观念说，而认为人的心灵开始时就像一张白纸，而向它提供精神内容的是经验（即他所谓的观念）。观念分为两种：感觉(sensation)的观念和反思(reflection)的观念。感觉来源于感官感受外部世界，而反思则来自于心灵观察本身。与理性主义者不同的是，洛克强调这两种观念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洛克还将观念划分为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不过并没有提供合适的区分标准。我们唯一能感知的是简单观念，而我们自己从许多简单观念中能够形成一个复杂观念。

洛克的哲学思想虽然并没有一贯性（20世纪另外一名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经批评洛克以“零碎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且有很多漏洞，不过却对后来的哲学家起到很大的影响。洛克开创的经验主义被后来的乔治•贝克莱以及大卫•休谟等人继续发展，成为欧洲的两大主流哲学思想。

2、政治思想：人的崛起
虽然在哲学上洛克成就十分重要，不过他在政治及政治学说上的影响对后人更为巨大。洛克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政治以及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人，他主张要捍卫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他的政治理念也深远地影响了美国、法国、英国以及其他的西方国家。
1689到1690年写成的两篇《政府论》是洛克最重要的政治论文。第一篇是对罗伯特•费尔默爵士的《先祖论即论国王之自然权》的反驳。洛克极力并有效地驳斥了费尔默的君权神授的主张。在第二篇中洛克主张统治者的权力应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建立国家的唯一目的，乃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以及人民的自然权利。当政府的所作所为与这一目的相违背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采取行动甚至以暴力的方式将权力收回。洛克也支持社会契约论。不过他也强调社会契约论是可以废除的。他也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在一个人没有损害另一人利益的情况下可以自行其事。他也提倡个人财产的合理性，认为个人有权拥有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合法财产。洛克提出的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就包括了生存的权利，享有自由的权利以及财产权。洛克还第一个倡导了权力的分配，他把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外交权三种，认为行立法机关应当高于行政机关，防止专政。这方面的理论由后来的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继续发展，并对美国的三权分立制政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政府论》中洛克主张公民社会是为了对财产权利提供保护才产生的。洛克所谓的财产是以拉丁文的proprius一词为基础，代表了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包括了拥有他自己。也因此，洛克所谓的“财产”包括了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政治社会创立的目标便是为了提供财产权利更好的保护，因为财产能够代表其成员私人的（非政治性的）利益，但却无法代表一些只有与共同体里其他人结合才能实现的利益。
从这个理论延伸，每个人必然都在社会以外（例如在自然状态下）拥有一些财产，因此政府并不是财产权利的唯一来源，也不能够随意挪用个人的财产。如果政府存在的目标是为了保护财产权利，财产必然是先于政府存在并且完全独立的。托马斯•霍布斯对此也抱持类似的看法。
洛克的政治思想对后来的政治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洛克的自由主义被美国奉为神圣，成为民族理想。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托马斯•杰弗逊等美国政治家，并且在美洲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洛克的影响在法国则更为激烈。伏尔泰是第一个将洛克等人的思想传到法国去的人，法国后来的启蒙运动乃至法国大革命都与洛克的思想不无关系。
洛克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天赋人权"学说.他把在英国革命终提出的各种基本要求概括为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并把它们说成是天赋人权.
