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运动中受难的地主女眷
转载 2016-08-06 11:31:12
标签：杂谈

作者：陶渭熊
社会鼎革，一些人被杀、被囚，这是灾难。而他们的家属所受到的，则是更为深重的灾难。下面讲述的几个故事，是土改运动中我的亲闻亲见，就发生在我的同村或临村。
被斗挨整的“顶梁柱”
男人被杀、被囚之后，女人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不仅在生活生产上，而且在被斗挨整上。
1948年夏天，成都市水上警察局局长石克坚，把他年轻美貌的妻子沈应伦和两个天使般的儿子带回家乡留守祖业，因为他的父母均已过世，家业无人照管。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知识女性，就在这穷乡僻壤过起了古老农村家庭主妇的生活。
沈应伦天生丽质，身材修长，肌肤洁白，虽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仍然体态轻盈，窈窕端庄，给人的印象是漂亮、大方、高雅、有知识。乡绅仕女都以能够与她相识为荣。而她对人又热情随和，不分高低贵贱都以礼相待，这对于有几分自卑的乡下人，从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她对穷人对佃户也非常友善，轻言细语，从不摆城市女人的架子，还把她自己的常备药物给乡亲包扎伤口、治疗小病而不收分文，因此大受乡亲赞誉。很显然，这样一位知书识礼而又善良真诚的女性，绝对不会与人交恶结下仇恨。但是，她恰恰倒毙在曾经与她和睦相处的土改“主力军”（即毛泽东夸赞的“痞子”）的棍棒之下！
1949年，虽然石克坚随四川省长王缵绪、保安司令邓锡侯“起义”后被“解放”，但是迎接这位水上警察局长的，是一付冷冰冰的手铐，从此他就被逮捕关押，而与妻子音信隔绝。沈应伦当然知道形势的险恶，更知道农村是一个罪恶的天地。于是她抛弃了农村的家，委托给亲戚照管，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县城一所小学教书，以此求生，苟活于乱世。
不料1951年4月的一天，两个背毛瑟枪的联防队员出现在她面前，要抓她回农村接受农民斗争，交出金银财宝。
这真是晴天霹雳！但学校领导不敢阻拦。她被联防队押走，步行80里回到老家。

她的家已是一座空房，满屋蛛网灰尘，所有财物都被农会洗劫一空。她只好寄宿在侄儿家里。第二天上午就被农会揪到了斗争会场。按照斗争会的惯例，先是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坚决斗倒地主沈应伦！”“沈应伦必须把隐藏的金银财宝交出来！”以这样的气势汹汹给被斗者以下马威。但沈应伦镇定自若，不卑不亢地向农民解释：“第一、我不是地主。按政策规定要在地主家生活三年以上才划为地主，我1948年才回到乡下，到49年‘解放’才一年多，怎么是地主呢？第二、去年减租退押的时候，我已经把家里所有财产交给了农会，现在还剩下一间空房屋，如果农会需要我马上交出来。”
农民哪里听她的辩解！被邪恶的阶级斗争学说挑动起来的仇恨，已经使他们抛弃了起码的良心；况且，眼前这个虽然一身旧衣服却干净整洁、仪态优雅的女人，正是农民嫉妒仇恨的“地主太太”。在这个“地主太太”面前，“主力军”们自惭形秽感到自卑，觉得地主威风还没被打垮。为了拯救自己的自卑，他们就选择暴力，就用粗野下流话辱骂她，恐吓她。沈应伦说：“党的政策是说理斗争，你们用下流话骂人是说理斗争吗？”“主力军”们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老子不但要骂你，还要打你！”说着一群人上前去推搡她，搧她的耳光，摸她的脸，用更下流的话侮辱她……沈应伦大声地反抗：“流氓，无耻！我要向党和政府控告你们！”
到这个时候，这个天真的女人还想得到“党”的拯救，她大概没有想到，这个党正是“主力军”们行凶作恶的靠山。
这个弱女子的无力反抗激起来的是“主力军”更大的兽性，他们觉得开了这么多斗争会，还没有一个被斗争的地主敢于斥责他们。“坚决打击她的嚣张气焰！”于是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以及竹棍、木棒、柴块落在她身上……“你去告吧！老子怕你告？老子叫你龟儿告不成！”当场把她打翻在地。沈应伦反抗着，挣扎着，呻吟着……直到口吐鲜血不再动弹，当暴打停止后她已经奄奄一息，当晚就离开了人世。
在离沈应伦家百米之处，还有一户地主周寒宗，曾当过小学校长，于是就有了地主加反革命的双重身份，从清匪反霸起就被逮捕关押，后来判重刑劳改。于是挨斗争的恶运就落到他老母和妻子身上。老母是个60多岁的小脚女人，站在15公分宽的高板凳上被斗争，摇摇晃晃战战兢兢，摔下来跌伤了腿脚，就被按着头跪在石板上斗争。她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又交不出金银财宝，就上吊自杀了。接着就斗周寒宗的妻子，捆着斗，跪在瓦碴上斗，扯头发斗，扇耳光斗……她也不能忍受了，又上吊了！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婆媳俩双双被斗、被逼而上吊自杀！是农民的疯狂，还是政府的残暴？
在另一个村子里，地主曹志廉和他的二儿曹谋坤、三儿曹光祖于同一天被杀了。此后，挨斗争的命运就落到了曹二嫂、曹三嫂和还没有出嫁的曹三姑身上。她们被抓到乡公所关押，在温度接近40度的大热天，石板晒得滚烫，赤脚踩上去都受不了的时候，农会强迫她们只穿内衣内裤坐在石板上烙屁股！头上顶着烈日，臀下有如火烧，汗如雨下，又不给水喝，她们几乎中暑昏死。后来屁股上长满毒疮，溃烂化脓经久不愈。曹三姑聪明能干能写会算，不知是父母无视她的幸福还是舍不得她离开，叫她帮助管理家务，30岁了还没有出嫁。在她的父兄被杀之后工作队和农会就说她是当家人。其实她当什么家？上有父母下有兄嫂她能当家作主？她只不过保管过一些财物而已。但是工作队和农会要认定她是当家人你有什么法？因此她遭受了更为惨无人道的斗争，捆绑、吊打、跪瓦碴、扯头发、晒太阳、烙屁股、淋雨雪……在受尽一切折磨之后，1952年夏天土改结束后还被判刑7年，但却在劳改农场劳改到1967年，关押15年之后才被释放回家。她哪里有家？父亲被杀母亲饿死自己又没结婚她哪有家！不得已寄居在曹二嫂家里。这个当初精明强干的女人，已是一个头发斑白弓腰驼背的老妪，腿脚不便，行动困难，双手都成了鸡爪形，目光呆滞反应迟钝，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不知她在监狱里受了多少折磨！放回家还不到一年，她就含恨去世了。
性蹂躏
1951年元月下旬的一天，曾经教过私塾的杨三老师家里来了三个不速之客，他们的浑名分别叫跛子、癞子和憨包（不必说出他们的真姓名，到村里一问就知道），他们鬼鬼祟祟嗫嗫嚅嚅交给杨三老师一张字条。杨三老师接过字条一看，不尽大惊失色！拍着桌子大骂：“你三个狗日的东西犯了滔天大罪！你们杀了人了！”
“跛子、癞子和憨包三人估（强）奸了我，我没有脸活下去了，我只有上吊自杀离开人世！谁给我报仇呀？我要变成恶鬼抓他们。”
在杨三老师一再追问下，三人极不情愿结结巴巴地才道出了原委。原来，两个月前，被害人李芹（化名）的公爹在减租退押运动中被没收了一切财物，眼看自己辛苦一生积攒的家产被洗劫一空，还要遭受斗争，一气之下他就吞金自杀了。她的婆母几乎昏死过去，被已经出嫁的女儿接走，家里就剩下李芹带着五岁和三岁的两个儿子相依为命；而她的丈夫原是国军的一个团长，在被“解放”之后就被逮捕关押，已经一年多了生死不明音讯杳无。于是跛子就打起了坏主意想把李芹霸占为妻。跛子原是李芹丈夫的远房堂弟，因患小儿麻痹症两腿落下残疾，30多岁了还没讨到老婆。他对李芹说：“嫂嫂，哥哥肯定被打（枪毙）了。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好困难哟。哥哥不在了嫂嫂转房给兄弟这是规矩，你就嫁给我吧。”
李芹原是大户人家的女子，人很漂亮而且知书识理，怎么会嫁一个高不像冬瓜矮不像葫芦的跛子？她愤怒不已骂道：“你给我滚出去！你是个什么东西？”但是跛子毫不知耻继续纠缠，还动手动脚。李芹忍无可忍，一阵耳光把他打了出去。跛子本想用暴力制服李琼，但自量不是李琼的对手，就恼羞成怒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我找人开你的‘排子炮’。”他说的“排子炮”即是轮奸。
于是他就约了20岁的侄儿癞子和曾经是李芹家的长工憨包，三人把两个小孩关在门外用暴力轮奸了李芹……
第二天早晨他们听见两个小孩撕心裂肺的哭喊，李芹已经上吊死亡，桌子上留下那张纸条。他们隐隐约约感到那纸条与他们有关，但都不识字，于是就拿着条子来找杨三老师。
经过杨三老师的一阵怒斥，三个罪犯有些害怕，忐忑不安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屁事没得，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再后来斗争地主不断升级，打死地主也是常事，搞个地主女人算得了什么？三人也就心安理得了。

天琼（化名）的丈夫是个高中学生，本来不是斗争对象，但他的父兄被杀之后成为家里唯一的男人，生性懦弱胆小的他以为下一个就要杀到他头上了，因此抑郁恐惧，长年累月不说一句话——其实他已患了抑郁型精神分裂症。这就给家住附近的村长肖某以天赐良机，竟当着他的面奸污了他的妻子！天琼无力反抗又不敢反抗，村长得寸进尺夜夜行奸。后来另外几个男人也参与其事……村子里闹得沸沸扬扬。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地主遭受着身体的蹂躏，精神的摧残和道德的谴责。每次奸夫离去之后她都要痛哭流涕地将丈夫痛斥一顿：“别的男人保护老婆，你能吗？你还算男人！”但丈夫只能以毫夫表情的沉默来回答她。有谁能够知道她的苦难？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后来丈夫病死，她才得以远嫁他方脱离这个罪恶的村庄。
小君（化名）是个十七岁的漂亮女孩，地主的女儿。土改时她的父母都被捉去村里斗争，歹徒乘机破门而入将她暴力强奸，并致怀孕。在撕心裂肺的痛苦和辱没先人的屈辱面前，一家人束手无策，报案吗？向谁报案？政府吗？土改工作队吗？农会吗？他们除了残酷无情地打击地主，会为地主申冤？他们不但不受理反而要败坏你的名誉。一家人只能忍受侮辱不敢声张；土改时又不准地主操办婚事将女儿出嫁。无奈之下只有将女儿关在黑屋里不让出门，将破布捆在已经绝经的母亲肚皮上假装怀孕，后来这个50多岁的母亲终于“老来得子”……这种掩耳盗铃的事怎么瞒得过众人。一些人给那孩子取了个侮辱的名字：“外孙幺儿”。
土改距今天已经六十多年了，但是暴力土改的罪恶还远远没有得到揭露。

24、麻女人说谁死谁就得死

1947年的“土改复查”，之所以野火燎原，一个直接原因：“无法
无天”！战争的紧迫，决定了“土改”的匆忙。
从时间上讲，当时北方解放区“土改”是在战争环境下仓促展开，只有一个目的，既没公正的法律，也没缜密的政策，自然就无具体实施办法。
从空间而言，中国土地问题历史太长，积累的麻烦很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要制定一部可操作的法律性文件确非易事。
因此，1947年9月，在西柏坡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起草的也只能是《中国土地法大纲》。
既然只是“大纲”，它所规范的只能是方向。而且这个目标甚至简化到老少易懂的4个字――“平分土地”。
所以一年之后，在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主持北方“土改”的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坦承：
在土地问题上，有土地法大纲，但没有具体办法。
那么，在此之前呢？各解放区的“土改”，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句行话，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借用现代流行语，则是“跟着感觉走”！
在“土改复查”中，中央和华东局一再强调“群众路线”， 强调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1947年7月7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对华东局1946年的《九•一指示》予以否定，指其犯了“原则上的错误”。重新规定土地，要求在实行新指示时，“大权必须交给百分之90%的农民”，明确指示：
应该根据90%的农民的意见行事，如果党的规定与90%农民的要求不符合时，则应修改党的决定……在“土改”中一切清算调查、分配复查、调整或重分，均需先经过贫农小组讨论，再经农会讨论通过，即可实行，不需再经任何机关核准。
结果，山东各地党组织都程度不同地放弃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尤其是取消原有司法机关，将杀人权由地委以上机关下放到县、区甚至是农民临时组成的“法庭”，造成局势严重混乱。
同年6月26日至7月16日，滨海地委召开莒县、莒南、日照、竹庭4县县委书记会议，会上提出：在“土改复查”中，要彻底摧垮封建势力，从政治、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并指出：
今后只要斗争目标不错，只要走群众路线，尽管放手，不必再多方限制和束缚。
对这一“放手”，老人说，除了“均分土地”，其它所有的，一乡一个样，一村一个法，谁该杀不该杀，该怎么杀，都在村干部嘴上，杀红了眼时，干脆大撒把。
后村镇那块赶上的是运动后期，今东、西邵疃当时是一个村――大邵疃，村里准备开批斗会，被斗的人就在台下跪着，“农会（贫农团）”的头去将帅沟的区公所开会，会上明确通知停止杀人。可开会的人还在回来的路上，村里一个“二流子” 郑淑厚拾起棍来，就砸死了4个。因在村里民愤太大，第二年春，村里把郑淑厚送到区公所，关了些日子，区长跟着回来，开了一晚上会，说是不准打了，让民兵当夜看好，第二天放他。可当夜民兵就把他吊在梁上吊死了。当然，是说他自己上吊的。
郑淑厚、郑绍信父子原在八路军山东二旅军械厂，不照调干，跑来了家。“四七年”赶上运动，一时兴风作浪。
韩晟昊（原名韩早先）先生，旅韩华侨，曾荣获大韩民国第一枚颁发给外国人的国民勋章，是韩国总统卢泰愚派往中国的中韩建交的秘密特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的爱国侨领，祖籍莒县，其祖父“闯关东”至吉林长白县，三代苦挣，牙缝里攒出一份家业，1947年在村里的公审大会上，他的“三叔、四叔、七叔都被村里的‘棍子队’活活砸死了……妻子郭淑珍和孩子，被村里当作地主财产分给了一个老光棍”。
当时，仅二十岁的韩晟昊刚从外地回家，在父亲和大哥一家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又被押上“审判”台――
几千人的眼睛里在喷发着怒火，几千人在挥动着拳头高呼、咒骂。许多人从口中迸出的唾沫溅在他的脸上。会台上，一帮身强力壮的人，手握木棍，眼里迸射着兴奋与期待的光芒。随着口号声，那木棍扬起的时候，在阳光的照射下，紫迹斑斑，大约是已干了的血吧。
他被押着向会台走来，人群中闪出一条狭窄的小路，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他第一次感到了人群的可怕。
被押上会台之后，加入了受审判的一群人中，惊恐不安的低着头站在那里。主持大会的是一个姓乔的中年女人，她的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麻子，让他想起蜂窝。此时，她正一脸得意、威风和兴奋。大约在她大半生中，从来没有这样荣耀和威风的时候，她此时就是指挥这几千人的统帅，她喊一声口号，会场的人就跟着喊起来。
公审大会开始了。在台下几千人的呼喊和指指点点之下，麻子女人兴奋的走近低头受审的人群，她来来的审视着，好像农妇在自己的菜园挑选萝卜一样，看中了一个，随意拔出来就是。但她这时拔出的不是萝卜，而是一个人。
被她拉出来的人颤栗着，刚被拉到台前，只听到乔大麻子说：“大伙说，这个恶霸地主，该死不该死呀？”
只听台下一片喊声“罪该万死！”，“打死他！打死他！”
“好，打死他！”她兴奋的喊，这喊声也是命令声。她的话音刚落，那些“棍子队”立即围上来，只见一阵棍棒起落，伴着台下几千人的口号声，咒骂声，那位被审的人发出几声凄惨的大叫，不一会就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具尸体。在这样的场合，一个人的生命显得这么脆弱！在这些往日老实本分的庄户人，此时把活活打死一个人当成一种享受，一种快乐，这场面，让韩早先感到恐怖与绝望。乔大麻子见第一个受审者已经死了，又回过头来，在一个个吓得半死的受审者面前拉出另一个。
有一次，韩早先分明看到乔大麻子向他走来，吓得魂飞天外，低下了头，不敢看乔大麻子的目光，但是，他感觉到乔大麻子正在审视他。此时，台下的呼喊声此起彼伏……韩早先觉得自己就要晕到，他定了定神，坚持站住了。乔大麻子就站在他面前，也许见他又瘦又矮，砸着不过瘾吧……在他面前迟疑了一会，转身拉出了靠近他的另一个。
站在台上受审的都是地主。不管他们是怎么富裕起来的，在这个年代，富裕就是罪过。老百姓都贫穷，有些人穷得饿死，家中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没有。而此时站在台上受审的这少数人，他们却是富有的，他们的富裕让穷人们由嫉妒而产生恨。此时，这种怨恨的发泄受到政府保护，打死了人不但没有罪，而且还有功，有好处，于是，他们把怨恨向这些被公审的人身上尽情地发泄。
这次公审大会就是把一个个活人用乱棍子砸死的大会，决定生杀大权的，就是这位满脸麻子的中年妇女，她想要哪一个死，哪一个绝对活不了，她此时比过去的皇帝还有权威，过去的皇帝要给一个人判死刑，也要先给那人定罪，而这位妇女却痛快多了，她是真正的活阎王……台台上已堆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与恶臭，火辣辣的阳光烤得人打不起精神，主持会议的乔大麻子大约也觉得玩腻了，过瘾了，宣布这一次大会结束。
以上文字，出自《韩晟昊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20－21页。
关于该书出版的前因后果，作者毛会迎先生在后记中这样介绍：
2004年上半年……山东省为宣传海外著名华人华侨对祖国及所在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经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指示同意，由山东省文化旅游联谊会、**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侨办、山东省出版总社、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省对外宣传办公室、山东画报出版社等部门联合行动，启动了“齐鲁海外名人传记丛书”编纂工程。编委会主任由原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苗枫林、王克玉担任……书稿……编委领导进行了认真审阅，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并邀请山东大学、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对作品进行了审阅，多次召开作品座谈会……历经一年努力，山东省“齐鲁海外名人传记丛书”第一部《感动韩国的中国人――韩晟昊》于2005年11月出版。
而在已年过七旬的日照市政协原副主席赵全忠先生朦朦胧胧的记忆里，1947年日照“打地主”所使的“把棍子”是“红黑棍”，一道红、一道黑――红得瘆人，黑得悚然。

