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的通讯传播还谈不上有什么技术手段，但其传递速度已经相对迅捷，社会舆论系统则普遍受到各方高度重视。
现在看来，三国时期连纸张都是稀缺物品，更谈不上有报纸、广播或者电视，谈论当时的通讯传播、舆论引导几乎像是天方夜谭——随着网络技术及其所衍生的微信等各种即时通讯手段的普及，现在回顾三十年前的通讯系统便有恍若隔世之感。但实际情况是在网络出现之前，人们已经能够通过广播、电话、电报等做到即时沟通，千余年前的人们则有驿马、信鸽等传输工具，传递速度已经不亚于近现代的邮政通讯。两军交战期间，互相以射箭传送劝降或者求和信函，其速度则已经接近于即时通讯。
目前在一些地方的山区，仍可见到千年前的官方驿道。古板平路，因而能够保存至今。驿道宽近一丈，可以确保两匹驿马相向疾行而畅通无阻。驿马系有铜铃，白天响铃，夜间则由骑者举火示意，撞死人畜概不负责，站站换马，数站则须更换驿使，这样风雨无阻、昼夜兼程，一般文书日行百余公里，特快急件则达三五百里。
史书记载刘备在攻占汉中之后便着手修建兼具通讯和军情警戒的信息传递系统：“备於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由此推知蜀汉后方与军事前线的沟通是顺畅的，朝廷方面从成都发布旨意，两三天便可送达汉中前线；关羽北伐时从襄樊向蜀中传送紧急军情，三五天也可送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羽当年北伐期间，襄樊战场与汉中战场不是两个完全封闭、无法互动的区域，原本不存在关羽是否擅自出兵之疑。无论是关羽主动出击还是受命而行，事先都会经过充分沟通。只有这样，后人才能理解诸葛亮长期驻守汉中前线而“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蒋琬、费祎时他们时常领军在外而“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
中国在秦汉时期便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文书政令传递系统，所谓的“移”、“檄”等。“檄，板书也。”就是书写在木牍上的政令，保密文书需要由两块木牍合并并缠上绳子、以泥土密封、在封泥上加盖官，防止在传递过程中被拆阅，被叫作“合檄”。一般性公文则只需要单木牍即可，文本内容裸露在外，当时被称为“露板”。露板所到之处，无论是地方大员的奏折还是皇帝的指示、指令，各地皆可阅读，于是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舆论——在此基础上延伸，凡是需要公之于众的，都用这种“露板”。像曹操在选立太子时，曾经通过私密信函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崔琰则以“露板”的形式给曹操回信——惟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予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崔琰通过这种方式回复曹操，目的就是引导社会舆论，促使曹操恪守正统做法，策立长子曹丕为继承者。
由于驿马传递的线路有限，政令的晓喻面很窄。后来为了扩大范围，又在露板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出现了传抄、散发、悬挂等更大范围的传播形式，所谓“布露天下”，其实际作用已经相当于现在的报纸要闻和新闻联播。传抄就是文书传送到哪里，当地官府都要组织传抄并向属下扩散；散发就是“吏民得檄，传相告语”；悬挂就是“具写檄扁传输亭隧高显处，令吏卒明”（语出居延汉简），基本类似于现在沿街张贴的布告——当时是木牍，其实际形态是在人流密集区域悬挂，有些像今天的街头广告牌。
三国时代的舆论信息系统虽无法与近现代的报纸、广电相比，但是其实际情景比后人想像中的要完备很多，诸侯之间征伐对抗，已经能够通过相应的渠道将其舆论工具渗透至敌方境内，昭示法理正义，传递军事威慑，瓦解敌军顽抗意志。袁绍在官渡战前便将其讨曹檄文散发至黄河以南的曹操控制区域。这篇檄文为名士陈琳所作，历数曹操祖宗八辈深重罪孽，痛斥曹操：“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害民，毒施人鬼！加其细致惨苛，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 ”
曹操读了这篇檄后“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遇到禁词了，不知道这里禁词都有什么

公元228年，诸葛亮首次北伐之前，后主刘禅向全国、全军发出讨征伐檄文，在陈述蜀汉政权天命人望的同时，痛斥曹魏政权残剥海内、穷凶极恶、窍国盗名，并严正告诫北方官民：如有“弃邪从正，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即按国家条律予以封赏；对于那些不遵王命、执迷不悟、助纣为虐的则严加惩处、祸及宗族、决不宽赦（“若其迷沈不反，将助乱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从这点来看，檄文还被散发到曹魏境内，用民晓喻事理、昭示正义、瓦解曹魏军队的顽抗。后来诸葛亮兵出祁山，响震关中，曹魏方面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闻声而降蜀，应该说是蜀汉方面的舆论攻势发挥了关键作用。

到三国后期，曹魏政权内部历经叛乱、几度废立，但令后人诧异地是，曹魏政权起伏跌宕、乱象丛生，其舆论工作却一直做得沉稳扎实、有声有色。公元263年，司马昭命令邓艾、钟会等率多嘴军队讨伐蜀汉，在此之前不久，魏都洛阳发生了骇人听闻、震惊历史的成济弑君事件，魏帝曹髦因不堪忍受司马昭专权，发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怒吼，带领宫殿侍卫起兵“造反”，最终被司马昭的亲信成济弑杀身亡。魏帝曹髦遇难后，魏廷百官无人敢到现场悼念——后来只有太傅司马孚到场哭丧，司马孚是司马昭的叔叔，也是曹魏朝堂隐藏得最深的人物，他在司马氏父子谋逆过程中始终扮演着“红脸”角色，为稳定家族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基石作用。
史书记载在安葬魏帝曹髦时，送葬的是几乘破败车辆，没有旗帜礼乐，也没有臣僚送行。洛阳百姓纷纷围观议论，有人掩面而泣。北方事已至此，而魏军统帅钟会征蜀途中竟也向蜀汉方面发出一份义正词严、声势激昂的征讨檄文——《移檄蜀将吏士民书》。那么，这份檄文又将如何评述他们身后那段不堪回顾的逆乱之事呢？且看《钟会传》里记载——
“ 武皇帝神武圣哲，拨乱反正，拯其将坠，造我区夏。高祖文皇帝应天顺民，受命践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业。然江山之外，异政殊俗，率土齐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顾怀遗恨也。今主上圣德钦明，绍隆前绪，宰辅忠肃明允，劬劳王室，布政垂惠而万邦协和，施德百蛮而肃慎致贡……”

