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廖仲恺、赶走胡汉民，汪精卫的党内地位大大提升，也就迫切需要往关键位置上安插自已人。党内元老很多，能办事的却是少而又少，大多数都只会坐在桌旁喝茶吸烟侃大山，张口闭口自已跟孙大元帅如何如何的光荣事迹。对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爷们，汪精卫的认识是清楚的，措施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全部靠边站，免得坏事。

多发点工资没什么，但事情还是需要人做的，没有合适的手下，汪主席只能亲历亲为，把担子都挑起来。虽然大权在握的感觉很好，可汪精卫毕竟不是超人，面对成堆的公事，他也有累死不赔命的痛苦。就在急缺人手的时候，毛泽东来到中央党部，告诉他说，我想找工作。

汪精卫对毛泽东并不陌生。去年孙中山对这个小青年印象就不错，汪主席面试感觉也是非常良好，于是当场拍板，让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

不用送礼，不用拉关系，找领导谈几次话，就代理了党中央的宣传部长。毛泽东觉得有点象做梦，汪精卫则满脸鼓励地看着他：没错，就是你管宣传部！

汪主席如此大力抬举，再推辞显然不大合适，毛泽东高高兴兴地上了任。

从灯红酒绿的上海到泥水淋漓的农村，接着又到一片革命的广州，终于找到称手的工作，成为新的部级领导，毛泽东很高兴。

汪精卫也很高兴。通过提拨蒋介石，他的地位获得了大大巩固；而且他非常相信，自已把蒋介石扶持成党内二号人物，蒋小弟一定会感激涕零、对他忠心耿耿。有蒋介石这种亲信，就等于牢牢抓住了枪杆子，遗老遗少们不管怎样窝火，都不过是浮云，搅不起太大风波。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汪精卫不止一次回忆起让他自豪的这一幕。汪主席手握党政军大权，蒋介石、毛泽东一个替他管枪杆，一个给他抓笔杆，旁边有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大力支持，是全中国当仁不让的革命领袖。

凡事总不会一帆风顺的，很快国民党就出现了第一次严重分裂，分裂的地方在北京。

@hncswz1209 257楼 2014-06-11 09:07:10
终于知道读书时，为什么反蒋比反汪厉害的多了，原来汪是毛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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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这么说。毛这时还是国民党中执委（相当于政治局）候补，级别并不低。孙中山才是他的贵人。在汪手上真正飞黄腾达的是连开会资格都没有的蒋介石。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号，一批失势的元老们来到北京的西山，打算召集开会。

这些元老都是国共合作里赶不上趟的人。孙中山在的时候，他们党务搞得毫无起色，孙中山逝世了还是一无长进，整天只会空谈吹牛，自己办不了事，就冲着办事的人指手划脚（这种人现在好象也不少）。对这种工作不突出、业绩不突出，只有舌头特别突出的人，汪精卫自然没什么好脸色，统统让他们靠边站，没事少掺乎。

革命大半辈子，最后连主席台的边也没蹭上，元老们都是痛哭流涕，大骂汪精卫不是东西。孙中山的棺木停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他们就跑到西山去，说要给孙中山念念经，保证老领导在地下不寂寞。

对这帮人的动作，大家并没有留意，都以为他们只是搞点封建迷信活动。没想到他们在北京一不做二不休，竟然聚在一块开了个会，宣布解散国共合作、开除执行委员会里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党籍，并且要共产国际的代表立马走人。

号称六根清静的元老们居然念出这种经来，顿时让人大吃一惊。元老们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顶着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一类头衔，还给会议起了个相当正式的名字，叫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非法的）。开完会，六根不净的佛徒们蹿到上海，宣布成立新的中央党部，同广州中央分庭抗礼。

对所谓政治影响严重的西山会议，汪精卫和蒋介石都表现得相当淡定。

虽然会议公布的所谓内容十分吓人，但大家很清楚那不过是个幌子，甚至连开会的人都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不少人是后来被写进会议名单里去的，听到消息时莫名其妙；更重要的是，左派同共产党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总地来说都能团结一致，而这帮元老们却是眼高手低，谁也不服谁。事实上开会之前，就有另一帮右翼元老找到他们，宣称自已才是正宗，两拨人为了所谓名份大打出手，斗得鼻青脸肿，在西山开会的时候，有人脸上还留着同伙抓出来的伤。

