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眼中的美国》连载（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国最大难题，不是美国，更不是香港，而是...（深度！）
top3secret 10月7日
今天给大家讲讲，
一个十几亿大国复杂的治理难题！
1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默克尔的小心机！
默克尔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来源：荆楚网）
近日，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的第二天，默克尔在华中科技大学发表演讲说道：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人权、贸易、科技、气候等等。
默克尔同时提出，鉴于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领先，我们总有一天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是否还能继续算做发展中国家。
默克尔这番话是意味深长的。
大家知道默克尔这番讲话的大背景吗？是德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衰退，默克尔带着一大票德国企业家来中国谈经济合作的。
说白一点，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德国是有求于中国的。但是偏偏在有求于中国的节骨眼上，默克尔却发表了这么一番对中国含蓄批评的演讲，是不同寻常的。
默克尔这番话其实代表了西方社会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统一认识：中国人你们已经很富裕了，你们不该还算作发展中国家！
你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个认识正确吗？
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站在西方社会普通民众的立场，这个认识好像也没错。
在西方民众眼里，中国是这样的国家——列举一组消费数据：
美国每年购买1400万台汽车，中国是2800万台；
中国人每年消费全球智能手机50%；
中国人每年消费全球奢侈品的60%；
星巴克最大的市场不在美国，而在中国；
中国空调渗透率高达60%，比欧洲还高，与美国相当；
中国人均居住面积36平米，在欧洲也能排名前5，自有房率远远超过欧洲；
中国人每年出国人数是1.3亿人次，相当于德国与法国人口总数，出境的中国人狂扫各国商场，在奢侈品商店排成长队买白菜一样买价格不菲的包包手表。
这些数据都是真实的，做不得假的。
所以，西方社会才有前面共识，才有默克尔含蓄的批评。
大家不要小看西方社会这个共识，这种普遍的共识很容易造成对中国很坏的观感，最后直接让西方国家对华政策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那么，西方社会的这个认识正确吗？
我可以负责的说一句：这个认识是不正确的。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
2
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果从人群的角度，中国的社会阶层大致是一个“工”字形结构。
最上面那个“一”有4亿人，主要居住在一二线大城市，他们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车有房，他们创造了中国中高端商品的消费奇迹——包括全球占比超过60%的奢侈品消费，全球占比超过50%的汽车消费，以及中国中高端住房消费。这个人群分享了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大部分红利，同时也承担了向农村与落后地区转移支付的义务。
西方社会看到的消费数据，就是这群人创造的。
中间那一竖有1亿人，主要居住在2、3线城市，他们收入介于中产与底层老百姓之间，努力一下就可能达到中产了，松懈一下就滑到底层阶层。
最下面那“一”有9亿人，主要居住在农村、乡镇以及小县城。
他们收入不高，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温饱能解决，他们由于地区差异以及城乡差异很难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不过却能享受国家扶贫与转移支付的政策红利。
我们国家就是这样复杂的社会结构，上面的那4亿人已经基本摸到发达国家的门槛，而下面的那9亿人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中间还有1亿人拼命向上爬。
庞大的人口基数，复杂的社会结构，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冲突造成了国家治理的难题。
我们国家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就是为下面这9亿人考虑的。
样给大家列举一组消费数据，大家与上面那4亿人比较一下：
这9亿人一辈子没用过马桶；
没坐过飞机；
他们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400多元，
有近6亿人不会或者从未上过网；
我们的网络舆论场基本是上面那4亿人的声音，而下面那9亿人属于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国家与政府顶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不动摇，就是为这部分沉默的9亿人考虑——把国家的资源更多的留在国内，留给我们的困难群众，而不是去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赢得西方社会的赞许。
按：按照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待遇是有很大区别的，包括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可以获得优惠利率，国际贸易可以获得关税优惠，国际邮费有补贴。
总而言之一句话，承担更小的责任，得到更多的权利。
3
中国执政党的诚意
过去总有一票公知造谣，说我们国家对外巨额援助，而不顾自己贫困人民，这类谣言配合亚非拉各种关于中国新闻的曲解非常蛊惑人心。
事实却恰恰相反。
我们这个国家是对普通老百姓最友好的国家；我们执政党是对普通老百姓最有诚意的政党。
为什么？
看看我们做的扶贫攻坚战，从行政、商界、金融、教育、医疗等等各种层面向贫困人群全面投放资源。
在贫困地区建桥修路，给贫困人群通电通水通网络，危房给钱改造，医疗贴钱补贴，教育各种绿色通道，执政党的干部还一个村一个村住进去，各种想办法给贫困人群找工作找项目。
不谈这个过程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就直接按金额计算，这几年对贫困人群直接间接投入十万亿怎么都有了吧。
大家知道这十万亿意味着什么吗？
这些都是沉没成本！
讲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对贫困人群的投资绝大多数都是沉没的成本！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对贫困人群的投资不仅效率极低，而且几乎不大可能产生合理的收益——从做蛋糕的角度，这么大的资源如果投放给这个“工字型”社会结构上面那个“一”其产出效益将远远大于直接投放给下面那个“一”。
假如你是执政者，你会做何选择？全球99%的国家选择的都是把资源投放给上面那个“一”，而金字塔底部的底层人群则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以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为例，同样是福利，投放给孩子的效率远远高于投放给老人，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养育孩子能获得更多的国家福利。
比如日本最近就宣布了一个政策，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全免费，在家带孩子的每月还可以拿到相当于1000多元人民币的“工资”，这些都是政府财政买单——代价是全民消费税提高2%。
这项福利立刻引发了中国舆论场的热议。但是另外有一则新闻却被大众忽略了。
你看看，日本政府就是这么现实——多养孩子对经济是有很大好处的，所以，各种福利鼓励（欧洲国家也是如此），但是资源投放给老人就是“沉没成本”，所以，退养金各种削减。
说起来中国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我们的老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这个年龄与一票人均GDP几倍于我们的发达国家相比竟然是最低的！
美国退休年龄是67岁，目前是鼓励延迟到70岁退休；
瑞士的退休年龄是65岁，计划延迟到67岁；
日本是70岁，计划延迟到75岁；
德国是67岁；
英国是65岁；
我们不但退休年龄最低，而且养老金实现了17年连续提高！虽然我们因为财政的巨大压力也在酝酿延迟退休方案，但是不管最后方案怎么样，我们的退休年龄一定全球最低的。
以上还是一票发达国家，至于发展中国家，大家可以去看看这票国家在贫民窟挣扎生存的贫民的凄惨生活，这些人群一辈子都看不到任何希望。
啥是执政的诚意？
愿意把资源不计回报沉淀给弱势人群就是最大的执政诚意！
为什么全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对老百姓表现出执政的诚意？
因为这个政党从成立之初就是为老百姓利益而奋斗的。
这里给大家插播一段国际共运党课。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福利是怎么来的？
是资本家主动施舍的吗？
不是！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取来的。是共产党领着老百姓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来的。
往前追溯100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当国际共运蓬勃发展的时候，西方国家老百姓收入水平（含福利）就提高得很快；当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时候，西方国家老百姓收入水平就急剧下降。
在没有共产党之前，现在的人是很难想象那时工人与城市市民是啥生活。
引用一段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的描述》：
在住宅方面，城市的贫民窟杂乱无章、破烂不堪，空气污浊，通风、排水、卫生状况恶劣。许多人住的是阴暗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
住宅非常拥挤，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人，病人和健康人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
甚至屋子里都不具备栖身的条件，家具破损不堪，往往一下雨就漏水。房屋内外，其肮脏程度难以形容。
在穿衣方面，工人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他们没有保暖的衣服。大多数人的衣服本来就不好，还得常常把比较好的衣服送到当铺里去。
许多工人特别是爱尔兰人的衣服简直就是一些破布，往往连再打一个补丁的地方都没有了。
在饮食方面，工人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许多工人只能靠土豆充饥，而且土豆多半是质量很差的，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
有些人甚至食用已经半腐烂的病畜或死畜的肉。
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食品里掺假，如糖里掺米粉、咖咖粉里掺菊芭、可可里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粘土、酒精里加上颜料冒充红葡萄酒，等等。
大家看看，堂堂大英帝国，19世纪全球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其工人阶级过的却是猪狗不如的生活。
所以，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才有了“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
当第一个共产党政权成立后，整个世界的格局，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1918年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
1920年美国立法给予妇女投票权。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1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两大阵营开始对立。
从此之后，西方国家老百姓收入水平开始急剧提高；西方福利社会恰恰开始于二战之后；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70年代，苏联在全球如日中天，冷战主战场越南美国全面溃退，国际共运达到高潮；
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人数急剧增长，占总人口比例达到61%；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80年代初期，在苏联推动下，亚非拉地区掀起一轮新的共运浪潮；
80年代初期，美国中产阶级人数达到顶峰，占人口总比例接近80%。80年代也是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最高的时期；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91年苏联解体，红旗落地。
90年代美国老百姓收入增长开始变缓，到90年代末期陷入停滞；1999年美国GDP是10万亿美元，当时美国家庭中位数收入是5.7万美元，到了2015年，美国GDP是18万亿美元，但是美国家庭中位数收入却不增反减才5.6万美元！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在国际共运发展到顶峰的80年代初期，美国中产阶级人数占人口总比例接近80%，但是在苏联解体二十几年后的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占人口总比锐减到49%。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为什么过去100年历史中西方社会对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如此敌视？
原因就是，只要共产主义的红旗不倒，资本就不敢为所欲为。
当共产党的存在就可以间接让西方国家被迫提高老百姓福利的时候，你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个政党执政的诚意？
