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乱弹】话说“四类分子”
85、地主成分，难以背负的童年记忆（3）
四
爷爷虽然在家里“横行霸道”，在外边做人却很老实。
爷爷是有名的庄家把式，按现在的话说应该是个技术非常全面的农民。据大人说，爷爷在做地主少爷时也从未游手好闲过，地里的活能自己干从不雇人，而且爷爷的手很巧，木工、瓦工、厨艺甚至纸扎活样样精通。当时村里谁家的桌椅板凳坏了、娶媳妇需要纸扎顶棚、为过世的人做纸活花圈、盖房修墙头等等，每次爷爷都是主要劳力。别人帮忙都要吃上主家一顿饭，记忆中爷爷从来不吃别人家的饭（后来明白是不敢吃），更没有工钱之说。
扫除“四旧” 那年，村里轰轰烈烈开展铲坟造地活动，不管年代远近，将所有棺材都挖了出来，骨灰四处抛洒。
有的人见有利可图，便将没有完全腐朽的棺材板子捡起来，但并不运回自己家，而是运到我家里，要爷爷为他们做木凳卖钱。
当时最多的时候，我家院落中共有七、八堆棺材板子，都是等着爷爷做木凳的，搞得家里臭气熏天，每天吃饭的时候自己都很恶心，吃不下，但爷爷却不嫌脏，一个人在院子忙活着用棺材板做凳子。
记忆中爷爷对我还是比较疼爱的，每次母亲为他做的小灶几乎都有我的份。但也有一次例外，仅仅因为两毛钱的缘故，着实领教了爷爷的几记巴掌。
那年我大概六岁多点，突然有一天，爷爷说他存的两毛钱不见了，问遍了家里所有人，结果都没有结果，最后爷爷将目光盯在我的身上。
钱不是我拿的当然没有承认，于是便得到了一顿狠揍，直到后来奶奶在屋里呼喊找到了钱，爷爷才罢手，正值夏天，我身上布满了几个大大的手掌印。
土改时将我家的房院一分为二，一半分给了其他农户，一半留给我们自己居住。其实当时像我家这样所谓“地主”的房子，也只不过是十间土坯房和一个院落而已。房子的内外墙面全部是黄土加麦秸抹起来的。也许是当时的人们的乡里乡亲还有些仁慈，反正我们并未被扫地出门，还留得了四间半土坯房和一半的院落。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这个院落里度过，生活了整整十五年。
和邻居院落的隔墙是爷爷砌起来的，因为为了安全，，砌墙的时候明确此墙的产权属于我家。
一天晚上邻居突然来到我家，说要翻修房子，因尺寸不够要占用我家半米。
爷爷当时正在沉默，思量着怎么应付，由于考虑了许久没有答复，到激起了邻居的火气。
“和你商量是给你面子，想想自己是什么东西，狗地主你是否想翻天啊……”之后骂骂咧咧就走了。
邻居走后，爷爷非常生气，将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全部砸烂，来宣泄自己的愤怒。
第二天邻居还没等我家答复就开始动工，强行在我家院里砌起了一道高高的围墙，爷爷一下子病倒了。
——原哥自述
五
七岁那年，我高高兴兴地背上书包走进学校大门。
入学第一天，老师点名时要每个人报上自己的家庭成分。幼小的我那时已经清楚“地主”成分为我及家人带来的种种屈辱，所以每次心里都会很紧张。当点到我的名字，自己吓得战战兢兢地站起来的时候，所有同学的目光一下子全部落在我的脸上，感觉真如芒刺在背、万箭穿心。
“地主……”
声音微如蚊蝇，但泪水已经噙满眼眶。
三年级时，几乎所有的小伙伴胸前都佩戴着“红小兵”的牌牌，而我仍是白板一个，胸前什么都没有。
还是三年级那年，村里放露天电影《奇袭》，其中以一段这样的情节：方勇带着一班长和两名战士去美军基地化妆侦查，对完口令后，方勇从口袋里掏出“美军证”，在那个崇拜英雄的年代，只觉得英雄们的一言一行是那么的潇洒。
第二天，我和另外两个小伙伴模仿电影里的情节，用纸做了个牌牌，上边写上“美军证”三个字在同学间嬉戏，没想到被学校最“革命”的老师撞个正着，学校马上全部停课开批斗会，在全校师生面前，我站在前台接受批斗，小同学们都指着我的鼻子：“×××（我父亲的名字）这个癞蛤蟆，自己反动，生出的儿子照样反动。”
当时我真想眼前有个地缝能钻进去……
另外两个同学因为家庭出身好不予追究，而我，却享受了一番母亲、爷爷在批斗会上所享受的“待遇”。
那年我刚刚才九岁。
开完批斗大会后，事件却并没有结束，游戏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的氛围里被人为无限上纲上线，说我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妄想为反革命老子翻天，妄图破坏社会主义革……一顶顶大帽子铺天盖地的压在幼小的我头上，之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不但自己在学校遭批斗，母亲还因此受牵连，多次遭到批斗、殴打……
记得是挨批斗后的次年，学校响应上级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宣传活动，还专门为此编排了几个小节目，除了在全体社员大会上演出之外还要到公社等场合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是大合唱，因为学校只有不到百名学生，为了显示浩大的声势，大合唱节目要全体师生参加，当时只有我和前民兵连长的女儿没资格参加。
在全体社员大会上演出大合唱时，我感觉仿佛所有人的眼睛都没在台上，却都在我们俩的脸上……
十岁那年的夏天，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小伙伴去打猪草。
村子有一家的墙面刚刚用石粉抹好，路过时其中一个小伙伴用镰刀划了一下，刚好被主人撞见。当时主人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狠狠瞪了我们一眼。
晚饭后，村里的大喇叭喊母亲的名字：
“╳╳╳，带你儿子到大队来一趟。”
母亲无奈地马上将目光投向了哥哥，哥哥一脸茫然，于是又将目光转向我，我也是莫名其妙。母亲没有办法，叹口气，只好带上我和哥哥一同去了大队部。
“让他回去吧！”
大队书记指了指哥哥。
我藏在母亲身后，看着几个凶神恶煞般的大队干部，一声也不敢吭。
“汇报一下思想吧！”
大队书记头也没抬得对母亲说。
我听不懂母亲在说些什么，但可以肯定母亲已经没有了畏惧。
“你最近做过什么坏事吗？”
大队书记抬眼看了我一眼。
我想不出自己干过什么坏事，就摇了摇头。
“小地主崽子不老实！还让我说明白了？”
书记的语气变得严厉了。
我挖空心思仍然想不出自己究竟干了什么坏事，惊恐地看着他，头也没敢再摇。
“啪”的一声，书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小小年纪不老实，想翻天啊！你砸没砸靳╳╳家的墙？”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找我的目的，我的确没有砸人家的墙啊！
由于惊恐和委屈，我一下子哭了。
“这会知道哭了？当初砸人家墙时怎么想的？是不是想报仇啊？”
由于胆怯，我一句也不敢解释……那天晚上下着小雨，回家时我的小腿直打颤，母亲只好背我回家。
当时还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就开全体社员大会。
这次是母亲和爷爷陪着我站在台前，一起接受全村社会的批斗和辱骂……
这扇记忆的闸门我一直不想开启，其中的悲苦储积太多，若一时喷泄，怕自己难以承受。
四
爷爷虽然在家里“横行霸道”，在外边做人却很老实。
爷爷是有名的庄家把式，按现在的话说应该是个技术非常全面的农民。据大人说，爷爷在做地主少爷时也从未游手好闲过，地里的活能自己干从不雇人，而且爷爷的手很巧，木工、瓦工、厨艺甚至纸扎活样样精通。当时村里谁家的桌椅板凳坏了、娶媳妇需要纸扎顶棚、为过世的人做纸活花圈、盖房修墙头等等，每次爷爷都是主要劳力。别人帮忙都要吃上主家一顿饭，记忆中爷爷从来不吃别人家的饭（后来明白是不敢吃），更没有工钱之说。
扫除“四旧” 那年，村里轰轰烈烈开展铲坟造地活动，不管年代远近，将所有棺材都挖了出来，骨灰四处抛洒。
有的人见有利可图，便将没有完全腐朽的棺材板子捡起来，但并不运回自己家，而是运到我家里，要爷爷为他们做木凳卖钱。
当时最多的时候，我家院落中共有七、八堆棺材板子，都是等着爷爷做木凳的，搞得家里臭气熏天，每天吃饭的时候自己都很恶心，吃不下，但爷爷却不嫌脏，一个人在院子忙活着用棺材板做凳子。
记忆中爷爷对我还是比较疼爱的，每次母亲为他做的小灶几乎都有我的份。但也有一次例外，仅仅因为两毛钱的缘故，着实领教了爷爷的几记巴掌。
那年我大概六岁多点，突然有一天，爷爷说他存的两毛钱不见了，问遍了家里所有人，结果都没有结果，最后爷爷将目光盯在我的身上。
钱不是我拿的当然没有承认，于是便得到了一顿狠揍，直到后来奶奶在屋里呼喊找到了钱，爷爷才罢手，正值夏天，我身上布满了几个大大的手掌印。
土改时将我家的房院一分为二，一半分给了其他农户，一半留给我们自己居住。其实当时像我家这样所谓“地主”的房子，也只不过是十间土坯房和一个院落而已。房子的内外墙面全部是黄土加麦秸抹起来的。也许是当时的人们的乡里乡亲还有些仁慈，反正我们并未被扫地出门，还留得了四间半土坯房和一半的院落。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这个院落里度过，生活了整整十五年。
和邻居院落的隔墙是爷爷砌起来的，因为为了安全，，砌墙的时候明确此墙的产权属于我家。
一天晚上邻居突然来到我家，说要翻修房子，因尺寸不够要占用我家半米。
爷爷当时正在沉默，思量着怎么应付，由于考虑了许久没有答复，到激起了邻居的火气。
“和你商量是给你面子，想想自己是什么东西，狗地主你是否想翻天啊……”之后骂骂咧咧就走了。
邻居走后，爷爷非常生气，将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全部砸烂，来宣泄自己的愤怒。
第二天邻居还没等我家答复就开始动工，强行在我家院里砌起了一道高高的围墙，爷爷一下子病倒了。
——原哥自述
五
七岁那年，我高高兴兴地背上书包走进学校大门。
入学第一天，老师点名时要每个人报上自己的家庭成分。幼小的我那时已经清楚“地主”成分为我及家人带来的种种屈辱，所以每次心里都会很紧张。当点到我的名字，自己吓得战战兢兢地站起来的时候，所有同学的目光一下子全部落在我的脸上，感觉真如芒刺在背、万箭穿心。
“地主……”
声音微如蚊蝇，但泪水已经噙满眼眶。
三年级时，几乎所有的小伙伴胸前都佩戴着“红小兵”的牌牌，而我仍是白板一个，胸前什么都没有。
还是三年级那年，村里放露天电影《奇袭》，其中以一段这样的情节：方勇带着一班长和两名战士去美军基地化妆侦查，对完口令后，方勇从口袋里掏出“美军证”，在那个崇拜英雄的年代，只觉得英雄们的一言一行是那么的潇洒。
第二天，我和另外两个小伙伴模仿电影里的情节，用纸做了个牌牌，上边写上“美军证”三个字在同学间嬉戏，没想到被学校最“革命”的老师撞个正着，学校马上全部停课开批斗会，在全校师生面前，我站在前台接受批斗，小同学们都指着我的鼻子：“×××（我父亲的名字）这个癞蛤蟆，自己反动，生出的儿子照样反动。”
当时我真想眼前有个地缝能钻进去……
另外两个同学因为家庭出身好不予追究，而我，却享受了一番母亲、爷爷在批斗会上所享受的“待遇”。
那年我刚刚才九岁。
开完批斗大会后，事件却并没有结束，游戏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的氛围里被人为无限上纲上线，说我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妄想为反革命老子翻天，妄图破坏社会主义革……一顶顶大帽子铺天盖地的压在幼小的我头上，之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不但自己在学校遭批斗，母亲还因此受牵连，多次遭到批斗、殴打……
记得是挨批斗后的次年，学校响应上级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宣传活动，还专门为此编排了几个小节目，除了在全体社员大会上演出之外还要到公社等场合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是大合唱，因为学校只有不到百名学生，为了显示浩大的声势，大合唱节目要全体师生参加，当时只有我和前民兵连长的女儿没资格参加。
在全体社员大会上演出大合唱时，我感觉仿佛所有人的眼睛都没在台上，却都在我们俩的脸上……
十岁那年的夏天，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小伙伴去打猪草。
村子有一家的墙面刚刚用石粉抹好，路过时其中一个小伙伴用镰刀划了一下，刚好被主人撞见。当时主人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狠狠瞪了我们一眼。
晚饭后，村里的大喇叭喊母亲的名字：
“╳╳╳，带你儿子到大队来一趟。”
母亲无奈地马上将目光投向了哥哥，哥哥一脸茫然，于是又将目光转向我，我也是莫名其妙。母亲没有办法，叹口气，只好带上我和哥哥一同去了大队部。
“让他回去吧！”
大队书记指了指哥哥。
我藏在母亲身后，看着几个凶神恶煞般的大队干部，一声也不敢吭。
“汇报一下思想吧！”
大队书记头也没抬得对母亲说。
我听不懂母亲在说些什么，但可以肯定母亲已经没有了畏惧。
“你最近做过什么坏事吗？”
大队书记抬眼看了我一眼。
我想不出自己干过什么坏事，就摇了摇头。
“小地主崽子不老实！还让我说明白了？”
书记的语气变得严厉了。
我挖空心思仍然想不出自己究竟干了什么坏事，惊恐地看着他，头也没敢再摇。
“啪”的一声，书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小小年纪不老实，想翻天啊！你砸没砸靳╳╳家的墙？”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找我的目的，我的确没有砸人家的墙啊！
由于惊恐和委屈，我一下子哭了。
“这会知道哭了？当初砸人家墙时怎么想的？是不是想报仇啊？”
由于胆怯，我一句也不敢解释……那天晚上下着小雨，回家时我的小腿直打颤，母亲只好背我回家。
当时还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就开全体社员大会。
这次是母亲和爷爷陪着我站在台前，一起接受全村社会的批斗和辱骂……
这扇记忆的闸门我一直不想开启，其中的悲苦储积太多，若一时喷泄，怕自己难以承受。
86、地主成分，难以背负的童年记忆（4）
六
1976年，我小学毕业。
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可能有上初中的机会，就在小学毕业升初中之前。
可能是命运的眷顾，抑或是其他的原因，我却在小学毕业的时候进入了初中，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这不但延续了我的学生生活，也为以后继续上学深造，创造了机会，还使我最终拥有了现在这种人生状态。
邻村的初中部当时收纳周边六个村子的学生，我小学毕业的那年，其中的三个村子同时成立了初中部，邻村的初中部因为生源不够，不需要经过推荐，都能上初中，于是我随着大家一起幸运的升入初中。
在这之前，其实我一直没有读初中的奢望，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在此之前，成分不好家庭的子女都没有上初中的资格，因此，快到小学毕业的时候，自己心里时常暗想，“小学毕业后生产队的大粪挑子可能就该传给我了？
挑大粪是生产队最脏最累的活，而且当年是特殊家庭身份的象征。
挑大粪的人每天要挑着大粪挑子挨家挨户掏厕所，然后集中到生产队的粪坑，再进行晾晒，等播种小麦时作为肥料使用。
自从家庭成分被划分为地主，本来大粪挑子自然而然应该属于爷爷，但因为爷爷是种田好手，村里的许多技术活都离不开爷爷，因此大粪挑子由另一个成分较高的人替代负责。
“自己没有爷爷的种田技术，如果上不了初中的话”，这个力气活，“一定是自己的吧？”
在走进初中的最初一段时间内，我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自我记事以来还没有地富反坏的子女读初中的先例，所以虽然已经踏入校门，但心中总是有些忐忑不安，而这种忐忑不安在以后的几个月后还得到了印证。
初中的生活不同于小学，因为不是在本村，没人知道自己的“底细”，所以最初也没有受到什么身份歧视和不同对待。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甚至忘却了自己“特殊”的身份，也跟别人一样戏耍快乐，和同学们一起上课，其实当初学校上课的时间并不多，经常会参加劳动，有时也参加一些邻村里的社员大会，但不同于本村的大会，自己不担心被批斗，也没有母亲戴高帽子被当做批斗对象站在台前，因此我不必担心自己会成为万人瞩目的对象。
那段时间，只有每天回到家中，看到母亲因为环境而木然的脸，心中才会有一种难言的阴影。
好景不长，入学大概三个月后，自己家庭是地主成分的事情还是被学校知道了。有一天，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见到坐在校长办公室的村干部，我预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感觉自己“末日”即将来临。
因为年代久远，也因为恐惧，自己当时是怎样的慌乱应付，细节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村干部让我退学回家，我头脑中一片空白。
后来听校长对我说，是班主任为我说了很多好话，说我是个懂事的孩子，而且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因此校长拒绝了村干部要我退学的请求。
谢天谢地！
有了这次经历，让我继续了学校生活，也最终没有变成挑粪工。
1978年，也就是国家恢复教育制度的第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重点高中，记得当时我是全校140名应届毕业生中唯一两个考入县重点高中中的一个。
真是非常幸运，要不是老师，要不是校长当时的坚持，我的人生前景肯定不可能是现在的结果，暗淡无光是肯定的，也可能已经成为挑大粪的新型农民也不可知。
我用自己的成绩回报了我的班主任和校长，让自己的人生有些安慰。
七
岁月如梭，随着改革开放，转眼间儿女已长大成人，现在都已参加工作并成家立业，自己也将近年过半百，鬓发开始花白，但是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对过去岁月的记忆，反而某些事情会越来越清晰，总在心灵深处泛起阵阵涟漪，让我感叹人生的酸楚无奈和幸运精彩。
邓小平说过，那是一个人妖颠倒的年代！不幸的是，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只能在那种环境中度过。
长时间的压抑和忧郁，让自己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个性，也不敢对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现在，记载下自己人生中的某些片段，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总结和回顾，也是为了提供给后人一些观察了解过去的社会线索，真心希望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以后发展的更快、更好，而不要像过去再互相争斗折腾，再经历无中生有的互相伤害……而是充满欢声笑语。
原哥自述
作者：hxp1114 时间：2013-04-02 19:48:00
我祖上是文革时期成为地主的，同为地主后代，只不过我的父亲没有你那么幸运，他49年生，高小没毕业就勒令退学了。我爷爷高中毕业，划为地主后忍受不了折磨，上吊自杀，留下了三个儿子与一个寡妇，我父亲身为长子，吃苦最多，流离失所，颠沛流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世上无难事，只怕是地主。我爸爸31岁才结婚
如今父亲六十多了，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脑梗塞的毛病。我已经没让他干活了。
可是苦逼的人生会遗传，会传导，按理说文革对我们这些生在改革春风里，长在红旗下的80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确实我们的机会更多了。讲到机会多，60后与70后肯定笑而不语。
一起遗传的还有会读书的基因，我是少数几个能够从乡里考上重点高中的人，也是少数几个能够考上重点大学的人。城市在向我招手，毕竟把你当个人力资源，但是同时城市的房价与城市的好工作在向我挥手，咱没爹可拼，咱消息闭塞，高考没选个好专业，做了一个老九，咱没有老可啃，还要反哺，咱拿着三四千的工资，应对4000，5000的房价还不带装修，还要娶老婆养小孩，父母亲还生活在乡下不能团聚。
可能是家庭成分的关系，父亲老实巴交，沉默寡言，人际交往能力极差，这些性格或多或少的在我身上有体现，性格决定命运啊，曾经我单纯地以为有了高智商便可傲视群雄，但后来我发现智商只是其一，况且咱这智商放在人海中就不值得一提了。
现实当中有很多地主子弟翻身的案例，他们大多忍辱负重，求实进取，凭借一己力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抓住机遇，拓展事业，成为家庭的顶梁，儿孙的楷模，乡里的标本，社会的中坚。地主后代不窝囊。
愿天下地主的后代铭记祖辈那段遭遇，认清社会残酷的现实，以超然的心态，淡定的姿态，从容应对遇到的困难与磨难，完善自己，实现自己，超越自己，以慰先辈在天之灵。
http://bbs.tianya.cn/post-828-379369-1.shtml
六
1976年，我小学毕业。
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可能有上初中的机会，就在小学毕业升初中之前。
可能是命运的眷顾，抑或是其他的原因，我却在小学毕业的时候进入了初中，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这不但延续了我的学生生活，也为以后继续上学深造，创造了机会，还使我最终拥有了现在这种人生状态。
邻村的初中部当时收纳周边六个村子的学生，我小学毕业的那年，其中的三个村子同时成立了初中部，邻村的初中部因为生源不够，不需要经过推荐，都能上初中，于是我随着大家一起幸运的升入初中。
在这之前，其实我一直没有读初中的奢望，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在此之前，成分不好家庭的子女都没有上初中的资格，因此，快到小学毕业的时候，自己心里时常暗想，“小学毕业后生产队的大粪挑子可能就该传给我了？
挑大粪是生产队最脏最累的活，而且当年是特殊家庭身份的象征。
挑大粪的人每天要挑着大粪挑子挨家挨户掏厕所，然后集中到生产队的粪坑，再进行晾晒，等播种小麦时作为肥料使用。
自从家庭成分被划分为地主，本来大粪挑子自然而然应该属于爷爷，但因为爷爷是种田好手，村里的许多技术活都离不开爷爷，因此大粪挑子由另一个成分较高的人替代负责。
“自己没有爷爷的种田技术，如果上不了初中的话”，这个力气活，“一定是自己的吧？”
在走进初中的最初一段时间内，我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自我记事以来还没有地富反坏的子女读初中的先例，所以虽然已经踏入校门，但心中总是有些忐忑不安，而这种忐忑不安在以后的几个月后还得到了印证。
初中的生活不同于小学，因为不是在本村，没人知道自己的“底细”，所以最初也没有受到什么身份歧视和不同对待。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甚至忘却了自己“特殊”的身份，也跟别人一样戏耍快乐，和同学们一起上课，其实当初学校上课的时间并不多，经常会参加劳动，有时也参加一些邻村里的社员大会，但不同于本村的大会，自己不担心被批斗，也没有母亲戴高帽子被当做批斗对象站在台前，因此我不必担心自己会成为万人瞩目的对象。
那段时间，只有每天回到家中，看到母亲因为环境而木然的脸，心中才会有一种难言的阴影。
好景不长，入学大概三个月后，自己家庭是地主成分的事情还是被学校知道了。有一天，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见到坐在校长办公室的村干部，我预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感觉自己“末日”即将来临。
因为年代久远，也因为恐惧，自己当时是怎样的慌乱应付，细节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村干部让我退学回家，我头脑中一片空白。
后来听校长对我说，是班主任为我说了很多好话，说我是个懂事的孩子，而且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因此校长拒绝了村干部要我退学的请求。
谢天谢地！
有了这次经历，让我继续了学校生活，也最终没有变成挑粪工。
1978年，也就是国家恢复教育制度的第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重点高中，记得当时我是全校140名应届毕业生中唯一两个考入县重点高中中的一个。
真是非常幸运，要不是老师，要不是校长当时的坚持，我的人生前景肯定不可能是现在的结果，暗淡无光是肯定的，也可能已经成为挑大粪的新型农民也不可知。
我用自己的成绩回报了我的班主任和校长，让自己的人生有些安慰。
七
岁月如梭，随着改革开放，转眼间儿女已长大成人，现在都已参加工作并成家立业，自己也将近年过半百，鬓发开始花白，但是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对过去岁月的记忆，反而某些事情会越来越清晰，总在心灵深处泛起阵阵涟漪，让我感叹人生的酸楚无奈和幸运精彩。
邓小平说过，那是一个人妖颠倒的年代！不幸的是，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只能在那种环境中度过。
长时间的压抑和忧郁，让自己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个性，也不敢对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现在，记载下自己人生中的某些片段，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总结和回顾，也是为了提供给后人一些观察了解过去的社会线索，真心希望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以后发展的更快、更好，而不要像过去再互相争斗折腾，再经历无中生有的互相伤害……而是充满欢声笑语。
原哥自述
作者：hxp1114 时间：2013-04-02 19:48:00
我祖上是文革时期成为地主的，同为地主后代，只不过我的父亲没有你那么幸运，他49年生，高小没毕业就勒令退学了。我爷爷高中毕业，划为地主后忍受不了折磨，上吊自杀，留下了三个儿子与一个寡妇，我父亲身为长子，吃苦最多，流离失所，颠沛流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世上无难事，只怕是地主。我爸爸31岁才结婚
如今父亲六十多了，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脑梗塞的毛病。我已经没让他干活了。
可是苦逼的人生会遗传，会传导，按理说文革对我们这些生在改革春风里，长在红旗下的80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确实我们的机会更多了。讲到机会多，60后与70后肯定笑而不语。
