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39节
可是，到了1630年8月，也就是经过8个月的法庭审判，正式的宣判书如下：“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这个正式的判决书，具体的罪过有5款：1、“以市米则资盗”——和敌人搞粮食交易有帮助敌人的客观后果；2、“以谋款则斩帅”——因为军饷争夺而斩杀了毛文龙；3、“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入关勤王作战不积极，指挥不得力；4、“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紧急时刻竟然还和皇太极有秘密联系的外交通道；5、“坚请入城”——违背了明王朝不允许勤王军队入城的政治铁律。
以上5款，合成一句：“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
这个也简单为一句话：没有完成皇帝托付的工作，对待皇帝的态度不老实。
1630年，崇祯给袁崇焕的这个判决书里固然牵扯到袁崇焕和皇太极有外交通道的词句，“又潜携喇嘛”，但，绝对没有“谋叛欺君”的词句。
我们知道，袁崇焕有对崇祯“五年平辽”的政治承诺，可，一年后，发生了“乙巳之变”，明王朝受到巨大的打击，无论袁崇焕如何努力，即使崇祯把皇位交给袁崇焕他也不可能在仅有的几年时间里平辽，所以，“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也就是绝对不能完成皇帝托付的工作这个罪名是铁证如山的。
“专恃欺隐”呢？
崇祯元年的7月，袁崇焕当面承诺“五年平辽”之后，给皇帝提了两个要求：1、“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2、“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
第1条是要求朝廷给予绝对的财权（户部转军饷）、军械（工部给器械）、战区的人事统筹权（吏部用人）、军队指挥权（兵部调兵选将）。
一句话，给予我绝对的权力，崇祯答应了，辽东、登莱两个巡抚虚设不授——吏部竟然答应？
第2条其实是“临机用权”， “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难免搞一些不合法的歪门邪道，当然就不能向皇帝实实在在的汇报请示，“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
袁崇焕的意思是说，很多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其实都有违法乱纪的可能。
“诸有利于封疆”而“皆不利于此身”的那些“阴谋”当然不会向皇帝汇报。
如果刨除政治动机的对错争论，崇祯以“专恃欺隐”处理袁崇焕是铁定不错，可能的错误是动机。
袁崇焕当面提醒崇祯，自己要搞一些“善意的军事阴谋而违法”。
所以，崇祯在1630年以“付托不效，专恃欺隐”斩杀袁崇焕是绝对的罪有应得。
有些朋友可能说：这太不讲理了，“付托不效”就是不能完成工作，不能完成工作就杀人，这也太狠了。
因为不能完成工作而被解雇，因为不能完成工作而引咎辞职，这都很正常，是不是？
军人不能完成自己主动提出的任务而被上军事法庭被枪毙，难道不应该？
蓟辽总督刘策，也被崇祯杀了，几百年没有人鸣不平，凭什么就不应该杀不能完成任务的袁崇焕呢？
而且，崇祯非常的优待袁崇焕的家属。“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如果以“谋叛欺君”的政治犯判刑，那就是男丁尽杀而女眷为奴，一个都不能留。即使是“付托不效”的处理也是“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崇祯的处理是额外开恩，共同生活的家人流放两千里外——一个不杀。
根据崇祯对袁崇焕家属的态度，我个人理解，崇祯的目的是且仅仅是除掉袁崇焕这个人而并不想株连无辜，因为袁崇焕在乙巳之变里的表现让崇祯非常失望。
《明季北略》记载的材料里，有一段特别重要而被一般史论家忽略：“都中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甚切齿。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
“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
这里的“先是”，应当是乙巳之变之前很早的时间，皇太极的金军“出猎”，在边境地区搞军事骚扰，“掳我多人”。这个很正常，不正常的是竟然俘虏了“中有二珰”，两个宦官。这两个宦官是干什么的呢？“上命侦崇焕者”。
直白一点。崇祯对袁崇焕并不绝对放心，派出宦官在袁崇焕的防区建立了私密监督系统，竟然被金军俘虏了两个。
明朝对大臣实行公开的厂卫监督，崇祯派宦官私密监督袁崇焕属于正常的内部侦听。问题是，宦官不同于一般社会人群，相对难以隐藏，所以，袁崇焕的战区和军队里一定有更加容易隐藏身份的锦衣卫。
1630年8月，崇祯给袁崇焕的判决书里有一句极重要的话：“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
喇嘛，当然是指已经臣服皇太极的蒙古部落里的的僧人。
崇祯竟然知道袁崇焕从关外勤王还“潜携喇嘛”，说明袁崇焕在崇祯那里压根就没有秘密，也就说明崇祯内心里压根就不会冤枉袁崇焕。
袁崇焕为什么“又潜携喇嘛”呢？
在皇帝那里胡吹大气“五年平辽”的袁崇焕到达辽东后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和日益巨大的军饷压力，私底下和皇太极搞了议和。
崇祯没登基之前，袁崇焕已经私密和皇太极议和了。“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鲜及文龙被兵，言官因谓和议所致。”
也就是说，在崇祯没有登基之前，在战和大计上，袁崇焕已经和朝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且，在“频旨戒谕”的情况下，袁崇焕“持愈力”。
简单说，袁崇焕公然违抗朝廷的最高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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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
崇祯登基，袁崇焕被任命为辽东军政一把手之后，一面对崇祯说“五年建部可平”，一面积极议和。
皇太极将他和袁崇焕的通信存了《满文老档》。
崇祯2年2月28日，皇太极写信给明朝朝廷寻求议和：“二月二十八日，遣生员郑信、把总任大良致书云：金国汗致书于大明国执政诸大臣。我之兴兵，非藉相好之际，欲夺他人之地也。乃因辽东之臣，偏助叶赫，来侵我等，迫不得已，
告天征之。若不被迫，我等小国，岂敢征讨大国耶？此皆不言而喻也。天不问国之大小，但论事之是非，故以辽东、广宁地方畀我。若非天与，辽东广宁诸坚固之城，及数万之兵守之即以我少数之兵士，何能克之？大城既得，然小城寡兵，攻而不克，故我思之，天冀我两国罢兵修好，共享太平，在此时耳！我愿和好，共享太平。是以诚心遣使，如何议和，听尔等之言。”
皇太极这信非常复杂。第1，皇太极暗示议和成功后自己可以接受的政治地位是“藩属国”——“金国汗致书于大明国执政诸大臣”，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金国汗”与“大明国执政诸大臣”议和，暗示的含义是金国汗与“大明国皇帝”的非对等关系。第2，明确了辽东战争的责任在明朝方面——“辽东之臣，偏助叶赫，来侵我等，迫不得已”。第3，皇太极将辽东战和的决定权归之为“天命”——“天不问国之大小，但论事之是非，故以辽东、广宁地方畀我。若非天与，辽东广宁诸坚固之城，及数万之兵守之即以我少数之兵士，何能克之？大城既得，然小城寡兵，攻而不克，故我思之，天冀我两国罢兵修好，共享太平，在此时耳！”
皇太极这信充满了政治智慧。努尔哈赤是明王朝的边疆民族独立主义者，其叛乱行为对于追求大一统的明王朝是不可接受的。丧师失地之后而议和，明王朝和皇帝如何维护政治威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太极非常圆滑的将辽东战事的发展归之为“天命”，给明王朝和崇祯留下政治台阶。
议和的发起方，总要给对方答应议和的理由。
崇祯2年4月，袁崇焕回了皇太极的第一封信：“闰四月初二日，杜明仲同我所遣郑信、任大良赍书至，书曰：奉帝命统辖边兵之兵部尚书袁，敬复于汗陛下：来书所言议和者，盖不忍两家赤子遭罹锋镝也。汗之美意，天地共鉴之。唯议和有议和之道，非一言能定之者也。自我帝嗣位，贤明果断，严于边务，若非十分详实，则不可奏闻。汗诚以怜恤众生而休兵，当思议和之道，则边官有荣，亦不失汗之美意，我将乐意转奏之。边务之事，当由边臣等议，不涉及朝臣。印信者，诚为证据，倘若非赐封者，则不得使用，中国之法例如此，请汗毋以为奇。”
袁崇焕这封信。第1，在政治上承认了金国的客观存在和独立——“敬复于汗陛下”，也就暗示可以接受皇太极“藩属国”的政治提议。第2、袁崇焕表明自己愿意议和——“汗诚以怜恤众生而休兵，当思议和之道，则边官有荣，亦不失汗之美意，我将乐意转奏之”。第3、袁崇焕明确要求皇太极只和他一人谈判议和——“边务之事，当由边臣等议，不涉及朝臣”。第4、袁崇焕要求皇太极必须做出明确的“让步”，否则，就打下去好了—— “唯议和有议和之道，非一言能定之者也。自我帝嗣位，贤明果断，严于边务，若非十分详实，则不可奏闻。”第5、袁崇焕以“中国之法例如此”为理由没有在信上加盖“印信”。
袁崇焕的意思是说，既然你提出议和，就必须做出实质性让步，让我沾光，“则边官有荣”，否则，我不能向皇帝汇报。
崇祯2年4月25日，皇太极回书一封：“闰四月二十五日，先是，杜明仲致书来，至是，遣我喇嘛复杜明仲书曰：金国汗致书于大明国袁大人。大人复书；言讲和之道，由我思索。我思之，昔和好时，边内竟系汉人，边外境系诸申，虽不杂居，然接壤而居，故越界犯罪，渐有蔓延，致起衅端。我等今若修好，宜令民远离边界。民间父子兄弟，散居各地，仍照前接壤以居，恐奸细逃人盗贼往来，破壤和好之道。若真诚和好，则以大凌河为尔界，三岔河为我界，此两处之间，留为空地，逃人盗贼易察，不致滋生事端，和好之道得以长久，至于印信事，除封谕外，不得监用等语。既如此令尔铸金国汗印与我。至于以修好之礼相馈财帛，尔等计之。勿待我如察哈尔汗，则我不能允。我之所虑者此也。我愿罢兵，共享太平，乃出于至诚。尔等亦直诚言之。我等双方毋得头顶皇天而施诡计也。”
根据袁崇焕的提议，皇太极提出了明确的方案。第1、两国划界大体是“军事占领线”——“若真诚和好，则以大凌河为尔界，三岔河为我界，此两处之间，留为空地”。第2、明朝承认金的“汗国”地位，反过来，皇太极接受“藩属国”地位——“既如此令尔铸金国汗印与我”。第3、明朝给予皇太极的经济利益必须超过林丹汗——“至于以修好之礼相馈财帛，尔等计之。勿待我如察哈尔汗，则我不能允。”
皇太极在政治、军事、经济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方案。实实在在的讲，如果从平叛的角度，这个方案对于明王朝是有了面子而丢了利益。不过，如考虑明对金战争的不顺利和沉重的军事压力，这个方案是可以接受的。
崇祯2年6月20日，因为上一次送信的喇嘛一直没有回来，皇太极又派人送了一封信表示疑惑：“六月二十日　出使喇嘛，久未见还。复遣图鲁什赍书往边界；付哨卒转致，书曰：金国汗致书于大明国袁大人。我思之，干戈之兴，亦出于天，然天亦爱抚众生。总之，干戈何美，而太平何恶。欲罢干戈，而享太平，我先两次遣郑信等往。后见大人遣杜明仲复书，我以为尔诚心修好，故遣白喇嘛往。遣时曾与喇嘛云：‘尔若议和日久，先遣一人来报信’等语。约期已过，恐听旁人谗言而误之矣。故致此书。若于七月初五日前，不见我方这人来信，谅必被执也。”
皇太极的意思是说，辽东议和是“天命”，谁违抗谁倒霉，我明确要求你在“七月初五日前”给出答复，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皇太极这个表态就非常沉重了。可是，这个时间，袁崇焕渡海去解决毛文龙去了，当然接不到皇太极的信，也不可能复信。于是，崇祯2年6月27日，皇太极又送了一封信：“二十七日，遣图鲁什所执明哨卒赵登高赍书往。书曰：金国汗致书于大明国袁大人。因喇嘛迟久未归之故，曾遣人致书一次。据逃人来告，尔之议和是假等语。此系逃人之言。由尔处逃来之人，肯言尔之善乎？由此逃去之人等肯言我之善乎？遂未信之。今获奸细卞子兴，讯问之，亦称和好是假，羁留喇嘛不遣等语。我思之，逃来之人故意诬告之事，岂奸细亦行
诳诈耶？若信其言，此等小人，和与不和之大事，何得而知？若不信，则至此时，出使之人何无一信来报？恐其事已实，故遣此人持书往之。我本诚心欲和，是以致书往。人或可欺，天可欺乎？尔等本无诚意乎？不则听何谗言耶？若不遣还去使，其数人之增减，无碍大局，若失信义，则人将不复信矣！天意亦愿息兵而享太平，去奸伪而行忠信也。倘厌太平而愿兵戈以弃忠信而尚奸伪，则孰是孰非，唯天鉴之。”
皇太极迫不及待的要求议和。皇太极告诉袁崇焕，我对你的态度非常的怀疑，我要求你将我派去的使者遣返一人——“若不遣还去使，其数人之增减，无碍大局，若失信义，则人将不复信矣！”
别管什么态度，你给我一个信息呀。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41节
崇祯2年7月3日，袁崇焕终于回信：“七月初三日，我所遣白喇嘛、郑生员等至其明未遣使来，赍书两封。书曰：奉帝命巡边调兵之兵部尚书袁复书于汗陛下。汗致书遣喇嘛来，以追述前好。再者，书有仰赖皇天，和好相处一语，唯鬼神知之。我国幅员九州，即失一辽东，何足为惜。况其地原非汗所有。辽东人西来，而其坟墓均在于彼，我强压其思念先骨之情，可乎？亦不合众意。止有受而不可言，故未奏帝知之。至礼遇往来之人，为尔国尊卑之故。我皇上宽宏明智，从不分尊卑。汗若以名誉为念，治理一切事务，以道义为规矩者，则尔自去察哈尔腥臊也。即使中国亦以礼义相待耳！至封印之语，皆非一言可尽者也。”
袁崇焕的第一封信，给皇太极一个巨大的政治难题：领土划分。
袁崇焕的意思是说，你皇太极父子制造战祸，弄得大批的辽东汉人向西“难民”，如果我轻率答应以大凌河划界，难民的“坟墓均在于彼，我强压其思念先骨之情，可乎？亦不合众意。”
大凌河划界是我不能答应的。
对于皇太极提出了政治待遇，袁崇焕要求皇太极“自去察哈尔腥臊”而“以道义为规矩”——接受汉民族的礼仪文化放弃民族特色。
对于皇太极提出的“封印之语”，也就是承认皇太极藩王地位，袁崇焕推诿扯皮——“皆非一言可尽者也。”
这事不好办。
袁崇焕暗示恫吓皇太极——“我国幅员九州，即失一辽东，何足为惜。况其地原非汗所有。”
你不过夺了我边疆一个辽东，我地大物博，我们拼消耗熬死你。
这袁崇焕也有趣，一次性连复两信。
“奉帝命巡边调兵之兵部尚书袁复书于汗陛下。展阅来书，知汗敬天好生之诚心，汗若如此，则求于天可也。唯天道无偏，曲直分明。与其求诸天，莫如先求于心。天道唯移也。使臣来时我出海，是以久留，别无他事。”
