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罗瑞卿在组织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夺权等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
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多年以来，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反复地教导我们说，台湾
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不但是军事问题，主要是政治问
题。它是一个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宣传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因此，对蒋匪采取的
一切作战行动，都必须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全面考虑，由党中央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掌握
决定，未经党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自作主张，轻举妄动。就是党中央、军委批准的作战计
划，在执行的过程中，也要事前请示，事后报告。林彪同志说：“打第一枪，第一炮，一个
班、一个排的第一次动作，不是小问题，都是战略问题，只有最高统帅才能下决心。因为这
个问题同外交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各国的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政治统帅军事。”这些
精神，在军委多次颁布的海边防守则中都有明文规定。罗瑞卿对此不是不知道，不懂得，相
反地他还常常以此理由，批评过很多人，可见他对这些问题是非常清楚的。但他自己却违背
毛主席、党中央、军委的这些规定。一九六×年×月，他对福州军区副参谋长肖剑飞同志讲，
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为不失战机，可以边打边报
告。”罗的这些作法，不仅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党中央、军委规定的方针政策，而且是一个
人私自布置的，总参有关副总长和有关业务部门对这件事毫无所闻，党中央、军委领导同志
也没有人知道，直到福州军区请示如何执行罗瑞卿的这个指示时才知道。党中央、军委认为
罗瑞卿的这一做法是非常错误的，非常危险的。以后军委纠正了这个错误。
第二、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反调
毛主席自一九六二年六月以来，对民兵工作三落实作过四次重要指示。一九六二年六月
曾两次指示说：“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
班、排、连、营编组好，要有强的干部。”一九六四年六月又进一步指示说：“民兵工作首先
搞组织落实，要把民兵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一九六五年四月
更进一步明确指示说：“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首先是组织落实，有没有队长、班长，组
织起来没有？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民兵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
军事落实。”
罗瑞卿对毛主席的指示却公开唱反调。他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
会议上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落实，在政治落实的基础上，再做到组织和军事的落
实”。一九六四年十月在民兵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又进一步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思
想落实，组织和军事才能落实”。“如果政治上不搞好，思想上不搞好，那个组织不落实还好
一点，越落实，被坏人夺去了领导权或者被坏干部掌握住了，那个越落实就越会干坏事。所
以，还是政治第一，要把关系搞清楚。”
罗瑞卿这些讲法，不仅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而且是公开地“教
训”起毛主席来了，指责毛主席把三落实的关系没有搞清楚。这是何等狂妄！
第三、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 0 年就明确指示，要从主力军中抽出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
方武装的骨干。毛主席这个指示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是恢复我军传统体制，即主力军、
地方军、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体制的大问题，是贯彻人民战争的大问题，也是使主力军能更
好机动的大问题。罗瑞卿对这一指示，既不传达，也不布置执行，竟然拖了近五年之久，总
参有关副总参长和各业务部门谁也不知道。直到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主席又连续两次
在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并且指定要从正规部队中拨出某某个师，给沿海各省，同时对罗瑞

庐山会议的时候，全国不少地方都已经是饥荒了吧？
为何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还有心情舞会不断，还有心情不止一次邀请手下夫人去游泳？
……
呵呵想到了那个最经典的口号，为人民服务！
彭总可惜了的。

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全国不少地方形式已经很严重了吧？不少地方斗发生了饥荒情况。

一 跳舞
以下是3 日所记：【“晚上跳舞】，舞场为一小教堂。上帝有知，都进不了 天堂的。一切都极安静。有戏、有舞，却消没在山风松涛之中。跟北戴河 另一番滋味，那儿总是让你挂念着海，想到海中飘游整日才好；这儿是‘深 山养道之心’，尘嚣世俗之感皆被融化也

会议的基本精神是李德胜对当时形势估计的三句 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主循修养的两句话：“成绩 讲够，缺点讲透。”各抒己见，有的讲成绩多些或者大话还多些，有的着重 讲了缺点或面临的困难。总之，无甚拘束，开始确有点像“神仙会”的味 道：【白天开会游山，晚上散步跳舞】。

7 月19 日或20 日，【晚上跳舞】时，我坐在五号的旁边，我有意问道： 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五号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 情况。周恩来一直在主持国务院会，在抓计委，急着安排好今明两年计划。【庐山会议实录】

