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关系，一、二月之交，去了襄阳公干，停留了半月，虽然公事重要，我也想方设法挤时间游览了这座历史名城。襄阳！向往已久了！这是座留下了太多历史的痕迹，沉淀了太多岁月层积的城市，襄阳立城已二千八百多年了，中国有此历史的城市也没有多少，而且还是保存得这样完好的古城。在这里，遥想历史，勉怀古贤，不禁让人遐想连翩，心神激荡。
襄阳地处南阳盘地的南部，雄据在汉水岸边，控制着盘地南下荆洲，武汉的通道，襄阳“北据汉沔，南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诸葛亮）”，顾祖禹更是精辟地指出：“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襄阳也？夫 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阳也。”以至有人将襄阳称之为“华夏第一城”，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确实也是上演了数不清的战争大剧，留下了无数荡气回肠，壮怀激烈的故事。


襄阳的地理位置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襄阳能令人引发无限想像的名胜，排在前两位的，应当是襄阳那见证了无数英烈事迹的古城墙和诸葛亮青少年时代隐居生活的古隆中了。

古城墙抒怀
汉江流经南阳盘地，在南部从东西走向转折而南，流向荆洲。在古代，襄阳和樊城正处于汉江的转折处，夹汉江而立，不但陆路堵在盘地南下的咽喉要地，同时更是在水路锁住了汉江的南下门户，所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襄阳地处汉水之阳，以汉水为屏障，更是易守难攻。
山君去襄阳时，正值强大的寒潮侵袭华中，漫天飞雪，将襄阳染成了一片白色的世界，据气象台的消息，当时是四十年来最低气温的时候。雪后初睛的星期天，我特意去游览襄阳的古城墙。据资料介绍，现存的襄阳城墙全长达7.4千米，历代都有加以修葺，现在的是以明代朱元璋手下大将邓愈镇守襄阳时修缮的城墙为基础，在清和民国都分别进行过小范围的维修，从而保存得比较完整，除了文革期间被拆毁了部分外，已可算是全国范围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了。从今樊城区的米公祠正门外的江边，隔着宽阔的江面，依稀能看到临汉门的城楼耸立在江对岸。沿汉江大桥步行过江，越过江中流后，就能逐步看清沿江边建立的防御墙和震华门的城楼，这是襄阳城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为了对江面的防御，墙体从城的东北角沿江边延伸约千米，直至连接到震华门的城楼为止，这段护墙是明初增建的。


沿江边构建的护墙

从桥上下来，沿护墙向西行，穿过城墙东北角的屯兵处，就来到古城墙临江的北面城墙，城墙中部是大北门和小北门(临汉门)，也能远远看到城西北角的夫人城遗迹。


临汉门

北面的城墙是整个襄阳城墙中保存比较完好的部分，如果你想看仔细些，可以登上城墙上细细欣赏，这段可供游人登临的城墙长约五百米，从临汉门的城楼直到西北角的夫人城，收费也比较亲民，只需五元。整段城宽度约十米，可以供大量军队部署，可见这个方向是整个城防的重点，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入侵者渡江攻击，此段是构筑得最为宽阔和坚固的。但笔者并没有仅满足于游览这么一点城墙，在上城前，向襄阳当地的人了解了一下，知道城内还是有不少地方有阶级可以登上其它段城墙的，于是沿着靠近夫人城处的一段阶级登上了西北角的城墙，并从这段墙上一直步行到了西门，可惜西门和东门的城楼都已被拆毁，而过了西门后，城墙就成了危墙，无法再上去沿墙游玩了。当然这些地段的游玩要小心些，因为这些城墙是没有后护墙的，墙身又是个比较陡峭的斜坡，有相当的危险性，游客需小心行进。
城北面临汉江，可以以江为护城河，城的东南西三面，就挖掘了相当宽阔的护城河，襄阳的护城河的宽度为全国之最，其最宽处有250米，最窄处也有130米。这样的护城河，为全国仅见，在古代，如果没有强大的远程武器，又不能拥有控制江面的水师的话，要打破这种防守系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百战之地
襄阳前临汉江，背靠真武山、岘山，三面宽阔的护城河环绕，加上高大雄峻，防护严密的城墙，构成了强大的防御体系，端的是易守难攻！历代发生在襄阳周边的战事，除了主将怯敌逃跑和内应翻城接应导致陷落外，如襄阳主将有坚定的战斗决心，那么战事无不旷日持久，攻守双方均死伤惨重才得以分出胜负，如前秦东晋襄阳之战，历时一年多，而宋蒙襄樊之战更历时六年才得以结束！正因如此，襄阳才会留下众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遗迹，供后人凭吊和怀想。


从卫星地图上可清晰看到被护城河环绕的襄阳古城

作为军事要地，战略重镇，襄阳在大一统王朝时，处于国家腹地，其重要性是显不出来的，大一统国家的军事重点是在于各个边关要塞，但当国家处于南北分治的阶段时，有几个关键节点的战略重要性就会无限凸显出来，这几个战略要地分别是东部的徐州(彭城)，中部的襄阳，西部的剑门和荆州。打开了剑门，便能进取东西川，然后沿江直下，打通荆州，威胁武昌，进而顺流下取建业(金陵)，当年的西晋灭吴之战，王濬的水师就是这样顺流而下，直抵建业，统一了天下；同理，取得襄阳，也可以南下荆州，进而威协武昌，控制大江上游，最后沿江水陆并进，辗压下游。东晋及后来的宋齐梁陈，均出现过国家重臣控制上游后，起兵直下，最终严重威胁甚至控制了朝廷，引起大乱的情况。而徐州则是处于南北交通枢钮之上，北方控制可进讨南方，南方控制也可北伐，史上桓温北伐，刘裕北伐，徐达北伐均是从这里出发的，当然，控制徐州后席卷而南的例子更多了。
但襄阳作为战略要地，对南方的重要性远甚于北方，从襄阳南下，威胁南朝和灭掉南朝的情况历历可见，但从襄阳北伐成功取得天下的却是一个也没有，从襄阳出发北伐的南宋岳飞，明朝邓愈，都没有取得很大成果，邓愈只是作为偏师，配合徐达牵制元军控制了南阳盘地而已。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襄阳的地理形势所决定的。从襄阳南下，沿汉水顺流直下长江，有着很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而且越过襄阳后，地势越来越开阔平坦，便于兵力集结和展开，地形利于攻方；反之，从襄阳出发说是可以西向进入武关威胁关中，北上进取许昌，东向出信阳控制江淮，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得攻下同为战略要地的南阳(宛城)，然后才有进行这些行动的基础，而且进行这些行动时，后勤补给就无法通过水路进行了，出盘地都需从山路行进，比起徐州出发，可以利用江、淮、运河水网密布，进行大规模的水上运输补给，条件差多了。所以历史上发生的多次牵动天下大势，甚至影响国家气运的大战，受影响的主要还是地处南方的朝廷，战胜则能稳定国势，偏安一隅，战败则身死国灭；但对北方朝廷来说，胜则形成统一大势，败却只是局部受损，并不会产行根本性威胁。
历史上发生在襄阳、樊城一带的著名战役，有三国时的襄樊大战，秦晋襄阳大战，宋金襄阳大战，宋蒙襄樊大战，张献忠袭破襄阳之战，直到现代的国共襄阳大战等等，但在元代以后，襄阳的战略地位已经下降，发生在襄阳的战争，已不太能影响到全局了。

