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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2017-09-19 08:51:24
非常感谢。
第一，我近期跟不上节奏，是因为学校乔迁大搬家，不但忙的没有时间上网而且搬家期间停电也没有网。
第二，潘汉年自首对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确实有巨大的影响，不过，根据毛泽东对潘汉年处理的并不重和文革后中共非常紧迫的给潘汉年平反看，潘汉年还不至于构成致命威胁。
我这种理解，还有另外一个佐证：如果压力太大，组织可以把潘汉年以及知情人彻底“冰封”而不搞公开审判。
我个人理解，毛泽东的急眼大约是“杀鸡骇猴”，明确告诉秘密战线的领导们不得泄密。
至于毛泽东的突然的“左”，潘汉年可能有影响，但不会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个人理解是英雄迟暮对于接班人不合格的急躁。
这一点，可以参考刘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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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二当家 2017-09-24 13:17:36
楼主大人，我查了一下网上的一个资料，毛泽东确实是在1955年潘汉年事件之后，立即告别“小仁政”的，开始急速激进——而不是任何关于接班人的时间点，如果关于接班人而急躁的时间点，在1951（毛岸英去世后）、1954年（第二期政府领导开始）、1958年（第二年交接主席）等时间点更为妥当。
毛泽东自此告别“小仁政”
1955年秋到1956年初， 是中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时期， 也是毛泽东在农民粮食问题上迅速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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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4节
坦白的讲，虽然我是共产党员，我也必须承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对抗战是有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也是有威信的，为什么仅仅4年就被明显弱势的共产党风卷残云驱除到海岛呢？
还有一点，即使以1949年三大战役如火如荼的时候开始算起，有太多的省份是和平加入了新政权，北平、绥远、湖南、宁夏、西康、云南、新疆、西藏，1949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欢呼新政权成立的精英里有太多旧政权的人物，李济深、程潜、傅作义之外竟然还有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治中。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有一个讲话：“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渡江作战后，除了三野在上海打了一仗以外，其他的算得了什么大仗？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
淮海战役结束的时候，国民政府还拥有完整的江南半壁和陕甘宁之外绝大部分的大西北，就是长江以北，国民党仍然有零星的存在。
两千年煌煌巨史，有多少英雄豪杰挫兵于长江天堑？
共产党在完胜淮海后竟然用一年的时间就扫荡了大半个中国，这种仗之所以被称之为“大进军”，就在于几乎不打仗，而主要是跑路。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国统区的上上下下对于蒋介石的管理已经悲观到极限。
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自杀，在留给蒋介石的信里，陈布雷说：“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这个长期追随蒋介石的文人，在淮海大战刚刚开打就丧失了信心。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确定台湾为“复兴基地”，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
1949年2月10日，戴季陶对秘书说：“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吞服安眠药自杀。
以陈布雷和戴季陶与蒋介石的私密关系和地位，不可能背叛蒋介石，而，作为文人，对于时局深刻的领悟，诞生了对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的深深的绝望。
陈布雷自杀、戴季陶自杀，到如今已经接近70个轮回，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海峡两岸如何角力，蒋介石和他带到台湾的国民党的未来都不会辉煌，唯一保留生命的可能就是高举“一个中国”的大旗能够在台湾地方有一点影响而已。
一个政治集团，正如一个人，只要生命长久，就不可能不犯错误。国民党创建于1905年，共产党创建于1921年，就根基而言，国民党不但比共产党年高16岁，而且拥有更多的资本和影响。即使以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而言，共产党仅仅有50多名党员而孙中山在广东毕竟有一个不巩固的根据地。从1905年以来的国民党和从1921年以来的共产党，都曾经有过太多的失误，区别是，国民党一旦丢失就极难恢复，而共产党，每一次走过万水千山跌落悬崖之下，都能够柳暗花明灿烂春天。这里头最要命的区别就在于，民众愿意或者不愿意给予某一个政党重新崛起的机会。或者说，民众从内心里相信哪一个政党，哪一个领袖？
1629年乙巳之变爆发的时候，北京周边的军队拼了命的去勤王，赵率教全军尽灭而满桂遍被创伤。在这个时候，崇祯就是明政权的象征，更是天下苍生的精神寄托。
明朝后期，中枢管理始终乏力，皇帝一般不上朝，太监执政是一种常态，魏忠贤发挥到了极致。不管魏忠贤能否胜任国务管理，太阿长期倒持而宦官理政，是不符合政治常态的。崇祯以雷霆手段铲除魏忠贤、客氏集团，彰显了政治能力和手段，给天下苍生以雄主的希望。
可是，到了1644年李自成兵临北京，不但没有了勤王的军队，而且，城门大开李自成和平进入了京城。
为什么？
就1630年明金之间的实力对比，崇祯明显优于刘邦而皇太极明显弱于冒顿，明王朝为什么就灭亡了呢？更直白的说，乙巳之变里皇太极为什么在大胜之后而回退老巢？多尔衮为什么就能够气吞万里如虎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崇祯这个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其实是一个最糟糕的管理者，他把明王朝在民众心目里的凝聚力跌落了一干二净，当敌人到来的时候，最终陪伴他的仅仅是一个宦官。
如果评价最后时刻的“最孤家寡人”的最高领导人，崇祯绝对名列前茅。
清军入关后以快到不能更快的速度掌控了中国大陆，在这之后，吴三桂等的“三藩之乱”也最终被平息。最令历史学家尴尬的是，坚决不肯追随吴三桂的竟然有云南巡抚朱国治、按察使李兴元、云南知府高显辰、同知刘昆、云贵总督甘文焜、广西巡抚马雄镇等等。
如果说满清入主中原带有民族战争的味道，那么，附逆的就是汉奸。问题来了，当汉奸是一个极不耻的选择，一般是为了利益。朱国治等人宁死不肯“反正”而当铁杆汉奸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我个人的理解，崇祯登基后，16年的管理彻底搞掉民众对于明王朝的支持，也搞掉了士大夫集群对于明王朝的向心力。
之所以呼啦啦似大厦倾，就在于崇祯的管理让上上下下产生了一个极可怕的认识：无论多么差劲的管理，都不会比崇祯更加差劲。
从崇祯登基到明王朝灭亡，顶层的高级将领，从袁崇焕开始，到卢象升、到洪承畴、到孙传庭，包括赵率教、祖大寿、满桂、毛文龙、吴三桂等等，他们的下场大约是三个：1、战死；2、被杀；3、叛降。
乙巳之变后8个月，崇祯判袁崇焕磔刑处死于西市，“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既然袁崇焕被判定为汉奸，既然袁崇焕被判定出战不力而别有用心，被皇太极蹂躏了家财而屠杀了人口的民众生食袁崇焕的肉而解恨，马马虎虎是可以理解的。
袁崇焕临死口占绝命诗一首：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崇祯在1630年以“付托不效，专恃欺隐”斩杀袁崇焕是绝对的罪有应得。
但，崇祯能否饶过袁崇焕而另给一个岗位？
当然可以，但崇祯最终不肯，因为崇祯不是刘邦，也不是吕后，他是一个死要面子而不肯丢脸的人，袁崇焕议和不成、五年平辽不成，且崇祯还需要找一个正合格的人头为乙巳之变承担责任，他怎么可以饶过袁崇焕呢？
最要命的是，崇祯相信过谁？饶过谁？

@960star 2017-09-25 14:18:25
楼主，想问一下：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如果蒋介石和日本和谈，答应日本条件，以拖待变，同时积极备战，拖到二战爆发，是否对中国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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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是太大的压力。而且，日军不会等到1941年年底。

@zsczsc20017 2017-09-25 11:43:09
楼主就是一条为主子洗腚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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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子是谁？
如果说，我为我的信仰呐喊，有什么不可以？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5节
我们看所有的成功人士，特别是政治上的成功人士，都有极强的人才鉴别能力，也就能够容忍人才的缺点。
这个世界原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才，或者才有所偏，或者德有所私，作为最高领袖对于人才的选拔就是“各得其所”。
崇祯登基，其实面临的三大麻烦：1、官僚队伍的集体性腐败以及各个集团的党争，尤其是东林党系统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与明王朝封建管理的死掐；2、气候变化带来的财政困难；3、皇太极崛起的沉重军事压力。
所有人都看到了明政府的贪腐，大多人看不到明政府贪腐其实是两种类型：1、一般意义的巧取豪夺；2、以税收杠杆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进行压迫。
明朝中后期，江南出现资本特点的生产萌芽，因为其阶级属性和生产属性，必然对于明朝的地主专政产生巨大的威胁。东林党与朝廷的斗争，不能简单的归之为一般意义的“党争”，他已经有“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的倾向。
对于一个政权而言，保存自己是最高的政治法则，而“资本”当然是“封建”的天敌，因为萌芽状态，“资本”与“专制”的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夺权”阶段，还仅仅处于“税收”斗争阶段。
所以，东林党代表东南地域的利益要求对“资本”减税乃至于免税，就本质而言是要明政府的命。如果处理不当，即使没有皇太极，崇祯或者崇祯的儿孙们，也可能是路易十六或者尼古拉二世。
崇祯当然不知道什么小冰河期，但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和农业减产，他是知道的。
作为一个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封建时代的最高领导人，其处理经济困难的方法无过三个思路：1、增加生产；2、减少开支；3、转嫁灾难。
明政府对外是防守型战略，而且周边是生产更加落后的区域，没有转嫁灾难的可能性选择——历史上以及现阶段的中国，对于灾难的克服，只能选择自我消化。
那么，崇祯能否发动民众增加生产呢？很难，因为当时的生产能力很难抵御自然灾害。比如，陕西连年大旱，几乎颗粒无收，崇祯既不能搞南水北调也不能搞人工降雨，他能有什么办法增加生产？
1941年—1943年中国北方旱灾，农业减产严重，为了度过抗日的经济困难，毛泽东一面提出“大生产运动”增加物质生产，一面接受李鼎铭的建议“精兵简政”。
面对经济困难，即使敌后战场都必须搞“精兵简政”，由此可见，在不可抵御的天灾面前，减少开支是多么的重要。
问题是，有些开支是不可以减少的，比如官僚集团的应得利益。
明政权，当然执行着汉民族的社会管理职能，这一点，等同于今天所有的政府。明政权，当然要履行保卫政权不为外敌入侵的职责，这一点等同于今日的政府，比如，今日的中国政府就必须承担保卫洞郎的职责。明政权，当然也要履行调停社会矛盾确保国内政治安定的职责，比如，如何解决西北民变，比如，如何解决资本萌芽对于“中央政权”的威胁——这一点与今天是一样，既要利用“资本”发展经济，更要防范“资本”威胁政权的性质。
不过，明王朝时代的中央政权有决然不同于近代政治的特点：家天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是明朝灭亡后才提出的理论，在明朝灭亡之前，政权的“属性”是“家族”，官僚的属性是“货于帝王家”，或者说“打工者”。