小时候看老电影，有句台词印象很深刻——“共产党才是穷人的大救星”，年龄越大，回头再看这句台词真的是感慨万千。
现在的国际形势大的格局还是敌强我弱的局面，舆论的话语权还被西方媒体所控制。我们的执政党被西方媒体各种妖魔化抹黑。
所以，一定要建一个那啥把境外有害的信息阻挡在外面，不这样做，现在大陆每一个城市都会变成今天的香港！
4
我国面临的治理难题
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一个主题，我们这个国家是对普通老百姓最友好的国家；我们执政党是对普通老百姓最有诚意的政党。理解这个主题，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国家面临的巨大的治理难题。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我们现在是一个“工字型”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一旦特定阶层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很多人就闹骚满腹，对国家对执政党有很大的怨气。
去年某大V有篇文章轰动一时，大致是描述作为中产阶级对国家的各种不满意。撇开文章中的各种常识错误不论，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代表“工字型”上面那个“一”发声的。
文章中通篇都是，我的诉求是什么，国家应该怎么做——反正只要国家没有满足这个阶层利益诉求的政策都是错的。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40年经济红利最大的获得者，如果这个阶级都还对国家不满意，希望从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红利分配权，那么，底层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400多的9亿人还活不活？
中国不是欧洲！
发达地区不能如同西欧一样无条件享受东欧落后地区廉价劳动力、享受商品向落后地区倾销的便利，而不承担对落后地区扶贫的责任！
平衡不同阶层巨大的利益冲突是社会治理的第一个难题。
按：我们的中产阶级看问题的格局要高一点，不要老是惦记那点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
大家想一想，中央财政有钱了才能大幅度提高基础民生的保障，才能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的军舰像下饺子一样生产？为什么我们拼命也要搞出自己的五代机？
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搞出自己的原子弹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被外敌入侵，我们现在拼命提高国防预算不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中产阶级去泰国、去埃及、去欧洲旅游的时候不被欺负，保护我们的中产阶级去缅甸、去越南、去非洲投资的时候不被侵害吗？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现代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巨大难题。
依法治国首先得有法律。我们国家是4重法治体系。宪法是最高大法，其次是人大制定的法律，第三层是国务院制定的法规，第四层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
理论上讲，宪法最高，上一层法律大于下一层，下一层法律与上一层有冲突的时候就应该修改。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以人大制定法律为例。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工字型”社会结构，不同阶层人群差距很大。
那么，问题来了，人大应该立足哪个人群来制定法律呢？
假如立足于工字型上面那个“一”，我们的法律应该更接近欧洲；假如立足于工字型下面那个“一”，我们的法律就更接近于非洲。
欧洲社会治理与非洲的社会治理完全就是两回事，这两者差距极大，相互兼容难度很大。所以，最后我们的法律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法律条款弹性很大、法律标准模糊、口袋条款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征？
原因很简单，只要是全国统一的法律最后多半就是一个指导性原则，其落地性是很差的，落地只能靠各地的执法者依据具体的情况来实施，所以，法律条款弹性大其实就是赋予执法者以较多的自由裁量权。
这个自由裁量权是最被人诟病的，首先自由裁量权过大确实容易滋生腐败，其次，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自由裁量权也容易导致同样的案例不同地区执法判决大相径庭。
为什么我们法律界最容易出公知，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法律界的公知或者是律师，或者是大学教授，首先从阶层来看就属于工字型上面那个“一”，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法律制定是比较滞后的（因为要照顾下面那个“一”），然后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一些落后的地方竟然对这些“滞后的法律”执行都有问题，司法部分往往会放大了自己的自由裁量权，这就被公知律师描述为典型的“人治”。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自由裁量权呢？
公知的药方是搞西方那套制度，搞选票政治、地方自治。如同美国一样，每个州每个县都可以依据当地具体情况独立制定自己的法律。
听上去很美好是不是？
但是这个药方是有重大问题的。由于中国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平衡不同地区的利益诉求——通过强制性的转移支付来平衡地区差异，地方权力扩张的后果就是分裂。
分裂必然产生巨大的冲突，不仅会导致生产力下降，而且对普通老百姓就是一场灾难。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出去的东欧一票国家迅速成为西欧的经济殖民地，自主产业全面溃败，生活水平严重下滑，男人变成西欧的农民工，女人变成西欧的妓女，乌克兰竟然落了一个“欧洲子宫”的称号。
苏联解体后落寞的普通苏联人民
就算是大致保持完整的俄罗斯，由于社会动荡经济停滞，老百姓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从1991年——1999年俄罗斯人口死亡率一路飙升。
有学者统计，这十年俄罗斯死亡的人数与苏联解体前正常死亡率相比整整多了500万。
俄罗斯总人口才1亿3000万，500万除以这个分母就是4%，如果中国解体，按照14亿总人口计算，就要有5000万人为这个分裂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我坚决反对公知那套药方，坚决反对西方那套制度的根本原因。
5
伟大的目标
回到之前的主题，中国的社会治理主要还是不同社会阶层差距太大，城市人口有8亿，农村人口有6亿；城市人口仅有4亿达到中产阶层，另外还有1亿人拼命向上爬，下面有9亿人很难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巨大的阶层鸿沟，复杂的利益冲突，对执政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怎么办？
归根结底还是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通过产业升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拿到更多的红利，同时给社会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然后不断提高城市化率，转移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如果城市人口能达到10亿人，其中70%能达到中产阶层，社会治理就会轻松很多，如果城市人口能达到12亿，同样其中70%能达到中产阶层，我们就成为一个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而以上正是19大报告规划的2035年与2050年两步走的目标。
时逢建国7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祝福共和国明天会更好，一起为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吧。
top3secret 10月7日
今天给大家讲讲，
一个十几亿大国复杂的治理难题！
1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默克尔的小心机！
默克尔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来源：荆楚网）
近日，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的第二天，默克尔在华中科技大学发表演讲说道：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人权、贸易、科技、气候等等。
默克尔同时提出，鉴于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领先，我们总有一天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是否还能继续算做发展中国家。
默克尔这番话是意味深长的。
大家知道默克尔这番讲话的大背景吗？是德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衰退，默克尔带着一大票德国企业家来中国谈经济合作的。
说白一点，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德国是有求于中国的。但是偏偏在有求于中国的节骨眼上，默克尔却发表了这么一番对中国含蓄批评的演讲，是不同寻常的。
默克尔这番话其实代表了西方社会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统一认识：中国人你们已经很富裕了，你们不该还算作发展中国家！
你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个认识正确吗？
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站在西方社会普通民众的立场，这个认识好像也没错。
在西方民众眼里，中国是这样的国家——列举一组消费数据：
美国每年购买1400万台汽车，中国是2800万台；
中国人每年消费全球智能手机50%；
中国人每年消费全球奢侈品的60%；
星巴克最大的市场不在美国，而在中国；
中国空调渗透率高达60%，比欧洲还高，与美国相当；
中国人均居住面积36平米，在欧洲也能排名前5，自有房率远远超过欧洲；
中国人每年出国人数是1.3亿人次，相当于德国与法国人口总数，出境的中国人狂扫各国商场，在奢侈品商店排成长队买白菜一样买价格不菲的包包手表。
这些数据都是真实的，做不得假的。
所以，西方社会才有前面共识，才有默克尔含蓄的批评。
大家不要小看西方社会这个共识，这种普遍的共识很容易造成对中国很坏的观感，最后直接让西方国家对华政策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那么，西方社会的这个认识正确吗？
我可以负责的说一句：这个认识是不正确的。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
2
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果从人群的角度，中国的社会阶层大致是一个“工”字形结构。
最上面那个“一”有4亿人，主要居住在一二线大城市，他们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车有房，他们创造了中国中高端商品的消费奇迹——包括全球占比超过60%的奢侈品消费，全球占比超过50%的汽车消费，以及中国中高端住房消费。这个人群分享了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大部分红利，同时也承担了向农村与落后地区转移支付的义务。
西方社会看到的消费数据，就是这群人创造的。
中间那一竖有1亿人，主要居住在2、3线城市，他们收入介于中产与底层老百姓之间，努力一下就可能达到中产了，松懈一下就滑到底层阶层。
最下面那“一”有9亿人，主要居住在农村、乡镇以及小县城。
他们收入不高，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温饱能解决，他们由于地区差异以及城乡差异很难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不过却能享受国家扶贫与转移支付的政策红利。
我们国家就是这样复杂的社会结构，上面的那4亿人已经基本摸到发达国家的门槛，而下面的那9亿人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中间还有1亿人拼命向上爬。
庞大的人口基数，复杂的社会结构，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冲突造成了国家治理的难题。
我们国家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就是为下面这9亿人考虑的。
样给大家列举一组消费数据，大家与上面那4亿人比较一下：
这9亿人一辈子没用过马桶；
没坐过飞机；
他们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400多元，
有近6亿人不会或者从未上过网；
我们的网络舆论场基本是上面那4亿人的声音，而下面那9亿人属于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国家与政府顶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不动摇，就是为这部分沉默的9亿人考虑——把国家的资源更多的留在国内，留给我们的困难群众，而不是去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赢得西方社会的赞许。
按：按照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待遇是有很大区别的，包括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可以获得优惠利率，国际贸易可以获得关税优惠，国际邮费有补贴。
总而言之一句话，承担更小的责任，得到更多的权利。
3
中国执政党的诚意
过去总有一票公知造谣，说我们国家对外巨额援助，而不顾自己贫困人民，这类谣言配合亚非拉各种关于中国新闻的曲解非常蛊惑人心。
事实却恰恰相反。
我们这个国家是对普通老百姓最友好的国家；我们执政党是对普通老百姓最有诚意的政党。
为什么？
看看我们做的扶贫攻坚战，从行政、商界、金融、教育、医疗等等各种层面向贫困人群全面投放资源。
在贫困地区建桥修路，给贫困人群通电通水通网络，危房给钱改造，医疗贴钱补贴，教育各种绿色通道，执政党的干部还一个村一个村住进去，各种想办法给贫困人群找工作找项目。
