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胡子生病被人恶意拖，最后在胡子病情上下手。
修养：修养也是生病之后，被人恶意拖延，在治疗上下手。
彭总：……
五号：……

晚年彭德怀 【 看看胡子，彭总，五号的最后时刻，无语中。太惨了】

……时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见毛泽东！”

“我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我写信给主席，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内容而写的，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竟说成意见书呢？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开除党籍，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我从来不怕死，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说完了便仰天长叹。

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

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总头目，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庐山，我以私人名义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还有就是在上庐山之前，我出访了东欧一些国家，因此说我‘里通外国’，搞什么‘军事俱乐部’，这完全是强加于我，我绝不承认，因为本来就是子虚乌有嘛！”

他不停地说：“说假话，搞浮夸吃香；说实话，讲真话有罪。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有时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真话？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主席反映情况嘛！” 他不时流露出有话无处诉说的心态，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念叨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名字，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郁闷。

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怀一生最敬佩的人。我俩在一起三十多载，历经多少风风雨雨，坎坷磨难，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说我像猛张飞，既有其粗，亦有其细，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几段发言，为什么竟惹出你这么大的火气？你是不是‘万岁’声听得多了，听不进一点儿逆耳忠言了？这样就太可悲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人们有时喊你一声‘万岁’，是出于对你的敬仰和热爱，如果张口闭口高唤‘万岁，万万岁！’这就让人怀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还是别有用心。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长命百岁！”

主席，你什么时候变得听不得不同意见了呢？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啊！你过去的宽宏大量到哪儿去了呢？你被左倾路线排挤的滋味难道不记得了？你批评王明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你提倡‘海瑞精神’，你讥讽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难道也忘光了？主席啊主席，你变了！”

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了，或让我解甲归田，回家当农民吧！这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怀有错，可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总可以吧？但不能说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样说，我不服！”

“否定我彭德怀事小，否定历史，否定事实，否定真理，否定党的原则事大啊！”

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我要见毛泽东！

林彪居心叵测，他的许多话是别有用心的，他提出什么‘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不是什么创造，是制造混乱。”“他还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这简直是糟蹋毛泽东思想！不知毛主席听了有何感想？”

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我要憋死了！我不在这里坐以待毙！快放我出去吧！”

我要见毛主席，不然你们也把我开除出党吧！拉出去枪决好了！好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说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顶得住。肩是压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为什么迟迟不给我定案？我彭德怀有什么罪？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我还是那句老话，‘是非有公断，事久自然明’，主席说叫历史去做结论吧，我等着历史做结论。”

有时，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将它扔在地上。护士只能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更衣及擦澡。给他输液，他把针拔掉。当看守战士阻止时，他骂得更凶，喊着：“我不用毛泽东的药！”

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给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泽东的饭！”

林彪身体是元帅里最差的。如果被拉过去批斗的话，估计一场都撑不下来。像胡子最后的待遇，现在官方的说法是林指使下干的。修养最后啥待遇，林也清楚的很。
我个人觉得李只想让林从那个位置退下来。但林压根不信或者说他知道怎么回事，但压根退不下来。林有没有害李之心？起码李德胜觉得有。李德胜回到北京时，调动了一个师的军队，中南海都架了机关枪。
两个人压根一点信任度都没有。从林角度，当年彭总，修养是怎么上了李德胜当的，他是看的一清二楚啊。
林算是元帅里最惨的。死后头颅都被割了啊。
一场文革，十大元帅死了五个。胖子也算是被李德胜给逼死的。庐山会议上，胖子力挺林，李指责二陈合流，一文一武，重演第一次庐山会议彭张之死。
所以李去胖子的葬礼，是猫哭耗子还是作秀呢？

彭大是因便血十余天，且越来越严重，上厕所都起不来，于1973年4月12日晚8时许，被监护人员搀扶着走进南楼14病室的。初诊为直肠癌。
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中央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

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五号。五号批示：“彭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医院落实周的指示，立即投入到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4月26日，医院为彭做直肠癌手术，术中发现癌症已转移，随即切除肿瘤，并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门。

……
算下时间，从确实彭得了癌症，到上报，再到周批准，在到手术前准备，一共用了8天左右的时候。这个时间可以算正常了的。不存在故意拖时间的问题。
彭值得留意的是待遇，军级等问题。
对比下五号，5月发现癌症，第二年3月才手术，这个多明显。
朱老总都活到7月，结果因为意外出了问题。呵呵。

级别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

1971.10.06；中发［1971］65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
三、为了使全党全军全国革命群众早日了解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决定：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传达的文件是：中发［1971］57号、61号、62号、64号文件，和本通知。具体步骤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负责安排。应争取早日传达，再逐步深入地进行揭发批判。
……

四、目前国内外敌人对我国内形势进行种种猜测，制造许多谣言。全党全军务必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应坚决打击。中央重申：要严格执行保密规定，不得向没有听传达的传播。

五、各级党委传达讨论情况，逐级密封上报，特别重要紧急情况可以直送中央专案组处理。

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不许翻印，不许传抄，注意保密。）

文革初期，李德胜到底调动军队进城了没？官方是从来不承认的。

关于斯大林会见周恩来、瞿秋白的一则新史料
―――兼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周恩来和瞿秋白在莫斯科的活动

2002年8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献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收录了万余件苏联时期的解密原始档案，涉及到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第14卷专题为“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一）（1924年7月至1939年12月）”。前言说：登记簿是由苏共中央秘书局的工作人员执笔完成的。他们从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开始，至30年代末，将这个时期到过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人物―――苏联党政军的领导人、著名学者、普通工作人员以及国外党的领导人等―――逐一作了登记。

在这册来客登记簿中，1930年7月21日来客登记如下：

1、李维诺夫同志，14点；

2、克列斯廷斯基同志，14点30分；

3、米弗同志，16点30分；

4、斯特拉霍夫同志，同上；

5、苏同志，同上，18点离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米弗、斯特拉霍夫、苏三人同时被召见的记录，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中共党史研究者都知道，瞿秋白曾用过化名“斯特拉霍夫”。查该卷，以该名登记的仅此一处。1928年7月17日，瞿秋白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六大，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后又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他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及在大会上的发言都用了“斯特拉霍夫”这个俄文化名。此后他在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书信中，及在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开展中国革命的两年中，便经常使用这一化名。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参与了由米夫负责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草案。因此，有理由判定这里的“斯特拉霍夫”就是瞿秋白，“米弗”就是米夫。该《选编》译者把“米夫”译成了“米弗”，可能是由于不知道国内党史文献中的通用译法。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26日，米夫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委员会的工作，由他提出的《中国问题提纲》（又被称为“米夫提纲”），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讲中，多次提到“米夫提纲”。米夫由此声名鹊起，成了共产国际里的“中国通”。1928年6月，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此后便经常参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或是参与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