袁崇焕临死说，“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袁崇焕追求的是“生前的功”和“死后的名”，直白的说，就是想当一个大英雄。
谁不想当大英雄？麻烦的是，那个时代的大英雄彰显的是个人的能力而并不考虑这个能力是否为人民服务。
比如，张献忠杀头无数，是英雄吗？
所以，在那个时代，最高领导是非常艰难的，他既要管理，更要提防。
208年，就是否联刘抗曹，江东方面有激烈的争吵，鲁肃对孙权说：“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原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
曹操当帝王与孙权当帝王，对于鲁肃并没有根本差别，不过是官品的高低而已，但，孙权如果投降了曹操，运气好，就是“人在矮檐下”忍气吞声的生活，运气不好，就李煜、宋徽宗那种苦不堪言的结局了。
这样一来，封建时代的帝王，对于国务的管理，其实有两种属性，一个一般意义的国家管理，另一个就是另一种理解的“保家卫国”——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帝位。
在这种时代特点下，保住自己的权位是第一要务，至于政治尊严和国家利益反而是第二位的。
乙巳之变爆发，不但宣布了五年平辽的不可能，而且，明王朝对外的战略必须由主动出击向战略防守转变，否则，就会因为战线过长捉襟见肘而千仓百孔，最终是全线失守。
我们可能没有打过架，多少了解打架，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好像是最痛苦的境遇，其实，被内外夹击才真正是最痛苦的境遇。
任何一个政权最大的敌人都是内部的阶级战争。
外敌，要征服一个民族，的确是很难的事情。统治阶级内部的集团争夺，往往有巨大的调解空间。
论证于近代，清政府能够挺过八国联军的侵略，最终抵不过来自武昌的革命。
蒋介石登上历史舞台后，不但铲除了党内的各路诸侯，而且侥幸获得抗战的胜利，然而，最终在阶级战争里崩盘。
自从蒋介石担任黄埔校长，就不断的铲除各种各样的军阀们，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军阀之所以是军阀就在于没有信仰而只讲利益，蒋介石可以用“银弹”和“高官”分化瓦解军阀们。
阶级战争大不同的一点是，他是阶级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产物，一旦爆发，往往有巨大的破坏力，最可怕的一点是，政府在搞阶级战争的时候往往需要加大“顺民”的负担，于是，往往有更多的人参加暴动。
我们看秦始皇这家伙，登基后，内部有嫪毐的叛乱、王弟长安君成蟜的叛乱，对外战争也曾经有过巨大的挫折，可是，秦始皇最终还是完成了统一建立辽阔的帝国。问题是，如此强大的帝国在陈胜领导的“戍卒一叫”里就呼啦啦倒塌了。
其实，章邯曾经破灭了陈胜吴广和项梁等多支义军，麻烦在于，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必然需要后勤的保障，而后勤保障必然加大还没有造反的民众的压力。
后人研读历史，感觉乙巳之变的损失太大了。其实，和乙巳之变相比，明英宗被俘的土木堡之变损失更大。
土木堡之变与乙巳之变相比，共同点是侵略者都进攻北京失败，都对京畿造成相当的损失。不同点是，土木堡之变里一个皇帝被俘、66名大臣战死，并且损失了十几万乃至于几十万军队。
如果仅仅就表象对比乙巳之变，其实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严重，崇祯好像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6节
可是，崇祯忽略了乙巳之变截然不同于土木堡之变的两个特点：1、土木堡之变的产生是明政府管理者瞎乱的一场闹剧而乙巳之变是一场实力不济的悲剧；2、土木堡之变后明朝不但形成新的领导集团而且形成新的军事核心，乙巳之变后，崇祯的威信不但下降而且损失了最重要的军事统帅。
以军事指挥能力论，于谦是优秀的，袁崇焕也是优秀的，如果让于谦指挥辽东战场，他能五年平辽吗？压根就不可能，因为崇祯时代的国力已经远远不及于谦时代，最要命是，崇祯时代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暴动。
和明朝相类似的唐朝，虽然转折于安史之乱，但安史之乱后唐朝仍然存在了144年而黄巢战败后唐朝仅仅存在了21年。
为什么呢？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逼死了另外三个名将：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
封常清是猗氏人，而随后被杀的高仙芝是高丽人，两员大将都非汉族人，即所谓的蕃将。他们都是因为战争不利退守潼关被玄宗以战败弃地罪而杀，小人边令诚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两位将军接到诏书后都慷慨受戮：封常清死前将一道表章交给边令诚，表中看不到一句怨言，反而处处可见对大唐的一片忠心，“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高仙芝则不承认“盗颉资粮”的罪名，他对部下说：“我有罪，若辈可言；不尔，当呼枉。”话音刚落，军中都喊：“枉！”然而高仙芝还是从容赴死了。
在李隆基的催逼下，突厥人哥舒翰“恸哭出关”，一战之后，二十万大军，仅仅剩下八千人。哥舒翰提拔起来的蕃将火拔归仁等人劫持哥舒翰投降了安禄山。
当了俘虏的哥舒翰，跪在安禄山面前，伏地谢罪，“肉眼不识陛下，以至于此。陛下是拨乱之主，天命所归，现在李光弼在土门，来瑱在河南，鲁炅在南阳，我为陛下招降他们，可一举平定这三方唐军。”
可是，哥舒翰昔日手下诸将接到书信后，都复书责骂他不为国家死节，有失国家大臣的体面，安禄山大失所望，就把哥舒翰囚禁在禁苑之中。
安史之乱，正如土木堡之变，是政府管理的失误，但不同于土木堡之变的一点是，他是野心家的罪恶之行，固然已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民众对大唐还没有丧失拥护，便是一大批胡将，在被委屈斩首之际，仍然保持着忠诚——愿意用自己的死唤醒朝廷。
潼关失守之后，唐玄宗偷偷摸摸就跑了，马嵬坡之后，唐玄宗继续入蜀，这个时候，京兆府兴平的老百姓拦住马头说：“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
此时，宦官李辅国和建宁王李倓劝说太子李亨：“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区区温情，为儿女之恋乎！”
李亨去了朔方，侍卫军也就不肯追随李隆基入蜀。这时，李隆基望着眼前十余万匹贡奉的春彩说：“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
李隆基的宽宏反而坚定了侍卫军扈驾入蜀的决心。
唐朝之所以能够挺过安史之乱坚持144年，其关键就在于民众愿意给唐王朝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875年，王仙芝、黄巢暴动爆发。王仙芝和黄巢在暴动里都有过犹豫和招安，他们都遇到过巨大的挫折，黄巢最终进入了长安，唐朝的僖宗逃亡入蜀。
884年，黄巢战败自杀，唐僖宗在大玄楼举行受俘仪式，武宁节度使时溥献上黄巢首级，另有黄巢姬妾二三十人。
唐僖宗叱责黄巢众妾：“你们都是功勋权贵的子女，世受国恩，为何从贼？”
其居首者回答：“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
你放弃职责跑了，我们不从贼，就只有死路。
“上不复问”，实在是没脸再问。
黄巢的这些姬妾“皆戮之于市”。临刑前，执法人员可怜这些妇女，让她们喝醉后再行刑，女孩们边哭边喝，不久在醉卧中受死，独居首的女子既不喝酒，也不流泪，“至于就刑，神色肃然”。
黄巢当然是流寇，他的暴动当然加剧了社会的苦难。行刑者当然是铁石心肠，就刑的黄巢姬妾当然不可能沽酒。黄巢姬妾能够醉饮而死，说明长安民众对于唐王朝深沉的失望，对于暴乱者走投无路的同情和理解。
唐朝不可能不亡，因为人心死了。
即使乙巳之变爆发，崇祯面临的国际形势仍然是可控的，皇太极始终没有入主中原的思想，他一个劲谋求和谈，条件是保住血战而得的地盘，明朝给予相当的经济补助。
就崇祯一朝而言，他多次有和皇太极议和的谋划，最终不能成功，就在于死要面子活受罪：大中国的皇帝在对外战争里竟然妥协退让，岂不动摇根基？
其实，逃离长安的李隆基并没有被民众抛弃，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列宁并没有损失威信，撤离延安的毛泽东获得民众更加的拥护，因为，民众尊敬的是实事求是讲实际的领袖而不是搞空想的领导。
袁崇焕是明末高级将领里第一个实实在在搞议和的人，他的最终被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乙巳之变并没有打破崇祯的高度自信，他之所以最终斩杀袁崇焕，其实是告诉天下：我继续平辽，我不搞议和。
这样一来，民众就必须继续承担巨大的军费，政府就必须两线作战。
“辽饷”、 “剿饷”（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和“练饷”（用于操练地方武装），合称三饷。三饷加派的总额超过明朝正赋的一倍以上。农民常常是倾家荡产，也交不完这些“皇粮国税”。
最贫苦的西北民众，就只能造反了。
9年后，明王朝又一个科举进士出身的卢象升战死了。
卢象升，1600年出生，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人，祖父为知县，父为秀才。他幼时潜心经史，喜习骑射，虽然是江南的文人，但天赋异禀。
1622年，卢象升考取士，授户部主事。其后卢象升历员外郎，又升迁大名知府、大名道。
卢象升，22岁考取进士，那是极端的牛，年纪轻轻就地厅级干部。
在明末，卢象升是以善治军而著名的，他训练的天雄军能够抗衡袁崇焕训练的关宁铁骑。
卢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逐贼危崖，一贼自巅射中象升额，又一矢仆夫毙马下，象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象升遇到就死，不可侵犯。卢象升和起义军的第一次遭遇战，就表现的极其勇猛，这是他迥异于其他带兵文官的地方。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这次战后，义军称卢象升为“卢阎王”，一遇到他就赶紧避开。但在卢象升的一封家书中，透露了更多的信息：“流寇已至数万矣。西山一带，布满山谷，沙河、临洺、邯郸亦时时被其焚略。初八日，亲率马步兵一千六百人，至黄寺安抚，先遇马贼数十，俄而数百，俄而数千。倏忽之间，老营俱至。将士恐惧之甚，咸思散逃。立斩一人，狥于辕门。身自督战，斩贼首十四级，射打死伤贼百余人，我兵亦伤十三人，此可谓全胜，已经具题矣。”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7节
卢象升和袁崇焕，都是南方人，都是高中进士的科举官僚，都是文武兼修的奇才。如果说袁崇焕是上天赐给明王朝抵御外患的长城，那么，卢象升就是维护秩序的爪牙。
西北民变，就理解的深层次而言，是官逼民反值得同情，但，就任何社会的现实而言，都是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的巨大破坏。
陈胜说：天下苦秦久已。
大泽乡暴动是理所应当。
可是，仅仅7年的战争产生了巨大的破坏。
《史记》说：“汉兴，接秦之弊，民亡藏盖。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
米至十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那么，人口呢？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
《汉书》说：“民失作业而大饥谨；人相食，死者过半。”
为什么如此的残酷？自发的暴动带有极端明显的“以暴易暴”的特点，最起码，带有“以暴制暴”的特点，其对于社会的破坏之大难以想象。
楚怀王芈心评价项羽：“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之处，无不残灭！”
项羽，是最邪恶的强盗和屠夫。
《史记》记载：
“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
“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屠之。”
“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
到底项羽是暴政呢还是秦始皇是暴政呢？
乱离人不及太平犬。
《史记》记载：“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坑之。”
这个时候，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
这个时候的项羽被刘邦打的焦头烂额，已经丢失了一点狂傲，于是，“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
能够活命，对于民众而言是何等的侥幸，“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
便是以宽宏著称的刘邦，也屠城武关：“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
和项羽相比，刘邦有珍惜生命的相对自觉：“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示鲁，鲁父兄乃降。”
鲁，之所以没有被屠城，其实有一点侥幸。
关山万里，白骨遍野，因为无组织无纪律的暴动等同于抢劫和屠杀。
崇祯登基，为什么出现西北民暴？一个是气候灾害的恶劣影响，一个是接连不断的对外战争产生的巨大军费，一个是魏忠贤倒台东林党反攻倒算东南财富之地减掉工商税。
有些朋友可能说，你漏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官僚集团的贪腐。
我个人认为，这个因素其实最不重要。