钟会在这篇檄文里表赞曹魏三祖（即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孙子曹曹叡）英武圣明、功业盖世，其中虽有溢美之词，但整体上也算基本属实。发布者通过极力颂扬三祖不世之功论证其为正义之师，其时已经完全背离了曹魏三祖的嘱托和遗训，在叛逆和奢僭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钟会还在檄文里炫耀北方时局：“今主上圣德钦明，绍隆前绪，宰辅忠肃明允，劬劳王室。”“今主上”就是指当时的傀儡皇帝曹奂，他是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司马昭在其亲信成济弑杀皇帝之后也面临着空前的舆论压力，无奈只好拥立曹奂为帝，曹奂当时只有15岁，在朝堂上没有一兵一卒，任何举动都处于司马昭的监控之下；文中的“宰辅”则是指权臣司马昭，他当时既已专横跋扈到如此地步，则不仅谈不上“忠肃明允，劬劳王室”，而且站在曹魏王室的角度看已经是彻头彻尾的乱臣贼子。
以当时的正统理念评判，钟会率领的这支曹魏军队已经与皇帝和曹魏王室没有丝毫干系，他们完全听命于权臣司马昭，因而已经谈不上是什么王者之师、正义之师，而是不折不扣的助桀为虐、为虎作伥的叛逆之旅。然而，这份已经虚伪到无以复加的征讨檄文却在蜀汉境内发挥出极其强大的舆论威慑。蜀汉守将傅佥、马邈人等闻风而降，北军南下如同摧枯拉，“百姓扰扰，皆进山野，不可禁制。”在决定蜀廷去向的最后关头，谯周劝降更是挖空心思、煞费苦心，唯恐后主迟滞一步。谯周最后甚至以身作保：“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从《三国志》记载来看，司马昭灭蜀之际，蜀汉内部崇魏媚外的舆论氛围已经浓厚到弥漫周遭、无处不在的地步。因此，朝堂百官面对谯周的劝降之词，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谯周传》：“众人无以易周之理”）。这也正是谯周此前在公众场合书写政治标语的舆论基础。“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应该说这代表了蜀汉士人当时的思想动向。在这股强大的舆论思潮之严重浸蚀，蜀汉政权的法理基础已经被掏空，在北军南下时已经如同一堵严重倾危、摇摇欲坠的残垣，其最终的败落只须轻轻一推。
这实在是再诡异不过的反常局面：蜀汉政权直到灭亡之际，其内部依然完好无损地保持着当时最基本的政治秩序，君臣上下，尊卑有序——用现在的眼光看，这可能是封建糟粕，但是在千余年前，这曾经是维持古代社会平稳运行最基本也是最先进的文化礼仪和政治制度——蜀汉的政治制度和政权文化纵然不是最先进的，最起码也比北方政权要优越清明得多，北方权臣司马昭的亲信把皇帝都给杀了，司马昭在灭蜀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划“禅让”，他只是死得太早，这个事情最终由他的儿子完成，然后过不了多久中国社会便空前绝后地陷入超长时间和超大规模的集团性自杀和杀他、他杀。
而蜀汉官民熟视无睹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政治和政权文化优势，却醉心迷惑于北方政权在幅员和军事上的强势，整体陷入日趋浓厚的崇魏媚外之迷失，甚至在对方出现弑杀皇帝的惊天巨变之后依然倾情拥戴而心向往之：哪怕北方血雨腥风，但空气是甜的。
蜀汉这种诡异的社会舆论导向，初始于蒋琬在国策战略方面的改变。引导舆论从激进的、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北伐战略回归于现实主义中间路线，蒋琬的施政方针本身并无问题，这在前文有述。问题是在改变国策的具体实践中，随之而来的是对于理想主义诸多元素的消解——政权的理想信念和基本社会现实，是任何政治集团都必须要正确面对、认真处理的事之两面，如何在推动现实政治向理念信念转型过程中因时而动、避免空劳国力，或者是由激进的理想主义路线向现实需要改变而期间能够始终保持其最初始的政治信念，这在任何时期都是极其高危、高难度的重大政治课题。面对这样的课题，封建社会的历代治理者都没有做得很好，蒋琬和费祎并不算是其中的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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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时期，诸葛亮是为数不多能够做到“枪竿子”和“笔竿子”两手抓、两手都抓得非常好的顶级人物。公元223年刘备去世后，曹魏方面接连向诸葛亮写信，发起迅猛的和平演变攻势。诸葛亮对此并未逐一回复，而是以一封公开信的形式凛然作答：“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免身为幸，戒在子孙。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齿，承伪指而进书，有若崇、竦称莽之功，亦将逼于元祸苟免者邪！ ”这篇著名的政论檄文因为涉及到蜀汉政权的法理正义，应该是先在益州各地传抄、散发，然后传至魏境。
当时，蜀汉境内叛乱四起，诸葛亮考虑到夷陵战败不久，先主刘备刚刚去世，并未轻易用兵，直到第三年才出兵平定南中。之后又休整了两年多，“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治戎讲武”，直到公元228才兴师北伐，首出祁山。然而诸葛亮在“闭境劝农”期间依然念念不忘通过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反复宣扬蜀汉方面的德行道义，切实强化益州官民的政治认同。在他苦心孤诣的宣扬教化之下，蜀汉政权在极其短暂时间内彻底逆转了由于夷陵兵败和先主亡故所引发的观望、消沉和颓废，“嗣武二社、龚行天罚”的鲜明旗帜重新在益州大地高高扬起，一代巴蜀志士为了实现汉室复兴的理想信念而投身北伐战场，抛头颅、洒热血，十万雄师在陇西战场进退自如，势如气吞山河的滚滚铁流。
在蒋琬执政后期，曾经全面奉行“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的休养措施。然而缘何蒋琬在此期间没有像他的前任诸葛亮那样孜孜以求地繁复渲染政权的天命道义，反而逐步淡化了对于法理正义的教化？
从《三国志》里有关记载来看，蒋琬在推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的过程中有意淡化意识形态，确实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难题。
陈寿撰写《三国志》，对于蜀汉中后期人物的叙事都极尽精练，《蒋琬传》的全文只有千余字，其中却用了大量篇幅叙述两件几乎完全雷同而且看似无关宏旨的小事。
第一件事是说蒋琬在与东曹掾杨戏交谈时，杨戏时常静默不答。东曹掾是大将军蒋琬的属官，“东曹”是大将军府所设置的一个行政机关，主管二千石长吏的考察任免，“掾”就是“东曹”这个行政机关的一把手（处长或者厅长）。应该说这是一个权力很大的官职。杨戏本人性情简略，因为他时常对大将军爱理不理，有人便对蒋琬说：“杨戏对您如此傲慢，这不是太过分了些？”蒋琬对此不以为意：“人的思想各不相同，就好像人们的面孔不同一样。杨戏要是当面赞誉我，这并非他的本意；他要是把内心（不赞同我）想法说出来，又担心失了我的面子。所以时常沉默不语，这是杨戏为人坦率真诚的表现。”
第二件，是蜀汉督农（主管农业的官员）杨敏曾经在背后批评蒋琬:“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有人把这话告诉蒋琬，司法部门请示蒋琬追究杨敏的不敬之罪。蒋琬却坦然地说:“我的确不如前人，这没什么可追究的。”
后来杨敏因为其他事情被治罪入狱。大家以为他曾经得罪了蒋琬，这次肯定罪责难逃。但是由于蒋琬对他并无成见，杨敏本人也因此得以免除重刑。
《三国志》作为纪传体史书，对不同人物各自表述，虽则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却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一些历史事件间的逻辑关系。因此，《蒋琬传》里的有关记载所呈现给后人的似乎只是蒋琬本人虚怀若谷、大气处事，具有政治家风范。然而如果仔细推敲，其中的很多表述就显得蹊跷而令人倍感疑惑。
蜀臣杨敏指责蒋琬：“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其中的“前人”无疑是指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作为中国历史上形象最为完美的忠臣贤相，他心忧天下、忠诚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尤其是在蜀汉政权遭遇内忧外困之即，诸葛亮不负重托、勤勉王事，呕心沥血、夙兴夜寐地投身于兴复，力挽社稷之狂澜于倾危，拯救天下苍生之涂炭，他的事迹和精神憾天动地而令无数后世忠勇之士顿感高山仰止。应该说蒋琬无法与他的前任诸葛亮相比，这几乎算不上是什么缺点。客观地评价，诸葛亮临终前选定的这个接班人不仅德才兼备而且政治坚毅、豁达沉稳，算得上是蜀汉政权里能够堪当大任、称职尽责的政治人物，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他“出类拔萃”，至少在当时的蜀汉内部已经找不到比他更完善的人选。
琬琬在诸葛亮北伐期间就表现出了非常高超的统筹把握能力，他殚精竭虑地投入后方政务，确保了前线的兵员补充和军需物资供应。诸葛亮去世后，蒋琬又凭借其大气老成，很快便稳定住了局面：“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作为一位德才兼备的政治人物，蒋琬在为政处事严以律己、贤达待人，在朝堂内外留下了非常好的政治声誉。公元223年他面对诸葛亮的推举一再辞让，坚持把“茂才”的殊荣让给比他自己更优秀的人。二十年后他再次主动让贤，把大将军、录尚书事一职让给继任者费袆一——兴势战后又坚持把益州刺史的位置也让了出来。
回顾蜀相蒋琬的生平作为，应该说诸葛亮生前对他的评价是非常恰当的：“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从这个角度看，认为蒋琬“不如前人”，这固然算是事实，然而他的属下竟然又指责他“做事愦愦”，又该如何理解？
愦与聩同义，愦愦意为就是昏聩、糊涂，“做事愦愦”则是形象一个人眼花耳聋、头脑糊涂，为政不明是非、做事没有章法。蒋琬纵然无法与他的前任诸葛亮相比，却有大气稳健、严谨周密的为政之风，执政期间并无明显出格之处，然而又何以受到属下官员如此之不堪贬评？
把《三国志》里的相关人物传记贯穿起来分析，后人方可理解其中的背景和深意。

《三国志》对于蜀臣杨敏没有更多记载，却对杨戏生平事迹做了详尽叙述。
益州犍为人杨戏，年轻时代便与同龄的程祁、杨汰、张表等同时出名并有密切来往，其中的程祁是他所推崇的榜样。程祁是蜀汉前期名将程畿之子，程畿曾经随同刘备参加了夷陵之战，在战败回撤途中为了掩护刘备而奋战至死，这在前文有述。杨戏评价程祁本人“卓尔奇精”，可惜英年早逝，没有机会施展政治才华，所谓“天命二十，悼恨未呈”。张表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带路党”张松之子。“张松献图”是《三国演义》里的重要情节。刘备在张松、法正的秘密谋划下顺利进入益州，不久给刘璋写信表示要东归荆州抗击曹操。张松当时信以为真，便写信予以劝阻。信件被他的哥哥张肃发现，张松因此东窗事发并被刘璋处死。此事成为刘备和刘璋翻脸的导火线。蜀汉政权成立后，张松之子张表官拜尚书，公元249年蜀将马忠死于任上，张表接替他出任庲降都督，加拜安南将军，此后又担任后将军——庲降都督是蜀汉四大都督之一，相当于蜀汉在南中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战区总司令，是蜀汉政权里镇守一方的重量级人物。
在杨戏的这个朋友圈里，程祁、张表等人均是蜀汉英烈之后。由此推知杨戏本人虽为益州本土人士，但是心系汉室、忠诚蜀汉、忠诚刘备父子。杨戏因此得到诸葛亮的高度赏识，先后担任过州书佐、督军从事（职典刑狱）、丞相府属主簿等职，诸葛亮去世后进入中枢高层，担任尚书右选部郎，后来又被蒋琬任命为益州刺史的属官——治中从事史。公元238年蒋琬开府，杨戏升任大将军府东曹掾，不久后又被朝廷派往南中，担任南中郎参军、副贰庲降都督、领建宁太守，是南中地区的二号人物。兴势之战期间，皇帝让马忠留守成都，临时代替外出打仗的费祎主持国政（“平尚书事”），当时主持南中军政事务的正是杨戏。
史书记载杨戏性情简略，撰写书文政令极其简练，很少能够写满一张纸——当时的纸应该是一种用于书写文书的丝绢。按照《吕凯传》里的有关记载推断，当时的一张纸上只能书写三四十个字。杨戏如此厌弃繁文缛节，却为后人留下了三国时期最早的关于蜀汉政治人物的系统性评述文章——《季汉辅臣赞》，全文洋洋两千字，以诗文形式对蜀汉君臣五十余人的生平事迹作了简要评述，其中很多人物在《三国志蜀书》的其他篇目里并未出现，因此对于研究蜀汉历史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从作者在《季汉辅臣赞》里流露出的个人感情上看，杨戏不仅忠诚蜀汉政权、忠于刘备父子，而且是蜀臣政权里的激进主战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季汉辅臣赞》颂扬刘备：“皇帝遗植，爰滋八方，别自中山，灵精是钟，顺期挺生，杰起龙骧。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吴、越凭赖，望风请盟，挟巴跨蜀，庸汉以并。乾坤复秩，宗祀惟宁，蹑履覆迹，播德芳声。华夏思美，西伯其音，开庆来世，历载攸兴。”同时赞美诸葛亮：“忠武英高，献策江滨，攀吴连蜀，权我世真。受遗阿衡，整武齐文，敷陈德教，理物移风，贤愚竞心，佥忘其身。诞静邦内，四裔以绥，屡临敌庭，实耀其威，研精大国，恨于未夷。”
杨戏撰写《季汉辅臣赞》，事在蜀汉延熙四年，即公元241年。当年，为大将军蒋琬执政的第八个年头。蒋琬虽然此前提出了东征计划，但是对于北方叛逆政权的征伐尚未见之于任何实质意义的大举军事行动，更没有侵蚀北方寸土之功。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这部长篇诗文的创作意图虽然名为对去世者的赞颂，但其真实用意却是在于针砭时弊，述发作者对于蜀汉的讨逆复汉事业长期停顿乃至近乎荒废的忧思与疑虑。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声情并茂、激昂慷慨的赞颂诗文把蜀汉先主刘备比之为“西伯”，所谓“西伯其音，开庆来世，历载攸兴”。“西伯”在历史上特指周文王姬昌，是倍受后世推崇的仁圣之君。他载物厚德、广施仁政、开疆拓土、英名远播，为武王伐纣和周朝勃兴开创了不朽基业。周文王殒命于功业未成之际，继任者周武王姬发及其辅宰重臣姜子牙继承先王遗训，续施仁德、威立四方，最终伐纣灭商、建立新的政权，开创了横线八百年的周王朝基业。而杨戏昂然撰写《季汉辅臣赞》，其创作意图显然是在通过赞颂蜀汉前期已经亡故的君臣，重申蜀汉“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政治纲领，敦促继任者能够像周武王姬发和姜子牙那样时刻谨记先辈遗训，永葆昂扬进取的征伐斗志，继往开来、不辱使命，最终实现“北定中原、还于旧都”的伟大理想。
再联想到当时激情昂扬的政治舆论氛围：蜀汉朝堂荟萃了一大批心忧天下、志在匡扶的理想主义斗士，“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旗帜飘扬全境，“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进取旋律响彻巴蜀大地，则蜀相蒋琬在任期间公然遭受其属下官员的非议和责难，事情缘由便有了再明确不过的答案。
东曹掾杨戏公然对蒋琬表示冷落，以及蒋琬本人对此所作的公开解释（“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显然是因为蒋琬在执政后期奉行的现实主义中间路线没有得到激进主战者的认同，蒋琬本人对此心明如镜。督农杨敏指责蒋琬：“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则并不是因为杨敏认为蒋琬在能力和水平上有什么欠缺，而是指责他在重大政治使命上立场不够鲜明、态度不够坚定，逐渐淡忘了“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基本政治纲领和刘备、诸葛亮等蜀汉先辈“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的政治遗训，一味恪守保国治民、谨守社稷之道而无视政权存在之根本，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不明是非、没有章法、毫无建树。
现在回顾蒋琬仕蜀期间的生平事迹，他确实在北伐复汉方面毫无建树。除此之外,蒋琬本人大气沉稳、虚怀若谷、高风亮节，他还有什么可挑剔之处呢？

