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吞万里—刘裕评传（连载）
桓玄崛起
就在东晋中央忙于对付孙恩之乱时，西边的昌明党内部三巨头之间也发生了重大变故。
根据慕容垂的破瓦理论：一个联盟的牢固程度，和它所受外力的强弱成正比。当初桓玄、殷仲堪、杨佺期在寻阳缔结三头同盟的时候，正是王恭初亡，道子党与北府军的声势咄咄逼人，大家才不得不坚诚团结，彼此决无一点肝胆相照。不想才一年过去，孙恩登陆，三吴大乱，司马元显自顾不暇，刘牢之忙着打劫，来自东边的压力骤然减轻了，这样好的机会，如果不用来内斗，岂不是太浪费了？
在这三个人中，荆州刺史殷仲堪因为能力差，个性又懦弱，倾向于维持现状，而江州刺史桓玄和雍州刺史杨佺期都恨不得一口把对方吞了。司马元显也害怕此时西军东下无力招架，便使出离间之计：加授桓玄都督荆州四郡军事（挑拨桓、殷关系），任命桓玄的兄长桓伟代替杨佺期的兄长杨广做南蛮校尉（挑拨桓、杨关系）。杨广本打算拒绝桓伟到任，还是殷仲堪做了老好人，拨出自已的辖区，任命杨广为宜都（今重庆宜都）、建平（今重庆巫山）二郡太守，终于使大家暂时没有撕破脸皮。谁想桓玄得寸进尺，出兵袭击江夏郡（今湖北云梦），生擒太守，杨佺期的堂弟杨孜敬，把他任命为谘议参军（实为人质）。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殷仲堪与杨佺期逐渐靠拢，共抗桓玄。
再说就在这一年七月间，后秦帝姚兴曾命齐公姚崇、镇东将军姚佛嵩进攻东晋的重镇洛阳。本来此时的东晋强于后秦，如果倾力一战，后秦必然难以得手。但连昌明党三巨头都不能团结一致，更不用说整个东晋了，外战哪有内斗重要啊？因此当时管辖洛阳的雍州刺史杨佺期并不出兵救援，只是以“宁赠友邦”的态度派人游说拓跋珪来援，答应只要北魏救下洛阳就把洛阳让给北魏。结果因魏军行动迟缓，洛阳终于在这一年十月（孙恩起义爆发的同月）被后秦军攻克，守将河南太守辛恭靖被俘。
现在，杨佺期突然迸发出了“爱国激情”，宣称要去救援洛阳（丢都丢了，还说救援？难道战报还未到？）。在襄阳整军备战，同时秘密与殷仲堪联络，准备协调行动，一举荡平桓玄。殷仲堪原已同意，可事到临头又生出别的想法：倘若桓玄不在了，谁来对付杨佺期？于是又千方百计加以阻止。杨佺期搞不清楚殷仲堪究竟唱得是哪一出，如单独行动胜算又太小，只好中止。
殷仲堪前怕狼后怕虎的行为连他的属下都看不下去了。谘议参军罗企生对弟弟罗遵生说：“殷公仁爱但无决断，早晚招来大祸，但我受他知遇大恩，只能陪他一起死了。”同时，因为这一年荆州发生严重水灾，有爱民之心的殷刺史把仓库中的存粮都拿出来救济灾民，使得荆州的实力，一时变得非常窘迫。
眼见有机可乘，桓玄展现出来的“爱国心”也不下于杨佺期。他也声称要出兵救援洛阳， 当然了，江州距离洛阳挺远的，不得不非常合理地“路过”荆州。可能出于离间殷、杨同盟的考虑，桓玄让人送了一封信给殷仲堪，“大义凛然”地说：“杨佺期太不是个东西了！白白地身受国家厚恩，国家的故都，历代皇陵的所在地洛阳，遭到蛮族的侵犯时，他竟然不思抵抗，将大好江山送人！对这样的叛徒，我们应该共同出兵讨伐！我现在率军沿江而上，正驻军江口（汉水与长江交汇处，即今湖北武汉市），如果同意我的计划，请先杀掉杨广，不然我先进入长江，自己把他铲除。”殷仲堪就算再笨，也知道今个来给鸡拜年是黄鼠狼，当然不同意。
当时，荆州还有最后一部份存粮储存在巴陵（今湖南岳阳），桓玄先下手为强，派军队抢先袭占巴陵，给殷仲堪一个釜底抽薪。然后，桓玄以梁州刺史郭铨为主将，苻宏（就是那位前秦天王苻坚的太子，苻坚在五将山被俘后逃亡东晋）为副，指挥各军前进，同时送秘信给刚当上南蛮校尉的兄长桓伟，让他做内应。没想到桓伟却是个胆小鬼，收到这封信后，吓得不知所措，迟疑半天之后，竟拿着桓玄的秘信去面见殷仲堪，坦白从宽去了（也太给桓家丢人了）。
见此信后，殷仲堪立即将桓伟扣押作为人质，并命他写信给弟弟桓玄，求他罢兵。桓玄收到回信，对罢兵的请求嗤之以鼻，对左右说：“殷仲堪这个人优柔寡断，做事总是患得患失，总想给自己和儿女们留后路，不敢做强硬的举动，你们只管进兵，我那位老哥一点危险也不会有！”（桓玄的识人能力不错，后来果不出他所料。）
郭铨、苻宏继续西进，在西江口（今湖北监利县西南）大败缺粮少饷的荆州军七千余人。殷仲堪又派杨广和自己的侄儿殷道护出兵抵挡，又被桓玄打败，桓玄军推进到距离江陵（今属湖北，荆州的治所）只有二十里的零口，江陵城内人心惶惶。现在，殷仲堪除了指望杨佺期出兵来救他，再无别的对策了。
但杨佺期不想来，他劝殷仲堪说：“江陵没有粮食，怎么守得住？你不如放弃江陵，北上和我共守襄阳（此时雍州的治所）。”但殷仲堪想：去襄阳，那荆州不就丢了？自己岂不成了杨佺期的属下，还能当荆州刺史么？于是欺骗杨佺期说：“最近刚刚收上来一批粮食，已经不缺军饷了。”
杨佺期信以为真，便亲率八千精兵南下救江陵。可到了江陵，殷仲堪送来的犒军伙食不见酒肉，只有稀粥。知道上当的杨佺期气得大骂：“这次完蛋了！让姓殷的害死了！”也不与殷仲堪见面，直接向桓玄军进攻，想在军队还没饿肚子前打完这一仗。心里一急躁，用兵自然破绽百出，而桓玄也针对杨佺期急于求战的心理，以退为进，诱其入伏，在马头（今湖北公安县西北）大败杨佺期，随后生擒杨佺期和杨广兄弟，将二人斩首，以首级向建康献捷（又不是司马元显让他杀人，与其说是献捷，不如说是向朝廷示威）。
殷仲堪得知杨佺期的死讯，知道这回完了，率数百人弃江陵而逃，打算投奔后秦。逃到冠军城（今河南邓县西北）被桓玄的追兵抓获。在押送回来的途中，殷仲堪被逼自杀，他的侄儿殷道护被斩首。对他忠心耿耿的罗企生不久也被桓玄所杀，实践了自己的承诺。
至此，桓玄踏着两位盟友的鲜血，完全控制了江、荆、雍三个大州，梁、广等州也依附于他。桓玄已握有东晋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疆域，成为最强大的地方势力。他上疏要求中央承认，履行一下让他合法占有的手续，正被孙恩弄得焦头烂额的司马元显当然不敢得罪他，特任命桓玄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兼豫、扬八郡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同时为了给在大牢里担惊受怕了几天的老哥桓伟压压惊，桓玄给了他个雍州刺史头衔。
就在东晋中央忙于对付孙恩之乱时，西边的昌明党内部三巨头之间也发生了重大变故。
根据慕容垂的破瓦理论：一个联盟的牢固程度，和它所受外力的强弱成正比。当初桓玄、殷仲堪、杨佺期在寻阳缔结三头同盟的时候，正是王恭初亡，道子党与北府军的声势咄咄逼人，大家才不得不坚诚团结，彼此决无一点肝胆相照。不想才一年过去，孙恩登陆，三吴大乱，司马元显自顾不暇，刘牢之忙着打劫，来自东边的压力骤然减轻了，这样好的机会，如果不用来内斗，岂不是太浪费了？
在这三个人中，荆州刺史殷仲堪因为能力差，个性又懦弱，倾向于维持现状，而江州刺史桓玄和雍州刺史杨佺期都恨不得一口把对方吞了。司马元显也害怕此时西军东下无力招架，便使出离间之计：加授桓玄都督荆州四郡军事（挑拨桓、殷关系），任命桓玄的兄长桓伟代替杨佺期的兄长杨广做南蛮校尉（挑拨桓、杨关系）。杨广本打算拒绝桓伟到任，还是殷仲堪做了老好人，拨出自已的辖区，任命杨广为宜都（今重庆宜都）、建平（今重庆巫山）二郡太守，终于使大家暂时没有撕破脸皮。谁想桓玄得寸进尺，出兵袭击江夏郡（今湖北云梦），生擒太守，杨佺期的堂弟杨孜敬，把他任命为谘议参军（实为人质）。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殷仲堪与杨佺期逐渐靠拢，共抗桓玄。
再说就在这一年七月间，后秦帝姚兴曾命齐公姚崇、镇东将军姚佛嵩进攻东晋的重镇洛阳。本来此时的东晋强于后秦，如果倾力一战，后秦必然难以得手。但连昌明党三巨头都不能团结一致，更不用说整个东晋了，外战哪有内斗重要啊？因此当时管辖洛阳的雍州刺史杨佺期并不出兵救援，只是以“宁赠友邦”的态度派人游说拓跋珪来援，答应只要北魏救下洛阳就把洛阳让给北魏。结果因魏军行动迟缓，洛阳终于在这一年十月（孙恩起义爆发的同月）被后秦军攻克，守将河南太守辛恭靖被俘。
现在，杨佺期突然迸发出了“爱国激情”，宣称要去救援洛阳（丢都丢了，还说救援？难道战报还未到？）。在襄阳整军备战，同时秘密与殷仲堪联络，准备协调行动，一举荡平桓玄。殷仲堪原已同意，可事到临头又生出别的想法：倘若桓玄不在了，谁来对付杨佺期？于是又千方百计加以阻止。杨佺期搞不清楚殷仲堪究竟唱得是哪一出，如单独行动胜算又太小，只好中止。
殷仲堪前怕狼后怕虎的行为连他的属下都看不下去了。谘议参军罗企生对弟弟罗遵生说：“殷公仁爱但无决断，早晚招来大祸，但我受他知遇大恩，只能陪他一起死了。”同时，因为这一年荆州发生严重水灾，有爱民之心的殷刺史把仓库中的存粮都拿出来救济灾民，使得荆州的实力，一时变得非常窘迫。
眼见有机可乘，桓玄展现出来的“爱国心”也不下于杨佺期。他也声称要出兵救援洛阳， 当然了，江州距离洛阳挺远的，不得不非常合理地“路过”荆州。可能出于离间殷、杨同盟的考虑，桓玄让人送了一封信给殷仲堪，“大义凛然”地说：“杨佺期太不是个东西了！白白地身受国家厚恩，国家的故都，历代皇陵的所在地洛阳，遭到蛮族的侵犯时，他竟然不思抵抗，将大好江山送人！对这样的叛徒，我们应该共同出兵讨伐！我现在率军沿江而上，正驻军江口（汉水与长江交汇处，即今湖北武汉市），如果同意我的计划，请先杀掉杨广，不然我先进入长江，自己把他铲除。”殷仲堪就算再笨，也知道今个来给鸡拜年是黄鼠狼，当然不同意。
当时，荆州还有最后一部份存粮储存在巴陵（今湖南岳阳），桓玄先下手为强，派军队抢先袭占巴陵，给殷仲堪一个釜底抽薪。然后，桓玄以梁州刺史郭铨为主将，苻宏（就是那位前秦天王苻坚的太子，苻坚在五将山被俘后逃亡东晋）为副，指挥各军前进，同时送秘信给刚当上南蛮校尉的兄长桓伟，让他做内应。没想到桓伟却是个胆小鬼，收到这封信后，吓得不知所措，迟疑半天之后，竟拿着桓玄的秘信去面见殷仲堪，坦白从宽去了（也太给桓家丢人了）。
见此信后，殷仲堪立即将桓伟扣押作为人质，并命他写信给弟弟桓玄，求他罢兵。桓玄收到回信，对罢兵的请求嗤之以鼻，对左右说：“殷仲堪这个人优柔寡断，做事总是患得患失，总想给自己和儿女们留后路，不敢做强硬的举动，你们只管进兵，我那位老哥一点危险也不会有！”（桓玄的识人能力不错，后来果不出他所料。）
郭铨、苻宏继续西进，在西江口（今湖北监利县西南）大败缺粮少饷的荆州军七千余人。殷仲堪又派杨广和自己的侄儿殷道护出兵抵挡，又被桓玄打败，桓玄军推进到距离江陵（今属湖北，荆州的治所）只有二十里的零口，江陵城内人心惶惶。现在，殷仲堪除了指望杨佺期出兵来救他，再无别的对策了。
但杨佺期不想来，他劝殷仲堪说：“江陵没有粮食，怎么守得住？你不如放弃江陵，北上和我共守襄阳（此时雍州的治所）。”但殷仲堪想：去襄阳，那荆州不就丢了？自己岂不成了杨佺期的属下，还能当荆州刺史么？于是欺骗杨佺期说：“最近刚刚收上来一批粮食，已经不缺军饷了。”
杨佺期信以为真，便亲率八千精兵南下救江陵。可到了江陵，殷仲堪送来的犒军伙食不见酒肉，只有稀粥。知道上当的杨佺期气得大骂：“这次完蛋了！让姓殷的害死了！”也不与殷仲堪见面，直接向桓玄军进攻，想在军队还没饿肚子前打完这一仗。心里一急躁，用兵自然破绽百出，而桓玄也针对杨佺期急于求战的心理，以退为进，诱其入伏，在马头（今湖北公安县西北）大败杨佺期，随后生擒杨佺期和杨广兄弟，将二人斩首，以首级向建康献捷（又不是司马元显让他杀人，与其说是献捷，不如说是向朝廷示威）。
殷仲堪得知杨佺期的死讯，知道这回完了，率数百人弃江陵而逃，打算投奔后秦。逃到冠军城（今河南邓县西北）被桓玄的追兵抓获。在押送回来的途中，殷仲堪被逼自杀，他的侄儿殷道护被斩首。对他忠心耿耿的罗企生不久也被桓玄所杀，实践了自己的承诺。
