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劳改农场的二十年
回复 作者：paosu2009 作者：巴山夜夜雨 作者：paosu2009 作者：红色索尔莫沃 作者：糊涂490 作者：百草风茂
作者：sjlz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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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何所似，琴声白发多。我的回忆能得众君支持，令余不甚感谢，我只能在这里向诸位致谢了。
sjlz583先生想必也是德农人，盼多关切并指正。
作者：sjlz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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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何所似，琴声白发多。我的回忆能得众君支持，令余不甚感谢，我只能在这里向诸位致谢了。
sjlz583先生想必也是德农人，盼多关切并指正。
作者：烂鼓 回复日期：2009-11-03 13:13:20
小大姐、上河下、坐北朝南吃东西
老童生，后山前，从冬到夏读春秋
寓意没问题，惜出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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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笑了，我不知高低的对出下联，原意说是抛砖引玉，实乃贻笑大方。认赌服输，老朽试后而知不足矣。留下它，供大家一笑。
小大姐、上河下、坐北朝南吃东西
老童生，后山前，从冬到夏读春秋
寓意没问题，惜出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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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笑了，我不知高低的对出下联，原意说是抛砖引玉，实乃贻笑大方。认赌服输，老朽试后而知不足矣。留下它，供大家一笑。
作者：sjlz583 回复日期：2009-11-04 10:13:21
回复：绿洲遗老老先生
晚辈我也是德农人，我从小在那里生活至高中毕业回到内地。我父亲就是58年前后因家庭成分不好而从河南跑到德农参加的工作盲流，后来当了一名拖拉机手到退休。我记得我们家最早在新民村住，后来我父亲调到二大队我们也都跟去了。您写的二大队的人我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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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sjlz583先生：你好！1958年到农场的人中间，有我不少朋友，我在二大队也曾住点，说不定我还有认得另尊的可能。在拖拉机队我认识张子少、黎昌河、饶文贵、罗兰洲、付明海、黄平、杨浩、杨德让、翦秀兰等好多人。你在二大队，应该知道吕二、李增祥、唐前元、戚均俊、葛增裕、周志诚、季振术他们。也一定听说过战士用手榴弹自杀，....之类的事。
你说我们家最早曾在新民村住，新民村应为新人村。
回复：绿洲遗老老先生
晚辈我也是德农人，我从小在那里生活至高中毕业回到内地。我父亲就是58年前后因家庭成分不好而从河南跑到德农参加的工作盲流，后来当了一名拖拉机手到退休。我记得我们家最早在新民村住，后来我父亲调到二大队我们也都跟去了。您写的二大队的人我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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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sjlz583先生：你好！1958年到农场的人中间，有我不少朋友，我在二大队也曾住点，说不定我还有认得另尊的可能。在拖拉机队我认识张子少、黎昌河、饶文贵、罗兰洲、付明海、黄平、杨浩、杨德让、翦秀兰等好多人。你在二大队，应该知道吕二、李增祥、唐前元、戚均俊、葛增裕、周志诚、季振术他们。也一定听说过战士用手榴弹自杀，....之类的事。
你说我们家最早曾在新民村住，新民村应为新人村。
作者：正牌丑霸王 回复日期：2009-11-03 18:10:33
作者：我喜欢邓丽君 回复日期：2009-11-04 10:45:17 作者：浩悟子 回复日期：2009-11-04 19:28:34
作者：sjlz583 回复日期：2009-11-04 21:20:29
作者：烂鼓 回复日期：2009-11-04 21: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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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劳各位支持，一并谢过。
sjlz583先生，跟帖和来信均已阅读，令人遗憾的是我在70年回试验站，与令尊失之交臂，可惜。若有再来四川之机会，定当欢迎。
作者：我喜欢邓丽君 回复日期：2009-11-04 10:45:17 作者：浩悟子 回复日期：2009-11-04 19:28:34
作者：sjlz583 回复日期：2009-11-04 21:20:29
作者：烂鼓 回复日期：2009-11-04 21: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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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劳各位支持，一并谢过。
sjlz583先生，跟帖和来信均已阅读，令人遗憾的是我在70年回试验站，与令尊失之交臂，可惜。若有再来四川之机会，定当欢迎。
作者：江津哈儿 回复日期：2009-11-05 08:25:03
作者：江津哈儿 回复日期：2009-11-05 1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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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厉史总归是历史，早晚都会大白于天下的，隐瞒、文饰只可以得逞于一时，又岂能永久。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比如毛主席，十一届三中全会下了个三七开，说是功劳为主。功过是非，现时确是说不清。立场不同，出发点各异，自会见仁见智。所以还是等历史来说历史为好。"
但是，以史为鉴还是大有必要。今天的中国，不正是从前三十年的谬误中走出来，才有今天的和谐局面。毛一走，邓大人就放出了猫，他说"不论白猫、黑猫，抓老鼠就是好猫"。三十年后这么一回顾，那猫论还是有点用的。这就叫顺应历史潮流，把m倡导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也要讲的东东不讲了，把m的系统政策抛弃了，社会不照样在进步，在发展。这就叫"青山遮不着，毕竟东流去"。
至于先生的一些观点，恕在下不敢苟同。当然厉史不容假设，而我这里只是以假设来问：1.假如不批马寅初，中国人是几亿？2、假如47年国共合作，共建宪政，今日之中国应是怎样。3、假如实实在在的政治协商，共建民主共和。会不会有一个人当政28年的怪事。4、先生认为民主，在现阶段不一定是好东西。在大多数人来讲，民主还是一个好东西，有比没有好，没有今天的民主，你我就不可能在这里饶舌。5、朝战的爆发，M也是一箭几顾。说得真好，m确是最大的赢家。但是，这是一场由谁发动的战争，是老美要打过来了？如果我们不参打呢，少牺牲**万，少欠多少债，早一统中华多少年，毛*英不牺牲，也不绝后了。6、至于民智论，岂不在和国歌唱反调，国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从来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人民至上呵，哪来的弱智。少杀点人，少搞点运动，我们早就超英赶美了，何必等到现在。
