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商朝跟周朝并不是前后朝代的关系，所以，这个商朝可以是周朝以前，文明产生之后任何一个时间段的历史。

2、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祭祀的是他们的先祖，他们的先祖有可能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没有资料显示这些被祭祀的对象就是殷墟统治者的近期先祖，因为祭祀的对象有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先祖。

这里，将要破除历史界和考古界的一个双重标准了。这个双重标准就是一直以来，我们总认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的历史可信，并且承认商朝的存在。但同样考古出土的周秦青铜器记载的夏朝却不可信，甚至被恶意认为是周人虚构出一个阔气的祖先出来。大哥，都是历史记载，都是出土文物，不带这么双标的吧？

同样都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文物，同样都是记载的历史，怎么就甲骨文记载的可信，而金文记载的不可信？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从甲骨文中解读出"夏"字来。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按照一直以来的说法，夏朝是被商朝所灭，那么，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就应该记录这件事。但实际上，目前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商汤这个人的存在，但却没有商汤灭夏的记录，更谈不上夏朝的记录。甚至，连"夏"这个字都不存在。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夏朝的存在就变得相当可疑了。于是，有人提出一个猜想，是不是周人灭了商朝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灭商之后统治的合法性而捏造出一个夏朝来呢？在这里，伟哥告诉大家：有想象力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毫无依据的瞎猜则是一件缺德的事！

说夏朝是周人伪造的说法属于没脑子的行为，我们古人最重视祖先祭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字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平常生活中，孝敬长辈、尊重父兄都是基本原则。忤逆、大不敬、大逆不道……等都是很严重的道理犯罪。所以，对祖先的尊敬就更加虔诚了。数典忘祖这个词在那个时代放谁身上都差不多是判了死刑。

那些恶意推测周朝虚构一个夏朝来的人可是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周朝人是有自己的祖先的。试想，在这样一个人文环境中，即便是周朝推翻商朝，他有必要抛弃自己的祖先而虚构一个祖先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吗？你以为两三千年前的人文道德意识跟现在这个沦丧的道德相提并论？什么样的人才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只有这种本身就缺乏对祖先的尊敬之心的人，才会提出这种缺德的说法来。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信仰就是祖先崇拜，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一直维持着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在这种精神信仰下，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才得以体现。也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得我们华夏文明与众不同，源远流长。而五四以来，这种精神却被摧毁、贬低、损害……从那以后，在精神缺失的年代，诸多的国人对祖先不再有着崇敬的心理，甚至轻贱自己的祖先，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文化的悲哀。因为这些人觉得我们的华夏文明是落后的，野蛮的。但我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的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文明，他自一万多年前诞生以来，一直生生不息，发扬光大。

那些说夏是周人虚构出来的人，无异于说周人不认自己的祖先了。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你自己怎么不去叫隔壁老王一声爹呢？

2、夏朝存在的另一依据--从"天再旦"谈起

《竹书纪年》：（周）懿王，名坚。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郑。

之前很多人对这次"天再旦"事件进行种种解读，绝大部分人解读成"日全食"。这完全就是想当然，自以为古人没见过日全食。其实古籍中记载日全食的比比皆是，随便举几例：

《诗经o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易大传》：月盈则食。

《左传》：

隐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庄公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末朔，日有食之。
庄公二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庄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僖公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氏春秋传》疏证：日食者，月掩之也。

实际上，《竹书纪年》就记载更早的时候有日食：

《竹书纪年》：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竹书纪年》：幽王：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十一年春正月，日晕

看文献记载，无论是日食，还是月食，都是一种很常见的天文现象，我仅从《左传》里随便就挑出来这么多。同一个君主的任期内都出现多次，也都见怪不怪了。而且，对这种天文现象，古人也很明白，知道是日食是因为月亮遮住了太阳光而形成的。所以，断不至于看到日食还不明白，会写出"天再旦"这种外行话。况且，日食持续时间不长，目前所知道最长的时间是7分31秒。而在视觉效果上的日食也只有完全被遮住那一刻，时间就更短了。怎么可能会用"天再旦"这种话来描述这种平常现象呢？