发生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的襄樊大战，是影响魏、蜀、吴三方大势的一次重大战役，不但三国志中有详实记叙，而且三国演义中的描写，大抵上是符合史实的，当然，对关羽多有溢美之词，这是作者尊刘抑曹的史观决定的，虽然不能否认书中水淹七军、刮骨疗毒、白衣渡江、走麦城等情节表现出来的强大艺术功力，但笔者认为关羽在这场战役中失败是必然的，他的行动也违背了蜀汉的战略需要。当时与襄樊战役同时进行的是曹刘间的汉中战役，这才是主战场，关羽执行襄樊战役的目的，应当是吸引住曹军有生力量，令其不能增援汉中，达到保障刘备攻取汉中，稳定两川的目的。可惜的是关羽在包围襄樊，水掩七军之后，不能集中优势力量，全力攻下襄阳、樊城，而是野心膨胀，妄图北上威胁曹操的河南根本，使曹军不得不倾全力来对付关羽，由此导致荆州要地空虚，给孙吴以袭取荆州的机会，终至一败涂地。倘若曹操大军来援时，关羽能审时度势，退回荆州，仍可保守荆州不至马上丢失，当然，这是战略上比较被动的做法，在孙，曹的夹击下，荆州还是难以守住的；其时关羽水军占优势，如果关羽用水军封锁江面，并乘汉水上涨全力攻击襄阳，那么以当时曹将吕常守襄阳的弱小兵力，汉军拿下襄阳的可能性很大，一但拿下襄阳，关羽就有了战略支撑点，与曹军隔江对峙，纵使是弱势，也能取得战略平衡，曹军就无法直接威胁到荆州了。但关羽确实只是一员猛将，而不是象周瑜、曹操这样的统帅，不具备全局的眼光，在曹操优势大军来援时，仍不捨已无法取得的成果，大军被牵制在襄樊一带，当吕蒙渡江偷袭荆州成功后，就无力挽救败亡的命运了。关羽丢失荆州三郡的直接后果是曹操巩固了襄樊的防守，成功瓦解了孙刘联盟；而孙吴夺取了三郡，解除了来自上游的军事威胁，成为得利最大的一方；原本就弱小的蜀汉，在丢失荆州后，国力局促一隅，不但无力实现《隆中对》中两路进攻中原，恢复汉室的战略意图，而且因为刘备发动征吴战役失败于彝陵，国力大损，导致战略上彻底处于守势，再也没有进图中原的能力了。

城墙的西北角，有个特别的名称，叫“夫人城”，这是一段和秦晋襄阳大战有关的故事。


夫人城

公元378年，前秦统一了北方，并占据了两川，在战略大势上，初步具备了统一天下的条件。而偏安一隅的东晋朝廷，可以说是芨芨可危。秦主符坚于是开始了统一天下的部署，而第一个步骤，就是进图襄阳，占据上流。二月，符坚命长子符丕统领三路共十七万大军进攻襄阳，由于晋将朱序的疏忽，使秦军得以顺利渡过了汉水，包围了襄阳。从而开始了长达一年多惨烈的襄阳攻防战，其间襄阳军民众志成城，全力抵抗，以至秦军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毫无进展，死伤惨重，但同时城内军民也损失巨大，城防破坏严重。长期的艰苦抵抗，难免会有松懈的时候，朱序的母亲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坚强女性，不但全力支持儿子的抵抗入侵，而且还组织城内人手上城支援，全力做好后勤工作。因为夫、子均为军事将领，老夫人对军事也有相当的认识，一次上城检查，她发现西北角城墙破损严重，防守薄弱，于是发动人手马上加固，并增筑了带斜度的内城，加固了城防，后来秦军果然发现了西北角的薄弱地带，并缘此攻上城头，但由于城内早有防备，在襄阳军民的协力苦战下，秦兵终于没能破城。之后为了纪念朱氏韩老夫人的功绩，襄阳西北角城楼就被称为“夫人城”，并一直延续至今。
可是，长期的巨大战争压力，总会令意志不坚的人产生绝望情绪。在战争进行了一年后，由于长期攻而不下，符坚勃然大怒，严令符丕必须尽快攻下襄阳。而东晋的援军统帅桓冲虽统领七万大军，却畏敌怯战，不敢交锋，襄阳终于还是没有得到外部的支援。在此时，秦人终于找到机会，买通了城中意志薄弱的守将，用计通过暂时退兵的机会麻痹了晋军，在叛将的翻城接应下，攻破了襄阳，俘虏了朱序。