崇祯是一个非常勤政的帝王，而且非常节制自己的欲望，他管理下的官僚集团的贪腐不应该比魏忠贤时代更加贪腐，为什么魏忠贤时代没有民暴而崇祯朝如火如荼呢？
对于官僚集团的贪腐，我们应该有一个辩证的分析。
官僚，之所以当官，就那个没有信仰的时代而言，其基本目的是“货于帝王家”荣华富贵而不是服务社会。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读书——科举——富贵的“成本”与“期望值”。
我举一个例子，在今天，因为社会生活的繁荣和青少年已经脱离直接的社会劳动，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供养——国家也拿出巨大的财力——适龄孩子学习。可是，大学毕业季是否继续读研，就是巨大的选择，一般的逻辑，只要能够获得体面的工作，即使能够读研，很多人也放弃，其关键就在于读研之后获得工作与读研付出的成本对比。
清人所写《范进中举》里，范进读书读到已经娶了老婆，才获得一个秀才。那个年代读书人只能读书，一般不能参与社会劳动，所以，他贫穷的母亲只能“每日小菜饭”——咸菜稀粥——老婆自从进了家门，“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可怜！可怜！”
范进参加乡试，“没有盘费”，他“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出了场，即便回家。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
如果范进不读书而参加社会劳动，即使不能富贵，也不至于不能养活家人。
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我1983年参加小升初的时候，我那个普通初中——那个年代有重点初中和普通初中的制度性安排——招生80人，我考上了，是最后一名，也就是“孙山”。从这个成绩可知，我的智力其实非常的一般——我父亲经常暗示我是一个天才，其实，我非常的一般，而且才有偏短——可是，我的所有同学最终的学历都不如我，虽然我才是一个大专。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我渴望读书而出人头地。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吃一碗“公粮”真的很难。我之所以最终端上铁饭碗，就在于不管不顾“失败”后的艰难。
置之死地而后生！
问题是，如果有选择，谁肯如此呢？
我不是仅仅考虑我个人的利益。我始终坚持，社会的财富分配必须倾斜教育的程度，即使一个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书呆子，因为，这样会形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求学热潮。
按劳分配、绩效分配，固然有合理的因素，但，在引导孩子们求学方面远远不及“学历论”。
明朝的进士统计有一点分歧，我个人倾向是89科，实际总数24595人，这是276年的总数，平均每年89.11人。
明王朝一年出生多少个男孩子？这么多人按照概率，一般只有90人不到考取进士，这个太难了。
如此艰难的考试，成功者理所应当享受荣华富贵，否则，谁肯如此的苦读呢？
麻烦来了，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官员的薪水低的不能忍受的可怜。
明朝的清官是海瑞。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8节
海瑞出生于1514年，1549年，35岁，参加乡试中举，1554年，海瑞因为会试不能考中进士而担任了福建延平府南平县的教谕。
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兼县学的校长，属于在编的国家干部，比雨花石强的太多。
1562年，48岁的海瑞被任命为淳安知县。
按照现在的阶梯，8年，海瑞从正局进步为正县，速度是很快的。
4年后的1566年，吏部尚书陆光祖主持文官选举，海瑞被选拔为户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比今天的县长高两级，但抵不过今天的正市地，估计是副厅。
1567年，海瑞任左通政，正四品，受理内外章疏和臣民密封中诉之件。各省的道员是正四品，知府是从四品。这个品级和今天不好对应，大约是副省级了。
1570年夏天，海瑞升调右佥都御史(正三品)，外放应天巡抚。这个品级大约是今天的江苏省一把手——封疆大吏。
1554年参加工作的海瑞，中间因为骂皇帝蹲了监狱，到1570年成为省级正职，其速度之快，在今天可以称之为“坐火箭”。
就这样的干部，他的生活待遇如何呢？
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穿布袍、吃粗粮糙米，让老仆人种菜自给。总督胡宗宪曾告诉别人说：“昨天听说海县令为老母祝寿，才买了二斤肉啊。”
太恐怖了。
我想起了李雪健主演的《焦裕禄》。电影里，因为焦裕禄帮助别人，弄得儿子不能吃红烧肉。这个镜头告诉我们，即使最贫苦的困难时期，正县级的焦裕禄，可以偶尔吃红烧肉的。
说实在话，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贫苦农村的我家，给老人过生日也不能只两斤肉。
海瑞去世后，佥都御史王用汲去主持海瑞的丧事，看见海瑞住处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
一个长期担任高级干部的清官，去世之后竟然连丧葬费都没有，一个说明海瑞的清廉，另一个方面说明，明政府给官员的薪酬实在胡闹，不贪腐、不灰色，是极难生活的。
大明王朝，能有几个海瑞？
反过来讲，从古到今，如果干到省级还不能正儿八经的体面养家，这个政府的管理是有深刻问题的，因为他不符合正常的人欲。
贪腐，有两条界限：1、是否贪腐的质的根本区别；2、量的区别。
一个官员是否贪腐，大约是两个因素：1、个人的修养；2、生活的追求和未来的判断。
1983年的腊月22——这个日子我不会记错，因为那个时候都是这一天放寒假——习惯早到的我第一个到校，我班主任就让我誊分。我去的太早了，老师刚刚做好早饭：一点猪肉炖白菜心，菜锅里嘘的热气腾腾的两个馒头。
我心里想，我好好学习当了老师就可以猪肉炖白菜心外加热气腾腾的两个馒头了。
1992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正赶上教师待遇特低的阶段——工人有大把的奖金——不过呢，天天是热气腾腾的馒头，经常是猪肉炖白菜心。
从1992年到2017年，参加工作25年来，物价固然有变化，社会分配固然有变化，就教师集群而言，我个人感受工资始终是在增长，生活标准始终在增长。如果一个人不满足现实的生活，这可以理解为对社会进步有欲望，但如果牢骚满腹，那就是对社会的认识有一点不宽容。
明朝则不然，官员的工资标准基本是固定的，而且，非常的低，低到只能过极贫苦的生活。
明朝官员月俸——米：
正一品 87石；
从一品 72石；
正二品 61石；
从二品 48石；
正三品 35石；
从三品 26石；
正四品 24石；
从四品 20石；
正五品 16石；
从五品 14石；
正六品 10石；
从六品 8石；
正七品 7.5石；
从七品 7石；
正八品 6.5石；
从八品 6石；
正九品 5.5石；
从九品 5石；
未入流 3石。
关于明代的一石米等于今天多少斤是有巨大的争论的。
因为“石”是容量单位而不是质量单位，不同的粮食，“一石”的质量是不同的。
我们今天购买粮食或者食品，是“质量单位”，粮食的品质与容量无关。
可是，容量与粮食的质量区别非常的大。
2014年之前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对于粮食的品质有切身的体会。
2004年，我一个朋友撺掇我乘坐摩托车到外县购买玉米良种浚丹18。当时，我们这里，大面积种植的是鲁单981和农大108。我初种浚丹18，很多老庄家是看不上的，因为浚丹系列的棒并不大，其特点是轴小而粮重。
同样体积的浚丹，质量优良的很。
同样一袋玉米，浚丹是100斤，鲁单981，大约在85斤以上。
而且，浚丹系列的玉米，口感非常的好。
2004年之后，我们村庄自家煮粥的用粮，基本是浚丹系列或者郑丹958。
今天很多朋友用今天的粮食密度计算明朝的粮食“容量”是极端不科学的，因为，那个时候，不但没有优质的品种，而且没有化肥。
根据我多年种地的经验，明朝时期，一石粮食，因为种类不同，大约在120斤到150斤之间。
明朝的政府还给官员相当的补助，不过，明政府对于官员非常的刻薄，制度性安排克扣工资。
对于克扣工资，很多人真的很愤怒，特别是农村工作的同志。从我参加工作的1992年，一直到2010年，始终生活在拖欠工资的阴影里，有些老教师一直到死也领不到积欠的薪酬。
教师是最无权的阶层。明朝的官员，也经常的被克扣工资，而且，也是永远不给补发。
明朝正七品的知县月薪 7.5石，年薪大约90石。即使全额领取，年薪也在15000斤以下。即使加上等量的现金补助，顶多也超不过30000斤。
请注意，2017年9月的雨花石的工资——最普通的鲁西南农村教师——因为是老教师且职称较高，月工资在6000元左右，年薪在7万元以上。按照今天的市场，精粮和杂粮，平均不到2元钱。
我的年薪，大约在4万斤粮食——不是食品。
一个农村的老教师的薪酬相当于明政府的正县级，一个方面说明今天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个方面说明明政府的工资确实低。
新中国初建的1949年，一个是生产落后，一个在持续的战争，物资的贫苦类似于明朝。
因为战争造成的物价不稳，新中国初建，一部分的工资是以小米计算的。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下发了“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警薪给暂行标准（草案）”，对于薪给数额（为每月多少斤小米）作出规定——大学校长：月薪小米1300斤至1500斤；专科学校校长或独立学院院长：月薪小米1000斤至1300斤；教授、副教授：月薪小米800至1300斤；讲师、教员、助教，月薪小米400至850斤；职员：月薪小米250至750斤，工警180至450斤，学徒工120至180斤。
海瑞是生活在和平时期，他担任淳安知县的时候，年薪米不过90石，大约是建国初期的大学教授。

@yc雨花石 2017-10-01 10:33:17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8节
海瑞出生于1514年，1549年，35岁，参加乡试中举，1554年，海瑞因为会试不能考中进士而担任了福建延平府南平县的教谕。
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兼县学的校长，属于在编的国家干部，比雨花石强的太多。
1562年，48岁的海瑞被任命为淳安知县。
按照现在的阶梯，8年，海瑞从正局进步为正县，速度是很快的。
4年后的1566年，吏部尚书陆光祖主持文官选举，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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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二当家 2017-10-01 23:29:58
忘了祝楼主全家节日快乐了。
感谢楼主大国庆的还发帖子。
祝楼主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每顿都能喝啤酒、吃炖牛肉；
祝两个闺女长大后孝顺、多赚钱，再也不为姑姑家生活好而有任何的阴影；
祝楼主的老婆大人永远漂亮，而且永远分不清写帖子还是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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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最后一点尤其实在，我老婆虽然不倾国倾城，也对得起我的丑脸，至于写帖子还是备课，她是搞不清的，她的学历太低了。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9节
1950年，政府把全国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分为25个等级。以小米市斤为计量单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最高为一级，每月为3400斤小米，勤杂人员最低为25级，每月120斤小米。
以建国初期的物资短缺和共产党的政党性质，政府的最底层工作人员的年薪还是1440斤。
表面看，明政府官员工资较高，其实，忽略了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明政府时期是封建社会，即使最底层的政府官员，父母、老婆也不能随便参加一般的社会劳动。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说一个家庭的收入的时候一般是夫妻劳动的收入，而在明朝，政府官员的家庭收入，一般是官员本人的工资。
第二个，今天的政府给官员配备了工作的辅助人员，比如秘书、司机等等，他们的薪酬都是由政府买单。明朝时期，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的配备非常的少，政府官员必须自己聘请一些工作人员，这些人的工资是官员自己掏腰包。
在今天，我们一般要求官员正常消费，只要收入合法就可以，比如，一个科级干部恰巧有一个有钱的家庭——父母是老干部或者妻子是很挣钱的作家——那么，他可以比他的领导穿着高档。而在封建时代，不管你有没有钱，只要你到了某一个品级，就必须保持这个品级的“待遇”或者“负担”。比如，官服和轿子。
在封建等级制度下，轿子和其它事物一样，在使用上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违规则要受罚。《明史》载：“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隆庆二年，应城伯孙文栋违例乘轿被告发，立刻被罚停俸禄。《清史稿》亦载：“汉官三品以上、京堂舆顶用银，盖帏用皂。在京舆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直省督、抚，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杂职乘马。”官员需按例，老百姓有钱也不得逾制。