之所以会出现"天再旦"的描述，其实描述的就是这次"彗星撞地球"事件，因为这次天文事件是白天发生的，当时的彗星遮蔽了太阳光芒，让地球陷入黑暗当中，使得地球像在黑夜里一样。后来撞击完成之后，遮蔽的太阳又重新出现，于是才让人有种"天再旦"的感觉。

我们再来看一条前面列出的史料：

《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胜殷，得二虏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虏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雪），此吾国之妖也。"

这一段话中，"昼见星而天雨血"非常关键。"天雨血"不用管它，但"昼见星"是非常值得琢磨的现象。"昼见星"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白天看见星星。白天是不可能看见星星的。因为晴天的话，有太阳照耀，则不可能看见星星。阴天或下雨天，天空被云遮住，也同样看不见星星。那么，只有什么情况下白天才能看见星星呢？

有一种情况可以看见：日全食。

不过可惜的是，日全食的天空毕竟不是全黑，所以顶多只能看到几颗最亮的星星，绝大部分星星是看不见的。同时，日全食正食的时间非常短，人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好暇以整去欣赏星星。所以，看见了也等于没看见。而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推测，这个"昼见星"的现象恐怕是所有人都看到了的现象。而且文中还把这种现象跟"妖"挂钩。日全食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天文现象，既然很常见，自然也就不会跟"妖"联系。一旦跟"妖"有所联系，必定是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所以，这里所描述的"昼见星"自然不可能是日全食。

我们既要在白天，同时又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让所有人看到星星，同时，还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天文现象。那应该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我不妨来描述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满足哪些条件：

1、这个事件必须发生在有太阳的白天。
2、天上没有大面积的云遮住天空。
3、将天上的太阳光全部遮住。
4、遮住太阳光的同时，还得留一半的天空，以便看到星星。

要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除了彗星撞击地球，我还真想不出还有什么天文现象可以做到。因为只有大面积的彗星星体才能遮盖住太阳光芒。又或者彗星撞击地球之后升腾起厚厚的灰尘遮盖住太阳光。从地图上来看，这彗星撞地球的发生时间得在下午四五点钟以后。彗星的星体和浓厚的烟尘遮挡住西边来的太阳光。而彗星撞击的地方边缘处已经覆盖了青藏高原和印度次大陆。而处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边的夏都城正好处在被遮挡的地带，这张图也正好跟史料记载的内容相合。

所以，这个"天再旦"其实是彗星撞地球的另一个证据。

除了"天再旦"，其实西周史还有不少相关的记载，比如：

《竹书纪年》：

（周）厉王，名胡。
二十二年，大旱。
二十三年，大旱。
二十四年，大旱。
二十五年，大旱。
二十六年，大旱。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当然，前面我就复制了商汤时的大旱记录，这里又重新贴上来：

《竹书纪年·商纪·殷商成汤》：

十九年，大旱。
二十年，大旱。
二十一年，大旱。
二十二年，大旱。
二十三年，大旱。
二十四年，大旱。

除了记录的年份稍有不同外，连续好几年的大旱情况倒是一致。

除了上面这两点外，其实还有差不多的地方，比如：

《竹书纪年》：

（周）穆王，名满。
三十九年，王会诸侯于涂山。

这一条在《竹书纪年》的另外一处也有同样的记载：

《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

接下来就更精彩了：

《竹书纪年》：

（周）昭王，名瑕。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
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陟。

《说文》：曀，阴而风也。诗曰：终风且曀。
《释名》：阴而风曰曀。曀，翳也，言云气掩翳日光使不明也。

又出现了彗星的记载，然后又是太阳被遮挡，又是地震，又是军队有死亡情况。更让人惊异的是，王陟，帝王在这个关键时刻死了！

《竹书纪年》：（周）孝王，名辟方。七年冬，大雨电，江、汉水。（原注：牛马死，是年，厉王生。《御览》八十四引《史记》：'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