至此，桓玄踏着两位盟友的鲜血，完全控制了江、荆、雍三个大州，梁、广等州也依附于他。桓玄已握有东晋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疆域，成为最强大的地方势力。他上疏要求中央承认，履行一下让他合法占有的手续，正被孙恩弄得焦头烂额的司马元显当然不敢得罪他，特任命桓玄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兼豫、扬八郡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同时为了给在大牢里担惊受怕了几天的老哥桓伟压压惊，桓玄给了他个雍州刺史头衔。
孙恩的第三次登陆一无所获，他的部众迫切需要解决的补给问题依然严峻，因此仅仅过了一个月，孙恩大军倾尽全力，发动了最大规模的第四次登陆。这次再来，孙恩决定不再就近登陆，去碰句章那颗硬钉子，而挥师向北，在今杭州湾北岸的海盐（今浙江海盐）上岸。海盐，顾名思义，以“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而得名，制盐业在古代是一直油水极大的行业，所以这里还是很值得一抢的。
不料驻守句章的刘裕情报工作干得也不错，事先探得消息，当机立断，率句章守军星夜北上，赶在孙恩军到达之前，抢先进驻海盐。孙恩刚到不明情况，以为海盐无备，没做什么准备便直接攻城。此时刘裕的兵力不满一千，虽然海盐县令鲍陋临时征召了民兵约千人，但与孙恩的十几万人相比，兵力仍十分悬殊，而且那些新召民兵是没多少战斗力的，情况不容乐观。
不过刘裕既然敢来，就不会被困难吓住。他组织数百名敢死队，由自己亲自带队，全都手持短兵，脱去甲胄（可能是为了行动迅捷，同时不易发出声响），潜伏在城门处，而城上只布置了稀稀落落几个人。孙恩军不知刘裕已到，见此情景，以为不会遇上像样的抵抗，便放心前进，正在他们的松懈当口，刘裕突然打开城门迎头痛击，击败孙恩军，斩其部将姚盛。
初战告负，损兵折将，让孙恩怒不可扼。从他打败谢琰和高雅之来看，孙恩也是有一定将才的，老被这样弱小的敌人欺负，面子也挂不住啊！于是，孙天师下令猛攻海盐，刘裕率部坚守，苦战数天，虽然连续打退孙恩军的进攻，但城内守军也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毕竟双方兵力太不对等了。
刘裕决定再出一次老千。数日后的一个清晨，早起准备接着攻城的孙恩部众发现今天的海盐城有点儿异样：城门竟然是开着的，原先飘扬的旗帜不见了踪影，平时戒备严密的城头上只有几个老头在当门卫。这种唾手可得的样子让孙恩的人有点疑惑，便向城头上那几个老头打听：“刘裕到哪儿去了？”
城头上的老头回答：“因为大军攻城太急，他兵少难以抵挡，所以昨天夜里偷偷开城逃走了。”孙恩的人大喜，总算把讨厌的刘裕打跑了，于是争相入城。倒霉的孙恩部众又没想到，刘裕早已经将海盐城内的街道小巷打造成了一个大陷阱，等他们入城，兵力被街道分割，丧失了有效指挥，而且又没有防备之时，刘裕突然率埋伏的精兵杀出，大败孙恩军，将他们再次赶出了海盐城！
又吃了一次败仗之后的孙恩服了，也清醒了，论打仗他怎么也玩不过刘裕，但他现在兵力雄厚，而刘裕兵少，暂时也不能给他致命打击。海盐打不下来，我可以去其他地方试试啊，大军岂能老耗在这儿等死？这么大的柿子林，就不信捏不到软柿子！于是，孙恩放弃攻打海盐，挥军北上，进攻沪渎。
不料驻守句章的刘裕情报工作干得也不错，事先探得消息，当机立断，率句章守军星夜北上，赶在孙恩军到达之前，抢先进驻海盐。孙恩刚到不明情况，以为海盐无备，没做什么准备便直接攻城。此时刘裕的兵力不满一千，虽然海盐县令鲍陋临时征召了民兵约千人，但与孙恩的十几万人相比，兵力仍十分悬殊，而且那些新召民兵是没多少战斗力的，情况不容乐观。
不过刘裕既然敢来，就不会被困难吓住。他组织数百名敢死队，由自己亲自带队，全都手持短兵，脱去甲胄（可能是为了行动迅捷，同时不易发出声响），潜伏在城门处，而城上只布置了稀稀落落几个人。孙恩军不知刘裕已到，见此情景，以为不会遇上像样的抵抗，便放心前进，正在他们的松懈当口，刘裕突然打开城门迎头痛击，击败孙恩军，斩其部将姚盛。
初战告负，损兵折将，让孙恩怒不可扼。从他打败谢琰和高雅之来看，孙恩也是有一定将才的，老被这样弱小的敌人欺负，面子也挂不住啊！于是，孙天师下令猛攻海盐，刘裕率部坚守，苦战数天，虽然连续打退孙恩军的进攻，但城内守军也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毕竟双方兵力太不对等了。
刘裕决定再出一次老千。数日后的一个清晨，早起准备接着攻城的孙恩部众发现今天的海盐城有点儿异样：城门竟然是开着的，原先飘扬的旗帜不见了踪影，平时戒备严密的城头上只有几个老头在当门卫。这种唾手可得的样子让孙恩的人有点疑惑，便向城头上那几个老头打听：“刘裕到哪儿去了？”
城头上的老头回答：“因为大军攻城太急，他兵少难以抵挡，所以昨天夜里偷偷开城逃走了。”孙恩的人大喜，总算把讨厌的刘裕打跑了，于是争相入城。倒霉的孙恩部众又没想到，刘裕早已经将海盐城内的街道小巷打造成了一个大陷阱，等他们入城，兵力被街道分割，丧失了有效指挥，而且又没有防备之时，刘裕突然率埋伏的精兵杀出，大败孙恩军，将他们再次赶出了海盐城！
又吃了一次败仗之后的孙恩服了，也清醒了，论打仗他怎么也玩不过刘裕，但他现在兵力雄厚，而刘裕兵少，暂时也不能给他致命打击。海盐打不下来，我可以去其他地方试试啊，大军岂能老耗在这儿等死？这么大的柿子林，就不信捏不到软柿子！于是，孙恩放弃攻打海盐，挥军北上，进攻沪渎。
在同一个部队里,刘裕能让自己的部下做到惟独不暴掠百姓,真的不容易, 严重影响了自己部下的利益,还能让他们打仗时卖命. 高欢都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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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历史记载并不那么详细，难以确切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不可能的。
首先，刘裕现在手下人很少，才几百士卒，要满足这样一小支军队的需求量比供应数万大军显然容易得多，如果刘裕搞好的与当地豪族、民众的关系，与他们达成协议：刘裕保证军队军纪，当地人保证供应军需，这是可能的。因当地人苦于兵乱已久，有这样的好事一定会同意的。
其次，主将要作出表率，与将士同甘共苦。如果一个当头的自己花天酒地，部下不可能毫无怨言地吃糠咽菜。这方面刘裕也没问题，他直到当上皇帝，生活仍然非常俭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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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历史记载并不那么详细，难以确切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不可能的。
首先，刘裕现在手下人很少，才几百士卒，要满足这样一小支军队的需求量比供应数万大军显然容易得多，如果刘裕搞好的与当地豪族、民众的关系，与他们达成协议：刘裕保证军队军纪，当地人保证供应军需，这是可能的。因当地人苦于兵乱已久，有这样的好事一定会同意的。
其次，主将要作出表率，与将士同甘共苦。如果一个当头的自己花天酒地，部下不可能毫无怨言地吃糠咽菜。这方面刘裕也没问题，他直到当上皇帝，生活仍然非常俭朴。
嗣之争功
发现孙恩军将北攻沪渎之后，刘裕也放弃海盐，尾随追击。海盐县令鲍陋感激刘裕的救助之恩，特地派儿子鲍嗣之率一千民兵前来助战。但好心也会办坏事，事坏就坏在这一千援兵的主将鲍嗣之身上。
鲍嗣之是头不怕虎的初生牛犊，这几天参与刘裕指挥的海盐保卫战，见这位刘参军连连取胜，赢得好象很轻松，门道是一点儿没看出来，反而自觉恍然大悟：打仗原来这么容易啊！年轻人气盛，这回一见到刘裕就提出：自己要当先锋！
刘裕劝告他说：“孙恩的人打了这几年的仗，已经有很丰富的作战经验，不是好对付的。而吴地的民兵没见过真正的大战，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先锋如果失利，会导致全军战败，所以你的人最好还是担任殿后，做我军的声援。”但鲍嗣之不干：我要当先锋，就要当先锋！难道你害怕我立功，或是分了战利品？
刘裕和刘牢之不同，比较重视“人和”，为了和当地人搞好关系，只好勉强同意了。为了不让鲍嗣之误事，刘裕也预作准备，在预设战场准备大量旗鼓，布下了多处埋伏，不过因为兵少，每处埋伏不过几人而已。第二天，交战开始，孙恩派一万人回击追兵，很快便与鲍嗣之的民兵交上了火，刘裕看准时机，布下的埋伏同时发动。于是，四面出现晋军的战旗，同时鼓声震天，以为中伏的孙恩军大惊，慌忙后撤。鲍嗣之莫名其妙地得胜，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刘参军果然是忽悠人的，孙恩的军队明明很好对付嘛！扬名立功的机会可不能放过，追！
真是不怕龙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鲍公子的追击命令下达的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在后面的刘裕都来不及把他拦下。他率领的海盐民兵一冲出刘裕的设伏地域，立即把自己兵力微弱的真相暴露无遗。回过神来的孙恩军杀了一个回马枪，鲍嗣之和他的一千兵立即全军覆没，鲍公子阵亡了！不仅如此，败势还牵动了后面的刘裕军。刘裕不得不且战且退，部众损失不小，孙恩的大军步步进逼，眼看刘裕也难逃全军覆没的败运了。
危机关头，刘裕的战术天才和极嘉的心理素质再次展现了出来。退到最初交战的地点时，刘裕命部众停下来，收集战死者身上的衣甲兵器，这些都是要钱买的，可别浪费了！看上去非常从容不迫。本已稳占上风的孙恩军队又怔住了，竟不敢进逼。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吃刘裕的亏，上刘裕的当，次数已经太多了，因此每见到他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都会在心里犯嘀咕，该不会又有什么诡计吧？
稍过片刻，刘裕突然大吼一声，挥军反攻。已经得了“恐刘症”的孙恩军士大惊，以为又中计了，慌忙撤退。刘裕当然不敢紧追，等孙恩军撤远，刘裕才率余部撤回海盐。此役因鲍嗣之误事，刘裕先胜后败，只是他临危不乱，处置得当，才避免了全败的恶果，但也一时无力再去支援沪渎了。
孙天师的选择果然是明智的，避开了刘裕的纠缠之后，孙恩军的战局大为改观。五月，孙恩攻克沪渎，大败晋军，斩守将吴国内史袁崧和属下晋军四千余人，一扫与刘裕作战以来的晦气，取得自余姚之战后的又一次大捷。乘着军威大振，孙恩于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六月一日乘胜率水陆大军攻入长江，逆流而上，兵锋所向，直指国都建康！此时他的部众号称有十余万人，乘坐在千余艘战船之上，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建康城里的大晋朝廷大为震动。
六月二日，京城建康及周边地区全部戒严，所有文武官员取消休假，在各自的衙门通宵值班。司马元显的急令一道道发出，显得手忙脚乱：一、冠军将军高素驻防石头城（建康城西北长江边）；二、辅国将军刘袭用木栅切断淮口（建康城西秦淮河入长江口），防止孙恩军战船突入秦淮河；三、丹阳尹（就是建康市长，当时建康属于丹阳郡）司马恢之在长江南岸、建康之北布防；四、桓冲的儿子，前吴国内史桓谦驻防白石（在今南京城西）；五、左卫将军王瑕等保卫皇宫；六、急调豫州刺史司马尚之从历阳调兵入卫京城；七、调远在会稽的刘牢之入援，北上阻截孙恩军西进之师。
在这一堆防御措施中，最有份量的内容当然是调刘牢之北上，但此时刘牢之所率的北府军主力尚远在山阴（会稽郡治所，今浙江绍兴），缓不济急（油水不多时，刘牢之真是磨佯工啊！海盐的恶战，沪渎被攻克，已发生这么多事，他居然还一直呆在会稽无动于衷。），于是刘牢之便命在海盐的刘裕急速北上，阻击孙恩军（刘裕虽然兵少，毕竟距离近多了）。