一边是几万兵强马壮的国民革命军，一边是几个只会喝茶骂架的老屌丝，汪精卫的天平该往哪边倾斜，实在是不需要多想的事情。他唯一担心的，是上海的陈独秀千万不要再闹乱子出来，影响已经脆弱的国共合作。

从表面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负责总管中国共产党。但按照规矩，全世界工人阶级是一家，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统一指挥，陈独秀地位再高也不过是传声筒而已。共产国际的工作重点既然是国民党，自然会给国民党发大笔的经费，共产党只分到很少一点，而且连这点钱也要通过国民党才能领到手，国民党不给，就没有饭吃。

没有钱已经很头痛，更头痛的是按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应该成立工会农会，搞罢工、分田一类革命活动才是本份，而国民党特别反感这些事情。根据规定，所有共产党都以国民党的名义办事，因此国民党可以轻易跟上级领导招呼一声，取消相关革命活动。共产党忙乎了半天，结果党部随便打个电话，大家就得走人，自然也是火冒三丈。

天天革命，天天吵架，不知开了多少协调会，啥也不能解决，要说这就是革命工作，打死斯大林陈独秀也不信。

于是陈独秀不干了，找共产国际认为必须尽早给个说法，不然就会乱套。陈总书记的解决方案一是两个党分家单干，二是共产党早点建军，用枪杆子维权。

陈独秀把意见告诉苏联代表，然后被否定了，再讲，再否定。

虽然矛盾百出，虽然问题重重，必须坚持下去，这是共产国际的看法。所以陈独秀必须立足现有条件努力坚持，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办法。

又要干革命，又不给政策，陈总书记很郁闷。

陈独秀一直觉得，共产国际非常岂有此理，反复否决他的正确意见，其实是有点冤枉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闹乱子的时候，共产国际里面也在出乱子，莫斯科倒是有人帮他说话，认为中国革命不可能靠国共合作搞起来，但这种忙帮得还不如没有，因为那个帮忙的人叫托洛茨基。



作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托洛茨基大概是全球最背的共党领袖。这位兄台同列宁一道南征北战，资历比斯大林只高不低，当年粉丝遍布全球，也是天王巨星级的革命家。



革命家级别的人自然有自已的革命理论。托天王的理论有很多和斯大林不一样的地方，具体不一样的细节就不多说了，总之是用不同的方法搞革命，但有一点必须提出来，就是他和列宁都有一个观点，认为共产党国家容易形成官僚独裁。



从来无比先进、将来也最进步的工人阶级，以及最最革命、最最先锋的代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一样会变成官僚独裁集团，这是全世界共产党都不好意思承认的事情，却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无比重要的预言。列宁死得早，来不及安排解决方案，托洛茨基则不幸活得太长，长到有时间提出自已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权力分散，必要的话不妨采取多党制，对权力集团进行监督，否则肯定会变成新的独裁政权，最终弄得一团糟。



如果苏联共产党能认真对待这些警告的话，执政的表现或许会好许多，能不能进共产主义的天堂姑且不论，起码不至于被明白真相的群众轰下台，就象压着石头的王八，一直翻不过身来。可惜托洛茨基提出这种大不敬理论的时候，苏联权力集团的领袖不是他，是斯大林。



敢跟领袖在理论上有冲突，还敢说领袖会变成独裁官僚，斯大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位高、权重、震主都是高压线，触到哪一根都是必死的罪过，而老托竟然把三条碰齐了，所以他想不倒霉也不行。



经过一番折腾，斯大林掌握大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托洛茨基。有鉴于老托革命资历深厚，影响力实在太大，斯大林一时杀不动，只好把他驱逐出境，但对他的亲属和下属则毫不客气，恶狠狠地一批批杀光。托洛茨基在外面也不肯安分，不停地写书反驳斯大林，痛骂苏联的官僚独裁，宣扬自已才是社会主义正统。两个人明争暗斗很久，终于在一九四零年斯大林忍无可忍，派人把他捅死在墨西哥。



杀个托洛茨基如此费劲，是因为老托同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代表着一整套理论体系和拥护班子，绝非一颗子弹能轻易消灭。为了彻底干掉这个人，斯大林决定，全世界共产党必须划清界限，掀起反托洛茨基的浪潮，凡是看不顺眼的人都可以宣布为反革命右翼托派随便关杀（这个比较讽刺，因为托派的主张其实偏左）。这一决定立刻受到广大领导干部们的热烈拥护，并在全世界抓出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出来，他们的所谓罪状自然也要记在老托帐上，虽然不少人连托洛茨基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陈独秀当然猜不到共产国际内部的烂事，他背运在支持他的人偏偏是托洛茨基，而莫斯科里的斯大林正在用屁股指挥脑袋。凡是敌人主张的自然要反对，因此托洛茨基越是说陈独秀该往东，斯大林就越坚持要他一路向西，直到取回共产主义真经为止。