一起遗传的还有会读书的基因，我是少数几个能够从乡里考上重点高中的人，也是少数几个能够考上重点大学的人。城市在向我招手，毕竟把你当个人力资源，但是同时城市的房价与城市的好工作在向我挥手，咱没爹可拼，咱消息闭塞，高考没选个好专业，做了一个老九，咱没有老可啃，还要反哺，咱拿着三四千的工资，应对4000，5000的房价还不带装修，还要娶老婆养小孩，父母亲还生活在乡下不能团聚。
可能是家庭成分的关系，父亲老实巴交，沉默寡言，人际交往能力极差，这些性格或多或少的在我身上有体现，性格决定命运啊，曾经我单纯地以为有了高智商便可傲视群雄，但后来我发现智商只是其一，况且咱这智商放在人海中就不值得一提了。
现实当中有很多地主子弟翻身的案例，他们大多忍辱负重，求实进取，凭借一己力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抓住机遇，拓展事业，成为家庭的顶梁，儿孙的楷模，乡里的标本，社会的中坚。地主后代不窝囊。
愿天下地主的后代铭记祖辈那段遭遇，认清社会残酷的现实，以超然的心态，淡定的姿态，从容应对遇到的困难与磨难，完善自己，实现自己，超越自己，以慰先辈在天之灵。
http://bbs.tianya.cn/post-828-379369-1.shtml
87、限制“地主富农子弟”升学
曾经有一群人，他们是合法的中国公民，却由于与生俱来的家庭出身问题，而被打为另类和区别对待，成为事实上的“贱民”！这群人就是“黑五类子弟”。他们承受着种种人格上的屈辱，忍受着政策上的压制和周围人的欺侮……不仅如此，连升学和务工都要受到限制，不允许升入初中，不允许当兵，不允许进工厂；换言之，黑五类子弟只能被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而无法移动半步。周围人的歧视让人压抑，让人无法抬头，让人窒息……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子弟娶不到媳妇，女儿找不到好婆家，只能代代被愚弄。实在是万恶和狠毒的举措！当年我们家族差点被迫背井离乡迁徙到东北。
父亲就是千千万万名“黑五类子弟”之一。父亲是小学毕业，我曾为之蒙羞。尽管我曾在父亲的学历上填上初中，但无论如何，生于1951年的父亲确确实实是小学毕业的。第一学历是小学的事实，决定了父亲只能在家乡的小县城简单的做个粗人。正如父亲所言：“我是一个粗人。”无法忘记，父亲对我的谆谆教诲，让我珍惜今天的美好，感念今天的平等生活，遥望未来愈加公正的社会。无法忘记，那往日的屈辱，那“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的龌龊举措，那达到极致的株连几千万人的见不得人的手段。父亲教导我不要怨天尤人，要宽容曾经迫害自己的人。或许，这是一种坦然，但坦然并不代表遗忘，而是避免悲剧重演。
成为粗人，并非父亲所情愿，实在是不得已才这样。这得拜当年的龌龊无比的政策所赐，也就是说，身为富农子弟的父亲没有资格上初中，成绩再好也不允许上。就冲这一点，就得感谢某万寿无疆的历史人物；好在它已经成为历史人物，否则绝对没有“黑五类子弟”上大学的份儿。当年的父亲成绩并不差，但只能望初中兴叹；小学毕业即意味着学业的结束，也就意味着到生产队里推小车的命运的开始。（请不要说家里供不起父亲上学。父亲是家中的长子，比爷爷年轻二十岁，比曾祖父年轻四十岁，当时曾祖父母都正当壮年，负担并不太重。）爷爷并不希望父亲过早的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故而就让父亲留了一级。在这之后，时年十五岁的父亲便踏上了独自谋生的历程。
父亲时常向我回忆起一件事情。在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命题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同学们纷纷写出作文，可谓是五花八门，有希望成为科学家的，有军人的，有警察的，有工人的……，就是没有写农民的。而对父亲来说，富农子弟的唯一路径就是回家种地。升学的路径已经被烟台地区乃至在全国堵死；当兵是当时的人们神往的，这是跳出农坛的一条快捷方式，而后来父亲的一些同学确实当兵了和跳到城市了，但身为富农子弟的父亲并不可能；至于工厂招工也是不可能招收富农子弟……这样摆在父亲面前的只有回家种地。何况父亲并不敢写出自己的理想，一旦写出真实的想法，会被批判为痴心妄想，抑或是图谋不轨。（真实的例子摆在面前，村里和父亲同龄的黑五类子弟里面有叫某龙的，被批判为妄想登基坐殿，被责令改名为“某改”。）于是乎，战战兢兢的父亲只好违心的写下作文，《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农民》，还获得了老师的表扬，说父亲不浮躁、不好高鹜远。……但最终的路径往往是相反的，有志者事竟成，坚韧不拔的父亲并没有成为农民，而成为有三十多年工龄的退休工人；而父亲的大部分同学最后也没有实现梦想，而是老老实实的在家修理地球。世事沧桑，让人不禁慨然。
任何一个长辈都愿意向下一代讲述自己的历程，父亲亦然。我对父亲的心路基本了解，虽不能说耳熟能详，但也大致清楚。少年的父亲并未听从生产队的安排，而是积极报名参加修水渠水坝的“战山河”，这样可以摆脱村里的束缚而获得相对平等的待遇，毕竟外面的人都不知根知底，自然也不会遇到刻意的欺侮。摆脱生产队束缚的父亲，开始遨游在自己的世界里，虽然这个世界充满未知，但总比在家受欺侮好的多。当民工的父亲当然要忍受劳累，当然要忍受痛苦，但忍受人格的侮辱更痛苦，两害相权取其轻，明智的父亲选择了离开。“树挪死，人挪活。”年轻的父亲打过石头挖过涵洞；后来无师自通的成为瓦工，而后进入县城的建筑公司。其间颇受阻挠，生产队长三番五次的要把父亲召回村里推小车，但总被父亲巧妙的避开，或者干脆找领导让其下调令。最出格的事情是，生产队处处刁难，竟然要父亲每年上缴几百块钱，几乎相当于一年的全部工资。后来父亲通过找公司领导，到公社领导那边讨说法，到县委办公室咨询，最终才艰难的将事情搞定。其中的艰辛，让人心中不是滋味。
父亲在和单位订立合同的时候，似乎在1974年？需要出具成分证明，好在父亲和当时的大队会计关系不错，那位会计也做了个顺水人情，给证明是“中农成分”让父亲蒙混过关。而青年的出身不好的父亲是难以找到媳妇儿的，当初相亲是一个一个又一个，但对方一听成分是富农，立马告吹。而娶母亲是有点蒙骗的，抑或说是姥姥有点感知这家人还不错，在父亲拿出合同书证明了以后才决定的亲事。否则，父亲是难以娶到媳妇的，正如父亲自己所言，“光棍儿都打了一半了。”原因无它，就是家庭出身问题。爷爷在父亲和叔叔年幼的时候，撵着奶奶离开这个家，带着孩子改嫁给贫农；只有这样，儿子将来才可能娶到媳妇，奶奶哭着不走才勉强维持。村里人什么臭嘴都有，有个老婆子指着父亲和叔叔说，“这两个将来还不是打光棍儿的料么？”而事实上，周围确实有夫妻双方离婚，由女方带着十八岁的儿子改嫁，目的就是为了让其子娶到媳妇。这种妻离子散实在是无奈的断臂之举。不知各位对此作何感想？！
记得村里长辈说起过一个事情。家族中某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实在忍受不了村里接二连三的批斗，就坐车到烟台投奔其儿子和女儿。殊不知其儿子所在的单位正在调查之，故而赶紧把其老父亲送到姐妹家；但其女所在的单位也正在调查她，不敢收留在村里呆不下去的老人，赶紧把老人送回家。老头儿回家后又急又气，过了几天就去世了。家中举行送别仪式的时候，当然都要按照一些风俗习惯来。但某位村干部有模有样的来了，告诉大家说，“一个阶级敌人没了，我们当然要庆祝一下，你们不能哭，你们要笑。不准举行仪式！”大家就是不敢哭了，也不敢穿上风俗的衣服。那位老人的外甥是外村的，他成分没有问题，他喊着，“这是什么世道！”而其它人，就是不敢吱声。面对此情此景，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忆苦思甜，家族的悲剧绝对应该避免。父辈的梦，终究会在后代中延续发展。当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爷爷十分高兴，同时告诫我说，一定不要忘记过去。因为在过去是绝对没有富农子弟上大学的份儿，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的《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可以说是绝佳的佐证。
当年的父亲连上初中的资格都没有，不知明知道前途黯淡的父亲当时做何感想？父亲在后来的工作中，吃尽了文化水平不够的苦头，不认识施工图纸，只能从头开始学；小学毕业自然难以获得升迁的机会，只能做一个普通的工人……小学毕业，阻碍了父亲的前行之路。
可父亲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勤勤恳恳的任劳任怨的从事自己的工作。世事变迁造就了一批批暴发户，一个个戏剧性的人物也粉墨登场，而后迅速消逝，不知道最终谁将永恒，而谁又被钉在耻辱柱上？我不作答。只想说，人权是需要保障的，公平正义的思想是要大行其道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若干年恍如隔世，往日的岁月已经逐渐湮没。村里人依旧在方圆十里生活，当年压迫人的和被压迫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当年做了什么彼此都很清楚。但国人似乎并不懂得忏悔，被欺侮的人装作忘记了，那些当年耀武扬威的人也装作忘记了，真是很搞笑的事情。大家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表演着。就此陋习，我曾请教过“莫言”先生，莫言先生说出了他心中永远的悔，就是当年他曾批斗过一位非常关爱他的老师，一直希望得到那位老师的原谅。或许，这种博爱自省的思维，才是我们真正的希望之所在。
曾经有一群人，他们是合法的中国公民，却由于与生俱来的家庭出身问题，而被打为另类和区别对待，成为事实上的“贱民”！这群人就是“黑五类子弟”。他们承受着种种人格上的屈辱，忍受着政策上的压制和周围人的欺侮……不仅如此，连升学和务工都要受到限制，不允许升入初中，不允许当兵，不允许进工厂；换言之，黑五类子弟只能被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而无法移动半步。周围人的歧视让人压抑，让人无法抬头，让人窒息……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子弟娶不到媳妇，女儿找不到好婆家，只能代代被愚弄。实在是万恶和狠毒的举措！当年我们家族差点被迫背井离乡迁徙到东北。
父亲就是千千万万名“黑五类子弟”之一。父亲是小学毕业，我曾为之蒙羞。尽管我曾在父亲的学历上填上初中，但无论如何，生于1951年的父亲确确实实是小学毕业的。第一学历是小学的事实，决定了父亲只能在家乡的小县城简单的做个粗人。正如父亲所言：“我是一个粗人。”无法忘记，父亲对我的谆谆教诲，让我珍惜今天的美好，感念今天的平等生活，遥望未来愈加公正的社会。无法忘记，那往日的屈辱，那“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的龌龊举措，那达到极致的株连几千万人的见不得人的手段。父亲教导我不要怨天尤人，要宽容曾经迫害自己的人。或许，这是一种坦然，但坦然并不代表遗忘，而是避免悲剧重演。
成为粗人，并非父亲所情愿，实在是不得已才这样。这得拜当年的龌龊无比的政策所赐，也就是说，身为富农子弟的父亲没有资格上初中，成绩再好也不允许上。就冲这一点，就得感谢某万寿无疆的历史人物；好在它已经成为历史人物，否则绝对没有“黑五类子弟”上大学的份儿。当年的父亲成绩并不差，但只能望初中兴叹；小学毕业即意味着学业的结束，也就意味着到生产队里推小车的命运的开始。（请不要说家里供不起父亲上学。父亲是家中的长子，比爷爷年轻二十岁，比曾祖父年轻四十岁，当时曾祖父母都正当壮年，负担并不太重。）爷爷并不希望父亲过早的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故而就让父亲留了一级。在这之后，时年十五岁的父亲便踏上了独自谋生的历程。
父亲时常向我回忆起一件事情。在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命题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同学们纷纷写出作文，可谓是五花八门，有希望成为科学家的，有军人的，有警察的，有工人的……，就是没有写农民的。而对父亲来说，富农子弟的唯一路径就是回家种地。升学的路径已经被烟台地区乃至在全国堵死；当兵是当时的人们神往的，这是跳出农坛的一条快捷方式，而后来父亲的一些同学确实当兵了和跳到城市了，但身为富农子弟的父亲并不可能；至于工厂招工也是不可能招收富农子弟……这样摆在父亲面前的只有回家种地。何况父亲并不敢写出自己的理想，一旦写出真实的想法，会被批判为痴心妄想，抑或是图谋不轨。（真实的例子摆在面前，村里和父亲同龄的黑五类子弟里面有叫某龙的，被批判为妄想登基坐殿，被责令改名为“某改”。）于是乎，战战兢兢的父亲只好违心的写下作文，《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农民》，还获得了老师的表扬，说父亲不浮躁、不好高鹜远。……但最终的路径往往是相反的，有志者事竟成，坚韧不拔的父亲并没有成为农民，而成为有三十多年工龄的退休工人；而父亲的大部分同学最后也没有实现梦想，而是老老实实的在家修理地球。世事沧桑，让人不禁慨然。
任何一个长辈都愿意向下一代讲述自己的历程，父亲亦然。我对父亲的心路基本了解，虽不能说耳熟能详，但也大致清楚。少年的父亲并未听从生产队的安排，而是积极报名参加修水渠水坝的“战山河”，这样可以摆脱村里的束缚而获得相对平等的待遇，毕竟外面的人都不知根知底，自然也不会遇到刻意的欺侮。摆脱生产队束缚的父亲，开始遨游在自己的世界里，虽然这个世界充满未知，但总比在家受欺侮好的多。当民工的父亲当然要忍受劳累，当然要忍受痛苦，但忍受人格的侮辱更痛苦，两害相权取其轻，明智的父亲选择了离开。“树挪死，人挪活。”年轻的父亲打过石头挖过涵洞；后来无师自通的成为瓦工，而后进入县城的建筑公司。其间颇受阻挠，生产队长三番五次的要把父亲召回村里推小车，但总被父亲巧妙的避开，或者干脆找领导让其下调令。最出格的事情是，生产队处处刁难，竟然要父亲每年上缴几百块钱，几乎相当于一年的全部工资。后来父亲通过找公司领导，到公社领导那边讨说法，到县委办公室咨询，最终才艰难的将事情搞定。其中的艰辛，让人心中不是滋味。
父亲在和单位订立合同的时候，似乎在1974年？需要出具成分证明，好在父亲和当时的大队会计关系不错，那位会计也做了个顺水人情，给证明是“中农成分”让父亲蒙混过关。而青年的出身不好的父亲是难以找到媳妇儿的，当初相亲是一个一个又一个，但对方一听成分是富农，立马告吹。而娶母亲是有点蒙骗的，抑或说是姥姥有点感知这家人还不错，在父亲拿出合同书证明了以后才决定的亲事。否则，父亲是难以娶到媳妇的，正如父亲自己所言，“光棍儿都打了一半了。”原因无它，就是家庭出身问题。爷爷在父亲和叔叔年幼的时候，撵着奶奶离开这个家，带着孩子改嫁给贫农；只有这样，儿子将来才可能娶到媳妇，奶奶哭着不走才勉强维持。村里人什么臭嘴都有，有个老婆子指着父亲和叔叔说，“这两个将来还不是打光棍儿的料么？”而事实上，周围确实有夫妻双方离婚，由女方带着十八岁的儿子改嫁，目的就是为了让其子娶到媳妇。这种妻离子散实在是无奈的断臂之举。不知各位对此作何感想？！
记得村里长辈说起过一个事情。家族中某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实在忍受不了村里接二连三的批斗，就坐车到烟台投奔其儿子和女儿。殊不知其儿子所在的单位正在调查之，故而赶紧把其老父亲送到姐妹家；但其女所在的单位也正在调查她，不敢收留在村里呆不下去的老人，赶紧把老人送回家。老头儿回家后又急又气，过了几天就去世了。家中举行送别仪式的时候，当然都要按照一些风俗习惯来。但某位村干部有模有样的来了，告诉大家说，“一个阶级敌人没了，我们当然要庆祝一下，你们不能哭，你们要笑。不准举行仪式！”大家就是不敢哭了，也不敢穿上风俗的衣服。那位老人的外甥是外村的，他成分没有问题，他喊着，“这是什么世道！”而其它人，就是不敢吱声。面对此情此景，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忆苦思甜，家族的悲剧绝对应该避免。父辈的梦，终究会在后代中延续发展。当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爷爷十分高兴，同时告诫我说，一定不要忘记过去。因为在过去是绝对没有富农子弟上大学的份儿，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的《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可以说是绝佳的佐证。
当年的父亲连上初中的资格都没有，不知明知道前途黯淡的父亲当时做何感想？父亲在后来的工作中，吃尽了文化水平不够的苦头，不认识施工图纸，只能从头开始学；小学毕业自然难以获得升迁的机会，只能做一个普通的工人……小学毕业，阻碍了父亲的前行之路。
可父亲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勤勤恳恳的任劳任怨的从事自己的工作。世事变迁造就了一批批暴发户，一个个戏剧性的人物也粉墨登场，而后迅速消逝，不知道最终谁将永恒，而谁又被钉在耻辱柱上？我不作答。只想说，人权是需要保障的，公平正义的思想是要大行其道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若干年恍如隔世，往日的岁月已经逐渐湮没。村里人依旧在方圆十里生活，当年压迫人的和被压迫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当年做了什么彼此都很清楚。但国人似乎并不懂得忏悔，被欺侮的人装作忘记了，那些当年耀武扬威的人也装作忘记了，真是很搞笑的事情。大家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表演着。就此陋习，我曾请教过“莫言”先生，莫言先生说出了他心中永远的悔，就是当年他曾批斗过一位非常关爱他的老师，一直希望得到那位老师的原谅。或许，这种博爱自省的思维，才是我们真正的希望之所在。
88、地主富农的儿子难找老婆
从土改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初，在农村，地主富农是一个贱民群体，他们的后代也是一个贱民的群体。
中国有个特殊的种姓制度，就是农民和市民的制度，农民在几十年里，政治上和经济上，和市民相比，都处在一个低劣的位置。过去我们说工人是老大哥，而农民只能是兄弟。也就是说，城市是老大哥，农村是兄弟，小兄弟就应该听从老大哥的。而在小兄弟低劣身份的队伍里，又分离出来更加低劣的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历史反革命分子及其子女、坏分子及其子女、开除公职回到农村的右派分子及其子女，他们的身份在种姓制度分割出来的农民中间，更低了一等。
农民尽管在政治上经济上低于城市的市民，但是回归到不同城市市民比较的原则下，贫下中农相对于地主富农，在农村的政治氛围里，他们的身份还是高一个等级的。贫下中农的子女在找老婆这个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上，还是占有极大优势的。
地主富农也是农民，但是他们的儿子，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很难找到老婆的。就是那些建国之后上过初中甚至高中的地主富农儿子，回到农村，也是很难找到老婆的。
但是人不是猪马牛羊，不是公鸡母鸡，也不是狼虫虎豹，只要是人，都要考虑找个老婆的问题。就是地主富农的儿子，也要在艰难的生存空间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尽最大努力，找到一个老婆。
谁愿意嫁给他们呢？没人愿意嫁给他们。不说是稍微漂亮一点聪慧一点的姑娘了，就是那些很不漂亮的姑娘，也是不愿意嫁给地主富农的儿子当老婆的。因此，地主富农的儿子们，寻找老婆的而过程，就是一个艰巨又羞辱的过程。
地主富农的儿子找谁当老婆呢？
当然要找贫下中农儿子找掉下的姑娘做老婆。那些本来十分丑陋的姑娘，也要先在贫下中农儿子的队伍里挑选一下，实在没人要的前提下，他们才愿意下嫁给地主富农的儿子。有些丑陋的姑娘，并不愚笨，嫁给地主富农的儿子后，生出来的孩子也并不愚笨。这就是地主富农儿子找到的最好老婆了，农村说：又不憨，又不傻，就是牌面差一点，嫁给地主富农的儿子也算是屈就了。他们嫁给地主富农的儿子后，在家里身份很高，受到了很好的待遇。
丑陋但不憨傻的姑娘资源也是有限的，毕竟不能解决地主富农儿子们的老婆问题。地主富农的儿子们就找那些有病的但是不憨傻的姑娘当老婆。有的长得比较漂亮的姑娘,疾病缠身。贫下中农不要他们，他们就只好嫁给地主富农的儿子。嫁过来之后，全家人倾其所有给姑娘看病。也有运气好的，娶一个病病怏怏的姑娘回来，治上年儿半载，竟然大病痊愈。这些地主富农的儿子就算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老婆。农村说：这家伙真走运，说的老婆和贫下中农说的老婆一样漂亮。
还有的地主富农的儿子，自身条件差一点，就找哑巴当老婆。哑巴分能哑巴和憨哑巴，地主富农的儿子们在找完了丑陋的姑娘、有病的姑娘之后，就开始找能哑巴当老婆。能哑巴会做饭，会干活，会体贴男人。毕竟人是需要沟通的，地主富农的儿子找到了哑巴当老婆，就失去了语言沟通的可能，他们是很痛苦的一个群体。
比找一个能哑巴当老婆更次一点的地主富农的儿子，就找憨傻的姑娘，缺胳膊少腿的姑娘，半疯子的姑娘，瘫了的姑娘当老婆。他们干完地里活之后，回到家里，还要做饭洗衣，生活十分艰难。
也有的地主富农，害怕自己的儿子找不到老婆，就采换亲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地主的女儿嫁给富农的儿子，富农的女儿再嫁给地主的儿子。也有转亲的，三家地主富农的子女，转了一圈，成为夫妻，让三家地主富农的孩子通过血亲的姻缘，成了亲戚。
地主富农的后代，也有找到比较好的姑娘做老婆的。这部分地主富农的儿子由于出身低贱，必须学一门吃饭门路，才能找到老婆。因此，他们都成了手艺人。在改革开放之前，走村串户的泥瓦匠、木匠、竹匠、石匠、阉匠、铁匠、轱辘匠、套子匠，都是地主富农的儿子。手艺人除了能自己混个肚子圆，还可以挣到工钱，每月给给生产队交26元之外，他们每个人每月还能落下6元或是8元人民币。那个时代，一个民办老师每月的津贴只有6元。一个地主富农的儿子，有了手艺，在经济上相当于一个民办老师，也就有了找一个比较好的姑娘当老婆的资本。他们中间的聪明人，在走村串户过程中，有的漂亮一些农村姑娘硬是要跟他们当老婆，很是让人羡慕。但是这个比例是很小的。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这部分比较聪明的地主富农子弟，都成了农村过得比较好的人家。他们的子女中间，高考时考上大学的比率，也高于农村其他阶层。河南镇平有个马本昌，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不平静的柳河渡》，就是写的这个题材，在四川的《青年作家》发表后，被《作品与争鸣》选载，曾经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我们大队有几个地主富农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跑到新疆。其中一个会捉水獭，他就把手艺传给另外几个，他们都在新疆干起捉水獭的活计，不但养活了自己，还找到了比较漂亮的外地老婆。现在他们的后代都在新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老家在哪儿。只有他们家族的几个人知道，他们还有一支本家生活在新疆。我的两个表叔是地主成分，很早跑到新疆，后来都在桥梁工地上当工人，也娶来了外地的姑娘当老婆。
也有很偶然的一半个地主富农后代，由于十分聪明，在村子里鹤立鸡群，被农村最漂亮的姑娘看中，他们的婚姻成为乡村中十分震撼的事件。首先是女方的父母极力反对，然后是大队极力干涉，最后是公社不给开结婚证书。甚至有的地主富农子弟因此而遭到斗争，被女方的亲戚狠狠揍一顿也是常有的事情。现在南阳师范学院当教授的聂振弢，是解放前别廷芳十三县民团司令部副司令聂国政的孙子，由于聪明过人，上过初中，大队支部书记的女儿竟然看上了他。在各方面干涉无果，又领不到结婚证的前提下，两个人竟然私奔了。最后女方家庭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聂振弢由此当上了民办教师。终于在恢复高考后成为教授，并在中国文字演变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到韩国讲学。这只是一个特例，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新闻，流传于民间。就如同是一个民间戏剧，只有在乡村上演。
在那样的时代，地主富农的儿子找不到对象，就是地主富农的女儿，也不愿意嫁给地主富农的儿子。漂亮一点的地主富农的女儿，也要嫁给一个贫下中农的儿子，用来改变自己贱民的地位。我们大队曾经有一个很漂亮的地主的女儿，当时就漂亮的惊动了几个大队。有些憨瓜的大队干部的儿子想把她娶来当老婆，而她却不愿意嫁给憨瓜，就在上带帽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忽然失踪了。他的父母辈被斗争了几十次，一直坚持说自己的女儿失踪了，最后不了了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才知道那个漂亮的地主女儿，跑到新疆去了，嫁给了一个上海人，过得不错。这也是一个特例，轰动了几个大队。
地主富农过去的老房子，土改时分给贫下中农，现在也坍塌了。在那些老宅子上，盖起了新的砖房，粘着瓷砖，已经丝毫没有地主富农的残留。住在地主富农老宅子上盖起的新房子里的贫下中农老人说：还是现在好啊，过去的地主富农，也住不了一个砖头房子，也不能天天有一个白面馍吃。住在新宅子盖起的新房子里的地主富农老人，也说：还是现在好啊，天天有白面馍吃，天天有电视看，不熬煎挨斗争。
大半个世纪过去，一个种姓的人，终于不分贱民和贵民，而生活在一个村子里，这就是时代和时间的进步吧？
从土改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初，在农村，地主富农是一个贱民群体，他们的后代也是一个贱民的群体。
中国有个特殊的种姓制度，就是农民和市民的制度，农民在几十年里，政治上和经济上，和市民相比，都处在一个低劣的位置。过去我们说工人是老大哥，而农民只能是兄弟。也就是说，城市是老大哥，农村是兄弟，小兄弟就应该听从老大哥的。而在小兄弟低劣身份的队伍里，又分离出来更加低劣的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历史反革命分子及其子女、坏分子及其子女、开除公职回到农村的右派分子及其子女，他们的身份在种姓制度分割出来的农民中间，更低了一等。
农民尽管在政治上经济上低于城市的市民，但是回归到不同城市市民比较的原则下，贫下中农相对于地主富农，在农村的政治氛围里，他们的身份还是高一个等级的。贫下中农的子女在找老婆这个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上，还是占有极大优势的。
地主富农也是农民，但是他们的儿子，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很难找到老婆的。就是那些建国之后上过初中甚至高中的地主富农儿子，回到农村，也是很难找到老婆的。
但是人不是猪马牛羊，不是公鸡母鸡，也不是狼虫虎豹，只要是人，都要考虑找个老婆的问题。就是地主富农的儿子，也要在艰难的生存空间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尽最大努力，找到一个老婆。