在该登记簿中，除了1930年7月21日这次召见登记记录之外，在1928年2月15日、1930年5月25日及同年7月18日也留有“米弗”的登记记录。米夫当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这四次召见前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非常时期。1928年初，是处在瞿秋白盲动错误刚结束及中共六大召开前夕；1930年5月至7月，则是李立三的一系列冒险活动从膨胀到发展至顶峰的阶段，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乃至共产国际之间意见分歧越来越尖锐的一段时期。在这两个非常时期，米夫可以说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关键人物。1930年7月18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斯大林、莫洛托夫参加并审议了前述由米夫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经审议，建议米夫参照讨论意见，在三天之内对决议再作修改。【张秋实：《共产国际、瞿秋白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3期】1930年7月21日的这次召见，恰好是在三天之内的最后一天。所以，斯大林的这次召见，是以米夫为主的，他的名字自然放在了第一位。

“苏”这个名字，在该登记簿中，仅见此一处。查阅中共党史文献，也不见有人用过此化名。但笔者发现，周恩来在1960年7月的一次中共中央会议上曾说过一段话：“我一九三○年三月动身去共产国际。七月，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很重视。当时产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现一般译为书记处―――引者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8页】这段话正好与登记簿的记载吻合。1930年3月初，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六大以来的工作；同年7月5日，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向大会表示祝贺，并应邀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7月16日，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虽然关于周恩来见斯大林目前仅见这一条记载，但以周恩来当时的身份和活动，也足以为证了。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该登记簿中的米弗、斯特拉霍夫和苏，就是米夫、瞿秋白和周恩来。

二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指出：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根据这个决议，李立三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与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6月12日，中共中央致信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转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要求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并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宣传运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135、136页】

6月1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看到6月11日决议案之后认为不妥，提出周恩来、瞿秋白目前不在国内，中央政治局很弱，应该停发这一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坚持发出这一决议。6月20日，远东局致信中共中央说：“在你们代表还在那里讨论时，你们又有一新的决议”；“在国际已快有决定时，为什么不可以等国际决议，而先发这一决议在支部中去讨论，使其赞助你们的决议呢？”【《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提出：“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目前不发表决议的建议，那么请你们就此问题请求共产国际来解决。”【《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回信共产国际远东局，表示不能接受远东局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认为“如果停止这一决议的发出，便是放弃对革命的领导”。6月25日，中共中央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通报了中央政治局与远东局之间的争论，说明国内“直接革命形势的大爆发日益逼近”，“如果是怀疑准备武汉首先胜利的总路线，那末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务请你向国际力争”；要求周恩来“即刻动身回来，万勿迟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在紧锣密鼓地讨论、制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以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的名义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报告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 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并请“通知恩来、秋白诸同志速归”。【《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第108页】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周恩来、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周恩来还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7月18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前文已述及，斯大林、莫洛托夫参加并审议了由米夫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草案，经审议，建议米夫参照讨论意见，在三天之内对决议再作修改。

三天后，即7月2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召见了米夫，同时把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瞿秋白一并召去谈话。从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的登记看，这次会见从16点30分开始，至18点离开，有一个半小时。谈话的内容，主要应是修改后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草案。此外，根据周恩来的回忆，周恩来向斯大林汇报了中共六大以来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发展状况。斯大林在听了周的汇报之后，非常重视中共正在进行的军事斗争，并建议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187页】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就是国内党史文献资料中常提到的“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在这个经斯大林认可的决议中，共产国际仍认为中共中央“有着一般的正确路线”。【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页】

7月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的英文文本。【张秋实：《共产国际、瞿秋白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3期】可能是考虑到要对这份篇幅很大的决议进行分析并对它提出意见需要一定时间，国际执委会没有据此对刚刚通过的而且是经斯大林认可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再作补充修改。直到7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方复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国党的目下路线是盲动精神”，认为目前“中国党本身的组织力量太弱，不能领导工人群众的暴动”，要求中共中央停止执行6月11日决议。【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1921.7―1937.7》（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页】

而此时在国内，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已进入高潮时期。1930年8月1日和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全国形势和共产国际来电。李立三在发言中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和情形；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占领武汉之后再去和共产国际说话就不同了，等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54页】会议对周恩来还提出了批评，认为他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清楚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和实际情形，客观上应负政治上的责任，必须对他进行坚决斗争。【《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188页】

针对中共党内特别是党的核心领导机关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一方面给中共中央和远东局分别发去指示电报，表示坚决反对在大城市举行罢工和暴动，另一方面决定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去贯彻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的精神，纠正中共党内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8月上旬，周、瞿先后动身回国，并先后于19日和26日回到上海。

三

从上述考察分析看，7月21日斯大林召见米夫、周恩来、瞿秋白，并不是要谈中共中央的6月11日决议，就是说，谈话主要并不是针对当时中共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而进行的。而共产国际七月决议也不是专门为解决中共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而制定的。然而由于该决议的形成有斯大林的参与讨论和修改，也可以说反映了当时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和意见。因而它也成为周、瞿回国后召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指导性文件。所以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在7月30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复电中，对“中国党的目下路线”提出了批评，并要求中共中央停止执行6月11日决议，但直至8月25日它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仍说共产国际以前“制定的所有决议和指示仍然有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第332页】再者，瞿秋白在召见之列，说明他这时虽然已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但并没有因此失去斯大林的信任。这是这次召见后不久共产国际能够派他和周恩来一起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到国内之后，分别同向忠发、李立三谈话，同时筹备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指出国际关于停止在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是“绝对正确的”，“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 正在坚决的执行转变”，并说“中央即开扩大会议，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266页】9月24日―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作了《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问题的报告》，瞿秋白作了《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议案，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李立三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应该说，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这也是后来我党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出的一个评价。【《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1页】

