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乱弹】话说“四类分子”
64、“四清运动”斗争“四类分子”（1）
对敌斗争是“四清”运动的重要内容。在清经济阶段结束后，就转入清政治、清组织和清思想工作，开展对敌斗争，“四类分子”又遭到沉重打击。
清政治的目的，是揭发“四类分子”的破坏活动，对干部、群众进行一次阶级斗争再教育，提高阶级斗争的自觉性，打击阶级敌人。
具体作法一般是：
（1）做好思想准备。在清经济基本结束以后，发动群众和干部总结清经济取得的成绩，查“四不清”的危害，找形成“四不清”的原因，从而把群众的四清积极性和斗争锋芒指向阶级敌人，为开展对敌斗争作好思想准备。
（2）澄清阶级阵营，壮大阶级队伍，扩大依靠力量，分化孤立敌人。澄清阶级阵营的主要措施就是重新登记阶级，是一项政策性、策略性很强的工作。一般作法是：【1】组织干部、贫协和群众学习有关划阶级的文件，提高广大群众的政策水平，提高阶级觉悟，增强阶级团结。【2】召开老党员、老贫农、老干部会议，作调查研究，初步摸底排队。【3】在老干部和贫协中进行试划，统一认识。尔后以小队群众自报，贫协、干部、工作组三结合讨论议定，大队贫协批准后，三榜定案。【4】注意重点划清两头，一头把贫下中农划出来，一头把明显的地主、富农划出来。
登记成份总的原则是：贫下中农户数要占农村总户数的60--70%；少数中农够条件的要降为下中农；中农中不公开划上中农；原来的地富不是明显划错的不再改变；漏划的地富前段表现很坏，群众有意见的，报请分团党委批准后要补划为地富成份。
（3）清理专政对象，弄清敌人底数。主要是清查戴着帽子的、摘掉帽子的、漏划、错划的地、富、反坏分子和思想反动分子及其它犯罪分子。把土改以来专政对象变化情况彻底澄清（已杀、现关押、死亡、外逃、外迁、在乡等）。
（4）组织全面评审，开展重点斗争。一般是全面评，重点斗，先评后斗。在背靠背揭发后，再面对面评审。通过发动群众、干部揭敌情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动向，对专政对象进行分类排队，评出守法、基本守法、违法、严重违法四种类型，公布于群众。对老实守法的适当鼓励，让其继续守法改造，对少数确实改造好的，予以摘掉帽子；对基本守法的既指出好的一面，又批判坏的一面；对违法的则发动群众进行批判教育；对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则开展斗争。斗争中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攻心斗智，以理服人。以小会斗争为主，注意斗争策略，作到斗而不死。
（5）定案处理。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进行批斗后，进行处理：逮捕判刑、戴帽管制等。
（6）落实政策改造措施，整建治保组织。在清政治后期认真贯彻主席关于”依靠群众专政，不要把矛盾上交“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建立对四类分子监督改造小组，实行包监督劳动，包思想改造、包日常管理的三包制度。大队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生产队建立治保小组，作好经常性的治安保卫工作。
在“四清”运动中，“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处境非常悲惨。摘取两个片段如下。
【一】
1965年秋，我先后被派往六安、霍邱乡下参加“四清运动”，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改造思想。工作组进村后，在霍邱乡下，几次遇到这样的事，某人看见工作组人员来乡，退在路边，低着头弯着腰说：“报告工作组，我是地主分子某某某。”等工作组成员过去了，他才能走。这是大队干部布置的，凡是“地主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见到工作组成员，都得这样说这样做。大队干部这样布置，一是显示他们阶段斗争抓得紧，二是叫工作组成员初来乍到访贫问苦，不要误入岐途，分不清敌我，工作组人员如果到了地主家里访问，那就是阶段立场问题。
“四清运动”后期，干部问题解决后，就是开展对敌斗争，就是批斗“四类分子”。记得有一次在霍邱周店公社某大队召开对敌斗争大会，会上要大家检举揭发“四类分子”的罪行，可是会上不管怎么动员，都没有揭发出“四类分子”们的新罪行。后来，一位贫协代表说某某地主分子在家常读“千家诗”、“读封建社会的毒草”，这下不得了，会上叫他交出毒草“千家诗”，这位地主分子说，他以前读过，工作组进村前就烧掉了。毁灭罪证、更是反动透顶，于是上来两个民兵，反绑其双手，叫他跪倒，有位民兵还踢了他一脚，这位地主分子不堪忍受折磨，散会后，夜里就上吊自杀了。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开始，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学校里地主家庭出身的老教师都成了斗争对象，红卫兵到他们家里造反、破四旧，掘地三尺。其中，有一位老师，红卫兵从他家里搜出了一件旧的纺绸对襟上衣，于是强令他穿上，胸前挂上地主分子某某的牌子，押着他游街，一边走一边叫他敲锣说，我是地主某某某，我思想反动，还保藏地主衣服，妄想变天。如果不敲锣，不喊，红卫兵高举霸主鞭，随时可以打你。
对敌斗争是“四清”运动的重要内容。在清经济阶段结束后，就转入清政治、清组织和清思想工作，开展对敌斗争，“四类分子”又遭到沉重打击。
清政治的目的，是揭发“四类分子”的破坏活动，对干部、群众进行一次阶级斗争再教育，提高阶级斗争的自觉性，打击阶级敌人。
具体作法一般是：
（1）做好思想准备。在清经济基本结束以后，发动群众和干部总结清经济取得的成绩，查“四不清”的危害，找形成“四不清”的原因，从而把群众的四清积极性和斗争锋芒指向阶级敌人，为开展对敌斗争作好思想准备。
（2）澄清阶级阵营，壮大阶级队伍，扩大依靠力量，分化孤立敌人。澄清阶级阵营的主要措施就是重新登记阶级，是一项政策性、策略性很强的工作。一般作法是：【1】组织干部、贫协和群众学习有关划阶级的文件，提高广大群众的政策水平，提高阶级觉悟，增强阶级团结。【2】召开老党员、老贫农、老干部会议，作调查研究，初步摸底排队。【3】在老干部和贫协中进行试划，统一认识。尔后以小队群众自报，贫协、干部、工作组三结合讨论议定，大队贫协批准后，三榜定案。【4】注意重点划清两头，一头把贫下中农划出来，一头把明显的地主、富农划出来。
登记成份总的原则是：贫下中农户数要占农村总户数的60--70%；少数中农够条件的要降为下中农；中农中不公开划上中农；原来的地富不是明显划错的不再改变；漏划的地富前段表现很坏，群众有意见的，报请分团党委批准后要补划为地富成份。
（3）清理专政对象，弄清敌人底数。主要是清查戴着帽子的、摘掉帽子的、漏划、错划的地、富、反坏分子和思想反动分子及其它犯罪分子。把土改以来专政对象变化情况彻底澄清（已杀、现关押、死亡、外逃、外迁、在乡等）。
（4）组织全面评审，开展重点斗争。一般是全面评，重点斗，先评后斗。在背靠背揭发后，再面对面评审。通过发动群众、干部揭敌情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动向，对专政对象进行分类排队，评出守法、基本守法、违法、严重违法四种类型，公布于群众。对老实守法的适当鼓励，让其继续守法改造，对少数确实改造好的，予以摘掉帽子；对基本守法的既指出好的一面，又批判坏的一面；对违法的则发动群众进行批判教育；对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则开展斗争。斗争中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攻心斗智，以理服人。以小会斗争为主，注意斗争策略，作到斗而不死。
（5）定案处理。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进行批斗后，进行处理：逮捕判刑、戴帽管制等。
（6）落实政策改造措施，整建治保组织。在清政治后期认真贯彻主席关于”依靠群众专政，不要把矛盾上交“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建立对四类分子监督改造小组，实行包监督劳动，包思想改造、包日常管理的三包制度。大队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生产队建立治保小组，作好经常性的治安保卫工作。
在“四清”运动中，“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处境非常悲惨。摘取两个片段如下。
【一】
1965年秋，我先后被派往六安、霍邱乡下参加“四清运动”，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改造思想。工作组进村后，在霍邱乡下，几次遇到这样的事，某人看见工作组人员来乡，退在路边，低着头弯着腰说：“报告工作组，我是地主分子某某某。”等工作组成员过去了，他才能走。这是大队干部布置的，凡是“地主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见到工作组成员，都得这样说这样做。大队干部这样布置，一是显示他们阶段斗争抓得紧，二是叫工作组成员初来乍到访贫问苦，不要误入岐途，分不清敌我，工作组人员如果到了地主家里访问，那就是阶段立场问题。
“四清运动”后期，干部问题解决后，就是开展对敌斗争，就是批斗“四类分子”。记得有一次在霍邱周店公社某大队召开对敌斗争大会，会上要大家检举揭发“四类分子”的罪行，可是会上不管怎么动员，都没有揭发出“四类分子”们的新罪行。后来，一位贫协代表说某某地主分子在家常读“千家诗”、“读封建社会的毒草”，这下不得了，会上叫他交出毒草“千家诗”，这位地主分子说，他以前读过，工作组进村前就烧掉了。毁灭罪证、更是反动透顶，于是上来两个民兵，反绑其双手，叫他跪倒，有位民兵还踢了他一脚，这位地主分子不堪忍受折磨，散会后，夜里就上吊自杀了。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开始，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学校里地主家庭出身的老教师都成了斗争对象，红卫兵到他们家里造反、破四旧，掘地三尺。其中，有一位老师，红卫兵从他家里搜出了一件旧的纺绸对襟上衣，于是强令他穿上，胸前挂上地主分子某某的牌子，押着他游街，一边走一边叫他敲锣说，我是地主某某某，我思想反动，还保藏地主衣服，妄想变天。如果不敲锣，不喊，红卫兵高举霸主鞭，随时可以打你。
65、“四清运动”斗争“四类分子”（2）
【二】
8我们四清工作队为了了解“敌情”，先请大队治保干部给介绍情况。治保主任说，这个村是个大村，解放前地主富农和在国民党当官当兵的特别多，所以大队里的四类分子比较多，有五十多人。村里的房子都是满清时候的大官、地主留下的，多是雕梁画栋、高墙黑瓦的楼房宅院，一个院子能住十来户人家，全村人都姓徐，不管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都是“老太公”的子孙后代。经过一两百年的繁衍和变迁，“老太公”的子子孙孙们逐渐两极分化，少数成了官僚、地主、富农，多数成了中农、贫农、雇农。解放后实行土改，政府的工作组同志将一批贫苦农民积极分子组织起来 成立农会，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房屋，个别地主富农逃走，参加了土匪，还故意留下一张土匪名单，将土改积极分子都列入其中，致使这些贫农积极分子被捕，有的在监狱里关了好几年。当时县里把这个村列为敌情严重的村子。转自8 我随许同志参加了一次“四类分子”的学习会，几十名”四类分子”坐满一屋子，许同志往讲台一站，外衣敞开，一手插腰，露出腰间的手枪，厉声训斥他们，多数人都是低头听训，一副俯首贴耳的样子，唯有一个坐在角落里的较年轻的“四类分子”，伸着头端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许同志，专注地听着，好像小学生在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我仔细一看，这就是我房东院子里的一个社员，他穿得很破烂，平时总是呆头呆脑地站在门口，而且经常流鼻涕。我再看其他人，有的头微低但腰部笔挺，活像国民党将军听委员长训话似的，我想这些人多半是解放前的国民党军官。
第二天我问房东，隔壁那个穿得很破的社员怎么也去参加”四类分子”的会？他们说，他是地主，但他从没过一天地主生活，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他爹是地主，他的两个哥哥都外出做事去了，他从小就呆傻，他爹就没有给他读书，叫他在家放牛，解放那年他继承了他爹的遗产，也就正好够条件划地主。我哑然失笑，那他在生产队里现在干什么？他们说，还是放牛。转自8
我还随许同志去抄过一次某“四类分子”的家，什么都没有抄到，只发现他家的墙上镜框里还装有一张解放前他穿国民党军装的半身照片，左肩上还有一条斜皮带，我以为他是国民党军官，许同志说这是背的木壳枪，他当年是团长的勤务兵，斜皮带在右肩的才是军官。许同志到底是公安出身，就是内行。问他为什么要保留这张照片，而且还挂起来，他说我只照过这一次像，不舍得丢掉。转自81.china.co
许同志负责的对敌斗争可谓成绩昭著，有两个“四类分子”交代了解放前夕逃回家时，将两发迫击炮弹和几十发子弹丢在井里。许同志发动社员将井水抽干，起出了炮弹和子弹 ，组长王同志和许同志把子弹拿到山上去打，全部打不响。许同志还想抄出点变天账什么的，结果只抄出一个前国民党中校文职军官平时写的书法，其中一首诗的头两句我还记得：“生不逢辰劫难多，报国无门可赖何”。对此二句，我们进行过分析，关键是“报国”二字的“国”指的是什么?是“党国”还是新中国？我认为那个中校不可能是想报效国民党的中国，因为他当初就是从国民党军队里逃回来的，刚解放便去自首了，但是政府没有给他安排工作，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伤感，许同志又去追问过他，他的解释与我一样。这件事便没有再追究。他的书法写得不错，我们这批大学生没一个及得上他。转自81.china.com
工作组同志不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发现了一个“拉出去打进来”的“典型”事例。一天晚上，李同志到他生产队的会计家里访问，会计是一个十六岁的小青年，刚初中毕业，小会计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小会计名叫再生，再生的背后站着一个小姑娘，约是十三岁的样子，她抱着一个婴儿，李同志指着那个婴儿问再生的父母，你们的小儿子还这么小？再生爸结结巴巴地说，这…… 是孙子。李同志指着小姑娘问你们的小女儿已经小学毕业了吧，再生爸又结结巴巴地说，这不是女儿是……媳妇。李同志怀疑自己是听错了，又问了一次，再生爸说，她是再生的老婆。转自81.china.com
李同志完全呆了，那这怀里的孩子就是再生的儿子？他们全家都十分尴尬，李同志感到自己都糊涂了，连忙退了出来。转自81.china.co
李同志来到另一家访问，向他们了解小会计家的情况。他们说，那女孩是一个富农的女儿，那富农与再生是邻居，女孩与再生从小便在一起玩耍，两人是青梅竹马，再生的数学很好，女孩便经常向再生请教，天长日久两人便产生了感情，双方家长都支持他们的来往，口头上也已给他们两人定了“娃娃亲”，只想等他们长大便给他们成亲，没想到两人偷食了禁果，留下这么一个后果。双方父母也只好提前让他们同居，等待年龄达标以后再给他们去登记，合法结婚。转自81.chin
这件事经过“上纲上线”以后，就成了“阶级敌人唆使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勾引贫农出身的生产队干部，企图使其蜕化变质”。这就跟《双十条》和《桃园经验》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挂上了勾，成为典型的“阶级敌人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法，腐蚀我们的阶级队伍”的活生生的例子。这个例子很快被许同志收入“对敌斗争”的汇报材料里。转自第二阶段开展对敌斗争，对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实行内部评查排队，澄清底子，落实材料，逐人研究处理意见，进行说理斗争。
【二】
8我们四清工作队为了了解“敌情”，先请大队治保干部给介绍情况。治保主任说，这个村是个大村，解放前地主富农和在国民党当官当兵的特别多，所以大队里的四类分子比较多，有五十多人。村里的房子都是满清时候的大官、地主留下的，多是雕梁画栋、高墙黑瓦的楼房宅院，一个院子能住十来户人家，全村人都姓徐，不管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都是“老太公”的子孙后代。经过一两百年的繁衍和变迁，“老太公”的子子孙孙们逐渐两极分化，少数成了官僚、地主、富农，多数成了中农、贫农、雇农。解放后实行土改，政府的工作组同志将一批贫苦农民积极分子组织起来 成立农会，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房屋，个别地主富农逃走，参加了土匪，还故意留下一张土匪名单，将土改积极分子都列入其中，致使这些贫农积极分子被捕，有的在监狱里关了好几年。当时县里把这个村列为敌情严重的村子。转自8 我随许同志参加了一次“四类分子”的学习会，几十名”四类分子”坐满一屋子，许同志往讲台一站，外衣敞开，一手插腰，露出腰间的手枪，厉声训斥他们，多数人都是低头听训，一副俯首贴耳的样子，唯有一个坐在角落里的较年轻的“四类分子”，伸着头端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许同志，专注地听着，好像小学生在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我仔细一看，这就是我房东院子里的一个社员，他穿得很破烂，平时总是呆头呆脑地站在门口，而且经常流鼻涕。我再看其他人，有的头微低但腰部笔挺，活像国民党将军听委员长训话似的，我想这些人多半是解放前的国民党军官。
第二天我问房东，隔壁那个穿得很破的社员怎么也去参加”四类分子”的会？他们说，他是地主，但他从没过一天地主生活，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他爹是地主，他的两个哥哥都外出做事去了，他从小就呆傻，他爹就没有给他读书，叫他在家放牛，解放那年他继承了他爹的遗产，也就正好够条件划地主。我哑然失笑，那他在生产队里现在干什么？他们说，还是放牛。转自8
我还随许同志去抄过一次某“四类分子”的家，什么都没有抄到，只发现他家的墙上镜框里还装有一张解放前他穿国民党军装的半身照片，左肩上还有一条斜皮带，我以为他是国民党军官，许同志说这是背的木壳枪，他当年是团长的勤务兵，斜皮带在右肩的才是军官。许同志到底是公安出身，就是内行。问他为什么要保留这张照片，而且还挂起来，他说我只照过这一次像，不舍得丢掉。转自81.china.co
许同志负责的对敌斗争可谓成绩昭著，有两个“四类分子”交代了解放前夕逃回家时，将两发迫击炮弹和几十发子弹丢在井里。许同志发动社员将井水抽干，起出了炮弹和子弹 ，组长王同志和许同志把子弹拿到山上去打，全部打不响。许同志还想抄出点变天账什么的，结果只抄出一个前国民党中校文职军官平时写的书法，其中一首诗的头两句我还记得：“生不逢辰劫难多，报国无门可赖何”。对此二句，我们进行过分析，关键是“报国”二字的“国”指的是什么?是“党国”还是新中国？我认为那个中校不可能是想报效国民党的中国，因为他当初就是从国民党军队里逃回来的，刚解放便去自首了，但是政府没有给他安排工作，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伤感，许同志又去追问过他，他的解释与我一样。这件事便没有再追究。他的书法写得不错，我们这批大学生没一个及得上他。转自81.china.com
工作组同志不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发现了一个“拉出去打进来”的“典型”事例。一天晚上，李同志到他生产队的会计家里访问，会计是一个十六岁的小青年，刚初中毕业，小会计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小会计名叫再生，再生的背后站着一个小姑娘，约是十三岁的样子，她抱着一个婴儿，李同志指着那个婴儿问再生的父母，你们的小儿子还这么小？再生爸结结巴巴地说，这…… 是孙子。李同志指着小姑娘问你们的小女儿已经小学毕业了吧，再生爸又结结巴巴地说，这不是女儿是……媳妇。李同志怀疑自己是听错了，又问了一次，再生爸说，她是再生的老婆。转自81.china.com
李同志完全呆了，那这怀里的孩子就是再生的儿子？他们全家都十分尴尬，李同志感到自己都糊涂了，连忙退了出来。转自81.china.co
李同志来到另一家访问，向他们了解小会计家的情况。他们说，那女孩是一个富农的女儿，那富农与再生是邻居，女孩与再生从小便在一起玩耍，两人是青梅竹马，再生的数学很好，女孩便经常向再生请教，天长日久两人便产生了感情，双方家长都支持他们的来往，口头上也已给他们两人定了“娃娃亲”，只想等他们长大便给他们成亲，没想到两人偷食了禁果，留下这么一个后果。双方父母也只好提前让他们同居，等待年龄达标以后再给他们去登记，合法结婚。转自81.chin
这件事经过“上纲上线”以后，就成了“阶级敌人唆使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勾引贫农出身的生产队干部，企图使其蜕化变质”。这就跟《双十条》和《桃园经验》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挂上了勾，成为典型的“阶级敌人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法，腐蚀我们的阶级队伍”的活生生的例子。这个例子很快被许同志收入“对敌斗争”的汇报材料里。转自第二阶段开展对敌斗争，对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实行内部评查排队，澄清底子，落实材料，逐人研究处理意见，进行说理斗争。
66、回忆我的“地主”外婆 （1）
作者：陈浩武
外婆离开我们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我记得那是一九七一年初，一个寒冷的早晨，那天，和我们朝夕相处多年的外婆突然离开了我们。
为什么时间这么久远而我对外婆的去世的时间记忆如此清晰？那是因为外婆去世的那天，正好是我结束农村知识青年插队落户，被招收到新的单位去上班报到的同一天。
我是一九六八年底，随着两千万知识青年一起，下放到黄陂农村去劳动的，经过差不多两年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一九七一年二月被招收到黄陂县供销社工作，当了一名商店的营业员。
那天一大早，妈妈把我喊起床，匆匆弄了些吃的，我就出门了，步行到离我老家几十里地的黄陂县城关镇的供销社去报到。把一系列的手续办完，我返回家里去准备第二天上班的行李。大约下午五点左右，当我走到离村子不远的黄家楼子的山坡上时，远远看到我家门口聚了好多的人，匆匆忙忙的，好像在干些什么，我心中疑惑，加快了脚步。到家门口一看，才发现是在拆家里的门板、鼓皮等木料，父母在一旁一脸悲戚。原来是外婆走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弄一些木板凑起来钉一口薄的棺材。
这时我才知道，外婆在当天大约凌晨四点左右就走了，我出门时是六点钟，家里人在忙着为我送行，没有发现她的身体已经冰凉。外婆的走，和我离开农村参加工作这个生命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同时发生，这种巧合，一直在冥冥之中使我感到不可思议，也留下对外婆去世的不可磨灭的记忆。
外婆的大名叫郑莲英，出生于一八九三年。从清末到民国、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她经历了朝代的变迁，更记录了她悲剧的一生。
我对外婆的记忆，应该是从我们生活在黄陂县王家河区一个叫阮家堑的小村庄开始的，估计是在一九五七年前后。那时，家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最小的妹妹陈小玲出生，一是父亲被划为右派。从现在的史料来看，一九五六年的中国，似乎还是令人振奋的，但是一九五七年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小学教师。那个年代的小学教师，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工作量也非常大。白天上课，晚上批改作业、家庭走访，还有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几乎没有闲暇。家里四个小孩的照顾、做饭、洗衣、一切家务，都落在外婆身上。
外婆虽然很辛苦，但是她也心甘情愿。为什么，因为我母亲为她争气，生了两个儿子，就是哥哥浩文和我，这使她极为骄傲。不能生男孩，是我的外婆一生背下的最沉重、最有罪孽感的精神包袱。命里无子，像一个巨大的磨石，沉重的压在她的心头。
我的外祖父熊财意先生生于一八九四年，正如他的名字，他一生都不缺少钱财，一直是一个布疋商人且经商颇有成果。外祖父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一儿一女后患病早亡，而外祖母当时也因为丈夫得痨病而死在守寡之中。因为她人好、心地善良，又特别能干，有极好的口碑，经人牵线介绍和外祖父成婚。当时外婆带着年幼的两个女儿，熊家的条件是只接受其中一个，性格要强的外婆干脆把两个女儿都送人做了童养媳。其中有一个我们称为“聋子伯”的，我们都见过。她是一个蔑匠，会编各种竹器，手艺很精。但是由于她没有读过书，不识字，所以一辈子也很惨。
外婆嫁到熊家之后，先生了一个女儿，但很快就夭折了，一九三零年生下我母亲，又是一个女儿。连生四个女儿，对她的打击很大，求儿子心切的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命里无子”？于是她偷偷的找一个道士算命，那个道士告诉她，你命里有七个女儿！外婆极为无奈，七个女儿！那要生到何时为止？但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把我母亲的昵称叫做“七”，意思是希望她就是最后一个，从此再生男孩。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到我母亲开始长大，外婆却失去生育的能力了。也不知道是哪个道士胡诌，还是我母亲的小名没起好“泄露天机”而得罪了菩萨。这对外婆打击太大了。所幸外祖父是个极心地善良的人，一方面出于对外婆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是自己辛苦挣下来的如此家业，需要有男孩继承。于是就花钱去买了一个一岁多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活泼可爱，给外公外婆带来许多快乐，所以在这个孩子两周岁时，外公不惜重金，办流水席大宴宾客以示庆祝，并给这个孩子起乳名“小八”，以图吉利。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个小男孩在过了风光的两周岁庆典不久，又得病去世了。
外婆的悲切可想而知。小男孩的去世倒不重要，但他的去世折射的信息令她无法承受，妯娌的冷嘲热讽，同村人的冷眼和鄙视，与她深深的自卑重叠在一起，她无法自拔，心灰意冷，甚至准备出家，削发为尼，打算与青灯古佛相伴以渡余生。外公的母亲，也就是外婆的婆婆，一直非常喜欢这个媳妇，外婆的贤惠、善良、能干，博得她的同情，所以这位老人把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外公才决定把我外婆和我母亲接到麻城去，于是一家人呆在一起。我母亲在麻城开始上小学，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听母亲说，日本人的飞机在麻城上空轰炸，直接把外祖父开的布店炸毁了。这使外祖父的商业生涯遭受极大的打击。记得有一次我带母亲去参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个环境让她想起许多往事。提起日本人，她心中是充满仇恨的，这可能与她童年的遭遇有关。