谁愿意嫁给他们呢？没人愿意嫁给他们。不说是稍微漂亮一点聪慧一点的姑娘了，就是那些很不漂亮的姑娘，也是不愿意嫁给地主富农的儿子当老婆的。因此，地主富农的儿子们，寻找老婆的而过程，就是一个艰巨又羞辱的过程。
地主富农的儿子找谁当老婆呢？
当然要找贫下中农儿子找掉下的姑娘做老婆。那些本来十分丑陋的姑娘，也要先在贫下中农儿子的队伍里挑选一下，实在没人要的前提下，他们才愿意下嫁给地主富农的儿子。有些丑陋的姑娘，并不愚笨，嫁给地主富农的儿子后，生出来的孩子也并不愚笨。这就是地主富农儿子找到的最好老婆了，农村说：又不憨，又不傻，就是牌面差一点，嫁给地主富农的儿子也算是屈就了。他们嫁给地主富农的儿子后，在家里身份很高，受到了很好的待遇。
丑陋但不憨傻的姑娘资源也是有限的，毕竟不能解决地主富农儿子们的老婆问题。地主富农的儿子们就找那些有病的但是不憨傻的姑娘当老婆。有的长得比较漂亮的姑娘,疾病缠身。贫下中农不要他们，他们就只好嫁给地主富农的儿子。嫁过来之后，全家人倾其所有给姑娘看病。也有运气好的，娶一个病病怏怏的姑娘回来，治上年儿半载，竟然大病痊愈。这些地主富农的儿子就算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老婆。农村说：这家伙真走运，说的老婆和贫下中农说的老婆一样漂亮。
还有的地主富农的儿子，自身条件差一点，就找哑巴当老婆。哑巴分能哑巴和憨哑巴，地主富农的儿子们在找完了丑陋的姑娘、有病的姑娘之后，就开始找能哑巴当老婆。能哑巴会做饭，会干活，会体贴男人。毕竟人是需要沟通的，地主富农的儿子找到了哑巴当老婆，就失去了语言沟通的可能，他们是很痛苦的一个群体。
比找一个能哑巴当老婆更次一点的地主富农的儿子，就找憨傻的姑娘，缺胳膊少腿的姑娘，半疯子的姑娘，瘫了的姑娘当老婆。他们干完地里活之后，回到家里，还要做饭洗衣，生活十分艰难。
也有的地主富农，害怕自己的儿子找不到老婆，就采换亲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地主的女儿嫁给富农的儿子，富农的女儿再嫁给地主的儿子。也有转亲的，三家地主富农的子女，转了一圈，成为夫妻，让三家地主富农的孩子通过血亲的姻缘，成了亲戚。
地主富农的后代，也有找到比较好的姑娘做老婆的。这部分地主富农的儿子由于出身低贱，必须学一门吃饭门路，才能找到老婆。因此，他们都成了手艺人。在改革开放之前，走村串户的泥瓦匠、木匠、竹匠、石匠、阉匠、铁匠、轱辘匠、套子匠，都是地主富农的儿子。手艺人除了能自己混个肚子圆，还可以挣到工钱，每月给给生产队交26元之外，他们每个人每月还能落下6元或是8元人民币。那个时代，一个民办老师每月的津贴只有6元。一个地主富农的儿子，有了手艺，在经济上相当于一个民办老师，也就有了找一个比较好的姑娘当老婆的资本。他们中间的聪明人，在走村串户过程中，有的漂亮一些农村姑娘硬是要跟他们当老婆，很是让人羡慕。但是这个比例是很小的。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这部分比较聪明的地主富农子弟，都成了农村过得比较好的人家。他们的子女中间，高考时考上大学的比率，也高于农村其他阶层。河南镇平有个马本昌，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不平静的柳河渡》，就是写的这个题材，在四川的《青年作家》发表后，被《作品与争鸣》选载，曾经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我们大队有几个地主富农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跑到新疆。其中一个会捉水獭，他就把手艺传给另外几个，他们都在新疆干起捉水獭的活计，不但养活了自己，还找到了比较漂亮的外地老婆。现在他们的后代都在新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老家在哪儿。只有他们家族的几个人知道，他们还有一支本家生活在新疆。我的两个表叔是地主成分，很早跑到新疆，后来都在桥梁工地上当工人，也娶来了外地的姑娘当老婆。
也有很偶然的一半个地主富农后代，由于十分聪明，在村子里鹤立鸡群，被农村最漂亮的姑娘看中，他们的婚姻成为乡村中十分震撼的事件。首先是女方的父母极力反对，然后是大队极力干涉，最后是公社不给开结婚证书。甚至有的地主富农子弟因此而遭到斗争，被女方的亲戚狠狠揍一顿也是常有的事情。现在南阳师范学院当教授的聂振弢，是解放前别廷芳十三县民团司令部副司令聂国政的孙子，由于聪明过人，上过初中，大队支部书记的女儿竟然看上了他。在各方面干涉无果，又领不到结婚证的前提下，两个人竟然私奔了。最后女方家庭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聂振弢由此当上了民办教师。终于在恢复高考后成为教授，并在中国文字演变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到韩国讲学。这只是一个特例，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新闻，流传于民间。就如同是一个民间戏剧，只有在乡村上演。
在那样的时代，地主富农的儿子找不到对象，就是地主富农的女儿，也不愿意嫁给地主富农的儿子。漂亮一点的地主富农的女儿，也要嫁给一个贫下中农的儿子，用来改变自己贱民的地位。我们大队曾经有一个很漂亮的地主的女儿，当时就漂亮的惊动了几个大队。有些憨瓜的大队干部的儿子想把她娶来当老婆，而她却不愿意嫁给憨瓜，就在上带帽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忽然失踪了。他的父母辈被斗争了几十次，一直坚持说自己的女儿失踪了，最后不了了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才知道那个漂亮的地主女儿，跑到新疆去了，嫁给了一个上海人，过得不错。这也是一个特例，轰动了几个大队。
地主富农过去的老房子，土改时分给贫下中农，现在也坍塌了。在那些老宅子上，盖起了新的砖房，粘着瓷砖，已经丝毫没有地主富农的残留。住在地主富农老宅子上盖起的新房子里的贫下中农老人说：还是现在好啊，过去的地主富农，也住不了一个砖头房子，也不能天天有一个白面馍吃。住在新宅子盖起的新房子里的地主富农老人，也说：还是现在好啊，天天有白面馍吃，天天有电视看，不熬煎挨斗争。
大半个世纪过去，一个种姓的人，终于不分贱民和贵民，而生活在一个村子里，这就是时代和时间的进步吧？
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
袁剑平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极“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笔者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这样的学生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当时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所说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这无疑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不宜录取”执行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从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下达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该通知指出,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条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的按10%估算,将为1476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4010人。经省委同意,从今年高中二年级中动员4000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这个不能升学的10%,主要成分是政治条件不合格的预估人数。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学习成绩上等、胸怀报效祖国志向的人才苗子。
就全国看,“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也有较宽松的。八十年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聂荣臻语)的蒋筑英之所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当代英雄”,和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有父亲被劳改的家庭问题,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他的母校对他网开一面。开封育才中学前校长,在天津某中学读高中时也是老师喜欢的高材生,他报志愿时,因有家庭问题,老师曾暗示他不要报机密专业、不要报一流大学,他报了第二批录取的洛阳农机学院,被顺利录取,他至今感激老师对他的爱护。类似这样的例子相信在全国也不少。
本文提到的江雪、范天成、吕延梅均在日后的工作中做出了优秀成绩,其中两人入了党。
1998年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获奖的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这一消息使我和我的中学同窗感慨不已。因为崔琦是我们的同龄人又生于河南,更因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的严重家庭问题。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宝丰,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岂能与诺奖有缘!相反,那些“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运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奖也不一定是痴人说梦。此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反差,显然不是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个崇尚文明、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有保证。
十分有趣的是,开封作为古都汴梁,一千年前曾是宋朝的都会,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出自宋朝,这是因为北宋的高等教育当时在世界居领先地位。我国太学始建于西汉,经过隋唐进一步发展为教育体系完善、学科设置齐全的国子学,到了宋朝已成就了一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队伍,才推动了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繁荣。使汴梁成为十一世纪时举世向往的科技文化中心、也是举世稀有的拥有百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抚今追古,这一段“不宜录取”历史对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培养科技人才队伍方面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不宜录取”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 、“降格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823/17/2483579_48207226.shtml
袁剑平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极“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笔者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这样的学生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当时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所说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这无疑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不宜录取”执行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从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下达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该通知指出,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条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的按10%估算,将为1476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4010人。经省委同意,从今年高中二年级中动员4000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这个不能升学的10%,主要成分是政治条件不合格的预估人数。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学习成绩上等、胸怀报效祖国志向的人才苗子。
就全国看,“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也有较宽松的。八十年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聂荣臻语)的蒋筑英之所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当代英雄”,和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有父亲被劳改的家庭问题,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他的母校对他网开一面。开封育才中学前校长,在天津某中学读高中时也是老师喜欢的高材生,他报志愿时,因有家庭问题,老师曾暗示他不要报机密专业、不要报一流大学,他报了第二批录取的洛阳农机学院,被顺利录取,他至今感激老师对他的爱护。类似这样的例子相信在全国也不少。
本文提到的江雪、范天成、吕延梅均在日后的工作中做出了优秀成绩,其中两人入了党。
1998年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获奖的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这一消息使我和我的中学同窗感慨不已。因为崔琦是我们的同龄人又生于河南,更因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的严重家庭问题。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宝丰,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岂能与诺奖有缘!相反,那些“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运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奖也不一定是痴人说梦。此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反差,显然不是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个崇尚文明、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有保证。
十分有趣的是,开封作为古都汴梁,一千年前曾是宋朝的都会,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出自宋朝,这是因为北宋的高等教育当时在世界居领先地位。我国太学始建于西汉,经过隋唐进一步发展为教育体系完善、学科设置齐全的国子学,到了宋朝已成就了一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队伍,才推动了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繁荣。使汴梁成为十一世纪时举世向往的科技文化中心、也是举世稀有的拥有百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抚今追古,这一段“不宜录取”历史对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培养科技人才队伍方面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不宜录取”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 、“降格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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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回忆苦难
作者：李相峰
没有苦难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
战胜苦难的人生，才是精彩的人生。
我常回忆我所经历的苦难，在回忆的过程中，我的精神可以得到升华，我做人的境界可以得到提高。经历苦难是不幸的，但战胜苦难之后回忆困难却有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
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代是在苦难之中走过的。少年时代最惨，是在精神压迫和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的“炼狱”中存续生命的。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前两年，十年浩劫伴随了我的少年时代。
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也有幸让最敏感、最幼稚的心灵最新品尝了人世间的磨难。在生产队（现在的村民小组）参加集体劳动时，我不到15岁，就得到和成年劳动力担同样的粪便，但同劳不同酬，一个成年劳动力担一天粪可以得到10个工分，（价值是0.2元人民币），而我只能拿7分。
因为我成分高，我还要经常跟随父兄，在别人已经睡下的冬日的深夜和天还漆黑的凌晨，去干那时感觉着永远也干不完的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级组织）、小队（即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分配给五类分子的义务工，而且那些活都是别人不干的脏活累活（担人粪尿、抬石头、担土肥、搭戏台……），经常是困饿交加，累得满头虚汗，头晕眼黑，四肢麻木。
身体的劳累并不算什么，可怕的是精神的折磨。造反派、红卫兵、“根红苗正”的人，可以任意开批斗会，在那个非常时代，一些精神贫瘠，近于双盲（流氓加文盲）的无聊者和发疯者，把批斗会当成了消遣活动，取乐的方式。批斗会开的频率高而没有规律，随时随地都可以搞一场。我曾不知多少次目睹我的父母被侮辱的场景。任何人都可以主宰我人格尊严的世界，甚至一个三五岁的小孩见我都会指着说：“他是地主娃！”
还有会更多形式的屈辱，你无法避开，记得有一次分口粮，我的母亲拿个筐子到麦场里，保管说：“这地主们，干活不积极，分粮跑得老快呦。”下次分粮，我母亲就不敢去，等别人快分完了再去，保管又说：“这地主们真坏，劳动干活不积极，分粮也不快点来，等着给你送去哩？”真是站着不是坐着歪。
我的二哥就是感到再也看不到苦难和屈辱的尽头，而在地主子弟摘帽的前夜，提前结束了生命，他苦难的生命只走了二十二个年头。我的两个兄长都是文革开始后，在小学五、六年级时，被红卫兵和造反派从学校赶出来，剥夺了读书的权利。
虽然，我还记得毛主说：地主富农子弟是可以改造的。但你相信这些发疯的、无知的红卫兵、造反派和那些靠“批斗会”混日子的流氓无产者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话吗？有一个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遣送回家乡劳动，他的家乡与我们邻村，在一次六个村组织的大型批斗会上，被从板凳上推下，当场头破血流，昏迷不醒。后来此人被平反昭雪，继续教书，安度晚年。我见证了这批斗会。当改革开放的1986年，我与这一老者谈起时，他仍然激动不已，气愤难平，浑身颤抖：“不堪回首啊！”
从我的经历，我得出一个结论，人生穷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的压迫和思想的桎枯。青少年时代的我是一个精神孤独客，思想独行侠。
我苦闷、我忧愁、我彷徨。
我为什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为什么我的父母会是那样的出身？
为什么我不能和同龄人一样无忧无虑地快乐？
任何别人存在的场所，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查看别人的脸色，以免自己招“打”，以免给家庭惹祸，担惊受怕是我和家人每天的必修课。
我在苦难中坚持，我在苦难中生存，我在苦难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全村能找来读的书我读完了，小说不到十本，多么可怜而又可笑，我兄长文革前的语文课本我也读完了，我读到了“伟大的园艺家米丘林”实验梨苹果的故事；读到了峻青的小说《黎明的河边》；我又在姓宋的邻居的厕所里捡到了人家丢弃的繁体字的《水浒传》，120回本，有王庆、方腊造反的内容，只可惜书的前后撕掉了几页，被主人擦屁股用了。
我挺过来了，但我没有孟子他老人家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那样的骄傲和自豪。我只有强烈的世态炎凉的感悟和对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们生存的怜悯及人格的尊重；我也形成了冷静观察社会的性格和不过分争名逐利的宠辱皆忘的习惯。
当我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之后，同志和同事们有交往多者说我心宽、稳重、坚强，他们不知道社会已经提前给我上了苦难的一课，那时候，我还有自卑心在跟随，不善于也不愿意向他人诉说经历。
我感谢人生的遭遇，我感谢上苍的眷顾，我感谢社会给我读了“苦难”一课。人生大约都需要经历曲折、坎坷或苦难，就像庄稼要有好的收成，就必要经历冷热较大的温差；动物要健壮和生存，就必须放到有天敌的环境中去搏击。成功的人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即使开始幸运地走入社会，也必然有与苦难（更可能是精神和思想层面）相伴的阶段，也需要补上坎坷曲折的一课。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阶段，有时还需要补课，何况人生的历程呢？
苦难是一座学校，经历这个学校，它会使你真正认识人生，学会成熟；苦难是一座煉狱，经历炼狱的洗礼，你的人格会得到升华，你会变得坚忍不拔。
经历苦难的人生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经历苦难的人生是最丰富和精彩的人生，我感谢苦难人生。http://www.fx361.com/page/2017/0630/1990644.shtml
作者：李相峰
没有苦难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
战胜苦难的人生，才是精彩的人生。
我常回忆我所经历的苦难，在回忆的过程中，我的精神可以得到升华，我做人的境界可以得到提高。经历苦难是不幸的，但战胜苦难之后回忆困难却有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
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代是在苦难之中走过的。少年时代最惨，是在精神压迫和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的“炼狱”中存续生命的。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前两年，十年浩劫伴随了我的少年时代。
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也有幸让最敏感、最幼稚的心灵最新品尝了人世间的磨难。在生产队（现在的村民小组）参加集体劳动时，我不到15岁，就得到和成年劳动力担同样的粪便，但同劳不同酬，一个成年劳动力担一天粪可以得到10个工分，（价值是0.2元人民币），而我只能拿7分。
因为我成分高，我还要经常跟随父兄，在别人已经睡下的冬日的深夜和天还漆黑的凌晨，去干那时感觉着永远也干不完的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级组织）、小队（即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分配给五类分子的义务工，而且那些活都是别人不干的脏活累活（担人粪尿、抬石头、担土肥、搭戏台……），经常是困饿交加，累得满头虚汗，头晕眼黑，四肢麻木。
身体的劳累并不算什么，可怕的是精神的折磨。造反派、红卫兵、“根红苗正”的人，可以任意开批斗会，在那个非常时代，一些精神贫瘠，近于双盲（流氓加文盲）的无聊者和发疯者，把批斗会当成了消遣活动，取乐的方式。批斗会开的频率高而没有规律，随时随地都可以搞一场。我曾不知多少次目睹我的父母被侮辱的场景。任何人都可以主宰我人格尊严的世界，甚至一个三五岁的小孩见我都会指着说：“他是地主娃！”
还有会更多形式的屈辱，你无法避开，记得有一次分口粮，我的母亲拿个筐子到麦场里，保管说：“这地主们，干活不积极，分粮跑得老快呦。”下次分粮，我母亲就不敢去，等别人快分完了再去，保管又说：“这地主们真坏，劳动干活不积极，分粮也不快点来，等着给你送去哩？”真是站着不是坐着歪。