请注意，这个不逾制，不仅仅指不能超标，而且，在封建时代，比还必须达标。
比如，海瑞当了知县，按照规定是可以乘坐二人轿的，还规定不能乘坐四人轿，在正儿八经的场合，不管你是否愿意是否有钱，你都必须乘轿，也就必须雇养轿夫。
这个钱，海瑞的工资出。
有些朋友可能说，对呀，我们上班也是自己出交通费呀！我们也是自己买自行车、挤公交。
其实，今天也是一个比较势利的时代，穷人是比较尴尬的。可是，没有钱而不能按照级别生活，最起码不违法乱纪。
我们知道，今天的大多数科级以上的单位大多有秘书的配制，领导一般不那么吭哧吭哧的写东西。封建时代，对不起，大部分干部，是需要自己雇请师爷什么的。
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往往简单的搞古今对比——我也经常犯这错误——其实，简单的类比是不恰当的。
比如，我们读《水浒传》，很奇怪武松斗不过西门庆。
三班都头呀。
三班衙役是指衙门里的勤杂人员，他们一般分成三个部分。一是站班皂隶，类似今天的法警，负责跟随长官左右护卫，审判时维持秩序、押送罪犯、执行刑讯及笞杖刑。二是捕班快手，类似今天的刑事警察，负责传唤被告、证人，侦缉罪犯、搜寻证据，也被称为“观察”。三是壮班民壮，他们负责把守城门、衙门、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巡逻城乡道路，类似今天的武装警察，这类人也被称为“都头”。
古代的规定，衙役是社会的最底层，除民壮外，其他衙役都是贱民，子孙要在脱离衙役身份的三代后才能参加科举考试。因此，这个阶层的人结婚也是比较困难的。《水浒传》中，武松做过都头，后来被发配到沧州，张团练把自己妻子的婢女玉兰许给他做妻子，武松就十分感激。因为在地位上，他还不如玉兰高。
优娼皂隶，就社会等级而言，是最底层，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财富。
《水浒传》里潘巧云改嫁给武艺高强的杨雄，却非常的不安分而私通了和尚。
这杨雄的工作是蓟州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大体是地级市的监狱长并兼行刑手，放到今天是牛的极牛的角色，但在古代，不过是一个挣龌龊钱的底层人物。
杨雄手下的狱卒又称“禁卒”，则是皂隶中隶卒的一种，“皆为贱役”。“地位低下，收入低微，上自皇帝，下至百姓，无不痛恨而鄙夷之，甚至被削籍逐出家门，禁入宗祠，” 子女不得参加科举，世代无翻身之日。待遇如此，担任监狱官吏，尤其是长期在一线从事狱政事务的狱吏，若不是苦于生计，断不会对监狱职业有太多好感。
以政府小吏的工资，奉公守法是绝对不可能养活家人的。古代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就是允许底层的吏以贪腐的形式生活。
《红楼梦》第56回，贾 探春在大观园搞商品经济开发，谈到管理体制，有一段话：“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终算账，归钱时自然归到账房，仍是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一层皮。这如今我们兴出这件事，派了你们，已是跨过他们的头去了，心里有气只说不出来，你们年终去归账，他还不捉弄你们等什么?再者这一年间管什么的，主子有一全分，他们就得半分，这是每常的旧规，人所共知的。”
贾府的管家不是主人，但，分配的体制是“主子有一全分，他们就得半分”。
吏没有进步的空间，合法的收入极低，而且社会地位极低，所以，就以变态的姿态管理民众。
封建政府就是以吏的恶，压迫底层民众的冒险精神。
这样一来，政府的管理就出现了要求“清官”和“酷吏”的两种思路：管理者需要悲天悯人的清廉，执行者要贪腐而残酷。这种矛盾的思路，正如《西游记》里仙圣佛们——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同时收养一批嗜死人肉的妖精。
救苦救难的观音手里就有吃人肉的鲤鱼精——你敢不崇拜吗？
你不崇拜，我让鲤鱼精吃你。
很多人看西游记，不能明白，为什么慈悲为佛而豢养如此残忍的座骑？
民众，其实并不如同政治教科书里宣示的那样尊敬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你看西方世界的民众翻脸比翻书还快，马英九就被台湾民众舍弃了。
所以，一方面以官员给予清廉的管理，一方面以酷吏给予残酷的压迫，这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如果操作得当，是最恰当管理。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0节
列宁对国家有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
在某种程度，国家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更代表了阶级的利益。
国家更体现了一种恐吓和镇压的功能。今日的政府就外在表现看，因为服务社会从某种程度更加有利于发展经济、更加有利于统治者的利益，所以，外在表现体现出巨强的“服务功能”而不是“镇压功能”，所以，“养狗”彰显不明显。
可是，在封建时代，国家的阶级镇压功能非常的迫切，所以，必须养狗而且是养“恶狗”。这“狗”凶恶的只能祈求主人“勒缰”。
现在的中国，因为社会富裕，所以，所有的家庭都可以安装的起门户。
门，这个东西，防君子不防强盗，问题是，这个世界君子非常的少，强盗也并不多，最多的是“小人”——窥人隐私、顺人小财。
门，既防君子也防小人，固然不防强盗。
可是，古代穷啊，太多人家没有门，或者门不坚固、墙太矮，于是，穷人家也养一条狗狗。狗狗这个东西，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嫌家穷的忠诚”和“不顾死活的疯咬”。
2002年我养过一条黄狗，那真是忠诚的懂事。只要我们家人在家，不管谁来，它都只管睡觉。如果我家没人，熟人来它还是睡觉，绝对不理人，可是，如果你拿东西，对不起，它一定撕人——曾经有人被撕的很苦。
我，对这狗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评价：懂事。
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狗是不那么懂事的，它妈的是乱咬而且乱叫，有些时候，明明主人在家，也它妈的乱叫，疯狂到有些时候弄得主人都尴尬，尴尬的狠踢两脚才能顺利迎客登堂入室——恐怖的是，没有主人的护送，你走都走不出去。
如果你是一个很边缘的人，养这么一条恶狗，只能是极讨人厌而更加边缘。如果你是一个村长或者掌握着别人必须求你的技能，有这样一条恶狗，固然不懂事，但有巨大的震吓。
对于主人而言，这恶狗最大的好处是，相当一部分因为需要求主人，只能贿赂恶狗，给它骨头乃至于肉什么的。
这骨头、肉喂了狗，主人就可以节约喂养成本——政府给小吏的工资非常的低，就是节约成本。
政府官员，当然是“主人”，有巨大的管理权，和“最高领导”是“同一战线”。
当然，很多人都有进步的欲望，七品县令进步五品州官，最后，明朝的规矩“文到阁老武到侯”。阁老和侯，是否还需要进步呢？
怎样处理“阁老和侯”的进步欲望，是所有朝代都不得不考虑的最高国政。
绝大多数朝廷的方略是“利益均沾”。
北宋把“利益均沾”的策略运用到了极致。
比如，宋朝的清官包拯，合法的收入实在太高了，当一个清官有巨大的支持。
包拯“坐镇开封府”时，头上戴有三顶帽子，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按宋仁宗嘉佑年间公布的公务员薪水律例《嘉佑禄令》，包拯作为龙图阁直学士，每一年有1656贯的货币收入，另有10匹绫、34匹绢、2匹罗和100两绵的实物收入。按《宋史•职官志》，包拯在开封府做一把手，每个月有30石月粮，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麦。每个月另有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干草、1500贯“公使钱”。
除此之外，作为外任藩府的地方官，朝廷划拨给包拯20顷职田，也便是2000亩耕地，容许他每年收租，而且无需纳粮。这2000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计算，每年也有2000石米的进项。再查《嘉佑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个月另有100贯的添支，每年冬季又发给15秤(每秤15斤)的柴炭。
共计包拯一年的各项收入：20856贯铜钱、2180石大米、180石小麦、10匹绫、34匹绢、2匹罗、100两绵、15秤柴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
宋仁宗嘉佑四年，官定绫价1600文一匹。宋真宗咸平年间，开封每匹绢最低1200文。宋徽宗宣和年间，每匹罗订价4000文。宋仁宗天圣七年，官府划定每两绵不得跨越85文。宋真宗时某年冬季，官府发售柴炭，每秤售价100文。宋仁宗前期，官府收买柴禾，每捆订价50文。宋仁宗宝元二年，开封干草最低19文一捆。
以上是史料中出现的距包拯任职开封府时间较近的物价数据。根据这组物价数据，把包拯每一年的各项什物收入都换成钱，加起来大抵是1022贯，加之20856贯货币收入，一共是21878贯。这便是包拯任职开封府时的年薪。
南宋初年的岳飞，神武副军都统治、潭州知府、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月有200贯的基本工资外，还有“添支钱”（岗位津贴）、“公使钱”（特别费）、“薪炭钱”（取暖费）、“职田”（政府拨给官员，可以直接收租以补充俸禄的耕地）等补贴，所有薪水加起来，每月在6000贯以上。
和明朝相比，宋朝工资高的吓死人。
那么，宋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钱发工资呢？
答案是商业税。
北宋的市舶岁入约110万，约占国库收入的1/60,南宋仅广州、泉州两处的每年市舶之利就达200万。
请注意，因为那个时代的国际市场有限，海外贸易的税收是抵不过国内市场的商业税的。
我们看北宋末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汴京的商业是何等的繁荣，税收当然也非常的高。
唐宋，都非常的鼓励工商业，目的是税收。而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就搞海禁，到了郑和下西洋，表面是中外贸易，其实是不讲效益的“送福”武装大游行。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就工商税的征收，江南富庶之地和朝廷展开了激烈了斗争。这种斗争，其实是双方都不健康：朝廷仅仅看中了税收而不知道保护、扶植工商业；反过来，工商业者也豢养一部分政客往死里抵制税收，包括正常的税收。
崇祯登基，魏忠贤倒台，东林党掌控了朝廷，工商税几乎被废弃，最富庶的浙江一省的茶税从20万两锐减至最少不过12两银子。
浙江是产茶大省，全国民众“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固然只排序第7，可毕竟是全国民众都喜欢的“嗜好”。茶，固然是嗜好，不同于“烟草”的害人，茶有益于养生。这种经济作物，固然有益于国计民生，但，既然牵扯到群体的利益分配，既然牵扯到社会的管理成本，就必须合理纳税，浙江一省的茶税竟然只有12两银子，其他的工商税当然也极端降低，政府就只能破产。
一个社会能否存在下去，归根结底是粮食的生产。但，一个政府能否生存下去，归根结底是对财富的调剂和生产，从某种程度讲，调剂是非常重要的功能。
文革之后，改革开放家庭承包，其实仅仅是调剂了分配体制，就产生了巨大的财富。
政府在可以预料的经济繁荣前景下，给官员等工作人员增薪当然就可以增加消费，就可以促进工商业发展，反过来政府也就可以借工商业发展增加税收。
在宋朝的体制下，官员未必都清廉，可是，如此高的薪酬，毕竟有当清官的物资基础。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工作人员非常珍惜体制内的工作机会，对政府有巨强的向心力。
很多人不能理解，在梁山当山大王的宋江为什么一个劲想招安。其实，这个非常简单，小吏出身的宋江眼睁睁看着科举官僚拿着巨高的工资过着舒适的生活而自己只能靠“赚黑心钱”才能够过日子，没有上升通道的制度让他很痛苦。可是，当他在梁山山大王的时候，不停的打打杀杀、不停的抢劫，还是“赚黑心钱”。宋江的最终选择，放到今天，就好比今天混黑的人挣了巨多的钱拼命的供养子女上名牌考公务员一样——虽然收入不高，但稳定的不操闲心呀。
宋江，有进入仕途的心理变态追求。
我在今年，偶尔在一个饭局上乱扯自己的生日，邻桌一朋友很激情说：呀，你和我大哥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我愣的很，因为这家伙的大哥那个家伙搞建筑，虽然不知他的真实身家，几千万还是有的。
我当然要谦虚：哎呀，我的不行的、不行的。
那朋友很真诚的说：老大真有钱，老大真很累，有时真很难，有时，真的羡慕朝七晚五争舒心钱，可，那时候我们没认真学习，没学历。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1节
和北宋的“皇家和科举”高薪一家亲相反，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始就从骨头里不相信大臣们。
赵匡胤也不相信大臣们，可，赵匡胤把这种不相信摆明里讲，而且讲交换：伙计，我怕你们搞小动作，我的办法是花钱买你们的忠诚。
朱元璋的办法是，我不相信你们，而且我只给你们发最低的工资，如果你们敢搞小动作，对不起，老子有锦衣卫这种特务。
整个中国历史上，公开的、大规模的搞特务政治的是明朝和蒋介石。
任何时代都可以搞、也必须搞内部监督，就是私人企业也搞内部监督，可是，这特务政治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内部监督，他带有巨强的侮辱性。