我，和我们那几代人，谁不怕他老人家。他老人家那个时代还真是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无法无天是他自己给自己下的结论。他对斯诺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斯诺搞不懂，所以才弄出了一个打着伞的老和尚孤独地行走的笑话。他老人家的日常生活，对我们黎民百姓都是生死攸关的。我们看历史，对此怎能不加注意呢。说是政策杀人,也是恰当的！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皇帝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那几年的百姓,是猪狗都不如的！
在他有生之年全中国只有两部法律(宪法和婚姻法)。就这两部法，他又何曾尊重。刘少奇手拿宪法而申告无门，想回老家种二亩田而不可以。这哪里还是在为国为民。除此之外，他老人家平时的一言一笑，便是我们全国老百姓的法律，所以我们怎能不注意他日常生活中喜怒哀乐的情绪呢。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是毛自己的活，与我无关。
作者：江津哈儿 回复日期：2009-11-05 1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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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厉史总归是历史，早晚都会大白于天下的，隐瞒、文饰只可以得逞于一时，又岂能永久。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比如毛主席，十一届三中全会下了个三七开，说是功劳为主。功过是非，现时确是说不清。立场不同，出发点各异，自会见仁见智。所以还是等历史来说历史为好。"
但是，以史为鉴还是大有必要。今天的中国，不正是从前三十年的谬误中走出来，才有今天的和谐局面。毛一走，邓大人就放出了猫，他说"不论白猫、黑猫，抓老鼠就是好猫"。三十年后这么一回顾，那猫论还是有点用的。这就叫顺应历史潮流，把m倡导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也要讲的东东不讲了，把m的系统政策抛弃了，社会不照样在进步，在发展。这就叫"青山遮不着，毕竟东流去"。
至于先生的一些观点，恕在下不敢苟同。当然厉史不容假设，而我这里只是以假设来问：1.假如不批马寅初，中国人是几亿？2、假如47年国共合作，共建宪政，今日之中国应是怎样。3、假如实实在在的政治协商，共建民主共和。会不会有一个人当政28年的怪事。4、先生认为民主，在现阶段不一定是好东西。在大多数人来讲，民主还是一个好东西，有比没有好，没有今天的民主，你我就不可能在这里饶舌。5、朝战的爆发，M也是一箭几顾。说得真好，m确是最大的赢家。但是，这是一场由谁发动的战争，是老美要打过来了？如果我们不参打呢，少牺牲**万，少欠多少债，早一统中华多少年，毛*英不牺牲，也不绝后了。6、至于民智论，岂不在和国歌唱反调，国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从来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人民至上呵，哪来的弱智。少杀点人，少搞点运动，我们早就超英赶美了，何必等到现在。
我，和我们那几代人，谁不怕他老人家。他老人家那个时代还真是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无法无天是他自己给自己下的结论。他对斯诺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斯诺搞不懂，所以才弄出了一个打着伞的老和尚孤独地行走的笑话。他老人家的日常生活，对我们黎民百姓都是生死攸关的。我们看历史，对此怎能不加注意呢。说是政策杀人,也是恰当的！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皇帝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那几年的百姓,是猪狗都不如的！
在他有生之年全中国只有两部法律(宪法和婚姻法)。就这两部法，他又何曾尊重。刘少奇手拿宪法而申告无门，想回老家种二亩田而不可以。这哪里还是在为国为民。除此之外，他老人家平时的一言一笑，便是我们全国老百姓的法律，所以我们怎能不注意他日常生活中喜怒哀乐的情绪呢。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是毛自己的活，与我无关。
武 元 西 与 许 大 姑 子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武阶段，生产计划科的重点成了武元西和王**，这里只说说武元西。
武元西是河北张家口人，原来是格尔木农场加工厂厂长，1965年格尔木农场的犯人合到德令哈农场的时候，他也到了德农。刚来时他任计划科科长，文革时将生产科和计划科合并，赵科长调赛什克了，他就成了生产计划科长。他见多识广，性格恢谐，平易近人，工作能力很强，很受大家的尊重和喜欢。文化大革命进入早请示晚汇报阶段，他也弄个红布套带上，自称为毛主席的红小兵。他每天早晚都要站在科里毛主席像前，嘴里念念有词地说：“毛主席呵毛主席，永远忠于你的红小兵武元西向老人家汇报……。”四十多岁的人自称红小兵已属荒唐，更难得一见的是他那作古正经的表情，常令全科人想笑又不敢笑。我在忆文革中写道：老武想当红小兵，请示汇报特认真。白发满头喃喃语，笑杀年轻黑发人。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头戏。据说仅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3月到1968年11月）阶段，被批斗关押的达3000万人，整死、自杀的超过50万人，远高于1966年7、8月红卫兵们的“红色恐怖”。进入这个阶段，那阶级斗争可就白热化了。揪这个斗那个,香这个臭那个,天天都有重大胜利；要暴力有暴力,要赌博有赌博,要秘闻有秘闻,要隐私有隐私,要高调有高调,要低级有低级,到处都有新闻；真真假假,哭哭笑笑,打打闹闹,疯疯癫癫,好不闹热。顺逆一句话,祸福一层纸。在军代表的领导下，生产财务这一摊，先斗老反革命，右派、臭老九，但对这类早已专政者也实在搞不出什么新名堂，便突然整起那些有历史的人来,科里老王、老袁被整了好久。谁也没有想到突然把武元西科长给揪了出来。他是党员科长，194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不料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却让他交待历史问题，是偶然,还是误会,真让人大感意外。后来听他说，1945年在张北县一个日本人的专收羊毛皮革的洋行工作时，认识了一个女工叫许大姑子，为争风吃醋，打死一个警察就跑了，警察姓吴，不知名字。解放后从1952年三反五反审查开始查，每逢运动必查，查他在52年交待的这条吴警察的人命问题。近20年了，他也被作为内部控制使用对象卦着。1964年四清，在格尔木也把他整的够呛。所以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让他谈时，他就给自己扣了个“五毒俱全”的大帽孑。他说的五毒是家庭出身地主，所以是大地主；二是在日本洋行干过是大汉奸；三是解放初在部队当司务长时多吃多占是大贪污犯；四是在格尔木四清时给我定的大流氓；五是杀死吴警察的杀人犯。拿他自己下的结论就是五毒俱全，罪大恶极，罪该万死。他态度好，也老实交待，弄来弄去就是些老问题，军代表和造反派拿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又把他卦起来。
