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改革家：曾国藩
但当中国军队遭遇惨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南京条约》之后，曾国藩的态度却与一般的士大夫有了很大的不同。1842年8月9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自英国人主动挑起战争至今，已经两年了。做将领不知道如何带兵，当兵的不知道怎么打仗，对于国家的威望，确实是有一些损伤。这次议和，实在是不得已。但是，如果这样做可以使英国人永不犯边，中国从此得到安宁，那么我们即使以泱泱大国的身份屈从于一个小小的岛国，那也是顺天应人之举，谁说不是上策呢！”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南京条约》的签订是持赞成态度的。他的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很显然是来源于他的政治恩师穆彰阿，在他以后的外交实践当中，这种思想还会经常地体现出来，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从穆彰阿到曾国藩，再到李鸿章，这是一脉相承的对外妥协的体系。
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主战与主和之争，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主和的既然有体系，那么主战的也不能不没有体系。主和的体系是从穆彰阿到曾国藩，到李鸿章，主战的体系则是从林则徐到左宗棠。
在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的表现就和曾国藩有了很大的不同。诚如上面所说，曾国藩虽然对英军的侵略感到愤慨，坚信中国能够取胜，但是并没有明确表达主战的观点，合约签订后，曾国藩更是倒向了求和的穆彰阿一方。左宗棠则不同，他是坚定的主战派。
战争期间，左宗棠翻遍古籍中有关海防的记载，与现实情况相结合，总结出“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具体的应敌措施。他又多次写信，与恩师贺长龄讨论攻守事宜。
战争的进程令他非常失望，清廷罢免林则徐更是令他无比愤懑。当他得知清廷苟且求和，与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后，愤怒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所以，当我们探寻曾、左矛盾之缘起的时候，不得不仔细考察他们在鸦片战争的这种差别。曾、左矛盾的因子，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在国家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同时，曾国藩个人的命运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曾国藩在朝考结束之后曾经回老家呆过一段时间，当他再次来到京城的时候，他决心做一个圣人。他已经选择好了他要膜拜的对象，那就是唐鉴。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南京条约》的签订是持赞成态度的。他的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很显然是来源于他的政治恩师穆彰阿，在他以后的外交实践当中，这种思想还会经常地体现出来，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从穆彰阿到曾国藩，再到李鸿章，这是一脉相承的对外妥协的体系。
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主战与主和之争，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主和的既然有体系，那么主战的也不能不没有体系。主和的体系是从穆彰阿到曾国藩，到李鸿章，主战的体系则是从林则徐到左宗棠。
在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的表现就和曾国藩有了很大的不同。诚如上面所说，曾国藩虽然对英军的侵略感到愤慨，坚信中国能够取胜，但是并没有明确表达主战的观点，合约签订后，曾国藩更是倒向了求和的穆彰阿一方。左宗棠则不同，他是坚定的主战派。
战争期间，左宗棠翻遍古籍中有关海防的记载，与现实情况相结合，总结出“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具体的应敌措施。他又多次写信，与恩师贺长龄讨论攻守事宜。
战争的进程令他非常失望，清廷罢免林则徐更是令他无比愤懑。当他得知清廷苟且求和，与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后，愤怒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所以，当我们探寻曾、左矛盾之缘起的时候，不得不仔细考察他们在鸦片战争的这种差别。曾、左矛盾的因子，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在国家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同时，曾国藩个人的命运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曾国藩在朝考结束之后曾经回老家呆过一段时间，当他再次来到京城的时候，他决心做一个圣人。他已经选择好了他要膜拜的对象，那就是唐鉴。
@守阳明 107楼 2014-07-26 18:16:02
沙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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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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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一隅92 108楼 2014-07-26 18:56:45