我们可以想象，明朝的大臣们去政府和皇帝一起开会研究工作，一个方面要提防领导不痛快，一个要提防都察院、言官这种制度内监督，还他妈的需要提防厂卫特务使坏。
我们累不累呀。
为什么累呢？简单，绝大多数大臣都贪腐，因为工资太低，不贪腐过不上正常生活。
你给我每天吃白菜、菠菜的钱，让我操管理国家的心，我凭什么不自己捞一把。
海瑞一个知县，正县级干部，放在今天，那是党政一肩挑。整个中国，能够有几千个知县呢？廉洁奉公到给母亲过生日买两斤肉都是传遍全国的大新闻，这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太绝情了。
搁我，我受不了。我倒不是受不了贫苦，我是因为皇帝自己生活的那样腐败——他的大老婆、小老婆、大儿子、小儿子的生活费统统是国家财政拨款，凭什么让我们清廉而贫苦？
赵匡胤的制度安排，给人一种被尊敬的感觉——皇帝怕我们，花钱买我们的老老实实。
何苦呢，看他当皇帝当的提心吊胆，还不如咱这样富贵着快活呢。
如果，我是宋朝的官，对皇帝有一些理解同情和感情：大家都不容易，大家都吃的不错。
如果，我是明朝的大臣，对皇帝就有在一种紧张感、奴才感。
洪武年间，宏文馆学士罗复仁过得很清廉，因为没钱买不起房子因此只能住在郊外一座破房子里。朱元璋有次跑到他家里去，看见两间破瓦房外一个民工正在提着桶刷墙。他就问了，罗复仁在哪里？没想到这位仁兄一见皇帝大惊失色，跪下来说道：“臣就是罗复仁！”
朱元璋也感觉到尴尬和惊讶。
如果都按照明朝制订的官俸标准，十个大臣有十个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大多数官员不得不去靠以权谋私来混点吃喝的银子。
朱元璋用“养狗”的标准“养士”，残渣余孽的青菜豆腐，十年苦读寒窗，谁心里能接受？
比如，市场雇佣和按劳分配，好像是很合规的。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当官的人，海瑞的薪酬固然低，可比大街上的劳力高的多、舒坦的多。
比如，我老婆在饭店打工，一个月休息两天、月薪1500元，累死累活，比海瑞差远了。
现在，如果有人让我老婆干县长，即使月工资是1500元，我也愿意，最起码体面的多——问题是我们家美女干不了县长，其实，她连个村长也干不了。
无论薪酬有多低，因为社会地位、传统文化，以及贪腐机遇，即使有被杀头的危险，在前浪拍死在沙滩之后，没完没了仍然苦读着一浪接一浪的涌挤向独木桥。
朱元璋为什么敢于低薪招聘科举官僚？简单，他掌握了政权，垄断了资源。
有本事你不来干，老子有的是人可供挑选。
别无分店。
既然是买方市场，我为什么不压低价格呢？
市场经济嘛，谁不节约成本？
可是，朱元璋和明政府忽略了一个要命的问题：培养成本。
比如，一对夫妻起早睡晚开粥棚卖茶叶蛋，按照市场规律收入可以比拿手术刀的医生收入高。
好像是无可厚非，而且，煮粥和茶叶蛋也是有科技含量独家配方的。
可是，固然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体力劳动者一样，任何社会都必须有脑力劳动者，而且，请注意，社会进步的趋势是体力劳动一部分一部分的被脑力劳动替代，所以，负责任的社会管理者在社会大方向上都引导学习文化的正方向。
什么意思呢？就是领导者在制定财富分配体制的时候不能按劳分配的平等。比如，一个老太太卖茶叶蛋的劳动价值可能等同于一个医生，社会一定要降低茶叶蛋的利润而抬高医生的收入。
更直白一点，高学历者和低学历者即使从事一样的工作，薪酬也必须有差别。
比如，同样在初中教书，本科生、专科生、老中专生都能够胜任工作，而且，因为时代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中专生考取的过于艰难他们的学业基础其实远远超过现代的大学生，而且，因为中专生接受的是非常专业的师范类教育，他们对于普通的初中的教育教学的工作能力其实很强。
不过，在公办学校里里，即使干一样的工作，乃至于中专生干的更好，但，国家在薪酬设计上是制度性倾斜高学历。
这个当然不符合同工同酬的原则，但，绝大多数民众可以接受，因为大家知道高学历的获得者付出太多的辛劳。
鹰，可能飞不到鸡的高度，但，鸡绝对飞不到鹰的高度。
朱元璋的制度设计，在正常状态下，因为他掌握了政权，而且他特别能打且极有工作的能力，运作还是可以的。可是，一旦形势突变出现竞争性政权，官僚集团别有选择可以吃饭，正如大集团突遇艰难，门槛未必不能过，可怕的是员工的忠诚度不够呼啦啦跑了个溜光。
就反腐创廉而言，有人曾经——我不记得看的那一篇文章了——西汉和明朝，与今天的社会有相当的可比性。
放眼四千年的中国历史，真正崛起于底层且掌控了大中国的政治集团，大约是三个——刘备集团没有掌控大中国——刘邦集团、朱元璋集团、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集团。
毛泽东在《沁园春》里高评中国古代帝王是5个：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
其实，这5个人，只有宋祖和成吉思汗是开创帝业，唐宗只能是参与者有重要的原始股，秦皇是把祖宗的基业极端扩大，汉武扩大了祖宗的基业。
以上5人，起步最苦的是成吉思汗，不过，他的父亲毕竟曾经是部落首领，这种身份对于成吉思汗的崛起是有社会地位的帮助——贵族身份。
刘邦、朱元璋、毛泽东等三人都出身社会底层——朱元璋尤其低——而且，他们的团队也都出身底层，毛泽东团队里确有一部分出身较好但已经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2节
就时代的开创而言，刘邦、朱元璋和毛泽东最顶尖的领袖。
刘邦在公元前209年起兵反秦，公元前202年击败项羽，公元前195年去世。
朱元璋在1352年参加军队，1368年建立明王朝，1398年去世。
毛泽东在1921年成为职业革命家、1927年开始搞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1949年建立全国性政权，1976年去世。
以事业开创之难和对历史影响至深而言，毛泽东千古一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刘邦开创帝业的时间最短而当皇帝时间也较短，好像比较轻松，其实能够打败项羽这个大难缠，也是巨艰难。
西汉初建，经济非常的一穷二白，国家重要干部都没有标配的专车——将相或乘牛车。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就繁荣的不得了。
可是，从刘邦到汉武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贯穿另外两个斗争：1、如何抵御来自边疆的威胁——匈奴、南粤等等；2、如何加强这样集权？皇权与功臣集团、外戚集团、地方利益集团激烈的争夺。
西汉初建，因为实力，对外采取战略守势，内部，除了休养生息的经济恢复之外，斗的热火朝天。
刘邦晚年，内定的继承人刘如意被功臣集团铲除。
为什么是被功臣集团铲除呢？
《史记》的《吕太后本纪》评价：“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
吕后和吕后的两个哥哥都为西汉的建立立下功劳，就身份而言，是后戚兼功臣。
刘邦要立刘如意，“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刘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
朝廷大臣多是功臣集团，和吕家有共同战斗的友谊，在铲除有当皇帝野心或者能力的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后，刘盈及其背后的吕后与刘如意相比，就带有功臣集团味道。
因为刘盈无后，吕后晚年对诸吕的奖掖带有谋夺最大山头刘邦系的瞎闹，刘邦系联合功臣铲除了诸吕。
整个西汉前期的政治斗争，一根主线，就是确立刘邦系，或者是确立最大功臣后系，的最高领导权，以保障政权的巩固。
经过“文景之治”，汉武登基国家富的不得了，于是，汉武帝对外展开大规模的国力输出，开疆拓土。
不过，很多人忽略了汉武帝重用桑弘羊对国民经济的大规模调整。
汉武帝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这些经济措施，巩固了西汉王朝政权，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但是，却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固然在后世被调整，但盐铁专营国家管控经济的基本走向被继承。
汉武帝的政策，沉重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富豪巨族。
国家经济由自由放纵的“休养生息”走向“国家管控”。
汉武帝登基于公元前141年，西汉建立已经62年。
请注意，汉武帝登基的时间，建国62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明朝的早期政治，表面看和西汉有巨大不同，其实非常类似。
朱元璋在位30年，干了4件事情：持续不断打击蒙元残余力量；30年的休养生息；搞了对功臣的大屠杀；搞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彻底的反腐创廉。
不过呢，朱元璋遇上了和刘邦一样倒霉的事情：他指定的接班人被地方武装集团最终推翻。
对于朱棣，我们不能简单的定性为图谋不轨的藩王。
1380年，朱棣就藩燕京北平，“同晋王讨乃儿不花。晋王怯不敢进，王倍道趋迤都山，获其全部而还，大喜。”
朱棣当然不是明王朝的开国功臣，没有原始股，但，在明王朝建立之后，他是朱元璋所有儿子里指挥边防军取得战功最大的一个。
“是后，屡帅诸将出征，并令王节制沿边士马，王威名大振。”
他没上过井冈山、也没爬过雪山，没在冀中平原钻过地洞搞过雁翎队，也没有在塔山打阻击挖心了宿县千帆竞渡渡长江，可是，朱棣两次率师北征，招降蒙古乃儿不花，并曾生擒北元大将索林帖木儿，这贡献，当然抵不过彭德怀在朝鲜战场的巩固政权之盖世奇功，这朱棣也马马虎虎算在朝鲜战场指挥过恶战获得了军功。
在朱元璋搞掉了老将们之后，朱棣是拥有军功的人，也是拥有顶尖军事指挥能力的人。
所以，朱棣的靖难之役，并不仅仅是皇室对帝位的争夺，还带有军功集团对政权主导权的控制。
朱棣去世于1424年，明朝建立了56年，他的孙子明宣宗管理出一个“仁宣之治”。
因为长期承平，明政府的经济非常的繁荣，于是，在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中外的经济交流并不比前朝更好，生产的基本要素也并没有巨大的进步。之所以出现，与明王朝领导下长达两百多年的和平安宁有关、与明王朝对工商业生产的低税收政策有关。
整个社会长期的财富积累，必然诞生一部分人生活奢侈和脱离直接的劳动，农业生产出现雇工就是中国式的“封建地主和农民的生产”，工商业生产里一旦出现雇工自然是“资本的生产模式”。
和明朝相比，江南更加长期和平，“雇工”的资本模式发展的更加广泛、更加深入。
清朝长期闭关锁国。
“雇工模式”未必需要国际市场。
西方为什么最终形成真正意义的资本市场而中国的资本长期只能处于萌芽状态，其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封建枷锁——比如，重税。
什么样的资本生产，在重税的压抑下都只能萌芽乃至于萎缩。
明朝中后期，伴随着“资本生产”的是东南士大夫集群为了个人利益与工商业者的相互结合。
资本需要官僚在政治上发声和保护。
问题是，官僚为什么拼死为资本发声？
商鞅变法在秦国搞县制，秦始皇完成统一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于是，在中国出现了截然不同于西方的官僚队伍。
我们知道，西方在中世纪的政治结构是“政治权利依存于封土”，没有“庄园经济权”就没有行政领导权。
从中世纪开始，因为“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推导出“既然我不吃你的饭当然就不服你管”的逻辑。
中国逻辑是“依托枪杆子的行政决定一切”，即使我穷的只剩下裤衩，只要拿着官印，在辖区内就是老天爷，就是“牧民县令”。
在中国，管理者是“牧”——豫州牧刘备——民众就是牛羊。
牛羊，连皮带毛包括骨肉都是“牧民”所有。
在这种体制和社会文化里，效益最高的投资就是读书当官——杀人放火的风险太大——因为行政官僚经常的跨大区调整，官僚对于民众没有必要太有感情，既不能天长地久，最重要的是官僚的考核、升级只取决于官僚的领导而无关民众的态度。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3节
我们看中国古代的历史，官僚大多是使用权力“贪腐”自己可以压榨的对象，替老百姓出头——即使是大商人大富豪——一般意义都理解为清官。
清官，你打开中国历史教科书，能找到几个？
可是，明王朝出了怪异的事情：东林党这个出了大批官僚的集团，为什么拼死的保护江南工商业的利益呢？
千万不要说他们热爱人民热爱祖国！
因为，明清易代，东林党—复社，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那部分官僚，虽然出了一批烈士、一批遗民，总体而言，大多人当了满清的顺民或者支持者。
而且，清兵平定江南后不久，复社就停止了活动。从此之后，一直到西学中渐，江南的士大夫集群再也没有结成政治团体。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清政府的管理又多么严酷、屠刀有多么锋利，而是因为清政府加强了对工商业的税收并撕破脸面镇压抗税者。
清兵入关，一度奉行入乡随俗政策，拉拢汉族士大夫支持新政权。
可是，清军入关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而且也有巨大的战争压力，他除了向江南征收重税别无选择。
任何人，只要管理中国，别无选择，都必须向江南征税，否则，命运只能有一个：灭亡。
比如，今天，管理中国，需要国防航母、需要在洞郎和印度掐、需要给教师开工资、需要照顾低保户，统统需要钱，不能征弱势群体农业税，除了征收工商税，雨花石怎样领工资？
江南的士绅，因为经济富足，“衣食足而知仪礼”，对于华夷之辩，他们口头上“头头是道”，何况清政府重税触动了根本利益？
我们能抗住江南起家的明政府，还顶不住你林海雪原的草莽？