怎么看，怎么觉得这部《西周史》将夏灭亡时的彗星撞地球重演了一遍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条：

《竹书纪年》：（周）夷王，名珝。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珪。

《竹书纪年》：（夏）帝芒。元年壬申，帝即位，以玄珪宾于河。

一个是用"介珪"，一个是用"玄珪"，材料应该没什么区别，且都是用来"宾于河"。

到这里，基本上差不多了。从上面引述的文字来看，我们所看到的《西周史》也可能是夏朝史。因为记录资料来源点多的情况，所以造成了多个版本并存的情况。而另外因为各种史料交错杂乱的现象，导致了后人对原来的历史傻傻分不清。于是，同一个历史事件，在各种不同版本的史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于是，一人分饰两角色，一段历史，以多种版本的面目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历史当中。

写这篇文章，原本就是来证明夏朝就是商朝的，结果一番考证下来，不但夏商给论证了。现在连带西周史也沦陷了。而仅从西周史的这些地方来看，西周史其实就是夏朝史，只不过因为材料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错漏，所以，看起来有点颠三倒四。但我们只要仔细关注其中的关键信息，就不难发现，西周史有太多的地方跟夏朝史巧合。而本人是不相信巧合这种事的。所以，只有一种可能性：西周史其实是夏朝史的另外一个版本编撰而成的。

3、为什么考古上找不到夏朝的存在？

自考古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在我们的知识体系当中后，考古以其扎实的证据而著称于世。尤其是在对历史的考证上，无数次用地下的实物证明了古人的生活情况和历史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在历史学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直到现在，甚至已经开始有取代历史地位的趋势。其中，最为风光的是，现在到了历史无考古证据则不可知的地步。总结一句话就是：唯考古论。

唯考古论的问题最能体现在对夏朝的考古挖掘上。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有大量的关于夏朝的历史记载，但在考古上，对夏朝的情况竟然一无所获。因为在考古上对夏朝毫无所获，所以，建立在唯考古论基础上的观点认为夏朝是不存在的，夏朝是是周人虚构出来的一段历史。

对于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保持一个谦虚的态度。考古固然有可信的一面，也因为其强大的实证性而使得这种可信性变得很具体。但考古终究只是考古，他本身也有其自身的不可弥补的缺陷。他虽然在证据上实证，但终究不是历史，考古是无法构建一段历史出来的。而作为证据的本身，也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字的确证。考古上之所以没找到夏朝，是因为所挖掘到的遗址没有文字上的夏朝的确证。因为没有这个文字身份的证明，所以，挖掘到无数个遗址，却没有任何一个遗址被确认为夏。从唯考古论的视角出发，所以夏朝就不存在了。

关于这个观点，我觉得相当的搞笑。没有挖掘到文字证据，所以就无法确证夏朝的遗址。这正是考古的缺陷所在，也是考古的唯证据论所导致的后果。我还是坚持那个观点：

没挖到古人粪便，就说明古人不拉屎？

没挖到文字证据，所以无法断定夏朝的遗址存在，无法断定夏朝遗址存在，也就无法断定夏朝存在。这一连串的逻辑推理下来，结果就是夏朝不存在了。考古上的证明是必须要有物证才能算数。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可供证明的物证呢？从考古角度而言，就不存在了。这就类似你丢了身份证，你就不是你了。而在自然界当中，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身份无法证明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一座墓葬，并没有放置文字相关的物件，这是很正常的事。你因为无法挖掘到身份证明的物证，就否认史料记载为伪，这是不科学的方法。而文字上的证据，也会因为某些绝密的原因而根本没有保留下来，这也同样是很正常的情况。所以，你即便挖掘到夏朝的遗址，也无法指证为夏朝遗址。但因为你无法指证，就否认夏朝的存在，这是违反客观事物规律的行为。