襄阳落入秦人手中后，符坚其实已完全具备统一天下的条件了，只要不出重大错误，灭亡东晋就不是困难的事。可惜符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接连犯下了重大的战略错误，以至于功败垂成。东晋灭吴之战，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只要建设水军，控制上游，在江淮用兵牵制住晋军主力，然后从江陵水陆并进，直指金陵，以当时前秦远强于东晋的国力条件，一统天下是水到渠成的事，而当时晋军也就只有谢玄统率的几万主力可堪一战，纵使谢安多么英明，也无回天之力。但符坚不但犯下了重大的战略错误，在淝水之战中，还犯下了重大的战术错误。晋军一直都在谢玄的统率之下，指挥如意，号令统一，反观秦军，虽然号称百万，但是却是由多支不同建制的部队组成，互相不相统属，号令不通畅，不可能做到令行禁止，就这一点而言，在战场上，不论古今，号令不畅都是大忌！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通信条件，指挥百万大军更是困难。除此以外，秦军中还有朱序、慕容垂、姚苌、慕容炜等众多野心异己分子，他们并不希望秦军战胜，取得天下，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没有了割据天下，鱼肉民众的机会了。就这样，外有晋军用计，使秦军后退时产生混乱，内有异己分子乘机起哄，制造恐慌情绪，动摇军心，秦军终至淝水大败，符坚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此后， 统一了的北方重新陷入了分裂，人民的苦难再度加深。
山君读史，对这段历史是深感遗憾的，平心而论，符坚是一个优秀的统治者，是北朝中仅次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汉化程度已很深的帝皇，他在王猛等汉族大臣的影响下，已经全盘接受了儒家思想，并以此作为统治思想而实施，他心胸开阔，眼光高远，有容人的雅量，对于有才能的人，尽量擢拔重用，不问种族，这就具备了作为优秀君主的条件了。反观东晋小朝廷，虽然号称正统，但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半残废的产品，说是皇帝与士族共治天下，但实际上朝廷大权一直都被跟随司马家南渡的士族把持，为了手中权力，他们不但排斥有才能的寒族士人，还排斥江南本地的士族，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堵塞贤路，将门阀政治推到了极致，门阀代表的权臣王敦、桓温等人，多次起兵威胁、控制中央政权，妄图篡位，丝毫不顾人民的生死。这样的腐朽没落的统治者，何德何能可以代表广大汉族人民？！如果不是还出现了几个诸如王导、谢安之类较为优秀的管理者，东晋早就该完蛋了！

在隋唐之后，两宋之交，襄阳再度发生宋金大战。
绍兴二年，南宋李横、翟琮等将领领军北上进攻由金人扶植起来的伪政权，并取得了连串胜利，伪齐吃不住劲了，于是乞求主子金人出兵支持，击败了李、翟的宋军。次年，乘江、汉空虚之机，由伪齐元大将李成率领大军，一举攻占了襄阳、郢州(湖北钟祥)、邓州、随州等长江中上游北岸的要地，并且联络洞庭水寇杨么，妄图南北夹攻，控制上游，进而颠覆南宋朝廷。此时朝廷命岳飞出兵收复失地，驱逐伪军。岳飞先是出兵洞庭，干掉了认贼作父，趁火打劫的无耻贼寇杨么(我在网上查找资料时，居然发现对钟相、杨么水寇的称呼是“农民起义军”！这些趁国家分裂，生灵涂炭时割据一方，鱼肉乡里，勾结外敌的贼寇，有何大义可言，何德何能称得起“起义军”三字？），随即率军从鄂州（武昌）渡江，兵分两路，岳飞自率主力进取襄阳，偏师攻击随州。在绝世名将岳飞的巨大压力下，李成怂了，率军仓皇逃离了襄阳，就这样，岳飞兵不血刃，收复了襄阳。随后李成不甘心失败，多次组织优势兵力进犯，但在岳飞面前却实在不够看的，一次次地尸横遍野，狼狈逃窜。最终岳飞成功地收复了失地，巩固了荆、襄地区，并为以后以襄阳为根基的北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发生在襄阳最可歌可泣，壮怀激烈，令人回昧至今的，还应数发生在宋元之交，决定了历史走向，裁决了南宋命运的宋蒙襄樊大战。

宋蒙襄樊之战

这场大战，断续历时三十八年，其中决定性的是最后的六年（公元1267-1273),其间襄阳战事几度反复，但最后积贫积弱的南宋小朝廷，还是未能挽救失败的局面。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北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北宋与女真订立了联合攻辽的海上之盟，在灭辽的过程中，金军气势如虎，连战连捷，击溃了辽军主力，将辽主撵得无处藏身，可是腐朽衰弱的宋军在已是强弩之末的辽军面前却一败再败，溃不成军，最后居然可耻地从金人手中将燕云十六州赎买回来，并为之沾自喜，欣然自得，统兵的主将太监童贯，由此功得封王爵，简直是千古笑话！金人由此得窥北宋的虚实，灭辽后，联盟旋即破裂，金兵大举攻宋，终于灭掉北宋，制造了令汉人千载为之耻辱的“靖康之耻”！百年以后，赵家子孙不知为何又鬼迷心窍，居然将其过程又复制了一遍，在联金抗蒙还是联蒙灭金的问题上，南宋虽几经反复，最后还是选择了联蒙灭金，从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起，南宋就开始与蒙军联合进攻金国的汴京，其后双方多次联军攻金，已经衰败腐朽的金国在宋蒙的联合打击下，只是支撑了短短几年时间，1234年，金哀宗于蔡州被宋蒙联军击败自杀，金国彻底灭亡了。可蒙人是不会因此而止步的，灭金结束之日，就是双方联盟破裂之时，1235年，蒙军便悍然撕毁协议，大举攻宋。
宋蒙四十五年的战争过程中，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围绕襄阳进行的，而在前面的二十多年中，宋蒙之间互有攻守，蒙军并不怎么占据优势，战争的转折点，就是从1267年始，到1273年终的襄樊大战。
从1235年起，宋蒙双方就开始了连场大战，而其间宋军所以得以在襄阳与蒙军互有攻守，除了蒙军的战略意图反复，没有抓往攻宋的战略要害外，还因为初中期驻守襄阳的是南宋后期的名将孟珙。此公就是1234年统军与蒙军合攻蔡州的宋军统帅，此仗宋军打得很出色，以至于最后宋军得到的战利品比蒙军还多。开战之初，由于宋将赵范的昏庸，襄阳很快落入了蒙军之手，不但人力损失惨重，而且积储多年的粮食和装备均落入了蒙军之手。由于要地的丢失，导致国门大开，一年之内，宋京西南路的一府八军州，有七个军州全部失陷。其后孟珙升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全面负责荆襄一带防务，在他的统领下，宋军三战三捷，首度克复襄阳。但由于蒙军对襄阳的破环严重，无法防守，只得放弃。但其后宋军在孟珙的带领下，在襄樊对蒙军是保持着攻势压力，并收复了大片失地。虽然孟珙于1246年已去世，但由于他的生前的周密准备，为宋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军仍能于1251年秋再度夺取襄樊，其后一直保持在宋军手中。此期间，宋军大力修复襄樊的防御系统，储备物资，再次将襄阳和樊城打造成了雄据汉水两岸的要塞。