刘备命令关羽军团北伐襄樊牵制曹操兵力，可从曹操五月份弃守汉中后即令徐晃急赴东面战场救援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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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誉任健 2018-01-02 10:55:26
刘备命令关羽军团北伐襄樊', 這只是樓主自己的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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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行文简略，出现了大量的史料空白。因为襄樊之战影响深远、蜀汉事业因之急转直下，因此倍受后世关注。各种说法、各种推测层出不穷，争议不断。
刘备集团在公元219年对曹魏发起猛烈攻势，先后开辟了西线、东线和中线三个战场。其中刘备在西线打了近三年，过程交待得很详细；中线的脉络也很清晰，就是在刘备夺取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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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犀牛1987 2018-03-21 10:49:39
很佩服楼主的分析，但是在襄樊战役这件事上我认为是关羽私自行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事实上襄樊战役开始的时候，刘备在汉中那边已经占据上风，汉中争夺战已接近尾声，说关羽配合西线战斗说不大通。而且史书上也没有任何刘备明确指示关羽出兵的记载。有一个细节是当时刘备是授予了关羽假节钺的，也就是说关羽具有在荆州地区独立的兵权。所以我认为襄樊之战关羽自行发动的可能性更大，当然发动以后刘备也并没有加以制止而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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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是擅自行动，就是因为这个“假节钺”。其实对于两汉、魏晋时期的假节、假节钺、使持节、假黄钺，持节者究竟获授到何种权限情形，史料缺乏准确表述，大概各个时期也不尽相同，因此后人并不完全清楚，只能根据相关记载进行推测。
按照《武帝纪》及注引信息有关记载，三国时期的超级持节重臣曹操是在公元215年才获得天子所授予的承制权力：“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诸侯守相。”这种承制权力显然比假节钺更高得多（曹操于196年假天子之节钺、录尚书事），裴松之引述《汉魏春秋》对此解释是：“自今已后，临事所甄，当加宠号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义得相銟励，勿有疑焉。”就是说承制之后曹操想封什么官职便可自行其事而无须向天子奏请。换句话说，在公元215年获得承制权力之前，曹操尽管几十年前就获得“假节钺、录尚书事”的权力，但是他要任命属下什么官职，仍然需要事先向天子汇报、征得天子同意方可正式委任。
当然曹操奏请只是一个形式，但是这种程序必须得走，到最后连曹操自己都走烦了，这才向天子索要承制权——所谓的天子授予，其实是曹操自己的决定，这是另外话题。现在单说曹操“假节钺”的权力，他连对于下属官员任命都尚且如此，那么在决定起兵征战这种更加重要的重大国是时，毫无疑问更需要先向天子表奏，征得天子同意然后取得征讨诏书，这才是所谓的“奉辞伐罪”。
由此可以推断，关羽当年倾其主力攻打襄樊，即使这一重大军事行动是由关羽本人自行主张，他无疑也肯定要先向主公刘备汇报并且征得主公的同意才能出兵，否则“假节钺”也不行，因为曹操的例子在那放着，何况曹操“假节钺”从各个方面说都要比关羽更重得多——曹操当时面对的主公（汉献帝）又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傀儡，更无法与关羽的主公刘备相比。

其实，蒋琬作为蜀汉政权的一线当家人、大将军、录尚书事，几乎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法理正义在政权延续、事业勃兴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按照后世史家司马光的说法：“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政治观念里，未能实现统一海内的帝王将相都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但凡有作为的皇帝及其辅相，都必须要旗帜鲜明、矢志不移地进行通过思想教化和讨伐征战以竭力谋求民众认同、海内一统，否则就失去了正统天命王朝所具有的感召与权威。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面，同样是因为蒋琬身为蜀汉政权的当家人，他更清楚大规模征战对于政权自身所造成的巨大国力负担，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纵然巴蜀地区物产丰饶，但是面对北方“跨带九州”、实力强大的曹魏政权，蜀汉政权在客观上经不起那种无岁不征所带来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巨大空耗。更不用说如同史诗般波澜壮阔的诸葛亮北伐在客观上已经对蜀汉国力形成了透支，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所形成的国力空耗甚至有可能对政权造成拖垮效应。
政权当家人毫无疑问对此有着极端清醒的认识，这也正是蒋琬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的初衷和本意。
蒋琬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本身并没有问题，这在前文有述。但是这种战而不大举、和而不苟安的执政方略显然在蜀汉政权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的激进主战者中招致不满。政权既以“武嗣二祖、龚行天罚”为使命，则执政多年而对于叛逆政权未见之于任何实质意性的大举讨伐征战，更无攻取北方寸土之功，蒋琬显然因此在朝堂上下倍受质疑。在这种局面之下，如果过多重申“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权信念和理想抱负，势必会进一步鼓励政权内部的军事激进情绪，从而进一步增大执政者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和压力。
可以认为到了蜀汉中期，蒋琬既有保境安民的绥靖思想在影响，更有激进的主战情绪在蔓延，但是根深蒂固的还是激进主战的情绪。因此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客观上更需要那种现实而偏于保守的声音。执政者显然为此有意弱化了意识形态，淡化正统天命、法理正义的昭示与渲染，减缓了对于北方曹魏政权僭越逆乱的口诛笔伐，借以平衡政权内部的激进主战者不满情绪。
出于这一政治判断，蒋琬于公元243年把蜀军大本营由汉中前线退迁到涪县，并相应地降低了在舆论意识形态上的宣扬调门，正像前文所述，在当年写给后主的奏折中已经不再着重重申蜀汉政权的政治纲领，对于北方叛逆势力也不再以激愤昂然的态度予以抨击、诛伐，而只用简短一句话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芟秽弭难，臣职是掌。”
有确凿的史料表明，蜀汉为了奉行这种战而不大举、和而不苟安的现实主义中间路线而有意弱化意识形态，减缓对于北方僭越逆乱势力的口诛笔伐，到蒋琬执政后期甚至出现了对于曹魏政权的某种亲善。杜琼、谯周等蜀汉文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改变政治立场，这是在蜀汉内部出现的新情况，后文详述。而在巴蜀之外，与蜀汉再次结盟已经将近二十年的东吴方面也开始有人对蜀汉的时局变化表示担心和疑虑。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七年……步骘、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掎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
这是一则破绽百出、从各方面都经不起推敲的情报信息。“七年”即东吴赤乌七年，公元244年。向孙权上书的步骘时为东吴骠骑将军，负责镇守吴、蜀边境重镇西陵；朱然时为车骑将军，长期在东吴的荆州境内征战御敌。这些长期活动在吴、蜀交界地区的东吴大将不约而同地给孙权写信反映，东吴派往蜀汉的使者以及潜伏在益州地区的情报人员都认为蜀汉有可能背弃与东吴的盟约，转而与北方的政治死敌曹魏政权秘密达成政治和解，乃至于与曹魏结为盟好，所谓：“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
这些东吴大将所列举的事实证据荒谬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孙权本人要亲自出面为蜀汉开脱：蜀汉方面出于自身的防御战略而建造战船、修缮城池，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多作舟船，应该是公元243年之前的事情，其实已经被后主否决。在战争年代，人家不搞这种军事部署，如何保家卫国？我们现在也在加紧备战，难道我们也要被怀疑是在对付盟国吗？