上面说了一大堆，实际上，我要说的只有一个观点：就目前而言，考古是无法证明夏朝存在的。任何试图想通过用考古的方式来证明夏朝的人可以熄灯睡觉了。

考古并不是唯一的证明方法，既然考古无法证明夏朝的存在，那历史的问题终究还得来由历史搞定。所以，本人就从史料出发，通过对史料的研究、分析、推理、模拟等方法对夏朝做一个全方位的考古。通过这些文字上的考证，再结合考古的成果，逐渐给大家厘清相关信息，整理出一个相对具体而全面的夏朝来。

八、夏在湖南的史料证据

（一）、错误的上古地名信息

自先秦以来，我们的历史界一直认为华夏文明的中心在以关中、中原为主的黄河流域。尤其是自汉朝以来，古人也把史料记载的上古地名安置在黄河中下游各个地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固的“华夏文明黄河中心论”，简称“黄河中心论”。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自先秦时代以来，有着两千多年的丰富历史记载。这两千多年来，华夏文明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基本上都在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已经牢牢掌控了政治、文化话语权。所以，“黄河中心论”也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黄河中心论”的基本观点是，华夏文明诞生于中原地区。从六七千年前的伏羲女娲时代，到五六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再到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再经历了商、周两朝，黄河流域一直是华夏文明的中心。这里，不但有大量的史料记载，还有诸多的神话故事在民间流传。这些信息和资料无一不是在宣示着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正统地位。

那么，这个“黄河中心论”是如何论证来的呢，我们不妨来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

要说到华夏文明起源，首先得说到伏羲女娲。女娲的出生地，目前没有留下什么资料，但伏羲的出生地，还是有不少文献记载，比如：

司马贞《三皇本纪》说：“太昊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

皇甫谧《帝王世纪》载：“伏牺母曰华胥，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

《遁甲开山图》曰：“仇夷山四面绝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

罗泌《路史》：“伏羲生于仇夷，长于成起（纪）。”

这些文献的记载都比较散乱，但通过多方面梳理，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伏羲在仇夷山出生，在成纪这地方长大。成纪大概是个行政地名，管辖一定的范围，仇夷山大概也就在成纪境内，所以，也有说伏羲在成纪出生。

那么，这个成纪在什么地方呢？据汉代以来的文人考证，这里所记载的“成纪”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静宁县、庄浪县附近，古称成纪。比如：

《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郡有成纪县。”

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云：“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城东，帝太皋庖牺所生之处也，汉以属天水郡。”

《帝王世纪》云：“伏羲生于成纪，汉置县。”

那么，文献中记载的“仇夷山”在哪里呢？据考证，这个“仇夷山”就是现在仇池山，地在甘肃西和县西。

不过，伏羲女娲的故事流传时间过于久远，难以确定年代，所以，司马迁在编写《史记》纪年的时候，并没有把伏羲女娲放进去。真正作为纪年开始的还是炎黄二帝。

在上古历史中，黄帝的出生地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两千多年来，黄帝的出生地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目前流行的观点大致有五个说法：

一是陕西宝鸡。根据是《国语·晋语》载“黄帝以姬水成”，而姬水，不少学者考证在宝鸡，姬水即岐山县的岐水。

二是甘肃天水。根据是《水经·渭水注》载“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其清水县有“轩辕谷”、“轩辕窑”等遗迹。

三是陕西黄陵。根据是《列仙传》载黄帝卒，“还葬桥山”，“还葬”有叶落归根之意。而桥山，在今陕西黄陵县。

四是河南新郑。根据是《拾遗记》载“轩辕出自有熊之国”，《帝王世纪》言“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五是山东济宁的曲阜。根据是《帝王世纪》载“黄帝生于寿丘”，《史记正义》称“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

炎黄二帝，虽然一直以来都没个确切地点，但学界考证的范围都围绕在黄河流域，基本上没考虑过别的地方。而到了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则更是不遗余力地在北方寻找。

《通典》记载：“尧旧都在蒲”。

《水经注》记载：“雷首，俗亦谓之尧山，山上有故城，又曰尧城”。

《阚骃十三州记》记载：“蒲阪，尧都。盖尧帝亦都此，后迁平阳。”