归根结底，武元西的问题还是出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三反和五反是分别在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分别同时进行而略有先后的两场政治运动。五反时他在解放军的一个连当司务长，说他有贪污。他说，要说多吃多占，开个小灶什么的实话有，但哪敢贪污。可有谁听，更没人相信。大凡政治运动搞的总是逼供信，打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实行大胆怀疑，有罪推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精神到人格到身体对人百般羞辱，使你尊严丧尽，精神崩溃。在假设求证的五反中，对武元西进行了小会挤，大会压，个人谈的残酷斗争。他被迫承认有贪污，贪污了战士伙食津贴，可还是无法过关。非要要他交待在张北的“汉奸”问题，说没有就打。不承认就往死里整，打得他几次想自杀而不能。他被关在部队礼堂的空台台上，想找个自杀用的东西也没有。他曾异想天开地吃演节目的化妆油彩自杀。不知吃了多少，搞的来满脸红红绿绿，恰似阎王殿出来的鬼王。死当然没有死成，倒把一早送饭的战士吓得够呛，以为出了鬼，把饭一丢就跑。自杀不成，他反而想开了。自杀还会留下个“畏罪”的恶名，死了以后会立即宣布你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使你死也死得卑污，跳进黄河洗不清。况且上自父母，旁及妻子兄弟姐妹，下及儿孙，都要受到株连。这就是在那个年代，许多自杀者临别之际还要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的根本原因。他们不是贪图生的留恋，而是害怕死后的卑污，害怕死了以后被羞辱。想以此证明自己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在ＺＧ奉行了几十年的这一套整人哲学的淫威之下，不要说老百姓了，连周恩来躺在手术床上，被推进手术室前也要大喊“我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这种世态好不令人可怕。打到后来，他一通百通地便来个大包大揽，来者不拒地一概应承。还胡说乱编地编出了许大姑子、吴警察的故事来，这难道不让人倍感心酸。就这样，一个洋行的打工仔成了杀人犯、大汉奸。十五、六岁就参军的人也成了大地主。……，可是到张北一查，又茫无头绪，便只好把他挂起来，在挡案里留下伏笔，这一笔就害了他大半生。
待到68年8月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传达后的一天晚上学习时，武元西要求发言。军代表允许后，他说：“学了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语录之后，我提高了认识。我要向毛主席请罪，我欺骗了他老人家，我过去交待的都是假的，我没有人命，没有许大姑子，没有吴警察。也不是贪污犯、大流氓。”此言一出，会场一派哗然。大家说他不老实，要翻案，而他则是笃定泰山，坦然处之。只说这件事压了他近20年，再不说就只有背到棺材里去了，为了子孙后代要说。尽管军代表声嘶力竭地努斥，积极分子们齐声协力的声讨，会场气氛紧张万分，因为何曾见过要翻案，还是翻杀人大案呵。在他是豁出去了，随便你们怎么样整，反正没有。军代表一看不行，只好宣布散会，说等查了再说。事后虽然又斗了几次，但面对铁了心的武科长，大家也实在斗不下去。
又过了一个多月，军代表突然在大会上宣布：武元西相信党的政策，敢于向组织说实话，他的确没有人命，他的问题业已澄清，……。我们事后问他，他才实话对我们说：“打出来的，屈打成招” ，“我是求死不得！我只想死！”。好可怕的运动，好可怕的现实。是谁把他屈打成招，是谁让他无中生有，是谁让他的冤枉背负了十六年，你想想看？
中国人讲轮回报应，六十年一个轮回。今年刚好六十年，对我们来说，需要回味的太多、太多！历史似乎总是一报还一报。这不是宿命论，而是一种自然。六十年前的政治虚假和政治作弊，延伸、祸及到今天。物极必反，这便是今天的腐败横行，今天的政力欺榨，今天的拜金主义，这难道不是对以前的始作俑者的一种讥讽。当然，代价仍然要老百姓来承担。
近来翻看资料，才知道在1952年2月8日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59岁的卢作孚自杀了，这位在抗战之初为政府、企业内迁重庆有过赫赫功劳，不知挽救了多少人命的民族资本家，却死在那个可怕的岁月。有人说卢作孚之死是对毛**发动五反运动的“死谏”，不亦悲乎。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武阶段，生产计划科的重点成了武元西和王**，这里只说说武元西。
武元西是河北张家口人，原来是格尔木农场加工厂厂长，1965年格尔木农场的犯人合到德令哈农场的时候，他也到了德农。刚来时他任计划科科长，文革时将生产科和计划科合并，赵科长调赛什克了，他就成了生产计划科长。他见多识广，性格恢谐，平易近人，工作能力很强，很受大家的尊重和喜欢。文化大革命进入早请示晚汇报阶段，他也弄个红布套带上，自称为毛主席的红小兵。他每天早晚都要站在科里毛主席像前，嘴里念念有词地说：“毛主席呵毛主席，永远忠于你的红小兵武元西向老人家汇报……。”四十多岁的人自称红小兵已属荒唐，更难得一见的是他那作古正经的表情，常令全科人想笑又不敢笑。我在忆文革中写道：老武想当红小兵，请示汇报特认真。白发满头喃喃语，笑杀年轻黑发人。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头戏。据说仅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3月到1968年11月）阶段，被批斗关押的达3000万人，整死、自杀的超过50万人，远高于1966年7、8月红卫兵们的“红色恐怖”。进入这个阶段，那阶级斗争可就白热化了。揪这个斗那个,香这个臭那个,天天都有重大胜利；要暴力有暴力,要赌博有赌博,要秘闻有秘闻,要隐私有隐私,要高调有高调,要低级有低级,到处都有新闻；真真假假,哭哭笑笑,打打闹闹,疯疯癫癫,好不闹热。顺逆一句话,祸福一层纸。在军代表的领导下，生产财务这一摊，先斗老反革命，右派、臭老九，但对这类早已专政者也实在搞不出什么新名堂，便突然整起那些有历史的人来,科里老王、老袁被整了好久。谁也没有想到突然把武元西科长给揪了出来。他是党员科长，194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不料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却让他交待历史问题，是偶然,还是误会,真让人大感意外。后来听他说，1945年在张北县一个日本人的专收羊毛皮革的洋行工作时，认识了一个女工叫许大姑子，为争风吃醋，打死一个警察就跑了，警察姓吴，不知名字。解放后从1952年三反五反审查开始查，每逢运动必查，查他在52年交待的这条吴警察的人命问题。近20年了，他也被作为内部控制使用对象卦着。1964年四清，在格尔木也把他整的够呛。所以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让他谈时，他就给自己扣了个“五毒俱全”的大帽孑。他说的五毒是家庭出身地主，所以是大地主；二是在日本洋行干过是大汉奸；三是解放初在部队当司务长时多吃多占是大贪污犯；四是在格尔木四清时给我定的大流氓；五是杀死吴警察的杀人犯。拿他自己下的结论就是五毒俱全，罪大恶极，罪该万死。他态度好，也老实交待，弄来弄去就是些老问题，军代表和造反派拿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又把他卦起来。
归根结底，武元西的问题还是出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三反和五反是分别在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分别同时进行而略有先后的两场政治运动。五反时他在解放军的一个连当司务长，说他有贪污。他说，要说多吃多占，开个小灶什么的实话有，但哪敢贪污。可有谁听，更没人相信。大凡政治运动搞的总是逼供信，打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实行大胆怀疑，有罪推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精神到人格到身体对人百般羞辱，使你尊严丧尽，精神崩溃。在假设求证的五反中，对武元西进行了小会挤，大会压，个人谈的残酷斗争。他被迫承认有贪污，贪污了战士伙食津贴，可还是无法过关。非要要他交待在张北的“汉奸”问题，说没有就打。不承认就往死里整，打得他几次想自杀而不能。他被关在部队礼堂的空台台上，想找个自杀用的东西也没有。他曾异想天开地吃演节目的化妆油彩自杀。不知吃了多少，搞的来满脸红红绿绿，恰似阎王殿出来的鬼王。死当然没有死成，倒把一早送饭的战士吓得够呛，以为出了鬼，把饭一丢就跑。自杀不成，他反而想开了。自杀还会留下个“畏罪”的恶名，死了以后会立即宣布你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使你死也死得卑污，跳进黄河洗不清。况且上自父母，旁及妻子兄弟姐妹，下及儿孙，都要受到株连。这就是在那个年代，许多自杀者临别之际还要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的根本原因。他们不是贪图生的留恋，而是害怕死后的卑污，害怕死了以后被羞辱。想以此证明自己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在ＺＧ奉行了几十年的这一套整人哲学的淫威之下，不要说老百姓了，连周恩来躺在手术床上，被推进手术室前也要大喊“我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这种世态好不令人可怕。打到后来，他一通百通地便来个大包大揽，来者不拒地一概应承。还胡说乱编地编出了许大姑子、吴警察的故事来，这难道不让人倍感心酸。就这样，一个洋行的打工仔成了杀人犯、大汉奸。十五、六岁就参军的人也成了大地主。……，可是到张北一查，又茫无头绪，便只好把他挂起来，在挡案里留下伏笔，这一笔就害了他大半生。