不谈这个过程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就直接按金额计算，这几年对贫困人群直接间接投入十万亿怎么都有了吧。
大家知道这十万亿意味着什么吗？
这些都是沉没成本！
讲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对贫困人群的投资绝大多数都是沉没的成本！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对贫困人群的投资不仅效率极低，而且几乎不大可能产生合理的收益——从做蛋糕的角度，这么大的资源如果投放给这个“工字型”社会结构上面那个“一”其产出效益将远远大于直接投放给下面那个“一”。
假如你是执政者，你会做何选择？全球99%的国家选择的都是把资源投放给上面那个“一”，而金字塔底部的底层人群则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以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为例，同样是福利，投放给孩子的效率远远高于投放给老人，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养育孩子能获得更多的国家福利。
比如日本最近就宣布了一个政策，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全免费，在家带孩子的每月还可以拿到相当于1000多元人民币的“工资”，这些都是政府财政买单——代价是全民消费税提高2%。
这项福利立刻引发了中国舆论场的热议。但是另外有一则新闻却被大众忽略了。
你看看，日本政府就是这么现实——多养孩子对经济是有很大好处的，所以，各种福利鼓励（欧洲国家也是如此），但是资源投放给老人就是“沉没成本”，所以，退养金各种削减。
说起来中国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我们的老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这个年龄与一票人均GDP几倍于我们的发达国家相比竟然是最低的！
美国退休年龄是67岁，目前是鼓励延迟到70岁退休；
瑞士的退休年龄是65岁，计划延迟到67岁；
日本是70岁，计划延迟到75岁；
德国是67岁；
英国是65岁；
我们不但退休年龄最低，而且养老金实现了17年连续提高！虽然我们因为财政的巨大压力也在酝酿延迟退休方案，但是不管最后方案怎么样，我们的退休年龄一定全球最低的。
以上还是一票发达国家，至于发展中国家，大家可以去看看这票国家在贫民窟挣扎生存的贫民的凄惨生活，这些人群一辈子都看不到任何希望。
啥是执政的诚意？
愿意把资源不计回报沉淀给弱势人群就是最大的执政诚意！
为什么全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对老百姓表现出执政的诚意？
因为这个政党从成立之初就是为老百姓利益而奋斗的。
这里给大家插播一段国际共运党课。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福利是怎么来的？
是资本家主动施舍的吗？
不是！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取来的。是共产党领着老百姓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来的。
往前追溯100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当国际共运蓬勃发展的时候，西方国家老百姓收入水平（含福利）就提高得很快；当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时候，西方国家老百姓收入水平就急剧下降。
在没有共产党之前，现在的人是很难想象那时工人与城市市民是啥生活。
引用一段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的描述》：
在住宅方面，城市的贫民窟杂乱无章、破烂不堪，空气污浊，通风、排水、卫生状况恶劣。许多人住的是阴暗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
住宅非常拥挤，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人，病人和健康人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
甚至屋子里都不具备栖身的条件，家具破损不堪，往往一下雨就漏水。房屋内外，其肮脏程度难以形容。
在穿衣方面，工人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他们没有保暖的衣服。大多数人的衣服本来就不好，还得常常把比较好的衣服送到当铺里去。
许多工人特别是爱尔兰人的衣服简直就是一些破布，往往连再打一个补丁的地方都没有了。
在饮食方面，工人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许多工人只能靠土豆充饥，而且土豆多半是质量很差的，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
有些人甚至食用已经半腐烂的病畜或死畜的肉。
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食品里掺假，如糖里掺米粉、咖咖粉里掺菊芭、可可里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粘土、酒精里加上颜料冒充红葡萄酒，等等。
大家看看，堂堂大英帝国，19世纪全球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其工人阶级过的却是猪狗不如的生活。
所以，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才有了“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
当第一个共产党政权成立后，整个世界的格局，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1918年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
1920年美国立法给予妇女投票权。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1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两大阵营开始对立。
从此之后，西方国家老百姓收入水平开始急剧提高；西方福利社会恰恰开始于二战之后；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70年代，苏联在全球如日中天，冷战主战场越南美国全面溃退，国际共运达到高潮；
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人数急剧增长，占总人口比例达到61%；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80年代初期，在苏联推动下，亚非拉地区掀起一轮新的共运浪潮；
80年代初期，美国中产阶级人数达到顶峰，占人口总比例接近80%。80年代也是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最高的时期；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91年苏联解体，红旗落地。
90年代美国老百姓收入增长开始变缓，到90年代末期陷入停滞；1999年美国GDP是10万亿美元，当时美国家庭中位数收入是5.7万美元，到了2015年，美国GDP是18万亿美元，但是美国家庭中位数收入却不增反减才5.6万美元！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在国际共运发展到顶峰的80年代初期，美国中产阶级人数占人口总比例接近80%，但是在苏联解体二十几年后的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占人口总比锐减到49%。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为什么过去100年历史中西方社会对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如此敌视？
原因就是，只要共产主义的红旗不倒，资本就不敢为所欲为。
当共产党的存在就可以间接让西方国家被迫提高老百姓福利的时候，你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个政党执政的诚意？
小时候看老电影，有句台词印象很深刻——“共产党才是穷人的大救星”，年龄越大，回头再看这句台词真的是感慨万千。
现在的国际形势大的格局还是敌强我弱的局面，舆论的话语权还被西方媒体所控制。我们的执政党被西方媒体各种妖魔化抹黑。
所以，一定要建一个那啥把境外有害的信息阻挡在外面，不这样做，现在大陆每一个城市都会变成今天的香港！
4
我国面临的治理难题
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一个主题，我们这个国家是对普通老百姓最友好的国家；我们执政党是对普通老百姓最有诚意的政党。理解这个主题，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国家面临的巨大的治理难题。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我们现在是一个“工字型”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一旦特定阶层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很多人就闹骚满腹，对国家对执政党有很大的怨气。
去年某大V有篇文章轰动一时，大致是描述作为中产阶级对国家的各种不满意。撇开文章中的各种常识错误不论，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代表“工字型”上面那个“一”发声的。
文章中通篇都是，我的诉求是什么，国家应该怎么做——反正只要国家没有满足这个阶层利益诉求的政策都是错的。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40年经济红利最大的获得者，如果这个阶级都还对国家不满意，希望从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红利分配权，那么，底层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400多的9亿人还活不活？
中国不是欧洲！
发达地区不能如同西欧一样无条件享受东欧落后地区廉价劳动力、享受商品向落后地区倾销的便利，而不承担对落后地区扶贫的责任！
平衡不同阶层巨大的利益冲突是社会治理的第一个难题。
按：我们的中产阶级看问题的格局要高一点，不要老是惦记那点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
大家想一想，中央财政有钱了才能大幅度提高基础民生的保障，才能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的军舰像下饺子一样生产？为什么我们拼命也要搞出自己的五代机？
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搞出自己的原子弹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被外敌入侵，我们现在拼命提高国防预算不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中产阶级去泰国、去埃及、去欧洲旅游的时候不被欺负，保护我们的中产阶级去缅甸、去越南、去非洲投资的时候不被侵害吗？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现代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巨大难题。
依法治国首先得有法律。我们国家是4重法治体系。宪法是最高大法，其次是人大制定的法律，第三层是国务院制定的法规，第四层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
理论上讲，宪法最高，上一层法律大于下一层，下一层法律与上一层有冲突的时候就应该修改。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以人大制定法律为例。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工字型”社会结构，不同阶层人群差距很大。
那么，问题来了，人大应该立足哪个人群来制定法律呢？
假如立足于工字型上面那个“一”，我们的法律应该更接近欧洲；假如立足于工字型下面那个“一”，我们的法律就更接近于非洲。
欧洲社会治理与非洲的社会治理完全就是两回事，这两者差距极大，相互兼容难度很大。所以，最后我们的法律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法律条款弹性很大、法律标准模糊、口袋条款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征？
原因很简单，只要是全国统一的法律最后多半就是一个指导性原则，其落地性是很差的，落地只能靠各地的执法者依据具体的情况来实施，所以，法律条款弹性大其实就是赋予执法者以较多的自由裁量权。
这个自由裁量权是最被人诟病的，首先自由裁量权过大确实容易滋生腐败，其次，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自由裁量权也容易导致同样的案例不同地区执法判决大相径庭。
为什么我们法律界最容易出公知，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法律界的公知或者是律师，或者是大学教授，首先从阶层来看就属于工字型上面那个“一”，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法律制定是比较滞后的（因为要照顾下面那个“一”），然后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一些落后的地方竟然对这些“滞后的法律”执行都有问题，司法部分往往会放大了自己的自由裁量权，这就被公知律师描述为典型的“人治”。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自由裁量权呢？
公知的药方是搞西方那套制度，搞选票政治、地方自治。如同美国一样，每个州每个县都可以依据当地具体情况独立制定自己的法律。
听上去很美好是不是？
但是这个药方是有重大问题的。由于中国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平衡不同地区的利益诉求——通过强制性的转移支付来平衡地区差异，地方权力扩张的后果就是分裂。
分裂必然产生巨大的冲突，不仅会导致生产力下降，而且对普通老百姓就是一场灾难。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出去的东欧一票国家迅速成为西欧的经济殖民地，自主产业全面溃败，生活水平严重下滑，男人变成西欧的农民工，女人变成西欧的妓女，乌克兰竟然落了一个“欧洲子宫”的称号。
苏联解体后落寞的普通苏联人民
就算是大致保持完整的俄罗斯，由于社会动荡经济停滞，老百姓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从1991年——1999年俄罗斯人口死亡率一路飙升。