袁崇焕这信写的就非常不讲理了。明金之战打得热火朝天，当然有无数的牺牲，突然之间议和，即使领导人愿意，但如何给被伤害者一个交代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1937年8月，国共合作抗日，据李达在回忆张浩的一篇文章中说，几乎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特别是对身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头带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非常反感，有的人将领到的衣服、帽子摔掉了，还有的吵着要回家，不愿当兵
红军为什么不愿意改编为红军？是民族抗战的需要。问题是国共两党十年血战，有了残酷的阶级仇恨更有了残酷的个人仇恨，议和，是一件极难接受的事情。
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 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 人”，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
努尔哈赤反明，并不仅仅是两个家族的恩仇，还有两个民族的仇杀，如果贸然议和，那些在战争中死掉亲人的家庭如何承受？皇太极以“天命”为遮挡，其实是最好的托词：成事在天，谋事在人。
袁崇焕在复信里竟然写出“展阅来书，知汗敬天好生之诚心，汗若如此，则求于天可也”这种混账话！
袁崇焕说：“与其求诸天，莫如先求于心。”
袁崇焕这话表面看是唯物主义，其实是不懂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托词。
而且，在封建时代，“天命”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意识形态，即使内心里并不相信，为了凝聚人心，有时候也要做出姿态。
对于自己不能及时给予皇太极答复，袁崇焕给出解释：“使臣来时我出海，是以久留，别无他事。”
崇祯2年7月初10，皇太极回信：“初十日，遣任大良持书往，以答喇嘛赍来之书。书曰：金国汗致书于大明国袁大人。观我使臣携来之书，谓辽东人之骨骸坟墓皆在于彼等语。此非令我还辽东地方乎？辽东地方，我凭力攻取之，非尔恩赐者也。昔我两国，并无嫌隙，和睦相处，尔据界内九州地方，尚不知足，夺我界外区之地。逾越洪武、永乐时所立旧界，沿边三十里外，设立石碑，以诸申之地，据为明有，战端遂起。天鉴是非，以辽东地方异我，我何敢还尔哉。且自古以来，或兴或衰，非取决于尔等大国，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众人之天下也。天赐与谁，则谁得之。昔大辽为天子，金系大辽之属国也。其后大辽天祚帝不道，金系正直之人，因其大舞而欲杀之。上天鉴谴，以大辽所属辽东地方，赐与金国。金汗欲与大辽和，辽犹妄自尊大，称金为东怀国皇帝。而金自定大圣之名，时大辽因其兼先帝号，不从。遂败和好。复行征讨，天又以大辽帝业尽赐与金。天赐之地，大辽岂能复行乎？再者，金为天子，元系金之属国也。元一向虔诚朝贡，而金永吉帝不道。仅观其容色即欲杀之，兵端遂起。天谴金国，以金之西地赐于元。元遣使议和乃为金羁留，以解庆城之围。俟修葺坚固，释使臣还，以骄言而败和好。天以金国汗业赐于大元。天赐之地，金岂能复得乎？大元之脱欢铁木尔帝云，我为天下主，谁能奈我何。悖逆不道，天鉴其过，国中盗贼刀兵蜂起其政业为朱所取也。今若蒙古向索其失地，尔肯给还乎？所得之地，除小民之骨骸外，岂无汗及诸贝勒之坟墓耶？彼等皆欲复得，安能如愿耶？我向以忠心相处，而万历帝不容，无故欲伐我，与前辙有何异哉！尔国官员文士，均可向尔帝进谏也。承蒙天恩，为一国之君。尔等不纳我言，高视尔帝如在天上，内臣等则自视其身若神，以不可奏闻于帝，亦不合众臣之意为辞，不令我信使直达京城而遗还之，竟达两载。较之大辽欺金殆有甚哉。此亦天理耳！我岂能强令修好耶？”
好家伙，皇太极这信写的够长的。这信虽然长，即使倒简单。1、你袁崇焕以逃亡的“辽东人之骨骸坟墓皆在于彼”为理由“令我还辽东地方”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块土地是“我凭力攻取之，非尔恩赐者也”，我皇太极能够接受的议和条件是军事分界线。2、皇太极长篇大论给袁崇焕普及了辽、金、元、明等4个王朝的更替，总结了历史规律，“自古以来，或兴或衰，非取决于尔等大国，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众人之天下也。天赐与谁，则谁得之。”3、皇太极批评了明朝大臣们的傲慢和不通权变，最终表态，“我岂能强令修好耶？”
皇太极的这封信态度非常强硬，然后也给了袁崇焕另外一封信：“复书致谢。书曰：金国汗致书於大明国袁大人。虽不议和，然犹待我使臣并遣之还。持此致谢。”
皇太极的意思是说，你袁崇焕还是一个有人格底线的人，“然犹待我使臣并遣之还”。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42节
崇祯2年7月16日,袁崇焕回信：“十六日，赵登科赍书至。书云：奉帝命巡边调兵之兵部尚书袁复书于汗陛下。遗来使赍复书二函还。今观赵登科复来之信，始知汗顺天造福之善心。所谓人言何足信，军机大事，外人何以得知者，唯汗扪心自问，乃以副天心耳！天之心即汗之心，亦即我之心也。汗若诚心，我岂可弄虚；汗若实心，我岂可作假。两国兴衰均在于天，虚假何用？唯十载军旅，欲一旦罢之，虽奋力为之，亦非三四人所能胜任，及三言两语所能了结者也。总之，在于汗之心矣。白喇嘛曾见我两次。请再思之。”
袁崇焕的意思是说，和谈是大事，不是三言两语能了结的，总之你要相信我，大家慢慢谈。
皇太极对于袁崇焕丧失了信心，于是在崇祯2年7月18日，写了一封给明朝朝廷的信：“十八日，遣赵登科致书云：金国汗致书于大明国诸臣。我欲息兵以享太平，曾屈尊遣使议和。据闻王兵部、孙道员愿争战而不愿和好等语。尔等洵属忧国之臣，如古之张良，陈平及诸葛亮、周瑜，文武双全，出而为将能御敌，其入而为拍能治民。则尔等之言为是也，不然，则兴兵致讨，军士被杀，人民被掠，尔等出而不战，袖手坐观；我欲修好，尔复败和议，不念将士军民之死伤，更出大言，战争不息，则兵并非易事也。尔若欲和好而我不从，致起兵端，我民被诛，则非尔诛之，乃我自诛者也。我若欲和好，而尔不从，致起兵端，尔民被诛则并非我诛之，乃尔自诛之也。我诚心和好，尔自大不从，谅天亦鉴之，人亦闻之矣！”
皇太极已经认定和谈没有指望了，这封给明朝大臣的公开信就是明确战争责任。
皇太极有着真诚的和谈意图。满清前期3个当家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没有入主中原的打算，真正决定入主中原的是多尔衮。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吸取了辽金元的教训，辽金元开国之初军队战斗力很强，入主中原以后军队战斗力马上衰弱，然后被另外一群从大山或草原来的游牧民族或灭或征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战略是在大中国的边缘占领一块地盘，远离中原避免被过度汉化，保持自己军队战斗力的强大，又通过和谈狠狠的敲明朝一笔。
袁崇焕的态度让皇太极深深失望，于是，有了皇太极绕道蒙入侵明朝京畿的事变。
袁崇焕议和是否瞒着崇祯？没有。
皇太极、袁崇焕的通信不是密信，皇太极的信记录在《满文老档》里。皇太极派出的使节是堂而皇之地到袁部送信，皇太极的一封信绕过袁崇焕直接送交中央的“明朝大臣”，按规矩是朝廷阅后再发回袁崇焕，然后答复皇太极。
1629年腊月初一的圣旨里说袁崇焕“暗藏夷使，坚请入城”，到了1630年8月的判决书里变成了“潜携喇嘛”，说明袁崇焕携带的这个喇嘛就是袁崇焕和皇太极的联系通道。
这样一来，我们大约推出内因。袁崇焕和崇祯一面大张旗鼓的“五年平辽”给皇太极施加压力，私底下其实是秘密接触在搞议和。
谈迁《枣林杂俎》有明末大将徐石麒的话：“其次则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努尔哈赤），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崇祯）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
因为皇太极将他和袁崇焕的通信存了档，因为袁崇焕曾经在努尔哈赤去世的时候向皇太极派人吊唁，袁崇焕和皇太极有往来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请注意：仅此一点，就足于砍袁崇焕的人头。
我们类比一个现代战争的例子，抗美援朝。美国方面。杜鲁门不愿意和中国全面开打，仅仅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麦克阿瑟提出过多次针对中国大陆的攻击，如大规模轰炸东北、动用原子弹轰炸东南沿海大城市以及邀请台湾军队参战等，都一一被杜鲁门否决，双方矛盾无法调和的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公开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
麦克阿瑟被解职，非常形象的说明了战区统帅的职权范围：执行最高统帅部规定的战区任务，不得擅自扩大战争和终止战争。
简单的说，战区统帅只是一个“怎样打仗”的角色，至于“该不该打以及和谁打”的问题的决定权在最高统帅部。
1951年7月11日，朝鲜战争的双方开始谈判，进入了一面战争、一面谈判的新阶段，双方的战区统帅都承担着打仗和谈判的任务。当时，这个谈判机制是最高统帅部决定的，而不是战区统帅部决定的。
我们知道，袁崇焕和崇祯在第一次平台召对里提出了“五年平辽”的计划和要求，这个计划不是他们二人的私密决定而是公开的决定。袁崇焕不但要对皇帝负责，还要对朝廷大臣负责，还要对天下苍生负责。因为，为了保障五年平辽，整个明王朝对辽东投入了绝大的财力、人力以及政策倾斜。
袁崇焕，也许不能5年平辽，也许需要6年、7年，乃至于8年，抗日战争毕竟也打了8年，也可以14年，我们宣传的也是14年抗战。
可是，你这公开五年平辽的同时竟然还和皇太极有秘密协议的通道，如果公开，让天下苍生情何以堪？
崇祯和皇太极是最标准的政治敌对势力，其关系还不能等同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两个平起平坐的国际法主体。努尔哈赤原本是接受明王朝名义管理的享有一定自主权的少数民族，突然起兵造反，在明王朝看来谋叛，如果明王朝承认了皇太极的独立性，就是允许边疆闹独立。
这个性质的严重性，等同于今日的中央政权如何处理藏独、疆独、台独一样。
作为战区统帅，并不是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尤其是私密谈判。
1943年春，潘汉年被任命为新四军敌工部长，并担任华东地区由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组成的三人情报组的书记，负责指挥上海、南京地区的情报工作。此时，有情报显示，日伪军有可能对淮南新四军进行一次大“扫荡”，潘汉年感到自己有必要自己亲赴敌占区，与此前建立情报关系的在汪伪政府任职的李士群取得联系，交换一些情报，以利于新四军的对敌斗争。

@绝对零度lcl 2017-09-10 13:08:07
颜老师，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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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我校乔迁新教学楼，忙的昏天黑地，不能及时更新。从今日起，工作略微正常。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43节
获得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饶漱石的批准后，潘汉年于1943年3月潜入上海，约见了同样在汪伪政府中任职的胡均鹤，胡均鹤告诉潘汉年，李士群不在上海在苏州，可到苏州去见面。潘汉年和胡均鹤到苏州后，李士群的家人告诉他说李士群去了南京，留下话说如果有事可以到南京去找他。潘汉年出于完成任务的考虑，便同胡均鹤到了南京，见到了李士群。这时潘汉年才知道，李士群和胡均鹤的真正目的是绑架潘汉年去见大汉奸汪精卫，以向汪精卫争宠邀功。限于当时的条件，潘汉年已经无法向上级汇报了，断然拒绝又担心激怒李士群无法完成交换情报的任务。情急之中，潘汉年决定去见汪精卫。就这样，潘汉年随同李士群、胡均鹤见到了汪精卫，并进行了简短的谈话。
在上海期间，潘汉年还由李士群介绍会见了他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会见中，他们各自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
这样我们就非常清晰看到整个事情的脉搏。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代表日本军方，汪精卫代表汉奸政权，在1943年布下了一个局，秘密接触了潘汉年，达成了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
简单的说，在日蒋共的“三国志”里，抗战后期，蒋介石因为得到了盟军的正面帮助已经有了巨大的底气。对于日军而言重击国军带有打破美蒋战略、战役协同的重要性，于是在南方将重心转移给国军——这一点不同于国民党力量已经式微的华北。对于共产党而言，因为经济困难，1943年的华北是非常艰难的，能够在华中战场舒缓压力当然是求之不得。
日汪很明白“三国志”的状态，设局完成了通过潘汉年传话共产党的战略。
潘汉年与日军与汪伪的接触，背后是否得到中共中央授意颇有争论。
我个人倾向于潘汉年是意外之下的“独决”。
潘汉年意外被李士群布局见到了汪精卫和日军的代言人，在不能及时向上级请示的环境里，考虑中共的现实利益和日汪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
潘汉年回到新四军军部后，向饶漱石汇报此次前往敌占区搜集情报的工作，但是，他却隐瞒了此次去敌占区南京见汪精卫一事。潘汉年的解释是，饶漱石早有整他的心思，如果将此次去南京面见汪精卫一事报告给饶，必将受到他的迫害。
饶漱石为什么要整潘汉年？
我的个人理解，潘汉年如果汇报私密会见汪精卫，会引起饶漱石的愤怒，这是否说明饶漱石抗日更加积极？
1945年1月，潘汉年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潘汉年，当时饶漱石以华中局的名义给中央写报告，反映潘汉年在敌占区有“违反纪律”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支持了潘汉年，没有理睬饶漱石的报告。毛泽东当时叮嘱潘汉年，不要听信流言蜚语。面对毛泽东的信任，潘汉年欲言又止，顾虑重重，终于又失去了向最高领袖“讲清楚”的机会。
毛泽东原本很不喜欢潘汉年。