接班人，
修养好歹有党方面的势力，林副帅好歹有军队的实力，请问，华英明有什么？啥都没有。李德胜安排的军委副主席陈三两和华没啥关系，倒是陈三两因为和小毛关系匪浅。
请问陈三两到底何德何能能跨过大将元帅，执掌军委？李德胜之心，路人皆知。
陶铸文革初期飞跃到第四号的位置，到了中央后他就把他地方的那些手下给带到中央去了。
江青在法庭上破口大骂，华是叛徒。
李德胜说华是老实人。但他差不多的时候也说了，老实就是无能！李德胜评价华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能骗过李德胜的火眼金睛的有那些人？华英明最后“骗”到了“整个国家”！修养林帅要是有华这个本事，估计也能接班。
华对李德胜感恩不？当然感恩。但他是怎么感恩的？①抓了李的家人②搞纪念堂。③两个凡是
把李德胜都号称反革名家属，还两个凡是，你信啊？
华英明是不是比李德胜还要厉害？李德胜十年都解决不了四人帮，华英明一个月就解决了四人帮。

6 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毛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李德胜年谱

李到死都不承认自己失败。那么为了维持这个胜利要怎么做？谁一直坚持文革胜利？四人帮啊！
李德胜最后想交权给四人帮！

李搞的文革，拿地方上开始，除了上海成功了【指夺权】，全国该有哪里成功呢？

李洁非：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分道扬镳
……
九一三”后不久，周恩来不动声色采取了行动。其中一件事，是抓港口建设。他责成谷牧和粟裕组成一个班子，深入调查研究，然后提出一个计划。他的要求是，争取三年内改变港口面貌。
在航空业欠发达的当时，海运对于中国进出口有着显而易见的基础意义。周恩来此举，透露了一个想法：他将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并且是以扩大进出口或者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产品为特色的富于新意的经济建设。
与此关联的现象是，他“多次过问出口工艺美术品、出口画和宾馆布置等工作”(《年谱》)，潜台词是创汇和便于开展对外交往。进口国外设备需要外汇，而当时中国可以出口创汇的产品，品种单调、狭窄，周恩来居然寄望于工艺美术品、中国画出口创汇，一方面固然令人为中国感到窘迫，另一方面却也从中看到周恩来心情的迫切。至于加强宾馆布置，当然是要改善中国接待外宾能力，以利交往。
事有巧合，1972年恰逢中美关系解冻。在这件事上，毛泽东、周恩来各有所思，明显体现出不同诉求。毛泽东是从地缘政治层面看待、把握和利用此事，他对这场游戏的兴趣和玩法，再次反映了从《战国策》到《三国志》等中国史籍对其思维方式的影响。在他看来，大国关系中的利害权衡与互相牵制，既是事情的本质，更是不容错过的收益。他完全以一个战术家、博弈大师的姿态投入其中。
周恩来的认识却建立在另一个层面。
毛泽东有意打开中美对话之门后，周恩来全力以赴，热烈响应、支持和推动。他们一个是决策人，一个是积极践行者，看起来可谓珠联璧合。
然而，协同一致的表象下面，却意趣迥然。如果说毛泽东出发点只是地缘政治，周恩来的着眼点却是经济建设。毛泽东要借调整中美关系，制衡苏联，周恩来则希望通过中美关系改善，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所以，他们在这一致主张的事情上，期待和视野分处两端。
周氏上述期待，当时不能大张旗鼓加以渲染，但点点滴滴形诸细节者不在少数。2月25日，尼克松访华期间，他要人转告新华社：这次大批美国记者随尼克松来华，应该注意从他们的工作中“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送走尼克松，3月3日，周恩来为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讲解中美公报，强调：“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一切不懂的项目都要学会，要下些本钱，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接过来，赶上去，超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自满自足，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年谱》)这样的立意与用心，在毛泽东就调整中美关系所作指示里却无从寻觅。
毛、周对于调整中美关系所抱目的之不同，后由毛泽东亲自证实。1973年11月，毛泽东出于对周恩来处理中美关系的不满，严厉告诫：“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毛传》)他指示政治局开会“帮周”。会上，江青直斥周恩来奉行“右倾投降主义”，至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之说。周恩来处境一时危殆，距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等仅半步之遥。只不过因种种现实所制，真要大动大整周恩来，亦属有心无力。毛泽东随即发话：“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但制止了江青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提法。(《年谱》)
周恩来对美认识中最堪注意的，是他几番表示应以美国为“学习”对象。
在以往的语义里，“美国”一词只作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代表，从敌对的意识形态意义上来认识，而不包含“发达国家”这种含义。后者非但不予提及，反而借意识形态上的抽象理论，将其换化到“腐朽没落”的定义上，塑造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形象。包括笔者在内至少三代新中国后成长起来的人，当时脑中的美国除了狰狞凶恶，就是行将就木、去呜呼哀哉不远。以能够追溯到的线索论，周恩来的“学习说”，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撇开意识形态，超乎社会制度之外，从“发达国家”角度看美国。这当然意味深长。
显然周恩来意识到，用单一的政治思维来决定中国对某一类型国家的态度，这样做是有问题的。政治评判不能代替一切，让政治评判垄断所有评判，不仅简单而且盲目。因为别国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对它们全盘否定，对其长处、优点采取鸵鸟姿态，受损害的将是中国自己。
进一步看，这里隐约显露了以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为国家与社会评估重要指标的观念———社会发展是否良好，须以经济是否兴盛来衡量，否则，不论头上顶着什么美丽的光环，也称不上“好社会”。这个观念不转变，中国就仍将陶醉于“制度优越”的精神胜利法，在享受口舌之乐的同时，维持着与中世纪伯仲之间的生产水平。
……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李政道时，就中日发展水平的差距明确表示：“在生产上比日本差三十年，我们现在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白纸一张。”差三十年的概念是，七十年代中国比之四十年代处于战时的日本犹有不及。然而，这并不妨碍十多年前我们就开始谈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话题。
周恩来指其原因：“我们现在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白纸一张。”他在忧虑一种名为“无知”的状态。
作为目光仍未离开大地、现实、民生的领导者，周恩来没有放弃对世界的观察，他因此清楚中国“在生产上比日本差三十年”。但基于相反的原因，许多身居高位者对此却盲目无知。他们即便知道中国经济不如别人，也绝不会是在数目字上的量化了解。毛泽东1957年底放言用十五年赶上英国，即因一方面知道中国比英国落后，一方面又完全不知道中国比英国究竟落后多少。1957年，英国经济尚居世界老二，日本犹且不能望其项背(日本GDP超过英国是在十年之后的1968年)，试想中国当时与英国的差距又该如何，但毛泽东金口一开，即称“十五年赶超”，结果自压重担，搞出“大跃进”，中国险被压垮。
一句“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至今在中国杀伤力惊人，周恩来在1972年直言“比日本差三十年”，岂非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他来说，实为受了很大刺激之故。检索资料可知，日本国民总产值在1967—1968年两年中，连续超过法国、英国和联邦德国，升到紧随美国之后的第二位。青年时代，周氏在日本、欧洲均有游历，对彼时两地经济实力当有种种直观体验。而今，日本竟一跃而在老牌强国之上，作为左近之邻的一国总理，不能不大受震动。
岂但如此，连东亚几个经济基础原本薄弱的地区，此时也呈起飞之势。其中有新加坡、韩国，也有同为中华之地的香港、台湾。一直能够“睁眼看世界”的周恩来，及时注意到这些迹象，其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尤为瞩目。1972年4月9日，周恩来在广交会期间就服装生产问题质询有关方面，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表示对这种不进而退的情况“非常难过”。他还说，以海峡这边国土之大、人口之多，“出口才比台湾多十亿，值不得骄傲。”(《年谱》)
资料显示，周恩来对台湾的经济经验，有细致、深入的了解，且能予以专业的解读。1973年6月29日，他对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详细谈起蒋介石如何拔擢、任用严家淦，以及后者的一系列措施：
他(严家淦)本来在国民党中没有地位，只是在银行中有一个小职位，但他对做生意、搞贸易有那么一套，这对蒋介石是有好处的。他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然后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后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寻求不同政治制度下有利于发展双方贸易的办法》，《周恩来经济文选》)
他准确锐利地意识到资本运作(引进外资)的意义，同时发见外来资本与低廉的本地劳动力结合是一条捷径。同年10月底、11月初，与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他再次概括了台湾的做法：
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年谱》)
“改革开放”后搞经济特区，思路基本如此，我们不免吃惊当时周恩来已经将其指出;而意外和有趣的是，最初的启发居然来自海峡对岸。
查阅一下中共第九届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名单，即可知能够了解经济、关心世界动态并理解其意义的，舍周恩来之外更无二人。“我们现在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白纸一张”的慨叹，分毫没有夸张。几个最为得意、呼风唤雨之人，江青除对文艺略知一二，其余只得谓之不学无术，姚文元是个批评家并且只对大批判有天赋，张春桥的腹笥或许在其中最多，但也无非是一些有关意识形态的空头理论。一干人等除了擅长阶级斗争、权力斗争，别的都“白纸一张”。新的技术革命的迹象已经那么明显，世界经济版图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朝中衮衮诸公竟浑然不知，以下官僚则束手束脚，这其实很像十九世纪末的情形。
较诸晚清政坛那些清醒者，周恩来更加势单力薄，至少在邓小平复出前如此。
他最大苦衷应是知而不能行。他分明掌握着世界发展的动向，并有恰当的判断和思路，如果不受掣肘，允许将所知所思加以实施，则改革开放应能提前六年。而实际我们看到，周恩来的空间极为局促，无法施展，做任何事都如逆水行舟。
以外交口为例。较诸其他，外交方面与周恩来关系最近，建国以来，这项工作一直在他直接领导之下。但现在即便这一领域，也是阻力重重，轻则左顾右盼，重则以左为荣、拒不奉令。1972年，周恩来至少三次爆发不满，或予质疑。8月1日、2日，给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部门负责人做报告，谈到极左思潮影响，严厉要求：“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在联合国，美国副代表菲利普斯提出约见中国代表黄华，我代表团竟拟托辞婉拒，周恩来看到请示电报后，8月20日以明确肯定加反问的语气电批：“可见，多联系，有什么怕?”10月15日，阅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联合所递请示报告，称将与东欧数国开展科技项目合作，周恩来十分生气，批曰：“为何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均据《年谱》)
原本，周恩来也许只想实干，哪怕积跬成步、积土成山。他并非性格峻急之人，渐进的改变他可以接受，只要确实看见了改变。加上当时客观环境，在润物无声与轰轰烈烈之间，他愿意选择前者。然而，上下碰壁、逡巡不进的局面，令他温和的预期屡成泡影。此类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周恩来终于明白，只干少说甚至不说的办法行不通，横亘在中国前进道路上的，首先是意识形态障碍;你试图绕开它，它却不让你绕开，随时挡在面前，逼迫你向它挑战。