25、新区土改斗地主
建国后，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为了彻底地打垮地主的威风，斗地主的操作一般有两个主要环节：其一是开斗争会，其二是没收地主财产。
开斗争会是打垮地主威风的重要手段，新区土改中各地几乎对每个地主都开过斗争会。会议的规模有大有小，有以村为单位的，也有以乡为单位的。为了把斗争会开得轰轰烈烈，这类会议一般都与诉苦相伴，即先由事先培养好的苦主逐个登台，历数斗争对象的种种罪恶，激起与会者的愤怒情绪，然后在群众的斗争下由地主交待认罪。衡量一次斗争会是否开得成功，不仅要看群众对地主的斗争是否激烈，而且要看地主是否在群众的斗争下表现得伏伏贴贴。
以广西柳州柳城县山脚乡1952年2月的两次斗争会为例。
（1）24日晚上斗争地主杨福相：
斗争一开始，他（笔者按：指杨福相）就自己承认他的罪恶，痛骂了一顿自己，并且大哭着，自己跪了下去，请求群众宽大他，给他一个劳动改造的机会。这么一来，群众都软了，泰安（笔者按：根子之一）慢慢地溜到后边，荣福（笔者按：根子之一）甚至用手去把他牵了起来，有的人更表现出怜悯他的样子，把头都掉了开去。当然也就没有人肯面对面地斗下去了。
（2）26日中午斗争地主杨富相：
斗争大会开始，当杨富相拉到会场来的时候，群众一齐盯着他，忽然静下来了。首先跳上去斗他的是南村的杨火贵。火贵控诉他，解放前强迫各村的人为匪，不去，他就威胁各村的农民说：“不去，我把你们全村的人杀绝！”当火贵说到这里，大家都一齐愤吼起来了：“跪下！”那傢伙只好软软地跪下了。接着跳上去控诉的，有杨安泰、杨定坤、龙伯妈、杨五金的老婆，先先后后跳起来斗争他的，就有十几个之多。斗争表现得很激烈！可这傢伙却甚么都不承认，……总之，你要他交待甚么，他就抵赖甚么。
这两次斗争会都被认为是失败的，对杨福相的斗争会缺乏激烈的群众斗争，对杨富相的斗争会缺乏地主的认罪。如果对哪个地主的斗争会不成功，土改干部就会指导群众总结经验，反复斗争，直到把该地主斗倒斗垮为止。

一般而言，政策要求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不允许体罚、打骂，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普遍地出现捆、绑、吊、打地主等乱斗乱打现象，多数土改干部或鼓励，或听之任之，或身体力行。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斗争会上，经过诉苦的煽情，群情很容易激愤，难免冲上去泄私愤，对地主又打又骂；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土改干部认为只说理不足以彻底打掉地主的威风，体罚地主不仅能长群众的士气，而且能较快地使地主变得伏伏贴贴。
以陕西为例。安康专区洵阳县土改初期一个全乡斗争会上斗四个地主和一个半地主式富农时，两个被打，三个顶了石头，其中一个嘴里咬一块石头，有的村让地主跪瓦渣石子，安康工作组一个干部叫民兵把地主捆起，动员群众打；渭南官路蔡村斗了六个地主，其中五个被吊打，群众称之为“六个地主打了两双半，留下一个打得眉眼烂”；蒲城个别乡斗地主时把地主吊在樑上，脚下还给垂石头，还有的用“凤凰单闪翅”、“猴吃桃”、“站炭渣”、“划白圈监禁”等方法逼供；褒城县第一期进行土改的30个乡中计有18个乡发生过打人现象，被吊打地主近40人，参加吊打的干部有12人，某工作组长亲自打地主的耳光，个别乡村还制造了不少的新花样如“挂粪桶，双手举起口张开，冷水洗脚”等。
应该注意到，即使经过了土改初期的阶级教育，也不是所有的新区群众都完全接受了阶级观点，在斗争会上对地主充满仇恨；或者说，阶级观点并没有能够彻底地消解群众原有的价值观念。前述谭其骧所记安徽五河县乔集村1951年11月20日斗地主张学申时，“群众皆发笑”，因为群众知道张学申不过是代替其父挨斗而已：“学申父为恶霸，管公堂，去年已死。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十四亩，内四亩水浇，生活不及贫雇农”。广西土改中，1952年3月16日柳城县六休屯的几个农民暴露出自己在前一天批斗地主杨成的会上打瞌睡、吃红薯、发笑、叽叽喳喳等；就连在斗争被土改干部认为是最“顽固狡赖的老滑地主”杨朝达时，也有群众在发笑，还有叫“朝达哥”的。陕西省南郑县土改斗地主时，发言的主要限於积极分子范围，大多数群众不是理直气壮，说话时藏在人后边把头低下去说。
如果说开斗争会是要从精神上打垮地主的气焰，那么没收财产则是从经济上打击地主。有的地方在成功地对地主开过斗争会之后，紧接着开展没收地主财产的活动，有的是两项活动交叉进行，即开过斗争地主会之后去没收其财产，在没收过程中再以斗争会相配合，以保证彻底地没收“浮财”。没收活动一般由土改干部、当地农民协会的领导以及部分或全部群众参加。
根据1950年6月30日颁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没收地主的财产指的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不予没收。事实上，各地在对地主财产的没收中，不仅没收了土地改革法所许可的五大件，而且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五大件之外的浮财上，即所有被认为是地主用于过浮华奢侈生活的物品，如四季衣物、梳妆用品、首饰、钱财等，有的甚至连地主家属的财产也没收掉了。有亲历者这样记述：没收“全部土地，及多余的房屋，财产，家里所有东西，都可以叫做浮财，都要拿出来，好像旧时代犯了法的人家被抄家一样，家里任何东西，都可以由工作队来搬走的，只要他认为这些物事是多余的，地主家里所不必要的，大量的四季衣服和傢俱杂什，都可以被搬走一空”。
列宁把革命称作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在新区土改中，没收地主财产可谓此类盛大节日之一种：群众的情绪是高昂的，因为没收的地主财产将以“土改胜利果实”的名义分给群众。我们还是看一下广西柳城县六休乡1952年春季土改中一次没收地主财产的生动场景：
没收地主杨朝达家财产的工作今天开始。中午六休农民开了一个动员大会之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浩浩荡荡地一齐向杨家进发了。六休农协代表主任邓旺把杨朝达叫了过来，要他首先交出红契。……红契点交完毕，群众要杨朝达自报他家的财产。自报不实，大家就起来斗他，要他把分散的财产交出来。没收委员会的人却一涌而进，你一手我一手地就把他家的衣服、被褥、桌椅、锅盏、犁耙锄头、碗瓶缸罐，一切大小杂物通通都搬出来了。杨朝达的老婆被捆绑着。……他女和两个孙女便把群众带到左边的楼上去，大家一搜，便发现了夹墙，从夹墙里搜出了一堆烟叶，再一搜便从一处楼角边的小夹壁内搜出一大堆左轮和卡宾枪的子弹来了！大家一看搜出了子弹，怒火都燃烧起来了，……这老傢伙看见自己的秘密被发觉了，吓得面无人色，最后只好承认他知道杨澄（笔者按：杨朝达的儿子）还有枪支和子弹埋在白洋岭，他愿意马上同大家去把它挖出来！……入晚，当白洋岭又挖出五六百发子弹的消息传出后，全屯的人都沸沸扬扬地闹开了。因此到晚上再斗杨朝达和杨澄的消息传出后，有几个从来就不大参加会的老头子也很早地就到会场上来了。
对地主的斗争除了开斗争会和没收财产之外，还有一些辅助的形式，如公审会的威慑、广泛制造地主不低头过不了关的社会舆论、对地主不断训话和传讯等。人民法庭开公审会就地镇压甚至枪毙几个声威比较大的地主，对其他的地主产生极大的心理威慑，很容易使他们变得顺从；通过标语、口号、民间歌谣等广泛制造地主不低头过不了关的社会舆论，并不断地对地主传讯和训话，有效地防止了地主普遍地认为土改作为“运动”不过是一阵风，刮过就风平浪静，因而想“拖”过关的思想。

（摘编自李巧宁：《新区土改中的“斗地主”》）
李巧宁（1971-），女，汉族，陕西眉县人，历史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26、土改中的过度暴力现象（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10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正如陶某后来所说：如果说中共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而且，经验也证明，“必须以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10月中下旬以后，毛泽东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11月，毛泽东又紧接着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正是这一战争形势的到来，对南方等尚未开展土改和正在土改过程之中的省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的主要表现就是：土地改革中的过度暴力现象。
中共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结果，原本受纪律束缚的江浙各地土改干部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
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地看管起来。”
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
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3人自杀。
西北局因为有1947年的教训，再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但这时也不能不开始要求干部放手，自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如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0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渭南县九个区一个市的统计，因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了7个地主，15个普通农民和富农、小商、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
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中共中央这时对中南局的这一指示表示了赞赏，并马上转发给各中央局。当然，对乱打、乱杀的后果依然心有余悸的刘少奇等，也注意到了中南局指示太过于偏重强调反右倾的倾向，因而特别提醒中南局：“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等错误不许再犯。然而，这恰恰是中南局认为土改发动时不应去做的，因此并未在这方面给予重视。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的要求，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尤其是军队和农民出身的土改干部，自然容易变得十分激进。尽管1950年6月28日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明令“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干部和贫苦农民全然不顾。
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所有所谓“地主”扫地出门，迫使这几十家农户(其中多户实为富农)全家外出讨饭求生。
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人自杀。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
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地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总共自杀301人)。
有关土改运动中是否发生严重暴力现象，在今天存在不少争议。曾亲任土改工作队队员的喻权域就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辩称任何关于建国后土改运动存在过度暴力现象的说法都是不真实的。他并举例说，他所知道的四川荣昌县土改中地主就“没有人被打伤、打残、打死”的情况。
但这类说法其实很值得怀疑。仅据荣昌县部分土改文件即可以了解到，喻权域的说法完全不实。以荣昌县七区的一份资料统计为例，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男39，女57)，当场斗死16人(男9，女7)；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总共死了190人(男98，女92)。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
仅5-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2人。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000人左右。而全省1-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分者2567人，富农成分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未完待续）

27、土改中的过度暴力现象（2）

但是，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中南局仍批评为“和平土改”，并经中共中央同意，派陶某等来广东，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并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
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抓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十村用木棍自胸碾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东莞290人自杀，230人是地主成分。据华南分局通报，从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因为残酷吊打，一度竟造成了805人自杀的惨剧，全区这段时间先后自杀了1165人。在这一阶段土改运动期间，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
各地实际工作部门对中央决策的影响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仅此即不难看出，1950年，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的暴力现象，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它们在许多地方存在着，并且在一些地方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后果。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指出，和1947年的暴力土改风潮相比，它们还是局部性的，并且是与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相违背的。即使是中南局，我们也可以找到它对这种乱打乱杀、乱划成分和伤害富农等做法进行批评和纠正的相关文件。这也是中南各省土改过程中，这种过度暴力现象很不平衡，也还没有发展到普遍失控地步的原因所在。
但是，在这里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这种打击越多，基层党政部门所看到的来自地主富农分子的敌意、反抗和报复也就越加明显和激烈。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就越发促使多数地方领导人高度警觉，绝不相信地富丧失了财产和地位，就应该给其以一般人一样的待遇。
在这方面，习惯于从理论和策略高度考虑问题的中共中央态度固然有所不同，但上述所举中共中南局在富农问题以及在反对“和平土改”问题上坚持己见，促使中共中央改变政策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共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是足以改变中共中央的看法的。下面这个例子正好可以进一步说明各中央局对中央政策的这种影响作用。
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各地土改走向尾声，开始从恢复经济和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多数已经接受了现状的地主适当采取羁糜政策，并据此发出了一个关于土改后安置地主就业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区，劝说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
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只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对于那些继续顽抗的地主，除应继续斗争外，“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
这一指示没有得到各地的拥护和响应。相反，各中央局对向地主表示缓和的做法多不赞成。他们深信，遭到土改严酷打击的地主分子，绝不会安分守己。华东局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
内称：“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地区，为了防止地主反攻复辟、窃取农民的斗争果实，继续压迫农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并严格地进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对地主管制期间，应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和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并进。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应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训话，检查其劳动改造及遵行管制规定的情形。”只有“对确实长期安分守法积极劳动并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可以“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
对于华东局的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赞同，并转发各地参考执行，只是表示，“在实际执行上为免于疲劳群众和流于形式主义”，最好将“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一句，改为“表现较好的地主分子”，在同条末尾“得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一句后加“或免予管制”几个字。它说明，它之所以主张对地主要略给些希望，只是为了“更策略些”而已。
然而，来自地方上的这种报告看多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变过来了。只过了将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就根本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并且开始修正原定地主劳动满5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的决定，强调对地富恢复公民权利问题，“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
毛泽东后来甚至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他表示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解释说：因为苏联过去是把地富都驱逐了，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还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限划不清会很危险。
（摘编自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本文收入杨奎松教授即将推出的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杨奎松，历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28、新区土改见闻