1932年王明离开中国去共产国际，临行之际与博古约定：考虑到如果发生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出现特别情况必须报告共产国际时，“我们两人确定一个秘密联络员，只有他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
二人的人选是潘汉年。潘汉年虽然党内的名分并不高，但，长期活动在秘密战线的他和党内高层有极密切的个人交往，在领会组织意图时是有天分的。
遵义会议后的1935年2月上旬，红军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时，博古向潘汉年解释了遵义会议并强调：“现在自己决定交权，让位给张闻天，并同意会议的决定，重新起用毛泽东。这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自己作为中央军事上掌握最终决定权的人，难辞其责。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中央掌握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否则‘蒸沙难成饭’。所以我思来想去，也只有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煮粥焚须’了。”
博古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个印章，交几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待。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接班，否则即便交了印章，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没有交出去。所以这个工作必须由你来做，也只有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和王明约定的秘密联络员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会相信这是我的意愿。这两天你准备一下，把我刚才讲的话，反复背诵记牢。为了预防万一，我和周恩来已经商量过了，让陈云同志也去，由周恩来把我昨天说的意见告诉他。但两人要分开走，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以你为主，陈去补充。”
博古虽然年轻犯过错误，其党性是崇高的。
1935年2月7日，张闻天同时把陈云和潘汉年叫去，交待了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向王明汇报的任务，并提出自己有一个建议，想把党中央机关转移到香港去，请示王明是否可行，如王明同意，就请共产国际执委批准。
很多人对“明君”张闻天后来的地位下降表示同情。胡乔木回忆，1941年毛泽东对张闻天有一个“狭、高、空、怯、私”的负面评价。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党的负责人，负有为全党、全军指引方向的最高责任，他竟然有将部队丢下在香港搞中央的思想，实在是狭隘而胆怯。
他可以走，红军怎么办？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在放弃延安后在陕北苦苦坚持了一年而绝不过黄河，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家的军事能力，也是政治家的一个政治榜样。
我不离开陕北，你们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战场，离开的，除了胜利者，只能是烈士。
8月初，陈云、潘汉年先后到达上海，在上海中央分局的安排下，前后各搭苏联货船，以押运员身份，经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先后去莫斯科。潘汉年是在1935年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的。
王明听了陈云、潘汉年关于遵义会议及前后情况的详细报告后，对博古主动交权感到很遗憾，对张闻天上台则表示尚能接受。1935年10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
1935年10月3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两人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对张闻天的任命。张浩原名林育英，由于不知道中央红军现在何处，陈云建议张浩走陆路，潘汉年走水路往回返。
张浩装扮成蒙古商人，从莫斯科经外蒙古，再穿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西沿的鄂托克旗，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打探中央红军的所在。
1935年11月7日，张浩到达陕北定边，找到县委，了解到中央红军已在陕北，说明自己身份后，要求见中央。
11月9日，周恩来派人把他接到瓦窑堡，一见面才知道原来是林育英。张浩把他被党组织从沈阳监狱营救出来后，改名张浩，后被派往莫斯科，以及这次受王明之派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宣布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任命等，细说了一遍。问及潘汉年是否已到，周说还没有。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陕甘支队与陕北红军在吴起镇会师，张浩到来的时间是11月9日，相差仅仅21天。
张浩的到来，具有三个方面巨大的意义：1、共产国际承认了遵义会议的合法性，为解决党内矛盾提供了法理依据；2、中共中央获得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3、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斡旋解决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的矛盾。
张浩来的太及时了。
潘汉年竟然比张浩晚到了9个月！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44节
张浩与中共中央完成接头并积极参与解决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矛盾的时候，潘汉年还没有离开莫斯科，他在卢镜如的陪同下，在共产国际的情报局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白天学习，晚上还要反复强记，不断默写，再烧毁。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已经完全背熟。
1936年1月中旬，潘汉年已准备就绪要回国了，这时王明又找他说：蒋介石派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来找我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这可是一件大事情。我和陈云商议，陈云说你是个“谈判高手”，因此我们商定派你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去和邓文仪接触。办完这件事，你再回国。
在1月17日、22日和2月3日，潘汉年同邓文仪进行了三次谈判，确定7月在南京和国民党代表陈果夫继续深谈。
为什么蒋介石会提出“国共合作抗日”呢？为什么会在莫斯科开始这个谈判呢？原来苏联政府答应，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积极抗日，苏联就像当年支援孙中山和黄埔军校那样，全面支持和支援蒋介石及国民党军队，并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蒋介石为了得到钱和武器，就让陈果夫出面与共产党高层联系。
为了使这个接触能继续下去，并取得圆满结果，王明让潘汉年赶紧回国，向张闻天报告谈判情况。王明再三强调：要向张闻天阐明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唯一的能够动员全国人民去与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的策略。要中共中央把与蒋介石商谈“合作抗日”作为首要的中心工作来抓。
1936年2月24日，潘汉年经列宁格勒，准备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不料希腊政治情况突然变化，船出海两天后又折回列宁格勒。直到旅游旺季的4月8日，潘汉年才以旅游者的身份，乘坐国际列车，取道巴黎，从马赛乘船到达香港，此时已是1936年5月中旬了。到香港后得知中央红军已到陕北，而上海由于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白色恐怖特别严重，进入上海十分危险。
这时距和邓文仪商定的7月会见陈果夫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先回陕北再来南京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了，而且怎样过上海也是个大问题。于是他在香港给陈果夫发信，告诉陈，他已到香港，让陈果夫派人来和他联系。1936年7月7日，陈果夫派人在香港《生活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肖叔安是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谈判时用的化名）见面后，才知道黄毅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的化名。
有了张冲这张护身符，潘汉年平安到达南京。可是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汉年尚未和陕北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后，便不肯亲自出面，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来和潘汉年谈，要潘先回陕北，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特别通行证。
有了特别通行证，潘汉年在1936年8月1日乘火车到达西安，8月7日顺利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的保安。他向张闻天汇报了在莫斯科的情况，谈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张闻天的任命，以及王明交待的任务。特别是着重汇报了他和邓文仪、张冲、曾养甫谈判的情况。
潘汉年去莫斯科到回延安，这一去一回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共中央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他比张浩晚到九个月，没有尽快带回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毛泽东对他很不满意。而他更不清楚现在中共中央实际当家掌权的人不是张闻天，也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正是由于这些情况，对潘汉年的回来，毛泽东、周恩来都表现得比较冷漠，和张浩回到陕北时的热烈欢迎相比，真有天上地下之分。毛和周都没有接见他，只让他住到中央党校宿舍，拨出一窑洞，让他昼夜不停地把新编密电码写出来，交给邓颖超。
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博古也从瓦窑堡前来参加会议。
会议开了三天，专门讨论“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当时除了国民党驻莫斯科使馆武官邓文仪沟通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打开了潘汉年、张冲、陈立夫这条谈判渠道外，还有另外三条渠道，也正在进行国共谈判的联络。一条是由宋子文出面，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派董健吾牧师来陕北，带来了国民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并带回去了中共中央的复信；第二条是在陈立夫主持下，由曾养甫出面，委托谌小岑通过翦伯赞、吕振羽的关系，找到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并由周小舟和曾养甫进行了初步的谈判；第三条是谌小岑还通过左恭的关系和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由张子华往返于陕北和南京之间，几次转达了国共两党有关谈判合作的意见。
因此，政治局会议上，对这四条渠道作了对比分析。博古认为还是潘汉年这条渠道层次高些，应争取和陈果夫、陈立夫直接面谈。
周恩来说：“国民党驻苏大使馆出面联络的这条渠道比较正式，而且王明是让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官方身份，去同国民党政府的驻苏武官邓文仪谈判的，后又因同国民党组织部的张冲、铁道部的曾养甫接触，并与陈果夫也有了间接接触，所以这条渠道比较现实。”
毛泽东说：“这条渠道是好一些，但去谈判的人选要慎重考虑。”
张闻天说：“现在陈果夫要的是我们的条件，我们应该重点放在研究条件上，人选问题放到最后研究。”
当天休会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周恩来为此和博古沟通人选问题，博古说：“我是重才不重人，用人就不疑人。”
在第三天的会上，周恩来表态说：“人选还是潘汉年比较合适。理由是在中央苏区时，几次谈判，潘汉年都谈得很成功，何况这次谈判是他开的头，谈得也很好，已经有了初步眉目，我们再换人，对谈判本身不利。”
博古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最后毛泽东也同意了。

@令狐二当家 2017-09-13 00:38:01
另外，潘汉年一直没把跟汪精卫私下沟通的事情，汇报给上级，这事儿从逻辑上讲，也说不过去。