于是陈独秀只能天天受夹板气，找不到诉冤的地方。他天天组织工会农会，只要一闹罢工抗租，国民党部队马上军心不稳（那年头读得起书的军官很少出身穷人），出手干涉又不能对抗，共产党不高兴，国民党也很头痛，都骂陈总书记不干好事。

共产党人少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明显，但在共产国际大力主张下，共产党开始迅速扩展队伍，已经到了井喷的速度，一九二五年初中共党员一共才九百多（加上毛泽东发展的三十二个），九个月后已经达到两千四百二十八人，足足翻了两倍。

看到盟友发展如此迅猛，国民党心中非常不淡定。

国民党是公开团体，有多少党员共产党都清清楚楚，共产党却是秘密团体，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多少人，国民党根本不知道，也不清楚共产党下一步打算什么，只知道他们天天摩拳擦掌，准备将来革命成功后调头革自已的命。

如此“和谐”的合作要能让人放心，那真是见了鬼。

面对内部的巨大裂痕，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心里有数，但奇怪的是，这两位仁兄并没有特别的反应。

汪精卫没有反应比较正常，因为他这时正依靠共产国际打击反对派；蒋介石也是口口声声阶级革命，宣称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中国特色版本，同他后来的立场判若两人。其实这种情况也好理解，国民革命军能保持高水准的军纪士气，共产党员在里面起着很大作用，蒋介石不是忘本的人，对比先前乱七八糟的军阀部队，总司令心里是有数的。

但是除了政治理念没有根本冲突之外，汪精卫和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淡定，还是因为他们都在忙着另一件事，没有多余的心思放在内耗上面。

从孙中山时代起，北伐统一就成了国民党的不二理念，谁敢反对北伐谁就是叛徒，即使象陈炯明这种患难重臣也不例外。汪总裁身为国民党老大、继承“总理遗志”的正统接班人，自然更应该北伐，替孙中山完成遗愿，为党国占领全部地盘。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很明白，内斗是没有出息的，即使压服了陈独秀、吵赢了西山那帮遗老，他们也不过是边远省份的非主流军阀，只有挥师北上扩大地盘、把胜利的旗帜插满全中国，才能让全国人民心悦诚服地追随自已，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大团结。

@iyyzx 273楼 2014-06-12 10:18:36

多党制下的社会主义，有些意思，问题是怎么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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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好象也没说清楚，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实践，只能凭空想象。
老托不是普通人，他死了几十年还有人追捧，可见影响力之大。

经过一年多胜利征战，汪精卫手下的国民革命军获得了飞速发展，其中蒋介石的黄埔骨干已经扩充为第一军，由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任副军长，此外还有谭延闿的湘军（第二军）、朱培德的滇军（第三军）、粤军（第四、第五军）都是孙中山留下来的家底，其余部队象李宗仁的桂军也即将加入，总兵力达到十万之众。而共产党虽然没有军队，却在国军里面大量充当政治军官，起到支柱性的作用，例如后来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就有叶挺在内的大量共产党员，以至于十几年后叶挺复出抗日，蒋介石给他的番号就是新编第四军，作为当年北伐的纪念。

风风雨雨闹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了。

这次大会不能算是团结的大会，也不是和谐的大会，如果实在要给加点形容词的话，只能说它是继往不开来的大会，因为前面开过一次会，后面两个党就再没坐一起过。

和国民党的大多数大会一样，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朝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聆听总理遗嘱。

搞完传统仪式，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意气风发地站了出来。作为汪精卫的亲信，毛代部长是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大佬之一，座位排在第十三号，地位着实不简单。毛委员毫不客气地批了西山会议分子一顿，然后汪精卫宣布，严厉惩办会议分子，打头的几个开除党籍，从此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清算完派系分子，下面开始搞团结。

其实国民党同共产党虽然天天吵架，但毕竟说不上死仇，只要场面上撑得下去，大家还是很希望能一块过日子的。黄埔军校代表（注意他的身份）袁同畴提出，两个党老是闹意见，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面搞秘密活动，以后只要公开这些活动，就不会有问题。