“你家这么大的地主，不枪毙你枪毙谁？”

湖南湘潭县史家兄弟五人，祖上留下良田近千亩，有房30余间的四合院一个，抗日战争中参加了蒋介石在南岳主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回家后拉起了一支有数十人枪的抗日队伍，共击毙日本人十一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支，得到了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嘉奖。由于老大老三老四均在抗战中牺牲，土改时家中只剩下史老二，史老五时年二十岁，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史老五品学兼优，而且参加了当时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属于思想上真心盼望解放军来的那一类。
土改时，史老二逃往新疆参了军。后来，文革中以隐瞒阶级成份罪判刑，文革结束后回乡，已是耄耋之人了。
史老二逃走后，农会抓不到人，于是将年仅二十岁的史老五从长沙骗回来，没几天就以恶霸地主的替死鬼枪毙了。史老五死时大呼冤枉，农会会长说：“冤什么冤？你家这么大的地主，不枪毙你枪毙谁？”

乱划地主凑指标

土改中划成份是有名额分配的，地主富农多少，贫下中农多少都有硬性规定，要枪毙多少也有规定。湘潭不是个富裕的地方，土地大多在大地主手中，要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有一定的难度，于是就千方百计寻找家境好点的农民，让他们挨刀。
欧阳望的父亲留下有水田四亩，欧阳望读完小学后在长沙一公司当会计管账目，家里的田地雇一人耕种，不收租，打下的谷子全部归耕种者。农会完成不了划阶级的任务，开会时一农会干部提议是否可将他划作富农，有一干部说地主不够怎么办，还是划作地主吧！于是全体同意，可怜这个除了四亩土地外一无所有的地主，到死也没有翻得了身。
土改队员冯某家里一无所有，但多年前他们家是有点田地的。于是土改队长就做冯某的工作：“咱这地方穷，几千亩田都是盐埠韩六家的，富农倒好划，但地主就难划了，没几家有田土，按上级的指示精神，没请过长工或者没收过租子的不能算地主，咋办？”
“你说咋办？”
“你家抗日战争前有田，还请过长工。”
冯某一听大惊，连忙辩解道：“我们家的那点儿田不是早就卖掉了吗？再说也不符合解放前三年的标准呀？我们家吃糠咽菜这么些年，划个地主就太冤了！”
“你是土改队员，积极分子，应该站在党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不就是个名吗？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地主成份就差一个了，怎么向上级交差？乡政府的困难就是党的困难，为党解决困难是土改队员义不容辞的。再说过两年阶级就取消了，什么地主富农贫下中农成份通通都没有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就这样吧！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再把你上调到县里去管文化（那时大家都说的是文化工作而文教工作这名词儿还没发明出来）工作！”
“要划也只能划个劳动地主。”冯悻悻地。
“好！就在地主前面加劳动二字，以后没有你什么事的，你有好工作怕啥？又不叫你在这当地呆。这事就这么定了！”队长斩钉截铁地说。
1967年文革中，地主分子冯某被清理回乡，他愤愤地说：“要是早知道地主要受批判斗争，还要砸了饭碗，打死我也不干啊！”
一个农会会员叫周少红，解放前参加了地下党，因为读了几年私塾，土改时便当了农民协会的秘书长。解放前自己没有土地，租种了地主的水田十亩，土改时分得地主的牛一头。不料这牛不争气，牵回家没几天牛便死了。在剖开牛肚子时发现牛胃里有铁钉一枚，于是，平时嫉妒他有文化的农会“阶级兄弟”立马翻脸，说周破坏春耕生产，故意将牛害死，会长大怒。将周的成份改成了富农，将周枪毙了。

进城斗争地主
1951年2月云南毕节开始“土改”。城内居住的一批不在乡地主，也没有逃过清算，他们的家产被扛着梭镖、背着大刀的“农协会”，作为“胜利果实”查收。我们院里就有两家——吴幺奶家和黎大爷家。尽管两家都有子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门上还挂着“光荣军属”的牌子，农民照样不客气，好一点的被子、衣裳、家具等财物搬得精光。
吴幺奶家大女儿，革命干校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嫁给长征干部。他们动员吴幺奶主动减退。吴幺奶却在夜里把家中好的被子、衣裳和一些值钱的细软藏到我家。外婆姓吴，母亲和吴幺奶家攀了亲戚，刚刚解放，“觉悟”不高，也就帮了她的忙。她家因为有一个长征干部的姑爷，主事的男人在解放前已经去世了，分了土地查收了财物，也就无事了。
黎大爷家大儿子组织“反共救国军”，被围困后自杀。黎大爷在“土改”中可就惨了。他被“农协会”的干部们用绳子捆着、押着前来查收财物。“农协会”的人出出进进，背走财物。绳捆索绑的黎大爷，坐在桌子边，黎大娘用汤匙一口一口地喂饭给他吃。黎大爷胡子巴茬，满脸憔悴，鼻涕沿着胡子淌得满嘴都是。黎大娘流着泪，一边喂，一边给他擦鼻涕。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黎大爷，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不久就听说他死在“农协会”关押他的“牢”里。
深夜，母亲悄悄地去他家探望，回来对父亲说：“要不是你把土地送了人，现在我们家就惨了”。
外婆于1951年去世。1949年，她给我表哥娶了媳妇——她的长孙媳妇。她长孙媳妇的家就住在东安大坝，是一户殷实农家，有佃户，有租收，自己也耕种。土改运动中被定为地主，土地家财被分光，还常常被斗。云南镇雄那边又传来消息，我的二姨父、三姨父两家，分别成了富农和地主。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地主”、“富农”被斗得死去活来，有的还被枪毙了，外婆怎么也想不通。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挣下的家业，怎么就成了罪过？她老人家着急。她老人家无奈。就连她供奉的观音菩萨也无法对她解释。她每天还是在神龛前点烛敬香，击罄敲木鱼，只是口中的经文念得越来越模糊。那一天，击打木鱼的声音越来越慢……木鱼和棒槌落到了地上，两手一松，她老人家圆寂了。
这些地主富农的生活，无非是有一“四立三间”的茅草房，能杀一头年猪而已。和今天的富翁们相比，他们算什么地主？不过是“大贫”中的“小贫”罢了。
孙中山先生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反对阶级斗争和使用暴力进行社会改革。他说：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只有‘大贫’‘小贫’之分。先生对中国的国情，认识得太深刻了！
中国的地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官僚地主，一类是封建地主，如西南地区的“土司”“土目”。这两类地主，占地面积多，人数太少太少。这两类地主，解放前夕，有的流亡台湾，有的流亡海外，没有逃亡的，大部分成了“开明地主”、“统战对象”，虽然土地被分了，人却没吃什么亏。
还有一类地主，本身就是农民，靠勤俭发家，占地面积不大，自己劳动，也雇工，也租佃一部分土地出去。这种地主是农村的主流，是农村生产力的代表。这类地主，自己经营管理，和雇工佃户直接来往，积怨很深。解放后，土改运动中，受到的冲击最大，吃的苦头也最大。

29、斗争地主婆

花桥附近一个村里，有一个我认识的女人，40岁左右，叫李善厚，解放前在Z县女子中学任音乐教师。其夫叫沈仲元，其女沈学朴是花桥小学的教师。群众天天把李善厚拉出去斗争，而且是扒下衣服，赤着身子跪在寒风中挨斗。她的衣服经过反复撕扯，已经破烂不堪，后来她索性就只穿一件单衣来接受斗争。
这一天，她又被拉出来跪着挨斗。农民们涌上去一把将那件破烂单衣扯了下来，李善厚一身白皙的皮肤和两个乳房就呈现在众人面前。她早已顾不得羞耻了。此时是数九寒冬，农民们大多提着取暖的烘笼。李善厚本是漂亮、娇气的音乐教师，如何受得了这样的严寒！可是他们却惟恐她冷得不够，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人转身提来事先准备好的从水田里捞起的冰冷的稀泥，七手八脚抹到李善厚赤裸的身上。这还不够，另有人抬来一架风车，对准李善厚，抓住手柄一阵狂摇。风呼呼吹向赤身糊满稀泥的李善厚。这还不够，还有几个人手执大斗笠前来助战，将李团团围住，一起舞动大斗笠向她扇风。
这时口号响起来了，整个院子里的人都一起狂呼：“打倒顽固地主李善厚！”村长也上前怒喝：“快把金银交出来，不交是过不了关的！”说也奇怪，这样反复斗争了很多天，李善厚虽然每次都冻得脸青面黑全身哆嗦却竟然没有病倒。
积极分子们见李善厚一直不交金银，又心生一计，把她在花桥小学当老师的女儿沈学朴通知过来，让沈学朴打通她的思想。那时地主子女都必须和父母划清界限，否则就会遭殃。沈学朴带着一口箱子（她惟一的财产）回来了。此时院坝里已坐满了群众，斗争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代表工作组和沈学朴谈话，问她母亲究竟有没有金银。想不到她竟很爽快地一口回答：“有金银！”我们就要她动员李善厚交出金银。我这里正在慢慢给她谈话，外边的群众却大声怒吼起来：“把李善厚拖出来！不听沈学朴的花言巧语！”随即李善厚就被拖出去跪在地坝里。
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沈学朴怒目圆睁走出去，指着跪在地下的母亲大声说：“我不是你的女儿，我是农民养大的！”李善厚大惊，仰起头来用疑惑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女儿。趁母亲抬头，沈学朴挥手居高临下啪啪啪连甩母亲几个耳光，然后用脚一阵猛踢。李善厚发出声声惨叫，泪水滚滚而下。
沈学朴态度非常坚决地质问母亲说：“你的金子为什么还舍不得拿出来？”李善厚哭着说：“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我哪来的金子啊？我以前也是教书的。儿啊，要有良心，不要只图你自己梭得脱就乱说！”说着瘫倒在地大哭起来。
沈学朴见母亲在地上哭得滚来滚去，扭头走了。
一会儿，几个积极分子把李善厚从地上拉起来，扒去衣服，又开始了抹稀泥、扇风车的斗争。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开罢大会，积极分子们留下来正在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已凌晨二三点了，忽然有人报告李善厚跑了。积极分子们急了，李善厚的金银还没挖出来，让她跑了岂不是重大损失。于是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全村民兵和积极分子火速出动，开展大搜捕。
四野一片漆黑，李善厚能往哪里跑呢？人们有的打起灯笼火把，有的拿着电筒油灯，铺天盖地大搜索。山洞里摸，河沟里捞，到处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
有人在李善厚的后妈的门前高叫：“找到李善厚的衣服了！”大家闻讯跑过去。不用说，肯定是后妈给李善厚换了衣服掩护她跑了。不由分说，后妈被押到办公室拷问。后妈什么也不说。由于她是贫农，也不能把她怎么样。约一小时后，她说家里蒸有一笼米，准备明天赶场去花桥卖，时间长了怕锅里水烧干，要回去看看。经同意后，她回家去了。
约半小时后，又有人大喊李善厚的后妈吊死了。大家赶去一看，果然已经悬梁自尽。这时天快亮了，随后叫来几个地主，草草埋了。她锅里果然蒸着一笼米，还是热的，数一数，有33个，分给几个抬尸的地主吃了。
李善厚到底是怎么跑的，两年后才真相大白。原来，李善厚见形势严峻气氛恐怖，总有一天要被凌辱致死。与其如此，不如铤而走险，就和女儿沈学朴暗中策划逃往重庆。沈学朴的弟弟那时在重庆公安局工作，到那里去躲一躲。
女儿哪有不心痛母亲的，沈学朴暗地里早为母亲流干了眼泪。为了成功出逃，沈学朴为母亲准备了衣服和路费，又偷偷仿刻了村长的私章，伪造了一张路条。后妈冒着极大的风险，一口答应帮助她们。她是个贫农，不受任何人监督，也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
出逃之夜，李善厚母女二人在后妈家换了衣服，抄小路赶往附近的精华乡。夜幕沉沉，没有人发现她们的行踪。惟一的疏忽是仓促之际将破衣服掉在了后妈门前。二人如同惊弓之鸟，一路扶携，在夜色中穿越崇山峻岭，天亮时已经走出几十里路。沿途完全是崎岖坎坷的羊肠小道，她们历尽艰险，徒步走了600里到达重庆。
沈学朴在会上当众痛骂踢打李善厚，只不过是母女二人为了掩人耳目上演的一场苦肉计。