接到命令后，刘裕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离开海盐，率领他那支不足千人的队伍，加快速度，不分昼夜地强行军，终于差不多与孙恩军同时抵达丹徒。
发现孙恩军将北攻沪渎之后，刘裕也放弃海盐，尾随追击。海盐县令鲍陋感激刘裕的救助之恩，特地派儿子鲍嗣之率一千民兵前来助战。但好心也会办坏事，事坏就坏在这一千援兵的主将鲍嗣之身上。
鲍嗣之是头不怕虎的初生牛犊，这几天参与刘裕指挥的海盐保卫战，见这位刘参军连连取胜，赢得好象很轻松，门道是一点儿没看出来，反而自觉恍然大悟：打仗原来这么容易啊！年轻人气盛，这回一见到刘裕就提出：自己要当先锋！
刘裕劝告他说：“孙恩的人打了这几年的仗，已经有很丰富的作战经验，不是好对付的。而吴地的民兵没见过真正的大战，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先锋如果失利，会导致全军战败，所以你的人最好还是担任殿后，做我军的声援。”但鲍嗣之不干：我要当先锋，就要当先锋！难道你害怕我立功，或是分了战利品？
刘裕和刘牢之不同，比较重视“人和”，为了和当地人搞好关系，只好勉强同意了。为了不让鲍嗣之误事，刘裕也预作准备，在预设战场准备大量旗鼓，布下了多处埋伏，不过因为兵少，每处埋伏不过几人而已。第二天，交战开始，孙恩派一万人回击追兵，很快便与鲍嗣之的民兵交上了火，刘裕看准时机，布下的埋伏同时发动。于是，四面出现晋军的战旗，同时鼓声震天，以为中伏的孙恩军大惊，慌忙后撤。鲍嗣之莫名其妙地得胜，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刘参军果然是忽悠人的，孙恩的军队明明很好对付嘛！扬名立功的机会可不能放过，追！
真是不怕龙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鲍公子的追击命令下达的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在后面的刘裕都来不及把他拦下。他率领的海盐民兵一冲出刘裕的设伏地域，立即把自己兵力微弱的真相暴露无遗。回过神来的孙恩军杀了一个回马枪，鲍嗣之和他的一千兵立即全军覆没，鲍公子阵亡了！不仅如此，败势还牵动了后面的刘裕军。刘裕不得不且战且退，部众损失不小，孙恩的大军步步进逼，眼看刘裕也难逃全军覆没的败运了。
危机关头，刘裕的战术天才和极嘉的心理素质再次展现了出来。退到最初交战的地点时，刘裕命部众停下来，收集战死者身上的衣甲兵器，这些都是要钱买的，可别浪费了！看上去非常从容不迫。本已稳占上风的孙恩军队又怔住了，竟不敢进逼。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吃刘裕的亏，上刘裕的当，次数已经太多了，因此每见到他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都会在心里犯嘀咕，该不会又有什么诡计吧？
稍过片刻，刘裕突然大吼一声，挥军反攻。已经得了“恐刘症”的孙恩军士大惊，以为又中计了，慌忙撤退。刘裕当然不敢紧追，等孙恩军撤远，刘裕才率余部撤回海盐。此役因鲍嗣之误事，刘裕先胜后败，只是他临危不乱，处置得当，才避免了全败的恶果，但也一时无力再去支援沪渎了。
孙天师的选择果然是明智的，避开了刘裕的纠缠之后，孙恩军的战局大为改观。五月，孙恩攻克沪渎，大败晋军，斩守将吴国内史袁崧和属下晋军四千余人，一扫与刘裕作战以来的晦气，取得自余姚之战后的又一次大捷。乘着军威大振，孙恩于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六月一日乘胜率水陆大军攻入长江，逆流而上，兵锋所向，直指国都建康！此时他的部众号称有十余万人，乘坐在千余艘战船之上，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建康城里的大晋朝廷大为震动。
六月二日，京城建康及周边地区全部戒严，所有文武官员取消休假，在各自的衙门通宵值班。司马元显的急令一道道发出，显得手忙脚乱：一、冠军将军高素驻防石头城（建康城西北长江边）；二、辅国将军刘袭用木栅切断淮口（建康城西秦淮河入长江口），防止孙恩军战船突入秦淮河；三、丹阳尹（就是建康市长，当时建康属于丹阳郡）司马恢之在长江南岸、建康之北布防；四、桓冲的儿子，前吴国内史桓谦驻防白石（在今南京城西）；五、左卫将军王瑕等保卫皇宫；六、急调豫州刺史司马尚之从历阳调兵入卫京城；七、调远在会稽的刘牢之入援，北上阻截孙恩军西进之师。
在这一堆防御措施中，最有份量的内容当然是调刘牢之北上，但此时刘牢之所率的北府军主力尚远在山阴（会稽郡治所，今浙江绍兴），缓不济急（油水不多时，刘牢之真是磨佯工啊！海盐的恶战，沪渎被攻克，已发生这么多事，他居然还一直呆在会稽无动于衷。），于是刘牢之便命在海盐的刘裕急速北上，阻击孙恩军（刘裕虽然兵少，毕竟距离近多了）。
接到命令后，刘裕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离开海盐，率领他那支不足千人的队伍，加快速度，不分昼夜地强行军，终于差不多与孙恩军同时抵达丹徒。
楼主，句容和丹阳现在都属于镇江市，但这两个城市，撤县改市已经10年以上了。 友情提醒一下。现在在江苏的苏南 基本上都是县级市了，呵呵。希望楼主的帖子趣味性更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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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这位朋友指正，在下以后注意，争取少犯错误。
这么好的帖，为什么人气一直不旺啊？费解。我照顶。
------------------------------------------------------------也许还和在下更新不快有关吧？
本猫最欣赏的，也是这一时期的小寄奴，骁锐、勇武、豪迈，属于英雄类，后期转向枭雄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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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此时已经三十八岁了，不能叫“小寄奴”了吧？
另外从麦老师的写作风格来看,我觉得麦老师应该是一个性格平和稳重的人,喜欢把历史人物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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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感觉和Lunter2009兄说得差不多，是不太容易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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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此时已经三十八岁了，不能叫“小寄奴”了吧？
另外从麦老师的写作风格来看,我觉得麦老师应该是一个性格平和稳重的人,喜欢把历史人物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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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感觉和Lunter2009兄说得差不多，是不太容易冲动。
蒜山之战
丹徒，是史书上的一般记述，在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但细察其交战经过，说成京口其实更合适，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京口可以翻译成：丹徒市京口区。作为北府军的大本营，这里的守备原本是不弱的，但因为半年前刘牢之率北府军主力南下会稽，此时的兵力非常空虚，如此强大敌军突然迫近，守军个个人心惶惶，士气不高。当地的百姓更是早早准备，将家里值钱的东西用担子一挑，紧盯着军队的动向，作好时刻出逃的准备。直到刘裕赶到，守军的士气才稍有振作。
当时在京口之北，紧贴着长江南岸，有三座小山，由东到西，分别是北固山（辛弃疾的千古名作《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是在这里写下的）、蒜山、金山（就是《白蛇传》中，那位情侣终结者—法海老和尚的出家地），其中以今天最没名气的蒜山最为重要。蒜山是个伸入长江中的小半岛，山下即是连接江北的重要渡口蒜山渡，此山虽然不是很高（这里的小山都不可能很高），面积也不大，但四周坡度很陡，山顶却较平坦，利于驻军，其形势险要。据此山之上，北可以监控长江，南可以俯瞰京口，实是兵家必争的要地。
早在孙策、孙权兄弟座镇京口（当时叫京城）时，蒜山就是重要的军事据点。传说在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与周瑜在蒜山驻地会晤，面商抗曹之策。两人各自把自己的想法写在手上，待写好一瞧，都是一个“火”字，就此定下了谋算曹军的计划，此地便因此得名“算山”，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变成“蒜山”了。不过这个传说的可信度不是太高。后来，由于蒜山的位置过于突出，所谓“堆出于岸，流必湍之”，随着长江水流对南岸的不断侵蚀，大约在南宋年间，蒜山的绝大部份坍塌入江，只剩下了一块高十公尺左右的巨大石碛留在今天江苏省镇江市长江路边。
孙恩要取丹徒，蒜山这个制高点自然势在必夺！于是孙天师本人也身先士卒，率数万众下船，鼓噪而上，抢夺蒜山，北府危在旦夕！此时刚赶到京口的刘裕已来不及做任何布置，也顾不得手下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率几百部下和当地守军急登蒜山，与孙恩军发生奇迹般的蒜山之战。
从各种史书的记述来看，刘裕此时几乎把军事上所有可能的劣势都占全了：仓促应战（刘裕与孙恩是同时抵达战场的，他无法像在句章、海盐那样事先巧妙布置）、以弱敌强（刘裕援军兵不满千，京口原守军数目不详，也不可能很多，而孙恩出动了数万大军，兵力对比至少是十几比一，甚至几十比一）、以劳击逸（刘裕的人是用两条腿跑来的，孙恩的人是坐船来的）、士气低落、民心不稳（这两项前边提到了，总之不论质量、数量、准备，刘裕全落下风）。可一场交战下来，结果仍就是孙恩大败！史书记述的过程简短得就象尤里乌斯•凯撒的军报：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就胜利了！这还有天理吗？如果满足了这么充分的战败条件还不打败仗，那写兵书的人都找块豆腐撞死得了！
可历史不以兵书的意志为转移，蒜山之战仍这样发生了。这一仗之所以打得这样匪夷所思，以在下看，是因为史书为了神话刘裕使用了几处小小的曲笔。下面就让我们透过史书释放的烟雾弹，来简单解析一下蒜山之战：
首先，史书提到此仗发生的地方是丹徒，这虽然不能算错，但其实是一个小小的障眼法，让我们忘记这里更重要的一个地名—京口。京口是什么地方，是北府军的总部，北府将士的老家。这里的守兵并非海盐那些没什么战斗力的民兵，而是久经沙场的北府军士！这里的民众，也是有强悍好武传统的北方流民后代。这些军民，在孙恩大军即将到来之际，因得知强弱悬殊和缺乏主心骨，产生过畏惧和动摇，但等到刘裕到来，众人有了这员名将作为依靠，所谓士气低落、民心不稳的状态应该就结束了，而史书对此一句没提。