顶个，这段时间在了解晚清 历史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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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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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鉴，湖南善化人，清代著名理学家。1778年生，年长曾国藩三十三岁。1809年进士。当时在京城担任太常寺卿的官职。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学盛行，理学几乎被所有人遗弃。唐鉴特立独行，摒弃考据，崇尚理学。唐鉴的身边，集结了一大批像倭仁那样的理学专家，这个群体对扭转当时的学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曾国藩以外，唐鉴还和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蓉、日后的湘军大将罗泽南等湖南士子有交游，他对湖湘理学的兴起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非常崇拜唐鉴，便以弟子之礼前去拜见他。唐鉴见曾国藩这个来自家乡的年轻后生相貌堂堂、器宇轩昂，言行举止都非常得体，学习的态度又非常诚恳，非常高兴，答应做他的老师。
曾国藩行完拜师之礼后，问唐鉴：“先生，学生愚钝，不知道修身以及读书的方法，请先生赐教。”
唐鉴抹了抹花白的胡子，道：“修身也好，读书也罢，都要照着《朱子全书》上面所写的去做。关键在于实践。只读书不实践的话，纵然能够倒背如流，也不能提高自己的品行。”
《朱子全书》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著作集合，是程朱理学的入门之书。恰好，曾国藩最近正在看这套书，所以他还想问得更详细一点。于是，他说：“学生愚钝，还请先生详细解答。”
唐鉴点点头，说：“修身的要点，分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外表，要严肃整齐，有刚强之气；一个是内心，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至于读书的方法，要点在于真正读懂一本经书。假如真正读懂了一本经书，那么其他的经书也就跟着读懂了。切不可东翻翻，西看看，那样什么书都会读不懂。”
曾国藩听完，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继续问道：“学生虽然很想修身，也很想专心致志地读点书，但总是坚持不下来。敢问先生应当如何改变？”
唐鉴道：“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颗恒心。人要是没有恒心的话，任何事情都会办不成。我有一个学生，名叫倭仁，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想必你也是认识的。他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使自己保持恒心。他立下日课若干条，一言一行都按照日课行事。每天都写日记，检查自己言行的得失并加以改正。督促自己修身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记日记。你可以去拜访拜访倭仁，向他求教。”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学盛行，理学几乎被所有人遗弃。唐鉴特立独行，摒弃考据，崇尚理学。唐鉴的身边，集结了一大批像倭仁那样的理学专家，这个群体对扭转当时的学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曾国藩以外，唐鉴还和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蓉、日后的湘军大将罗泽南等湖南士子有交游，他对湖湘理学的兴起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非常崇拜唐鉴，便以弟子之礼前去拜见他。唐鉴见曾国藩这个来自家乡的年轻后生相貌堂堂、器宇轩昂，言行举止都非常得体，学习的态度又非常诚恳，非常高兴，答应做他的老师。
曾国藩行完拜师之礼后，问唐鉴：“先生，学生愚钝，不知道修身以及读书的方法，请先生赐教。”
唐鉴抹了抹花白的胡子，道：“修身也好，读书也罢，都要照着《朱子全书》上面所写的去做。关键在于实践。只读书不实践的话，纵然能够倒背如流，也不能提高自己的品行。”
《朱子全书》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著作集合，是程朱理学的入门之书。恰好，曾国藩最近正在看这套书，所以他还想问得更详细一点。于是，他说：“学生愚钝，还请先生详细解答。”
唐鉴点点头，说：“修身的要点，分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外表，要严肃整齐，有刚强之气；一个是内心，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至于读书的方法，要点在于真正读懂一本经书。假如真正读懂了一本经书，那么其他的经书也就跟着读懂了。切不可东翻翻，西看看，那样什么书都会读不懂。”
曾国藩听完，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继续问道：“学生虽然很想修身，也很想专心致志地读点书，但总是坚持不下来。敢问先生应当如何改变？”
唐鉴道：“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颗恒心。人要是没有恒心的话，任何事情都会办不成。我有一个学生，名叫倭仁，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想必你也是认识的。他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使自己保持恒心。他立下日课若干条，一言一行都按照日课行事。每天都写日记，检查自己言行的得失并加以改正。督促自己修身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记日记。你可以去拜访拜访倭仁，向他求教。”
曾国藩点点头，说：“谨遵师命。”沉默了一小会儿后，曾国藩又问：“古今中外的学问，浩渺犹如大海。弟子愚钝，实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告诉我做学问的方法。”
唐鉴回答道：“做学问的方法只有三门，那就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当中，义理是最重要的。考据之学，往往管窥蠡测，而辞章之学，不精通义理的人也是学不好的。”
唐鉴的这个分类法来自桐城派，而在曾国藩看来，仅仅有这三样还不够，必须加上经世致用才算完整。当时，在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林则徐等人的影响下，湖南掀起了一股经世致用的思潮，与当时盛行的乾嘉考据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国藩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很深。所以，曾国藩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方法不是义理，而是经世致用。带着这个疑问，曾国藩继续问道：“那么经世致用之学呢？”