外婆嫁到熊家以后，因为不能生儿子，经常遭到妯娌之间的嘲笑和恶语，使她有一种深深的自卑。
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连续生了两个儿子时，她的幸福感是不言而喻的，她和外公都视这两个儿子若掌上明珠，“含在嘴里都怕化了”。所以心甘情愿的为我母亲来操持家务。
我清楚的记得，小时候，家里用做晚饭的灶灰余烬来煨一铜壶水，待水热以后，倒在一个铜脸盆里面，供四个兄妹洗脸洗脚。每当热水倒到铜脸盆时，幼小的两个妹妹总是雀跃般的冲过来，首先把小手伸向热水。这时，外婆会毫不犹豫地打开那双小手，严厉的说，靠边去！男孩先来。然后我和浩文会很骄傲的把手泡在热水中。外婆那种重男轻女的意识，是毫不掩饰的，是渗透到骨子里边的。这种重男意识，既有传统文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来自她一生对生男孩的深深渴望。
作者：陈浩武
外婆离开我们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我记得那是一九七一年初，一个寒冷的早晨，那天，和我们朝夕相处多年的外婆突然离开了我们。
为什么时间这么久远而我对外婆的去世的时间记忆如此清晰？那是因为外婆去世的那天，正好是我结束农村知识青年插队落户，被招收到新的单位去上班报到的同一天。
我是一九六八年底，随着两千万知识青年一起，下放到黄陂农村去劳动的，经过差不多两年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一九七一年二月被招收到黄陂县供销社工作，当了一名商店的营业员。
那天一大早，妈妈把我喊起床，匆匆弄了些吃的，我就出门了，步行到离我老家几十里地的黄陂县城关镇的供销社去报到。把一系列的手续办完，我返回家里去准备第二天上班的行李。大约下午五点左右，当我走到离村子不远的黄家楼子的山坡上时，远远看到我家门口聚了好多的人，匆匆忙忙的，好像在干些什么，我心中疑惑，加快了脚步。到家门口一看，才发现是在拆家里的门板、鼓皮等木料，父母在一旁一脸悲戚。原来是外婆走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弄一些木板凑起来钉一口薄的棺材。
这时我才知道，外婆在当天大约凌晨四点左右就走了，我出门时是六点钟，家里人在忙着为我送行，没有发现她的身体已经冰凉。外婆的走，和我离开农村参加工作这个生命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同时发生，这种巧合，一直在冥冥之中使我感到不可思议，也留下对外婆去世的不可磨灭的记忆。
外婆的大名叫郑莲英，出生于一八九三年。从清末到民国、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她经历了朝代的变迁，更记录了她悲剧的一生。
我对外婆的记忆，应该是从我们生活在黄陂县王家河区一个叫阮家堑的小村庄开始的，估计是在一九五七年前后。那时，家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最小的妹妹陈小玲出生，一是父亲被划为右派。从现在的史料来看，一九五六年的中国，似乎还是令人振奋的，但是一九五七年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小学教师。那个年代的小学教师，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工作量也非常大。白天上课，晚上批改作业、家庭走访，还有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几乎没有闲暇。家里四个小孩的照顾、做饭、洗衣、一切家务，都落在外婆身上。
外婆虽然很辛苦，但是她也心甘情愿。为什么，因为我母亲为她争气，生了两个儿子，就是哥哥浩文和我，这使她极为骄傲。不能生男孩，是我的外婆一生背下的最沉重、最有罪孽感的精神包袱。命里无子，像一个巨大的磨石，沉重的压在她的心头。
我的外祖父熊财意先生生于一八九四年，正如他的名字，他一生都不缺少钱财，一直是一个布疋商人且经商颇有成果。外祖父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一儿一女后患病早亡，而外祖母当时也因为丈夫得痨病而死在守寡之中。因为她人好、心地善良，又特别能干，有极好的口碑，经人牵线介绍和外祖父成婚。当时外婆带着年幼的两个女儿，熊家的条件是只接受其中一个，性格要强的外婆干脆把两个女儿都送人做了童养媳。其中有一个我们称为“聋子伯”的，我们都见过。她是一个蔑匠，会编各种竹器，手艺很精。但是由于她没有读过书，不识字，所以一辈子也很惨。
外婆嫁到熊家之后，先生了一个女儿，但很快就夭折了，一九三零年生下我母亲，又是一个女儿。连生四个女儿，对她的打击很大，求儿子心切的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命里无子”？于是她偷偷的找一个道士算命，那个道士告诉她，你命里有七个女儿！外婆极为无奈，七个女儿！那要生到何时为止？但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把我母亲的昵称叫做“七”，意思是希望她就是最后一个，从此再生男孩。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到我母亲开始长大，外婆却失去生育的能力了。也不知道是哪个道士胡诌，还是我母亲的小名没起好“泄露天机”而得罪了菩萨。这对外婆打击太大了。所幸外祖父是个极心地善良的人，一方面出于对外婆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是自己辛苦挣下来的如此家业，需要有男孩继承。于是就花钱去买了一个一岁多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活泼可爱，给外公外婆带来许多快乐，所以在这个孩子两周岁时，外公不惜重金，办流水席大宴宾客以示庆祝，并给这个孩子起乳名“小八”，以图吉利。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个小男孩在过了风光的两周岁庆典不久，又得病去世了。
外婆的悲切可想而知。小男孩的去世倒不重要，但他的去世折射的信息令她无法承受，妯娌的冷嘲热讽，同村人的冷眼和鄙视，与她深深的自卑重叠在一起，她无法自拔，心灰意冷，甚至准备出家，削发为尼，打算与青灯古佛相伴以渡余生。外公的母亲，也就是外婆的婆婆，一直非常喜欢这个媳妇，外婆的贤惠、善良、能干，博得她的同情，所以这位老人把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外公才决定把我外婆和我母亲接到麻城去，于是一家人呆在一起。我母亲在麻城开始上小学，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听母亲说，日本人的飞机在麻城上空轰炸，直接把外祖父开的布店炸毁了。这使外祖父的商业生涯遭受极大的打击。记得有一次我带母亲去参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个环境让她想起许多往事。提起日本人，她心中是充满仇恨的，这可能与她童年的遭遇有关。
外婆嫁到熊家以后，因为不能生儿子，经常遭到妯娌之间的嘲笑和恶语，使她有一种深深的自卑。
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连续生了两个儿子时，她的幸福感是不言而喻的，她和外公都视这两个儿子若掌上明珠，“含在嘴里都怕化了”。所以心甘情愿的为我母亲来操持家务。
我清楚的记得，小时候，家里用做晚饭的灶灰余烬来煨一铜壶水，待水热以后，倒在一个铜脸盆里面，供四个兄妹洗脸洗脚。每当热水倒到铜脸盆时，幼小的两个妹妹总是雀跃般的冲过来，首先把小手伸向热水。这时，外婆会毫不犹豫地打开那双小手，严厉的说，靠边去！男孩先来。然后我和浩文会很骄傲的把手泡在热水中。外婆那种重男轻女的意识，是毫不掩饰的，是渗透到骨子里边的。这种重男意识，既有传统文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来自她一生对生男孩的深深渴望。
67、回忆我的“地主”外婆 （2）
外婆有着那种中国女性特有的勤劳。
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是用煤油灯。晚饭以后，父母亲都去学校了，我们兄妹会围着那盏昏暗的油灯做作业或者看书，而外婆永远在灯外的黑影之中纺棉线，无论是酷暑夏夜，还是无尽寒冬，那嗡嗡不绝的纺线声永远伴随着我们做功课，伴随我们进入梦乡。有时一觉醒来，还听到外婆纺线的嗡嗡声，那凄凉又低沉的声音，仿佛是外婆悲凉的叹息。
一年四季的纺线，是为了织布，外婆把纺出的棉线浆洗、染色，然后排成经线，再用另外的棉线做成纬线，安在木梭里，在织布机上织成一幅幅的黑白相间的棉布，这些土制的棉布为我们兄妹做成衣服、鞋。我记得一直到我去供销社工作时，所用的床单还是外婆织的土棉布做的。由于这种土布幅宽较窄，必须要两幅拼缝在一起才够单人床宽，而且压不住垫絮，我只好用图钉把床单固定在铺板上。
母亲说，外婆的本事，就是从棉籽下种，一直到衣服上身，这个全过程她都能做下来。正因为如此，外婆在相邻之中有“能干”的美名。除了纺纱织布，外婆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为全家人做鞋。那个年代的人，基本上都穿布鞋。现在穿布鞋的都是有钱人，知道穿布鞋舒适而且有益健康，但是那个年代穿布鞋是因为穷，买不起鞋。
外婆把一些旧衣服、旧毛巾之类的残破碎布片洗净晾干，然后熬一脸盆浆糊，把这些碎布片一层层的糊在房门板上，再放到太阳下晒干。这一大片晒得硬邦邦的东西，称为“壳子”，然后把壳子剪成鞋底样子，一层又一层的重叠起来，再用粗粗的鞋底线把这些壳子一针一线的纳起来，就是纳鞋底。外婆纳的鞋底，针脚密实，整齐而结实，做出的鞋又好看又耐穿，总是能受到邻居们的称赞。我儿时的记忆中，她身边有个小藤筐，里面放着老花镜、顶针、线。以及一双又一双、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全家七口人，即使每人每年只做两双鞋，也得十四双！所以在我小时的印象中，外婆永远坐在门口光线较强的地方，戴上老花镜，在那里一针一线的纳鞋底。
外婆是个小脚女人，就是说她是缠足的。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缠足为何物，也极少还能看得见小脚的女人。
据说缠足起源于南宋，在中国有近千年的历史。通常女孩子在五岁左右，就要裹脚。其方法是用长长的布条把还很稚嫩的双脚紧紧的裹起来，把四个小脚趾强制的往下折，一直抵住脚底，阻止脚趾长大，慢慢的，脚骨弯曲，脚背隆起，呈现出一个三角形，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其外形有些像今天人们在端午节吃的粽子。
在中国，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恶习得以流传，大致是基于一种病态的审美观，目的是为了取悦男人。男人喜欢把玩女性的脚趾，这种“三寸金莲”走起路来飘忽摇曳，古代时极富诱惑。连苏东坡都有诗“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之类的诗文。我记得辜鸿铭先生也是非常推崇女性的小脚的。
有资料显示，缠足这一恶习的废除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英国传教士高德夫人曾经在中国发起“天足运动”。在基督教会的影响下，民国政府于一九一二年颁布法令废除这一恶习。但事实上直到二、三十年代这种风俗仍然在蔓延。我母亲出生于一九三零年，她回忆说，她小时候（按时间推算应该在1934或1935年左右）仍然被迫缠足，只是由于太疼痛，她坚决抵制，才只好作罢。
外婆本人对小脚依然持一种自我欣赏的态度，我曾经亲耳听她说过，某女人死的时候，躺在棺材里，那一双小脚真是好看！她说这话时，是一种羡慕的口吻，这充分体现了她的审美价值。但是在我们看来，小脚给外婆带来的，是步履的艰难和诸多的生活不便。
从一九四九年浩文出生，到一九五五年大妹妹欲玲出生，外婆一直在县城帮助母亲带孩子。一九五五年外公去世，外婆就开始和我的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离开县城，开始了她漫长的漂泊生涯，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去世。
一九六三年，我们家从阮家堑迁往长堰，因为父亲调往长堰小学任教。
据母亲回忆，一九六三年的一天，当时父亲在郑田小学。突然，王家河区教育局局长一行来到父亲讲课的教室，目的是抽查教师讲课质量。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父亲的教课仍然非常成功，其实我父亲正是因为教学好，才深受学生爱戴。而且他那天发挥极好，如此得心应手，犹如神助。
事后，在区教育局召开的各校校长会议上，这位负责人大大表扬了我父亲，他甚至认为这样的人才放在郑田小学似乎太可惜了，力主要把我父亲调到王家河的区直属学校任教。这时，长堰小学的校长彭建南，在会上力争，要把我父亲调往长堰小学。彭校长说，你们不要争，谁也争不过我。陈万年老师家里四个小孩，一个老人，你们哪个学校能提供这么大的房子给他住？他到长堰小学，我可以给房子他们住，给菜地他们种。
的确，这个长堰小学有非常宽敞的校舍。这个小学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办的黄陂县第八中学，后来中学办不下去，把所有校舍都给了长堰小学，居住条件极好。后来，这位彭校长真承了诺，给我们家三间房，还有厨房，另外还给了一块菜地。这在当时算是极好的福利了。当然，父亲也为彭校长争光争气，他带的六年级毕业班，一九六四年一下考取两个学生到黄陂一中，其中一个就是我，让父亲名声大振，也让长堰小学一时风光无限。
这个彭校长我还依稀记得，他身材高大，声若洪钟，为人性格耿直。我母亲告诉我，他年轻时写了一本小说，名为《歧路上的严华》，真实描述了“大跃进”带来的危害和三年灾害中的饥饿状况，这本书给他带来许多麻烦，挨了很多整。好在他是中共党员，又是校长，只是内部批判了事。但是由此可见此人也是那种有正义感有血性的男人。从阮家堑到长堰镇，我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我的少年接触到城镇的概念，就是从长堰开始。长堰的宁静、淳朴、干净，以及溪水的灵动，都给我极深的印象。一九六二年，长堰街头早上炸油条的香味四处弥漫，街上的集市叫卖声嘈杂，这一切显示严重的饥荒已经过去，社会恢复了生机。长堰街道上还有一个非常破旧的电影院，当时很流行的一个电影，名叫《刘三姐》，里边的插曲很好听。我的感觉，我对音乐的印象，首先来自于这些优美的广西民歌。
外婆有着那种中国女性特有的勤劳。
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是用煤油灯。晚饭以后，父母亲都去学校了，我们兄妹会围着那盏昏暗的油灯做作业或者看书，而外婆永远在灯外的黑影之中纺棉线，无论是酷暑夏夜，还是无尽寒冬，那嗡嗡不绝的纺线声永远伴随着我们做功课，伴随我们进入梦乡。有时一觉醒来，还听到外婆纺线的嗡嗡声，那凄凉又低沉的声音，仿佛是外婆悲凉的叹息。
一年四季的纺线，是为了织布，外婆把纺出的棉线浆洗、染色，然后排成经线，再用另外的棉线做成纬线，安在木梭里，在织布机上织成一幅幅的黑白相间的棉布，这些土制的棉布为我们兄妹做成衣服、鞋。我记得一直到我去供销社工作时，所用的床单还是外婆织的土棉布做的。由于这种土布幅宽较窄，必须要两幅拼缝在一起才够单人床宽，而且压不住垫絮，我只好用图钉把床单固定在铺板上。
母亲说，外婆的本事，就是从棉籽下种，一直到衣服上身，这个全过程她都能做下来。正因为如此，外婆在相邻之中有“能干”的美名。除了纺纱织布，外婆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为全家人做鞋。那个年代的人，基本上都穿布鞋。现在穿布鞋的都是有钱人，知道穿布鞋舒适而且有益健康，但是那个年代穿布鞋是因为穷，买不起鞋。
外婆把一些旧衣服、旧毛巾之类的残破碎布片洗净晾干，然后熬一脸盆浆糊，把这些碎布片一层层的糊在房门板上，再放到太阳下晒干。这一大片晒得硬邦邦的东西，称为“壳子”，然后把壳子剪成鞋底样子，一层又一层的重叠起来，再用粗粗的鞋底线把这些壳子一针一线的纳起来，就是纳鞋底。外婆纳的鞋底，针脚密实，整齐而结实，做出的鞋又好看又耐穿，总是能受到邻居们的称赞。我儿时的记忆中，她身边有个小藤筐，里面放着老花镜、顶针、线。以及一双又一双、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全家七口人，即使每人每年只做两双鞋，也得十四双！所以在我小时的印象中，外婆永远坐在门口光线较强的地方，戴上老花镜，在那里一针一线的纳鞋底。
外婆是个小脚女人，就是说她是缠足的。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缠足为何物，也极少还能看得见小脚的女人。
据说缠足起源于南宋，在中国有近千年的历史。通常女孩子在五岁左右，就要裹脚。其方法是用长长的布条把还很稚嫩的双脚紧紧的裹起来，把四个小脚趾强制的往下折，一直抵住脚底，阻止脚趾长大，慢慢的，脚骨弯曲，脚背隆起，呈现出一个三角形，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其外形有些像今天人们在端午节吃的粽子。
在中国，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恶习得以流传，大致是基于一种病态的审美观，目的是为了取悦男人。男人喜欢把玩女性的脚趾，这种“三寸金莲”走起路来飘忽摇曳，古代时极富诱惑。连苏东坡都有诗“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之类的诗文。我记得辜鸿铭先生也是非常推崇女性的小脚的。
有资料显示，缠足这一恶习的废除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英国传教士高德夫人曾经在中国发起“天足运动”。在基督教会的影响下，民国政府于一九一二年颁布法令废除这一恶习。但事实上直到二、三十年代这种风俗仍然在蔓延。我母亲出生于一九三零年，她回忆说，她小时候（按时间推算应该在1934或1935年左右）仍然被迫缠足，只是由于太疼痛，她坚决抵制，才只好作罢。
外婆本人对小脚依然持一种自我欣赏的态度，我曾经亲耳听她说过，某女人死的时候，躺在棺材里，那一双小脚真是好看！她说这话时，是一种羡慕的口吻，这充分体现了她的审美价值。但是在我们看来，小脚给外婆带来的，是步履的艰难和诸多的生活不便。
从一九四九年浩文出生，到一九五五年大妹妹欲玲出生，外婆一直在县城帮助母亲带孩子。一九五五年外公去世，外婆就开始和我的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离开县城，开始了她漫长的漂泊生涯，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去世。
一九六三年，我们家从阮家堑迁往长堰，因为父亲调往长堰小学任教。
据母亲回忆，一九六三年的一天，当时父亲在郑田小学。突然，王家河区教育局局长一行来到父亲讲课的教室，目的是抽查教师讲课质量。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父亲的教课仍然非常成功，其实我父亲正是因为教学好，才深受学生爱戴。而且他那天发挥极好，如此得心应手，犹如神助。
事后，在区教育局召开的各校校长会议上，这位负责人大大表扬了我父亲，他甚至认为这样的人才放在郑田小学似乎太可惜了，力主要把我父亲调到王家河的区直属学校任教。这时，长堰小学的校长彭建南，在会上力争，要把我父亲调往长堰小学。彭校长说，你们不要争，谁也争不过我。陈万年老师家里四个小孩，一个老人，你们哪个学校能提供这么大的房子给他住？他到长堰小学，我可以给房子他们住，给菜地他们种。
的确，这个长堰小学有非常宽敞的校舍。这个小学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办的黄陂县第八中学，后来中学办不下去，把所有校舍都给了长堰小学，居住条件极好。后来，这位彭校长真承了诺，给我们家三间房，还有厨房，另外还给了一块菜地。这在当时算是极好的福利了。当然，父亲也为彭校长争光争气，他带的六年级毕业班，一九六四年一下考取两个学生到黄陂一中，其中一个就是我，让父亲名声大振，也让长堰小学一时风光无限。
这个彭校长我还依稀记得，他身材高大，声若洪钟，为人性格耿直。我母亲告诉我，他年轻时写了一本小说，名为《歧路上的严华》，真实描述了“大跃进”带来的危害和三年灾害中的饥饿状况，这本书给他带来许多麻烦，挨了很多整。好在他是中共党员，又是校长，只是内部批判了事。但是由此可见此人也是那种有正义感有血性的男人。从阮家堑到长堰镇，我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我的少年接触到城镇的概念，就是从长堰开始。长堰的宁静、淳朴、干净，以及溪水的灵动，都给我极深的印象。一九六二年，长堰街头早上炸油条的香味四处弥漫，街上的集市叫卖声嘈杂，这一切显示严重的饥荒已经过去，社会恢复了生机。长堰街道上还有一个非常破旧的电影院，当时很流行的一个电影，名叫《刘三姐》，里边的插曲很好听。我的感觉，我对音乐的印象，首先来自于这些优美的广西民歌。
68、回忆我的“地主”外婆 （3）
外婆的灾难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
当然，这一年开始受灾的，远远不止是外婆一个人，因为这年开始，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开始蒙受灾难。
文革开始了。
文革的一个响亮口号，就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谓的牛鬼蛇神，具体讲，除了“走资派”以外，就是地、富、反、坏、右，当时被称为“五类分子”。按照这种划分，这五类坏人中，我们家就占了两类：外婆是地主成分，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父亲是右派，他虽然已经在一九六二年摘帽，但仍然称为“摘帽右派”。
父亲和母亲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地主份子肯定在“横扫”之列，外婆作为地主分子就不能住在学校里，也要被横扫出门。外婆当时已经有70多岁了，一个小脚的女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现在成为国家的敌人，成为时代的敌人，她必须从学校被驱赶出来！
但是她到哪里去呢？
何方又是她的安身之所？
无奈之下，还是那位彭校长出来调解。当时长堰小学在下边还有一个分部，这个分部就是为了方便那些住得太远的小学生而设立的，大约距长堰小学三至四公里外，那里有一个名叫“田铺叽”的小村庄。彭校长把那个分部的老师调回长堰小学本部，把我母亲调去分部任教，这样全家都住到更偏僻的小村庄去，以免引起那些造反派的注意，这也算是一种缓兵之计。
田铺叽虽然偏远，学校虽然是一个分部，但却在一幢可以说是气势宏伟的房子里。原来在清代时，这个村子里出了一个因“打长毛”而立了军功的武将，黄陂人说的“长毛”，就是指太平天国的军队，据说封了侯，也不知真假。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清廷对平定太平天国有军功的人“封侯”的极少，包括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也没有封侯，估计有乡邻吹嘘的成分。但这片房子的确修得气派。房子的外墙全部由坚硬的大块条砌成，高大的门楼，上面有绘画和砖雕的图案，从大门进去，有长长的走道，里面有非常气势的大天井，中国传统建筑的四水归堂模式，天井四周也是大的条石砌成的台阶，作为学校办公室的是原先宅子的大堂，全都是巨大的木料做成的山列，一扇一扇的木门和鼓皮，上面都有精致的雕花，宽敞、厚重而坚固。只是因为年久失修，房子显得有些破败。学校门口有一口水塘，在门楼和水塘之间，也砌了一道石头的围墙，大大的青石板，夏天躺在上面非常舒服。
那时我在黄陂一中读初中二年级，学校早就不上课了，浩文在黄陂九中临近毕业，只有两个妹妹、外婆和母亲一起生活在田铺叽。我们偶尔从学校回去，就会到附近的山上去砍柴。
那个年代，农村的燃料结构还非常原始，烧煤是十分奢侈的，我们一家有城市户口，但一个月也才几百斤煤票，根本不够烧。广大农民都靠搂草作薪。我和浩文很小就去上山砍柴，或者用铁丝扒子去山上扒一些松针之类的东西。我们在外边砍回的柴禾，由外婆扎成把子，一捆一捆的堆起来，那就是我们家的粮草。
去年春节，我还开车带着母亲、妹妹一起去看了一趟那历史久远的田铺叽，学校早已不在了，原先雕梁画栋的房子多年前已被乡里干部拆掉了，现在一片破败，门口石墙上还隐约可见斑驳的毛主。在石墙上靠着晒太阳的老太婆，对着我母亲端详很久，脱口而出：熊素芳！熊老师！把我母亲大大地激动了一把。因为这位老太婆“几十年了竟然还记得我”！
但是，外婆的灾难还只是刚刚开始。
一九六七年，母亲从长堰小学调往红十月小学。因为工作关系变动，在田铺叽这种偏安一隅的福利也只好随之取消了。
红十月小学没有住房，母亲又只好申请到分部去任教。这个分部所在的村子，叫张家榨屋。大约在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有一个榨油的作坊。我们一家在张家榨屋住得房子非常破旧，那个年代，农村本来就极为凋敝，农民都极为贫困，加之这个地方的人嗜赌成风，许多家庭更是一贫如洗。在张家榨屋，外婆晚上起来上厕所时摔了一跤，估计造成骨折。在那个年代，有了病痛都是忍着，并不去看病找医生，但是久而久之，外婆逐渐成为残疾，只能靠拐杖或扶着凳子行走。
记得前不久我去看望叶蔓居士，已经百岁之龄的叶蔓先生也行动困难。她依靠的是一个带有滑轮的半圆形金属支架，这个金属支架很轻，滑动方便自如，而且可以根据人体高矮来调节高度，用起来十分方便。我当时就想，我的外婆当年要有这么一个东西该有多好！
一九六八年，母亲所在的张家榨屋分校因为生源不足而要拆并。她必须回到红十月小学本部去工作，但本部没有房子可以住，而且也不能让地主成份的外婆住在学校。
外婆何去何从的问题再一次提出来。
实在没有办法，开学在即，必须举家搬迁，只好想到了去找外婆的亲妹妹，即我们称之为“姨大”的方案。
姨大住在一个离县城比较近的一个名叫丁家堑的小村庄，不知道黄陂为什么那么多村子都以“堑”来命名。她的丈夫早亡，只有一个儿子与她相依为命。我还记得这位我们称他为“树伢叔叔”的男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一餐要吃三大碗米饭，而且一表人才。只可惜由于家庭是富农成份，也属五类分子之列，一直找不到媳妇。那个年代，谁也不愿意嫁给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所以这个叔叔一直单身。
这个叔叔推着一个独轮车来了。那是一个木制的，古老的独轮车，连车轮都是木制的。在当时，这几乎是农村乡村之间唯一的代步工具，外婆是小脚，无法长途远行。一个简单的花布包袱，就是她的全部行囊，我们把外婆扶上独轮车，看着她被高大威武的叔叔“吱呀吱呀”的推走了，大家都无比惆怅。
住在姨大家的外婆，整天愁眉不展，利用纺棉线来打发时光。从一九四九我的兄长浩文出生起，到一九五七年小妹妹出生止，这些年来，她一刻也不曾离开过这几个外孙，是她含辛茹苦，一个一个地把我们抚养成人，可是如今，却硬生生的把她和这些外孙们隔开了！
我在县城念中学，所以我的任务是每个月到姨大所在的丁家堑去一次，为外婆送去五元钱的生活费和她的一个月粮票。我就读的县一中离丁家堑大约十几公里，主要路段是一个长长的水渠，人们称为“高渠”。记得有一次下大雨，泥泞之地非常打滑，我上这个高渠跌了好几跤，下这个高渠又跌了好几跤，回到学校，浑身湿透，一身泥浆，狼狈不堪，躲在教室抹眼泪，被班主任邹老师看到了。这位好心的老师把我带到他的寝室，弄了一盆热水给我洗澡，然后让我睡在他的床上，还为我把所有的衣服洗干净晾起来。
我在班上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又任学习委员，还兼职语文科代表，我们的班主任正好教我们的语文，因为我的成绩好，特别是作文写的好，他的确喜欢我。但如此待我，证明他心地善良，有慈爱之心，令我终生感激。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邹老师是广东人，他们广东人永远垫一个草编的凉席睡觉。那个季节已经盖棉被了，可是床上依然是草席。不过说实在的，那次我尝试了一下，觉得这种方式睡觉的确很舒服。