30、土改复查遭惨祸（1）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中国大陆一个山乡读小学。我县是个盆地，周围是山，中间是偶有丘陵的平原。我村就在平原中部，300 多户人家。那里气候温和，一年四季树木长绿，溪水长流，百花盛开，湖光山色，美不胜收，风景十分秀丽。一年稻麦三季收成，人们忙碌勤劳，吃的虽不算好，甚至有时吃不饱，但十分康乐。我从小就会喂猪、养鸡、放牛、割草、养鱼，稍大一点就下地干活，拔秧、插秧、耕田、割稻全都干。虽然很累，却也十分乐意去做。
贫富差异是存在的。我村最富的那一家，有土地几百亩，房屋几百间，还有池塘、草地、竹林，还有人在政府当官，也有人经营工商业。1945年左右，他家就有小汽车。不仅在我村，在全县也是出名的富家。尽管他家家财万贯，但很少人妒忌他，更没有人说要去偷他抢他。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人勤快，有文化，会经营，财富是清白做人代代积累的。他们家有钱但不乱花，当官但不腐败，还出钱在村里办很漂亮的小学和毡靴厂，嘉惠一方。我村的孩子上小学、中学均免收学费甚至杂费。所以村人，甚或外村人，一提他们家，都是十分敬仰的。老人教小孩时也都以他家为榜样。
村里的贫穷人家，也家家户户多少都有一点田地。每个人能力不同，性格旨趣不同，命运经历不同（比如遭遇疾病、事故之类），导致贫富也有差异。全村300多户人家，分住在几个小区域。我家居住的那一块儿，共15户人家，15户人家又分前村后庄。家家地亩数和经营方式各不相同。
有一户是典型的农业户。户主和妻子十分能干，使牛、种田、挑担什么都能干，一天忙到晚，有时还挑灯夜战。不过，他们一家都没文化、不识字，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种田，偶尔做点生意，虽辛苦，但很少偷摸。让他们干别的也不会，就这样平平安安地生活。
还有一户是专门做棺材生意，开小店，不种田。虽然有钱，人们也不愿学他，看见他怪腻歪的。还有一户，做中人，为买牛卖牛者做中间牵线人，也能赚点儿钱。他家大儿子还会医术，在本村一家私人医院工作，也有钱。但是做中人、行医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每只鸡都带俩爪，各刨各的食，各找各的前程。外村还有做豆腐、宰猪、卖肉的专业户，还有土建专业村、将军世家等等。
总之那时人与人，人与自然，是和睦和谐的。虽有矛盾，但更多的是相互依存，绝不像宣传的那样充满阶级斗争，充满仇恨，而且是你死我活。
我们那15 户人家，多数人勤勤恳恳、辛辛苦苦、早出晚归，凭力气和本事吃饭。也有两户人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被人称作二流子。其中一家兄弟俩，年轻时在外经商。老大忠厚肯干，事业有成；老二吃喝嫖赌，一事无成，未到中年就病死了。老二有二子，文化不高，仅小学或初中毕业。其中一子小名野仔古，奇懒无比，且诡计多端，为人十分奸诈。野仔古之弟火仔性暴狠毒，野蛮刁悍，敢把人活活打死。解放前夕，这一家由外地返回老家，因无文化，也无财产，又好吃懒做，没个正经，故生活无着。野仔古、火仔两兄弟经常打人、坑人、蒙人，或耍流氓痞子手段借人东西不还。哥俩也经常互打。1949年以前，这兄弟俩就对我家的东西十分垂涎，迫于国法，也不敢过份造次，只是暗中偷偷摸摸罢了。
另一家有个儿子叫更夫仔。其父没文化，靠种田为生，娶有一妻，多年不育。其时我曾祖父自学成才，考取秀才，被委任为我县县长。〖按：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作者的曾祖父，应该是在清代或至少是民国初年。按当时国家规定，本地人是不能在本地当县长的。〗更夫子之父因不想种田，就求我曾祖父给他在县里谋点儿差事。我曾祖父为人甚好，就把他留在县衙做报信看门之类的事，晚上兼任更夫。后因生活好转，又娶一妻，生一子一女。一子就是更夫仔。这更夫仔长到10来岁时，其父死。他读完小学也就不读了。更夫仔既怕吃苦，又没别的本事，除了应付着种点地之外，每天摸鱼捉虾、挖笋伐树，懒懒松松稀里糊涂过日子，是一个十足的二流子。
我家原是贫寒人家。曾祖父早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其父给人当长工。可是曾祖父努力读书，自强不息，考中秀才，官至县长。又与乡人集资办学，亲自授课，成绩斐然。他还精通医术，常免费为乡人治病。他为官清廉，乡人许之。曾祖父生有五子，除让一子外出求学深造外，其余各子均在家务农或经商。通过艰辛劳苦，盖了房子，还买了十余亩土地。
由于操劳过度，除我祖父、五叔公活过60岁之外，曾祖父的其他三个儿子均英年早逝。我记事时，我祖父成天放牛、割草、养塘鱼、养猪，我祖母、我妈、大妈和几个叔叔天一亮就下地干活，挑粪、插秧或车水灌田，没闲过一时一刻。我也帮他们干活，种花生大豆时，我妈翻地我放种子。晚上祖母、母亲、叔叔们还要纺纱织布，常常累得倒头就睡。
曾祖父当过四任县长，死后政府和百姓还为他树碑立传。我上小学每天都从他碑旁经过，心中常有一种荣誉感。我叔公（祖父的弟弟）靠着我祖父在家从事农副业劳动支持他念书，最后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历史科。解放前当历史、文学教授，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并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省府委员。
我祖父临近解放时当过近一年的粮食仓库保管员。我伯父当过中学教员，解放后又考上研究生，当了大学讲师。我父亲解放后参军当过部队文化教员。三叔参军去过朝鲜，其余两个叔叔解放后上中学，后来失去联系，几十年后才知道他们最后当上工程师和大学副教授。
我们是耕读之家。即使当学生或教师，平时寒暑假只要有空或没空也要挤时间参加劳动。我的几个叔叔，一放学就先去地里收稻子或挑担子、打场，很忙很累，但农活再累也要念书。中午干完活很累了，我爸把门板卸下，放在地上躺着睡觉。我们躺下时，即使再困也要先看看英汉字典，学几个单词再午睡。
环顾周围各家，没有一家像我们家那样努力、那样上进。我们家在十多户人家中真的如鹤立鸡群，文化高、作风正派、道德高尚。
解放前那三五年，我母亲、我大伯母、我奶奶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还有一个叫外乡仔的青年也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每天在农田干10多个小时，农忙时也有请人或换工的。我祖父、几个叔叔和姑姑，也都参加劳动，不仅种田，还养猪、养牛、养鸡、织布，是个典型的自给自足之家。因有在外做事、教书的，家里有点活钱，生活比一般邻居略好一些。（未完待续）

31、土改复查遭惨祸（2）
土改那年，来了工作队。他们摸底调查，扎根串联，也到我家吃派饭，认为我家是团结对象，还把我妈借到土改工作组，帮助成立农会搞妇女工作，计算成分等，常常深夜开完会才回家。最后，我家被定为中农，村里那位首户被划为地主，房子、土地被分，还有几户被定为富农。与此同时，学校、地方剧团大演白毛女。村民对地主黄世仁都很痛恨，但并不往本村联想。他们认为黄世仁是外地的，外地地主坏，本村地主好。我在学校也很积极，入了少先队，帮助宣传这宣传那。
土改结束了，过了差不多半年没有什么事。可是突然从传来消息，要搞土改复查。我们家人想，复查就复查，还能咋的？但是形势越来越紧张。派来的工作队员也不到我家吃派饭了，更不找我妈开会了。原来邻居见面都有说有笑的，现在见了，立即收住笑容，把脸一扭就走了。一些要好的邻居偷偷给我们送信，说工作组要搞我们家。我们一听都大惊失色，如雷击顶。
后来得知，我县土改工作结束后，请来专区、省的检查团验收。他们均认为可以通过了，就呈报上级，结束土改。谁知上级竟批示不通过，说这是和平土改，要推倒重来。原来有个百分比，每个地区地主户数不能少于这个百分比，否则就要重来。中央抽调大批外省的土改队员，直下到我县我村，重新摸底，主要是要增加地主户数。
我家已被他们圈定了！听说要定我家地主，我们的二流子、地痞、懒蛋、投机分子邻居们可高兴坏了！第一次土改时，他们知道我家有三个劳动力，定不上地主，他们也就分不到东西，就懒得动弹，不开会不学习。看到临近小区域的穷人又分田地又分房，还大把大把东西往家拿，都眼红得不得了。现在听说来了新的工作队，要定我家地主，他们就像服了兴奋剂一样，个个都来精神了，摩拳擦掌，恨不得把我家一口吞了。
他们经常在我家周围东张西望，有时还用脚步丈量什么。看见我们家人，他们眼中喷射出异样贪婪的目光，像是恶狼见了羔羊，随时准备扑上去撕咬。他们常常通宵达旦灯火通明地开会串通、挑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使我们十分害怕。特别是我爷爷奶奶，原本十分积极乐观，突然变得眼光凝滞、唉声叹气，常常抚着我们的头说什么时候你们能长大一点呀！我和爷爷奶奶睡一个屋，几乎每夜醒来都看见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相对长叹，有时还掉泪。
灾祸终于降临了。一天，我家突然闯进十来个人，还有四个民兵，用枪口指着我爷爷奶奶和我妈。几个人上来就把他们按倒，用绳子五花大绑，戴上高帽，背后插上竹签，拖着就走，我七八岁的妹妹也被拉走（其他家庭成员不在家），最后被推到早已准备好的斗争会场。
几个民兵上前一踢就把他们按跪在地。这时台下一片呐喊，口号声、锣鼓声乱成一片。接着就让他们事先教唆好的人一个一个上来控诉斗争我们。但是说来说去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最后就把更夫仔父亲的前妻，90多岁的老太太，扶上来控诉我们。老太太说我祖父乘她房子着火之际，迫她卖房欺压她，还动手要打我爷爷。实际是，更夫仔父亲过世后，他的两个老婆就分开单过。有一年，大婆住的房子（只一间）失火烧光，十分困难，缺吃少穿无房住，大家就想办法，安排她住进一个低矮的小房子里。她想把房子烧后的地基卖掉，就找到我爷爷奶奶。当时我家没钱，也无此需要，且她的房基地与我家房子也连不起来。可她三天两头来说此事，死乞白懒要我爷爷奶奶买下。我奶奶心肠软，被她缠得没办法，就从我们口粮中扣出两斗米，说是买房，实际是送她两斗米才算了事。此后地基就放在那里，谁也没动。这个老妇，平时我们对她不错，她还乘机讹诈我们。现在在工作队教唆下，她非但不感谢我家，反而恩将仇报，欲把我们至于死地。真是人性何在，良心何在！
最后工作队宣布，从即日起，我家的成分被定为官僚地主！我爷爷本人是官僚地主分子，祖母和我母亲均为地主分子，监督改造。我母亲、祖母是全村公认的好劳力，天天参加体力劳动，还要你监督改造吗？说我爷爷是官僚地主分子，他当过什么官？不就当过几天粮仓保管员吗？说我们家从粮仓挑了粮食回家。是挑了，可是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挑回来的。当时发不出现金工资，是以粮代薪发给我爷爷的。
更为可笑的是说我们家雇了长工，实在是无稽之谈！他们说那个外乡仔就是我家的长工。那么那个外乡仔是怎么回事呢？那年我叔公外出回家，路经灾区，看见不少少妇把孩子丢在路旁。有个三四岁的弃婴，哇哇哭着向他扑来。他不忍心离去，就把他带回家。家人也都十分喜欢他，就当自家的孩子养着。因他来自外乡，小名就叫外乡仔。大了送他上学，一直养到十五六岁，读到小学毕业。因他生性好动，天资又不是很高，小学毕业后（当时文化已不算低了）不愿再读书了，就与我家的人一齐干活，一样吃穿。身体长得十分健壮，20岁左右，仪表堂堂，肤色红中带黑。我爷爷为了让他日后成家立业，费心机托朋友特意在一个工厂找到一份他十分胜任又有工资收入的工作。他很高兴，和我们家人关系也很密切。
工作队搞土改复查欲置我家于地主成分，可是很明显，我家主要劳动力十分充足，达不到定地主的条件。于是，奸刁狡猾又无耻的土改工作队就和铁蛋、更夫仔以及诡计多端的野仔古等人串通一气，想把外乡仔作为突破口。他们用尽心机，极力挑唆外乡仔，并许诺他只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以后好处大大的，还可以分到好房子好地。可怜又可恨的外乡仔，背叛了自己的良心，对我家恩将仇报。在一次斗争会上竟说他是我家的长工，我们家人如何虐待他、迫害他，不给他饭吃。我家就这样有了长工，就这样被硬定为地主。
定了地主之后，全家可就惨了！我在部队工作的父亲，被以地主家庭出身不宜在部队工作为由遣送回家。起初还能教书，或给人补习，随后越来越恶化，至1957年，我爸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

32、土改复查遭惨祸（3）
我们这些地主家的狗崽子也遭殃了。我在学校念书，尽管每天要做苦工，但成绩十分优异。我经常没钱交学费买书，老师主动给我垫钱。即使这样，还不让我念下去，说我是专政对象。我含泪离开了学校，每天修路、挑石头、挑沙子。我一个叔父，高中毕业，考的成绩很好，但学校拒收地富子弟。他悲愤交加，一天背着家人，拿了一盒火柴跑到后山坡，坐在老祖宗的坟上大哭一场之后，把整盒的火柴往肚里吞，想以此了却一生。幸而被一位放牛的老汉发现，经灌肠才捡回一条性命。另一个叔叔，解放初参军，在部队搞医疗卫生工作。家里被定为地主后，很快也被送回家。仅有的一点就业费，也被村里那些流氓无赖骗走。他生活无着，精神失常，疯了。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最惨的是我爷爷奶奶！田被分了，房子也被分了，想祖先吃了多么苦，我们也辛苦了大半辈子，竟落到如此凄惨境地！可是那些二流子，那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流氓、地痞，却一个个入党升官，当了什么农会主席、民兵干部，个个趾高气昂！他们实在真比土匪强盗卑鄙千倍万倍。土匪强盗抢了人家东西也就罢了，可是这帮土匪强盗明明自己是土匪强盗，却说自己是最革命、最光荣。土匪强盗抢了人家东西，还放人家一条生路，他们却要害你一辈子，压榨你到死为止。
他们就住在我家最好的房子里，每天天一亮就像吆喝牲畜一样把我爷爷奶奶叫醒，稍晚一点就咚咚乱踢门。爷爷奶奶出来后，就被他们押着出去做苦工，一连几天十几天甚至几十天，非但累如牛马，还分文不给。想问个究竟，他们把脸一沉，露出可怕又狰狞的面目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是监督改造，还想要工钱！”
种田吧，留下一点田，非但土质不好，不易灌溉，而且季节已过，又无钱买肥料，只好种点杂粮什么的。这帮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东西，非但不给我爷爷奶奶种田的时间，还把统购统销分下来应由他们向国家交售粮食的指标压给别家，而别人的购粮指标却被他们贪占，害得人家没饭吃。本来我家有几个学生，可以向国家买粮，可他们就是不开证明。他们有购粮指标，又坑蒙拐骗弄来钱；有了粮，又有钱，就大吃二喝。吃饱喝足了就干坏事，就大生孩子。那个敢把人活活打死的火仔一连生下七个孩子，前六个都是女孩，最后生下一个男孩。高兴得昏了头，大摆宴席庆贺，共有六七十桌，气派热闹的样子简直难以形容，不知道比过去所谓的地主阔气多少倍。过去他们好吃懒做败光了家业，一旦有机会，他们铺张浪费起来比真正的地主不知要厉害多少倍。毛泽东说他们最革命，是革命的主力军，其实他们最想发财，连做梦都在想怎样抢人家的东西发财，这帮无聊无耻的东西！
我爷爷既无粮又无钱，还要做苦工，饿昏了，实在没有办法，就到人家喂猪的泔水缸里去偷捡又臭又烂的白菜叶子充饥。一次被我看见了，我眼一黑，鼻子一酸，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我抱头大哭！“奶奶，你把我们拉扯大，辛苦一辈子，过去再苦再累你都不怕，怎么今天竟惨到这等地步啊！当晚辈的不能报答你养育之恩，真是罪该万死啊！”奶奶只是掉泪，毫无办法。
爷爷奶奶连累带饿，还遭那些猪狗不如、忘恩负义、丧尽天良的歹徒们管制，实在抗不住了。一天早晨，爷爷走出家门，跳水塘自杀。等到找到他的尸体时，已被水泡烂了。我奶奶一看，什么也没说，过几天上吊自杀了。家人为她收尸时，眼睛怎么都合不上，真是死不瞑目啊！
在外工作的三伯父一直音讯全无。我们明知凶多吉少，但还是忍悲含泪，竭力不去想他。终于传来的噩耗是：家庭被定为地主后，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工厂劳动，文革挨游斗，惨不忍睹。在一次批斗会上，他头戴高帽，双手被绑。但他突然挣脱绑绳，推开旁人，越过栏杆，从四楼跳下，脑浆崩裂。
三伯父死后，他们不许我嫂子哭，要批斗她。人性、天理、良心在他们的字典里早已是罪恶的东西了。嫂子怕我们伤心，迟迟不肯、不敢把消息告诉我们。最终我一听到这个信息，当即晕了过去。
我父亲早已不想活了，只是忍辱含垢，再挣扎几年，把孩子养大一点。但是这环境、这形势，我们这号好人还能活吗？全身灌满邪魔的二流子们早已成仙成妖了，他们大办人民公社，多吃多占，大办食堂，顿顿鸡鸭鱼肉，大刮共产风，吃吃喝喝，他们除了吃喝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奸狡诡诈的二流子野仔古，白吃白占成了瘾，自己不养鸡，竟到公社去诬告我爸偷他的鸡。我爸我妈没有办法，含着眼泪把唯一能下蛋的母鸡给了他。
我爸万般无奈，满腹经纶的大学生为了拉扯几个孩子，最后只好去学理发。可是那些狗东西连理发也不让我爸干，说我爸利用理发宣传封资修，砸了他的理发挑子。已经活到头了，我爸心一横，把几个小的孩子托人送到江西，给了人家。那几天，他好像心情好了，有说有笑的，谁知那是在最后安慰我们！那几天，他收工后总说去挖点野菜，然后就独自一人背着锄头走了。有一天，再也不见爸爸回来，我妈、我和大弟弟都着急了，四处叫喊，不见人。我们连哭带跪，求人帮忙寻找，黄昏时分才在对面山坡上发现了他。只见他躺在一个墓坑中，旁边还有一个装敌敌畏的大瓶子。我一看明白了，原来那几天他一人背着锄头出来是给自己挖坟墓的呀！墓坑挖好，喝下敌敌畏躺下，永远离开我们去了。我一时急火攻心，哇的吐了一大口血，栽倒在地不省人事。我妈一看也一头栽倒，但很快就爬起来，朝旁边的池塘一头栽去，幸被人死死拽出才幸免一死。
我们把父亲的尸体收拾好，火化后，我用一个小塑料袋装了一小撮父亲的骨粉藏在身上。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掏出装着父亲骨粉的小塑料袋，放在一块石头上，然后退了两步，趴在地上向它磕头。我说：“爸爸呀爸，孩儿不孝无能，未能报答你的养育之恩之万一。今晚望你在天之灵再助孩儿一臂之力，助我逃出魔窟。”说完，泪水雨下，我把父亲骨粉重又藏好，然后紧闭眼睛，纵身跳入波涛翻滚的大海中，游向茫茫的对岸。我大声喊：“老天哪，你开开眼吧！真理何在，天理何在？”