从国民党的角度看，这样的要求好象很合理；但对共产党人来说，两家如何共处的规矩，当初早就当着赞助商苏联的面说得清清楚楚，如今国民党钱也拿了，翅膀也硬了，想改事先说好的协议，自然是比较困难的事。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毫不犹豫地驳了袁同畴一顿，提案没有通过。

对袁同畴的提案，国民党总裁汪精卫非常淡定，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很淡定，因为他们早就预料到事情的结果。一开始他们就在和稀泥，希望袁同学不要把分歧拿到大会上说事，没想到基层意见实在太大，明知是钉子也要往上碰，活该被驳回来。


该说的说过，该吵的吵完，国民党重新选举最高中央机关--执行委员会。有人撑腰的毛泽东仍然是官运大旺，他不仅继续当他的候补委员，而且得票率相当可观：国民党总裁汪精卫有两百四十八票，国民党北平执行部负责人、共产党总代表李大钊有一百九十二票，而四处受排挤、从上海被赶回农村去的毛代部长，居然拿到一百七十三票。

当然，在汪主席的大力提携下，蒋介石的收获也不小。两百四十九张选票里，他拿到两百四十八张，是得票最高的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对比上次一大孙中山连入场劵都不给一张的境遇，可以说是平步青云。

毛泽东很得意。一年前他两面受气、四处排挤，在泥水横流的农村穿草鞋吃剩饭，还被军阀追捕。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他重新成为部级领导，再次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无形中又成了两个党的重要人物，可谓名利双收。

蒋介石也很得意。一年以前，他被滇军和桂军挤得动弹不得，头上还有许崇智这个无能的上司，在孙中山和汪精卫共同提拨下，他顺利执掌黄埔大军，迅速扩兵数万、捷报连连，一举超越其他元老，成为国民党里的第二号大人物。

但是最得意的，还是汪精卫。

作为孙中山的法定继承人，汪主席同苏联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为自已找了一个稳定的洋后台，手下文臣武将能人辈出，已经培养起一批铁杆死党。想到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即将到来的北伐统一，想到中华民国就要在自已手上发扬光大，自已的头像就要印在每一张钞票上，汪主席壮志凌云、踌躇满志，头顶仿佛有万丈霞光，指引着三民主义照亮黑暗的全中国。

如此美好的革命前景，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汪精卫是相信了。


口号喊完，大会开完，大家回到自已家里，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共产党照样搞工会农会闹革命，国民党照样拖后腿，报告递到上海的党中央，陈独秀找到苏联代表鲍罗廷，跟他抱怨一通，然后毫无结果不了了之。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扯皮，谁也不指望能出现什么奇迹，蒋介石则在广州忙得四脚朝天，除了天天抹稀泥外，他的主要工作是招兵买马，准备北伐统一中国。

北伐不仅是孙中山的遗愿，也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支持，最初的北伐计划就是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元帅主持制定的，蒋介石对此是相当欣赏，鲍罗廷也一再表示同意。但蒋总司令万万没有想到，加伦元帅很快调回国去了，鲍罗廷也在二六年一月奉命回国，他的工作由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接任。

同搞外交出身的鲍罗廷不一样，新上任的苏联代表季山嘉是个二楞子，他上岗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阻拦国民党北伐。

季山嘉当然不是吃饱了找不自在，他不同意北伐，是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改了主意，想看看北洋军阀能不能合作。老季同志是军人出身，手里有莫斯科的鸡毛当令剑，对蒋介石也不会客气，一来二去，两边关系闹得十分僵直。心高气傲的蒋介石受了委屈，马上施出一贯作风，闹着要辞去第一军军长的职务。

汪精卫当然不会把蒋介石的赌气当真。就在蒋司令同季代表关系不和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敏感的事情：军委会削减了黄埔军校经费，把减下来的部分挪给了第一军第二师。

蒋介石本来不是斤斤计较的人，但是经费是事先商量好的，而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又跟季山嘉关系特别好，军委会的做法顿时引起了怀疑。想到自已功劳苦劳一大堆，居然要受到莫斯科的排挤，蒋介石一气之下接二连三地递辞职信，先后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东征军总指挥的职务，最后闹着要辞军委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的职务；相关报告递到汪总裁桌上，大家都是哈哈大笑，认为蒋军长又在发小孩子脾气，实在是没有城府的表现。