二 游泳

期间有一天的下午，大概是七月二十几号，李德胜的卫士给我们办公室的刘振德秘书打来电话，说毛主席邀请我到芦林水库游泳。我感到意外：李德胜怎么突然约我游泳？又一想，李可能有别的事，就赶紧找出游泳衣。临出门前我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休养看我一眼，说：“噢，还穿丝袜！”
……
这期间李德胜又几次约我去游泳。
有一天，李德胜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大家说说笑笑，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张合影……
于是我们就下水库游泳。李也游了。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李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李德胜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李德胜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李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我没想到，江青当着这么多人还有孩子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很是意外，只好装没听见，忙给她让座，问她摄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静下来。

又是跳舞，又是游泳……

杨银禄澄清有关江青的四大传言
江青的形象一直饱受争议，有传言说她穿着泳衣与姚文元、张春桥调情，有人说她纵欲无度，还有人说她什么都是假的。真实的江青到底是什么样的？
杨银禄作为江青的秘书，在她身边工作了近6年，他对这些不负责任的传言一一澄清。
……
他说的的确是实话。我特作四点说明：
一是，1956年7月，江青患子宫颈癌，到苏联做了放射治疗后，癌病是治好了，但是严重地破坏了她的正常的内分泌，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她就不能做那种事了。
二是，江青清楚她的地位和权力是怎么来的。如果她干了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其后果是什么她更清楚。江青是个很聪明的人，绝不会做那种因小失大的事。
三是，谁都知道“伴君如伴虎”的古训，江青的身份、地位、权力在“文革”中是极为特殊的，她又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如果真有那种事，有一天她不高兴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即使是江青不翻脸，事情一旦败露，谁也逃脱不了灭顶之灾。这就说明，谁也不敢做那种事。
四是，“文革”期间，江青身边有十多位工作人员，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工作人员的视线之内，她没有独自一人活动的空间，没有做不轨事情的机会和场所。
以上四点表明：她不会做，也不能做、不敢做、没有机会做那种下流的事

穿着泳衣与姚文元、张春桥嬉戏
传言：有一位级别相当高的领导干部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老同志还偷偷地给我看了一张照片，这是江青等人身穿游泳衣的照片。照片上，江青左手扶着姚文元，右臂缠着张春桥，在游泳池旁嬉戏，丑态百出。”
真相：关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身着游泳衣照相的问题，可能是误认、误传。我不相信会有这么一张照片；即使是有的话，也有可能是伪造的假照片。
因为江青游泳的时候需要安静，不准无关人员在同一个游泳池内游泳。跟随江青一起游泳的只有她非常熟悉的，有保护、服务任务的警卫员和值班的护士，别无他人。我在江青身边工作了近6年时间，从来没有见过她游泳。

要造谣也是李德胜在造谣，比如李德胜不是说自己没管理军队，都是小林子在管理……

搞的我就好像没有封过一样。

李德胜言行不一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个人感觉他说为老百姓怎么怎么的，还是真心实意的。

李德胜秘书胡作非为，李德胜是怎么处理的？【戚本禹回忆录】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
……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

李德胜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么瞎搞，李德胜怎么不严肃处理？他身边工作人员乱来，最后李德胜自己掏几万元稿费来帮这些人擦屁股。
至于严肃处理，呵呵！

当着他的面，浮夸吹牛，他当面不处理，事后也不派考察组查出处理……
给他修炼别墅，他知道后住了进入。不对涉及人员严肃处理……
他的秘书当着他的名义，乱搞女人，盗卖国家财产，调查信阳事件时候，老百姓饿死了很多人，却大吃大喝，参加舞会……【请注意，他的秘书只是参与，还有其他人这样做】他仍然不严肃处理…

在讲台上，他大声疾呼，我们要为人民服务……

请问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他？

李粉两大当之无愧的领袖，刘修养和林三虎，最后为何走上了最坚决的反李之路？

修养作为李粉，手段百出，全球公认的第一号李粉。诡异的是最后走上了反李的道路。一直到死，都是死不悔改。
修养之后，林就是李粉们的领袖。同样最后走上了反李的道路，不过比起修养更进一步的是，林还要弄死你。

……
有比这两位更大的李粉了嘛？同样有比这两位更大的李黑了嘛？

林豆豆到底是在说谎还是确有其事？
真是咄咄怪事!【叫我们跟着上飞机走】，这大概是早就定了的。可是早不说，迟不说，偏偏在这个时候，并且是在部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叫我们跟着上飞机!……
我质问张洪(宏)：为什么叫我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张洪(宏)说：“这是中央指示。”
我又质问张洪(宏)：中央是谁给你们下达这样的指示的?!要我上飞机，我就是死在这里也不上了!我坐在这里就是不走了!要上，你们自己上!】

