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胡景桂的小儿子是否真的在义和团时期“乱宫”了吗？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人物太小，很难查。不过庚子事变之后，八国联军连胡景桂都没放过，据《西巡回銮始末》卷四记载：“湖南按察使，前山东按察使胡景桂，于仇视各国人民之端，干涉其间，且引同官为党，并力庇拳匪，冀免杀教之咎。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最后一个问题，是由于胡景桂的“忠君爱国”，清政府才没查办他吗？庚子事变之后，连慈禧都吓得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慈禧会舍不得这个“忠君爱国”的胡景桂？
当时不是了，当时有人力保胡景桂无罪，那个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如想报仇，只当没这回事就行了，根本不需要自己出手。但袁世凯得知胡景桂被列为庚子事变的祸首之一后，他立刻向德国驻烟台领事诉说胡景桂是冤枉的，并敦促德国领事向北京各国公使陈情，把胡景桂从祸首名单上划去。
那袁世凯跟胡景桂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后，就借机把这个梁子跟胡景桂说开了，并让胡景桂兼任了武卫右军先锋营务处。关于先锋营务处的工资阮忠枢也估算了，一个月的工资顶顺天巡抚一年的工资，胡景桂就算不懂军事，也会数钱吧。到了年终考核，袁世凯给了胡景桂一个满分的评语：“该员诚朴亮直，能任劳怨。讲求刑名捕务．均能实事求是。”
当然，也会有人劝袁世凯趁机报仇的，袁世凯在致徐世昌的回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此人甚明爽，的系好帮手，值此时局．尚闹意见．尚复成何人物。弟决不为此也。”（徐世昌的来信没看，不知道徐世昌有没有暗示袁世凯报仇的意思）袁世凯说到做到，就算在胡景桂落难的时候，都不计前嫌的以德报怨。正是：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
1902年，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在省城保定创设直隶学校司，任命胡景桂为首任督办（直隶督学，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同时袁世凯给了胡景桂一个公费旅游的机会，去日本学习办教育，“考察学务,凡有习得,次第施行”。胡景桂去世后，1904年第二任直隶督学由严修担任，袁世凯亲手为胡景桂制挽联，并为之料理丧事。
同样经过百科认证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张良弼。根据《鹿泉文献》记载：“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直隶督学胡景桂选留日生得佑卿而奇之”。
所以说庚子事变后，胡景桂感到：“羞愧难当，无颜于朝廷重臣，于是吞金自杀”这个说法不足为信。传说胡景桂自杀的时候胡家的确是在办丧事，因为那时胡景桂在老家直隶永年县“丁忧”。
袁世凯对胡景桂这么厚道，那为什么后来胡家非要说胡景桂是袁世凯害死的呢？这就没办法了，谁让胡景桂的儿子跟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了呢（你这么吊，你爹知道吗）。胡景桂的孙子胡金铨又是电影界的名人，难怪假传诏书这种话随便拿过来就能用。世间有人以德报怨，也有人以怨报德，在尘封的往事里，又隐藏了多少人间的善恶。
关于胡海门还有张照片，那是1948年5月，国民党难得的一次行宪选举，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时的合照。在那张照片里，胡海门左手何应钦，右手于右任，好不风光，但现在经考证，那个人不是胡海门，是周钟岳。