因为没有批准这些辞职报告，汪精卫后悔了很多年。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号，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正式接纳广西桂系加入革命队伍，桂系的两个军也随之成为革命军。按照编制，革命军已经有六个军，因此桂系应该领到第七、八军的番号，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给他们的却是第八军、第九军，第七军的位置被人空了出来。

看上去只是一个号码的问题，但是蒋介石很紧张。

有第六军，有第八、第九军，显然有人在给第七军留位置。联想到先前王懋功多领军费的事情，很可能是季山嘉想把第二师拉出去，扩成第七军削弱自已的实力。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怒火万丈的蒋介石派人把王懋功抓了起来，然后送上一笔旅费，押他去上海休假式治疗。

没有上级批准，突然废掉一个师长，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蒋介石的动作都是越权犯上。一头雾水的王懋功晕乎乎地去了上海，季山嘉知道事情后则是勃然大怒，找汪精卫愤怒抗议，说蒋介石是新军阀。

季山嘉很愤怒，但他没想到蒋介石比他还愤怒。蒋军长他也找汪精卫告状，说季山嘉专横无礼欺负人，将来中俄外交都会受影响，要么准他辞职，要么叫季山嘉走人。

一边是共产国际总代表，一边是喜怒不定的亲信下属，汪精卫两头都不想得罪，于是分别答应下来，然后施展太极神功，谁的事情都拖着不办，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火气能降下来，继续广州的幸福生活。

倒霉的汪总裁不知道，太极功夫是很讲究的，对内力有着深厚要求。他的本事还远远不到家，这一把稀泥不仅没抹好，反而把自已给抹了进去。

当上东征军司令之前，蒋介石对自已的定位，一直是公务猿。孙中山给他发工资，所以他干活；孙中山的活干不了，他就不领工资直接走人，逍遥自在地回浙江老家，所有人也习惯了这种作风，谁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问题，自此时起。

当上黄埔军司令之后，蒋介石不再是一个普通公务员，而是政治势力的领头羊。无论愿不愿意，他都形成了自已的一套班底，并且要保护自已的利益，例如驱逐王懋功。

不管是什么时候，军人不奉命令行事都是大忌，稍一过线便会形成军阀势力，汪精卫在关键问题上没有节制蒋介石，因此在不经意之间，蒋介石也走向了军阀的道路，并在尝到权力的滋味之后一发不可收，终于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军阀。

事实上在黄埔生为骨干的第一军，蒋介石已经有很多危险的苗头，例如军内骨干是各级共产党员，但蒋介石最重用的亲信却是他的浙江老乡，并形成了自已的内部小圈子，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在随后几十年里，这条规则一直没有变过。

呕了好几天气，汪精卫都没有给一句准话，蒋介石很生气，他开始怀疑汪精卫跟自已不再站一条线上，很可能同季山嘉勾搭在一起，毕竟这也情有可原，季山嘉背后是共产国际，而他手上什么也没有。

三月十四号，蒋介石最后一次去找领导发牢骚，汪精卫的反应也“证实”了他的想法。在被两边磨得焦头烂额之后，汪总裁不耐烦地说出了一句话：“你要真想走就快点走吧，我这里还有事！”

蒋介石顿住了。他已经习惯了闹辞职的办法，一直以来孙中山都是大力挽留，从来没有赤祼祼地下过逐客令，现在孙总统换成了汪总裁，终于物是人非，再也没有人支持自已了。蒋介石气呼呼地回答汪精卫，“我才不能被一个俄国顾问赶走，我非赶走他不可！”

蒋司令讲完气话就走了，剩下不以为然的汪精卫。

类似的呕气蒋小弟已经搞过多次，从来没有哪一回当过真，所以他认为这次也不会当真。蒋司令发脾气的时间是三月十四号，日理万机的汪总裁正在忙另一件事，迎接苏联的远东代表团。

为了对远东革命形势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斯大林决定派一个代表团进行视察指导，以保证投下去的血本不至于打水漂，由于任务过于重大，他派出了布勃诺夫担任团长一职。

这位布勃诺夫着实不是简单人物，他二十岁入党，一九一七年就进了苏共政治局，参加过十月革命，打过苏联的建国之战，此时的头衔是苏共中央书记、红军政治部主任，属于根正苗红的革命军人、苏联国家领导人。

把如此重要的人物派往远东，充分证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重视的，对中国革命者是关怀的，对革命前景也是有信心的 。

