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命令关羽军团北伐襄樊牵制曹操兵力，可从曹操五月份弃守汉中后即令徐晃急赴东面战场救援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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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命令关羽军团北伐襄樊', 這只是樓主自己的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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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行文简略，出现了大量的史料空白。因为襄樊之战影响深远、蜀汉事业因之急转直下，因此倍受后世关注。各种说法、各种推测层出不穷，争议不断。
刘备集团在公元219年对曹魏发起猛烈攻势，先后开辟了西线、东线和中线三个战场。其中刘备在西线打了近三年，过程交待得很详细；中线的脉络也很清晰，就是在刘备夺取汉中之后“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只有东线战场上的很多事情一直是个谜，可能陈寿本人也不知道，所以关羽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因何发动了这场战争，《三国志》及相关注、引没有直接交代，在《蜀书》先主传、关羽传、法正传和《魏书》武帝纪、曹仁传里都写得含含糊糊。只能从相关记载里进行推测。
《先主传》里有一个重要的关联事件，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之前，君臣劝进，其中许靖、诸葛亮等人在劝进书里讲述：““前关羽围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伏于渊泉，晖景烛耀，灵光彻天。”对此，本贴前文已有分析。个人感觉应该是这样：一、在刘备占益州、关羽治荆州期间，刘备集团的两个版块之间（即荆州关羽和益州的刘备、诸葛亮之间）相互沟通是顺畅的——马超投刘备后，远在东区的关羽写信询问马超情况，诸葛亮在成都回书作答，从这个侧面看，两从版块之间没有任何沟通上的障碍。二、双方既无沟通上的障碍，则对于倾兵围攻襄樊这样的重大军事部署，完全不存在关羽擅自出兵、刘备根本不知情的可能。要么是关羽主动请示出战，要么是因为刘备在汉中打得过于艰难，命令关羽在东线出兵对曹军予以牵制。
魏书记载得也很乱，但是多传对照，也有相应的脉络。按照《武帝纪》记载：曹操于公元218年秋七月西征刘备，九月份到达长安，第二年三月从长安出发、出斜谷，临汉中，进至阳平关，五月引军还长安，七月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于禁传里》则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又遣禁助仁。”这两下对照，曹操是在公元219年三月份离开长安之前，便“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就是说襄樊之战是当年年初就开始打响的，正是西线战场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时期，蜀军前线形势危急，刘备授意关羽围攻襄樊借以牵制曹军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无论是关羽主动请战、经刘备批准后出兵，还是刘备直接授意关羽围攻襄樊，都应该可以表述为“刘备命令关羽军团北伐襄樊”。

蒋琬于公元235年接任大将军，到公元238年奉旨进驻汉中、伺机北伐，期间在成都驻扎了三年，这与先主刘备当年的攻守节奏基本一致，但是比诸葛亮的北伐则有所放缓。
刘备于公元214年占据益州，次年由于孙权出兵强占荆州南部诸郡，不得已率军东下与孙权对峙。双方弓拔弩张时，恰逢曹操出兵攻打汉中的张鲁。刘备担心腹背受敌，与孙权达成妥协，双方以湘江为界分割荆南。此后又隔了两年才于公元217年的年底发动汉中之战。到公元219年5月，刘备、诸葛亮动员巴蜀上下齐上阵，并在东部战线关羽北伐襄樊牵制曹军的情况下艰难击败曹操，占领汉中，却无力支援东方战线，导致关羽于年底战败阵亡，荆州地盘全部丢掉。
关羽在襄樊战败后，天下接连发生变故。蜀汉方面痛失其东部领地荆州三郡，曹操则于第二年年初去世，他的继任者曹丕不久便废掉东汉末代皇帝刘协而成立魏政权，正式开启三国鼎立时代。但是在这期间，蜀汉方面在军事上一度长期保持沉寂。作为对曹丕废汉的政治反应，刘备于公元221年5月称帝建国，第二年（公元222年）才决定出兵攻打东吴。
整体上看，刘备本人囿于益州地区幅员有限，基本上每隔两、三年发动一次战争。
诸葛亮执政后也始终盘算着实际拥有的战争资源，审慎地把握着征战与休整的节奏，张驰有度、伺机而动。公元223年刘备去世前后，蜀汉境内叛乱四起，但他仍然沉下心来闭境劝农、修治内政，一直休整了两年，才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起兵平定南中叛乱。从南中凯旋后，诸葛亮又休整了两年，养精蓄锐后才于公元227年进驻汉中，第二年正式出兵北伐。
诸葛亮是位高度负责认真的政治家，他始终担心先主刘备嘱托的事业别人做不好，也担心自己在有生之年无法完成“嗣武二帝、龚地天罚”的重大历史使命，因此总有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之感。这集中表现在北伐战争期间，他始终坚持驻扎在汉中前线，与东吴方面保持密切沟通，七年间先后发动了五次北伐战争、另有一场抵御曹真司马懿的攻蜀之战，攻伐节奏与刘备时代相比明显加快。
与诸葛亮的攻守节奏相比，蒋琬明显舒缓了北伐曹魏的节奏和进度。他在取得最高辅政大权之后先是派马岱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北伐，到公元238年进驻汉中前线后提出实施东征战略并进行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但是东征战略事实上并没有付诸实施，期间只是“以（姜）维为司马，数率偏军西入”。
现在看来，蒋琬的东征计划没有付诸实施，乃至他执政十年没有发动过大举北伐，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蒋琬去世于公元246年，在他去世三年之后，北方的曹魏政权才发生高平陵事变。而在高平陵事变之前，北方的局势基本稳定，蒋琬如果在此期间大举出兵，基本上没有任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机会，除了空耗国力之外别无意义。
事实上，在此之前，诸葛亮本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后人在评价诸葛北伐时，总是感到蜀军北伐气壮山河、局面轰轰烈烈而实际作战成果则乏善可陈。以蜀汉和曹魏之间的实力对比，在北方局面稳定的情况下诸葛亮纵然与东吴方面联合出兵，也确实没有取得胜算的机会。这当然是只有后人才能看清楚的情况，当时的实际情况则无法埋怨诸葛亮本人，他毕竟不像演义小说里刻化的那样能够先知先觉、预察未来，这在下面即将详述，回正题。

蜀相蒋琬执政十年而没有发动过一次大规模北伐，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政权内部对于伐魏战略的分歧，蒋琬所提出的东征计划遭到朝廷方面的否决而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如果蒋琬在北伐复汉方面具有强烈的进取意志和决心，缘何期间面对东吴方面的多次军事行动而始终沉寂不应？
蒋琬后来在上表后主的奏折里说：“吴期二三，连不克果，”这种说法其实不够准确。按照史书记载，蒋琬进驻汉中之后，东吴方面先后两次发起对曹魏方面的大规模进攻，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公元241年，吴方当时派出全琮、诸葛瑾、诸葛恪、朱然等四路军队攻打曹魏。但东吴这两次军事行动都不见有蜀汉方面呼应配合的记载。
作为当世一流的政治人物，蒋琬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一味地坚持“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则蜀汉政权事实上就沦为偏居一隅、保守自安而自绝于中华主流文明之外的偏安势力，这不仅完全背离了“武嗣二帝、龚行天罚”的政权基本纲领，也势必将形成“汉、贼”同存、“王业偏安”的政治混乱，这样的局面不仅违背法理，也是明显的不义。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他蒋琬远远无法和前丞相诸葛亮相比。诸葛亮治蜀，以其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高度赤诚的殷殷之心和高超公允的执政平衡能力在蜀汉全境具有至高无上的威德声望，这使他即便出现重大军情失利和超负荷的战争损耗也不会遇到来自政权内部的指责与诘难。而蒋琬只是一位资历尚浅、破格提拔的大将军，他还没有足够的声望和威势足以承担重大战略失败的政治责任。更重要的是，以巴蜀之地的幅员物产，蜀汉方面有机会在蓄积实力之后看准时机重拳突破，比方说完成攻取凉州或者东三郡的阶段性军事拓展，却实在无力担负几乎没有胜算的连年征战和人力物力的无为空耗。在经历了诸葛亮时代的连年征战之后，蒋琬应该对此非常清楚。
蜀汉大将军蒋琬既受制于益州地区幅员狭小、国力相对有限和民众不堪承受连年大规模战争负担的客观社会现实，又必须要面对“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政权基本纲领和“汉、贼不两立”、“王事不偏安”的基本意识形态和“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的压倒性舆论压力。处于当时的局面，作为蜀汉政权的当家人确有进退失据的两难之处。他比先主刘备和前丞相诸葛亮所面临的政治局面都要复杂得多。
《三国演义》对于古代战争的描写高度写意，显得壮怀激烈、唯美动人。实际情况则无非如此。只有了解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之残酷、血腥，以及战争机器对于国力、财力、物力和运力的庞大消耗，才能更进一步理解蜀汉大将军蒋琬所当时面临的两难选择。如果不讲时机、不计代价地连年征战，那种近乎无底洞般的庞大战争消耗甚至可能使政权陷入被拖垮的境地。
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数以万计的军兵在战场上对阵，手持利刃，相互砍杀、射击，其血腥和残酷程度是后人所无法想像的，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影视、动漫手段最多只能模拟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阵势，却无法再现当时实际的战场环境。按照史书及相关出土文物之记载，从中原到巴蜀森林遍布，并不象现在这般地势开阔，农田一望无际。甚至到了北宋，还有史书记载：“有象自至京师。”当时的京师在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也就是说到了北宋时期，中原地区还有大象出没。这在当时虽属特异现象，但也足以表明其时的自然生态与现在完全不同，中原地区如果不是森林交织，大象决无法流浪到此。由此可以想像当时两军交战，并不像现在这样具有四向开阔的区域可供双方排兵布阵，数以万计的军士往往是在相对狭小的区域里砍杀、射击，伤亡状况比在开阔地带要惨烈得多。战端一开，人的生命如同草芥。尤其是进入酣战阶段，所有的队形、阵形可能全部冲乱，骑兵在战场上冲撞疾驰，万千将士交错厮杀，在这种混乱而血腥的杀戮环境里，即使置身于后方相对安全区域的统帅级人物也没有办法确保绝对安全。
三国时期的霸主级人物袁绍、曹操、刘备等都有过在战场上死里逃生的记载。在袁绍与公孙瓒的界桥之战中，公孙瓒的一支残余骑兵曾经攻至对方统帅袁绍的军营，袁绍身边只有少数亲兵护卫，一行人被团团围困，乱箭齐射，如同下雨，情势极为危急。好在公孙瓒骑兵不知道被围困的正是敌方核心人物袁绍，没敢持久攻战便四散而去。在刘备发动的汉中之战中，刘备本人也有在乱箭之中撞死冲杀的记录。由于刘备不肯离开战场，法正只好挡在他前面作为掩护。史书记载刘备当时大声疾呼：“孝直避箭。”法正答道：“明公您也要冒着箭雨、飞石，何况我呢？”刘备只好率军撤退。
其实，在冷兵器作战中真正在两军交战过程中伤亡的人员比率并不算很高。根据有关史料推测，一般情形下在对攻中的伤亡比例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兵士厮杀达到一定程度，便会有一方主将为了保存实力而鸣金收兵。略有智识的军事将领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听任自己的军队出现过于惨重的兵员伤亡。《三国志》记载东吴诸葛恪重兵围攻曹魏方面的合肥新城，魏将张特在诈降时说：“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也。”就是说当时的魏国也有规定，如果城池被围攻超过百日而救兵仍然未到，守城将士在这种情况下投降，其家属可以免罪。从这一记载看，古代军规也有其人性化的一面，并不是要求所有将士在战场上必须拼杀到最后一刻。在实际交战中，如果冲突过于惨烈，也总会出现一方兵士由于畏惧或者其他原因而四散而溃逃的情形。