有学者统计，这十年俄罗斯死亡的人数与苏联解体前正常死亡率相比整整多了500万。
俄罗斯总人口才1亿3000万，500万除以这个分母就是4%，如果中国解体，按照14亿总人口计算，就要有5000万人为这个分裂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我坚决反对公知那套药方，坚决反对西方那套制度的根本原因。
5
伟大的目标
回到之前的主题，中国的社会治理主要还是不同社会阶层差距太大，城市人口有8亿，农村人口有6亿；城市人口仅有4亿达到中产阶层，另外还有1亿人拼命向上爬，下面有9亿人很难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巨大的阶层鸿沟，复杂的利益冲突，对执政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怎么办？
归根结底还是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通过产业升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拿到更多的红利，同时给社会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然后不断提高城市化率，转移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如果城市人口能达到10亿人，其中70%能达到中产阶层，社会治理就会轻松很多，如果城市人口能达到12亿，同样其中70%能达到中产阶层，我们就成为一个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而以上正是19大报告规划的2035年与2050年两步走的目标。
时逢建国7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祝福共和国明天会更好，一起为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吧。
苏联崩溃前夕各色人等的心理分析
铁鼓铮铮的鼓 10月13日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
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苏联，意识形态实际上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
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
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
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
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
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
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 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像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这事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
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诚的许诺，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谎言、最有组织的骗局的受害者。
前苏联的施骗者们高居国家的上层，是全国最早知道历史的真实并预知历史的结果的人群。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地维持现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击鼓传花”一般将权力和整个的局传给继承者。每一个接到花的在位者只需要考虑两件事，如何尽可能多地摄取、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复始。
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急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
铁鼓铮铮的鼓 10月13日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
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苏联，意识形态实际上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
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
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
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
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
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
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 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像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这事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
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诚的许诺，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谎言、最有组织的骗局的受害者。
前苏联的施骗者们高居国家的上层，是全国最早知道历史的真实并预知历史的结果的人群。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地维持现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击鼓传花”一般将权力和整个的局传给继承者。每一个接到花的在位者只需要考虑两件事，如何尽可能多地摄取、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复始。
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急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
饶毅：我们尚未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
铁鼓铮铮的鼓 今天
中国未来与科学的隐患
文| 饶毅
我今天主要讲四点：1）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2）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3）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4）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这是误传，误传的原因含有善良的成分。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来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便鼓励自己。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进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基米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是否西方科学在两千多年前达到的程度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可能都未达到？
我们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后果。最近几百年，人类才有共识——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隐患，今天可能还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显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来作为例子。而中国人很多还称之为“奇技淫巧”。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普遍的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并且科技对于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的模式和内容，至今为止，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当有少数翻译翻译得比较好，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
1949年以前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它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在同时拥有陈景润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景润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不能说一定出现过，以后应该会出现。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他们的研究所的一些房子建立好不久以后，抗战就开始了，所以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我在我们的新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第一个诺奖之路》不仅介绍了屠呦呦的工作，还介绍了1940年代从中药获得抗疟化学分子常山碱的先驱科学家张昌绍，他从西方留学回国后为我国找抗疟药，他和他同代的留学西方回国的科学家从科学研究到人才培养做的工作，为1950年代屠呦呦等大学生做了必要的铺垫。可惜张昌绍1967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一个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好不了很多，总体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做官发财成为高危职业，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在19世纪50年代建立，对中国科学是一个很大的带动，当然与民国政府时代成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曾经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学方面，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当时国家并不是特别支持他的情况下，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认为的是农民出身，他实际上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袁隆平是自己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今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参加的523计划，早期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领导和卫生部的局级领导人作为行政主管，协调了全国比较多的单位。文革期间，以前的留学生很难参与科学研究工作，除了像张昌绍等含冤去世以外，有一些人被打进牛棚，另一些人靠边站。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需要仔细知道的人，可以看我们写的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是参与青蒿素工作不同的、有争议的人共同公认的、比较客观的有关青蒿素历史的书。
《辛酸和荣耀》这本书，我们不仅会介绍屠呦呦和六七十年代的工作，我们也会把张昌绍先生的工作加进去，所以至少是两代科学的传承，从一位放弃和平的国外生活，回到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他做了重要的科学工作，到他1967年去世；屠呦呦这辈科学家，重新寻找抗疟药，到成功找到，到屠呦呦获得诺奖。所以从自杀的科学家，到得诺奖的科学家，这个历程非常令人感怀。抗疟的523并非1970年代唯一的大项目。比如说参与过屠呦呦课题组工作，在屠呦呦以前注意到青蒿的余亚刚，他很快被调走是因为要他参加支气管炎研究，其目的是为毛泽东同志的疾患找到治疗办法。70年代受文革影响很严重，很多人不从事科研工作，很多人上班看报纸，大量才华被浪费。
