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吞万里—刘裕评传（连载）
“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
是说谢氏子弟当隐忍而不外露，不竞权势，不求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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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在癸丑兄能否完整详细地将谢氏叔侄那一段对话翻译一下？
是说谢氏子弟当隐忍而不外露，不竞权势，不求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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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在癸丑兄能否完整详细地将谢氏叔侄那一段对话翻译一下？
君相党争
因为孝武帝长期不管事，把权柄交给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得势之后狐假虎威，自我膨胀，渐渐让孝武帝感到不满。更重要的是，两兄弟已经没有了共同的对手，按照政治力学的原理，也该向着兄弟反目的长远目标进发了。因此，司马曜与司马道子之间的矛盾，从无发展到有，从小发展到大，孝武帝也不再完全放手，开始设法打压司马道子的势力。如此一来，逐渐在东晋政坛形成了孝武帝为首和与会稽王为首的两大派系，对东晋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唐朝有“牛党”和“李党”互斗，明朝有“阉党”和“东林党”竞争，为叙述方便，在下姑且将这两派称为“昌明党”和“道子党”。
两大阵营形成后，昌明党与道子党开始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
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十一月，道子党大老王国宝发动朝中大臣联名上表，推荐司马道子功高，应该升为丞相，加扬州牧，并赐黄钺（以黄金装饰的一种武器，形似斧，特赐给专主征伐的重臣，功能近似于后来的尚方宝剑），加殊礼。属于昌明党的护军将军车胤反对，称这套礼仪是当年幼年的周成王敬奉摄政大臣周公是用的，当今皇上又不是幼主，相王岂可为周公？便称病拒绝联署。奏表递上去后，孝武帝很生气，但又不好处罚如此多的大臣，只是下诏褒扬车胤。
王国宝发现这一巴掌的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急寻补救措施。他了解到著名辩士袁悦之和孝武帝很崇信的尼姑妙音有交情，便通过袁悦之打通妙音的关节，请妙音写信给太子的母亲陈淑媛，让她在孝武帝耳朵旁边吹吹枕头风，声称王国宝此人忠诚谨慎，应该重用！孝武帝闻知此事后大怒，但他不动声色，过些日子后找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罪名处死了袁悦之。但差不多与此同时，司马道子与王国宝也成功地将昌明党一边的中书侍郎范宁挤出中央，双方一胜一负。这些事件表明，双方的矛盾已难以调和，但道子党已在朝廷中占稳了大多数，孝武帝虽握有最高决定权，但也投鼠忌器，只能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来对道子党加以限制。
既然正面攻击难以奏效，孝武帝便采取了迂回攻势，以地方包围中央。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二月，孝武帝乘京口出缺的机会，任命昌明党骨干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青、兖二州刺史，在要地京口布下了一枚重重的棋子。接着，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十月，属于道子党的荆州刺史王忱病死，经过一番幕后较量，孝武帝将昌明党的另一骨干殷仲堪任命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这样，东晋的京口和荆州两大地方集团，起码在表面上都被昌明党所控制。
王恭，字孝伯，名门之后，乃老好人王蕴之子，皇后王法慧的兄长。妹妹能当上皇后，想来长相不会寒碜，王恭则更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时人赞美他称“濯濯如春月柳”。刘裕的京口老乡，后来一同反桓玄的孟昶曾见过王恭冬日出游，惊叹于他的风度气质，说：“大概神仙也不过如此吧？”魏晋时代选官，有如今日之选美，如果长相对不起观众，可能在第一关就把你拿下了，只有过了第一关，才能轮到才艺比拼、综合素质比拼之类的项目。当然，如果你不是士族的话，意味着你连入场券都得不到，长得帅也没用。王恭出身又高，长得又帅，虽然学问一般，仍然“少有美誉，清操过人。”按当时的用人制度，生下来便是天然的半成品高官，只须混两年资历，就是无可争议的成品高官了。而且这个天然高官还是忠于孝武帝的，杀袁悦之一事便主要出自他的谋划，因而深得孝武帝器重。
殷仲堪，故吏部尚书殷融的孙子，清谈家殷浩的堂侄。与王恭不同，殷仲堪出身只能算中下级士族，长得也不帅（他在给老父治病时，挥泪熬药，烟熏过久，导致一目失明），但他学问出众，著有文集十二卷，清廉俭朴，以道德文章知名。孝武帝认为他忠诚正直，倚为心腹，提拔入宫任黄门侍郎，后委以荆州重任。因为他的条件不符合当时的高官标准，很多豪门士族大为不满，原以为自己能当上荆州刺史的王珣大发牢骚说：“哪里有让小小的黄门侍郎担当如此重任的？对殷仲堪这种骇人听闻的提拔，简直是国家灭亡的先兆！”
对于这两个人，昌明党的智囊太子左卫率王雅曾有过客观评价，认为王恭的风度气质过人，志气方正，殷仲堪谨慎检点，文章道义著称于世。但两人都偏狭苛刻，缺乏办实事的才干，太平无事之时可能是好干部，一旦有事，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后来王恭受制于刘牢之，殷仲堪受制于桓玄，果然都不出王雅所料。不过这一点现在还看不出来。
眼看昌明党渐渐趋于上风，局势却突然又发生了让人意外的重大变化。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九月，晋孝武帝司马曜突然遭谋杀身亡！
按史书的记载，孝武帝的被害是一个十分八卦的故事：此时皇后王法慧已死多年，张贵人在后宫笑傲群雌。九月二十日这一天孝武帝与张贵人在后宫饮酒，喝得醉熏熏的时候对她开玩笑说：“你已经快三十岁了，也该到被废的年纪了，比你年轻貌美的佳丽多得是！”可惜孝武帝常在花丛中走，竟不知道美女的年龄和断了把的水壶一样，都是不能提的。张贵人听罢妒火中烧，越想越气，竟乘着孝武帝睡着，让贴身的宫女用被子蒙住他的头，把他活活憋死。作案后，心理素质极嘉的张贵人丝毫没有惊慌失措，重贿左右，让大家统一口径，宣称皇帝“因魇暴崩”！更让人想不到的事，这么大件事竟然就这样不了了之，张贵人也未受追究，杀皇帝的风险竟然不比杀猪大！
这个故事如果不是史书明文记录，简直都让人怀疑这是港台戏说剧的剧本，有太多的匪夷所思和莫名其妙，在下一真怀疑它的真实性。按照刑侦学中可以用案件受益人推导犯罪嫌疑人的方法，在下有一个不负责任的大胆猜想：也许司马道子或他的同党才是此事的幕后策划！
不管孝武帝被杀的真相如何，他的继承人是明确的，九月二十一日，十五岁的太子司马德宗继位，史称晋安帝。
很多人都知道西晋出了个白痴皇帝司马衷，曾经对吃不上饭的饥民为何不吃肉而大感困惑，但假如对中国古代的历代皇帝进行一次IQ测试的话，司马衷也只能无奈地屈居倒数第二，倒数第一的宝座，是留给我们司马德宗陛下的，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蠢人头上有蠢人！
司马衷至少还能问蛤蟆是为公家叫还是为私人叫（证明他产权意识很明确），而司马德宗直接就没学会说话；司马衷至少还知道吃肉也能填饱肚子，而司马德宗连冷热饥饱不能区分，喝水、吃饭、睡觉、起床这些幼儿园小朋友都掌握的技能也靠别人服侍才能完成，否则就得饿死、冻死。毫无疑问，对权臣来说，再找不到比这性价比更高的橡皮图章了！九月二十三日，司马道子升任太傅、扬州牧，赐黄钺（总算拿到这把斧子了），朝政尽归司马道子与王国宝。双方对弈至此，我们总结一下战况，可以说：在中央，道子党大获全胜；但在地方，昌明党独领风骚，正在酝酿着反攻。
数日后，昌明党大老王恭从京口入朝，参加孝武帝的葬礼。入朝前，有人劝他乘机率军入京，诛杀王国宝。但因孝武帝的死事出突然，且豫州刺史庾楷也有一支军队尚站在道子党一方，在没有与另一昌明党巨头殷仲堪协调的情况下，王恭担心事情不成，独自承担造反的罪名，因而没有答应。在道子党一方，王绪也劝王国宝乘王恭入朝的机会，伏兵将他杀死，结果也未等到批准。毕竟现在东晋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掌握在昌明党手中，司马道子等人也不敢轻易摊牌。孝武帝的葬礼仍然平静地完成了，双方并未擦枪走火。
十月十四日，王恭返回京口，临行前警告司马道子说：“当今主上暗弱，执政的责任就更加重大，这是连伊尹、周公这样的大才都不易做好的事。希望王爷好自为知，亲自处理国务，多采纳忠正的言论，疏远奸佞的小人！”旁边的王国宝听到这话，对王恭又恨又惧（看来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王恭回京口后，王国宝、王绪等人都向司马道子指出，应该设法削去王恭、殷仲堪的兵权。这个建议虽然理由很充分，道理很正确，但实际操作谈何容易？没等他们制定出削藩的实施方案，王、殷二人已采取联合行动，上疏要出兵北伐，同时开始整兵备战。司马道子当然知道他们两位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便以白痴皇帝的名义下诏，用夏天出兵妨碍农时的理由令他们解严，不准北伐！
然而一纸诏书岂能阻止王恭、殷仲堪两位的“爱国激情”？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七日，王恭正式上表，列举王国宝的罪状，请求清君侧，连北伐的幌子都不用了。而荆州的殷仲堪也在桓玄的鼓动支持下，宣布响应。
事到临头，王国宝露出了草包本色。同党王绪劝他杀掉朝中的昌明党分子王珣、车胤二人，然后挟持安帝与司马道子出兵讨伐京口。王国宝先已同意，可等王珣、车胤二人到了以后却又不敢动手了，还傻呼呼地向二人问计：现在怎么办啊？
王珣说：“王恭、殷仲堪和你又没有深仇大恨，所争得不过是权位罢了。你放弃权位不就没事了？”王国宝有点不自信：“你该不是把我当成曹爽了吧？”王珣“诚恳”地说：“这叫什么话？你哪有曹爽的罪大啊？王恭又岂是宣帝（司马懿）？”车胤在一旁继续吓唬他：“当初桓温何等英武，攻一个寿阳尚且久攻不下。如今你若出兵讨伐王恭，他一定收兵守城，京口岂是容易攻下的？到时候京口攻不下，而上游的荆州军又到，唉，我都替你担心！”
注：公元369年，桓温北伐后燕，大败而归，将战败责任推卸给豫州剌史袁真，袁真又惧又怒，便据寿阳造反，叛降后燕。桓温亲自出兵讨伐，于太和五年（公元370年）八月围寿阳，至咸安元年（公元371年）正月克城，擒袁瑾（袁真之子，袁真此时已病死），历时六个月。
王国宝吓坏了，惊慌之下辞去官职待罪，但随即又后悔了，让人去弄一份诏书，让自己官复原职。但现在已经由不得他了，因为害怕的人并不止他一个。司马道子不敢对抗两路大军，又见王恭的矛头指向的是王国宝而不自己，决定丢车保帅，派谯王司马尚之逮捕王国宝、王绪，移送廷尉审判。四月十七日，即王恭声讨王国宝十天后，朝廷下诏赐王国宝自杀，王绪斩首。同时，司马道子派人去见王恭赔礼道歉，王恭也不乘机来个一劳永逸，便收兵回京口。另一方面，荆州刺史殷仲堪虽然响应王恭，但他胆小怕事，一直干打雷不下雨，并不敢真正出兵，等听说王国宝被杀了，才威风凛凛地挥师东下，司马道子连忙又写信道歉劝阻，殷仲堪赚足了面子，班师！
这一轮的斗争以道子党的大败告终，不过细察经过，可发现双方的水平也就和意大利打仗、中国队踢球一个档次（国足最近好象有所进步，希望不再是昙花一现），只是在一群笨蛋之中比较谁更笨而已。此时的东晋领导层，可以说是自东晋建立以来水平最低的，不过这种状态已经不会维持太久了。
因为孝武帝长期不管事，把权柄交给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得势之后狐假虎威，自我膨胀，渐渐让孝武帝感到不满。更重要的是，两兄弟已经没有了共同的对手，按照政治力学的原理，也该向着兄弟反目的长远目标进发了。因此，司马曜与司马道子之间的矛盾，从无发展到有，从小发展到大，孝武帝也不再完全放手，开始设法打压司马道子的势力。如此一来，逐渐在东晋政坛形成了孝武帝为首和与会稽王为首的两大派系，对东晋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唐朝有“牛党”和“李党”互斗，明朝有“阉党”和“东林党”竞争，为叙述方便，在下姑且将这两派称为“昌明党”和“道子党”。
两大阵营形成后，昌明党与道子党开始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
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十一月，道子党大老王国宝发动朝中大臣联名上表，推荐司马道子功高，应该升为丞相，加扬州牧，并赐黄钺（以黄金装饰的一种武器，形似斧，特赐给专主征伐的重臣，功能近似于后来的尚方宝剑），加殊礼。属于昌明党的护军将军车胤反对，称这套礼仪是当年幼年的周成王敬奉摄政大臣周公是用的，当今皇上又不是幼主，相王岂可为周公？便称病拒绝联署。奏表递上去后，孝武帝很生气，但又不好处罚如此多的大臣，只是下诏褒扬车胤。
王国宝发现这一巴掌的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急寻补救措施。他了解到著名辩士袁悦之和孝武帝很崇信的尼姑妙音有交情，便通过袁悦之打通妙音的关节，请妙音写信给太子的母亲陈淑媛，让她在孝武帝耳朵旁边吹吹枕头风，声称王国宝此人忠诚谨慎，应该重用！孝武帝闻知此事后大怒，但他不动声色，过些日子后找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罪名处死了袁悦之。但差不多与此同时，司马道子与王国宝也成功地将昌明党一边的中书侍郎范宁挤出中央，双方一胜一负。这些事件表明，双方的矛盾已难以调和，但道子党已在朝廷中占稳了大多数，孝武帝虽握有最高决定权，但也投鼠忌器，只能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来对道子党加以限制。
既然正面攻击难以奏效，孝武帝便采取了迂回攻势，以地方包围中央。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二月，孝武帝乘京口出缺的机会，任命昌明党骨干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青、兖二州刺史，在要地京口布下了一枚重重的棋子。接着，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十月，属于道子党的荆州刺史王忱病死，经过一番幕后较量，孝武帝将昌明党的另一骨干殷仲堪任命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这样，东晋的京口和荆州两大地方集团，起码在表面上都被昌明党所控制。
王恭，字孝伯，名门之后，乃老好人王蕴之子，皇后王法慧的兄长。妹妹能当上皇后，想来长相不会寒碜，王恭则更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时人赞美他称“濯濯如春月柳”。刘裕的京口老乡，后来一同反桓玄的孟昶曾见过王恭冬日出游，惊叹于他的风度气质，说：“大概神仙也不过如此吧？”魏晋时代选官，有如今日之选美，如果长相对不起观众，可能在第一关就把你拿下了，只有过了第一关，才能轮到才艺比拼、综合素质比拼之类的项目。当然，如果你不是士族的话，意味着你连入场券都得不到，长得帅也没用。王恭出身又高，长得又帅，虽然学问一般，仍然“少有美誉，清操过人。”按当时的用人制度，生下来便是天然的半成品高官，只须混两年资历，就是无可争议的成品高官了。而且这个天然高官还是忠于孝武帝的，杀袁悦之一事便主要出自他的谋划，因而深得孝武帝器重。