我们可以猜想，刘裕在临战前，很可能作了简短地战前鼓动：
“弟兄们，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因为在我们的身后，便是京口！那里有我们的房屋，住着我们慈爱的父母和盼望我们凯旋而归的妻儿，那里的郊外有着我们祖先的坟墓，那里田野里长着我们的庄稼，那里的每条街巷都流淌着我们的记忆，那里的每个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兄弟！能把他们都交给孙恩去蹂躏吗？我们要保卫的，已经不仅仅是大晋朝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家！为了这些，我们能不拼下去吗？
而且孙恩此次进犯，是江上登陆进攻的，如此一来，蒜山是他必争之战。但他一旦进攻蒜山，就犯下了以已之短击敌之长的兵家大忌！因为蒜山地域狭小，他的几万大军根本不可能展开，兵力优势就无从谈起，剩下的，只有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不会忘记洛涧、淝水的光荣！我们不会丧失勇气！孙恩的人虽然多，但我也和他打过几仗，那帮子假道士不堪一击，十个也抵不了你们一个！所以这一仗我们不但必须打，而且我们能打赢！”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宋书•武帝纪》上所记载的场面了：“高祖率所领奔击，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众。恩以彭排自载，仅得还船。”刘裕带着这批士气高昂（尽管不久前他们还打算逃跑）的敢死之士由南向北冲上蒜山，猛击正在由北向南抢登蒜山的孙恩大军。在保卫家乡的现实利益驱动与刘裕的激励下，原本就不弱的北府军士们此刻都是超水平发挥！刘裕从海盐带来的人可能比较疲惫，但当地的守兵只要恢复了勇气，都是生力军。而孙恩的人见到刘裕的旗号，先自软了三分，狭窄的山地又使孙恩的多数兵力派不上用场，使得他的前锋招架不住刘裕的猛攻，只得后退。山小人多，孙恩军后退的前锋把后边的大队人马压成了沙丁鱼罐头，多数人都动弹不得，很多人更被挤落山崖，慌乱之中孙恩军已兵无战心，只想尽快离开这鬼地方，终致大败！混乱中，差点连孙恩都不能幸免，多亏找到一个木筏，才得以狼狈逃回船上。
如果说在海盐，刘裕给孙恩的感觉还只是难缠，那么蒜山之战后，刘裕给他的感觉就是恐惧了！虽然这一战损失并不是很大，但差点当上“水仙”的经历让他丧胆了！他不敢再招惹这个杀星，全军上船，继续向建康前进。
蒜山之役虽小，意义却超过了之前的句章、海盐诸战，它是导致孙恩最终失败的很关键一战。孙恩军在此战中的损失虽不严重，但它打乱了孙恩的战略部署，延误了他唯一可能得手的战机。孙恩的原计划，是准备乘守兵空虚之际，一举攻取丹徒，应该说，这本是挺高明的一招。一旦成功，可以收到两大利处：一、控制了京口，自然很容易将北府军大量家属扣为人质，将来北府军与他交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投鼠忌器，战不就好打多了？二、攻下了京口，可以此为依托，从陆路速攻建康，急行军的话，只需一昼夜即可到达，就有可能抢在刘牢之和司马尚之的援军到达之前拿下晋朝的京城，那样的话，晋朝说不定就要提前十九年GAME OVER了。
现在蒜山失利，两头落空，道爷们只能继续坐船去建康了，虽然比走路舒服，但太慢了。孙恩军的船支多是海船，船身高大，虽然抗风浪的能力不错，但在长江中开行，则显得过于笨重，行动本就迟缓。加之此时久吹西风，孙恩军是逆风逆水前进，速度更加缓慢。一千多年后，郑成功率水军攻入长江，进攻南京，行军路线几乎和孙恩一模一样，而且同样也是因为行动迟缓的原因，让清军援兵从容赶到，而最终功败垂成。
丹徒，是史书上的一般记述，在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但细察其交战经过，说成京口其实更合适，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京口可以翻译成：丹徒市京口区。作为北府军的大本营，这里的守备原本是不弱的，但因为半年前刘牢之率北府军主力南下会稽，此时的兵力非常空虚，如此强大敌军突然迫近，守军个个人心惶惶，士气不高。当地的百姓更是早早准备，将家里值钱的东西用担子一挑，紧盯着军队的动向，作好时刻出逃的准备。直到刘裕赶到，守军的士气才稍有振作。
当时在京口之北，紧贴着长江南岸，有三座小山，由东到西，分别是北固山（辛弃疾的千古名作《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是在这里写下的）、蒜山、金山（就是《白蛇传》中，那位情侣终结者—法海老和尚的出家地），其中以今天最没名气的蒜山最为重要。蒜山是个伸入长江中的小半岛，山下即是连接江北的重要渡口蒜山渡，此山虽然不是很高（这里的小山都不可能很高），面积也不大，但四周坡度很陡，山顶却较平坦，利于驻军，其形势险要。据此山之上，北可以监控长江，南可以俯瞰京口，实是兵家必争的要地。
早在孙策、孙权兄弟座镇京口（当时叫京城）时，蒜山就是重要的军事据点。传说在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与周瑜在蒜山驻地会晤，面商抗曹之策。两人各自把自己的想法写在手上，待写好一瞧，都是一个“火”字，就此定下了谋算曹军的计划，此地便因此得名“算山”，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变成“蒜山”了。不过这个传说的可信度不是太高。后来，由于蒜山的位置过于突出，所谓“堆出于岸，流必湍之”，随着长江水流对南岸的不断侵蚀，大约在南宋年间，蒜山的绝大部份坍塌入江，只剩下了一块高十公尺左右的巨大石碛留在今天江苏省镇江市长江路边。
孙恩要取丹徒，蒜山这个制高点自然势在必夺！于是孙天师本人也身先士卒，率数万众下船，鼓噪而上，抢夺蒜山，北府危在旦夕！此时刚赶到京口的刘裕已来不及做任何布置，也顾不得手下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率几百部下和当地守军急登蒜山，与孙恩军发生奇迹般的蒜山之战。
从各种史书的记述来看，刘裕此时几乎把军事上所有可能的劣势都占全了：仓促应战（刘裕与孙恩是同时抵达战场的，他无法像在句章、海盐那样事先巧妙布置）、以弱敌强（刘裕援军兵不满千，京口原守军数目不详，也不可能很多，而孙恩出动了数万大军，兵力对比至少是十几比一，甚至几十比一）、以劳击逸（刘裕的人是用两条腿跑来的，孙恩的人是坐船来的）、士气低落、民心不稳（这两项前边提到了，总之不论质量、数量、准备，刘裕全落下风）。可一场交战下来，结果仍就是孙恩大败！史书记述的过程简短得就象尤里乌斯•凯撒的军报：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就胜利了！这还有天理吗？如果满足了这么充分的战败条件还不打败仗，那写兵书的人都找块豆腐撞死得了！
可历史不以兵书的意志为转移，蒜山之战仍这样发生了。这一仗之所以打得这样匪夷所思，以在下看，是因为史书为了神话刘裕使用了几处小小的曲笔。下面就让我们透过史书释放的烟雾弹，来简单解析一下蒜山之战：
首先，史书提到此仗发生的地方是丹徒，这虽然不能算错，但其实是一个小小的障眼法，让我们忘记这里更重要的一个地名—京口。京口是什么地方，是北府军的总部，北府将士的老家。这里的守兵并非海盐那些没什么战斗力的民兵，而是久经沙场的北府军士！这里的民众，也是有强悍好武传统的北方流民后代。这些军民，在孙恩大军即将到来之际，因得知强弱悬殊和缺乏主心骨，产生过畏惧和动摇，但等到刘裕到来，众人有了这员名将作为依靠，所谓士气低落、民心不稳的状态应该就结束了，而史书对此一句没提。
我们可以猜想，刘裕在临战前，很可能作了简短地战前鼓动：
“弟兄们，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因为在我们的身后，便是京口！那里有我们的房屋，住着我们慈爱的父母和盼望我们凯旋而归的妻儿，那里的郊外有着我们祖先的坟墓，那里田野里长着我们的庄稼，那里的每条街巷都流淌着我们的记忆，那里的每个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兄弟！能把他们都交给孙恩去蹂躏吗？我们要保卫的，已经不仅仅是大晋朝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家！为了这些，我们能不拼下去吗？
而且孙恩此次进犯，是江上登陆进攻的，如此一来，蒜山是他必争之战。但他一旦进攻蒜山，就犯下了以已之短击敌之长的兵家大忌！因为蒜山地域狭小，他的几万大军根本不可能展开，兵力优势就无从谈起，剩下的，只有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不会忘记洛涧、淝水的光荣！我们不会丧失勇气！孙恩的人虽然多，但我也和他打过几仗，那帮子假道士不堪一击，十个也抵不了你们一个！所以这一仗我们不但必须打，而且我们能打赢！”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宋书•武帝纪》上所记载的场面了：“高祖率所领奔击，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众。恩以彭排自载，仅得还船。”刘裕带着这批士气高昂（尽管不久前他们还打算逃跑）的敢死之士由南向北冲上蒜山，猛击正在由北向南抢登蒜山的孙恩大军。在保卫家乡的现实利益驱动与刘裕的激励下，原本就不弱的北府军士们此刻都是超水平发挥！刘裕从海盐带来的人可能比较疲惫，但当地的守兵只要恢复了勇气，都是生力军。而孙恩的人见到刘裕的旗号，先自软了三分，狭窄的山地又使孙恩的多数兵力派不上用场，使得他的前锋招架不住刘裕的猛攻，只得后退。山小人多，孙恩军后退的前锋把后边的大队人马压成了沙丁鱼罐头，多数人都动弹不得，很多人更被挤落山崖，慌乱之中孙恩军已兵无战心，只想尽快离开这鬼地方，终致大败！混乱中，差点连孙恩都不能幸免，多亏找到一个木筏，才得以狼狈逃回船上。
如果说在海盐，刘裕给孙恩的感觉还只是难缠，那么蒜山之战后，刘裕给他的感觉就是恐惧了！虽然这一战损失并不是很大，但差点当上“水仙”的经历让他丧胆了！他不敢再招惹这个杀星，全军上船，继续向建康前进。
蒜山之役虽小，意义却超过了之前的句章、海盐诸战，它是导致孙恩最终失败的很关键一战。孙恩军在此战中的损失虽不严重，但它打乱了孙恩的战略部署，延误了他唯一可能得手的战机。孙恩的原计划，是准备乘守兵空虚之际，一举攻取丹徒，应该说，这本是挺高明的一招。一旦成功，可以收到两大利处：一、控制了京口，自然很容易将北府军大量家属扣为人质，将来北府军与他交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投鼠忌器，战不就好打多了？二、攻下了京口，可以此为依托，从陆路速攻建康，急行军的话，只需一昼夜即可到达，就有可能抢在刘牢之和司马尚之的援军到达之前拿下晋朝的京城，那样的话，晋朝说不定就要提前十九年GAME OVER了。
现在蒜山失利，两头落空，道爷们只能继续坐船去建康了，虽然比走路舒服，但太慢了。孙恩军的船支多是海船，船身高大，虽然抗风浪的能力不错，但在长江中开行，则显得过于笨重，行动本就迟缓。加之此时久吹西风，孙恩军是逆风逆水前进，速度更加缓慢。一千多年后，郑成功率水军攻入长江，进攻南京，行军路线几乎和孙恩一模一样，而且同样也是因为行动迟缓的原因，让清军援兵从容赶到，而最终功败垂成。
屡败孙恩