唐鉴道：“经世致用之学，就在义理之中。”
曾国藩听罢，恍然大悟，心想：唐先生虽然不说经世致用，但认为经世致用包含在义理之内，他比桐城诸子看得更深更远，对考据之风的冲击也会更大。接着，曾国藩又问：“弟子准备专门学习经世致用的学问，但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下手？”
唐鉴回答道：“最好的方法是读古代的历史。历朝历代的兴衰缘由、为政得失、典章制度，全都记载在史籍当中。熟读史籍，勤加思考，许多现实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经过唐鉴这么一解释，曾国藩对于读书和修身的方法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谨遵老师的教诲，切实去做。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按照唐鉴的指点，前往拜访另一位理学大师倭仁。
倭仁，蒙古正红旗人，清代著名理学家，政治保守派的代表人物。1804年生，年长曾国藩七岁。1829年进士，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
曾国藩前去拜访倭仁，倭仁也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举止得体的理学爱好者。叙礼完毕，曾国藩对倭仁说：“唐先生说艮峰兄（倭仁，字艮峰）的修身功夫做得很好，每天都记日记反省。今天我特意来拜访，就是想请艮峰兄不吝赐教，将修身的方法传授给我。可否先让我看看你的日记？”
唐鉴回答道：“做学问的方法只有三门，那就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当中，义理是最重要的。考据之学，往往管窥蠡测，而辞章之学，不精通义理的人也是学不好的。”
唐鉴的这个分类法来自桐城派，而在曾国藩看来，仅仅有这三样还不够，必须加上经世致用才算完整。当时，在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林则徐等人的影响下，湖南掀起了一股经世致用的思潮，与当时盛行的乾嘉考据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国藩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很深。所以，曾国藩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方法不是义理，而是经世致用。带着这个疑问，曾国藩继续问道：“那么经世致用之学呢？”
唐鉴道：“经世致用之学，就在义理之中。”
曾国藩听罢，恍然大悟，心想：唐先生虽然不说经世致用，但认为经世致用包含在义理之内，他比桐城诸子看得更深更远，对考据之风的冲击也会更大。接着，曾国藩又问：“弟子准备专门学习经世致用的学问，但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下手？”
唐鉴回答道：“最好的方法是读古代的历史。历朝历代的兴衰缘由、为政得失、典章制度，全都记载在史籍当中。熟读史籍，勤加思考，许多现实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经过唐鉴这么一解释，曾国藩对于读书和修身的方法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谨遵老师的教诲，切实去做。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按照唐鉴的指点，前往拜访另一位理学大师倭仁。
倭仁，蒙古正红旗人，清代著名理学家，政治保守派的代表人物。1804年生，年长曾国藩七岁。1829年进士，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
曾国藩前去拜访倭仁，倭仁也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举止得体的理学爱好者。叙礼完毕，曾国藩对倭仁说：“唐先生说艮峰兄（倭仁，字艮峰）的修身功夫做得很好，每天都记日记反省。今天我特意来拜访，就是想请艮峰兄不吝赐教，将修身的方法传授给我。可否先让我看看你的日记？”
@守阳明 116楼 2014-07-28 17:16:12
更新的挺及时,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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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更新的挺及时,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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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云淡心远 111楼 2014-07-27 12:14:34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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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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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吉日春雨 113楼 2014-07-28 15:17:11
@廖正华 新一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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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廖正华 新一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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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倭仁听罢，前往书房拿出日记，小心翼翼地递到曾国藩跟前，说：“赐教不敢当。日记全在这里了，涤生兄可拿回去细看。”