我的二哥就是感到再也看不到苦难和屈辱的尽头，而在地主子弟摘帽的前夜，提前结束了生命，他苦难的生命只走了二十二个年头。我的两个兄长都是文革开始后，在小学五、六年级时，被红卫兵和造反派从学校赶出来，剥夺了读书的权利。
虽然，我还记得毛主说：地主富农子弟是可以改造的。但你相信这些发疯的、无知的红卫兵、造反派和那些靠“批斗会”混日子的流氓无产者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话吗？有一个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遣送回家乡劳动，他的家乡与我们邻村，在一次六个村组织的大型批斗会上，被从板凳上推下，当场头破血流，昏迷不醒。后来此人被平反昭雪，继续教书，安度晚年。我见证了这批斗会。当改革开放的1986年，我与这一老者谈起时，他仍然激动不已，气愤难平，浑身颤抖：“不堪回首啊！”
从我的经历，我得出一个结论，人生穷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的压迫和思想的桎枯。青少年时代的我是一个精神孤独客，思想独行侠。
我苦闷、我忧愁、我彷徨。
我为什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为什么我的父母会是那样的出身？
为什么我不能和同龄人一样无忧无虑地快乐？
任何别人存在的场所，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查看别人的脸色，以免自己招“打”，以免给家庭惹祸，担惊受怕是我和家人每天的必修课。
我在苦难中坚持，我在苦难中生存，我在苦难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全村能找来读的书我读完了，小说不到十本，多么可怜而又可笑，我兄长文革前的语文课本我也读完了，我读到了“伟大的园艺家米丘林”实验梨苹果的故事；读到了峻青的小说《黎明的河边》；我又在姓宋的邻居的厕所里捡到了人家丢弃的繁体字的《水浒传》，120回本，有王庆、方腊造反的内容，只可惜书的前后撕掉了几页，被主人擦屁股用了。
我挺过来了，但我没有孟子他老人家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那样的骄傲和自豪。我只有强烈的世态炎凉的感悟和对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们生存的怜悯及人格的尊重；我也形成了冷静观察社会的性格和不过分争名逐利的宠辱皆忘的习惯。
当我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之后，同志和同事们有交往多者说我心宽、稳重、坚强，他们不知道社会已经提前给我上了苦难的一课，那时候，我还有自卑心在跟随，不善于也不愿意向他人诉说经历。
我感谢人生的遭遇，我感谢上苍的眷顾，我感谢社会给我读了“苦难”一课。人生大约都需要经历曲折、坎坷或苦难，就像庄稼要有好的收成，就必要经历冷热较大的温差；动物要健壮和生存，就必须放到有天敌的环境中去搏击。成功的人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即使开始幸运地走入社会，也必然有与苦难（更可能是精神和思想层面）相伴的阶段，也需要补上坎坷曲折的一课。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阶段，有时还需要补课，何况人生的历程呢？
苦难是一座学校，经历这个学校，它会使你真正认识人生，学会成熟；苦难是一座煉狱，经历炼狱的洗礼，你的人格会得到升华，你会变得坚忍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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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地主子弟徐敏中
作者：陈仲超
1968年9月我们进入了知青年代，我、姚江、赵鸣东和他的妹妹，以及高二四班的两个女同学落户到开原县威远公社塔子沟大队第四生产队。在狠抓阶级斗争，大讲家庭出身的年代，搞清楚我们生产队农户的阶级成分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小队特纯，除了一户地主家庭和一个富农子弟外，剩下清一色的贫下中农。队里所谓的那个地主家庭，是四世同堂，家里的老太太是个地主婆，一旦大队和生产队开个阶级斗争会，老太太自然是批斗的对象，似乎这些年她一直和广大的贫下中农对着干，妄想复辟、翻天。她下面有个四十多岁的儿子，加上孙子、孙媳妇和重孙子，全家共5口人。儿子，地主子弟徐景卿是个文化人，早年毕业于满洲国的国高，先前在黑龙江某地的一家单位做会计，好像文革前有点经济问题被遣返回乡务了农，文革的几年中成了陪斗对象。孙子，徐敏中，家庭出身地主，故同属地主子弟，孙媳妇是外村嫁过来的富农家的女儿。68年我们刚到塔子沟的时候，村里的住户多为土坯房，唯有徐景卿家是一溜五间的青砖房，房子坐落在生产队部旁。我们下乡时每个人都带有几百块钱的建房费，上级革委会要求当地大队确保解决知青的居住问题。当时我们不知道生产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将徐景卿家的五间砖房一分为二，西边的三间房做了生产队的青年点，东边的两间房仍归徐景卿家5口人居住。至于他们一家四代如何挤在一间屋里过日子，我们不得而知。
地主子弟徐敏中比我们大个3、4岁，那年20岁出头，虽然出身不好，常受欺负，但是天生是个乐观坯子，从来不知道愁，队里的人不时拿他逗个乐子，开个玩笑，他也不在乎，和大家同喜同乐。徐敏中中等个儿，瘦瘦的，长得一双大眼睛，高高的鼻梁，具有一双灵巧的手，是个干活的好把式，除了种地外，他在家经常编个筐，织个篓，特别机灵能干。当时农民除了种地打粮年底分红外，平时就靠到老城镇或开原县里卖个柴火，榛子，卖点儿鸡蛋等凑几个零花钱。徐敏中每次上街（念gai）里（就是到老城镇）抓挠零钱时，逢到中午就在路边的小饭馆买碗2毛钱一碗的大碗面吃，吃得比年夜饭还有滋味，第二天到生产队准会眉飞色舞地向大家宣布，我昨天到老城又吃了一碗大碗面，最后他落了个“大碗面”的绰号。
那个年头我们队里徐景卿、徐敏中爷俩加上史永春（前面说过的富农子弟）三个人，因为出身不好，所以一旦队里有什么脏活、累活、别人不愿意干的活，都分配给他们干，自从我们来了之后，属于再教育的对象，自然受到特别照顾，也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每年上秋挖牛粪坑、清羊圈、收拾马棚等又脏又臭的活儿都归到我们的名下。每逢春夏之交，是农村盖房的季节，往往队长分配我和徐景卿同挑一担，将一摞摞几百斤重的土坯挑到大工跟前，给他们供料，此刻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怨恨，有种人格受到侮辱的感觉。其实和他们一起干活，也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不怕他们嫌弃我们干多干少，说好说赖的，除了史永春好拉点大春（就是拿女人说事、寻开心）外，那爷俩很少和我们搭讪。
地主子弟徐景卿的房子改造完，我们搬进生产队的青年点住后，就和他们成了邻居，毕竟是一趟房的两个门，进进出出经常碰面。可能是出自于避嫌的顾虑，徐家父子从来没有到我们这边来过，老太太平时几乎难得见面，唯有徐敏中的媳妇大大咧咧，无牵无挂，不时过来和我们的女生打个招呼。每当年底进入腊月时分，农村家家户户讲究拉黏米面，包粘豆包，几家关系密切的女子凑在一起，相互帮忙，将一冬吃的豆包包好、蒸熟，放到外面冻起来，以后随吃随热，一直吃到开春。腊月开始包粘豆包的时候，老乡就会请我们（知青）到家里去吃新鲜，说句实在话，新做的粘豆包酸不拉几，真没有什么好吃的，但是老乡们的热情令人感动。而徐敏中家做了粘豆包无法请我们到他家去尝鲜，他也知道我们不会过去，于是就叫他老婆端一小盆送过来，尽尽邻居之谊，可谓人之常情。那时候我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绝对是抗腐蚀永不沾，于是坚决预与回拒。我就以“一碗粘豆包”为题材，编写了一篇警惕阶级敌人拉知识青年下水，睁大双眼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小品剧本，经过排练，那年的春节在村里演出。虽然没有点名道姓的说谁，但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透原委。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在我的心中落下了深深的痕迹，时常反问自己，给别人造成了心灵上的扭曲和伤害，这是什么，这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吗？2008年，我们下乡40年之际，我和苗建中、冯东伟、臧尔昌、谈小章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塔子沟时，分别和我们原在生产队的老乡叙旧，见到了当年的老队长耿井斌，顺便问起了徐敏中现在何方，老耿凄凉地告诉我，徐敏中在扒他家的下屋时，山墙倒了，他被扣在里面，砸死了。瞬间，我的心咕咚一下，一股悲情直冲心底。
一晃又是四年过去了，我的脑中时时重复着一句话：“地主子弟徐敏中，扒房被砸死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90a2e701017uc7.html
作者：陈仲超
1968年9月我们进入了知青年代，我、姚江、赵鸣东和他的妹妹，以及高二四班的两个女同学落户到开原县威远公社塔子沟大队第四生产队。在狠抓阶级斗争，大讲家庭出身的年代，搞清楚我们生产队农户的阶级成分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小队特纯，除了一户地主家庭和一个富农子弟外，剩下清一色的贫下中农。队里所谓的那个地主家庭，是四世同堂，家里的老太太是个地主婆，一旦大队和生产队开个阶级斗争会，老太太自然是批斗的对象，似乎这些年她一直和广大的贫下中农对着干，妄想复辟、翻天。她下面有个四十多岁的儿子，加上孙子、孙媳妇和重孙子，全家共5口人。儿子，地主子弟徐景卿是个文化人，早年毕业于满洲国的国高，先前在黑龙江某地的一家单位做会计，好像文革前有点经济问题被遣返回乡务了农，文革的几年中成了陪斗对象。孙子，徐敏中，家庭出身地主，故同属地主子弟，孙媳妇是外村嫁过来的富农家的女儿。68年我们刚到塔子沟的时候，村里的住户多为土坯房，唯有徐景卿家是一溜五间的青砖房，房子坐落在生产队部旁。我们下乡时每个人都带有几百块钱的建房费，上级革委会要求当地大队确保解决知青的居住问题。当时我们不知道生产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将徐景卿家的五间砖房一分为二，西边的三间房做了生产队的青年点，东边的两间房仍归徐景卿家5口人居住。至于他们一家四代如何挤在一间屋里过日子，我们不得而知。
地主子弟徐敏中比我们大个3、4岁，那年20岁出头，虽然出身不好，常受欺负，但是天生是个乐观坯子，从来不知道愁，队里的人不时拿他逗个乐子，开个玩笑，他也不在乎，和大家同喜同乐。徐敏中中等个儿，瘦瘦的，长得一双大眼睛，高高的鼻梁，具有一双灵巧的手，是个干活的好把式，除了种地外，他在家经常编个筐，织个篓，特别机灵能干。当时农民除了种地打粮年底分红外，平时就靠到老城镇或开原县里卖个柴火，榛子，卖点儿鸡蛋等凑几个零花钱。徐敏中每次上街（念gai）里（就是到老城镇）抓挠零钱时，逢到中午就在路边的小饭馆买碗2毛钱一碗的大碗面吃，吃得比年夜饭还有滋味，第二天到生产队准会眉飞色舞地向大家宣布，我昨天到老城又吃了一碗大碗面，最后他落了个“大碗面”的绰号。
那个年头我们队里徐景卿、徐敏中爷俩加上史永春（前面说过的富农子弟）三个人，因为出身不好，所以一旦队里有什么脏活、累活、别人不愿意干的活，都分配给他们干，自从我们来了之后，属于再教育的对象，自然受到特别照顾，也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每年上秋挖牛粪坑、清羊圈、收拾马棚等又脏又臭的活儿都归到我们的名下。每逢春夏之交，是农村盖房的季节，往往队长分配我和徐景卿同挑一担，将一摞摞几百斤重的土坯挑到大工跟前，给他们供料，此刻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怨恨，有种人格受到侮辱的感觉。其实和他们一起干活，也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不怕他们嫌弃我们干多干少，说好说赖的，除了史永春好拉点大春（就是拿女人说事、寻开心）外，那爷俩很少和我们搭讪。
地主子弟徐景卿的房子改造完，我们搬进生产队的青年点住后，就和他们成了邻居，毕竟是一趟房的两个门，进进出出经常碰面。可能是出自于避嫌的顾虑，徐家父子从来没有到我们这边来过，老太太平时几乎难得见面，唯有徐敏中的媳妇大大咧咧，无牵无挂，不时过来和我们的女生打个招呼。每当年底进入腊月时分，农村家家户户讲究拉黏米面，包粘豆包，几家关系密切的女子凑在一起，相互帮忙，将一冬吃的豆包包好、蒸熟，放到外面冻起来，以后随吃随热，一直吃到开春。腊月开始包粘豆包的时候，老乡就会请我们（知青）到家里去吃新鲜，说句实在话，新做的粘豆包酸不拉几，真没有什么好吃的，但是老乡们的热情令人感动。而徐敏中家做了粘豆包无法请我们到他家去尝鲜，他也知道我们不会过去，于是就叫他老婆端一小盆送过来，尽尽邻居之谊，可谓人之常情。那时候我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绝对是抗腐蚀永不沾，于是坚决预与回拒。我就以“一碗粘豆包”为题材，编写了一篇警惕阶级敌人拉知识青年下水，睁大双眼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小品剧本，经过排练，那年的春节在村里演出。虽然没有点名道姓的说谁，但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透原委。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在我的心中落下了深深的痕迹，时常反问自己，给别人造成了心灵上的扭曲和伤害，这是什么，这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吗？2008年，我们下乡40年之际，我和苗建中、冯东伟、臧尔昌、谈小章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塔子沟时，分别和我们原在生产队的老乡叙旧，见到了当年的老队长耿井斌，顺便问起了徐敏中现在何方，老耿凄凉地告诉我，徐敏中在扒他家的下屋时，山墙倒了，他被扣在里面，砸死了。瞬间，我的心咕咚一下，一股悲情直冲心底。
一晃又是四年过去了，我的脑中时时重复着一句话：“地主子弟徐敏中，扒房被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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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地主富农的日子不好过（1）
文革时期讲究血统论，家庭成份不好的地主富农过的日子很悲催，比一般贫下中农的日子要难过得多，政治上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没有发言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最基本的人格都不能保证，他们的子女没有安全感，不能上初中以上的学校，不能参加红小兵和红卫兵，不能入党，不能参加各种集体活动，不能当生产队的干部，要不断地无理由的挨批挨斗陪斗，还要被派义务工，大队开会要他们挨家挨户打锣去通知，生产队大队露天存放的谷物农具都要他们去守夜，较远的地方干苦活不能回家差不多每次都要派到他们，再穷再差也不能享受生活照顾,一个阶级被另一个阶级压迫的末日凄惨景象尽现于此,我们生产队有一户叫皮祖德的，就是个例子。祖德是个独子，小名叫黑吧，比我们大5岁左右，他父亲是个富农，因辈份较高生产队的人都喊他响嗲，祖德是响嗲45岁多才生的，到祖德10多岁时，响嗲已近60岁了，响嗲是个痨病壳老婆是个小脚女人脖子上吊了个肉砣，俩口子看上去都不称吐，劳动能力差，因而家里极穷，祖德读了二年小学就没读了，反正家庭是个地主，没读了也没哪个劝他读，不读书了就开始给生产队放牛，但仅靠他放牛养不活三口人，因此家里能卖钱的东西都被他们卖了换了粮食糊口，我们小时候捉迷藏曾到过他家，那个寒碜破败叫我一辈子都不能忘，真是家徒四壁，他家进屋的门是一块农村晒棉花用的棉花爿，一间半的屋一间睡人半间做饭，进到屋里就是一股子潮气臭气，屋顶的瓦片稀稀拉拉能看到天上的云彩，下雨的时候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半间天井长满野草，遇到暴雨排水不畅雨水来不及排出，水就从床底下淹过再流出屋外，半间厨房里，要不是有一个树敦做的砧板和一个灶台一口锅，一只水桶半截水缸，你根本想不到会是厨房，全家三口人睡一张床，垫的是稻草，上面铺了一层棕片再垫一块钉得密密麻麻补钉的土布印花床单，盖的被子又破又脏棉花都看得见，仅有的农具就是二把锄头二把镰刀，养的一头猪30来斤比他们人还瘦，没有猪圈就用一根草绳子栓在床边，他们家是全大队最穷的，因成份不好，也不能享受五保户照顾，一年之中有大半年要靠吃红薯吃灰萝卜吃野菜度日，油没得吃，他们就检生产队油桶里积淀的油垢吃，那时农村的食用油，主要是棉籽油，其实农民油菜是种了很多的，但是产的菜籽油被作公粮上交了，留给农民的只有烧火的油菜杆。所以贫下中农只能吃质量差些的棉籽油。
棉籽油很黒，油里含有一种棉酚，吃的时候有一种酚类化合物的味道，从棉籽油中可以提炼避孕药，所以棉油吃多了会杀死男性精子影响生育，油脚料含酚量更是高达几百倍，他们也不管这么多。肉是没得吃的，想疯了他们就检人家不要的扔下的，如鸡屁股鸡肠子之类的东西，有一年发鸡瘟，我们队上很多家死了鸡都埋了几天发臭了，响嗲知道后又挖出来拿回家煮了吃。我们捉迷藏到他们家去了二次后，我回来跟父亲讲了，说他们家怎么那么穷连水缸都没有一个，父亲就说以后不要去他家玩了，说他们家的人有病，万一传染上不得了，以后我们也就没去了。
对农村土改划成份的事，我听我们村的老土改万义珍、皮修荣、万方早讲过，他们说，开始土改时，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这些概念，这些名字都是北方来的那些打过仗后过来的土取的，在乡村，打长工短工与主家是一种自由的雇佣关系，农活多的人家常会请人帮做工，也帮别人家做工，甚至很多时候是亲朋好友互相帮工，有的是给现钱或粮食，有的是还工，是一种人帮人的关系。不是谁依附谁。这种情况至2000年代的现在都是这样，只是有的帮工成了专业化，如建房子及建房子时的小工，还工的成份少些了，以现金支付的形式更多了些。我父亲说，我们村原来邻里之间相互之间本来很友好的，把成份一划，分出了成份，倒是把关系搞恶了。这种成份划分，直到1984年邓小平时代才取消。90年代，为成份划分的事，我问了一个从台湾回来的曾经从过政出生于我们家附近东门公社的一个孙姓老兵，问他在台湾有没有地主富农，他说，台湾没有划分成份，原本在中国农村，并无阶级意识，大陆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效法苏联，强行把相关的意识、话语植入农村，使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为阶级意识所颠覆，邻里之间的行为也就起了质的变化。他的这番话，我记得很清楚，却一直没有认真思考。
祖德的家庭之没落，使我对教科书有了新的理解，大部分书上都说，苦难可以转化为精神财富。但残酷的现实让我们知道，生活不是想像的会越来越好，而是会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一个失败连着一个失败，在苦难没有结束之前，或没出现转机之前，是最能摧残人的精神和肉体的，而且还可以象瘟疫一样延续,生活可以吞噬人的生命，而政治的残酷又足以将人们的精神尽数掩埋，后来祖德长大了些，出工能多挣点工分了，略有一点改善，但好景不长，不久响嗲和他妈先后暴死，祖德到煤矿挖煤摔断了脚，没几年就得炭疽病无钱医治不到25岁就死了，他们一家三人都是生产队出的人力，在山上砍的几根活枞树做的棺材，由生产队安排人抬上山埋藏的。当然,祖德跟随他父母是死了,就如同一只蚂蚁死了一样,没能引起任何人的重视和注意,但是他们给社会留下的，是对这个阶级的唉叹，以及对这个时代不尽的思索,而我之思考，阶级斗争理论之所以为演变为主义，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类型化思维，它不重视个体生命本身，而是把个体化约为“集体”（阶级或种族）的分子，化约为“进步”的和“落后”的人、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人和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人。从而，前者对后者的歼灭和屠杀，就变得合理而且正义了。
文革时期讲究血统论，家庭成份不好的地主富农过的日子很悲催，比一般贫下中农的日子要难过得多，政治上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没有发言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最基本的人格都不能保证，他们的子女没有安全感，不能上初中以上的学校，不能参加红小兵和红卫兵，不能入党，不能参加各种集体活动，不能当生产队的干部，要不断地无理由的挨批挨斗陪斗，还要被派义务工，大队开会要他们挨家挨户打锣去通知，生产队大队露天存放的谷物农具都要他们去守夜，较远的地方干苦活不能回家差不多每次都要派到他们，再穷再差也不能享受生活照顾,一个阶级被另一个阶级压迫的末日凄惨景象尽现于此,我们生产队有一户叫皮祖德的，就是个例子。祖德是个独子，小名叫黑吧，比我们大5岁左右，他父亲是个富农，因辈份较高生产队的人都喊他响嗲，祖德是响嗲45岁多才生的，到祖德10多岁时，响嗲已近60岁了，响嗲是个痨病壳老婆是个小脚女人脖子上吊了个肉砣，俩口子看上去都不称吐，劳动能力差，因而家里极穷，祖德读了二年小学就没读了，反正家庭是个地主，没读了也没哪个劝他读，不读书了就开始给生产队放牛，但仅靠他放牛养不活三口人，因此家里能卖钱的东西都被他们卖了换了粮食糊口，我们小时候捉迷藏曾到过他家，那个寒碜破败叫我一辈子都不能忘，真是家徒四壁，他家进屋的门是一块农村晒棉花用的棉花爿，一间半的屋一间睡人半间做饭，进到屋里就是一股子潮气臭气，屋顶的瓦片稀稀拉拉能看到天上的云彩，下雨的时候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半间天井长满野草，遇到暴雨排水不畅雨水来不及排出，水就从床底下淹过再流出屋外，半间厨房里，要不是有一个树敦做的砧板和一个灶台一口锅，一只水桶半截水缸，你根本想不到会是厨房，全家三口人睡一张床，垫的是稻草，上面铺了一层棕片再垫一块钉得密密麻麻补钉的土布印花床单，盖的被子又破又脏棉花都看得见，仅有的农具就是二把锄头二把镰刀，养的一头猪30来斤比他们人还瘦，没有猪圈就用一根草绳子栓在床边，他们家是全大队最穷的，因成份不好，也不能享受五保户照顾，一年之中有大半年要靠吃红薯吃灰萝卜吃野菜度日，油没得吃，他们就检生产队油桶里积淀的油垢吃，那时农村的食用油，主要是棉籽油，其实农民油菜是种了很多的，但是产的菜籽油被作公粮上交了，留给农民的只有烧火的油菜杆。所以贫下中农只能吃质量差些的棉籽油。
棉籽油很黒，油里含有一种棉酚，吃的时候有一种酚类化合物的味道，从棉籽油中可以提炼避孕药，所以棉油吃多了会杀死男性精子影响生育，油脚料含酚量更是高达几百倍，他们也不管这么多。肉是没得吃的，想疯了他们就检人家不要的扔下的，如鸡屁股鸡肠子之类的东西，有一年发鸡瘟，我们队上很多家死了鸡都埋了几天发臭了，响嗲知道后又挖出来拿回家煮了吃。我们捉迷藏到他们家去了二次后，我回来跟父亲讲了，说他们家怎么那么穷连水缸都没有一个，父亲就说以后不要去他家玩了，说他们家的人有病，万一传染上不得了，以后我们也就没去了。
对农村土改划成份的事，我听我们村的老土改万义珍、皮修荣、万方早讲过，他们说，开始土改时，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这些概念，这些名字都是北方来的那些打过仗后过来的土取的，在乡村，打长工短工与主家是一种自由的雇佣关系，农活多的人家常会请人帮做工，也帮别人家做工，甚至很多时候是亲朋好友互相帮工，有的是给现钱或粮食，有的是还工，是一种人帮人的关系。不是谁依附谁。这种情况至2000年代的现在都是这样，只是有的帮工成了专业化，如建房子及建房子时的小工，还工的成份少些了，以现金支付的形式更多了些。我父亲说，我们村原来邻里之间相互之间本来很友好的，把成份一划，分出了成份，倒是把关系搞恶了。这种成份划分，直到1984年邓小平时代才取消。90年代，为成份划分的事，我问了一个从台湾回来的曾经从过政出生于我们家附近东门公社的一个孙姓老兵，问他在台湾有没有地主富农，他说，台湾没有划分成份，原本在中国农村，并无阶级意识，大陆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效法苏联，强行把相关的意识、话语植入农村，使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为阶级意识所颠覆，邻里之间的行为也就起了质的变化。他的这番话，我记得很清楚，却一直没有认真思考。
祖德的家庭之没落，使我对教科书有了新的理解，大部分书上都说，苦难可以转化为精神财富。但残酷的现实让我们知道，生活不是想像的会越来越好，而是会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一个失败连着一个失败，在苦难没有结束之前，或没出现转机之前，是最能摧残人的精神和肉体的，而且还可以象瘟疫一样延续,生活可以吞噬人的生命，而政治的残酷又足以将人们的精神尽数掩埋，后来祖德长大了些，出工能多挣点工分了，略有一点改善，但好景不长，不久响嗲和他妈先后暴死，祖德到煤矿挖煤摔断了脚，没几年就得炭疽病无钱医治不到25岁就死了，他们一家三人都是生产队出的人力，在山上砍的几根活枞树做的棺材，由生产队安排人抬上山埋藏的。当然,祖德跟随他父母是死了,就如同一只蚂蚁死了一样,没能引起任何人的重视和注意,但是他们给社会留下的，是对这个阶级的唉叹，以及对这个时代不尽的思索,而我之思考，阶级斗争理论之所以为演变为主义，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类型化思维，它不重视个体生命本身，而是把个体化约为“集体”（阶级或种族）的分子，化约为“进步”的和“落后”的人、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人和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人。从而，前者对后者的歼灭和屠杀，就变得合理而且正义了。
92、、地主富农的日子不好过（2）