布勃诺夫的代表团先在华北进行了工作调查，然后去上海见陈独秀，蒋介石大发牢骚的时候，他们刚刚到达广州。很明显，蒋小弟的怨气再大，同对苏外交比起来毕竟是小事，因此汪精卫没有理会，简单明了地把他堵了回去。

在敏感的蒋介石看来，这显然意味着汪大哥已经同季山嘉站到一起，准备把自已排挤出局。

矛盾已经到了激化的边缘，就差一根导火索了，而在风云际会的广州，引线和火苗是不难找的。

三月十八号，黄浦军校交通股股长、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打了一个电话，通知海军局代局长、 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奉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速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

所谓校长，是指蒋介石。当时蒋校长的头衔比较多，同军事相关的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兼广州卫戊司令，但中国人最讲究尊师重道，平时最普遍的尊称还是校长。李之龙听说是校长有令，赶紧带着中山、宝璧两条船开往黄埔。

三月十九号，船到黄埔，开始联系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才发现有点不对。邓教育长莫名其妙地告诉他们：我没有下过什么任务啊，是不是搞错了？

邓演达莫名其妙，李之龙也是莫名其妙，于是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当然更是莫名其妙：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原话）

平白无故被涮了一通，李之龙很是郁闷，突然又接到通知，苏联中央使团要到中山舰参观，请李舰长尽快做准备。

官大一级压死人，李之龙只好带着中山舰回广州，准备迎接苏联代表团，就在这个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仿佛事先商量过一般，突然间到处都流传着谣言，有的说中山舰要谋反，有的说李之龙动机不良，总之中山舰突然来黄埔，是因为蒋介石得罪了苏联代表，汪精卫想把他绑到苏联去问罪。

李之龙万万没有想到，自已不知怎么就掉进坑里去了，选他上套的原因也很简单，他是共产党员。现在军舰是他开出来的，可传命令的人不认帐了，他又没有书面证据，所有人都在背后叽叽喳喳，说得比什么都毒，却没有一个肯站出来对质的。面对满天弥漫的谣言，李舰长毫无办法，只能寄希望于蒋校长头脑清醒，不会信那些乱七八糟的鬼话。

@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281楼 2014-06-13 13:58:43
神化了的人纷纷跌落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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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们本来就是普通人啊，没有谁生下来就是伟人或反动派。

李之龙很紧张，蒋介石更紧张。

共产党同国民党最近确实矛盾不断，陈独秀一直对他不满是知道的，关系好的俄国代表加仑和鲍罗廷都被调走了，新的使团一来，兵舰就四处乱跑，是真的有人想押自已去苏联吗？

堂堂革命军人，成天到晚搅在党派冲突里面，两头得罪人，这活没法干了，娘勒个希匹！

面对乱七八糟的场面和漫天谣言，蒋介石终于承受不住压力，他的第一反应是干脆撂挑子，回汕头司令部去度假，再也不受季山嘉的鸟气。

碰到困难就走人的事，他不是没干过，从前给孙中山干活的时候经常犯毛病，每次也都是孙中山好劝歹劝，再把他找回来。但这一次，蒋介石才走了几步就明白过来，他恐怕是走不掉的。

从前能随时回家度假，是因为孙中山肯罩着他；现在手握数万兵马，孙中山却不在了，随随便便走人的话，很可能连命都会丢掉！

三月十九日下午五点，出走到半路的蒋介石返回身来，做出了一个决定：带兵反击。

三月二十号，蒋介石宣布李之龙策划共产党暴动，随即以卫戍司令身份下令扣压中山舰，派兵占领海军局，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同时封锁苏联顾问团住处，宣布广州全城戒严；为了防范兵变，他又命令何应钦把第一军第二师的共产党员关起来，以免出现任何意外。

军舰扣起来了，人也抓起来了，面对“赫赫战果”，蒋介石开始不知所措了。

蒋司令不是傻子，很快就发现共产党人不仅没有反抗，连象样的准备也没有，所谓兵变之类纯属流言，根本没有人想害他。而他不仅擅自抓人，还得罪了光临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团。

国民革命军有六个军，蒋军长只能控制第一军的部分人马，想就此造反是不可能的，广州城里的胜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善后。

现在轮到蒋介石束手无策了，第一个找他的人，是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

三月二十号下午，何香凝气乎乎地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见面就大声质问他：“你派军队到处戒严，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啊！”