3、白板说
洛克在知识论上也有极大贡献，他提出了“主观性”—或称之为“自我”的定义，Charles Taylor等历史学家认为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一书是现代哲学中有关自我的概念的奠基者。
洛克将“自我”定义为“会以意识思考的东西（无论其本体，无论其是由何种精神、物质所单独构成或混合而成，皆是如此），这种东西是可以进行感觉的，会感觉到快乐或痛苦、幸福或不幸，而其意识延伸的程度，便是其自我所关心的程度。”
洛克认为“自我”是一种在体内的自我察觉、以及自我意识的反射。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解释了这种意识灵魂的发展过程，他批评了圣奥古斯丁派所提出的人生下来皆带有原罪的理论，也批评了笛卡尔提出的人生下来皆带有基本逻辑知识的理论。洛克认为人的心灵开始时就像一块“白板”，而向它提供精神内容的是经验（即他所谓的观念）。观念分为两种：感觉的观念和反思（reflection）的观念。

感觉来源于感官感受外部世界，而反思则来自于心灵观察本身。与理性主义者不同的是，洛克强调这两种观念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洛克还将观念划分为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不过并没有提供合适的区分标准。我们唯一能感知的是简单观念，而我们自己从许多简单观念中能够形成一个复杂观念。
洛克的教育思想是“白板说”，认为人的心灵如同白板，观念和知识都来自后天，并且得出结论，天赋的智力人人平等，“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主张取消封建等级教育，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洛克在《教育漫话》一书就是他对于如何教育这种空白心灵的大纲；他相信教育才是构成人最重要的部分，或者更根本的说，心灵开始时都只是一个“空橱柜”，他还说：“我想我会说在我们所遇到的人之中，其中有九成的人的好坏或是能力高低，都是取决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
洛克也主张“在我们婴儿时期所受到的任何琐碎印象，都会对我们以后有相当重大而持久的影响。”他主张在一个人年轻时所形成的联想（观念的联合）比那些后来才形成的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是自我的根源—它们是第一波留在“白板”上的印象。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引入了这些概念，还提出了一个例子：例如我们不应该让一个“愚蠢的女仆”告诉小孩在晚上时会有“小妖精和鬼怪”出没，否则“夜晚便会永远和这些可怕的念头结合在一起，他从此再也摆脱不掉这些想法了。”
洛克对於哲学和政治哲学界产生极大影响，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发展。现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也将洛克视为其理论的奠基者之一。洛克对于伏尔泰有极大影响，而他在自由和社会契约上的理论也影响了后来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托玛斯•杰斐逊、以及其他许多的美国开国元勋。洛克的理论激励了后来的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38、国家是人造的利维坦（巨人）：托马斯•霍布斯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年4月5日－1679年12月4日），是英国政治家、哲学家。霍布斯生于英国威尔特省一牧师家庭，早年就学于牛津大学，后来做过贵族家庭教师，并游历于欧洲大陆。他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指出宇宙是所有机械地运动着的广延物体的总和。他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指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是一部人造的机器人，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君主专制。他把罗马教皇比作魔王，僧侣比作群鬼，但主张利用“国教”来管束人民，维护“秩序”。
霍布斯在1588年4月5日生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的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他的父亲因担任邻近教区的牧师而不得不离开小镇，将他的三名子女都交给他哥哥法兰西斯照顾。霍布斯从四岁开始在马姆斯伯里的教堂接受教育，接着他前往私人学校就读，由一名牛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罗伯•拉蒂默教导。霍布斯是一名天赋极佳的学生，在大约1603年时他被送至牛津的摩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就读。当时摩德林学院的校长是严格的清教徒John Wilkinson，年轻的霍布斯也受了他的影响。
在大学里，霍布斯显然依着自己的规划学习。他很少被其他正规的学校课程所吸引。直到1608年他才取得了学位，但在这段期间中他曾经由院长James Hussee爵士推荐，担任哈德威克男爵卡文迪许之子威廉的家庭教师（亦即后来的德文郡公爵），霍布斯一生中和这一家族的紧密关系也因此展开。