（来源：括苍山人博客 作者：吕政天）

33、地主袁力锋之死
家乡土改中揪斗不少地主，有的还遭到镇压，其中包括袁力锋。
袁个头不高，身材瘦削，因煮盐为业，略有家财，土改中定成地主。那时政治上上纲上线，斗争起来残酷无情，人性扭曲，亲戚反目，骨肉相残，妻子批斗丈夫，儿子告发老子。袁力锋运气太坏，儿子告发老子之类的事也降临到他身上了。告发他的是他的一个侄儿，说他私藏武器，有一背篼手榴弹，悄悄倒到了水塘里，而且是在他授意下，由侄儿亲自背出去倒了的。
土改工作组马上把袁力锋抓了起来，由侄儿带路指认现场。一起到现场的还有其他几个地主。大冬天，几个地主下水打捞了半天，连个手榴弹的影子也没有。接下来，很自然，他受到拷打。一天，有人报告，说他畏罪投水了。工作组带人赶到事发现场一看，发现他投水是实，但人却还没有淹死。原来他身材瘦小，又穿了件大棉袄，跳到水塘后怎么也沉不下去。工作组的人把他打捞上来后，捆到街上的柱头上示众，连湿衣服也没有让他换一换。他脸冻得铁青，身起鸡皮疙瘩，在柱头上颤栗。
袁力锋平时为人谨慎，待人和气，给人留下的印象总的还是挺不错的。在他遭捆绑在街柱饥寒交迫、浑身哆嗦的时候，有一些人心里对他很同情。我父母亲就很想给他端碗饭去，但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终于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在未获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给他端半碗饭吃。
袁力锋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已经快不行了。工作组一合计，认为让他就这样死了，会没名没份，不如把他趁早打死（枪毙），还可以教育群众。到了打他那一天，工作组派人去问他，想吃点什么，他说想吃碗鸡蛋面，马上遭到一顿臭骂：“狗日的！剥削农民还不嫌不够，还想吃面！”端到他面前的还是天天端给他的煮红苕。
袁力锋是同其他十多个地主一起镇压的。那天，全两河区几个乡的群众都集中到两河宽宽的河滩上。河滩上临时搭建了一个台子，安放了喇叭，工作组的人就坐在上面。下面是群众，一把草加一墩石头，就算是座位。程序是先揭发批斗，然后高呼口号，最后是执行枪决。打袁力锋那天，他的亲戚也是在场的。
1950年代，家乡农民每家每户都养狗，无论贫贱富贵，都是这样。区别在于，富贵人家的狗大一些，贫贱人家的狗小一些。大狗小狗，跑得到处都是。那时的狗是用来看家的，十分凶狠，跟现在城市居民养的宠物狗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土改时，凡是遭到镇压的地主都是人民的敌人，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因而，一般来说当天是不敢有人去收尸的。袁力锋也不例外。那天晚上，一大群狗在河滩争夺食物，厮打之声远近可闻，持续了整整一个晚上。
袁力锋的一个成年的兄弟和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儿去收尸的时候，尸体已经所剩无几了。两个人走了十多里路，用绳索捆住残骸，从两河抬了回来。等到把残骸抬到坟山的时候，两人又饿又累，连挖坑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就草草把残骸放到一个古墓洞穴里，捡些石头封住洞口了事。
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生产队大规模开挖坟墓，扩大耕地面积。大人开挖坟山，小娃在附近玩耍。阳光灼灼，眼孔、鼻孔、嘴孔，三个圆溜溜的孔洞，一个完整的头骨就在田地间的小路上。一个肩扛锄头的农民路过这里，一锄头下去，只一下，顿时把完整的头骨敲打成了碎片。
由于生产队大规模开挖坟墓，袁力锋的骨骸早已无踪无影，现在他的后人要去祭奠都找不到地方了。
揭发袁力锋的那个侄儿，土改后不久生个男娃娃，样儿倒长得很乖，也肯吃喝，喜欢笑，但是有问题。吃喝以后总是要呕吐，还要放声大哭，哭得脸青面黑的——原来他生来没长屁眼儿。没屁眼儿就屙不出屎来，实在憋慌了，屎就从小鸡鸡儿处渗透出来了。当时县城的医疗条件很差，这样的病没法医治，于是带到绵阳进行手术。绵阳的医生在小儿屁沟里开个口子，口子外安个塑料小漏斗。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娃娃还是呕吐，还是放声大哭，还是哭得脸青面黑。有时一哭闹，一挣扎，噗地一声，塑料小漏斗从屁股上喷出，屎照样屙不出来。把小漏斗找回来，重新安放在人工屁眼儿上，一哭闹，一挣扎，又噗地一声从屁沟里喷出来了。这样折腾了几个月，最后娃娃还是在痛苦中夭折了。
袁力锋有个儿子，那时正在上学。在老子挨整的时候，公开同父亲决裂，划清界限，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不过，有人听这个儿子私下讲，其实对土改中揭发、批判、镇压他老子的人，心头还是非常仇恨的。

34、土改肉刑见闻录
陶渭熊先生撰写了一篇文章，题名《土改肉刑见闻录》，描述
了新区土改运动中对地主施加的残酷肉刑。摘录如下：
中国的暴力土改已过去50多年了。土改中对地主的残暴与无道，远远超出了人性的底线，决非教科书上的粉饰之言。土改中受迫害的地主和参与迫害地主的当事人，也纷纷离世，知道真相的人越来越少，
为了留下一页历史真实，谨记录于后以备遗忘。
下面我谈的是当年的贱民——地主们在土改中所受的折磨。这虽不是我的亲历——因为我那时还是一个13岁的“狗崽子”，还不够享受那份特殊待遇的资格——但却是我亲眼所见，或受刑人亲口所讲；而其中大多数又是我父亲所惨遭的荼毒。
扎（捆扎）
这是最普通的刑罚，土改中100%的男地主，1/3的女地主都被捆扎过。从1950年冬清匪反霸到1952年夏土改结束，不管城镇街道还是乡间小路，随时都可看见一串串被捆绑着的地主被押赴刑场、押送劳改、押解游斗。
湖南嘉禾县土改斗地主之一景先是小扎，用箩索（即棕绳）把地主手腕捆在背后，这是最文明的。很快改为大扎，用箩索捆住上臂，使力一拉将两臂在背后捆紧，那被捆者的上臂和胸骨就撕裂折断般疼痛难忍。后来又升级为五花大扎，通常是把地主摁倒在地，一只脚踩在背上，用箩索把双臂螺旋捆扎后反卷在背心里，此时的地主，弯不得，伸不得，昂首不得，低头不得，挺胸不得，鸵背不得；两臂因箩索勒紧血脉不通而肿胀，而乌黑，而疼痛，而麻木，捆扎久了，即使解开绳子，两臂也不能自由活动，甚至肩关节脱臼。更有胜者，主力军（农民）们用新箩索五花大扎之后，再在箩索上浇水，使箩索吸水膨胀，往被捆者肉里钻，勒出一道道血痕……
1952年初夏土改过后我们首次回家，看见九死一生的父亲双臂上螺旋形的伤痕，有的血肉模糊继续溃烂，有的结成痂块，有的痂块刚脱露出白生生的嫩肉，与那污黑色的皮肤形成血腥的对照，这是无数次五花大扎的血证！父亲，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仅仅因为是末代地主，就受此奇耻大辱，齐天大难！
吊
把地主捆扎后悬于横梁上，双脚离地，让被吊者自身的体重来折磨自己。又分为大扎吊，小扎吊，背石吊等方式。
1951年春，我给被关押的父亲送饭，看见乡公所横梁上悬吊着一个据说是藏枪不交的地主，那人受小扎吊不知多久了，双脚已经肿胀，头已下垂，嘴角流着涎水，显然吃不消了，就乱咬，说枪交给了我父亲。于是马上押来我父亲对质，结果证明不实，父亲免受刑罚，那人的背上马上加了一个七八十斤重的磨墩，只听得“啊呀”一声惨叫，那人的肩关节脱臼了。
也是这年早春，一位邻村的刘姓17岁小孩押来我村斗争，因为他父亲早死母亲病重，受罪的事就由他继承。主军把他吊起来要金银财宝时，他受不住了，哭着说“放我下来，我说”。放下来后他说没有，又要吊他，他急忙说“有”，“有多少？”他大叫一声“五百万！”主力军们先是一楞，然后哄堂大笑，知道那孩子说谎，大叫“吊起来！”又将那孩子悬于空中，并荡来荡去，叫做“打秋迁”；还把他掀去撞墙壁，叫“撞油”，经过一夜折磨，那小孩走路都没法了。
跪
一般是对女地主的“优待”，我们村的全部女地主几乎无一幸免。
把裤脚卷起来裸露膝盖跪在石板上，这是最“优惠”的了；跪有战子印的石头，就升了一级；跪瓦碴，更升一级。1951年冬土改工作队在用酷刑捆吊父亲之后，连60岁的老祖母也没放过，拉她去跪瓦碴。祖母的膝盖跪破了，鲜血长流，一个多月没有痊愈。
打
开初无人出手打人，后来工作队诱导个别无赖示范，再后来随着斗争不断升级，打人形成了一种风气，出现了许多以打人为乐的凶手，凡斗争会必打人，打人越狠，声势越大，成绩越好。打人的刑具也由竹枝到竹棍、木棒、扁担、柴块。打击的部位也由臀部到四肢、背腰、全身乃至头部。此时的斗争会已演变成一种人性残忍的大展示，原先那些添油加醋的诉苦，无中生有的伸冤，都已无关紧要，惟有棍棒挥舞的呼呼声，打在地主身上的噼啪声和地主的哀叫声，演奏成土改的野蛮大合唱。
有两种打人方式值得一提。一种叫夹道打，出现于土改后期地主交地契的特殊仪式上。此时工作队长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下面主力军排成夹道，都手持竹棍、木棒等打人刑具，夹道尽头是战战兢兢等待挨打的地主。工作队长猛击桌子大叫一声：“XX地主交地契！”被点了名的地主就低着头弯着腰，双手儆着地契从夹道中通过，竹棍木棒就雨点般打在背上，但此时不打头部以免打坏地契；地主把地契交主席台后，工作队长又猛击桌子，大吼一声；“滚下去，给我打！”这时主力军们就棍棒齐舞，从头到脚一轰猛打，经过打进打出两道“工序”，地主们无不头破血流，皮开肉绽！
轮到父亲交地契时，送饭的四弟刚好赶到，看见夹道中滚出一个头被打破的血人来，那正是父亲！父亲抱着头一边逃跑一边哀求“不要打了！快打死了！”但打红了眼的暴徒那肯罢休……四弟上前搀扶父亲时，这个十岁的小孩也遭棍棒乱打。
另一种方式叫交叉打。工作队认为本村农民斗本村地主打不破情面，斗争会没有达到他们预定的目标，于是就把本村地主与外村地主交换进行斗争，农民不认识被斗的地主，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就只有一阵乱打。几十年后，乡邻杨明清老人告诉我们：“有一次工作队叫我把你们父亲押到江田村去斗争，那里的人不认识你们的父亲，就一阵乱打，把你们父亲打扒在地上，几乎垮了架。我看不对头，要出人命，就说我交给你们的是好人，如果打死了，你们谁负责？他们才停止了打人。”父亲被人架回家后躺在床上十多天不能行动，衣服和血块粘在此一起都不能脱下来。
背石头
这是一种专施于那些年老体弱，为人迂腐又好欺凌的孔乙己式的地主。是一种折磨兼戏弄的肉刑。因其“娱乐”群众的效果很好，故深受主力军欢迎。方法是把石头捆在地主背上，强近他终日背着，那怕吃饭、做事、走路、解便也不准放下；否则就一顿猛打。那背着石头的老年地主走起路来蹒跚晃惚狼狈可笑，主力军们则大饱眼福，人人拍手。
祖母后家有个兄弟我们叫五舅公，是个破落地主兼鸦片烟鬼。此人身体羸弱，走路飘忽，又兼结巴郎（口吃）和瓮鼻子（鼻音重）两大特点，自然成为戏辱的对象。主力军们在他背上捆一个四十来斤重的磨墩，后面跟着一群小孩用棍棒吆喝他，逗他发出结结巴巴瓮声瓮气的哀叫声，围观者无不捧腹大笑，比看“心连心”节目还热闹，但不久这个可怜的老头就被折磨死了。
背火背篼
又叫背卫生背篼、背消毒背篼。方法是把地主的衣服剥光，把煤油铁桶捆在他背上，再把烧红的杠炭放在铁桶里，顷刻之间地主背上就吱吱冒烟，便撕心裂肺地嚎叫呼喊，狂奔乱跳，数九寒天“自觉自愿”地往水塘里跳……
关于此事我没亲见，是听同事蒋君所谈，有名有姓，十分具体，后又在另一地方听樊君谈过类似故事，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可以排除“攻击诬蔑”。
吹土电扇
数九寒冬，把地主捉来，男的剥光衣服，女的只留内衣，然后把他们捆在树上，再把风车的出风口对准他们，命壮汉拼命摇动风车把手，风车发出七八级大风，将那裸身的地主一阵猛吹，主力军把这种刑法叫“吹土电扇”。那被吹的地主冻得全身颤抖，嘴唇发乌，面无血色，最后当场昏厥。
妻子五岁时戴过一只金手镯，后来打成了戒指，减租退押时已上交，但一位主力军一口咬定金手镯没交出来，于是寒冬腊月将岳母捉去吹土电扇，被解救时已经冻昏。
淋雨雪
下冻雨飞雪花的时候，主力军们都躲在屋子里烤火取暖不愿出门，但是却把地主们集合起来，站队肃立，府首躬身，头淋雨雪脚踩稀泥，任凭风雪吹打，静听躲在避风处的工作队辱骂训斥。更有胜者，将地主捆绑后吊在露天，使其经受雨淋雪冻，此事我在《斗父记》中已有叙述。此时的地主，经过无数次没收洗劫，早已一贫如洗，身上穿的是大匡小洞衣不蔽体的破棉袄，又被雨水淋湿，又被霜风穿透，又没有鞋穿打着赤脚站在泥水里，一个个冷得发抖冻得发僵。
晒太阳、烙屁股
三伏天，气温38、9度的时候，四川盆地有如火炉，石板晒得滚烫，赤脚踏上去就像踩在热锅里的时候，强迫地主只穿内裤坐在石板上，使其头顶烈日臀如火烧。这是我们村的女地主曹二嫂、曹三嫂和未出嫁的曹三姑所受的酷刑。她们的丈夫和父亲三个男人同一天被枪毙后，被关押受毒刑就由她们来承担。此事发生在土改前的1951年7、8月，地点是当时的乡公所石坝上，三个女地主的屁股都洛烂了，长满了坐板疮，化脓溃烂。
撬肋巴
把地主双臂捆扎之后，用两根扁担分别插在手臂与躯干之间的缝隙里，再将扁担用力向外掰，使肋巴骨受向内的压力，双臂受向外的张力；用力稍猛，受刑人的肋骨就被撬断。二姑的婆母，一个年近70的小脚老妇人，为了逼迫她交出金银财宝，就在她上身上实施了这种酷刑。