毛泽东 去世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他首先非常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我认为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恐怕从2003年算起。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也可以说是这十几年。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有100多年可以算上去，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的只有十几年。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五十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是非常危险的道路，以前做官的失去生命、富人被剥夺财产，就是做1950、1960年代的官员也很容易被批斗，高危职业朝不保夕。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很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地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现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科学文化、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有些人比较幼稚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这个增是有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条件的上升曲线和人才的下降曲线将决定我们中国科学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断上升，而可能出现平台，而平台的高度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高度。如果用简单的、容易记的、有点肤浅的诺贝尔奖的数字来说：遥远的人口小国瑞士是只有700多万人口，已经获得过20多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邻国日本从1949年获得第一次诺贝尔奖至今也已获20多次诺贝尔奖，可以预计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也是日本获得诺奖100周年，我们几乎不可能在诺奖的数字达到日本的数字，当然是不是2049年中国总体科学超过日本，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确定的肯定或者否定，我们仍需拭目以待；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如果你要用诺贝尔奖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如果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有数据支持，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到2099年也不太可能在诺贝尔奖上再超过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的哈佛、耶鲁在全世界无足轻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科研。美国在研究突出是霍普金斯大学，它在19世纪成立以后，学习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教学、有研究。霍普金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如遗传学的摩尔根是霍普金斯毕业生；卡耐基和梅隆支持大学，今天的卡耐基-梅隆是计算机很好的学校；美国的洛克菲勒出生中下阶层出身，他在每三个月只有25美元收入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不是在有钱以后才捐、是在穷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他的捐款是很有特色的，效果非常好，他捐款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上成就非凡，他捐款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是一个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的学校，这个学校今天只有70多个教授，一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10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它历史上出现过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工作，1944年提出的DNA是遗传物质，洛克菲勒还捐资成立了北平协和医学院，在美国还捐资成立黑人的女子学院，都很有远见，在很不同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基本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地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而二战之后，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50年代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包括对生物医学投入的急速增加，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其中还跟生物医学对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有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都还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机构。
中国科学发展是比较晚。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可能主要是为我们培养人，为我们培养能够引进消化先进技术的作用大于原创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应该是需要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我们能单纯通过金融或其他分配为主的模式走到前列，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一定是更重要、可能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
铁鼓铮铮的鼓 今天
中国未来与科学的隐患
文| 饶毅
我今天主要讲四点：1）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2）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3）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4）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这是误传，误传的原因含有善良的成分。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来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便鼓励自己。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进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基米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是否西方科学在两千多年前达到的程度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可能都未达到？
我们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后果。最近几百年，人类才有共识——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隐患，今天可能还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显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来作为例子。而中国人很多还称之为“奇技淫巧”。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普遍的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并且科技对于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的模式和内容，至今为止，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当有少数翻译翻译得比较好，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
1949年以前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它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在同时拥有陈景润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景润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不能说一定出现过，以后应该会出现。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他们的研究所的一些房子建立好不久以后，抗战就开始了，所以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我在我们的新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第一个诺奖之路》不仅介绍了屠呦呦的工作，还介绍了1940年代从中药获得抗疟化学分子常山碱的先驱科学家张昌绍，他从西方留学回国后为我国找抗疟药，他和他同代的留学西方回国的科学家从科学研究到人才培养做的工作，为1950年代屠呦呦等大学生做了必要的铺垫。可惜张昌绍1967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一个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好不了很多，总体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做官发财成为高危职业，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在19世纪50年代建立，对中国科学是一个很大的带动，当然与民国政府时代成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曾经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学方面，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当时国家并不是特别支持他的情况下，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认为的是农民出身，他实际上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袁隆平是自己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今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参加的523计划，早期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领导和卫生部的局级领导人作为行政主管，协调了全国比较多的单位。文革期间，以前的留学生很难参与科学研究工作，除了像张昌绍等含冤去世以外，有一些人被打进牛棚，另一些人靠边站。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需要仔细知道的人，可以看我们写的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是参与青蒿素工作不同的、有争议的人共同公认的、比较客观的有关青蒿素历史的书。
《辛酸和荣耀》这本书，我们不仅会介绍屠呦呦和六七十年代的工作，我们也会把张昌绍先生的工作加进去，所以至少是两代科学的传承，从一位放弃和平的国外生活，回到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他做了重要的科学工作，到他1967年去世；屠呦呦这辈科学家，重新寻找抗疟药，到成功找到，到屠呦呦获得诺奖。所以从自杀的科学家，到得诺奖的科学家，这个历程非常令人感怀。抗疟的523并非1970年代唯一的大项目。比如说参与过屠呦呦课题组工作，在屠呦呦以前注意到青蒿的余亚刚，他很快被调走是因为要他参加支气管炎研究，其目的是为毛泽东同志的疾患找到治疗办法。70年代受文革影响很严重，很多人不从事科研工作，很多人上班看报纸，大量才华被浪费。
毛泽东 去世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他首先非常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我认为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恐怕从2003年算起。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也可以说是这十几年。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有100多年可以算上去，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的只有十几年。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五十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是非常危险的道路，以前做官的失去生命、富人被剥夺财产，就是做1950、1960年代的官员也很容易被批斗，高危职业朝不保夕。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很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地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现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科学文化、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有些人比较幼稚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这个增是有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条件的上升曲线和人才的下降曲线将决定我们中国科学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断上升，而可能出现平台，而平台的高度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高度。