尽管此时孙天师的声势依然很浩大，司马元显亲自指挥水军迎击孙恩，连战连败，只得逃回建康，连老牌酒鬼司马道子都吓得暂时放弃了喝酒，跑进蒋侯庙整天祈神保祐。但在实际上，孙恩已错过了攻取建康的机会，等他慢吞吞地花了数天时间终于到达建康城西的白石垒时，司马尚之的军队已进驻建康，而刘牢之已到达新洲（建康北面长江中的小岛），孙恩一度占有的优势已一去不返。
面对形势的变化，孙恩知道攻取建康已不可能，只能乘晋军对他的合围完成之前，尽快突围东走。于是，孙恩未攻建康，而是穿过新洲附近的江面（不知为何刘牢之没有阻击），出长江，由海道向东北方前进，直奔郁洲（江苏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当时是一个海岛，传说是西汉初年田横率五百壮士逃亡之地）。同时分偏师攻破广陵（今江苏扬州），歼灭晋军三千余人，牵制晋军追兵。
晋宁朔将军高雅之（就是刘牢之那位在余姚被孙恩打得稀哩哗啦的女婿），受命穷追孙恩，直至郁洲。孙天师也火了，我就算打不过刘裕，还摆平不了你么？回师一场恶战，再次大败晋军，生擒高雅之。
晋军在广陵、郁洲又连遭败绩的消息让当朝掌权的司马元显很上火，不过更让他着急的消息来自西边：已经控制了大半个晋朝的桓玄，不久前听说孙恩迫近建康，立即调兵调粮，“忠肝义胆”地表示：他对孙恩侵犯帝都的严重事态深表关切，将要亲率大军前来建康勤王！司马元显又不是傻瓜，自然清楚得很：桓玄要是进京，那还能有什么好事？两头都要命，会稽王世子那几天真是渡日如年啊！幸好孙恩行军缓慢，刘牢之等赶得及时，才算把他撵跑了。如蒙大赦的司马元显连忙以晋安帝的名义下诏，褒奖桓玄的忠心，但既然贼寇已经败退，就不用再兴师动众了！
虽然桓玄一时没了借口，只得暂时罢兵。但该来的终究会来，司马元显不能不早作准备。首先，目前这种危险的僵局必须打破，为了解除家门口的威胁，为了不给桓玄东下提供口实，一定得把孙恩从郁洲赶出去。而要完成这一任务，还有谁比冉冉升起的北府新星刘裕更合适的人选呢？于是在这一年的八月，司马元显下诏，屡建战功的刘裕终于被提拔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正式成为高级将领，并受命组织水军进攻郁洲，讨伐孙恩。
当初刘裕只能指挥几百兵的时候，孙恩已经不是对手，现在他终于能指挥一支象样的军队，孙天师当然更招架不住。两军在郁洲一番交战，孙恩战败，被迫弃郁洲南下（被俘虏的晋将高雅之，可能也在这时又被刘裕解救了出来）。十一月，孙恩退到沪渎，又被刘裕追上，于是第二次沪渎会战，孙恩军大败，继续南撤。接着在海盐再战，孙恩军又一次被刘裕打败，再无力支撑，只得再次逃往舟山群岛，结束了他最有野心的第四次登陆作战。
第二次郁洲会战、第二次沪渎会战、第二次海盐会战，三仗下来，孙恩军阵亡及被俘达数万人之多。他虽然号称有十几万部众，但那是所有手下教徒，男女老少拖家带口一起算的数字，真正能用于作战的，也就几万人，经此惨败之后，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从整个孙恩第四次登陆作战的经过来看，那种认为孙恩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实，只要去掉和刘裕交战的部份，孙恩与晋朝正规军的作战经历其实是胜多败少，打败过的晋将前有谢琰，后有袁崧、司马元显、高雅之等，不能简单的用无能之辈来看待我们孙天师。孙恩之所以给人留下无能的印象，只是因为他太倒霉了，偏偏遇上刘裕！
九年前，前秦君主苻登与后秦主姚苌在安定交战时，惊于姚苌的狡诈，曾叹息说：“此为何人，去令我不知，来令我不觉，谓其将死，忽然复来，朕与此羌同世，何其厄哉！”其实只要换换人名，孙恩更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刘裕因为在对付孙恩此次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名声和地位都迅速拨高，等孙恩逃回海岛时，刘裕已越过了众多的老将，威望在北府军中仅次于刘牢之了。而刘牢之表现却大失水准，行动迟缓，反应迟钝，无复当年的英勇果敢，给人暮气深沉的感觉，也许这正意味着北府即将迎来新的时代吧？
尽管此时孙天师的声势依然很浩大，司马元显亲自指挥水军迎击孙恩，连战连败，只得逃回建康，连老牌酒鬼司马道子都吓得暂时放弃了喝酒，跑进蒋侯庙整天祈神保祐。但在实际上，孙恩已错过了攻取建康的机会，等他慢吞吞地花了数天时间终于到达建康城西的白石垒时，司马尚之的军队已进驻建康，而刘牢之已到达新洲（建康北面长江中的小岛），孙恩一度占有的优势已一去不返。
面对形势的变化，孙恩知道攻取建康已不可能，只能乘晋军对他的合围完成之前，尽快突围东走。于是，孙恩未攻建康，而是穿过新洲附近的江面（不知为何刘牢之没有阻击），出长江，由海道向东北方前进，直奔郁洲（江苏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当时是一个海岛，传说是西汉初年田横率五百壮士逃亡之地）。同时分偏师攻破广陵（今江苏扬州），歼灭晋军三千余人，牵制晋军追兵。
晋宁朔将军高雅之（就是刘牢之那位在余姚被孙恩打得稀哩哗啦的女婿），受命穷追孙恩，直至郁洲。孙天师也火了，我就算打不过刘裕，还摆平不了你么？回师一场恶战，再次大败晋军，生擒高雅之。
晋军在广陵、郁洲又连遭败绩的消息让当朝掌权的司马元显很上火，不过更让他着急的消息来自西边：已经控制了大半个晋朝的桓玄，不久前听说孙恩迫近建康，立即调兵调粮，“忠肝义胆”地表示：他对孙恩侵犯帝都的严重事态深表关切，将要亲率大军前来建康勤王！司马元显又不是傻瓜，自然清楚得很：桓玄要是进京，那还能有什么好事？两头都要命，会稽王世子那几天真是渡日如年啊！幸好孙恩行军缓慢，刘牢之等赶得及时，才算把他撵跑了。如蒙大赦的司马元显连忙以晋安帝的名义下诏，褒奖桓玄的忠心，但既然贼寇已经败退，就不用再兴师动众了！
虽然桓玄一时没了借口，只得暂时罢兵。但该来的终究会来，司马元显不能不早作准备。首先，目前这种危险的僵局必须打破，为了解除家门口的威胁，为了不给桓玄东下提供口实，一定得把孙恩从郁洲赶出去。而要完成这一任务，还有谁比冉冉升起的北府新星刘裕更合适的人选呢？于是在这一年的八月，司马元显下诏，屡建战功的刘裕终于被提拔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正式成为高级将领，并受命组织水军进攻郁洲，讨伐孙恩。
当初刘裕只能指挥几百兵的时候，孙恩已经不是对手，现在他终于能指挥一支象样的军队，孙天师当然更招架不住。两军在郁洲一番交战，孙恩战败，被迫弃郁洲南下（被俘虏的晋将高雅之，可能也在这时又被刘裕解救了出来）。十一月，孙恩退到沪渎，又被刘裕追上，于是第二次沪渎会战，孙恩军大败，继续南撤。接着在海盐再战，孙恩军又一次被刘裕打败，再无力支撑，只得再次逃往舟山群岛，结束了他最有野心的第四次登陆作战。
第二次郁洲会战、第二次沪渎会战、第二次海盐会战，三仗下来，孙恩军阵亡及被俘达数万人之多。他虽然号称有十几万部众，但那是所有手下教徒，男女老少拖家带口一起算的数字，真正能用于作战的，也就几万人，经此惨败之后，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从整个孙恩第四次登陆作战的经过来看，那种认为孙恩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实，只要去掉和刘裕交战的部份，孙恩与晋朝正规军的作战经历其实是胜多败少，打败过的晋将前有谢琰，后有袁崧、司马元显、高雅之等，不能简单的用无能之辈来看待我们孙天师。孙恩之所以给人留下无能的印象，只是因为他太倒霉了，偏偏遇上刘裕！
九年前，前秦君主苻登与后秦主姚苌在安定交战时，惊于姚苌的狡诈，曾叹息说：“此为何人，去令我不知，来令我不觉，谓其将死，忽然复来，朕与此羌同世，何其厄哉！”其实只要换换人名，孙恩更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刘裕因为在对付孙恩此次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名声和地位都迅速拨高，等孙恩逃回海岛时，刘裕已越过了众多的老将，威望在北府军中仅次于刘牢之了。而刘牢之表现却大失水准，行动迟缓，反应迟钝，无复当年的英勇果敢，给人暮气深沉的感觉，也许这正意味着北府即将迎来新的时代吧？
原来刘裕和孙恩围绕我的故乡来了个千里大追击哦.麦老师能不能把东晋的武将官职列个表格,让我来看看刘裕的升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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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有点复杂，要说清楚不易，其实在下也不是很清楚。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即禁卫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平时驻守京城内外，有事出征。驻在城内的中军为宿卫兵，由左、右二卫负责宫殿宿卫，其他军、营担任宫门和京城宿卫。驻在京城外的中军称牙门军，无宿卫任务。中军力量强大，晋初多达36个军，总兵力不下10万人。
外军驻守重要州镇，由都督分领。晋武帝为加强王室对军队的控制，用宗室诸王充任都督，出镇四方，并允许诸王置兵，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成为外军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州郡兵是地方武装。晋武帝平吴以後，曾下令诸州取消州郡兵，仅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军队的最高长官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下有中军将军(後改为北军中候)，总领宿卫兵；左、右卫将军，统宫殿宿卫兵；领护等将军、校尉，分统宫门和京城宿卫兵；四护军分统城外中军。又有都督各州诸军事和征、镇、安、平等将军，分统外军。
东晋沿袭西晋的军事制度，但有许多重要变化。由於皇权衰微，导致中军寡弱，宿卫军、营往往有名无实。而统率外军的都督、刺史却拥兵自重，跋扈一方。尤其是长江上游的州、镇，兵势之强往往超过中央。同时，东晋的兵员多用募兵制解决。如参加淝水之战的北府兵，多是由广陵(今扬州)一带招募的。此外，也征发民丁为兵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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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有点复杂，要说清楚不易，其实在下也不是很清楚。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即禁卫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平时驻守京城内外，有事出征。驻在城内的中军为宿卫兵，由左、右二卫负责宫殿宿卫，其他军、营担任宫门和京城宿卫。驻在京城外的中军称牙门军，无宿卫任务。中军力量强大，晋初多达36个军，总兵力不下10万人。