霍布斯在1610年陪伴年轻的威廉游遍欧洲大陆，霍布斯也因此有机会比较他在牛津所接受的经院哲学教育、与欧洲大陆科学而具批判性的研究方式的不同。当时霍布斯关注的研究领域是古希腊和拉丁文的著作，在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后，他在1628年完成了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翻译，成为第一个将其从希腊文原稿翻译为英文的人。霍布斯认为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纪录清楚显示了民主政府是无法打胜战争和维持长期稳定的，也因此他认为民主制度并不可取。
虽然霍布斯当时曾与一些文艺人士和思想家如弗兰西斯•培根相交，但实际上在1629年之后他才开始扩展自己的哲学研究领域。他的赞助人—德文郡公爵卡文迪许在1628年6月死于瘟疫，公爵夫人不再雇请他。不过霍布斯很快又找到了新工作，担任乔维斯•克利夫顿爵士（Gervase Clifton）之子的家庭教师。霍布斯为了这份工作而长时间留在巴黎，直到1631年卡文迪许家族再次雇请他，不过这次教导的对象改为威廉之子了。接下来七年里霍布斯在教学的同时也不断拓展自己的哲学知识，思考一些主要的哲学辩论问题。他在1636年前往佛罗伦斯旅行，并在巴黎加入了马兰•梅森等人的哲学辩论团体。从1637年起他开始自称为哲学家和学者了。
霍布斯最初有兴趣的研究领域是物体的运动原理，尽管他对这一现象有高度兴趣，但他却不屑以物理学的实验方式进行研究。他自行构想出了一套物理运行的原理，并且终身都在研究这套虚拟的原理。他首先写了几篇论文阐述这套原理的架构，证明这些原理是可以解释的物理上的运动，或者说至少可以解释机械运行。接着他将人类与自然界分隔开来，在另一篇论文里显示了哪些肉体的运动会牵涉到特殊的知觉现象、知识、和感情，以此证明人类的特殊之处。最后他在总结的论文里阐述人类如何形成和参与社会，并主张社会应该避免人们退回“野蛮而不幸”的原始状态。因此他主张肉体、人、和国家这三者的现象应该要被一起研究。
霍布斯在1637年回到了祖国英国，当时英国的政治和社会局势动荡不安，霍布斯也无法再专心的进行哲学的研究了。不过，在他回到英国的最初几年里所写下的论文集The Elements of Law里，清楚显示了当时他的政治思想还没有被大幅改变，一直要到1640年代英国内战爆发为止。
1640年11月，英国长期国会取代了短期国会，国会与国王间的冲突迅速恶化，霍布斯觉得他的著作可能会招致政治的迫害，因此很快便逃至巴黎，在接下来11年内都没有再返回英国。在巴黎他重新加入了马兰•梅森的辩论团体，同时期他也写下了一篇对于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一书的批评。
这个时期，他逐渐回复原先的研究工作，开始撰写研究的第三部分De Cive，并在1641年11月撰写完毕。虽然他最初只打算私下传阅，但这本书最后仍广泛流传。他接着重新着手研究的前两个部分，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上，那几年里他除了一篇有关光学的短文（1644年）外便很少发表其他作品。他在哲学界建立起了良好的名声，并在1645年和笛卡尔等人一同被选出以调解有关化圆为方的学术争议。
1642年英国内战爆发，保王派的局面在1644年中旬开始恶化，这之后许多国王的支持者开始流亡欧洲。他们中许多逃至巴黎的人都与霍布斯相识，这使得霍布斯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同时他的De Cive一书也重新发行并且广泛留传。
在流亡的英国保王派同乡的影响下，霍布斯决定撰写一本书以阐述政府的重要性、和政治混乱所造成的战争。全书架构是根基于1640年所写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上。在霍布斯看来，国家就像一个伟大的巨人或怪物（利维坦）一般，它的身体由所有的人民所组成，它的生命则起源于人们对于一个公民政府的需求，否则社会便会陷入因人性求生本能而不断动乱的原始状态。全书以一篇「回顾与总结」作终，霍布斯总结道人民无论如何都不能违背与国家签下的社会契约，然而，霍布斯也讨论到了当利维坦无法再保护其人民时，这个社会契约便会等于无效。由于当时英国的局势纵容对于宗教教条的批判，霍布斯的理论也因此更无所忌讳。
撰写利维坦的期间霍布斯一直留在巴黎。1647年的一场大病，使霍布斯卧床长达6个月。在病况恢复后他又开始写作，最终于1650年完成全书。1650年，在等待《利维坦》出版的期间，他允许出版商将许多他早期的论文分为两本小册子出版。《利维坦》的印刷工作花费了不少时间，最后终于在1651年中旬上市，当时的书名是《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初版的封面卷头插画也非常知名，描绘出一个戴着王冠的利维坦巨人，一手持剑、一手持仗，巨人的身体则由无数的人民所构成。
这本书刚出版便造成了轰动。很快的霍布斯便接到了大量的赞美和批评，远远超出当时所有其他的思想家。不过，这本书的出版却迅速使他与其他逃亡的保王派关系决裂，迫使他不得不向革命派的英国政府求取保护。当时保王派试图杀掉他，因为书中的现实主义内容不但震怒了信仰圣公会的保王派、也震怒了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霍布斯逃回了英国，在1651年冬天抵达伦敦。在他向革命派政府表示归顺后，他被允许在伦敦的福特巷过着隐居的生活。
1666年，英国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对所有无神论者和“不敬神者”不利的法案，这时国王查理二世保护了霍布斯免受迫害。当时霍布斯的《利维坦》被视为是无神论和亵渎的代表作，因为担心会被贴上异教徒的标签，霍布斯烧掉了许多可能会对自己不利的文稿。这次危机也使霍布斯开始检视异端的真相，他将研究结果集合于三篇简短的论文上，并将其收录至Appendix to his Latin translation of Leviathan一书里，并于166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在这几篇论文中霍布斯指出，除了违反尼西亚信经以外其他的理论都不能被视为异端，并且主张《利维坦》一书仍然符合尼西亚信经的原则。