这个邹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我考进一中时，他大约二十三或二十四岁，应该比我们大十二，三岁左右。文革后听说他回了广东老家，所以一直失去联系。到今天，他也应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这种状况持续了不到一年，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底，情况又变了。由于阶级斗争的弦越崩越紧，清理阶级敌人的工作也从城里蔓延到了农村。本来外婆的亲妹妹也是富农成份，生产队也要对其专政，现在又来了一个地主成份的姐姐，那更是不行，可怜的外婆在这个地方也呆不下去了。
我记得在读初中时，有一篇课文，叫《苛政猛于虎》。说的是老百姓逃到有老虎出没的地方，因为那里“无苛政”。但是，在红色中国，你是无处可逃的。主义统治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它完全打破了“统治”与“治理”的边界，主义的统治是整体性的，是囊括一切社会空间和一切场所的。哪怕你在任何一个僻偏的角落，主义的阴魂永远依附着你使你无处逃避，一如我当年的外婆。
外婆的灾难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
当然，这一年开始受灾的，远远不止是外婆一个人，因为这年开始，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开始蒙受灾难。
文革开始了。
文革的一个响亮口号，就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谓的牛鬼蛇神，具体讲，除了“走资派”以外，就是地、富、反、坏、右，当时被称为“五类分子”。按照这种划分，这五类坏人中，我们家就占了两类：外婆是地主成分，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父亲是右派，他虽然已经在一九六二年摘帽，但仍然称为“摘帽右派”。
父亲和母亲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地主份子肯定在“横扫”之列，外婆作为地主分子就不能住在学校里，也要被横扫出门。外婆当时已经有70多岁了，一个小脚的女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现在成为国家的敌人，成为时代的敌人，她必须从学校被驱赶出来！
但是她到哪里去呢？
何方又是她的安身之所？
无奈之下，还是那位彭校长出来调解。当时长堰小学在下边还有一个分部，这个分部就是为了方便那些住得太远的小学生而设立的，大约距长堰小学三至四公里外，那里有一个名叫“田铺叽”的小村庄。彭校长把那个分部的老师调回长堰小学本部，把我母亲调去分部任教，这样全家都住到更偏僻的小村庄去，以免引起那些造反派的注意，这也算是一种缓兵之计。
田铺叽虽然偏远，学校虽然是一个分部，但却在一幢可以说是气势宏伟的房子里。原来在清代时，这个村子里出了一个因“打长毛”而立了军功的武将，黄陂人说的“长毛”，就是指太平天国的军队，据说封了侯，也不知真假。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清廷对平定太平天国有军功的人“封侯”的极少，包括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也没有封侯，估计有乡邻吹嘘的成分。但这片房子的确修得气派。房子的外墙全部由坚硬的大块条砌成，高大的门楼，上面有绘画和砖雕的图案，从大门进去，有长长的走道，里面有非常气势的大天井，中国传统建筑的四水归堂模式，天井四周也是大的条石砌成的台阶，作为学校办公室的是原先宅子的大堂，全都是巨大的木料做成的山列，一扇一扇的木门和鼓皮，上面都有精致的雕花，宽敞、厚重而坚固。只是因为年久失修，房子显得有些破败。学校门口有一口水塘，在门楼和水塘之间，也砌了一道石头的围墙，大大的青石板，夏天躺在上面非常舒服。
那时我在黄陂一中读初中二年级，学校早就不上课了，浩文在黄陂九中临近毕业，只有两个妹妹、外婆和母亲一起生活在田铺叽。我们偶尔从学校回去，就会到附近的山上去砍柴。
那个年代，农村的燃料结构还非常原始，烧煤是十分奢侈的，我们一家有城市户口，但一个月也才几百斤煤票，根本不够烧。广大农民都靠搂草作薪。我和浩文很小就去上山砍柴，或者用铁丝扒子去山上扒一些松针之类的东西。我们在外边砍回的柴禾，由外婆扎成把子，一捆一捆的堆起来，那就是我们家的粮草。
去年春节，我还开车带着母亲、妹妹一起去看了一趟那历史久远的田铺叽，学校早已不在了，原先雕梁画栋的房子多年前已被乡里干部拆掉了，现在一片破败，门口石墙上还隐约可见斑驳的毛主。在石墙上靠着晒太阳的老太婆，对着我母亲端详很久，脱口而出：熊素芳！熊老师！把我母亲大大地激动了一把。因为这位老太婆“几十年了竟然还记得我”！
但是，外婆的灾难还只是刚刚开始。
一九六七年，母亲从长堰小学调往红十月小学。因为工作关系变动，在田铺叽这种偏安一隅的福利也只好随之取消了。
红十月小学没有住房，母亲又只好申请到分部去任教。这个分部所在的村子，叫张家榨屋。大约在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有一个榨油的作坊。我们一家在张家榨屋住得房子非常破旧，那个年代，农村本来就极为凋敝，农民都极为贫困，加之这个地方的人嗜赌成风，许多家庭更是一贫如洗。在张家榨屋，外婆晚上起来上厕所时摔了一跤，估计造成骨折。在那个年代，有了病痛都是忍着，并不去看病找医生，但是久而久之，外婆逐渐成为残疾，只能靠拐杖或扶着凳子行走。
记得前不久我去看望叶蔓居士，已经百岁之龄的叶蔓先生也行动困难。她依靠的是一个带有滑轮的半圆形金属支架，这个金属支架很轻，滑动方便自如，而且可以根据人体高矮来调节高度，用起来十分方便。我当时就想，我的外婆当年要有这么一个东西该有多好！
一九六八年，母亲所在的张家榨屋分校因为生源不足而要拆并。她必须回到红十月小学本部去工作，但本部没有房子可以住，而且也不能让地主成份的外婆住在学校。
外婆何去何从的问题再一次提出来。
实在没有办法，开学在即，必须举家搬迁，只好想到了去找外婆的亲妹妹，即我们称之为“姨大”的方案。
姨大住在一个离县城比较近的一个名叫丁家堑的小村庄，不知道黄陂为什么那么多村子都以“堑”来命名。她的丈夫早亡，只有一个儿子与她相依为命。我还记得这位我们称他为“树伢叔叔”的男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一餐要吃三大碗米饭，而且一表人才。只可惜由于家庭是富农成份，也属五类分子之列，一直找不到媳妇。那个年代，谁也不愿意嫁给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所以这个叔叔一直单身。
这个叔叔推着一个独轮车来了。那是一个木制的，古老的独轮车，连车轮都是木制的。在当时，这几乎是农村乡村之间唯一的代步工具，外婆是小脚，无法长途远行。一个简单的花布包袱，就是她的全部行囊，我们把外婆扶上独轮车，看着她被高大威武的叔叔“吱呀吱呀”的推走了，大家都无比惆怅。
住在姨大家的外婆，整天愁眉不展，利用纺棉线来打发时光。从一九四九我的兄长浩文出生起，到一九五七年小妹妹出生止，这些年来，她一刻也不曾离开过这几个外孙，是她含辛茹苦，一个一个地把我们抚养成人，可是如今，却硬生生的把她和这些外孙们隔开了！
我在县城念中学，所以我的任务是每个月到姨大所在的丁家堑去一次，为外婆送去五元钱的生活费和她的一个月粮票。我就读的县一中离丁家堑大约十几公里，主要路段是一个长长的水渠，人们称为“高渠”。记得有一次下大雨，泥泞之地非常打滑，我上这个高渠跌了好几跤，下这个高渠又跌了好几跤，回到学校，浑身湿透，一身泥浆，狼狈不堪，躲在教室抹眼泪，被班主任邹老师看到了。这位好心的老师把我带到他的寝室，弄了一盆热水给我洗澡，然后让我睡在他的床上，还为我把所有的衣服洗干净晾起来。
我在班上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又任学习委员，还兼职语文科代表，我们的班主任正好教我们的语文，因为我的成绩好，特别是作文写的好，他的确喜欢我。但如此待我，证明他心地善良，有慈爱之心，令我终生感激。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邹老师是广东人，他们广东人永远垫一个草编的凉席睡觉。那个季节已经盖棉被了，可是床上依然是草席。不过说实在的，那次我尝试了一下，觉得这种方式睡觉的确很舒服。
这个邹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我考进一中时，他大约二十三或二十四岁，应该比我们大十二，三岁左右。文革后听说他回了广东老家，所以一直失去联系。到今天，他也应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这种状况持续了不到一年，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底，情况又变了。由于阶级斗争的弦越崩越紧，清理阶级敌人的工作也从城里蔓延到了农村。本来外婆的亲妹妹也是富农成份，生产队也要对其专政，现在又来了一个地主成份的姐姐，那更是不行，可怜的外婆在这个地方也呆不下去了。
我记得在读初中时，有一篇课文，叫《苛政猛于虎》。说的是老百姓逃到有老虎出没的地方，因为那里“无苛政”。但是，在红色中国，你是无处可逃的。主义统治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它完全打破了“统治”与“治理”的边界，主义的统治是整体性的，是囊括一切社会空间和一切场所的。哪怕你在任何一个僻偏的角落，主义的阴魂永远依附着你使你无处逃避，一如我当年的外婆。
69、回忆我的“地主”外婆 （4）
一个行将就木的小脚老人，世界上竟然无她容身之地。
万般无奈之下，母亲想到了自己的老家—熊家湾。她估计自己的父亲过去做生意时做了许多善事，周济了好多邻里亲属，这些人看在外公的份上，无论如何也会伸手救助一下危难。
但是母亲估计错了！
母亲首先求助的是她的熊家二叔，即我外祖父的堂兄弟，因为这位二叔过去曾得到外祖父的长期资助。她先找到一位大队干部，再找来二叔，希望三方在一起谈妥此事。令我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二叔刚刚落座，一听说是要把外婆送回来老家住，马上像屁股着火似的从板凳上跳起来，连连摆手说：“那不行！那不行！这事你莫找我，办不到！”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把我神情错愕的母亲和那位大队干部撂在一旁。
我有时会想，所谓的亲戚，完全是一个非常扯淡的概念。当你在社会上稍有成就，他们认为你有利用价值时，你周围不知从哪里突然莫名其妙的冒出来好多“亲戚”，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心安理得的找你要这要那，无穷无尽的提要求。他提出三件事你办了两件他们还会无尽的抱怨，指责。但是哪一天你遇到事情了，有麻烦了，这些人早已无影无踪，你别指望他们能给你有任何帮助。亲戚，基本上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的，是非常脆弱的，远远不及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朋友的概念。
母亲心灰意冷的从老家回来，外婆何去何从，依然没有着落。这一年，父亲仍然在长堰小学，但母亲调至的红十月小学根本没有供家属居住的房子。
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父亲出面了。
父亲的老家在上郭湾，是黄陂县的东南部，靠近长江的一片湖面。但父亲从小就是孤儿，家中没有亲人，但是乡邻都非常好。父亲去找一个我们称为“黄伯”的邻居。这个女人是那种虽然没有文化，但深明大义，极有识见的人，据说解放初期也是一个妇女干部，一生没有生育，和后来的丈夫领养了一个女儿。她听说我外婆的惨景，一口就应承下来，同意接受我外婆，和他们住在一起。好在一年之后的一九六八年，我和浩文又作为知青插队落户也回到上郭湾，再过大半年，父母亲也下放到了农村，回到我们所在的光华大队教书。这样，一家人才又团聚了。这一年，外婆七十六岁。
一九六九的中国农村，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虽然中共“九大”已经召开过，党内权利斗争依然激烈。当时的气氛，犹如当年的天气，寒冷而萧杀。
外婆依然在堂屋一角纺棉线，那架古老的纺车依然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但她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
有一天，我在自己房间看书，外婆依靠凳子一瘸一瘸挪过来，惊恐地说，他们是来斗我的么？我寻声看去，原来门外大路上有一队打着红旗、敲着锣鼓的人在向我们这个方面走来，我赶紧跑过去看，才知道那是一群造反派在庆祝毛主席指示发表，他们是路过我们家门口，向另外一个村庄去的。可怜的外婆，七十多岁了，还犹如惊弓之鸟，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当然，在那个主义统治的年代，生活在恐惧当中的，远远不止我外婆一人。甚至从某种概念上讲，恐惧是一种常态。
再回到文章的开头。
我写到村里人如何拆家里的门板和鼓皮，为外婆钉一口薄薄的棺材一事。
其实外婆是有一口棺材的。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还是一口非常好的棺材。
外公去世以后，他留下了一栋在黄陂县城的房子，我对这栋房子还隐隐有些印象。那个时候，黄陂县牙刷厂租用了外公的这栋房子做厂房和办公房，可见这个房子面积还挺大。母亲曾经对外婆有个承诺，这个房子将来为外婆养老。
一九五六年，母亲把这个房子卖给了县牙刷厂，价格是四百元人民币。我的老天爷！当时的房子怎么是这个价格？四百元人民币，今天在黄陂县只能买大约零点一平方米的住宅。
当时，母亲就用这笔钱，为外婆做了一口很气派的棺材。在老家黄陂，为老人做棺材不叫“做”，而叫“廓”。这个廓是动词，为什么用这个字，我不懂，但是我知道，古人在棺材之外再套一层的部分，是称为廓的，但这是名词。
廓这口棺材时，是我们还生活在阮家堑时，把木匠师傅请到家里来，当着外婆的面来“廓”的，外婆很高兴。我小时候很不理解，外婆为什么对为她做棺材还高兴的起来呢？这不是很不吉利吗？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估计这和皇帝刚刚即位就修陵墓是一样的心理。
那四百元人民币，除了加工了这口棺材，其它的钱在三年大饥荒中都拿出来买了吃的。在极度饥饿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偶尔会碰到商店卖点萝卜或者红薯之类的，家里四个小生命都嗷嗷待哺，父亲赶紧去买些回来，不问价格，救命要紧。
其实在最危急的关头，连外婆这口棺材也卖掉了，去换回了一些红薯干之类的杂粮。但这个消息一直瞒着外婆，没有敢让她知道。可怜的外婆，一直到死，她都不知道她当年喜滋滋的看到“廓”的棺材，已经化作七七八八、形形色色的杂粮，喂了她的那些无比疼爱的外孙们。而我们兄妹之所以能度过那饥荒的岁月，没有成为倒在路边的饿殍，恐怕也和用这口棺材换来的食物多多少少有些关联。
薄薄的棺木，草草的埋葬，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浩荡的送葬队伍。仅有的亲人，在那个革命年代，也个个犹如惊弓之鸟，自顾不暇。外婆的生命结尾，是一个冷漠和凄凉的句号，恰如外婆的一生的写照。
如今还在黄陂县上郭湾村头外婆的坟茔，早已是枯草摇曳，荆棘杂丛。我们偶然的清明祭祀，为她烧些纸钱蜡烛，母亲每次都会喃喃自语，泪眼婆娑，悔恨无尽。
我常常在想，像外婆这么一个心地善良、勤劳能干的女人，为何不能见容于这个社会呢？这个社会为什么对一个如此勤劳而又如此弱小的小脚女人视若寇仇，四处驱赶，非要置于死地呢？究竟是外婆有罪还是这个社会有罪？！
外婆一生苦难，就是因为她头上有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在中共的政权看来，她就是一个魔鬼，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可是，外婆的地在哪里呢？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个为了“地”而受了一辈子罪的“地主”究竟有多少地？这些地又在哪里？更不知道这个善良的小脚女人会如何去残酷的“剥削”贫下中农。退一万步说，就是有地，不也是他们辛辛苦苦劳动换来的吗？以自己的土地出租，获得报酬，这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就有罪恶呢？一九四九年这个红色政权成立以后，对那些有财产的人，一直视为敌人，不管你是如何取得这些财产的。据统计，一九五零年“土地改革”运动中，先后有两百多万地主被杀，从肉体上被消灭。直到文革发生的一九六六年，还发生了屠杀地主富农的事件，比如湖南省的道县和北京市的大兴县。
其实，以前中国农村的所谓地主，富农，都是那些最勤劳，最节俭，最有活力的农民，他们几乎靠劳动致富，靠勤俭持家。毫无疑问，他们是农村社会的真正精英。打倒地主富农，对他们实行残酷的镇压，是对几千年勤劳致富价值观的根本颠倒，是对几千年农村耕读文明的彻底破坏。这一点，从毛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初露端倪。对大量农村精英的消灭，导致了千百年积淀的农村乡绅文化的毁灭，从而导致了农村的文化空洞化，彻底破坏了中国历史的人文传统。而打倒农村这些精英分子以后，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因为懒惰，失去教育而没有财产的农村流氓无产者，这些人之所以热衷于革命，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失去，只是因为残忍而获得了财富和权力。他们成为新社会的主流。为了表明屠杀地主富农的正义性，当局在意识形态上做尽了文章。什么“周扒皮”半夜鸡叫，什么“刘文学”为保护生产队的辣椒被地主杀死，什么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收租院等等。现在证明全部都是编造出来的谎言。
我常常想，如果只是一个人受难，那是他个人的不幸；如果是千千万万的人受难，那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不幸。外婆一生的受难，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不幸，而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有着深深的民族悲剧烙印。
但是，又有谁能保证历史将不会重演？！
外婆，您安息吧！我们将为您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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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将就木的小脚老人，世界上竟然无她容身之地。
万般无奈之下，母亲想到了自己的老家—熊家湾。她估计自己的父亲过去做生意时做了许多善事，周济了好多邻里亲属，这些人看在外公的份上，无论如何也会伸手救助一下危难。
但是母亲估计错了！
母亲首先求助的是她的熊家二叔，即我外祖父的堂兄弟，因为这位二叔过去曾得到外祖父的长期资助。她先找到一位大队干部，再找来二叔，希望三方在一起谈妥此事。令我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二叔刚刚落座，一听说是要把外婆送回来老家住，马上像屁股着火似的从板凳上跳起来，连连摆手说：“那不行！那不行！这事你莫找我，办不到！”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把我神情错愕的母亲和那位大队干部撂在一旁。
我有时会想，所谓的亲戚，完全是一个非常扯淡的概念。当你在社会上稍有成就，他们认为你有利用价值时，你周围不知从哪里突然莫名其妙的冒出来好多“亲戚”，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心安理得的找你要这要那，无穷无尽的提要求。他提出三件事你办了两件他们还会无尽的抱怨，指责。但是哪一天你遇到事情了，有麻烦了，这些人早已无影无踪，你别指望他们能给你有任何帮助。亲戚，基本上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的，是非常脆弱的，远远不及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朋友的概念。
母亲心灰意冷的从老家回来，外婆何去何从，依然没有着落。这一年，父亲仍然在长堰小学，但母亲调至的红十月小学根本没有供家属居住的房子。
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父亲出面了。
父亲的老家在上郭湾，是黄陂县的东南部，靠近长江的一片湖面。但父亲从小就是孤儿，家中没有亲人，但是乡邻都非常好。父亲去找一个我们称为“黄伯”的邻居。这个女人是那种虽然没有文化，但深明大义，极有识见的人，据说解放初期也是一个妇女干部，一生没有生育，和后来的丈夫领养了一个女儿。她听说我外婆的惨景，一口就应承下来，同意接受我外婆，和他们住在一起。好在一年之后的一九六八年，我和浩文又作为知青插队落户也回到上郭湾，再过大半年，父母亲也下放到了农村，回到我们所在的光华大队教书。这样，一家人才又团聚了。这一年，外婆七十六岁。
一九六九的中国农村，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虽然中共“九大”已经召开过，党内权利斗争依然激烈。当时的气氛，犹如当年的天气，寒冷而萧杀。
外婆依然在堂屋一角纺棉线，那架古老的纺车依然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但她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
有一天，我在自己房间看书，外婆依靠凳子一瘸一瘸挪过来，惊恐地说，他们是来斗我的么？我寻声看去，原来门外大路上有一队打着红旗、敲着锣鼓的人在向我们这个方面走来，我赶紧跑过去看，才知道那是一群造反派在庆祝毛主席指示发表，他们是路过我们家门口，向另外一个村庄去的。可怜的外婆，七十多岁了，还犹如惊弓之鸟，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当然，在那个主义统治的年代，生活在恐惧当中的，远远不止我外婆一人。甚至从某种概念上讲，恐惧是一种常态。
再回到文章的开头。
我写到村里人如何拆家里的门板和鼓皮，为外婆钉一口薄薄的棺材一事。
其实外婆是有一口棺材的。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还是一口非常好的棺材。
外公去世以后，他留下了一栋在黄陂县城的房子，我对这栋房子还隐隐有些印象。那个时候，黄陂县牙刷厂租用了外公的这栋房子做厂房和办公房，可见这个房子面积还挺大。母亲曾经对外婆有个承诺，这个房子将来为外婆养老。
一九五六年，母亲把这个房子卖给了县牙刷厂，价格是四百元人民币。我的老天爷！当时的房子怎么是这个价格？四百元人民币，今天在黄陂县只能买大约零点一平方米的住宅。
当时，母亲就用这笔钱，为外婆做了一口很气派的棺材。在老家黄陂，为老人做棺材不叫“做”，而叫“廓”。这个廓是动词，为什么用这个字，我不懂，但是我知道，古人在棺材之外再套一层的部分，是称为廓的，但这是名词。
廓这口棺材时，是我们还生活在阮家堑时，把木匠师傅请到家里来，当着外婆的面来“廓”的，外婆很高兴。我小时候很不理解，外婆为什么对为她做棺材还高兴的起来呢？这不是很不吉利吗？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估计这和皇帝刚刚即位就修陵墓是一样的心理。
那四百元人民币，除了加工了这口棺材，其它的钱在三年大饥荒中都拿出来买了吃的。在极度饥饿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偶尔会碰到商店卖点萝卜或者红薯之类的，家里四个小生命都嗷嗷待哺，父亲赶紧去买些回来，不问价格，救命要紧。
其实在最危急的关头，连外婆这口棺材也卖掉了，去换回了一些红薯干之类的杂粮。但这个消息一直瞒着外婆，没有敢让她知道。可怜的外婆，一直到死，她都不知道她当年喜滋滋的看到“廓”的棺材，已经化作七七八八、形形色色的杂粮，喂了她的那些无比疼爱的外孙们。而我们兄妹之所以能度过那饥荒的岁月，没有成为倒在路边的饿殍，恐怕也和用这口棺材换来的食物多多少少有些关联。
薄薄的棺木，草草的埋葬，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浩荡的送葬队伍。仅有的亲人，在那个革命年代，也个个犹如惊弓之鸟，自顾不暇。外婆的生命结尾，是一个冷漠和凄凉的句号，恰如外婆的一生的写照。
如今还在黄陂县上郭湾村头外婆的坟茔，早已是枯草摇曳，荆棘杂丛。我们偶然的清明祭祀，为她烧些纸钱蜡烛，母亲每次都会喃喃自语，泪眼婆娑，悔恨无尽。
我常常在想，像外婆这么一个心地善良、勤劳能干的女人，为何不能见容于这个社会呢？这个社会为什么对一个如此勤劳而又如此弱小的小脚女人视若寇仇，四处驱赶，非要置于死地呢？究竟是外婆有罪还是这个社会有罪？！
外婆一生苦难，就是因为她头上有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在中共的政权看来，她就是一个魔鬼，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可是，外婆的地在哪里呢？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个为了“地”而受了一辈子罪的“地主”究竟有多少地？这些地又在哪里？更不知道这个善良的小脚女人会如何去残酷的“剥削”贫下中农。退一万步说，就是有地，不也是他们辛辛苦苦劳动换来的吗？以自己的土地出租，获得报酬，这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就有罪恶呢？一九四九年这个红色政权成立以后，对那些有财产的人，一直视为敌人，不管你是如何取得这些财产的。据统计，一九五零年“土地改革”运动中，先后有两百多万地主被杀，从肉体上被消灭。直到文革发生的一九六六年，还发生了屠杀地主富农的事件，比如湖南省的道县和北京市的大兴县。
其实，以前中国农村的所谓地主，富农，都是那些最勤劳，最节俭，最有活力的农民，他们几乎靠劳动致富，靠勤俭持家。毫无疑问，他们是农村社会的真正精英。打倒地主富农，对他们实行残酷的镇压，是对几千年勤劳致富价值观的根本颠倒，是对几千年农村耕读文明的彻底破坏。这一点，从毛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初露端倪。对大量农村精英的消灭，导致了千百年积淀的农村乡绅文化的毁灭，从而导致了农村的文化空洞化，彻底破坏了中国历史的人文传统。而打倒农村这些精英分子以后，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因为懒惰，失去教育而没有财产的农村流氓无产者，这些人之所以热衷于革命，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失去，只是因为残忍而获得了财富和权力。他们成为新社会的主流。为了表明屠杀地主富农的正义性，当局在意识形态上做尽了文章。什么“周扒皮”半夜鸡叫，什么“刘文学”为保护生产队的辣椒被地主杀死，什么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收租院等等。现在证明全部都是编造出来的谎言。
我常常想，如果只是一个人受难，那是他个人的不幸；如果是千千万万的人受难，那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不幸。外婆一生的受难，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不幸，而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有着深深的民族悲剧烙印。