中央就是五号。按豆豆的说法，是五号命令让豆豆一起上飞机？要把林家一网打尽？豆豆到底是得了妄想迫害病还是确实为了替老子洗白而兴口开河？

小叛徒林豆豆难道还是小骗子？

1971年10月，周恩来在陪同海尔.塞拉西皇帝到广州参观广交会时，应约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面对有人递条子询问是否是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林彪座机打下来的问题时，周恩来就没有选择回避，而是非常严肃、郑重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啊!当然了，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公产当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止他呢?......主席对林彪宽宏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五号高手啊。看看这语言水平吧，把自己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谁能提供下吹牛后的粮食产量啊。

李德胜纠左


58年粮食产量，实际4000亿左右。确定最后产量的时候，有人吹到八千亿，李德胜表示少吹点，吹个七千亿吧。呵呵，八千亿是大浮夸，七千亿就不是大浮夸？最后征收1125亿斤。
59年3400亿左右，
当廖鲁言说粮食现在包下去的是六千亿斤左右时，毛泽东说：我的意思是包五千亿斤就差不多了，今年只比去年增 产两百亿斤，日子过得紧一点，不要放开肚皮吃饭，明年日子会比今年好。
收了1214亿斤。
【60年2870亿】
李德胜真不知道粮食到底多少嘛？
感谢反瞒产。

精通农业的李德胜 58年3月
这里是灌县新城乡莲花一社。第一个看见毛主席的是社员冉贵全。他揉揉眼睛，有点不相信，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里，怎么会到这里?可眼前的这个人明明是毛主席，身边还有许多陪同的大干部哩。正当他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时，毛泽东就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似的向他打招呼了：“【要把草锄干净哩】!”麦田里确实还有一些杂草没锄尽。
毛泽东走进麦田，蹲下去拔杂草，问冉贵全：【“每亩能收多少斤?”冉贵全还是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伸出了四个手指：“400斤？”冉贵全这才如大梦初醒过来似的说：“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十斤】。”这时陆续围拢来的【农民都有些惊奇，毛主席还会估产，连田里能收多少麦子都知道?】毛泽东问：“割了麦子种什么?”冉贵全说：“种水稻。”毛泽东又问：“【水稻每亩收多少斤?”冉贵全道：“600多斤。】”毛泽东把头转向李井泉：“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那可了不起。”又问冉贵全，“粮食多了怎么办?”冉贵全说：“卖给国家。”“卖给国家你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似乎要一直追问下去。“当然赞成。”冉贵全肯定地说。毛泽东哈哈一笑，逗趣地道：“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引得大家全乐了。冉贵全吭哧吭哧不知怎么对答，正想再说些什么，毛泽东已迈上田坎。农民高淳然迎面而来。毛泽东上前和他打招呼，还问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读没读书?高淳然说自己今年已经58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毛泽东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好哇!”

……

走到一块棉花田，他忽然站住了，盯着地头立着的一块牌子看半天，问：“谁是王洪才?”“我是。”站在一边的社主任连忙答上一句。毛泽东看看他，又低头看看地：“这块棉花为什么高一行低一行?”
“这是我们试种阴阳垅呢!”王洪才解释。“【阳垅把阴垅遮起来，阴垅要吃亏。”毛泽东很内行地说。“主席说得对。】”王洪才又道，“阴垅不如阳垅见阳光多，不过种植棵数不同，阳垅每亩平均种3700棵，阴垅每亩平均种6300棵。”毛泽东想了想，说道：“那好，你们今年试一试就知道怎么种收成大了。”


李德胜对农业熟悉，估计中央领导里面也是前列。起码这些话，那些领导说不出来。
在了解这些的基础上，再看看李德胜的行为，无语。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就不严肃批评，严格处理。