由于国王的保护，下议院通过的法案最后并没有对霍布斯造成太大伤害，不过霍布斯从此不能在英格兰发表任何有关人类行为的著作了。他在1668年的著作由于无法通过英格兰的出版品审查机构，只得改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其他的许多著作则要等到他死后才得以出版。有时候霍布斯甚至被禁止回复他在学术辩论中遭受的批评。尽管如此，霍布斯在国外的名声非常高，当时前往英格兰旅游的学者和名人都会抽空拜访霍布斯，向这位老哲学家表达敬意。

霍布斯最后的作品是在1672年出版的一篇拉丁文自传，同时他还将奥德赛翻译为四本“粗劣的”英文译本，并在1675年完成了整套《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翻译。
霍布斯在1679年染上了膀胱疾病，并且死于接踵而来的中风发作，享年九十二岁。他被葬在德贝郡一座教堂的墓地里。
1、利维坦
《利维坦》一书写于英国内战进行之时。在这书中霍布斯陈述他对社会基础与政府合法性的看法。在人类的自然状态下，有一些人可能比别人更强壮或更聪明，但没有一个会强壮到或聪明到不怕在暴力下死亡。当受到死亡威胁时，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必然会尽一切所能来保护他自己。霍布斯认为保护自己免于暴力死亡就是人类最高的必要，而权力就是来自于这种必要（生存权）。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下，每个人都需要世界上的每样东西，也就有对每样东西的权力。但由于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不足的，所以这种争夺权力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便永远不会结束。
但战争并不是对人最有利的。人生在这种自然状态下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又短暂的”。霍布斯指出人因着自利和对物质的欲求会想要结束战争。霍布斯指出社会若要和平就必需要有社会契约。霍布斯指出社会是一群人服从于一个人的威权之下，而每个个人将刚刚好的自然权力交付给这威权，让它来维持内部的和平、并抵抗外来的敌人。这个主权，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霍布斯较中意君主制），都必须是一个“利维坦”，一个绝对的威权。对霍布斯而言，法律的作用就是要确保契约的执行。
利维坦国家在防止侵略、发动战争对抗他人、或是任何有关保持国家和平方面的事务上是有无限威权的。至于其他方面，国家是完全不管的。只要一个人不去伤害别人，国家主权是不会去干涉他的。但这种主权的行使是受到自然法约束的。主权有义务遵守那些指定了和平界线的法律（自然法），这种限制使得主权的权威必须遵守一种道德责任。一个主权也必须保持国内的平等，因为普通人民都会被主权的光辉所掩盖；霍布斯将这种光辉与太阳的阳光相比，既然阳光耀眼无比，普通人也会因此褪色。在本质上，霍布斯的政治原则是“不要伤害”，他的道德黄金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从这里霍布斯的道德观与一般基督教的黄金律“己所欲，施于人”产生差异，霍布斯认为那只会造成社会混乱罢了。
利维坦写于英国内战期间，书里的大多数篇幅都用于证明强大的中央权威才能够避免邪恶的混乱和内战。任何对此权威的滥用都会造成对和平的破坏。霍布斯也否定了权力分立的理想：他指出主权必须有全盘控制公民、军事、司法、和教会的权力。在利维坦中，霍布斯明确的指出主权拥有改变人民信仰和理念的权威，如果人民不这样做便会引起混乱。霍布斯也呈现了自己的宗教理论，但宣称他会愿意服从主权的命令改变信仰。
由于上述一些原因，霍布斯常被人误认为无神论者。然而，霍布斯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他宣称自己亦是一名信“耶稣是基督”的基督徒。对于同时代一些人说他是无神论者的言论，他都予以批驳。
霍布斯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首先，作为“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霍布斯开创性的将新科学和政治哲学融会贯通。机械唯物论是他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论基础，他指出一切物体都在按照必然的因果规律运动，国家作为“人造的物体”也受因果规律制约，这种规律就存在与人类的心灵之中，通过观察可以看到。其次，霍布斯是西方近代首位彻底贯彻个人主义的思想家。他将自我保存视为个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视为第一条自然法，独立并优先于其他自然法，这就根本区别了人依附于自然和秩序的传统自然法观念，由此，在他那里传统自然法实现了向现代自然权利观念的转变。再次，霍布斯从抽象人性原则和人的理性概念出发，第一次系统的用社会契约论解释了国家的产生及基础，批判了君权神授论，确立了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基本形态。最后，霍布斯关于国家主权的阐述标致着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国家主权说的正式形成。

39、神权、君权与人权
在解释政府的权利的过程中，洛克认为政府的职责应该是保护人的权利，这确立了一种“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本政治思想。霍布斯更是指出所谓国家只不过是自然状态的人为了结束战争，保护自身的生存权而通过社会契约组建的机器。这两种思想在打破君权与神权联姻造成黑暗独裁统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导致了后来在法国、美国发生的争取人权的资产阶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