当着毛泽东不知疲倦、永无止境地推行“革命”时，曾经追随并拥戴他的同志们却显出犹豫之色，产生困惑以至歧义。在战争年代，他们与之保持着一致，现在却越来越跟不上“思想”。
1949年黄克诚与毛泽东就建国后大政不同期待的对话，绝非偶然和孤立，毋如说相当有代表性。
1959年的庐山，当毛泽东已经发动整彭德怀的攻势后，后者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有什么别的想头。”(《黄克诚自述》)简单一语，道破冲突与矛盾的实质。彭德怀毅然直谏，无非因为眼见“大跃进”的后果与“富国”愿望背道而驰。毛泽东又为何批他右倾?也无非是彭德怀将“富国”置于“革命”之上。他们一个只想“富国”，一个则以“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为指南，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最高目标，去破坏旧的生产关系、消灭资产阶级残余、灵魂深处闹革命……
1962年，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的分歧，根源也在于“国家”与“革命”。当“大跃进”几乎搞垮整个经济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补苴罅漏，推出若干略具改革色彩的措施，固是应急之举，却也透露了以国计民生为重的务实态度。对此，毛泽东心中大为不满。危机刚刚缓解，他就在北戴河会议上告诫并指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烈否定“包产到户”等被事实证明于国于民有利的做法，因为在他看来，不论这种做法是否惠及经济和人民，只要它在生产关系上有非无产阶级化的嫌疑，辄必坚决扼止。这种以意识形态裁定一切、以“革命”与否为唯一准绳的倾向愈演愈烈，以至于“文革”喊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
如以弹琴比喻，那么，毛泽东对抚于手下的中国这张琴，一次次将琴弦调得更紧，终于调成“文革”那样紧绷的状态，令其发出尖锐刺耳的高音。“文革”中所搞样板戏，英雄人物每每以几令喉咙撕裂的高音行腔，并非偶然，而适足象征整个时代。可以说，“文革”中全中国都在阶级斗争的高音上运行，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弦断琴崩。
中国历史上一种常见情形，是人民不堪赋税之重。共和国头三十年，人民辄不堪“革命”之重。虽然毛泽东胸怀远大、理想崇高，中国却并不能脱离大地、霞举天国，他的子民也无法过久地忍受贫穷与拮据，而渴望盘中多些甘肥、少些粗砺，或至少某些地方不再是全家人出门只靠一条裤子……说来意想不到，就连追随毛泽东一道搞“文革”的林彪集团，也不接受为“革命”不顾“国家”的现实，《“571”工程纪要》所引人注目地指控或打算利用的是：“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倘若国势窳隳已至于可为一个阴谋集团所利用，只能说那种情形太过昭彰。