曾国藩拿过日记，略微地翻了翻，发现那上面记载的很多事情，在一般人看来都是见不得人的，比如前天因为一点小事训斥了婢女一番，昨天看到别人收藏的宋刻本就想占为己有之类的。倭仁将这些展现自己心灵阴暗一面的事情全都记载在日记中，并且附有深刻的反省，这令曾国藩感到由衷的佩服。
曾国藩看了一会，道：“艮峰兄的日记，如此胸怀坦荡，国藩佩服之至！”
倭仁笑了笑，说：“不这么做，人的坏毛病就除去不了。”
曾国藩点点头，合上日记，对倭仁说：“除了每天记日记之外，艮峰兄对于如何修身一定还有许多见解，还请不吝赐教。”
倭仁沉思了一会，说：“理学修养，‘研几’的功夫最重要。所谓的‘几’，就是事情在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来的那点苗头。把握住这种苗头，提前想好应对的办法，等到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应对自如了。”
曾国藩问：“那么如何才能把握住这种苗头呢？”
倭仁回答道：“最好的办法是静坐。《大学》中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个人处在极其安静的环境中，最能看出事情的本质。一个记日记，一个静坐，你能切实做到的话，成就就可以超过我了。”
在接连拜访唐鉴和倭仁之后，曾国藩对于如何克己复礼学做圣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他为自己定下日课十二条“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议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其所亡、十月无忘其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并切实履行。曾国藩本来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之前的日记大多是纯粹的记事，决心做圣人之后，他的日记一改原来的风貌，大部分内容都是反省。他的日记也像倭仁的一样，记载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诸如好色、好怒之类。
曾国藩决心做圣人之后，改掉的第一个毛病就是抽烟。
当然，这里说的烟不是鸦片烟，而是一种湘中土烟。这种烟劲头足，吸上一口，飘飘欲仙，喜欢抽的人很多。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就是一个老烟客，曾国藩受其影响，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抽烟。在私塾读书的时候，曾国藩成天烟筒不离手，一边读书，一边吞云吐雾。
曾国藩拿过日记，略微地翻了翻，发现那上面记载的很多事情，在一般人看来都是见不得人的，比如前天因为一点小事训斥了婢女一番，昨天看到别人收藏的宋刻本就想占为己有之类的。倭仁将这些展现自己心灵阴暗一面的事情全都记载在日记中，并且附有深刻的反省，这令曾国藩感到由衷的佩服。
曾国藩看了一会，道：“艮峰兄的日记，如此胸怀坦荡，国藩佩服之至！”
倭仁笑了笑，说：“不这么做，人的坏毛病就除去不了。”
曾国藩点点头，合上日记，对倭仁说：“除了每天记日记之外，艮峰兄对于如何修身一定还有许多见解，还请不吝赐教。”
倭仁沉思了一会，说：“理学修养，‘研几’的功夫最重要。所谓的‘几’，就是事情在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来的那点苗头。把握住这种苗头，提前想好应对的办法，等到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应对自如了。”
曾国藩问：“那么如何才能把握住这种苗头呢？”
倭仁回答道：“最好的办法是静坐。《大学》中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个人处在极其安静的环境中，最能看出事情的本质。一个记日记，一个静坐，你能切实做到的话，成就就可以超过我了。”
在接连拜访唐鉴和倭仁之后，曾国藩对于如何克己复礼学做圣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他为自己定下日课十二条“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议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其所亡、十月无忘其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并切实履行。曾国藩本来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之前的日记大多是纯粹的记事，决心做圣人之后，他的日记一改原来的风貌，大部分内容都是反省。他的日记也像倭仁的一样，记载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诸如好色、好怒之类。
曾国藩决心做圣人之后，改掉的第一个毛病就是抽烟。
当然，这里说的烟不是鸦片烟，而是一种湘中土烟。这种烟劲头足，吸上一口，飘飘欲仙，喜欢抽的人很多。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就是一个老烟客，曾国藩受其影响，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抽烟。在私塾读书的时候，曾国藩成天烟筒不离手，一边读书，一边吞云吐雾。
1831年，曾国藩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抽烟太多，遭到了山长刘元堂的当众训斥。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打击，他决心戒烟。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他还给自己取了个号“涤生”。他在日记中这样解释他的这个新名字：“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当时，曾国藩是真心想要戒断烟瘾的。然而，戒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每当背书背到非常困乏的时候，曾国藩不由地又想起了土烟。内心经过一番残酷的斗争之后，曾国藩的欲望还是战胜了理智，他又开始吞云吐雾起来。他本想借助土烟解乏，但长此以往他发现，土烟不但不能解乏，反而增添了不少悔恨，因为大把的时间就在抽烟当中浪费了。
之后的几年，曾国藩一直处在戒烟与抽烟的矛盾之中，直到他去拜见唐鉴和倭仁，立下学做圣人的誓言。曾国藩认为，相对于戒除懒惰、戒除骄傲而言，戒烟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以他准备把戒烟当做一场试验，检验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像倭仁那样做到真正的克己复礼。