如果用简单的、容易记的、有点肤浅的诺贝尔奖的数字来说：遥远的人口小国瑞士是只有700多万人口，已经获得过20多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邻国日本从1949年获得第一次诺贝尔奖至今也已获20多次诺贝尔奖，可以预计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也是日本获得诺奖100周年，我们几乎不可能在诺奖的数字达到日本的数字，当然是不是2049年中国总体科学超过日本，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确定的肯定或者否定，我们仍需拭目以待；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如果你要用诺贝尔奖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如果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有数据支持，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到2099年也不太可能在诺贝尔奖上再超过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的哈佛、耶鲁在全世界无足轻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科研。美国在研究突出是霍普金斯大学，它在19世纪成立以后，学习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教学、有研究。霍普金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如遗传学的摩尔根是霍普金斯毕业生；卡耐基和梅隆支持大学，今天的卡耐基-梅隆是计算机很好的学校；美国的洛克菲勒出生中下阶层出身，他在每三个月只有25美元收入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不是在有钱以后才捐、是在穷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他的捐款是很有特色的，效果非常好，他捐款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上成就非凡，他捐款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是一个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的学校，这个学校今天只有70多个教授，一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10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它历史上出现过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工作，1944年提出的DNA是遗传物质，洛克菲勒还捐资成立了北平协和医学院，在美国还捐资成立黑人的女子学院，都很有远见，在很不同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基本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地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而二战之后，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50年代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包括对生物医学投入的急速增加，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其中还跟生物医学对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有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都还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机构。
中国科学发展是比较晚。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可能主要是为我们培养人，为我们培养能够引进消化先进技术的作用大于原创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应该是需要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我们能单纯通过金融或其他分配为主的模式走到前列，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一定是更重要、可能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7大观点
鹏友学堂 前天
导读
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法治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约束。这些规章使个人可以肯定地预见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能力，根据这种预见计划他的个人事务。
作者：韦森，原名李维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一、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
在1940年代，世界刚刚经历过1929－1933年的大萧条，西方各国的经济复苏在当时依然是步履维艰、路途漫漫，但整个世界那时又卷入了由希特勒纳粹帝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之中。当时，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对自由市场体制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以致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就不无感叹地说：“根据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才能最佳地利用自由社会中可以发现的自发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刻意选择的目标，来取代那些非个人化和匿名的市场机制”。
诺奖得主哈耶克
就是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哈耶克当时十分孤寂但却又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坚持认为，政府主导经济会限制个人自由、摧毁人们的责任感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会阻碍财富的生产，造成社会贫困；亦会导致 主义政府的兴起。放弃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用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过程和进行资源配置，不但会在经济上导致像诗人荷尔德林所描述的那样“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而且必定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第二，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条件。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是使个人从束缚他日常活动的习俗的和成规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一个法治下的自由社会。西方世界的兴起和近代以来科学的巨大进步，均是建立在个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基础上的一种复杂的市场秩序的结果。然而，甚至在德国纳粹 主义魔影变成人类真正威胁之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逐渐偏离构成欧洲近代文明之基础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基本理念的苗头，试图以集体主义的政府主导来取代经济的市场运行。哈耶克当时就警告说：“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以往的哪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
哈耶克论证道：“国家一旦负起为整个经济生活制定计划的任务，不同个人和集团的应处地位就必不可免地成了政治的中心问题。由于在政府主导中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决定谁拥有什么，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命令权。”
在此情况下，人们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将会全面丧失。“如果‘资本主义’这里是指一个以自由处置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一个竞争体制的话，那么，更要认识到，只有在这种体制中，民主才有可能。”对于哈耶克的这一洞识，弗里德曼在1971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新德文版序中归纳到：“自由市场是迄今所能发现的唯一能达致参与民主的机制”。
第三，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
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正式的法律制度，就没有自由。哈耶克明确指出：“我们这一代已经忘记，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仅对有产者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无产者来说也很重要。如果生产资料掌握在众多的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方能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掌控在一个人手中，不管这是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一个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从私有财产与自由之间的的这种内在联系，私有财产制度与平等、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哈耶克认为，当时许多进步人士的理想是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来达到社会收入的平等，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识。因为，“虽然在竞争社会中，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然而，只有在竞争制度下，穷人才有可能致富，且才能单凭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掌权者的恩惠致富，才没有任何人阻挠个人致富的努力”。并且，“一个富人掌权的世界仍然比只有那些已经掌权的人才能获取财富的世界要更好些”。
哈耶克还深刻地指出：“从古希腊到现在，这种财产、自由和秩序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抽象规则意义上的法律，而这些规则能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均明确知道谁有权处置任一特定物”。这种明确界定财产安排的法律，能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确知道谁对任何具体财物享有支配权，这对市场交易和自发秩序的扩展尤为重要。
第四，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
法治、法治国的理念以及自由与法治是什么的关系呢？哈耶克明确指出：“只有在自由主义的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这一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法治不但是自由的保障，而且是自由的法律的体现。只有在法治之下，人们才有真正的自由。”
而法治与自由是什么关系呢？“自由的意义仅仅是指人们的行动只受一般性规则的限制。自由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依赖于任何人或任何权威机构的批准，只能为同样平等适应于所有人的抽象规则所限制”。
权力要关进笼子
第五，法治的含义不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社会，而是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在法律约束之下。
在法治之下才有自由，反映了“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人民的自由”这一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理念。对于这一点，哈耶克明确指出：“由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行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包括对立法机构权力的限制。”
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均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确定地预见到当权者在特定情况中会如何使用其强制权力，并据此知识来规划自己的个人事务。
第六，“自由放任”理念是对自由与法治的最大危害
尽管哈耶克一贯地宣扬自由、法治和宪政的一些基本理念，主张要用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来约束政府，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更不能把他的经济和政治主张理解为在现代社会中政府要简单地“无为”。在经济领域中，他主张要采取私有企业制度，主张市场竞争体制，并且反对经济活动中的“自由放任”。因为“也许对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以自由放任原则为甚”。
哈耶克
哈耶克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也不是主张政府在管理经济、政治与社会事务上无所作为，而是主张在政府自己遵守预先制定的法律框架下制定并通过法律来管理和治理社会。譬如，在谈到过去那些使竞争体制成功运作的积极条件时，哈耶克就指出：“竞争要得以运行，不仅需要组织起来某些足够的建制，如货币、市场和信息渠道等等（其中有些是私人企业所从来未能提供的），而且尤其依赖一种适当的法律制度的存在，这种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既要维系竞争，又使竞争尽可能有利地发挥作用。”