清廷剥夺了对汉族士大夫的赋税减免。缙绅们被剥夺了免税资格，当然不满，但面对官府，他们不敢来硬的去对抗，只好来软的，发动聪明才智，靠昔日的权势交结官府，拉拢书吏，隐瞒亩产，拖欠钱粮。有人资金周转失灵，或是遭遇困难，没钱交税。有人干脆装糊涂，充耳不闻征税通知，故意到期不交。大家都放下身段，用软磨硬泡的方式抗粮抗税，跟朝廷对着干。
几年下来，江南多个州县的拖欠钱粮折合白银数十万两。
真正让清政府往死里掐江南士绅的是他们的政治态度。1658年，郑成功大军打到了长江口，江南多个府县望风披靡。那些忍了十几年的江南缙绅似乎看到了出头之日，纷纷箪食壶浆，迎接郑军到来。依当时情势，如果江宁失守，清廷在江南的统治很可能土崩瓦解。可是，郑成功在江宁城下过于轻敌，招致惨败。
惊魂甫定的清政府明白了，江南缙绅集群既怕死还没有真正的政治立场。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往死里掐呢，一个可以解决财政问题，另一个可以釜底抽薪郑成功支持者的经济基础。
根据清廷的规定，地方衙门每年都要向朝廷逐级奏报征税情况，填报的“奏销清册”，也被规范为“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等“四柱”格式，分别记录仓库既有、新近征收、花销折损和实际收入等四个方面的数据。
在奏报的过程中，“掌一省之政，司钱谷之出纳”的各省的布政使司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府州县必须先把当地钱粮出纳册报送到布政使司，接受审核。一切无误后，这些分散的出纳册由布政使司合编为统一格式的全省年度钱粮奏销册。
奏销册编好了，送到国家最高财政主管部门户部。
如此庞大的审计工作，户部当然忙不过来。户部以“分片包干”的形式把全国18个省的财政工作分别归口到户部下设的14个清吏司管理。
清吏司经过汇总整理和分析审核后，由户部草拟专题报告，以题本或奏折形式呈报皇帝。
那么，江南士绅，以什么样的模式抗税呢？
地方，总有天灾人祸，地方官总能找办法减免。
清政府，那么好骗？
我不管你什么理由，我只管要税收，否则，我绩效考核你这些干活的官僚。
顺治十五年，1658年，奏销案率先在嘉定县曝出，后来逐渐蔓延到江南各州县。按照朝廷规定，欠税40%以下，就要剥夺功名，责打20大板。欠税越多，责罚越重。朝廷还发布了一道谕旨，要求地方督抚，撕破脸皮，不讲情面，彻底清查，如果继续包庇欠税缙绅，就要以渎职罪论处。可这道谕旨和朝廷的规定，并没有引起欠税缙绅们的警觉。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退出历史舞台，留下，八岁的玄烨刚刚登基，懵懂无知。索尼、鳌拜等辅政大臣，深知钱粮收缴不齐，威胁国家财政安全，便以康熙皇帝的名义发布谕旨，要求各地官员加紧督办，按期完成征税任务的才能在绩效考核中被认定为称职。如有推诿拖欠，无论官职大小，一律冻结其升职调转，待限期内将钱粮补齐再解冻。如果在限期内仍无法补齐积欠钱粮，要么革职拿问，要么降级处分。从速补齐拖欠钱粮的官员，即便因故降级留任，也可以立即官复原级。
谁包庇，谁承担责任。
这下麻烦了，秦始皇推广的行政机关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地方既没有权力的人大也没有鼓掌的政协，上级要整人，谁不怕乌纱帽？
明政府的惩戒，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一般也就整几个倒霉蛋，因为大家混前程，保不定那一天谁入阁当家呢？
满清入关，这玩意可就不同了，因为当家集团永远是满洲贵族，江南士绅不管如何努力，也进不了核心层呀！
于是，江苏巡抚朱国治为首的地方官向江南缙绅们发起了催粮催税的猛攻。
朱国治下令查账，只要有欠税，哪怕只欠一丁点，也要造册问罪。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四府和溧阳县，加在一起抓了13517名缙绅，包括2171名乡绅，以及11346名秀才。朱国治要求他们两个月内必须将欠税赔补完毕，否则从重治罪。至少要剥夺功名和打板子，严重的话还会革职、充军、抄家。朱国治还把钱粮积欠分为“宦欠”、“衿欠”、“役欠”，奏销时分别造册，注明欠税数目、欠税人名单，相当于编写了一本江苏缙绅欠税情况汇编。
朱国治的严厉催逼，确实把一部分缙绅们吓坏了。第一轮清查完毕，就有1924名绅户和10548名秀才主动清理积欠，追回白银总计4.9万两。
被逼的有2171名乡绅和11346名秀才，第一轮下来，交税的有1924名绅户和10548名秀才。
硬顶的有247个乡绅和798个秀才。
朱国治的江苏巡抚衙门启动了更猛烈的第二轮清查。第二轮清查的对象不光是欠缴税银，而是直接抓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因欠税而被官府逮捕的缙绅多达13517人，衙役254人。
不久，朝廷对这1万多人做出了处理决定：不管欠税多少，不管职务高低，所有缙绅的功名全部革除。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4节
考虑到举人以上皆有豁免部分赋税和受审免于体罚的特权，这一举措不光令书生们的十年寒窗完全白费，而且将他们从社会的中产阶级直接打回贫民。其中3000多人被带上枷锁，送交刑部治罪关押，遭受牢狱之灾，直至次年五月才陆续释放。这些缙绅里的现任官员均降二级，调离要缺，仕途遭遇重大挫折。衙役则要照价赔补，还清欠税，经济上损失惨重。最糟糕的，不光是人身自由受到摧残，政治前途遭遇不幸，还有他们的家产。人前脚被抓走，家产随后就被官府打着冲抵拖欠税银的名义一扫而光。等他们走出监狱，回到家里，发现家已不家，一塌糊涂。倒霉的缙绅和官员里，不乏当时名士，包括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翁叔元。
己亥科殿试勇夺探花的叶方霭，就因欠了一厘银子，也被削掉了功名。虽说他曾上书陈情，强调自己欠的一厘银子，折合铜钱一文而已，但还是被朝廷驳回。留下了一段“探花不值一厘钱”的民间典故。
你可以抗，我能够管，有本事你们去追随郑成功，否则，就忍者、受者。这些士绅能够对抗讲理明政府，扛不住下毒手的清政府，只能老老实实。
十几年后，三藩之乱爆发，战火烧遍南中国。为了笼络人心，争取江南士大夫支持，已经亲政的康熙帝这才放松禁令，允许在奏销案里被革除功名、降职使用的官绅缴纳银两，恢复功名，官复原职。
我可以恢复你的功名，钱，你必须交。
江南奏销案才算落下帷幕。
我们知道，清朝统治稳定后，康熙帝发布了指导性税收政策：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固定人头税”而摊入土地税，从某种程度讲，清政府减少了税源，可清政府并没有经济凋敝，因为他增加了工商税。
税收的征收，一个是统统的干活，一个是向有钱者征重税。
国家的税收政策，一个是公平，一个是保护弱势群体，一个是扶植重点行业。
因为清王朝的历史跨越了1840年，因为近代中国被重视工商业的西方列强逮着猛揍的满地找牙，于是，很多人根据后来的挨揍倒批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你为什么就不知道奖掖工商业呢？
请注意，任何一个政府的政策，首先是保护自己的管理权，其实是在保护自己管理权的大前提下顺应历史的潮流。
西方之所以出现重视工商业，是因为西方社会发展的状态适合工商业并产生社会财富，最重要的是，西方的封建政府能力比较的差劲压制不住资本。
清政府不同，他管理下的社会固然是“万马齐喑究可哀”没有生机，可，毕竟大家都生活的比较“太平犬”，作为后人，我们固然可以批评他确实缺少“向前看”的胸怀和视野，但，清政府在常规国家管理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
有清一朝，最终的灭亡是因为封建的王朝跟不上时代的进步，辛亥革命蓬勃并不是因为阶级矛盾的尖锐，也不是因为外来侵略，而是因为不能完成时代交给的任务。
1912年的清帝逊位，带有相当程度西方内阁倒台政党让位的味道：哥们，我玩不了，你上，不过呢，我干了这么长时间，也干累了，也有苦劳，每年多少给点养老钱——虽然，我还刚上小学一年级。
明朝末期崇祯的完蛋，有些类似隋炀帝。
丫，你胡扯的太厉害吧？隋炀帝那么奢侈而崇祯那样的节俭。
其实，我真没有胡扯。
我们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头就有刘庸保持官僚的尊严而拒绝穿补丁破衣服的情节。
如果，我们的国家管理者一个个都节俭的穿补丁衣服、吃咸菜和稀糊糊，一个个都面黄肌肉的熬不到退休就公墓了，这他妈的正常吗？
隋炀帝，几乎是最奢侈的帝王，不过，唐玄宗也是极奢侈的家伙，唐朝为什么能够挺过安史之乱而隋朝就完蛋呢？简单，唐玄宗的错误是奢侈而隋炀帝是好大喜功。
我们知道，大运河完成开凿是610年，3月31日，也就是农历3月初2，隋炀帝第二次巡游江都。民众的确感觉到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压力，但，并没有造反。
拉开隋末农民暴动的是王薄。
隋炀帝大业7年，611年10月，王薄与孟让首先起兵反隋，占据长白山为根据地，转战山东诸郡。
王薄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 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王薄号召民众起义的口号是拒绝出征高句丽，百姓避役者争相归附。
隋炀帝的罪过，一般理解是3点：1、开凿大运河；2、奢侈的个人生活；3、远征高丽。
开凿运河与修建都江堰一样，属于水利工程，虽然夹杂了隋炀帝个人巡游江都的野心，可毕竟是有客观正面作用的。这运河开凿呢，工程过于沉重、工期过于急迫，有些大跃进的味道，可，对于农业社会而言，水利工程是必须的。
这运河开凿，多少类同今日的一般人家购买房产，积累首付而且长期还贷，生活质量是相当的下降。
大家有这个心理承受。
至于皇帝生活奢侈，是极正常的——皇帝还能像雨花石一样艰苦朴素，那不当皇帝好了——老百姓对此也是有心理承受的。
可是，和开凿大运河、奢侈生活相比，远征高丽苦死在异乡为异鬼，就太恐怖了。
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几天不打仗？兵役是很正常的，而且，隋炀帝第一次远征高丽是612年2月，王薄起义是611年10月，他不可能预知隋炀帝远征高丽失败，民众为什么就响应王薄呢？
很简单，老百姓不知道隋炀帝到底折腾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步？
比如，唐玄宗生活非常的奢侈，杨贵妃吃荔枝什么的，可，老百姓毕竟知道唐玄宗要什么，知道唐玄宗是有底线的。
他要钱就要钱吧，马马虎虎，我们还能凑合着活。
对于民众而言，最好的皇帝是勤政爱民，不过呢，这样的皇帝太少了，那么，和没完没了瞎折腾的皇帝相比，还不如生活奢侈勉强一点接受呢。
比如，单位有一领导，我们当然盼望他与民同乐还多发奖金，如果不那么合意呢，你愿意接受一个好吃懒做的家伙呢，还是天天胡折腾专干无用功呢？
不求最好，能够马马虎虎也可以。
崇祯的政策，给民众一种巨痛苦的感觉：你没完没了的和皇太极打仗，死了一波又一波，征了一批又一批的钱粮，我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而且，你怎么就不向有钱的人家征收呢？
有材料说，从嘉靖时期开征的额外饷银——辽饷、练饷、剿饷——一共是1670余万两。这样庞大的税额压的西北贫瘠而灾害的民众一波一波的流浪、暴动，最终推翻了明王朝。
有材料说，明末扬州盐商存款利息就有900万两！
社会并不是没有财富，问题出现在两点：1、面对财政的紧张，崇祯竟然舍弃富裕的东南逮着贫苦的西北不放；2、东南的富有阶级和士大夫集群为什么就不能为社会作出应当的贡献？

@yc雨花石 2017-10-07 22:28:39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4节
考虑到举人以上皆有豁免部分赋税和受审免于体罚的特权，这一举措不光令书生们的十年寒窗完全白费，而且将他们从社会的中产阶级直接打回贫民。其中3000多人被带上枷锁，送交刑部治罪关押，遭受牢狱之灾，直至次年五月才陆续释放。这些缙绅里的现任官员均降二级，调离要缺，仕途遭遇重大挫折。衙役则要照价赔补，还清欠税，经济上损失惨重。最糟糕的，不光是人身自由受到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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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fy18 2017-10-07 23:18:19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对峙已经结束，先生还在纠结于明清易代，陈光与毛泽东的井冈山之路准备弃楼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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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那边是不能弃楼的，之所以近期不更，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yc雨花石 2017-10-07 22:28:39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4节
考虑到举人以上皆有豁免部分赋税和受审免于体罚的特权，这一举措不光令书生们的十年寒窗完全白费，而且将他们从社会的中产阶级直接打回贫民。其中3000多人被带上枷锁，送交刑部治罪关押，遭受牢狱之灾，直至次年五月才陆续释放。这些缙绅里的现任官员均降二级，调离要缺，仕途遭遇重大挫折。衙役则要照价赔补，还清欠税，经济上损失惨重。最糟糕的，不光是人身自由受到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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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fy18 2017-10-07 23:18:19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对峙已经结束，先生还在纠结于明清易代，陈光与毛泽东的井冈山之路准备弃楼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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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二当家 2017-10-08 11:23:44