因此在三国时期的冷兵器战争中，最血腥惨烈的场面还不在于对阵现场，而往往出现在大规模交战过后，时有发生的情形是获胜方虽有敌方缴械不杀的军令，但或者是因为将士杀红了眼，或者是由于看到己方将士阵亡而出现报复心理，也可能是为了贪图军功而对投降或者溃散的敌方军人大肆滥杀——在人荒马乱的战场上，谁也分不清楚那些悬挂在士兵腰间的敌军首级，究竟是在交战中斩获，还是在交锋过后违令砍掉的俘虏脑袋。
古代战争中的军功制度也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站在现代绩效管理的角度看，商鞅在秦国所创制的军功爵制算得上是古代军事史上伟大而有创意的制度，但是从人本理念上说则是一种灭绝人性的做法。按照当时的规定，士兵在战场上每斩杀一个敌军，即可晋爵一级（如果斩杀了敌军军官，另外可获得田宅、奴仆等奖励），一首一级，因而把头颅称为“首级”。在此之前，士兵无论作战多么勇猛、斩杀多少敌人都是他们应有的责任，不会改变他们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这种军功爵制极大的激发了秦军将士的斗勇，士兵每逢战事都会显得异常兴奋，秦军很快就成为“虎狼之师”，一旦取得胜利，就会将对方有生力量全部杀掉，不留任何活口。
按照当时的技术备件，军队实行军功爵制又无法对交占过程进行适时全程监控，只能在战后逐一统计每个将士杀掉了多少敌军。这样便产生很多实际问题。当时军方既无法监控战场上的交战过程，则对于将士的军功核计便只能依据每个人的杀敌数量。参战将士出于请功的需要，就必须要把斩杀敌军的首级砍下、带在身上，这就在客观上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和麻烦。即使在交战时能够做到手起刀落、敌军人头落地，还需要有俯身捡拾首级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反而受到敌军的击杀，更不用说敌人同样也在奋力冲杀，决不存在伸出脖子任人砍杀的情况。因此就是那些身强力壮的兵士要在交战中完成击杀敌人并获取首级的一连串动作，也是一个高难度的危险过程，更何况还有很多士兵手持长矛、棍棒，他们未必都能一击致命。以现在的想像，如果一击未能致命，同时又有身边的战友予以补刀，那么这一个首级应该归属何人？这也是一个很难界定的事情。按照戚继光在《练兵实纪》里记载，一直到明朝，军队还时间出现由类似情形引发的争抢内讧。公元1567年，戚继光由南方北上担任神机营副将，负责对北方作战，每次与北蛮交战，一个时常令主将头疼的事情便是明军内部“专好争功”，只要杀倒一个敌军，便会有数十人竞相前来争抢首级，这种内部的争抢往往会使明军瞬间阵脚大乱，反而给敌军带来可乘之机。到后来敌军有了经验，每次作战时便故意牺牲几个作为诱饵，等到明军争抢之时再大举出击，结果是敌军的一个首级都得不到，反而被杀掉一大片。
《史记》记载项羽自刎后，大将王翳取其首级而抢得首功。其余士兵为了获得他的躯体而相蹂践争，“相杀者数十人”，最终有五人各抢得一块躯体,这五人因此都被封侯。
士兵在战时获取首级不易，再把敌军首级悬挂在身上，一两个可以，再多就会变成负担，直接影响到作战效能。那些骑兵、弓箭兵、投石兵等特殊兵种获取首级更是困难重重，尤其是远程射击的弓箭兵、强弩手，他们如果在射杀敌人之后再追过去收割首级，更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
但是按照《三国志》里的记载是，当时骑兵也要采用这种论功行赏方式。《关羽传》再现了关羽在千军万马中斩杀河北名将颜良的整个过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从这段记载看，关羽在战场上应该是手持长矛一类的长柄武器（青龙偃月刀是《三国演义》里的虚构道具，史料表明偃月刀出现于宋代，且因重量过大，主要用于平时练习，并非实战武器），他先是“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然后“斩其首还”。后人实在无法想像那些身骑战马、纵横驰骋的骑兵战士在杀掉敌人之后还要从马上跳下来，砍了敌军的首级然后再起身上马，继续作战，期间需要花费多大的工夫。骑兵一旦离开战马，他们的自身安全也无法保证。战场上的生留死去都是瞬间的事情。
有人提出古代军队其实可以在打败敌人之后，再回来收取首级。这样做固然会省去很多麻烦，也不影响将士的战斗力。问题是两军交战，谁也无法确保自己的一方一定能够打赢，战败的一方根本没有返回收取首级的机会，因此不如在交战时即保存首级那样保险，一旦侥幸逃回，仍然会有请功的资本。其实打赢了再回来收取首级也不可行，因为这样就分不清楚敌军尸体究竟是谁杀的，更无法排除会有些投机者在交战时一味退缩，而在交战过后收取首级时冲在前面抢夺军功。
正常成人的首级既大又沉，获取不易，携带更不方便。于是后来出现了一种新的统计方法，就是割下敌军的耳朵充作首级。武侠小说《神雕侠侣》里便有杨过割下敌军几麻袋耳朵作为礼物送给郭襄做生日礼物的情节。因为人有两个耳朵，史书记载古代军队为了避免重复申领军功，一般只审计左耳（或者右耳）。也有的以割掉鼻子作为核计军功的依据，同样是为了避免军功被申领。
无论古代的军规如何完善，总是难以避免各种申领军功的情况发生。如前文所述的滥杀战俘。在军纪败坏的队伍，更有惨无人道的做法，就是士兵无法获得敌人首级，便大举屠杀平民百姓，以无辜百姓的耳朵或者首级谎报战功。《三国志董卓传》记载了董卓军队在阳城滥杀奸淫的残暴行径：“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
这种首级军功制度由于存在太多无法克服的弊端，自唐朝以后，历代都有人主张予以废除。宋代的狄青，明代的戚继光、袁崇焕等都坚持认为割首级是一种军队陋习，必须予以废止。问题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军方实在没有更好、更加确切的替代机制。首级军功制因此始终废而不止。事实情况是一直到清朝，军队作战依然采取类似的做法。公元1885年清军镇南关大捷之后，史料显示当时见证者的回忆：“每天都见很多人担鬼头（即洋鬼子的首级）来领奖。” 当时的军方奏报也是“毙匪千余, 斩首数百。”不仅要凭借首级奖励，还要士兵带着首级沿街示众，再联想到战场上那一具具无头的尸体，血淋淋的场面令人不寒而粟。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列举了蜀军精锐力量在北伐前期的损失情况：“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其实，蜀汉方面自刘备攻占汉中之后，一直实行错守诸围的防御战略，严防死守各处险要关口，御敌于国门之外，战场上的兵员损失相对有限。诸葛亮策动北伐战争，也一直是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突然出兵，遇到重大失利便撤军休战，期间没有出现类似夷陵之战那样近乎灭顶般的战略溃败，将士的伤亡情况并不庞大。对于蜀汉政权而言，最致命的是超级庞大的后勤物资消耗。作为诸葛亮北伐期间的后勤保障工作统筹者，蒋琬对此无疑有着最深切的感知和体验。
《三国志》裴注引述《蜀记》记载蜀汉亡国时：“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其中的九十四万人口应该是官方在册数字，如果算上流落蜀地的“游户”和私人部曲、奴仆等隐匿人口，益州总人口应该在一百五十万人以上；“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则应该是一线作战部队，如果加上后勤供应、运输等辅助兵种，直接从军人数可能在二十万人左右。单就这十万一线作战部队而言，其在战时的物资消耗便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天文数字，所有将士不仅要有盔甲、武器，无一例外地还都要吃饭、穿衣、住宿。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一样都不会少。两军对阵，数以万计的军队将士过夜休息就不光是分发铺盖被褥、打个地铺就行，大军还需要搭建营房借以遮蔽风雨，为了防止敌方偷袭，军营外围要搭建寨墙，寨墙外围要挖筑壕沟、布设拦阻工事。后勤部门也不只是要保障供应粮食草料、行军帐蓬、被褥铺盖、灶具炊具，更需要提前寻找水源、开辟运输线路，水源还要防止敌方投毒，食品安全也是个天大的问题。
后勤部门还需要派出重兵守护粮草等军需物资基础。古代后勤无法同步跟随大军前进，按理说粮草物资存放在大军营地最为安全，但是一线作战部队最注重的是速度和效率，不可能在行军打仗的同时再携带更多军需辎重，这就需要后勤部门在适当的距离之内再修筑一定数量的粮寨，由专门的运粮官后定时去取。这也为敌军截取粮道、偷袭粮寨提供了条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需物资后勤保障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大都不是三五天或者三两个月的短期行为。通常情形下，战争一打就是成年累月。诸葛亮平定南中用了将近一年，此后发动北伐战争，数万大军在汉中前线一驻就是7年。天文数字般的庞大物资供应，更需要有大规模的民夫、牲畜、车马等非作战力量予以维持，并需要常年保持运转。诸葛亮有一条教令说：“计一岁远，用蓬、旅、簟千万具。”就是要用一年时间，才能把所需要的帐蓬、船桨和草席运到前线。曹魏方面也有记载：“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见《三国志邓艾传》）。
从许昌运输军粮辎重到淮南前线，沿途水系发达、一马平川，负责运送军粮物资的“运兵”数量尚且占到了总兵力的一半，更不用说蜀地山川阻隔、道路险峻，运输部队更要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军需物资的征调运输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包袱。
从蜀汉大将魏延提出的子午偷袭计里看，基本上也是“运兵过半”：“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如果按照宋代大科学家沈括的计算，一个士兵配备一个运夫只能维持十八天的行军供给，这是在一般条件下行军作战。而魏延从汉中到长安，沿途需要翻山越岭，所谓“精兵五千，负粮五千”，这五千运粮兵所运送的军粮只能维持军队“不过十日可到长安”的军需保障。军队到达长安时，粮食便已消耗殆尽，只能依靠袭取敌军或者当地民众的粮食物资以确保军队供养。
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对战争中的钱粮消耗作了准确计算：“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予尝计之，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则一夫所负已尽，给六日粮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或并粮）。叵计复回，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减一夫，给四日粮；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减一夫，给九日粮；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放回运夫须有援卒，缘运行死亡疾病，人数稍减，且以所减之食，备援卒所费）。运粮之法，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大意是：军队出征，每个士兵所携带的粮食只能满意他本人维持五天，五天之后便要食用运夫所背负的粮食。如果一个士兵配备一名运夫，运夫可以背负六斗米，一兵一夫可以维持十八天，考虑到返程也要吃饭，只能行进九天；如果两个运夫供应一个士兵，则可以维持二十六天（行军八天之后，其中一个运夫所带粮食已经吃光，就得给他六天口粮让他先返回。以后的十八天，二人每天吃四升米），考虑到返程的话只能先进十三天；如果三个运夫供应一个士兵，则可以维持三十一天，考虑返程的话只能朝廷十六天。而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已经到了人员配给的极限，因为出动十万军队，辎重占去三分之一，能够上阵打仗的士兵只有七万人，就需要动用三十万运夫从事后勤保障，再进一步扩大规模就已经非常困难。而在遣送运粮民夫返回的途中，要派士兵护送；在行军途中还需要有人去打水、砍柴，更何况期间随时都可能出现人员伤亡或者生病的情况，他们应该背负的粮食物资都需要有其他人来分担。如果用牲畜运送军需物资，比人力运送效率要高，但是牲畜运送的代价也要更大，因为牲畜要及时放牧，并需要有大量的水和草料。一旦出现牲畜死亡，它们所驮运的粮食都得一同被抛弃。