至于蒋琬退迁涪县而没有对司马懿南征东吴做出反应——司马懿南征，指的是公元243年9月司马懿率军到达舒城，舒城守将诸葛恪按照孙权指令放弃舒城而移军至柴桑，孙权解释说，司马懿的这次军事行动只有十来天就撤军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蜀汉盟军不明就里，人家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作出判断就贸易出兵？
孙权还进一步反问：当年曹魏攻打蜀汉（指公元230年曹真、司马懿兵分两路攻蜀），我们当时也是刚刚戒备，在魏军撤退之前还没来及作出任何军事反应，难道蜀国也可以因此而怀疑我们吗？
现在分析这段史料，事情的诡异之处在于，连远在东吴大后方的孙权都非常清楚，蜀军多作舟船、缮治城郭、退迁涪县，这些与蜀、吴之间的结盟关系毫不沾边——孙权甚至“破家”作保：这种传言决不可信，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这种事（“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那么为什么步骘、朱然这些身在蜀、吴边界的东吴大将反而轻信传言而对于盟友狐疑重重，甚至言之凿凿地坚持：“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
这种情况在诸葛亮时代不决无可能出现的，因为当时的蜀汉和曹魏不仅在军事上频频进行攻伐征战，而且在舆论宣扬上口诛笔伐，相互进行言词激切的声讨攻讦，势同水火、互不两立。
诸葛亮关于蜀汉法理正义的一系列政治论述，对于曹魏而言不啻于匕首和投枪，锋芒犀利、直击心灵：“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
曹魏方面也是反唇相讥，舆论攻势同样显得凌厉而毒辣。据《明帝纪》载，公元230年魏明帝指令曹真、司马懿伐蜀，此后发布讨蜀檄文，露布天下曰：“刘备背恩，自窜巴蜀。诸葛亮弃父母之国，阿残贼之党，神人被毒，恶积身灭……”
读到这些记载，曾经心存疑惑。中国古人特别注重礼仪，尤其讲究人的名、字，在绝大多数时候忌讳于直呼对方的名而只称其表字。那么缘何在这些官方文告里对于对方最高领导却几一例外地不顾礼仪而直呼其名？
确切理解了古人在名与字之间的关系与讲究，这才深刻体会到这些檄文、公告的言词之间所饱含的浓浓爱憎火药味。
中国古人的“名”与“字”是分开的。其大致情形是，人在出生后要先由其长辈给他起一个名，这个名自然也是由父母长辈称呼的，像曹操名“操”、刘备名“备”，在他们小时候，父母长辈（大概还包括亲戚邻居）都可以这么叫他。等到长大成年之后，大家为了表示尊重，就不宜直呼其名。这因此就需要由其长辈再为他取一个字，供同事、朋友等其他人称呼，所以这个“字”又称表字。取字也有讲究，一般情况下，字与名之间要有相应的关联，让人能够“闻字而知名”。像曹操字孟德，“孟德”的意思是有高远的德行，与“操”具有相应的逻辑关系——操，意为操守、节操；刘备字玄德，意为潜蕴于内的德行，与“备”具有内在关联——备，意为完备、周全。
当然，古人无论年龄多大，其父母、尊长和领导是都可以称呼其名的，像名将张飞遇害时已经年过半百，刘备听说前线奏报，料有不测，悲痛地说：“噫,飞死矣！”刘备当时是皇帝而且又比张飞年长，他对张飞直呼其名体现的是亲切和关爱。除了父母、长者和领导之外，其他人出于尊重都称呼表字。公元222年马超去世前上书刘备，信中提到曹操。曹操对于马超具有杀父灭门之仇，但是马超依然用表字称呼曹操：“臣门宗二百馀口，为孟德所诛略尽……”
因为称呼表字是为了体现尊重，所以古人在称呼自己时为了表示谦逊，也要提名而断不可以使用表字。诸葛亮作《出师表》，第一句便是“臣亮言”，因为他面对的是皇帝，断然不能说“臣孔明言”，这样就不仅失礼，而且越制。曹操当年与刘备纵论时事提到自己，也用了自己的名：“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他断然不能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孟德耳。”他如果自称“孟德”，就会显得妄自尊大，轻狂失礼。
这是一般的情况，当然也有例外。公元208年张飞为了掩护刘备一行，在当阳长阪坡前以一声怒吼阻吓曹操追兵，便用了自己的表字。《三国志》对此记载是：（张）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
张飞面对敌军而自称表字，体现了对于汹汹敌军的极尽蔑视，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语气，这句话应该是：“大爷我张翼德在此等候尔等，谁敢过来决一死战？”
上面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形。在三国当时，人们对于刘备、曹操这样顶级尊贵的高层政治人物，则不仅绝不可以直呼其名，甚至连称呼他们的表字也都显得不够恭敬，因而只能代以更加敬重的称谓，像陈琳称袁绍为“明府”，曹操部下称呼他为“公”、“王”，诸葛亮等蜀臣则称刘备为“主公”。据《三国志》裴注记载，马超由于自身资历深厚，在与刘备交流时称呼刘备的表字（玄德），结果使关羽、张飞等怒形于色。马超见状，此后再也不敢这样称呼刘备。
回正题。在诸葛亮时代，蜀汉檄文公然直呼曹操、曹丕之名：“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曹魏方面则同样以名直呼蜀汉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刘备背恩，自窜巴蜀……”其中所包含的激愤鞭挞之意，如果换用现在的语言则需要缀加一连串的修饰定语：性情残暴、穷凶极恶的奸相曹操，暴戾恣睢、罪行滔天的切国者曹丕，忘恩负义、数典忘祖的逆贼刘备，离经叛道、逆势而为的作乱者诸葛亮……
现在再回到东吴大将指责蜀汉方面“欲背盟与魏交通”的话题，可以舍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蜀汉政权在蒋琬时代继续保持舆论上的激愤与声讨，在这种激昂亢奋到近乎燃点的舆论讨伐氛围之下，东吴大将和东吴使节怎么可能由一些毫不相关的军事部署转而推知盟军要背弃盟约，转而与其政治死敌秘密达成和解？
所有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含着必然的政治逻辑。东吴方面认为蜀汉方面“欲背盟与魏交通”，其背景显然是因为蒋琬在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过程中弱化意识形态，降低了对于北方曹魏政权在舆论上口诛笔伐的力度与声调，从而使蜀汉内部的舆论环境出现重大改变。

当时，蜀汉与曹魏之间在舆论攻伐上的缓解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东吴方面据此推断蜀汉要背弃盟约，而与曹魏方面实现亲善。(补一句）

蜀汉大将军蒋琬去世于曹魏政权内部的高平陵事变暴发的三年前——公元246年。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在蜀汉内部倍受质疑，但事实表明他的施政方略并没有明显过失，加之后期主动辞让益州刺史等一线职务，因而无疑是中国古代一位贤明而成功的辅宰，在历史上也有不俗政声。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蜀汉在他执政期间“边境无虞，邦家和一”，应该说他没有辜负诸葛亮的栽培和重托。如果不是其前任英名盖世，他的贤相事迹和功业原本可以光耀后世。
蜀汉第二位大将军费祎能够继续沿袭前任的施政思路，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了蒋琬的成功。这是古代政治实践中一个极其常见的现象，因为所有切合时宜、行之有效、成就卓著的施政方略在推行过程中，经过全社会的渲染教化之后总是能够形成某种巨大的惯性力，这种惯性很多时候强大到可怕的程度，甚至是在内外环境和政治时机发生变化之后，整个社会仍然要按照其惯常的既定路线继续行进一个漫长的距离。
蜀汉在费祎施政期间，北方局势持续发生剧烈震荡。随着曹魏宗室与权臣司马懿父子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在费祎接任大将军的第七个年头——公元249年，司马懿父子悍然发动高平陵事变，全面铲除曹家（夏侯氏）势力而全面掌握北方局势，这在政权内部随即引起强烈反弹，此后引发了跌宕多年的淮南三叛。王凌叛乱时，司马懿尚且在世并稳定局面，但司马懿当时已经是垂垂暮年、时日无多。他在消除王陵叛变隐患后不久便去世，此后淮南地区接连震荡、一片血海，时局波谲云诡。诸葛亮生前苦苦期待的“天下有变”的局面终于到来。
然而此时，蜀汉施政者费祎仍然恪守前任蒋琬既定的现实主义中间路线，一味沉湎于保境治民、敬修社稷，他甚至在军事保守主义路线上走得更远：“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於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蜀汉中后期，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随着岁月流逝，当年坚定奉行“武嗣二帝、罚行天罚”基本纲领、激进主战的一大批重量级人物，像吴懿兄弟、王平、邓芝、夏侯霸等先后去世。蜀中名将吴懿、吴班、王平等在蒋琬施政期间已先后离世；曾经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乃至敢于顶撞吴主孙权的强硬派将领邓芝病逝于公元251年——他当年曾经声色俱厉地敬告孙权，天下必须要归统于蜀汉，如果在盟军消灭北方叛逆势力之后孙权仍然坚持“并尊二主”，那么天下一定会兵戈再起，而且蜀汉方面一定能够取得最终的全面胜利；激进主战的大将张嶷则在公元254年的一次征战中阵亡；坚定支持北伐的大将夏侯霸去世于公元255年前后……
这样一来，到蜀汉后期真正能够牢记刘备、诸葛亮遗训，坚持“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政治原则并力主北伐的高级将领，就剩下姜维一个人——按照《三国志》记载推断，蜀汉朝堂上的主战派还有尚书令陈祗，这个人在历史上政声不好，但是他支持北伐事业，对于军事保守主义者尚能形成某种平衡。但是这个陈祗也于公元258年去世。此时，蜀汉军中高级将领张翼、廖化、胡济等无一例外地全部反对姜维北伐。
从《三国志》有关记载看，到蜀汉亡国时军中仍有大批中下级将领仍然竭力主战，蒋斌（蒋琬之子）、王含、傅佥、柳隐都是在前线坚守到最后一刻。问题在于他们的品秩不高，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话语权。
轰轰烈烈的姜维北伐，说到底其实是姜维一个人在战斗。其实际情形，纵然有《三国演义》的极力渲染，却总是让人感到寂寥、悲壮而怆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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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蜀汉内部政治生态和舆论动向，很多人在理解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偏差。有学者以一成不变的片面眼光解读判研，认为益州方面始终存在着排斥、抵制外来政权的本土势力，这些人当年曾经仇视并抵制刘焉父子的割据统治，在刘备入川同样持排斥、不合作态度，乃至于到了诸葛亮治蜀及蒋琬、费祎和姜维施政期间也始终怀着敌视态度。这些学者解释的原因是从刘焉父子到刘备、诸葛亮，这些外来势力侵占了益州的“蛋糕”，使本土人士始终处于社会治理最低层，只是迫于统治者的打压而冷眼旁边，内心巴不得外这些外来政权早日灭亡。到公元263年魏军大举入侵，这些本土势力终于等到期待已久的机会，这便是谯周劝降后主的政治背景。
《三国志》及裴注信息等所有史料所呈现的蜀汉局面，都完全不是这样的概念。
三国时代的益州，在刘焉、刘璋父子治理期间尤其是到了刘璋时代，境内纲常失序、乱象丛生，益州本土确实始终存在着强大的抵制势力，其中张鲁在汉中形成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刘璋手下的文武官员心各有归——大将庞羲、李异等“恃功骄豪，欲有外意”，张松、法正等秘密与境外势力（刘备）勾结，这是刘璋治下的益州基本局面——纵使在这种情况下，益州本土也远非铁板一块，仍然存在着大批忠诚于刘璋的力量。按照《三国志》记载，在刘璋决定邀请刘备入川抵抗张鲁时，“主簿黄权陈其利害，从事广汉王累自倒县于州门以谏”。由于这些忠诚刘璋势力的奋勇抵抗，刘备与刘璋翻脸后远不是攻城陷阵、势如破竹，其实际情况是夺蜀之战打得极其艰难，其中成都的外围据点雒城久攻不下，打了整整一年。刘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紧急指令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入川驰援，张飞部强攻巴郡并生擒太守严颜。面对劝降，严颜昂然作答：“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
刘备入川后，益州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是随着曹军在赤壁之战中溃败，曹操的政治权威和感召力骤然沉降。益州很多人本来是寄希望于曹操，大家原认为曹操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由他出面统一天下、收拾乱局是迟早的事情。于是，当时在蜀中地区，关于“代汉者当涂高”的预言搞得满城风雨（《周群传》：“《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舒曰：“当涂高者，魏也。乡党学者私传其语）。刘璋本人也因此一再向曹操表示归顺。但是经过赤壁一战，曹操被打得狼狈逃窜，而高举匡扶汉室旗帜的刘备则声名远振、骤然崛起。
刘备在诸葛亮、法正等协助下广纳志士、遍布恩德，其“武嗣二帝、龚行天罚”的政治纲领很快得到包括益州本土人士在内巴蜀全境的广泛拥戴，并成为统一思想、凝聚精神的鲜明旗帜，甚至曹魏方面有很多人听说刘备在益州试图匡扶汉室，也不远千里投奔过来：“是时中夏人情未一，闻备在蜀，四方延颈。”（《零陵先贤传》）