殷仲堪，故吏部尚书殷融的孙子，清谈家殷浩的堂侄。与王恭不同，殷仲堪出身只能算中下级士族，长得也不帅（他在给老父治病时，挥泪熬药，烟熏过久，导致一目失明），但他学问出众，著有文集十二卷，清廉俭朴，以道德文章知名。孝武帝认为他忠诚正直，倚为心腹，提拔入宫任黄门侍郎，后委以荆州重任。因为他的条件不符合当时的高官标准，很多豪门士族大为不满，原以为自己能当上荆州刺史的王珣大发牢骚说：“哪里有让小小的黄门侍郎担当如此重任的？对殷仲堪这种骇人听闻的提拔，简直是国家灭亡的先兆！”
对于这两个人，昌明党的智囊太子左卫率王雅曾有过客观评价，认为王恭的风度气质过人，志气方正，殷仲堪谨慎检点，文章道义著称于世。但两人都偏狭苛刻，缺乏办实事的才干，太平无事之时可能是好干部，一旦有事，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后来王恭受制于刘牢之，殷仲堪受制于桓玄，果然都不出王雅所料。不过这一点现在还看不出来。
眼看昌明党渐渐趋于上风，局势却突然又发生了让人意外的重大变化。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九月，晋孝武帝司马曜突然遭谋杀身亡！
按史书的记载，孝武帝的被害是一个十分八卦的故事：此时皇后王法慧已死多年，张贵人在后宫笑傲群雌。九月二十日这一天孝武帝与张贵人在后宫饮酒，喝得醉熏熏的时候对她开玩笑说：“你已经快三十岁了，也该到被废的年纪了，比你年轻貌美的佳丽多得是！”可惜孝武帝常在花丛中走，竟不知道美女的年龄和断了把的水壶一样，都是不能提的。张贵人听罢妒火中烧，越想越气，竟乘着孝武帝睡着，让贴身的宫女用被子蒙住他的头，把他活活憋死。作案后，心理素质极嘉的张贵人丝毫没有惊慌失措，重贿左右，让大家统一口径，宣称皇帝“因魇暴崩”！更让人想不到的事，这么大件事竟然就这样不了了之，张贵人也未受追究，杀皇帝的风险竟然不比杀猪大！
这个故事如果不是史书明文记录，简直都让人怀疑这是港台戏说剧的剧本，有太多的匪夷所思和莫名其妙，在下一真怀疑它的真实性。按照刑侦学中可以用案件受益人推导犯罪嫌疑人的方法，在下有一个不负责任的大胆猜想：也许司马道子或他的同党才是此事的幕后策划！
不管孝武帝被杀的真相如何，他的继承人是明确的，九月二十一日，十五岁的太子司马德宗继位，史称晋安帝。
很多人都知道西晋出了个白痴皇帝司马衷，曾经对吃不上饭的饥民为何不吃肉而大感困惑，但假如对中国古代的历代皇帝进行一次IQ测试的话，司马衷也只能无奈地屈居倒数第二，倒数第一的宝座，是留给我们司马德宗陛下的，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蠢人头上有蠢人！
司马衷至少还能问蛤蟆是为公家叫还是为私人叫（证明他产权意识很明确），而司马德宗直接就没学会说话；司马衷至少还知道吃肉也能填饱肚子，而司马德宗连冷热饥饱不能区分，喝水、吃饭、睡觉、起床这些幼儿园小朋友都掌握的技能也靠别人服侍才能完成，否则就得饿死、冻死。毫无疑问，对权臣来说，再找不到比这性价比更高的橡皮图章了！九月二十三日，司马道子升任太傅、扬州牧，赐黄钺（总算拿到这把斧子了），朝政尽归司马道子与王国宝。双方对弈至此，我们总结一下战况，可以说：在中央，道子党大获全胜；但在地方，昌明党独领风骚，正在酝酿着反攻。
数日后，昌明党大老王恭从京口入朝，参加孝武帝的葬礼。入朝前，有人劝他乘机率军入京，诛杀王国宝。但因孝武帝的死事出突然，且豫州刺史庾楷也有一支军队尚站在道子党一方，在没有与另一昌明党巨头殷仲堪协调的情况下，王恭担心事情不成，独自承担造反的罪名，因而没有答应。在道子党一方，王绪也劝王国宝乘王恭入朝的机会，伏兵将他杀死，结果也未等到批准。毕竟现在东晋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掌握在昌明党手中，司马道子等人也不敢轻易摊牌。孝武帝的葬礼仍然平静地完成了，双方并未擦枪走火。
十月十四日，王恭返回京口，临行前警告司马道子说：“当今主上暗弱，执政的责任就更加重大，这是连伊尹、周公这样的大才都不易做好的事。希望王爷好自为知，亲自处理国务，多采纳忠正的言论，疏远奸佞的小人！”旁边的王国宝听到这话，对王恭又恨又惧（看来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王恭回京口后，王国宝、王绪等人都向司马道子指出，应该设法削去王恭、殷仲堪的兵权。这个建议虽然理由很充分，道理很正确，但实际操作谈何容易？没等他们制定出削藩的实施方案，王、殷二人已采取联合行动，上疏要出兵北伐，同时开始整兵备战。司马道子当然知道他们两位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便以白痴皇帝的名义下诏，用夏天出兵妨碍农时的理由令他们解严，不准北伐！
然而一纸诏书岂能阻止王恭、殷仲堪两位的“爱国激情”？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七日，王恭正式上表，列举王国宝的罪状，请求清君侧，连北伐的幌子都不用了。而荆州的殷仲堪也在桓玄的鼓动支持下，宣布响应。
事到临头，王国宝露出了草包本色。同党王绪劝他杀掉朝中的昌明党分子王珣、车胤二人，然后挟持安帝与司马道子出兵讨伐京口。王国宝先已同意，可等王珣、车胤二人到了以后却又不敢动手了，还傻呼呼地向二人问计：现在怎么办啊？
王珣说：“王恭、殷仲堪和你又没有深仇大恨，所争得不过是权位罢了。你放弃权位不就没事了？”王国宝有点不自信：“你该不是把我当成曹爽了吧？”王珣“诚恳”地说：“这叫什么话？你哪有曹爽的罪大啊？王恭又岂是宣帝（司马懿）？”车胤在一旁继续吓唬他：“当初桓温何等英武，攻一个寿阳尚且久攻不下。如今你若出兵讨伐王恭，他一定收兵守城，京口岂是容易攻下的？到时候京口攻不下，而上游的荆州军又到，唉，我都替你担心！”
注：公元369年，桓温北伐后燕，大败而归，将战败责任推卸给豫州剌史袁真，袁真又惧又怒，便据寿阳造反，叛降后燕。桓温亲自出兵讨伐，于太和五年（公元370年）八月围寿阳，至咸安元年（公元371年）正月克城，擒袁瑾（袁真之子，袁真此时已病死），历时六个月。
王国宝吓坏了，惊慌之下辞去官职待罪，但随即又后悔了，让人去弄一份诏书，让自己官复原职。但现在已经由不得他了，因为害怕的人并不止他一个。司马道子不敢对抗两路大军，又见王恭的矛头指向的是王国宝而不自己，决定丢车保帅，派谯王司马尚之逮捕王国宝、王绪，移送廷尉审判。四月十七日，即王恭声讨王国宝十天后，朝廷下诏赐王国宝自杀，王绪斩首。同时，司马道子派人去见王恭赔礼道歉，王恭也不乘机来个一劳永逸，便收兵回京口。另一方面，荆州刺史殷仲堪虽然响应王恭，但他胆小怕事，一直干打雷不下雨，并不敢真正出兵，等听说王国宝被杀了，才威风凛凛地挥师东下，司马道子连忙又写信道歉劝阻，殷仲堪赚足了面子，班师！
这一轮的斗争以道子党的大败告终，不过细察经过，可发现双方的水平也就和意大利打仗、中国队踢球一个档次（国足最近好象有所进步，希望不再是昙花一现），只是在一群笨蛋之中比较谁更笨而已。此时的东晋领导层，可以说是自东晋建立以来水平最低的，不过这种状态已经不会维持太久了。
“总总”？这个叫法好怪，而且也不敢当啊，还是用点顺口的叫法吧。比如说：“小麦”、“大麦”、“燕麦”、“荞麦”之类，总之还没有进化成面粉。
战事再起
低头服软总不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司马道子的妥协退让，激起了道子党内一位新秀的愤慨，他便是司马道子的世子：司马元显。比起只在喝酒、睡觉方面比较有心得的父亲，实岁只有十五岁的司马元显聪明机警，英锐果敢，虽然只是初三学生的年纪，但因为是皇族，已经官居侍中。他向父亲司马道子进言，认为王恭与殷仲堪二人一定会成为大患，这次我们虽然借王国宝的脑袋躲过了初一，还能躲过十五去？所以不可不在暗中加强戒备。
司马道子是个没什么主意的饭桶，又刚刚损失了最得力的二把手，一见司马元显说得好象很有道理，那么好吧，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也就是王国宝丧命的同月，司马道子任命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中央的警卫部队和徐州的文武官员都配属给了他。好好干吧，你办事，我放心！
除了司马元显之外，王国宝死后司马道子最信任的人，是负责逮捕王国宝的司马尚之和他的兄弟。谯王司马尚之，是晋元帝司马睿叔父司马承的曾孙（司马承在第一次王敦之乱时，任湘州刺史，忠于朝廷与王敦军队作战，不敌被杀，是晋帝国的“革命先烈”），与弟弟司马休之都是当时司马宗室中比较提得起的人物。他向司马道子建议说：“如今各地藩镇强大，而中央弱小，宰相权轻，相王应该挑选最亲近的人，在外边建立起忠于自己的藩镇。”道子深以为然，经过一番筹划，采取了第一个重大措施：任命王国宝的哥哥王愉为江州刺史，防备荆州的殷仲堪。
江州的治所在寻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是一个大州，辖区根据时间段的不同一般在十到十一个郡，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福建两省，不过较之地广兵强的荆州，还是比不上。为了加强王愉的力量，司马道子又自作聪明地调整了东晋的行政区划，将豫州的四个郡划给江州。
早在战国时的楚国几位门客就已证明，给蛇画上脚，并不能让它变成龙，如今司马道子又把这个实验重做了一次。他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豫州方面的强烈反弹，豫州刺史庾楷勃然大怒：你要提拨王愉是你的事，可凭什么从我的盘子里切蛋糕？上疏抗辩说：“江州不过是内地，不用太多防卫，而西府（指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当时是豫州的治所，此处代指豫州）北临后燕、北魏，与强大的敌寇相联，不能被削弱！”因为庾楷本也是属于道子党一派，所以司马道子才放心大胆地削减他的地盘，现在看到他的上疏，不觉一楞：老庾啊，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啊？江州需不需要防备你还不懂吗？于是不答应庾楷的请求，该割的还是得割。中央决定你也不服从吗？我们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到哪儿去了？
可让司马道子没想到的是，庾楷是一位拥有斗争精神，维权意识很强的刺史！在他看来，道子党的集体利益那算个鸟，既然你司马道子这么不仗义，我庾楷何必要在你这棵树上吊死？于是，庾楷改换门庭投靠了昌明党，到旁边的树上多试几次。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七月，庾楷派他的儿子庾鸿为使去见王恭，游说他说：“如今的司马尚之兄弟，专权为祸超过了王国宝！现在就开始假借朝廷的权威削藩，先是豫州，今后还指不定轮到谁呢。趁他们现在的阴谋还没有蕴酿成熟，我们应该早做打算。”因为昌明党的力量主要在地方，如果今后削藩扩大化，受损的自然主要是本党同志，所以王恭对庾楷的看法深表赞同，立即派人去通知殷仲堪和桓玄。殷、桓二人也表示同意，并公推王恭为盟主，约定一同发兵进逼京城。但因为殷仲堪给王恭的回信在传递过程中字迹模糊，使王恭不能断定是否确系殷仲堪手笔，而且去年殷仲堪失期迟到，也没妨碍王恭轻松得手，于是王恭决定不管殷仲堪，先行起兵。
王恭的决定遭到了手下大将，北府军此时的实际领袖刘牢之的反对：“将军您是朝廷的国舅，会稽王是天子的叔父，本是一家人。而且会稽王秉政以来，并没有得罪将军，前不久还为了将军杀掉了他所宠爱的王国宝，对将军您的尊敬礼上，已经不少了！最近这次人事调动，虽然不能说十分恰当，可也算不上什么大错。而且他割得是庾楷的地，于将军您又有什么损失？晋阳之师（据《公羊传•定公十三年》载：晋国大夫赵鞅调动晋阳的甲兵，以清君侧为名，驱逐了荀寅、士吉射。后便将以清君侧名义起兵称为“晋阳之师”或“晋阳之甲”）岂可一而再地发动？”王恭不听，上表指责王愉和司马尚之兄弟的罪行，请求朝廷准许他出兵讨伐！
王恭之所以不听，是因为他有十二分充足的理由看不起刘牢之：一、刘牢之的出身不过低下的寒门，和自己太原王氏的高第没法比；二、这家伙长得又不帅，紫红色的大脸庞活象终日劳作的屯田户，和自己出去巡视，如春月柳旁边站棵歪脖子松；三、兵头一个，粗俗无知，对于清谈这种时尚的高雅艺术一窍不通。可见，当官的几个必要条件，刘牢之全都违章了！要不是看他确有几分蛮力，很能打仗，可充鹰犬，大晋朝的干部编制中怎么也不会多出这么一号人。象自己这样的杰出人材（王恭曾言：“仕宦不为宰相，才志何足以骋！”意思就是说，让我当官如果不当国务院总理，那就是浪费国家的人材资源！），用得着这个老粗来指手划脚么？我要是听了他的，岂不是很掉价？
再说司马道子听说庾楷倒戈，非常惊慌，忙派人寄信去劝他回心转意，其言词哀婉，活象被负心郎抛弃的痴情女：“当初你我之间，恩同骨肉，曾一起在帐中喝过酒，一起结下互不背叛的誓言，彼此间何其亲密！而如今你舍弃故友，另结新援，难道忘记了王恭当初对你的欺压凌辱？纵然你肯屈身事他，一旦他大权在握，肯定把你当作反复无常的小人，又怎会对你亲近信任？只怕将来你连首级都难保，更不用说荣华富贵了。”
庾楷回信说：“当初王恭要带兵入京参加先帝（孝武帝）的葬礼，相王你可是无计可施，几乎要坐以待毙。幸得我发现情况紧急，率军抵达京师，王恭才不敢发动作乱。去年的事变发生时，我也早有准备，一直整兵待命，自问侍奉相王以来，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相王你呢？因为害怕王恭，就杀掉了王国宝和王绪，象这样对待自己人，还有谁敢为相王你效力？我庾楷可不想学王国宝，把全家一百多口人送给别人去屠杀！”
司马道子接到回信后，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正式下令全国戒严。司马元显对父亲说：“这就是上次您姑息纵容的好结果了！如果这次再称了他们的心意，那么他们的目标绝不可能只到司马尚之兄弟为止，太宰（即司马道子）的大祸就在眼前了！”司马道子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索性把全部军国事务全都交给司马元显去处理，自已则一头扎进王府，拼命地饮酒消愁，扮演缩头乌龟的角色。
荆州刺史，昌明党的西方面军主将殷仲堪，因为上次迟到，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再加上他意外地发现，中央原来很好欺负，所以这次行动非常积极。七月底，殷刺史以南郡相杨佺期为先锋，桓玄为副，率水师五千沿长江东下，自己率军二万，随后跟进，昌明党与道子党的第二次内战爆发。八月初，前锋突至湓口（今江西九江市西北湓水入长江处），刚上任不久的江州刺史王愉毫无防备（司马道子安排他到这里是干什么的，竟然毫无防备），慌忙弃城而逃，结果让桓玄军逮了个正着（瞧瞧司马道子这用人的水平，就算添上四只脚也不过是蜥蜴级的）。
低头服软总不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司马道子的妥协退让，激起了道子党内一位新秀的愤慨，他便是司马道子的世子：司马元显。比起只在喝酒、睡觉方面比较有心得的父亲，实岁只有十五岁的司马元显聪明机警，英锐果敢，虽然只是初三学生的年纪，但因为是皇族，已经官居侍中。他向父亲司马道子进言，认为王恭与殷仲堪二人一定会成为大患，这次我们虽然借王国宝的脑袋躲过了初一，还能躲过十五去？所以不可不在暗中加强戒备。
司马道子是个没什么主意的饭桶，又刚刚损失了最得力的二把手，一见司马元显说得好象很有道理，那么好吧，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也就是王国宝丧命的同月，司马道子任命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中央的警卫部队和徐州的文武官员都配属给了他。好好干吧，你办事，我放心！
除了司马元显之外，王国宝死后司马道子最信任的人，是负责逮捕王国宝的司马尚之和他的兄弟。谯王司马尚之，是晋元帝司马睿叔父司马承的曾孙（司马承在第一次王敦之乱时，任湘州刺史，忠于朝廷与王敦军队作战，不敌被杀，是晋帝国的“革命先烈”），与弟弟司马休之都是当时司马宗室中比较提得起的人物。他向司马道子建议说：“如今各地藩镇强大，而中央弱小，宰相权轻，相王应该挑选最亲近的人，在外边建立起忠于自己的藩镇。”道子深以为然，经过一番筹划，采取了第一个重大措施：任命王国宝的哥哥王愉为江州刺史，防备荆州的殷仲堪。
江州的治所在寻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是一个大州，辖区根据时间段的不同一般在十到十一个郡，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福建两省，不过较之地广兵强的荆州，还是比不上。为了加强王愉的力量，司马道子又自作聪明地调整了东晋的行政区划，将豫州的四个郡划给江州。