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应声道。“每亩平均多少斤?”支书阎玉如接过话头：“【754斤!】”毛泽东笑了：“不少呀!”他又问社里和县里大秋作物的预产量。张国忠告诉毛泽东：“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说完，又补充说明道，“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毛泽东听后，不觉睁大了眼睛。他笑嘻嘻地环顾着屋里的人们，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他显然又想起汽车上张国忠向他介绍的徐水县的情况，伸出巴掌算账说：“【你们夏收才收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说话间，走到一块棉花地边。棉花已有半人多高，毛泽东下了田埂，分开密密的棉枝朝里走去。走几步，停了下来：“我钻不进去啦!”又问，“这1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李江生回答：“1000斤皮棉。”“那就是3000斤籽棉喽!”毛泽东说着，从棉花地里走出来，朝前面另一块黍子地走去。这时，太阳已经西斜。毛泽东的兴致却丝毫不减，坚持要再去看看玉米和谷子，看看种的山药。在每条道或栽4行秧子，或栽8行秧子，或栽12行秧子的几种山药地里，毛泽东详细问到，每亩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么上?亩产多少斤?【当他听说那些山药都是亩产20万斤，有的竟计划亩产100万斤时，他不禁颇有深意地笑了：“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


毛泽东开始问起安国的情况：“你们县小麦每亩能产多少斤?”“亩产491斤。”焦家驹答。并介绍已经放出了一个【亩产5130斤小麦的“卫星”】。“明年计划多少?”“计划种45万亩，争取亩产2000斤。”焦家驹下保证似的说。“怎么实现?”毛泽东似乎要追问下去。焦家驹介绍了几种主要措施。当他讲到【深耕要普遍翻到1尺半以上】时，毛泽东又开口道：“45万亩地，深翻1尺半以上，能翻完吗?夏种时间有多少天?”焦家驹说，夏种时间是30天。至于深翻任务嘛，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工具。拖拉机一次能翻1尺半，要是翻两次，就能达到3尺。“能翻3尺，那就更好了。没有拖拉机呢?”毛泽东说。“双铧犁用两头牲口，一次也能翻1尺半。”焦家驹答。“那你们牲口够用吗?”毛泽东再问。“牲口不大够用，全县只有2万多头。另从外头买回来2000头。”“是在张家口买的吗?”焦家驹答是。毛泽东说：“还要增加点牲口。”“你们今年每人能收多少粮食?”毛泽东关切地问起这个重要问题。在徐水问，到这里也问。【“按亩产3000斤算，35万人每人平均4000斤。”焦家驹说。“主要种的是甘薯吧?”】“主要是甘薯。明年我们计划少种些甘薯，增加种植油料作物。”
“你们打这么多粮食怎么办?”


休息片刻，毛泽东起身去看甘薯田。在郭建讲到【甘薯亩产计划80万斤时，毛泽东这样说：“这还是个计划，要看结果。20万斤也不少。”他肯定玉米地里间种豆子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好，豆】子含根瘤菌，既肥田又增产。当一个记者不小心踩了花生地里的一棵花生秧时，毛泽东心疼了：“看踩坏了一棵。”在谷子地里，他还讲道：“谷子出小米，抗战时我们就是靠小米加步枪。”

七里营生产队10500亩棉花，有5000多亩是这样的。”“亩产能有多少?”毛泽东又问。“【每亩保证皮棉1000斤，争取2000斤】。”王文生答。毛泽东笑着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回答：“有这样的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毛泽东很赞同：“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走过谷地，到一块玉米地。毛泽东一连问赵献章好几个问题：这块地翻了多深?浇了几次踏地水?施了多少肥?犁耙几遍?什么时候播种的?计划亩产多少?当赵献章说到【计划亩产2万斤时】，毛泽东又问，每亩种多少株?每株能长几个棒子?每个棒子又有多重?……回到吉普车前，毛泽东与陪同的当地干部握手告别。乘车返回专列的路上，吕炳光继续向毛泽东汇报全县深翻改土和农业生产情况，当他又一次说到，【今年全县玉米保证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时，】毛泽东问他：“能达到吗?”吕炳光告诉说：“一定能达到，保证秋后到北京向主席报喜。”毛泽东仍保持着他的微笑：“拿到手才算数。”


一路上，他不断向社队干部们提出问题：第5队有多少户?有多少劳动力?社里去年的稻子产量和今年的计划产量是多少斤?1亩稻田用多少工?土地耕多深?每亩施多少肥?社队干部一一回答。其中谈到，今年粮食的产量指标【春天的计划是亩产1000斤】，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多生产粮食，亩产指标已经修改为【2000斤、3000斤了】。毛泽东一边注意地听，一边四面张望……如此边走边谈，就走到一块稻田前。张福安介绍说，这是区领导的【计划亩产10万斤的试验田】。“搞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毛泽东表示疑问。“过去没搞过，现在我们正在试验。”“你们这些粮食，现在还没有收到手，还得继续努力呀……