文革时期的地主富农家子弟，哪怕是长得很帅很酷很有型，但因为成份不好，一般贫下中农的女儿也不会嫁给他们，因此他们的子弟取老婆很困难，打光棍是常有的事，有的即使取了老婆，从长相到家庭经济、人品、智力等方面也极不对称，大部分人找的都是聋子、哑巴、呆子、傻子、或身体有残疾的，或是找的家庭死了男人的二锅头或大自己10多岁20多岁的离异妇女。地主富农家的女儿正好和子弟相反，一般都会找个贫下中农的子弟嫁了，但也是极端不对称，要不是嫁的人家穷得响叮当，要不就是嫁的贫下中农子弟中的聋子、哑巴、呆子、傻子、或身体有残疾的等，这些地主富农家的女儿，有些非常聪明漂亮姿色双全，嫁给这些家庭有的是迫于家庭经济压力，有的是为了改善娘家弟妹们的政治待遇，是极不情愿的出嫁的，因此有的嫁出去后并不甘心，不愿和男人过夫妻生活，不是吵就是闹，一些男人没办法,有蛮力的就带一把剪刀,遇到老婆不想过夫妻生活,就一把剪刀把女人短裤衩剪了摁暴鸡母,女人也没办法，现在的法学界称这种情况为婚内强奸,不过农村里这些事没人管，强奸了就强奸了，说出来还是村里的一个笑话，这种婚姻，随着女方的觉醒，有的不到几年就离婚了，在这种家庭中，有的家庭为了稳住女方，父兄叔伯就千方百计给予女方在生活上甚至娘家人生活上予以照顾，有点权力的还在政治上予以照顾，日子一长，这些父兄叔伯往往也经不住考验，也开始打起女方的主意，由此就开始演绎出一些公公烧火、伯伯烧火的红杏出墙的故事来，我所在大队当时总共也就7、8户地主富农家有女儿，嫁给比较穷的有两三个，嫁给有智障等残疾的5、6个，其中我们生产队就有一个叫银园的漂亮丫头嫁到6队后，被本家堂兄叫千义宏的看上有了情况，一个官塔的叫小玉的女孩很有恣色出嫁到我们附近生产队后和本家老公亲哥进铁匠就有有人人皆知的红杏出墙的故事，有一个和公公有流传乡里的笑话闲谈，有一个和大队干部有大家悄悄议论的暧昧关系，当然，这些事，有的公开了，有的则是烂在了当事人肚里，为了伦理、颜面、大家都需要懂些。
不过历史总是不断颠来倒去重复的，过去的地主富农家的女儿因为社会地位低下只能嫁给贫下中农嫁给无产阶级当性奴，然而改革开放30年后，一些农民的女儿村乡干部的女儿、、甚至县处级干部的女儿却也逃不脱反过来沦为性奴的命运，只不过她们不再是简单的反过来为地主富农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每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每当夜晚来临，闪烁着诡巽的霓虹灯下,到处可见她们的身影,当你从她们身边走过，总是能听到那一句熟悉的亲切的问候，“先生，按一下摩吧”，而过去人们歌唱的《桃花江上美人多》、《大坂城的姑娘真漂亮》两首歌的地方，现在是早已同千千万万个村庄一样，美女早就难觅踪迹，问起原因，比较流传一致的说法是，一等美女进了中南海，二等美女去了沿海，三等美女在省城，四等美女在县城，家里留的全都有呆傻症。也有的说，一等美女漂洋过海，二等美女中海南海，三等美女上海珠海，四等美女经商下海，五等美女留守林海。
实际上，自民国以来，我国的地主，乃至县级以下官史，以我也是官至处级，对社会之无奈，对工作之无奈的感受，实为弱势群体。这话近乎天方夜谭。但这是事实。如对政权没有话语权，对国家下达各种优惠政策没有享受权，从农村走出去的农民子弟甚至连土地承包权也被剥夺，当国家财政发生困难的时候，也还得为各种附加，加派而掏银子，农民可以抗租，官员却无法抗税，农民可以抗拆迁，官员却必须拥护政府的强拆行为。仅有的一点薪水也仅是比城市普通工人高15%左右，根本养活不了妻儿老小，比城市小商贩强不了多少，因此官吏们的妻子也必须跟普通妇女一样去为工作为养活自己而奋斗而折腰。如果不贪腐，则维持家庭一般开支都困难，还要被官场上看作异类。如果不给领导打点送钱送物拉关系，超过同期干部得到额外提升则永不可能。如果不冒被开除的危险，想同农村农民一样多生一个孩子也绝无可能。所以，普通官吏实际上是既没有当上也没有发上财，更没有发好人。而为了这些官吏的前途，即使当上了官，其家人在他步入仕途前，也会汲取这个家庭几乎全部的资源，当官后仍然是照顾不了这个家庭成员任何好处，一些教育资源上不平等的择校费幼儿费培训班费，也不得不同一般市民农民一样去交纳、一样要承受国家各种名目繁多的盘剥，家中妻儿老小遭到外人欺侮也无处申冤，司法也不为这些官员讲什么人情，有些市民可做的体制外的事，官员却不能做。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城里打工，不讲为他们谋求一个正式工作，就是为他们找个好点的苦力活工作都难，全靠他们自己跟着包工头去拚血汗钱，还有拖欠工资几年讨都讨不回，被人拖欠讨要时还挨打，找公安还说难处理，找劳动部门说要拿证据，就是一些摆着的事都讨不回一个公道。我们一个村的万绍双带的一个民工，在洞口一家私人投资的酒店工地挖桩基坑，合同讲好了50元一米，结算时转包工头欺负乡里人却只算内经不按外经实结，少算15元一米，共少结4万多元，万绍双等民工们找转包工头讲理，反被转包工头雇佣人将其砍成重伤到某市中心医院住院，他们找到我，我通过某市纪委找到了某区公安局，要求公安局责成洞口派出所处理，一是要惩治凶手，二是医治伤者痊愈，三是工钱按实结算。万绍双等人分成两批，一批去某区政府进行投诉，可是人根本进不去，也没人听没人管。他们又打投诉电话找某都市电视台，该台记者接话，问了情况，说第二天去现场调查，要求不要让别人知道此事，但第二天却不见人影，再打电话找受理记者，记者说有别的事不能来了，他们通过我老婆找某市劳动监察大队，开始就说要资料，一听说打伤人了，说这事我们管不了了，打人的事要找派出所，各人管各的事。不过万绍双等去派出所的派出所受理了，经派出所协调，最后一项办到了，可医疗费的事他们却忽悠了几个农民兄弟，只象征性的要打人老板给了1000来元，惩治凶手的事更是无影无踪，公安局也没有给他们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作出答复，也没有人给我们回个话，一切就象没有发生那样自然，那样平静。后来万绍双等人反馈了信息我才了解了情况。而我还得在人情上感谢长沙市纪委的出面，这事我总算领会了体制这东东，领会了我们的职能部门和媒体的忽悠，领会了民工维权的无奈，领会了体制的无奈，领会了那怕你是个处级干部又怎奈。这是一个农民工在城里讨薪的遭遇。我曾经为我一个外侄铁道学院毕业的，找长沙轨道集团就业，大学生毕业就业本是应该顺理成章的事，专业也对口，但找到集团董事长还是熟人，却就是被他们规定要有从业经验给忽悠了，而他们已招收的几千员工，难道个个都有从业经验？真是省里管不到市里，县官不如现管啊。这些，我们一些社会学家，我们一些媒体，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但因为国家政治的需要，因为意识形态，或是不吭声，或是回避了。
农村家庭断粮是常有的，甚至在土地承包后的81年还是83年，我回家都听我父亲说起，我们附近的一户叫万方元的家庭在我当时回家时就断炊有四五天没饭吃了，是完全靠吃野菜过的日子，父亲跟我讲，我知道他是以为我在外面呆过很多年，有见识了，希望我把这个情况会向上面反映，还说中国的农村永远赶不上城市，温饱问题永远是农民的首要问题。我记得文革时要饭的也还是经常有的，但一般都走得不远，都在附近几个公社转悠，大家有的都认识，乡里乡亲哪家有粮无粮心里都清楚，有的名义上是借实际上为讨，但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呢，因为那时公社规定不准要饭，要真的外出要饭，得要公社、大队开证明。
文革时期的地主富农家子弟，哪怕是长得很帅很酷很有型，但因为成份不好，一般贫下中农的女儿也不会嫁给他们，因此他们的子弟取老婆很困难，打光棍是常有的事，有的即使取了老婆，从长相到家庭经济、人品、智力等方面也极不对称，大部分人找的都是聋子、哑巴、呆子、傻子、或身体有残疾的，或是找的家庭死了男人的二锅头或大自己10多岁20多岁的离异妇女。地主富农家的女儿正好和子弟相反，一般都会找个贫下中农的子弟嫁了，但也是极端不对称，要不是嫁的人家穷得响叮当，要不就是嫁的贫下中农子弟中的聋子、哑巴、呆子、傻子、或身体有残疾的等，这些地主富农家的女儿，有些非常聪明漂亮姿色双全，嫁给这些家庭有的是迫于家庭经济压力，有的是为了改善娘家弟妹们的政治待遇，是极不情愿的出嫁的，因此有的嫁出去后并不甘心，不愿和男人过夫妻生活，不是吵就是闹，一些男人没办法,有蛮力的就带一把剪刀,遇到老婆不想过夫妻生活,就一把剪刀把女人短裤衩剪了摁暴鸡母,女人也没办法，现在的法学界称这种情况为婚内强奸,不过农村里这些事没人管，强奸了就强奸了，说出来还是村里的一个笑话，这种婚姻，随着女方的觉醒，有的不到几年就离婚了，在这种家庭中，有的家庭为了稳住女方，父兄叔伯就千方百计给予女方在生活上甚至娘家人生活上予以照顾，有点权力的还在政治上予以照顾，日子一长，这些父兄叔伯往往也经不住考验，也开始打起女方的主意，由此就开始演绎出一些公公烧火、伯伯烧火的红杏出墙的故事来，我所在大队当时总共也就7、8户地主富农家有女儿，嫁给比较穷的有两三个，嫁给有智障等残疾的5、6个，其中我们生产队就有一个叫银园的漂亮丫头嫁到6队后，被本家堂兄叫千义宏的看上有了情况，一个官塔的叫小玉的女孩很有恣色出嫁到我们附近生产队后和本家老公亲哥进铁匠就有有人人皆知的红杏出墙的故事，有一个和公公有流传乡里的笑话闲谈，有一个和大队干部有大家悄悄议论的暧昧关系，当然，这些事，有的公开了，有的则是烂在了当事人肚里，为了伦理、颜面、大家都需要懂些。
不过历史总是不断颠来倒去重复的，过去的地主富农家的女儿因为社会地位低下只能嫁给贫下中农嫁给无产阶级当性奴，然而改革开放30年后，一些农民的女儿村乡干部的女儿、、甚至县处级干部的女儿却也逃不脱反过来沦为性奴的命运，只不过她们不再是简单的反过来为地主富农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每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每当夜晚来临，闪烁着诡巽的霓虹灯下,到处可见她们的身影,当你从她们身边走过，总是能听到那一句熟悉的亲切的问候，“先生，按一下摩吧”，而过去人们歌唱的《桃花江上美人多》、《大坂城的姑娘真漂亮》两首歌的地方，现在是早已同千千万万个村庄一样，美女早就难觅踪迹，问起原因，比较流传一致的说法是，一等美女进了中南海，二等美女去了沿海，三等美女在省城，四等美女在县城，家里留的全都有呆傻症。也有的说，一等美女漂洋过海，二等美女中海南海，三等美女上海珠海，四等美女经商下海，五等美女留守林海。
实际上，自民国以来，我国的地主，乃至县级以下官史，以我也是官至处级，对社会之无奈，对工作之无奈的感受，实为弱势群体。这话近乎天方夜谭。但这是事实。如对政权没有话语权，对国家下达各种优惠政策没有享受权，从农村走出去的农民子弟甚至连土地承包权也被剥夺，当国家财政发生困难的时候，也还得为各种附加，加派而掏银子，农民可以抗租，官员却无法抗税，农民可以抗拆迁，官员却必须拥护政府的强拆行为。仅有的一点薪水也仅是比城市普通工人高15%左右，根本养活不了妻儿老小，比城市小商贩强不了多少，因此官吏们的妻子也必须跟普通妇女一样去为工作为养活自己而奋斗而折腰。如果不贪腐，则维持家庭一般开支都困难，还要被官场上看作异类。如果不给领导打点送钱送物拉关系，超过同期干部得到额外提升则永不可能。如果不冒被开除的危险，想同农村农民一样多生一个孩子也绝无可能。所以，普通官吏实际上是既没有当上也没有发上财，更没有发好人。而为了这些官吏的前途，即使当上了官，其家人在他步入仕途前，也会汲取这个家庭几乎全部的资源，当官后仍然是照顾不了这个家庭成员任何好处，一些教育资源上不平等的择校费幼儿费培训班费，也不得不同一般市民农民一样去交纳、一样要承受国家各种名目繁多的盘剥，家中妻儿老小遭到外人欺侮也无处申冤，司法也不为这些官员讲什么人情，有些市民可做的体制外的事，官员却不能做。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城里打工，不讲为他们谋求一个正式工作，就是为他们找个好点的苦力活工作都难，全靠他们自己跟着包工头去拚血汗钱，还有拖欠工资几年讨都讨不回，被人拖欠讨要时还挨打，找公安还说难处理，找劳动部门说要拿证据，就是一些摆着的事都讨不回一个公道。我们一个村的万绍双带的一个民工，在洞口一家私人投资的酒店工地挖桩基坑，合同讲好了50元一米，结算时转包工头欺负乡里人却只算内经不按外经实结，少算15元一米，共少结4万多元，万绍双等民工们找转包工头讲理，反被转包工头雇佣人将其砍成重伤到某市中心医院住院，他们找到我，我通过某市纪委找到了某区公安局，要求公安局责成洞口派出所处理，一是要惩治凶手，二是医治伤者痊愈，三是工钱按实结算。万绍双等人分成两批，一批去某区政府进行投诉，可是人根本进不去，也没人听没人管。他们又打投诉电话找某都市电视台，该台记者接话，问了情况，说第二天去现场调查，要求不要让别人知道此事，但第二天却不见人影，再打电话找受理记者，记者说有别的事不能来了，他们通过我老婆找某市劳动监察大队，开始就说要资料，一听说打伤人了，说这事我们管不了了，打人的事要找派出所，各人管各的事。不过万绍双等去派出所的派出所受理了，经派出所协调，最后一项办到了，可医疗费的事他们却忽悠了几个农民兄弟，只象征性的要打人老板给了1000来元，惩治凶手的事更是无影无踪，公安局也没有给他们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作出答复，也没有人给我们回个话，一切就象没有发生那样自然，那样平静。后来万绍双等人反馈了信息我才了解了情况。而我还得在人情上感谢长沙市纪委的出面，这事我总算领会了体制这东东，领会了我们的职能部门和媒体的忽悠，领会了民工维权的无奈，领会了体制的无奈，领会了那怕你是个处级干部又怎奈。这是一个农民工在城里讨薪的遭遇。我曾经为我一个外侄铁道学院毕业的，找长沙轨道集团就业，大学生毕业就业本是应该顺理成章的事，专业也对口，但找到集团董事长还是熟人，却就是被他们规定要有从业经验给忽悠了，而他们已招收的几千员工，难道个个都有从业经验？真是省里管不到市里，县官不如现管啊。这些，我们一些社会学家，我们一些媒体，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但因为国家政治的需要，因为意识形态，或是不吭声，或是回避了。
农村家庭断粮是常有的，甚至在土地承包后的81年还是83年，我回家都听我父亲说起，我们附近的一户叫万方元的家庭在我当时回家时就断炊有四五天没饭吃了，是完全靠吃野菜过的日子，父亲跟我讲，我知道他是以为我在外面呆过很多年，有见识了，希望我把这个情况会向上面反映，还说中国的农村永远赶不上城市，温饱问题永远是农民的首要问题。我记得文革时要饭的也还是经常有的，但一般都走得不远，都在附近几个公社转悠，大家有的都认识，乡里乡亲哪家有粮无粮心里都清楚，有的名义上是借实际上为讨，但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呢，因为那时公社规定不准要饭，要真的外出要饭，得要公社、大队开证明。
93、、地主富农的日子不好过（3）
1966年夏季，城里红 卫 兵破“四旧”抄家打砸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行动，很快传到农村。先是农村中小学生成立红 卫 兵组织，斗争校长老师，破“四旧，对老师中的牛鬼蛇神抄家、批 斗、游街。接着，农村中的一些“勇敢分子”（主要是懒汉、流氓、无赖、刑满释放分子等）也戴上了红袖章，变成了“红 卫 兵”。他们攻击村干部，说他们是“走 资 派”，他们叫喊“进行第二次土改”，以破“四旧”、搜查“变天账”和枪支弹药为名，随意抄“四 类 分子”的家，把抄来的家具、被褥、衣服等财物像土改那样分掉；他们肆意批 斗毒打监禁“四 类 分子”及其子女，有的地方甚至大规模屠 杀“四 类 分子”及其家庭成员，斩草除根。
1966年12月15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农村文 化 大 革 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 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于是，在农村收拾“四 类 分子”成为被毛主席、党中央肯定的“革命行动”。
红色恐怖笼罩广大农村，农村教师和“四 类 分子”又遭到残酷浩劫。
一位当时的小学生回忆说：
1966年文 革开始时，我只有十几岁，正在上小学，亲身经历了破“四旧”、整老师。那一幕幕荒诞离奇、人性扭曲、残酷恶劣的人间丑剧，现在回忆起来仍不寒而栗。
文 革的最初序幕，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当时我上小学四年级，班里有一份《少年报》，报上都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文章，我和小伙伴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大伙成天吵吵嚷嚷，互相指着一团一伙的小伙伴是什么“三家村”、“四家店”。具体是什么内容根本就不理解。
我老家赵庄村，是河北省鸡泽县二中和县二高（高级小学，即五、六年级）的所在地。风雷动而树梢摆，海涛涌且小舟摇，就是这县二中、县高小也紧随着文 革的大潮而起伏飘摇。最初是喊着口号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扛着红旗，上千名学生四路纵队，高呼：“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到各村庄游行。
再就是学生挨门串户破“四旧”。文 革初期有一个文件叫“十六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场大革命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所以学生们喊着“破四旧、立四新”，每到一个村便上房拆除屋脊上的兽头，砸八仙桌太师椅上的花牙雕刻，收缴一切书籍，包括妇女的绣花鞋，以至发展到剪辫子。那时时兴姑娘头上梳两根大辫子，就像豫剧《朝阳沟》里银环的打扮。在“破四旧”的号召下，女学生们带头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一时间剪辫子成风，学生们挨门串户动员姑娘剪辫子，最后发展到村村设卡，查路口，只要见谁头上留着辫子，不管愿意不愿意，强行剪掉。那时，最时髦的姑娘穿戴是绿军装，扎军用宽皮带，头上留着和男青年一样的分头，弄得人们连男女都难以分辨。还有就是禁演一切“老戏”（古装戏）。
接着便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到村里和学校“串联”、“点火”，号召群众学生起来成立“红 卫 兵”组织，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文 革运动的深入开展，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满街乱撒的油印传单，内容是批判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当权派”。言词激烈，如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砸烂×××的狗头”，“×××十大罪状”等。这些大字报和传单有署名的，有不署名的，大都是××战斗队等，接着就是将校长、老师们揪出来斗争，开批判会，游街示众。一些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或定为右 派的老师，成为主攻目标，专政对象，造 反 派把他们叫做“牛鬼蛇神”，对其进行批 斗游街。游街的老师们头戴白纸糊成的大高帽子，通常有三四尺高，上面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帮×××，或坏分子×××（名字）。胸前挂着“黑帮牌”（和现在公捕犯罪分子的牌子差不多）。有的“黑帮牌”是造 反 派”精心制成的，达10多斤重，用细铁丝串起，挂在“黑帮”的脖子上。三伏天让他们捂着大棉袄，有的兜子里还让装上两个铅球。许多出身不好、长相俊俏的女老师被诬有作风问题，游街时脖子上挂两只破鞋。
二中有一位天津籍老师叫杨昌希，家庭出身资本家，眼睛高度近视，造 反 派将他的眼镜摘掉，用席蔑儿插成眼镜挂到他的眼上。高小有个教师叫顾振中，是满族人，在红 卫 兵的眼里，他是皇亲贵族，是比地富分子都高级的坏蛋，所以成了主要专政对象，不但让他戴高帽子游街，而且还让他穿着一双妇女的绣花鞋在村子里扫大街。顾老师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和侮辱，于一天夜里服下大剂量安眠药以求自杀。第二天造 反 派看他昏迷不醒，就4个人一组用杠子轮流抬着他摇晃。边晃边喊着“瞎老顾，醒醒，别装死，快起来”（顾一只眼睛有毛病）。顾自杀不成，对他的斗争更加升级。
外地的教师如此，本县的教师又是怎样的处境呢？教语文的贾老师，最早被戴上3尺多高的白纸糊的大帽子游街，在经受了数次残酷的折磨后，他无奈地说：“有谁能让我睡一觉醒来就成了文盲，那该有多好啊！”孟贯庄一位姓王的老师，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实难忍受，趁造 反 派不备越墙逃命，当爬上墙时被造 反 派发现，造 反 派拽掉他两只鞋，没有从墙上把他拽下来，他光着脚逃到山西，直到“文 革”过后才回来。
在农村也是大揪“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兴起了“抄家”风，光赵庄一个200余户的村，被抄家的就有十几户。时值春节，被抄家户十几口人老少几代被锁在一个屋内，将他们家的缸、箱、盆、罐摆了一街筒子，少数人忙着抬东西，多数人围观，人群中大多是表示同情的，但谁敢道一个“不”字？
1966年夏季，城里红 卫 兵破“四旧”抄家打砸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行动，很快传到农村。先是农村中小学生成立红 卫 兵组织，斗争校长老师，破“四旧，对老师中的牛鬼蛇神抄家、批 斗、游街。接着，农村中的一些“勇敢分子”（主要是懒汉、流氓、无赖、刑满释放分子等）也戴上了红袖章，变成了“红 卫 兵”。他们攻击村干部，说他们是“走 资 派”，他们叫喊“进行第二次土改”，以破“四旧”、搜查“变天账”和枪支弹药为名，随意抄“四 类 分子”的家，把抄来的家具、被褥、衣服等财物像土改那样分掉；他们肆意批 斗毒打监禁“四 类 分子”及其子女，有的地方甚至大规模屠 杀“四 类 分子”及其家庭成员，斩草除根。
1966年12月15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农村文 化 大 革 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 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于是，在农村收拾“四 类 分子”成为被毛主席、党中央肯定的“革命行动”。
红色恐怖笼罩广大农村，农村教师和“四 类 分子”又遭到残酷浩劫。
一位当时的小学生回忆说：
1966年文 革开始时，我只有十几岁，正在上小学，亲身经历了破“四旧”、整老师。那一幕幕荒诞离奇、人性扭曲、残酷恶劣的人间丑剧，现在回忆起来仍不寒而栗。
文 革的最初序幕，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当时我上小学四年级，班里有一份《少年报》，报上都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文章，我和小伙伴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大伙成天吵吵嚷嚷，互相指着一团一伙的小伙伴是什么“三家村”、“四家店”。具体是什么内容根本就不理解。
我老家赵庄村，是河北省鸡泽县二中和县二高（高级小学，即五、六年级）的所在地。风雷动而树梢摆，海涛涌且小舟摇，就是这县二中、县高小也紧随着文 革的大潮而起伏飘摇。最初是喊着口号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扛着红旗，上千名学生四路纵队，高呼：“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到各村庄游行。
再就是学生挨门串户破“四旧”。文 革初期有一个文件叫“十六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场大革命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所以学生们喊着“破四旧、立四新”，每到一个村便上房拆除屋脊上的兽头，砸八仙桌太师椅上的花牙雕刻，收缴一切书籍，包括妇女的绣花鞋，以至发展到剪辫子。那时时兴姑娘头上梳两根大辫子，就像豫剧《朝阳沟》里银环的打扮。在“破四旧”的号召下，女学生们带头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一时间剪辫子成风，学生们挨门串户动员姑娘剪辫子，最后发展到村村设卡，查路口，只要见谁头上留着辫子，不管愿意不愿意，强行剪掉。那时，最时髦的姑娘穿戴是绿军装，扎军用宽皮带，头上留着和男青年一样的分头，弄得人们连男女都难以分辨。还有就是禁演一切“老戏”（古装戏）。
接着便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到村里和学校“串联”、“点火”，号召群众学生起来成立“红 卫 兵”组织，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文 革运动的深入开展，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满街乱撒的油印传单，内容是批判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当权派”。言词激烈，如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砸烂×××的狗头”，“×××十大罪状”等。这些大字报和传单有署名的，有不署名的，大都是××战斗队等，接着就是将校长、老师们揪出来斗争，开批判会，游街示众。一些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或定为右 派的老师，成为主攻目标，专政对象，造 反 派把他们叫做“牛鬼蛇神”，对其进行批 斗游街。游街的老师们头戴白纸糊成的大高帽子，通常有三四尺高，上面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帮×××，或坏分子×××（名字）。胸前挂着“黑帮牌”（和现在公捕犯罪分子的牌子差不多）。有的“黑帮牌”是造 反 派”精心制成的，达10多斤重，用细铁丝串起，挂在“黑帮”的脖子上。三伏天让他们捂着大棉袄，有的兜子里还让装上两个铅球。许多出身不好、长相俊俏的女老师被诬有作风问题，游街时脖子上挂两只破鞋。
二中有一位天津籍老师叫杨昌希，家庭出身资本家，眼睛高度近视，造 反 派将他的眼镜摘掉，用席蔑儿插成眼镜挂到他的眼上。高小有个教师叫顾振中，是满族人，在红 卫 兵的眼里，他是皇亲贵族，是比地富分子都高级的坏蛋，所以成了主要专政对象，不但让他戴高帽子游街，而且还让他穿着一双妇女的绣花鞋在村子里扫大街。顾老师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和侮辱，于一天夜里服下大剂量安眠药以求自杀。第二天造 反 派看他昏迷不醒，就4个人一组用杠子轮流抬着他摇晃。边晃边喊着“瞎老顾，醒醒，别装死，快起来”（顾一只眼睛有毛病）。顾自杀不成，对他的斗争更加升级。
外地的教师如此，本县的教师又是怎样的处境呢？教语文的贾老师，最早被戴上3尺多高的白纸糊的大帽子游街，在经受了数次残酷的折磨后，他无奈地说：“有谁能让我睡一觉醒来就成了文盲，那该有多好啊！”孟贯庄一位姓王的老师，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实难忍受，趁造 反 派不备越墙逃命，当爬上墙时被造 反 派发现，造 反 派拽掉他两只鞋，没有从墙上把他拽下来，他光着脚逃到山西，直到“文 革”过后才回来。
在农村也是大揪“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兴起了“抄家”风，光赵庄一个200余户的村，被抄家的就有十几户。时值春节，被抄家户十几口人老少几代被锁在一个屋内，将他们家的缸、箱、盆、罐摆了一街筒子，少数人忙着抬东西，多数人围观，人群中大多是表示同情的，但谁敢道一个“不”字？