早在战国时的楚国几位门客就已证明，给蛇画上脚，并不能让它变成龙，如今司马道子又把这个实验重做了一次。他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豫州方面的强烈反弹，豫州刺史庾楷勃然大怒：你要提拨王愉是你的事，可凭什么从我的盘子里切蛋糕？上疏抗辩说：“江州不过是内地，不用太多防卫，而西府（指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当时是豫州的治所，此处代指豫州）北临后燕、北魏，与强大的敌寇相联，不能被削弱！”因为庾楷本也是属于道子党一派，所以司马道子才放心大胆地削减他的地盘，现在看到他的上疏，不觉一楞：老庾啊，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啊？江州需不需要防备你还不懂吗？于是不答应庾楷的请求，该割的还是得割。中央决定你也不服从吗？我们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到哪儿去了？
可让司马道子没想到的是，庾楷是一位拥有斗争精神，维权意识很强的刺史！在他看来，道子党的集体利益那算个鸟，既然你司马道子这么不仗义，我庾楷何必要在你这棵树上吊死？于是，庾楷改换门庭投靠了昌明党，到旁边的树上多试几次。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七月，庾楷派他的儿子庾鸿为使去见王恭，游说他说：“如今的司马尚之兄弟，专权为祸超过了王国宝！现在就开始假借朝廷的权威削藩，先是豫州，今后还指不定轮到谁呢。趁他们现在的阴谋还没有蕴酿成熟，我们应该早做打算。”因为昌明党的力量主要在地方，如果今后削藩扩大化，受损的自然主要是本党同志，所以王恭对庾楷的看法深表赞同，立即派人去通知殷仲堪和桓玄。殷、桓二人也表示同意，并公推王恭为盟主，约定一同发兵进逼京城。但因为殷仲堪给王恭的回信在传递过程中字迹模糊，使王恭不能断定是否确系殷仲堪手笔，而且去年殷仲堪失期迟到，也没妨碍王恭轻松得手，于是王恭决定不管殷仲堪，先行起兵。
王恭的决定遭到了手下大将，北府军此时的实际领袖刘牢之的反对：“将军您是朝廷的国舅，会稽王是天子的叔父，本是一家人。而且会稽王秉政以来，并没有得罪将军，前不久还为了将军杀掉了他所宠爱的王国宝，对将军您的尊敬礼上，已经不少了！最近这次人事调动，虽然不能说十分恰当，可也算不上什么大错。而且他割得是庾楷的地，于将军您又有什么损失？晋阳之师（据《公羊传•定公十三年》载：晋国大夫赵鞅调动晋阳的甲兵，以清君侧为名，驱逐了荀寅、士吉射。后便将以清君侧名义起兵称为“晋阳之师”或“晋阳之甲”）岂可一而再地发动？”王恭不听，上表指责王愉和司马尚之兄弟的罪行，请求朝廷准许他出兵讨伐！
王恭之所以不听，是因为他有十二分充足的理由看不起刘牢之：一、刘牢之的出身不过低下的寒门，和自己太原王氏的高第没法比；二、这家伙长得又不帅，紫红色的大脸庞活象终日劳作的屯田户，和自己出去巡视，如春月柳旁边站棵歪脖子松；三、兵头一个，粗俗无知，对于清谈这种时尚的高雅艺术一窍不通。可见，当官的几个必要条件，刘牢之全都违章了！要不是看他确有几分蛮力，很能打仗，可充鹰犬，大晋朝的干部编制中怎么也不会多出这么一号人。象自己这样的杰出人材（王恭曾言：“仕宦不为宰相，才志何足以骋！”意思就是说，让我当官如果不当国务院总理，那就是浪费国家的人材资源！），用得着这个老粗来指手划脚么？我要是听了他的，岂不是很掉价？
再说司马道子听说庾楷倒戈，非常惊慌，忙派人寄信去劝他回心转意，其言词哀婉，活象被负心郎抛弃的痴情女：“当初你我之间，恩同骨肉，曾一起在帐中喝过酒，一起结下互不背叛的誓言，彼此间何其亲密！而如今你舍弃故友，另结新援，难道忘记了王恭当初对你的欺压凌辱？纵然你肯屈身事他，一旦他大权在握，肯定把你当作反复无常的小人，又怎会对你亲近信任？只怕将来你连首级都难保，更不用说荣华富贵了。”
庾楷回信说：“当初王恭要带兵入京参加先帝（孝武帝）的葬礼，相王你可是无计可施，几乎要坐以待毙。幸得我发现情况紧急，率军抵达京师，王恭才不敢发动作乱。去年的事变发生时，我也早有准备，一直整兵待命，自问侍奉相王以来，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相王你呢？因为害怕王恭，就杀掉了王国宝和王绪，象这样对待自己人，还有谁敢为相王你效力？我庾楷可不想学王国宝，把全家一百多口人送给别人去屠杀！”
司马道子接到回信后，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正式下令全国戒严。司马元显对父亲说：“这就是上次您姑息纵容的好结果了！如果这次再称了他们的心意，那么他们的目标绝不可能只到司马尚之兄弟为止，太宰（即司马道子）的大祸就在眼前了！”司马道子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索性把全部军国事务全都交给司马元显去处理，自已则一头扎进王府，拼命地饮酒消愁，扮演缩头乌龟的角色。
荆州刺史，昌明党的西方面军主将殷仲堪，因为上次迟到，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再加上他意外地发现，中央原来很好欺负，所以这次行动非常积极。七月底，殷刺史以南郡相杨佺期为先锋，桓玄为副，率水师五千沿长江东下，自己率军二万，随后跟进，昌明党与道子党的第二次内战爆发。八月初，前锋突至湓口（今江西九江市西北湓水入长江处），刚上任不久的江州刺史王愉毫无防备（司马道子安排他到这里是干什么的，竟然毫无防备），慌忙弃城而逃，结果让桓玄军逮了个正着（瞧瞧司马道子这用人的水平，就算添上四只脚也不过是蜥蜴级的）。
边荒里有这个故事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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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荒传说》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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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荒传说》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王恭陨命
九月二日，朝廷以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统一指挥中央军。他将中央军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由卫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指挥，抵御王恭，西路由司马尚之指挥，讨伐豫州刺史庾楷。九月十日，司马尚之在牛渚（今安徽当涂县采石矶）大败庾楷，庾楷只身西逃，投奔正在顺江东下的桓玄，司马尚之随即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十六日，东下的杨佺期、桓玄军西上的司马尚之大战于白石（今安徽巢县东南），司马尚之大败而逃，弟弟司马恢之所率的水军全军覆没，杨佺期与桓玄乘胜推进到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至此，从表面上看，中央军已陷入强大的荆州军与京口军的东西夹击之中，且数战不利，局势已岌岌可危，要想摆脱危机，除非发生奇迹！
现在让我们先让目光离开战场，回过头来重新看一下司马元显的部署，可发现它并不是很合理的。西线主将司马尚之，是道子党的铁杆，比较可靠，这个倒也罢了；东线的主将王珣，却属于昌明党的人物，去年正是他与车胤一唱一和，忽悠掉了王国宝的脑袋，这样一位主将，能指望与王恭作战时不生二心吗？但司马元显似乎对此并不担心，因为他真正下注的地方，并不在王珣，而在刘牢之。
司马元显此生中最聪明的时刻，就是看穿了此刻王恭大军强大表象背后的致命内伤：道子党控制的中央政府为何害怕王恭和殷仲堪，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人有什么雄才大略。比如说王恭吧，若他手下没有北府军这样的劲旅和刘牢之这样的猛将，那他还有何可惧？因此时的刘牢之就是北府军的灵魂，策反了刘牢之也就等于策反了北府军。而王恭与刘牢之会是铁板一块吗？
就象王恭看不起刘牢之一样，刘牢之对自己这位顶头上司，也是颇不服气的。刘牢之的官位，是靠为国家立下百战功勋得来的，其间的每一步升迁，都对应着一段流血流汗、搏命厮杀的历史。放眼咱们大晋，现在还有谁论战功兵略比得了我刘牢之？不象某些人的高高在上，只是因为他的老爸，或者老爸的老爸是中央领导；只是因为虚有其表，形象有如包了草的绣花枕头；只是因为口中雌黄，善于夸夸其谈！
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听良言，一再生事，且只把自己当作小小部将，因而刘牢之的内心，对此极为不平。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老朋友，曾为北府旧将现任庐江太守的高素悄悄来见他。高素带来了司马元显的秘信，劝他背叛王恭，倒向朝廷，只要事成，就将王恭现在的职位授予刘牢之。这是一个不小的诱惑，须知在东晋帝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非士族出身的人担任过王恭这一级的封疆大吏，属于大大超过了东晋帝国高层人事制度的行为，大大的破例。刘牢之不由得怦然心动，便与儿子刘敬宣商议此事，刘敬宣也表示赞同，而且听命于中央总比听命于王恭更名正言顺。
不料此事被王恭的参军何澹之探听到风声，连忙来向王恭报告。王恭虽然看不起刘牢之，但那是他身上自高自大的贵族习气使然，他并不讨厌刘牢之。过于自信的王恭认为何澹之与刘牢之平日有矛盾，并不相信这位何参军说的话。而且现在正要打仗呢，如果除掉刘牢之，难道你何澹之有本事指挥北府军？
于是王恭并不防备刘牢之，反而决定以诚相待。为了抚慰刘牢之，王恭特地设宴招待他。席间，王恭当着众人的面，拜刘牢之为义兄（对于士族观念极强的王恭来说，这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同时许下了和司马元显相同的重诺：“等这件事办成，我一入朝，就让卿接掌北府！”不知道如果王恭早这样做，能否让刘牢之为他尽死力，但现在显然已经晚了，不管刘牢之的内心是否有所触动，他倒向司马元显的决心已经不会改变。
唉，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噢，他比你先到！
数日后，刘牢之在竹里（今江苏句容县北）发动兵变，杀掉王恭的心腹将领顔延，率前方大军投降朝廷，同时派儿子刘敬宣与女婿高雅之回师京口，进攻王恭。此时一无所知的王恭正在城外阅兵，刘敬宣率领的骑兵突然杀到，王恭的部下立即崩溃！王恭想退回京口，但城池已经被高雅之抢占了，只好独自一人骑马逃生。
因为当初上帝造马的时候，马背可能没有参考过人体工程学的设计，长时间骑乘的舒适度比乘坐卡迪拉克差远了，再加上王恭平日里养尊处优，很少骑马，因此等他逃到曲阿（今江苏丹阳县）时，两腿都被马背磨得皮破血流，痛得实在不能再骑。于是改乘小船，准备投奔桓玄，结果在长塘湖被抓获，随后被送往建康斩首。王恭虽然没多大本事，处变不惊的名士风度还是有的，临刑前他仍很镇定，从容不迫地整理自己的须发，把帅坚持到死。并对监斩官说：“都怪我自己湖涂，轻信了不该信的人，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但追究我的本心，仍是忠于国家的，但愿百世之后的人们，知道有过我王恭这样一个人，我便知足了！”事后，抄没王恭的家产，并无余财，只有一些书籍而已。
总的来说，王恭的人品不能算坏，他起兵的本意也许真的出于公心，但他的能力太平庸不说，还眼高手低，刚愎自用。王恭如果真的成功掌权，恐怕也不会比司马道子强到哪儿去。
九月二日，朝廷以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统一指挥中央军。他将中央军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由卫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指挥，抵御王恭，西路由司马尚之指挥，讨伐豫州刺史庾楷。九月十日，司马尚之在牛渚（今安徽当涂县采石矶）大败庾楷，庾楷只身西逃，投奔正在顺江东下的桓玄，司马尚之随即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十六日，东下的杨佺期、桓玄军西上的司马尚之大战于白石（今安徽巢县东南），司马尚之大败而逃，弟弟司马恢之所率的水军全军覆没，杨佺期与桓玄乘胜推进到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至此，从表面上看，中央军已陷入强大的荆州军与京口军的东西夹击之中，且数战不利，局势已岌岌可危，要想摆脱危机，除非发生奇迹！
现在让我们先让目光离开战场，回过头来重新看一下司马元显的部署，可发现它并不是很合理的。西线主将司马尚之，是道子党的铁杆，比较可靠，这个倒也罢了；东线的主将王珣，却属于昌明党的人物，去年正是他与车胤一唱一和，忽悠掉了王国宝的脑袋，这样一位主将，能指望与王恭作战时不生二心吗？但司马元显似乎对此并不担心，因为他真正下注的地方，并不在王珣，而在刘牢之。
司马元显此生中最聪明的时刻，就是看穿了此刻王恭大军强大表象背后的致命内伤：道子党控制的中央政府为何害怕王恭和殷仲堪，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人有什么雄才大略。比如说王恭吧，若他手下没有北府军这样的劲旅和刘牢之这样的猛将，那他还有何可惧？因此时的刘牢之就是北府军的灵魂，策反了刘牢之也就等于策反了北府军。而王恭与刘牢之会是铁板一块吗？
就象王恭看不起刘牢之一样，刘牢之对自己这位顶头上司，也是颇不服气的。刘牢之的官位，是靠为国家立下百战功勋得来的，其间的每一步升迁，都对应着一段流血流汗、搏命厮杀的历史。放眼咱们大晋，现在还有谁论战功兵略比得了我刘牢之？不象某些人的高高在上，只是因为他的老爸，或者老爸的老爸是中央领导；只是因为虚有其表，形象有如包了草的绣花枕头；只是因为口中雌黄，善于夸夸其谈！
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听良言，一再生事，且只把自己当作小小部将，因而刘牢之的内心，对此极为不平。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老朋友，曾为北府旧将现任庐江太守的高素悄悄来见他。高素带来了司马元显的秘信，劝他背叛王恭，倒向朝廷，只要事成，就将王恭现在的职位授予刘牢之。这是一个不小的诱惑，须知在东晋帝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非士族出身的人担任过王恭这一级的封疆大吏，属于大大超过了东晋帝国高层人事制度的行为，大大的破例。刘牢之不由得怦然心动，便与儿子刘敬宣商议此事，刘敬宣也表示赞同，而且听命于中央总比听命于王恭更名正言顺。
不料此事被王恭的参军何澹之探听到风声，连忙来向王恭报告。王恭虽然看不起刘牢之，但那是他身上自高自大的贵族习气使然，他并不讨厌刘牢之。过于自信的王恭认为何澹之与刘牢之平日有矛盾，并不相信这位何参军说的话。而且现在正要打仗呢，如果除掉刘牢之，难道你何澹之有本事指挥北府军？
于是王恭并不防备刘牢之，反而决定以诚相待。为了抚慰刘牢之，王恭特地设宴招待他。席间，王恭当着众人的面，拜刘牢之为义兄（对于士族观念极强的王恭来说，这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同时许下了和司马元显相同的重诺：“等这件事办成，我一入朝，就让卿接掌北府！”不知道如果王恭早这样做，能否让刘牢之为他尽死力，但现在显然已经晚了，不管刘牢之的内心是否有所触动，他倒向司马元显的决心已经不会改变。
唉，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噢，他比你先到！
数日后，刘牢之在竹里（今江苏句容县北）发动兵变，杀掉王恭的心腹将领顔延，率前方大军投降朝廷，同时派儿子刘敬宣与女婿高雅之回师京口，进攻王恭。此时一无所知的王恭正在城外阅兵，刘敬宣率领的骑兵突然杀到，王恭的部下立即崩溃！王恭想退回京口，但城池已经被高雅之抢占了，只好独自一人骑马逃生。