魏延的子午偷袭计在后勤保障上其实很有创意，军队到达长安后依靠袭取敌军粮食确保供养。但其冒险之处在于如果敌方坚壁清野，大军将不战而自溃。《孙子兵法》里有一句话说：“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食敌一石，当吾二十石。”乍看起来大惑不解：敌军的一钟也是一钟，敌军的一石也是一石。为什么夺取敌人的一钟，就当于自己获得了二十钟？只有了解古代军队后勤物资供应的实际状况，才能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据记载，秦军当年征伐匈奴，由于后勤补给线过于漫长，运输兵员在途中的自身消耗太大，再加之很多运输部队在进入漠北后陷入迷失，根本找不到己方军队，还有一些运兵在途中被劫，结果后方征粮三十石，其中只有一石能运达前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截取敌军的一石粮食，就相当于省掉了后方筹集的三十石）。到隋炀帝运征高丽时，尽管当时的运输系统相对便捷，仍然是后方筹集十五石，运到前线的只剩一石。截取敌军一石就相当于省掉了后方的十五石。
运输只是一个后勤供应系统中一个相对单纯的环节。在铺排这些后勤运输事务背后，后方还有大量的军粮筹措、兵员征调、军械物资的原料供应、生产制作，等等，人力物力消耗更为庞大。
从这个角度看，古代战争中屡屡发生大规模的屠杀战俘事件，也是获胜方迫不得已的事情，因为保留数以万计的敌军俘虏，同时也意味着更为巨大的物资消耗，即使给予众多俘虏以最低水平的基本保障，也会对已方军队的后勤供应造成空前压力，由此导致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在三国时代，各地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芜，每支军队自身拥有的保障物资都不宽裕，供养己方将士已是困难重重，如果平添数以万计的士兵口粮，军需供应将愈发难以为继。
三国时期，只有刘备集团没有过屠城或者屠杀战俘的记录。这应该与刘备所确立的“武嗣二帝、龚行天罚”基本纲领有关，他们既高调宣扬匡扶汉室、天命正统而站据道义至高点，则对于战时俘获只能通过道义感化而决没有统统杀掉的道理。再加之刘备集团起点太低，始终面临着兵员匮乏的矛盾，客观上也需要有更多的兵力补充。史书记载关羽当年通过水淹七军一战，俘获了数万曹魏士兵。关羽将这些俘虏全部押解到后方江陵，却也给荆州方面带来空前沉重的后勤压力。关羽在无奈之下只好偷袭盟军粮寨以缓解燃眉之急，这给吴主孙权的背盟反戈留下了口实。《资治通鉴》记载：“羽得于禁等人马数万,粮食乏绝,擅取权湘关米。权闻之,遂发兵袭羽。”

蜀汉大将军蒋琬青年时代，曾以州书佐的身份跟随先主刘备入川。刘备在益州经过三年苦战，才最终迫使刘璋开城投降。蒋琬本人因此对于战场上的残酷与血腥是不陌生的。他后来出留府长史长期驻守后方，全面负责征兵和军需物资的征调运输、供应，全面做到“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以他的练达睿智，对于诸葛亮“无岁不征”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应该具有特别深刻的洞悉。
陈寿在《三国志》里间颂扬诸葛亮“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刑政虽峻而无怨者”，所有这些正面评价，同时也都折射出蜀汉政权在诸葛亮北伐期间所出现的沉重而复杂的社会问题：民众在战争中承担着大量而繁重的各项任务，筹粮纳贡、后勤补给，已经到了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
作为中国古代史上形象最完美的忠臣贤相，诸葛亮忠公体国、勤勉王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历来受到后世人们的无限崇敬颂扬。尤其是诸葛亮治蜀期间所呈现出的独特人格魅力和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诚动天地、义感千秋。诸葛亮精神因此早在三国当时便已超越敌我之间和功业成败的界限。在诸葛亮生前身后，推崇者遍及蜀、吴、魏三大政治集团，其政治对手也无不对他崇敬有加。晋朝统治者甚至不计前怨地诏令陈寿把诸葛亮文集遗著悉数录存，奉为圭臬，陈寿评价此举：“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作为一个伟大民族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精神的鲜明旗帜，诸葛亮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激励、感召后世，决不是一些别有用心者所能够轻易诋毁、抹灭。但是在现实层面，不得不承认诸葛亮确实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面。在他身体力行地倡导、教化之下，“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成为巴蜀志士坚守不渝的政治信条，益州全境热切沉浸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远大理想，矢志不移地践行着“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立国基本纲领，这种激情澎湃的政治气氛驱使着蜀汉执政者只有义无反顾地沿着政治正确的伟大路线砥砺奋进、勇往直前，容不得有任何徘徊、犹豫，更不可能再有另外的路径可走。但是在现实层面，诸葛亮的继任者又无法回避蜀汉政权地处偏僻、幅员狭小的客观现实，纵然巴蜀地区物产丰饶，加上南中地区的资源支持，但是面对北方“跨带九州”、实力强大的曹魏政权，实在经不起那种无岁不征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国力的巨大消耗。
其实，即使在诸葛亮时代，长年累月的征战给蜀汉后方带来的沉重负担，到后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对于中央下达各郡的征兵任务、军需物资，很多郡国已经无法完成，所谓““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很多人为了逃避兵役，就声称男丁死亡。连诸葛亮的忠实崇拜者、东吴大鸿胪张俨也在《默记》里评价他“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反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东吴人张俨尚且能够看到的问题，作为诸葛亮的学生、爱将和接班人,大将军蒋琬毫无疑问对此有着更加深切的体味和感触。因此，在主战与不战的两难选择之间，蒋琬最终选择了一条相对折衷的军事路线，他一方面多次派遣姜维率领偏师北伐，出战而不是大战，只是接连不断地对曹魏边境地区形成袭扰，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形成“武嗣二帝、龚行天罚”的讨伐声势，以此应对朝廷和军方主战派的质疑和诘难，竭力避免没有任何胜算的大举出兵，避免无为透支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致力于“闭境勤农、育养民物”，静侯时机，蓄势待发。
蒋琬于243年奏经后主同意，把蜀军主力从汉中退迁涪县，正是为了奉行这种现实主义中间路线，实现适度军事收缩。客观地说，蒋琬在奏折里提出“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这一判断不够准确。暴发于蒋琬迁涪第二年的兴势之战表明，涪县这个地方决并不像蒋琬说的那样“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恰恰相反，涪县在区位上的最大劣势是距离前线过于遥远，一旦遇到前线军情危急，蜀军主力很难做到及时增援。
蒋琬当年以书佐身份随从刘备入川，涪县是他曾经多次到过的地方：公元211年刘备应邀入川抗击张鲁，正是在涪县与刘璋相会。第二年与刘璋反目，刘备率军南下攻打成都，途中再次经过涪县并在此发生激战。因此蒋琬对这里的交通区位不能说不熟。涪县即如今的四川省绵阳市，按如今的公路里程距离成都百余公里，而距离汉中治所南郑则有300多公里，距离南郑再往北边的边境军事一线则更加遥远。按照史书关于兴势之战的记载，北方曹爽于公元244年三月份兵出长安，自骆谷入汉中，费祎闰三月督诸军救汉中，四月才到达前线，历时一个多月。如果不是汉中守将王平采取的战术得当，援军尚未赶到，前线就有可能失守。
由于三国时期的特殊社会局面，执政者把政治、军事中心放在哪里，往往要取决于高层人物的政治需要和军事战略布局。蜀汉方面一直实行“双重心制”，政治中心在成都、军事重心则在汉中（蒋琬执政后期退迁至涪城、费祎曾经迁移至汉寿、姜维后期则是驻扎在沓中），这在前文有述。当时的曹魏和东吴在空间上也一直采取多重心布局。曹魏方面在曹操时代分别以许昌和邺城作为中心城市，曹操本人常驻于黄河北岸的邺城，而把汉室都城放在许昌。这一布局明显是因为大汉天子作为当时的天下共主仍然具有相应的民意基础。曹操把汉帝前置于更接近东吴和蜀汉的区域，更好地彰显其奉辞伐罪的政治优势。公元219年关羽北伐时，东吴治所本来在秣陵（今南京），但是孙权在偷袭关羽、攻占江陵后却在公安小城驻了将近两年。这是因为公安城为当年刘备当年所建，曾经是刘备集团在荆州的临时治所。孙权驻扎公安意在向天下昭示，刘备曾经盘踞的荆州版图已经完全被东吴方面所覆盖，蜀汉在荆州的势力存在已经成为过去。
蜀、吴夷陵之战后，刘备一直驻扎在白帝城直到去世。后人推测刘备本人始终没有回到成都，是出于夷陵惨败的羞愧和愤慨。但是这也引起东吴方面高度警觉。《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冬十月，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求和。”后人不免会想，东吴作为夷陵之战的胜利方，曾经把蜀军打得溃不成军，那么孙权听说刘备驻在白帝城，他究竟怕什么？其实孙权倒不是惧怕刘备本人具体驻扎在哪里，东吴方面担心的是在蜀汉天子驻扎的地方，势必重兵云集，而白帝城又在双方边境线上，从而对东吴构成了极大的战略隐患。回正题。
蒋琬所选定的蜀军主力所在地涪县在交通区位上既无任何军事优势可言，则蒋琬退迁涪县与其说是出于蜀汉方面军事上的调整需要，倒不如说是蒋琬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的政治选择。涪县相对于都城成都而言是蜀军的前沿，相对于汉中前线而言则是十足的蜀汉腹地、战略大后方。蒋琬把蜀军大本营迁退至此，既延续了蜀汉军力重心前置、时刻保持出兵讨伐的政治姿态，又体现了蒋琬在军事上实行适度回缩的战略布局。汉中作为蜀汉政权的国之咽喉、战争一线，又是前丞相诸葛亮长期驻扎、北伐出兵的地方，具有过于浓重的军事进取气息。军人天职就是打仗，军方将士不像执政者那样还要综合考虑经济民生等复杂而具体的国政事务。数万蜀军置身于前线，与敌军相隔咫尺而终不能战，难免会触情生情，遥想起诸葛亮当年万千雄师出祁山的情景，无端生出一些关于时事的妄论与非议。

蒋琬对于曹魏政权奉行战而不大战的现实主义中间路线，乃至为了抑制军方将士的主战情绪而把蜀军主力由汉中退迁至涪县。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种以小规模的偏师征伐换取政权法理正义的做法是适宜的，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北方局势尚且平稳，蜀汉方面在此期间大举征战基本没有胜算，这在前文已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到了蒋琬执政后期，各种史料已经难以见到执政者关于蜀汉天命众望和法理正义的政治宣示与诏告，更没有对于北方叛逆者的口诛笔伐——这曾经是诸葛亮生前凡事丁宁周至、念兹在兹的重大政治议题。
在诸葛亮执政后期，蜀军讨伐征战的频率相对较高，但诸葛亮事实上也在审慎把握着战争与和平、讨伐与休整的节奏。即使在“闭境劝农”期间，诸葛亮也时时处处不忘通过各种场合、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反反复复宣扬蜀汉方面的德行道义，不断强化政权的天命正统地位。
面对来自北方的和平演变攻势，诸葛亮以“檄移”的形式凛然作答：“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在会见宾朋、幕僚时，诸葛亮也念念不忘地反复重申：“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欲与群贤因其邪伪，以正道灭之。”“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欲与君因天顺民，辅此明主，以隆季兴之功，着勋于竹帛也。”在为后主撰写的《北伐诏书》中，诸葛亮更是浓墨揭批曹氏父子逆制憯越、罪行滔天：“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当此之时，皇极幽昧，天下无主，则我帝命，陨越于下……”同时又不厌其烦地宣扬蜀汉政权的德望所在、正义之归。在《后出师表》里更是赫然提出：“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诸葛亮在意识形态领域如此殷切繁复地陈述渲染，正是为了抢占舆论导向的至高点，争得蜀地官民对于政权的政治认同。有史料表明这种舆论上的政治攻势一直持续到蒋琬执政中期。公元238年，在蒋琬取得最高辅政地位的第五个年头，后主诏令蒋琬进驻汉中，其诏书依然是口诛笔伐，饱含凛然激昂之气：“寇难未弭，曹睿骄凶，辽东三郡劳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睿大兴众役，还相攻伐。囊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任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畔。”