待到68年8月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传达后的一天晚上学习时，武元西要求发言。军代表允许后，他说：“学了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语录之后，我提高了认识。我要向毛主席请罪，我欺骗了他老人家，我过去交待的都是假的，我没有人命，没有许大姑子，没有吴警察。也不是贪污犯、大流氓。”此言一出，会场一派哗然。大家说他不老实，要翻案，而他则是笃定泰山，坦然处之。只说这件事压了他近20年，再不说就只有背到棺材里去了，为了子孙后代要说。尽管军代表声嘶力竭地努斥，积极分子们齐声协力的声讨，会场气氛紧张万分，因为何曾见过要翻案，还是翻杀人大案呵。在他是豁出去了，随便你们怎么样整，反正没有。军代表一看不行，只好宣布散会，说等查了再说。事后虽然又斗了几次，但面对铁了心的武科长，大家也实在斗不下去。
又过了一个多月，军代表突然在大会上宣布：武元西相信党的政策，敢于向组织说实话，他的确没有人命，他的问题业已澄清，……。我们事后问他，他才实话对我们说：“打出来的，屈打成招” ，“我是求死不得！我只想死！”。好可怕的运动，好可怕的现实。是谁把他屈打成招，是谁让他无中生有，是谁让他的冤枉背负了十六年，你想想看？
中国人讲轮回报应，六十年一个轮回。今年刚好六十年，对我们来说，需要回味的太多、太多！历史似乎总是一报还一报。这不是宿命论，而是一种自然。六十年前的政治虚假和政治作弊，延伸、祸及到今天。物极必反，这便是今天的腐败横行，今天的政力欺榨，今天的拜金主义，这难道不是对以前的始作俑者的一种讥讽。当然，代价仍然要老百姓来承担。
近来翻看资料，才知道在1952年2月8日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59岁的卢作孚自杀了，这位在抗战之初为政府、企业内迁重庆有过赫赫功劳，不知挽救了多少人命的民族资本家，却死在那个可怕的岁月。有人说卢作孚之死是对毛**发动五反运动的“死谏”，不亦悲乎。
作者：djuidjui 回复日期：2009-11-05 15:50:55
作者：cuiym2002 回复日期：2009-11-05 15:56:07
作者：江津哈儿 回复日期：2009-11-06 09:30:30
作者：百草风茂 回复日期：2009-11-05 22:38:13
作者：烂鼓 回复日期：2009-11-06 12: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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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诸位的关心，才有交流，才有前进。观点，大可不必强求一统，求同存异，留给历史。
作者：cuiym2002 回复日期：2009-11-05 15:56:07
作者：江津哈儿 回复日期：2009-11-06 09:30:30
作者：百草风茂 回复日期：2009-11-05 22:38:13
作者：烂鼓 回复日期：2009-11-06 12: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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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诸位的关心，才有交流，才有前进。观点，大可不必强求一统，求同存异，留给历史。
作者：EFamer2007 回复日期：2009-11-06 20: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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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时间，请看看董时进1949年向m的进言："江南无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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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时间，请看看董时进1949年向m的进言："江南无地主"。
尕海五七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个基层单位开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也表现出他对知识分子一贯的不信任态度。到了1968牟，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也等待安置的让人挠头的问题。正在此时，黑龙江为安排精简干部和待审查不结论的人，在柳河搞了了”五七干校”。正个正合孤意的取动，被毛主席看上了，如获至宝般的下了一条“最高指示”，这个“新生事物”就被这条“最高指示”推广到了全国。
从全国看，干校既是牛棚的延伸，但又比牛棚的火药味略淡一些。与文革初期的群众性批斗相比，到干校相对是一种解脱，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虽然仍有批斗等进行，但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多数不再是急风骤雨式的了。能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已经属于候补被解放者或准被解放者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对那些转到干校来的右派而言，这里的环境比他们过去的生活甚至还有所改善 ──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甚至劳动强度也略小些。
1968年秋天，为了响应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德令哈农场也在尕海办了个“五七干校”。孕海“五七干校”是建在原七大队耕作队队部南一点那个地方，修了两排宿舍，一个食堂，一个伙房，划给了200亩地就开张。
去尕海“五七干校”的大多是总场机关的人，也有少数附近单位的。真是各色人等，门类齐全。但仍可大别为两类人：一是“文革”中被揪出来的“走资派”、靠边的小领导，如泽令沟的书记谭元培、供销科科长詹善后、李君毅、计划科科长姜宣猶、行政科科长徐远明、生产科长武元西；二是总有些说不明、道不白问题的一般干部、教师、科技人员。我也有辛添列其中。如时圣武、安国钧、黄其中、廖德修、杨华、陈彦昭、陈福祥、袁剑霓、刘惠英、王怀亚、吴元珍、郭开运、王立国、杨建中、李宝珊、程绍先等。五七干校是仿军队编制，我们_100多号人编了一个连三个排，指导员是李遂珍，连长是隋万福。为了加强领导，也有一些人是去管人的，如杨德润是排长，班长党金*等。