因为当初上帝造马的时候，马背可能没有参考过人体工程学的设计，长时间骑乘的舒适度比乘坐卡迪拉克差远了，再加上王恭平日里养尊处优，很少骑马，因此等他逃到曲阿（今江苏丹阳县）时，两腿都被马背磨得皮破血流，痛得实在不能再骑。于是改乘小船，准备投奔桓玄，结果在长塘湖被抓获，随后被送往建康斩首。王恭虽然没多大本事，处变不惊的名士风度还是有的，临刑前他仍很镇定，从容不迫地整理自己的须发，把帅坚持到死。并对监斩官说：“都怪我自己湖涂，轻信了不该信的人，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但追究我的本心，仍是忠于国家的，但愿百世之后的人们，知道有过我王恭这样一个人，我便知足了！”事后，抄没王恭的家产，并无余财，只有一些书籍而已。
总的来说，王恭的人品不能算坏，他起兵的本意也许真的出于公心，但他的能力太平庸不说，还眼高手低，刚愎自用。王恭如果真的成功掌权，恐怕也不会比司马道子强到哪儿去。
三头同盟
刘牢之反正，王恭被杀，使战局发生了惊天大逆转。原本昌明党的西路军已经打到了建康城下，志在必得，可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原本强大的东路友军变成敌军。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主帅殷仲堪本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这不用说了，就连杨佺期和桓玄这两个自命豪雄的人物也给吓住了：刘牢之！北府军！这是好对付的么？两人不敢再进逼，回师蔡洲（长江中的沙洲）。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殷仲堪的这两位副手：
桓玄，字敬道，桓温的幼子。传说他的母亲马氏有一次和闺中密友们在夜里纳凉赏月，天上突然掉下一颗陨石来，落在旁边装水的铜盆里。凑近一看，是一枚直径两寸大的珠子，晶莹剔透，十分漂亮。马氏见了十分喜欢，就把它一口吞了下去（瞧这记录编的水平，你会没事把枚大钻戒吞下肚吗？就算马氏活得不耐烦了，她又有多大的喉咙，能吞下直径两寸的珠子？），然后按既定程序：怀孕、生贵子、生之时有光照室，故又得小名灵宝，总之是一则老套的政治神话。据说桓温非常喜欢这个小儿子，故临终立他为嗣子，承袭南郡公。桓玄七岁时，一次荆州的文武官员来拜别桓冲，桓冲摸着桓玄的头对他说：“这些人都是你父亲的老部下。”因为桓温的丧期刚刚结束，桓玄触景生情，失声痛哭，涕泪满面，场面感人，也给桓温的旧部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桓冲对这个侄儿也很宠爱，超过了自已的儿子，常指着自己的座位对众人说：“等到灵宝长大，我要把这个座位还给他。”
但没等桓玄成年，桓冲就病逝了，没能兑现承诺，桓家在东晋朝中的地位大降。因为桓温在晚年把朝廷欺负得够呛，所以司马道子掌权后，把桓玄也当作重点防范打压的对象，尽管他“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总之，风度不凡，多才多艺，而且又门第高贵，但一直未得任用，直到二十三岁，才当了个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并不是太子马厩的清洁工，“洗”是“先”的通假字，表示在太子的马前驱驰，即太子的侍从，一个秩比六百石的小官。后来又拜他为义兴太守，相较于桓玄的出身名望来说，这仍是个太小的官。因此桓玄觉得很掉份，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心里极为不满，干脆就炒了公家的鱿鱼，弃官回荆州。因为桓温的威名业绩，桓家在荆州树大根深，门生故吏遍布，所以桓玄尽管没什么官方职务，但在荆州的实际影响力，还在刺史殷仲堪之上。
杨佺期，弘农华阴人，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从杨震开始连续七代都有名德，是牌子很老的古典大士族。如果按照杨佺期自制的《全国士族排行榜》算，那么杨家的门第尚在江南两大顶级豪门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之上！可惜杨家因为过江太晚，又曾出仕伪朝，东晋各大士族都不买杨家的帐：肥差美缺就这么多，我们都还不够分哩，你这个新来的还想插前边吗？到后边老实排队去！因此出版社的人也就说了：你的这个东西嘛，太不河蟹了，不利于宏扬主旋律啊，也有损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所以呢，不能出版！结果“杨家第一”这个观念就只能存在于杨家人的脑海中，上不了政府的红头文件。象桓玄这样的人，甚至就认为杨家属于寒门！
对此杨佺期感到极为愤慨，他沉勇果敢，素以善战闻名，与哥哥杨广，弟弟杨思平都是强犷粗暴之辈。当他每一次感到受其他豪门的白眼时，都慷慨切齿，成为他前进的动力，为了找机会光大门楣，他参与了淝水之战后东晋的北伐，在其中屡建战功，虽然没能让别人认可杨家的门第，但也让很多人认为：杨佺期同志，还是比较能战斗的。
由此可见，这两个人彼此并不团结，但他们也有共同点：都对现状极为不满，想要找机会往上爬，官位都在殷仲堪之下，能力都在殷仲堪之上。殷仲堪则一面利用杨佺期来牵制桓玄，另一面又用桓玄牵制杨佺期，勉强维持仲裁人的位置。
有了王恭的先例，这一点也很快被人看出来了。桓冲的儿子桓修正在朝中担任左卫将军，向司马道子献计说：“西路的叛军可以不征而定。殷仲堪、桓玄等人之所以敢兴兵东下，完全是仰仗着王恭的北府军，现在王恭已经失败，他们的惊慌沮丧自然不用说了，这个时候如果以重利诱惑桓玄和杨佺期，仅靠他们两人就可以摆平殷仲堪。”
于是，朝廷下诏，发布了一系列人事任免令：一、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代替已当了俘虏的王愉；二、任命杨佺期为雍州刺史，原雍州刺史郗恢调回中央任尚书；三、任命桓修为荆州刺史，由刘牢之派军一千，护送他上任；四、原荆州刺史殷仲堪降为广州刺史。（今天广东比湖北富多了，但在东晋时恰恰相反。而且当时的广州刺史是刁逵，就是当初把欠债的刘裕抓起来吊打的那位大债主，此次的人事命令中却没有说殷仲堪如到任，刁逵怎么安排？可见司马道子父子其实压根没打算让殷仲堪就任。）
殷仲堪得到诏书后，又惊又怒，催促桓玄、杨佺期二人赶快进兵。但桓、杨二人本来就是为了出人头地才出来玩命的，并不是什么昌明党久经考验的忠诚党员，此时都生了二心，殷仲堪的命令已经指挥不动他们了。殷刺史发现势头不对，也不通知桓、杨二人一声，就带着自己的直属部队撤走。殷仲堪一边撤，一边还放出风声警告驻扎在蔡洲的桓玄、杨佺期部众，让他们尽快解散回荆州，如果不回来，自己回到江陵就要杀他们的家属！桓玄、杨佺期的军队顿时人心浮动，两人大惊，也只好狼狈西撤，追赶殷仲堪，直到寻阳才把他给追上。此时，三个人都重新冷静下来：大家已经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
一千多年后，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一月，大名鼎鼎的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反清，接着，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于福建，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二月，平南王世子尚之信幽禁老父尚可喜，反于广东，这就是清初著名的“三藩之乱”。当时清帝玄烨为了孤立三藩之首的吴三桂，就采用了与司马道子父子类似的手法：停撤靖南、平南两藩，宣布除吴三桂外，包括耿精忠、尚之信在内的其他人只要反正，全部给予赦免。这一招很成功，耿精忠和尚之信后来都投降了清朝，有“圣祖仁皇帝”亲口许的诺，这回该没事了吧？谁知等吴军一失势，清廷就杀了尚之信全家（尚可喜先已病死）！等清军攻克昆明，耿精忠和几个心腹便在北京享受了凌迟这种高规格死刑，其余子孙部下皆斩！
这个典故，殷仲堪等三人虽然不知道，但这个道理，三人是明白的：现在万万不可以自相残杀！于是，尽管三人之间已无信任可言，但还是达成了合作协议，互送子弟为人质，结成三方同盟，并推桓玄为盟主（王恭一死，殷仲堪也不能当头了）。盟约签订以后，三人发表了《寻阳联合公报》，公报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替王恭鸣冤，要求严厉惩办刘牢之和司马尚之；二、上疏强调殷仲堪无罪，不该被降职；三、部份接受中央的人事命令，即桓玄任江州刺史、杨佺期任雍州刺史这两项。
虽然战局已经逆转，但司马元显觉得此时兴兵西讨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而且就算成功，除掉已经削弱的昌明党，却养大一个刘牢之，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朝廷与三方同盟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互做了一些让步，三方同盟放弃第一条要求，而朝廷也不再降殷仲堪的官，双方终于达成了停火协议，第二次“昌道内战”结束。
在这次内战进行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目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的小插曲：有一位名叫孙泰的宗教界人士当时正在新安（今安徽歙县）当太守，以为国赴难、讨伐王恭的名义，并利用他是五斗米道教主的有利条件，聚集起私兵数千，欲图大事。司马元显怕他尾大不掉，派人将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诱杀，只有一个侄儿侥幸逃脱，率一百多名铁杆教徒逃入海岛，发誓报仇！这个侄儿的名字，叫作孙恩。
刘牢之反正，王恭被杀，使战局发生了惊天大逆转。原本昌明党的西路军已经打到了建康城下，志在必得，可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原本强大的东路友军变成敌军。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主帅殷仲堪本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这不用说了，就连杨佺期和桓玄这两个自命豪雄的人物也给吓住了：刘牢之！北府军！这是好对付的么？两人不敢再进逼，回师蔡洲（长江中的沙洲）。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殷仲堪的这两位副手：
桓玄，字敬道，桓温的幼子。传说他的母亲马氏有一次和闺中密友们在夜里纳凉赏月，天上突然掉下一颗陨石来，落在旁边装水的铜盆里。凑近一看，是一枚直径两寸大的珠子，晶莹剔透，十分漂亮。马氏见了十分喜欢，就把它一口吞了下去（瞧这记录编的水平，你会没事把枚大钻戒吞下肚吗？就算马氏活得不耐烦了，她又有多大的喉咙，能吞下直径两寸的珠子？），然后按既定程序：怀孕、生贵子、生之时有光照室，故又得小名灵宝，总之是一则老套的政治神话。据说桓温非常喜欢这个小儿子，故临终立他为嗣子，承袭南郡公。桓玄七岁时，一次荆州的文武官员来拜别桓冲，桓冲摸着桓玄的头对他说：“这些人都是你父亲的老部下。”因为桓温的丧期刚刚结束，桓玄触景生情，失声痛哭，涕泪满面，场面感人，也给桓温的旧部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桓冲对这个侄儿也很宠爱，超过了自已的儿子，常指着自己的座位对众人说：“等到灵宝长大，我要把这个座位还给他。”
但没等桓玄成年，桓冲就病逝了，没能兑现承诺，桓家在东晋朝中的地位大降。因为桓温在晚年把朝廷欺负得够呛，所以司马道子掌权后，把桓玄也当作重点防范打压的对象，尽管他“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总之，风度不凡，多才多艺，而且又门第高贵，但一直未得任用，直到二十三岁，才当了个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并不是太子马厩的清洁工，“洗”是“先”的通假字，表示在太子的马前驱驰，即太子的侍从，一个秩比六百石的小官。后来又拜他为义兴太守，相较于桓玄的出身名望来说，这仍是个太小的官。因此桓玄觉得很掉份，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心里极为不满，干脆就炒了公家的鱿鱼，弃官回荆州。因为桓温的威名业绩，桓家在荆州树大根深，门生故吏遍布，所以桓玄尽管没什么官方职务，但在荆州的实际影响力，还在刺史殷仲堪之上。
杨佺期，弘农华阴人，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从杨震开始连续七代都有名德，是牌子很老的古典大士族。如果按照杨佺期自制的《全国士族排行榜》算，那么杨家的门第尚在江南两大顶级豪门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之上！可惜杨家因为过江太晚，又曾出仕伪朝，东晋各大士族都不买杨家的帐：肥差美缺就这么多，我们都还不够分哩，你这个新来的还想插前边吗？到后边老实排队去！因此出版社的人也就说了：你的这个东西嘛，太不河蟹了，不利于宏扬主旋律啊，也有损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所以呢，不能出版！结果“杨家第一”这个观念就只能存在于杨家人的脑海中，上不了政府的红头文件。象桓玄这样的人，甚至就认为杨家属于寒门！
对此杨佺期感到极为愤慨，他沉勇果敢，素以善战闻名，与哥哥杨广，弟弟杨思平都是强犷粗暴之辈。当他每一次感到受其他豪门的白眼时，都慷慨切齿，成为他前进的动力，为了找机会光大门楣，他参与了淝水之战后东晋的北伐，在其中屡建战功，虽然没能让别人认可杨家的门第，但也让很多人认为：杨佺期同志，还是比较能战斗的。
由此可见，这两个人彼此并不团结，但他们也有共同点：都对现状极为不满，想要找机会往上爬，官位都在殷仲堪之下，能力都在殷仲堪之上。殷仲堪则一面利用杨佺期来牵制桓玄，另一面又用桓玄牵制杨佺期，勉强维持仲裁人的位置。
有了王恭的先例，这一点也很快被人看出来了。桓冲的儿子桓修正在朝中担任左卫将军，向司马道子献计说：“西路的叛军可以不征而定。殷仲堪、桓玄等人之所以敢兴兵东下，完全是仰仗着王恭的北府军，现在王恭已经失败，他们的惊慌沮丧自然不用说了，这个时候如果以重利诱惑桓玄和杨佺期，仅靠他们两人就可以摆平殷仲堪。”
于是，朝廷下诏，发布了一系列人事任免令：一、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代替已当了俘虏的王愉；二、任命杨佺期为雍州刺史，原雍州刺史郗恢调回中央任尚书；三、任命桓修为荆州刺史，由刘牢之派军一千，护送他上任；四、原荆州刺史殷仲堪降为广州刺史。（今天广东比湖北富多了，但在东晋时恰恰相反。而且当时的广州刺史是刁逵，就是当初把欠债的刘裕抓起来吊打的那位大债主，此次的人事命令中却没有说殷仲堪如到任，刁逵怎么安排？可见司马道子父子其实压根没打算让殷仲堪就任。）
殷仲堪得到诏书后，又惊又怒，催促桓玄、杨佺期二人赶快进兵。但桓、杨二人本来就是为了出人头地才出来玩命的，并不是什么昌明党久经考验的忠诚党员，此时都生了二心，殷仲堪的命令已经指挥不动他们了。殷刺史发现势头不对，也不通知桓、杨二人一声，就带着自己的直属部队撤走。殷仲堪一边撤，一边还放出风声警告驻扎在蔡洲的桓玄、杨佺期部众，让他们尽快解散回荆州，如果不回来，自己回到江陵就要杀他们的家属！桓玄、杨佺期的军队顿时人心浮动，两人大惊，也只好狼狈西撤，追赶殷仲堪，直到寻阳才把他给追上。此时，三个人都重新冷静下来：大家已经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
一千多年后，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一月，大名鼎鼎的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反清，接着，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于福建，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二月，平南王世子尚之信幽禁老父尚可喜，反于广东，这就是清初著名的“三藩之乱”。当时清帝玄烨为了孤立三藩之首的吴三桂，就采用了与司马道子父子类似的手法：停撤靖南、平南两藩，宣布除吴三桂外，包括耿精忠、尚之信在内的其他人只要反正，全部给予赦免。这一招很成功，耿精忠和尚之信后来都投降了清朝，有“圣祖仁皇帝”亲口许的诺，这回该没事了吧？谁知等吴军一失势，清廷就杀了尚之信全家（尚可喜先已病死）！等清军攻克昆明，耿精忠和几个心腹便在北京享受了凌迟这种高规格死刑，其余子孙部下皆斩！