外军驻守重要州镇，由都督分领。晋武帝为加强王室对军队的控制，用宗室诸王充任都督，出镇四方，并允许诸王置兵，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成为外军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州郡兵是地方武装。晋武帝平吴以後，曾下令诸州取消州郡兵，仅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军队的最高长官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下有中军将军(後改为北军中候)，总领宿卫兵；左、右卫将军，统宫殿宿卫兵；领护等将军、校尉，分统宫门和京城宿卫兵；四护军分统城外中军。又有都督各州诸军事和征、镇、安、平等将军，分统外军。
东晋沿袭西晋的军事制度，但有许多重要变化。由於皇权衰微，导致中军寡弱，宿卫军、营往往有名无实。而统率外军的都督、刺史却拥兵自重，跋扈一方。尤其是长江上游的州、镇，兵势之强往往超过中央。同时，东晋的兵员多用募兵制解决。如参加淝水之战的北府兵，多是由广陵(今扬州)一带招募的。此外，也征发民丁为兵户。
顶楼上，建议老师介绍一下东晋武职。例如刘牢之曾经担任彭城内史，听起来像是个文官，但貌似很多武将都担任过内史的职务，真让人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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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一般为兼职，如彭城在今江苏徐州，在东晋属于北方边防要地，为便宜调动人力物力抗击外敌，军政与民政不宜完全脱钩。象后来唐朝的节度使，就是在边防要地设置，军政民政一起抓，便宜行事。还有的时候，是因有功得到的荣誉加官，并无实际职权。
刘牢之最后被桓玄调任会稽内史，那还有一个重要前提，即桓玄解除了他的军职，由桓修接掌北府，所以刘牢之才会说：“便夺我兵”。
另外，在历史上，官职与实际权力脱节的现象常常发生，一般越是乱世，这种现象也普遍，原因非常复杂，难以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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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一般为兼职，如彭城在今江苏徐州，在东晋属于北方边防要地，为便宜调动人力物力抗击外敌，军政与民政不宜完全脱钩。象后来唐朝的节度使，就是在边防要地设置，军政民政一起抓，便宜行事。还有的时候，是因有功得到的荣誉加官，并无实际职权。
刘牢之最后被桓玄调任会稽内史，那还有一个重要前提，即桓玄解除了他的军职，由桓修接掌北府，所以刘牢之才会说：“便夺我兵”。
另外，在历史上，官职与实际权力脱节的现象常常发生，一般越是乱世，这种现象也普遍，原因非常复杂，难以一一列举。
元显西讨
由于刘裕等人的奋战，孙恩的威胁暂时是解除了，司马元显终于松了一口气。但这一番战乱，朝廷控制的地区几乎全被波及，经过孙恩军与大多数政府军的来回扫荡，各地均残破不堪，百姓逃亡，引发了从三吴到建康的全面饥荒！今年，建康已经不健康，地主家也没余粮了！
正常状态下，这样的困难也不是无法克服的，一方有难，不是还可以等着八方支援么？但幸灾乐祸的桓玄怎能忍心无所作为，放弃这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他收拾司马元显的方法是今天老美最常用的一招——经济制裁：桓玄一声令下，长江航道被封锁，层层关卡被设立起来，禁止任何人将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从自己控制下的荆、江、雍等州运往建康及三吴。
有了桓玄的雪上加霜，晋朝中央政府更加困难，不论官府和民间，物资都极度匮乏。正常的工资已经发不下去了，连司徒以下的高级官员们都实行了配给制，每天都只能领到七升米充饥。政府军的普通士兵自然就更惨了，只能领到用糠皮和橡果充当的军饷，食不果腹。然而，再穷不能穷首长，再苦不能苦领袖。尽管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但司马元显依然不愿亏待了自己，仍旧挥金如土，奢侈放纵，他不论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超过了皇帝司马德宗的标准。反正那个白痴也鉴别不出生活品位，给他也浪费不是？至于这么做，别人会用什么眼色看他，他就不关心了。
司马元显，这个原本聪慧的二十岁少年，因为过早地被放置进了权力溶液的腐蚀之下，本就不是什么真金的他已经彻底堕落了。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他在掌权之初获得的那一丁点儿声望早被孙恩之乱透支了；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他少年得志，任用群小，瓜分肥缺，早已招来了同样贪婪的世家大族们多少嫉妒的目光；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他不加节制的穷奢极欲正让忍饥挨饿的士民官吏对他滋长着越来越高的怨恨；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征招“乐属”，暴露了他政治的低能，迎战孙恩，暴露了他军事的低能，而这些都已被心怀叵测之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只是一头扎进身边的马屁军团们用谄媚建成的“盖世英才”的幻境中，继续自欺，且欺人。
见到这样的“喜人”景象，桓玄觉得自己赶超父亲成就的机会差不多到了，不过他很小心，先用笔杆子进行一下舆论攻势，试探一下再说，一封问责信就此送向建康：“此次盗匪进逼京都，社稷几乎不保，只是因为逆风阻挠，前进困难。后来又因为连绵大雨，粮食吃尽，他们才不得不退，并不是被朝廷打败的。当初，王国宝死的时候，王恭并没有乘机接管朝政，足以证明他对朝廷的忠心和对会稽王你的敬重，可你竟然指控他叛逆，加以杀害！到如今，窃据国家要津各级官员们，人望美誉堪比王恭的，还有谁？并不是这样的人再没有了，而是这样的人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和重用，这就是造成此次大祸的根本原因了！朝中的官员们，统统敢怒而不敢言，我因为正好在外地任职，所以才敢实话实说！”
虽然收信人一栏写的是会稽王司马道子，但首先看到信的人当然是司马元显。不难想象，看过信后，年轻的会稽王世子那又惊又怒又怕的表情，他立即招来身边马屁军团中含金量最高的马屁精—庐江太守张法顺商议对策。
张法顺说：“桓玄继承父辈留下的资望，一向有雄豪之名，现在又兼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已独霸荆楚之地，殿下还能控制的地方，就只剩下三吴了。可偏偏又发生孙恩之乱，使得东边郡县残破，民众伤亡惨重，公私困乏。桓玄定然会利用这个机会作乱，这正是让我深感忧虑的事啊！”
司马元显给了他一个白眼：这还用得着你说？现在是问你该怎么办。
张法顺接着献计：“桓玄虽然以诈术夺取荆州，但为时还不久，当地的人心还没有完全归附，其人力物力还不能为其所用，他得花一段时间来安抚。如果乘此时机，以刘牢之做先锋，殿下再率大军跟进，挥师西征，一举荡平桓玄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司马元显认为这个办法不错，但毕竟事关重大，心中还有些迟疑。
谁知没过几天，一封密信送到司马元显手中，使他最终打消了疑惑，决计出兵。写这封密信的人，是第二次昌道内战的导火索，前豫州刺史庾楷。
当初庾楷因为不满朝廷削他的地，且觉得昌明党更加得势，便背叛了原老板司马道子，倒向王恭、殷仲堪一边。没想到一场豪赌下来，输了个底朝天，王恭竟然被干掉了！自已的豫州也丢了个干净，被迫投靠桓玄。桓玄对他还算是不错的，刺史自然是不能指望了，但还是给了他一个武昌太守职位。虽然从省长降为了市长，但作为大名还列在朝廷通缉要犯名单中的庾太守来说，能弄一个降职调动，异地为官，也该知足了。
但要能知恩图报，那就不是庾楷了。大概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庾太守认为还是站在朝廷一边更把稳一点，眼见桓玄一步步走向和朝廷摊牌的架式，担心会连累到自己，决定秘密向司马元显靠拢。在密信中，庾楷大肆抵毁他现在的恩主桓玄，声称桓玄已经丧尽人心，部下都不肯听他的命令，建议朝廷出兵讨伐，自已愿意充当内应。只是庾太守此时可能没想到，这次，他又掷错鹘子了…
司马元显得信之后，自然大喜，立即命令张法顺前往京口，与刘牢之商议出兵西征的事。刘牢之对此事却不热心，他认为此时桓玄已经非常强大，不容易对付。尽管接到如此回报，司马元显也没有放在心上，觉得自己仍然有足够的能力让刘牢之听命于他，于是西征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就不顾重重困难，在继续进行中，不知不觉中，隆安五年过去了。
公元402年，东晋历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终于到来了。这年农历正月初一，朝廷宣布大赦天下（不过刚刚被指控有罪的桓玄不在此例），改年号为元兴。同时加授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指挥全国所有军队（能不能指挥得动是另一回事），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司马尚之为后卫，共同出兵征讨罪大恶极的前南郡公、荆州刺史桓玄！晋朝的新一轮内战爆发！从形式上看，此次内战是原来昌明、道子两党斗争的继续，姑且也可以把它称作第三次昌道内战，尽管双方的内部，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由于刘裕等人的奋战，孙恩的威胁暂时是解除了，司马元显终于松了一口气。但这一番战乱，朝廷控制的地区几乎全被波及，经过孙恩军与大多数政府军的来回扫荡，各地均残破不堪，百姓逃亡，引发了从三吴到建康的全面饥荒！今年，建康已经不健康，地主家也没余粮了！
正常状态下，这样的困难也不是无法克服的，一方有难，不是还可以等着八方支援么？但幸灾乐祸的桓玄怎能忍心无所作为，放弃这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他收拾司马元显的方法是今天老美最常用的一招——经济制裁：桓玄一声令下，长江航道被封锁，层层关卡被设立起来，禁止任何人将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从自己控制下的荆、江、雍等州运往建康及三吴。
有了桓玄的雪上加霜，晋朝中央政府更加困难，不论官府和民间，物资都极度匮乏。正常的工资已经发不下去了，连司徒以下的高级官员们都实行了配给制，每天都只能领到七升米充饥。政府军的普通士兵自然就更惨了，只能领到用糠皮和橡果充当的军饷，食不果腹。然而，再穷不能穷首长，再苦不能苦领袖。尽管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但司马元显依然不愿亏待了自己，仍旧挥金如土，奢侈放纵，他不论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超过了皇帝司马德宗的标准。反正那个白痴也鉴别不出生活品位，给他也浪费不是？至于这么做，别人会用什么眼色看他，他就不关心了。