我们是十一月去的干校，在干校打过场、种过菜、放过水、浇过园，倒也没受过气，挨过整，平平淡谈地过着。可是，如果说你有历史，就不好过了。幸亏那时我们年纪还轻,随遇而安的能力强,很快就适应了干校的环境,。 这时候“文革”似乎告一个段落，干校的人,来自各个单位,彼此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在田间劳动时，大家有说有笑，不分彼此，人只以个人的直觉来衡量另一个人的好坏，革命的警觉性没有了，政治身份意识也慢慢地淡薄了。搞得大家嘻嘻哈哈一团和气，这哪像个专政国家的样子！看未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来一次”还真有必要，不然，这个国家就没有敌人了。我们在干校时，劳动时或劳动之余的消遣颇多。有时打赌吃糖，行政科科长徐远明(江苏人)说他能吃一斤上海产的花生牛奶糖，大家就和他打赌，以两个小时为限，他能吃完一斤花生糖(计72个)，钱由王怀亚和我们几个出，还再买一斤糖给他。如果吃不完，糖款自付之外，罚买二斤糖请大家。最终是徐科长只吃了50多个认输。大家玩得最多的画鸡爪爪。拿出白纸一张，在上面划出ｎ条交借之线条，一头写上数字和白吃、跑腿之类，折起来只露出另一头，任由参与者各选一线签名。打开后选1者出1元，2者出2元......余类推。跑腿者去买糖果之类。人数不论，有几人参与，画几条线即可。花钱不多，倒也其乐融融。
有一个人我还想数落几句。此公也是大学生，也毕业于五十年代。但业务水平实在是马尾串豆腐，提不起来。你让他来个实际的操作，他说眼不行。写点材料也不行。在干校和我在一个排，分在一起去给洋芋浇水，白天分不到水叫晚上去。他可好，傍黑出工他把田口一开，待水一进地，他就溜回宿舍大睡起来。待到我们发现，要灌水的地没有灌上，倒有好几块地都遭冲坏了。连里追究，拿他也无可奈何。他的事还真多，算了，不说也罢。
夏天吃渠里的水, 冬天我们只能吃坑里的冰水,也就是在院子里挖个大大的坑,把水渠里的水引进去,冬天就全冻成冰，我们都去坑里打冰化水吃。那冰水也真够脏，但大家还是得吃。
也正是在此时，许多人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自古以来，治人有多种多样的办法，管理干部也有多种多样的手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的“牛棚”现象，便是其中的一招。“牛棚”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非法律程序、非拘传形式，剥夺干部和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及人生自由的处所。“牛棚”经历使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身心伤痕累累，痛楚不已。因为是革命的名义，故中国的“五七干校”被喻为“红色牛棚”。我们在干校的日子一年多点，只经历了一个冬春夏秋。荒原上的晨昏寒暑，泥泞湿滑的田间小路，脸上的沙尘，衣上的汗渍，繁重的劳动，半军营式管理，交织着人们的忧与喜，苦与乐，彷徨与沉沦，荒唐与抗争，探索与期盼。多年后，有人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五七干校，这实在是个奇妙的地方。有的人想起它就感到无限温暖，有的人却提到它就气忿填膺。你说它不好，那时大家写了多少真心歌颂它的诗。你说它好，最后这些写诗的人却又竭力想办法要离开这里。不止今天出现这些矛盾思想，就在当时，又何尝不如此？”这话也许称得上是一种反思后的反思。1970年初春，干校解散，我被赶出总场，离开了八年，又回到试验站。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个基层单位开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也表现出他对知识分子一贯的不信任态度。到了1968牟，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也等待安置的让人挠头的问题。正在此时，黑龙江为安排精简干部和待审查不结论的人，在柳河搞了了”五七干校”。正个正合孤意的取动，被毛主席看上了，如获至宝般的下了一条“最高指示”，这个“新生事物”就被这条“最高指示”推广到了全国。
从全国看，干校既是牛棚的延伸，但又比牛棚的火药味略淡一些。与文革初期的群众性批斗相比，到干校相对是一种解脱，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虽然仍有批斗等进行，但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多数不再是急风骤雨式的了。能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已经属于候补被解放者或准被解放者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对那些转到干校来的右派而言，这里的环境比他们过去的生活甚至还有所改善 ──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甚至劳动强度也略小些。
1968年秋天，为了响应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德令哈农场也在尕海办了个“五七干校”。孕海“五七干校”是建在原七大队耕作队队部南一点那个地方，修了两排宿舍，一个食堂，一个伙房，划给了200亩地就开张。
去尕海“五七干校”的大多是总场机关的人，也有少数附近单位的。真是各色人等，门类齐全。但仍可大别为两类人：一是“文革”中被揪出来的“走资派”、靠边的小领导，如泽令沟的书记谭元培、供销科科长詹善后、李君毅、计划科科长姜宣猶、行政科科长徐远明、生产科长武元西；二是总有些说不明、道不白问题的一般干部、教师、科技人员。我也有辛添列其中。如时圣武、安国钧、黄其中、廖德修、杨华、陈彦昭、陈福祥、袁剑霓、刘惠英、王怀亚、吴元珍、郭开运、王立国、杨建中、李宝珊、程绍先等。五七干校是仿军队编制，我们_100多号人编了一个连三个排，指导员是李遂珍，连长是隋万福。为了加强领导，也有一些人是去管人的，如杨德润是排长，班长党金*等。
我们是十一月去的干校，在干校打过场、种过菜、放过水、浇过园，倒也没受过气，挨过整，平平淡谈地过着。可是，如果说你有历史，就不好过了。幸亏那时我们年纪还轻,随遇而安的能力强,很快就适应了干校的环境,。 这时候“文革”似乎告一个段落，干校的人,来自各个单位,彼此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在田间劳动时，大家有说有笑，不分彼此，人只以个人的直觉来衡量另一个人的好坏，革命的警觉性没有了，政治身份意识也慢慢地淡薄了。搞得大家嘻嘻哈哈一团和气，这哪像个专政国家的样子！看未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来一次”还真有必要，不然，这个国家就没有敌人了。我们在干校时，劳动时或劳动之余的消遣颇多。有时打赌吃糖，行政科科长徐远明(江苏人)说他能吃一斤上海产的花生牛奶糖，大家就和他打赌，以两个小时为限，他能吃完一斤花生糖(计72个)，钱由王怀亚和我们几个出，还再买一斤糖给他。如果吃不完，糖款自付之外，罚买二斤糖请大家。最终是徐科长只吃了50多个认输。大家玩得最多的画鸡爪爪。拿出白纸一张，在上面划出ｎ条交借之线条，一头写上数字和白吃、跑腿之类，折起来只露出另一头，任由参与者各选一线签名。打开后选1者出1元，2者出2元......余类推。跑腿者去买糖果之类。人数不论，有几人参与，画几条线即可。花钱不多，倒也其乐融融。
有一个人我还想数落几句。此公也是大学生，也毕业于五十年代。但业务水平实在是马尾串豆腐，提不起来。你让他来个实际的操作，他说眼不行。写点材料也不行。在干校和我在一个排，分在一起去给洋芋浇水，白天分不到水叫晚上去。他可好，傍黑出工他把田口一开，待水一进地，他就溜回宿舍大睡起来。待到我们发现，要灌水的地没有灌上，倒有好几块地都遭冲坏了。连里追究，拿他也无可奈何。他的事还真多，算了，不说也罢。
夏天吃渠里的水, 冬天我们只能吃坑里的冰水,也就是在院子里挖个大大的坑,把水渠里的水引进去,冬天就全冻成冰，我们都去坑里打冰化水吃。那冰水也真够脏，但大家还是得吃。