如果领导不知道“要互不侵犯”，那么新四军肯定照样开打日本，汪精卫就会发现协议没达成。正常逻辑下，汪已经大费周折的“绑架”了潘汉年，自然会有后招，不会让潘自己这么黑不黑白不白的给掩盖下去了——如果连这种预防工作，在谈判时候都不谈到，那么汪和日本方面水平也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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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我简单答复。1943年的“三国志”里，最艰难的是日本，虽然在中国战场还处于攻势，但在太平洋战场已经颓势，如果能够从中国战场抽身是极佳的战略。日本如果从中国战场抽身，最佳的选择是安定住敌后战场而逼死蒋介石的中央政权——蒋介石毕竟代表中国。
我们的抗战战略，是两个方面：1、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旗帜，也是民族革命的基本方向；2、借抗战的合法性努力发展自己的力量，不但从日军手里夺地盘——必要时也从国军手里夺地盘——而且要刻意经营、保存力量，为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之争做准备。
中共在抗战时期政策最大的体现，一个是“服从统一战线”的项英被国军杀死，一个是彭德怀因为百团大战被批判。
1943年的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战场，因为天灾和经济困难，八路军是处于守势，就是华中，也非常的困难。以当时的形势，共产党和日军这种意识形态的冤家是不可能达成真正的休战的，只能是一种相互喘气任由对方收拾蒋介石的默契。
潘汉年即使不向上级汇报秘密协议，只要给饶漱石一个“敌人不进攻某地”的情报就可以了。

@令狐二当家 2017-09-12 13:44:27
能先说两句洞朗，再扯袁承志和潘汉年么。。。
中印对峙不同于陈光，再不说，洞朗热点就过了。。就没法用颜老师的内容，跟朋友们扯淡了。
为了读者扯淡有谈资，请楼主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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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郎热点明面已经过去了，但，莫迪来了中国，中国刚刚宣布可能向尼泊尔修铁路，这肯定是中印角力的结果之一。我之所以走慢一点，一个是从袁崇焕在辽东战和里的倒霉“类比”今日决策的难，另一个是等等，因为我们这些人只能是慢慢的体会这一波中印角力而不参与，更不知道内幕。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45节
1936年9月23日，潘汉年去向博古辞行。
博古语重心长地对潘汉年说：“我派你和陈云去莫斯科后，张、毛、周都焦急地等待回音。你脑子里带密电码，又以谈判代表身份回国，走比较安全的路，晚到一两个月，是无可非议的。张浩也曾说过，再等一个月潘汉年就能到来，结果你比他晚回来九个月。在这九个月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又联系不上，逼得毛泽东又派邓发去莫斯科，汇报一、四方面军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你说毛能不生气吗？
“你在向张闻天汇报时，一再说王明交待的任务，要中央把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放在第一位。这种说法不准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是中共中央首先提出来的，不是王明。王明不了解国内情况，在国外指手画脚，想指挥国内，毛泽东对这种做法最反感。中共中央和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之间的关系，以前，临时中央一直把王明看成是上级，认为他既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副书记，是共产国际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主要领导人，在国内时就是我们的上级，所以，一有问题就请示他，听从他的指挥。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概念错了。到陕北后毛泽东明确表示：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是受中共中央领导的一个部门，因此它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首先取得中共中央的批准，中央政治局可以根据需要撤换代表团成员。毛派邓发去莫斯科，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向季米特洛夫阐明，中共中央有权更换代表团成员，取得了季米特洛夫支持。看来王明在苏联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了。”
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离开陕北前往南京。以后博古和潘汉年之间，除了公务，再没有私交了。
1936年9月23日，博古和潘汉年的谈话，点出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史上极其特殊的位置：在接受共产国际宏观指导和苏联的大党地位的同时，积极谋求中共的独立和中华民族的利益。
在毛泽东之前的教条宗派，无原则的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管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民族利益，很大的伤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一般的观点不同，在第一代领导集团里，并不仅仅“二十八个半”教条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5年2月，博古和潘汉年讲话说，“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中央掌握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否则‘蒸沙难成饭’。所以我思来想去，也只有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煮粥焚须’了。”
按照博古的这个讲话，遵义会议期间，对于是否重新起用毛泽东，他和周恩来有私底下的交流。博古和周恩来都认识到红军要生存必须起用毛泽东，否则就“蒸沙难成饭”——把沙放锅里是蒸不成饭——当然，起用毛泽东必然伤害中共革命的“国际精神”， “煮粥焚须”——剪掉胡须当燃料煮粥是非常艰难的痛苦。
从遵义会议到1936年9月，毛泽东不但巩固了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而且影响了一部分领导人开始关注中共革命的独立性，从博古和潘汉年的讲话看，博古明显倾向支持毛泽东对中共革命的独立性的谋求，而且预言王明很快就要回国。
博古非常明确的批评潘汉年不管不顾中共的实际利益和艰难，无条件接受王明只管苏联利益的指示。
博古非常明确的告诉潘汉年：“这次你身负重任前往白区和陈果夫谈判，凡事要提高警惕，谨慎从事，大事小事先报告周恩来，批准后再办。千万不要独自行动，自作主张，否则后果难测，小则不被使用，大则祸从天降。千万注意别出差错。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后我们两人少来往，你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见到什么人，写文章谈话等等，一概不要谈到我。现在已经有人说你是我的人，这对你今后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头，这件事的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博古很明确的告诉潘汉年，潘汉年这一次莫斯科之行，已经被毛泽东等人很别看为小集团搞宗派，经过几年革命的锤炼，博古非常党性的表态“我也不想有山头”，也就要求潘汉年遵守党的纪律，“大事小事先报告周恩来”，如果“独自行动，自作主张”，已经是被“嫌疑”的潘汉年，“小则不被使用，大则祸从天降”。
在中共的第一代领导集群里，博古算不上硬角色，主要是实践能力不够，但从他遵义会议之后表现以及和潘汉年的讲话，博古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敏锐的人，他对于潘汉年的预言非常的准确。
1936年9月23日，潘汉年很关心博古的处境，博古说：“我现在还可以，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博古对于自己在党内斗争的处境的判断也非常准确。
因为过于机械执行王明的指示，毛泽东怀疑潘汉年的党性，认为潘汉年是王明的人，因此，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而且表示“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从某种程度讲，一个党内干部被毛泽东下了这样的断语，几乎下了“政治死刑”。不过呢，毛泽东在人才使用方面并不固执，仍然接受周恩来、博古的建议发挥潘汉年的谈判能力和秘密战线能力。
1944年底，潘汉年奉命北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中共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
如此巨多多的代表，毛泽东不可能都见面，他会见谁，除了个人的友谊，那就是工作的考虑。毛泽东和潘汉年没有私交而只有不愉快，所以，毛泽东对潘汉年的重视仅仅是工作的原因。
潘汉年在杨家岭见到毛泽东。那时，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到潘汉年，毛泽东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后，毛泽东顺手从旁边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然后举起杯子祝贺潘工作的胜利。
现在见到的材料，毛泽东极少饮酒，也极少和人私下饮酒，这一次竟然举杯“祝贺潘工作的胜利”，一个是赞赏潘汉年在抗战时期的贡献，另一个就是承认了潘汉年的党性。
毛泽东这一举动，明确否定了饶漱石对于潘汉年“违反纪律”的批评。
以毛泽东的聪明，对于饶漱石对于潘汉年的“违反纪律”的批评未必毫无感觉。以毛泽东的军事领袖地位和对战争的敏感，不会感觉不到新四军作战环境的变化，饶漱石也不会随随便便批评潘汉年“违反纪律”。
更何况，中共的情报布网，往往是多系统共存，潘汉年与汪精卫秘密见面的情报极有可能被其他系统侦知而汇报了延安。
在国共联合抗日的大环境里，“游而不击”保存实力就已经很容易被批判，竟然和日伪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一旦被公布，舆论的压力是极其可怕的。所以，这种事情可以做而不可以说，作为领袖的毛泽东最恰当的选择就是不知道——即使隐隐约约感觉到或者通过其他渠道知道，最好还是不被当面告知。
我个人理解，毛泽东之所以举杯“祝贺潘工作的胜利”，就在于潘汉年不但临机决断和日汪达成协议而且将这秘密深埋心底。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46节
问题是，潘汉年对饶漱石的隐瞒并不是考虑政治影响而是迫于党内的斗争。
那么，潘汉年在延安为什么不向毛泽东汇报呢？
事后潘汉年对朋友说，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
怎么还“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呢？
潘汉年意外被见到汪精卫，临机决断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错误，因为，以他的身份和汪精卫的协议不过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而已，中共高层其实有不鸟汪精卫协议的自由。
可是，共产党秘密战线的高级领导人竟然被人设局见到了汪精卫，说明了两个可怕的事实：1、潘汉年在日伪占领区的活动和布网，其实并没有完全骗过敌人，人家清清楚楚的知道潘汉年的活动，之所以不收网，只不过想留下联系的通道选择而已；2、因为日伪知道潘汉年的活动和布网，那么，潘汉年系统获得许多情报其实压根就不是秘密，甚至于有一些是敌人故意布局下套。
如果延安知道潘汉年被人家布局，是否怀疑潘汉年的能力和网络以及情报呢？
因为“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潘汉年选择了对毛泽东的隐瞒，这一隐瞒，因为符合领袖不愿知道和汪精卫达成秘密协议的政治意图，反而获得毛泽东的赞许。
1954年，饶漱石、杨帆包庇的汉奸分子胡均鹤被逮捕，潘汉年是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感到自己与饶漱石、杨帆的问题脱不了干系，加上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要求高级干部将自己的历史问题说清楚，潘汉年感觉到自己1943年去见汪精卫一事不能再隐瞒了。
1955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简短的开幕词中，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十分严峻的估计，并表示了即将在全国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决心。
外在形势的变化，让潘汉年感觉到巨大压力。于是，1955年4月1日，潘汉年找陈毅谈了他在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会见了汪精卫的事情，并说明了后来长时间没有向组织上说明的原因，并把一份自我检讨的材料交给陈毅，请他转呈中央。陈毅安慰他，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4月2日，陈毅赴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潘汉年交待的事情，并交上潘汉年写的材料。毛泽东愤怒的说：“当时不好说，为什么延安见到我时不说？”