哈耶克还特别批判了那种主张“自由放任”原则的人：“如果认为自由主义就是政府的无为，或者提出政府不应当‘采取行动’或‘干预’市场，这就错了。每一个政府当然必须要有所作为，而政府的每一行动都要干涉到这样或那样的事。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问题是个人能否预见到政府的行动，并用这种知识为依据来制定自己的计划”。
第七，民主本质上是实现自由和保障社会安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
哈耶克指出，民主并不是最高的目的，而是一种保障国内和平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哈耶克还警告说：“我们绝不能忘记，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至少可以想见，在一个非常整齐划一和由教条主义多数所支配的政府统治之下，民主政府可能和最坏的政府同样暴虐。”因为，“民主虽然可能会防止权力变成专断，但并非仅依靠存民主就能防止专制”。
尽管哈耶克并不认为民主是现代良序社会的最高目的，且民主也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因而主张“不要把民主奉为神灵”，但他绝不是说民主不重要。因为，“只要政府的职能是根据一种广为接受的信条被限制在大多数人通过自由讨论而能达成一致的那些领域中，民主政府便能成功地运行”，这就是把权力放进笼子里去的意思。
哈耶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这句话寓意深刻，简单地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有时阻碍变化发展的，甚至不是既得利益，而是被某些思想“俘虏”的思想观念的束缚。
1、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的约束。这些规章使得个人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能力，再根据这种预见计划他的个人事务。
2、自由，服从共同的抽象规则；奴役，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
3、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4、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
5、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
鹏友学堂 前天
导读
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法治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约束。这些规章使个人可以肯定地预见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能力，根据这种预见计划他的个人事务。
作者：韦森，原名李维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一、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
在1940年代，世界刚刚经历过1929－1933年的大萧条，西方各国的经济复苏在当时依然是步履维艰、路途漫漫，但整个世界那时又卷入了由希特勒纳粹帝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之中。当时，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对自由市场体制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以致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就不无感叹地说：“根据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才能最佳地利用自由社会中可以发现的自发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刻意选择的目标，来取代那些非个人化和匿名的市场机制”。
诺奖得主哈耶克
就是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哈耶克当时十分孤寂但却又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坚持认为，政府主导经济会限制个人自由、摧毁人们的责任感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会阻碍财富的生产，造成社会贫困；亦会导致 主义政府的兴起。放弃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用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过程和进行资源配置，不但会在经济上导致像诗人荷尔德林所描述的那样“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而且必定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第二，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条件。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是使个人从束缚他日常活动的习俗的和成规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一个法治下的自由社会。西方世界的兴起和近代以来科学的巨大进步，均是建立在个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基础上的一种复杂的市场秩序的结果。然而，甚至在德国纳粹 主义魔影变成人类真正威胁之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逐渐偏离构成欧洲近代文明之基础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基本理念的苗头，试图以集体主义的政府主导来取代经济的市场运行。哈耶克当时就警告说：“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以往的哪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
哈耶克论证道：“国家一旦负起为整个经济生活制定计划的任务，不同个人和集团的应处地位就必不可免地成了政治的中心问题。由于在政府主导中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决定谁拥有什么，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命令权。”
在此情况下，人们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将会全面丧失。“如果‘资本主义’这里是指一个以自由处置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一个竞争体制的话，那么，更要认识到，只有在这种体制中，民主才有可能。”对于哈耶克的这一洞识，弗里德曼在1971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新德文版序中归纳到：“自由市场是迄今所能发现的唯一能达致参与民主的机制”。
第三，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
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正式的法律制度，就没有自由。哈耶克明确指出：“我们这一代已经忘记，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仅对有产者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无产者来说也很重要。如果生产资料掌握在众多的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方能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掌控在一个人手中，不管这是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一个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从私有财产与自由之间的的这种内在联系，私有财产制度与平等、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哈耶克认为，当时许多进步人士的理想是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来达到社会收入的平等，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识。因为，“虽然在竞争社会中，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然而，只有在竞争制度下，穷人才有可能致富，且才能单凭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掌权者的恩惠致富，才没有任何人阻挠个人致富的努力”。并且，“一个富人掌权的世界仍然比只有那些已经掌权的人才能获取财富的世界要更好些”。
哈耶克还深刻地指出：“从古希腊到现在，这种财产、自由和秩序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抽象规则意义上的法律，而这些规则能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均明确知道谁有权处置任一特定物”。这种明确界定财产安排的法律，能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确知道谁对任何具体财物享有支配权，这对市场交易和自发秩序的扩展尤为重要。
第四，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
法治、法治国的理念以及自由与法治是什么的关系呢？哈耶克明确指出：“只有在自由主义的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这一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法治不但是自由的保障，而且是自由的法律的体现。只有在法治之下，人们才有真正的自由。”
而法治与自由是什么关系呢？“自由的意义仅仅是指人们的行动只受一般性规则的限制。自由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依赖于任何人或任何权威机构的批准，只能为同样平等适应于所有人的抽象规则所限制”。
权力要关进笼子
第五，法治的含义不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社会，而是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在法律约束之下。
在法治之下才有自由，反映了“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人民的自由”这一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理念。对于这一点，哈耶克明确指出：“由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行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包括对立法机构权力的限制。”
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均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确定地预见到当权者在特定情况中会如何使用其强制权力，并据此知识来规划自己的个人事务。
第六，“自由放任”理念是对自由与法治的最大危害
尽管哈耶克一贯地宣扬自由、法治和宪政的一些基本理念，主张要用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来约束政府，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更不能把他的经济和政治主张理解为在现代社会中政府要简单地“无为”。在经济领域中，他主张要采取私有企业制度，主张市场竞争体制，并且反对经济活动中的“自由放任”。因为“也许对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以自由放任原则为甚”。
哈耶克
哈耶克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也不是主张政府在管理经济、政治与社会事务上无所作为，而是主张在政府自己遵守预先制定的法律框架下制定并通过法律来管理和治理社会。譬如，在谈到过去那些使竞争体制成功运作的积极条件时，哈耶克就指出：“竞争要得以运行，不仅需要组织起来某些足够的建制，如货币、市场和信息渠道等等（其中有些是私人企业所从来未能提供的），而且尤其依赖一种适当的法律制度的存在，这种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既要维系竞争，又使竞争尽可能有利地发挥作用。”
哈耶克还特别批判了那种主张“自由放任”原则的人：“如果认为自由主义就是政府的无为，或者提出政府不应当‘采取行动’或‘干预’市场，这就错了。每一个政府当然必须要有所作为，而政府的每一行动都要干涉到这样或那样的事。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问题是个人能否预见到政府的行动，并用这种知识为依据来制定自己的计划”。
第七，民主本质上是实现自由和保障社会安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
哈耶克指出，民主并不是最高的目的，而是一种保障国内和平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哈耶克还警告说：“我们绝不能忘记，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至少可以想见，在一个非常整齐划一和由教条主义多数所支配的政府统治之下，民主政府可能和最坏的政府同样暴虐。”因为，“民主虽然可能会防止权力变成专断，但并非仅依靠存民主就能防止专制”。
尽管哈耶克并不认为民主是现代良序社会的最高目的，且民主也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因而主张“不要把民主奉为神灵”，但他绝不是说民主不重要。因为，“只要政府的职能是根据一种广为接受的信条被限制在大多数人通过自由讨论而能达成一致的那些领域中，民主政府便能成功地运行”，这就是把权力放进笼子里去的意思。
哈耶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这句话寓意深刻，简单地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有时阻碍变化发展的，甚至不是既得利益，而是被某些思想“俘虏”的思想观念的束缚。