我觉得陈光那边差不多该弃楼了，因为主旨已经说明白了“井冈山之路就是外除军阀、内除军阀”。陈光和张国焘就是倒霉的内军阀； 粟裕也属于过于有主见。（不过话说回来，老毛秋起义的时候拒绝攻打长沙，别管理由多正确，在当时的中央看来，估计也跟粟裕不过江一样，自惜羽毛，不为友军分担压力）
另外，楼主还论证了，斯大林本质上是个伪共产主义者，是大国沙文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斯大林反对中共过长江，反对扩大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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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csrv2015 2017-10-08 15:45:41
看楼主的文章真他娘的累~~~絮絮叨叨半天连印度俩字都不见一次，我敢说给他摊开地图，问他印度在哪，他多半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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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讨论，不过，我真的很认真思考印度。
我写东西，确实有乱扯的毛病，不过，除了“陈光”之外，其实还是能够勒住缰绳的，而且，“陈光”的计划是写完“运十”后大体就结束了大框架而回归主渠道，之所以僵在那里，是因为近来工作太忙。
发“陈光”期间，我也鼓捣了几个短东西，说明并不是绝对的扯。“洞郎”之所以慢，一个是我写东西的习惯，第二个，确实在等局势。
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NDTV）网站当地时间5日报道，在中印洞朗对峙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在500名中国士兵的护卫下，中方已经开始在距离中印洞朗对峙10公里处的区域内，开始了新的道路扩建工作。
如果，我们在中印第一波博弈结束之时，就下结论，是否有些早呢？
没有办法，这不是评论历史而是评论时政。
还有一点，因为我直接一线教学16年半教地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始终思考中印关系。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5节
我们中国没有经历真正的资本时代，就从封建的农业社会进入了“国有时代”。新中国成立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铺天盖地沁人心扉理所当然无可怀疑。
然后，然后呢，我们就遇到了“人权”和“国权”的争论。
西方列强经常用“人权高于国权”批评中国和世界的人权并明确自己有干涉的权力。
很多人，说，西方列强确实有较高的人权。
这个，我真的不否认，因为，1840年以来中国就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是西洋宗教的变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借鉴的美利坚。
雨花石信仰终生的共产主义，不是中国的国货，是西洋思想之一。
我们天天叽歪继承传统文化，我们继承什么？
我真是中国人，我肯定有民族自尊心，数典忘祖这活我还真干不出来，可我们必须实实在在。
比如，我热爱我的父亲，我父亲给了我不可取代的恩情和相当多教诲，如果我按照他的模式成长，我的人生无过一个农民。是谁让我学会了思考？是谁让我能够登上讲台领取一份薪酬？我们刨除社会的培养，就直接的恩情而言，当然是学校和教师。
生我者父母，引领者教师。
中国古人对教师比较尊敬，称之为“师父”。
大侠郭靖最尊敬师父，可，郭靖最热爱的还是李萍和黄蓉——妈妈和老婆，因为爸爸死了。
无论恩情有多么沉重，师恩都抵不过父母的恩情，即使父母的能力比较的差劲。
明清两朝，中国开始落后，英美日俄都教育了我们，也都给我们传播了新的思想，从某种角度讲，他们都是我们的“教师”——苏联曾经是我们的“师父”——可，我们不能背叛我们的身份——中国人。
近代中国，我们向西方学习了科技、学习了思想、学习了管理，我们感谢教师、感谢师父，但，我们恪守自己的基本身份而不能数典忘祖。
漂洋过海来中国的“自由平等”等“人权”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思想，就骨头里都是强调“思想跨越国界”的。
比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明明白白是挣脱国家政权的羁绊而讲公理、讲“人”。
可是，大多人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权”的就本质是不同的。
封建中国是农业社会，一切财富的基础是耕地，每一个人都热爱土地，于是，就必须热爱国家，因为寨墙、城墙、长城是保护财富的基本手段。
农业社会拒绝开放，拒绝流动。
西方，因为农业发育的差劲其实在中世纪是远远抵不过中国的。这正如《我的叔叔于勒》，在家乡混不下去就远走异乡做生意了。欧洲和中国相比，不但农业比较差劲，而且海岸线曲折多优良港湾，确实便于外出经商。
和西欧相比，中国陆地广阔而出海后见到陆地较为遥远——从长安出发经过遥远的道路才能够到山东的登州出海呢？就那个年代，挣多少钱能够来回的路费呢？从罗马、巴黎出海比长安出海近的太近了。
西方相较中国，确有出海的便利，更加上自从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的小国林立战乱不止，大家压根就没有大一统的观念。对于这一帮东东而言，“人”是高于“国”的。
还有一点，欧洲那地方，大家比较信仰宗教，在相当长的时间，“教廷”的地位是高于“世俗政权”的。
既然主管思想的“教廷”传统高于“国王”，那么，排除教廷后的，人权高于国权也符合逻辑。
这地理环境决定论，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实，这压根就是胡扯蛋，你千万不能相信，因为，他其实是蒙人“鸦片”。
反例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什么在墨西哥边境修墙？
既然你美国有普世价值观，有照耀世界的“人权”灯塔，光芒所到之处应该是“苍蝇蚊子”统统死掉而尘埃落定，整个世界必然繁荣而进步。
那，特朗普为什么修墙限制移民呢？
简单，放开移民已经对美国老白人的利益产生相当的负面。
所以呢，美国的“人”的“自由流动”其实是服务于“资本流动”，如果“人的自由权”妨碍了“资本的利益”，这权力就会被剥夺。
所以，这个世界压根就没有“人的自由”而只有“资本的自由”。
资本是货币，农业是“土地”，土地是“不动产”而货币是“最有流动性”的。所以，自由资本主义和强劲的帝国主义是高举“人权高于国权”的，可是呢，他这只是资本谋求更大利益的“表象”，一旦“资本”在国际市场落了下风，那立马翻脸成“德意志的剑要为德意志的犁争夺阳光下的土地”。
至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另外一个情况。到现在为止，除了巴黎公社之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相对落后的国家或者绝对落后的国家，原本就比较的穷，或者穷的一穷二白，当然就缺少“资本”或者说是“资金”。
因为先天发育不良，如果让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和帝国主义的“资本”拼流动性，那是必败无疑的。
所以，已经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回避西方资本的绞杀，就必须以“热爱祖国”的“藩篱”保护“阶级的利益”。
共产党人在可以掌控的区域开花结果也是巨大的成就。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高唱“国际歌”的共产党人为什么还高呼“祖国万岁”。
有些朋友可能说，你扯“资本”干什么呢？
我解释卢象升呀。
卢象升，进士出身，生活简朴，非常的有能力，是一个好官。按照我们的理解，好官当然忠于朝廷而爱护老百姓的。
那么，卢象升对于被迫暴动的民众是否网开一面？或者，如同张叔夜，招安“宋江”呢？
答案是否定的，卢象升是暴动农军的死敌。
因为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很多人有一种“暴动一定合理”的理解。
我个人认为，评价农民暴动是否合理，应该从2个方面：1、暴动的最终走向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2、暴动的领导人是否有社会建设的基本理念。
比如，刘邦和项羽相比，我们不讲私生活，只讲领导能力，刘邦虽然也有屠城的记录，可，只要条件允许，刘邦就搞社会建设。我们都知道，刘邦最终战胜项羽的依托是萧何的关中后勤，可萧何的管理其实是刘邦的支持。如果萧何在项羽那边，估计不会被重用。
朱元璋一开始的地盘并不是很大，最终能够获得政权，与其长于根据地建设有关。
我们看黄巢，他的暴动虽然也波澜壮阔，但流动作战的致命短板就是依托掠夺获得后勤，一旦接连失败不能逃脱围攻，没有稳定后勤支持，最后就必定失败。
明末农军，最终的领导人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不过呢，这两位都不注重或者说也不长于根据地建设。最高领导可以不长于根据地建设，但，必须有根据地建设意识，并任命干部。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6节
明末农军的高潮是1644年进军北京。
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初八日，李自成率军开始了夺取北京的东征战役。
李自成遇上了周遇吉。
周遇吉，锦州人，“勇而善射，性慈仁，得人死力。”
周遇吉“幼时为敌所掠”，成了战俘，崇祯初，“与所娶蒙古妇刘氏自拔来归，始授把总，积边功至京营参将。”
在这之后，凭借对金血战和对农军血战的军功，“进副将”、“屡加太子少保左都督”。
左都督，二品高官了。
1642年冬，山西总兵官许定国有罪论死，周遇吉担任了山西总兵。
周遇吉是一个很有远见、也很本职的人，“至则汰老弱，缮甲仗， 练勇敢，一军特精。”
“特精”也不成呀，因为毕竟人马太少了。
周遇吉的“刘夫人亦雄健便弓马，又招胡妇之多力善射者，至三百余人，择麾下健儿事之，别为一队。平日恣其所欲，必遇战急，方用以冲坚陷锐，敌甚惮之。”
三百娘子军。
人马缺少。
得知“李自成陷全陕，将犯山西”，周遇吉“以沿河千余里， 贼处处可渡，分兵扼其上流，以下流蒲坂属之巡抚蔡懋德，而请济师于朝。”
划分战区，请求援军。
崇祯，那是穷呀，手头压根就没有钱，所以，就没有军队。
象征性，“朝廷遣副将熊通以二千人来赴。”
周遇吉就把这两千人派去防护黄河，他本人赶赴代州建立阻击防线。
可是，平阳守将陈尚智投降李自成，劝降熊通，并让他游说周遇吉归降。
周遇吉怒斩了熊通。
这仗还没开打呢，损失了两千人，他自己手头也只剩两千人，还有三百娘子军。
2月6日，李自成包围太原，守军士气低迷，无心恋战。8日晨，叛将张雄开新南门投降，纵火焚城，太原陷落，明山西巡抚蔡懋德自尽、晋王朱宰烜被俘。
李自成在太原休整8天之后，又攻取了忻州，进而急攻代州。
李自成“先驱将至”，周遇吉“即伏兵忻口截之，歼贼数千而还。”
打了胜仗的周遇吉为什么撤退呢？简单，没有粮食了，只能退保宁武关。
宁武关位于太原通往大同的必经之路上，海拔约2000米。其地山势险峻，关城两侧是吕梁山脉高耸的山岭，建于15世纪的高大城墙控扼着两山夹成的隘路，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周遇吉聚众开会：“逆贼屡胜而骄，我悉精兵据险伺隙，凶锋可挫；若纵使入险，而婴城自守，此坐困之道也。”
坚守外围阵地，增加缓冲空间。
“佥事王胤懋，同知吴鋐疑遇吉欲通贼，固止之，又阴令百姓筑土塞门，以沮其行。”
李自成进兵山西，明朝官兵一路是望风迎降，忠臣也不知道谁还是忠臣。
这是崇祯的悲剧——背叛成为常态。
宁武的百姓，被感召与激励，有三千余名壮丁加入了守军，守军人数膨胀至五千至六千人。
宁武关“官兵不出”，李自成“即自阳方口入，分兵六道趋城。”
直接进攻核心阵地。
2月20日，李自成派遣刚刚投降、与周遇吉有交情的明将尤世禄前往城下劝降。
周遇吉闻尤世禄靠近，持弓箭登城而张弓射之。尤世禄大惊，迅速转身逃回，未被射中。
劝降无效，李自成下令攻城。
农军主力架云梯、驱赶着裹挟来的难民，漫山遍野地向宁武关冲击。
周遇吉率数千精兵及城中丁壮开城列阵，直前搏战。
周遇吉的主动迎战出乎预料，难民组成的李自成前军登时土崩瓦解。宁武军民直捣贼军中军，“歼其精锐”。
李自成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死了一波冲上一波。
周遇吉是出城列阵，并没有艰险依托，最终被压进关内，入夜时分，农军已靠近城墙。
双方在最后的阵地展开激烈的争夺。
“遇吉与麾下杨光隆等分门而守，昼夜苦战：贼梯，则碎其梯；贼穴，则烧其穴；城已崩矣，囊土复完。相持三日，杀其骁将四，群贼死者无算。又设伏城内，出弱卒诱贼入城，急下闸，杀数千人。”
一路上所向披靡的李自成动摇了，这样打下去，自己也损失不起呀。
李自成“惧欲退”。这个时候，他的一个部下，“或教以分番迭进，官军力尽。”
我们搞车轮大战，累死他们，反证我们人多。
对于李自成而言，如果在宁武关遇挫退兵，尊严遇挫，内部凝聚力就会出现问题。
于是，李自成也拼了。
李自成从城外东南方向城头展开了猛烈的炮击，东门守将杨光隆中炮阵亡，守门兵士大惊溃散。顷刻间，捕捉到战机的李自成亲自指挥精锐涌入关内。
极度危急时刻，“遇吉以数十骑血战，出没如流星，当者皆死”，周遇吉身被数矢，大呼“杀贼!”