这个典故，殷仲堪等三人虽然不知道，但这个道理，三人是明白的：现在万万不可以自相残杀！于是，尽管三人之间已无信任可言，但还是达成了合作协议，互送子弟为人质，结成三方同盟，并推桓玄为盟主（王恭一死，殷仲堪也不能当头了）。盟约签订以后，三人发表了《寻阳联合公报》，公报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替王恭鸣冤，要求严厉惩办刘牢之和司马尚之；二、上疏强调殷仲堪无罪，不该被降职；三、部份接受中央的人事命令，即桓玄任江州刺史、杨佺期任雍州刺史这两项。
虽然战局已经逆转，但司马元显觉得此时兴兵西讨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而且就算成功，除掉已经削弱的昌明党，却养大一个刘牢之，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朝廷与三方同盟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互做了一些让步，三方同盟放弃第一条要求，而朝廷也不再降殷仲堪的官，双方终于达成了停火协议，第二次“昌道内战”结束。
在这次内战进行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目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的小插曲：有一位名叫孙泰的宗教界人士当时正在新安（今安徽歙县）当太守，以为国赴难、讨伐王恭的名义，并利用他是五斗米道教主的有利条件，聚集起私兵数千，欲图大事。司马元显怕他尾大不掉，派人将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诱杀，只有一个侄儿侥幸逃脱，率一百多名铁杆教徒逃入海岛，发誓报仇！这个侄儿的名字，叫作孙恩。
为600年以前的人画像,能画得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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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得准才叫怪事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古代的人物绘像，十幅怕有九幅都是不准的，很多连人都不象，更别说象某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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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得准才叫怪事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古代的人物绘像，十幅怕有九幅都是不准的，很多连人都不象，更别说象某人了。
我觉得有可能那个时候的人就是那样的 长得难看 基本所有的人像都是那么难看 几千年才进化到我们现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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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遗留下来的画像、塑像象不象主要由艺术流派和艺术水平决定，并不是由模特决定。比如下图，这个塑像的作者比阎立本早多了，你能看出他与现代人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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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遗留下来的画像、塑像象不象主要由艺术流派和艺术水平决定，并不是由模特决定。比如下图，这个塑像的作者比阎立本早多了，你能看出他与现代人有何区别？
元显扩军下
到了东汉末年，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声中，东汉中央政府的威信与军力一起扫地，中央军的无能让私人武装获得了急剧发展的机会，例如我们熟悉的曹操、刘备、孙坚等人的初始军力都是私人组建的，非国家的编制军队。当这些私人武装升级为军阀集团后，尽管他们往往已拥有了合法的官爵职位，控制着大片的州郡土地，但已无法按照原有的征兵制度为自己征募兵员了。这是因为天下分崩，兵连祸结，导致人口锐减不说，剩余的百姓也往往不入坞堡，便成流民，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原先合法的基层政府机构，什么乡镇村社居委会之类的，全都消失无踪，你想这兵还怎么征？
我们假想一下，比如说某一天，兖州牧要征兵，他先去市政府调查户籍资料，查得XX村还有XX名男丁今年该服役了，好，发份通知下去，让他们赶快来报到。
什么，通知发给谁？这么笨啊，不会发给乡官吗？
什么，那疙瘩没乡官？发给亭长吧。
那疙瘩没亭长？那发给里正吧。
那疙瘩也没里正？这…这…（头风犯了，晕倒中…）
算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不了下一次基层，为征兵处的干部做做表率。可当苏醒过来的曹州牧亲自到XX村一看，得，从村头到村尾，站着喘气的一个没见着，躺着不喘气的倒是有不少。曹领导郁闷到了家，心中慨叹，几句传颂千古的诗句脱口而出：“…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上边这一段是虾扯蛋，不用当真，不过在下怀疑，曹公难过的主要原因是这种局面害得他征兵征税太困难，因为这种惨状的形成，他自己也“功不可没”）
但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何况还是孟德公这样的聪明人。资源不足，就要加强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一项重大改革，世兵制的一种，军户制便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军户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原先私兵的放大与规范化。当年豪强地主们在组建私兵的时候，不可能象政府那样去按户籍抽丁，都是从亲戚、家仆、依附佃户中招人手，彼此之间一般有较亲密的关系，比较容易上下一心。士兵是由依附民、家仆等组成，往往全家都附属于兵主，他们一般不容易叛降或逃亡。对于乱世军阀来说，这些优点都是非常可贵的，而且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是军阀们的宝贵财富，也不容流失。于是，以曹操为代表的军阀先进分子，便纷纷执行了“兵农分离”政策，将士兵及其家属的户籍专门提出来，组成军户，实行军事化的集中管理，一切行动听指挥，解除了他们的徭役和赋税负担，专职当兵。平民一旦加入军户，除非有最高领导的特批，永远不能脱籍，任职终身，父死子继。
出于保持军户战斗力的考虑，军阀们对军户的个人问题都非常关心，总会想方设法给他们找个老婆成个家，这样做有三大好处：一、体现领导对军户士兵的关怀，有助于提升士气；二、让军户生下小军户，保持军户的人数稳定，也就是保证了稳定的兵源；三、军户士兵有了妻儿，领导手中也就有了人质，可以防止士兵叛逃，反正你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从另一方面看，当时的平民加入军户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战乱时代，军队作为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其生存下去的机率远高于没有自卫能力的自耕农，衣食可以维持温饱，还可以有个家，虽然不得自由，但对于灾难深重的乱世民来说，这些条件已经够优越的了。
要在乱世称雄，光“足兵”是不够的，还得“足食”，屯田政策因此出台。战乱时代，自耕农为了躲避战祸而大量逃亡成为流民，使得大片良田化为荒地无人耕种，而大批流民却无地可耕。以曹操为代表的一些军阀开始将控制的荒地改建成大型的国有农场，吸引流民前来耕种。管理部门为流民们提供安全保障和基本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并且不用服役，只要安心种田，但要按50%--60%的高税率交租纳粮。这样屯田户就出现了，它与军户相辅相成，如同双臂，共同支撑起曹、孙等成功集团的天下。
经过这样的改革，在国家的户籍资料上，平民被划分成了三大部份，各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一、军户，世袭军队，不用交税和服徭役；二、屯田户，国有农奴，不用服兵役和徭役，但要承担极重的租税；三、郡县民，即原有的自耕农与手工业者，他们需承担徭役和交纳较轻的税（10%左右），在紧急状态下也要服兵役，补充军户的不足。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分工越细，则总的生产效率一般也就越高，故而这个制度在创立之初是行之有效的，军户的社会地位在三者之中还有些偏上，其士兵也是比较有战斗力的。
然而，世间的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五九年一顿饭能吃上两窝头的人是旁人的羡慕对象，零九年一顿饭只能吃上两窝头的人是政府的救济对象。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战争烈度的下降，军户处境由优转劣。首先，是因为战争渐渐变少了，国家继续养着这些军户就觉得有点亏了，于是一些地方就开始试点，把没有作战任务的军户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只是部份军户屯田，但随后官员们发现这样做可以创收出政绩，增加GDP，很快推广开来，而且其税率比照屯田户，甚至更高，如《晋书•傅玄传》载：“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这还让人活吗？当其他平民享受到战事减少带来的利益时，军户的处境却反而恶化了，他们不单仍要服兵役，而且还要充当国有农奴，逐渐变成平民中的下等人。
为什么在三部份平民中，就军户这么倒霉？这主要是因为军户的身份存在一个先天不足，它对国家的依附性比屯田户和郡县民都要强，处在国家的严密管控之下，这使得政府也罢，各级领导也罢，要从军户身上刮油水比从其他平民身上刮更加容易方便。要想忍住不欺负欺负，不敲诈敲诈，那得有多大的定力啊？总之，不是我们嘴馋，要怪就怪这块肉太嫩！
随着军户经济地位的恶化，自然不可避免带来社会地位的低下。到曹魏末期时，政府打击犯罪分子的一个常用手段就是把他们降为军户！而表彰军方英模时，又常常将解除军户身份当作奖励！到了这个时候，套用哈姆雷特的话已经可以这么说：军户，你的名字叫贱民！
在这个世界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国家的螺丝钉，祖国要求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人，虽然不能说一个没有，但从来比例都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一般人在一个多劳少得，且遭人歧视的行当中，是不可能长久保持敬业精神的，必然会想尽办法跳槽。而且随着战争的减少和繁重劳役对训练时间的挤占，军户们的作战经验与军事技能也不可避免得会衰退。等到天下再次大乱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原先支撑帝国大厦的武力基石——军户，早已变得千疮百孔，士气低落，技艺荒疏。这样的危楼怎还经得起八级地震的洗礼？西晋帝国便理所当然地，忽啦啦倒了下来。
东晋建立后，原先西晋控制的军户绝大部份都已丧失，帝国面临着无兵可用的窘境，为了应对危机，东晋统治当局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募兵来代替军户世兵，募兵有较高的待遇，择优取兵，军功与赏爵直接挂钩，因而斗志高昂，战斗力很强，但缺点是成本也很高，管理不易，容易脱离中央控制，向军阀化发展，比较典型的如北府军。另一种是重建军户，用调发奴客、谪补罪人家属、隐实户口、料简速亡等手段将社会的弱势群体大批塞进军户。这样做的好处是成本低廉，操作简便，而且还可以为军方领导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只是提到战斗力嘛，那就不好恭维了。同时，经过这样的重建，军户的社会地位跌到谷底，其处境接近劳改农场的劳改犯，而且刑期比无期还无期（无期徒刑至少不用连累子孙）。
这回我重新来看司马元显的新政策，就可以多一点感性认识了。比如说，你是浙江乡下一名半自耕农，日子虽然不宽裕，但也还能维持，交完了主人的租（一般是50%，而依附民的税是由主人代交的），剩下就是自己的了，也不用担惊受怕，闲时还可以对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享享天伦之乐。平日老实本份，没招谁没惹谁。
突然，这天来了一位官差老爷，通知你说：你已经“自愿”到建康的“劳改农场”服刑，限期去报到！今后你将不知被派到什么地方去打仗，而你的妻儿将留在建康，一面作苦力，一面充当人质。而且你的子孙也将永远过这种永无出头之日的劳改犯生活，你愿意吗？于是，你带着几分疑惑地问：我好象没同意自愿吧？官差老爷说：什么，你不自愿，看来你的政治觉悟还不够高啊，应该加强学习。那就到学习班去“学习”几天。到时候饿你三天不管饭，看你自愿不自愿！
至此，三吴地区民怨沸腾，官逼民反的条件基本上已酝酿成熟，只差一个划出火星的带头人了。
到了东汉末年，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声中，东汉中央政府的威信与军力一起扫地，中央军的无能让私人武装获得了急剧发展的机会，例如我们熟悉的曹操、刘备、孙坚等人的初始军力都是私人组建的，非国家的编制军队。当这些私人武装升级为军阀集团后，尽管他们往往已拥有了合法的官爵职位，控制着大片的州郡土地，但已无法按照原有的征兵制度为自己征募兵员了。这是因为天下分崩，兵连祸结，导致人口锐减不说，剩余的百姓也往往不入坞堡，便成流民，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原先合法的基层政府机构，什么乡镇村社居委会之类的，全都消失无踪，你想这兵还怎么征？
我们假想一下，比如说某一天，兖州牧要征兵，他先去市政府调查户籍资料，查得XX村还有XX名男丁今年该服役了，好，发份通知下去，让他们赶快来报到。
什么，通知发给谁？这么笨啊，不会发给乡官吗？
什么，那疙瘩没乡官？发给亭长吧。
那疙瘩没亭长？那发给里正吧。
那疙瘩也没里正？这…这…（头风犯了，晕倒中…）
算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不了下一次基层，为征兵处的干部做做表率。可当苏醒过来的曹州牧亲自到XX村一看，得，从村头到村尾，站着喘气的一个没见着，躺着不喘气的倒是有不少。曹领导郁闷到了家，心中慨叹，几句传颂千古的诗句脱口而出：“…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上边这一段是虾扯蛋，不用当真，不过在下怀疑，曹公难过的主要原因是这种局面害得他征兵征税太困难，因为这种惨状的形成，他自己也“功不可没”）
但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何况还是孟德公这样的聪明人。资源不足，就要加强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一项重大改革，世兵制的一种，军户制便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军户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原先私兵的放大与规范化。当年豪强地主们在组建私兵的时候，不可能象政府那样去按户籍抽丁，都是从亲戚、家仆、依附佃户中招人手，彼此之间一般有较亲密的关系，比较容易上下一心。士兵是由依附民、家仆等组成，往往全家都附属于兵主，他们一般不容易叛降或逃亡。对于乱世军阀来说，这些优点都是非常可贵的，而且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是军阀们的宝贵财富，也不容流失。于是，以曹操为代表的军阀先进分子，便纷纷执行了“兵农分离”政策，将士兵及其家属的户籍专门提出来，组成军户，实行军事化的集中管理，一切行动听指挥，解除了他们的徭役和赋税负担，专职当兵。平民一旦加入军户，除非有最高领导的特批，永远不能脱籍，任职终身，父死子继。