毛泽东阅后，提笔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随后，在当天下午毛泽东又指示：“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
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公安部长罗瑞卿宣布实行逮捕审查。
潘汉年被带到公安部看守所功德林监狱，监狱管理人带潘汉年走进一间单人牢房。沉重的铁门打开后，潘汉年一看，房间有15平方米左右，一张单人沙发床，桌子及椅子，地上铺着地毯，墙角还有抽水马桶与洗脸池等，房里有暖气。
潘汉年一案的发生，是一件极怪异的事情。其实，随着历史上一直不和睦的饶漱石的倒台，潘汉年的政治环境本应该宽松，他之所以主动向毛泽东汇报密见汪精卫的陈年往事，是迫于毛泽东即将在全国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压力以及当事人胡均鹤的被捕。
潘汉年认为，一旦胡均鹤交代此事，自己就陷入了被动。
可是，潘汉年不能预料的是，毛泽东竟然如此的愤怒：“当时不好说，为什么延安见到我时不说？”
你潘汉年害怕饶漱石借题发挥整人，那么，在延安只有二人的杨家岭，为什么不说？
按照潘汉年自己的解释：因为“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
如此巨大的事件，竟然因为“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而对组织、对领袖“隐瞒”，绝对该杀。
可是，潘汉年在功德林监狱住的是一间单人牢房，“房间有15平方米左右，一张单人沙发床，桌子及椅子，地上铺着地毯，墙角还有抽水马桶与洗脸池等，房里有暖气。”
潘汉年享受的这个待遇，除了没有自由外，在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县处级干部——参考焦裕禄——是享受不到的。这说明，组织对他的处理是政治处理，在个人生活方面并没有“牢狱化”。
可是，毛泽东给潘汉年的政治“罪状”是极沉重的：1、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2、“投靠日本特务机关”；3、“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4、“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
看到这里，我们就应该明白，之所以逮捕潘汉年不是因为他不向组织汇报密见汪精卫，而是他“汇报了密见汪精卫”。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相互攻击对方抗日消极。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的关键就在于他们在抗战里有巨大的贡献理应在联合政府里享有相当的权力和利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非常的独裁，所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解放战争，对于共产党来讲，就是理直气壮的保卫抗战的果实。
1955年，距离新中国初建还不到6年，一个党的高级老干部——如果不在1955年倒台，以潘汉年1950年上海市委4常委之一、1954年10月排序在柯庆施、陈丕显之后的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的资历，即使在建国初期也是高级老干部——竟然私密会见汪精卫和日军特工达成秘密协议，对于共产党的威信将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冲击？
如果潘汉年保守秘密，即使已经被捕的胡均鹤检举潘汉年，只要潘汉年拒不承认，组织总有办法为潘汉年漂白。甚至于，当胡均鹤说出潘汉年这一秘密的时候，就可能被灭口。饶漱石和杨帆的倒台，都有极浓厚的党内斗争色彩，而潘汉年固然在工作上和饶漱石有相当的联系，因为历史上的不睦，在党内斗争里还没有跌落悬崖。
可是，当潘汉年通过陈毅向毛泽东汇报后，这事情就发生了根本变化。1、领袖已经被公开告知；2、如果不处理潘汉年，就相当于心理认可了潘汉年，这潘汉年就有告知第4人的可能，如果不处理，就太被动了。
所谓死守秘密，就是对任何人都绝不吐口。而且，有些秘密，即使有了捕风捉影的疑猜，只要打死都不承认，那就最终是秘密。
既然潘汉年自己开了口，就必须处理他，而处理潘汉年就必须把他抹黑为国民党潜藏的特务。1955年，中共抹黑潘汉年的身份是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和抗战中“投靠日本特务机关”。
既然潘汉年在1936年就已经“投降国民党”，那么，他在抗战中密会汪精卫和日军，在逻辑上就可以合理解释为，潜藏在新四军内部的国民党特务破坏抗战。
叛徒、还汉奸，这两个帽子，加上饶漱石、杨帆等华东干部的倒台的大背景，足于致潘汉年于死地。
问题是，秘密战线有秘密战线的艰难和特殊，如果处理了潘汉年，这逻辑推导下来，秘密战线会倒下一大片，不，好几大片。
因此，秘密战线的高级干部拼了命要证明潘汉年的清白。

@阿尔卑斯山的雪豹 2017-09-14 22:36:33
楼主写的很好，但是太散了！严重偏题了！你讲满蒙对西藏的影响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怎么写到袁崇焕去了？乍一看还以为是《明朝那些事儿》！不知道和中印关系及洞朗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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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的死，原因之一是私下议和，为什么是私下议和呢？因为明满之争的复杂性和明朝的天朝尊严不能公开接受议和，当乙巳之变出现，方方面面的影响，崇祯只能处理袁崇焕。
潘汉年的性质非常的接近。
今日的中印之争，其实是三个方面：1、领土；2、中国向南亚发展的战略需要和印度控制喜马拉雅山以南封堵中国的斗争；3、两个大国的民族尊严。
民族尊严其实是最大的意识形态，中印两个国家的世界级别和发展意图决定了在洞郎纠纷的巨大心理暗示。不管谁，在这一次斗争里一旦退却，就相当于公开服输——至于私底下拿出多少钱反而是不重要的事情。
袁崇焕和潘汉年，乃至于岳飞，都是在议和战略上倒霉。今日的中国，面对洞郎纠纷，也绝无后退的选择，因为民心士气经不住折腾。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47节
潘案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立即组织一个小组，在李克农领导下，对潘汉年的政治、历史、历年活动进行全面审查。专案组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全面调查，翻阅了潘汉年1936年到1948年的来往电报，及同潘汉年有来往的全部人员的相关档案，审问了有关的在押敌伪人员，经过各方面的反复核实，于1955年4月29日，李克农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一、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汉年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都有正式报告。三、是他提供了决策情报，其中包括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等。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
简单说，3点：1、潘汉年的相当工作是得到中央批准的；2、潘汉年是有贡献的；3、潘汉年在秘密战线布的网络还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干挺了潘汉年这个抓手，那些秘密战线的网点，就成了断线的风筝，就毁掉了一大片。
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潘汉年作了“定性”结论。毛泽东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其实有三层意义：1、我只就事论事处理潘汉年一个，不搞牵连；2、秘密战线难免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性，我理解且承认，所以，我不杀潘汉年，我的意思是说，我整潘汉年是别有隐情，你们不用紧张；3、我处理潘汉年是因为他没有政治头脑。
在这之后，中央于1962年决定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命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长曾汉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组组长丁汾和助理审判员彭树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丁汾和彭树华到关押潘汉年的秦城监狱，用一个月时间查阅了全部案卷，发现对潘汉年的主要指控，如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 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与汪伪勾结，包庇反革命分子，向台湾提供情报，都站不住脚，于是提出了八点质疑，向曾汉周汇报。三人达成共识，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汇报。最后向谢觉哉院长汇报。
谢老听完汇报以后表态：“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最高人民法院不负责案件事实审查。
简单说，谢觉哉明确说：我们呢只管宣判走程序，不管事实真相。
这？
谢觉哉是老革命。
谢觉哉出生于1884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中国最后的秀才，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4月到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抗战时期，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等五位老同志被尊称为“延安五老”。
谢觉哉这样有过旧社会功名而投身革命的老同志，懂人生、有信仰、能吃苦、敢牺牲、知统筹。
他当然知道，自己这种表态不能说服同志们，于是有了类比式解释。
谢觉哉接着谈到宋代的岳飞，说他积极主张抗金，但却被诬蓄意谋反，被宋高宗杀害了。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意要与金人议和的情况下，试想谁人救得了岳飞？明朝书画家文征明很有见识，他为秦桧翻案。岳飞冤死风波亭后，当时及后人都一致痛骂秦桧奸贼，指斥他是谋害忠良的罪魁祸首。而他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一己私欲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罪魁祸首。我只想说明一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
谢觉哉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谢觉哉以岳飞的风波亭类比潘汉年是比较不恰当的，因为岳飞是主战被杀而潘汉年是因为泄露“私和”机密而被处理。
就现在见到的材料，潘汉年在没有向党组织请示的情况下私密达成和议，最起码有三大错误：1、战和大计原本是最高决策，潘汉年在被挟持的情况下只能答应回去向上级汇报而不能临机决断——他不够这个级别；2、回到新四军之后、见到毛泽东之后没有向党组织如实汇报，不管这种隐瞒有什么样的隐情，放在任何时代都是要命的罪过；3、潘汉年的被挟持说明潘汉年的情报来源已经暴露或者部分暴露，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他获得的相当情报可能是敌人故意的透漏，他的隐情不报有误导组织的可能性。
潘汉年被处理本身并不冤屈，冤屈的是“罚非其罪”——他最起码不是共产党的叛徒，也不是中国人的汉奸。
潘汉年之所以敢于临机决断，就在于在“日蒋共”的“三国志”里，共产党最佳的抗日路线固然要牺牲，更要生存和发展。
毛泽东对于潘汉年在抗战时期的贡献是公开的表扬而欣赏。
潘汉年的错误是泄露了永远不可泄露的机密，而这种泄密给党组织带来巨大的政治麻烦。为了组织的体面，组织必须搞政治切割抹黑潘汉年。
如果说潘汉年和岳飞相类似，也是有道理的：1、被最高领导冤屈；2、都牵扯到集团的战和最高决策。
不过，潘汉年和岳飞有本质的不同。谢觉哉所说的“重大机密”，才是监禁潘汉年的关键原因。而潘汉年的不识趣，在于他主动把当年的做法向旁人说出来。那种“机密”还能说吗？它只能被永远埋进历史，不能开封，如果想要保持组织与领导人的永远光荣正确。
谢觉哉明知道潘汉年有冤屈而一定要判，这倒不是他“阿附”上意，而在于谢觉哉理解也支持为了组织的尊严而搞政治切割。最重要的是谢觉哉的那一句话：“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潘汉年固然被冤屈，可，大不同于岳飞的是，1、没有被杀；2、没有被肉刑逼供；3、虽然没有了自由，生活的待遇是可以的。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48节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监禁了8年的潘汉年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刑后不久，潘汉年被“假释”出狱。妻子董慧比他早出狱一年，这对患难夫妻久别重逢，悲喜交集。不久，他们被安排到北京郊区的田河农场劳动，但可以种花、钓鱼，可到市内探亲访友。但他们怕连累别人，一直没有进城。董慧在农场植棉，专心研究植棉技术，她的双手磨破了皮，磨出了血，但她从不吭声。对妻子的举动，潘汉年十分理解，这么多年的监禁生活，妻子有多少话语要向人倾诉，但看到丈夫的苦痛，她不愿再去加深他的痛苦。她只有借种棉花来医治内心的创伤。