十指点灯
1953年底，我作为文书，参加了云南省镇雄县罗坎区的一个土改工作组。那时的土地改革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工作组下到农村后首先是访贫问苦，串联、扎根子，找一些最穷的人做依靠对象。
我们看哪家衣裳最破，穿得最烂，就进哪家访贫问苦扎根子。就像上级点拨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就是我们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我们就要依靠他了。实际上这些人很多都是二流子，好吃懒做、偷鸡摸狗。
大多数穷人都有仇富心理。最穷的找出来了，最富的也就找出来了，最富的就是打击对象了。先轰开局面，就是杀人啦，确定这个村第一批杀20个、30个，拉出去啪啪啪一干掉了这些人，农民胆子就大了，就不用怕了。
贫雇农高呼的口号是斩草除根，因此杀地主的手段惨绝人寰，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甚至地主家怀了孕的女人都要被剖腹，将婴儿取出活活摔死。有的把碗敲碎了，放在你的膝盖头，跪下来，很多人的两个膝盖跪烂了。这个是最起码的了。还有十指点灯。如果有些地主现在还活着，十个指头都是光光的，不用问，是土改时被烧掉了。十个指头缠上棉花，再沾上油，把它点燃，叫十指点灯。
作者：张家正
来源：括苍山人博客

35、从新华社“内参”看土改运动

从表面上看，1950年在新区开展的土改运动是比较温和的，但实际仍然是苏区土地革命和老区土地改革的继续。这方面的情况，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有所透露。
《内部参考》创刊于1949年9月，每天一期，以刊登国内外时政新闻和新华社记者的“情况汇报”为主，是专门为中共高级领导人提供信息的一份秘密刊物。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耳目，这些奉旨行事的记者们虽然不能如实报道各地情况，但是从他们所写的这些“内参”中，也可以看到土改运动的一些真实情况。
1950年6月2日，《内部参考》刊登新华社特派记者穆青的报道：河南在“一个多月时间中，仅打死、逼死人命案件即达三十余起，且其中大部为中农以下成份。如兰封县瓜营区在二十天内即接连逼死七人，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区干部手枪打死农会主任的母亲。”为了追、挖地主的财产，当地还采取“四追”（追亲戚、朋友、佃户、狗腿）和“五挖”（挖夹墙、地洞、粪坑、竹园、稻垛）等形形色色的斗争方法。（同上，第27页）当时穆青是著名记者，后来担任过新华社社长，他的这一报道是比较可信的。
1951年1月13日，《内部参考》刊登《江西省目前土地改革中“和平土改”和“大胆放手发动群众”问题》尚未解决》的通讯，其中提到“如有的县布置土改时，提出要地主的一切财产（可以动浮财挖底产），又如有一县委委员对农民干部讲：土改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因此在许多地方出现了“把恶霸、大中小地主一律扣押了，甚至有的扣押了富农，斗争中农。”
2月2日，《内部参考》在《湘、赣土地运动中“大轰大擂”的现象正在发展》的通讯中指出：“目前运动中最大的危险是‘大轰大擂’。这种偏向在各地已由萌芽而开始发展。不少干部单纯地强调经济斗争，挖底财，乱打乱扣的现象相当普遍，不少干部认为‘吊、打、捆是斗争地主唯一的好方法’，‘三说不如一打，不吊就拿不出东西来’。江西许多地方全部地主都被抓起来，一个个审问，一个个追挖。……据湖南七百多乡的统计，有六百多个乡发生吊、打地主情事”。
2月10日，《内部参考》在《中南区一月份基本情况》中，承认土改运动中吊打和追逼浮财的现象非常严重。其中“江西在土改运动以后地主自杀者已达百人以上，湖南七百个重点乡中有七分之六打过人，地主自杀者近千人。少数富农、中农、贫农亦有因划错成份、追逼地主分散财产而自杀者。湖南湘阴新民乡用简单表决的办法划阶级，一中农被划为地主便自缢了。宁远八区农民代表郑连成（贫农）替地主藏了两石谷，被扣押斗争罚跪脱衣便自杀了。广西兴安县土改区大小斗争会上没有不打的，该县道冠区九甲村一次捆斗十二个地主，打了九人，最后三个因为没有人诉苦才没有打。”
2月14日，该刊在《华东区及上海市的最近情况》中披露，“江浙地区斗争时，打地主现象相当普遍。在生浙、鲁、苏北、苏南、皖南、皖北共打死一百十余人，浙江畏罪自杀地主百余。……个别乡，发生侵犯中农和富农自耕土地现象”。
3月3日的《内部参考》在《中南区二月份情况概要》中说：“这次土地改革运动的规模是宏大的。这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的时速宣传三面锣鼓一起打，三个高跷一起扭的结果。在运动中全区共逮捕了十万至二十万的地主，现在三十万在押人犯中可能有一半是地主。”此外，在运动中还有“吊打肉刑等”现象。
3月27日，《内部参考》在《华东区土地改革情况》中提到，去年“冬季以来，各地逮捕恶霸、不法地主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总计八万人，已处决二万二千人，给土地改革支持极大。”
在土改运动中，干部的情况以及对干部的评价也非常混乱。《内部参考》在1950年8月12日转载《苏南日报》的通讯说：“苏南某些地区发生乡、村干部假借土地改革名义威胁群众，强占土地，乱分家俱的现象。”1951年7月20日又转载《长江日报》通讯说：湖北省“汉阳县有些村的基层组织在这次复查中，发现严重不纯。如二区十四村土匪当了农会主席，副主席是个女流氓。八村是县委与区委亲自掌握的重点村，但两个农会副主席，一个是一贯道，一个是‘八魔‘之一，副乡长是恶霸的儿子，生产委员是四虎阎王之一。目前这些村的群众情绪很低，地主气焰高涨，地主普遍向农民反攻，打人、逼租、威胁、暗中倒算等破坏活动很厉害。其他各地亦有类此现象。”
为什么会在夺取政权以后还会在土改中出现这种情况呢？旅美学者辛灏年认为，当时开展的土改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意在夺地和劫财，二是要在农村建立统治。“中共中央及各级各地党委，虽然在土改运动中曾发出过种种文件，诸如‘劝说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等，制止‘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的将中农、小土地出租者错划为地主’的现象，然而，根据中共中央‘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至少有三千万农民遭到批判、斗争的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到镇压并被剥夺所有财产。特别是当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接踵而至时，中共在农村对地主大开杀戒而建立专制新秩序的愿望遂迅速得以实现。”（《

36、土改见闻札记

1951年春节过后，我们村的土改运动开始了，第一个被镇压的就是地主钟文学。钟文学是金山村氺冲屯人，当时号称本村最大的地主，其实在当时来说也只是多些田地和财产，比一般人生活得好些而已，那也是靠勤奋和棈打细祘得来的。我父亲和他是较熟悉的，因为钟文学的家在公路边，而我们家离公路尚有四华里的山路，故父亲的自行车长期存放在钟文学家里，以方便上县城或是去赶集之用。
我也曾在一次酒宴上近距离的接触过钟文学本人，个头较髙，身体偏瘦，说话细声，对人态度和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说在枪杀他之前把他五花大绑吊在树上，逼他交代私藏的金银财宝，他被迫又交代了埋在地下的金银〔此前已把他家的财产全部没收了〕，等把这些埋在地下的金锒挖出来后照样把他枪杀了。
一个从未做过什么坏亊的人，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共活动，只是在农村中富裕一些，也成了一种罪过，被谋财又害命，其后全家被扫地出门，过着非人的生活，长期受到凌褥打压，是使人无法理解旳。
水源村离我们家约5公里，一天，农会通知去参加斗争会，大人们去，我们几个小孩也跟着去。到达会场时，只见台上跪着四个人，五花大绑，民兵荷枪实弹地看押着，周围站了不少拿枪的军人和民兵，气氛十分紧张。只见一些人轮流上台去斗。被斗的四个人听说全是反共头子曹志刚的部下，一个姓唐，小名叫麻子连，其他三人记不起名字了。麻子连开始是农会干部，反共势力倡狂时，他反水投入其中，因而这次斗争会所有的人都向他开火，用棍子把他打得半死。会后把这四人推到田边空地上枪杀。之后，我看到粉岩村的老徐（一个当时较有名的剿匪积极分子、县大队队员） 用刺刀逐个去捅这些已死去的人，边捅嘴上还边骂个不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恨。人被打死了还要这样用刺刀去桶，我觉得太残忍了。

1951年5月，为了推动土改斗地主运动的开展，区里组织斗争大会，以给各村树立榜样。一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参加斗争大会，各村的地主也被拉去陪斗，许多老百姓都去受教育。会场设在县城对河的南福村，这天斗的就是该村的地主李巧初，一个年约40多岁的女人，细小的身材，跪在台上给贫下中农轮番上台批斗。全区的斗争大会，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场面。会后，即把李巧初推到路边的土坡上枪杀，是用沙枪来打的，多枪才能打死。最后区政府的领导人讲话，号召各村农民积极投入土改和斗地主运动，求得翻身和解放，同时警告各村的地主，只能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和自己的财产，配合土改，否则李巧初就是榜样。

蒋如荃生于1888年，平乐县桥亭桃林村人，生于书香富裕之家。幼年好学，且爱体育，1906年入桂林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武昌起义爆发，曾参加革命军与清军作战。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1916年毕业分配在桂军任营长，1927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团团长，后历任南宁、玉林、梧州、平乐等地区民团指挥官。1947年11月升中将，1949年10月接受白崇禧的命令成立“反共救国军”从事反共。
1951年9月17日，平乐县政府在二塘九龙村召开公审蒋如荃大会，我们学校也组织师生参加。我们离得远，只隐隐约约看到蒋如荃跪在台上，当时尚没有扩音器，上台去斗的人讲话，都是工作人员用喇叭筒重复。斗争会后，会议负责人宣读了他的反共罪状，之后推出去枪杀了。那天还斗争了另一名二塘石板桥村姓张的地主，斗争会后也将他枪杀了。
资料显示的全国只杀了71万土匪，这一数字是否准确是值得怀疑的。就以我们一个村来说，有12个自然屯，约2000人口，被杀掉的恶霸和土匪就有近20人，杀掉的地主也有数人，可以估计，全国杀掉的可能远不只71万人。
在一个社会的变革时期，胜利者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对那些为维护旧政权而动刀动枪、杀人放火而又拒不投降的顽固分子实行镇压，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历代社会变革大多也是如此进行的。但共产党剿匪、反霸运动，所杀的人就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许多不应杀的人也杀掉了，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就以笔者的家乡平乐县为例，在剿匪反霸中，所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即共产党所称之土匪）的大小头目，不论是俘虏的还是投诚的，大多被杀了。他们中有个别人参加过反清的武昌起义，有的参加过北伐战争，这些人在历史上是有一定贡献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不信仰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但他们已经放下武器投降了，就一定罪该当诛吗？笔者认为起码多数人是不该杀的。敌对势力的一方，只要他放下了武器，不管是被俘还是投降，他的人 权（特别是生命权）就应当得到保护，这是最码的人性和人道。
至如枪杀恶霸，像尹承纪的二夫人，一个女流之辈，她算哪门子恶霸？我们村上的潘大力，一个已经60岁的老人，地方上有一定的声望，并无为非作歹之事，也成了恶霸，岂不令人好笑吗？我们村上被枪毙的潘孝发，也只是当过村长而已，并无劣迹；其他的如潘石生、余阿七、陶桂有、王阿三……等多人，也只是一般的土匪成员，都被枪杀了，这些人真的该杀吗？
就我们村而言，剿匪反霸中枪杀了二十多人，我看除了一两个杀害农会干部有血债该杀的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不该杀的。
在土改中，我们村被枪杀的地主有钟文学、郭文波、钟木保、郭老炮、富农钟金水等多人，还有地主郭老九，钟务生以及林昌明的妻子等人则是在士改斗争地主的时候被活活斗死的，全都是一些冤死的人。
剿匪、反霸和士改错杀了许多人，这是客观事实。此事已经过去近60年了，死者长已矣。但回顾那一段动荡的岁月，认识历史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后人不至重犯类似错误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
土攺中把地主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如果是用和平的方法土改，政府给地主一定的经济补偿，这本来也无可非议，台湾地区和某些国家的土妀就是这么做的；但用暴力土改，不但谋财，把他们私人的财产也拿来共产分掉，而且还要人家的命，这就于法于理不容了。