这份言辞激切的诏文如果不是出自蒋琬之手笔，也势必要经过他的审阅、批改。因为蒋琬身为有录尚书事权力的大将军，为重大国是决策行文或者作出阅批指示是他的基本责任。诏文全中激愤昂扬，体现着决策者当时的立场和态度。然而仅仅六年过后，在蒋琬呈递给后主的奏折里，已经完全略去了与正逆、是非相关的意识形态措词，更没有类似“嗣武二帝，龚行天罚”、“汉、贼不两立”、“王事不偏安”的政治表述。关于蜀汉政权受命于天、承载众望的意识形态陈述，则被浓缩为极其简约的一句话而轻轻带过：“芟秽弭难，臣职是掌。”
与诸葛亮生前据道义而蔑视非义强权的态度截然不同，蒋琬在这份奏折里一反常态地渲染了北方政权在地域、幅员和影响力等诸多方面之强势：“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进而对蜀汉方面履行“嗣武二帝、龚行天罚”政治纲领和“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军事使命的方法、步骤和前景、态势作出令人沮丧的评估论述：“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俯仰惟艰，实忘寝食。”
文中所流露出的无奈和悲观失望的情绪，早已没有诸葛亮在《正议》、《出师表》里所表达出的凛然和激昂。

现在梳理那段历史，不免生出诸多疑惑。在蒋琬执政期间，蜀汉虽然没有取得胜算的机会，但北方的曹魏政权当时已是暗流涌动，酝酿着风暴和变局。从后主公元238年所下的诏书文本里分析，三国之间的情报系统当时还算迅捷，魏明帝曹睿后期大兴土木，蜀汉高层知道得很清楚，所谓“睿大兴众役，还相攻伐”。以此推断，曹睿去世后的曹魏两大政治集团（司马懿、曹爽）激烈争斗、势同水火的局面，蒋琬应该也很清楚。他不难据此作出推断：北方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实际情况是在蒋琬去世于公元246年，三年后北方即发生高平陵事变，曹魏宗室势力惨遭清洗，司马懿父子一举控制曹魏政局。再往后推，司马懿嫡系势力薄弱的淮南地区接连发生高强度的军事叛乱，“淮南三叛”的后两次，惊天动地、血流成河。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预言的“天下有变”的时刻终于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蜀汉方面已经长期蓄积，再加上东吴方面的军事配合，如果同仇敌忾、勠心协力，未必就完全没有胜算。
那么，到蒋琬执政后期，北方的乱局已经初露端倪，蒋琬何以眼看机会即将到来却流露出如此灰心失望的情绪？高平陵事变发生后，诸葛亮生前苦苦期待的“天下有变”局面终于出现，作为奉行“嗣武二帝、龚行天罚”基本政治纲领的北伐战争在刘备、诸葛亮时代为巴蜀志士万众拥戴，缘何到了姜维时代却遭到朝堂一致反对，姜维本人因此陷入空前孤立，连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都竭力反对北向用兵？
如果再把蒋琬身后的事情贯穿起来看，蜀汉中后期的事情便一目了然：从蒋琬执政后期开始，由于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而疏于教化，致使蜀汉社会的舆论导向出现重大问题，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步陷入严重混乱。
蒋琬身后的事情，后文详述。这里提前引述《三国志杜琼传》里的一段记载：后宦人黄皓弄权于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
谯周公然书写在柱子上的这段话，言简意赅，寓意极为悠长，具体字词寓意涉及到当时的谶语、预言，后文详述，但这是一条赤裸裸政治反动标语。
景耀五年，即公元262年。认真研读史料，蜀汉后期的好多事情荒诞得令人吃惊。蜀臣谯周在这种标语里对于北方的曹魏政权赞歌高颂、崇拜到了极点，所谓的“众而大”，“众”就是曹魏的“曹”，“大”就是曹魏的“魏”。那么，站在公元262年的时间点上回望，北方的曹魏政权内部发生了什么？十三年前，随着高平陵事变发生，曹魏政权相对于曹家的皇室而言，已经名存实亡；五年前，曹魏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在淮南叛乱，此为“淮南三叛”的第三叛，叛军多达十五万，双方用兵四十万人；两年前，由于司马昭专权，小皇帝曹髦忧虑被废受辱，起兵“造反”，于是暴发了三国史上最伦乱纲常、最骇人听闻的政治事件，权臣司马昭的部下把都给杀了。
客观地说，到公元262年，蜀汉内部也出现很多问题。史书记载诸葛瞻阵亡前曾经自责：“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从这段话推测宦官黄皓乱政，问题应该很严重。其实很多人翻遍史书，并没有找到更详尽的信息。史料记载的无非是黄皓谗言离间亲王刘永，致使刘永十多年不能朝见皇帝哥哥。很多臣僚纷纷依附黄皓，一些刚正不阿的人像罗宪、陈寿等没有得到重用。此外，还有黄皓在卫国战争前夕，擅自藏押姜维的奏折致使蜀军战机贻误。在这件事上，黄皓罪该万死但其实不负主要责任，这在前文有述。
蜀汉宦官黄皓的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史料确实没有记载什么十恶不赦的重大劣迹，因此只能推测与前期“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的清正和谐氛围相比，蜀汉后期内部出现了一系列的不融洽、不和谐，再联系到《三国志》裴注引述《华阳国志》记载，姜维本来是要启奏天子除掉黄皓，后主轻描淡写的一番话就让姜维“惧于失言、逊辞而出”，对比曹魏和东吴两方权臣动辙就要废弑皇帝，可以肯定地说，蜀汉后期出现在政权内部的问题远远没有突破当时法统纲常和政治伦理的底线，算不上什么重大原则问题。
再回到前文的标语事件。谯周是后世知名度最高的三国儒生、封建士大夫的代表。儒术地位始自两汉，当时的儒士最注重的伦理纲常就是君君臣臣、尊卑有序。如果站在谯周的角度看，现政权（即蜀汉朝廷方面)确实出现了问题，但是三国时期的权臣乱政必须要有足够的兵力，蜀汉宦官黄皓没有一兵一卒，想来乱也乱不到哪里去。更重要的是蜀汉政权的伦理纲常没有乱，原则和底线都没有被突破。而北方的曹魏方面不仅皇帝已经名存实亡，而且境内叛乱四起、血雨腥风，到最后连都给杀了，站在儒家的观点说已经烂得彻头彻尾、烂到无以复加。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曹魏政权以儒家观点看既已糜烂到如此地步，蜀汉名儒谯周缘何依然流露出如此无限的仰慕、期待和崇拜？他奋笔疾书在柱子上的政治标语，当时行文应该是“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翻译成现在的话，意思就是：伟大的魏国啊，您是如此的高尚巍峨，巴蜀民众无不翘首盼望归心于您！偏安于益州的虚伪的政权啊，你既已到了覆灭边缘，何必假冒天命而苟延残喘？就让这可耻的一切快快结束吧！

后世史家多把曹魏作为三国历史的主脉，主要是因为接续曹魏的西晋政权后来完成了统一。但这仅是学界内部的事情。而在历代人民大众心目之中，蜀汉政权则由于沿袭“两汉”规制及此后为历代主流王朝奉为皋圭的伦理纲常，政权文化契合了中国人传统的政治审美和价值取向，因而其正统地位始终具有压倒性的民意基础，历经千年而颠扑不破。这不是具体哪个人、哪部作品在在为蜀汉大唱赞歌，而是历代民众始终这样坚持认为。东方语境里盛行一句俗语“身在曹营心在汉”，如果单纯按照史料分析，这句话漏洞百出、谬误重重。公元200年关羽投降曹操时，天下能够代表大汉政权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汉帝刘协，另一个便是曹操，因为曹操当时身为大汉司空、录尚书事，而且“假节”（拥有天子符节、代表皇帝行事，这个很厉害）。而刘备先是投靠在袁绍账下，后来见袁绍大势已去，只好再次穷困流亡。当时的刘备从哪个方面说都不能被认为是“汉”的化身。因此“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句话，准确地说应该是“身在曹营人在汉，心在刘备”才对。可这实在是权威史家都无法勘误纠正的事情，因为在历代中国人的心目之中，三国时期正朔分立、皇帝层出不穷，只有蜀汉才是唯一的天命正统，只有刘备父子才是真龙天子。
然而蜀汉名儒谯周对其所在政权特有的文化禀赋视而不见，却眩目于从表面上看起来阔大与强盛的曹魏政权，甚至在其惨遭弑杀的惊天剧变之后，仍然无法抑制那种发自内心的崇拜与、仰慕与艳羡，这是蜀汉后期一个令人困惑因而值得深刻检讨与反思的问题。

回顾蜀汉中后期的事情，谯周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按照易中天教授在百家讲坛上宣讲时认为刘备集团入川后分割了益州的“蛋糕”，因而受到以谯周等人为代表的本土势力的长期抵制和排斥。但是按照《三国志》有关记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这回事。按照《三国志谯周传》等史料记载，谯周曾经是倾心于刘备集团匡扶汉室伟大理想和抱负的热血青年，后来又坚定拥护诸葛亮北伐，他甚至在诸葛亮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然心忧天下、情系蜀汉，谯周在他撰写的《上谏后主疏》里倾情流露出对于对后主承继“嗣武二帝、龚行天罚”政治使命所寄寓的希望和期待，忠心殷殷、赤诚恳切。这在《谯周传》里记载得清清楚楚。《仇国论》等一系列政治反动言论则是在此之后的事情。就陈寿在《三国志》里的有关记载分析
，谯周本人从对对蜀汉政权寄寓厚望到后期完全丧失信心，乃至于最后疾呼诅咒且甘于充当带路角色把政权拱手让给敌方，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心路里程。

第五节 从费祎到姜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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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演义》里，费祎是诸葛亮帐下官员，性格温厚，勤恳扎实，没有什么突出表现，也谈不上什么明显过失。但是在历史上，费祎则是蜀汉政治人物中少有的大器之才，机敏、睿智，才情异常出众。《三国志》裴注引述《费祎别传》记载：于时举国多事，公务烦猥，而费祎识悟过人，每次省读书记，举目稍视，已能究知其意旨，其速度数倍于人，而且过目不忘。费祎常于早上听知政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弈，每每能够尽宾客之欢，而不废自身大事。后来董允代费祎为尚书令，欲效法费祎之所行，但在旬日之中，事情多所愆滞。董允不得不叹道：“人的才力竟可相去若此之远，此实非我之所能及啊！我听事终日，却犹觉没有余暇可处。”
费祎是荆州人。他与益州牧刘璋有亲戚关系，后来被刘璋接到四川读书。后来益州被刘备占领。费祎早年丧父，大概在荆州老家没有什么亲人，便继续留在益州。一方面是由于刘备集团的团队文化，对于前牧主刘境的亲友、幕僚一概不予诛连、追究，连刘璋的长子刘循也有机会留在成都而效力于刘备，费祎在益州自然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另一方面，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费祎在青年时代受到蜀汉前期重臣董和的重视和关照，并与董和的儿子董允始终保持着深厚友谊。公元221年，后主被立为太子时，费祎升为庶子、董以出任舍人，庶子、舍人都是太子身边的官员。后主刘禅即位后，两人同时升任黄门侍郎。秦汉时期，皇宫大门被染为黄色，因此黄门即是皇宫，黄门侍郎就是供职于皇宫、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郎官，隶属于尚书台，由士人担任，不同于其他专门由宦官担任的小黄门、黄门令、黄门署长等职。
费祎应该是在此期间便有了非凡表现，因而引起丞相诸葛亮的关注。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凯旋归来，文武百官出城数十里前去迎接。费祎当时只是皇帝身边的一个郎官，比他品秩高的官员还有很多。但是诸葛亮特地让费祎与他同坐一辆车，由此显示他对这位青年才俊的器重。从此之后，大家对费祎无不刮目相看。此后不久，费祎便被任命为蜀汉方面派驻东吴的外交使节（昭信校尉），负责与东吴方面进行沟通联络。在出使东吴期间，费祎以他卓越的外交才能多次化解东吴方面的责难，得到吴主孙权的赞誉和器重。后来由于关羽的第二个儿子、侍中关兴英年早逝，蜀汉方面需要他回朝出任此前由关兴担任的侍中一职，费祎不得不离开东吴。临别的时候，吴主孙权非常留恋地说：“以你的才德，一定会成为蜀汉方面的股肱重臣，所以我们以后就很难再见面了。”