再补一张图

图为张人骏

跟胡景桂类似，吴长庆跟袁世凯的关系也很好，但被吴长庆的孙女，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吴若男一评价，味道就变了。
变味的交情还有张佩纶。既然又重提张佩纶，我就把他的故事讲完，前面提了张佩纶向李鸿藻告了袁世凯的黑状，但这并不是张佩纶第一次向李鸿藻告状，同样被黑的名人还有张謇。虽然张謇与张佩纶先后推出了《朝鲜善后六策》和2.0版的《条陈朝鲜善后六策》，并且在后面的朝鲜事务中双栖双飞，兄弟双双把袁（世凯）弹，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同行是冤家，他们很快又进入到了相爱相杀的地步。
张佩纶再次向李鸿藻写密函，说在吴长庆死后，张謇和他弟弟张詧贪污了吴长庆的7000两银子，被黄仕林（在朝鲜时天天跟袁世凯作对的那个）查出。“欲加刑讯”，后面由袁世凯的族叔袁保龄来调和，让张謇退回了部分银子才算了事。在密函中，张佩纶骂张謇为“时流”（世俗之人），并给张謇等南通人起了个外号：“南通三怪”。（相比袁世凯的“骄奢淫佚，阴贼险狠”，张謇你就知足吧）。
另一种说法是黄仕林有意陷害张謇的，把吴长庆给张謇的银子硬说成是公款。那真正的事实是什么样的呢？甲午战争中，在战事处于紧急时刻，黄仕林率先易服逃走。他逃走后，为掩人耳口，“尚请人代电报战状”。逃至中途，舟倾落水，险些淹死，被轮船救出。我想黄仕林的可信度不高。
这一步一步的看下来，当年吴长庆在朝鲜的庆军，表面上看是非常和谐，但内部居然斗得如此乌烟瘴气。
弹劾多了并不好。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伤人一语，利如刀割。至于张佩纶最失败的弹劾，就是弹劾翁同龢那次，他弹劾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桂曾列为京察（就是官员的期末考试）的一等，是翁同龢徇私。不过经吏部和刑部核查，翁曾桂曾参与审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成绩突出，不存在徇私，才让翁同龢躲过一劫。马江海战后，翁同龢一报还一报，把张佩纶弹劾倒。
之后张佩纶再无大的建树， 1901年李鸿章在辛丑条约谈判时也拉上了张佩纶，但此时张佩纶已再无做官之志，对任命坚辞不就，1903年，张佩纶病逝。在当年，张佩纶是与张之洞并列的饱学之士，说起这俩人的动手能力来也不相上下。当年也有这样的评论：“南皮（张之洞）虽与绳庵（张佩纶）、弢庵（陈宝琛）善,然南皮惟上条陈言时务,与张、陈专事抨击者不同。”（枢廷四谏官之三）张佩纶这一生，名气很大成就却很小，不得不说，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虽然张佩纶对袁世凯很看不上，基本都快接近“仇视”了，但这俩人的关系却一直没断。张佩纶虽然能劝的动自己的恩师李鸿藻对袁世凯改变看法，但却劝不动自己的堂侄张人骏。张人骏后面跟袁世凯即是结拜兄弟，又是儿女亲家。
张人骏后曾任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也是张佩纶最出名的亲戚。论官位，是比张佩纶大多了，论业绩，他也比张佩纶强。举一个能影响现在的业绩，他曾从日本人手里收回东沙群岛，也曾到西沙群岛宣布主权，并在永兴岛升旗鸣炮，公告中外，重申南海诸岛为中国的神圣领土，现在的永兴岛是三沙市市政府所在地。并且论年纪，他比堂叔张佩纶大2岁，论成绩，他比张佩纶早中进士8年，除了辈分以外，张人骏都可以算张佩纶他哥。所以张佩纶就算劝张人骏，张人骏也不听。

虽然张人骏年纪大，资历老，但进步还是比较慢的。1899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的时候他还是山东藩司，袁世凯还是他的顶头上司呢，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张人骏比袁世凯大13岁还能跟袁世凯成结拜兄弟。结交了袁世凯之后，张人骏的仕途才开始进入了快车道。
除了带动张佩纶堂侄张人骏的仕途外，1900年，张佩纶的好友、孙女张允淑（张人骏长女）的公公王懿荣（甲骨文的发现者）率兵抵抗八国联军，兵败后全家自杀。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后，给王懿荣一家平反。此时慈禧正倚重袁世凯，基本只有要提议都通过，一个半月后，朝廷下旨表彰王懿荣，并给张佩纶的孙女张允淑立个御赐的贞节牌坊。
1902年，袁世凯还翻了翻旧账：1898年5月，张佩纶的长子张志沧之妻，因为老公病死后两个孪生儿子又先后夭亡，于是称疾不食而死。袁世凯再次上书，请求再给其立个御赐的贞节牌坊。八国联军过后百废待兴，你袁世凯怎么净挑这么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烦朕呢，这次慢点，快一年才给立起来。这些张佩纶自己都干不了的事，袁世凯都帮他干了。后来，袁世凯还让张佩纶的亲侄子张志潭当上了自己的秘书，后期提拔为道员。
除此以外，张佩纶的长子张志沧和袁世凯的六子袁克恒分别娶了陈启泰的女儿成了连襟，张佩纶的三子张志沂（张爱玲之父）和袁世凯的七子袁克齐又分别娶了孙宝琦的女儿，袁世凯第六女袁籙祯又嫁给了孙宝琦的儿子，也成了关系复杂的连襟。
袁世凯以德报怨，卖了张佩纶家族这么多好，按讲张家人应该感激袁世凯了吧，但后面情况又反转了。
1925年张佩纶的好友陈宝琛赴东北看望溥仪时，将当年张佩纶骂袁世凯的黑材料都给溥仪看，溥仪给了个评语：“洞烛机先”。看来骂人多还是有好处的，指不定哪次就骂对人了，批评时政的人总在下一个朝代中吃香。
辛亥革命后，张人骏从南京逃走，从此之后再也没做过官，并且也跟袁世凯断交了。原因倒也很简单，张家人忠于清朝，从不做民国的官。这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只要是以清朝遗老遗少自居的，跟袁世凯的关系都好不了。