但是，又有谁能保证历史将不会重演？！
外婆，您安息吧！我们将为您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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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在苦难中挣扎的母亲（1）
原题：搁浅的母亲在挣扎
作者：洪玄发
人生就象一条船，疾病如同风浪。幼年是纸折的小船，很轻巧很脆弱，顶不住微波的起伏，只宜在脸盆或水凼中试航，且需一双双大手的用心呵护；青少年是扬帆起航的木船，可是在江河中行驶时，常常会迷失航向，需有经验的老船工时时为其掌舵导航；中年是装备精良的万吨级钢铁巨轮，在海洋上乘长风破万里浪，目标明确且坚定，但也经不住冰山或暗礁的撞击，滔天巨浪的狂掀，稍一失神就会成为海底残骸；老年是千疮百孔的破旧老船，只要稍稍遭遇一点点的风浪就会搁浅或倾覆沉没。
母亲年逾古稀，就是一条弱不禁风的破船，在生活的风浪中摇摇晃晃，随时都有覆没的危险。
母亲生于抗战的第二年闰七月初九，在家排行老三。那时娘家生活正红火，外公头脑活络，开了一家屠店、一家伞店，有田地有房产，会武功，懂医术，但为人谦和，且乐善好施，还曾在解放前当过最后一任保长。在任期间协助族长维修李氏宗祠时，只因有一位族人不肯交均摊的维修费用，外公一气之下搧了那家伙一个耳光，从此结下了冤仇，并付出了沉重的家庭偿还孽债的代价。一解放，那家伙就咸鱼翻身，挤进了农会，仗着手中的权力，肆意在“三查”中公报私仇，将已打成地主并瘫痪的外公予以公审，执行了枪决。
公审当天，外婆带着子女为外公进行了活祭，这名副其实的生离死别的场面，其惨状令人无以言表。据当年目睹的人回忆，外公坐在上首，接受子女一个个哭着跪拜，整个家里弥漫着死神的气息。等一拜完，就有两个凶神恶煞的人一边一个架着外公，可怜因中风而瘫痪的他只能拖着双脚押到刑场，最后也是坐着命赴黄泉的。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特殊年代，家庭成分决定人的一生命运。“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外公他已饮弹而去，彻底解脱了人生的痛苦，而活着的外婆和四个子女就从此陷入了生活无底的深渊。头上戴着地主子女的帽子，人格却低人几等，毫无做人的尊严，就连三岁幼童皆可欺侮他们一番。村人像避瘟神一般躲着他们，生怕他们把晦气沾到身上来，更别说将女儿嫁给地主子女。而要娶地主的女儿也要顶着极大的压力，拿出极大的勇气。
父亲是从几十里外的一个小山村抱养来的，好在养父母家境较殷实，还好只划了中农成分。家中还定了个童养媳，可后来一解放，女方就吵着要回家，加之新社会不支持这种落后的旧婚俗，所以也就不勉强。父亲与母亲属自由恋爱，当从地下恋爱阶段转到公开化阶段时，他们遭来了各方的极力反对。有的对父亲娶一个地方子女感到惋惜，因为父亲当时在大队食堂当管理员，工作表现出色，属培养对象，如此一来，可谓断送了政治前途。当时村支书很正言厉色地找父亲谈过一次话，叫他一定要慎重又慎重考虑清楚。在家中祖母更是反对这门亲事，说凭自己儿子的条件，要人样有人样，要才能有才能，什么女子不好找，偏要找个地主子女做老婆，到时会坑了你一辈子的，在人前头都抬不起。但无论压力有多大，父亲就是不放弃，坚决与母亲结了婚。
常听准文盲的母亲凄惨地回忆说：“我与你家老子结婚的时候，政策正紧，不准摆酒席，只买了三斤猪肉两斤鱼，就连新婚的被褥都是向招仂借的，新婚三朝就还了渠（她）家。结婚那天，谁也不准来闹新房，冷冷清清。”又说：“我十九岁进你家的门，苦吃足之，因为家里驮地主（成分），你家褓褓（祖母）嫌我娘家成分不好，没家乡（家族势力），就歧视我，待我很凶，前半辈子受够了气。”还说：“我到你家来的时候，连尿桶脚盆都没有，你家褓褓没一点疼心，一直到好多年后才请桶匠打的。”母亲说起过去驮成分的苦，眼泪不知流了多少次，曾说世上没什么比驮地主更苦的了。
在我的记忆中，大约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晚，母亲刚从生产队收工回来，正在吃饭，从门口闯进来一个荷枪的民兵，厉声喝令母亲去大队部开会，母亲跟他解释说自己刚歇工到家，想给孩子（我小妹妹）喂下奶再去，可这位神气十足的民兵却很不耐烦，从肩膀上取下枪，威胁道：“死地主，你再不快点，要老子发火没好事。”母亲只得眼泪红红地放下怀中呦呦待哺的孩子，在民兵同志的押送下走了。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那晚的情景，那个民兵凶神恶煞的样子也许这辈子不会忘记。他是与我村相隔只一里路叫王村的村里人，别名叫瘪壳，很积极，对四类分子很凶。
日子无论多么艰难，可还是得过下去。母亲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还是把苦难的岁月一天天地捱了过来。到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同志为四类分子摘了帽。常听那苦命、打了一辈子单身的舅舅形象地说：“摘了帽，头上觉得轻了许多，腰也不驼背弓弓的，可以挺起胸脯做正常人了。”但记忆中发生在我姐和我身上的几件事，至今想来还感到愧疚和脸红。在斗争地主最激烈的时候，村里街头巷尾的石板路都是四类分子打扫的，少不更事的姐姐跟着其他伙伴，对着正在扫地的外婆等人喊：“地主不老实，扫地不伶俐（干净）。”于是其中有个人轻声跟姐姐说：“你别喊，你家外婆也是地主啊。”
外婆故世那年，我十岁，她从牙缝里挤出了两元钱算给我生日红包。外婆皮肤白晳，说话轻声细语，每天连续不断地从河里装水回家，在圆圆的锅台边上象摆龙门阵一样，大碗小碗装满水，从锅沿头摆到锅沿尾。她最后是在一个租的别人的房子里去世的，出殡那天，我（一个少先队员）为了表示自己政治立场坚定，找借口没有参加外婆的葬礼，如今想来当年自己是多么的幼稚和可笑，多少也中了一点极左思想的毒。
还有一次在家中，在外受政治压迫，在家长期受婆婆歧视的母亲，不知因什么事叫我去做，可我没当回事，还顶嘴，母亲坐在灶窖口的烧锅凳上，气得骂了我几句“孤幽鬼”，我一时口急，骂了母亲“死地主”，母亲异常气愤，哭骂道：“人家骂我死地主，还有一套讲，谁叫自己父亲当过保长，作过恶，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也这样骂，真是伤心。”父亲也十分气愤，当即给了我一个巴掌，把我从锅台边打到灶窖口，母亲这时又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责怪父亲打得太狠，耳朵打聋了可就坑了儿子一世。
原题：搁浅的母亲在挣扎
作者：洪玄发
人生就象一条船，疾病如同风浪。幼年是纸折的小船，很轻巧很脆弱，顶不住微波的起伏，只宜在脸盆或水凼中试航，且需一双双大手的用心呵护；青少年是扬帆起航的木船，可是在江河中行驶时，常常会迷失航向，需有经验的老船工时时为其掌舵导航；中年是装备精良的万吨级钢铁巨轮，在海洋上乘长风破万里浪，目标明确且坚定，但也经不住冰山或暗礁的撞击，滔天巨浪的狂掀，稍一失神就会成为海底残骸；老年是千疮百孔的破旧老船，只要稍稍遭遇一点点的风浪就会搁浅或倾覆沉没。
母亲年逾古稀，就是一条弱不禁风的破船，在生活的风浪中摇摇晃晃，随时都有覆没的危险。
母亲生于抗战的第二年闰七月初九，在家排行老三。那时娘家生活正红火，外公头脑活络，开了一家屠店、一家伞店，有田地有房产，会武功，懂医术，但为人谦和，且乐善好施，还曾在解放前当过最后一任保长。在任期间协助族长维修李氏宗祠时，只因有一位族人不肯交均摊的维修费用，外公一气之下搧了那家伙一个耳光，从此结下了冤仇，并付出了沉重的家庭偿还孽债的代价。一解放，那家伙就咸鱼翻身，挤进了农会，仗着手中的权力，肆意在“三查”中公报私仇，将已打成地主并瘫痪的外公予以公审，执行了枪决。
公审当天，外婆带着子女为外公进行了活祭，这名副其实的生离死别的场面，其惨状令人无以言表。据当年目睹的人回忆，外公坐在上首，接受子女一个个哭着跪拜，整个家里弥漫着死神的气息。等一拜完，就有两个凶神恶煞的人一边一个架着外公，可怜因中风而瘫痪的他只能拖着双脚押到刑场，最后也是坐着命赴黄泉的。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特殊年代，家庭成分决定人的一生命运。“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外公他已饮弹而去，彻底解脱了人生的痛苦，而活着的外婆和四个子女就从此陷入了生活无底的深渊。头上戴着地主子女的帽子，人格却低人几等，毫无做人的尊严，就连三岁幼童皆可欺侮他们一番。村人像避瘟神一般躲着他们，生怕他们把晦气沾到身上来，更别说将女儿嫁给地主子女。而要娶地主的女儿也要顶着极大的压力，拿出极大的勇气。
父亲是从几十里外的一个小山村抱养来的，好在养父母家境较殷实，还好只划了中农成分。家中还定了个童养媳，可后来一解放，女方就吵着要回家，加之新社会不支持这种落后的旧婚俗，所以也就不勉强。父亲与母亲属自由恋爱，当从地下恋爱阶段转到公开化阶段时，他们遭来了各方的极力反对。有的对父亲娶一个地方子女感到惋惜，因为父亲当时在大队食堂当管理员，工作表现出色，属培养对象，如此一来，可谓断送了政治前途。当时村支书很正言厉色地找父亲谈过一次话，叫他一定要慎重又慎重考虑清楚。在家中祖母更是反对这门亲事，说凭自己儿子的条件，要人样有人样，要才能有才能，什么女子不好找，偏要找个地主子女做老婆，到时会坑了你一辈子的，在人前头都抬不起。但无论压力有多大，父亲就是不放弃，坚决与母亲结了婚。
常听准文盲的母亲凄惨地回忆说：“我与你家老子结婚的时候，政策正紧，不准摆酒席，只买了三斤猪肉两斤鱼，就连新婚的被褥都是向招仂借的，新婚三朝就还了渠（她）家。结婚那天，谁也不准来闹新房，冷冷清清。”又说：“我十九岁进你家的门，苦吃足之，因为家里驮地主（成分），你家褓褓（祖母）嫌我娘家成分不好，没家乡（家族势力），就歧视我，待我很凶，前半辈子受够了气。”还说：“我到你家来的时候，连尿桶脚盆都没有，你家褓褓没一点疼心，一直到好多年后才请桶匠打的。”母亲说起过去驮成分的苦，眼泪不知流了多少次，曾说世上没什么比驮地主更苦的了。
在我的记忆中，大约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晚，母亲刚从生产队收工回来，正在吃饭，从门口闯进来一个荷枪的民兵，厉声喝令母亲去大队部开会，母亲跟他解释说自己刚歇工到家，想给孩子（我小妹妹）喂下奶再去，可这位神气十足的民兵却很不耐烦，从肩膀上取下枪，威胁道：“死地主，你再不快点，要老子发火没好事。”母亲只得眼泪红红地放下怀中呦呦待哺的孩子，在民兵同志的押送下走了。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那晚的情景，那个民兵凶神恶煞的样子也许这辈子不会忘记。他是与我村相隔只一里路叫王村的村里人，别名叫瘪壳，很积极，对四类分子很凶。
日子无论多么艰难，可还是得过下去。母亲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还是把苦难的岁月一天天地捱了过来。到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同志为四类分子摘了帽。常听那苦命、打了一辈子单身的舅舅形象地说：“摘了帽，头上觉得轻了许多，腰也不驼背弓弓的，可以挺起胸脯做正常人了。”但记忆中发生在我姐和我身上的几件事，至今想来还感到愧疚和脸红。在斗争地主最激烈的时候，村里街头巷尾的石板路都是四类分子打扫的，少不更事的姐姐跟着其他伙伴，对着正在扫地的外婆等人喊：“地主不老实，扫地不伶俐（干净）。”于是其中有个人轻声跟姐姐说：“你别喊，你家外婆也是地主啊。”
外婆故世那年，我十岁，她从牙缝里挤出了两元钱算给我生日红包。外婆皮肤白晳，说话轻声细语，每天连续不断地从河里装水回家，在圆圆的锅台边上象摆龙门阵一样，大碗小碗装满水，从锅沿头摆到锅沿尾。她最后是在一个租的别人的房子里去世的，出殡那天，我（一个少先队员）为了表示自己政治立场坚定，找借口没有参加外婆的葬礼，如今想来当年自己是多么的幼稚和可笑，多少也中了一点极左思想的毒。
还有一次在家中，在外受政治压迫，在家长期受婆婆歧视的母亲，不知因什么事叫我去做，可我没当回事，还顶嘴，母亲坐在灶窖口的烧锅凳上，气得骂了我几句“孤幽鬼”，我一时口急，骂了母亲“死地主”，母亲异常气愤，哭骂道：“人家骂我死地主，还有一套讲，谁叫自己父亲当过保长，作过恶，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也这样骂，真是伤心。”父亲也十分气愤，当即给了我一个巴掌，把我从锅台边打到灶窖口，母亲这时又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责怪父亲打得太狠，耳朵打聋了可就坑了儿子一世。
71、在苦难中挣扎的母亲（2）
在家中，婆媳关系一直紧张，这一半也有政治形势方面的原因。祖母怪罪作为地主子女的母亲嫁给父亲后，断送了自己有光明前景的儿子的政治前途，不能入党，也就不能参加组织生活。另一方面也有封建思想作祟的原因，认为婆婆在家中就要压倒媳妇。我们四个子女两极分化，姐姐和我受到祖母的影响较多，给我们灌输母亲不好的仇视意识，使姐姐和我从五六岁开始就从心理上疏远母亲。祖母教唆我们不要叫母亲，她在我们面前都是称我母亲“那个鬼”的，时间一长，我和姐姐就习惯成自然，对母亲叫“好娅”的亲切称呼再也唤不出口。祖母常把家中好吃的藏起来，不给母亲吃。那个年代又是修水库，又是生产队“双抢”，经常两头见星星，消化力强，母亲只喊饿。套用一位文豪的名句，和谐的家庭大抵相同，矛盾的家庭各有各的矛盾。有时婆媳矛盾激化，母亲忍无可忍，与祖母竟然大打出手，引来邻居的围观和劝解。家里总弥漫着一股硝烟战火的气息，我们作为子女的每天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神经总绷得紧紧的，也处在两难境地，一边是待姐和我疼爱有加的祖母，一边是生养我们的亲生母亲，立场站在其中任何一边就意味着得罪另一个亲人。而父亲也难解这个千古难解的仇结，只好一味的采取躲避的态度。因为这两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女人，一个是恩重如山的养母，把他从小当掌上明珠般养育大，另一个是共沐风雨的结发之妻。他常在离家三华里的大队部值夜班，眼不见心为净。
母亲是个喜欢做粗活的人，也是个勤劳的人。在生产队挣分工期间，趁歇息的片刻也要溜到自留地上掘几锄。农闲时就上山砍柴，烧炭。家中一日三餐的菜蔬都靠母亲种来，所以她显得特别忙，也怨言最多。平时不是掘地就是浇菜，再无事就去锄草，总有做不完的事。父亲只在南瓜藤长到快上架时才帮忙搭下架，其他一切不管。他只一心在大队做出纳，管好那几本账簿，村里有红白喜事就去帮忙吹吹打打，一天乐呵呵的样子，不识愁滋味。母亲对家务事不感兴趣，尤其是厨下的事不插手，子女也是交给我祖母带，只在工余休息时回家喂下奶。
母亲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和父亲的名字，但写不来。她觉得读书是无用的，还不如跟她去种种菜。记得我读初中后，学业开始紧张，自己也开始意识到读书的重要，农家子弟只有读书成才一条路。星期或寒暑假在家时，常抱着一本书坐在后门口看，而她正挑便桶要上菜地，叫我帮她挑或跟她一起去锄草，有时动身稍慢或叫几句不应她，她就发火，或边哭边骂，说：“自己生的都给这个死老妪教坏了。”或者又气又恨地说：“一日抱着一本书有什么用，别惹得我发火，把你的书扔进灶窟烧掉，省得抱着一本书不放。”
读高中时，有一次我跟母亲上自留地锄草，接近中午时分，太阳火辣辣的烤人，密密的辣椒林里的杂草好象永远锄不完，用锄头又不好使，只得蹲下身子用手一把把地拔，头上热哄哄的晒，地上的滚气蒸着，白花花的阳光剌得人眼都睁不开，而且热汗象断线的珍珠般往眼中钻，火辣辣的，满手的草汁气味难闻异常，实在坚持不住，气得撂下锄头要回家。母亲说我不听话，要我把草拔干净再回家，我就不。母亲气得号啕大哭，骂我“逆子”，说她“血要红的气成绿的”。我两个妹妹相差较大，大妹妹象我父亲，喜欢做细事，对农事粗活不甚感兴趣，因此初中读了一个学期后就回家站柜台，在供销社代销点帮忙卖货。小妹妹喜爱做粗事，贴着母亲帮忙种菜，冬闲时就邀伴一伙一浪地上山砍柴。母亲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得力的好帮手而颇感得意，尤其是当别人夸奖小妹妹能干时，母亲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她也常在人前夸小女儿肯做听话，做事快手快脚，逢人就说她好。
母亲是个肚里藏不住半句话的人，嘴上就是心里，且一句话可以重重复复说上十多遍，如同复读机，令人厌烦。有一次，小妹妹从外面回家，故意一连叫了她十多句“好娅”，母亲感到奇怪，厌烦地说：“你老是叫干什么？叫一句就可以了。”小妹妹噗哧一笑，说：“你也晓得老是叫厌烦，你一天嘴翻来覆去讲得不停，别人也厌烦的。”气得母亲骂她“这个孤幽鬼”。由于她有嘴多的毛病，村里人都有些嫌忌她。当然这也不是她一个人才有的，她的同胞姐弟也一样，尤其是舅舅。舅舅因驮成分而一直未成家，住的是生产队的仓库，但人好讲，走到哪里就声音响到哪里。因此村里人有句话说的就是指他，叫“今日鸟仂飞得没一只”，是说舅舅不在场。
母亲在五十岁前以做室外农活为主，之后由于祖母的去世才开始做家务活。祖母的去世意味着母亲的精神上去掉了一座无形的大山，也一下子失去了一个长期的对手，倒显得有些孤寂了。她不得不与熟稔的田里山上的粗活告别，从头开始学做饭烧菜，喂猪养鸡，一时感到心慌意乱，手足无措。每天的早饭总要到九点过后才能熟，有人笑她是“灵屋里的伙头”。如果家里突然来了几个客人，她就更慌了神，急忙去托人来帮忙下厨。尤其过年，我们几家来聚会，她就吵着说要逃走，说弄这么多人的吃吓不过，搞得我妻子说婆婆没有一点客情，对她产生了隔膜。
母亲与父亲属于互补的两个类型的人。也不知当初他们怎么找成功的。一个好吵，一个好憋闷，母亲给父亲的外号叫“捂拢”（不爱说话，尤其在家中）。母亲一个人在厨房时，听起来就像有两三个人在说话，她自讲自应，不知疲倦。父亲评价她是“碰着一个石壁，尿屎臭屁都可以讲一餐”。她讲得最多的是向别人不厌其烦地诉苦，几百上千遍地说祖母怎么欺侮她，如同祥林嫂一般。父亲受不了她的耳朵更，就溜到别人家去玩了，有时是打麻将，或打牌，常常深更半夜才回家。母亲对父亲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应属于时下流行的“找个爱我的人做老婆”。母亲虽从外转内做家务事，但还承担着一家人的菜蔬种植任务，且从不拼着父亲去种，都是自己去或叫子女帮忙一下。她很关心父亲的身体健康，延续了祖母每天早上一碗热米汤加麦乳精冲鲜蛋的传统，而自己却舍不得冲一次吃。父亲平时粗事做得少，加之多年营养良好，故容颜比岁数显得年轻，而长年喜爱体力劳动的母亲就显老得多。有一次，生疏人到家里来，恰好父母都在家，于是礼节性地向父亲说：“你母亲还康健啊！”母亲听得很不是滋味，事后半嗔怪半戏谑地对我们说“我难道就那么老吗”，而父亲却尴尬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在家中，婆媳关系一直紧张，这一半也有政治形势方面的原因。祖母怪罪作为地主子女的母亲嫁给父亲后，断送了自己有光明前景的儿子的政治前途，不能入党，也就不能参加组织生活。另一方面也有封建思想作祟的原因，认为婆婆在家中就要压倒媳妇。我们四个子女两极分化，姐姐和我受到祖母的影响较多，给我们灌输母亲不好的仇视意识，使姐姐和我从五六岁开始就从心理上疏远母亲。祖母教唆我们不要叫母亲，她在我们面前都是称我母亲“那个鬼”的，时间一长，我和姐姐就习惯成自然，对母亲叫“好娅”的亲切称呼再也唤不出口。祖母常把家中好吃的藏起来，不给母亲吃。那个年代又是修水库，又是生产队“双抢”，经常两头见星星，消化力强，母亲只喊饿。套用一位文豪的名句，和谐的家庭大抵相同，矛盾的家庭各有各的矛盾。有时婆媳矛盾激化，母亲忍无可忍，与祖母竟然大打出手，引来邻居的围观和劝解。家里总弥漫着一股硝烟战火的气息，我们作为子女的每天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神经总绷得紧紧的，也处在两难境地，一边是待姐和我疼爱有加的祖母，一边是生养我们的亲生母亲，立场站在其中任何一边就意味着得罪另一个亲人。而父亲也难解这个千古难解的仇结，只好一味的采取躲避的态度。因为这两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女人，一个是恩重如山的养母，把他从小当掌上明珠般养育大，另一个是共沐风雨的结发之妻。他常在离家三华里的大队部值夜班，眼不见心为净。
母亲是个喜欢做粗活的人，也是个勤劳的人。在生产队挣分工期间，趁歇息的片刻也要溜到自留地上掘几锄。农闲时就上山砍柴，烧炭。家中一日三餐的菜蔬都靠母亲种来，所以她显得特别忙，也怨言最多。平时不是掘地就是浇菜，再无事就去锄草，总有做不完的事。父亲只在南瓜藤长到快上架时才帮忙搭下架，其他一切不管。他只一心在大队做出纳，管好那几本账簿，村里有红白喜事就去帮忙吹吹打打，一天乐呵呵的样子，不识愁滋味。母亲对家务事不感兴趣，尤其是厨下的事不插手，子女也是交给我祖母带，只在工余休息时回家喂下奶。
母亲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和父亲的名字，但写不来。她觉得读书是无用的，还不如跟她去种种菜。记得我读初中后，学业开始紧张，自己也开始意识到读书的重要，农家子弟只有读书成才一条路。星期或寒暑假在家时，常抱着一本书坐在后门口看，而她正挑便桶要上菜地，叫我帮她挑或跟她一起去锄草，有时动身稍慢或叫几句不应她，她就发火，或边哭边骂，说：“自己生的都给这个死老妪教坏了。”或者又气又恨地说：“一日抱着一本书有什么用，别惹得我发火，把你的书扔进灶窟烧掉，省得抱着一本书不放。”
读高中时，有一次我跟母亲上自留地锄草，接近中午时分，太阳火辣辣的烤人，密密的辣椒林里的杂草好象永远锄不完，用锄头又不好使，只得蹲下身子用手一把把地拔，头上热哄哄的晒，地上的滚气蒸着，白花花的阳光剌得人眼都睁不开，而且热汗象断线的珍珠般往眼中钻，火辣辣的，满手的草汁气味难闻异常，实在坚持不住，气得撂下锄头要回家。母亲说我不听话，要我把草拔干净再回家，我就不。母亲气得号啕大哭，骂我“逆子”，说她“血要红的气成绿的”。我两个妹妹相差较大，大妹妹象我父亲，喜欢做细事，对农事粗活不甚感兴趣，因此初中读了一个学期后就回家站柜台，在供销社代销点帮忙卖货。小妹妹喜爱做粗事，贴着母亲帮忙种菜，冬闲时就邀伴一伙一浪地上山砍柴。母亲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得力的好帮手而颇感得意，尤其是当别人夸奖小妹妹能干时，母亲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她也常在人前夸小女儿肯做听话，做事快手快脚，逢人就说她好。
母亲是个肚里藏不住半句话的人，嘴上就是心里，且一句话可以重重复复说上十多遍，如同复读机，令人厌烦。有一次，小妹妹从外面回家，故意一连叫了她十多句“好娅”，母亲感到奇怪，厌烦地说：“你老是叫干什么？叫一句就可以了。”小妹妹噗哧一笑，说：“你也晓得老是叫厌烦，你一天嘴翻来覆去讲得不停，别人也厌烦的。”气得母亲骂她“这个孤幽鬼”。由于她有嘴多的毛病，村里人都有些嫌忌她。当然这也不是她一个人才有的，她的同胞姐弟也一样，尤其是舅舅。舅舅因驮成分而一直未成家，住的是生产队的仓库，但人好讲，走到哪里就声音响到哪里。因此村里人有句话说的就是指他，叫“今日鸟仂飞得没一只”，是说舅舅不在场。
母亲在五十岁前以做室外农活为主，之后由于祖母的去世才开始做家务活。祖母的去世意味着母亲的精神上去掉了一座无形的大山，也一下子失去了一个长期的对手，倒显得有些孤寂了。她不得不与熟稔的田里山上的粗活告别，从头开始学做饭烧菜，喂猪养鸡，一时感到心慌意乱，手足无措。每天的早饭总要到九点过后才能熟，有人笑她是“灵屋里的伙头”。如果家里突然来了几个客人，她就更慌了神，急忙去托人来帮忙下厨。尤其过年，我们几家来聚会，她就吵着说要逃走，说弄这么多人的吃吓不过，搞得我妻子说婆婆没有一点客情，对她产生了隔膜。
母亲与父亲属于互补的两个类型的人。也不知当初他们怎么找成功的。一个好吵，一个好憋闷，母亲给父亲的外号叫“捂拢”（不爱说话，尤其在家中）。母亲一个人在厨房时，听起来就像有两三个人在说话，她自讲自应，不知疲倦。父亲评价她是“碰着一个石壁，尿屎臭屁都可以讲一餐”。她讲得最多的是向别人不厌其烦地诉苦，几百上千遍地说祖母怎么欺侮她，如同祥林嫂一般。父亲受不了她的耳朵更，就溜到别人家去玩了，有时是打麻将，或打牌，常常深更半夜才回家。母亲对父亲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应属于时下流行的“找个爱我的人做老婆”。母亲虽从外转内做家务事，但还承担着一家人的菜蔬种植任务，且从不拼着父亲去种，都是自己去或叫子女帮忙一下。她很关心父亲的身体健康，延续了祖母每天早上一碗热米汤加麦乳精冲鲜蛋的传统，而自己却舍不得冲一次吃。父亲平时粗事做得少，加之多年营养良好，故容颜比岁数显得年轻，而长年喜爱体力劳动的母亲就显老得多。有一次，生疏人到家里来，恰好父母都在家，于是礼节性地向父亲说：“你母亲还康健啊！”母亲听得很不是滋味，事后半嗔怪半戏谑地对我们说“我难道就那么老吗”，而父亲却尴尬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72、在苦难中挣扎的母亲（3）
母亲对父亲的好，据我如今想来有几种可能。一来是年轻时的父亲可谓是上下三村有名的美男子（即时下称的“帅哥”），“文革”前曾有过文化繁荣的局面，恰好当时的村支书是个戏迷，一手备办了全套的戏班行头，又从外村请来了师傅教戏和文武场器乐演奏。父亲俊俏的外表被师傅选中学小旦角色，戏台上的父亲扮演的小姐不知迷倒了多少观众。现实生活中自然也不乏忠实崇拜者或称粉丝。母亲是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地主子女，能得到父亲的青睐实属不易，且不知有多少青年妇女心生醋意。加之父亲自小家里就有个童养媳，可谓婚约在身。因此母亲能把父亲抢到手，可谓也施展了自己的个人魅力，也算当了一回“小三”吧。
曾听母亲自己坦诚说：“下严田进元公的老婆讲过，能做你家老公一天老婆，就是死了也情愿。”这时的母亲心里是满足的，也是得意的，因为自己不光是父亲一天的老婆，更是他一辈子的老婆。我猜想母亲能任劳任怨，时时处处让着父亲，不忍心让父亲做粗活，可能有爱惜的因素。二来是父亲在那政治挂帅年代，能舍弃自己的前途，与一个人见人怕的地主子女结合，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的。母亲也可能有感恩的情感因素。三则可能带有客家人的特点。在婺源东北乡有个很有特色的村落叫阆山，居住在近千米的山顶上，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但几百年来，村民一直延续着“女耕男读”的传统习俗。当地的妇女固守“男人由女人养活”的传统观念，田间的农活、菜蔬的种植、货物的运输等等重体力劳动皆由妇女承担，村中的大男人不是在家打牌就是带小孩，而女人不但无怨无悔，而且认为理所当然，反以为荣。母亲从嫁进门就包了全家一日三餐的菜蔬，五十多年来从不攀比父亲，宁可自己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地做，让父亲早上睡懒觉，白天晚上打牌搓麻将。同时还担忧父亲的身体弱，常常给他补营养。
母亲一辈子共怀胎七次，生育了六个，存活三女一男。她常诉苦说：“我那时怀你们经常饿肚子的，没菜都可以一餐吃三大白玉碗饭，你家奶奶嫌我吃得粗，把饭藏起来。有时实在饿不过，把猪食槽里的番薯也捞起来吃。”我的上面有个哥哥，大我四岁，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尽得父亲的优秀遗传基因，颇为可爱得人怜惜，但在自家的方塘里溺水而死。最小还有个妹妹，非常瘦弱，没到两岁就夭折了。四岁哥哥的溺亡令母亲恸哭不已，虽身怀六甲也要抱着给他吸气，只想把潜入哥哥体内的死神吸出来，为挽回哥哥宝贵的生命做着最后徒劳的努力。记得最小妹妹气绝那晚，母亲也是哭得死去活来。按当地习俗，未成年夭亡一般不用棺材盛装，请木匠打个小棺，装殓后趁晚上抬到村外叫猴狲坳的地方挖个坑埋掉，再在上面盖个粪箕。多年后，母亲还常念叨起那两个夭折的骨肉，说在的话应该结婚生子了。