《三国志》并不能排除在刘备集团入川前期,曾经遭遇本土士人排斥、敌视的情况，其中既有前面提到的黄权、秦宓、来敏，更有张裕、李邈等——现在看来，这些人主要是出于在道义上对刘备占蜀的义愤，因为刘备当年是应邀入蜀，既而非礼抢占、反客为主。实事求是地讲这在道义上是有污点的。正像广汉名士李邈当面斥责的那样：“振威将军（刘璋）以为你是宗室肺腑，委任将军前来讨伐敌人（张鲁），可能大功未成，振威将军却先于敌人灭亡；我认你这么夺取益州是很不合适的。”蜀郡人张裕也因此当面嘲弄刘备，并且四处散布反对言论，最终被刘备所杀——按照《三国志》记载，刘备占领益州后就杀了这一个政治反对派，对于其他多数人则予以宽容。
按照史书记载，蜀汉政权建立后，像张裕、李邈这样始终敌视、排斥现政权的只是益州本土人士中的极端个别现象。《三国志》所呈现的历史实际情形是，由于“武嗣二帝、龚行天罚”政治纲领本身具有强大感召力，再加之刘备、诸葛亮广施兼容并包、礼贤名士的仁德善政，益州士人纷纷转变政治立场和态度，蜀汉政权很快得到巴蜀民众的空前支持和拥戴。从刘备取川、政权建立到诸葛亮、蒋琬时代，益州本土人对于蜀汉政权及其复兴事业倾注了异乎寻常的专注与激情，他们与各方志士精诚协作、戮心同力，在“武嗣二帝、龚行天罚”政治纲领的感召和“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理想主义北伐路线的指引下，信心百倍、慷慨激昂地投入对于北方叛逆势力的抗击与征伐，“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抛头颅、洒热血，以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的激情和意志凝成全民动员、众志成城、力图恢复天下秩序的雄浑铁流。
首先澄清一个问题，在刘备取川、蜀汉政权成立后，刘备、诸葛亮等蜀汉高层实行兼容并包的用人政策，广纳包括益州士人在内的各方志士。所谓蜀汉不重用本土人士、益州人被排除在外、处于治理底层的说法完全是个伪命题。各种史料都没有此类记载或者类似的例证，《三国志》里所记载的当时情形，是刘备、诸葛亮等人不仅高度重视益州士人，而且对于很多在政治立场上有问题、有污点的本土名士也委以重任，而着力以兼容宽恕的仁德善政予以感化。像前面提到的那个当面斥责刘备假仁假义的李邈，在刘备就任益州牧后即被任命为益州从事。同样对刘备取川心怀不满、散布不良言论的来敏，则先是被任命为典学校尉，到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后又出任太子家令。当年曾经竭力劝谏刘璋邀迎刘备入川的大将黄权，也并没有受到怪罪，他先被拜为偏将军，后来在刘备攻占汉中之战中立功，拜护军。刘备称王后以黄权为治中从事，后来又出任镇北将军。蜀汉在夷陵战败，东吴军队阻断了归蜀之路，黄权无奈之下投降曹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黄权留在蜀汉的家人仍然受到优待，其子黄崇后来出任尚书郎，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随同卫将军诸葛瞻出战迎敌并阵亡。
蜀汉政权成立后，更是举荐、征辟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心系天下的益州本土人士，像张表、杨洪、费诗、王平、马忠、张翼、张裔、秦宓、程畿等，犍为人杨洪后来出任蜀郡太守；梓潼人李福先后出任巴西太守、为江州督、尚书仆射等职，诸葛亮临死之前，代表天子前往前线询问国家大计的正是这个李福；广汉人秦宓出任大司农；巴西人王平官至镇北大将军、镇守汉中；巴西人马忠后来出任镇南大将军、庲降都督，并一度“平尚书事”……
现在回顾那段历史，很多人有一种极深的误解，认为像广汉人李邈担任的益州从事、犍为人杨洪出任的蜀郡太守都是些无足轻重的职务。好像如果不是帝王将相，都是微不足道，谈不上什么重用。带着这种误解检讨历史，难免会得到谬之千里的结论。其实际情形是，凡是能够青史留名的，都是在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发挥了独特价值并具有独特意义的神级人物。不能片面认为蜀汉政权的帝王将相榜上见不到益州士人的名子，他们的职务就很小、地位很边缘、处于最底层。进一步说，益州本土人在蜀汉政权里出将入相，这在《三国志》里也多有记载，只是被很多人视而不见而已。
有人专门按照籍贯对《三国志》及裴注等各种史料（包括碑刻等）里的蜀汉臣僚进行大致归纳。数据显示，青史留名的蜀汉人物不到500人，其中籍贯为荆州的不足百人，中高级官员约30人；益州籍人士在150人左右，其中的中高级官员也在30人左右——由于政权创建者的特殊履历（刘备的后半生是完全是在荆、益二州度过），应该说这是一个五湖四海的团队，益州本土人在其中明显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出将入相级的人物，在刘备、诸葛亮时代便有李恢（庲降都督，大战区级军政首长），杨洪（蜀郡太守，为蜀汉京畿重地军政首长），张翼（庲降都督），张表（尚书、庲降都督），李福（尚书仆射，副宰相级要员）、马忠（庲降都督、镇南大将军，蒋琬时代一度“平尚书事”，为宰相级要员），王平（蜀汉精锐部队无当飞军的统领、讨寇将军，后出任镇北大将军、督汉中，为份量最重的大战区级军政首长）……
《三国志》所记载的益州本土势力，也不是像传言中的那样对于蜀汉政权心怀敌视、不合作态度，而是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无限的赤诚忠贞倾心拥戴蜀汉政权，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地誓死追随、爱戴他们的政权领袖，即使在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的危机关头，他们仍然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在蜀汉事业的延续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极大作用。
公元219年，刘备攻打汉中进入第三个年头，曹操亲自督战，蜀汉前线吃紧。杨洪为此果断提出：汉中为益州咽喉，是决定我们存亡的要害之地……面对如今之势，应当全民动员：男人参战，女子参与后勤支援，这是全境上下义不容辞的事情。
蜀军在夷陵战败后，刘备乘船逆流而逃，东吴船队穷追不舍。蜀中大将程畿（即前文提到的程祁之父）乘坐战船紧随其后，护卫天子。眼看追兵接近，有人劝他弃船上岸寻求逃生机会。程畿凛然表示：“吾在军，未曾为敌走，况从天子而见危哉！”——我程畿从来没有临阵脱逃过，更何况天子这时候还在危急之中，我们必须要誓死保卫天子。敌军追上后，程畿本人亲自拿起兵器奋力抵抗，奋战至死。
在夷陵之战前夕，蜀中大将黄权主动请战，表示愿意带领先头部队试探敌军虚实。他的建议没有被刘备采纳，后来由于蜀军战败，无奈投降曹魏，但此后始终“身在曹营心在汉”。开始，有传言说刘备在败于吴军后遇难身亡。魏国群臣弹冠相庆，唯独黄权没有露出一丝笑意。有一次魏帝曹叡问他说：“如今三国鼎立，到底哪一方才算是真正的天命政权？”
面对这一敏感政治问题，黄权没有屈从于魏帝之威而违心作媚，却意味深长地说：这要验证于天文。往年曾经有“荧惑守心”的迹象，结果文皇帝（曹丕）驾崩。而吴、蜀二主都平安无事，这就是验证。
益州大学士秦宓本来是对蜀汉政权怀有偏见，后来由于诸葛亮的真诚眷顾而彻底转变政治立场，对这个外来的政权表露出高度的认同和挚爱，并由此引发了那场闻名历史的蜀、吴政治大辩论。
那是在一次接见东吴使节的宴会上，辩论的对方是东吴名士张温。张温本人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次辩论的感染而触犯外交使者之禁忌，公然对蜀汉政权和法理正统流露出认同和赞许，这一举动招致吴主孙权龙颜大怒。张温返回后不久便遭罢免。《三国志》对于这场辩论作了全文收录。话题先是从秦宓的迟到说起——在这次宴会上，蜀汉其他所有官员悉数到场，只有秦宓姗姗来迟。张温可能是认为秦宓失礼，便问他说：“您平时可注意学习？”秦宓说：“蜀中五尺孩童都在认真学习，您何必如此小看我们？”张温于是问：“既如此，那么请问天有头乎？”秦宓答：“天有头。”张温问：“头在何方？”秦宓说：“古人有诗写道：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天的头在西方。”张温问：“天有耳吗？”秦宓答：“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天若无耳，何以能听？”张温再问：“天有足吗？”秦宓答：“《诗》云：天步艰难。无足何能步？”
张温随即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结果使自己陷入完全的被动：“天有姓氏吗？”秦宓答：“既然是天，怎么可能没有姓氏？”张温追问：“天既然有姓氏，那么天姓什么？”秦宓答：“天姓刘。”张温说：“您是怎么知道天姓刘？”
秦宓朗声回答：“当今天子姓刘，由此可知天下必定姓刘。”