在袁世凯的前半生，有三大黑材料，一是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写的《袁世凯》，二是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于1930年编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三是王伯恭编的《蜷庐随笔》。这三份材料基本上都发挥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作风，为了黑而黑，造了好多谣，把袁世凯从朝鲜一路黑到底。
再说王伯恭，他于1882年壬午兵变后和马相伯一起到的朝鲜，负责指导朝鲜的外交通商事物。下面问题就来了，当时年仅21岁的王伯恭懂外交和通商吗？王伯恭是书法家，后面也没听说他表现出外交和通商的才能来。反正当时朝鲜的外交和通商都是在五品同知袁世凯的指导下进行的，连正牌的大使陈树棠和教育学家、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都插不上话（所以袁世凯经常直接向李鸿章汇报工作，后面张謇写信骂袁世凯越级汇报也源于此）。首先，袁世凯就抢了王伯恭等人的客户。
有个说法是王伯恭的老乡吴仲清受袁世凯的邀请来到朝鲜打工，但是他认为朝鲜给的月薪三十金少了点，想请王伯恭帮他把工资涨到四十金。很有意思的是，负责指导朝鲜的外交通商事物的王伯恭居然跟朝鲜开不了这个口，只好让五品同知袁世凯去说，结果袁世凯也没给他办这事。按说吴仲清本来就奔着月薪三十来的吧，经过这一番折腾，吴仲清文人清高的脾气也上来了，不愿意再为了月薪三十打工了。结果吴仲清在回国的路上遇上海难，王伯恭就把这笔账记在袁世凯身上了。
工作跟生活都不顺，从此之后，王伯恭专注黑袁二十年，在朝鲜时，他评价袁世凯：“袁世凯不学，其人则诡计多端。在朝鲜时，同行者皆惧与共事。”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评价袁世凯：“知满洲权要毫无识见，犹藉神权以动观听，敌对外人，迎合意旨。”
从朝鲜回国后，王伯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终于成为了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但好景不长，戊戌变法时翁同龢被罢黜回家，失去了老领导的庇护，王伯恭仕途进步的非常缓慢。在官场混了几十年，他成功的从中央混到了地方，仅是两浙盐运事务的基层小吏，在基层岗位上继续发挥他的书法特长。
到了民国，被王伯恭骂了几十年的袁世凯已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按讲王伯恭更是出不了头了，但在王伯恭一次出差进京的时候，袁世凯特地接见了他，并向身边高官介绍说：“王伯恭原名王仪郑，安徽盱眙人，才华横溢”。并当场任命王伯恭为陆军部秘书。对于众人的质疑，袁世凯表示：“此君性不治家人生产，厚糈徒滋浪费，但谋稻粱，陴获温饱足矣。”袁世凯不计前嫌，也令王伯恭大为感动。
从胡景桂，张佩纶，再到王伯恭，袁世凯面对自己前半生的这些仇敌，无不以德报怨，以德服人。虽然有的人怎么都不服，但袁世凯也的确做到了问心无愧。小胜凭智，大胜凭德；人格越高，姿态越低；你承受得了多大的委屈,你就能成就多大的梦想。