母亲常叹说自己这辈子苦吃足了，前期又是驮成分，又要受到祖母的欺侮。生产队劳动紧张，而且还吃不饱。可惜自己不识字，不然要一条一款记起来，写成一本书。现在好了，再不用驮成分，受别人欺。家在自己手上，要吃什么就自己做，可惜又吃不得什么了。 母亲已在不觉间老了，再不是以前壮丽的模样。容颜象被时间老人无形中抽走了饱满的水分，又象一座漏光了水的水库，只剩坚挺的堤坝和干硬的泥沼。她老态尽显，记性就象被狗吃掉，边说边忘，嘴比以前更叨个不停，如一台打开忘了关的收音机，从天蒙蒙亮就自言自语起，直到睡着了方才记得关掉休息。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不甘居人后。她不想自己孩子看着别人吃自家没有，每年总要把所有的自留地种满，什么都要种点，而且争取比别人家早吃上，甚至能先送给别人尝鲜，这时她在别人羡慕的眼神中得到了些许的虚荣和满足。母亲的勤劳常出现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剩余，种的菜有时吃不完就东邻西舍地送。我从婚后在小城安家，母亲就又把我的小家记挂在心头，时常托人捎菜来，或每次回家都要在袋里塞点菜，有时是刚从菜地里摘来的瓜果，有时是缸中掏出的腌菜，再没有就包十几个自家土鸡下的蛋。母亲爱种菜，也有一套种菜经，常在闲谈时传授给我们，什么菜不能施什么肥料，不然结出的果是苦的。因城中小家位于小城之巅，后门有块余地，母亲有次进城说空了可惜，硬是一锄锄地整理出一畦畦的菜地，并为我们种上菜蔬。回乡下老家后，又立即张罗给我们的菜地准备肥料，将猪粪晒干，用编织袋一一装好，央求开班车的司机给我捎来，让我一次次的哭笑不得。
也许疾病的家族遗传，现代先进的医学也无法解决。母亲在六十九岁那年初春的一天上午，在自家后院内的方塘水埠头洗衣服，洗完站起来感到头晕，父亲回家刚好看到，扶进房就胡言乱语，手乱扯，不知人事。在农村遇见这样情况，首先总想到是否得罪了神灵，马上派人去几十里外问神汉，然后按神汉指示祭献祖宗和各处鬼神。父亲直到中午才把母亲发病情况电话通知我。我立即抓了一辆车急忙赶到家，背起神志不清的母亲就走，在县中医院作了一番检查后，医生诊断为脑梗塞。说来也神奇，医生将疏通脑血管的药水输入母亲瘦弱的手腕上的静脉才两个小时，她就像做了一场恶梦般清醒了过来，立即要下床出房去玩，我们三个子女不得不佩服医学的先进，医术的高明。住院观察了一周后，母亲光荣出院了。然而在这年的年末，我可怜的舅舅却因脑溢血发作而昏迷不醒，而继子在外打工，家中无人作主给他医治，在鬼门关苦苦捱了两天，终于撒手西去，结束了苦难而孤寂的一生。
遗传如同一根无形的绳索，无限地延伸。外公在临死前是先中风后被处死的，大姨妈最后几年也曾中了风。病来如一阵无来由的风，一下就把一个好端端的人吹倒了，像吹飞一张薄薄的纸那么容易。母亲在今年正月时还有个宏愿，要趁身体还好再养一栏猪，因为年初买了一千多块钱的柴。我在吃年夜饭时也说了新年里要完成的几件事，一是争取通过高级职称外语考试，二是装修下城里的房子，三想把自己发表过的旧作结个集印出来。在去年十二月参加报名考试时，我就想趁现在父母的身体较稳定，抓紧时间复习，力争一次过关。在报名后的近四个月时间里，充分利用晚上时间复习，将厚厚四本《古代汉语》课本啃了两个循环。为增加底气和信心，又赴省城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考前辅导班，记忆与训练结合。三月底到市里顺利参加了考试，对父母病情在我复习期间或考前复发的忧虑似乎成了多余，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从市里匆匆赶回县城，父亲催我清明回老家上坟，于是又匆忙回村。就在家里住的那晚，好象下半夜时分，母亲不知为何因，拨开房门闩把我叫醒，要我给她看看一张定期银行存单，我睡眼惺忪地看了看，确定看清了告诉她，是整整一万元，她说：“你拿去吧，你今年要装修房子。”我不耐烦地说：“我不要你的钱，你自己放好就行，装修我自己有点钱，够了。”她又说：“你拿去吧，到时我一口气不来，怕你们寻不着。”我叫她不要胡思乱想，天气凉，快回房去睡。起床闩好房门后，睡意已全无，心想母亲人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念头。
母亲对父亲的好，据我如今想来有几种可能。一来是年轻时的父亲可谓是上下三村有名的美男子（即时下称的“帅哥”），“文革”前曾有过文化繁荣的局面，恰好当时的村支书是个戏迷，一手备办了全套的戏班行头，又从外村请来了师傅教戏和文武场器乐演奏。父亲俊俏的外表被师傅选中学小旦角色，戏台上的父亲扮演的小姐不知迷倒了多少观众。现实生活中自然也不乏忠实崇拜者或称粉丝。母亲是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地主子女，能得到父亲的青睐实属不易，且不知有多少青年妇女心生醋意。加之父亲自小家里就有个童养媳，可谓婚约在身。因此母亲能把父亲抢到手，可谓也施展了自己的个人魅力，也算当了一回“小三”吧。
曾听母亲自己坦诚说：“下严田进元公的老婆讲过，能做你家老公一天老婆，就是死了也情愿。”这时的母亲心里是满足的，也是得意的，因为自己不光是父亲一天的老婆，更是他一辈子的老婆。我猜想母亲能任劳任怨，时时处处让着父亲，不忍心让父亲做粗活，可能有爱惜的因素。二来是父亲在那政治挂帅年代，能舍弃自己的前途，与一个人见人怕的地主子女结合，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的。母亲也可能有感恩的情感因素。三则可能带有客家人的特点。在婺源东北乡有个很有特色的村落叫阆山，居住在近千米的山顶上，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但几百年来，村民一直延续着“女耕男读”的传统习俗。当地的妇女固守“男人由女人养活”的传统观念，田间的农活、菜蔬的种植、货物的运输等等重体力劳动皆由妇女承担，村中的大男人不是在家打牌就是带小孩，而女人不但无怨无悔，而且认为理所当然，反以为荣。母亲从嫁进门就包了全家一日三餐的菜蔬，五十多年来从不攀比父亲，宁可自己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地做，让父亲早上睡懒觉，白天晚上打牌搓麻将。同时还担忧父亲的身体弱，常常给他补营养。
母亲一辈子共怀胎七次，生育了六个，存活三女一男。她常诉苦说：“我那时怀你们经常饿肚子的，没菜都可以一餐吃三大白玉碗饭，你家奶奶嫌我吃得粗，把饭藏起来。有时实在饿不过，把猪食槽里的番薯也捞起来吃。”我的上面有个哥哥，大我四岁，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尽得父亲的优秀遗传基因，颇为可爱得人怜惜，但在自家的方塘里溺水而死。最小还有个妹妹，非常瘦弱，没到两岁就夭折了。四岁哥哥的溺亡令母亲恸哭不已，虽身怀六甲也要抱着给他吸气，只想把潜入哥哥体内的死神吸出来，为挽回哥哥宝贵的生命做着最后徒劳的努力。记得最小妹妹气绝那晚，母亲也是哭得死去活来。按当地习俗，未成年夭亡一般不用棺材盛装，请木匠打个小棺，装殓后趁晚上抬到村外叫猴狲坳的地方挖个坑埋掉，再在上面盖个粪箕。多年后，母亲还常念叨起那两个夭折的骨肉，说在的话应该结婚生子了。
母亲常叹说自己这辈子苦吃足了，前期又是驮成分，又要受到祖母的欺侮。生产队劳动紧张，而且还吃不饱。可惜自己不识字，不然要一条一款记起来，写成一本书。现在好了，再不用驮成分，受别人欺。家在自己手上，要吃什么就自己做，可惜又吃不得什么了。 母亲已在不觉间老了，再不是以前壮丽的模样。容颜象被时间老人无形中抽走了饱满的水分，又象一座漏光了水的水库，只剩坚挺的堤坝和干硬的泥沼。她老态尽显，记性就象被狗吃掉，边说边忘，嘴比以前更叨个不停，如一台打开忘了关的收音机，从天蒙蒙亮就自言自语起，直到睡着了方才记得关掉休息。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不甘居人后。她不想自己孩子看着别人吃自家没有，每年总要把所有的自留地种满，什么都要种点，而且争取比别人家早吃上，甚至能先送给别人尝鲜，这时她在别人羡慕的眼神中得到了些许的虚荣和满足。母亲的勤劳常出现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剩余，种的菜有时吃不完就东邻西舍地送。我从婚后在小城安家，母亲就又把我的小家记挂在心头，时常托人捎菜来，或每次回家都要在袋里塞点菜，有时是刚从菜地里摘来的瓜果，有时是缸中掏出的腌菜，再没有就包十几个自家土鸡下的蛋。母亲爱种菜，也有一套种菜经，常在闲谈时传授给我们，什么菜不能施什么肥料，不然结出的果是苦的。因城中小家位于小城之巅，后门有块余地，母亲有次进城说空了可惜，硬是一锄锄地整理出一畦畦的菜地，并为我们种上菜蔬。回乡下老家后，又立即张罗给我们的菜地准备肥料，将猪粪晒干，用编织袋一一装好，央求开班车的司机给我捎来，让我一次次的哭笑不得。
也许疾病的家族遗传，现代先进的医学也无法解决。母亲在六十九岁那年初春的一天上午，在自家后院内的方塘水埠头洗衣服，洗完站起来感到头晕，父亲回家刚好看到，扶进房就胡言乱语，手乱扯，不知人事。在农村遇见这样情况，首先总想到是否得罪了神灵，马上派人去几十里外问神汉，然后按神汉指示祭献祖宗和各处鬼神。父亲直到中午才把母亲发病情况电话通知我。我立即抓了一辆车急忙赶到家，背起神志不清的母亲就走，在县中医院作了一番检查后，医生诊断为脑梗塞。说来也神奇，医生将疏通脑血管的药水输入母亲瘦弱的手腕上的静脉才两个小时，她就像做了一场恶梦般清醒了过来，立即要下床出房去玩，我们三个子女不得不佩服医学的先进，医术的高明。住院观察了一周后，母亲光荣出院了。然而在这年的年末，我可怜的舅舅却因脑溢血发作而昏迷不醒，而继子在外打工，家中无人作主给他医治，在鬼门关苦苦捱了两天，终于撒手西去，结束了苦难而孤寂的一生。
遗传如同一根无形的绳索，无限地延伸。外公在临死前是先中风后被处死的，大姨妈最后几年也曾中了风。病来如一阵无来由的风，一下就把一个好端端的人吹倒了，像吹飞一张薄薄的纸那么容易。母亲在今年正月时还有个宏愿，要趁身体还好再养一栏猪，因为年初买了一千多块钱的柴。我在吃年夜饭时也说了新年里要完成的几件事，一是争取通过高级职称外语考试，二是装修下城里的房子，三想把自己发表过的旧作结个集印出来。在去年十二月参加报名考试时，我就想趁现在父母的身体较稳定，抓紧时间复习，力争一次过关。在报名后的近四个月时间里，充分利用晚上时间复习，将厚厚四本《古代汉语》课本啃了两个循环。为增加底气和信心，又赴省城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考前辅导班，记忆与训练结合。三月底到市里顺利参加了考试，对父母病情在我复习期间或考前复发的忧虑似乎成了多余，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从市里匆匆赶回县城，父亲催我清明回老家上坟，于是又匆忙回村。就在家里住的那晚，好象下半夜时分，母亲不知为何因，拨开房门闩把我叫醒，要我给她看看一张定期银行存单，我睡眼惺忪地看了看，确定看清了告诉她，是整整一万元，她说：“你拿去吧，你今年要装修房子。”我不耐烦地说：“我不要你的钱，你自己放好就行，装修我自己有点钱，够了。”她又说：“你拿去吧，到时我一口气不来，怕你们寻不着。”我叫她不要胡思乱想，天气凉，快回房去睡。起床闩好房门后，睡意已全无，心想母亲人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念头。
73、在苦难中挣扎的母亲（4）
预感是个神秘的东西，在冥冥之中又有那么点灵验，只不过愚顽不化的我没有把它当真而已。据后来母亲回忆，她在清明节那天去给她过世的父母祭奠的路上跌倒数跤，过后的半个月里上菜地也常摔倒。四月中旬，嫁在村内的姐端了一碗甜水酒来，母亲一个人喝了，可还不过瘾，又量了一升糯米自己酿了一面盆水酒。她只想把水酒喝个心足过瘾，自己酿的水酒又甜又香，晚饭时喝了一碗，只觉全身发热，坐在堂前的她自己都走不动，还是来我家打六合彩的两个女街坊搀扶进房的。母亲当时也感觉不妙，为想身体不适时有个伴照应，曾要求父亲当晚到她房里睡，可一心迷于六合彩的父亲根本不当回事，还骂母亲“不要脸”。 四月十九日是个雨天，惯于早起的母亲一下床就跌下地，摸索到房门口拨开门闩，刚踏出房门就又不由自主地跌倒了，好在意识还较清醒，一种强烈的求生本能驱使她呼喊“救命”，边喊边拿一只鞋拍打门板，盼着救星的到来。过了许久，睡在老屋房中的父亲才听出异样的呼救声，赶忙起床把她扶进房上床，接着打电话给在县城开店的大妹妹。大妹妹立即通知我，我接完电话，脑子“轰”的一下，知道母亲又脑梗塞复发了。一看时间只刚过七点，而外面的雨却又大且没有半点停的迹象。于是想要个车赶紧回家，先看个究竟再送医院。联系了几个朋友，结果车都不空，最后大妹妹叫了一部车，急驰到家。我进房一看，第一感觉母亲比三年前首次发病要轻些，神智还比较清醒，心神就定了些许，于是决定马上送医院。把瘦弱的母亲背上车又背下车，一口气做了各种例行检查，医生诊断是旧病复发，需住院治疗。我因有前一次的经历，心存侥幸，医生是前次治愈母亲的医生，药物也是疏通脑梗塞的药物，且医生的经验更丰富，心想过几个小时就会好的，就显出几分乐观，还劝两个妹妹不要担心。
连续两次的CT 检查，医生说后脑左右都有梗塞迹象，且右小脑梗塞面积更大，初步断定母亲中风并会引起左侧偏瘫。据了解，目前医学上有两大顽症，一是癌症，只要确诊得了癌症，家里就准备好三口棺材，然后抬上山；一是中风，两者都没有特效药。这时我才意识到母亲病情的严重，也感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母亲是家中的大梁，家外面要种菜，家里要做家务，且是个要强的勤快人，这一病倒对她本人的打击是彻底的。如果治不好，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自理，那这个家就真不象一个家了，靠父亲是靠不住的，因为父亲几十年来过惯了舒服日子，做不来饭，不会洗衣服，对母亲从来不体贴，因此更谈不上去服侍瘫痪在床的母亲了。抱着渺茫的希望，只求医生下好药，盼着有生命奇迹出现。但住了半个多月，没有多大好转的迹象。有医生朋友私下对我说，中风病在医院住一个月也是这样，住半年也是如此，甚至一年还是差不多，不如趁早出院回家去静养。
早先对母亲疾病的幼稚想法随着朋友的一席话而点醒，于是向主治医生提出出院的请求，医生也随人愿，大概也有对中风病的无奈吧。大病是对人意志的一种严峻考验，同时也是对人间爱情亲情人情等等的拷问。母亲住院后，我和两个妹妹围着，我出钱，妹妹出力，送饭喂水，端屎端尿，浆洗擦身，毫无怨言。嫁在本村的姐姐在第三天才来探望，一进病房便诉苦，说自己家里多么多么忙，是没时间到医院来陪护的，再就是自己没钱，自己的四个孩子都不知怎么带大的。其实大家心知肚明，这么多年来，由于地利的缘故，父母对她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人力上都是无微不至的，几个小孩从小到大几乎在外婆家长大，如今她这么说听得人心寒。对母亲有些隔膜的妻子也硬着心肠没去医院探视一下，说：“怕了你母亲，她那种人说不清楚，还想用她婆婆对她的手段来对付我，想把我压住，我不舒服。我不想跟她吵，惹不起但躲得起。”
出院那天到家，本来想在本村找一个邻近且与母亲合得来的当保姆，可一问却反悔不肯，说要去广丰给女儿带小孩。又在村内问了几个有当保姆意向的人家，都找各种借口回绝，想来她们是怕母亲的喋喋不休。只得一边与与县城的职业中介联系，一边安排家中的事务。立马将家中刚养了一个月的小猪照原价倒了给人家，打扫母亲与保姆的房间。父亲好象怕我们不请保姆，急不可耐地在堂前对着众人说：“我不服侍的，要么让你家儿子拿钱请保姆，要么就一餐盛一碗饭放在床头，吃就吃，不吃就算了，管你死活。”说完就扬长而出。唉，五十多年的夫妻到头来就换来这么一句绝情的话。父亲几十年都在大队（后是村委会）混过来的，家中的粗活全扔给了母亲，她操劳这个家累得过早地衰老，满手的老茧，一到冬天手脚就皲裂得如干涸的稻田，胶布缠紧。她一天总有忙不完的事，难得有停歇的时候，就像她那张永不停歇的嘴。而父亲有村干部的光环，整天呆在大队部，保养较好，手脸润泽，故让人产生他们如母子关系的误解。即使父亲从村委会退出后，也还保持不做粗活的习惯，每天打打牌，搓搓麻将，常常玩到夜深人静，害母亲还要为他听门。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样样帮服务社为我找到了一个保姆，让我进城带到了乡下的家里来。病中的母亲确实有些歇斯底里，如同一头自由奔跑的狮子被困在笼中一般，情绪异常低落，时不时生出轻生念头。一天到晚抱恨自己身体不争气，好象自己忽然之间从一个勤快人变成了一个懒人。一会儿哭哭，一会儿又求天老爷开眼睛，说自己一辈子没做恶事，要让她的病快点好起来。经四姐妹再三商量，最后决定请保姆费用由四个人分摊，按月支付。
一晃五个半月过去了，虽然母亲病情有所稳定，但一家人的生活规律被打破了。唯独父亲还是我行我素，一整天都在外面闲逛，打牌赌博消遣，好似家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偏瘫的病人，还是坚守他不服侍我母亲的诺言，就象遗弃一条病猫一样。有时就想父亲与母亲当初为何要凑合在一起，而且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父亲当年找母亲不知是否看上了她的勤劳和愚忠。或许在半个世纪前，社会上就开始暗暗流行“找一个爱我的人做老婆，找一个我爱的人做情人”的时尚，父亲一生对自己妻子以外的女人都很温柔体贴，却不肯施舍一点点柔情给陪伴一生且为他生养了几个子女的妻子，哪怕分享父亲对别的女人百分之一的温柔也好。爱情在苦难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我妻子在家中俭吃省用，对自己女儿也是体贴入微，恨不得把自己的心肝掏出来奉献给女儿，在单位也是勤勤恳恳，诚实做人，但在探视母亲的问题上却执拗之至，不能体谅一个病中老人的心态，让我作为一个儿子难堪之极。难道亲情就这么脆弱，比一张纸还薄。村里以前有几个常与母亲来往的老妪，常来家中串门的村人，自母亲病后，再不见踪影。人情如一炉火，火旺时大家都来烤，剩下灰烬时就冷冷清清。我虽然经常在县城与老家之间来回穿梭，但有时看着母亲的凄惨又可怜的样子，加之她的叨念不休，心里不由地烦乱，忍不住对她发火，而当远在小城，脑际又时时挂念着这个将风雨飘摇的家，家中那奄奄一息且半边身体已交给上帝的母亲。这是人生的无奈还是宿命，母亲的苟延残喘，既在努力挣扎，想摆脱病魔的纠缠，又不时地想轻生，以解脱这一辈子的苦难。母亲这条破旧的船无奈地搁浅在人生的岸边，向后退不进茫茫而充满生机的大海，向前又靠不了生命的彼岸，每天只能象坐牢的犯人一般囚禁在床上或沙发上苦苦挣扎。
2009年10月8---19日http://www.chinadmd.com/file/w36srwxaucizsixiiocizswo_7.html
预感是个神秘的东西，在冥冥之中又有那么点灵验，只不过愚顽不化的我没有把它当真而已。据后来母亲回忆，她在清明节那天去给她过世的父母祭奠的路上跌倒数跤，过后的半个月里上菜地也常摔倒。四月中旬，嫁在村内的姐端了一碗甜水酒来，母亲一个人喝了，可还不过瘾，又量了一升糯米自己酿了一面盆水酒。她只想把水酒喝个心足过瘾，自己酿的水酒又甜又香，晚饭时喝了一碗，只觉全身发热，坐在堂前的她自己都走不动，还是来我家打六合彩的两个女街坊搀扶进房的。母亲当时也感觉不妙，为想身体不适时有个伴照应，曾要求父亲当晚到她房里睡，可一心迷于六合彩的父亲根本不当回事，还骂母亲“不要脸”。 四月十九日是个雨天，惯于早起的母亲一下床就跌下地，摸索到房门口拨开门闩，刚踏出房门就又不由自主地跌倒了，好在意识还较清醒，一种强烈的求生本能驱使她呼喊“救命”，边喊边拿一只鞋拍打门板，盼着救星的到来。过了许久，睡在老屋房中的父亲才听出异样的呼救声，赶忙起床把她扶进房上床，接着打电话给在县城开店的大妹妹。大妹妹立即通知我，我接完电话，脑子“轰”的一下，知道母亲又脑梗塞复发了。一看时间只刚过七点，而外面的雨却又大且没有半点停的迹象。于是想要个车赶紧回家，先看个究竟再送医院。联系了几个朋友，结果车都不空，最后大妹妹叫了一部车，急驰到家。我进房一看，第一感觉母亲比三年前首次发病要轻些，神智还比较清醒，心神就定了些许，于是决定马上送医院。把瘦弱的母亲背上车又背下车，一口气做了各种例行检查，医生诊断是旧病复发，需住院治疗。我因有前一次的经历，心存侥幸，医生是前次治愈母亲的医生，药物也是疏通脑梗塞的药物，且医生的经验更丰富，心想过几个小时就会好的，就显出几分乐观，还劝两个妹妹不要担心。
连续两次的CT 检查，医生说后脑左右都有梗塞迹象，且右小脑梗塞面积更大，初步断定母亲中风并会引起左侧偏瘫。据了解，目前医学上有两大顽症，一是癌症，只要确诊得了癌症，家里就准备好三口棺材，然后抬上山；一是中风，两者都没有特效药。这时我才意识到母亲病情的严重，也感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母亲是家中的大梁，家外面要种菜，家里要做家务，且是个要强的勤快人，这一病倒对她本人的打击是彻底的。如果治不好，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自理，那这个家就真不象一个家了，靠父亲是靠不住的，因为父亲几十年来过惯了舒服日子，做不来饭，不会洗衣服，对母亲从来不体贴，因此更谈不上去服侍瘫痪在床的母亲了。抱着渺茫的希望，只求医生下好药，盼着有生命奇迹出现。但住了半个多月，没有多大好转的迹象。有医生朋友私下对我说，中风病在医院住一个月也是这样，住半年也是如此，甚至一年还是差不多，不如趁早出院回家去静养。
早先对母亲疾病的幼稚想法随着朋友的一席话而点醒，于是向主治医生提出出院的请求，医生也随人愿，大概也有对中风病的无奈吧。大病是对人意志的一种严峻考验，同时也是对人间爱情亲情人情等等的拷问。母亲住院后，我和两个妹妹围着，我出钱，妹妹出力，送饭喂水，端屎端尿，浆洗擦身，毫无怨言。嫁在本村的姐姐在第三天才来探望，一进病房便诉苦，说自己家里多么多么忙，是没时间到医院来陪护的，再就是自己没钱，自己的四个孩子都不知怎么带大的。其实大家心知肚明，这么多年来，由于地利的缘故，父母对她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人力上都是无微不至的，几个小孩从小到大几乎在外婆家长大，如今她这么说听得人心寒。对母亲有些隔膜的妻子也硬着心肠没去医院探视一下，说：“怕了你母亲，她那种人说不清楚，还想用她婆婆对她的手段来对付我，想把我压住，我不舒服。我不想跟她吵，惹不起但躲得起。”
出院那天到家，本来想在本村找一个邻近且与母亲合得来的当保姆，可一问却反悔不肯，说要去广丰给女儿带小孩。又在村内问了几个有当保姆意向的人家，都找各种借口回绝，想来她们是怕母亲的喋喋不休。只得一边与与县城的职业中介联系，一边安排家中的事务。立马将家中刚养了一个月的小猪照原价倒了给人家，打扫母亲与保姆的房间。父亲好象怕我们不请保姆，急不可耐地在堂前对着众人说：“我不服侍的，要么让你家儿子拿钱请保姆，要么就一餐盛一碗饭放在床头，吃就吃，不吃就算了，管你死活。”说完就扬长而出。唉，五十多年的夫妻到头来就换来这么一句绝情的话。父亲几十年都在大队（后是村委会）混过来的，家中的粗活全扔给了母亲，她操劳这个家累得过早地衰老，满手的老茧，一到冬天手脚就皲裂得如干涸的稻田，胶布缠紧。她一天总有忙不完的事，难得有停歇的时候，就像她那张永不停歇的嘴。而父亲有村干部的光环，整天呆在大队部，保养较好，手脸润泽，故让人产生他们如母子关系的误解。即使父亲从村委会退出后，也还保持不做粗活的习惯，每天打打牌，搓搓麻将，常常玩到夜深人静，害母亲还要为他听门。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样样帮服务社为我找到了一个保姆，让我进城带到了乡下的家里来。病中的母亲确实有些歇斯底里，如同一头自由奔跑的狮子被困在笼中一般，情绪异常低落，时不时生出轻生念头。一天到晚抱恨自己身体不争气，好象自己忽然之间从一个勤快人变成了一个懒人。一会儿哭哭，一会儿又求天老爷开眼睛，说自己一辈子没做恶事，要让她的病快点好起来。经四姐妹再三商量，最后决定请保姆费用由四个人分摊，按月支付。
一晃五个半月过去了，虽然母亲病情有所稳定，但一家人的生活规律被打破了。唯独父亲还是我行我素，一整天都在外面闲逛，打牌赌博消遣，好似家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偏瘫的病人，还是坚守他不服侍我母亲的诺言，就象遗弃一条病猫一样。有时就想父亲与母亲当初为何要凑合在一起，而且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父亲当年找母亲不知是否看上了她的勤劳和愚忠。或许在半个世纪前，社会上就开始暗暗流行“找一个爱我的人做老婆，找一个我爱的人做情人”的时尚，父亲一生对自己妻子以外的女人都很温柔体贴，却不肯施舍一点点柔情给陪伴一生且为他生养了几个子女的妻子，哪怕分享父亲对别的女人百分之一的温柔也好。爱情在苦难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我妻子在家中俭吃省用，对自己女儿也是体贴入微，恨不得把自己的心肝掏出来奉献给女儿，在单位也是勤勤恳恳，诚实做人，但在探视母亲的问题上却执拗之至，不能体谅一个病中老人的心态，让我作为一个儿子难堪之极。难道亲情就这么脆弱，比一张纸还薄。村里以前有几个常与母亲来往的老妪，常来家中串门的村人，自母亲病后，再不见踪影。人情如一炉火，火旺时大家都来烤，剩下灰烬时就冷冷清清。我虽然经常在县城与老家之间来回穿梭，但有时看着母亲的凄惨又可怜的样子，加之她的叨念不休，心里不由地烦乱，忍不住对她发火，而当远在小城，脑际又时时挂念着这个将风雨飘摇的家，家中那奄奄一息且半边身体已交给上帝的母亲。这是人生的无奈还是宿命，母亲的苟延残喘，既在努力挣扎，想摆脱病魔的纠缠，又不时地想轻生，以解脱这一辈子的苦难。母亲这条破旧的船无奈地搁浅在人生的岸边，向后退不进茫茫而充满生机的大海，向前又靠不了生命的彼岸，每天只能象坐牢的犯人一般囚禁在床上或沙发上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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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可怜的地主子弟
一、小山 --- 久远的记忆
那是在1970年。
我当时在大队任副业会计，平时固定在窑场上工，工分是每天六分，女劳力都是这分数。我的职责是记考勤、负责窑场买煤、到各生产队去催收摊派费用和做帐。
和林场加工房相比，窑场工人比较多，且清一色的“黑五类”（分子或者子弟）。大队干部在我上工前交代，你是知青要和地主分子和子弟划清界限，要注意自己的立场。为了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我认真做好每天考勤和记帐，有空闲就到附近菜地写生画画，日子过得也很快。
十一岁的男孩小山就在窑场干活，现在论起来那可是童工是非法雇用，当时的年代大家都不懂这个法。
因家庭出身是地主，他从小就背上了地富子女的包袱，整天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多言语。平时他干零碎杂活，给倒坯的师傅打下手，垛垛坯或者跟大人们去买买菜。
有一天地里收白菜，我们知青点分了许多过冬的白菜和冬瓜。我看着一大堆菜发愁，怎么拉回去呢？二百多斤呢。窑场场长秦大叔说闺女，给你派个子弟把菜送到知青点吧我说那太好啦。
天很冷我裹紧大衣在菜堆旁左等右等不见来人。
小山站在我旁边不吭声，我对他说场长派的人怎么还不来呢？
会计，秦场长派我来拉冬瓜和白菜哩，他说。
看着他单薄的衣服和矮小的个头我真是不忍心，可我自己确实搬不动。
我正犹豫着，小山不声不响的开始往架子车上搬白菜，生怕我把他给退回去，那样的话搬菜工分就没了。装好一车菜我就和他拉着架子车从上沿回住处，路程有五六里地，我拉他推俩人累得都出汗了。
路不好走得很慢回到知青点天已经黑透，我俩把菜卸下来都堆到院里。
我说小山天太晚，你别回家就在我们知青点吃饭好吧？
小山擦擦额头的汗低声说
会计，俺得走了
那为啥，累半天了吃个饭客气啥呢。
俺是地富子弟，不敢吃你们的饭哩。
怕我继续挽留，他逃也似地跑出我们低矮的院墙，消失在夜幕里。
我心里一阵辛酸差点掉下泪来，小小年纪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这个善良胆小的孩子太可怜。可是我什么也不能说，在那个年代....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又重返了水稻庄。我特意赶到四队去问问小山的近况，如今他过得怎么样呢？非常想见到如今的小山。 非常遗憾的是，没有见到他。小山已经不在了！
听说，小山因出身不好家里穷个子矮小等原因，好容易才娶上媳妇。婚后媳妇不贤百般刁难，这些懦弱的他都能忍。可是还是没能留住她，那可恶的女人到底还是跟人跑了。
小山就出外找啊找，到处也找不到他的媳妇。从外地回来不久，忧郁绝望的小山就自杀了。他死的时候才30多岁连个孩子也没有。
我听了这个消息心里沉甸甸的很难受。很久-- 闭上眼睛还能回忆起小山那怯弱的话语
....会计，秦场长派我来拉冬瓜和白菜哩
... 俺是地富子弟，不敢吃你们的饭哩....