蜀汉政权既为一个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政治军事集团，则其社会内部毫无疑问势必存在着派系，这在有关史料里也有隐约显示。从诸葛亮的有关教令和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与荆州藉宾幕之间的关系要明显亲近很多，而对于杜琼、秦宓、谯周等益州士人则更多一些尊重和谨慎。若说其中没有任何细微差别，则不符合人之常情。但是在具体施政实践中，诸葛亮则能时时处处做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所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这些评价出自益州人陈寿之口，应该说是蜀汉社会的实际情形。
如果严格按照《三国志》及裴注等相关史料推断，时下盛行的所谓蜀汉政权内部的派系博弈论，即所谓荆州派、东州派和益州本土派之间的利益博弈是站不住脚的。在刘备、诸葛亮和蒋琬时代，蜀汉政权不仅得到了老班底荆州集团的鼎力支持，同时也得到绝大多数益州人士以及分别来自于凉州（姜维等）、扶风（法正等）等各地幕僚的认同和拥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历来被认为是史上投降派的代表性人物、蜀汉谏议大夫谯周，他在刘备入川建立政权后也曾经是蜀汉最忠实、最热切的拥戴者。《三国志》对此作了确凿无误的记载。
《三国志》记载，在刘备称帝之前，益州各界上书言符瑞与图谶者多达八百余人，其中就有谯周。此事见之于《三国志谯周传》：“是后在所并言众瑞，日月相属，故议郎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殷纯、益州别驾从事赵莋、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臣闻《河图》、《洛书》，五经谶、纬，孔子所甄，验应自远……”
古代人们由于对天庭、神灵等超自然力量的膜拜和崇敬，笃信天人感应，上天不仅要通过天子的金口玉言传达到人世，还要在世间显现出各种征兆对人类活动予以指点，潮起潮落、星转斗移，乃至于飞鸟走兽等世间万物因而都可以被赋予上天对于人类活动的某种寓意。谶纬学这种神秘而牵强附会的政治预言性学问甚至被确定为官方正统理论而大行其道。从政权建立到皇帝上位、重臣封赏、出兵作战等，一切活动都要得到上天的应允指点，而天的指示则广泛见之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蕴含在典籍文献中的预言暗示。在皇帝登极之前，其拥戴者则要苦心孤诣地从各种天象、各类典籍中搜寻各种各样的瑞兆，为政权建立和最高领袖即位的法理正统提供天命、众望方面的支持。
谯周等大批益州士人纷纷苦心孤诣地为刘备称帝提供符瑞和图谶等天命依据，他们真正期望的是蜀汉政权能够在刘备领导下通过“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实现平定天下的政治夙愿，推动大汉帝国的第三次复兴。出于这种政治理想和信念，谯周本人对蜀汉政权和由诸葛亮推动和北伐事业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认同。公元234年，当他听说诸葛亮在前线去世的消息后，不顾一切地奔赴北伐前线进行悼唁，《三国志》对此事记载：“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
据后世研究者推测，蜀廷在诸葛亮去世后禁止官员赴前线奔丧、悼唁，应该是因为蜀军在前线发生了杨仪与魏延之间的内讧。诸葛亮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官方如果不禁断人员往来，前线的事情很有可能迅速传导到内地并由此引起更大范围的混乱。谯周预料到这一情势，因此听说丞相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出发、昼夜兼程。结果在后方官员中只有他一个人“速行得达”。
公元247年前后，谯周痛感天子贪图享乐而对于汉室复兴事业有所荒怠，奋笔撰写《上谏后主疏》，在这篇直接呈递天子的疏文里，谯周客观分析了蜀汉政治当时面临的形势：“先帝之志，堂构未成，”直言不讳地指责天子：“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并建议天子：“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备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
谯周的这篇《上谏后主疏》旁征博引、言辞犀利、情真意切、诚动天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焦虑和忧患充分无遗地体现了谯周本人情系蜀汉、心忧天下、衷心期待汉室重新复兴的赤诚情怀。初读《谯周传》，体味疏文作者在文中流露出的拳拳赤子之心，再联想到谯周本人的历史形象，不禁为其间的迥然反差惊诧不已：“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一个丧失人臣气节的投降派代表人物，怎么可能说出如此赤胆忠心的肺腑之言？天下哪会有这种忠诚政权、挚爱君主、奋然诤谏的投降者？
《三国志》全文收录了谯周的这篇疏文：“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弄神器，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于时更始、公孙述及诸有大众者多己广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为善，游猎饮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冯异等劝之曰：“当行人所不能为。”遂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尊法度，故北州歌叹，声布四远。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吴汉、寇恂未识世祖，遥闻德行，遂以权计举渔阳、上谷突骑迎于广阿。其望风慕德者邳肜、耿纯、刘植之徒，至于舆病赍棺，繦负而至者，不可胜数，故能以弱为强，屠王郎，吞铜马，折赤眉而成帝业也。及在洛阳，尝欲小出，车驾已御，铫期谏曰：“天下未宁，臣诚不愿陛下细行数出。‘即时还车。及征隗嚣，颖川盗起，世祖还洛阳，但遣寇恂往，恂曰：”颖川以陛下远征，故奸猾起叛，未知陛下还，恐不时降；陛下自临，颖川贼必即降。’遂至颖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务，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务，欲自安不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传》曰：百姓不徒附，诚以德先之也。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陛下天姿至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敬贤任才，使之尽力，有逾成、康。故国内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陈。然臣不胜大愿，愿复广人所不能者。夫挽大重者，其用力苦不众，拔大艰者，其善术苦不广，且承事宗庙者，非徒求福佑，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臣之愚滞，私不自安。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备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

谯周是《三国志》作者陈寿的恩师。直到谯周去世之前，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相互亲近的师生情谊。谯周因而是陈寿在《三国志》里刻划得最用心、个人形象最完整的蜀汉儒士。值得关注的是，谯周在疏文中连篇累牍讲述光武刘秀的当年旧事，这基本上类似于杨戏在《季汉辅臣赞》里把刘备比之于“西伯”（周文王）。刘备与“西伯”，同为先主，同样在功业未成之际而身先亡故，都需要有继承者牢记使命、继往开来、完成大业；而堪与后主刘禅相类比的则是光武帝刘秀，因为他们面临着大致相同的天下时局和政治使命，同样是在中枢覆亡、天下撕裂，同样需要继承前人未竞之业（刘秀的前人是其同胞兄长刘縯），既而励精图治、发奋力强、兴复汉室、统一天下。
刘秀在这方面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做得最好、最成功的杰出人物。谯周如此繁复地讲述光武帝刘秀的当年旧事，正是借此劝谏后主刘禅要像光武帝刘秀那样克勤克俭、励精图治、继往开来，奋力完成宏图大业。
谯周在疏文里引用《易传》里的话说：“百姓不徒附。”，意思是老百姓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追随于某位君主，大家所期待的是君主能够实行善政仁治，因此君主需要时刻把厚德仁政放在前面——这也完全契合了后主在二十年前《北伐诏书》里的提出的观点：“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
谯周还说，如今汉室遭受厄运，天下三分鼎立，正是英雄智士渴盼明主的时候。陛下您是一位仁爱孝顺的皇帝，为父母守孝三年，每每提及父母便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这种孝道仁爱，古代先贤也不过如此。而且陛下您能够礼敬贤士、任用贤才，使朝廷大臣都能够各尽所能，治理国家，使境内出现了安定团结、众志成城的美好局面，这种局面不亚于过去的盛世治理，大家对此有目共睹，因此对于陛下您的仁爱恩德，我说不尽也无须多说。
陈述至此，谯周话锋一转：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无限神圣的四季祭祀活动，您也时常偏废；而您的身影却不时出现在那种纵情声色的游乐场所。看到这种状况，在下我作为臣子虽然愚蠢迟钝，内心里却感到极度不安。我认为，一个身负重任、心有忧虑的人是没有那种闲心寻求欢乐的。现在先帝的遗志远未实现，陛下您根本还没有到那种纵情享乐的时候。所以在下但愿您能够减少那些娱乐之事，裁减后宫的营造项目，只维护先帝在世时的规模就行，通过言传身教激励后世子孙（使他们能够做到克勤克俭、励精图治、敬守基业）。
那么，在政治上高度认同蜀汉政权、在情感上如此挚爱蜀汉领袖的谯周，为什么后期突然转变政治态度？他此后撰写的《仇国论》历来被视为是益州本土人士仇视蜀汉集团、为投降主义鸣锣开道的代表之作。在《仇国论》之后，谯周本人更是变本加厉、越走越远，甚至公然撰写政治标语对蜀汉政权苟延残喘满怀激愤、大加诅咒，其疾恶如仇之语气,恨不得蜀汉政权立即覆灭而后快。