37、常宁县土改中的冤案
据常宁县志记载，1952年土改革结束的统计：地主有5114户，23470人，占该县总人口5.8%，地主有土地212548亩，占总土地面积的32%，户平约40亩。与全国比例差不多。从常宁角度看，民国时期上千亩土地的只有易、欧阳、尹三户。绝大多数是20、50亩的小地主，有的只有10来亩也被划成了地主。划法有些拔高，小地主其生活还不如中农的稳定。
1949年11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部分地主已参在里面被镇压。后来部分平反证明错杀了。1950年3月至51年4月，开始减租反霸运动，部分乡共清算斗争地主1769人。1952年5月结束土改运动，全县地主5114户，其家庭人口23,470人，斗争3708户，4750人，占当时全县总地主户数的74%，逃亡262户，自杀443人（其中96人是地主的亲属或狗腿子），镇压323人，判刑507人，获胜利果实折谷419.285万公斤，其中粮食76723公斤，黄金607.3两，银圆22247元，碎银1072.15公斤。没收地主富农及各类公产田311245亩，旱土9942亩，山林716.3万亩，耕牛1757头，农具23310件，房屋42783间，家具、衣被168565万件，250430农民无偿分得了土地32万余亩。人平1.26亩。
其中罪大恶极者，固属可杀，但是否真有这么多该斗、管、杀的呢？从1979年平反情况来看，就证明不少错搞了。这里且举数例：
大革命时的中共湖南区委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后补委员萧石月烈士遗孀，常宁农运领导人之一的萧礼樽烈士遗孀，家破人亡、死无葬身、断子绝后。两位守节半生，土改后，被生活无着，各自改嫁贫农老头以了残身。思之心寒。
地主分子或者出身地主家庭的国民党时的文武官员，除了外逃者几乎都被镇压。
解放前回乡的民国县长唐伯钧，起义时的迎解联主席，土改时被杀。
周本仁，1949年由云南地方法院院长任内绕道至香港，动员在中国航空公司的两个儿子参加“两航起义”。随子回大陆返乡后，竟被枪杀了。
回乡的民国团长48岁的欧阳耆，1949年8月才当两个多月县长，同情起义，整理档案，清理钱粮，整齐衣冠，出城迎接中共南下干部。办了移交后即被关押，1951年被镇压。临死时双滕跪倒在公安局长前哭诉说：我是真心诚意地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投降不杀的呀！
像以上起义投诚的在乡文武官员，也几乎都被镇压了。
年过花甲，身高体大的名老教师廖安世，土改时被民兵毒打后悬挂屋梁掉下地来活活惨死。县立初级中学、简师校长、教师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在乡的只剩下两位，到反右时仍难逃一劫。以至后来长期师资缺乏，中学生教中学，小学生教小学，文盲或半文盲任校长、教育局长和管教育的县长。今日教育质量之差，非三代不能赶上，百年树人啦！
一位烈属、开明士绅、66岁的名老中医，从1949年常宁第一次各界代表会上的第一位代表，也是终身人大代表，1951年还任常宁公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为了打退地主阶级在民众中的威望，还是坐了十几天牢房，再押回乡里接受斗争。拉来两农民硬给他打了两个耳光才罢！以后以中医为业，独享挂名代表。“文化大革命”一来，高龄80，虽然没挨批斗，但只月发10块钱，说不清是退休金还是生活费。这位唯一一位统战人士，终因夫妇生活无着，在饥饿贫病交加中惨离人间。
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土改时被迫挨了整，虽然也算过了关，但是拖了这个地主出身的阴影，在土改后的接连不断的整党、审干、肃反、反右、反右倾、文革等各种运动中，总是拿他们开头刀。搞得九死一生。待到改革开放才来平反，有的死了，有的头顶飞霜。黄金青春成了浪里白条。如大革命时的老红军白区工作者，到建国后，幸存萧韶、曹亮、崔农山三位，在肃反运动中遭到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九死一生，直到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纠正。已经风烛残年。追求真理之路，是多么荆棘丛生、艰难险恶！
萧韶留有诗曰：煮豆燃箕千古恨 窦娥无辜奈何天 碧玉蒙尘十年劫 艳阳再照两鬓斑
崔农山留有诗句曰：有字饥难煮麦饭 无钱鬼亦愁荒山 天旋地转今犹昔 虎食狼餐世代传
一些毕生追求理想者，从少年到老年还在不断地探索，也留给后人继续探索。
地主出身的地下党员，原来所凭反蒋独裁的革命法宝——争民主、争自由，岂知一夜之间就都变成革命的对立面，建国前，对知识分子政策还是“教育、团结、改造”六字方针，建国后，一下子就只剩下“改造”两个字了。
至于一般地主，按土改法五年就可根据表现摘掉地主帽子，但是这只是供人看的，到期根本上没有几个摘帽的。逢年过节，必先整顿，民兵监督，初一十五，就要到大队或公社汇报思想、听训话。社会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抓住这些四类分子作首选活把子，用大批判开路，除批、斗、吊，关、管、杀外，有的还要地主子女也参加四类分子听训话，让他们小小心灵受到沉痛的创伤。地主子女到处受到岐视。被剥夺了他们的教育权，招工权。
地主和他们的子女不仅土改一时，而且以后长期受害。每遇各种运动，总是胆战心惊。人命危贱，朝不保夕。所受岐视，难以形容。只要是地主，在四类分子里也还要低一级。对不是地主、富农的反革命和坏分子犹能允许入社，地主则不行。在蹲监狱时，看狱员问到你是地主出身的任何人，都要严管一层。凡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干部，即使过了土地改革关，以后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
改造就没个完。入党入团比登天还难，入进去了，还得看别人眼色，不敢乱说乱动。
1957年反右派：全县共批判斗争1732人，其中被判刑166人，拘留147人，1982年后全部平反。全县共划出“右派分子”317名，其中干部59名，医生5名，工人2名，右派分子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105名，（其中判刑33名），余皆遣送回原籍或集中劳动改造。至1979年才全部改正。从数字里虽然没分清是什么出身，但是可以肯定大多数是地主出身的。
1959年9月21日反右倾，82人受到重点批判斗争，其中13人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69人被定为有严重反党错误。开除党籍的3人。直至1978年全部平反。这里地主出身的就要少得多了。因为他们整的对象都是共产党员。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9月以后，全县有80多名无辜者惨遭杀害。接着“三查一清”（查敌情、查社会关系、查海外关系、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共清出“阶级敌人”745人，逮捕和拘留24人，批斗2568人，群众专政1233人，1970年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运动，这里出身地富家庭的就是大多数了。即使没有发现问题的，运动完了，就来个下放乡村。
定人的思想罪、文字罪，1968-1971年共发生所谓“反革命案件”313起，拘留、逮捕、戴帽219人，到1979-1986年全部平反。
（摘编自胡喜盈：《土改：“地主婆”被五花大绑着沉入河底》）

38、苏南土改中的血腥斗争 （1）
《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总第95期）登载了莫宏伟（湛江市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师）一篇论文，题名《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 》，摘编如下：
斗争是中共在土地改革过程使用的一种“仪式”和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打垮地主的威风，提高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心和政治觉悟。本文探讨的是苏南土地改革时期乱斗、乱打情况的表现、特点、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一、苏南地区土改中批斗地主的斗争会
中共军队1949年春渡过长江后，将原江苏省以长江为界分为苏北和苏南两个行政区。苏南地区长期以来由地主控制着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农民处在地主的威权之下，对地主或者仇恨不深，或者怀着畏惧心理。
1950年到1951年间，中共在苏南发动了土地改革。土改开始前，农民有种种顾虑。例如，溧阳县竹簧区农民有以下想法：一 是对土改高兴，但有顾虑，认为美国的飞机大炮厉害，担心打不过美国，害怕变天；二是怕特务暗害，如西沈乡一个 群众说：“就怕白天我给他提了意见，晚上被他的狗腿子杀害了”；三是有宗族观念，迷信思想，感觉斗争地主难为情，不愿斗争，如西沈乡农民刘贵荣过去被地主刘金香剥削得倾家荡产，在斗争前，他却说：“我不好意思斗他， 我们是一笔写不出两个刘来的本家。按他恶贯满盈，我应该斗他，但好坏天定”；四是土改不要斗争，政府下了命令分地就好了，如许庄乡一个农民说：“政府赶快下命令，把田分把我就行了，要斗争，我也不会说话”。吴江县群众怕斗争后地主报复，还怕出头做冤家以及斗争时不会说话。
当时中共意识到，要在农村建立稳固的政权，就必须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的权威及其对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统治，消除农民对地主阶级的畏惧心理，使农民从长期的麻木冷漠、胆小怕事的状态中清醒，焕发出农民参与土地改革的激情和热情。为此，组织大大小小、轰轰烈烈的斗争会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从昆山县的数据可了解当时斗争会的规模。该县共组织1，352次斗争会，每次批斗五到六个地主，参加斗争的群众为856，000人（一般每个农民参加过3至4次）。该县在乡地主1，751户（城内655户未计算在内），每户平均经过3 至4次斗争会。据统计，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其中全乡性11，274次、数乡联合1，709次、全区性609次、全县性17次，被斗争人数28，234人。
二、苏南土地改革时期的乱斗乱打现象
苏南从1950年7月开始土改的典型试验，9月在局部地区展开。在这两个时期，采取的是“谨慎小心、稳步前进”的方针，干部群众的态度和行为较为温和。斗争地主时一般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虽然也有打人的情形，但并不普遍。乱斗乱打现象主要发生在苏南土改全面展开的初期，即1950年12月至1950年1月间，约20天左右，这不是局部的个别现象，而是发生在苏南的很多乡村。在全苏南的2，741个乡中，普遍乱斗乱打的乡就达200个以上。
苏南土地改革时期的乱斗乱打现象主要有如下表现和特点。
首先，斗争会不是说理而是斗力斗蛮，斗打的花样繁多，血腥味甚浓。主要有吊、跪、绑、坐老虎凳、蹲水缸、剥衣服、浇冷水、爬、变狗叫、在头上压石头、烧阴毛、戳乳房、吃雪等。
据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土地改革检查队（以下简称“检查队”）的统计：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起来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丹徒县炭诸乡等3个乡斗争的40人中，有26人一上台就跪，被剥掉衣服，有10人被剥光了衣服；太仓县浮北乡斗争时按照跪、剥衣服、浇冷水、蹲水缸、上老虎凳的套路，连2个60岁左右的老太太也被迫蹲水缸。 武进县在斗争过程中乱抓乱打的现象较普遍，不说理，而是上老虎凳、浇凉水、跪石子。武进县百大区斗一个妇女时烧阴毛，潢里区斗一个妇女时逼她脱光衣服在台上爬。据《苏南土改通报》记载，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江阴县斗争狗腿子时，要求狗腿子学狗叫、学狗爬、学狗啃骨头；嘉定县马陆区7个乡斗争36人，其中31人被打，10人被剥光衣服浇冷水，30人跪下；上海县的塘湾乡斗争4人，全坐老虎凳；常熟县还发生了割妇女乳头的事。有的地方还把石头放在斗争对象头上，把雪放在斗争对象身上或要求斗争对象吃雪。无锡县各地的斗争方式除了绑、打、剥、跪、爬较普遍外，还有戴石臼、吃牛屎、学狗叫、吃雪等。1951年9月江阴县委在总结时说，上面放手，下面变成了撒手，普遍产生有斗必打，有斗必跪，脱衣服、浇冷水、吊等等。
其次，将斗争打击的对象扩大到农村各阶层。高淳县龙井乡斗争的40人中，有地主19人、富农9人、中农8人、贫农4人。[13]1951年1月28日的《苏南土改情况》报导，高淳县固城区安新乡中农赵仲生因秋征时拖欠公粮，民兵将其母子绑起来，吊了一夜；游子乡赵公庙抓了2个贫农到人民法庭去，说他俩是“恶霸”，要求关到土改结束，原因是地主嫁女儿去吃了酒；沛桥、双山、固城等乡都有斗妇女“腐化”的。此外，很多小偷、狗腿子都被斗，有的被送到人民法庭关了起来。

39、苏南土改中的血腥斗争 （2）
据“检查队”调查，高淳县游山、北达、漆桥3个乡斗了地主74人、富农11人、小土地出租者5人、中农4人、狗腿子4人、立场不稳的干部10人、游民10人，其中被打的人包括地主61人、富农11人、小土地出租者3人、干部2人、游民8人；东埃乡的斗争会上2名手工业者、3名中农、1名贫农被打。丹徒县葛角乡、均益乡斗争地主22人、中农17人、贫农3人、工商业者4人。武进县一个乡所斗的32人中只有9人是地主，其余为富农、中农、小土地出租者和工商业者。常熟县斗了18个伪保长，大部分是中农。个别地方还斗学生，比如，太仓县浮北乡地主子弟曹念春不到17岁，读初中三年级，也被抓回斗争。溧阳县南渡区7个乡联合斗争蒋廷监、蒋梅方，2人均非地主，蒋廷监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材料不实，主要罪行均属推测，蒋梅方是叛徒，与土改无关，本无必要组织斗争；狄贞元按其情形是不应杀的，但干部及群众要求杀他，结果在斗争会上一口一个杀字。群众也不是仇恨到如此程度，而是随便妄动地呼口号。无锡县斗错了182人。
再次，遭斗争的人数众多，其中部分人被打死。例如，仅镇江专区被斗争者即达7，563人，其中有6，772人被打，被打者占斗争对象的89.54％。据“检查队”的不完全统计，松江专区奉贤县5个乡斗争245人，打了其中的218人；嘉定县马陆区被斗36人，其中被打者31人；江阴县沈舍乡在26次斗争中被打死的3人，打得半死的4人，被小打的169人；宜兴县寺前乡斗72人；武进县遥观乡斗了4人，打3人。无锡县遭到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在1950年11月1日至3日就打死17人。据苏南农民协会不完全统计，苏南在斗争中一共打死60人，其中镇江专区4人、常州专区6人、松江专区50人。实际上，被打死的不止此数。据“检查队”调查，仅常州专区江阴县长泾乡就打死18人，金坛县打死2人。
第四，有些地方借斗争敲诈勒索。例如，句容县戴亭乡三村村干部与部分群众找一些稍有剥削的人家及过去放高利贷者（多是富农、中农及顽伪人员）斗争清算。他们带着敲竹杠的口气说：“过去你放高利贷剥削人家，现在要你们将这些剥削的粮食退出来，不退就要斗你们，捆你们起来。”段凤生（伪乡长）、田慎元（中农）怕遭到斗争，首先拿出稻子来，其他5户受此影响也仿效，计有富农贾海拿出600斤（被要2，000斤）、中农段元才400斤（被要800斤）、段凤生1，200斤、田慎元1，312斤，7户共拿出8，198斤。该村干部又将过去曾放高利贷者，不论富农、中农共 10余户的田契都收走。太仓县双凤区在少数积极分子包办下，普遍以剥衣、跪、在身上放冰块、打等野蛮办法强迫地主承诺多交粮食，不承认斗争会就不结束。太仓县太平乡地主刘吕生被吊后自认140担，顾清道被剥衣后承认52.6担。太仓县一些地方选择斗争对象时主要看谁家富裕，能拿出粮食来。
据苏南农民协会统计，在斗争期间苏南共有293人自杀，其中镇江专区97人、苏州专区81人、常州专区59人、松江专区22人、无锡县24人。这些自杀者中，有些地主可能是畏罪自杀；有些地主感到土地财产被没收了，生活没有出路了；但更多的自杀者是被乱斗乱打的气氛所吓倒，害怕在斗争中被折磨而自杀。比如，江阴县有2个女地主因怕斗争而上吊自杀。武进县在斗争中吓死及与斗争有关而自杀的有20人。宜兴县在斗争中造成地主23人自杀。溧阳县在土改中有26人自杀，其中地主14人、小土地出租者2人、富农1人、中农3人、贫农5人、其他成分1人。溧水县在土改期间有27人自杀，其中绝大部分为地主，不少是因为害怕斗争或在斗争被清算而自杀。
三、干部在乱斗乱打过程中的作用
斗争会上的打人者既有干部也有群众，往往是干部指示打、默认打，甚至带头打，有的地区还进行斗争和打人比赛。许多干部指示并动员农民打人，认为不打就是缺陷。武进县一个区提出，“干部不能打，群众可打”。武进县一个区委副书记在农代会上说：“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有苦诉苦，有冤诉冤。”嘉定县一个区的审判会上，有个干部吹着口哨要求诉苦人打人，最后喊道，“不打就是包庇”。主持这次会的区委书记对向他提意见的“检查队”的干部说：“要群众斗争规规矩矩是不可能的。”嘉定县合村乡乡长在斗争会上喊：“地主老实不老实？”群众答：“不！”乡长又喊：“怎么办？”群众说：“打！”这样就打起来了。嘉定县北营乡开庭审判时一个村干部在群众 中喊：“要不要打嘴巴？”有的群众答：“要！”他又喊：“打几个？”群众答：“打两个！”他喊：“要谁打？”群众答：“要诉苦人打！”台上的干部对诉苦人说：“群众要你打，你就打！“诉苦人说：“我从未打过人，我不打。”干部继续喊打，诉苦人才打了地主两个嘴巴。干部要求继续打，甚至喊：“不打是包庇！”高淳县下坝乡一干部在斗争时号召：“欢迎某某上来斗争！欢迎某某上来打！”无锡县一个区干部指示群众把伪保长15岁的儿子及老婆吊打，脚上挂石头，弄得他们死去活来。昆山县农会主任在斗争前布置：我一翻眼，你们就准备；我一合眼，你们就绑；我再一翻眼，你们就动手打；我手一摆，你们就停止。江阴县有一个区的区长拿棍子在万人大会动员群众打，要求每个诉苦人都要打，造成群众不敢上台诉苦。还有些干部甚至强迫群众斗争地主。丹徒县高桥区三洲乡干部竟提出，“斗争中有两条路线，一条斗争地主，一条同情地主”，以此要挟群众去斗争地主。不少地方甚至用“不斗争是包庇”、“不斗争要吃官司”来强迫群众斗争地主。