非常时代的悲剧非常悲剧的一生 可怜的小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1e82020100gkxh.html
二、冬雪含泪的回忆
冬雪不上学了，当时是不让在家里的，村里人知道冬雪不上学后，妇女主任告诉冬雪的妈妈说：“赶快叫你女儿出来干活，要不出来干活就要批斗。地富子女还在家享福，那是不允许的。限你两天，收拾收拾赶快下地。”从此以后，冬雪就开始下地劳动了，那年冬雪才十三岁。当时的口号是，“一出勤三送饭，晚上还要加班干。”早上五点起床，晚上12点左右回家，早、午、晚都是送饭。冬雪因小时没有吃奶，体质不好，一天下来，累的骨头也散架了。因为成份不好，出去干活总的比别人吃苦，干部看见你不顺眼，就要挨批斗。累得半死，有了病不让休息，当时的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活着干死了算。”因冬雪爸爸成份高，就得好好改造。
冬雪在外面干活再累再受气，回到家也是强打精神装着高兴的样子。可妈妈深知冬雪累得厉害，她很是心疼冬雪，怕冬雪吃不消，可她心疼冬雪也没有办法。妈妈经过再三考虑，想到冬雪的亲生妈妈，想到冬雪的亲生妈妈在冬雪刚会走的时候看过冬雪，还说过以后和她联系。想到这里，妈妈就爸爸商量说：“咱的孩子体质不好，这样下去她会吃不消的，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赶不上了，早做打算把！不能因为咱们把孩子累出个毛病。邻村已累死过人了，咱的情况咱清楚，给她想个办法吧。叫她去找她的亲生妈妈吧！再怎样女儿也是她亲生的。再说，现在孩子也大了，不会拖累她了，问一下冬雪妈妈的妹妹，她在哪里？可当时交通不便，再说人家干活也不让请假。
机会来了，冬雪姑姑家娶媳妇，爸爸妈妈队里不让去，妈妈再三和队长请求，队长勉强答应，准了冬雪三天的假。妈妈对冬雪说：“那里路过你姨姨家，你去找一下你姨姨，问一下你的亲生妈妈在哪里？妈妈想让你去找你亲生妈妈，这就是妈妈能帮你的了，你千万要找到你姨姨，她和你亲生妈妈是有联系的，这是你的唯一出路了。”
冬雪打听到了她的姨姨家，姨姨热情的接待了冬雪，并留冬雪住了一夜。告诉冬雪说：“你的妈妈当时是和你爸爸没有感情了才离婚的，至于你她还是很牵挂的，她经常提到过你，只是怕你现在的妈妈不让过去，既让你去找你的亲生妈妈，姨姨能帮你的就是姨姨这里有你妈妈给姨姨来信的信封，你拿去给你妈妈写上个信，她要让你去就会给你回信的。”冬雪拿了信封以后知道了她亲生妈妈的下落了，她的亲生妈妈改嫁到太原市南郊区的一个村子里。冬雪回到家给她的亲生妈妈写了一封信，恳求她的亲身妈妈让冬雪去她家看她，东西的亲生妈妈接信后，马上给冬雪回信了，表示愿意让冬雪去。还给冬雪寄了十元钱，让冬雪做路费用。冬雪心中升起一线希望，觉得亲生妈妈比亲生爸爸强多了，起码她承认冬雪的存在，还痛快的让冬雪去，在冬雪心里亲生妈妈给她这十元钱，真是好比雪中送炭。要是没有这十元钱，就是亲生妈妈让去冬雪也没钱去的，冬雪在心底里感谢亲生妈妈，准备去看亲生妈妈，队长知道了也让冬雪去，队长说：“你要认了你亲生妈妈，就不是地富子弟了，我就能对你松点了。”可这以后也没有使冬雪的命运好转，只是暂时有了转机！
http://new.060s.com/article/2015/05/16/1410153.htm
一、小山 --- 久远的记忆
那是在1970年。
我当时在大队任副业会计，平时固定在窑场上工，工分是每天六分，女劳力都是这分数。我的职责是记考勤、负责窑场买煤、到各生产队去催收摊派费用和做帐。
和林场加工房相比，窑场工人比较多，且清一色的“黑五类”（分子或者子弟）。大队干部在我上工前交代，你是知青要和地主分子和子弟划清界限，要注意自己的立场。为了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我认真做好每天考勤和记帐，有空闲就到附近菜地写生画画，日子过得也很快。
十一岁的男孩小山就在窑场干活，现在论起来那可是童工是非法雇用，当时的年代大家都不懂这个法。
因家庭出身是地主，他从小就背上了地富子女的包袱，整天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多言语。平时他干零碎杂活，给倒坯的师傅打下手，垛垛坯或者跟大人们去买买菜。
有一天地里收白菜，我们知青点分了许多过冬的白菜和冬瓜。我看着一大堆菜发愁，怎么拉回去呢？二百多斤呢。窑场场长秦大叔说闺女，给你派个子弟把菜送到知青点吧我说那太好啦。
天很冷我裹紧大衣在菜堆旁左等右等不见来人。
小山站在我旁边不吭声，我对他说场长派的人怎么还不来呢？
会计，秦场长派我来拉冬瓜和白菜哩，他说。
看着他单薄的衣服和矮小的个头我真是不忍心，可我自己确实搬不动。
我正犹豫着，小山不声不响的开始往架子车上搬白菜，生怕我把他给退回去，那样的话搬菜工分就没了。装好一车菜我就和他拉着架子车从上沿回住处，路程有五六里地，我拉他推俩人累得都出汗了。
路不好走得很慢回到知青点天已经黑透，我俩把菜卸下来都堆到院里。
我说小山天太晚，你别回家就在我们知青点吃饭好吧？
小山擦擦额头的汗低声说
会计，俺得走了
那为啥，累半天了吃个饭客气啥呢。
俺是地富子弟，不敢吃你们的饭哩。
怕我继续挽留，他逃也似地跑出我们低矮的院墙，消失在夜幕里。
我心里一阵辛酸差点掉下泪来，小小年纪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这个善良胆小的孩子太可怜。可是我什么也不能说，在那个年代....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又重返了水稻庄。我特意赶到四队去问问小山的近况，如今他过得怎么样呢？非常想见到如今的小山。 非常遗憾的是，没有见到他。小山已经不在了！
听说，小山因出身不好家里穷个子矮小等原因，好容易才娶上媳妇。婚后媳妇不贤百般刁难，这些懦弱的他都能忍。可是还是没能留住她，那可恶的女人到底还是跟人跑了。
小山就出外找啊找，到处也找不到他的媳妇。从外地回来不久，忧郁绝望的小山就自杀了。他死的时候才30多岁连个孩子也没有。
我听了这个消息心里沉甸甸的很难受。很久-- 闭上眼睛还能回忆起小山那怯弱的话语
....会计，秦场长派我来拉冬瓜和白菜哩
... 俺是地富子弟，不敢吃你们的饭哩....
非常时代的悲剧非常悲剧的一生 可怜的小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1e82020100gkxh.html
二、冬雪含泪的回忆
冬雪不上学了，当时是不让在家里的，村里人知道冬雪不上学后，妇女主任告诉冬雪的妈妈说：“赶快叫你女儿出来干活，要不出来干活就要批斗。地富子女还在家享福，那是不允许的。限你两天，收拾收拾赶快下地。”从此以后，冬雪就开始下地劳动了，那年冬雪才十三岁。当时的口号是，“一出勤三送饭，晚上还要加班干。”早上五点起床，晚上12点左右回家，早、午、晚都是送饭。冬雪因小时没有吃奶，体质不好，一天下来，累的骨头也散架了。因为成份不好，出去干活总的比别人吃苦，干部看见你不顺眼，就要挨批斗。累得半死，有了病不让休息，当时的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活着干死了算。”因冬雪爸爸成份高，就得好好改造。
冬雪在外面干活再累再受气，回到家也是强打精神装着高兴的样子。可妈妈深知冬雪累得厉害，她很是心疼冬雪，怕冬雪吃不消，可她心疼冬雪也没有办法。妈妈经过再三考虑，想到冬雪的亲生妈妈，想到冬雪的亲生妈妈在冬雪刚会走的时候看过冬雪，还说过以后和她联系。想到这里，妈妈就爸爸商量说：“咱的孩子体质不好，这样下去她会吃不消的，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赶不上了，早做打算把！不能因为咱们把孩子累出个毛病。邻村已累死过人了，咱的情况咱清楚，给她想个办法吧。叫她去找她的亲生妈妈吧！再怎样女儿也是她亲生的。再说，现在孩子也大了，不会拖累她了，问一下冬雪妈妈的妹妹，她在哪里？可当时交通不便，再说人家干活也不让请假。
机会来了，冬雪姑姑家娶媳妇，爸爸妈妈队里不让去，妈妈再三和队长请求，队长勉强答应，准了冬雪三天的假。妈妈对冬雪说：“那里路过你姨姨家，你去找一下你姨姨，问一下你的亲生妈妈在哪里？妈妈想让你去找你亲生妈妈，这就是妈妈能帮你的了，你千万要找到你姨姨，她和你亲生妈妈是有联系的，这是你的唯一出路了。”
冬雪打听到了她的姨姨家，姨姨热情的接待了冬雪，并留冬雪住了一夜。告诉冬雪说：“你的妈妈当时是和你爸爸没有感情了才离婚的，至于你她还是很牵挂的，她经常提到过你，只是怕你现在的妈妈不让过去，既让你去找你的亲生妈妈，姨姨能帮你的就是姨姨这里有你妈妈给姨姨来信的信封，你拿去给你妈妈写上个信，她要让你去就会给你回信的。”冬雪拿了信封以后知道了她亲生妈妈的下落了，她的亲生妈妈改嫁到太原市南郊区的一个村子里。冬雪回到家给她的亲生妈妈写了一封信，恳求她的亲身妈妈让冬雪去她家看她，东西的亲生妈妈接信后，马上给冬雪回信了，表示愿意让冬雪去。还给冬雪寄了十元钱，让冬雪做路费用。冬雪心中升起一线希望，觉得亲生妈妈比亲生爸爸强多了，起码她承认冬雪的存在，还痛快的让冬雪去，在冬雪心里亲生妈妈给她这十元钱，真是好比雪中送炭。要是没有这十元钱，就是亲生妈妈让去冬雪也没钱去的，冬雪在心底里感谢亲生妈妈，准备去看亲生妈妈，队长知道了也让冬雪去，队长说：“你要认了你亲生妈妈，就不是地富子弟了，我就能对你松点了。”可这以后也没有使冬雪的命运好转，只是暂时有了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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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母亲的自杀 （1）
作者：周 舵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会员。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后当过县官，因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党嫌犯，没能升官。四九年以后，也许是由于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六二年病逝于长沙。
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母亲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与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妈杨端淑随在国民党空军供职的舅舅杨长庚撤退到台湾，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Ｏ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催他们回大陆。他们听了外公的话，回来了。没多久，姨父罗泽荣就被指为潜伏特务（他原是国民党空军管电台的上校），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满释放，不久病逝于东北。姨妈每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
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姊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再给学费。一气之下，母亲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侨界颇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们争相追求的目标。
中共建政之初，与苏联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母亲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语，颇觉失意，后来费老大劲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资料员。那时母亲对毛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入党。对家务和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工农兵看齐。“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少许的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贷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仅九十余元人民币，简直是掠夺性的。母亲卖时一边肉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不是那么好入的，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入党学，我建议创立这门学问，为有志者指点迷津。
我还没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无论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而是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困难的时候，她没有过丝毫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说那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拿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事？再说，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他们也要吃饭。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检讨、忏悔、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地汇报思想情况。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入党之于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
母亲并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因而想必她整天战战兢兢，深怀恐惧，这大概就是驱策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碌碌无为的人，业务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和那套意识形态愚妄教义有相合之处。其四，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毛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洗刷得干干净净，于是入党成了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通道。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都是她的致命伤。
文革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大概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无论如何斗不到她头上。
六七年十二月，一个深夜，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台，探出半身，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医。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作者：周 舵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会员。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后当过县官，因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党嫌犯，没能升官。四九年以后，也许是由于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六二年病逝于长沙。
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母亲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与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妈杨端淑随在国民党空军供职的舅舅杨长庚撤退到台湾，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Ｏ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催他们回大陆。他们听了外公的话，回来了。没多久，姨父罗泽荣就被指为潜伏特务（他原是国民党空军管电台的上校），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满释放，不久病逝于东北。姨妈每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
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姊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再给学费。一气之下，母亲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侨界颇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们争相追求的目标。
中共建政之初，与苏联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母亲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语，颇觉失意，后来费老大劲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资料员。那时母亲对毛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入党。对家务和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工农兵看齐。“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少许的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贷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仅九十余元人民币，简直是掠夺性的。母亲卖时一边肉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不是那么好入的，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入党学，我建议创立这门学问，为有志者指点迷津。
我还没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无论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而是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困难的时候，她没有过丝毫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说那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拿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事？再说，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他们也要吃饭。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检讨、忏悔、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地汇报思想情况。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入党之于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
母亲并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因而想必她整天战战兢兢，深怀恐惧，这大概就是驱策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碌碌无为的人，业务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和那套意识形态愚妄教义有相合之处。其四，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毛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洗刷得干干净净，于是入党成了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通道。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都是她的致命伤。
文革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大概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无论如何斗不到她头上。
六七年十二月，一个深夜，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台，探出半身，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医。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76、母亲的自杀 （2）
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队落户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电报，告诉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人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回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
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时除外）。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才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此后我们天天炖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寻医求药。她在监狱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就有慢性腹泻，又整天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二十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极左路线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是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关系完全演变成亲子之间的一部斗争史。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唯有苦笑。
当初，妹妹经多方奔走，终于从父亲供职的中央民族学院争取到每月4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出狱后的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对当时的什么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七五年邓小平出山，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大为不满，怀疑他反对毛主席。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系里又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人世间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一切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毫无办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苞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十岁，等她出狱，小弟已长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
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队落户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电报，告诉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人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回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
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时除外）。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才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此后我们天天炖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寻医求药。她在监狱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就有慢性腹泻，又整天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二十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极左路线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是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关系完全演变成亲子之间的一部斗争史。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唯有苦笑。
当初，妹妹经多方奔走，终于从父亲供职的中央民族学院争取到每月4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出狱后的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对当时的什么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七五年邓小平出山，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大为不满，怀疑他反对毛主席。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系里又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人世间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一切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毫无办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苞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十岁，等她出狱，小弟已长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
77、母亲的自杀 （3）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姨妈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话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七六至七八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仍比录取线高出四十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我的“身体不合格”，其实是病历造假，我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样惯了，有一次，进得门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审我。几句话不合，被我骂了出去。这在文革那个恐怖年代，也算是绝无仅有。那个北大家属委员会左得厉害，两下里合谋，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七八年三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想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的半残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后来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出狱后的父亲另住他处），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母亲已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无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学院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比较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北大物理系教师唐健正。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一会儿，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母亲脸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那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还工资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国家。
补白：文革初期，有一次我在街上行走，看见一个老人非常艰难地拖着一辆板车，板车上是非常重的东西，好象是柜子和书。刚好他过一座小桥，就在我们现在的湖北美院附近，原来叫云架桥。我就上去帮他推，因为我们同时也受了另外一种教育，就是雷锋式的教育。当我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他是个地主，你帮他推？”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还剩一点他就要上到桥顶了，我如果帮他一直推上去，我等于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况下，我还在帮忙，我就失去了阶级立场。我如果是不帮他推，他很快就会滑下来，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在依赖我后面的推动力了。但是我当时还是停了下来，因为当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地主是坏人，地主是黄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尽管这个瘦弱的老人在我看来一点不像在电影、动画片或者是雕塑、小人书里地主的面目。但是，既然有人那么说了，我就只能表示我要跟这个地主划清界限。 胡发云
补白：远房表哥颜廷勇，三次匿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反映成分论给像他这样的地富子弟带来的不公正待遇，明确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政策。1977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游街示众后被枪杀。此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1979年得到平反，但他宝贵的生命却永远被绞杀了！让我们记住极左思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幸，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懈斗争。 柴会群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姨妈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话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七六至七八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仍比录取线高出四十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我的“身体不合格”，其实是病历造假，我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样惯了，有一次，进得门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审我。几句话不合，被我骂了出去。这在文革那个恐怖年代，也算是绝无仅有。那个北大家属委员会左得厉害，两下里合谋，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七八年三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想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的半残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后来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出狱后的父亲另住他处），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母亲已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无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学院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比较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北大物理系教师唐健正。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一会儿，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母亲脸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那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还工资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国家。
补白：文革初期，有一次我在街上行走，看见一个老人非常艰难地拖着一辆板车，板车上是非常重的东西，好象是柜子和书。刚好他过一座小桥，就在我们现在的湖北美院附近，原来叫云架桥。我就上去帮他推，因为我们同时也受了另外一种教育，就是雷锋式的教育。当我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他是个地主，你帮他推？”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还剩一点他就要上到桥顶了，我如果帮他一直推上去，我等于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况下，我还在帮忙，我就失去了阶级立场。我如果是不帮他推，他很快就会滑下来，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在依赖我后面的推动力了。但是我当时还是停了下来，因为当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地主是坏人，地主是黄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尽管这个瘦弱的老人在我看来一点不像在电影、动画片或者是雕塑、小人书里地主的面目。但是，既然有人那么说了，我就只能表示我要跟这个地主划清界限。 胡发云