费祎归蜀后所升任的侍中一职，“侍”就是侍奉，“中”就是指皇帝，“侍中”就是作为皇帝的生活秘书、侍奉皇帝起居生活，所谓“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不仅掌管皇帝的车、轿、衣服、器物等，连给皇帝端尿盆这种小事都要做，这是本意。但由于时常在皇帝身边侍奉，皇帝遇到国是决策也要顾问于侍中，这样一来便有了参政权力，位置日趋重要。按照《三国志》记载，蜀汉侍中一般情况下定员为一人，其职责已经不再是“掌乘舆服物”等具体事务，而是作为皇宫总管和皇帝的高级顾问，参与国是决策。诸葛亮进驻汉中之前任命董允为侍中，并“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使侍中具有统领皇宫禁军的权力。
《三国志·关羽传》里记载关羽有两个儿子，长子关平在襄樊之战后与父亲一起遇难。次子关兴深受刘备、诸葛亮的器重，他大概是在夷陵战败后接替阵亡的马良而担任侍中，当时只有二十岁多一点。可惜他的寿命太短，在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进驻汉中之前的某个年份便英年早逝。因此诸葛亮在《出师表》里没有提到他，只是交代后主：“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史书记载关兴有两个儿子，嫡长子关统承袭他的爵位，他娶后主刘禅之女为妻，官至虎贲中郎将。可是同样去世得太早，爵位由其弟关彝续袭，正史对于这个关彝没有更多记载。按照《三国志》裴注引述《蜀记》记载，在公元263年魏方司马昭发动的钟会、邓艾亡蜀之战中，曹操时代的曹魏名将庞德之子庞会随军参战。这个庞会因其父亲在“水淹七军”之后被关羽所杀，因此在蜀汉投降后为父报仇而“尽灭关氏家”——按照《三国志》及裴注有关记载推测，关羽的后人在蜀汉亡国后惨遭灭门是可信的，因为将领为先祖报仇的事情在三国时期非常盛行，像孙策、孙权兄弟多次起兵攻打荆州的江夏并于公元208年诛杀黄祖，原因便是黄祖杀害了他们的父亲孙坚；裴松之引述《魏略》也记载夏侯霸年轻时时常因为其父夏侯渊为蜀汉黄忠斩杀而愤慨得咬牙切齿，并表示要为其父报仇（原文：“渊为蜀所害，故霸常切齿，欲有报蜀意”）。只有蜀汉方面没有类似记载，这大概是因为其特有的政权文化有关系，蜀军将领心系天下家国之事，并不过于计较私人恩怨。正像后主在夏侯霸降蜀后见面时解释的那样，你父亲是在战争中阵亡的，这是军国之事，并不是我的先辈有意杀害了他（原文：“卿父自遇害於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虽则如此，但后世仍对关羽、张飞遇害愤愤不平，因此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特意把关羽之子关兴和张飞之子张苞写了进去,两员小将跟随先主刘备东征伐吴，分别为各自的父亲报仇。关兴在战场上斩杀吴将潘璋并夺回青龙偃月刀，终于实现了为父报仇的夙愿。历史上其实完全没有这回事。这是关羽家族的事情，回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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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祎是诸葛亮身后的三位中接班人中唯一 一位经过完整砺练的首席辅政者。在他之前的蒋琬，是由于诸葛亮在两军阵前突然去世而临危受命，从留府长史到尚书令的短暂过度之后，便接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在他之后的姜维则是长期负责蜀汉军务。姜维虽然于公元247年获得“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的权力，到公元253年费祎遇刺时已有六年的“录尚书事”经历，但这期间他主要精力用于统军，在“录尚书事”方面只是协助费祎，并没有独立处理国是政务的经历。
政务工作经验严重不足，这始终是制约姜维在履行重大政治使命中的短柄，尤其是到执政后期，姜维对于蜀汉政权的内部局面根本无力掌控，致使政治上出现一系列重大而棘手的问题。从实质上说，蜀汉败亡，败就败在政治上。到最后时刻，蜀军主力仍然整建完好，而且军方将士斗志高昂，而朝廷方面却派出使节前出数十里递交降书，问题就在这里。后面详述。
费祎则长期从事行政事务，从早期的太子庶子到黄门侍郎、昭信校尉（驻东吴大使）、侍中。公元227年诸葛亮受命出师，决定把费祎带到汉中前线而让“秉心公亮”的董允接替侍中，费祎在前线历任参军、中护军、司马等职，也主要是从事文职工作，并不直接率军打仗。当时，大将魏延和丞相长史杨仪关系不睦，时常发生冲突。通常情况下是由费祎出面调解，压抑火气、平息矛盾。
诸葛亮临终之前留下遗嘱，建议由蒋琬接管政务，而以费祎为第一候补人选。在蒋琬升任大将军后，费祎随即出任尚书令，两人分主内、外，互为政治搭档将近十年。
公元243年，蒋琬奏请后主同意把蜀军主力退迁涪县。此后出现古代史上极其罕见的权力禅让，蒋琬提议让费祎接替自己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全面主持蜀汉政权的军政事务。兴势之战后蒋琬又让费祎兼任益州刺史，同时提拔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蒋琬本人仅保留大司马一职，直到两年后去世。费祎至此完全接管权力，成为继诸葛亮、蒋琬之后的第三位首席辅政大臣。
由于兴势之战暴露了蜀军主力驻扎涪县带来的诸多问题，因此费祎于公元248年又复迁回汉中郡的南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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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祎主政后，姜维又多次向西北方向发动进攻。姜维开始担任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他的使命就是出兵陇西，不断地吞噬魏境。公元247年，后主刘禅升任姜维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卫将军是两汉、三国时期的重号将军，卫将军中的“卫”是保卫皇帝，卫将军的本意是统帅中央卫戍部队、保卫中枢。由于位置极为关键，卫将军在当时的军方地位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姜维升任卫将军时，蜀军的骠骑将军、车骑将军暂时空缺，因此姜维当时在军中地位仅次于大将军费祎。后主赋予姜维“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的权力，就是让他与费祎共同决策国是要务，大致相当于政务院常务副首相，位次排在皇帝和大将军之后，处于蜀汉三把手的位置。
《三国演义》把姜维作为诸葛亮的徒弟和政治、军事接班，原因就是在诸葛亮身后的三位当家人中，只有姜维是刘备、诸葛亮复汉理论的正统继承者。因此在经典京剧《七星灯》里，诸葛亮私下里称呼姜维为“贤徒”，姜维则称丞相为“恩师”。但是各种史料都没有关于两人之间师徒关系的记载。按照正史记载，对姜维影响最大的是东汉儒学大师郑玄。郑玄是正统的天命思想布道者，他认为刘汉王朝是天命赋予、永恒不变的，因而绝对忠诚于大汉王朝、积极维护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割据势力。这便完全契合了蜀汉政权“武嗣二帝、龚行天罚”的基本纲领，与诸葛亮关于“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理念完全一致。因此，姜维在任何时期、任何政治环境下始终坚持“武嗣二帝、龚行天罚”基本政治纲领，时刻牢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遗训，坚韧不拔地排除各种阻挠，旗帜鲜明地坚持“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矢志不移地朝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方面进行着各种执着努力。在蒋琬、费祎执政的二十年间，蜀汉方面主动发起的所有北伐征战除了一次由马岱率军之外，其余所有战事都是由姜维率军发起。
姜维是西北人，自以为熟悉雍、凉一带的风土人情，又自恃“敏于军事“，因此时常考虑借助西北少数民族的力量控制陇西，并以陇西为基地兵出关中。公元247年，蜀汉汶山郡的平康县发生少数民族叛乱事件，由姜维率兵予以平定。此后不久，曹魏境内的雍州、凉州等地出现羌胡族人背魏降蜀事件，姜维率兵出陇右予以接应，与魏雍州刺史郭淮、讨蜀护军夏侯霸战于洮西。胡族首领白虎文、治无戴等率部降蜀，姜维将其迁至蜀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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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祎于公元244年率军北上抗击曹爽犯边，通过主导兴势大捷在三国舞台上有了一个精彩亮相。但在诸葛亮身后的蜀汉事业接班人中，费祎在军事上却是最保守的。姜维每次出师北伐，费祎给予的兵力都不超过万人。费祎还时常对姜维说：你和我，比诸葛丞相都差得很远。诸葛丞相尚且没有能力实现北定中原、还于旧都的伟大理想，更何况我们？所以我们还不如闭关自守、保境安民，能够守住眼前的疆土就可以了。至于先帝提出的“武嗣二帝、龚行天罚”伟大理想，还是安安生生地等待天才出现。我们都不要梦想会有奇迹出现，千万不要希望有什么侥幸出现而毕其功于一役。如果不清醒这一点，那么后悔就来不及了（“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於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到了公元249年，北方的曹魏政权内部发生高平陵事变。蜀汉后主赋予姜维假节的权力，诏令他再次率军北伐。姜维部队深入凉州腹地，达到西平郡。由于兵力所限，这次北伐同样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在这次征战中却有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对此后蜀汉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的收获：姜维征战中俘获一个名叫郭修的魏国中郎将,按照《魏氏春秋》记载：“素有业行，著名西州。姜维劫之，修不为屈。”表明郭修这个人在凉州一带有所作为，具有一定的名气，而且在姜维俘获他的时候，他开始并没有为之所屈服，但最终还是归降于蜀汉，而且不知道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个郭修在降蜀第二年便得到火箭式提拔，由曹魏方面的一名普通中郎将迅速被擢升为蜀汉政权的左将军，并很快在蜀汉政权激起滔天巨浪。
郭修升任蜀汉左将军的第二年（公元251年）夏，大将军费祎从汉中返朝，具体为什么返回成都、返朝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史书一概没有交代。只是有预言者提醒他：“都邑无宰相位”费祎于是在这年的年底又把蜀军主力从汉中退迁到汉寿这个地方，今为四川省广元市，大致位于汉中与涪县的中间，与蒋琬当年驻扎的涪县距离前线更接近于汉中前线。第二年（公元252年），后主给予费祎开府的权力，大将军府就设在汉寿。但是费祎开府只有短短一年。公元253年年初，在一次酒宴上，那个由姜维在西平俘获的曹魏中郎将、蜀汉左将军郭修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将酒后沉醉的大将军费祎剌死。郭修本人同时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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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国时期影响最大、遇刺者级别最高的暗杀事件，郭修成功刺杀蜀汉当朝宰相——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震惊三国政坛，也改写了此后的蜀汉历史。对于这一重大事件，陈寿在《三国志·费祎传》里只是以极其简短的一句话轻轻带过，其他各种史料对此记载也非常稀少，费祎遇刺事件至今仍迷雾重重。
费祎于公元253年年初遇刺身亡，但曹魏方面直到这年的8月份才作出反应，对已故中郎将郭修“杀身成仁、释生取义”，刺杀敌方“伪大将军”费祎的英勇之举予以表彰。《三国志·魏书·少帝纪》原文：“八月，（魏帝曹芳）诏曰：“故中郎西平郭修，砥节厉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将姜维寇钞修郡，为所执略。往岁伪大将军费祎驱率群众，阴图窥窬，道经汉寿，请会众宾，修于广坐之中手刃击祎，勇过聂政，功逾介子，可谓杀身成仁，释生取义者矣。夫追加褒宠，所以表扬忠义；祚及后胤，所以奖劝将来。”