蜀汉谏议大夫谯周历来被认为是历史上丧失人臣气节的投降派代表人物，他曾经在后期传播各种消极政治言论散离民心，并于敌方大军压境时迫不及待地极力劝降，最终敲响了蜀汉政权覆灭的丧钟。这种背国弃主行径为历代统治者所不容，更遭到后世儒家正统的严厉斥责，谯周因此背负千古骂名。然而千余年来，很多人所忽视的是谯周本人不是那种奉迎攀附之徒，更不会媚谄权贵、卖主求荣。谯周从忠诚蜀汉到背国弃主，期间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而矛盾的心路历程。在这个过程中，谯周仍然是那个性格古怪、不知世故而一味埋头精研典藉、饱藏学问的益州儒士，而他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那个锐意昂扬、激情飞扬而让他寄于厚望、充满热忱并为之倾心拥戴、奋力诤谏的振作政权。
谯周对于蜀汉政权的激愤忧虑乃至最终完全背弃，始于费祎施政后期，这在《三国志》里也有非常确切的记载。
谯周的《上谏后主疏》应该是撰写于董允去世（公元246年）之后——《资治通鉴》把此事收录于公元247年。因为《三国志》明确交代谯周上书的背景：“时后主颇出游观，增广声乐。”这种事情在董允生前是不可能发生的。董允生前始终是蜀汉后方稳定的基石性人物之一。他在诸葛亮北伐前夕被任命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相当于蜀汉宫廷事务的总管。董允为人正直、作风严厉，敢于匡正天子的各种不当行为。史书记载当时后主曾有考虑要从外面采选美人充实后宫。董允坚持认为功业未成，天子不宜贪图享乐，便明确表示反对。后主也无可奈何，于是逐渐变得有些畏惧于他。因此，谯周在《上谏后主疏》里指责后主“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董允去世之后。
从《上谏后主疏》里流露出的语气来看，当时的谯周对于蜀汉“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汉室复兴事业还满怀期待和希冀。但是数年过后，谯周的思想感情便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三国志杜琼传》记载：周因问曰：“昔周徵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其义何也？”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
这段记载，涉及到中国古代一门极其晦涩而神秘的学问——谶纬学。“谶”为应验之意，大概是古代巫师、方士（即《三国志》时有提到的占梦者、望气者）生编硬造的隐语、预言，这些当时都被作为上天的指示，向人们昭示未来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纬”就是经典书籍，是古代儒士儒家经典，从中搜寻一些语句牵强附会地预判未来。这里便涉及到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在今天看来晦涩突兀、令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谁也不知道其准确含意，但是这句话却影响了中国古代千年历史。
据记载，这句预言出自古书《春秋谶》，传说中的原文是：“汉家九百二十岁后，以蒙孙亡，授以承相。代汉者，当涂高也。”——《春秋谶》失传已久，这本书究竟何时成书、作者是谁、具体内容是什么，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后人只能从书名推知这是一本用于预知未来的“谶书”，成书时间可能在汉初，或者比这更早。“代汉者当涂高”这句话到于汉武帝时代又被重新提起。按理说汉王朝在武帝时代国力强盛、蒸蒸日上，原不存在改朝换代的颓废之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汉武帝刘彻本人在一次酒后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了这则预言并由此引发感叹。此后，每逢天下大乱，野心家们则纷纷从这则预言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在汉末的李傕、郭汜作乱期间，便有巫者便找到董卓旧将李傕，说：代汉者当涂高，指的就是你李傕，所谓“涂即途也，当涂高者，阙也。傕同阙，另极高之人谓之傕”；此后有个叫阙宣的徐州小军阀则据此称帝，因为他认为“当涂高”就是指宫阙，而他本人则姓阙。这个阙宣势力太小，曾经与陶谦有过勾结但后来被陶谦所杀。再后来袁术僭号，也是附会这则预言，认为“代汉者当涂高”就是暗指他袁术——袁术字“公路”，而“当涂高”中的“涂”通“途”，都是路的意思。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同样附会了这句预言。时有太史丞许芝向曹丕上书，陈述曹魏代汉见于谶纬：“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乃至到六百多年后的五代时期，后周 郭威称帝仍借用这句谶语——后周的前朝为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后汉”为后人的称谓，其实际政权名号跟“西汉”“东汉”和“蜀汉”一样，都只有一个字：“汉”。郭威认为“代汉者当涂高”，“当涂高”的意思是城郭，暗合了他的姓氏“郭”，这意味着上天示意由他郭威来取代后汉。
每逢乱世，各方志士也纷纷从典籍和谶纬中寻求治世之道，期盼终结割据纷争、生灵涂炭的世间乱局。《三国志周群传》记载，在刘备入川之前，关于“代汉者当涂高”的解释在益州地区也广为流传：“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舒曰：当涂高者，魏也。乡党学者私传其语。”时为刘璋时代，但后来由于曹操在赤壁战败，其威望声势因此骤然沉降，而刘备则一战成名而声誉鹊起。后来随着刘备放川、蜀汉政权建立，益州人转而把恢复天下秩序的期望寄托于刘备集团，尤其是在“嗣武二祖、龚行天罚”政治纲领的激励和感召之下，蜀地民众在刘备时代“男女当战、女子当运”，在诸葛亮兴师北伐期间，益州全境戮心同力、众志成城、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大家奋力追求的正是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换句话说，在蜀汉政权建立后，巴蜀士人的关于天下大势的梦想与期望已经从刘璋时代的所谓“代汉”变成刘备、诸葛亮时代的“复汉”。在这种慷慨激昂、激情燃烧的火热局面之下，类似“代汉者当涂高”的议论和猜测不仅势必为蜀汉官方所禁忌，对于蜀汉臣僚和巴蜀士人来说，也显然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反动言论而遭摈弃。
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缘何到了蜀汉后期，关于“代汉者当涂高”的政治言论竟然沉渣泛起，曾经以满腔热血写就《上谏后主疏》、奋力诤谏蜀汉天子的谯周，竟然也在儒学前辈杜琼面前提起这一敏感话题。
按照《三国志》记载推断，谯周重提“代汉者当涂高”的时间大致发生在公元249年前后——谯周不是那种政治上的两面人，一方面诤谏后主克勤克俭、励精图治，同时又私下与同僚议论“代汉”之事。这完全不符合他的品性。谯周重提“代汉者当涂高”，应该发生在公元247年呈递《上谏后主疏》的若干年之后，而杜琼去世于250年。因此此事推断为公元249年前后。
与谯周共议时政的杜琼，他当年也曾经是蜀汉政权的坚定支持者。蜀汉政权建立之前，他和谯周等共同为刘备称帝搜寻各种天命依据。公元234年诸葛亮在前线去世，代表天子前赴汉中出席葬礼的正是杜琼（时任蜀汉左中郎将）。他在葬礼现场宣读的皇帝诏书，全文录于《三国志》。悼念诏书高度评价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行文悲哀沉痛，宣读者在葬礼现场应该是声泪俱下，引起全场悲恸：“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联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联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然而到了公元249年前后，杜琼本人对于蜀汉政权的政治态度已经完全发生改变。面对谯周的提问，他作出肯定答复：“魏”这个字指的就是宫殿大门上的楼台，耸立于大道旁边，高大而巍峨。过去圣人所谓“代汉者当涂高也”就是借用“当涂高”的象征之意，预示北方曹魏政权受命于天，是真正的天命正统。
杜琼的这番解释，言外之意已经非常明确：受命于天而取代汉庭的既是北方曹魏，那么他们所共奉的这个偏居一隅的蜀汉及其后主刘禅，毫无疑问则是假借天命、痛失众望的割据苟安政权和妄称天命而实则谋逆、彻头彻尾的假皇帝。
杜琼的这番见解很显然是第一次在同僚面前公开表白。对于这番石破天惊的解释，谯周一定会面露惊诧、大惑不解，杜琼这才向他发出反问：“宁复有所怪邪？”
面对杜琼的反问，谯周的回答尤其值得注意。他当时没有给予盲目附和，只是迟疑着说：我没有完全明白——《三国志》的记载是：“周曰：未达也。”也就是说，在蜀汉后期的某个时段，在与同僚杜琼议论天下时事时，面对石破天惊的正朔之论，谯周的态度尚且有所保留，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排斥蜀汉政权，始终保持敌视态度。