国与国之间的交锋是综合实力的体现，就文明程度和国家财力而论，南宋是远过于蒙元的，但就政治清明和军队强悍来说，南宋又远逊了。只有在政治清明时，文明才能压制野蛮，所以历代开国之初，都能保持对游牧民族的压制，而随着承平日久，国家政治日渐腐败，政治架构逐步失灵，国力和财力就慢慢消耗在国内的矛盾中，对外就从主动压制逐步转变为被动防御，最后龟缩不出都挡不住外敌的入侵，宋、明末年就是很好的例子。
战争，是两个国家或集团间的搏奕，孙子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何谓“庙算”？山君以为是集团内各个方面实力比较和战略战术运用的总和，实力占优，应对得法，就能取胜，而其中主要的，是统治集团的战略思想、用人方针、财力运用、练兵选将等方面的对比，看谁更好，更符合实际需要。南宋与金对峙百多年，总的来说并不落下风，并且也形成了一条相对稳固的防线，论国力，体制和生产力水平更胜一筹的无疑是南宋，但如同北宋那样，两宋都是攻弱守强，由于没有马匹来源，军队以步军为主，战法上更偏重于区域防守和城市守御，南渡后，大力发展水军，依托江淮水网优势抵抗敌军；反之，金、蒙都是以骑兵见长，军队机动性好，长于野战，在北方的平原上，宋军实在难以抵挡金、蒙军的攻势，但南方就不是如此了，在水网密布的江淮地区，骑兵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南宋百多年来已形成了以防守为主的战略思想，战略态势也是以江、淮为主的防御体系，没想过去恢复中原，开疆拓土。而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却是一直处于扩张的过程中，其间不但打下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而且还锻练出了一支战力极为强悍，兵精将勇的军队。从政治上来比较，蒙元在开国之初，政令统一，令行禁止，赏罚分明，用人为亲的情况较少出现，而南宋在承平日久之后，统治集团已相当腐败，在理宗当政后期，重用贾似道等玩弄权术，欺上瞒下，排斥异已的权奸，以至政事日非，贤臣名将日渐凋零，其日薄西山的气息已无法掩盖了。

战役大局方面，南宋也是处于下风的。在宋蒙战事初起时，其实蒙人也弄不清该采取何种战略入侵南宋，从窝阔台三路侵宋时，其实中路已攻占襄阳，占据了相当好的形势，但蒙人却没有全力巩固这个成果，扩大优势，而是将力量放在了别的地方，最后无功而返，蒙哥汗时更是将主战场放在了四川这个多山少地，崎岖难行，极不利于骑兵运动的地区，最后连自己的性命都送在这片土地上了。直到忽必烈成为大汗后，才接受了降将刘整的意见，真正抓住了整个攻宋战略的关键点：襄阳，并倾全力投入襄阳战役中，直到取得胜利。而南宋方面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应对方案，由于宋朝一贯执行的是重文抑武，层层相制的统治思想，当时襄阳周围分属几个不同的战区，互相之间不相统属，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和负责将领，以致几个地区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体系，各自为战，敌军很容易地进行分割包围，围点打援，各个击破。
用人选将方面，忽必烈自然也远胜贾似道之流，蒙军的将领不但有长期跟随忽必烈、能征惯战的蒙军将领伯顔但任主帅，而且还有有军事才能的金国汉人张弘范、史天泽，也有南宋降将刘整等，对这些人，忽必烈都敢于放手使用，没怎么猜忌怀疑，这样就形成了上下一心，赏罚分明，每战争先的局面，这是致胜的一个基本条件。在宋理宗前期，宋庭用人还算比较明智，象孟珙、四川制置使余玠等有能敢战的将帅都基本上得到了重用，事权统一，所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战果，在贾似道当权后，对于不肯服从、投靠的大臣、将帅大力打击排斥、迫害，象余玠、主持钓鱼城战事的王坚、第二次收复襄阳的统帅高达等大将不是被罢职回乡，就是被投诸闲散，纵使是大功如孟珙，最后也是由于朝庭猜忌怀疑，被迫自请去职，很快就郁郁而终了。襄樊大战开始时的南宋主帅是贾似道的亲信吕文德，对于此人，我们不能单纯地因他投靠了贾似道，就认为他是贪生怕死，糊涂无能，相反，此人是个敢战之人，并且战功累累，可是，作为主帅，他却明显不合格，吕文德有明显的缺点，其人很贪婪，用人为亲，并且配合贾似道的需要，打击、迫害那些不愿投靠贾似道的有功将领，象刘整，就是在他的排挤，迫害下，投降了敌人，成为了蒙古人的鹰犬帮凶，给整个战役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而且在贾似道的支持下，吕文德大力经营襄樊，将之营造成一己的地盘，据守的军队也成了吕家私军，领军的将领都是自己的亲人、亲信，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局面。这样又怎能集中国力与敌人搏杀并战胜之呢？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夺得蒙古大汗之位后，迅速重启了对宋战争。此时，降将刘整向忽必烈提出了对宋战争的基本思路：“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忽必烈确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又长期参予了对宋作战，马上明白到刘整建议的正确性，并倾全力组织对襄阳的进攻。这是宋蒙战争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从此以后，在两个汉奸张弘范、刘整的帮助之下，忽必烈将灭亡南宋，统一中国的战车驶上了快车道。