《三国志》裴注引述《魏氏春秋》记载：这个郭修在降蜀之后曾经试图刺杀蜀汉后主刘禅，但是始终没有接近后主的机会。每次遇到朝拜、庆典时，总是要“且拜且前”，目的是为了接近天子以图行刺，但每次都“为禅左右所遏”，实在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只好把行刺目标改为大将军费祎。现在看来，《魏氏春秋》关于郭修试图行刺后主的记载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刺客郭修在行刺之后便当场被杀身亡，他究竟有没有刺杀后主的意图，除了他本人之外谁都不知道。所谓“修欲刺禅而不得亲近，每因庆贺，且拜且前，为禅左右所遏”，则完全是一种马后炮式的主观臆断，就像是坏人被抓了才想起来说：早就看他贼眉鼠眼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在历史，首先对郭修刺费事件提出质疑的是裴松之。裴松之认为凡是舍生取义的，必有其舍生取义的道理，为义而舍、死得其所。魏、蜀之间虽互为仇敌，但曹魏降将郭修所刺杀的蜀汉执政者费祎当时奉行的是绥靖求和的军事保守主义路线，客观上没有对魏国构成真正威胁。尤其是曹魏方面正处于高平陵事变后的时局动荡期，费祎对主战派姜维的北伐用兵予以严格限制，维持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符合曹魏方面的利益，因此根本犯不着采取这种玉石俱焚的手段予以毁灭。反过来说，除掉了费祎将直接导致主战派姜维上台，这是蜀、魏、吴三方都看得非常清楚的事情。姜维上台势必意味着战争的升级，这对于多事之秋的曹魏来说反而不是好事。姜维执政后接连不断地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确实给曹魏方面带来了很大麻烦。他郭修如果是这民报效魏国，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明显有违政治常理而得不偿失的事情？
魏帝曹芳的那份表彰诏书也显得有些蹊跷。郭修刺费事件发生在公元253年的年初。按照当时的情报手段，曹魏方面应该在旬月之间就能获得敌国最高行政升官遇刺的情报。如果此事确为魏方有意而谋之，按理说大功告成，他们应该迅速将这一振奋人心的重大事件昭告于天下才是，何至于从年初而一直拖延到当年的八月份，才由皇帝下诏予以表彰？有人推测对于发生在蜀地的事情，北方政权似乎始终云里雾里，搞不清楚蜀汉高层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费祎遇刺的这一年，《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已经年过二十，而且一直在蜀汉中枢做事。他在撰写《蜀书》时对此事一笔带过、讳莫如深，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诸多有价值的关联信息，为后人推敲事件原委始末提供了确切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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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祎遇刺事件的一个确切线索，就是刺客郭修在降蜀之后在职务上的擢升。要刺杀像大将军费祎这样戒备森严的高级别政治人物，行刺者首先在空间上要有近距离接触他的客观条件,否则就没有任何下手机会。
关于古代政治人物的安保戒备情况，《晋书·桓温传》里的有关记载让千余年后的读史者大为惊叹：“诏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
东晋权臣桓温，有专家推断是三国时期的魏臣桓范之后——桓范在高平陵事变中曾经力劝曹爽到许昌避难并力图东山再起，但是曹爽不听，结果桓范本人也在此后的政治大清洗中被诛。史书记载这个桓范还被夷三族。司马懿父子的手段极为毒辣，但据说桓范家族却有人侥幸逃生，这便是后来的桓温一枝。这个东晋权臣桓温后来独揽朝政十多年，期间随意操纵废立，把司马氏家族的傀儡皇帝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后人读史至此，联想起当年司马懿父子的专横与跋扈，难免生出些因果报应的宽慰与快意。桓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这是诸葛亮去世约百年后的事情，这事本身与诸葛亮没有任何关系，却让后世很多人大惑不解：诸葛亮当年上殿时身后跟随侍卫便达百人，他何至于如此威风高调？
根据相关史料分析，诸葛亮当年“甲仗百人入殿”的场面是可信的。史书明确记载，诸葛亮当年治蜀时“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其中的桥梁、道路应该普惠之于官府和民众，但整体而言这些当时都属劳民伤财的大兴土木，类似于今天的修筑楼堂馆所，工程所带来的负担肯定相当沉重。但是站在诸葛亮当年的立场看，这实在也没有办法的事情，蜀汉政权既偏居于益州而号称拥有整个天下，则无论是出于宣扬教化还是为了强化民众的政治认同，天命政权需要有相应的皇家威仪。否则的话，政权既偏居一隅而又搞得破落简陋，这就完全失去了大汉正统所应当具有的威仪荣耀，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七拼八凑的草台班子。诸葛亮“甲仗百人入殿”，应该是大汉丞相按照特殊规制所享有的安保措施，其中既有仪仗色彩，也是为了“以戒不虞”。与这种丞相级的要员相比，天子所享有的安保级别则要更高得多：“汉制，三公不与盗贼，若领兵人见，皆交戟叉颈而前……使虎贲执刃扶之也。魏武为司空，破张绣，入觐天子，亦行此制，汗流洽背，自此不复朝觐也。”
像曹操这种级别的人物在觐见天子时，两边有宫廷护卫用戟交叉架在脖子上，另有禁卫军手持利刃站在身边防备，这种情形在今天看来有些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从彰显皇家威仪和确保天子绝对安全的角度考虑，当时除此之外确实没有更好的安保手段。文中所记载的戟，是在长矛的侧边另外配置以弯月状的利刃。读过这段记载，顿时感觉这种兵器最适宜于宫廷安保。两个侍卫把战戟交叉着往重臣的脖子一架，便封死了所有挣扎的角度。遇到不测之时，无论前推、后拉还是横扫，都足以使谋弑者遭受重创而没有任何顽抗能力。
三国乱世，刺客横行。蜀汉大将军费祎生前纵然达不到“甲仗百人入殿”的规格，但是可以推想他的安保措施也势必会森严到针插不进、水波不入。而曹魏方面的中郎将郭修在进入蜀汉之后便得到火箭式提拔，既不符合三国时期的政治常理，也明显有背于蜀汉臣僚的职务晋升逻辑，却在客观上为他成功行刺创造了机会。那么，究竟是谁把这个降将郭修由较低级别的中郎将迅速提升到左将军这样的重要职位？
在三国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以至于今天，那些变节叛主的所谓贰臣、降将都是特别不受尊重的个体。史书记载当年的曹魏降将于禁、蜀汉叛臣糜芳都曾经因此倍受欺凌。背叛关羽、荆州献城的蜀将糜芳，到东吴后有一次与吴将虞翻的战船相遇，即遭虞翻厉声喝斥：“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糜芳听后羞愧不已。
蜀汉方面由于其特殊的政权文化，对于各方人士始终实行宽容仁爱政策。加之刘备集团早期人才极为匮乏，客观上需要有更多志士补充，因此始终能够容纳重用来自各个方面的贰臣、降将。但是对于这些叛臣、降将尤其是对于来自曹魏方面的将领，都会有一个观察、教化的过程，不是一开始就委以重任——只有夏侯霸是个特例，因为夏侯霸的情况非常特殊，他在曹魏方面是宗亲，到了蜀汉又是国戚，是当朝天子的妻舅。而且夏侯霸在降蜀之前的起点很高，官至右将军、讨蜀护军，是曹魏方面的重号将军、重量级人物，所以他降蜀之后便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应该不会有人不服。除了这个夏侯霸，其他曹魏降将都要从低级军官做起，一步一个台阶地逐级提升，诸葛亮生前特别器重的青年才俊姜维也是先被任命为仓曹掾、奉义将军，然后是征西将军、辅汉将军、营司马，逐级晋升为镇西大将军、卫将军、督中外军事、大将军；大将王平归顺后先是被任命为牙门将、裨将军，后来逐步升任讨寇将军、后典军、安汉将军，到公元243年才被晋升为重号将军（镇北大将军）。
从归顺蜀汉到晋升为重号将军，姜维用了15年，王平则历时24年。而降将郭修之前既没有更高官衔，更不像夏侯霸那样具有皇亲背景。但他在归顺后不久即被擢升为左将军——左将军秩比九卿。蜀汉政权的左将军另有一层特别意义，因为开国皇帝刘备当年曾被曹操表为大汉左将军，刘备在称王之前始终以左将军的名义履行对荆、益二州的治理，因此刘备在占据益州后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这个职务已经相当于丞相。由于左将军在蜀汉的特殊性，历任蜀汉左将军都是德高望重的重量级人物，像马超、吴懿、向朗等——
马超的情况其实不用多说。在三国历史上，马超曾经是堪和刘备、孙权比肩的一方诸侯、大佬级人物。作为一员虎将，马超曾经有过近身与曹操对峙经历，如果不是许褚奋力相救，他差一点就干掉了曹操而改写历史。所以马超在归顺之后见了刘备经常直呼其名，惹得张飞恼怒、刘备不悦。但由于马超当时的戏份实在太重，刘备也无法等闲视之。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在劝进表中排名第一的便是“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
吴懿不仅是蜀中名将，又是先主刘备的妻兄、后主刘禅时代的当朝国舅，而且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公元230年他和魏延奉命西入羌中，大破曹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剌史郭淮；
向朗则是荆州名士，于公元208年荆州牧刘表去世后投靠刘备并得以重用，后来又担任过诸葛亮的丞相长史，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由于庇护败将马谡而被免官，但不久后又被启用，担任蜀汉光禄勋。诸葛亮去世后转任左将军，并被赐位特进（秩比“三公”)。向朗还有个鼎鼎大名的侄子名叫向宠，他因为诸葛亮在《出师表》里着重表赞而为后世熟知：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姜维在凉州俘获的这个曹魏郭修当时仅仅是一名中郎将，品秩大致相当于现代的旅长或师长级——最高不超过军长。而他所升任的左将军则可比照战区司令员一级——当时担任庲降都督（蜀汉南中战区总司令）的张表（张松之子）尚且是个杂号将军（安南将军），而且这个左将军曾经是知名重臣马超、吴懿、向朗人曾经担任的职务。如果分析这个郭修被擢升时的蜀军高层权力布局，事情愈发显得疑点重重。
公元249年，蜀汉军方有史料记载的重号将军共有六人，分别是大将军费袆，车骑将军夏侯霸，卫将军姜维，征西大将军张翼，前将军胡济，后将军宗预。此前担任左将军的扶匡应该是在这时候去世，郭修正是接替他的职务。此后的军方班序可参照蜀汉前期“四方将军”的排序——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鉞；马超和张飞分别为左、右将军，假节；黄忠为后将军（无假节权力）。关羽“假节鉞”的权力高于“假节”，因此排名第一；马超与张飞之间，可参照刘备称帝后任命马超为骠骑将军、任命张飞为车骑将军，骠骑将军排在车骑将军之前，由此推断左将军排在右将军之前；左、右将军又排在后将军之前。这么说来，郭修担任左将军时不仅享受到与马超、吴懿、向朗等已故重臣同样的待遇，而且在当时蜀汉军方的班序还排在永安总督、后将军宗预之前。
大将宗预早年是张飞的部将，后来又担任过诸葛亮的主薄，后曾经出使东吴，得到吴主孙权的器重。他于公元247年担任屯骑校尉，不久后再次奉命出使东吴，返朝后迁任后将军、驻守永安，正是郭修降蜀前后的事情。作为蜀汉元老级的实力派人物，宗预个性耿直高傲、宁折不弯，连大将军费祎都要避其傲气，后来更是连诸葛亮的儿子、卫将军诸葛瞻都没有看在眼里。公元261年，右车骑将军廖化路过宗预府第，想邀请宗预一起去拜访诸葛瞻。宗预不屑地说：“我们都已经年过七十，所剩时日不多，只缺一死罢了。何必去造访这些个晚辈？”
那么，究竟是谁有如此大的权力，把一个来自敌方阵营的中下级军官安排在蜀汉政权的元老级大将宗预之前？
有人认为费袆遇刺案的幕后操纵者是姜维。因为姜维与大将军费祎政见不合，只有除掉费祎才能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加之史书记载姜维“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思布衣之业”，而这个刺客郭修又来自姜维的故乡，在各方面都具备相应的条件。但是分析蜀汉方面的权力布局，姜维唯一不具备的条件是他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姜维在军事上尚且处处受到大将军费袆的节制，更不可能把一个曹魏降将从低品秩官员破格提拔为重号将军。即使这个魏方降将郭修的提拔任用为姜维所提议，他当时还必须要经过两个人点头同意才行，这两个人便是后主刘禅，和大将军、录尚书事费袆——姜维虽然也有“录尚书事”的权力，但他当时只是“辅录”，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费袆手里。
“录尚书事”这个概念，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对批阅尚书台的各项文案决议和政令草案。单纯从字面上理解还不够直观，其实际情形，是百官的奏折呈报要先经尚书台进行初步审阅，并把其中的重要奏报事务呈交给录尚书事的官员进行批阅，由他负责呈阅皇帝并与皇帝进行讨论、裁决——皇帝本人有什么主张、决议也要走这么一个程序，他要事先授意尚书台或者其他方面的官员提出议案然后交给录尚书事的官员，再由录尚书事的官员向他汇报、定夺，而不是皇帝直接与重臣一商量就这么定了。所有重大议案、决定在由皇帝拍板之后，也是要交给录尚书事的官员进行安排落实。