补白：远房表哥颜廷勇，三次匿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反映成分论给像他这样的地富子弟带来的不公正待遇，明确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政策。1977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游街示众后被枪杀。此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1979年得到平反，但他宝贵的生命却永远被绞杀了！让我们记住极左思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幸，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懈斗争。 柴会群
78、我的早年
作者：文贯中
淮海战役的时候，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带着我们全家到了台湾。次年年初，淮海战役结束，一个副官辗转到了台湾，给母亲捎来了父亲被俘后的唯一的一封来信。日内瓦公约规定，停战半年之后，双方都会释放俘虏。母亲决定回大陆救丈夫。她在淮北、鲁南一带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吃尽了苦头。她是穿着高跟鞋，抹着口红，穿着貂皮大衣走的，却是穿着草鞋回来的。
找了半年，始终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当得知上海就要封港时，她意识到，一旦封港，一家可能会长久分处三地，于是托上海的好友打电报去台湾，要阿婆快带孩子们回上海。他们乘坐的是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之后，蒋介石命令封港，直到五十八年后的今天两地仍不通航。
阿婆说，母亲从淮北回到上海时，又黑又瘦，蓬头垢面，衣服破破烂烂，根本认不出来，首饰和好一些的随身衣服都卖掉了，有一段时间还光着脚，跟要饭的农民抢吃的。这一年我三岁。
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婚后不再工作，相夫教子，安心做家庭妇女。现在丈夫身陷囹圄，为了生活，她再次走出家庭，到培养会计人员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母亲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人们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叫她文太太。后来在会计学校，师生又叫她文老师，弄堂里的邻居叫她文师母。那一段时间大家很尊敬她，她也觉得自己堂堂正正，自食其力，今后还有希望。
可是好景不长，因丈夫的缘故，她很快被管制，放下教鞭，变成一个连学生都可直呼其名、对她颐指气使的工友。当时还不风行体罚，但是对于一个心气甚高的人来说，精神的羞辱远甚于肉体的惩罚。每个星期天她都不得不把孩子们支到公园去，以便战战兢兢地接待警察。警察们拿着很厚的一叠照片，要她指认照片上的人，没完没了地追问他们的下落。如果说不知道，警察就会大声训斥说：你很不老实，你为什么从台湾回来？是不是潜伏在这儿的特务？
这段时间她不停地写信，四处打听丈夫，但是始终没有下落。如果她确切知道父亲还活着，也许不会那么快自杀。不过，阿婆说她最终可能逃不过文革。
那天清晨四点多钟，我被阿婆的哭叫声惊醒。母亲安静地躺在厨房的大桌子上，身上盖着雪白的床单，空气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煤气味。那是1955年的早春，天气很阴冷，窗外仍漆黑一团。我在上小学一年级。
警察来了，问母亲有没有留下文字的东西，然后就到处翻，最后在厨房碗柜上面找到了遗言，看了宣布道：你们的母亲说，所有的小孩送孤儿院，家里的细软随阿婆拿，回老家养老。
但是阿婆舍不得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要求由她抚养。阿婆是我母亲娘家的一个奶妈，后来我父母把她尊为家里的长辈，就说是我们的外婆。这时的阿婆已经六十多岁，为了生活，不得不走出家门，帮很多家庭做饭、做菜、带孩子。寒暑假的时候，我也参加勤工俭学，整个夏天也就拿到几十块钱。学校每个月又给我五块钱助学金。那时候五块钱也够买橡皮、铅笔、纸。我不买书，而是向别人借。有的朋友比我高几个年级，书用完以后就送给我，帮我省了不少钱。
家庭出身困惑我们兄弟。我常常躲到图书馆去看书，周末一泡一天，从书中找到无穷的乐趣。
我对父亲没记忆，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还不满两岁。一九四九年后，母亲怕出事，把他所有的照片都烧了，也从来不提父亲。母亲死后，孩子们从阿婆口中获知父亲还在，便吵着问：父亲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阿婆竟然在社区里面找到一个跟父亲几乎一模一样的牙科医生，并且在一个晚上带上我们隔着诊所的窗户指给我们看。啊，原来我们的父亲高大英俊，不像当时宣传的那样，国民党的人似乎个个青面獠牙。
小学考初中的时候，年迈的阿婆一度要我报考技校，三年后，做工人，挣工资，养活家里。我不肯，跟阿婆反复讨论，阿婆最后同意了。那时，我哪里想到阿婆为此做出多大的自我牺牲啊！
我报考了上海最好的中学，但不被录取，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政审时发现我的档案完全空白。最后，我被一所名声很差的学校录取。该校集中了许多成份不好的学生。所幸这个学校有几个老师虽然政治上潦倒，但业务非常好。教英文的老师曾在美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他竟然把愚公移山从很短的一个寓言发展成一个英语话剧，里面有愚公和智叟之间长而风趣的对话，让我演愚公。他特别喜欢我，愿意在课后额外培养。
初中毕业，我考取了徐汇中学。两年多后，文革风暴降临。虽然我的出身是整个学校最“坏”的，但是由于人缘好，家里又穷，所以起初没受到冲击。我甚至带着红卫兵造反派开的一纸证明到处串连。因学生组织派别对立，我后来被徐景贤宣布为反动学生，在学校的牛棚里关了差不多一年，好几次差点被对立派的红卫兵打死。最惨的一次，我是爬着回家的，衣服都打烂掉了，和血一起凝结在肉上。阿婆想帮我清理，一拉就拉下一块皮。后来阿婆用温水先浸透血块，才将衣服一片片地揭下来。
一九六九年春，我被送到农村插队，告别了大上海的混乱与喧嚣，在吉林农村度过了三年半的放逐生活。在近距离的观察中，我对几乎生活在赤贫状态中的农民产生了无比的同情，但是除了为他们写信、针灸，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东北的冬天长达半年，冬夜又特别漫长，百无聊赖的农民很早就睡了，我有很多中、英文书，便乘机在煤油灯下博览群书，思考问题……
作者：文贯中
淮海战役的时候，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带着我们全家到了台湾。次年年初，淮海战役结束，一个副官辗转到了台湾，给母亲捎来了父亲被俘后的唯一的一封来信。日内瓦公约规定，停战半年之后，双方都会释放俘虏。母亲决定回大陆救丈夫。她在淮北、鲁南一带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吃尽了苦头。她是穿着高跟鞋，抹着口红，穿着貂皮大衣走的，却是穿着草鞋回来的。
找了半年，始终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当得知上海就要封港时，她意识到，一旦封港，一家可能会长久分处三地，于是托上海的好友打电报去台湾，要阿婆快带孩子们回上海。他们乘坐的是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之后，蒋介石命令封港，直到五十八年后的今天两地仍不通航。
阿婆说，母亲从淮北回到上海时，又黑又瘦，蓬头垢面，衣服破破烂烂，根本认不出来，首饰和好一些的随身衣服都卖掉了，有一段时间还光着脚，跟要饭的农民抢吃的。这一年我三岁。
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婚后不再工作，相夫教子，安心做家庭妇女。现在丈夫身陷囹圄，为了生活，她再次走出家庭，到培养会计人员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母亲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人们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叫她文太太。后来在会计学校，师生又叫她文老师，弄堂里的邻居叫她文师母。那一段时间大家很尊敬她，她也觉得自己堂堂正正，自食其力，今后还有希望。
可是好景不长，因丈夫的缘故，她很快被管制，放下教鞭，变成一个连学生都可直呼其名、对她颐指气使的工友。当时还不风行体罚，但是对于一个心气甚高的人来说，精神的羞辱远甚于肉体的惩罚。每个星期天她都不得不把孩子们支到公园去，以便战战兢兢地接待警察。警察们拿着很厚的一叠照片，要她指认照片上的人，没完没了地追问他们的下落。如果说不知道，警察就会大声训斥说：你很不老实，你为什么从台湾回来？是不是潜伏在这儿的特务？
这段时间她不停地写信，四处打听丈夫，但是始终没有下落。如果她确切知道父亲还活着，也许不会那么快自杀。不过，阿婆说她最终可能逃不过文革。
那天清晨四点多钟，我被阿婆的哭叫声惊醒。母亲安静地躺在厨房的大桌子上，身上盖着雪白的床单，空气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煤气味。那是1955年的早春，天气很阴冷，窗外仍漆黑一团。我在上小学一年级。
警察来了，问母亲有没有留下文字的东西，然后就到处翻，最后在厨房碗柜上面找到了遗言，看了宣布道：你们的母亲说，所有的小孩送孤儿院，家里的细软随阿婆拿，回老家养老。
但是阿婆舍不得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要求由她抚养。阿婆是我母亲娘家的一个奶妈，后来我父母把她尊为家里的长辈，就说是我们的外婆。这时的阿婆已经六十多岁，为了生活，不得不走出家门，帮很多家庭做饭、做菜、带孩子。寒暑假的时候，我也参加勤工俭学，整个夏天也就拿到几十块钱。学校每个月又给我五块钱助学金。那时候五块钱也够买橡皮、铅笔、纸。我不买书，而是向别人借。有的朋友比我高几个年级，书用完以后就送给我，帮我省了不少钱。
家庭出身困惑我们兄弟。我常常躲到图书馆去看书，周末一泡一天，从书中找到无穷的乐趣。
我对父亲没记忆，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还不满两岁。一九四九年后，母亲怕出事，把他所有的照片都烧了，也从来不提父亲。母亲死后，孩子们从阿婆口中获知父亲还在，便吵着问：父亲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阿婆竟然在社区里面找到一个跟父亲几乎一模一样的牙科医生，并且在一个晚上带上我们隔着诊所的窗户指给我们看。啊，原来我们的父亲高大英俊，不像当时宣传的那样，国民党的人似乎个个青面獠牙。
小学考初中的时候，年迈的阿婆一度要我报考技校，三年后，做工人，挣工资，养活家里。我不肯，跟阿婆反复讨论，阿婆最后同意了。那时，我哪里想到阿婆为此做出多大的自我牺牲啊！
我报考了上海最好的中学，但不被录取，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政审时发现我的档案完全空白。最后，我被一所名声很差的学校录取。该校集中了许多成份不好的学生。所幸这个学校有几个老师虽然政治上潦倒，但业务非常好。教英文的老师曾在美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他竟然把愚公移山从很短的一个寓言发展成一个英语话剧，里面有愚公和智叟之间长而风趣的对话，让我演愚公。他特别喜欢我，愿意在课后额外培养。
初中毕业，我考取了徐汇中学。两年多后，文革风暴降临。虽然我的出身是整个学校最“坏”的，但是由于人缘好，家里又穷，所以起初没受到冲击。我甚至带着红卫兵造反派开的一纸证明到处串连。因学生组织派别对立，我后来被徐景贤宣布为反动学生，在学校的牛棚里关了差不多一年，好几次差点被对立派的红卫兵打死。最惨的一次，我是爬着回家的，衣服都打烂掉了，和血一起凝结在肉上。阿婆想帮我清理，一拉就拉下一块皮。后来阿婆用温水先浸透血块，才将衣服一片片地揭下来。
一九六九年春，我被送到农村插队，告别了大上海的混乱与喧嚣，在吉林农村度过了三年半的放逐生活。在近距离的观察中，我对几乎生活在赤贫状态中的农民产生了无比的同情，但是除了为他们写信、针灸，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东北的冬天长达半年，冬夜又特别漫长，百无聊赖的农民很早就睡了，我有很多中、英文书，便乘机在煤油灯下博览群书，思考问题……
78、我的早年
作者：文贯中
淮海战役的时候，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带着我们全家到了台湾。次年年初，淮海战役结束，一个副官辗转到了台湾，给母亲捎来了父亲被俘后的唯一的一封来信。日内瓦公约规定，停战半年之后，双方都会释放俘虏。母亲决定回大陆救丈夫。她在淮北、鲁南一带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吃尽了苦头。她是穿着高跟鞋，抹着口红，穿着貂皮大衣走的，却是穿着草鞋回来的。
找了半年，始终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当得知上海就要封港时，她意识到，一旦封港，一家可能会长久分处三地，于是托上海的好友打电报去台湾，要阿婆快带孩子们回上海。他们乘坐的是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之后，蒋介石命令封港，直到五十八年后的今天两地仍不通航。
阿婆说，母亲从淮北回到上海时，又黑又瘦，蓬头垢面，衣服破破烂烂，根本认不出来，首饰和好一些的随身衣服都卖掉了，有一段时间还光着脚，跟要饭的农民抢吃的。这一年我三岁。
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婚后不再工作，相夫教子，安心做家庭妇女。现在丈夫身陷囹圄，为了生活，她再次走出家庭，到培养会计人员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母亲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人们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叫她文太太。后来在会计学校，师生又叫她文老师，弄堂里的邻居叫她文师母。那一段时间大家很尊敬她，她也觉得自己堂堂正正，自食其力，今后还有希望。
可是好景不长，因丈夫的缘故，她很快被管制，放下教鞭，变成一个连学生都可直呼其名、对她颐指气使的工友。当时还不风行体罚，但是对于一个心气甚高的人来说，精神的羞辱远甚于肉体的惩罚。每个星期天她都不得不把孩子们支到公园去，以便战战兢兢地接待警察。警察们拿着很厚的一叠照片，要她指认照片上的人，没完没了地追问他们的下落。如果说不知道，警察就会大声训斥说：你很不老实，你为什么从台湾回来？是不是潜伏在这儿的特务？
这段时间她不停地写信，四处打听丈夫，但是始终没有下落。如果她确切知道父亲还活着，也许不会那么快自杀。不过，阿婆说她最终可能逃不过文革。
那天清晨四点多钟，我被阿婆的哭叫声惊醒。母亲安静地躺在厨房的大桌子上，身上盖着雪白的床单，空气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煤气味。那是1955年的早春，天气很阴冷，窗外仍漆黑一团。我在上小学一年级。
警察来了，问母亲有没有留下文字的东西，然后就到处翻，最后在厨房碗柜上面找到了遗言，看了宣布道：你们的母亲说，所有的小孩送孤儿院，家里的细软随阿婆拿，回老家养老。
但是阿婆舍不得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要求由她抚养。阿婆是我母亲娘家的一个奶妈，后来我父母把她尊为家里的长辈，就说是我们的外婆。这时的阿婆已经六十多岁，为了生活，不得不走出家门，帮很多家庭做饭、做菜、带孩子。寒暑假的时候，我也参加勤工俭学，整个夏天也就拿到几十块钱。学校每个月又给我五块钱助学金。那时候五块钱也够买橡皮、铅笔、纸。我不买书，而是向别人借。有的朋友比我高几个年级，书用完以后就送给我，帮我省了不少钱。
家庭出身困惑我们兄弟。我常常躲到图书馆去看书，周末一泡一天，从书中找到无穷的乐趣。
我对父亲没记忆，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还不满两岁。一九四九年后，母亲怕出事，把他所有的照片都烧了，也从来不提父亲。母亲死后，孩子们从阿婆口中获知父亲还在，便吵着问：父亲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阿婆竟然在社区里面找到一个跟父亲几乎一模一样的牙科医生，并且在一个晚上带上我们隔着诊所的窗户指给我们看。啊，原来我们的父亲高大英俊，不像当时宣传的那样，国民党的人似乎个个青面獠牙。
小学考初中的时候，年迈的阿婆一度要我报考技校，三年后，做工人，挣工资，养活家里。我不肯，跟阿婆反复讨论，阿婆最后同意了。那时，我哪里想到阿婆为此做出多大的自我牺牲啊！
我报考了上海最好的中学，但不被录取，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政审时发现我的档案完全空白。最后，我被一所名声很差的学校录取。该校集中了许多成份不好的学生。所幸这个学校有几个老师虽然政治上潦倒，但业务非常好。教英文的老师曾在美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他竟然把愚公移山从很短的一个寓言发展成一个英语话剧，里面有愚公和智叟之间长而风趣的对话，让我演愚公。他特别喜欢我，愿意在课后额外培养。
初中毕业，我考取了徐汇中学。两年多后，文革风暴降临。虽然我的出身是整个学校最“坏”的，但是由于人缘好，家里又穷，所以起初没受到冲击。我甚至带着红卫兵造反派开的一纸证明到处串连。因学生组织派别对立，我后来被徐景贤宣布为反动学生，在学校的牛棚里关了差不多一年，好几次差点被对立派的红卫兵打死。最惨的一次，我是爬着回家的，衣服都打烂掉了，和血一起凝结在肉上。阿婆想帮我清理，一拉就拉下一块皮。后来阿婆用温水先浸透血块，才将衣服一片片地揭下来。
一九六九年春，我被送到农村插队，告别了大上海的混乱与喧嚣，在吉林农村度过了三年半的放逐生活。在近距离的观察中，我对几乎生活在赤贫状态中的农民产生了无比的同情，但是除了为他们写信、针灸，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东北的冬天长达半年，冬夜又特别漫长，百无聊赖的农民很早就睡了，我有很多中、英文书，便乘机在煤油灯下博览群书，思考问题……
79、被斗记
作者：张 敏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从未来过我家的红五类同班同学进了我家门。我正疑惑她们怎么找来的，就听同学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确认我听清后，她们转身离去。她们说“格杀勿论”时的表情和语气，足以让我确信，绝不是说着玩儿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学校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气氛恐怖，黑五类人人自危。
8月4日上午，我心怀恐惧地走进教室。课桌靠三面墙摆放，教室当中摆着几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类。红五类有革命的特权，坐在椅子上。黑五类面对大家，背向黑板，在讲台前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几个出身职员家庭，不算红也不算黑的灰色同学被指定坐在地上，她们只可看批斗黑五类，可以发言，不能动手。
我们九个黑五类在前面惶惶站定，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同学董XX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并伴随着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同学之间原知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没有谁知道原来军医不是她的生父。我们黑五类虽被命令低着头，仍能听见继续的推搡和董桀骜不驯的分辩，直到她不再作声，站进我们这一排。
随后，红五类头头郑重宣布：“革干出身的标准是父亲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加入共产党，军干中从国民党军起义的不算革军出身。”我恍然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学一向以为自己出身不坏，今天却与我为伍，看来全班同学已经无一遗漏地被查清了三代。
我们仍须继续低头，听到同学齐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接着又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末尾喊口号：“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妈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随后，二十个纯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我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用的浆糊、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接着是红五类揭发批判每个黑五类的反动言行，并且动员灰色地带发言参与。我有生以来初次领教世事险恶，从十三岁到十五岁不足两年的中学生活，我说的很多话被同学记住、忆起、提交，有原话也有断章取义。
揭批与殴打一再交替。大约两三小时后，教室门再次被推开。高三学生黄某一脚里一脚外，与我们班红五类头头低声嘀咕。我站在离门不远处，能听清几句，大意是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也许因为黄给我带来了暂时的松弛，所以记住了她的名字。宣布散会前，红五类头头特别要求全班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类必须来。
相信我们全班同学都忘不了8月4日这一天，无论红、黑还是灰。心灵的重创刻进我们生命的年轮。并没有人被打成重伤。我的脚姆指筋受伤麻木，十多年后才渐渐复原。我没有机会知道另外九位同学受伤的情况。此后，我们没人愿意再提这天。
8月4日这一天，北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了像我们班这样的批斗会。那天中午，为躲避见人，我垂头丧气，慢腾腾挪蹭到饭厅吃饭时，看到同年级另一班同学吴某也满面泪痕，在悄悄吃饭。她的父亲是著名报人，几个月前突然被毛泽东严厉批评。
班级批斗会上，黄某的出现，表明全校的批斗活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统一指挥的。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谁决定的把这些资料告诉给各班哪些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级斗争会前一天的通知，措辞已露杀机。十五岁的初二女生们，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班级斗争会结束前，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如果说8月4日的日程说明一部分学生已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那么8月5日的日程则说明一部分学生已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于是就有了卞仲耘校长被打死。我们今天要追究的是：这个处置权的幕后授予者究竟是谁？或更具体地说，允准学生可以把卞校长打死的那个隐身的权力人究竟是谁？
补白：六六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暑假的一天，在富民路(天津)遭遇一次游街批斗。只见百十个红卫兵，带红袖标，身穿绿军装，有的举着毛像，有的举着红旗，有的手持橡皮头木枪，中间有敲锣打鼓的，高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群情激昂，这是我最早见的一个毛泽东思想方阵。后边红卫兵押着两个牛鬼蛇神。一个头发被剪得狼牙狗啃，一个头发被推成三道门。正是大热天，却都穿着了死人的寿衣，被五花大绑捆个结实。我以为那人犯了什么罪或是现行反革命，红卫兵揭露其罪行时才知道，两人都是私开镶牙诊所的大夫，罪名是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我还以为要把他们送进监狱，末了却是红卫兵分别把他们押送回家了事。中国那时整个是个大监狱，人们在家等于坐牢。另有一个牛鬼蛇神住在天津棉纺三厂职工宿舍，是排房。每排有十几间房，对脸房两排之间距离不过两米。每家垒个放煤球炉子小屋，一个胖子走不过去，每间房子也就是八平米。送到家后，红卫兵给他松了绑，严厉教训一番。他的家已经被抄，门口贴着一副白对联，上联“庙小妖气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牛鬼蛇神窝”。文革发动者身居中南海仙境却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住贫民窟的受苦人却还代表着资产阶级。真是荒唐透顶！ 李建华
作者：张 敏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从未来过我家的红五类同班同学进了我家门。我正疑惑她们怎么找来的，就听同学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确认我听清后，她们转身离去。她们说“格杀勿论”时的表情和语气，足以让我确信，绝不是说着玩儿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学校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气氛恐怖，黑五类人人自危。
8月4日上午，我心怀恐惧地走进教室。课桌靠三面墙摆放，教室当中摆着几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类。红五类有革命的特权，坐在椅子上。黑五类面对大家，背向黑板，在讲台前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几个出身职员家庭，不算红也不算黑的灰色同学被指定坐在地上，她们只可看批斗黑五类，可以发言，不能动手。
我们九个黑五类在前面惶惶站定，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同学董XX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并伴随着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同学之间原知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没有谁知道原来军医不是她的生父。我们黑五类虽被命令低着头，仍能听见继续的推搡和董桀骜不驯的分辩，直到她不再作声，站进我们这一排。
随后，红五类头头郑重宣布：“革干出身的标准是父亲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加入共产党，军干中从国民党军起义的不算革军出身。”我恍然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学一向以为自己出身不坏，今天却与我为伍，看来全班同学已经无一遗漏地被查清了三代。
我们仍须继续低头，听到同学齐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接着又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末尾喊口号：“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妈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随后，二十个纯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我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用的浆糊、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接着是红五类揭发批判每个黑五类的反动言行，并且动员灰色地带发言参与。我有生以来初次领教世事险恶，从十三岁到十五岁不足两年的中学生活，我说的很多话被同学记住、忆起、提交，有原话也有断章取义。
揭批与殴打一再交替。大约两三小时后，教室门再次被推开。高三学生黄某一脚里一脚外，与我们班红五类头头低声嘀咕。我站在离门不远处，能听清几句，大意是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也许因为黄给我带来了暂时的松弛，所以记住了她的名字。宣布散会前，红五类头头特别要求全班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类必须来。
相信我们全班同学都忘不了8月4日这一天，无论红、黑还是灰。心灵的重创刻进我们生命的年轮。并没有人被打成重伤。我的脚姆指筋受伤麻木，十多年后才渐渐复原。我没有机会知道另外九位同学受伤的情况。此后，我们没人愿意再提这天。
8月4日这一天，北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了像我们班这样的批斗会。那天中午，为躲避见人，我垂头丧气，慢腾腾挪蹭到饭厅吃饭时，看到同年级另一班同学吴某也满面泪痕，在悄悄吃饭。她的父亲是著名报人，几个月前突然被毛泽东严厉批评。
班级批斗会上，黄某的出现，表明全校的批斗活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统一指挥的。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谁决定的把这些资料告诉给各班哪些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级斗争会前一天的通知，措辞已露杀机。十五岁的初二女生们，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班级斗争会结束前，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如果说8月4日的日程说明一部分学生已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那么8月5日的日程则说明一部分学生已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于是就有了卞仲耘校长被打死。我们今天要追究的是：这个处置权的幕后授予者究竟是谁？或更具体地说，允准学生可以把卞校长打死的那个隐身的权力人究竟是谁？
补白：六六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暑假的一天，在富民路(天津)遭遇一次游街批斗。只见百十个红卫兵，带红袖标，身穿绿军装，有的举着毛像，有的举着红旗，有的手持橡皮头木枪，中间有敲锣打鼓的，高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群情激昂，这是我最早见的一个毛泽东思想方阵。后边红卫兵押着两个牛鬼蛇神。一个头发被剪得狼牙狗啃，一个头发被推成三道门。正是大热天，却都穿着了死人的寿衣，被五花大绑捆个结实。我以为那人犯了什么罪或是现行反革命，红卫兵揭露其罪行时才知道，两人都是私开镶牙诊所的大夫，罪名是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我还以为要把他们送进监狱，末了却是红卫兵分别把他们押送回家了事。中国那时整个是个大监狱，人们在家等于坐牢。另有一个牛鬼蛇神住在天津棉纺三厂职工宿舍，是排房。每排有十几间房，对脸房两排之间距离不过两米。每家垒个放煤球炉子小屋，一个胖子走不过去，每间房子也就是八平米。送到家后，红卫兵给他松了绑，严厉教训一番。他的家已经被抄，门口贴着一副白对联，上联“庙小妖气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牛鬼蛇神窝”。文革发动者身居中南海仙境却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住贫民窟的受苦人却还代表着资产阶级。真是荒唐透顶！ 李建华
81、一个地主儿子的悲剧（1）
原题：罪孽 —— 一个地主儿子的悲剧
作者：付晓峰
1966文革浩劫爆发的那一年，他上小学6年级。内乱开始父亲被定为“逃亡地主”，遭批斗关大牢，母亲成了地主婆，被剃阴阳头，挂大牌子四处游街，被家抄后强迁到郊区的一间破屋。那年月血统论猖獗，黑五类的子孙被称作“狗崽子”。他叫候庆麟，在学校遭批斗殴打，腿被打断，开除学籍，沦为拾荒少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请看付晓峰的小说：
文革时小学最后一学期的生活给我留下了一段最不堪的回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特别是对未成年的小学生的伤害，使他们过早地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在我的十四岁的眼睛里，小学六年级同班同学候庆麟是个朴实善良的孩子，他学习刻苦，好助人为乐，他一度是班里的优秀少先队员。班里组织的劳动课，他总是干在前头，他的身体很壮实。那时候我对于自己的瘦小体弱的样子很自卑，对他羡慕不己。
那一场红色风暴一卷来的时候，候庆麟的父亲作为“逃亡地主”在单位被批斗，后又被逮捕坐了大牢。家里的家具等东西被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没收了，他与母亲作为地主家属又被红卫兵造反派驱赶到郊区的一间破屋，他母亲又作为地主婆，还被一个造反派强迫剃了一个阴阳头，脖子挂着大标语牌子四处游街……. 在那特殊的年代，候庆麟艰难地度过了小学六年级最后的一个学期。他承受着的创伤在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其中最深的痕迹就是他的“地主出身”。在一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年代，候庆麟属于“另一类人”。很快地他不爱说话，学习也在慢慢地退步，他在班里逐步走下坡路。他开始过着“非正常的生活”，他天天在学校面临着老师和同学们的冷落和歧视。下课时，我常常看到他躲在一个角落“避难”。当时我作为一个“黑帮子弟”，虽我还继续担任着徒有虚名的学校少先队大队长，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拒绝我参加，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对于同学候庆麟的处于困境，我也无奈相助。
随着学校里的红卫兵造反派的活动的猖狂，作为地主儿子的候庆麟很容易遭到批斗和迫害，他的胆子开始变得越来越小，恐惧感和自卑感交织在一起，使他日日如履薄冰。在学校，他开始受到个别老师及同学们的欺负，甚至有一些女同学对他的欺负，他也不敢自卫。有一次，一位老师找候庆麟的“碴儿”，竟当着全班同学说：“你这个地主的儿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你不老老实实，就让你尝尝无产阶级的专政的铁拳！”在这深沉的打击和非人的侮辱下，他只是无奈无助，含着眼泪在沉默着。
那一天放学在学校门口，我遇到了脸上还挂着泪痕的的候庆麟，他似乎对我也很陌生并也存有戒心，我便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今天以一个老同学和朋友而不是以少先队大队长的身份与你说话，为了让你早日摆脱困境，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要与你的剥削家庭划清界线，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的潮流中。”我的话刚说完，只见他那愁云布满的脸上才浮现出久违的笑容。他没有吱声，默默地点点头。多少年后，我想起了那一次与同学候庆麟高调式的的谈话，当时我是多么地幼稚和单纯。
候庆麟是一个聪明执着的孩子，他当时下定决心克服和丢掉自己出身的地主家庭的包袱，努力学习，为学校和班里多做好事。他每天大早到学校将班里的卫生做完，他又继续清扫厕所。他想用劳动的汗水去洗刷自己地主家的罪恶。他希望有一天能在学校和社会中获得平等的认可。尽管他还遭到同学们的歧视，但他的心里对新生活充满了渴望。可是他的希望之火很快地被熄灭了，在等待着他的是一场悲惨的厄运。
那天打早，他先清扫男厕所，后又去清扫女厕所，他直以为大清早女同学还没有来学校，他所以没有大声喊一声：“有人没有？”正当他鲁莽地往里走的时候，里面跑出一位四年级的一位女学生，这位小女孩还很泼辣厉害，她抓住候庆麟的的衣服大喊大叫：“你这个流氓，大早晨扒女厕所，抓流氓了……”当时心里极度恐惧的他吓得全身发抖，可怜的候庆麟让这个小女孩纠缠的一时脱不了身，后来有很多的学生围观，他更是有口难辨。候庆麟被几个红卫兵带到了学校造反派指挥部审讯，一个造反派头头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地主的儿子耍流氓，是想我们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此时根本就没有让他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尽管我与很多同学和老师知道他是无辜的，这是一场误会，这是一场严重的厕所诬陷事件，但我们竟没有一人敢站出来主持公道，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年月，谁敢引火烧身，同情一个地主的儿子。后来，候庆麟在学校被批斗了二次，每次都遭到毒打。二天后，校方与校造反派组织交涉的结果，为了考虑到那位女学生的声誉，最终没有将候庆麟押送到公安局，而是按流氓未遂罪，将候庆麟开除学籍退学处理，我的同学候庆麟就这样失学了…….