在此山君心中有话，实在不吐不快。在中国历史上，汉奸这种物种，层出不穷，对国家产生巨大危害的也不少见，从前汉中行说开始，到后晋石敬塘，辽国汉人郭药师，伪齐刘豫，南宋秦桧，金国汉人张弘范，降将刘整、吕文焕，明末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孔有德，民国汪精卫、王揖唐、溥仪，等等。每一个，都给我们中华民族产生了巨大的伤害，每一次都造成了国家民族的浩劫。蒙元统一中国的后半程，就是主要靠张弘范、刘整、吕文焕这班子汉奸打的，而且张弘范在厓山大战，疯狂屠杀十多万南宋军民后，还沾沾自喜地勒石纪功“张弘范灭宋于此”，后来还写诗自赞道：“磨剑剑石石鼎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百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其无耻嘴脸令人恶心！对于刘整，“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兵制初探》中对刘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刘整。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两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四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是不是很高评价我不知道，但王先生是准确地说明了刘整献策对蒙元统一中国的作用。因为刘整的建议，数以百万计的汉人死于非命，血染战旗！同样，清朝的江山也是由吴三桂，三顺王等一帮子汉奸为虎作伥打下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没缺少这帮败类的身影！如果没有这些汉奸败类，单凭百万蒙古人，几十万女真人，又怎么能征服我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先进的国家？！至于汪精卫、王揖唐之流对我们国家的伤害，我们更要说清楚。在我们开始正确评价，赞扬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正面战场作用的时候，却产生了抵毁，污蔑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功绩的言论，“游而不击”之类言论死灰复燃的同时，更恶劣的是污蔑中共“争地盘”、“搞摩擦”、“不打日本人，专打自己人”。事实上，中共在抗战期间，除了抗击着占40%数量的侵华日军外，还抗击着全部的伪军！当时中国有多少伪军?答案是二百万！为何会有这么多的伪军？除了汪伪政权抓壮丁外，其主力构成大部是投日、投汪的国军。在抗战中、后期，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对手是这些为虎作伥的汪伪军，而日军由于得到汪伪军进行后方维持，才得以不断扩大对中国的占领范围，掠夺更多中国资源，杀害更多我们的同胞，并保持着对正面战场国军的压制。而敌后根据地，不是从国民党手中夺取的，而是从已经沦陷于日本人的国土中抢回来的！这些汪伪军，整个抗战期间基本上没有和国民党军交锋，但却为了维护日本鬼子对沦陷区的统治不遗余力，杀害抗日军民毫不手软。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军精锐仍可怜地窝在西南一隅，在中国大地上活跃的都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据地急促扩大，这时蒋介石急了，因为这些伪军与国民党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部分伪军将领都被国民党收编，又变成了“国军”为国民党争地盘，并因此逃过了国人对汉奸的惩罚，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不惩恶何以劝善？当我们宽容这些民族败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对我们民族，人民的思想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当犹太人现在仍在不遗余力地追揖漏网的残余纳粹战犯时，我们又有没有想想如何为我们在抗战期间死难的三千五百万同胞讨还血债？二次大战中死伤最多的不是苏联，而是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至今还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和可怜，但我们需要记住民族的仇恨和耻辱，这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也是我们奋发图强的源泉。

襄阳的防御，可分为战略性防御和战术性防御两方面。战术方面，除了城墙修整，储备物资外，还需加强沿江工事，控制易为大军渡河的渡口，将水师部署在易于控制江面的位置，在背靠的真武山、砚山上修建工事屯兵防守，在樊城外部署足够的斥侯预警，保持两岸浮桥的安全控制等等；在战略方面，则需投入重兵在宜城、郢州（今湖北钟祥），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襄阳的粮道，另一方面是为了在襄阳被围时，可以出师救援，进驻鹿门山，威胁敌军侧翼，而在另一条可下到鄂州（武汉）的通道上，应在枣阳，随州一线派兵驻守，尤其是随州，在随州驻兵，可防止敌军优势兵力时分军从随州攻击鄂州，包抄郢州，抄襄阳的后路。当然，鄂州是整个长江中上游的中心，整个防御体系需以鄂州为中心和大本营，以襄阳为前敌指挥部，以随州为侧翼屏障，这样构建成完整的体系，敌人就难以打破了。之前蒙哥打四川时，忽必烈曾领一军作为偏师，绕过襄阳，从随州直下鄂州，虽然以忽必烈的之能，不可能不在随州、枣阳驻兵防守后路，但如襄阳守将敢于出击，重兵猛攻随州，不管能否打下，忽必烈都只能赶快撤兵了事，不然随州一被攻陷，他将陷入前有坚城，后无退路的绝境中了。


襄阳周边地图

如何打襄阳，蒙元方面早就在着手准备了，可怜南宋方面还蒙在鼓里。早在1261年，在刘整的建议下，蒙元提出在樊城外设立榷场（官立用于两国间交易的场所），为了防止南宋方面反对，蒙古人针对吕文德贪婪的特性，以玉带贿赂他，取得同意，其后又以保护货物为由，在鹿门山一带圈地筑墙，设立了蒙军的第一个据点，这个据点太关键了，一设立，就卡住了从宜城向襄阳补给的咽喉，等吕文德醒悟过来，为时晚矣！


鹿门山的位置

在最初的战事中，蒙古人仍然不太适应围城攻城的战法，仍象以前那样，大军攻打，打不下就抢掠一番，抓一批俘虏回去，最初的蒙军主将阿术，就是这样做的。可是襄阳守军也是百战精锐，对蒙军的做法知之已久，也早有准备，在阿术回去的路上，在城西的安阳滩设伏，先由水军截断敌军江上退路，再由埋伏的骑兵冲击蒙军，是役阿术措手不及坠马，几乎被宋军活捉。虽然其后蒙军选精锐拼死泅水夺取了宋军战舰，奋勇反击，终于得以全军北渡而归，但这样的战争对襄阳是没有任何伤害的，并由此暴露了蒙军的软肋：没有一支有战力的水师。又是汉奸刘整建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由此忽必烈要求刘整“造战船，习水军”，进图襄阳。刘整本身就是一个素习水战的将领，其后刘整造了几千艘战船，并训练了大批水军，从此，南宋的水上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阿术攻打襄阳的情况令蒙军反思，这样的打法是奈何不了防守坚固的襄阳的。之后蒙军改变了打襄阳的方式，改为长围久困，围点打援了。1268年，蒙军在之前设立的鹿门山城寨的基础上，蒙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宋军从宜城援襄之路，也同时切断了襄阳守军的粮道和物资运送通道。同年，襄阳守将吕文焕（吕文德之弟）出兵攻打鹿门堡，试图打通粮道，但在早有准备的蒙军前惨败而归，1269年3月，两淮都统张世杰，率马步舟师支援襄阳，与蒙军在襄阳东南的汉江上进行了一场大战。经过激战，张世杰不敌蒙军，被迫退回；随后赶到的四川安抚制置使夏贵，则利用春季汉水暴涨，以战船将粮衣等物资送入襄阳城内。同年6月，荆鄂都统唐永坚，自襄阳城杀出，结果兵败被俘投降。7月，夏贵率5万军队、3千艘战船，再度增援襄阳，此次却遭沿江堡垒蒙军的猛烈阻击，兵败虎尾洲，损失2000余人，战舰50艘。年底，吕文德病死，襄樊前线本已不完整的防御体系更无法做到统一指挥了。