出于保持军户战斗力的考虑，军阀们对军户的个人问题都非常关心，总会想方设法给他们找个老婆成个家，这样做有三大好处：一、体现领导对军户士兵的关怀，有助于提升士气；二、让军户生下小军户，保持军户的人数稳定，也就是保证了稳定的兵源；三、军户士兵有了妻儿，领导手中也就有了人质，可以防止士兵叛逃，反正你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从另一方面看，当时的平民加入军户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战乱时代，军队作为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其生存下去的机率远高于没有自卫能力的自耕农，衣食可以维持温饱，还可以有个家，虽然不得自由，但对于灾难深重的乱世民来说，这些条件已经够优越的了。
要在乱世称雄，光“足兵”是不够的，还得“足食”，屯田政策因此出台。战乱时代，自耕农为了躲避战祸而大量逃亡成为流民，使得大片良田化为荒地无人耕种，而大批流民却无地可耕。以曹操为代表的一些军阀开始将控制的荒地改建成大型的国有农场，吸引流民前来耕种。管理部门为流民们提供安全保障和基本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并且不用服役，只要安心种田，但要按50%--60%的高税率交租纳粮。这样屯田户就出现了，它与军户相辅相成，如同双臂，共同支撑起曹、孙等成功集团的天下。
经过这样的改革，在国家的户籍资料上，平民被划分成了三大部份，各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一、军户，世袭军队，不用交税和服徭役；二、屯田户，国有农奴，不用服兵役和徭役，但要承担极重的租税；三、郡县民，即原有的自耕农与手工业者，他们需承担徭役和交纳较轻的税（10%左右），在紧急状态下也要服兵役，补充军户的不足。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分工越细，则总的生产效率一般也就越高，故而这个制度在创立之初是行之有效的，军户的社会地位在三者之中还有些偏上，其士兵也是比较有战斗力的。
然而，世间的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五九年一顿饭能吃上两窝头的人是旁人的羡慕对象，零九年一顿饭只能吃上两窝头的人是政府的救济对象。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战争烈度的下降，军户处境由优转劣。首先，是因为战争渐渐变少了，国家继续养着这些军户就觉得有点亏了，于是一些地方就开始试点，把没有作战任务的军户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只是部份军户屯田，但随后官员们发现这样做可以创收出政绩，增加GDP，很快推广开来，而且其税率比照屯田户，甚至更高，如《晋书•傅玄传》载：“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这还让人活吗？当其他平民享受到战事减少带来的利益时，军户的处境却反而恶化了，他们不单仍要服兵役，而且还要充当国有农奴，逐渐变成平民中的下等人。
为什么在三部份平民中，就军户这么倒霉？这主要是因为军户的身份存在一个先天不足，它对国家的依附性比屯田户和郡县民都要强，处在国家的严密管控之下，这使得政府也罢，各级领导也罢，要从军户身上刮油水比从其他平民身上刮更加容易方便。要想忍住不欺负欺负，不敲诈敲诈，那得有多大的定力啊？总之，不是我们嘴馋，要怪就怪这块肉太嫩！
随着军户经济地位的恶化，自然不可避免带来社会地位的低下。到曹魏末期时，政府打击犯罪分子的一个常用手段就是把他们降为军户！而表彰军方英模时，又常常将解除军户身份当作奖励！到了这个时候，套用哈姆雷特的话已经可以这么说：军户，你的名字叫贱民！
在这个世界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国家的螺丝钉，祖国要求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人，虽然不能说一个没有，但从来比例都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一般人在一个多劳少得，且遭人歧视的行当中，是不可能长久保持敬业精神的，必然会想尽办法跳槽。而且随着战争的减少和繁重劳役对训练时间的挤占，军户们的作战经验与军事技能也不可避免得会衰退。等到天下再次大乱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原先支撑帝国大厦的武力基石——军户，早已变得千疮百孔，士气低落，技艺荒疏。这样的危楼怎还经得起八级地震的洗礼？西晋帝国便理所当然地，忽啦啦倒了下来。
东晋建立后，原先西晋控制的军户绝大部份都已丧失，帝国面临着无兵可用的窘境，为了应对危机，东晋统治当局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募兵来代替军户世兵，募兵有较高的待遇，择优取兵，军功与赏爵直接挂钩，因而斗志高昂，战斗力很强，但缺点是成本也很高，管理不易，容易脱离中央控制，向军阀化发展，比较典型的如北府军。另一种是重建军户，用调发奴客、谪补罪人家属、隐实户口、料简速亡等手段将社会的弱势群体大批塞进军户。这样做的好处是成本低廉，操作简便，而且还可以为军方领导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只是提到战斗力嘛，那就不好恭维了。同时，经过这样的重建，军户的社会地位跌到谷底，其处境接近劳改农场的劳改犯，而且刑期比无期还无期（无期徒刑至少不用连累子孙）。
这回我重新来看司马元显的新政策，就可以多一点感性认识了。比如说，你是浙江乡下一名半自耕农，日子虽然不宽裕，但也还能维持，交完了主人的租（一般是50%，而依附民的税是由主人代交的），剩下就是自己的了，也不用担惊受怕，闲时还可以对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享享天伦之乐。平日老实本份，没招谁没惹谁。
突然，这天来了一位官差老爷，通知你说：你已经“自愿”到建康的“劳改农场”服刑，限期去报到！今后你将不知被派到什么地方去打仗，而你的妻儿将留在建康，一面作苦力，一面充当人质。而且你的子孙也将永远过这种永无出头之日的劳改犯生活，你愿意吗？于是，你带着几分疑惑地问：我好象没同意自愿吧？官差老爷说：什么，你不自愿，看来你的政治觉悟还不够高啊，应该加强学习。那就到学习班去“学习”几天。到时候饿你三天不管饭，看你自愿不自愿！
至此，三吴地区民怨沸腾，官逼民反的条件基本上已酝酿成熟，只差一个划出火星的带头人了。
孙恩起事
点火星的人就在离大陆不远的舟山群岛上，他便是五斗米道教主孙泰的那个侄子孙恩。
孙恩，字灵秀，按《晋书》的说法，他是孙秀的族人。这又是一条让人头痛的记录，因为在晋朝的历史上，出现过两位叫孙秀的大人物：
孙秀一号，系著名的小霸王孙策幼弟孙匡之孙，三国时吴国孙氏皇族，曾任吴国的前将军兼夏口督，后来吴主孙皓对他猜忌，他为了避祸而投奔西晋，得到了司马氏的厚待，被任命为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封会稽公（在这点上稍稍有点象慕容垂）。在吴国灭亡时，已身为晋臣的他悲从中来，面向南方大哭说：“昔讨逆（孙策）壮年，以一校尉创立基业；今孙皓举江南而弃之！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后于晋惠帝永宁年间（公元301--302年）病逝；
孙秀二号，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的狗头军师，曾给司马伦出主意，借皇后贾南风之手杀太子司马遹，再借给太子报仇之名，除掉贾南风，成功地让大草包司马伦执掌了西晋大权。因为司马伦无能，基本上是孙秀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孙秀趁机玩弄权术，巧取豪夺，排斥异已，诛杀名臣，弄得天怒人怨。齐王司马冏等人起兵反司马伦，孙秀被杀于中书省。
那么孙恩究竟是这两位孙秀中哪一位的亲戚呢？在维基百科中认为他是孙秀一号的亲戚，但没有给出论证，很可能有误。因为《晋书•孙恩传》还提到，孙恩祖籍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南），虽然两位孙秀在《晋书》中均无传，但我们知道孙秀一号的曾祖父孙坚，是吴郡富春县（今浙江杭州富阳）人，而《晋书•司马伦传》中提到孙秀二号原为琅琊小吏，由此看来，孙恩更可能是第二位孙秀的亲戚。
孙恩家祖上世奉五斗米道，到叔父孙泰时，成为吴郡（今江苏苏州）一带五斗米道的首领，宗教界的巨头。五斗米道又称正一道、天师道，始创于东汉顺帝年间的张道陵，是道教最早的流派，论资格，比张角的太平道还要古老，因入道者须出五斗米的会费，故而得名。太平道后来因为发动黄巾起义，之后迅速消亡，五斗米道却乘机发扬光大。在东汉末年，还由教主张鲁建立了汉中政权。到东晋时，五斗米道继续走宏运，信徒遍及东南，上至王、谢豪门，下到贩夫走卒，其宗教首领也自然成为具有极大潜在实力的人物。孙泰被杀后，他的很多信徒都不相信他真的死了，认为他是蝉蜕登仙，所以继续给孙恩支持（难道是等下一波成仙名额？），偷偷给他送粮送水，输送消息。
如今，在海岛上卧薪尝胆了快一年的孙恩发现，报仇的机会来了，于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月，率领他那支小小的队伍从舟山岛出发，一场波及东晋大部份州郡，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乱爆发，历史上一般称为孙恩、卢循起义。不过这种定义尚存争议，因主要首领孙恩、卢循等人都属于中、下级士族，视为士族间的内斗似乎更合理些。也有说因孙恩之乱的参加者多是贫苦的下层百姓，所以它是农民起义，可政府军的士兵难道出身多数也不会是贵族啊。
让我们先撇开复杂的定义问题，接着叙事。孙恩军出发后，在上虞县（今属浙江）登陆，出其不意，一举攻克了上虞县城，处死县令。三吴一带郡县那些眼看要“被自愿”充当军户的百姓和在新政策中受到损失的下层士族们如遇救星，纷纷加入他的队伍，孙恩的军队迅速扩大。接着，孙恩进军下一个目标，重镇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会稽城内此时的最高军政长官，是会稽内史王凝之，一位比孙恩还要虔诚的五斗米道信徒。
注：自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度，郡的长官为太守，亲王的封国则设置内史管理民政，后来亲王的封国大多变成遥领，内史也就成为封国的最高长官了。所以太守、内史都可以翻译为市长。
王凝之，出身名门，是“书圣”王羲之的次子，王献之的哥哥，他的妻子是著名的才女，谢玄之妹谢道韫。按说王凝之和这么多人精一起扎堆，多少也该沾点儿灵气才对，可他仍旧是傻得可爱。谢道韫一次回家省亲时，叔父谢安问她王凝之如何，谢道韫叹气说：“过去在家中，叔父辈有阿大（谢安）、中郎（谢万），兄弟辈中有封（谢韶）、胡（谢朗）、羯（谢玄）、末（谢川），还以为世间男子多是俊材，没想到天地之大，也能产生王郎这号人！”
王凝之不愧是一位好丈夫，为了不让爱妻对自己的鉴定结果落空，他就很努力地向那个鉴定标准看齐。等孙恩的军队逼近会稽时，他不做任何常规防备，只是在道观里磕拜念咒，学着林正英的样子大作法事。忐忑不安的属下向他请示方略，王内史很镇静地说：“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请了神仙，借来鬼兵把守各处要道，每处都有数万，何惧盗贼！”所以说王大内史的虔诚不是盖的，连孙恩都只敢给自己的属下注册一个“长生人”的商标，想像力还没丰富到可以驱使“鬼兵”作战的境界。
不多时，孙恩的军队攻到会稽城下，王凝之这才惊奇的发现：原来孙恩的道术比自己还要“精湛”，如此强大的鬼兵都没把他挡住！没奈何，王凝之只好落荒而逃，但为时已晚，很快被孙恩的人抓住。而孙恩也不念他是同门道友，立即就把他给杀掉了。王凝之终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和妻子的见识。谢道韫得知消息后，镇定自若，带领家仆婢女，提刀在手，试图突围而出，亲手砍杀数名孙恩军士后，终于寡不敌众，被抓住。孙恩因为久仰谢道韫的才华和佩服她的胆识，也对她以礼相待，将其送回故乡。
攻下会稽后，孙恩军如同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股牌，接下来的发展，可以用势如破竹来形容了。很短的时间内，三吴地区的民众群起响应，孙恩的部众仿佛吹泡泡一样，“长生人”迅速膨胀到几十万（很可能是把男女老幼都算上了），如果名符其实的话，这真是人类医学史上的空前进步啊！因为三吴一带太平已久，官军兵力微弱，又士不习战，几乎是望风崩溃，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王崇、义兴太守魏隐等都弃城逃走，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等则被杀死。十几天后，会稽、吴郡（今江苏苏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临海（今浙江临海）、永嘉（今浙江温州）、东阳（今浙江金华）、新安（今浙江淳安）八个郡都被孙恩的军队所控制。
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让孙恩意气风发，得意洋洋地向部属们说：“天下大势已定，不用再打战了，你们就等着和我一起穿起朝服到建康当大官吧！”想到这样的美好前景，孙恩决定让自己先习惯一下，他自称东晋的征东将军，并上疏给白痴皇帝，指控司马道子与司马元显的罪行，请示将他们处死。这样做当然不会有什么用处，但由此可以看出，孙恩压根就没把自个当外人，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是很高的！
从他对待谢道韫的那件事来看，孙恩其实也不能算什么穷凶极恶之人，但一来，他突然间有了几十万部众，却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相应的根据地和后勤供应系统，不可能靠收税发饷来维持庞大集团的正常运转；二来，久受压迫的下层民众，一朝爆发，翻身斗地主，一般也不会有多崇高的理想追求，例如那位末庄的阿Q同志，他要去“革命”的动力不过是“元宝，洋钱，洋纱衫”外加“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而东晋时代下层平民的思想觉悟，多数也高不过阿Q，所以，孙恩的军队军纪要不败坏，那才让人奇怪。史载，孙恩军沿路抢劫财物，焚毁房屋，“所过掠财物，烧邑屋，焚仓廪”。尤其是那些替司马元显征召“乐属”的基层官员们更是倒足了血霉，往往被愤怒的孙恩军队（原先他们很多是即将被逼上路的“乐属”）做成了肉制食品，强迫他们的妻子儿女去吃丈夫或父亲的肉，而且不管你牙好不好，有没有胃口，用没用蓝天六必治，胆敢不吃的也被杀死，大卸八块！三吴地界，一片腥风血雨。
点火星的人就在离大陆不远的舟山群岛上，他便是五斗米道教主孙泰的那个侄子孙恩。
孙恩，字灵秀，按《晋书》的说法，他是孙秀的族人。这又是一条让人头痛的记录，因为在晋朝的历史上，出现过两位叫孙秀的大人物：
孙秀一号，系著名的小霸王孙策幼弟孙匡之孙，三国时吴国孙氏皇族，曾任吴国的前将军兼夏口督，后来吴主孙皓对他猜忌，他为了避祸而投奔西晋，得到了司马氏的厚待，被任命为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封会稽公（在这点上稍稍有点象慕容垂）。在吴国灭亡时，已身为晋臣的他悲从中来，面向南方大哭说：“昔讨逆（孙策）壮年，以一校尉创立基业；今孙皓举江南而弃之！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后于晋惠帝永宁年间（公元301--302年）病逝；