考古界认为尧都就是山西的考古遗址--陶寺。而在山西临汾市则修建了一所尧帝陵。

至于舜帝，文献记载是这样的：

《离娄下 》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范县在东夷、冀州和中原的交界地带）。”

虽然这样说，但学界对舜帝的出生地、治都以及葬地颇有争议，我这里贴一些网上的资料上来：

出生地：

争论一：姚墟--相传为舜出生地，据唐《括地志》记载的方位故址在今万里母亲河黄河北岸的河南濮阳范县濮城镇东南。另一说法在余姚，一说在今山东菏泽鄄城县北，还有说法在浙江上虞。

争论二：诸冯--一说为山东诸城，据《炎黄氏族文化考》、《孟子·离娄》、明《职方地图》、清乾隆《诸城县志·古迹考》、《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中国史稿》（郭沫若著）、《中国历代帝王录》（杨剑宇著）皆言诸城诸冯乃舜生地。二说为山西临汾，据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西三·平阳府》：“又 诸冯山 ，在县东北四十里，《孟子》云：舜生诸冯 ，盖即此。” [12] 现存舜庙，1974年毁于洪水，后西迁至现潍河西岸。

治都

争论一：舜都蒲坂--即山西平阳

唐代李泰《括地志·蒲州·河东县》：河东县南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井及二妃坛。

《宋永初历山记》亦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说：“舜都蒲坂，今山西平阳府蒲州（今山西永济蒲州）。”

据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引皇甫谧所说；“舜所营都，或云蒲坂。”蒲坂在唐代是河东县，即今山西永济县。

争论二：舜都潘城--即河北涿鹿

《水经注》曰：“漯水经潘县故城，或云舜所都也。”《括地志》云：“舜都在怀戎县，县北三里有舜庙，外城有舜井。”《史记》也曰：“舜，冀州人，居妫汭。”

陵墓：

1、湖南省永州市舜帝陵。
2、山西运城舜帝陵
3、浙江上虞舜帝庙

帝尧的出生地和治都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不同的说法，而舜帝的出生地则也出现了多个不同地点。比较有意思的是，舜帝的葬地开始出现了南方的说法。其中湖南永州九嶷山的舜帝陵是根据《山海经》上的说法来的，这个说法司马迁曾经还去实地进行考察，经考察之后才做定夺。

至于大禹的出生地，则相对比较稳定，那就是四川省北川县。之所以认为是北川县，最早西汉时的扬雄，便称大禹是汶山郡虏柔县人，生于石纽。后来，晋代的常璩在其著作《华阳国志》中更清楚的指出，大禹出生在汶山郡虏柔石纽的刳儿坪。然后，在经过历代的修饰，大禹出生于北川县的说法几乎已经成定局了。尽管还有其他若干说法，但都无法动摇大禹出生于北川县的地位。

大禹之后，就是夏朝了。关于夏朝的地理方位，目前学界的说法也都在黄河两边寻找。夏朝的都城有好几个，不过前期为斟鄩。尽管无法确定斟鄩具体在哪里，但目前考古界把斟鄩的地点锁定在洛阳盆地故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处的二里头遗址。

以上，差不多就是从伏羲到夏朝时期，华夏先人的出生、治都以及墓葬地的分布地点。实际上，还有更多的说法和更多的资料，这里只是列举一个大概用来说事罢了。看完上面这些资料，很多人对华夏文明起源可能有一个基本印象，那就是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原因有两个。

1、地名是可以复制和迁移的，不能作为考证唯一的依据。

很多人在考证上古史的时候，总是喜欢借助某个现在的地名中跟古文献记载的上古地名有相同或者相近的字就被认为是同一个地名，这种看法的是错误的。因为地名是可以随时命名和随时废除，同时，地名还可以随着人群的迁移而迁移。同一个地名，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命名。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全国从南到北有数不清的“凤凰山”，光是百度百科上就列举有这么多：