李德胜信不信？

据当年跟随毛泽东这次外出视察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对有关区社领导汇报的这亩试验田能产10万斤的事，毛泽东曾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负责人道：“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人解释说新立村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吹风，就可以亩产10万斤。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有人想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以此证明一下，毛泽东还是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但你看看，李德胜公开的都是什么行为？
他与他们打招呼，得知他们是中国科学院来的工作人员，到这里考察稻田搞试验。毛泽东便问：中国科学院在这里有没有单位?正在搞什么试验?他还指着其中一位青年手中拿着的捕虫用的网兜开玩笑说：“我看像个捕鱼的。”走到另一块试验田前，毛泽东问道：“这块水稻亩产多少斤?”区负责人回答是【5万斤】。毛泽东只是笼统地赞道：【稻子长得很好】。”

已经晚上近8点了，毛泽东还要去附近的丰台区小屯农业社视察。一路之上，毛泽东还在打听菜的问题：“【1亩菜产多少斤?”区委书记王景铭说，去年1万斤，今年2万斤，明年能到3万斤。】去年丰台区供给北京的蔬菜有亿斤，今年预计要有14亿斤菜上市。“菜多了怎么办呢?”毛泽东问。王景铭说：“菜多了价钱便宜些，今年菜价就比去年低一些，消费者都挺高兴。同时，因为产量高了，农民的收入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农民也很高兴。另外，我们还准备进一步采取排开种的办法，分期上市，解决蔬菜旺季供应过剩、淡季供不应求的矛盾。有些菜可以保存过冬，还可以供应其他城市和建设工地的需要。”毛泽东听了，点头称是。到小屯农业社，毛泽东到四队的玉米试验田旁。负责栽培这块玉米地的生产组长张志向毛泽东介绍了情况，他说，这块三大季玉米，除上茬收了芸豆，下茬种大白菜以外，【每亩还能产2000斤玉米】。他随手将两个已成熟的玉米棒掰下来送给毛泽东看，说，一个棒子能产12两老玉米哩。毛泽东接过玉米棒，剥开皮，数了数玉米粒。往前走，毛泽东问到小麦的产量：“今年你们的小麦打多少斤?”社主任田岐道：“【398斤。明年计划亩产2000斤。”毛泽东停住脚步，转过脸；“2000斤，有把握吗?”田岐说：“有把握。”毛泽东问：“打每亩产2000斤的小麦，都要些什么田间管理措施?】深翻几尺?每亩地上多少肥料?密植用多少种子?用什么样的种子?”他一项一项问到，还特别关心农具的改革，了解队里有多少改革的农具，收庄稼时还用不用肩挑。

……

李德胜为何要这么多？不吹不行啊。


从毛泽东的秘书高智的一段回忆就可以看出来：那是1958年的一天，高智随毛泽东乘车出中南海西门，到郊区看庄稼。车上，毛泽东忽然问：“你相信不相信1亩地产10万斤稻谷?”高智说：“我不相信。我还看到漫画上面小孩子坐在庄稼上掉不下来，我种过地，我是不相信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你不要相信这件事。”接下来，他是这样说的：“【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儿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

刚在B站看到个小视频，遵义会议的保卫工作是陈庚搞的。如果是真的话，难怪遵义会议开成那个样子。难怪五号说自己犯了大错，却没有人敢追究五号的责任。

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宋要武

1966.08.21

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心里激动极了。当时，我向主持大会的一位同志要求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以表达全体“红卫兵”战士对毛主席的无限信仰，无限热爱。他把我带到了主席跟前。我满怀激情，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在了我们伟大领袖的臂上。

毛主席高大魁梧，红光满面，身穿一套绿军装，戴着一顶绿军帽，鲜艳的红领章红到了人的心坎上。看见主席这么健壮，我心中感到有说不出的幸福，真想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宋彬彬。”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我说：“是。”主席亲切地说：“要武嘛。”

回来后，我心中一直平静不下来，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主席的要求差得太远了，给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干的并不好，却见了毛主席。我能亲手给他老人家戴上了红袖章，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也感到十分惭愧，但我干革命的决心也因此更足更足了。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要武，要闯，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解放前，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就是跟着毛主席，紧握枪杆子，闯江山，打天下，用革命的暴力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这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要武嘛”，这个真理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这个真理对中国适用，对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也都适用。