孙秀二号，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的狗头军师，曾给司马伦出主意，借皇后贾南风之手杀太子司马遹，再借给太子报仇之名，除掉贾南风，成功地让大草包司马伦执掌了西晋大权。因为司马伦无能，基本上是孙秀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孙秀趁机玩弄权术，巧取豪夺，排斥异已，诛杀名臣，弄得天怒人怨。齐王司马冏等人起兵反司马伦，孙秀被杀于中书省。
那么孙恩究竟是这两位孙秀中哪一位的亲戚呢？在维基百科中认为他是孙秀一号的亲戚，但没有给出论证，很可能有误。因为《晋书•孙恩传》还提到，孙恩祖籍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南），虽然两位孙秀在《晋书》中均无传，但我们知道孙秀一号的曾祖父孙坚，是吴郡富春县（今浙江杭州富阳）人，而《晋书•司马伦传》中提到孙秀二号原为琅琊小吏，由此看来，孙恩更可能是第二位孙秀的亲戚。
孙恩家祖上世奉五斗米道，到叔父孙泰时，成为吴郡（今江苏苏州）一带五斗米道的首领，宗教界的巨头。五斗米道又称正一道、天师道，始创于东汉顺帝年间的张道陵，是道教最早的流派，论资格，比张角的太平道还要古老，因入道者须出五斗米的会费，故而得名。太平道后来因为发动黄巾起义，之后迅速消亡，五斗米道却乘机发扬光大。在东汉末年，还由教主张鲁建立了汉中政权。到东晋时，五斗米道继续走宏运，信徒遍及东南，上至王、谢豪门，下到贩夫走卒，其宗教首领也自然成为具有极大潜在实力的人物。孙泰被杀后，他的很多信徒都不相信他真的死了，认为他是蝉蜕登仙，所以继续给孙恩支持（难道是等下一波成仙名额？），偷偷给他送粮送水，输送消息。
如今，在海岛上卧薪尝胆了快一年的孙恩发现，报仇的机会来了，于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月，率领他那支小小的队伍从舟山岛出发，一场波及东晋大部份州郡，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乱爆发，历史上一般称为孙恩、卢循起义。不过这种定义尚存争议，因主要首领孙恩、卢循等人都属于中、下级士族，视为士族间的内斗似乎更合理些。也有说因孙恩之乱的参加者多是贫苦的下层百姓，所以它是农民起义，可政府军的士兵难道出身多数也不会是贵族啊。
让我们先撇开复杂的定义问题，接着叙事。孙恩军出发后，在上虞县（今属浙江）登陆，出其不意，一举攻克了上虞县城，处死县令。三吴一带郡县那些眼看要“被自愿”充当军户的百姓和在新政策中受到损失的下层士族们如遇救星，纷纷加入他的队伍，孙恩的军队迅速扩大。接着，孙恩进军下一个目标，重镇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会稽城内此时的最高军政长官，是会稽内史王凝之，一位比孙恩还要虔诚的五斗米道信徒。
注：自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度，郡的长官为太守，亲王的封国则设置内史管理民政，后来亲王的封国大多变成遥领，内史也就成为封国的最高长官了。所以太守、内史都可以翻译为市长。
王凝之，出身名门，是“书圣”王羲之的次子，王献之的哥哥，他的妻子是著名的才女，谢玄之妹谢道韫。按说王凝之和这么多人精一起扎堆，多少也该沾点儿灵气才对，可他仍旧是傻得可爱。谢道韫一次回家省亲时，叔父谢安问她王凝之如何，谢道韫叹气说：“过去在家中，叔父辈有阿大（谢安）、中郎（谢万），兄弟辈中有封（谢韶）、胡（谢朗）、羯（谢玄）、末（谢川），还以为世间男子多是俊材，没想到天地之大，也能产生王郎这号人！”
王凝之不愧是一位好丈夫，为了不让爱妻对自己的鉴定结果落空，他就很努力地向那个鉴定标准看齐。等孙恩的军队逼近会稽时，他不做任何常规防备，只是在道观里磕拜念咒，学着林正英的样子大作法事。忐忑不安的属下向他请示方略，王内史很镇静地说：“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请了神仙，借来鬼兵把守各处要道，每处都有数万，何惧盗贼！”所以说王大内史的虔诚不是盖的，连孙恩都只敢给自己的属下注册一个“长生人”的商标，想像力还没丰富到可以驱使“鬼兵”作战的境界。
不多时，孙恩的军队攻到会稽城下，王凝之这才惊奇的发现：原来孙恩的道术比自己还要“精湛”，如此强大的鬼兵都没把他挡住！没奈何，王凝之只好落荒而逃，但为时已晚，很快被孙恩的人抓住。而孙恩也不念他是同门道友，立即就把他给杀掉了。王凝之终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和妻子的见识。谢道韫得知消息后，镇定自若，带领家仆婢女，提刀在手，试图突围而出，亲手砍杀数名孙恩军士后，终于寡不敌众，被抓住。孙恩因为久仰谢道韫的才华和佩服她的胆识，也对她以礼相待，将其送回故乡。
攻下会稽后，孙恩军如同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股牌，接下来的发展，可以用势如破竹来形容了。很短的时间内，三吴地区的民众群起响应，孙恩的部众仿佛吹泡泡一样，“长生人”迅速膨胀到几十万（很可能是把男女老幼都算上了），如果名符其实的话，这真是人类医学史上的空前进步啊！因为三吴一带太平已久，官军兵力微弱，又士不习战，几乎是望风崩溃，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王崇、义兴太守魏隐等都弃城逃走，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等则被杀死。十几天后，会稽、吴郡（今江苏苏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临海（今浙江临海）、永嘉（今浙江温州）、东阳（今浙江金华）、新安（今浙江淳安）八个郡都被孙恩的军队所控制。
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让孙恩意气风发，得意洋洋地向部属们说：“天下大势已定，不用再打战了，你们就等着和我一起穿起朝服到建康当大官吧！”想到这样的美好前景，孙恩决定让自己先习惯一下，他自称东晋的征东将军，并上疏给白痴皇帝，指控司马道子与司马元显的罪行，请示将他们处死。这样做当然不会有什么用处，但由此可以看出，孙恩压根就没把自个当外人，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是很高的！
从他对待谢道韫的那件事来看，孙恩其实也不能算什么穷凶极恶之人，但一来，他突然间有了几十万部众，却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相应的根据地和后勤供应系统，不可能靠收税发饷来维持庞大集团的正常运转；二来，久受压迫的下层民众，一朝爆发，翻身斗地主，一般也不会有多崇高的理想追求，例如那位末庄的阿Q同志，他要去“革命”的动力不过是“元宝，洋钱，洋纱衫”外加“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而东晋时代下层平民的思想觉悟，多数也高不过阿Q，所以，孙恩的军队军纪要不败坏，那才让人奇怪。史载，孙恩军沿路抢劫财物，焚毁房屋，“所过掠财物，烧邑屋，焚仓廪”。尤其是那些替司马元显征召“乐属”的基层官员们更是倒足了血霉，往往被愤怒的孙恩军队（原先他们很多是即将被逼上路的“乐属”）做成了肉制食品，强迫他们的妻子儿女去吃丈夫或父亲的肉，而且不管你牙好不好，有没有胃口，用没用蓝天六必治，胆敢不吃的也被杀死，大卸八块！三吴地界，一片腥风血雨。
多谢朋友们关注，前几天因为外出有事，暂停更新。本文更新速度虽然不快，但在下一定不会半途而废的，请朋友们放心。
后期刘怎么那个下场啊，而且那个时候北府军似乎也不怎么听他的话了，唉，真可惜，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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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牢之的结局，后文会比较详细提到的。
后期刘怎么那个下场啊，而且那个时候北府军似乎也不怎么听他的话了，唉，真可惜，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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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牢之的结局，后文会比较详细提到的。
一鸣惊人
东晋中央政府就剩下这一亩三分自留地了，还让孙恩给搅了个底朝天，焉能不急？建康方面经过一番紧急磋商，出台了对策：首先给司马道子加黄钺，司马元显加授中军将军，强化对中央的控制。然后，任命现在中央最拿得出手的名将谢琰都督吴兴、义兴军事，讨伐孙恩。差不多与此同时，已经接替王恭，升任都督兖、冀、幽、并、徐、扬六州加晋陵之军事的刘牢之，也主动上疏，请求出兵讨伐孙恩，而且积极性特高，也不等司马元显批准，立即整兵出发。这样，已有两路晋军大举出动镇压孙恩部众，这回不再是不堪一击的地方守备，而是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野战军，尤其是刘牢之和他麾下的北府军，更非孙恩的“长生人”所能敌。
孙恩再也等不到入京指标了。
不过他到也拿得起放得下，对左右说：“我割有浙东，也还可以做个越王句践。”
十二月，先到前线的谢琰部进攻义兴，击斩孙恩军的守将许允之，义兴收复。接着，谢琰又打败了孙恩军的吴兴守将丘尫（wāng，读音：“汪”），收复吴兴。随后，刘牢之军到达，谢琰可能既不屑也不敢与刘牢之争功，便停下来驻守乌程（今浙江湖州市南），只派司马高素（老相识，劝刘牢之背叛王恭的那位说客）协助刘牢之继续进兵，刘牢之军进抵吴郡。
吴郡的守将，是孙恩任命的吴郡太守陆瓌（guī，读音：“规”）。陆太守得悉刘牢之即将到达，也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是迎战、打探？或是外出劫粮？总之是派了几千人马出动。这几千人出动后不久，迎头撞上了一个天上掉下的馅饼：一支几十人的北府军侦察小队。哈哈，什么叫地狱无门自来投，平常这些京口佬很难对付，可现在，差不多一百比一的绝对优势，要不把你们全部灭了，挫挫北府的锐气，怎显得出我道爷的手段？给我杀啊！
孙恩军扑了上来，这支小小的北府军竟也英勇地迎了上去，双方杀作一团。在这小队北府军中，有一名身高1米86的大汉，好象是小队的队长，他挥舞长刀，英勇无比，连连砍杀孙恩军士。但双方的人数对比实在是太悬殊了，战不多时，除了那名队长以外，其余的几十名北府军士全部战死。三吴一带，河道纵横，这名队长背靠河岸，且战且退，结果一不留神，从一人多高的堤岸上摔了下去。孙恩的部众一乐，纷纷探出头向下看：死了没有？当他们正准备下去割取首级时，谁知道那名队长突然又站了起来，浑身是血，宛如丧尸！说时迟，那时快，他仰头几刀，前排几个好奇心重的孙恩军士立马“升仙”！接着，他发出一声分贝不亚于张益德在当阳桥的巨吼，竟然一跃又跳上了河岸！
孙恩的部众都惊呆了！殴买疙瘩！这家伙是人么？难道是鬼上身了！不用奇怪，鬼上身、神灵附体这类的事，直到今天都还有不少人信，更不用说是在那科技还远不昌明的古代，这些本来就是靠神鬼之道为精神纽带组织起来的孙恩部众。因为对这名大汉的生物属性产生了疑问，孙恩的兵士对此人心生惧意，再没人敢踊跃上前，正在此时，突然有人看见大队的北府军出现在不远处，已成惊弓之鸟的孙恩部众误以为中伏，士气终于崩溃了。于是，一个奇迹般的画面出现了：一名大汉手持长刀，如下山猛虎般扑向敌人，在他的前面，几千人如同受惊的羊群，正在四散奔逃，以一破千！
而且这样的场面，并不是出现在真三国无双的游戏屏幕上，而是实实在在发生于众多北府军将士的眼前。率领后到这批北府军的主将，正是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他因为听说，一个前不久刚从孙无终处调来的小军官刘裕带一小队人出去探视敌情，很久还不见回来，便带兵出来寻找，没想竟看到了奇迹。刘敬宣跟父亲刘牢之南征北战也有好多年了，早见过无数的大场面，但眼前这种事，莫说是见所未见，简直就闻所未闻，这是多么强悍的视觉刺激啊！惊叹之余，刘敬宣没有迟疑，立即挥军追击，孙恩军大败，一千多“长生人”成了短命鬼。
毋用质疑，这个创造奇迹的勇士，便是我们久违了的主角刘裕，那个京口的前赌徒兼鞋贩子刘寄奴了。在这之前，他已离开穷困潦倒的家，离开了他体贴的妻子臧爱亲和年幼的女儿刘兴弟，为了一个出人头地的梦想，投入北府军中，并成为了一名小军官。
刘裕具体的投军时间是一个迷，《宋书》及《南史》对此皆语焉不详，《魏书•岛夷刘裕传》记载“天兴二年，僭晋司马德宗遣其辅国将军刘牢之东讨孙恩，裕应募，始为牢之参军。”，说他直到孙恩之乱爆发才投的军，只是此说不太可信，刘裕出身低微，又没有什么背景，怎么可能一来就当干部？且《魏书》对南朝的记录与《宋书》对北朝的记录一样，都是宣传战产物，很不可靠。但刘裕之前在北府军中的日子应该也不会很长，象不少小说中让刘裕在淝水之战就出场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北府军在东晋是一个不讲究门第，由功绩和才能来决定身份的特殊团体，以刘裕之能，不可能在身经百战，混了十几年之后才当上一个指挥几十人的小队长。
不管他之前在北府军中究竟干了多久，总之，三十六岁的刘裕终于出头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成为了北府军中一颗突然崛起的新星，从此开启了他叱咤风云的下半生。
东晋中央政府就剩下这一亩三分自留地了，还让孙恩给搅了个底朝天，焉能不急？建康方面经过一番紧急磋商，出台了对策：首先给司马道子加黄钺，司马元显加授中军将军，强化对中央的控制。然后，任命现在中央最拿得出手的名将谢琰都督吴兴、义兴军事，讨伐孙恩。差不多与此同时，已经接替王恭，升任都督兖、冀、幽、并、徐、扬六州加晋陵之军事的刘牢之，也主动上疏，请求出兵讨伐孙恩，而且积极性特高，也不等司马元显批准，立即整兵出发。这样，已有两路晋军大举出动镇压孙恩部众，这回不再是不堪一击的地方守备，而是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野战军，尤其是刘牢之和他麾下的北府军，更非孙恩的“长生人”所能敌。
孙恩再也等不到入京指标了。
不过他到也拿得起放得下，对左右说：“我割有浙东，也还可以做个越王句践。”
十二月，先到前线的谢琰部进攻义兴，击斩孙恩军的守将许允之，义兴收复。接着，谢琰又打败了孙恩军的吴兴守将丘尫（wāng，读音：“汪”），收复吴兴。随后，刘牢之军到达，谢琰可能既不屑也不敢与刘牢之争功，便停下来驻守乌程（今浙江湖州市南），只派司马高素（老相识，劝刘牢之背叛王恭的那位说客）协助刘牢之继续进兵，刘牢之军进抵吴郡。
吴郡的守将，是孙恩任命的吴郡太守陆瓌（guī，读音：“规”）。陆太守得悉刘牢之即将到达，也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是迎战、打探？或是外出劫粮？总之是派了几千人马出动。这几千人出动后不久，迎头撞上了一个天上掉下的馅饼：一支几十人的北府军侦察小队。哈哈，什么叫地狱无门自来投，平常这些京口佬很难对付，可现在，差不多一百比一的绝对优势，要不把你们全部灭了，挫挫北府的锐气，怎显得出我道爷的手段？给我杀啊！
孙恩军扑了上来，这支小小的北府军竟也英勇地迎了上去，双方杀作一团。在这小队北府军中，有一名身高1米86的大汉，好象是小队的队长，他挥舞长刀，英勇无比，连连砍杀孙恩军士。但双方的人数对比实在是太悬殊了，战不多时，除了那名队长以外，其余的几十名北府军士全部战死。三吴一带，河道纵横，这名队长背靠河岸，且战且退，结果一不留神，从一人多高的堤岸上摔了下去。孙恩的部众一乐，纷纷探出头向下看：死了没有？当他们正准备下去割取首级时，谁知道那名队长突然又站了起来，浑身是血，宛如丧尸！说时迟，那时快，他仰头几刀，前排几个好奇心重的孙恩军士立马“升仙”！接着，他发出一声分贝不亚于张益德在当阳桥的巨吼，竟然一跃又跳上了河岸！
孙恩的部众都惊呆了！殴买疙瘩！这家伙是人么？难道是鬼上身了！不用奇怪，鬼上身、神灵附体这类的事，直到今天都还有不少人信，更不用说是在那科技还远不昌明的古代，这些本来就是靠神鬼之道为精神纽带组织起来的孙恩部众。因为对这名大汉的生物属性产生了疑问，孙恩的兵士对此人心生惧意，再没人敢踊跃上前，正在此时，突然有人看见大队的北府军出现在不远处，已成惊弓之鸟的孙恩部众误以为中伏，士气终于崩溃了。于是，一个奇迹般的画面出现了：一名大汉手持长刀，如下山猛虎般扑向敌人，在他的前面，几千人如同受惊的羊群，正在四散奔逃，以一破千！
而且这样的场面，并不是出现在真三国无双的游戏屏幕上，而是实实在在发生于众多北府军将士的眼前。率领后到这批北府军的主将，正是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他因为听说，一个前不久刚从孙无终处调来的小军官刘裕带一小队人出去探视敌情，很久还不见回来，便带兵出来寻找，没想竟看到了奇迹。刘敬宣跟父亲刘牢之南征北战也有好多年了，早见过无数的大场面，但眼前这种事，莫说是见所未见，简直就闻所未闻，这是多么强悍的视觉刺激啊！惊叹之余，刘敬宣没有迟疑，立即挥军追击，孙恩军大败，一千多“长生人”成了短命鬼。