司马元显，这个原本聪慧的二十岁少年，因为过早地被放置进了权力溶液的腐蚀之下，本就不是什么真金的他已经彻底堕落了。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他在掌权之初获得的那一丁点儿声望早被孙恩之乱透支了；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他少年得志，任用群小，瓜分肥缺，早已招来了同样贪婪的世家大族们多少嫉妒的目光；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他不加节制的穷奢极欲正让忍饥挨饿的士民官吏对他滋长着越来越高的怨恨；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征招“乐属”，暴露了他政治的低能，迎战孙恩，暴露了他军事的低能，而这些都已被心怀叵测之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只是一头扎进身边的马屁军团们用谄媚建成的“盖世英才”的幻境中，继续自欺，且欺人。
见到这样的“喜人”景象，桓玄觉得自己赶超父亲成就的机会差不多到了，不过他很小心，先用笔杆子进行一下舆论攻势，试探一下再说，一封问责信就此送向建康：“此次盗匪进逼京都，社稷几乎不保，只是因为逆风阻挠，前进困难。后来又因为连绵大雨，粮食吃尽，他们才不得不退，并不是被朝廷打败的。当初，王国宝死的时候，王恭并没有乘机接管朝政，足以证明他对朝廷的忠心和对会稽王你的敬重，可你竟然指控他叛逆，加以杀害！到如今，窃据国家要津各级官员们，人望美誉堪比王恭的，还有谁？并不是这样的人再没有了，而是这样的人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和重用，这就是造成此次大祸的根本原因了！朝中的官员们，统统敢怒而不敢言，我因为正好在外地任职，所以才敢实话实说！”
虽然收信人一栏写的是会稽王司马道子，但首先看到信的人当然是司马元显。不难想象，看过信后，年轻的会稽王世子那又惊又怒又怕的表情，他立即招来身边马屁军团中含金量最高的马屁精—庐江太守张法顺商议对策。
张法顺说：“桓玄继承父辈留下的资望，一向有雄豪之名，现在又兼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已独霸荆楚之地，殿下还能控制的地方，就只剩下三吴了。可偏偏又发生孙恩之乱，使得东边郡县残破，民众伤亡惨重，公私困乏。桓玄定然会利用这个机会作乱，这正是让我深感忧虑的事啊！”
司马元显给了他一个白眼：这还用得着你说？现在是问你该怎么办。
张法顺接着献计：“桓玄虽然以诈术夺取荆州，但为时还不久，当地的人心还没有完全归附，其人力物力还不能为其所用，他得花一段时间来安抚。如果乘此时机，以刘牢之做先锋，殿下再率大军跟进，挥师西征，一举荡平桓玄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司马元显认为这个办法不错，但毕竟事关重大，心中还有些迟疑。
谁知没过几天，一封密信送到司马元显手中，使他最终打消了疑惑，决计出兵。写这封密信的人，是第二次昌道内战的导火索，前豫州刺史庾楷。
当初庾楷因为不满朝廷削他的地，且觉得昌明党更加得势，便背叛了原老板司马道子，倒向王恭、殷仲堪一边。没想到一场豪赌下来，输了个底朝天，王恭竟然被干掉了！自已的豫州也丢了个干净，被迫投靠桓玄。桓玄对他还算是不错的，刺史自然是不能指望了，但还是给了他一个武昌太守职位。虽然从省长降为了市长，但作为大名还列在朝廷通缉要犯名单中的庾太守来说，能弄一个降职调动，异地为官，也该知足了。
但要能知恩图报，那就不是庾楷了。大概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庾太守认为还是站在朝廷一边更把稳一点，眼见桓玄一步步走向和朝廷摊牌的架式，担心会连累到自己，决定秘密向司马元显靠拢。在密信中，庾楷大肆抵毁他现在的恩主桓玄，声称桓玄已经丧尽人心，部下都不肯听他的命令，建议朝廷出兵讨伐，自已愿意充当内应。只是庾太守此时可能没想到，这次，他又掷错鹘子了…
司马元显得信之后，自然大喜，立即命令张法顺前往京口，与刘牢之商议出兵西征的事。刘牢之对此事却不热心，他认为此时桓玄已经非常强大，不容易对付。尽管接到如此回报，司马元显也没有放在心上，觉得自己仍然有足够的能力让刘牢之听命于他，于是西征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就不顾重重困难，在继续进行中，不知不觉中，隆安五年过去了。
公元402年，东晋历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终于到来了。这年农历正月初一，朝廷宣布大赦天下（不过刚刚被指控有罪的桓玄不在此例），改年号为元兴。同时加授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指挥全国所有军队（能不能指挥得动是另一回事），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司马尚之为后卫，共同出兵征讨罪大恶极的前南郡公、荆州刺史桓玄！晋朝的新一轮内战爆发！从形式上看，此次内战是原来昌明、道子两党斗争的继续，姑且也可以把它称作第三次昌道内战，尽管双方的内部，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老麦转战天涯了~鼓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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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落兄能来捧场，感激不尽！
东晋中央在孙恩之乱中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本钱，现在离了北府军就什么也不是了。可刘牢之居然怕司马元显加害他而投降桓玄，可见这个人无论是政治操守还是政治能力都跟吕布有一拼。他既然没有控制中央的野心就应该努力维持均势。他不动，双方都会尽力拉拢他而不敢轻举妄动，这时争取利益也好，促成议和也好，主动权都在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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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牢之的做法，在下后文有分析，愿与朋友们多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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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落兄能来捧场，感激不尽！
东晋中央在孙恩之乱中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本钱，现在离了北府军就什么也不是了。可刘牢之居然怕司马元显加害他而投降桓玄，可见这个人无论是政治操守还是政治能力都跟吕布有一拼。他既然没有控制中央的野心就应该努力维持均势。他不动，双方都会尽力拉拢他而不敢轻举妄动，这时争取利益也好，促成议和也好，主动权都在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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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牢之的做法，在下后文有分析，愿与朋友们多多探讨。
桓玄东进
大战在即，张法顺求见司马元显，秘密进言说：“我看刘牢之这个人很不可靠，说不定会背叛我们，让他担任前锋，万一生变，就大祸临头。而骠骑司马桓谦，虽然身在建康，但毕竟是桓家人，据信一直在偷偷给桓玄充当耳目，刺探朝廷的情报通知荆州，也是我们身边应该提早除去的隐忧。我们不妨命刘牢之杀掉桓谦兄弟以表忠心！如果刘牢之接受了，就得罪了桓家人，断了他首鼠两端的念头；如果刘牢之不接受，我们就提前杀掉他！”
这确是一条毒计，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也算得有先见之明了，但司马元显没有接受。不接受的原因其实分析一下也很好理解：张法顺的主意基本上没有可操作性！
首先，桓谦是桓冲的儿子，桓冲不论在朝廷还是在荆州都一向享有美誉，杀他没有罪的儿子是件大失人心的事。何况对于桓谦，司马元显已经另有用法：他任命桓谦为荆州刺史，因为在荆州桓家势力根深蒂固，用桓家人代替桓家人，想来可以减弱荆州军的反抗。这种处理方法，应该说比张法顺的主意高明。
其次，按张法顺的计策，假如刘牢之不杀桓谦，就得杀掉刘牢之，这就更麻烦了：一、刘牢之是你想杀就杀得掉的吗？二、退一步说，就算刘牢之麻痹大意，当真把他杀掉了，你就不怕北府军造反？三、再退一步说，就算北府军不造反，你还能指望他们替你对抗桓玄吗？现在桓玄与司马元显的力量对比中，荆州方面几乎已经占尽了优势，司马元显唯一可以倚仗的力量，就是刘牢之和他的北府军了，所以对司马元显来说，此时杀刘牢之和自杀基本上没太大差别。
再从另一方面来想，刘牢之这个人虽然不可靠，但也得“利令”才能“智昏”吧？凡是桓玄可能给他的好处，我司马元显都已经给他了，而我不能给他的好处，桓玄也不可能给！只要他能够理性地评判得失，也没有甘冒骂名，背弃朝廷而投靠桓玄的理由啊！
本来司马元显的想法基本是没错的，假如此时北府军的首领是刘裕，他多半就成功了（虽然只可能是暂时的成功），奈何历史不是数学公式，促使人们作出选择的动机不一定出自理性判断，因为一些很蠢的想法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大概也是历史之所以丰富多彩的原因之一吧。
原本桓玄认为朝廷处境如此困难，应该没有余力远征，待得到他的堂兄—太傅长史桓石生从建康给他秘密送来的朝廷讨伐令时，不禁大吃一惊。桓玄这个人，平常似乎英明果断智计百出，可往往一到关键时候就要掉链子（说起来，连桓温都多少有这毛病，想来是遗传的，到桓玄这里更加发扬光大了），竟打算收缩兵力，退保江陵。桓玄夺取荆、雍的时间还不长，控制的地域虽大，但这些地域的官吏士民主要是畏惧他的强大而归附，诚心投效者并不多。如果他一仗不打，就退保江陵，示弱于天下，对这些人的心理示范作用可想而知，那时难保不发生属下叛投中央的事，司马元显也就有了取胜的可能性。
幸亏此时他的长史卞范之一语点醒了他：“桓公您的英武之名早已天下传扬，而司马元显不过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刘牢之在三吴也早已丧尽人心，他们哪里值得桓公畏惧？我方只要点起大军，直接挺进京都，展示我军的强大，让天下人知道顺公者昌，逆公者亡，他们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岂能反而让敌深入，自寻死路呢？”桓玄听罢大悟，于是改变了主意，发出檄文，声讨司马元显的罪行，同时集结大军，顺江东下。
桓玄与司马元显的此次对决，正应了那句俗语：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司马元显得知桓玄主动东进迎敌，原本的万丈雄心化成了绕指柔：二月七日，晋安帝司马德宗与文武官员在西池设宴为即将出征的大将军司马元显饯行，等宴席结束后，司马元显登上战船，却不敢下令开船，结果朝廷的讨伐大军就一直呆在建康郊外无所事事；另一边，桓玄的大军沿江东下，行动也不迅速。桓玄总想着事若不成当如何，如果遇上朝廷的讨伐军是否应该撤退，谁知一路风平浪静，直到过了寻阳（今江西九江），仍然见不到朝廷军队的影子，大喜过望，士气方才振作，果然不出卞范之所料啊。