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向革命前辈学习，也要武。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接见百万群众，这也就是要武的精神。毛主席向来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就是要我们发扬敢闯、敢干的革命造反精神。过去，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紧紧地束缚着我们，想把我们革命的棱角都磨光磨圆，把我们磨成不敢造反的文质彬彬的书呆子。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从“彬”到“武”，这反映了人们思想的一个大变动，反映了革命的小将在成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从这三个字里，我们看出了毛主席对革命的下一代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请您放心吧！我们是革命的后来人，我们要做旧世界的叛逆者。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革命。我们要冲破一切束缚，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把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个稀巴烂。

我们知道，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在前进的路上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为了毛主席，为了革命，刀山火海我敢上，惊涛骇浪我敢闯。只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发扬“武”的精神，天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斗争中成长。革命的重担我们要挑，革命的大权我们要掌。我们向毛主席保证：资本主义休想在中国复辟。我们不但要让中国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不变色，而且让它在我们下一代手中也不变色，让它千秋万代红下去，要让红光照遍全世界。

中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前途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发扬“武”的精神，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

宋要武（宋彬彬）

（原载二十日《光明日报》，转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五号与720事件，913事件

这两次事件，五号都是赢家，李德胜都是输家。这两次事件后后五号都成功改变了自己的处境。
720事件前，李德胜咄咄逼人，五号步步后退。李德胜甚至对五号的地盘外交部都下手，五号在苦苦的支撑着。红卫兵也在某些人的指使下，“围攻”五号。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720事件爆发。李德胜被军民包围住
……最后五号出手，亲自把李德胜给接了出来。李德胜当时正是如日中天，所向披靡的时刻，这个不啻于狠狠抽了他一记耳光。更恶心和是，犯了如此大的错误的陈再道，李德胜还不得不捏着鼻子，把他给保下来。
陈再道不是五号的人，他和五号压根没关系。720事件前，陈和五号拍桌子，揭五号老底。把五号搞的非常尴尬。李德胜摆明了用陈来羞辱五号。五号的讲话是720事件的重要诱因，王力不过是把五号的讲话给公开罢了。五号拍拍屁股走人，在武汉成功点火，当然五号可能是无心之过。火烧起来，烧到了李德胜。事后，敢对五号不客气的陈再道被五号狠狠的修理。传闻五号一声令喝，陈下瘫……

913事件五号直接拖了近三个小时才和李德胜汇报。等林坐上飞机跑了五号才不慌不忙的去李德胜那里。

这个大的问题，事后也没人去追究五号的问题。
遵义会议，五号手下马仔陈大将负责安全保卫工作。遵义会议上五号表示我有大错……所以谁能说说庐山会议上的安保工作具体都是谁负责的？尤其彭总的信之后又是怎么变化的？
犯不犯错误，还是看实力啊。

李德胜的度量问题【李这个人完全是恩怨分明】

59年４月５日，几在讲话中抱怨他的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提倡海瑞精神。李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看了。同时也劝你（指五号）看，】你看了没有？五答：看了。
李还对五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了不正确的，也不批评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
几说：【（特别是彭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两个人斗。（我跟彭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
接着李说：「我们这些老同志没有打过架的相当少，不打不相识。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跟五打过架没有？跟彭打过架没有？跟朱打过架没有？跟你（指休养）也打过架，就是合作化问题，对于洛甫的处置问题，翻你的案，也打过架。跟会计我们打过架。跟林也打过架，我们在闽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义会议以后我跟你们两位（指林与彭）斗分裂了，搞了一个会理会议整你们。因为你们要把我们搞掉，要搞掉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朱，一个是五号，你们要来组织司令部，你们没有纪律，你们是错误的，那得整。
……肖劲光我跟你打过仗没有？那个仗恐怕是我错的多，你正确的多。但是那个时候你也有错误，你一点错误没有？刘同志我们两个不是斗得厉害？我还写了书，战略问题，那就是批评你的，你也没有答复。后来你在军事院校大概是想答复一下，没有尖锐地提出问题来批评，因为我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能反驳的，是驳不了的。那里头批评了刘，批评了任，没有指名字。任封我一个『狭隘经验论』；刘封我一个『怕打烂坛坛罐罐』，军事上不行。还有已经死了的凯丰同志，那时他是博古派……。至于跟粟同志，肖克同志，还有陈伯钧，还有郭化若同志，我们几个人是历来斗的，他们是我的反对派。但是你们是反对派，你们的官还可以做，我不报复。去年报复一次，不是我的报复。去年报复是开军委扩大会议，四五百人，是你们犯了错误，把你们这一批评，我就开心了。」

……
九大上，把陈胖子，朱等人给提出来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