为了表明自己戒烟的决心，他发誓说“从今以后永不吸烟！不能立即放下屠刀，则终不能自拔！”，还请身边的亲人监督自己。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在家里确实不抽烟了。但他身为京官，应酬比较多，经常要出去拜客，看到别人吞云吐雾的惬意神情，曾国藩又心动了，在同僚的嗾使下，又加入了抽烟的队伍。此后的日子，曾国藩的内心又重新陷入戒烟还是抽烟的矛盾之中，这令他感到非常痛苦。
终于有一天，曾国藩在又一次吞云吐雾之后，怀着对自己没有恒心的万般厌恶，下定决心戒烟。他在这天的日记当中写道：“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他彻底认识到，自己连戒烟这么一件小事都做不好，还谈什么学做圣人呢，以后又怎么可能有所成就呢！
第二天，曾国藩又狠下心来，将所有的烟具全部毁掉，把所有的烟叶子全部倒掉。这一次，他是动真格的了。自此以后，曾国藩再也没有抽过烟，直到去世。
曾国藩戒烟和我们一般人戒烟一样，经过了好几次反复。其实，我们都知道，戒烟的最大敌人不是烟瘾本身，而是自己的内心能否拒绝烟味的诱惑。我们普通人戒烟往往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缺乏定力，缺乏恒心，曾国藩在这方面强出一般人很多，所以他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而我们只能“泯然众人矣”。
当时，曾国藩是真心想要戒断烟瘾的。然而，戒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每当背书背到非常困乏的时候，曾国藩不由地又想起了土烟。内心经过一番残酷的斗争之后，曾国藩的欲望还是战胜了理智，他又开始吞云吐雾起来。他本想借助土烟解乏，但长此以往他发现，土烟不但不能解乏，反而增添了不少悔恨，因为大把的时间就在抽烟当中浪费了。
之后的几年，曾国藩一直处在戒烟与抽烟的矛盾之中，直到他去拜见唐鉴和倭仁，立下学做圣人的誓言。曾国藩认为，相对于戒除懒惰、戒除骄傲而言，戒烟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以他准备把戒烟当做一场试验，检验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像倭仁那样做到真正的克己复礼。
为了表明自己戒烟的决心，他发誓说“从今以后永不吸烟！不能立即放下屠刀，则终不能自拔！”，还请身边的亲人监督自己。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在家里确实不抽烟了。但他身为京官，应酬比较多，经常要出去拜客，看到别人吞云吐雾的惬意神情，曾国藩又心动了，在同僚的嗾使下，又加入了抽烟的队伍。此后的日子，曾国藩的内心又重新陷入戒烟还是抽烟的矛盾之中，这令他感到非常痛苦。
终于有一天，曾国藩在又一次吞云吐雾之后，怀着对自己没有恒心的万般厌恶，下定决心戒烟。他在这天的日记当中写道：“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他彻底认识到，自己连戒烟这么一件小事都做不好，还谈什么学做圣人呢，以后又怎么可能有所成就呢！
第二天，曾国藩又狠下心来，将所有的烟具全部毁掉，把所有的烟叶子全部倒掉。这一次，他是动真格的了。自此以后，曾国藩再也没有抽过烟，直到去世。
曾国藩戒烟和我们一般人戒烟一样，经过了好几次反复。其实，我们都知道，戒烟的最大敌人不是烟瘾本身，而是自己的内心能否拒绝烟味的诱惑。我们普通人戒烟往往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缺乏定力，缺乏恒心，曾国藩在这方面强出一般人很多，所以他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而我们只能“泯然众人矣”。
@辽东开国郡公 120楼 2014-07-29 10:27:47
曾国藩也算是成功人士了。不过，无论如何我始终对他难起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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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曾国藩也算是成功人士了。不过，无论如何我始终对他难起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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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吉日春雨 121楼 2014-07-29 14:37:26
@廖正华 周二力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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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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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的末日 127楼 2014-07-29 16:39:28
@廖正华 支持好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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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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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的末日 127楼 2014-07-29 16: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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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的末日 127楼 2014-07-29 16: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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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忢 128楼 2014-07-29 16:55:34