“自成辟易，不敢入。”
守方已经竭尽了全力，攻方也肝胆尽落。
李自成搞阴谋，“复使骑招之”——我们谈判。
仗打到这个程度，如果不投降，有必要谈判吗？
周遇吉需要借谈判给宁武关一个喘息的机会，“退兵十里，我当出。”
周遇吉“乃从角楼缒下”，至演武场与李自成谈判。
李自成“起揖”，很有礼貌：“大同督抚一席，愿以累公。”
你投降，我给你一个督抚。
周遇吉大骂拒绝。
李自成假装放周遇吉归去，却派十人在后窥伺。
李自成是比较狡猾的。直接扣住周遇吉，显的太无赖，现在放走周遇吉，然后派人尾随。宁武关的守将们，看到这种情景就会疑惑周遇吉是否选择了归降？周遇吉的归来是否是诱城？
周遇吉返身夺刀，将窥伺者一一砍死。
既然周遇吉先出了手，李自成就有足够的理由围攻他。
周遇吉身被数十创，一蹶陷泽中，被俘。
李自成最后劝降，周遇吉大骂：“瞎贼，我岂受伪官者？今来求一死，光而且明。乘城杀贼，皆我将令，与士民无与耳！”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7节
从军事谋略的角度讲，周遇吉的上策是前出依托艰险守御外围阵地，中策是守御宁武关到最后关头作战略放弃——有人就有办法，下策是与宁武关共存亡。周遇吉是宁武关主将，在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以假谈判争取时间的思考是有道理的。但，李自成一个放行尾随逼迫周遇吉以自杀式攻击表明心志。
在叛将满朝的时代，当忠臣实在太难了。
周遇吉最终“遂被磔”。
周遇吉的壮烈激烈了宁武民众，“感愤流涕，争效死杀敌”。
“嗷然而哭”的刘氏接掌守城的重担，召集诸将，“授以战守之策，诸将泣从之。”
2月22日辰时，李自成向宁武关发起了最后的总攻。在炮火掩护下，数以万计的农军冲向城墙。
宁武关最终城破，“城中士民感遇吉忠义，巷战杀贼，不可胜计。其舍中儿，先从遇吉出斗，死亡略尽。夫人刘氏素勇健，率妇女数十人据山巅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毙一贼，贼不敢逼。纵火焚之，阖家尽死。”
“王佥事、吴同知被执，亦不屈而死。”
宁武关一战，李自成“丧精锐数万”，沉重打击了李自成：“使守土者更有周都督几人，我事殆不济矣！不若且回陕西，相机而动。”
大明王朝几乎获得一个转折。
可是，“适姜环降表至，自成大喜，俄而宣府总兵王永荫表亦至，贼遂尽屠宁武遗民而北。”
大同、宣化两个总兵的不战而降，鼓舞了李自成进军北京的野心。
3月16日，李自成到达北京城外，然后，李自成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他派人去找崇祯皇帝议和，条件是，分庭而治，划西北地区给他，封他为西北王，然后再赔他百万的军费就可以退兵！
即将成功的李自成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要求呢？简单，自从明朝建国，北京城曾经被也先的蒙古、皇太极的满清多次围攻，每一次都岿然不动。北京是首都，而且是天子守国门的首都，城墙之高峻是显而易见的。
李自成进攻北京的时候，他仅仅占领了很少的地盘，而且他在自己占领的极其有限的地盘里还没有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军事管控机制。所以，李自成的进军表面看来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其实是黑瞎子掰棒子、掰一个一个丢一个、最后只有一个，胜者满世界乱闯，败者一塌糊涂。在没有占领西安之前，李自成的军队还比较的少，通过吃大户的抢劫还容易获得后勤，从西安经山西进军北京，表面看仅仅在宁武关遇挫，声势巨大影响广泛，其实，空虚的很，仅仅在宁武关一个遇挫，李自成就有了退兵的想法。
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的时候，满清还被吴三桂拦阻在山海关之外，张献忠不过影响了四川，明王朝在形式上还控制着中原和江南的广阔土地。
无论如何理解，北京城的城防部队都远远超过宁武关，其武器装备也应该优良的多，李自成一旦被挫兵城下而勤王部队猬集，李自成会很难受。
与其如此，倒不如割地称王捞一把就走更加保险。
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原本可以从权答应李自成的要求，最起码可以派人与李自成谈判拖延一下时间，死要面子的崇祯竟然直接拒绝了李自成的要求。崇祯如此的刚硬，把李自成逼的只能冒险求战，因为，他统帅的庞大的军队只能通过攻克北京获得粮食。
3月18日，李自成下令攻城，很快，守城太监打开城门，农军迅速占领了京城，崇祯皇帝自缢！
李自成非常侥幸的获得了北京城，惊魂普定的他，“每语人”，经常的说：“他镇复有一周总兵，吾安得至此。”
对于李自成来讲，能够进入北京城是一种侥幸，这说明他压根就没有占领大中国、管理大中国的事业心和能力。
1644年阴历4月23日，李自成在一片石被满清击败后一路溃退迅速败亡，其关键就在于流寇作战没有根据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李自成压根就不是一个有济世救民思想的领袖而仅仅是一个揭竿而起的流寇。
李自成以及明末的暴动农军，没有社会建设的志向而只有破坏社会吃大户的欲望，因此，他们不是社会的进步力量。
李自成在大进军的凯歌行进里最起码有3项罪恶：1、残杀周遇吉；2、屠城宁武关；3、在北京城烧杀抢劫。
1644年的李自成已经建立了政权，应该树立社会的道义。
周遇吉固然是李自成的可怕敌人，更是明朝的忠臣，而且是一个善待百姓、爱护士兵的好干部，另外，周遇吉在抵御皇太极对北京的进攻里也有血战之功。
对于周遇吉这种人，李自成可以杀，但不能“忿”，因为周遇吉虽然是敌对的阵营，却代表了正能量。
我们看《三国演义》，最终成功的曹操，在无可奈何之际，固然需要杀陈宫、田丰等强硬的对手，但都给予礼葬，因为，他们考虑社会的正能量。
关羽斩杀了庞德，也给予礼葬。
便是梁山的宋江，除了活剐了黄文炳、贾氏这些个人仇敌，战阵之间的俘获即使必须杀掉，一般也不使用酷刑。
李自成把周遇吉“悬之高竿，丛射杀之，复脔其肉。”
李自成非常的不成熟。
乾隆年间《宁武县志》记载：“贼初破宁武，亦不甚杀戮，旋引兵而东。明日，贼别部在城中者忽树蓝旗，遂肆戕虐，被祸有数千人，其伪总兵尤世禄所为也。”
其残酷程度，据幸存守城兵丁马某的回忆：“贼既陷宁武，恨其久不下，屠杀一尽，血流成波有声。”
尤世禄是降将，劝降不成而周遇吉重创李自成军队，李自成的基本部队难免对降将们没有好脸色——李自成曾经有做掉大同降将姜环的打算。
在这种情况下，打仗无能的尤世禄为了表现自己的同流合污，在屠城里表现突出是一种选择。
李自成非常侥幸获得了北京，从某种角度讲，正如穷小子买了一套房产，怎么讲也要好好装修——实在没钱装修也要非常的珍惜。
李自成不这样，他认为这是抢劫的别人的房子，凭什么不折腾呢？
一个帝王，当然要争夺地盘，不过呢，如果是一片荒地，其意义是不大的，所以，占领土地的目的更有管理这块土地的民众并获得财富。
在没有进入北京之前，北京城接受崇祯的管理，当然就属于崇祯的资源，可是，当李自成获得北京城后，北京的民众就属于李自成的资源。即使那些明政府的高官，只要不正面与李自成冲突，为稳定局面并有利于获得敌占区的和平解决，李自成也应该优容。
在北京，李自成“礼葬”崇祯，“自成命以宫扉载出，盛柳棺，置东华门外，百姓过者皆掩泣。越三日己酉，味爽。”
崇祯是已经死了的对手，“礼葬”可以收买人心，李自成这行为太差劲了。
有人可能说，崇祯的管理差劲逼死了太多的人，李自成和他有血海深仇。
这个，是真的。不过，政治家是不能仅仅盯着自己的恩仇。
为了事业，曹操冰封了张绣的仇恨——儿子曹昂和爱将典韦。
张绣之杀曹昂，对于曹操不仅仅是丢失了儿子，还丢失了最心爱的丁夫人的感情。
丁夫人很愤怒：“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
纵横天下的曹操，在临死前非常的忧伤：“我前后行事，于心未曾有所亏欠。但是如果死后有灵，子脩若问‘我母所在’，我将何辞以答！”
如此深刻的感情背后隐藏的是无以复加的仇恨，为了集团的利益，曹操忍了，这骨头里是曹操对自己利益的思考，客观有利于民众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