94、文革打人抄家“五类分子”首当其冲（1）
一九六六年夏，在文革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五类分子”首当其冲。红卫兵制造“红色恐怖”笼罩全国。有资料估计，被活活打死的人约十万，自杀者更多，被毒打虐待的不计其数。“牛鬼蛇神”的鲜血染出了“红色之夏”。
红卫兵制造“红色恐怖”，是江青一伙煽动起来的，受到掌权当局的纵容。在1966年7月28日一次会上，江青公然鼓动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8月下旬，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竟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中共中央8月22日还转发了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这一切造成了没有集中的“大民主”，受鼓动利用的红卫兵们到处乱揪乱斗。红卫兵到街道、里弄、派出所索要所谓“牛鬼蛇神”名单，按单抄家、搜人，有的被当场批斗，有的被限期驱赶回乡，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杀，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何谓“牛鬼蛇神”？没有什么标准，红卫兵说谁是谁就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等所谓的“黑九类”理所当然的是牛鬼蛇神。后来，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有海外关系的，或者卓有成绩的老教师、作家、艺术家等等，都被作为“牛鬼蛇神”。红卫兵首先在学校造反，对校长、老师进行批斗、游街、抄家，关进“牛棚”，然后冲出校门，在社会上抄家，批斗“牛鬼蛇神”。
抄家，这是“文革”中最常见的一种“革命”行动（奇怪的是，这在封建时代也常见），也是“文革”时期社会混乱的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现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的抄家并不是造反派实施的，而是那些具有官方背景的“保皇派”组织。在毛泽东还没有出面表示对造反派的支持时，“文革”初期的几个月完全是另一番模样：斗争的目标大多是已经戴了帽的“地富反坏右”（所谓“黑五类”是也）或者在“文革”初期最早起来“造反”的那批人，感觉跟“反右”、“四清”有点象，只是在党委领导下的“运动”而非造反。所以被抄家的往往也是这些人（“黑五类”是阶级敌人，整阶级敌人在那个年代是天经地义的）。
城市里最典型的抄家行动的情形是：清晨或是深夜，一队左臂上套着红袖章的男女（就连保皇派组织也叫“红卫兵”）悄无声息的来到一户人家门前，带队的上前大力的拍门，门打开以后，这伙人便蜂拥而入。带队的厉声命令被抄家的这一家子列队站好，然后朗读几段“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语录”，接着便黑着脸宣布现在“某某革命组织”来抄家来了，他们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就要采取进一步的“革命行动”云云。
被抄家的此时已经吓得魂飞魄散，有些胆小的不是浑身筛糠就是尿了裤子。随后带头的一声令下，那些队员们便扑向房间的各个角落，翻箱倒柜的“抄”将起来。凡是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东西便作为“罪证”没收了。
抄家是突如其来的，刚开始抄家时，那些对象大多没有采取什么预防措施，故而损失不小。后来其它预感会被抄家的人（或者被抄过一次但家里还藏着东西估计还会被抄的）见此情景赶紧行动，将可能成为“罪证”的东西或销毁、或抛弃、或藏匿。后来的抄家就不象一开始那么容易了，要动一些脑筋，要分析判断东西藏在哪里，然后从地板、墙壁、天花板之类的地方把东西“起获”出来。
一九六六年夏，在文革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五类分子”首当其冲。红卫兵制造“红色恐怖”笼罩全国。有资料估计，被活活打死的人约十万，自杀者更多，被毒打虐待的不计其数。“牛鬼蛇神”的鲜血染出了“红色之夏”。
红卫兵制造“红色恐怖”，是江青一伙煽动起来的，受到掌权当局的纵容。在1966年7月28日一次会上，江青公然鼓动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8月下旬，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竟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中共中央8月22日还转发了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这一切造成了没有集中的“大民主”，受鼓动利用的红卫兵们到处乱揪乱斗。红卫兵到街道、里弄、派出所索要所谓“牛鬼蛇神”名单，按单抄家、搜人，有的被当场批斗，有的被限期驱赶回乡，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杀，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何谓“牛鬼蛇神”？没有什么标准，红卫兵说谁是谁就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等所谓的“黑九类”理所当然的是牛鬼蛇神。后来，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有海外关系的，或者卓有成绩的老教师、作家、艺术家等等，都被作为“牛鬼蛇神”。红卫兵首先在学校造反，对校长、老师进行批斗、游街、抄家，关进“牛棚”，然后冲出校门，在社会上抄家，批斗“牛鬼蛇神”。
抄家，这是“文革”中最常见的一种“革命”行动（奇怪的是，这在封建时代也常见），也是“文革”时期社会混乱的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现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的抄家并不是造反派实施的，而是那些具有官方背景的“保皇派”组织。在毛泽东还没有出面表示对造反派的支持时，“文革”初期的几个月完全是另一番模样：斗争的目标大多是已经戴了帽的“地富反坏右”（所谓“黑五类”是也）或者在“文革”初期最早起来“造反”的那批人，感觉跟“反右”、“四清”有点象，只是在党委领导下的“运动”而非造反。所以被抄家的往往也是这些人（“黑五类”是阶级敌人，整阶级敌人在那个年代是天经地义的）。
城市里最典型的抄家行动的情形是：清晨或是深夜，一队左臂上套着红袖章的男女（就连保皇派组织也叫“红卫兵”）悄无声息的来到一户人家门前，带队的上前大力的拍门，门打开以后，这伙人便蜂拥而入。带队的厉声命令被抄家的这一家子列队站好，然后朗读几段“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语录”，接着便黑着脸宣布现在“某某革命组织”来抄家来了，他们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就要采取进一步的“革命行动”云云。
被抄家的此时已经吓得魂飞魄散，有些胆小的不是浑身筛糠就是尿了裤子。随后带头的一声令下，那些队员们便扑向房间的各个角落，翻箱倒柜的“抄”将起来。凡是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东西便作为“罪证”没收了。
抄家是突如其来的，刚开始抄家时，那些对象大多没有采取什么预防措施，故而损失不小。后来其它预感会被抄家的人（或者被抄过一次但家里还藏着东西估计还会被抄的）见此情景赶紧行动，将可能成为“罪证”的东西或销毁、或抛弃、或藏匿。后来的抄家就不象一开始那么容易了，要动一些脑筋，要分析判断东西藏在哪里，然后从地板、墙壁、天花板之类的地方把东西“起获”出来。
95、文革打人抄家“五类分子”首当其冲（2）
一位先生回忆说：
我曾经在重庆的枇杷山公园看过一个展览，内容就是从这些人家里抄出来的东西，以显示“辉煌战果”。记得展品中除了金银珠宝之类的首饰、古董、字画（这些人家里还藏着这些东西，证明他们迷恋过去剥削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还有印着“青天白日”的当年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委任状”、国军军官佩戴、上面有“蒋中正”字样的短剑“军人魂”（这些足以证明东西的主人怀念昔日的反动政权，梦想变天）。当时看展览的感觉就是触目惊心：没想到“暗藏的阶级敌人”还真不少啊！
到1966年秋季，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发表以后，形势急转直下，“造反”成了主流，各单位的大小领导成了“革命”的对象，此时抄家的主要目标就不仅仅是“黑五类”了。“走资派”、“黑干将”、“小爪牙”、“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只要是造反派认为该抄的对象，就一定会去抄。我父母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革命军人”，按当时的成分划分绝对是“红五类”。但由于我父亲当时是西南医院的一个中层干部，被划进“黑干将”行列。所以，他也被戴上高帽子，跟在医院的领导后面游街示众，站在台上接受群众的批判（还挨了一些拳脚）。
有一天深夜，我和我哥哥突然被一阵喧闹声从睡梦中惊醒，凝神一听，声音竟是从隔壁房间传出来的，是父亲母亲在跟一群人争辩着什么，并不是在吵架，就是互相背诵“语录”，我们立刻就明白，这是有人来“抄”我们家了。我和我哥哥很紧张，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后来声音小了，却能听到拉开抽屉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母亲打开了我们这间屋子的门，打开了电灯。见我们都已经醒了，就安慰我们说没什么事。随后，进来了两个军人，探头看了看，便退出去了。第二天，母亲告诉我们是医院的造反派来抄家，他们主要是要找父亲的工作笔记、会议记录之类的东西，但父亲早已在感到形势不对时将这些东西都交到医院的政治部，存在档案室里去了，所以来抄家的人一无所获。
还有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我们还没有起床，忽然听到有一大队人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最后就在我们家门外停了下来。我和我哥哥登时紧张了起来，赶紧下床跑到窗户前偷偷朝外面张望，只见十来个大学的学员（左臂上有红袖章，但看不出来是那个组织的）在我家门前的那一小块空地上排成一列横队，一个小头头模样的人正在作“战前动员”。他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完全了，就记得是说今天要抄的是“反动学术权威”、外科的教授H某某的家，大家一定要认真仔细，找到H某某的反动罪证等等，最后这些人一起背了一段“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约是把此次抄家当成一场战斗了吧，那时的人做有些事，在今天看来就像儿戏）。背完“语录”以后，领头的那位说了一声“行动”，这帮人便如下山猛虎一样直扑H教授家而去。H家的三个儿子跟我们玩得很熟，后来听他们说了抄家的经过，那些人并没有抄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其中有人对他们平时画的小人打仗的画产生了怀疑，因为里面有一些小人拿着旗帜，于是便有抄家的人怀疑这可能是“攻击三面红旗”。但后来大约连抄家的人自己都觉得这种猜想实在荒唐，也就作罢了。
这些抄家，将大量个人财物（金银珠宝、古玩字画，以及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物品等）“充公”，比较规矩的抄家会对抄出来的东西进行登记，然后保管，这一类的物品有的在被抄家的人获得“解放”或是“文革”结束“平反”以后予以归还，更多的则从此不知去向（这个情况我们从当事人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已经看到不少）。现在我们知道，那个臭名昭著的康生，就曾将一些抄家充公的字画珍品据为己有。这种假“革命”之名行劫掠之实的行为，是多么的丑恶，多么的无耻！
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各地城乡的“走资派”、“反动权威”、“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等所有的所谓“黑帮”、“牛鬼蛇神”都被抄家，无一幸免。世界和中国历史上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
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后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届时他正在香港为父亲做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匆匆赶回，却被中学生抄了家。郭氏爱好玉器，珍藏百余件名贵玉器。在红卫兵眼里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毁无遗。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被斗了无数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国画院画家惠孝同作的画。但此时国画家几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访问印度时印度友人的赠品，老舍转赠给惠孝同的。“看你们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的！”抄家者举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将象牙砸得粉碎。他们将画室砸得一塌胡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却认为刻瓷艺术品也是“四旧”，把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 “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对象。他与妻子、女作家谢冰心夫妇的家被抄后，中央民族学院办了个“修正主义生活展览”，将从他们家抄出的物件，以及从别人家抄出的东西，一并算在他们二人的名下，对全校开放展览。他们家既无金银财宝，又无杀人武器、变天帐，只好拿皮鞋、料子衣服、进口手表，各种 “封、资、修”的书籍等，凑足了一个展览厅。
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还私自批斗、抓人。一些红卫兵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一位先生回忆说：
我曾经在重庆的枇杷山公园看过一个展览，内容就是从这些人家里抄出来的东西，以显示“辉煌战果”。记得展品中除了金银珠宝之类的首饰、古董、字画（这些人家里还藏着这些东西，证明他们迷恋过去剥削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还有印着“青天白日”的当年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委任状”、国军军官佩戴、上面有“蒋中正”字样的短剑“军人魂”（这些足以证明东西的主人怀念昔日的反动政权，梦想变天）。当时看展览的感觉就是触目惊心：没想到“暗藏的阶级敌人”还真不少啊！
到1966年秋季，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发表以后，形势急转直下，“造反”成了主流，各单位的大小领导成了“革命”的对象，此时抄家的主要目标就不仅仅是“黑五类”了。“走资派”、“黑干将”、“小爪牙”、“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只要是造反派认为该抄的对象，就一定会去抄。我父母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革命军人”，按当时的成分划分绝对是“红五类”。但由于我父亲当时是西南医院的一个中层干部，被划进“黑干将”行列。所以，他也被戴上高帽子，跟在医院的领导后面游街示众，站在台上接受群众的批判（还挨了一些拳脚）。
有一天深夜，我和我哥哥突然被一阵喧闹声从睡梦中惊醒，凝神一听，声音竟是从隔壁房间传出来的，是父亲母亲在跟一群人争辩着什么，并不是在吵架，就是互相背诵“语录”，我们立刻就明白，这是有人来“抄”我们家了。我和我哥哥很紧张，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后来声音小了，却能听到拉开抽屉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母亲打开了我们这间屋子的门，打开了电灯。见我们都已经醒了，就安慰我们说没什么事。随后，进来了两个军人，探头看了看，便退出去了。第二天，母亲告诉我们是医院的造反派来抄家，他们主要是要找父亲的工作笔记、会议记录之类的东西，但父亲早已在感到形势不对时将这些东西都交到医院的政治部，存在档案室里去了，所以来抄家的人一无所获。
还有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我们还没有起床，忽然听到有一大队人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最后就在我们家门外停了下来。我和我哥哥登时紧张了起来，赶紧下床跑到窗户前偷偷朝外面张望，只见十来个大学的学员（左臂上有红袖章，但看不出来是那个组织的）在我家门前的那一小块空地上排成一列横队，一个小头头模样的人正在作“战前动员”。他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完全了，就记得是说今天要抄的是“反动学术权威”、外科的教授H某某的家，大家一定要认真仔细，找到H某某的反动罪证等等，最后这些人一起背了一段“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约是把此次抄家当成一场战斗了吧，那时的人做有些事，在今天看来就像儿戏）。背完“语录”以后，领头的那位说了一声“行动”，这帮人便如下山猛虎一样直扑H教授家而去。H家的三个儿子跟我们玩得很熟，后来听他们说了抄家的经过，那些人并没有抄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其中有人对他们平时画的小人打仗的画产生了怀疑，因为里面有一些小人拿着旗帜，于是便有抄家的人怀疑这可能是“攻击三面红旗”。但后来大约连抄家的人自己都觉得这种猜想实在荒唐，也就作罢了。
这些抄家，将大量个人财物（金银珠宝、古玩字画，以及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物品等）“充公”，比较规矩的抄家会对抄出来的东西进行登记，然后保管，这一类的物品有的在被抄家的人获得“解放”或是“文革”结束“平反”以后予以归还，更多的则从此不知去向（这个情况我们从当事人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已经看到不少）。现在我们知道，那个臭名昭著的康生，就曾将一些抄家充公的字画珍品据为己有。这种假“革命”之名行劫掠之实的行为，是多么的丑恶，多么的无耻！
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各地城乡的“走资派”、“反动权威”、“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等所有的所谓“黑帮”、“牛鬼蛇神”都被抄家，无一幸免。世界和中国历史上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
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后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届时他正在香港为父亲做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匆匆赶回，却被中学生抄了家。郭氏爱好玉器，珍藏百余件名贵玉器。在红卫兵眼里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毁无遗。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被斗了无数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国画院画家惠孝同作的画。但此时国画家几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访问印度时印度友人的赠品，老舍转赠给惠孝同的。“看你们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的！”抄家者举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将象牙砸得粉碎。他们将画室砸得一塌胡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却认为刻瓷艺术品也是“四旧”，把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 “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对象。他与妻子、女作家谢冰心夫妇的家被抄后，中央民族学院办了个“修正主义生活展览”，将从他们家抄出的物件，以及从别人家抄出的东西，一并算在他们二人的名下，对全校开放展览。他们家既无金银财宝，又无杀人武器、变天帐，只好拿皮鞋、料子衣服、进口手表，各种 “封、资、修”的书籍等，凑足了一个展览厅。
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还私自批斗、抓人。一些红卫兵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96、回忆文革猛烈的抄家风（1）
几乎与“破四旧”同时，北京等许多城市刮起了红卫兵抄家风。与“破四旧”一样，这埸抄家风也是由北京一司红卫兵首先行动，全国各城市红卫兵随后紧跟的。抄家风来势很猛，最初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开了头以后，不到几天功夫，北京和各地城市迅即形成了全面开花的局面。在城市的各条街巷，各个居民住宅区，随处可以看到抄家的红卫兵，也随处可以看到被抄家后又被红卫兵押住游街或在自己家门口挂牌示众的“牛鬼蛇神”。
北京和地方各城市的红卫兵抄家，均无全市统一的组织和指挥，而是由各校红卫兵自行其是。参与抄家的红卫兵通常自由结合，组成少则数人、多则一、二十人的抄家队，或由本校红卫兵司令部（总部）指定抄家目标，或自行寻找抄家目标。红卫兵实施抄家前不必办理任何报请批准程序，也不须向被抄家者出示任何抄家的法律依据，只凭着臂上戴着的红袖章，即可闯入被抄者的家庭，进行翻箱倒柜的，甚至掘地挖墙式的查抄行动，而被抄者的家庭成员及周围邻居通常无人敢拦阻或质疑。这也使少数不法之徒得以钻空子，伪造红卫兵袖章，假借抄家名义进行入室盗窃、抢劫。
在红八月的抄家风中，各城市被抄家庭的数量很大，所涉及的抄家对象范围相当广泛，仅在北京，1966年8、9两个月中，被抄家庭数量即达到11.4万家之多，全国范围内究竟抄了多少家，是无法统计的。
被抄家庭数量众多的原因，一是由于参加抄家的红卫兵数量多，尽管如前文所述，当时红卫兵在全体青年学生中只占少数，但一个城市中的所有红卫兵加起来的绝对数量仍相当庞大，当抄家被认为是一种“革命行为”，当这些红卫兵中的绝大多数行动起来参加到抄家行动中去，被抄家者的数量便相应地急剧增加了。各校红卫兵先是抄本校校领导和被认为有问题的老师的家、抄社会上一些运动前期被点名批判的“黑帮分子”、著名文化人和艺人、较大较有名的原资本家的家等，随着越来越多的红卫兵加入了抄家的行列，抄家对象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向社会上的中、小“牛鬼蛇神”扩展，很多学校的红卫兵纷纷与各街区派出所、居民委员会联系，要求他们提供抄家对象名单。
二是当时存在着严重的将“阶级敌人”范围扩大化的倾向，无论是红卫兵自己，还是为红卫兵提供抄家名单的派出所、居委会，都有这种倾向。文革前政府明定的阶级敌人有四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被称为“四类分子”，后来，又增加了一类右派分子，与前四类合在一起，在文革中被称为“黑五类”。在文革前，这五类“阶级敌人”的身份，绝大多数是需要经过某级政府或某级党政组织以文件的形式确认的，其中，地主、富农是在全国土改中划分农村阶级成份时确认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或者是在建国初期的清查工作中确认，或者是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确认，或者是根据人民法院对反革命罪和各种刑事犯罪的判决书确认。尽管文革前历次运动中所定的五类分子中也存在许多冤、假、错案，但毕竟将某个人定性为五类分子还是比较慎重，要由某级政府或某级党政组织通过一定的程序来正式认定的，但文革中却打破了这一“框框”，从而大大扩充了“黑五类”的队伍。各地红卫兵在夸耀自己的“革命功绩”时都宣称自己挖出了多少原来埋藏得很深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务”、“阶级异已分子”、“假党员”、“叛徒”、“漏网右派”，等等。这些在文革中“新挖出”的“阶级敌人”，均未经过权力机构的认定程序，而是由少数红卫兵说了算，但他们与原来的“黑五类”一样，成为红卫兵抄家以及进行其他各种“专政”活动的对象。