毛泽东，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开拓于恩格斯、完备于列宁，而以列宁贡献最著。恩格斯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意识形态上将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这一事物的理解进行了展开，但在当时而言，其学术的意味大于实践和指导的意味。到了列宁时代，马克思主义愈益向实践层面进展，革命愈益指向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作为这一革命的领导者和思想家，列宁思考国家问题的角度和目的，已明显不同于过去。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开始撰写《国家与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后第二年将其出版。自其1918年问世以来，无产阶级政党便拥有了自己的国家理论，二战后，随着共产党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权，这本书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
根据资料，毛泽东对马列原著本身阅读有限。其中，《国家与革命》却占据了极特殊的位置。他对此书的注意，早至1926年6月。那时，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中，首次提及《国家与革命》，并发表如下感想：
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地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列宁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看来令毛泽东印象深刻，他以后自己掌国，果然对上述所谈恪守不渝。然而，毛泽东对《国家与革命》的学习并不到此止步。据《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毛在延安时期，“又认真研读了《国家与革命》这部重要著作”。尤其是，1946年在准备解放战争、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后时刻，毛泽东第三次细读《国家与革命》。《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编者，根据毛泽东所读原本面貌向我们描述：
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划得最粗，圈圈划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组和词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
无论阅读之勤之专，《国家与革命》均堪称毛泽东于马列原著毕生用力最著者，它既是毛泽东最重视的一本经典著作，无疑，还是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一本经典著作。那么，他将从中汲取怎样的营养和教益?
国家理论，或者说人类对国家的认知，只有不长的历史。以中国论，国家形态大约自商代起脱离于部落成形，又在晚周至秦汉之间，经权力体系的分崩和重建，得到制度、结构上的进一步完善。但是，从商周到明清，历三千年，中国有国家的存在而无国家意识的存在。所谓“国家”，虚化为一个漫无边际的“天下”概念。进而观察，中国所了解的“国”，乃是“家”的放大，这种意识令诺大国家被看成某一姓氏之私产，而系于所谓“万乘之尊”的一身。所以，国家没有国民意识，国民亦无国家意识。这可谓中国自身精神传统中一大缺陷，至今社会意识以及国民人格的种种不健全，都是对“国家”缺乏正确认知的孑遗。
在欧洲，直到中世纪也没有真正的国家意识。长达千年的宗教统治，抹煞世俗现实的所有思考，窒息民族文化和民族自我意识。文艺复兴重开历史，导致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觉醒与回归，从而为通向反教会的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扫清障碍。在逐渐形成民族国家意识同时，资本主义文明和资产阶级兴起，为现代国家意识奉献了另一条基石。利益诉求和冲突，遍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带动了对国家的本质、意义和功能的思考和探索，第一次真正把国家看成平衡、调解、维护各种社会关系的机制和机器，并在此基础上有立法、行政、制度等建构。这一国家理论和实践，亦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称的“资本主义制度”，普遍建立于欧美国家而为我们熟知。
十九世纪中期，无产阶级崛起，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开始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的政治胜利首先为俄国取得。胜利所带来的任务是，单纯充当资本主义制度反对者已然不足，作为国家的统治力量，国家权力的掌握者，必须提出无产阶级自己对“国家”的理解和理论。列宁的表述是，用“无产阶级国家”取代“资产阶级国家”。这将是资本主义之外，现代意义上的第二种国家理论。
《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理论的根本命题：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其完整表述与逻辑，见诸如下一段：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不了解它的针对性，很难正确理解这种国家理论的含义。
作为君主制的反对者，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将君主的国家变成全民的国家，权力独享的王权转换于权力共享的民权。在这种努力中，引出了对于“国家”的根本看法：国家应当是一种合理反映、顾及所有人利益的秩序，“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取代了君主制的“共和制”这个名词本身，就反映和基于“调和”的认识。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民主”及其选举制、代议制等制度体现，都是“调和”精神的贯彻。“调和”的思想，首先意味着承认和容纳不同阶级、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矛盾为客观存在，其次，它试图就这些矛盾采取理性态度，通过寻求利益平衡点、建立和完善社会正义程序，化解、抑制矛盾，而非扩大、增加对立，如此渐进、稳步地克服社会弊端和丑恶因素。显然，它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为最高理想。
《国家与革命》却认为，矛盾根本不可能调和。它从背反的方向来认识“国家”这一人类事物———国家不仅不能去调和矛盾，相反，它本身即因矛盾无法调和而产生。作为对人类之有“国家”的解释，这绝对是颠覆性的。它从源头上解构了“国家”作为社会合理秩序的意义，而看成人压迫人的表征和证据，看成阶级统治、阶级斗争的工具。
因了这种逻辑，无产阶级国家理论对“国家”本身，视为必须消灭的对象。随着共产主义到来，阶级消失，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将不复存在。列宁称之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
在此之前，即仍然延续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组建自己的国家后，必须不余遗力继续推进革命、以最终完成“消灭国家”的使命。这种认识，首先表现为鲜明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其次，将具体地贯彻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存在方式中：
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简而言之，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不是革命的结束，相反，是革命在新的条件和层面上的新开端。最终来说，它要做两件事———不断输出革命，将所有国家变成无产阶级国家;然后，由于资产阶级被消灭，无产阶级国家也自动消亡，人类进入大同的无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一生所读以中国旧史最多，那里面并不能为他提供现代的国家认知，在西方近代政治学、伦理学、法学及历史哲学各方面，从他的阅读书目来看没有做过系统的了解，然而，对于《国家与革命》却曾复读三遍。以此推之，应能断定他对“国家”的理解与运思源出何处。黄克诚回忆了中共中央进入北平不久，1949年5月毛泽东和他的一次谈话：
我们边吃边聊。突然间，毛泽东停下筷子，问我道：“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黄克诚自述》)
《国家与革命》的影响显而易见。无疑地，在即将领导一个国家之前，毛泽东有过根本性的思考，并就方向拿定了主意。而且不但是认准和抱定，他还积蓄着极饱满的热情，去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高潮，永无止境。从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看到了清晰、连贯、层层递进的思路，每一重大举措都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而来。对内如此，对外也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己任，努力输出革命。
总之，毛泽东的治国实践，须臾未离列宁主张，视国家为革命的平台，同时也将它用为革命的资源，不断发动新的革命探索。