也正是在此时，许多人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自古以来，治人有多种多样的办法，管理干部也有多种多样的手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的“牛棚”现象，便是其中的一招。“牛棚”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非法律程序、非拘传形式，剥夺干部和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及人生自由的处所。“牛棚”经历使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身心伤痕累累，痛楚不已。因为是革命的名义，故中国的“五七干校”被喻为“红色牛棚”。我们在干校的日子一年多点，只经历了一个冬春夏秋。荒原上的晨昏寒暑，泥泞湿滑的田间小路，脸上的沙尘，衣上的汗渍，繁重的劳动，半军营式管理，交织着人们的忧与喜，苦与乐，彷徨与沉沦，荒唐与抗争，探索与期盼。多年后，有人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五七干校，这实在是个奇妙的地方。有的人想起它就感到无限温暖，有的人却提到它就气忿填膺。你说它不好，那时大家写了多少真心歌颂它的诗。你说它好，最后这些写诗的人却又竭力想办法要离开这里。不止今天出现这些矛盾思想，就在当时，又何尝不如此？”这话也许称得上是一种反思后的反思。1970年初春，干校解散，我被赶出总场，离开了八年，又回到试验站。
作者：原本狮子 回复日期：2009-11-07 20:22:02
请教大家，我怎么把照片贴上来。有一些4年前去德农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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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你发了几张，青海的天真蓝。。。。
请教大家，我怎么把照片贴上来。有一些4年前去德农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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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你发了几张，青海的天真蓝。。。。
狗日的户口
“狗日的户口”是借用2001年10月29日《新周刊》的一句话。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8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户口登记条例》。这部新立法建立了全面的户口管理制度，并且通过户口迁移许可、征兵和上学证明等一系列体制授予国家机构控制人口流动的更大权力。户籍制度设计不仅是为了进行人口统计和鉴别个人身份，而且是为了直接决定人口分布和为国家的其他重要目标服务。实际上，户口制度是国家用以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其职能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控制人口流动。所以有人说，没有户口制度，就没有工业化。时至今日，尽管经历了几次重大修改，但这一制度至今仍然保持了它原来的面目。尽管“新周刊”骂狗日的户口，己整整过了八年，可是中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依然还在硬挺?利益需要它，政冶也需要它。看来，撼山易，撼户口难。
户口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愚昧、最野蛮的制度之一，。户口登记的二元体制强化了国家对城乡迁移的控制，由于要求任何人在进行城乡迁移时需要获得官方批准。它便使得人一生下来就被分为两等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如果你生为一个乡下人，就是个二等公民，将遭受种种的不公正待遇，是吧，就是这样。所以有人说：中国有两堵墙，一堵是万里长城，中国人为之感到骄傲、自豪。还有一堵墙就是“户口之墙”，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为之感到苦恼。
凡事只要一发生，就会被历史学家说成是必然的；凡事只要一存在，就会被社会学家说成是合理的。比如就有学者站出来，为户口存在的合理性陈列了一大堆理由，什么历史遗留啦，什么社会控制啦，什么盲流乱世啦，等等。本来嘛，人生天地间，谁也不比谁少点儿什么，凭什么就被你硬性地划分出城市的、乡村的，本地的、外地的? 凭你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怎么说。但对那些饱受户口问题煎熬的普通人来说，没什么事是必然的，更没什么事是合理的。本来只要乐意，我们本可以去到国内任何一座城市工作、生活，依法纳税，谈情说爱，生儿育女，可是却不行，因为要看户口。
我也曾经是户口制度的受害者。我是1962年和老伴结的婚，由于她家在新津农村，所以婚后她也没有办法迁到农场来。哪怕你是想从繁华的天府之国到荒凉的高寒之地，从内地到边疆也不行。你还是只有两地分居。结婚之后不行，即使是有了两个孩子也不行，你还是得享受分居之苦。你还得让她继续领着孩子在农村当向阳花，在公社那根长春藤上挣取一天只有两毛大钱的工分。
谁叫你出身在农村，出身为农民呢？西谚说，贵族一出生嘴里就含着一把银匙子。红楼梦里，贵人之流贾如宝玉一出生嘴里就含一块玉。那么北京人、上海人一出生就含着一张小纸片，那上边写着“北京户口、上海户口，附加城市增容费10万元”。这种小张片现在越弄越贵，有钱人都设法弄张国外的小纸片，所以大款和大腕儿们流行把孩子生到外国去。而农民一出生嘴里就含的是把锄头，天生锄地的料。中国的户口政策就是身份歧视，是世界上所有‘民主’的国家都不会采用的政策。毛老人家用户口作樊篱，划地为牢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圈在里面。卅年前，农民从一出生起就只能在这一、二十里范围内打转转，只能在大队的集体土地上讨生活。温饱由人，死生听命。你想在附近走亲访友，可以；逢场赶集，也可以。但你千万不能走远了，走远了，走出那生你养你的那一亩二分地，事儿就来了。要吃饭，拿粮票来；要住店，拿证明来；要坐车，拿路条来。你是农民，对不起了，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规规矩矩地呆在你那归根之地为好。要跑，跑出去你还是黑人，是盲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任你跑到哪里，你又何曾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天可怜见的，老天也有开眼的一天。到了1970年夏天，农场突然大发慈悲，允许解决一部分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的家属户口。我有幸添列技术骨干之列，农场派出所给了我准迁证一张，同意我将爱人和娃娃们的户口迁到农场来。我如获至宝地赶紧将它挂了号寄回去，让家里赶快办妥拿来上户。这一赶快又近半年，才将户口之事办妥。从此，她们才一步登天，农转非地成了乡下的城里人。乖乖咙地咚，大饼大酱就大葱，团圆了。
“狗日的户口”是借用2001年10月29日《新周刊》的一句话。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8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户口登记条例》。这部新立法建立了全面的户口管理制度，并且通过户口迁移许可、征兵和上学证明等一系列体制授予国家机构控制人口流动的更大权力。户籍制度设计不仅是为了进行人口统计和鉴别个人身份，而且是为了直接决定人口分布和为国家的其他重要目标服务。实际上，户口制度是国家用以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其职能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控制人口流动。所以有人说，没有户口制度，就没有工业化。时至今日，尽管经历了几次重大修改，但这一制度至今仍然保持了它原来的面目。尽管“新周刊”骂狗日的户口，己整整过了八年，可是中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依然还在硬挺?利益需要它，政冶也需要它。看来，撼山易，撼户口难。
户口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愚昧、最野蛮的制度之一，。户口登记的二元体制强化了国家对城乡迁移的控制，由于要求任何人在进行城乡迁移时需要获得官方批准。它便使得人一生下来就被分为两等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如果你生为一个乡下人，就是个二等公民，将遭受种种的不公正待遇，是吧，就是这样。所以有人说：中国有两堵墙，一堵是万里长城，中国人为之感到骄傲、自豪。还有一堵墙就是“户口之墙”，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为之感到苦恼。