没过几天，司马元显又接到一个坏消息：原本答应做内应的庾楷阴谋暴露，被桓玄逮捕囚禁！得知此事的司马元显心更虚了，有了凶多吉少的预感，深悔发动这次战争。于是在二月十八日，他让晋安帝下诏，派宗室司马柔之带着“驺虞幡”前去阻止桓玄军西进，企图重新和解。
驺虞，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仁兽，吃荦但不杀生，只吃自然死亡的动物（估计它经常饿肚子），其原形一说为白虎，即得了白化病的亚健康老虎，另一说为大熊猫。晋朝时，将这种“驺虞”的形像绣在长条形的旗帜上，叫作“驺虞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和解象征，常用于阻止战争。（注：尽管驺虞的原形可能是白虎，但晋朝同时也有白虎幡，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玩意儿在晋朝初年还很有威力，如在公元291年，楚王司马玮起兵作乱，杀死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少傅张华奏明晋惠帝，让人手持驺虞幡前往阻止，司马玮的部下兵士见到驺虞幡，竟放下武器，一哄逃散，司马玮遂束手就擒。
但时至今日，中央权威早已衰落，驺虞幡在大无畏的无神论者桓玄眼中，如同一块破布。不过这块破布的到来，也不是没有意义，这让他清楚地看出：司马元显已经胆怯了！因此，桓玄不但没对驺虞幡起过丝毫的敬畏，反而连司马柔之都被他下令斩首！杀人之后，桓玄军继续东进，没因为这件事稍有延滞。至于那块驺虞幡，后来究竟是当了地毯，还是做了铺盖，就不得而知了。
二月二十八日，桓玄大军抵达姑孰（今安徽当涂），命他的部将冯该进攻历阳（今安徽和县，此时豫州的治所），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命弟弟司马休之守城，自率九千精兵列阵于洞浦（在历阳之南），另命部将杨秋驻军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没想到桓玄军一到，杨秋就投降了西军。接着，桓玄派军切断历阳和洞浦之间的联系，纵火焚烧豫州军战船，司马尚之军心浮动，遂全军崩溃，司马尚之本人也在逃亡中被桓玄军队擒获。司马休之开城出战，再败，只得弃城逃走，比他哥幸运一点，没被抓住。这样，道子党阵营中忠诚度最铁杆的豫州军，轻而易举就被桓玄消灭了。
翻开地图册，按照比例尺简单量一下，就可以发现：从历阳到建康的直线距离已经不足五十公里，如果走今天的高速公路，只是半个小时的车程，而且连接两者的长江航道宽阔笔直。但尽管距离如此之尽，在历阳会战打响的时候，朝廷的讨伐大军不论是主帅司马元显还是前锋都督刘牢之，都在按兵不动，坐视司马尚之被消灭！
司马元显不去，是因为他不敢去，他自受命出征那一天起，就把战船当成了颐和园中的石枋，一直停在码头上一动不动。虽然身边的人把他吹捧成天纵英杰，但自去年与孙恩交手之后，他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有了自知之明。说实在的，他既缺少将才，手下也无精兵，真去救援历阳，只怕要早两天当桓玄的俘虏。本来嘛，大家都清楚：要对付桓玄，真正能指望只有刘牢之的军队。可那个该死的刘牢之怎么了？他怎么也不动弹呢？司马元显失眠了……
大战在即，张法顺求见司马元显，秘密进言说：“我看刘牢之这个人很不可靠，说不定会背叛我们，让他担任前锋，万一生变，就大祸临头。而骠骑司马桓谦，虽然身在建康，但毕竟是桓家人，据信一直在偷偷给桓玄充当耳目，刺探朝廷的情报通知荆州，也是我们身边应该提早除去的隐忧。我们不妨命刘牢之杀掉桓谦兄弟以表忠心！如果刘牢之接受了，就得罪了桓家人，断了他首鼠两端的念头；如果刘牢之不接受，我们就提前杀掉他！”
这确是一条毒计，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也算得有先见之明了，但司马元显没有接受。不接受的原因其实分析一下也很好理解：张法顺的主意基本上没有可操作性！
首先，桓谦是桓冲的儿子，桓冲不论在朝廷还是在荆州都一向享有美誉，杀他没有罪的儿子是件大失人心的事。何况对于桓谦，司马元显已经另有用法：他任命桓谦为荆州刺史，因为在荆州桓家势力根深蒂固，用桓家人代替桓家人，想来可以减弱荆州军的反抗。这种处理方法，应该说比张法顺的主意高明。
其次，按张法顺的计策，假如刘牢之不杀桓谦，就得杀掉刘牢之，这就更麻烦了：一、刘牢之是你想杀就杀得掉的吗？二、退一步说，就算刘牢之麻痹大意，当真把他杀掉了，你就不怕北府军造反？三、再退一步说，就算北府军不造反，你还能指望他们替你对抗桓玄吗？现在桓玄与司马元显的力量对比中，荆州方面几乎已经占尽了优势，司马元显唯一可以倚仗的力量，就是刘牢之和他的北府军了，所以对司马元显来说，此时杀刘牢之和自杀基本上没太大差别。
再从另一方面来想，刘牢之这个人虽然不可靠，但也得“利令”才能“智昏”吧？凡是桓玄可能给他的好处，我司马元显都已经给他了，而我不能给他的好处，桓玄也不可能给！只要他能够理性地评判得失，也没有甘冒骂名，背弃朝廷而投靠桓玄的理由啊！
本来司马元显的想法基本是没错的，假如此时北府军的首领是刘裕，他多半就成功了（虽然只可能是暂时的成功），奈何历史不是数学公式，促使人们作出选择的动机不一定出自理性判断，因为一些很蠢的想法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大概也是历史之所以丰富多彩的原因之一吧。
原本桓玄认为朝廷处境如此困难，应该没有余力远征，待得到他的堂兄—太傅长史桓石生从建康给他秘密送来的朝廷讨伐令时，不禁大吃一惊。桓玄这个人，平常似乎英明果断智计百出，可往往一到关键时候就要掉链子（说起来，连桓温都多少有这毛病，想来是遗传的，到桓玄这里更加发扬光大了），竟打算收缩兵力，退保江陵。桓玄夺取荆、雍的时间还不长，控制的地域虽大，但这些地域的官吏士民主要是畏惧他的强大而归附，诚心投效者并不多。如果他一仗不打，就退保江陵，示弱于天下，对这些人的心理示范作用可想而知，那时难保不发生属下叛投中央的事，司马元显也就有了取胜的可能性。
幸亏此时他的长史卞范之一语点醒了他：“桓公您的英武之名早已天下传扬，而司马元显不过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刘牢之在三吴也早已丧尽人心，他们哪里值得桓公畏惧？我方只要点起大军，直接挺进京都，展示我军的强大，让天下人知道顺公者昌，逆公者亡，他们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岂能反而让敌深入，自寻死路呢？”桓玄听罢大悟，于是改变了主意，发出檄文，声讨司马元显的罪行，同时集结大军，顺江东下。
桓玄与司马元显的此次对决，正应了那句俗语：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司马元显得知桓玄主动东进迎敌，原本的万丈雄心化成了绕指柔：二月七日，晋安帝司马德宗与文武官员在西池设宴为即将出征的大将军司马元显饯行，等宴席结束后，司马元显登上战船，却不敢下令开船，结果朝廷的讨伐大军就一直呆在建康郊外无所事事；另一边，桓玄的大军沿江东下，行动也不迅速。桓玄总想着事若不成当如何，如果遇上朝廷的讨伐军是否应该撤退，谁知一路风平浪静，直到过了寻阳（今江西九江），仍然见不到朝廷军队的影子，大喜过望，士气方才振作，果然不出卞范之所料啊。
没过几天，司马元显又接到一个坏消息：原本答应做内应的庾楷阴谋暴露，被桓玄逮捕囚禁！得知此事的司马元显心更虚了，有了凶多吉少的预感，深悔发动这次战争。于是在二月十八日，他让晋安帝下诏，派宗室司马柔之带着“驺虞幡”前去阻止桓玄军西进，企图重新和解。
驺虞，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仁兽，吃荦但不杀生，只吃自然死亡的动物（估计它经常饿肚子），其原形一说为白虎，即得了白化病的亚健康老虎，另一说为大熊猫。晋朝时，将这种“驺虞”的形像绣在长条形的旗帜上，叫作“驺虞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和解象征，常用于阻止战争。（注：尽管驺虞的原形可能是白虎，但晋朝同时也有白虎幡，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玩意儿在晋朝初年还很有威力，如在公元291年，楚王司马玮起兵作乱，杀死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少傅张华奏明晋惠帝，让人手持驺虞幡前往阻止，司马玮的部下兵士见到驺虞幡，竟放下武器，一哄逃散，司马玮遂束手就擒。
但时至今日，中央权威早已衰落，驺虞幡在大无畏的无神论者桓玄眼中，如同一块破布。不过这块破布的到来，也不是没有意义，这让他清楚地看出：司马元显已经胆怯了！因此，桓玄不但没对驺虞幡起过丝毫的敬畏，反而连司马柔之都被他下令斩首！杀人之后，桓玄军继续东进，没因为这件事稍有延滞。至于那块驺虞幡，后来究竟是当了地毯，还是做了铺盖，就不得而知了。
二月二十八日，桓玄大军抵达姑孰（今安徽当涂），命他的部将冯该进攻历阳（今安徽和县，此时豫州的治所），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命弟弟司马休之守城，自率九千精兵列阵于洞浦（在历阳之南），另命部将杨秋驻军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没想到桓玄军一到，杨秋就投降了西军。接着，桓玄派军切断历阳和洞浦之间的联系，纵火焚烧豫州军战船，司马尚之军心浮动，遂全军崩溃，司马尚之本人也在逃亡中被桓玄军队擒获。司马休之开城出战，再败，只得弃城逃走，比他哥幸运一点，没被抓住。这样，道子党阵营中忠诚度最铁杆的豫州军，轻而易举就被桓玄消灭了。
翻开地图册，按照比例尺简单量一下，就可以发现：从历阳到建康的直线距离已经不足五十公里，如果走今天的高速公路，只是半个小时的车程，而且连接两者的长江航道宽阔笔直。但尽管距离如此之尽，在历阳会战打响的时候，朝廷的讨伐大军不论是主帅司马元显还是前锋都督刘牢之，都在按兵不动，坐视司马尚之被消灭！
司马元显不去，是因为他不敢去，他自受命出征那一天起，就把战船当成了颐和园中的石枋，一直停在码头上一动不动。虽然身边的人把他吹捧成天纵英杰，但自去年与孙恩交手之后，他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有了自知之明。说实在的，他既缺少将才，手下也无精兵，真去救援历阳，只怕要早两天当桓玄的俘虏。本来嘛，大家都清楚：要对付桓玄，真正能指望只有刘牢之的军队。可那个该死的刘牢之怎么了？他怎么也不动弹呢？司马元显失眠了……
司马元显和桓玄这仗打的比那高欢和宇文泰的双雄会看看. 汗,东晋的两位都是次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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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这还用得着比较吗？贺六浑和宇文黒獭都是千锤百炼的英雄，司马元显和桓玄只是两位纨绔子弟，虽然都有些小聪明，但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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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这还用得着比较吗？贺六浑和宇文黒獭都是千锤百炼的英雄，司马元显和桓玄只是两位纨绔子弟，虽然都有些小聪明，但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