“九一三”可得谓之弦断琴崩的一刻。摔死的是林彪，思想崩溃却是举国上下。当时一个青年这样叙述：
记得林彪事件发生时，我是被人从睡梦中叫醒的。我懵懵懂懂地从床上坐起来，很久都没有弄明白我究竟听到了什么，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浑身发冷……
其情形奇妙地构成了双关———睡觉是讲述者正在经历的一个行为，然而她的“被人从睡梦中叫醒”却显然不仅仅限于此。所以她又说：
在这之前，我们可以说是生活在一种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中，我们被告知什么是真理而且毫不怀疑，只要跟着那只挥着的手指引的方向往前走就行了。(鲁双芹《琥珀中的年月———对七十年代的一些回忆》)
林彪事件的心理学意蕴，较之政治方面远为丰富。后者大抵三言两语即能讲清，而心理上的投影却斑驳陆离、因人而异。也许，“九一三”引起的接受和反应，是“文革”中最隐晦也最值得深究的一件事。它在不同层面上的“唤起”，决定了后来中国的走向。
如果说不谙世事、愚忠仰视的小青年从中收获了幻灭或如梦方醒，那么，遍历风雨、看尽沧桑的周恩来所感受的必定不同，对他来说，“九一三”应该谈不上什么“梦醒时分”，而将会是“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故尔，当纪登奎提到林彪事件之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寥然一语，却似乎直杵周恩来内心深处最痛的一点，致他泣不成声，而答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何谓“事情不那么简单”?盖以周氏最明白不过，是否“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根本不取决于林彪的在与去，正所谓“原由别在”。而消失于省略号中的“还没有完……”一语，交织着更其复杂的内容，可解为忧虑，可解为自儆，更可解为“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式的明志与决断。
1956年“反冒进”后，周恩来不免忧谗畏讥，乃至“文革”初期委曲求全。所以如此，当然并非尽为个人计，但违心拂己终是实情，后议以此为不可者颇多。但笔者发现，对于“九一三”之后的周恩来，世人了解并不充分。那是一个前所不见的周恩来，其决绝、义无反顾、不惮毁誉，甚至达到以生命抗争的地步。
在此期间，仅直接来自毛泽东的折辱就有两次。一次是1972年6月间毛泽东翻长征前旧帐，迫使周恩来连续三个晚上就所谓路线错误在大会上公开自我批判，《年谱》称之“对自己作了严厉的剖析乃至过分的检讨”。一次是翌年11月，由王海容口啣天宪、江青为主角，政治局开“帮周”会议，其间，江青给周恩来戴上“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帽子，其他发言者也有当面指责他“要搞修正主义”，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中形容，从会场走出来的周恩来，“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蹉跎”。
之后评法批儒、评《水浒》，周更被指为“大儒”、“当代周公”、“投降派”……几年中，周恩来所受重压与欺凌，远甚以往，且同时饱尝病痛折磨;然而他毫无畏缩，如同一个强硬的选手坚持着艰难的比赛。1975年9月20日，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周恩来握住邓小平手，力赞其“你这一年干得好，比我强得多!”又拼劲气力大声言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何其壮也。
是什么可以支撑周恩来，让他“九一三”后于生命尽头，不再抑忍，而威武不能屈、临祸不苟免?一言以蔽之，“国家”而已。或者应更确切地说，是“中国”这两个字。自十九世纪末中国羸弱以来，几代志士仁人，主张或有不一，认识或有分歧，要之皆为救国、强国奋起，驱贫弱于国中。他们的初衷和目标，归根到底，都要看到祖国富足，“革命”绝不是空洞的，不能非但达不成这样的目标反而渐行渐远，被驱往由美丽辞藻装饰的乌托邦，甚至混乱无度、秩序荡然……当知悉革命胜利二十年后中国仍不堪比四十年代初的日本，以及海峡对岸经济呈崛起之象，周恩来的情怀回到了献身革命的起点———忧国与爱国。对他来说，“国家”是具体的，是栖息着八亿同胞、延续着华夏数千年历史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至于“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这样的宏远之旨，则并非当下视线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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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革命，这一困扰共和国二十多年的意识形态死结，终于不能不解、非解不可。要么以国家为革命工具、永不休止地开展阶级斗争，要么以中国的稳定、富足、福祉为重，改弦更张，将重心置于经济建设。以上，是“九一三”致“文革”狂飚突然短暂停顿时，中国面临的两个可选项。毛泽东、周恩来各自选择了其中一项。
应该说，周恩来并不是一种历史意志的开启人，而只是选择者。他所归依的那种历史意志，早就存在于党内党外。但是，以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当时历史情形的特殊性，他勇于作此选择，仍至为关键。由此，历史终于出现拐点：1972年。在这一年，周恩来意识清晰地着手拗救“文革”路线，打开新去向，引入与毛泽东判若云泥的治国理念。不管随后几年，反方如何施展浑身解数批周、批邓，力阻新的去向，“文革”都已不能避免破产的结局。
“文革”结束以至于今，我们清楚看见，延续整个前三十年的“革命”对“国家”的驱策，在后三十年中“时无重至，华不再扬”，就此完全作古。“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这些我们耳熟能详、似乎只是枯燥政治口号的表述，实则潜藏着当代思想的惊世之变，在它背后，是历史巨轮的轰然转身。

五号与元帅

陈胖子和聂老五，竹叶青这三位是五号的人。

朱刘二人当年苏区时代和五号联手修理过李德胜。李德胜一辈子耿耿于怀的事情。五九年上海会议，九大李德胜把他们拉出来批评。不在于朱刘怎么样，而是在于李德胜怎么认为。
老朱那样的身份，决定了他不会是谁的人。谁家山头再大也容不下他这样的大佛。
高饶事件，老朱也是积极的很。想想看，高麻子胆子多肥，拉了彭，林，还拉了朱。这个阵营之强大李德胜都得担忧啊。庐山会议，朱支持彭，文革前朱高调支持修养。文革初期老朱被开批斗会，文革中多次被修理，最后死的不明不白。
李德胜打压老朱最厉害，看看老朱建国后成啥样了。老朱也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可惜有人就是作梗。老朱后来也踏上了反毛的不归路。