凡事只要一发生，就会被历史学家说成是必然的；凡事只要一存在，就会被社会学家说成是合理的。比如就有学者站出来，为户口存在的合理性陈列了一大堆理由，什么历史遗留啦，什么社会控制啦，什么盲流乱世啦，等等。本来嘛，人生天地间，谁也不比谁少点儿什么，凭什么就被你硬性地划分出城市的、乡村的，本地的、外地的? 凭你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怎么说。但对那些饱受户口问题煎熬的普通人来说，没什么事是必然的，更没什么事是合理的。本来只要乐意，我们本可以去到国内任何一座城市工作、生活，依法纳税，谈情说爱，生儿育女，可是却不行，因为要看户口。
我也曾经是户口制度的受害者。我是1962年和老伴结的婚，由于她家在新津农村，所以婚后她也没有办法迁到农场来。哪怕你是想从繁华的天府之国到荒凉的高寒之地，从内地到边疆也不行。你还是只有两地分居。结婚之后不行，即使是有了两个孩子也不行，你还是得享受分居之苦。你还得让她继续领着孩子在农村当向阳花，在公社那根长春藤上挣取一天只有两毛大钱的工分。
谁叫你出身在农村，出身为农民呢？西谚说，贵族一出生嘴里就含着一把银匙子。红楼梦里，贵人之流贾如宝玉一出生嘴里就含一块玉。那么北京人、上海人一出生就含着一张小纸片，那上边写着“北京户口、上海户口，附加城市增容费10万元”。这种小张片现在越弄越贵，有钱人都设法弄张国外的小纸片，所以大款和大腕儿们流行把孩子生到外国去。而农民一出生嘴里就含的是把锄头，天生锄地的料。中国的户口政策就是身份歧视，是世界上所有‘民主’的国家都不会采用的政策。毛老人家用户口作樊篱，划地为牢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圈在里面。卅年前，农民从一出生起就只能在这一、二十里范围内打转转，只能在大队的集体土地上讨生活。温饱由人，死生听命。你想在附近走亲访友，可以；逢场赶集，也可以。但你千万不能走远了，走远了，走出那生你养你的那一亩二分地，事儿就来了。要吃饭，拿粮票来；要住店，拿证明来；要坐车，拿路条来。你是农民，对不起了，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规规矩矩地呆在你那归根之地为好。要跑，跑出去你还是黑人，是盲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任你跑到哪里，你又何曾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天可怜见的，老天也有开眼的一天。到了1970年夏天，农场突然大发慈悲，允许解决一部分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的家属户口。我有幸添列技术骨干之列，农场派出所给了我准迁证一张，同意我将爱人和娃娃们的户口迁到农场来。我如获至宝地赶紧将它挂了号寄回去，让家里赶快办妥拿来上户。这一赶快又近半年，才将户口之事办妥。从此，她们才一步登天，农转非地成了乡下的城里人。乖乖咙地咚，大饼大酱就大葱，团圆了。
回复 ：西南一隅
毛主席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
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就必须要占有各种不同的资料，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然后才能比较、分析、鉴别。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就没有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比较是鉴别的基础，而占有各种不同的资料，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又是比较的基础；失去这个基础，就不会有正确的思想认识，也就永远不知真理为何物。
作为一个过来人，作为一个经历过两个朝代(民国和共和国)四代领导人的我，自然是往事历历在目，今昔冷暖人人自知。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这就是我的认识。今天的中国远非昔日，经济发展了，人民的主活改善了。要说有意见，那也是要求更完善，更美好而已。希望在今后政治更民主，分配更公平。
你问我那几年刘邓在干什么，我还真说不出多少，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他们的一系列措施挽汪澜于未倒，把共和国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什么是三自一包，什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对邓大人我是佩服，他敢于承认执政党的过失，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纠枉而不过正，猫论等不是可以肯定的吗。邓小平的另一项重大历史功绩，便是彻底革除了基于家庭成分的“政治种姓”，由此而出现的人才解放，已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
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就必须要占有各种不同的资料，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然后才能比较、分析、鉴别。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就没有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比较是鉴别的基础，而占有各种不同的资料，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又是比较的基础；失去这个基础，就不会有正确的思想认识，也就永远不知真理为何物。
作为一个过来人，作为一个经历过两个朝代(民国和共和国)四代领导人的我，自然是往事历历在目，今昔冷暖人人自知。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这就是我的认识。今天的中国远非昔日，经济发展了，人民的主活改善了。要说有意见，那也是要求更完善，更美好而已。希望在今后政治更民主，分配更公平。
你问我那几年刘邓在干什么，我还真说不出多少，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他们的一系列措施挽汪澜于未倒，把共和国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什么是三自一包，什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对邓大人我是佩服，他敢于承认执政党的过失，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纠枉而不过正，猫论等不是可以肯定的吗。邓小平的另一项重大历史功绩，便是彻底革除了基于家庭成分的“政治种姓”，由此而出现的人才解放，已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
家，我 在 农 场 的 家
1969年到1970年农场搞了一个尕海五七干校，机关大精简，我也被发配到干校一年。70年夏天农场给一批人的家属发了准迁证，我也幸列其中，这才赶紧把家属和两个儿子的户口从双河场转到农场，结婚八年了，在农场才有自己真正的家。
这两年爱人在双河场可受了不少苦，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还要去出工，其困难可想而知。农活她又干不好，重活又没力气，成分又不好，在双河场就只有受气受罪的份。我早就想把她娘仨接到农场来，但一直苦于拿不到准迁证。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户籍管理是实施专政的重要手段，农民只有劳动，只有为国家提供粮食，为工业积累资金的任务。农民是不允许不可能随随便便地离开自己的出生之地的。出门要证明，没有证明你就住不上旅店，买不上火车票；没有粮票你就吃不上饭；没有户口就是黑户，没有粮油，没有付食，没有布票，你就无法生活下去。小孩子无法读书，大了也找不到工作。即使是在农场，短时间尚可，长期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一拿到准迁证我们都很高兴，赶紧办好，好把她们接出来。为了表示自己决不回头，绝不再回农村的决心，我把双河场的房子也卖了，二间房300元，可怜呵。我在双河场的唯一的祖业，也被我这不肖子孙断送了。