广东省深圳市凤凰山、广西南宁市凤凰山、云南省昆明市凤凰山、河南省孟津县凤凰山、江苏省连云港市凤凰山、安徽省萧县凤凰山、湖南省长沙市凤凰山、陕西省岐山县凤凰山、辽宁省凤城市凤凰山、南京市江宁区凤凰山、浙江省乐清市凤凰山、河北省昌黎县凤凰山、湖南省湘西州凤凰山、辽宁省朝阳市凤凰山、山东省济宁市凤凰山、福建省平潭县凤凰山、福建省建瓯市凤凰山、甘肃省天水市凤凰山、山西省定襄县凤凰山、湖北省荆州市凤凰山、上海市青浦区凤凰山、江西省宜黄县凤凰山、浙江省杭州市凤凰山、上海市松江区凤凰山、湖北省麻城市凤凰山、陕西省延安市凤凰山、陕西省安康市凤凰山、山东省烟台市凤凰山、河南省济源市凤凰山、安徽省黄山市凤凰山、贵州省遵义市凤凰山、湖北省武汉市凤凰山、香港特别行政区凤凰山、福建省闽清县凤凰山、福建省莆田市凤凰山、湖南省桃江县凤凰山、青海省西宁市凤凰山、贵州省六盘水市凤凰山、四川省达州市凤凰山、浙江省绍兴市凤凰山、安徽省铜陵市凤凰山、山东省沂源县凤凰山、广东省珠海市凤凰山、河北省宣化县凤凰山、山东省微山县凤凰山、甘肃省陇南市凤凰山、山东省肥城市凤凰山、广西河池市凤凰山、湖北省丹江口市凤凰山、山东省济南市凤凰山、山西省太谷县凤凰山、河北省唐山市凤凰山、四川省乐至县凤凰山、陕西省商洛市凤凰山、四川省广元市凤凰山、江苏省张家港市凤凰山、重庆市秀山县凤凰山、黑龙江省五常市凤凰山、四川省成都市凤凰山、河南省安阳市凤凰山、四川省蓬安县凤凰山、山东省青岛市凤凰山、山东省宁阳县凤凰山、辽宁省凤城市凤凰山、四川省西充县凤凰山、江苏省苏州市凤凰山、广东省潮州市凤凰山、云南省南涧县凤凰山、河南省新乡市凤凰山、济南市市中区凤凰山、吉林省舒兰市凤凰山、江苏省睢宁县凤凰山、广东省广州市凤凰山。

还有笔架山：

辽宁省锦州市笔架山、山东省邹城市笔架山、广东省深圳市笔架山、湖南省益阳市笔架山、湖北省罗田县笔架山、广东省高州市笔架山、广东省清远市笔架山、湖北省蕲春县笔架山、江西省金溪县笔架山、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笔架山、四川省泸州市笔架山、安徽省铜陵市笔架山、辽宁省锦州市笔架山、福建省龙岩市笔架山、湖南省岳阳县笔架山、广东省河源市笔架山、北京市门头沟区笔架山、黑龙江省海林市笔架山、四川省宣汉县笔架山、浙江省苍南县笔架山、广东省潮州市笔架山、浙江省安吉县笔架山、湖南省石门县笔架山、福建省泉州市笔架山、陕西省清涧县笔架山、青海省海东市笔架山、福建省莆田市笔架山、安徽省芜湖市笔架山、重庆市万州区笔架山、云南省玉溪市笔架山、四川省松潘县笔架山、贵州省榕江县笔架山、香港九龙笔架山、河南省巩义市笔架山、安徽泾县笔架山。

这些还只是已经搜集到的比较出名的山名，还有那些没上名单的就不说了。同样这种情况，在《山海经》中也一样有，比如《山海经》中就多个地点多次出现“赤水”，看来也是一个地名多地使用。不但这些，其他文献记载的比如“历山”、“雷泽”之类的地名也是全国多处都有。所以来说，像上面那些汉唐时期的人将当时黄河流域的跟上古文献中记载的名称相同或相近的地名作为上古地名的依据是不存在的。