面对老嫂子的气恼，蒋介石无言以对。想到自已压力山大，汪精卫、季山嘉都在欺负他，现在弄得一团乱麻，蒋司令再也忍不住，索性把头埋进写字台里，呜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下何香凝也愣住了，因为她虽然喜欢称对方叫小蒋，但一九二六年的蒋介石已经三十九岁，马上要到不惑之年了。

能把三十九岁的司令军长气哭，自然有气哭的严重理由，何香凝没法再说什么，只能匆匆告辞出去。蒋介石最后硬着头皮下令解除全城戒严，然后苦心构思一个理由，打算应付汪精卫的质问。

蒋介石闹得天翻地覆的这一天，毛泽东正在广州。

发生这么大的事，毛代部长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晚上的时候，他找到已经解除禁锢的苏联顾问团那里，跟布勃诺夫商量情况，在场的还有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两个人都很年轻，也都火气十足，面对苏联代表慷慨激昂，强烈要求跟蒋介石干一仗，硬碰硬地来一场。

可惜，他们说话不算。

毛泽东说话不算，陈延年说话也不算，甚至陈独秀说话也不能算，能算数的只有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的代表是顾问团团长布勃诺夫。这位团长来广州前曾找鲍罗廷问过究竟，鲍罗廷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说，国民党还是值得信任的左翼政党，共产国际这些年的钱粮枪弹没有喂出白眼狼来，请领导放一百个心。

鲍罗廷汇报完后去上海见陈独秀了，广州的布勃诺夫什么也不清楚，于是面对大家殷切的目光，他沉稳地宣布：同志们，不能打！

枪口顶在脑门上还不能还手，毛泽东和陈延年几乎气得吐血。老布是个糊涂虫，他们可不糊涂，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中国国情，今天的事情如果不赶紧找回场子，以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无论毛泽东和陈延年怎么说，老布就是不松口，气得发疯的毛泽东于是去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在那里碰上了第一军的副党代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几个人在李富春家里商量完，周恩来又去找布勃诺夫，但布勃诺夫说什么也不肯动手，于是周恩来也被老布同志气得吐血，愤愤然地离开了代表团。

@追求完美Q5 291楼 2014-06-14 22:26:21
你弄这个 不怕被查水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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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应该还不犯禁吧。。。说的不过分啊。

应该说共产党人手上是很有几张硬牌的。黄埔军校里有五百多个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六个军里面五个军都同蒋介石 有矛盾，蒋介石只管得动第一军，而第一军大部分政治骨干是共产党员，战斗力很强的叶 挺独立团也归共产党指挥，如果共产党态度足够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反对蒋介石。

毛泽东气得发疯，周恩来几乎抓狂，但不管他们说什么，布勃诺夫就是摇头不答应，甚至朱培德、谭延闿等其他几位不十分左倾的军长也找到苏联顾问那里，要求对蒋介石的兵变行动进行惩戒，布勃诺夫和季山嘉仍然是摇头。

从表面上看，布勃诺夫容忍蒋介石是因为蒋司令平时左倾，或者觉得事情不过是一起小误会，但作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老布元帅看问题绝不会那么简单。事实上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就作为共产国际最高代表、红军总治部主任，从政治高度分析了问题的本质，其中最关键的地方不在广州，而在莫斯科。

由于托洛茨基认定中国共产党不能靠国民党成功，斯大林却主张大力扶持国民党，因此国民党是否能够按设计好的轨道进行革命，已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内部矛盾，而上升到伟大领袖斯大林同万恶托派之间的纷争上。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的最得力人选，只要他不跟共产国际翻脸，布勃诺夫就不会跟他翻脸，以证明托洛茨基的错误反动和斯大叔的英明正确。

三月二十一号，七上八下的蒋介石去见了汪精卫。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见。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怀疑一号人物要害自已，突然发动政变囚禁友党，然后发现事情毫无根据，是自已太过敏感昏了头，此时正是需要给说法的时候。

蒋介石很紧张。他想了好几个借口，都解释不通昨天发生的事情，也不好承认自已怀疑汪精卫想害他。

既要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又说不清发生的事情，这种心情实在太过纠结。

然而在见过汪精卫之后，一切纠结都不需要了。

谢谢楼主几位看贴回贴的天涯友！写了半天，就是希望能看到反馈的意见。谢谢！

汪总裁显然已经知道了前后缘由，一见到蒋介石就痛加斥责。蒋司令本来心情就起伏不定，此时索性破罐破摔，气愤愤地跟他大吵起来，说汪总裁不讲信义，天天让自已受共产党的夹板气，所以才会弄得不可收拾。