我的家安在试验站，因为干校结束之后，大家又各奔西东。我是在外面转了八年，又回到试验站。试验站已经大变了，人也大多换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呵。技术人员也只剩下吕敬贤和我。王维钦、周翠华调赛什克，彭积明、段万芳调总场生产科和子弟中学，王成彬去了林业队。站领导也换成岳彩明、张培吉、王临堂、张海亮这些新人，教导员张培吉是江苏人，为人正直，让我的处境是有了明显的改善。
后棑右的门为我的家
但那时的家却实在可怜，环境不好，条件有限，只能将就。首先是住，开始住在小院子，一间半，小间只有一坑大。第二年搬到前院，两间房，土坑土台台，土灶加风箱；哪有什么家俱，有权的会捣的家里还有个箱箱柜柜，我家开始是什么也没有。吃饭的小桌还是大邑老乡付明海送的，一个小马扎就是我的“宝坐”，你说那时的条件有多差。好容易才拼凑点包装箱板板，让木匠马十二布打了个装面粉的箱箱，还有一块木板是坏的。到了文革后期的1973、1974年，老百姓也看穿了“革命”是怎么回事，逍遥了，国内开始刮起做家俱的风。风从北京、省城开始刮，渐渐地也刮到农场。场部的干部们先开始，那时时兴的是做个五斗橱，写字台。用钢管弄个床，弯个沙发。屁大个家，又能做什么？做了也无处可放，更何况又哪里去找木料。我这个小技术员还是没什么办法，见人家弄，也想弄，但又搞不来木料。直到风过了，大家都不做了，我也才做了沙发和床，还是钢管的。五斗柜都是离开农场以后才做成。其次是水，盆地吃水困难，农场夏天大渠是宗务隆山的融雪水，水质可以，水也还干净。冬春可就难了，冬天只能吃冰，干不干净岂不说，屋子里放上一堆冰，要提高室内温度就成了难事，所以外屋通常都此较冷。用水时还先要把冰化成水，又得费一番周折。到了春天，冰没有了，只能吃春天的融雪水，那个水非常不干净，枯枝烂叶，牛屎马粪，羊屎旦旦什么都有，又脏又浑，吃前必须要用白矾处理，沉淀掉脏东西后才能吃。春天通水几天之后，还得检修渠道，所以春三、四月常常断水。冰吃完了，渠水又下不来，只好到场部去拉井水来吃。用马车拉，也用手扶拖拉机拉过。第三是生炉子，那时过冬全靠烧煤炉取暖，如何把炉子烧旺就是一门生活的学问。我就烧不好炉子，烧不旺，家属从南方刚刚来更是不行，所以我们家老是不热和，晚上只有早早地砧被窝。农场通常都是烧旺尕秀的散煤，不先做成煤饼、煤砖就甭想烧，每到秋天家家都要操心着买煤和打煤砖。买的煤好不好烧，那是过碰的，碰运气。但打煤砖可就有讲究，加土的多少就有区别，加多了烧不旺，加少了也烧不好，一捅火，煤砖就会哗哗地淌下来。好在当时打煤砖的活，站上都派就业邦做打，也省了我的事，否则一无气力二无技术的我就犯难了。四是爱人刚到西北不会做饭，我是长期吃食堂没有做过，她是做不来面食。当时一个月一个人只供应3斤米，煮稀饭吃都不够，何况干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她只好学做馒头。发面老不过关，所以我和孩子就经常吃试验品，酸的、硬的、涩的都要吃，还不能扔了，因为是粮食，粮食是有定量的。好在时间不是太长，她也就学会了。再有就是面粉的质量不好，国家定的标准粉应该是七五粉，但我们经常都是吃农场自产的八五粉（100斤小麦出85斤面粉）。加之春小麦本身蛋白质的含量就比冬麦低2----3个百分点，如遇霜灾，那就只有吃粘牙，黢黑的面粉。这还是干部、工人和家属，犯人有时就搭配供应连肤面。
凡此种种，都为难了爱人，没出息的我也把她给拖累了，让她跟着我受罪。
家，我 在 农 场 的 家
1969年到1970年农场搞了一个尕海五七干校，机关大精简，我也被发配到干校一年。70年夏天农场给一批人的家属发了准迁证，我也幸列其中，这才赶紧把家属和两个儿子的户口从双河场转到农场，结婚八年了，在农场才有自己真正的家。
这两年爱人在双河场可受了不少苦，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还要去出工，其困难可想而知。农活她又干不好，重活又没力气，成分又不好，在双河场就只有受气受罪的份。我早就想把她娘仨接到农场来，但一直苦于拿不到准迁证。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户籍管理是实施专政的重要手段，农民只有劳动，只有为国家提供粮食，为工业积累资金的任务。农民是不允许不可能随随便便地离开自己的出生之地的。出门要证明，没有证明你就住不上旅店，买不上火车票；没有粮票你就吃不上饭；没有户口就是黑户，没有粮油，没有付食，没有布票，你就无法生活下去。小孩子无法读书，大了也找不到工作。即使是在农场，短时间尚可，长期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一拿到准迁证我们都很高兴，赶紧办好，好把她们接出来。为了表示自己决不回头，绝不再回农村的决心，我把双河场的房子也卖了，二间房300元，可怜呵。我在双河场的唯一的祖业，也被我这不肖子孙断送了。
我的家安在试验站，因为干校结束之后，大家又各奔西东。我是在外面转了八年，又回到试验站。试验站已经大变了，人也大多换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呵。技术人员也只剩下吕敬贤和我。王维钦、周翠华调赛什克，彭积明、段万芳调总场生产科和子弟中学，王成彬去了林业队。站领导也换成岳彩明、张培吉、王临堂、张海亮这些新人，教导员张培吉是江苏人，为人正直，让我的处境是有了明显的改善。
后棑右的门为我的家
但那时的家却实在可怜，环境不好，条件有限，只能将就。首先是住，开始住在小院子，一间半，小间只有一坑大。第二年搬到前院，两间房，土坑土台台，土灶加风箱；哪有什么家俱，有权的会捣的家里还有个箱箱柜柜，我家开始是什么也没有。吃饭的小桌还是大邑老乡付明海送的，一个小马扎就是我的“宝坐”，你说那时的条件有多差。好容易才拼凑点包装箱板板，让木匠马十二布打了个装面粉的箱箱，还有一块木板是坏的。到了文革后期的1973、1974年，老百姓也看穿了“革命”是怎么回事，逍遥了，国内开始刮起做家俱的风。风从北京、省城开始刮，渐渐地也刮到农场。场部的干部们先开始，那时时兴的是做个五斗橱，写字台。用钢管弄个床，弯个沙发。屁大个家，又能做什么？做了也无处可放，更何况又哪里去找木料。我这个小技术员还是没什么办法，见人家弄，也想弄，但又搞不来木料。直到风过了，大家都不做了，我也才做了沙发和床，还是钢管的。五斗柜都是离开农场以后才做成。其次是水，盆地吃水困难，农场夏天大渠是宗务隆山的融雪水，水质可以，水也还干净。冬春可就难了，冬天只能吃冰，干不干净岂不说，屋子里放上一堆冰，要提高室内温度就成了难事，所以外屋通常都此较冷。用水时还先要把冰化成水，又得费一番周折。到了春天，冰没有了，只能吃春天的融雪水，那个水非常不干净，枯枝烂叶，牛屎马粪，羊屎旦旦什么都有，又脏又浑，吃前必须要用白矾处理，沉淀掉脏东西后才能吃。春天通水几天之后，还得检修渠道，所以春三、四月常常断水。冰吃完了，渠水又下不来，只好到场部去拉井水来吃。用马车拉，也用手扶拖拉机拉过。第三是生炉子，那时过冬全靠烧煤炉取暖，如何把炉子烧旺就是一门生活的学问。我就烧不好炉子，烧不旺，家属从南方刚刚来更是不行，所以我们家老是不热和，晚上只有早早地砧被窝。农场通常都是烧旺尕秀的散煤，不先做成煤饼、煤砖就甭想烧，每到秋天家家都要操心着买煤和打煤砖。买的煤好不好烧，那是过碰的，碰运气。但打煤砖可就有讲究，加土的多少就有区别，加多了烧不旺，加少了也烧不好，一捅火，煤砖就会哗哗地淌下来。好在当时打煤砖的活，站上都派就业邦做打，也省了我的事，否则一无气力二无技术的我就犯难了。四是爱人刚到西北不会做饭，我是长期吃食堂没有做过，她是做不来面食。当时一个月一个人只供应3斤米，煮稀饭吃都不够，何况干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她只好学做馒头。发面老不过关，所以我和孩子就经常吃试验品，酸的、硬的、涩的都要吃，还不能扔了，因为是粮食，粮食是有定量的。好在时间不是太长，她也就学会了。再有就是面粉的质量不好，国家定的标准粉应该是七五粉，但我们经常都是吃农场自产的八五粉（100斤小麦出85斤面粉）。加之春小麦本身蛋白质的含量就比冬麦低2----3个百分点，如遇霜灾，那就只有吃粘牙，黢黑的面粉。这还是干部、工人和家属，犯人有时就搭配供应连肤面。
凡此种种，都为难了爱人，没出息的我也把她给拖累了，让她跟着我受罪。
家，我 在 农 场 的 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