按照汉制，四方将军秩比九卿，但三国各方奉行的都是先军战略，四方将军更重于九卿，左将军在蜀汉又有特殊意义。因此，当时真正有权力越级提拔郭修为左将军的只有皇帝和费袆两个人。而从事情的因果关系上说，在幕后操纵擢升这个行刺者的决没有可能是遇刺者本人。

8
事实上，在费袆遇刺之前，蜀汉高层内部的局面便显得有些反常诡异。《三国志》尽管把其他很多事情写得含糊简略，却把事情的前兆交待得非常清楚。
费袆于“十一年出住汉中”，十一年即公元248年，为蒋琬去世后的第二年。三年后回到成都：“十四年夏，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比屯汉寿。”
十四年为公元251年，是郭修降蜀的第二个年头。费袆年初从汉中回到成都，这次在成都留驻的时间特别长，从当年夏天返朝到“冬复比屯汉寿”，停留了大半年。这是蜀汉史上极其反常的事情——诸葛亮于公元227年告别后主、进驻汉中，到公元234年秋风五丈原，七年间未见有返回成都的史料记载。蒋琬于公元238年离开成都之后，在汉中一驻便是六年，期间也没有见有返回成都的记载。
按照史料有关记载，蜀汉的军事统帅在进驻征伐前线之后，办公府衙便开设在前线——诸葛亮的丞相府本来设在成都，到公元227年进驻汉中时被分为两套班子，一套留在成都，即“留府”，张裔、蒋琬等人先后担任留府长史，受托负责处理后方事务。《出师表》里所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其中的“府中”便是指的这个留府；另外一套班子则设在汉中的勉县，后期担任长史的是杨仪。这是诸葛亮生前在前线处理国家政务的场所，同时具有蜀汉前线总指挥部的职能。公元238年，后主诏令蒋琬进驻汉中并授权他开府，蒋琬的大将军府也是设在汉中（后来蒋琬迁驻涪县，这个大将军府也应该迁至那里）。到公元252年后主“命祎开府”，费袆已于前一年的冬天驻扎到汉寿，他的大将军府也应该是开设在汉寿。
从诸葛亮临终前的遗嘱（“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分析，诸葛亮在出师北伐期间，并未举家随军。因此不能从史无记载来推断诸葛亮在进驻汉中期间从未返回过成都。蒋琬的情况也是如此，未必是离开成都之后便从未返回。史书记载当时的常态是后方与前线大员之间的联络一般是依靠信使，所谓：“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如果遇到重大军政决策，则是由天子派出臣僚前往前线咨询、讨论，而不是把军事统帅召回成都商议。费祎、姜维、李福、马忠等重臣都曾经充当过到前线宣旨的天子使节，像《后主传》里记载：“尚书令费祎至汉中，与蒋琬咨论事计，岁尽还。”《马忠传》里记载：“延熙五年还朝，因至汉中，见大司马蒋琬，宣传诏旨，加拜镇面大将军。”
蜀汉军事统帅长期驻守军事前线，其用意就是要随时保持出兵征讨北方敌对势力的军事态势，对外昭示“武嗣二祖、龚行天罚”的政治纲领。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费袆于公元251年返朝并长久留驻是一件极其反常的事情，因为他在成都一驻就是大半年，而且《费袆传》里非常明确地交代他是因为“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这才决定离开成都。言外之意，如果不是成都方面有人这么提醒，他还会在成都一直这么驻下去。这么看来，费袆这次返朝所蕴含的政治意图就要更加深远得多，详细情形无法凭空枉说，但是翻阅各种史料，从费袆这次返朝到三年后不幸遇刺，期间姜维再无出战记载，乃至于公元252年东吴诸葛恪取得东兴大捷的全面胜利，魏方军队在合肥一带遭受惨败，“伤亡数万”。向来好战的姜维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诸葛恪发动东兴大战时，蜀汉大将军费袆已于上一年的冬季驻扎在汉寿。此时姜维请战已经不像费袆值守汉中时那样便捷，因为汉寿与汉中前线之间隔着遥远的距离。
在费袆返朝期间，“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这句话也非常令人费解，非常值得琢磨。“望气者”是指能够洞察天象云气的占卜预言家，现在看来是典型的封建迷信活动，但是在那种君权神授的神权时代，谶纬术就是当时的科学，因此像“望气者”这种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巫师、方士就相当于西方的神职人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史书记载了蜀汉方面一个名叫赵直的占梦师，曾经为魏延、蒋琬和何祗等多位高层政治人物解梦：魏延在诸葛亮去世前梦见自己头上长角，占梦师赵直表面上为他解析说这很吉祥：“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背过身却说这是个凶梦：“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蜀汉督军从事何祗曾经梦见一口井中生出了桑树，占梦师赵直解析说这预示着他的寿命为48岁：“桑非井中之物，会当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寿恐不过此。”——因为当时人的寿命普遍偏短，因此何祗听后笑着说：“能够活到这个年龄也就满足了。”蒋琬在早年被推举之后，曾经梦见门前有一牛头，血流不止。蒋琬醒来感觉很忌讳，于是找到占梦师赵直询问。赵直解析这是个非常吉祥的梦，预示着他以后一定能够成为三公级人物：“夫见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当至公，大吉之徵也。”
《三国志》对于蜀汉的“望气者”记载不多，但其基本情况可由参照这个占梦师赵直，从事这种神职角色的都是那些消息灵通、嗅觉灵敏而且能够察颜观色、洞悉世事的江湖人士。从这个角度看，“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这句话更值得玩味：是成都方面的“望气者”提醒费袆：“都邑无宰相位。”
“都邑”就是蜀汉的政治中心成都；“无宰相位”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没有宰相的位置,有人认为费袆当时还没有开府，因此如果留存成都，他就升不到宰相的职位。其实，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宰相这个具体的职位，宰相泛指那些对皇帝负责的政权最高行政长官：东汉的“三公”、三国时期的录尚书事官员、尚书令以及后来的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都是宰相。而费袆身为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是蜀汉政权不折不扣的宰相。
费袆明明就是蜀汉宰相，为什么成都没有宰相的位置？史书没有更多解释，但是费袆显然理解了其中所蕴含的深意，“故冬复比屯汉寿”。注意史书原文特意用了一个“故”字，就是说费袆在成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人提醒他在成都没有宰相的位置，这显然不是个很好的信号，所以他于当天冬天离开都城，来到位于成都和汉中之间、与二者基本等距的汉寿，然后在那里驻扎下来。因为费袆是不得已而离开屠，因此天子于第二年“命祎开府”。等到费祎遇刺之后，朝廷方面进一步释放信息：这个郭修确实是个受魏方指派的刺客，他本来是要刺杀的是皇帝。因为他始终没有得到机会，所以才对费祎下了黑手：“欲刺禅而不得亲近，每因庆贺，且拜且前，为禅左右所遏，事辄不克，故杀祎焉。”这段话写得形神兼备，但是在逻辑上却不够严密。“每因庆贺，且拜且前，为禅左右所遏，”也就是说这个刺客郭修曾经不止一次地试图行刺皇帝，只是因为没有得到下手机会——像这种朝堂上的禁忌之事如果只出现一次尚可理解，要是一再发生便有些匪夷所思；这种传闻信息也只能是从朝廷方面传出，而不可能出自卫将军姜维之口，因为姜维当时远在军事前线，不可能获悉朝廷方面的这些细枝末节。
这种事情也只有刺客郭修本人亲口交代出来，方才显得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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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在三大军事集团之间相互讨伐征战，各种形态的间谍暗战更是无孔不入。《三国演义》里周瑜设计“蒋干盗书”致使曹操误杀蔡瑁、张允，便是极其经典的反谍战案例，但这只是演义小说里的虚构，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情节。史书记载曹操在赤壁战前曾经委派江淮名士蒋干前去劝降周瑜，蒋干到吴营后确实见到了周瑜本人，他回来后向曹操交差说，周瑜这个人气度宽宏，才情高雅，不是一般人所能离间。
史书记载的青州才俊隐蕃受皇帝指派潜入东吴卧底，倒是与蜀汉方面的刺客郭修案具有类比性。
公元230年，魏明帝曹叡秘密召见隐蕃，让他到东吴诈降，并交代他要设法成为吴国的廷尉——廷尉为九卿之一，主管刑狱及司法审，相当于东吴最高法院院长，魏明帝授意这个隐蕃力争当上东吴廷尉，然后利用司法审查的权力掌握东吴的臣僚情况，离间其君臣关系。这个青州人隐蕃当时只有22岁，机敏善，气度不凡。他到东吴后并没有引起重视，东吴方面把他当成一般的归顺者对待。隐蕃于是写信上书吴主孙权，陈述时事利弊，恳求能够荣获召见。孙权后来果然召见了他，见他才思敏捷，在刑狱方面尤其具有见解，于是任命他为廷尉监——廷尉的属官，掌刑狱。第二年，东吴方面对曹魏施用反间计，中郎将孙布向曹魏大将王凌——就是后来发动“淮南三叛”第一叛的王凌——诈降，然后布下重兵埋伏，等待王凌前来接应。隐蕃认为事关重大，只好仓促采取叛乱行动并引起魏军警觉，王凌没有轻举妄动，吴方的反间计没有得逞，隐蕃本人因此被捕。孙权亲自审问隐蕃，让他招出同党。这个隐蕃还算是个硬汉，坚定地说做这种事情肯定要有同党，但烈士殉难，不牵连别人，至死没有屈服。
蜀汉方面的郭修案与东吴的隐蕃案谍出一门、异曲同工。按理说陈寿应该把刺客郭修的事情交代得更加清楚才是，如果这个郭修果真试图行刺皇帝：“每因庆贺，且拜且前，为禅左右所遏，”那么这很有可能就是陈寿亲眼见到的事实，因为陈寿本人就在中枢做事。他即使没有在现场亲历，但是事情涉及到重大政坛剧变，他至少会有所听闻而决不至于一无所知。但是陈寿在做《三国志》时没有录存所有这些细节，而是把郭修行刺案一笔匆匆带过，却把东吴隐蕃的事情交代得异常详实。按照《三国志》记载，这个隐蕃入吴后，在上书孙权的信中写得异常诚恳忠切：“臣年二十二，委弃封域，归命有道，赖蒙天灵，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见精别，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达。於邑三叹，曷惟其已。谨诣阙拜章，乞蒙引见。”大意是，下臣我今年二十二岁，因为憎恶曹魏那边的无道统治、向往陛下您这样的圣明之君，所以毅然放弃在曹魏的荣华富贵而归顺于您。多亏了上天保佑，我平安投诚到这里，至今已经有些时日，因为您没有特别召见于我，所以下臣我有诸多精妙的主见都没法向您汇报，现在只有一日三叹，唯恐就这么浑噩无为地错过。现在冒昧上书，恳求陛下能够召见一次。等到孙权召见时，隐蕃果然气质不凡：“及陈时务，甚有辞观。”孙权因此被打动，他又专门询问召见时在场的左领军胡综，胡综说这个人上书时口气很大，这点很像东方朔，而从刚才现场表现看，灵巧敏捷，擅长诡辩，这一点又像祢衡。但是论才干他可能两个人都比不上。因此“未可以治民，且试以都辇小职。”意思是可在京城安排一个小职位试试。因为隐蕃入吴的目的性很强，就是要力求当廷尉，因此在现场答辩时重点论述了在刑狱方面的见解，孙权这才任命他为廷尉监。
而按照《三国志》裴注引述信息来看，隐蕃入吴后的情形要复杂得多。一方面，由于隐蕃明显受到孙权的器重，再加上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等对他赞不绝口，因此很多臣僚纷纷对他表示亲善，隐蕃一时名气大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东吴官员对这个曹魏降者始终保持警惕，甚至明确要求身边人必须和他保持距离。史书记载当时的东吴太常潘濬听说儿子潘翥与隐蕃来往密切，勃然大怒，写信责骂他说：“你们这些无知小辈……为什么要和隐蕃这样来历不明的魏国降人交往亲密？我在远方听说这件事，心中震怒，气血上涌，惆怅了好几天。你收到信后立刻去见信使，接受我对你的一百杖惩罚……”
与蜀汉方面的郭修行刺案对比，东吴隐蕃案所涉及到的官职层级更低一些，政治影响也要相对更小。隐蕃是自行潜入东吴，而郭修则由卫将军、与大将军共录尚书事的姜维在战场上俘回；隐蕃所担任廷尉监是个品秩较低的官职，而郭修则很快即被任命为左将军。隐蕃案造成的后果，是挫败了东吴军方的一次军事行动，问题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心理冲击上却没有郭修刺杀当朝宰相所具有的强大震憾。
然而非同寻常的是，东吴方面在隐蕃身份暴露后天庭震怒、大加追责，搞得惊天动地、朝野惶恐，一大批与隐蕃有关联的官员受到牵连，廷尉郝普被迫自杀，左将军朱据则被免官。而蜀汉在费袆遇刺后却不见有任何追责记录，没有人因此受到牵连。