“内奸”罪名判有期徒刑15年，然后被“假释”， 还可以种花、钓鱼、探亲访友，这个待遇是可以的，至于董慧在农场专心研究植棉技术，不过是借这种劳心也劳力的劳动逼迫自己不去思考政治的一种自我心理疗伤。
1975年5月，毛泽东文革的最后岁月，潘汉年走出秦城监狱，董慧也随着出狱。他俩被发配到湖南劳改农场，在那里，潘汉年夫妇度过了最后岁月。
他们去劳改农场，大约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特殊性，曾经牢狱的身份很难融入一般的人群——这一点在今天仍然如此——而潘汉年掌握过多的历史材料也不太适合普通人群。
1977年4月14日，因多囊肝并消化道出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医治无效，潘汉年终于含冤病逝，终年71岁。
在老一代革命家里，潘汉年倒霉的时间比较早，但相对于文革期间被强烈冲击的老干部群体而言，他的后半截人生反而相对平稳，生活待遇反而比较从容。
潘汉年在临终前没留下任何遗言。
二十年的牢狱生涯，教育了潘汉年，既然投身秘密战线，自己的人生其实仅仅两个工作，尽可能的获取更多的信息，决不能泄露任何机密，一旦泄露，就会有无穷的倒霉。
潘汉年最亲密的战友，秦邦宪，也就是博古，在1936年9月23日就非常明确的提醒潘汉年，可惜，潘汉年没有警惕。
从这个角度讲，曾经在极年轻的岁月就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博古，固然能力比不过那些领袖们，但也是非常厉害的角色。
1945年中共七大，博古是中央委员，位列倒数第二，但超过曾经给予毛泽东巨大帮助的王稼祥。如果他能够不成为黑茶山的烈士，建国后，在政治上可能会成熟而有贡献。
1981年3月，中纪委开始对潘汉年案进行复查。经过一年零5个月的努力，终于以确凿的材料证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已经挺过文革的潘汉年，仅仅少活了4年，没能见证自己的政治清白。
1983年4月15日，潘汉年夫妇的骨灰从湖南长沙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潘汉年在1943年，党内地位绝对进不去前一百，其固然有巨大的情报网络，但，在强调根据地建设的毛泽东那里，还只能是偏才，而且是二等偏才。
潘汉年密会汪精卫的时候，新四军军部的首长是饶漱石（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陈毅（代军长）、张云逸（副军长代军长）、赖传珠（参谋长），其7个师的首长们是粟裕、刘炎、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郑位三、谭震林、张鼎丞、曾希圣、傅秋涛，属于新四军系统的还有曾山、陈少敏等等。
潘汉年在新四军里绝对排不进前十，而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拥有陕甘宁晋绥、晋察冀热辽、晋冀鲁豫、山东、新四军等五个根据地军队系统。
以潘汉年的地位，如果没有中共中央的授权而和汪精卫私下达成协议，更因为他没有向新四军的饶漱石汇报，所以，潘汉年对协议的落实只能以提供情报的形式引导饶漱石。
潘汉年和汪精卫私密议和对于共产党抗日的整体局面的影响其实有限。
潘汉年一案突爆于1955年，距离抗战胜利正好10年，距离共产党建国也已经6年，要说因为潘汉年解密了他和汪精卫私密议和而会动摇根基、而会蒋介石反攻大陆，那就太搞笑了。
即使潘汉年解密了更多的秘密，也动摇不了毛泽东、中共在中国的地位和威望。
潘汉年干了什么？不过是和汪精卫私密议和而已。
1929年张学良和苏联发生中东路战争丢失黑瞎子岛的时候，中共认为中东路事件发生的原因是“蒋介石执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指使东北当局以武力夺占中东铁路”。
无论历史背景多么复杂，中国收回中东路都带有反侵略的性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错误是时机的选择。当然，站在“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共产党的立场，中东路之争确实带有帝国主义的附庸进攻社会主义大本营的性质。一个方面是民族利益，一个方面是阶级利益。两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喊出“武装保卫祖国苏联”的口号，甚至派出游击部队进攻和苏军作战的中国东北军。中共的阶级立场，赢得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的赞誉：“号召并组织群众去进行英勇的斗争，去反对自己的政府、中国的军阀和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中东路事件中表示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模范。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最光荣一页，而且也是共产国际和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和中东路战争里公开“武装保卫苏联”的义无反顾相比，潘汉年在“国共日”三国志的大背景里策略性的借力打力，其实非常的无所谓。
潘汉年解密给予共产党的影响，最大的负面就是有些“厚黑”而已。
不过，中国古代历史上从底层崛起的最成功的两个政治集团的领袖，刘邦和朱元璋，都比较的“厚黑”。
《史记•项羽本纪》里有一个吓人的故事。
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而幸分一杯羹。”
项羽号称中国战神，在训练军队、带队冲锋和战役指挥方面，独步天下无人可比，但，在战略布局方面的不可想象。刘邦的战役指挥打不过项羽，但依托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可以搞据点坚守纠缠。项羽的致命短板是在他之外，没有优秀的将领敌得过韩信在第二战场的包抄，何况刘邦持续不断的在敌后开辟新的战场。
项羽不断的在第一战场和第二战场间奔波，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搞了“无赖”打法，把俘虏的刘邦的父亲拿出来威胁刘邦出城交战。
项羽，也比较的无赖。
老爹成了人家要挟的工具，能有什么办法呢？
刘邦有办法：“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而幸分一杯羹。”
我们曾经“约为兄弟”，有“通爹”的名分，你看着办。
有几个中国人不知道项羽？有几个中国人不知道刘邦？
刘邦和项羽在战争时期都能够搞策略性的厚黑，后人凭什么就不可以？
文革结束，中共公开为潘汉年平反而且骨灰入八宝山，这说明潘汉年解密对于共产党实质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小。
可是，1955年的毛泽东仍然处理了潘汉年，因为潘汉年擅自决断议和大略是绝对的越权，而且，在时过境迁后竟然擅自解密。

@令狐二当家 2017-09-18 15:01:18
楼主一周末没发文，可能在陪家人。
这篇帖子，关于潘汉年的问题，又想了想，细思极恐，抛出来请楼主帮忙分析一下：
1、潘汉年跟汪精卫见面，凭什么敢替领导答应互不侵犯？回去还用不着汇报？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上级跟他明说“看看能否通过地下工作，尽一切可能，让日伪不碰我们”——这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如果有过这样的明示，那么潘汉年回去一定汇报，犯不着承担这么大心理压力。
那么只剩下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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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
第一，我近期跟不上节奏，是因为学校乔迁大搬家，不但忙的没有时间上网而且搬家期间停电也没有网。
第二，潘汉年自首对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确实有巨大的影响，不过，根据毛泽东对潘汉年处理的并不重和文革后中共非常紧迫的给潘汉年平反看，潘汉年还不至于构成致命威胁。
我这种理解，还有另外一个佐证：如果压力太大，组织可以把潘汉年以及知情人彻底“冰封”而不搞公开审判。
我个人理解，毛泽东的急眼大约是“杀鸡骇猴”，明确告诉秘密战线的领导们不得泄密。
至于毛泽东的突然的“左”，潘汉年可能有影响，但不会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个人理解是英雄迟暮对于接班人不合格的急躁。
这一点，可以参考刘邦晚年。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49节
和潘汉年不同，袁崇焕以兵部尚书衔督师蓟辽，独立指挥15万多边防军、消耗明政府巨大的财政，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国共内战时期的东北战场——其他战场毕竟也是野战部队。袁崇焕指挥的部队的重要性对于明王朝非常类似于抗美援朝时期的彭德怀，而袁崇焕在辽东一面打仗一面议和，也非常类似于抗美援朝五次战役之后，巨大的区别是抗美援朝的一面议和一面恶战是最高领导层的决策而彭德怀仅仅是执行者。
我们不能想象，彭德怀指挥抗美援朝的时候竟然不通过最高层的明确授权而私密议和——即使是得到最高层的默许也是不可以的，如果仅仅得到的是默许，如果议和不成，将来暴露，即使是彭德怀，也难以避免潘汉年的下场。
事实上，因为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抗日路线有巨大的分歧，抗战后期延安整风毛泽东、刘少奇整的彭德怀痛苦不堪，这一内部矛盾成为引爆庐山风云的极重要历史原因。
以袁崇焕对于明王朝的重要性，竟然私密议和，无论成功与否都是一个大麻烦。
就袁崇焕私密议和的理解，其一就是为议和而牺牲毛文龙。
袁崇焕议和，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领土划界问题，毛文龙军事依托是皮岛，但其主要辖区是辽东。按照抗战时期的战场归类属于敌后战场，按照现在的领土划分是明政府的“飞地”。
最关键的一点，毛文龙的敌后战场和皇太极的后金的领土是纠缠着的，领土划界非常的艰难，即使达成和议，明政府顶多保留一些海岛，毛文龙在辽东收复的土地都必须放弃。
毛文龙本身不是辽东人，在形势危殆的情况下，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收复金瓯一片，当然是极其爱国的行为，至于冒功支饷是另外的问题——贪官也可能非常的爱国，清廉者也可能背叛民族。毛文龙部队的构成，大部分是辽东的难民，很多人和后金有着血海深仇，而且父母庐墓在辽东。如果袁崇焕议和成功而要求毛文龙部撤回大陆安置，当然有相当的内部压力。
如果袁崇焕从内心里想议和，必定要搬掉毛文龙这块绊脚石。
宋高宗和秦桧要议和，就要搬掉岳飞这块绊脚石。公道的讲，岳飞虽然是南宋抗金的主将，但因为他处于正面战场，议和对于其军队的个人利益的伤害其实小于毛文龙。
所以，袁崇焕如果真正搞议和，内部的问题其实是两个：1、获得朝廷的同意；2、铲除边防军内部的障碍。
谈迁《枣林杂俎》记载明末大将徐石麒的话：“其次则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努尔哈赤），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崇祯）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
徐石麒这个话，如果从真正议和的角度讲，最起码是符合逻辑的。
如果崇祯正如赵构而支持议和，他也会像赵构一样牺牲掉毛文龙。
因为朝廷知道了袁崇焕在搞议和，当袁崇焕突然擅自斩杀了敌后战场的毛文龙的时候，从逻辑上有三种理解：1、毛文龙冒功支饷，袁崇焕整顿军纪；2、袁崇焕和毛文龙有个人利益纠缠；3、议和的袁崇焕要铲除辽东内部的障碍。
如果，袁崇焕议和成功，崇祯也只能接受甚至于支持铲除毛文龙的事实——崇祯一开始是接受的——如果议和不成功，崇祯早晚会翻脸。
事实上，1630年8月，崇祯处理袁崇焕的正式宣判书就有斩杀毛文龙一款：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
“以谋款则斩帅”，这句话的理解正好有两种：1、袁崇焕“斩帅”的目的是“谋款”——争夺军饷；2、袁崇焕“斩帅”的目的是“谋款”——“款降”、“款和”。
“议和”，可以用一个字概括：“款”。
你袁崇焕指挥大明王朝最庞大的边防军，占用最高额的军饷，为了议和铲除了毛文龙，结果，来了一个乙巳之变，里里外外如何交代？
“以谋款则斩帅”的袁崇焕在进京勤王的时候还“潜携喇嘛”保留和皇太极的联系通道，行刑之际，要说北京人民不痛恨他，也太不讲理了。
我实实在在的讲，我个人真实的态度——我说的是内心的激情而不是理性分析——即使我了解整个的来龙去脉，我仍然想咬死袁崇焕。
你来北京勤王，竟然“潜携喇嘛”，仅仅这一点，谁能原谅？
崇祯给袁崇焕的罪状之一是“市米以资盗粮”，我个人的理解其实是袁崇焕在议和过程里答复皇太极的条件。
谈判为什么不成功？简单，意识形态。
在明朝的士大夫眼里，金只是建州卫的叛贼或者叫建州奴，如果议和，皇太极首先要称臣，要答应和朝鲜等等藩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于经济文化往来其实并不重要。可是，对于皇太极来讲，如果答应了这样的条件，弱了气势，慢慢就会被明朝的国际外交封死。
可是，对于明朝来讲，也绝对不能承认金是平等的国际法主体。
1642年，兵部尚书陈新甲秉承崇祯的安排与后金议和，不料消息走漏，崇祯恼羞成怒，将罪责全部推卸给陈新甲，枭首示众。
崇祯和袁崇焕的意图大约是用议和捆住皇太极的手脚，万不料，皇太极更加狡猾，一面议和，一面就绕道蒙古进攻京畿重地。
皇太极的意思是说：你必须承认我的平等地位，现在，我打给你看。
这样一来，袁崇焕的压力就太大了：1、五年平辽不可能；2、私密议和让人家忽悠了一个趁虚而入。
袁崇焕不肯放弃议和，一面勤王，一面还带着喇嘛使者。
《明季北略》说“都中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甚切齿。”
对于舆论界而言，批判袁崇焕“导虏入犯”应当是批判他“带路党”，在崇祯看来，那就是袁崇焕议和示弱鼓舞了皇太极进犯的雄心。
也就是说，在崇祯看来，皇太极绕道蒙古，袁崇焕有“牵制不力”和“议和误事”两大责任。