在文革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阶级敌人的类别。其一是“黑帮”，包括文革前期首先受到冲击的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和著名文化人（如彭、罗、陆、杨和“三家村黑帮”等）、各学校的校领导、一些文艺团体的领导等；另一类是“资本家”，文革前，原资本家均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在文革中，红卫兵亦将其列为阶级敌人，而且，红卫兵对抄资本家的家特别有兴趣，因为在资本家的家里通常可以抄出大量金银财物和奢侈品，在实践中，当时的人们对资本家与小业主（即现在所称的“个体工商户”）又总是划分不清，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以至在红卫兵抄家风中，大量原小业主也被当成资本家抄了家；还有一类是“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初期，这一名词常见于报刊上，但“反动学术权威”究竟指的是一些什么人，却始终没有权威机构或者权威人士予以统一解释和界定，在那个年代，我国的中、高级知识份子很稀缺，一位工程师或一位大学讲师，往往就会被周边的人们看作是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在当时严重的将“阶级敌人”范围扩大化倾向的支配下，不少在各单位技术和业务中挑大梁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抄了家。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阶级敌人”的概念都程度不同地从原来的“黑五类”扩展到了“黑六类”、“黑七类”，乃至“黑八类”。
几乎与“破四旧”同时，北京等许多城市刮起了红卫兵抄家风。与“破四旧”一样，这埸抄家风也是由北京一司红卫兵首先行动，全国各城市红卫兵随后紧跟的。抄家风来势很猛，最初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开了头以后，不到几天功夫，北京和各地城市迅即形成了全面开花的局面。在城市的各条街巷，各个居民住宅区，随处可以看到抄家的红卫兵，也随处可以看到被抄家后又被红卫兵押住游街或在自己家门口挂牌示众的“牛鬼蛇神”。
北京和地方各城市的红卫兵抄家，均无全市统一的组织和指挥，而是由各校红卫兵自行其是。参与抄家的红卫兵通常自由结合，组成少则数人、多则一、二十人的抄家队，或由本校红卫兵司令部（总部）指定抄家目标，或自行寻找抄家目标。红卫兵实施抄家前不必办理任何报请批准程序，也不须向被抄家者出示任何抄家的法律依据，只凭着臂上戴着的红袖章，即可闯入被抄者的家庭，进行翻箱倒柜的，甚至掘地挖墙式的查抄行动，而被抄者的家庭成员及周围邻居通常无人敢拦阻或质疑。这也使少数不法之徒得以钻空子，伪造红卫兵袖章，假借抄家名义进行入室盗窃、抢劫。
在红八月的抄家风中，各城市被抄家庭的数量很大，所涉及的抄家对象范围相当广泛，仅在北京，1966年8、9两个月中，被抄家庭数量即达到11.4万家之多，全国范围内究竟抄了多少家，是无法统计的。
被抄家庭数量众多的原因，一是由于参加抄家的红卫兵数量多，尽管如前文所述，当时红卫兵在全体青年学生中只占少数，但一个城市中的所有红卫兵加起来的绝对数量仍相当庞大，当抄家被认为是一种“革命行为”，当这些红卫兵中的绝大多数行动起来参加到抄家行动中去，被抄家者的数量便相应地急剧增加了。各校红卫兵先是抄本校校领导和被认为有问题的老师的家、抄社会上一些运动前期被点名批判的“黑帮分子”、著名文化人和艺人、较大较有名的原资本家的家等，随着越来越多的红卫兵加入了抄家的行列，抄家对象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向社会上的中、小“牛鬼蛇神”扩展，很多学校的红卫兵纷纷与各街区派出所、居民委员会联系，要求他们提供抄家对象名单。
二是当时存在着严重的将“阶级敌人”范围扩大化的倾向，无论是红卫兵自己，还是为红卫兵提供抄家名单的派出所、居委会，都有这种倾向。文革前政府明定的阶级敌人有四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被称为“四类分子”，后来，又增加了一类右派分子，与前四类合在一起，在文革中被称为“黑五类”。在文革前，这五类“阶级敌人”的身份，绝大多数是需要经过某级政府或某级党政组织以文件的形式确认的，其中，地主、富农是在全国土改中划分农村阶级成份时确认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或者是在建国初期的清查工作中确认，或者是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确认，或者是根据人民法院对反革命罪和各种刑事犯罪的判决书确认。尽管文革前历次运动中所定的五类分子中也存在许多冤、假、错案，但毕竟将某个人定性为五类分子还是比较慎重，要由某级政府或某级党政组织通过一定的程序来正式认定的，但文革中却打破了这一“框框”，从而大大扩充了“黑五类”的队伍。各地红卫兵在夸耀自己的“革命功绩”时都宣称自己挖出了多少原来埋藏得很深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务”、“阶级异已分子”、“假党员”、“叛徒”、“漏网右派”，等等。这些在文革中“新挖出”的“阶级敌人”，均未经过权力机构的认定程序，而是由少数红卫兵说了算，但他们与原来的“黑五类”一样，成为红卫兵抄家以及进行其他各种“专政”活动的对象。
在文革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阶级敌人的类别。其一是“黑帮”，包括文革前期首先受到冲击的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和著名文化人（如彭、罗、陆、杨和“三家村黑帮”等）、各学校的校领导、一些文艺团体的领导等；另一类是“资本家”，文革前，原资本家均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在文革中，红卫兵亦将其列为阶级敌人，而且，红卫兵对抄资本家的家特别有兴趣，因为在资本家的家里通常可以抄出大量金银财物和奢侈品，在实践中，当时的人们对资本家与小业主（即现在所称的“个体工商户”）又总是划分不清，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以至在红卫兵抄家风中，大量原小业主也被当成资本家抄了家；还有一类是“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初期，这一名词常见于报刊上，但“反动学术权威”究竟指的是一些什么人，却始终没有权威机构或者权威人士予以统一解释和界定，在那个年代，我国的中、高级知识份子很稀缺，一位工程师或一位大学讲师，往往就会被周边的人们看作是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在当时严重的将“阶级敌人”范围扩大化倾向的支配下，不少在各单位技术和业务中挑大梁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抄了家。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阶级敌人”的概念都程度不同地从原来的“黑五类”扩展到了“黑六类”、“黑七类”，乃至“黑八类”。
97、回忆文革猛烈的抄家风（2）
当时被列入红卫兵抄家名单的还有一部分被认为具有“特务”或者“反革命分子”嫌疑的人，查抄这些人的家，就是为了找出其特务或者反革命分子的证据。其中，如临解放时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或逃往香港人员留在大陆的家属、有“海外关系”（尤其是在美国及其他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亲属）的人员、被人举报形迹可疑、收支不符或有偷听“敌台”（如台湾、苏联有关电台对中国大陆播放的特别节目）行为的人员等。诚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反特斗争特别尖锐，要求基层派出所、居委会及一般居民提高反特的警觉性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但由于在这方面过度敏感，甚至有人趁机挟嫌报复，举报假情况，导致很多无辜者被伤害，也是客观存在的。
红卫兵抄家的内容，一是查找各种“反动”证据，如查找被抄家者是否藏有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是否藏有“变天账”，是否藏有武器等，红卫兵往往特别注意查抄被抄家者的日记和私人对外往来信件，以及其他记载个人思想情感的文字材料，不少人因在这类文字材料中流露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获罪；二是查抄金银财物和奢侈品。当时距全国解放时间不长，社会上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尚很低，穷苦百姓的仇富心理比较严重，而根据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而那些并不从事生产劳动（当时对生产劳动的理解很狭隘）的人，却占有大量财富，过着奢侈生活，本身便是一种罪恶，所以，当红卫兵查抄并没收有钱人的大量财物和奢侈物品时，一般市民通常并不同情被抄家者，反而在围观、惊叹那些见所未见的金银财宝和奢侈品时产生一种愤慨不平或幸灾乐祸的情绪。如在杭州，当红卫兵从著名京剧艺人盖叫天家中抄出大量金银财物后，杭州郊区的农民也自发地砸掉了盖叫天的那座在当时人的眼中极为豪华的生墓。三是查抄“四旧”物品，旧书、古董、旧字画，以及印着被红卫兵认为带有“封、资、修”毒素的图案的日常用品等，或被红卫兵当埸砸烂、烧毁，或被红卫兵没收。
抄家仅仅是查找罪证的一种手段，一旦在抄家中被红卫兵抄出重要的“反动”证据，或者被抄出大量金银财物和奢侈品、四旧物品，即成为被抄家者的“罪证”，被抄家者会因此受到各种惩治，惩治的方法多种多样：（1）在现埸召开批斗会；（2）在家门口挂牌示众；（3）剃阴阳头，即将被抄家者（不分男女）皆剪去半边头发，留下另半边头发；（4）戴高帽子游街；（5）毒打；（6）其他各种从肉体上或精神上折磨牛鬼蛇神的方法。被抄家者受到何种惩治，以及受到惩治的程度，主要与具体执行抄家的红卫兵有关。红卫兵组织往往比较松散，除了查抄到的重要“反革命”证据必须向红卫兵总部报告、请示，以及查抄到金银财物和其他贵重物品必须上缴到红卫兵总部以外，其他方面通常由各抄家小分队各行其是。有的执行抄家的红卫兵态度比较温和，对抄家中没收的财物和贵重物品往往还给被抄家者出具清单或收条，在对被抄家者的惩罚方面也往往不为已甚，较少打骂，对那些本身问题不大而在抄家中又未抄出什么重要物品的被抄家者，往往不予惩罚；但也有些红卫兵抄家队，系由某些高干子女或带有流氓习气的学生组成（在自由结合的情况下，往往性格、思想和行为方式、习气相同的学生组合在一起），在抄家过程中，不仅肆意毁坏被抄家庭的财物，而且对被抄家者及其家属极尽侮辱、打骂之能事，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将被抄家者的家属活活打死的情况，也有的被抄家者因为无法忍受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而自杀。杭州的著名京剧艺人盖叫天即是在被红卫兵抄家后，又被强穿上戏装，放在垃圾车上游街，盖叫天在游街中不堪羞辱，吐血昏倒，后又经多次批斗，不久身亡。
抄家风愈刮愈烈引起了市民的普遍惊恐。一方面，当时存在的将阶级敌人范围严重扩大化的倾向使许多属于中间阶层（既非红五类又非黑八类）的市民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抄家会抄到自己头上来，因为周围邻居和亲友中不少情况与自己差不多的人家已经被抄了；另一方面，目睹不少被抄家者因为家中被抄出含有“犯忌”内容的日记、信件和其他文字材料，或者被抄出金银财宝、四旧物品而获罪，受到各种惩治，甚至被戴上了黑八类的帽子，所以都萌生了为防万一红卫兵抄到自己家来，预先将家中“犯忌”的文字材料和金银财物、四旧物品清除掉的念头，于是，许多家庭开始“大扫除”，清理各种信件、日记、旧书、旧器物，等等，一带十、十带百，遂出现了一个全城家家“大扫除”、户户“破四旧”的局面。所有的废品收购站门前都排起了长队。自然，一些确实可能“犯忌”的文字性东西是不敢送到废品站的，都是在夜深时候在各家家中偷偷焚烧，不少人家在夜深时将金银、贵重物品、古董等偷偷扔进了附近的小河沟或者公共厕所的化粪池。应该说，抄家风的受害者数量远比实际遭受抄家者的人数多得多。
一司红卫兵的大规模抄家风大致在1966年的9月份便渐渐止息了，某些城市延续到10月份。但是，文革中的抄家活动至此并没有完全停止，三司红卫兵虽然没有参加“红八月”的大规模抄家活动，但当三司红卫兵渐渐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地位后，也进行了一些抄家活动，不过三司红卫兵主要抄的是“走资派”的家，对于社会下层的“牛鬼蛇神”则基本上不抄了。
参考资料：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05/38917.html
当时被列入红卫兵抄家名单的还有一部分被认为具有“特务”或者“反革命分子”嫌疑的人，查抄这些人的家，就是为了找出其特务或者反革命分子的证据。其中，如临解放时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或逃往香港人员留在大陆的家属、有“海外关系”（尤其是在美国及其他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亲属）的人员、被人举报形迹可疑、收支不符或有偷听“敌台”（如台湾、苏联有关电台对中国大陆播放的特别节目）行为的人员等。诚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反特斗争特别尖锐，要求基层派出所、居委会及一般居民提高反特的警觉性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但由于在这方面过度敏感，甚至有人趁机挟嫌报复，举报假情况，导致很多无辜者被伤害，也是客观存在的。
红卫兵抄家的内容，一是查找各种“反动”证据，如查找被抄家者是否藏有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是否藏有“变天账”，是否藏有武器等，红卫兵往往特别注意查抄被抄家者的日记和私人对外往来信件，以及其他记载个人思想情感的文字材料，不少人因在这类文字材料中流露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获罪；二是查抄金银财物和奢侈品。当时距全国解放时间不长，社会上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尚很低，穷苦百姓的仇富心理比较严重，而根据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而那些并不从事生产劳动（当时对生产劳动的理解很狭隘）的人，却占有大量财富，过着奢侈生活，本身便是一种罪恶，所以，当红卫兵查抄并没收有钱人的大量财物和奢侈物品时，一般市民通常并不同情被抄家者，反而在围观、惊叹那些见所未见的金银财宝和奢侈品时产生一种愤慨不平或幸灾乐祸的情绪。如在杭州，当红卫兵从著名京剧艺人盖叫天家中抄出大量金银财物后，杭州郊区的农民也自发地砸掉了盖叫天的那座在当时人的眼中极为豪华的生墓。三是查抄“四旧”物品，旧书、古董、旧字画，以及印着被红卫兵认为带有“封、资、修”毒素的图案的日常用品等，或被红卫兵当埸砸烂、烧毁，或被红卫兵没收。
抄家仅仅是查找罪证的一种手段，一旦在抄家中被红卫兵抄出重要的“反动”证据，或者被抄出大量金银财物和奢侈品、四旧物品，即成为被抄家者的“罪证”，被抄家者会因此受到各种惩治，惩治的方法多种多样：（1）在现埸召开批斗会；（2）在家门口挂牌示众；（3）剃阴阳头，即将被抄家者（不分男女）皆剪去半边头发，留下另半边头发；（4）戴高帽子游街；（5）毒打；（6）其他各种从肉体上或精神上折磨牛鬼蛇神的方法。被抄家者受到何种惩治，以及受到惩治的程度，主要与具体执行抄家的红卫兵有关。红卫兵组织往往比较松散，除了查抄到的重要“反革命”证据必须向红卫兵总部报告、请示，以及查抄到金银财物和其他贵重物品必须上缴到红卫兵总部以外，其他方面通常由各抄家小分队各行其是。有的执行抄家的红卫兵态度比较温和，对抄家中没收的财物和贵重物品往往还给被抄家者出具清单或收条，在对被抄家者的惩罚方面也往往不为已甚，较少打骂，对那些本身问题不大而在抄家中又未抄出什么重要物品的被抄家者，往往不予惩罚；但也有些红卫兵抄家队，系由某些高干子女或带有流氓习气的学生组成（在自由结合的情况下，往往性格、思想和行为方式、习气相同的学生组合在一起），在抄家过程中，不仅肆意毁坏被抄家庭的财物，而且对被抄家者及其家属极尽侮辱、打骂之能事，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将被抄家者的家属活活打死的情况，也有的被抄家者因为无法忍受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而自杀。杭州的著名京剧艺人盖叫天即是在被红卫兵抄家后，又被强穿上戏装，放在垃圾车上游街，盖叫天在游街中不堪羞辱，吐血昏倒，后又经多次批斗，不久身亡。
抄家风愈刮愈烈引起了市民的普遍惊恐。一方面，当时存在的将阶级敌人范围严重扩大化的倾向使许多属于中间阶层（既非红五类又非黑八类）的市民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抄家会抄到自己头上来，因为周围邻居和亲友中不少情况与自己差不多的人家已经被抄了；另一方面，目睹不少被抄家者因为家中被抄出含有“犯忌”内容的日记、信件和其他文字材料，或者被抄出金银财宝、四旧物品而获罪，受到各种惩治，甚至被戴上了黑八类的帽子，所以都萌生了为防万一红卫兵抄到自己家来，预先将家中“犯忌”的文字材料和金银财物、四旧物品清除掉的念头，于是，许多家庭开始“大扫除”，清理各种信件、日记、旧书、旧器物，等等，一带十、十带百，遂出现了一个全城家家“大扫除”、户户“破四旧”的局面。所有的废品收购站门前都排起了长队。自然，一些确实可能“犯忌”的文字性东西是不敢送到废品站的，都是在夜深时候在各家家中偷偷焚烧，不少人家在夜深时将金银、贵重物品、古董等偷偷扔进了附近的小河沟或者公共厕所的化粪池。应该说，抄家风的受害者数量远比实际遭受抄家者的人数多得多。
一司红卫兵的大规模抄家风大致在1966年的9月份便渐渐止息了，某些城市延续到10月份。但是，文革中的抄家活动至此并没有完全停止，三司红卫兵虽然没有参加“红八月”的大规模抄家活动，但当三司红卫兵渐渐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地位后，也进行了一些抄家活动，不过三司红卫兵主要抄的是“走资派”的家，对于社会下层的“牛鬼蛇神”则基本上不抄了。
参考资料：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05/38917.html
98、批斗“黑九类”
文中批斗的对象是“黑九类”，即“五类分子”加上走资派、特务、叛徒和教师。
批斗是“文革”中最常见的一种惩罚“坏人”，教育群众的形式。大致有两种：
一、开会批斗。这种形式的规模有大有小，大的一般在体育场、市中心广场召开，有数万、十数万人参加，批斗的对象身份也很高（比如当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批斗被打成“走资派”的那些中央领导人、批斗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大会、各界造反派批斗本系统知名人士的大会、各地批斗当地的“走资派”、“刘邓的代理人”的大会等等）；小的则是各单位（包括单位内部的分支机构）、农村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召开的批斗本单位“五类分子”、“走资派”、“黑干将”、“小爬虫”之流的大会。
到“文革”后期，批斗的目标就不再是那些“走资派”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投降派”时，挨批的就是那些已经死了多年的历史人物了（譬如孔子，已经死了2000多年）。
文革之初“横扫牛鬼蛇神”时，批斗的主要对象是“五类分子”。
二、游街示众。这也是从中国古代就流传下来、一直没有在中国大陆消失的现象。“文革”前，好像凡是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都要在胸前挂一块名字上打了红“×”的牌子（古时候是在背上插上一根长方形的牌子），站在大卡车上在市内行驶一圈，然后再去刑场吃一颗枪子儿，平时一般见不到游街的。到了“文革”时期就变了，“走资派”、“黑五类”、“牛鬼蛇神”统统都要游街示众。这倒不意味着这些人也被判了死刑，就此踏上了黄泉路，也是接受群众批斗的一种形式，所以有一阵天天都能看到一个或是一批头戴高帽、胸挂牌子的人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一群人边走边高呼“打倒××的×××”之类的口号（被游街示众的人也要跟着一起喊），这种侮辱人格的行为在“文革”期间真是彻底的发扬光大。
批斗说是要“触及灵魂”，其实更多的却是“触及皮肉”，很多被批斗的对象都少不了要遭受一番皮肉之苦：脖子上挂上大牌子，低着头在台上站着接受批斗就算是轻的了，有的批斗对象还要被一边一个人反揪着胳膊，按着头，身体弯成九十度，这样的姿势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这种姿势还有个称呼叫做“坐喷气式”（以两只胳膊向后反翘宛如飞机翅膀而得名）。负责揪胳膊的人都要换班，“坐喷气式”的却要一直“坐”到底。多数情况下只能硬挺着，因为如果你坚持不住而倒下的话，那些“革命群众”是不会怜悯你的，他们只会认为你是在装死以逃避批斗。这其实就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
有的人在被批斗时态度很强硬，拒绝承认那些“揭发”出来的问题。这时，大会的主持人往往会怒斥他“不老实”，警告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有人就带头高呼“×××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台下也群情激愤，真的觉得台上这个家伙太坏了，竟然敢抵赖自己的罪行。此时，那个犟脾气的家伙很可能会挨一顿耳光拳脚。严重的甚至是皮带、棍棒殴打。有的人就这样被打伤打残甚至打死，还有的人不堪其辱，回去以后便自戕了。死了也逃脱不了，还要被斥之为“自绝于人民”。
“文革”期间有多少人被批斗，有多少人在批斗中被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就跟“抄家”一样，也成了一笔无头公案。少数那些高级干部、名人被迫害致死，大家都知道。还有很多解放前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些人在“文革”中被批斗折磨的悲惨命运，就很少有人描述了。
当那些名为“造反派”实为暴民的人冲进家门来揪斗自己时，刘少奇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能挡住他们，保护住自己（假如这个叙述是真的，足见他此时已经无助到何等地步）。而那个在“文革”初期指挥组织了一度势力强大的“保皇派”组织、而这类组织又去抄了不少“黑五类”家的、当时的中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后来也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妻子、儿子全部死于非命，最后就剩下孤家寡人一个，不知此翁后来对此做何感想。
“文革”初期，在一个号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未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只要“单位”或“群众组织”认为必要，公民的住宅就可以任意闯入，公民的私有财产就可以这样冠冕堂皇的公开掠夺，公民的政治身份就可以随意改变、人身自由乃至生命就可以任意剥夺，公民的人格就可以任意侮辱。人权荡然无存！
文中批斗的对象是“黑九类”，即“五类分子”加上走资派、特务、叛徒和教师。
批斗是“文革”中最常见的一种惩罚“坏人”，教育群众的形式。大致有两种：
一、开会批斗。这种形式的规模有大有小，大的一般在体育场、市中心广场召开，有数万、十数万人参加，批斗的对象身份也很高（比如当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批斗被打成“走资派”的那些中央领导人、批斗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大会、各界造反派批斗本系统知名人士的大会、各地批斗当地的“走资派”、“刘邓的代理人”的大会等等）；小的则是各单位（包括单位内部的分支机构）、农村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召开的批斗本单位“五类分子”、“走资派”、“黑干将”、“小爬虫”之流的大会。
到“文革”后期，批斗的目标就不再是那些“走资派”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投降派”时，挨批的就是那些已经死了多年的历史人物了（譬如孔子，已经死了2000多年）。
文革之初“横扫牛鬼蛇神”时，批斗的主要对象是“五类分子”。
二、游街示众。这也是从中国古代就流传下来、一直没有在中国大陆消失的现象。“文革”前，好像凡是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都要在胸前挂一块名字上打了红“×”的牌子（古时候是在背上插上一根长方形的牌子），站在大卡车上在市内行驶一圈，然后再去刑场吃一颗枪子儿，平时一般见不到游街的。到了“文革”时期就变了，“走资派”、“黑五类”、“牛鬼蛇神”统统都要游街示众。这倒不意味着这些人也被判了死刑，就此踏上了黄泉路，也是接受群众批斗的一种形式，所以有一阵天天都能看到一个或是一批头戴高帽、胸挂牌子的人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一群人边走边高呼“打倒××的×××”之类的口号（被游街示众的人也要跟着一起喊），这种侮辱人格的行为在“文革”期间真是彻底的发扬光大。
批斗说是要“触及灵魂”，其实更多的却是“触及皮肉”，很多被批斗的对象都少不了要遭受一番皮肉之苦：脖子上挂上大牌子，低着头在台上站着接受批斗就算是轻的了，有的批斗对象还要被一边一个人反揪着胳膊，按着头，身体弯成九十度，这样的姿势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这种姿势还有个称呼叫做“坐喷气式”（以两只胳膊向后反翘宛如飞机翅膀而得名）。负责揪胳膊的人都要换班，“坐喷气式”的却要一直“坐”到底。多数情况下只能硬挺着，因为如果你坚持不住而倒下的话，那些“革命群众”是不会怜悯你的，他们只会认为你是在装死以逃避批斗。这其实就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
有的人在被批斗时态度很强硬，拒绝承认那些“揭发”出来的问题。这时，大会的主持人往往会怒斥他“不老实”，警告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有人就带头高呼“×××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台下也群情激愤，真的觉得台上这个家伙太坏了，竟然敢抵赖自己的罪行。此时，那个犟脾气的家伙很可能会挨一顿耳光拳脚。严重的甚至是皮带、棍棒殴打。有的人就这样被打伤打残甚至打死，还有的人不堪其辱，回去以后便自戕了。死了也逃脱不了，还要被斥之为“自绝于人民”。