1、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的约束。这些规章使得个人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能力，再根据这种预见计划他的个人事务。
2、自由，服从共同的抽象规则；奴役，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
3、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4、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
5、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
美英法德日意加澳俄的制度区别何在？
邵旭峰视界
11-28 11:16
邵旭峰
现代西方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国家议会掌握最高权力——说白了就是两块：立法权（指定硬性规则）和最高决策权——我们在讨论西方权力的时候，习惯讲立法权，但不讲决策权，这是错的，最少是残缺的。事实上，任何组织和国家机构，最高决策权才是最高权力。
当然，如果大多数民众反对，国会通过的法律和做出的决策就面临困境。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会提前参考民意。 另外，民主国家 （根本法），需要国会三分之二议员同意，并提交选民投票，半数以上选民同意，才能通过。
直接用到民众的，还有众议员的产生（西方国家的众议员基本都是按照人数划分的选区选民选出来的。美国参议员是州议会选出的，其他国家参议员更多是贵族、政治世家、国王指派等等），以及法国和美国的总统大选——
法国总统是直接由选民票数决定谁当，美国是每州的选举人（人数和本州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人数等同）把票全部投给本州选民票数多的那个人——谁先拿到270张也就是一半以上的选举人票（美国总共538张选举人票=100名参议员人数+435名众议员人数+3张华盛顿特区选举人人数），谁就赢的大选。美国总统和副总统是“选举人”选出来的。
请深刻理解这点，由于选举人的设置，所以全国计算下来，有时候会选民票少但选举人票多最终当选总统的事情，比如特朗普。
美国直接代表民意的是众议员，参议员直接代表的是州议会——当然，州议会直接代表民意。
美国直接决定美国总统当选还是落选的，是选举人票。在一个州内，是谁得票多谁就得选举人票多，但在全国不是这样，有时候选民票少但当选了总统。
美国是每个州不管人数多少都有两名参议院，总共100名参议员，任期6年（超过总统2年）；众议员基本是按照70万人一个选区划分的，总共435名众议员，任期两年。每个州的选举人和这个州的参众两院议员总数等同。全国选举人还需加上华盛顿特区3张票。
这样下来，你应该能看出，人数少的州，在国会的议员比重、还有选举人的比重方面是占优的——这是美国国父们为了让人数少的州制衡人数多的州。
美国国会每经过两年就进行一次国会选举——一次是总统大选时候同时进行、一次是从同任期之中选举一次，改选全部众议员和1/3参议员（每两年有1/3参议员任期到期），但无论参议员还是众议员，都能多次连任，没有任期限制。
美国总统，既是美国最高象征也是最高行政长官，还是最高领军者（总司令）。政府和军方最高层官员（比如部长、参谋长等），由总统提出，参议院审核通过。
美国众议院，主要负责国内最基本事务（财经、教育、社保、医疗）等法案的提起，然后交由参议院表决；美国外交和军事事务，参议院直接掌握。所以，美国参议院，是国内事务的最高决策者、国外事务的直接掌控和决策者，总统团队任用的最终决定者。
对于总统的弹劾，由众议院发起，但最终要参议院+最高大法官联合投票和最终决定。
所以说，美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其实是参议院。总统更多是对参议院负责。
英国和日本、西班牙的政治结构比较像，一方面是都有天皇或女王或国王，这是国家象征，但最高行政长官——首相或内阁总理大臣，都是众议院（下院）多数党领袖担任，英国和日本的参议院（上院）议员都是贵族以及女王（天皇）制指定的人担任，英国还有神职人员。
英国、德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等大多数西方国家和参考西方设立政体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掌握立法权和最高决策权）都是众议院（议员由全民按照人数划分的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其最高行政长官（兼总司令），都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如果其总理所在党派失去众议院多数党席位，其也将立刻下台。
这些国家的参议院（上院）的权力远不如众议院，对于众议院提案没有直接否决权，最多只有暂时搁置权，但众议院如果三分之二以上重新通过，则参议院将无权再干涉。
在这些国家，都有国家最高的国王、天皇、总统（总统是选举产生，一般都是两院议员选举产生）等作为象征，最高行政长官产生后，需要“象征”做出确认。
但法国是个例外，法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是总统，是全民大会直接选举产生，所以虽然法国总统也对国会负责，但独立性很大。
欧洲及相关国家，众议院掌握最高权力，可看作是对古代的颠覆，民权更高。法国更是如此，最高长官都是民选产生。
美国更加意外，参议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美国总统由选举人选出，参议员的影响比重明显更多。
最纠结的，是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比法国总统级别更高 （一个是直接公开民选，一个是搞不清咋回事，直接就是——当然也走程序），前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直接就是俄罗斯总统，之后传位给普京，普京这把控俄罗斯政坛已经20年了，说是民选，但民和选，都被普京和相应机构（比如克格勃）控制，这些年，不断有威胁到普京地位的政客和民间人士，不是莫名其妙死亡消失就是被抓，大规模的游行也被镇压。
当然，普京政府对内对外，也始终宣称这种“制度”是最适合俄罗斯和俄罗斯国情的最正确最好的道路。
总之，即使西方国家，民主模式也大不相同，最体现民意的政权，是法国，最高权力机构众议院成员和最高行政长官（兼总司令）总统都是直接民选。其次是其他国家（众议员由民选产生，最高行政长官兼总司令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民意居多的党派领袖是直接最高行政长官和总司令），最后是美国——具体前面所说。
但似乎美国的政体更加稳定，美国参议员的任期则长达六年，有的好几任；当然，美国众议员也是如此，虽然一期只有2年，但可以长时间连任。 美国总统只要自 己没有违法（即便违法，美国历史上也没有被弹劾下台的总 统），四年任期是肯定保证的——最多两任，罗斯福在战时4任 。不太受民意决定的党派更迭影响和党派内部的领袖之争影响，即便如此，其权力也直接被国会尤其参议院限制，如果其不是参议院多数党成员，则直接就成了“跛脚鸭”。
也就是说，美国每州的议会代表（参议员）集体掌控最高决策权，直接代表全民民意的众议院更多职权是提起国内重大事务提案，在总统选择方面，一个州的选举人不仅代表选民支持多的那个人的民意，还强行代表票数少的另外阵营的选民民意（就总统选举而言，美国在一个州内、人数多的压制人数少的民意；在全国，人数少的州联合起来可制衡人数多的州，参议员的权力比重要多），最后选择出总统，这样的体系反而更加稳定。
说白了，美国就是全民民意由最高的精英代表把舵。来保证方向。
换句话说，就是即使西方，也不是民意完全左右过国家，事实上，全民民意直接决定也是不可能，不说时差、生活、观念各不相同，你可以缩小到一个厂子，一所大学，有人在学习、有人在事件，有人在睡觉、有人在打游戏，有人在吃饭···全部统一，可能吗？
····
绝对的民主，只会产生远超动物界的混乱。就无所谓什么主了，啥都主不了。 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是这样。
一方面要尽可能民主，一方面要可操作性性强，只能折衷，同时尽可能优化。关键在于得到现实的可操作的最好的方式。
邵旭峰视界
11-28 11:16
邵旭峰
现代西方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国家议会掌握最高权力——说白了就是两块：立法权（指定硬性规则）和最高决策权——我们在讨论西方权力的时候，习惯讲立法权，但不讲决策权，这是错的，最少是残缺的。事实上，任何组织和国家机构，最高决策权才是最高权力。
当然，如果大多数民众反对，国会通过的法律和做出的决策就面临困境。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会提前参考民意。 另外，民主国家 （根本法），需要国会三分之二议员同意，并提交选民投票，半数以上选民同意，才能通过。
直接用到民众的，还有众议员的产生（西方国家的众议员基本都是按照人数划分的选区选民选出来的。美国参议员是州议会选出的，其他国家参议员更多是贵族、政治世家、国王指派等等），以及法国和美国的总统大选——
法国总统是直接由选民票数决定谁当，美国是每州的选举人（人数和本州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人数等同）把票全部投给本州选民票数多的那个人——谁先拿到270张也就是一半以上的选举人票（美国总共538张选举人票=100名参议员人数+435名众议员人数+3张华盛顿特区选举人人数），谁就赢的大选。美国总统和副总统是“选举人”选出来的。
请深刻理解这点，由于选举人的设置，所以全国计算下来，有时候会选民票少但选举人票多最终当选总统的事情，比如特朗普。
美国直接代表民意的是众议员，参议员直接代表的是州议会——当然，州议会直接代表民意。
美国直接决定美国总统当选还是落选的，是选举人票。在一个州内，是谁得票多谁就得选举人票多，但在全国不是这样，有时候选民票少但当选了总统。
美国是每个州不管人数多少都有两名参议院，总共100名参议员，任期6年（超过总统2年）；众议员基本是按照70万人一个选区划分的，总共435名众议员，任期两年。每个州的选举人和这个州的参众两院议员总数等同。全国选举人还需加上华盛顿特区3张票。
这样下来，你应该能看出，人数少的州，在国会的议员比重、还有选举人的比重方面是占优的——这是美国国父们为了让人数少的州制衡人数多的州。
美国国会每经过两年就进行一次国会选举——一次是总统大选时候同时进行、一次是从同任期之中选举一次，改选全部众议员和1/3参议员（每两年有1/3参议员任期到期），但无论参议员还是众议员，都能多次连任，没有任期限制。
美国总统，既是美国最高象征也是最高行政长官，还是最高领军者（总司令）。政府和军方最高层官员（比如部长、参谋长等），由总统提出，参议院审核通过。
美国众议院，主要负责国内最基本事务（财经、教育、社保、医疗）等法案的提起，然后交由参议院表决；美国外交和军事事务，参议院直接掌握。所以，美国参议院，是国内事务的最高决策者、国外事务的直接掌控和决策者，总统团队任用的最终决定者。
对于总统的弹劾，由众议院发起，但最终要参议院+最高大法官联合投票和最终决定。
所以说，美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其实是参议院。总统更多是对参议院负责。
英国和日本、西班牙的政治结构比较像，一方面是都有天皇或女王或国王，这是国家象征，但最高行政长官——首相或内阁总理大臣，都是众议院（下院）多数党领袖担任，英国和日本的参议院（上院）议员都是贵族以及女王（天皇）制指定的人担任，英国还有神职人员。
英国、德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等大多数西方国家和参考西方设立政体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掌握立法权和最高决策权）都是众议院（议员由全民按照人数划分的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其最高行政长官（兼总司令），都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如果其总理所在党派失去众议院多数党席位，其也将立刻下台。
这些国家的参议院（上院）的权力远不如众议院，对于众议院提案没有直接否决权，最多只有暂时搁置权，但众议院如果三分之二以上重新通过，则参议院将无权再干涉。
在这些国家，都有国家最高的国王、天皇、总统（总统是选举产生，一般都是两院议员选举产生）等作为象征，最高行政长官产生后，需要“象征”做出确认。
但法国是个例外，法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是总统，是全民大会直接选举产生，所以虽然法国总统也对国会负责，但独立性很大。
欧洲及相关国家，众议院掌握最高权力，可看作是对古代的颠覆，民权更高。法国更是如此，最高长官都是民选产生。
美国更加意外，参议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美国总统由选举人选出，参议员的影响比重明显更多。
最纠结的，是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比法国总统级别更高 （一个是直接公开民选，一个是搞不清咋回事，直接就是——当然也走程序），前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直接就是俄罗斯总统，之后传位给普京，普京这把控俄罗斯政坛已经20年了，说是民选，但民和选，都被普京和相应机构（比如克格勃）控制，这些年，不断有威胁到普京地位的政客和民间人士，不是莫名其妙死亡消失就是被抓，大规模的游行也被镇压。
当然，普京政府对内对外，也始终宣称这种“制度”是最适合俄罗斯和俄罗斯国情的最正确最好的道路。
总之，即使西方国家，民主模式也大不相同，最体现民意的政权，是法国，最高权力机构众议院成员和最高行政长官（兼总司令）总统都是直接民选。其次是其他国家（众议员由民选产生，最高行政长官兼总司令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民意居多的党派领袖是直接最高行政长官和总司令），最后是美国——具体前面所说。
但似乎美国的政体更加稳定，美国参议员的任期则长达六年，有的好几任；当然，美国众议员也是如此，虽然一期只有2年，但可以长时间连任。 美国总统只要自 己没有违法（即便违法，美国历史上也没有被弹劾下台的总 统），四年任期是肯定保证的——最多两任，罗斯福在战时4任 。不太受民意决定的党派更迭影响和党派内部的领袖之争影响，即便如此，其权力也直接被国会尤其参议院限制，如果其不是参议院多数党成员，则直接就成了“跛脚鸭”。
也就是说，美国每州的议会代表（参议员）集体掌控最高决策权，直接代表全民民意的众议院更多职权是提起国内重大事务提案，在总统选择方面，一个州的选举人不仅代表选民支持多的那个人的民意，还强行代表票数少的另外阵营的选民民意（就总统选举而言，美国在一个州内、人数多的压制人数少的民意；在全国，人数少的州联合起来可制衡人数多的州，参议员的权力比重要多），最后选择出总统，这样的体系反而更加稳定。
说白了，美国就是全民民意由最高的精英代表把舵。来保证方向。
换句话说，就是即使西方，也不是民意完全左右过国家，事实上，全民民意直接决定也是不可能，不说时差、生活、观念各不相同，你可以缩小到一个厂子，一所大学，有人在学习、有人在事件，有人在睡觉、有人在打游戏，有人在吃饭···全部统一，可能吗？
····
绝对的民主，只会产生远超动物界的混乱。就无所谓什么主了，啥都主不了。 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是这样。
一方面要尽可能民主，一方面要可操作性性强，只能折衷，同时尽可能优化。关键在于得到现实的可操作的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