到了1270年，蒙军水师练成，蒙军就开始加强对襄阳的围困，首先是蒙将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和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襄樊成为孤城。这一时期元军在襄樊外围修筑10余处城堡，建立起长期围困襄樊的据点，完成了对襄樊的战略包围。吕文焕也看出这样下去不行，于此年春，在万山工事修筑时，出兵攻击，以破坏敌军的筑围意图，但蒙军守将张弘范、李庭诱敌深入，设伏大败了宋军，挫败了宋军的图谋，而同年九月，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水军增援襄阳，蒙军水陆两军迎战，大败宋军，范文虎逃归。1271年，范文虎再次援襄，蒙将阿术率诸将迎击，宋军战败，损失战舰100余艘。从这些战斗中我们可以看出，宋军的野战能力确实不如蒙军，在陆上的战斗几乎无一胜绩，由此也可证明贾似道排斥老将的恶果，以前孟珙所训练统率，可与蒙军野战争雄的那支宋军已荡然无存了。此时蒙军对襄阳的包围圈已全部形成，宋军败势已成，回天乏术了。
1272年春，阿术、刘整、阿里海牙率蒙汉军队进攻樊城，攻破城廓，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招募襄阳府、郢州等地民兵3000余人，派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率领救援襄阳。
二张率轻舟百艘，士卒3000及大批物资出发，临行前张顺激励士卒说:“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心，宜亟去，毋败吾事。”但众军为二张的精神所感动，人人奋勇争先。五月，救援战斗开始时，正值汉水上涨，二张率军进入高头港后，把船只组织成方阵，每只船都安装火枪、火炮、燃烧的炭盘，准备了大斧劲弩，在夜晚三更时以红灯为标识，张贵在前，张顺在后，出发突入元军重围。船队到达磨洪滩，被布满江面的蒙军船舰阻住，无法通过。宋军乘锐气奋勇冲杀，斩开封锁的铁链木栏数以百计，元军被杀溺而死者不计其数，援军转战百二十里，终于在黎明时分胜利抵达襄阳城中。当时襄阳被困已有5年之久，二张入援成功，极大的鼓舞了城中军民的斗志。然而战后不见了张顺，“越数日，有浮尸溯流而上，被甲胄，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壮哉张顺！死亦为鬼雄！襄阳军民收敛了他的遗体，立庙纪念。

张贵入援虽然给襄阳守军带来希望，但在元军严密封锁下，形势仍很严峻。张贵联络郢州的殿帅范文虎，约定在龙尾洲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外围交通线。张贵按约定日期辞别吕文焕，率军顺汉水而下，出发前检点士兵，发现少了一名因犯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张贵知行动可能已经泄漏，他们果断地乘夜出发，杀向龙尾洲。但可惜张贵所信非人，那范文虎实在是个除了溜须拍马外，于军事上屡战屡败、一无是处的混账，他因“风雨惊疑，退屯三十里”，至使元军阿术、刘整在得知张贵行动后，得以派大军伪装成援军，埋伏在龙尾洲。张贵奋勇作战，冲到龙尾洲时，还以为洲上之军是范文虎接应部队，等到近前，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宋军在之前的战斗中已极其疲惫，伤亡极大，中伏后元、宋军之间不但众寡悬殊，而且元军以逸待劳，张贵和他的部下虽力战不屈，但终是寡不敌众，张贵重伤后被元军俘获，不屈被害。元军派4名降卒抬着张贵尸体晓示襄阳城中，迫使吕文焕投降，吕文焕杀掉降卒，把张贵与张顺合葬，立双庙祭祀。二张的入援虽然气壮山河，极大地鼓舞了襄阳军民的斗志，但从战略上来说，其实并没有改变双方的态势，既不能打通补给线，也未能占据任何一个战略要地，其后宋军就再也没有机会翻盘了。
1273年初，蒙军开始对襄樊防守体系各个击破，首先兵锋指向已笈笈可危的樊城。蒙将阿里海牙认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为此，蒙军在陆上集重兵攻击城的东北和西南部，其时蒙军的水师已控制了汉水，刘整率水师先是对联接两城的江上浮桥展开攻击，并成功地烧毁了浮桥，由此樊城就彻底孤立了。此战忽必烈派遣西域的砲工匠，在城外设立砲阵地攻城，并在刘整的水上支援下，首先打垮了城的西南角，蒙军终于攻入城中，其后樊城守将牛富在与敌巷战中终因寡不敌众，投火殉职，偏将王福赴火自焚，樊城陷落。樊城陷落后，蒙军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屠城，以此来威慑襄阳。
此时的襄阳，经过长达六年的艰苦战斗后，已经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但襄阳仍然是一座雄城，如果重兵蚁集攻城，蒙兵仍需付出重大死伤，才有可能拿下。可是这时不但守将吕文焕已经绝望，守军也已经士气低落，人无战心了。为此，蒙军决定以战迫降，攻破樊城后，元军将领阿里海牙移攻襄阳，仍发炮轰击，所中无不摧陷，城中守军大乱，不少宋军将士逾城降元。在给吕文焕以巨大压力后，阿里海牙亲自出面劝降，又派人到城中与吕文焕谈判，答应降后保存吕家的力量和襄阳城。在蒙元的几番威迫诱惑下，1273年二月二十四日，吕文焕和儿子出城投降。至此，历经六年的襄樊大战终于以南宋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此战过后，蒙元占据上流胜势，又得到投降的吕家汉兵的帮助，顺流而下，腐朽的南宋小朝庭根本无力抗拒，短短三年，南宋就覆亡了，纵使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南宋忠臣竭尽全力，可在大势面前，也难救已病入膏肓的南宋小朝庭了。