陈寿撰写《三国志》，行文极尽简略，却很明确地交代了谯周思想感情和政治立场的波动、转变全过程。谯周从前期忠诚蜀汉、劝进先主、前线赴丧、诤谏后主，到后期厌弃蜀汉、题写标语、撰文反战、极力劝降，整个过程的脉络异常清晰。
从忠诚蜀汉到背弃政治，谯周始终恪守着一位正统儒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操守。在儒士谯周的世界观里，天下只有一个，能够代表天意而治理世间的所谓天子因此也只能是一个，而决无可能是两个或者三个。他在前期曾经以无限的热忱忠诚蜀汉、拥戴刘备父子，未必是仰慕于他们具有的超凡脱俗人格魅力——后主刘禅作为守成之君谈不上什么人格魅力，先主刘备虽然英名盖世，但是他当年应邀入川而此后夺人土地、反客为主，这在很多益州士人看来并非正人君子所为，未必值得敬重。谯周以及包括谯周在内的绝大多数益州士人之所以热切支持蜀汉政权、倾心拥戴刘备父子，关键取决于古代正统儒生所具有的家国情怀，所谓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值中枢失灵而天下倾危、战端频起，天下仓生无所归依、流离失所，在这种乱局之下，各方志士都在苦苦寻求治世之道，寻找恢复正常秩序的出路。益州人一度寄希望于曹操，但是在赤壁战后，曹操势力被局限于北方，刘备集团声威骤起，尤其是刘备集团入蜀后奉行的“嗣武二祖、龚行天罚”政治纲领恰逢其时、憾动心灵。虽然当时汉室衰微，但大汉正统仍然是包括曹操在内天下各方势力共同尊奉的最大公约数。在益州人看来，提振汉室天威、恢复天下秩序是他们当时唯一值得期许、唯一能够期待的政治出路，除此之外几乎别无选择。
谯周等益州士人赤诚拥戴刘备父子，他们所期待的实际是要通过兴复汉室终结天下纷扰、尽快恢复秩序。古代士人力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兴复汉室的光荣与梦想之下，所有人、所有方面都可以抛却其个人在地域、家族、阶层、认知等各个方面的差异，地无论南北、人不分男女，八方志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戮力同心、前赴后继地向着同一个目标迈进。这是蜀汉政权在刘备、诸葛亮时代的情况。
然而到了中后期，蒋琬所奉行的现实主义中间路线随着施政高层的更替，对于“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基本纲领高举轻放，遂使“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原则几被淡忘，“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的政治理想渐行渐远，最终变成在政治上绝对正确、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繁文褥节,终于由此前的“战而不大举、和而不苟安”走向得过且过、割据偏安的政治异化，所谓：“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蜀汉的政治理想信念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最终使维系政权内部精诚团结的精神支柱轰然崩塌，益州士人对于蜀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转变。
从《三国志》里的记载看，谯周“身长八尺，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是那种不修边幅、不会伪饰、不善辞令、不谙事故、没有变通的儒士，以他的渊博学识和具有深重书生气的政治信条，蜀汉政权既受命于天，则势必要矢志不移、坚韧不拔地采取行动一统天下。蜀汉施政者实行
闭境勤农的休养生息政策尚可理解，但是后期终于“天下有变”而依然沉湎于“保国治民,谨守社稷”的军事保守主义路线，乃至于长期保持与北方政治集团并立并存、彼此相安，则政权无疑像杜琼提示的那样是假借天命、痛失众望的割据苟安政权。至此，谯周的政治态度发生彻底转变。他在杜琼去世后又不断推敲琢磨杜琼的言论，继而触类旁通、发扬光大：先主刘备的名子里有个“备”字，备就是具备；后主刘禅的名子里有个“禅”，禅的意思就是授予。如果把两位皇帝的名子联系起来，意思就是“具备了把国祚天命授予别人（曹魏政权）”。事已至此，则此后的施政者姜维虽然重新高举北伐旗帜，宣扬蜀汉正统，但这已经无法唤醒谯周对于政权曾经具有的政治记忆。谯周本人个性决定着他一旦从内心里认准的事情，是轻易无法再次逆回的。姜维于取得施政主导权后大举出动、连年征战，在谯周看来那只不过是在这个割据苟安政权里的一个具有偏执倾向的军事冒险人物在孤注一掷地穷兵黩武、负隅顽抗而已。如此兴师动众，除了空劳益州人财、逆抗天下统一大势之外，别无任何意义——这正是他奋然撰写《仇国论》里的立意。
到公元262，蜀汉皇宫里一棵大树无故折断，内心充满激愤忧思的谯周触景生情，于是在柱子上用大字写道：“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如果把所有这些信息贯穿起来，则蜀汉中后期的事情包括谯周在最后关头的极力劝降，便有了极其清晰的脉络和解释。
谯周劝降，与其说是对于蜀汉政权的彻底背弃，不如说是一个正统儒士对于天下归一的顽强坚守。后世很多人显然没有准确把握到这一点，因此千余年来不断有人对这种投降行径予以讥讽怒骂、鞭挞斥责。用东晋名士孙绰的话说：“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
晋代大史家孙盛也提出：“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则愤然痛斥：“人知冯道之恶，而不知谯周之为尤恶也……周之罪通于天矣，服上刑者唯周……”
更有后人把谯周与中国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最遭人痛恨的奸相秦桧相提并论，所谓：“宋无秦桧谁下金牌， 蜀有谯周惯修降表。”
其实，后人对于谯周的斥责，很多并不符合历史实情。像孙盛评：“亡礼希利，要冀微荣”，痛斥谯周不顾传统的礼仪廉耻而去逐求个人和家族的荣光私利；王夫之则评：“国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禄，”指责谯周劝降目的是为了取悦新主子，借以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禄。对此前文有述，谯周不是那种攀附权贵、卖主求荣的媚谄小人，更没有“亡礼希利，要冀微荣”“全其利禄”之行状。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在蜀汉覆灭的第二年（公元264年），曹魏权臣司马昭认为谯周有保全国家之功，封他为阳城亭侯，并诏令谯周前往洛阳任职。谯周不得不从，但走到汉中便因于疾病而停滞不前。到公元266年司马炎禅代曹魏自称皇帝后，再次让他到洛阳任职，谯周于第二年到达洛阳后便卧床不起，只是挂了个骑都尉的虚衔。他认为自己无功受禄，请求回到封地，但是没有得到晋廷准许。公元270年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但是因病无法参拜，到年底病逝，时年七十。
谯周去世后，晋廷赏赐“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十五万。”但他临终前便交代大儿子谯熙：“殡敛已毕，上还所赐。”谯周的三个儿子，长子谯熙、二子谯贤生平不详，小儿子谯同：“颇好周业,亦以忠笃质素为行,举孝廉,除锡令、东宫洗马,召不就。”应该说益州谯氏家族具有潜心诗书典藏、不计仕途经济的良好传统，都没有那种见利忘义、附炎趋势的品性。
从《三国志》里记载看，对于谯周劝降，陈寿本人也没有完全弄清其中的周折，因此只是简单交代一句：“刘氏无虞,一郡蒙赖,(谯)周之谋也。”严格来讲，这句开脱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十多年后吴主孙皓顽抗到底，江东孙氏照样“无虞”；益州地区更不是“一郡蒙赖”于谯周之谋，从此便平安无虞，而是很快发生血光之灾。陈寿在《三国志钟会传》里记载的情形是：“军众钞略，死丧狼籍，数日乃安集。”
《华阳国志》也有记载：“诸将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谋，烧成都东门，以袭杀会及维、张翼、后主太子等。军众抄掠，数日乃定。”《蜀记》则记载庞德之子庞会带后杀入成都的关府，将关羽家族悉数灭门，所谓：“庞德子会，随锺、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谯周劝降，因此又被罪加一等。其实，蜀汉覆灭后旋即发生的大屠杀、大混乱与谯周劝降没有任何关系。在事过千余年之后，后人方能穿透笼罩历史的烟雾迷障而准确还原其时真实情形。蜀汉投降及其后社会大混乱，根源在于蜀汉后期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混乱，这种思想上的大混乱最终致使蜀地士人对于政权的法理自信、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完全丧失。其直接后果是虽然时值“天下有变”，北方集团内部政变、叛乱起伏跌宕，社会局面纷乱如麻，各种矛盾和乱象蓄积到无以复回的地步，最终酿成震憾历史的成济弑君事件——他们连皇帝都杀了，站在儒家正统观点来看这已经暴虐凶惨、倒行逆施到无法无天的境地。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蜀地儒士们仍然从内心为北方政权大唱赞歌：伟大的魏国，你是那么的高尚巍峨，天下人都盼望着归心于你……
在孙盛看来，公元263年北方钟会、邓艾南下伐蜀，其时蜀汉后主刘禅尚能稳定局面，姜维、廖化等各部实力尚存，更有东吴方面的驰援，政权并没有到势必覆灭的最后时刻。他退一步提出，即使到了“国覆主灭，鱼县鸟窜”的最危急时刻，通过各种艰险卓绝不懈努力而最终实现“建功立事、康复社稷”，这在历史上也不在少数。蜀汉政权如果始终保持刘备、诸葛亮时代激昂向上、奋力进取的顽强意志，在“天下有变”而蜀地众志成城、戳心同力的局面下能否最终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与信念，这是个难以讨论的话题。但是反过来说，天下哪一个强大政权之建立不是历经千难万险甚至曾经遭受灭顶之灾？哪一个政权的开创者不是经历九死一生方才君临天下？用孙盛的说法：“向使怀苟存之计，纳谯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构，令名之可获哉？”——如果都抱着得过且过、苟且存在的思想，遇到些困难、挫折就举手投降了，怎么可能会有君临天下的江山社稷、千古功业？
蜀汉后期思想舆论的全面混乱已经注定政权的最终覆灭。谯周劝降，无非是抽掉了维系存在的最后一根稻草。思想舆论导向之正谬直接关联着政权和民众福祸，这是蜀汉覆灭的深刻警示。

陈寿写曹魏高贵乡公曺髦被弑，引用了皇太后（曹叡老婆）的诏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东海王子髦，以为明帝嗣，见其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遂更忿恚，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遂隔绝两宫。其所言道，不可忍听，非天地所覆载。吾即密有令语大将军，不可以奉宗庙，恐颠覆社稷，死无面目以见先帝。大将军以其尚幼，谓当改心为善，殷勤执据。而此儿忿戾，所行益甚，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箭亲堕吾前。吾语大将军，不可不废之，前后数十。此儿具闻，自知罪重，便图为弒逆，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因酖毒，重相设计。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呼侍中王沉、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言今日便当施行。吾之危殆，过于累卵。吾老寡，岂复多惜余命邪？但伤先帝遗意不遂，社稷颠覆为痛耳。赖宗庙之灵，沉、业即驰语大将军，得先严警，而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韂共入兵陈间，为前锋所害。此儿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汉昌邑王以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当令内外咸知此儿所行。又尚书王经，凶逆无状，其收经及家属皆诣廷尉。"
这篇诏文，意思是高贵乡公性情暴躁，日益严重，诽谤太后，还拿弓箭射太后，太后对司马昭说他不废不可，高贵乡公听说后知道自己罪行深重，就派手下在酒中放毒想毒死太后，事情败露，高贵乡公直接派兵进宫杀太后，然后再杀大将军司马昭……
现在想想，这个太后诏书应该是当时存在的，成济把皇帝杀了，司马昭难逃其究，按理说灭族是都没有问题的，但司马昭也不能自杀谢罪，那怎么办，一纸太后诏文把责任全推到皇帝身上因为他该死，这是当权者的事情。但是陈寿后来写魏书少帝纪也没有别的选择，总不能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为弒君是成济、责在司马昭，他又是当今皇帝的亲爹，沒办法只好闭着眼睛抄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