第二节 戊戌变法

袁世凯从1881年参军后，也算经历了无数坎坷，现在他又要面临着他这一生中的第一个大坑：戊戌变法。（这一段会偏长）
不过这事要说起来的话还是袁世凯自己手欠。1895年，袁世凯还在谋求小站练兵指挥权，他除了忙自己的正事外，还凑了一回热闹，一次让他日后后悔了很久的热闹，这就是历史上的“公车上书”事件。
其实在当年，公车上书这件事更像是一次普通的群体上访事件，为何现在这事的名气这么大呢，关键还是出场的明星大腕强。
而这次事件，就有当年最出色的学生运动领袖康有为掺和。因为康有为的重要性（家喻户晓），特殊性（不世出的人才）和趣味性（都是爆炸性的八卦消息），他的基础知识要重点普及一下。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又称康南海。名字很多，这没办法，革命领袖名字都多。不过我们只需要知道三个名字就行了：康有为，康南海和康圣人。
康有为生于1858年，他的祖父，父亲都做过小官，叔祖康国器做过广西巡抚这样的大官。与孙中山相比，第一康有为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第二康有为的叔祖镇压过太平天国，按革命的标准讲，康有为不会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康有为从小就很聪明（好像有点废话，能上史书的没有不聪明的），4岁时，康有为的叔祖康国器，也是康家官最大的人即：“期以将来大器”。6岁时康有为开始读书，获得新评语“谓此子非池中物”，12岁时，再获称号：“神童”。
看完康有为的自身素质，再看下家庭因素对康有为的影响。
康有为的叔祖康国器虽然是靠军功发家，但康家也是书香门第。康国器晚年回家修祠筑园,建楼购书,名藏书处曰“澹如楼”和“二万卷书楼”，少年康有为也曾“读书于此十余年”。但康有为的叔祖比较忙，教育康有为的重任主要由康有为的祖父负责。
可以看出，少年康有为的确很出色，也是全家的希望，连爷爷都抢着教育他。但是隔代教育真的好吗？
爷爷有精力，有经验，阅历也多，这是隔代教育的优势。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康有为4岁时，整个家族都“期以将来大器”了，那隔代教育就免不了过分关注，过分溺爱了。
在这种教育下，康有为骨子里狂傲的基因就被激活了。连康有为都承认，自己打小就：“童子狂妄,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念辄自以为六祖、邱长春矣。倪接州中诸生,大有霸视之气。”这话可以理解成康有为从小就有大志，比肩名人。
1872年，神童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1876年康有为乡试不中，于是康有为不再指望自学成才了，而是拜岭南名儒朱次琦为师，学制三年。这三年是康有为学业突飞猛进的三年，也是康有为大长见识的三年，也如康有为所言：“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

不过康有为这次世界观的改变有点跑偏了。到了1878年，20岁的康有为已为自己竖立了可以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成圣贤。对此，康有为自己也回忆道：“于时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睹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 从而“益自信自得”。
如果说康有为小时候比肩名人的行为可以理解为素有大志的话，那到了20岁的康有为，这种看着书就以为自己：“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的行为就有点狂了。
现在总结一下康有为的名字：
第一个：康南海。因为他是广东南海人，这个没得选。
第二个：康有为。把“祖诒”改为“有为”，这证明康有为非常有理想，有抱负。
第三个：康圣人。康有为以南海名人观世音菩萨为榜样，从而树立起了“圣人梦”，对这个称号我无话可说。
既然自比圣人，那就要有个圣人的样子，康有为的表现就是：“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当然，对于这种人，大家的表示就是：“飞魔入心，疯疯颠颠，神经有问题。”
既然大家都不认可，康有为只好隐居西樵山，住进白云洞的三湖书院,专读哲学和宗教类著作，继续探索他的圣贤之路。在此时，康有为碰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游历西樵的翰林编修张鼎华。张鼎华对这段经历的评价是：“来西樵但见一土山，惟遇一异人。”也是从张鼎华处，康有为才：“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乡村青年康有为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搞政治之后，康有为的形象就开始慢慢的变得亦幻亦真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这一生行事有两大原则：
第一，很多情况下，康有为说的跟做的是相反的。
第二，在所有情况下，康有为都没有放弃成为康圣人的努力。
下面就是康有为矛盾的一点，接触西学之后，康有为开始反对科举，但康有为却没有放弃每一次考试的机会。神童康有为参加科举很早，光秀才就挂了3次，举人考了6次。
在考试的过程中，康有为还干了一件大事。1888年，时年30岁的老秀才康有为在北京又一次举人不中后，穷极思变，第一次上书朝廷，让我们看下康有为的第一次亮相：《上清帝第一书》。
首先，在这份上书中，康有为借着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的“山崩千余丈”的灾难，作为要老天都要变法的理论依据。
其次，康有为列举清廷周围的危险局势， “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 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法煽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 并号召大家向日本学习，说明变法的紧要性。
再者，康有为痛斥了官场的腐败，作为变法的必要性，“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败俗，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公，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
最后，康有为指出核心问题：“不复登用人才”。意思是像我康有为这种人才，国家怎么能因为我没中举人就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