“文革”期间有多少人被批斗，有多少人在批斗中被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就跟“抄家”一样，也成了一笔无头公案。少数那些高级干部、名人被迫害致死，大家都知道。还有很多解放前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些人在“文革”中被批斗折磨的悲惨命运，就很少有人描述了。
当那些名为“造反派”实为暴民的人冲进家门来揪斗自己时，刘少奇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能挡住他们，保护住自己（假如这个叙述是真的，足见他此时已经无助到何等地步）。而那个在“文革”初期指挥组织了一度势力强大的“保皇派”组织、而这类组织又去抄了不少“黑五类”家的、当时的中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后来也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妻子、儿子全部死于非命，最后就剩下孤家寡人一个，不知此翁后来对此做何感想。
“文革”初期，在一个号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未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只要“单位”或“群众组织”认为必要，公民的住宅就可以任意闯入，公民的私有财产就可以这样冠冕堂皇的公开掠夺，公民的政治身份就可以随意改变、人身自由乃至生命就可以任意剥夺，公民的人格就可以任意侮辱。人权荡然无存！
99、批斗与抄家的回忆（1）
、
原文地址：文革记忆之一：批斗与抄家的回忆作者：驾游天下
大家都在谈文革，我也来凑个热闹。
这里只是介绍文革时期一个小学生的所见所闻，绝对亲身经历。
文革刚开始时，我还是一个只知道在里弄学校冲冲杀杀尽情玩耍的小学生。虽然当时还是个懵懂少年儿童，所记住的不会很多。不过对有些印象深刻的东西，现在想来还是蛮清晰地。
1. 历史反革命分子史老头
里弄里有一个身材挺拔，四方脸，相貌英俊的老头，每当遇见有小朋友在里弄里玩耍，经常会不时的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糖果，来，小朋友，吃糖！老头姓史，在弄堂里的小朋友们心目中，是一位和蔼，慈祥的老伯伯，称其为史伯伯。
文革开始不久，老头的真面目就爆露了出来，因为红卫兵造反派们找上门来了，于是我们也就知道，老头原来是个正宗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老头隔三差五的就会被红卫兵们拖出来批斗，经常是头上挂个硬纸板糊的高帽子，胸前挂个大牌子，上书“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史某某”，而红卫兵造反派们几乎进行着相同的程序，口号，声讨。我们就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中，看热闹。只是，不明白，这么个和蔼的老头，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历史反革命，只知道这是一个坏人啊，而这么个坏人，竟然以前经常给我们糖吃，对我们微笑，称呼我们“小朋友”。
老头挨斗时，往往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头高高昂着，于是红卫兵造反派们高呼，低头，低头，打倒史XX，然后会有几个人上去把他的头强往下按，甚至，拳打脚踢的。现在想来，够劲爆的。
而老头似乎抗打击能力也蛮强的，批斗会后，我们往往会又看见他挎着酒瓶子，拷老酒去了。当然，我们这些小朋友们，再也没有糖果可吃了，老头的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
老头实际上也是个老酒鬼，那段时间，经常发酒疯，一发酒疯，吆五喝六的，闹得四邻不安，居委干部就会找上门去，“反革命分子史XX，你是不是想反攻倒算？你是不是盼着蒋介石回来”。。。
史老头最劲爆的回答，我所听到的是：“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跟我说话，我还跟蒋介石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呢”，看来老头的酒疯发的真够厉害的了。
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读大学，工作，忙忙碌碌的，史老头的印象，也早已淡忘了，
谁还会时刻惦记这么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啊！
有一天（大概是九十年代初吧）我母亲突然问我：还记得那个史XX吗？一想，记得。不提不会想起，一提，立刻在脑海中浮现。。。
怎么了，怎么会突然提起他？我问。母亲告诉我，
据居委会的书记说，今天，中央统战部有人到居委会来了解情况了。（母亲当时退休后在居委会帮忙做点工作）。
据说，来的人详细询问了史在文革中的遭遇，并且非常遗憾，因为，老史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这时才想起，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史老头是个什么身份。
于是母亲告诉我，这个老史，也算是个国民党不大不小的官，按照共产党的等级算，该算是个正局级吧。
解放前夕，被委任为上海的邮电局局长，可惜，当了没有几天的局长，上海解放了。
这次，据说其在台湾的一些门生故旧欲了解其状况，统战部门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统战机会，于是派人前来。。。
唉，斯人已去，我党失去了一次宝贵的统战机会。
2. 脚别筋。
弄内有一户姓杨的人家，家中有一小子，与我差不多同岁吧，
大概小个一两岁，反正从托儿所幼儿园起就开始一起在弄堂里冲进冲出，野在一起的。姑且称其为小杨吧。
小杨的父亲是上海某大学的教师，而其祖父，不知是地主呢还是资本家，
反正从文革一开始，其祖父母就经常在里弄里打扫卫生。
这里要说明一下，基本上从75后开始，是不大可能知道当时里弄的清洁卫生工作都是些啥人干的。不像现在，小区里扫地，从事清洁卫生的，一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而在文革时，你只要一看见老头老太在扫地，基本可以确定，要么以前是地主，或是资本家，如果是中年男女在扫地，那其身份不外乎右派，反革命等等，反正是牛鬼蛇神之类。
所以如果有人说文革好，去问问潘石屹，任志强之类，他们答应否，如果回到文革，那么大的资本家，一定是第一个被拉去扫地。
到那时，他们的肠子都要悔青了：娘的当时有病啊，为什么要造那么多居住小区啊！扫地不扫死人拉！
某一天，弄堂里突然开来一辆大卡车，下来好多红卫兵，估计就是其父所在学校的。直冲杨家，拉出小杨的父亲，就在弄堂中央开起了批斗大会。看得我们是目瞪口呆。因为我们知道杨的父亲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平时进进出出总是一副威严趾高气扬的派头，夹着公文包，金丝边眼镜，永远总是油光光的分头。平时在跟小杨在里弄玩，只要一看到其父下班回家，用不到杨父开口，立马乖乖回家。而这时，杨父完全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衣服被红红卫兵已经扯得凌乱不堪，头发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眼镜也不时的被打落在地。批斗会后，又被红卫兵们架着在弄堂里游行。
当然其有时也不甘示弱，欲与红卫兵争辩些什么，越是争辩，得到的回答就是不断升级的口号，以及将其头更加死命的往地上按。在又一轮里弄游街中，杨父的眼镜不知为何又掉地上了，他想去捡起来，无奈双手被红卫兵们架着，腾不出来，只得想站在原地不动，并大叫，眼镜，我的眼镜在地上，“走，走啊，不要装蒜”，如果我们模拟当时的场景，红卫兵们应该是这样叫喊。不知何故，突然，杨父一声惨叫，“我的脚啊，我的脚别筋了！”，
现在想来，估计在拉拉扯扯中崴了脚，甚至也不排除被红卫兵们故意踩，踢造成了伤害。杨父不断地惨叫，我的脚不能走了，脚别筋了。。，最后，干脆就往地上躺，任凭红卫兵们死啦硬拽，就是不起来。红卫兵们大概也慌了神，生怕再出更大的事情，这次批斗，随即就草草收场了，让其躺在地上，他们一拥而上，上了卡车，扬长而去！
这次批斗的结果，小杨同学得到外号：“脚别筋”。并郁闷沉默不玩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记：文革后，小杨与其妹妹都以很牛的高考成绩考入清华复旦，目前正在美利坚从事着不明事业。
而其父，我九十年代参加一次全国学术会议，遇到杨父所在大学的老师，偶然问起，杨XX是你们学校的吧？才知道，杨父实际上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某领域的教授了。
、
原文地址：文革记忆之一：批斗与抄家的回忆作者：驾游天下
大家都在谈文革，我也来凑个热闹。
这里只是介绍文革时期一个小学生的所见所闻，绝对亲身经历。
文革刚开始时，我还是一个只知道在里弄学校冲冲杀杀尽情玩耍的小学生。虽然当时还是个懵懂少年儿童，所记住的不会很多。不过对有些印象深刻的东西，现在想来还是蛮清晰地。
1. 历史反革命分子史老头
里弄里有一个身材挺拔，四方脸，相貌英俊的老头，每当遇见有小朋友在里弄里玩耍，经常会不时的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糖果，来，小朋友，吃糖！老头姓史，在弄堂里的小朋友们心目中，是一位和蔼，慈祥的老伯伯，称其为史伯伯。
文革开始不久，老头的真面目就爆露了出来，因为红卫兵造反派们找上门来了，于是我们也就知道，老头原来是个正宗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老头隔三差五的就会被红卫兵们拖出来批斗，经常是头上挂个硬纸板糊的高帽子，胸前挂个大牌子，上书“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史某某”，而红卫兵造反派们几乎进行着相同的程序，口号，声讨。我们就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中，看热闹。只是，不明白，这么个和蔼的老头，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历史反革命，只知道这是一个坏人啊，而这么个坏人，竟然以前经常给我们糖吃，对我们微笑，称呼我们“小朋友”。
老头挨斗时，往往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头高高昂着，于是红卫兵造反派们高呼，低头，低头，打倒史XX，然后会有几个人上去把他的头强往下按，甚至，拳打脚踢的。现在想来，够劲爆的。
而老头似乎抗打击能力也蛮强的，批斗会后，我们往往会又看见他挎着酒瓶子，拷老酒去了。当然，我们这些小朋友们，再也没有糖果可吃了，老头的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
老头实际上也是个老酒鬼，那段时间，经常发酒疯，一发酒疯，吆五喝六的，闹得四邻不安，居委干部就会找上门去，“反革命分子史XX，你是不是想反攻倒算？你是不是盼着蒋介石回来”。。。
史老头最劲爆的回答，我所听到的是：“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跟我说话，我还跟蒋介石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呢”，看来老头的酒疯发的真够厉害的了。
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读大学，工作，忙忙碌碌的，史老头的印象，也早已淡忘了，
谁还会时刻惦记这么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啊！
有一天（大概是九十年代初吧）我母亲突然问我：还记得那个史XX吗？一想，记得。不提不会想起，一提，立刻在脑海中浮现。。。
怎么了，怎么会突然提起他？我问。母亲告诉我，
据居委会的书记说，今天，中央统战部有人到居委会来了解情况了。（母亲当时退休后在居委会帮忙做点工作）。
据说，来的人详细询问了史在文革中的遭遇，并且非常遗憾，因为，老史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这时才想起，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史老头是个什么身份。
于是母亲告诉我，这个老史，也算是个国民党不大不小的官，按照共产党的等级算，该算是个正局级吧。
解放前夕，被委任为上海的邮电局局长，可惜，当了没有几天的局长，上海解放了。
这次，据说其在台湾的一些门生故旧欲了解其状况，统战部门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统战机会，于是派人前来。。。
唉，斯人已去，我党失去了一次宝贵的统战机会。
2. 脚别筋。
弄内有一户姓杨的人家，家中有一小子，与我差不多同岁吧，
大概小个一两岁，反正从托儿所幼儿园起就开始一起在弄堂里冲进冲出，野在一起的。姑且称其为小杨吧。
小杨的父亲是上海某大学的教师，而其祖父，不知是地主呢还是资本家，
反正从文革一开始，其祖父母就经常在里弄里打扫卫生。
这里要说明一下，基本上从75后开始，是不大可能知道当时里弄的清洁卫生工作都是些啥人干的。不像现在，小区里扫地，从事清洁卫生的，一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而在文革时，你只要一看见老头老太在扫地，基本可以确定，要么以前是地主，或是资本家，如果是中年男女在扫地，那其身份不外乎右派，反革命等等，反正是牛鬼蛇神之类。
所以如果有人说文革好，去问问潘石屹，任志强之类，他们答应否，如果回到文革，那么大的资本家，一定是第一个被拉去扫地。
到那时，他们的肠子都要悔青了：娘的当时有病啊，为什么要造那么多居住小区啊！扫地不扫死人拉！
某一天，弄堂里突然开来一辆大卡车，下来好多红卫兵，估计就是其父所在学校的。直冲杨家，拉出小杨的父亲，就在弄堂中央开起了批斗大会。看得我们是目瞪口呆。因为我们知道杨的父亲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平时进进出出总是一副威严趾高气扬的派头，夹着公文包，金丝边眼镜，永远总是油光光的分头。平时在跟小杨在里弄玩，只要一看到其父下班回家，用不到杨父开口，立马乖乖回家。而这时，杨父完全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衣服被红红卫兵已经扯得凌乱不堪，头发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眼镜也不时的被打落在地。批斗会后，又被红卫兵们架着在弄堂里游行。
当然其有时也不甘示弱，欲与红卫兵争辩些什么，越是争辩，得到的回答就是不断升级的口号，以及将其头更加死命的往地上按。在又一轮里弄游街中，杨父的眼镜不知为何又掉地上了，他想去捡起来，无奈双手被红卫兵们架着，腾不出来，只得想站在原地不动，并大叫，眼镜，我的眼镜在地上，“走，走啊，不要装蒜”，如果我们模拟当时的场景，红卫兵们应该是这样叫喊。不知何故，突然，杨父一声惨叫，“我的脚啊，我的脚别筋了！”，
现在想来，估计在拉拉扯扯中崴了脚，甚至也不排除被红卫兵们故意踩，踢造成了伤害。杨父不断地惨叫，我的脚不能走了，脚别筋了。。，最后，干脆就往地上躺，任凭红卫兵们死啦硬拽，就是不起来。红卫兵们大概也慌了神，生怕再出更大的事情，这次批斗，随即就草草收场了，让其躺在地上，他们一拥而上，上了卡车，扬长而去！
这次批斗的结果，小杨同学得到外号：“脚别筋”。并郁闷沉默不玩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记：文革后，小杨与其妹妹都以很牛的高考成绩考入清华复旦，目前正在美利坚从事着不明事业。
而其父，我九十年代参加一次全国学术会议，遇到杨父所在大学的老师，偶然问起，杨XX是你们学校的吧？才知道，杨父实际上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某领域的教授了。
100、批斗与抄家的回忆（2）
3. 楼上抄家搜书几卡车，乐坏隔壁大哥
某日，突然一辆三轮卡车开进了我们弄堂，嘎吱停在我家所在的楼下。
几个造反派直冲我家楼上，不一会，成捆成箱的泛黄的书被搬了下来，塞进卡车。再搬，很快，卡车车厢被装满了，开走。过个把小时，又开来，再装，这样往往复复，一天来回了好几次。这个书多的哦，围观的人啧啧称奇：家里怎么就会有那么多书啊！
难道我家楼上住着什么大学者，大知识分子吗？不是，只是住着一对老夫妇，连同他们的一个儿子！老头原先是邮局的一个普通职员，早已经退休了。儿子在一家工厂做这财务工作，一个会计而已。
那这家人家怎么就会有那么多的书，而且又被造反派们给抄家了呢？老夫妇在里弄里为人是不错的，人缘也很好，那个儿子更是三棒子打不出个闷屁出来，从不与人多说话，每天上班下班遇见街坊邻里的点个头就算打了个招呼，自顾自的闷头走路。
老式里弄的邻里关系是很难相处的，为了巴掌大点的共用部位，为了占着茅房时间太长，都会在邻里之间吵个不可开交，而这家，从来不见与谁红过脸，真的是与世无争，对谁都是客客气气和和气气的，
实在弄不懂，为啥人家就找上门来抄家了呢？
实际上，我在小时候，喜欢在邻居家间串门，楼上的这家，也是我最常去的，老头喜欢下象棋，我的象棋水平实在臭的不可闻，但车可以横冲直撞，小卒子只能要么左右摇摆，要么只能直着走去撞南墙，
可都是老头教我的。那时经常是吃好晚饭就上他们家玩，他们家的书那个多啊，两间房的桌子上，书橱里，地板上，床上堆满了书，大厨顶上的书都堆到了天花板上。他们的儿子，经常是吃好晚饭，就一个人钻到自己的房里看书去了。
邻居们都觉得，匪夷所思，他们难道得罪了什么人了吗？也不像，只是抄个家而已，抄家以后，也不见什么动静，一切又回复了平静，人家就是对着那么多书而来的，这实在是个迷。
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也不会有人主动去问个究竟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然的话，万一什么麻烦就会降临到自己。抄家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也不敢再上去玩了。
多年之后，我才偶然知道，那次抄家，其实是那个儿子自己招来的。不错，千真万确，是儿子自己主动叫工厂的造反派来自己的家，把书全部抄走的！
有病啊！脑子被驴踢过啦？踢过之后又被门板夹着拉？相信现在的小年轻是不会理解的，但在当时，这样的举动又是那么的合情合理。
老夫妇的儿子实际上从小就有一个伟大崇高的梦想，或理想，那就是要做一个巴金茅盾赵树理那样伟大的文学家，
从小学中学起，就不断的买书看书（至于是否写过书，那就无从考证了，反正没听说过。），中学毕业时，本来立志想报考文学中文类的，无奈老父亲坚决不同意，一定要其学习商贸类，大概老头希望其儿子将来能在生意场上光宗耀祖吧。而儿子又实在对生意财务商业类的实在不敢兴趣，父命难违啊，估计儿子是很郁闷的，将满腔的怒火，满腔的远大梦想，化作了家里铺天盖地的巨量书籍。
每每夜深人静，儿子遨游在无边无际的书海里，虽然成不了伟大的作家，但每天有那么多大师的作品为伴，也算是一个安慰了吧？
文革来了，批判反对封资修，批判反对大毒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电台报刊杂志大字报铺天盖地，全方位，多角度，整日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巴金的书，托尔斯泰的书，莎士比亚的书。。。。皆为毒草，红楼梦，黄书。所有的黄赌毒都在咱家，咱家所有的书都是黄赌毒，这样的心里压力，现在想想，确实够大的了。儿子原本就是个胆子小，谨小慎微的人，在这样的巨大心里压力下看来是夜不能寐了，
整天躺在书堆上，不就像躺在火山口上吗？一个声音说，还是向组织主动坦白了吧，咱家里有那么多的毒草，万一被人告发，游街示众，想想后脊背就会直冒冷汗啊！，赶快给拿走吧！
另一个声音立即回答，可那些书是我多年的心血啊！那么多年下来，书给了我生活的乐趣，给了我，又给了我。可是，我现在就要出卖它们，这还是人吗？
我想象，这个儿子大概不断受着这样的心理煎熬，最后，还是没有能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那样，坚贞不屈，就是不交出密电码。于是，就有了那天的抄家搜书的一幕。想想共产党人的意志就是坚定啊，你看这小资分子，人家还没顾得上你这棵葱，你倒自己主动栽上去了！
前面已经多次讲过，老头的儿子不善于与人交流沟通，实际上，找个人商量商量究竟怎么办，可能完全不会遭受如此巨大损失的。比如，如果能够与我家隔壁的Z大哥交流交流，可能Z大哥一句话就搞定了，既然那些书你不放心，暂时放我家吧，即使造反派知道你有那么多书，要来抄，那时，抄个鸟啊，都在我家里呢！
Z大哥，当时是本市某市重点中学的高材生，文革那年，上半年正积极备战准备当年的高考，年中，国家一道紧急通知，高考暂停，全部参加文化大革命。Z大哥是个逍遥派，人家忙着干革命，而他则经常邀着同样逍遥的一帮同学在家里打牌，下军旗，四国大战。好不逍遥！
Z大哥也是个书迷，天文地理，军事哲学文学玄学武学神学什么学的都看，吹起牛来是一套一套，听的人眼睛往往是一瞪一瞪的，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还是回到抄家那个场景把，由于书太多，时间好像也不够用了，
书的包扎，捆绑也有点漫不经心了，于是，从楼上往下搬书的过程中，
不断有零星的书从捆扎中掉落到地上，楼道，走廊慢慢地堆积了不少的书。Z大哥从地上捡起这本看看，拿起那本看看。
过了几天，我发现，Z哥家里的书橱里多出了好多好多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6049e70100ni9l.html
3. 楼上抄家搜书几卡车，乐坏隔壁大哥
某日，突然一辆三轮卡车开进了我们弄堂，嘎吱停在我家所在的楼下。
几个造反派直冲我家楼上，不一会，成捆成箱的泛黄的书被搬了下来，塞进卡车。再搬，很快，卡车车厢被装满了，开走。过个把小时，又开来，再装，这样往往复复，一天来回了好几次。这个书多的哦，围观的人啧啧称奇：家里怎么就会有那么多书啊！
难道我家楼上住着什么大学者，大知识分子吗？不是，只是住着一对老夫妇，连同他们的一个儿子！老头原先是邮局的一个普通职员，早已经退休了。儿子在一家工厂做这财务工作，一个会计而已。
那这家人家怎么就会有那么多的书，而且又被造反派们给抄家了呢？老夫妇在里弄里为人是不错的，人缘也很好，那个儿子更是三棒子打不出个闷屁出来，从不与人多说话，每天上班下班遇见街坊邻里的点个头就算打了个招呼，自顾自的闷头走路。
老式里弄的邻里关系是很难相处的，为了巴掌大点的共用部位，为了占着茅房时间太长，都会在邻里之间吵个不可开交，而这家，从来不见与谁红过脸，真的是与世无争，对谁都是客客气气和和气气的，
实在弄不懂，为啥人家就找上门来抄家了呢？
实际上，我在小时候，喜欢在邻居家间串门，楼上的这家，也是我最常去的，老头喜欢下象棋，我的象棋水平实在臭的不可闻，但车可以横冲直撞，小卒子只能要么左右摇摆，要么只能直着走去撞南墙，
可都是老头教我的。那时经常是吃好晚饭就上他们家玩，他们家的书那个多啊，两间房的桌子上，书橱里，地板上，床上堆满了书，大厨顶上的书都堆到了天花板上。他们的儿子，经常是吃好晚饭，就一个人钻到自己的房里看书去了。
邻居们都觉得，匪夷所思，他们难道得罪了什么人了吗？也不像，只是抄个家而已，抄家以后，也不见什么动静，一切又回复了平静，人家就是对着那么多书而来的，这实在是个迷。
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也不会有人主动去问个究竟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然的话，万一什么麻烦就会降临到自己。抄家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也不敢再上去玩了。
多年之后，我才偶然知道，那次抄家，其实是那个儿子自己招来的。不错，千真万确，是儿子自己主动叫工厂的造反派来自己的家，把书全部抄走的！
有病啊！脑子被驴踢过啦？踢过之后又被门板夹着拉？相信现在的小年轻是不会理解的，但在当时，这样的举动又是那么的合情合理。
老夫妇的儿子实际上从小就有一个伟大崇高的梦想，或理想，那就是要做一个巴金茅盾赵树理那样伟大的文学家，
从小学中学起，就不断的买书看书（至于是否写过书，那就无从考证了，反正没听说过。），中学毕业时，本来立志想报考文学中文类的，无奈老父亲坚决不同意，一定要其学习商贸类，大概老头希望其儿子将来能在生意场上光宗耀祖吧。而儿子又实在对生意财务商业类的实在不敢兴趣，父命难违啊，估计儿子是很郁闷的，将满腔的怒火，满腔的远大梦想，化作了家里铺天盖地的巨量书籍。
每每夜深人静，儿子遨游在无边无际的书海里，虽然成不了伟大的作家，但每天有那么多大师的作品为伴，也算是一个安慰了吧？
文革来了，批判反对封资修，批判反对大毒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电台报刊杂志大字报铺天盖地，全方位，多角度，整日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巴金的书，托尔斯泰的书，莎士比亚的书。。。。皆为毒草，红楼梦，黄书。所有的黄赌毒都在咱家，咱家所有的书都是黄赌毒，这样的心里压力，现在想想，确实够大的了。儿子原本就是个胆子小，谨小慎微的人，在这样的巨大心里压力下看来是夜不能寐了，
整天躺在书堆上，不就像躺在火山口上吗？一个声音说，还是向组织主动坦白了吧，咱家里有那么多的毒草，万一被人告发，游街示众，想想后脊背就会直冒冷汗啊！，赶快给拿走吧！
另一个声音立即回答，可那些书是我多年的心血啊！那么多年下来，书给了我生活的乐趣，给了我，又给了我。可是，我现在就要出卖它们，这还是人吗？
我想象，这个儿子大概不断受着这样的心理煎熬，最后，还是没有能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那样，坚贞不屈，就是不交出密电码。于是，就有了那天的抄家搜书的一幕。想想共产党人的意志就是坚定啊，你看这小资分子，人家还没顾得上你这棵葱，你倒自己主动栽上去了！
前面已经多次讲过，老头的儿子不善于与人交流沟通，实际上，找个人商量商量究竟怎么办，可能完全不会遭受如此巨大损失的。比如，如果能够与我家隔壁的Z大哥交流交流，可能Z大哥一句话就搞定了，既然那些书你不放心，暂时放我家吧，即使造反派知道你有那么多书，要来抄，那时，抄个鸟啊，都在我家里呢！
Z大哥，当时是本市某市重点中学的高材生，文革那年，上半年正积极备战准备当年的高考，年中，国家一道紧急通知，高考暂停，全部参加文化大革命。Z大哥是个逍遥派，人家忙着干革命，而他则经常邀着同样逍遥的一帮同学在家里打牌，下军旗，四国大战。好不逍遥！
Z大哥也是个书迷，天文地理，军事哲学文学玄学武学神学什么学的都看，吹起牛来是一套一套，听的人眼睛往往是一瞪一瞪的，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还是回到抄家那个场景把，由于书太多，时间好像也不够用了，
书的包扎，捆绑也有点漫不经心了，于是，从楼上往下搬书的过程中，
不断有零星的书从捆扎中掉落到地上，楼道，走廊慢慢地堆积了不少的书。Z大哥从地上捡起这本看看，拿起那本看看。
过了几天，我发现，Z哥家里的书橱里多出了好多好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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