毋用质疑，这个创造奇迹的勇士，便是我们久违了的主角刘裕，那个京口的前赌徒兼鞋贩子刘寄奴了。在这之前，他已离开穷困潦倒的家，离开了他体贴的妻子臧爱亲和年幼的女儿刘兴弟，为了一个出人头地的梦想，投入北府军中，并成为了一名小军官。
刘裕具体的投军时间是一个迷，《宋书》及《南史》对此皆语焉不详，《魏书•岛夷刘裕传》记载“天兴二年，僭晋司马德宗遣其辅国将军刘牢之东讨孙恩，裕应募，始为牢之参军。”，说他直到孙恩之乱爆发才投的军，只是此说不太可信，刘裕出身低微，又没有什么背景，怎么可能一来就当干部？且《魏书》对南朝的记录与《宋书》对北朝的记录一样，都是宣传战产物，很不可靠。但刘裕之前在北府军中的日子应该也不会很长，象不少小说中让刘裕在淝水之战就出场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北府军在东晋是一个不讲究门第，由功绩和才能来决定身份的特殊团体，以刘裕之能，不可能在身经百战，混了十几年之后才当上一个指挥几十人的小队长。
不管他之前在北府军中究竟干了多久，总之，三十六岁的刘裕终于出头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成为了北府军中一颗突然崛起的新星，从此开启了他叱咤风云的下半生。
朱元璋那个算不算农民起义啊，如果算，他成功简直是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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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认为该算，朱元璋起义才是中国历史最大和最成功的一次农民起义。只是以往的历史教科书规定了：农民起义不许成功，如果成功那一定是被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被失败”了。然后再来研究：农民起义为何失败？就是这么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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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认为该算，朱元璋起义才是中国历史最大和最成功的一次农民起义。只是以往的历史教科书规定了：农民起义不许成功，如果成功那一定是被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被失败”了。然后再来研究：农民起义为何失败？就是这么搞笑……
谢琰丧身
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连战连胜的刘牢之挥师渡过了浙江（今钱塘江），迫近孙恩此时的所在地会稽。听到这个消息后，孙天师说了一句很有大将风度的话：“我不会因逃跑而害臊（孤不羞走）！”（这句话是曹孟德公在赤壁兵败后，开溜时曾说过的名言，因此很“大将”），然后，卷卷铺盖，带着男女共二十余万口，一起向东逃。他的任命几个部下：吴郡太守陆瓌、吴兴太守丘尫、余姚令沈穆夫等人，来不及跟上他，都在山阴（会稽郡治所在地，即今浙江绍兴市）战死，以身殉道。
再说一说刘牢之，他在孙恩之乱发生后，为何会如此积极主动地为国效力呢？从此人一生的表现来看，恐怕不是因为忠肝义胆，因为他身上估计就没长着这些玩意儿，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他又为了什么呢？正确答案是：来发财了！
北府军是为钱搏命的职业化雇佣军，战斗力固然强悍，战斗精神却大多不怎么高尚。早在谢玄还在执掌北府军时，这支劲旅就因为抢夺辎重财物，招致过五桥泽的惨败。等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谢玄死后，由勇略过人却没多少道德操守的刘牢之接替，北府的军纪就更不怎么样了。
同样是打劫，因工作场所和工作对象的不同，其成本收益率的差距是巨大的。平常的驻地京口、广陵是北府军的老家，多是军人家属，兔子尚且不吃窝边草，当然免谈。淮河以北虽然原来比较发达，但久经战乱之后，一来民风强悍，二来民间也无多少财物可抢，三来靠近北方强敌，也并非抢掠的良好场地。三吴就大不一样，不但是富庶的江南水乡，且承平日久，民风柔弱。总之，钱多、人好欺，能不速来吗？
于是，北府军一路奸淫掳掠，烧杀抢劫，军纪之败坏较孙恩军更有过之。郡县百姓纷纷逃走躲进山中，很多人直到北府军北归后一个多月才敢回家。知晓这一情况的孙恩，将许多金银财宝和被裹胁的女子扔在路旁。刘牢之的大军果然为了这些东西，争抢得不亦乐乎。就这样，在北府军卒们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双丰收的同时，孙恩得以率余部从容撤往舟山群岛，其实力损失不大。北府军缺少足够的战船，没有渡海攻击，就回去了。
孙恩打跑了，刘牢之抢饱了，只给三吴八郡留下一地的狼藉，这个收拾烂摊子的光荣工作，就留给谢琰了。本月，谢琰被任命为会稽内史，都督扬州五郡诸军事，防备孙恩卷土重来。
谢琰，字瑗度，一代名相谢安的次子。年方弱冠，便以精明干练、风姿优美见称（好象谢家人大多有类似的美誉，也不知是当真基因优良，还是因门第高贵被捧出来的），眼界很高，性格孤傲，只与宗族中有才名的几个人交朋友，真正往来无白丁。谢安认为这个儿子有军国方面的才干，便让他担任辅国将军。在淝水之战中，他是晋军主将之一，正因为他坚决主张主动进攻，才有了刘牢之的洛涧大捷，而后他又与叔父谢石、堂兄谢玄一起，大破苻坚，为东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见，谢琰并非徒有高贵出身的无能之辈，但缺点也很明显，智商高而情商低，带有目中无人的贵族习气。
想当年，淝水大胜时，谢瑗度是何等地春风得意啊！不论门第、风度还是才干、功绩，样样拿得起！象我这样杰出青年，要再不前程似锦，连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吧？谁知老天爷竟当真瞎了眼！淝水之战后不久，谢安与谢玄相继去世，谢家在中央的权势大减，夺过大权的司马皇家把谢家人当作了重点排挤对象，而谢琰又和孝武帝的心腹王珣（就是与车胤一起忽悠王国宝那位）结下了梁子，从此仕途蹉跌，屡屡不顺。
一转眼，十六年过去，昔日那个出身低微的小将刘牢之已经高升了，已经当上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诸军事，拜前将军，成为东晋最强大的藩镇之一。自己的职位却没多大提升，竟沦落到不如刘牢之的境地！不如别人到也罢了，竟不如那个不入法眼的昔日属下，真叫人情何以堪？而且本来该是“谢家军”的北府军也成了他的私产，当初堂兄谢玄和自己的千辛万苦，全给那个姓刘的寒人作了嫁衣！这次就更可恶了，姓刘的满载着金帛女子回去享受，让我来给他擦屁股！
面对现实的失落，谢琰只能把自已沉浸在对往日荣光的回忆中，用当年的成就，来麻痹自己高傲的自尊心。因此他的口头禅就是“想当年如何如何……”，而对于现实事务，则越来越厌恶。到会稽上任后，他既不用心安抚民众，也不花点力气整修武备，并与下属离心离德（只要想想刘牢之，谢琰还会给属下们好脸色看吗？）。
有部将向他进言：“孙恩还有不少部众，就在离海边不远的地方，日夜窥探我们的虚实，随时可能重新登陆。不如采取宽大政策招抚他们，给他们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谢琰立即搬出口头禅来反驳：“当年苻坚有百万之众，我都没放在眼里，还不照样让他们到淮南来送死！孙恩不过一个小小的毛贼，败逃海岛，怎么敢回来？他要真敢回来，那也是上天嫌他命长，打发他来捐脑袋罢了！”
结果，该来的果然还是来了。孙恩还有近二十万人，虽能得到沿海信徒的悄悄接济，但毕竟杯水车薪，不可能一直呆在小小的舟山岛上，就算为了吃口饭也非得回来不可。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五月，孙恩第二次登陆，取道浃口（今浙江镇县东南甬江口），经余姚（今属浙江），攻克上虞县，随后进军邢浦（今浙江绍兴市东），谢琰派军迎战，先胜后败，五月三十日，孙恩军攻抵会稽城下。
得知这个消息时，谢琰正准备用餐，他勃然大怒，傲气不减，摆出关老爷温酒斩华雄的架式：“等消灭了这个毛贼再回来吃饭！”（华雄：冤枉啊！我何尝被关羽杀过？）
夸下海口后，谢琰立即跨马而出，指挥晋军迎战。大概他认为与小小的孙恩交战根本用不着什么战术，几乎是一拥而上。晋军先获小胜，孙恩军败退（更可能是孙恩诈败诱敌），谢琰挥军追击。因为当地河道多，塘路狭窄，谢琰的军队被迫拉成了一字长蛇阵，鱼贯前进，首尾难以接应。谢琰追到千秋亭时，设伏在各处的孙恩军突然出动，合击调动不灵的谢琰军，孙恩的军队利用战船的优势，从水中用箭猛射晋军薄弱的侧翼，将谢琰的军队切成几断，谢琰大败。败逃中，早已受够了谢长官傲慢与白眼的部下发生了叛变，帐下都督张猛从谢琰身后砍向主将的乘马，让谢琰跌落马下，与他的长子谢肇、次子谢峻一同战死，他只有一个第三子谢混因为没来而幸免于难。
谢琰死了，他失败的原因是骄傲轻敌。而细察他的经历，这种骄傲轻敌更像是他的刻意所为，因为不如此，无以显示他的优越，也无法弥补他对现实的失落。可见，有些时候，一个人的心理素质远比他的智商更为重要。
谢琰的死，也使东晋中央赔掉了原本就不多的最后一点本钱，之后司马元显就算再不乐意，也非得仰仗刘牢之不可了。继王恭被杀后，这是又一个标志性事件，寒人进入高层，打破士族对政权的垄断，已变成一个无法阻止的趋势。这一点来说，谢琰也可算死得其所。
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连战连胜的刘牢之挥师渡过了浙江（今钱塘江），迫近孙恩此时的所在地会稽。听到这个消息后，孙天师说了一句很有大将风度的话：“我不会因逃跑而害臊（孤不羞走）！”（这句话是曹孟德公在赤壁兵败后，开溜时曾说过的名言，因此很“大将”），然后，卷卷铺盖，带着男女共二十余万口，一起向东逃。他的任命几个部下：吴郡太守陆瓌、吴兴太守丘尫、余姚令沈穆夫等人，来不及跟上他，都在山阴（会稽郡治所在地，即今浙江绍兴市）战死，以身殉道。
再说一说刘牢之，他在孙恩之乱发生后，为何会如此积极主动地为国效力呢？从此人一生的表现来看，恐怕不是因为忠肝义胆，因为他身上估计就没长着这些玩意儿，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他又为了什么呢？正确答案是：来发财了！
北府军是为钱搏命的职业化雇佣军，战斗力固然强悍，战斗精神却大多不怎么高尚。早在谢玄还在执掌北府军时，这支劲旅就因为抢夺辎重财物，招致过五桥泽的惨败。等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谢玄死后，由勇略过人却没多少道德操守的刘牢之接替，北府的军纪就更不怎么样了。
同样是打劫，因工作场所和工作对象的不同，其成本收益率的差距是巨大的。平常的驻地京口、广陵是北府军的老家，多是军人家属，兔子尚且不吃窝边草，当然免谈。淮河以北虽然原来比较发达，但久经战乱之后，一来民风强悍，二来民间也无多少财物可抢，三来靠近北方强敌，也并非抢掠的良好场地。三吴就大不一样，不但是富庶的江南水乡，且承平日久，民风柔弱。总之，钱多、人好欺，能不速来吗？
于是，北府军一路奸淫掳掠，烧杀抢劫，军纪之败坏较孙恩军更有过之。郡县百姓纷纷逃走躲进山中，很多人直到北府军北归后一个多月才敢回家。知晓这一情况的孙恩，将许多金银财宝和被裹胁的女子扔在路旁。刘牢之的大军果然为了这些东西，争抢得不亦乐乎。就这样，在北府军卒们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双丰收的同时，孙恩得以率余部从容撤往舟山群岛，其实力损失不大。北府军缺少足够的战船，没有渡海攻击，就回去了。
孙恩打跑了，刘牢之抢饱了，只给三吴八郡留下一地的狼藉，这个收拾烂摊子的光荣工作，就留给谢琰了。本月，谢琰被任命为会稽内史，都督扬州五郡诸军事，防备孙恩卷土重来。
谢琰，字瑗度，一代名相谢安的次子。年方弱冠，便以精明干练、风姿优美见称（好象谢家人大多有类似的美誉，也不知是当真基因优良，还是因门第高贵被捧出来的），眼界很高，性格孤傲，只与宗族中有才名的几个人交朋友，真正往来无白丁。谢安认为这个儿子有军国方面的才干，便让他担任辅国将军。在淝水之战中，他是晋军主将之一，正因为他坚决主张主动进攻，才有了刘牢之的洛涧大捷，而后他又与叔父谢石、堂兄谢玄一起，大破苻坚，为东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见，谢琰并非徒有高贵出身的无能之辈，但缺点也很明显，智商高而情商低，带有目中无人的贵族习气。
想当年，淝水大胜时，谢瑗度是何等地春风得意啊！不论门第、风度还是才干、功绩，样样拿得起！象我这样杰出青年，要再不前程似锦，连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吧？谁知老天爷竟当真瞎了眼！淝水之战后不久，谢安与谢玄相继去世，谢家在中央的权势大减，夺过大权的司马皇家把谢家人当作了重点排挤对象，而谢琰又和孝武帝的心腹王珣（就是与车胤一起忽悠王国宝那位）结下了梁子，从此仕途蹉跌，屡屡不顺。
一转眼，十六年过去，昔日那个出身低微的小将刘牢之已经高升了，已经当上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诸军事，拜前将军，成为东晋最强大的藩镇之一。自己的职位却没多大提升，竟沦落到不如刘牢之的境地！不如别人到也罢了，竟不如那个不入法眼的昔日属下，真叫人情何以堪？而且本来该是“谢家军”的北府军也成了他的私产，当初堂兄谢玄和自己的千辛万苦，全给那个姓刘的寒人作了嫁衣！这次就更可恶了，姓刘的满载着金帛女子回去享受，让我来给他擦屁股！
面对现实的失落，谢琰只能把自已沉浸在对往日荣光的回忆中，用当年的成就，来麻痹自己高傲的自尊心。因此他的口头禅就是“想当年如何如何……”，而对于现实事务，则越来越厌恶。到会稽上任后，他既不用心安抚民众，也不花点力气整修武备，并与下属离心离德（只要想想刘牢之，谢琰还会给属下们好脸色看吗？）。
有部将向他进言：“孙恩还有不少部众，就在离海边不远的地方，日夜窥探我们的虚实，随时可能重新登陆。不如采取宽大政策招抚他们，给他们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谢琰立即搬出口头禅来反驳：“当年苻坚有百万之众，我都没放在眼里，还不照样让他们到淮南来送死！孙恩不过一个小小的毛贼，败逃海岛，怎么敢回来？他要真敢回来，那也是上天嫌他命长，打发他来捐脑袋罢了！”
结果，该来的果然还是来了。孙恩还有近二十万人，虽能得到沿海信徒的悄悄接济，但毕竟杯水车薪，不可能一直呆在小小的舟山岛上，就算为了吃口饭也非得回来不可。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五月，孙恩第二次登陆，取道浃口（今浙江镇县东南甬江口），经余姚（今属浙江），攻克上虞县，随后进军邢浦（今浙江绍兴市东），谢琰派军迎战，先胜后败，五月三十日，孙恩军攻抵会稽城下。
得知这个消息时，谢琰正准备用餐，他勃然大怒，傲气不减，摆出关老爷温酒斩华雄的架式：“等消灭了这个毛贼再回来吃饭！”（华雄：冤枉啊！我何尝被关羽杀过？）
夸下海口后，谢琰立即跨马而出，指挥晋军迎战。大概他认为与小小的孙恩交战根本用不着什么战术，几乎是一拥而上。晋军先获小胜，孙恩军败退（更可能是孙恩诈败诱敌），谢琰挥军追击。因为当地河道多，塘路狭窄，谢琰的军队被迫拉成了一字长蛇阵，鱼贯前进，首尾难以接应。谢琰追到千秋亭时，设伏在各处的孙恩军突然出动，合击调动不灵的谢琰军，孙恩的军队利用战船的优势，从水中用箭猛射晋军薄弱的侧翼，将谢琰的军队切成几断，谢琰大败。败逃中，早已受够了谢长官傲慢与白眼的部下发生了叛变，帐下都督张猛从谢琰身后砍向主将的乘马，让谢琰跌落马下，与他的长子谢肇、次子谢峻一同战死，他只有一个第三子谢混因为没来而幸免于难。
谢琰死了，他失败的原因是骄傲轻敌。而细察他的经历，这种骄傲轻敌更像是他的刻意所为，因为不如此，无以显示他的优越，也无法弥补他对现实的失落。可见，有些时候，一个人的心理素质远比他的智商更为重要。
谢琰的死，也使东晋中央赔掉了原本就不多的最后一点本钱，之后司马元显就算再不乐意，也非得仰仗刘牢之不可了。继王恭被杀后，这是又一个标志性事件，寒人进入高层，打破士族对政权的垄断，已变成一个无法阻止的趋势。这一点来说，谢琰也可算死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