当然，到了现代，襄阳已经不再象以前那样历经战火洗礼了，现在的护城河已经是人民群众休息游玩的好去处，沿墙边绿树掩映，清风除来，河面微波荡漾，景色宜人。不单被建成襄阳公园的城墙东部值得一看，西部的护城河也可堪一游。而沿墙一行，山君是深有感触的，在这道雄伟的城墙上，每一寸都似乎响彻了守护者的怒吼和入侵者的咆哮，登高远眺，不觉心怀舒畅，块垒尽消。游完城墙后，可再到城中间的昭阳台一游，现在昭阳台已是襄阳博物馆了，在其中，你能深深地领略到襄阳悠久而又深厚的历史沉积。而城中部分已改建为集游玩、休闲、美食于一体的仿古城，可惜的是商业气氛浓厚了些，也觉得没有充分用好城墙的历史积淀下来遗产和千年争战造成的独特影响，其旅游价值似乎仍有待深入挖掘。

隆中遐想

山君早就知道南阳与襄阳有关于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于是上网找资料，希望能弄清是咋回事，但不上不知道，再上更糊涂，看了老半天，都没弄明白谁对谁错，但终于还是明白了一个问题：无论南阳，襄阳，均承认隆中是诸葛亮的故居，我是比较相信《汉晋春秋》的，其中云：“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里并没说隆中是否诸葛耕田处，但肯定孔明在这里居住过。事实上山君在隆中看了那竖立，上书“躬耕处”的石碑，看看那块巴掌大的田，不禁哑然失笑，如果诸葛靠这过活，早饿死了。


躬耕田 亭子后面是片水池

当然，山君并非历史学者，只不过是个对历史有点兴趣的普通人而已，只要隆中与诸葛有关，能令我发那么点思古之幽情就行了。史载：“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 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 ，谓为信然。”从这可见为何诸葛亮会在襄阳隐居，那是因为其叔诸葛玄下岗后生活没着落了，而当时也是汉末乱世，兵匪横行，要保住性命，生存下去，得抱条粗腿才行。好在诸葛玄的老朋友刘表时任荆州牧，是当时天下有数的大佬之一，而荆州治在襄阳，故此诸葛氏才来到襄阳定居。
既然是刘景升的老友，为何不住在城里，却跑到离城二、三十里，还不是襄阳治下的邓县的一条山沟沟去住呢？对于这个，山君只能自己猜一猜，诸葛家是世家，但应当不是很大的世家，山东琅邪最大的世家是王家，就是后来跟随司马睿下江淮，创建东晋的那个王家，而刘表却是皇家的近支，大名士，所以刘家与诸葛家的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在那个年代，是十分讲究门第郡望的，交友是交地位相近的朋友，所以诸葛玄虽然与刘表相识，但可能交情并不深厚，当然也比点头之交要好得多，不然刘表也不可能收留诸葛玄。这样一来，刘表就不可能给诸葛玄很好的待遇。由于刘表刚到荆州时人生地不熟，是依靠荆州本地的蔡家，剻家等地方士族的支持才得以站稳脚跟的，所以荆州的较高的职位早就被他们占据了，诸葛玄这样落泊投靠的去职官员，又能拿到什么好的位置？职位不高，收入微薄，自然就不可能住得起襄阳城中的豪宅了。那么，到城外去住，住得离城近些不也是好？可惜这样都做不到。人是群居动物，是不可能孤零零地一家人住在某地的，必须有地，住到村子里，不然有事能找谁帮忙？可是，封建王朝的末年，往往有一个标志，是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而贫民无立锥之地。在刘表的治理下，荆州地区尚算安定平和，躲避战火的人们自然涌入荆州，州治襄阳周围的田地早就被荆州本地豪强和外来势族瓜分一空了，纵使有那么点剩田，又怎是诸葛玄这种无钱无势的小官员买得起的？但人总得吃饭养家，这就得有房子有地，近城的买不起，那就只能去偏远的地方买地建房了，所以诸葛亮说的“草庐”应当是事实，在当时的条件下，让诸葛家盖砖瓦房他们也盖不起。这样，诸葛玄选中了隆中这个山沟沟，在这里置产，虽然远些，但胜在便宜，甚至可能根本就不要钱，肯开荒就行，开出来的田归自己，作为士族官员，田产被强抢的情况也不太可能。而且在隆中还有一个好处，地处偏僻，一但发生战乱，乱兵不易找到，找到了，家人也容易逃跑。但他不知道，因为他这个大名鼎鼎的侄子，隆中再也不偏僻了，千载以下，更是游人如鲫。定居襄阳这年，诸葛亮十三岁。