1629年的圣旨里崇祯公开点出“暗藏夷使”，其实是说袁崇焕不向中央汇报而私密议和，到了1630年的判决书改成了非常模糊的“潜携喇嘛”，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崇祯绝对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知道袁崇焕议和，可是，如果没有朝廷的圣旨，战区司令员私密议和，就是在今天，也是死罪，在那个时代，是必须灭族的。
崇祯要以“付托不效，专恃欺隐”杀掉袁崇焕，这是袁崇焕心服口服无法抵赖的罪过，所以，不肯以“暗藏夷使”的重罪灭他的族。
那么，崇祯在1629年的腊月初一为什么用“谋叛欺君结奸蠹国”这个罪名呢？简单，皇太极绕到蒙古进攻北京，除了袁崇焕的部队外，明军统统是一个失败接连一个失败，统统的没有完成任务“付托不效”的罪名人人都跑不掉，你让别人如何干活？
用“付托不效，专恃欺隐”的罪名逮捕袁崇焕，最起码减少对其他将领的压力。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0节
最早把袁崇焕推上不归路的内斗其实是泄密。
《明史》记载：“方崇焕在朝，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微及欲杀毛文龙状。及崇焕欲成和议，龙锡尝移书止之。龙锡故主定逆案，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范辈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
最终，“法司坐崇焕谋叛，龙锡亦论死。”
大学士钱龙锡，不但知道袁崇焕和毛文龙的矛盾，而且“及崇焕欲成和议”而“尝移书止之”。
这说明，钱龙锡知道袁崇焕议和，皇帝当然也知道。
魏忠贤的遗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等人之所以“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就在于袁崇焕做事情不谨慎，把私密的议和泄露给朝廷大臣，触犯了意识形态，于是，崇祯要保护他也很难。
据史料记载，后金军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第一次召对时还和崇祯商量过谈和的事情。极有可能，这次谈话走漏了风声。崇祯在判决书说“潜携喇嘛”，就是告诉袁，你办事不力不但不能议和忽悠皇太极还泄露了机密，不杀你实在不好给舆论一个交代。
其实，通过逮捕袁崇焕的具体过程，崇祯并没有坚定的下决心处理袁崇焕。
1629年腊月初一，袁崇焕是被吊篮吊进北京城的。
就逮捕袁崇焕，《崇祯长编》、《国榷》、《崇祯实录》、《崇祯遗录》、《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各有不同的描写。
史书记载：“崇焕陛见，满桂见崇焕御前赐坐。拉之下跪，尽发其通敌奸状。并言其接济寇粮，凿凿有据。崇焕见满桂，色变。遂不能辩，免冠请死。上命锦衣卫堂上官拿送镇抚司。”
崇祯在1629年腊月初一的召见袁崇焕，已经是乙巳之变爆发的第三次见面，满桂已经和袁崇焕一起被皇帝召见，之前，满桂并没有检举袁崇焕。
满桂长期战斗在辽东，是顶层将领，不但熟悉这里的一切而且有人际关系，虽然调去了大同，基于对政治对手的特别关注，不可能不知道袁崇焕在辽东与皇太极的议和，其之所以隐忍不发，大约是满桂非常清楚知道袁崇焕在天启时期私密议和并没有被惩处。这一次之所以往死里掐，应该是被箭伤的仇恨忍无可忍的绝地反击。
满桂被箭伤后，“大惊，入奏”，这“入奏”肯定在袁崇焕进城之前。
按照这个史料，我们补全过程如下：满桂进城汇报自己被箭伤，崇祯大约给予安抚，安排受伤的满桂找个地方休息或者疗伤。
然后，袁崇焕觐见，然后满桂觐见和袁崇焕对质。
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场景：“崇焕陛见，满桂见崇焕御前赐坐。”
满桂出场的时候，发现崇祯给袁崇焕“御前赐坐”！
我们知道，明清时期，朝廷开会是皇帝独坐而臣子们站立或者跪着，袁崇焕“御前赐坐”是一种难得的待遇和荣耀。
满桂已经“大惊，入奏”袁崇焕暗算了满桂，在正常情况下，崇祯在召见袁崇焕、祖大寿当面廷辩的时候不应该给予袁崇焕特别的待遇。
那么，袁崇焕为什么被“御前赐坐”呢？
我的理解是，崇祯知道袁崇焕和满桂的深刻矛盾，也知道袁崇焕专搞不团结，不过，大战之际，他不想立即追究，可又找不到理由回绝满桂。所以呢，在满桂当场廷辩之前，给予袁崇焕“御前赐坐”的特殊恩遇，暗示满桂：我知道你委屈，我不能不让你讲话，可是，现在打仗呢，我需要袁崇焕，你忍了吧——我记住你的感情。
《水浒传》里的杨雄和石秀是结义兄弟合作开了一个杀猪店，石秀发觉杨雄的老婆潘巧云有了外遇，于是多嘴多舌。
男人是需要尊严的，这戴绿帽子的丑，便是在亲爹亲娘那里有时候也想遮掩遮掩。而且，这女人感情出轨，原因各种各样，有些时候，因为说不出口的原因，男人很可能默许。比如，宣统的老婆婉容在东北的时候和侍卫私通怀孕，宣统就不肯追究，因为他本人没有生育能力，婉容和别人私通给他生孩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于是，当天晚上，“醉酒”的杨雄就“暗示”了潘巧云，潘巧云也就找了机会“暗算”了石秀。
第二天，杨雄压根就不和石秀照面，发泄一通，吩咐肉食店“关门大吉”。
杨雄其实是暗示石秀：你多管什么鸟闲事。
石秀立即明白杨雄传递的信息，不过呢，心狠手辣的家伙，一定要把事情做绝还自己一个清白，证据确凿之下，逼迫杨雄杀了风骚迷人的潘巧云。
满桂非常准确的体会了崇祯的意图，然而，他不肯妥协退让，一定不忍这口气，一定往死里掐。
满桂通过崇祯给袁崇焕“御前赐坐”的特殊恩遇，知道自己白挨了5箭，如果自己继续纠缠这5箭，万一皇帝和稀泥：看我的面子，别闹了。满桂有什么办法？总不能不给皇帝一个面子。
皇帝，有时候也很难，遇到大臣坚定的不支持，他也没有办法。
满桂这一次，不扯自己被暗算了，他正面搞政治攻击。
满桂很决绝的表明自己的态度，上去就把袁崇焕从“御前赐坐”上“拉之下跪”。
这个袁崇焕能够在朝廷伴皇帝坐，这个待遇能否获得取决于皇帝，满桂上去就拉袁崇焕，这不仅仅是“失仪”而且是触犯了“皇权”。
满桂“尽发其通敌奸状。并言其接济寇粮，凿凿有据。”
这下，麻烦了。政敌啊，收集负面证据那还有错？
崇祯还能偏袒？
所以，“崇焕见满桂，色变。遂不能辩，免冠请死。”
按照材料理解，袁崇焕突然看到满桂冲上来死掐，“色变”，非常的震惊，“遂不能辩”，没有辩解。
《国榷》材料：“上问以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并不能对。命下锦衣狱。”
《崇祯实录》材料：
“上问以杀毛文龙。今反逗留，何也？不能对。命下锦衣狱。”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东兵入口》材料：“十二月朔，复召崇焕等于平台。上问以前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崇焕不能答，遂下锦衣狱。”
因为满桂的死掐，崇祯不得不当面提问，核心内容是两个：1、为什么杀毛文龙？2、皇太极为什么入寇、袁崇焕战斗为什么不积极？
所有的材料都非常的一致：袁崇焕不辩解。
因为，他没法辩解。
《崇祯遗录》材料：“督师袁崇焕，初授大学士钱龙锡意旨，绐杀总兵官毛文龙。中军何可刚曰，是谓三不幸。崇焕问之，曰，生文龙天不幸，用文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未几，京师警，崇焕入援，召对平台，赐貂裘，彩币、银牌。兵屯畿南，一战败绩，复召诘曰，尔擅杀大帅，以今日又不能扞御，恢复之言何在。着锦衣卫拏问。总兵祖大寿、何可刚闻之，引兵去。”
按照何可刚这个评价，毛文龙是一个比较混蛋的人，虚报战功、冒领军饷，还非常的闹独立性，但，毛文龙的崛起是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他确实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这个作用的大小是另外一回事情。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1节
当毛文龙崛起后，即使他比较混蛋，明王朝的政策也无过三种：1、马马虎虎的凑合，等待历史的机会；2、斩杀；3、弃用。
明清易代，汉民族出了四个汉奸：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
明清易代投降清王朝当带路党的人极多极多，封王的只有这4个，他们当然是有能力的人。
当汉奸，也需要业务。
赵尔巽评价：“有德、仲明，毛文龙部曲；可喜，东江偏将；志祥又文龙部曲之馀也。文龙不死，诸人者非明边将之良欤？大寿大凌河既败，锦州复守，相持至十年。明兵能力援，残疆可尽守也。太宗抚有德等，恩纪周至，终收绩效。”
毛文龙的部下，当然对明王朝并不绝对忠诚，不过呢，在明清恶战的时候他们选择跟随毛文龙骚扰皇太极，说明他们骨头里并不是铁杆汉奸。而能够在条件艰苦的东江生存，说明他们是有能力的。
在与明朝本土相隔绝的东江，毛文龙自己聚集了一支队伍战斗了很多年，时间一长必然形成自己的派系，也必然称之为军阀。这样一来，对于明王朝来讲，不管是弃用毛文龙还是斩杀毛文龙，都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如果袁崇焕不斩毛文龙，毛文龙或者毛文龙的部属也未必不造反，但，造反的概率要小得多。简单说，袁崇焕斩杀毛文龙是处理毛文龙问题的所有方案中最差劲的一个。
袁崇焕被处死的1630年，毛文龙的旧部固然牵制皇太极乏力，但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叛降，我们不能以毛部后来的表现批评1629年的袁崇焕。
但，何可刚非常直白的说袁崇焕“杀文龙公不幸”，挑明了斩杀毛文龙对袁崇焕的致命问题：政治违纪。
袁崇焕在关外督师，当然需要整合力量和统一调配军饷。偏偏有个比他资历还更深的毛司令，不停地跟他争军饷，而且不服从调度，当然是极不利抗战，也不利于议和。
毛文龙有罪无罪是一回事情，该杀不该杀是一回事情。
《崇祯遗录》所载“以今日又不能扞御，恢复之言何在。”和“今逗留何也”意思相差不远，前者是说不能御敌，后者是说不去御敌，总之是对袁崇焕己巳战果的失望。《三朝野纪》又有不同的说法，说崇祯质问袁崇焕请求援兵入城。“复召对，诘问良久，言及援兵入城，上声色俱厉，遂缚崇焕下狱。阁臣谓临敌易将，兵家所忌。上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袁既下狱，关兵之在城外者，閧然称乱，几欲矢集城上。命兵部从狱中出崇焕手书慰止之。祖帅亦竟拥其重兵飏去。”
《崇祯遗录》所载“以今日又不能扞御，恢复之言何在。”和“今逗留何也”，一个是批评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胡扯蛋，一个是批评袁崇焕在乙巳之变里战斗不积极。
皇太极突然绕道蒙古进入京畿，袁崇焕拼了命从前线勤王，和皇太极接仗后并不是很积极，根据各种各样的材料的共识：满桂战斗非常积极，虽然战果并不如意。
这个非常的不符合常规逻辑：谁不想在天子脚下露一手呢？
那多长脸呀。
可是，如果仔细分析明金在北京城外的战争，我们必须承认袁崇焕的布局是正确的而满桂是错误的。
皇太极指挥的部队多达十万，几乎是倾巢而出，因为事发突然对于明王朝的震动非常的巨大。袁崇焕之所以拼了命入关勤王，是怕被皇太极一个单刀直入飞车端了老将。
袁崇焕当然不能相信北京的城防。
可是，当满桂等勤王部队在北京城外和皇太极恶战的时候，从逻辑而言，只要崇祯不犯小儿科的错误，皇太极的下场有三种：1、对于京畿以巨大破坏而逍遥回巢；2、被明王朝勤王部队打的鸡飞狗跳而赶紧跑路；3、被明王朝勤王围着打、追着打，损失巨大乃至于完蛋。
为什么呢？简单，后勤。
皇太极脱离根据地搞大跃进，他的部队没有共产党在敌后搞根据地建设的本事，后勤的保障除了携带外就是抢劫。
皇太极当然能够抢劫，问题是这种战区的抢劫，除了正好端了明政府的粮库，抢劫是不能保障供给的。
明军的战斗力整体比不过金军，可拥有后勤优势和拼消耗的优势，只要明军能把皇太极挡北京城外就能够确保不败。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勤王部队的主力军和最重要的边防军，袁崇焕最佳选择就是跟着皇太极不放而不战——我粘着你，让你不能够肆意抢劫粮食，让你不能够往死里掐其他的勤王部队，让你攻不进北京城。
皇太极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只有两种可能：1、攻进北京城；2、聚歼或者重创明朝的勤王部队。
袁崇焕粘着不战，正好掐住了皇太极的命门，一旦断粮而必须走路，袁崇焕既可以远远缀在屁股后面跟进，还可以走近路回辽东搞大反攻。
所有读《三国》的人都知道，诸葛亮最终的失败并不是不能打仗而是粮道不能支持长期的消耗，诸葛亮粮尽撤退是非常需要智慧的，弄不好就被司马懿追着不放而被动。
即使袁崇焕不能大赢、特赢，也能小赢。
问题在于，明政府能否接受这种打法？
从崇祯始终看重袁崇焕并且把勤王部队的统一指挥权交给他，崇祯并不是糊涂人。
为了度过乙巳之变的艰难，崇祯也和袁崇焕一起商议议和。
可是，满桂突然在朝廷公开攻击袁崇焕的议和，加上满桂已经检举袁崇焕的部队暗算满桂，把崇祯逼进了墙角。
以明金之战的意识形态以及崇祯支持袁崇焕五年平辽的巨大军费开支，在皇太极兵临城下之际，满桂突然证据确凿的检举袁崇焕勾结皇太极议和，崇祯必须搞政治切割。
满桂是最早在北京城下和皇太极死掐的人，满桂死掐的时候，袁崇焕跑到河西务吃饭去，民众和官僚们当然更加喜欢满桂。在这种情况下，满桂以极其决绝的态度死掐袁崇焕，崇祯已经没有了调和的空间：他除了牺牲袁崇焕还有选择吗？
基于舆论，崇祯没有牺牲满桂的可能。而且，袁崇焕确实有三大错误：1、不向朝廷汇报斩杀毛文龙；2、五年平辽可以等5年后交卷，但朝廷拿出如此巨大的财力、人力，结果皇太极竟然开辟了第二战场，袁崇焕当然有责任——最起码是牵制不力；3、议和泄密。
如果崇祯不牺牲袁崇焕，舆论就会判断崇祯是议和的背后主使，这是崇祯局对不能接受的推导。
《烈皇小识》卷二，“十二月初一日，上复召崇焕、祖大寿入，上温谕大寿，而历数崇焕之罪，遂擒崇焕，下诏狱。阁臣力谏谓：‘临敌易将，兵将所忌'。上曰：‘势已至此，不得不然'。大寿出朝，悍然，竟率众东行。中朝无可如何，敕阁部孙承宗抚谕之。”
崇祯在战斗之间换将，是兵家大忌，但，为了舆论，崇祯牺牲了袁崇焕。不过，崇祯知道关宁军的重要性，所以，在牺牲袁崇焕的时候，非常及时的“温谕大寿”——我只处理袁崇焕，你尽管放心。
从袁崇焕被杀后祖大寿内心对明王朝的心理归属看，得到崇祯“温谕”的祖大寿原本应该“夹起尾巴做人”。
可是，“大寿出朝，悍然，竟率众东行。”
祖大寿的这种意外选择，放在任何时期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兵变”——唯一的正面理解是祖大寿很有和袁崇焕的友谊。
如果你是崇祯，你有几种应对祖大寿的选择？一个是搁置不理的冷处理，一个是度过危机后的军事平叛，最后一个可能是做出妥协。
崇祯最终是做出了妥协，祖大寿最终也选择了回归。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2节
问题是，祖大寿这激烈的反应，真正为了袁崇焕吗？
当然不是，为了保命，祖大寿做出这种无奈的选择。