40、苏南土改中的血腥斗争 （3）

干部们比较保守的做法是暗示群众去打人，或默许打人的作法。江宁县第四区的干部奚若有对群众说：“我们在这里不要打，走后再打。”
无锡县一些干部对群众说：“你们打我不管，只要你们不要说我叫打就行。”
甚至有的干部在群众会上说：“我不能布置你们打，你们自发地打，我也不制止。”嘉定县一次斗争会打死2人，县委认为“打得好”。
青浦县群众对干部说：“我要打死某某。”干部认为“不打”是不放手，说“打”又怕犯错误，因此，既不点头也不摇头。这实际上就等于默认。
无锡县八士区斗争地主徐金龙的媳妇时，派出所干部暗示地方干部凶打，结果把一根青竹棍打成了竹丝，被打者痛得昏死过去。昆山县茜墩区新塘乡干部想让群众打人，又怕追究责任，就暗示群众打，并规定了打的暗号。
上海县闵行区群众打死2人，区委书记打报告要求处分，县委则强调“打得好”，于是区委书记意识到打死人无所谓。
各级干部（主要是区、乡、村干部）当中，还有不少人亲自上阵，身先士卒，带头打人。上海、嘉定等县的区、乡、村干部逢斗便打。嘉定县新建乡斗争一个地主，区委宣传科长首先上台打，然后是县委工作队、区干部、村干部、民兵轮流上台打。
总结这次斗争会时，区委宣传科长说：“打人是对的，会议是胜利的。”乡长说：“我们代表农民，我们打就是农民打。”个别干部竟然认为，在斗争会上打人打得太轻是一种遗憾。
比如，嘉定县南翔区一次斗争会后区委书记总结时很不满意，他认为，斗争会“最大的缺点就是打得轻，打得不漂亮”。江宁县第四区土改工作队干部张道福连打7个地主。
嘉定县马陆区动手打人者150人中，有区干部2人、乡干部6人、村干部29人、民兵12人、群众109人。[48]无锡县开源区还出现了斗争比赛，看谁斗得凶。
需要指出的是，在曾经遍及苏南乡村的乱斗乱打乱杀行为中，大部分群众并未失去理智，而是保持着最基本的人性。高淳县下埃乡小河村地主跪在那里被冻打，个别农民掉泪。
墙图村台上干部打，下面贫农刘小化、陈老美等喊：“不要打了，再打再冻地主吃不消了。”高淳县东埃乡一个老太婆已准备好了控诉的内容，但到会场看到地主被打得可怜，没有诉苦而跑回去了。
丹阳县朝阳乡六村地主金福昌（一般地主）不承认转移过粮食，工作队顾某某便打他耳光。台下数百群众齐声叫道：“不能打，他原来是苦出来的好地主。”土改工作队干部为追交粮食，将地主韦张氏绑在柱子上不闻不问，韦张氏被绑得大哭大叫，惊动了周围的群众，绝大部分群众觉得她可怜。
丹徒县九吕乡斗争会上，当场有一老太婆低下头流泪，同情被吊打的人。太仓县浮北乡斗争会上，有的群众看到剥地主的衣服，跪在石头上，就流泪，有的拔腿就跑。
奉贤县张翁庙斗争会上打死地主卫春陶，小学教师反映说：“罪应该死的可以正之以法，罪不该死的，不一定非把人家打死。”
嘉定县马陆区新建乡群众说：“斗争地主是好的，但为什么要打呢？”嘉定县南周乡干部打斗争对象后，群众很反感，区委书记去该乡时三百多群众围住他问：“为什么要打？”
嘉定县长浜乡斗争中打徐嘉如、徐衡人时，大部分民兵将民兵符号暗暗取下，怕大家要求他们动手打，妇女小孩都离开了会场。江阴县长泾区沈舍乡一次斗争4个地主，打死2个，参加会议的部分群众不知为什么要打死，反映说：“有罪应由政府判决，为啥要打死呢？”
高淳县双桥乡斗争地主时，乡干部用皮带抽打，致使一些群众同情地主，“哎呀，还光着身子，打不痛？”
江宁县秦淮乡斗争地主汤万金的儿媳，当对她灌凉水时，80多到会群众中吓走60余人，只剩下几个民兵和积极分子。当汤万金外出讨饭时，群众给得特别多，反而同情他。
江宁县水晶乡斗争地主袁慕鑫时，民兵队长周大好亲自跳到台上打，农民说：“把他打晕，怎么和他说理。”
四、乱斗乱打的情形为何发生？
乱斗乱打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首先，1951年11月华东第二次土地改革典型试验会议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开展运动”的方针，干部们普遍将此方针理解为中共政策的改变，是纠正过去“和平土改”的偏向。
苏州市有的干部认为，“放手是不要领导，这样可痛快了，过去领导抓得太紧，所以只好和平土改”；太仓县一些干部认为，“过去上级约束太严，处处受到限制，现在有办法了”。
一些区允许斗争会任由少数农民、村干部甚至二流子摆布，土改工作队干部默不作声。无锡县南泉区有些群众反映：“现在政策大变，可打可杀，工作同志变成木头人了。 ”
部分干部认为：“发动群众就是开斗争会，而斗争就是打，只有打过，才是斗争过。打得狠就是狠狠地打一顿。群众发动就是轰轰烈烈的热闹。”
无锡县一些干部认为，放手发动群众非乱打乱杀不可：“既要放手，为什么又要遵守八项纪律呢”，“要去掉打、剥、跪、爬，发动群众是困难的”；有些干部甚至表示，“不许我们干部打人，就情绪不高”。
无锡县荡口区坊桥乡干部还认为：“使农民能打骂，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收获。”土改初期，有些干部有所顾虑，怕承担责任，不敢乱来；当乱斗乱打的空气弥漫苏南农村时，他们很快就抛弃了顾虑、恐惧和胆怯，如脱缰的野马，在斗人打人中大显身手了。
其次，在土改干部的宣传、鼓动和引导下，农民对地主的仇恨随着土改诉苦的展开而加深，加上干部的怂恿煽动，于是一些农民便一哄而起。
另外，北方来的老干部把在江北土改时乱打乱杀的经验带到江南新区，导致了弥漫苏南的乱斗乱打。而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中也有些人本来是流氓，他们借斗争地主公报私仇。
黄炎培视察苏南土改情况回北京后写道：“群众的心里是容易冲动的，个人振臂一呼，大众跟着跳起来，只要呼者言之成理，就会接受，至于呼者话有没有别情，这不是在纷扰中间所能精心辨别出来的，且群众的行动，很可能过火，竟可以说往往过火。”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论及中国的土改运动时指出：“毫无疑问，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释放出来的农村社会冲突的内在动力中，有一种巨大的暴力和恐怖的可能性。”
再次，先发动群众性批斗打人，后建立法庭，斗争会代替了司法，干部指导下的群众代替了执法机构。
苏南行署土改委员会主任欧阳惠林的看法是，发生乱打乱杀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人民法庭组织迟了一步（中央在1950年7月才公布人民法庭组织通则），无法运用人民法庭惩治不法地主。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
事实上，人民法庭普遍建立之后，苏南土地分配结束了，但乱斗乱打仍时有发生。

41、邵阳土改的极“左”思潮

中央领导人虽然想避免土改中发生乱打乱杀的“流血斗争”，并用《土地改革法》给以约束。但是，“宁‘左’勿右”已经是痼疾，法律如何能约束得住？当年的土改干部何之光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题名《土地改革法的夭折》，刊登在《炎黄春秋》杂志2006年8期。该文叙述了新区土改时极“左”思潮沉渣泛起、《土地改革法》夭折的情况。摘编如下：
1950年7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参加邵阳县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其中约一个月搞征粮)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12月，完成了包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前段土改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改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刘少奇报告》)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以下简称《政务院决定》)三个主要文件以及各级领导的具体部署实施的。
由于“依法土改”，贯彻执行了“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政策，地主分子陷入农民的汪洋大海，极其孤立和惶恐。在这种有声有势、合理合法的斗争形势下，即使是顽固地主也不能不看到，只有下决心把自己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是唯一出路。
所以，四个区的土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顽固抵抗和破坏，没有发生大乱子，进展顺利，做到了《刘少奇报告》所要求的“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广大农民特别是分得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贫苦农民是满意的。
这样的“依法土改”，并不是不发动群众，而是发动群众按《土改法》的规范进行理性明智的土改。“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是当时的主要口号，从而也可看到，土地是回农民老家，而不是哪一个“恩赐”的。
这样的土地改革，对于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也是符合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可以说，这是党领导土地革命多年以来的一个历史性进步。
此时，党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文件我未看到，主要精神是说前段工作没有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地主阶级斗倒斗垮，并说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立刻引起干部们的巨大震惊。于是层层作检讨，把四个区的土改说得一无是处，被认为是“煮了夹生饭”，“走了弯路”，“必须从头来”。由于高层强调说，这是“指导思想上方针路线的错误，由领导承担责任”，干部们的思想情绪才转过弯来。
于是，1747年土改时的极“左”沉渣泛起，中央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等土改法律夭折，一场“流血斗争”再一次横扫中国大陆。
首先，地委和县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对全县工作重新作了如下部署：增加一个“反地主阶级当权派”或又叫“反霸”阶段。而且“乡有乡的当权派，村有村的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给予无情打击。这叫“从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恶霸在以前一系列斗争中基本消灭，这是矮子中间挑长子，无疑是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一项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实的工作。不论浮财底财都要清算出来，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农民。这叫“从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这样一来，打击面更大，无论大、中、小地主，开明地主，守法地主，都“一锅煮”了。发动群众派人将逃亡在外的地主都抓回来。各村农会都组织一个斗争委员会或叫贫雇农主席团，以加强和领导斗争。因人际关系而斗不起来的村，可调动外村外乡的积极分子去帮助。这些人几乎都是打手。为了加强干部力量，将原定60个重点乡减少为46个。为完成新增任务，将原计划定于1952年4月前结束土改(以便及时转人生产)，延期至年底结束。这一延长耽误了一年的生产。同时，为了防止地主破坏，县委下令13个区尚未开始土改的面上乡，限在几天之内把地主统统抓起来。对于前四个区的问题，待土改复查时解决。
“反对和平土改”贯彻到村后，各村农会很快就把地主关押。干部、土改队员和农民中的极端分子很活跃。尤其是那些游民无产者包括流氓、地痞、兵痞等，出过远门，比一般农民见识广，善于出歪点子，有的早就想在土改中捞一把，如今机会来了，他们成了斗争急先锋，穷凶极恶，特别是追浮财挖底财，更不择手段。
斗争会上打人成风，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非刑拷打，昼夜逼供，什么称半边猪、吊磨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还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扫地出门。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随后自杀，留下孤儿只好交给其亲戚或愿意收养者。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到：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隆回县委书记方明说：隆回问题也很多很严重，把中农划富农，富农划地主；关押吊打，非法斗争，不少富裕中农和富农都挨斗；还出现了所谓“贫农恶霸”，“中农恶霸”。其他县情况基本相似，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残暴和野蛮，简直与流寇相差无几。“和平土改”变成了暴力土改。
农会派人去抓逃亡地主，一时农民纷纷到各城市集镇去抓人，几乎造成城市工作一个乱源。当时有些地主还有起义人员住在城市或兼营工商业，从此以后，集镇的店铺全部关门倒闭，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当时只要能搞到钱财，哪管什么破坏工商业和统战政策。
在一片红色恐怖气氛笼罩下，一般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妇女很是害怕，不敢参加斗争，有的连开会都不敢来了。
有的地主收藏有古瓷器皿字画古籍等，其中不乏上品，都被抄出糟蹋，或当引火材料和卷喇叭筒烟纸烧掉，毁了多少文物，无法计算。
乱抓乱打乱杀之风还影响到当时的镇反，并出了大乱子：邵阳县七区由于非刑拷打，“逼、供、信”，发生了抓捕中、小学教师百多人，打死多人，震惊全省的大错案。

43、对“四类分子”政治上的打击（2）
【3】其他的名堂也不少。
例如：“谢罪”。刘塘的刘丁禹和刘戊寰，都曾谈到尊堂大屋刘丁谅的“谢罪”。据他们介绍：清理阶级队伍时被遣送回籍后，就说他家是大地主，过去怎样压迫人民，现在要给人民谢罪。就要刘丁谅在桥上下跪，有人过桥，就给人磕个头，把他也搞怕了，他就没有胆了。
“抄家”。黄卯回忆了文 革期间自己所经历过的“抄家”：经常突然抄家，半夜跑到你屋里头，搜一顿。其实，我婆家屋里已经找不到什么东西了，我丈夫的爸爸是医生，家里就有一点书，全抄了。一个给死人用的明钱都要抄走，讲那是四旧的东西。
甚至连早已为人民政府没收了地主大屋，也成了打击的对象。这一次的名分是“破四旧”。蒋书记回忆了文 革期间的“清大屋”：把刘家湾的朴堂大屋屋顶上原来有些瓶子、葫芦，那些东西都打掉了，叫扫除毒草。再有就是一些老书、一些神主牌子，就是烧呀。
还有一种羞辱令人刻骨铭心。据曾亲历苦难的县干部老黄还介绍说：文化革命期间，地主、四 类 分子每人要佩带一个纸的符号，你是反革命分子，上面就写着反革命分子某某；你是地主分子，就写地主分子某某。符号上有一个小夹子，用别针夹子夹着。地主、四 类 分子开会整队和学习的时候，必须挂在胸前。平常干活的时候，怕把符号搞烂了，可以暂时放在口袋里。符号坏了以后，还要再换新的。
凡是地主、四 类 分子及其子女，每时每刻都可能因为一些莫须
有的事情，遭到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人们的贬斥。
据当时的报道：湖南安乡县有一个雷锋式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叫李某某。他经常教育干部坚持贯彻阶级路线。1963年3月，他检查耕牛养护工作，发现某生产队安排地主卜某喂牛。队长黄某向李某某解释说：卜某手有点不方便，照顾他一下。这位大队书记李某某马上提出严格批评：贫农、下中农里的困难户，你不照顾，为什么偏偏照顾他？当晚，就不要卜某看牛了。李某某还耐心地教育干部：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睡觉。我们要紧紧握住“印把子”，决不能让阶级敌人
钻空子。
他们甚至动辄得咎。黄卯曾深有感触地说，总之，是地主，是地主子弟，就要小心一点，就算看着你笑，人家还说你嘻皮笑脸；要不笑，就说你仇视贫下中农。真是一句话没讲好，就被……。青山镇戴寿莲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文 革中，我家被抄了；后来开会时，大队治安主任将丈夫给我的信件全部退还给我。我就对丈夫说，大队治保主任是党员，表现还不错。结果，这件事被大队知道了，就成了“诬陷我们的好同志、好党员”的罪行。为此，民兵营长把我反扣着手，捆绑起来，关到保管室，还将绳头结在门窗木枋上。出堂受审时，屋里有黑压压的一群人，民兵营长要我跪在地上，他一个耳光打来，我头一偏，没有打着。还威胁说，你这不老实的东西，犯了什么罪，今晚要在这里老实交代，否则要你死路一条！我活像一个会说话的动物，也颇像中世纪的奴隶，由他们施为。（戴寿莲，第166—167页）
另外，从当时的上报材料中，还读到这样的材料：“四清”运动中，益阳县某某公社官僚地主匡某某，仅因为劳动中不服从生产队长的安排，并在相互口角中，讲到要烧队长家的屋——搞得好，给你剩一把草；搞得不好，给你剩一把灰——就被定义为该公社“一股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的反革命逆流”中的典型案例之一，属于“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趁机兴风作浪，进行破坏活动”。（《内部参考》，1964年9月4日）当时的另一份上报材料，也披露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1964年，湖南桃源县某公社富农何某娶媳妇，杀猪宰羊，大办筵席，准备请附近100多社员吃喜酒。但是，刚在省里开完全省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的贫农、下中农代表罗某，由于通过代表会“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擦亮了眼睛，分清了敌我”；因此，当即戳穿了富农分子企图笼络人心，妨害春耕，剥削群众的花招，及时召开了社员大会，大讲阶级斗争，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敌人的当。结果，通过这场教育，富农的“喜酒”便无人问津了。（《内部参考》，1964年6月5日）
另据《湘西北县志》载：文 革期间，合水公社地主分子詹元秀，在社员曹伏元家借到鞋样子，为外白做周岁鞋，后在詹秀元家搜查，发现鞋样子是用毛 泽 东主席像剪的，曹怕挨批 斗，拒不承认，反骂詹诬蔑自己，因为鞋样子是从詹家搜出来的，詹被批 斗作了交待，令其写检查，詹是文盲，代笔人上纲上线写交待，把作案动机写得很恶毒，1968年12月，詹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3年。（《湘西北县志》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