马克，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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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欢迎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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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湖听泉 129楼 2014-07-29 17:14:58
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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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鸿_一瞥 11楼 2014-07-17 18:33:17
他力挽狂澜，使大清帝国延长五十年，却使中华民族继续后退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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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正华 12楼 2014-07-17 18:43:52
太平天国成功了，也不能改变中国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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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牧师 132楼 2014-07-29 20:13:27
太平天国成功了那是中国 历史 的再次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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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他力挽狂澜，使大清帝国延长五十年，却使中华民族继续后退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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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正华 12楼 2014-07-17 18:43:52
太平天国成功了，也不能改变中国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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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牧师 132楼 2014-07-29 20:13:27
太平天国成功了那是中国 历史 的再次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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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在戒烟的同时，曾国藩在戒除懒惰、戒除骄傲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同僚的眼中，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水平已经能够和倭仁媲美。良好的道德修养也使曾国藩在京城当中，获得了极高的美誉度，这对于他未来事业的发展，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曾国藩不断克己复礼，加强道德修养的同时，他的仕途也呈现出急剧上升的态势。朝考过后，曾国藩是翰林院庶吉士。1840年5月，曾国藩在庶吉士散馆考试中获得二等第十九名，得到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职，从七品。1843年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从五品。1847年7月，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二品。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有点得意忘形，他在家书中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然而，曾国藩的好运气才刚刚开始。1849年2月，清廷正式任命曾国藩为礼部右侍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正二品大员。不久，曾国藩又兼署兵部右侍郎。1850年，曾国藩兼署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1851年兼署刑部左侍郎，1852年兼署吏部左侍郎。这样，曾国藩一人身兼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五部的侍郎，除了户部的事情之外，其他的他都要管。在汉人一直受到压制的清朝，曾国藩能够在朝廷的中枢掌握这么多重要的权力，是非常罕见的。
当然，曾国藩的高升，离不开他的政治恩师穆彰阿的提携。关于这一点，野史里面有着精彩的渲染。
话说这一天，身为首辅的穆彰阿随侍在道光皇帝身边。皇上看着穆彰阿，突然想起他经常推荐的那个被京城士大夫视为道德楷模的曾国藩来。他对穆彰阿说：“最近你经常推荐那个叫曾国藩的汉人，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能令你这么折服？说来给朕听听。”
穆彰阿没料到皇上会突然问这个，有点紧张。要是在平时让他说曾国藩的好处，他能说出几百条来，但这时，他却一条也说不出来了。他想了想，曾国藩读书多，记忆力一定不差，所以随口应了一句：“曾国藩记性很好，过目不忘。”
皇上听完，点头表示认可，说：“你回去跟曾国藩说，朕明天在南书房单独召见他，叫他好生准备着。”