胡子：解放前胡子积极向李德胜靠拢。结果越混越不如。怎么说都是八一南昌起义出来的。建国后和五号走的很近。但六十年代，胡子和修养走的太近，已经远远超出五号容忍限度。文革前找五号求救，呵呵太晚了。
胡子名言，茅台酒赛党性。不知道遇到比他还能喝的五号会是什么样？
文革初，修养拉拢了朱老大，胡子。罗帅之前和胡子走的非常近，龙头大哥叫的可亲热！所以元帅层面对决，是其他元帅【罗彭除外】对朱贺。

林，李德胜的嫡系啊。但林同样和五号关系非常好。但最关键时刻，还是李德胜那一方。二月逆流，如果没有林的支持，李德胜只能妥协。有了林的支持，五号纠结的联军被杀的落花流水。
修养被打倒后，还要继续革命，要革谁的命呢？

罗：李一手拉出来的嫡系。但最后也不稳，和胡子走的太近。杨成武揭发，罗长子说的，罗帅临死前要见林，林坚决不去。等罗一死，林立刻到了……

徐帅，边缘人物。文革初期和皇后走的很近。二月逆流他也参加了的。

彭大，军中霸主级别人物。在下属面前大骂五号多次，什么发情的母狗啊……庐山会议上捧骂李德胜，李德胜勃然大怒。五号难道就唾面自干？彭一直瞧不起修养……

转：
戚大帅是我老乡。大概不到20年前回乡，其同学陪同。这个同学很是反感WG那一套，言辞中有所交锋。问为何不顾及普通人的苦难。
当时我记得戚说过一句话：伟人前进的脚步压坏些花花草草，是正常现象（大意）。当时我在高中，看到这句话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有些粉就这德行，主席的话，如果不表明是主席说的，他们照样咬。就因为是毛说的，你们就不反对？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有这样的总结：“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你说尼克松到底在粉李德胜还是攻击李德胜还是二者兼有？