明明有理，却被扣了一堆罪名，汪精卫气得说不出话来。他马上写了手令给朱培德（第三军军长）、李济深（第四军军长），命令他们逮捕蒋介石，可是命令发下去，两个人却表示无法执行，硬生生把汪总裁顶了回来。

朱培德和李济深不是蒋介石的死党，他们不肯执行命令，是因为广州此时仍被第一军二师的刘峙控制，蒋介石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支持。

除非汪精卫明确同意三军、四军同第一军展开火拚，否则确实无法执行。而在被顶回来的那一刻，汪精卫骇然意识到，自已在广州城说话不再算数，没有共产国际撑腰，国民党里面的实权人物已经变成了蒋介石。

三月二十二号，心怀不满的俄国人去见了蒋介石，并问了一个问题：“你前天的举动是对某些人不满意，还是对俄国政府不满意？”

这是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蒋介石立刻表示他对俄国政府极为支持，仅仅是季山嘉等人太过骄横，才导致大家反目成仇，现在事情已经过去，非常希望不要影响到长期形成的良好关系和友谊。

既然只是个人意见，俄国代表就放心了。于是他们召回了季山嘉等人，重新派鲍罗廷去广州工作，然后草草离开了中国。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蒋介石将会成为国民党中的强势左派人物，一路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然后由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发动革命，一举拿下中国的红色江山，在此以前，小小的让步自然是必要的。

随着苏联人的退让，其他几个军长也改变了态度，开始随声附和蒋介石起来，蒋介石顿时胆气大增。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已可以如此一呼百应，可以发动军队任意抓捕看不顺眼的人，完全不需要象从前那样委屈求全或辞职走人。

既然拥有权力的感觉是如此美好，蒋介石当然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很快把目标对准了最后一块绊脚石：汪精卫。

从跟汪精卫大吵特吵的那一刻起，两个人之间的良好合作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重重敌对和猜疑。在蒋介石看来，汪精卫的存在已经失去了意义，他再也不是那个善解人意的领导，而变成了满腹阴谋的野心家，只有自已坐上他的位置去，才能保证革命不走歪路，保证国民党能继续发展。

于是蒋司令去找了一趟汪总裁，两个人关在小屋子里，密谈。

蒋介石找汪精卫谈了些什么，天知地知蒋知汪知，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所以历史书上没有写，后人也不大可能知道。不过显然他们不会聊晚上去哪吃饭之类的话题，因为谈完话后汪精卫就辞职了，留下一封怨气满腹的信，说自已受到蒋介石的排挤，不得不去国外看病。

被手下小弟逼得下岗走人，汪精卫也觉得脸上过不去，于是面对其他人的质疑，他又提出一个撑场面的说法，说自已是责已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

这是个连鬼都不信的理由。责已不责人，中山舰事件根本就没汪精卫什么事，有什么好责的，最该责问的不就是把蒋介石提成第二号人物么！

汪精卫被迫辞职了。不过他并没有立刻走人，而是心有不甘地在国内呆到五月份，直到确定没有复出的希望后才去香港，满怀失望地到法国休养。在香港的时候他倒是不孤单，在那里碰上了一个老熟人，不久前刚被流放到苏联的胡汉民。

胡汉民在苏联并没有受什么委屈，估计斯大林也搞不清他们的关系。听说广州发生变故，这位仁兄兴冲冲地回了广州，希望能捞到点好处，没想到大权在握的蒋司令丝毫不念旧情，当众把他晾在一边，胡同志知道事情不妙，只好去香港休假式治疗，在船上同汪精卫不期而遇，也算一对难兄难弟。


中山舰的消息传到上海，向来喊打喊杀的陈独秀自然不肯让步，十分希望能大干一场，反击蒋介石的胆大妄为；然而同在上海的鲍罗廷却拦住了他，宣布共产国际有决定，共产党必须妥协。陈老大气得发毛，但作为总书记，党性还是要讲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发文件，命令共产党人继续维持大局。

陈独秀的文件一发，顿时骂声一片，气不过的共产党员纷纷把责任归到他身上。陈独秀两头受气有苦说不出，索性在党报上发公开信，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

什么国共合作，什么联合革命，去他娘的，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