虽然说这种做法没有依据，但耍流氓是大有人在。举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舜帝葬在湖南永州九嶷山，这是《山海经》上记载的事。同时，相关的还有大量的其他史料可佐证。不单是有丰富的史料可证。同时，司马迁也去实地进行了考察，在湖南地区，尤其是湘西南地区，包括珠江流域的广西、广东有大量的舜帝的传说，而且还有大量的以舜帝命名的地名，这个总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但偏偏总有人耍流氓，其中山西运城市就这样。在山西运城市区以北10公里的地方，有个小地名叫鸣条岗。于是，山西历史界的人就翻出孟子的一则记载：

《孟子·离娄下》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根据这则记载，既然舜帝卒于鸣条，运城有个鸣条岗，那舜帝就应该葬在山西运城，然后就无中生有地修建了一座舜帝陵。实际上，真实情况是，全国叫“鸣条”的地名有多处。而运城市这个“鸣条岗”的地名也来历不明。

舜帝葬于湖南永州九嶷山，这已经是确证无疑的事了。但山西运城市却非要耍流氓，硬是无中生有说舜帝葬在他们那里。要按照这种流氓借口，改天日本的大阪市也可以考虑修建一个“阪泉之战纪念碑”，用来纪念当年黄帝蚩尤在阪泉大战这个历史事件。韩国的釜山也可以考虑参照《史记》中记载的“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把黄帝移到韩国去。光是这两个地名的契合度，也远比山西的“鸣条岗”有力得多。

2、鲜有千年不易的地名，尤其是战争频繁的地区。

记得几年前有个网友在网上发了一个观点，他说三千多年来，邯郸是唯一没有改名的城市。这个说法当然有点偏颇。事实上，两千多年来，没有改名的城市还是有不少，比如咸阳、洛阳、成都等城市名。但屈指数来，这些两三千年从未改地名的城市其实也不是很多。因为地名是极容易改变的事，只要那个掌权者一高兴，地名就改了。即便有些地名改了，然后又改回来，这已经说明了地名的不稳固性。所以，拿这个作为证据是不可靠的。比如上面那个山西运城市所谓的“鸣条岗”的地名，是否是后来命名，就不得而知了。但很明显，这个地名跟舜帝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3、现在黄河流域的“上古地名”都是汉唐以来的第二次注解。

我们看到许多典籍上有人对上古地名做注解，说上古某某地名在哪个省哪个县之类。比如：

后羿本国在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故锄城在滑州卫城县东十里。”即今滑县东十五里之锄城。

《史记正义·夏本纪》引臣瓒汉书音义：“斟寻在河南。”

《左传》（昭二十三年）：“郊、寻溃”，杜注：“巩县西南有在名鄩中。”

《史记正义·张仪列传》引《括地志》：“巩县西南五十八里故鄩城。”

代夏为王，又为其臣寒浞所灭。寒国名，本在东方。杜预《国史大纲》云：“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今山东潍县东北五十里。

灌临河津，故亦曰“灌津”。为斟姓之墟，故曰“斟观”。在今山东曹县西故观城。即春秋卫地。其时夏都盖自斟寻东北退至斟灌。

而夏后相之子少康出奔有虞，在河南。《左传》杜注：“梁国有虞县。”

夏臣伯靡自有鬲氏。《水经注》：“大河渎西流经西平原鬲县故城西。” 《地理志》曰：“鬲津，故有穷氏后羿国。”

杀寒浞。而少康自纶。《汉书续志》：“梁国虞有纶城，少康邑。”在今归德。

帝喾居地毫。《史记·五帝本纪》集引《皇览》：“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毫野中。”与汤居之毫，《汉书·地理志》臣瓒注：“山阳郡薄县，汤所都。”

郑玄云：“契封商，在太华之阳。”即战之商于地，今陕西商县。

亶甲城在安阳县西北五里洹水南岸。《帝王世纪》。又《吕览音初篇》：“殷整甲徒宅西河。”此西河在卫地，整甲即亶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