1950-1978年中国共援越200多亿美元，兑换成黄金现在价值约五万多亿元人民币
物资上的援助。从1950-1978年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和帮助其重建，中国共向越南提供的各种援助总额为203.6845亿元（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援助金额为100.6742亿元，约占援助总额的50%，包括粮食500万吨、石油200万吨、汽车3.5万辆、船只600多艘；军事援助金额为49.6679亿元，占援助总额的24%，包括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亿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炸药1.824万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成套项目援助为36.2619亿元，占援助总额的18%，建设项目为450项，己完成339项，包括轻重工业工厂、医院、研究所的成套设备；援助美元现汇6.35亿元，占总额的8%。特别是，中国在外汇紧缺的情况下还援助了几亿美元外汇供越南机动使用。
……
据统计核算，中国向越南直接提供的物资和中国部队赴越的军费开支，按当时国际价格计算，总额在200亿美元以上，如果按照当时的价格兑换成黄金，现在价值5万多亿元人民币（编者注：1971年之前美元兑黄金价格为35美元/盎司黄金，72-78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按200元/盎司黄金换算，现在的价格是1600美元/盎司黄金。当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1美元=6.2人民币元）。在上述援助总额中，除无息贷款约14亿元人民币外，其他均为无偿援助。即便是有偿的援助和贷款，中方也是能减免的就减免，以减轻越方的负担。比如1965年7月中越签订《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时，中国将1963年借给越南粮食10万吨和1963-1965年为越南代购粮食19万6500吨、化肥88600吨，除己归还粮食3400吨、化肥18600吨以外的其余部分，全部赠送给越南，金额为人民币1.06亿元。
……
中国不仅对越南进行物资和军事援助，还将作为物资中转站和雷达站的中国领土夜莺岛 “秘密移交”给了北越，成了后来的白龙尾岛。据当时作为中方代表，前往夜莺岛（浮水洲岛）与越南代表履行了“移交”手续的原海南军分区副司令马白山将军回忆说：“1955年解放军解放了浮水洲岛（即夜莺岛）。解放军驻此岛上，岛上有工事。部队一个连队驻守岛上，也管理老百姓。……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它。”
“夜莺岛”成为“白龙尾岛”归入越南后，中国利益损失严重。比如李德潮在《白龙尾正名》中谈到：“越南在北部湾依托白龙尾岛，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主权要求，抓扣我渔民，破坏我数十万渔民的生计。”葛剑雄说的更明白：“对北部湾的渔业纠纷，我国的态度似乎不软不硬，越南人还在那里巡逻，我们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白龙尾岛离海南岛远，离越南近，本来我们跟它划界，可以划在白龙尾岛和越南大陆之间。但现在这个岛是它的，界线要划在白龙尾岛与海南岛之间，北部湾历史上传统的中国的渔场就要归越南，数十万渔民都将失业；谈判划界时双方是有默契的，传统的渔场如何划分，应该另外通过淡判来解决，但现在越南方面就要按新的海界来控制这些渔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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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为援助越南操碎了心
中国对越南援助的物资之多、种类之广、力度之大，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可谓已经尽心竭力了。而为了保证援越工作的正常进行，中方将工作做到了细致入微。
1、军事上：把中国最先进的武器给越南，甚至抽调现役装备转给越南
在军事援助方面优先保证越南的需要，中方可谓是竭尽全力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军队的装备。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A、很多大型武器，供应给越南的比补充给中国军队自己的还多，比如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万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B、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中国军队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比如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C、对于越南继续的物资，中方哪怕自己停止使用，也要优先供应越南。比如当越南急需铺设输油管道时，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内在建的输油管工程，把油管优先供给越南使用，保证了越南近千公里输油管道系统在1971年安装完毕。以前越南的油料运输主要是用油罐车，“而美国飞机在1970年至1971年旱季的轰炸，使越南运输车损失多达4000辆。由于使用了输油管道，同期运往南方的汽油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10倍。”
而当越南提出的援助需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比如1968年越方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已停止生产老型号的这种火箭炮，但为了满足越南的要求，人中方将库存的该型火箭炮全部给了越南。1972年底中国军队的战略储备为炮2万余门，车辆3000余台，工程机械260部，而在这一年中国援助越南火炮9166门，车辆8558台，工程机械380部。类似这种情况移交的装备还有：飞机1百架，红旗2号地空导弹3个营的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
而对于中方没有研制也没有装备的武器，一旦越方提出要求，中国就马上投入研制，成功后便大批供应越南。比如援越防弹衣，当时中国从未研制过，也没有装备过，越方提出这类要求后，中国有关军事部门和科研单位立即组织研制，经过20多个军用和民用工厂试制后，制造了10万件提供给越南。再如磁性水雷，中国过去从未生产和使用过，为了保证越方的需要，中国有关部门迅速调集专家攻关，并指定专人负责，定人定时定厂研制，在很短时间内，研制出了体积小、分量轻、携带安全方便的磁性水雷，提供给越南，为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游击队特工人员生产一种武器，叫燃烧手榴弹、钢珠手榴弹，每生产一枚弹，从取材到制造成功、出厂，要经过300多道工序。…[详细]
2、生活上，毛泽东亲自指示为越南战士研制专门的压缩干粮、蚊帐、吊床和军鞋
对于越南士兵的生活所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可谓操碎了心。比如196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道：“南越解放军在森林里头没有帐子，睡不好觉，雨衣缺少，食品不够，药品不够，我看了那个情报很着急。”他要求说：“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同时，毛泽东指示食品部门要给越南战士研制压缩干粮，他强调压缩干粮分量要轻，营养要丰富。食品部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很快研制出“压缩干粮”，这种压缩干粮比蛋糕薄，比饼干厚，营养丰富，轻便耐饥。为了保质保量供应，商业部专门把上海一家民用食品厂改为压缩干粮工厂。毛泽东还对周恩来说，越南南方气候炎热潮湿，蛟子、虫蚁多，嘱咐他一定要为越南战士研制携带和使用方便的蚊帐。军需部门根据指示很快研制出了轻便柔软、结实的吊床和蚊帐，吊床和纹帐轻软的都可一把抓口战士在树林宿营，只要在两棵树上把吊床一绑，吊上蚊帐就可睡觉。另外，轻工部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研制出一种高帮胶底轻便军鞋。周恩来在召集援越供应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时说，要想方设法减轻越南战士的负荷，战士背包的重量不能超过20公斤。周恩来还说，越南担负运输任务的主要是妇女，她们习惯用头顶或肩扛，为便于妇女搬运，援越物资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20公斤。
在中方竭尽全力的援助下，越南士兵的待遇如何呢？以昆明军分区的援助任务为例。根据1967年6月11日两军总参谋部签署的物资供应问题会谈纪要，中国在1967年内要向越军某部2200名战士提供的装备物资达687项，保证每个战士每年有3套衣服3双鞋，每天800克大米、30克盐、80克肉、30克鱼、30克豆子、30克芝麻花生、30克猪油、10克酱油、30克白糖等。此外还应提供的日用品为：牙刷8000把，留兰香牙膏11100瓶，长条肥皂24700条，香皂10600块，金沙江牌香烟74000包，春城牌香烟35000包，以及乒乓球、排球、口琴、扑克、大头针、钢笔水、缝衣针、青菜萝卜种籽等。这些远远超过了当时一般中国人的生活标准。不仅如此，中方提供的物资中甚至还出现了珠子项链、镀银手镯、小孩穿的凉鞋、妇女用的花边等项目。在中国援助的关照下，越南士兵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
中方提供的生活物资之多，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况：“某些设备堆放在北越公路旁，有的盖上油布，有的连油布都没盖，任凭风吹雨淋，生锈变质……中国供给越军大量的压缩饼干和大米，越军根本吃不完，便拿到市场上卖。”…[详细]
3、生产上，优先保证援越物资，不惜停止牺牲国内的正常生产生活
而为了保证援越物资按时定量运达，中方在一切程序上都开绿灯，首先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1965年中共领导层认为援助越南在战略上具有极大重要性，为此甚至让国内的经济建设为援越任务让路。比如为了给越南南方游击队的妇女生产一种她们最喜爱穿的花布，中国江南好几家工厂，奉命停止生产国内需要的纺织品，改为生产各种款式的花布，提供越南。还有上海等食品厂生产的压缩干粮一直源源不断，越方要多少就结多少，平均每年都要供给上千万公斤，最多的一年为2000万公斤，从来是不误一天，不少一两。
文革中，国内生产建设几乎陷入停顿，大量增加的援越任务使国内各种原材料极为紧缺。为了保证对越供应，中央要求各生产企业“主要靠努力降低消耗，开展清仓查库，互相调剂利用来解决”，对于生产能力不足“要采取技术革新、增加班次、提高生产效率等办法加以解决”，同时明确要求援越产品必须优先安排，“援越任务生产用电，要求给地区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的原则下，保证优先用电”。不仅如此，如果国内生产不足，中方还会从国外进口以供应越南，比如1975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一百多万吨援助物资中，就有从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买来的小麦、玉米，还有从日本买来的化肥和从西德买来的机器设备。
4、贸易上，故意吃亏以支持越南
此外，中国还“寓援助于贸易之中”，在中越贸易中对越南予以适当照顾。1950年12月16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致云南省委并告西南局的电文中明确指出，中越贸易应“以解决越方经济困难为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某些贸易行为中自觉地赔一点钱，也是应该作的。”中方在贸易中“能得利若干更好，不能得利的生意亦应作，以便借此援助他们。”1966年云南省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也显示了这种状况，越南供应云南的磷矿石为每吨36元，而国内21.11元，水泥每吨90元，比云南省内价格高出80％左右。…

大跃进”发生问题后，毛泽东本来能够自己面对，“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开了许多会议，不断纠正错误，情况有所好转;主席颇有信心，认为照这样做下去，不要很长时间就能够解决问题。”(《黄克诚自述》)以残酷斗争收场的庐山会议，一开始作为“神仙会”出现，毛泽东心情舒畅甚至从善如流，然而彭德怀上书改变了一切，“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
换言之，毛泽东性格具有【强烈的逆反因素】，凡事总要机杼自出，倘若别人对他指手画脚，即便正确也会令他大为反感，转而站到对立面予以反击———尤其对于曾经与自己相左的人。这确为毛氏的显著性格特色，甚至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生言行几乎处处可见这种轮廓，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的言论，或对“反潮流精神”表示激赏等。换言之，以下可能性是存在的：对“文革”的负面议论愈多，毛泽东反而愈不肯屈服示弱。


76年李德胜要死的时候，还表示文革成功的。要强还是嘴硬？
玉凤说过，主席像小孩你说东他偏要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