崇祯牺牲了袁崇焕，满桂必定接掌勤王部队的指挥权，以满桂和袁崇焕、和祖大寿的仇恨，万一下毒手，祖大寿必定是死无葬身之地。
满桂意外被友军暗算，只有两个可能：1、袁崇焕指使部下；2、部下的擅自行为。
以祖大寿和袁崇焕的感情，以祖大寿和满桂的不睦，具体执行暗算满桂的应该是祖大寿。一旦满桂接掌勤王部队指挥权——甚至有回辽东的可能——详细调查自己被暗算的细节，一旦拿到确定无疑的证据，祖大寿还有活路吗？
老子惹不起，老子就是死，也要多撑两天，于是，祖大寿跑路了。
《明史》记载：“大寿尝有罪，孙承宗欲杀之，爱其才，密令崇焕救解。大寿以故德崇焕，惧并诛，遂叛。”
这个材料说，祖大寿和袁崇焕的感情，不仅仅是战友情，最重要的是救命恩。
这个救命的恩情，就表象看是袁崇焕的努力，就真实性看是孙承宗布的局。问题是祖大寿不知道，当袁崇焕被捕的时候，崇祯身边一定有的大臣除了满桂外，必定还有刚刚起用的孙承宗。在祖大寿看来，袁崇焕倒霉的正面因素是满桂的揭发，真正的原因应该与孙承宗有关——他在朝廷内部。
当然要跑路，而且要快跑。
祖大寿跑路后的后续处理，《烈皇小识》卷二的记载是“中朝无可如何，敕阁部孙承宗抚谕之。”《明史》记载是“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
这是两个有矛盾的材料，大多人认为祖大寿的回归是因为袁崇焕的因素，强调的是二人的“友谊”。
这是一个非常扯的假象。
很多人之所以相信袁崇焕信件的作用，就在于两个前提：1、袁崇焕被冤枉；2、祖大寿讲友谊。
第一，袁崇焕绝对不是被冤枉，越权而直接斩杀毛文龙和私密议和等两罪是铁定无疑，而乙巳之变爆发后铁定无疑不可能五年平辽，所以，袁崇焕绝对不冤枉。
第二，祖大寿和袁崇焕有感情，但其跑路的关键还是怕被牵连，尤其是被政敌孙承宗和满桂联合做局。
《崇祯实录》记载：辽东兵溃。辽兵素感崇焕恩，满桂与祖大寿又互相疑贰，大寿辄率兵归宁远，远近大骇。孙承宗上言：“约万五千人，自通州南趋张湾。臣闻之，急以手札慰谕祖大寿，并传檄三军，令游击石柱国力谕诸将校；将校多垂泪曰：‘主帅已僇城上，又以火炮歼我，故逃避至此！’臣思大寿危疑之甚，又以身贵不能受制同列，故乘吏卒惊疑，全军尽溃陷，人以自护；非诸将尽叛也。急宜敕关内、关外两道慰谕将领，解散士卒，大开生路，以收人心。”上从之。大寿抵山海关宣圣谕，吏卒乃安。
孙承宗说：“寿危疑之甚，又以身贵不能受制同列。”
祖大寿既担心与满桂的个人关系，更加“身贵不能受制同列”，不愿接受满桂的指挥。
至于袁崇焕因素，当然有感情的因素，关键是大树倒下后猢狲尽散的心理效应。
《国榷》材料：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承宗奏：“辽东兵溃约万五千人，自通州南趋张湾。臣闻之，函手札慰谕祖大寿，并传檄三军，令游击石柱国飞骑追之。仅及其尾，弓刀相向，柱国力谕诸将校，亦多垂涕：‘但主帅已僇，又火炮歼我，故遂至此！’柱国又前追大寿，远数十里，诸将校且泣且戒，柱国奋不顾。臣思大寿危疑之甚，故乘吏卒惊疑，全军尽溃陷，人以自护；非诸将尽叛也。宜敕关内、关外两道慰谕将领，解散士卒，大开生路，以收人心。”上从之。大寿抵山海关宣圣谕，吏卒乃安。因令堵截建虏归路，自是大寿称疾，不复视事矣。
那么，祖大寿和辽东部队回归与袁崇焕的信有关系吗？
国榷（卷九十，二年十二月）里有“大学士成基命奏以袁崇焕手书招祖大寿……上俱从之”的记载。
袁崇焕确实有手书。
我没有找到这个手书的内容，猜测，有如下可能：1、你回来，宁叫天下人负我，不叫我负天下人；2、我们是臣子，我们的职责是忠诚；3、你如果不回来，天下苍生如何？4、你如果不回来，除了投降我们的敌人皇太极，还有其他出路吗？5、皇帝给我一个承诺，你在外边狠狠的打，证明我们的清白，救我出去。
1320年8月，袁崇焕被杀，1631年(崇祯4年)农历10月28日，等不来援军的祖大寿诈降皇太极，然后找个由头回到锦州，一直坚持到1642年农历3月初8，才真正投降皇太极。
袁崇焕被杀后，祖大寿在关宁锦前线呆了接近12年，最后的投降是因为没有援军，可见，袁崇焕的友谊并不是祖大寿政治态度的决定因素。
我个人理解，袁崇焕确实有手书，手书的内容除了劝勉祖大寿回归，最关键的内容是告诉祖大寿当年自己救命之恩背后的真正决策者是孙承宗。
我估计，得到袁崇焕手书的祖大寿是悲感交集和窝窝囊囊，这些年来自己竟然不知道人家孙承宗才是欣赏自己保护自己的幕后主谋，而自己在最关键的时刻竟然担心孙承宗和满桂联手暗算自己，自己也太糊涂了。
崇祯处理了袁崇焕，就要简拔新的统帅。
“十二月朔复召见，下崇焕狱，赐桂酒馔，令总理关、宁将卒，营安定门外。”
《明史》记载：“（满）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
满桂是一个粗鲁的人，能打仗，不好声色，与士卒们同甘共苦，因此，他的部队很有凝聚力。
可是，夏允彝评价：“满桂勇而廉，然起自行伍，不解文墨，拔为统帅，群帅不之服。况各镇之兵，纷纭而集，桂未得稍抚循之也。亟驱以战，兵不与将相习，且将与将亦多不相识者，一战而覆，非桂之罪也。”
满桂是悍勇战将，不能胜任统帅。
“桂骁勇敢战。所部降丁间扰民，桂不能问。副将申甫所统多市人，桂军凌之。夜发矢，惊其营，有死者。御史金声以闻，帝亦不问。”
满桂固然有“与士卒同甘苦”的优点，但，同样产生了“溺爱”的缺点，管理非常的松懈，而且他的基本不对非常的跋扈，欺负友军。
崇祯很无奈，只能装糊涂，因为他需要满桂军队去打仗。
“及大寿军东溃，乃拜桂武经略，尽统入卫诸军，赐尚方剑，趣出师。”
袁崇焕被捕，祖大寿突然跑路，对于北京城的军民的情绪影响当然非常负面，崇祯迫切需要一场胜利鼓舞人心，或者表明态度。
满桂说“敌劲援寡，未可轻战。”
可是，崇祯一定要打，这是政治。
“不得已”，满桂“督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诸大将，以十五日移营永定门外二里许，列栅以待。大清兵自良乡回，明日昧爽，以精骑四面蹙之。诸将不能支，大败，桂及祖寿战死，云龙、登云被执。”
乙巳之变，对于明王朝的打击极端沉重。1、林丹汗的西征，明政府与皇太极的领土邻接从辽东一下子拉长到北京的北面，皇太极突然开辟蓟辽之外的第二战场，而且可以威胁京畿，明政府不但是战略守势而且更加窘迫，袁崇焕五年平辽更加不可能；2、乙巳之变，给予明王朝的经济打击非常沉重，而且，明王朝必须在京畿周边加强军备——如同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后的国民政府，南京、武汉都被威胁着；3、明王朝损失了袁崇焕、满桂、赵率教、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诸大将。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3节
袁崇焕被捕而满桂战死，就战役而言，皇太极获得全胜，然后，最终他还是退回了关外，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皇太极这种异族入侵，即使能够在战场获得巨大的胜利，最终也必须退回老巢，原因太简单了，战场的胜利不能转换为政权建设。
中原主体政权被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欺负的苦不堪言，在历史上的记载多的不得了。
比如，刘邦这个开国雄主竟然在白登山让冒顿包围了七天，最后靠诡计脱困。
5年后的前195年，刘邦去世，47岁的吕后开始寡居掌控了最高权力。到了前192年，43岁的冒顿单于给比他年长7岁的吕后写了一封情书：“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你是寡妇、我是光棍，我们互通有无寻欢作乐的干活！
吕后非常卑微的回复说：“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
你太能打仗了，我们不是对手，至于我，已经是一个老女人，实在太丢人了，你见了会倒胃口。
就国书而言，冒顿是最无理而吕后最卑微，结果呢，接到吕后国书的冒顿立即感受到吕后和中原政权的实事求是、韬光养晦，非常谨慎的回信：“未尝闻中国礼仪，陛下幸而赦之。”
在吕后之后，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骚扰汉族政权的记载多的不得了，但，能够彻底推翻汉政权的仅仅有蒙元和满清。不过，蒙元最终战胜南宋是一个极漫长的过程。如果站在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向南的扩张的角度看问题，从938年辽得到幽云十六州开始，辽、西夏、金、蒙元接着班向中原扩张，伴随着北部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更迭，两宋不但不能收复失地而且一步一步的后退。
从严格的角度讲，北宋不承担丢失幽云十六州的历史责任，他只能未能收复而已，所以，宋也不是完成对汉民族聚居区统一的政权。
明王朝被满清灭掉，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来自边疆的纯少数民族政权在较短时间挑落中原主体政权。
少数民族取得暂时的军事胜利很正常，比如，也先杀到了北京城外。
也先，和，皇太极，为什么要退走？换个角度讲，冒顿为什么不敢乘胜和吕后死掐？
关键，其实是一点：汉民族拥有太庞大的人口总量和财富总量，拼得起消耗，而少数民族的军队固然有战斗力可拼不起消耗，如果汉民族的民众对于自己的政权还没有彻底丧失信心，少数民族军队的军事胜利不能转化为根据地建设，就只能跑路。
这一点，正如《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六出祁山，不管他多么足智多谋重创曹真和司马懿，只要不能巩固地盘获得稳定粮食供应，最终必须跑路。
少数民族政权最终灭掉中原主体政权，一个模式是“辽—金—元”的阶段性吞并消化而最终挑落，另一个模式就是满清几乎一鼓作气吞并了江山。
从1841年1月26日英军占领香港岛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几乎全世界的列强都想把中国打倒在地并踏上几只脚，即使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的规模也比不过曾经的八国联军，可八国联军也没有灭了中国。八国联军走了之后，清政府还支持了11年呢。
中国近代历史最残酷的一页就是抗日战争，之所以残酷就在于，我都不好意思说，有太多的汉奸。
中国的汉奸难道真的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吗？
比如，汪精卫在国民政府里虽然被蒋介石欺负的厉害，但因为历史的缘故，只要他愿意和蒋介石合作，名义上的二把手是铁定无疑的。汪精卫投降了日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名义上是一把手，但，就是缺心眼的人也知道跟随日本绝对不会掌握实权，不要说二把手，就是二十把手也轮不到。
汪精卫不会这么没智商，甘心当狗。汪精卫之所以如此选择，正如陈公博、周佛海这些人，他们确实没有牺牲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但绝对不是糊涂人。
这些人之所以最终选择当了汉奸，是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管理的没有信心。
汪精卫在国民党初创时期就起到重要作用。1905年7月，汪精卫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因为孙中山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离开日本，导致光复会退出，同盟会在1907年的这一度分裂后，孙中山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总部。
中国国民党的成立，的确接受了太多日本方面的经济支持和政治支持。从某种角度讲，没有日本的帮助，同盟会是很难成立的。
孙中山、蒋介石在国内斗争里遇挫，往往是下野去日本，这里头不仅仅是寻求帮助，而且是向日本学习。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曾有诗句：“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梁启超表达的是离开中国而到日本寻求真理的决心。
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立志救国，也有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在中国“邃密群科济世穷”，于是“大江歌罢掉头东”。
梁启超心目里，孙中山心目里，汪精卫心目里，周恩来心目里，和中国相比，日本代表着进步、富强和文明，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候，除了强盗世界弱肉强食的非正义之外，就社会生产而言，就军事训练而言，都是先进对于落后的进攻。
侵略者还先进？抛出道义不谈，仅仅就社会的发育而言，英国在鸦片战争里的坚船利炮对于清军的大刀长矛当然是先进。
面对着日军的铁蹄，面对这个在甲午战争痛扁了自己、八国联军又扁了自己、1904年曾经扁了沙皇俄国的日军现在竟然往死里掐自己，汪精卫代表的太多的中国人面对日军没有了信心。
和汪精卫一样，胡适也是巨有社会威望的人物，对于日军对于中国的侵略，不仅仅是逆来顺受，而且带有被虐症。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蒋不抵
抗，胡适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作战”。胡适反对抗日，还反对“对日绝交”，还亲自另搞一个以“兴办实业为宗旨”的“自觉救国会”，来抵制“抗日救亡”团体。1933年，日军侵占我热河省、染指华北。蒋介石是事先征求胡适等人意见后，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后胡适发表文章，说如若抵抗就会“糜烂
华北”。 1935年胡适终于主张放弃东北四省。他致信政府，建议“承认”伪“满洲国”，目的是有利于蒋继续“剿共”。
七七事变爆发后，胡适不同意蒋介石抗战。1937年7月31日的《胡适日记》中记载：“蒋先生约午饭，……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
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1937年8月6日《胡适日记》中有胡适为蒋介石设计的对日妥协方案：“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胡适对待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引起过公愤，国民党方面的“程潜在最高层会上曾指责胡适为汉奸，居正声言应该逮捕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