原题：罪孽 —— 一个地主儿子的悲剧
作者：付晓峰
1966文革浩劫爆发的那一年，他上小学6年级。内乱开始父亲被定为“逃亡地主”，遭批斗关大牢，母亲成了地主婆，被剃阴阳头，挂大牌子四处游街，被家抄后强迁到郊区的一间破屋。那年月血统论猖獗，黑五类的子孙被称作“狗崽子”。他叫候庆麟，在学校遭批斗殴打，腿被打断，开除学籍，沦为拾荒少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请看付晓峰的小说：
文革时小学最后一学期的生活给我留下了一段最不堪的回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特别是对未成年的小学生的伤害，使他们过早地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在我的十四岁的眼睛里，小学六年级同班同学候庆麟是个朴实善良的孩子，他学习刻苦，好助人为乐，他一度是班里的优秀少先队员。班里组织的劳动课，他总是干在前头，他的身体很壮实。那时候我对于自己的瘦小体弱的样子很自卑，对他羡慕不己。
那一场红色风暴一卷来的时候，候庆麟的父亲作为“逃亡地主”在单位被批斗，后又被逮捕坐了大牢。家里的家具等东西被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没收了，他与母亲作为地主家属又被红卫兵造反派驱赶到郊区的一间破屋，他母亲又作为地主婆，还被一个造反派强迫剃了一个阴阳头，脖子挂着大标语牌子四处游街……. 在那特殊的年代，候庆麟艰难地度过了小学六年级最后的一个学期。他承受着的创伤在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其中最深的痕迹就是他的“地主出身”。在一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年代，候庆麟属于“另一类人”。很快地他不爱说话，学习也在慢慢地退步，他在班里逐步走下坡路。他开始过着“非正常的生活”，他天天在学校面临着老师和同学们的冷落和歧视。下课时，我常常看到他躲在一个角落“避难”。当时我作为一个“黑帮子弟”，虽我还继续担任着徒有虚名的学校少先队大队长，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拒绝我参加，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对于同学候庆麟的处于困境，我也无奈相助。
随着学校里的红卫兵造反派的活动的猖狂，作为地主儿子的候庆麟很容易遭到批斗和迫害，他的胆子开始变得越来越小，恐惧感和自卑感交织在一起，使他日日如履薄冰。在学校，他开始受到个别老师及同学们的欺负，甚至有一些女同学对他的欺负，他也不敢自卫。有一次，一位老师找候庆麟的“碴儿”，竟当着全班同学说：“你这个地主的儿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你不老老实实，就让你尝尝无产阶级的专政的铁拳！”在这深沉的打击和非人的侮辱下，他只是无奈无助，含着眼泪在沉默着。
那一天放学在学校门口，我遇到了脸上还挂着泪痕的的候庆麟，他似乎对我也很陌生并也存有戒心，我便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今天以一个老同学和朋友而不是以少先队大队长的身份与你说话，为了让你早日摆脱困境，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要与你的剥削家庭划清界线，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的潮流中。”我的话刚说完，只见他那愁云布满的脸上才浮现出久违的笑容。他没有吱声，默默地点点头。多少年后，我想起了那一次与同学候庆麟高调式的的谈话，当时我是多么地幼稚和单纯。
候庆麟是一个聪明执着的孩子，他当时下定决心克服和丢掉自己出身的地主家庭的包袱，努力学习，为学校和班里多做好事。他每天大早到学校将班里的卫生做完，他又继续清扫厕所。他想用劳动的汗水去洗刷自己地主家的罪恶。他希望有一天能在学校和社会中获得平等的认可。尽管他还遭到同学们的歧视，但他的心里对新生活充满了渴望。可是他的希望之火很快地被熄灭了，在等待着他的是一场悲惨的厄运。
那天打早，他先清扫男厕所，后又去清扫女厕所，他直以为大清早女同学还没有来学校，他所以没有大声喊一声：“有人没有？”正当他鲁莽地往里走的时候，里面跑出一位四年级的一位女学生，这位小女孩还很泼辣厉害，她抓住候庆麟的的衣服大喊大叫：“你这个流氓，大早晨扒女厕所，抓流氓了……”当时心里极度恐惧的他吓得全身发抖，可怜的候庆麟让这个小女孩纠缠的一时脱不了身，后来有很多的学生围观，他更是有口难辨。候庆麟被几个红卫兵带到了学校造反派指挥部审讯，一个造反派头头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地主的儿子耍流氓，是想我们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此时根本就没有让他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尽管我与很多同学和老师知道他是无辜的，这是一场误会，这是一场严重的厕所诬陷事件，但我们竟没有一人敢站出来主持公道，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年月，谁敢引火烧身，同情一个地主的儿子。后来，候庆麟在学校被批斗了二次，每次都遭到毒打。二天后，校方与校造反派组织交涉的结果，为了考虑到那位女学生的声誉，最终没有将候庆麟押送到公安局，而是按流氓未遂罪，将候庆麟开除学籍退学处理，我的同学候庆麟就这样失学了…….
83、地主成分，难以背负的童年记忆（1）
这是一个朋友人生经历的某些片段，简单而不系统，虽然如此，已经让我们可以了解一些过去岁月的某些轨迹——那些人，那些事，它们在逝去不久的那段岁月里，是怎么样演绎发生的……
地主成分，难以背负的童年记忆
——原哥自述
这扇记忆的闸门我一直不想开启，其中的悲苦储积太多，若一时喷泄，怕自己难以承受。
一
儿时承受的重负，影响了我一生的轨迹。
我出生在华北平原一个普通的小村庄。
小村依山傍水，向西不足二公里便是延绵起伏的太行山。村北面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岸边杨柳成排，约20米的河道被浓密的芦苇遮映遮蔽，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经常下河摸鱼捉虾，游泳嬉戏，据说我们村子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燕国与赵国的分界线上。
听爷爷讲，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还可以从这里乘船到天津，上学、经商、见世面……，但是现在河流都已经干涸，只有雨季才有一些河水。我在这里生活了十五年，度过了青涩的童年和忧郁的少年时期。
我的家庭有些特别，父亲非爷爷奶奶亲生，而是他们的养子。
听母亲讲，父亲十岁的时候来到这个家庭，奶奶是父亲的姑妈，因为没有孩子，将父亲过继给他们以承接家族的香火。
爷爷是单传，爷爷的父亲还是单传，当然爷爷的爷爷就不知道情况了，反正爷爷一家数代单传。
不知道这个家庭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多少代，反正我们家的姓氏至今这个在村里还是仅此一家，没有其他本家。
这是一个不足六百人口的小村庄，爷爷家拥有六十亩土地和一挂马车，在这个小村庄里应该说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富裕户”，其实也就是勉强解决温饱的程度，也完全是个贫苦人家，但所有这些，却在以后的岁月里，为这个家庭成员的未来埋下了祸根。
土地改革时，因村里按照上级的要求，没有够条件的“地主”，而贫下中农又不能没有专政的对象，因此，我家被村上按照上级关于划分成分比例的要求，理所当然的划为“地主”成分，理由其实仅仅因为当时爷爷家里比其它村民富裕。
从此，爷爷、奶奶、母亲被这顶“帽子”压了二十多年，悲惨的人生由此开始。
父亲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因家里条件尚可，从小读私塾，最后还读到了高中。高中毕业，这在当时的村上，已经算是十足的“文化人”，所以毕业后就在乡里的学校做了一名小学教师。
1964年3月24日，在那个清苦贫瘠的年代，我这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不知道我的降生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是欢乐还是愁苦，但我自己的噩运却从此开始。
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大我三岁，姐姐大我六岁。
在我一岁多的时候，也就是1965年，父亲因为一件突发事件而入狱。
父亲的入狱使这个“地主”家庭雪上加霜，让家庭的所有成员从此背上了更大的精神负担。
如果仅仅因为贫困，那是可以忍受的，因为当时的每个家庭都被贫困所困扰侵袭；如果仅仅因为“地主”成分或许也可以苟且偷生，因为全国背负地主成分的家庭，不仅仅我们一家。
一切更加深重的灾难，缘于父亲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又出自于一个“地主”家庭，其后果可想而知。
事后多年我才知道，原来是当时村里有一个民兵连长异想天开，成立了一个“**党”的组织，笼络的都是一些家庭成分较高的村民，大概有十人左右。父亲是村里的“秀才”，因此由父亲起草“章程”。东窗事发后，写“章程”的父亲难逃厄运，加上家庭成分是“地主”，因此量刑时与主谋同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社会的歧视、乡邻的冷漠和抛弃，无时不更加的尖利方式吞噬着我们的苦难神经。
宣判是在我家门口进行的，当时我刚刚五岁，已经对事件过程有了一些记忆。
宣判的那天，看到两辆卡车同时开进村子，因当时在农村汽车非常少见，所以觉得很新鲜，与一帮小伙伴簇拥在车后。等到车开到自己家门口停下了，甚至莫名的兴奋，看着小伙伴们羡慕的眼神，心里还涌起了自豪感。
因为父亲入狱时我刚一岁多，所有对他没什么很深的印象，更不会想到将要发生的会是什么。
跟小朋友一起看着卡车上一排六、七个犯人脖子上都挂着很大的牌子，感觉好奇和新鲜。
“╳╳╳”，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是发自宣判者的口中，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疾步跑回家中，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
母亲顿时面无表情的瘫坐在床上，身边的哥哥姐姐紧贴着母亲。
“我……”
刚一开口就被母亲一把拉进怀中……
记得那天家里没动烟火，虽然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但看到母亲、爷爷、奶奶都皱着眉头，唉声叹气，也吓得没敢声张。
26岁二级残疾，父亲将要辞世母亲聋哑，我该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朋友人生经历的某些片段，简单而不系统，虽然如此，已经让我们可以了解一些过去岁月的某些轨迹——那些人，那些事，它们在逝去不久的那段岁月里，是怎么样演绎发生的……
地主成分，难以背负的童年记忆
——原哥自述
这扇记忆的闸门我一直不想开启，其中的悲苦储积太多，若一时喷泄，怕自己难以承受。
一
儿时承受的重负，影响了我一生的轨迹。
我出生在华北平原一个普通的小村庄。
小村依山傍水，向西不足二公里便是延绵起伏的太行山。村北面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岸边杨柳成排，约20米的河道被浓密的芦苇遮映遮蔽，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经常下河摸鱼捉虾，游泳嬉戏，据说我们村子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燕国与赵国的分界线上。
听爷爷讲，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还可以从这里乘船到天津，上学、经商、见世面……，但是现在河流都已经干涸，只有雨季才有一些河水。我在这里生活了十五年，度过了青涩的童年和忧郁的少年时期。
我的家庭有些特别，父亲非爷爷奶奶亲生，而是他们的养子。
听母亲讲，父亲十岁的时候来到这个家庭，奶奶是父亲的姑妈，因为没有孩子，将父亲过继给他们以承接家族的香火。
爷爷是单传，爷爷的父亲还是单传，当然爷爷的爷爷就不知道情况了，反正爷爷一家数代单传。
不知道这个家庭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多少代，反正我们家的姓氏至今这个在村里还是仅此一家，没有其他本家。
这是一个不足六百人口的小村庄，爷爷家拥有六十亩土地和一挂马车，在这个小村庄里应该说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富裕户”，其实也就是勉强解决温饱的程度，也完全是个贫苦人家，但所有这些，却在以后的岁月里，为这个家庭成员的未来埋下了祸根。
土地改革时，因村里按照上级的要求，没有够条件的“地主”，而贫下中农又不能没有专政的对象，因此，我家被村上按照上级关于划分成分比例的要求，理所当然的划为“地主”成分，理由其实仅仅因为当时爷爷家里比其它村民富裕。
从此，爷爷、奶奶、母亲被这顶“帽子”压了二十多年，悲惨的人生由此开始。
父亲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因家里条件尚可，从小读私塾，最后还读到了高中。高中毕业，这在当时的村上，已经算是十足的“文化人”，所以毕业后就在乡里的学校做了一名小学教师。
1964年3月24日，在那个清苦贫瘠的年代，我这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不知道我的降生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是欢乐还是愁苦，但我自己的噩运却从此开始。
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大我三岁，姐姐大我六岁。
在我一岁多的时候，也就是1965年，父亲因为一件突发事件而入狱。
父亲的入狱使这个“地主”家庭雪上加霜，让家庭的所有成员从此背上了更大的精神负担。
如果仅仅因为贫困，那是可以忍受的，因为当时的每个家庭都被贫困所困扰侵袭；如果仅仅因为“地主”成分或许也可以苟且偷生，因为全国背负地主成分的家庭，不仅仅我们一家。
一切更加深重的灾难，缘于父亲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又出自于一个“地主”家庭，其后果可想而知。
事后多年我才知道，原来是当时村里有一个民兵连长异想天开，成立了一个“**党”的组织，笼络的都是一些家庭成分较高的村民，大概有十人左右。父亲是村里的“秀才”，因此由父亲起草“章程”。东窗事发后，写“章程”的父亲难逃厄运，加上家庭成分是“地主”，因此量刑时与主谋同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社会的歧视、乡邻的冷漠和抛弃，无时不更加的尖利方式吞噬着我们的苦难神经。
宣判是在我家门口进行的，当时我刚刚五岁，已经对事件过程有了一些记忆。
宣判的那天，看到两辆卡车同时开进村子，因当时在农村汽车非常少见，所以觉得很新鲜，与一帮小伙伴簇拥在车后。等到车开到自己家门口停下了，甚至莫名的兴奋，看着小伙伴们羡慕的眼神，心里还涌起了自豪感。
因为父亲入狱时我刚一岁多，所有对他没什么很深的印象，更不会想到将要发生的会是什么。
跟小朋友一起看着卡车上一排六、七个犯人脖子上都挂着很大的牌子，感觉好奇和新鲜。
“╳╳╳”，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是发自宣判者的口中，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疾步跑回家中，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
母亲顿时面无表情的瘫坐在床上，身边的哥哥姐姐紧贴着母亲。
“我……”
刚一开口就被母亲一把拉进怀中……
记得那天家里没动烟火，虽然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但看到母亲、爷爷、奶奶都皱着眉头，唉声叹气，也吓得没敢声张。
26岁二级残疾，父亲将要辞世母亲聋哑，我该何去何从？
84、地主成分，难以背负的童年记忆（2）
二
从此，戴着“地主”帽子的爷爷和戴着“反革命家属”帽子的母亲，除了每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外，还有一项更加重要的日常工作，就是参加“劳动改造”，通常都会改造直至深夜。
早晨，在其他人还都在梦中沉睡的时候，戴地富反坏帽子的人已经将街道打扫的干干净净。
村里有一个戏台，全是爷爷、母亲和其它一些四类分子用石头一块一块砌起来的……
有几次，从梦中惊醒，看到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脸上、胳膊上还青一块紫一块。我不敢出声，只听到母亲一声声叹息和姐姐压抑的呜咽声。
由于家贫和负担重，姐姐为了照顾我和哥哥，十三岁起便休学，开始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当时年幼不懂事，看着她每天拿着我和哥哥的课本认真识字的神情，我们一直在旁边取笑戏谑她，现在才明白少年的姐姐当时是多么渴望读书，而我们哥俩又是多么的无知和“残忍”！
因为村子很小，所以村办小学全部为复式班，一年级一个教室，二、五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全校学生加起来不足八十人，初中要到附近比较大的邻村去读。
哥哥小学毕业后，因为当时要获得推荐才能上初中，所以村里只有他和原来的民兵连长的女儿没有得到推荐，被淘汰，哥哥也就永远失去了在学校读书的机会，不得不在十二岁的时候，和姐姐一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记得一年深冬，有一次村里放露天电影，我和姐姐跟着母亲在人群前边，却不知道哥哥跑哪里去了。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听到后边一阵骚动，夹杂着孩子的凄厉的尖叫声，母亲吓得将我和姐姐揽入怀中一动不动。
直到电影散场回到家中也不见哥哥的踪影，母亲焦急的来回走动，但不敢出门去找，因为当时规定晚上不许地富反坏踏出家门一步。
直到夜深了，才有好心人偷偷送来口信，说我哥在大队部，快被人打死了。
原来，哥哥在看电影时和一个大他十来岁的小伙子发生冲突，那人将哥哥往死里打，被打急了的哥哥用铅笔刀将那人胳膊上划了一道口子，因此被扭送到了大队部。
为此，母亲被添加了不服从管制、教唆子女寻机报复、妄想变天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被开会批斗、游街示众……
那年，哥哥十四岁。
哥哥也在这次事件后受到了惩罚。在大队部脸被打的血肉模糊，单薄的衣服渗透着一片片血渍。之后还被罚挑粪，接受劳动改造，14岁的孩子居然挑起生产队谁也不愿去碰的一副沉重的粪桶，挨家挨户清理厕所……
当时我十分担忧，3年后这幅粪桶非我莫属？
最后，在省监狱工作的三叔（父亲的亲弟弟）实在看不下去了，事件发生的第二年将哥哥带走。
正好三叔家没有儿女，哥哥就顺理成章正式过继给了三叔做儿子。
三
也许是出身“地主”家少爷的缘故，自我记事以来爷爷的脾气就相当暴躁。
爷爷在村里是个“能人”，都说能人有脾气，爷爷的脾气也不出意料的大。
可能因为父亲非爷爷亲生，所以一直对母亲百般挑剔，不过听母亲讲父亲在家时也没有少忍受爷爷的虐待，也可能是爷爷的性格使然。
母亲每天劳动回家后不管多么劳累，一定要先抓紧时间给全家做饭（我从未见到过奶奶做任何家务，奶奶是小脚，也从未下地参加过劳动），做完全家的饭后，每次还要给爷爷另开小灶。至于爷爷为什么要一个人开小灶，因为还小，并不知道原因。
记得有一次，母亲在外边被人打伤，手臂肿的老高，回家没办法做饭，就熬了一锅玉米粥，也没为爷爷另开小灶。为此爷爷大发雷霆，由开始的辱骂进而大打出手。
年幼的我当时多么希望能有人来规劝一下，可邻里乡亲只是趴在墙头上看热闹，没人敢进来劝说，因为当时我们家对他们来说是“禁地”，都怕给自己惹麻烦。
村里隔三差五便开全体“社员”大会，而母亲每次都要千叮咛万嘱咐我，“千万不要出门。”
有一次村里大喇叭通知全体“社员”晚上开大会，出于好奇，我偷偷溜进会场，结果眼前的一幕令我终生难忘。
只见台前一溜站着五、六来个人，都是村里的地富反坏，母亲、爷爷和民兵连长老婆头上都戴着纸糊的尖尖帽子，帽子产不多有他们的身体那么高，上边的字自己小当时还不认识。
我到会场时正直母亲站在高凳上接受批斗，台上的人慷慨演讲，台下的人群情激奋，不停地振臂高呼，口号声刚落，一名大队干部突然一脚将母亲从高凳上踢翻在地。
当时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
至此我才明白母亲身上的伤痕为何总是连续不断的原因，至今我都搞不明白，那个扭曲的时代何以将人的本性扭曲到如此残忍的地步，随便脚踢拳打别人？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那些所谓的“革命者”，我从那时候开始骨子里瞧不起他们。他们要打倒的人在当时早已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打倒的举动一点也不英勇。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倒有些做作和残暴，尽管是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办事，可对于同村的乡亲，真的怀有要打翻在地那样的深仇大恨吗？
相反，对于母亲做表现的刚强，我却由衷地赞叹。
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很少看到母亲流泪，即便是最为痛苦的时刻。每次我在外面受到屈辱和委屈，怀着惴惴的心回到家，如果看到母亲从容镇定的表情，心里便安静许多，会产生一种莫名的鼓舞。以后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将痛苦深深埋在心底，这就是母亲对我的启迪。
母亲从未在我们面前评判过其他任何人和事情，也没对任何不公平发过感叹，永远是一副我难以读懂的神态。可能是长期的折磨需要逆来顺受，也可能是母亲刚强的内心世界已经对这些长期的耻辱漠然视之。
现在看来，母亲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内心的痛苦只能独自承受，心里一定是很难受的，因为她毕竟只是个普通的女人。很长时间，母亲其实独自在承受着整个家庭的压力和屈辱。
父亲所在的劳改大队离我家不远，也就是四公里左右吧，因此每月都有探视的机会。
每次到了探视日期，母亲都要和生产队长请假，然后再和大队负责人请假，之后在小队会计那里开上一张带有小队公章的介绍信。
探视每次大多都是母亲自己去，很少带我们姐弟。印象中，父亲在这个劳改大队服刑的三年时间内（后来转到了外地的劳改农场），我一共只去过三次。
由于长时间不见父亲，每次见面，我往往有些含羞和胆怯，只有在母亲一再催促下才怯怯地叫上一声“爸爸”，大多数时间我都是躲在母亲身后。这时父亲会摸摸我的头，然后在管教的监督下，母亲和父亲讲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最后总要说上一些“好好改造，争取宽大处理”之类的话。
记得还有一次，哥哥在外与村里其他小孩发生冲突，那个小孩的妈妈带着她的小孩到我们家，大声斥骂母亲：“地主家的孩子还敢欺负贫下中农的孩子？”声音咄咄逼人。
“我叫你欺负，叫你欺负贫下中农？”还扬起手连抽了母亲几个耳光。
血从母亲鼻子和嘴里涌出，滴到地上……
至始至终，母亲都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做任何反抗，而一大群人都围着看热闹，起哄，没有人阻止这种暴行！
我只是躲在一边，吓得哆嗦，虽然心里十分气愤，也担心挨打的母亲，但是不敢，也没有能力有丝毫举动，只是无助和绝望。
二
从此，戴着“地主”帽子的爷爷和戴着“反革命家属”帽子的母亲，除了每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外，还有一项更加重要的日常工作，就是参加“劳动改造”，通常都会改造直至深夜。
早晨，在其他人还都在梦中沉睡的时候，戴地富反坏帽子的人已经将街道打扫的干干净净。
村里有一个戏台，全是爷爷、母亲和其它一些四类分子用石头一块一块砌起来的……
有几次，从梦中惊醒，看到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脸上、胳膊上还青一块紫一块。我不敢出声，只听到母亲一声声叹息和姐姐压抑的呜咽声。
由于家贫和负担重，姐姐为了照顾我和哥哥，十三岁起便休学，开始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当时年幼不懂事，看着她每天拿着我和哥哥的课本认真识字的神情，我们一直在旁边取笑戏谑她，现在才明白少年的姐姐当时是多么渴望读书，而我们哥俩又是多么的无知和“残忍”！
因为村子很小，所以村办小学全部为复式班，一年级一个教室，二、五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全校学生加起来不足八十人，初中要到附近比较大的邻村去读。
哥哥小学毕业后，因为当时要获得推荐才能上初中，所以村里只有他和原来的民兵连长的女儿没有得到推荐，被淘汰，哥哥也就永远失去了在学校读书的机会，不得不在十二岁的时候，和姐姐一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记得一年深冬，有一次村里放露天电影，我和姐姐跟着母亲在人群前边，却不知道哥哥跑哪里去了。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听到后边一阵骚动，夹杂着孩子的凄厉的尖叫声，母亲吓得将我和姐姐揽入怀中一动不动。
直到电影散场回到家中也不见哥哥的踪影，母亲焦急的来回走动，但不敢出门去找，因为当时规定晚上不许地富反坏踏出家门一步。
直到夜深了，才有好心人偷偷送来口信，说我哥在大队部，快被人打死了。
原来，哥哥在看电影时和一个大他十来岁的小伙子发生冲突，那人将哥哥往死里打，被打急了的哥哥用铅笔刀将那人胳膊上划了一道口子，因此被扭送到了大队部。
为此，母亲被添加了不服从管制、教唆子女寻机报复、妄想变天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被开会批斗、游街示众……
那年，哥哥十四岁。
哥哥也在这次事件后受到了惩罚。在大队部脸被打的血肉模糊，单薄的衣服渗透着一片片血渍。之后还被罚挑粪，接受劳动改造，14岁的孩子居然挑起生产队谁也不愿去碰的一副沉重的粪桶，挨家挨户清理厕所……
当时我十分担忧，3年后这幅粪桶非我莫属？
最后，在省监狱工作的三叔（父亲的亲弟弟）实在看不下去了，事件发生的第二年将哥哥带走。
正好三叔家没有儿女，哥哥就顺理成章正式过继给了三叔做儿子。
三
也许是出身“地主”家少爷的缘故，自我记事以来爷爷的脾气就相当暴躁。
爷爷在村里是个“能人”，都说能人有脾气，爷爷的脾气也不出意料的大。
可能因为父亲非爷爷亲生，所以一直对母亲百般挑剔，不过听母亲讲父亲在家时也没有少忍受爷爷的虐待，也可能是爷爷的性格使然。
母亲每天劳动回家后不管多么劳累，一定要先抓紧时间给全家做饭（我从未见到过奶奶做任何家务，奶奶是小脚，也从未下地参加过劳动），做完全家的饭后，每次还要给爷爷另开小灶。至于爷爷为什么要一个人开小灶，因为还小，并不知道原因。
记得有一次，母亲在外边被人打伤，手臂肿的老高，回家没办法做饭，就熬了一锅玉米粥，也没为爷爷另开小灶。为此爷爷大发雷霆，由开始的辱骂进而大打出手。
年幼的我当时多么希望能有人来规劝一下，可邻里乡亲只是趴在墙头上看热闹，没人敢进来劝说，因为当时我们家对他们来说是“禁地”，都怕给自己惹麻烦。
村里隔三差五便开全体“社员”大会，而母亲每次都要千叮咛万嘱咐我，“千万不要出门。”
有一次村里大喇叭通知全体“社员”晚上开大会，出于好奇，我偷偷溜进会场，结果眼前的一幕令我终生难忘。
只见台前一溜站着五、六来个人，都是村里的地富反坏，母亲、爷爷和民兵连长老婆头上都戴着纸糊的尖尖帽子，帽子产不多有他们的身体那么高，上边的字自己小当时还不认识。
我到会场时正直母亲站在高凳上接受批斗，台上的人慷慨演讲，台下的人群情激奋，不停地振臂高呼，口号声刚落，一名大队干部突然一脚将母亲从高凳上踢翻在地。
当时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
至此我才明白母亲身上的伤痕为何总是连续不断的原因，至今我都搞不明白，那个扭曲的时代何以将人的本性扭曲到如此残忍的地步，随便脚踢拳打别人？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那些所谓的“革命者”，我从那时候开始骨子里瞧不起他们。他们要打倒的人在当时早已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打倒的举动一点也不英勇。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倒有些做作和残暴，尽管是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办事，可对于同村的乡亲，真的怀有要打翻在地那样的深仇大恨吗？
相反，对于母亲做表现的刚强，我却由衷地赞叹。
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很少看到母亲流泪，即便是最为痛苦的时刻。每次我在外面受到屈辱和委屈，怀着惴惴的心回到家，如果看到母亲从容镇定的表情，心里便安静许多，会产生一种莫名的鼓舞。以后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将痛苦深深埋在心底，这就是母亲对我的启迪。
母亲从未在我们面前评判过其他任何人和事情，也没对任何不公平发过感叹，永远是一副我难以读懂的神态。可能是长期的折磨需要逆来顺受，也可能是母亲刚强的内心世界已经对这些长期的耻辱漠然视之。
现在看来，母亲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内心的痛苦只能独自承受，心里一定是很难受的，因为她毕竟只是个普通的女人。很长时间，母亲其实独自在承受着整个家庭的压力和屈辱。
父亲所在的劳改大队离我家不远，也就是四公里左右吧，因此每月都有探视的机会。
每次到了探视日期，母亲都要和生产队长请假，然后再和大队负责人请假，之后在小队会计那里开上一张带有小队公章的介绍信。
探视每次大多都是母亲自己去，很少带我们姐弟。印象中，父亲在这个劳改大队服刑的三年时间内（后来转到了外地的劳改农场），我一共只去过三次。
由于长时间不见父亲，每次见面，我往往有些含羞和胆怯，只有在母亲一再催促下才怯怯地叫上一声“爸爸”，大多数时间我都是躲在母亲身后。这时父亲会摸摸我的头，然后在管教的监督下，母亲和父亲讲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最后总要说上一些“好好改造，争取宽大处理”之类的话。
记得还有一次，哥哥在外与村里其他小孩发生冲突，那个小孩的妈妈带着她的小孩到我们家，大声斥骂母亲：“地主家的孩子还敢欺负贫下中农的孩子？”声音咄咄逼人。
“我叫你欺负，叫你欺负贫下中农？”还扬起手连抽了母亲几个耳光。
血从母亲鼻子和嘴里涌出，滴到地上……
至始至终，母亲都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做任何反抗，而一大群人都围着看热闹，起哄，没有人阻止这种暴行！
我只是躲在一边，吓得哆嗦，虽然心里十分气愤，也担心挨打的母亲，但是不敢，也没有能力有丝毫举动，只是无助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