隆中所在的山沟沟


隆中的位置 汉江边被护城河围绕的是襄阳古城

聪明的诸葛亮
山君用的是“聪明的诸葛亮”，而非“神奇的诸葛亮”，是因为诸葛亮被后人捧得太高，吹得太神奇，尤其是《三国演义》出现后，诸葛亮已被弄成了半神人，以至于已经失去了历史的真实了。对此鲁迅先生有很恰当的评价：“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山君虽然相信儒家思想，但从不认为有什么“生而知之”的人，我是个唯物主义者。所以认为，“生而知之”在后来的儒家信徒的理解中，是曲解了圣人意思的。古代“知”、“智”假借，是通用的，人不可能从小就什么都知道，但却有天生聪明的人，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天才”，如果理解成“生而智之”那就可以接受了。而诸葛亮，就是这么个“生而智之者”。
在魏晋南北朝的时代，世家大族控制了国家政权和地方权力，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垄断了文化的话语权，这样才造成了象“五姓七望”这样的世家大族居然认为自己的家世比皇家还高贵的现象。琅邪诸葛家也是世家，虽然有些没落，但仍是高高在上的士人一族的。世家大族最重视什么？是礼法和教育。所以，诸葛亮应是从小就识字并学习各种与世家相关的知识的，来到襄阳后，诸葛玄也没有放松这个，为诸葛亮找了个老师，谁？襄阳的水镜司马徽先生。公元198年（建安三年），荆州牧刘表设立学校、学官，广泛寻求天下名士。司马徽因此客居荆州襄阳，教授学生，估计不止诸葛亮，庞统、徐庶、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可能都是他的学生和朋友，同时，他也交游广阔，与本地士族庞德公（庞统之叔），黄承彥（孔明岳父）及其它襄阳名士，包括蔡、蒯、习家的人都有来往。史称“司马徽，清雅有知人之鉴。同县庞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常谓……德操为水鉴。”司马徽有知人之名，曾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和庞统，但司马徽何以知道诸葛亮与庞统的才华呢？只有在教导他们时才会知道。由此我是认同司马徽是诸葛亮老师这种说法的。而且，诸葛亮在求学时，应该就表现出了很高的天赋，各方面都很出众，才会被庞德公誉为“卧龙”。从建安三年司马徽到襄阳，到建安十二年诸葛亮出山为刘备服务，其间与这些襄阳名士们一起学习，交往达十年之久，其才华也得到了襄阳士族圈子的好评。而诸葛家的两位当家人也是很会经营的，通过展示自身的才华并与襄阳本地士族的联姻，逐步建立起了诸葛家在当地的声望，要知道当初庞德公并没有将诸葛亮放在眼内，“诸葛亮每至德公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诸葛玄来襄阳时，是带了诸葛家两个侄儿和两个侄女一起的，后来诸葛大姐嫁入了蒯家，二姐嫁入了庞家，而诸葛亮也娶了黄承彥的女儿，黄承彥的夫人与刘表的夫人是姐妹，都是蔡家家主蔡讽的女儿，所以，刘表是诸葛亮的姨父！

那么问题来了：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以诸葛亮当时的名声和才华，为什么刘表没有招揽、起用他，而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投到了刘备的麾下？我也想知道为何，于是就上网看看广大网友是怎么说。大抵有以下几种：一是平衡说，诸葛亮是士族，同时也是蔡家的晚辈，刘表需要在世家势力中搞平衡，当时蔡家已经掌握了荆州的大部军权，刘表不希望再引用诸葛亮增加蔡家的势力；二是志向说，诸葛亮志存高远，看不上刘表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不思进取，假仁假义，在他手下发挥不了自己治国安邦的才能；三是敬慕说，诸葛亮分析了各个大佬的情况后，认为只有刘备仁义过人，待人真诚，为他服务才能尽展所长；四是供求说，各个大佬都已经人才济济了，如果去投靠，不会有好的位置，只有剩下刘备还缺少从大局方面为他出谋划策的人，所以刘备是最好的选择。网友的智慧是无穷的，山君佩服，认为也大抵不出这几个方面。当然，不排除诸葛亮当时比较年轻，刘表并不认为他有什么出色的能力能担当重任，所以暂时不考虑让他出任要职的可能。反正因以上的各个原因,诸葛亮最终选择了刘备。

诸葛亮是认准了刘备，但是如果毛遂自荐，能否得到刘备的认同？不能。现代职场的经验告诉我们，招聘人员时送上门让人挑选的，只能得到低级的职位，要得到高级职位，就需要在业内有地位，有名气，让老板来邀请你加盟，才能成为高管。而我们的大才孔明先生在两千年前就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天才地设计好了谋取刘备高管的每一个步骤。首先，刘备并不认识诸葛亮，这就需要让人推荐，而这个人必须是一个有份量的人，而且是一个能影响到刘备的名士才行，当然了，了解学生的无过于老师了！何况这个老师还是一个大名士，而刘备当时也确实需要有全局眼光的、谋略出众的人来帮助，他自己为此苦恼，所以他去拜访司马徽，本意应当是想请司马先生出山帮助自己的，但没想到司马徽却是隆重推出了自己的两个弟子，这就让刘备上心了。其后，当徐庶来到刘备身边时，刘备对他是很欣赏的，但当刘备谈到对人才的渴求时，徐庶再度隆重介绍了诸葛亮，不由得刘备不动心了。这时刘备心中已对诸葛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徐庶能带诸葛亮来见自己，但徐庶是诸葛亮的好友，非常了解他的为人和志向，知道他不是那种权贵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要想得到他的帮助，一定要有诚意，亲自邀请才行。至此，诸葛亮的前期造势就已经完满成功了。但诸葛亮知道，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太容易成功，自然不被重视，所以才设计了三顾茅庐的情节，关于这个，《三国演义》中的描写实在精彩，将史载的“备由是诣亮，凡三往，乃见”这几个字，描写得层层推进，跌宕起伏，逐步走向了高潮，在最高潮处，绽放了表现出诸葛亮过人才智的千古问对《隆中对》！不愧是四大名著，罗贯中的艺术功力实在令人赞叹不已！诸葛亮清楚地知道，最后的这个问对，才是关键，能否有一个完美的收官，就要看说辞能多大程度打动刘备了。为了《隆中对》诸葛亮肯定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准备，他不是象现代的应试教育那样，只要能应付过去就好，有没有实用价值不论，而是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认真了解天下的形势，吸取了师友们的意见，在了解了刘备的经历和志向后，有针对性地为刘备开出来的、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奋斗目标。“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 ，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 、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 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是的，在当时，曹、孙的势力已经稳定，不可动摇了，刘备还有机会的，就只剩下荆州和益州了。但能否实现，还要看当事人们是否有这个能力，在当时，谁都不知这个构想能否实现。后世的人们为何评价诸葛亮的功业是“功盖三分国”？因为诸葛亮是整个三国时期唯一一个提出了宏伟止标，并且推动整个集团为这个目标努力奋斗，并且精确地实现了目标的人。在整个二十四史中，这样的人也屈指可数，而结果与目标如此吻合的，仅此一人而已！《隆中对》深深地打动了刘备，让他清楚了要奋斗的目标，前景可期，能不振奋？终于“备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刘备觉得自已的所得远超预期。诸葛亮的意图完满实现，甚至比原来的预想更好，他与刘备的关系一开始就是蜜月：“关羽、张飞不悦，备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三国演义》中说，司马徽介绍两个学生时，推荐语是：“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人们往往将“安”理解为“得”，觉得诸葛亮并没有实现目标，但其实三国鼎立，就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形势，天下已进入了相对安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