在曾国藩不断克己复礼，加强道德修养的同时，他的仕途也呈现出急剧上升的态势。朝考过后，曾国藩是翰林院庶吉士。1840年5月，曾国藩在庶吉士散馆考试中获得二等第十九名，得到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职，从七品。1843年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从五品。1847年7月，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二品。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有点得意忘形，他在家书中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然而，曾国藩的好运气才刚刚开始。1849年2月，清廷正式任命曾国藩为礼部右侍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正二品大员。不久，曾国藩又兼署兵部右侍郎。1850年，曾国藩兼署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1851年兼署刑部左侍郎，1852年兼署吏部左侍郎。这样，曾国藩一人身兼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五部的侍郎，除了户部的事情之外，其他的他都要管。在汉人一直受到压制的清朝，曾国藩能够在朝廷的中枢掌握这么多重要的权力，是非常罕见的。
当然，曾国藩的高升，离不开他的政治恩师穆彰阿的提携。关于这一点，野史里面有着精彩的渲染。
话说这一天，身为首辅的穆彰阿随侍在道光皇帝身边。皇上看着穆彰阿，突然想起他经常推荐的那个被京城士大夫视为道德楷模的曾国藩来。他对穆彰阿说：“最近你经常推荐那个叫曾国藩的汉人，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能令你这么折服？说来给朕听听。”
穆彰阿没料到皇上会突然问这个，有点紧张。要是在平时让他说曾国藩的好处，他能说出几百条来，但这时，他却一条也说不出来了。他想了想，曾国藩读书多，记忆力一定不差，所以随口应了一句：“曾国藩记性很好，过目不忘。”
皇上听完，点头表示认可，说：“你回去跟曾国藩说，朕明天在南书房单独召见他，叫他好生准备着。”
穆彰阿听罢，知道这是皇上准备重用曾国藩的信号。他打心底里替曾国藩这个自己最看重的门生高兴。当他回到府邸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将曾国藩请了过来。
叙礼完毕后，穆彰阿高兴地对曾国藩说：“涤生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皇上跟我说了，他明天要在南书房单独召见你。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你一定得把握好。对了，我跟皇上说你最大的本事就是记性很好，过目不忘。当时我也是急了，只说了这一条。你回去后，好好地将经书温习一遍，免得明天被皇上问倒。”
曾国藩听罢，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皇上要重用自己，只要明天的召对不出什么纰漏，以后的锦绣前程那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但问题是，穆彰阿说他最大的本事是过目不忘。这让曾国藩很担忧，因为清朝的皇帝都是文化素养很高的，臣子被皇帝问倒是常事，若是明天曾国藩也被问倒，那么不光曾国藩会被皇帝遗弃，就连穆彰阿也得承担举荐失察的罪责。
曾国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府邸。为了充分准备，他把经书全都搬了出来，希望临时抱佛脚能起点作用。然而，无论他怎么努力，还是背不流利。这天晚上，他一直担心明天的事情，居然彻底未眠。
第二年，因为失眠双眼红肿的曾国藩跟随太监，进了南书房。曾国藩的心情还是很忐忑，生怕今天的召对会出问题。等了许久，太监还是没有进来告知他皇上驾临。焦急的他在书房内来回地踱着小步。
难道皇上改变初衷，不准备重要自己了？曾国藩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这样质疑自己。
足足一个钟头后，太监进来告诉曾国藩说：“曾大人，皇上临时有事，今天就不召见您了。明天再召见。”
曾国藩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皇上的用意。从皇宫中出来后，他立马赶往穆彰阿府邸，将此事告知穆彰阿。
穆彰阿的官场经验以及对皇上的了解程度都要远远超出曾国藩，他一下就看出了事情的奥妙。他问曾国藩：“你刚才留意了南书房的摆设，特别是墙上的字画吗？”
尚未精通做官之道的曾国藩摇摇头说：“我一直在等皇上召见，无暇顾及这些。”
叙礼完毕后，穆彰阿高兴地对曾国藩说：“涤生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皇上跟我说了，他明天要在南书房单独召见你。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你一定得把握好。对了，我跟皇上说你最大的本事就是记性很好，过目不忘。当时我也是急了，只说了这一条。你回去后，好好地将经书温习一遍，免得明天被皇上问倒。”
曾国藩听罢，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皇上要重用自己，只要明天的召对不出什么纰漏，以后的锦绣前程那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但问题是，穆彰阿说他最大的本事是过目不忘。这让曾国藩很担忧，因为清朝的皇帝都是文化素养很高的，臣子被皇帝问倒是常事，若是明天曾国藩也被问倒，那么不光曾国藩会被皇帝遗弃，就连穆彰阿也得承担举荐失察的罪责。
曾国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府邸。为了充分准备，他把经书全都搬了出来，希望临时抱佛脚能起点作用。然而，无论他怎么努力，还是背不流利。这天晚上，他一直担心明天的事情，居然彻底未眠。
第二年，因为失眠双眼红肿的曾国藩跟随太监，进了南书房。曾国藩的心情还是很忐忑，生怕今天的召对会出问题。等了许久，太监还是没有进来告知他皇上驾临。焦急的他在书房内来回地踱着小步。
难道皇上改变初衷，不准备重要自己了？曾国藩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这样质疑自己。
足足一个钟头后，太监进来告诉曾国藩说：“曾大人，皇上临时有事，今天就不召见您了。明天再召见。”
曾国藩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皇上的用意。从皇宫中出来后，他立马赶往穆彰阿府邸，将此事告知穆彰阿。
穆彰阿的官场经验以及对皇上的了解程度都要远远超出曾国藩，他一下就看出了事情的奥妙。他问曾国藩：“你刚才留意了南书房的摆设，特别是墙上的字画吗？”
尚未精通做官之道的曾国藩摇摇头说：“我一直在等皇上召见，无暇顾及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