《魏氏春秋》里关于“脩欲刺禅而不得亲近……事辄不克,故杀祎焉”的记载如果确有其事，陈寿身在朝堂不会全然不知道，只是没有予以采信。如果把这段记载理解为蜀汉朝廷对事件的最终定性，那么所有问题就有了很好的解释：曹魏亡我之心不死，此事确为敌方所为。这样就为所有方面开脱了责任。姜维则于下一年“加督中外军事”，就是在担任卫将军、录尚书事的同时进一步获得加官，成为蜀汉事实上的最高辅政者、三军统帅。
这种局面明显有背于常理之处在于后主与费祎先前具有的密切关系。费祎早年先后担任太子舍人、庶子，职责都是陪着太子读书、学习，修炼操行。他毫无疑问与太子之间保持着亲密友好的私人情份，因此在太子即位后即出任侍郎——后来又担任皇帝的近臣侍中。他们又是双重亲家：费祎把长女许配给太子刘璿为妃，他的二儿子费承则娶公主为妻。然而史料表明在“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之前，后主便通过权力调整对辅政者费祎予以侧面的提示、奉告。《姜维传》记载：“十年，（姜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十年即公元247年，为大司马蒋琬去世的第二年。此时蜀汉内部主战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后主在此背景下提升姜维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既明确无误地体现了皇帝在坚定主战和绥靖求和之间的态度。

《诸葛亮文集》里有一篇《出师》，毫无疑问是后主诏令诸葛亮出师征战的写意之作。类似的场景，后主与诸葛亮至少共同经历过两次，一次是公元225年的南征平叛，一次是公元227年的出师北伐。按照诸葛亮描述，将士在出征之前同样要斋戒三日，并在出师之日要进至太庙告祭列祖列宗。国君面南而站，将帅面北而立，天子接过由太师双手奉上的斧鉞，然后授予军事统帅说：“从现在开始，部队由您全权指挥。”然后还要一再交待：“作战时，见敌人势弱则进击，见敌人实力强固则以退为主。 不能因为自己身居高位而看轻别人，也不要因为自己意见独特而听不进部下的意见，不 可以凭借自己功绩显赫就失去人忠信本分的品质。部下还没有坐下来休息时，身为将帅 不能自己先坐下来休息，部下还没有吃饭时，身为将帅也不要首先进餐，应该与部下同 寒暑，等劳逸，齐甘苦，均危患，做到了这一切，手下的将士必会竭尽全力，敌人也一 定会被打败”。认真聆听天子训命之后，统帅还要率领高级将士向天子宣誓效忠，然后亲自打开凶门，率军出征。天子还要携臣僚护送外出征战的军队将士送城。离别时，天子跪拜在统帅所乘马车的轮毂之前，再次交待：“将在外，不受君命。从现在起，军中一切行动完全由您来决策、指挥。”（诸葛亮《出师》原文：齐三日，入太庙，南面而立；将北面，太师进鉞于君。君持鉞柄以授将，曰：“从此至军，将军其裁之。”复命曰：“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退。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恃功能而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劳逸，齐甘苦，均危患；如此，则士必尽死，敌必可亡。”将受词，凿凶门，引军而出。君送之，跪而推毂曰：“进退惟时，军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将出。”）

《诸葛亮文集》里有一篇《出师》，毫无疑问是后主诏令诸葛亮出师征战的写实之作（上文笔误，遇到禁词了，不知道是哪个词被禁，只好一点点地过滤。感谢大家！）。类似的场景，后主与诸葛亮至少共同经历过两次，一次是公元225年的南征平叛，一次是公元227年的出师北伐。按照诸葛亮描述，将士在出征之前同样要斋戒三日，并在出师之日要进至太庙告祭列祖列宗。国君面南而站，将帅面北而立，天子接过由太师双手奉上的斧鉞，然后授予军事统帅说：“从现在开始，部队由您全权指挥。”然后还要一再交待：“作战时，见敌人势弱则进击，见敌人实力强固则以退为主。 不能因为自己身居高位而看轻别人，也不要因为自己意见独特而听不进部下的意见，不 可以凭借自己功绩显赫就失去人忠信本分的品质。部下还没有坐下来休息时，身为将帅 不能自己先坐下来休息，部下还没有吃饭时，身为将帅也不要首先进餐，应该与部下同 寒暑，等劳逸，齐甘苦，均危患，做到了这一切，手下的将士必会竭尽全力，敌人也一 定会被打败”。认真聆听天子训命之后，统帅还要率领高级将士向天子宣誓效忠，然后亲自打开凶门，率军出征。天子还要携臣僚护送外出征战的军队将士送城。离别时，天子跪拜在统帅所乘马车的轮毂之前，再次交待：“将在外，不受君命。从现在起，军中一切行动完全由您来决策、指挥。”（诸葛亮《出师》原文：齐三日，入太庙，南面而立；将北面，太师进鉞于君。君持鉞柄以授将，曰：“从此至军，将军其裁之。”复命曰：“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退。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恃功能而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劳逸，齐甘苦，均危患；如此，则士必尽死，敌必可亡。”将受词，凿凶门，引军而出。君送之，跪而推毂曰：“进退惟时，军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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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皇权体制下的郊祭、军礼等作为天命政权的法定礼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更是所谓的真命天子所享有的特权——古代礼仪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祭祀天地，诸侯则只能祭祀其封地范围内的名山大川，郊祭因而成为皇权的象征。
今天看来，在那种君权神授的天命时代，最高统治者事实上同样具有生老病死的凡人属性，很多天子在位期间被权臣所操纵，乃至于被随意废立甚至弑杀，即使那些能够自行杀伐决断的强势皇帝，他们在祭祀活动中所奉献的各种牺牲用品也大都是被焚毁烧掉，天庭神灵能否真正享有到这些来自凡间的致敬与答谢，答案其实不言而明。但是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和人的认知能力推测，古人在一般情况下确信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存在，那些帝王将相们即使能够看透其中的谎言，但是举办这种感应天庭神灵的祭祀仪式则是持续不断强化着君权神授的法理意义。他们或者是在这种庄严肃穆而神秘的礼仪活动中受到洗礼、感染，最终完全把自己臆想成为来自天庭神灵的使者。
作为蜀汉最高国家元首，后主长期以来始终是各种教化礼仪的核心与灵魂，他比其他多数人都能更深刻地理解“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基本政治纲领的完整内涵，和“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对于蜀汉天祚社稷的重大意义。古人“一个天下”的世界观即意味着“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基本政治局面，“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因此既有高度统一的法理含义，在哲学上更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期间没有任何可以折衷的模糊地带。蜀汉政权既然受命于天而延续两汉之大统，则执政者就只有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地按照上天旨意，矢志不移地讨伐摧毁那些穷凶极恶、谋图僭越的逆乱势力，谋图实现汉室复兴、江山一统的政治理想，才能奠定“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的法理地位，即所谓的“汉、贼不两立”、“王事不偏安”。否则便是苟且偏安，政权也将因此失去法理基础。
蜀汉前期的整体局面，是在刘备、诸葛亮的教化、渲染之下，益州全境沉湎在兴复汉室的梦想与期待之中，无论是刘备当年开疆拓展、攻取汉中还是诸葛亮兴师北伐，巴蜀儿女为了同一个光荣与梦想而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缪力征伐、激昂奋进，益州境内人不分客主、地无论南北，“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在诸葛亮执政后期，蜀军兴师动众、无岁不征，但是巴蜀民众“虽劳不怨，虽死不忿”，乃至于在诸葛亮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从蜀汉政权早期政治实践中看，蜀汉奉行“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政治纲领其实未必意味着军方必须要时常用兵、无日不战。作为政权开创者，刘备、诸葛亮当年在加紧备战、致力征伐的同时，事实上也都在审慎把握着讨伐与休整、战争与和平的节奏。诸葛亮后期因为痛感时不我待，战争节奏明显加快，但他的军事思路则是：“且以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蒋琬在执政后期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其战略意图也正是蓄存实力，伺机而动，雷霆一击。从这个意义上说，“闭境勤农、育养民物”不仅符合“嗣武二祖、龚行天罚”，而且这种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休整和蓄积是“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的基础和前提。问题的关键点不在于战与不战，而是在于不战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为了最终的战赢，还是为了苟且偏安——蜀汉中后期的局势演变正在于此。从史料呈现出的局势变化推断，到了费祎执政时代，蜀汉政治的社会舆论发生了严重偏转，在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的过程中，随着执政者的引导教化，其主流思想从先前在理想信念驱使下近乎狂热的火热激情而逐渐回归于现实生活的淡然与沉寂，执政者则从蒋琬时代的现实主义中间路线逐步脱变为军事上的日趋保守、政治上的绥靖苟安。大将军费祎虽然囿于蜀汉法理和政治原则而无法阻止姜维对外用兵，却在出战规模上予以严格限制，乃至在北方发生政治剧变——高平陵事变的背景下，“天下有变”的态势终于到来，而蜀汉方面的军事反应仍然仅仅流于形式。不足万人的北伐征战，无非是进入魏境虚晃一招，匆匆走个过场。其实际作用已经完全不是对敌作战，而仅仅是对于内部的舆论有个交待。
此时，已经见不到蜀汉执政者关于天命正统的宣扬与昭示，更多则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消极与懈怠：“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於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什么理想信念、远大抱负，还是等等再说。往前的事情就交给后人去做，我们就这么得过且过、听天由命！

曾经鼓舞和激励一代巴蜀志士同心戮力、舍生忘死、誓志北伐的基本政治纲领和军事路线，此时虽仍然具有明确而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确，但是“武嗣二祖，龚行天罚”已经变成一句毫无实际意义的空泛口号，“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则裉变为一面苍白无力然而又不能轻易放弃的旗帜。由于执政者高举轻放，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些标志着政权属性、曾经深深铭刻于蜀汉官民心中的重大政治原则也逐渐成为遥远的记忆，变成在政治上绝对正确、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为了维持治理又不得不时常提及的繁文褥节，说起来高尚至伟，听起来虚假空洞而乏味，执行起来则变成那种冥顽不化、偏执顽固、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不识时务之举——这便是蜀汉晚期的姜维北伐。
随着政权理想信念的消解，维系蜀汉内部众志成城、缪力同力、激昂奋进的精神支柱随之崩塌，政权因此失去了道义和法理的基本意义，甚至变成一种可耻的欺骗与伪饰——这便是愤然书写标语予以诅咒、此后又极力劝降的谯周。
蜀汉大学士、光禄大夫谯周，他自幼醉心于学问而并不关心仕途经济，他在劝降之后也从未因此向晋庭方面邀功请赏。谯周不是那种贪图浮华、卖主求荣的小人，他曾经在早年经苦心孤诣地搜寻典籍以支持先主即位，后来则对现政权予以愤然诅咒，并在最后时刻挖空心思地诱导、劝降天子，其前后之迥然差异实则不是谯周本人的立场观念发生了变化，而是蜀汉内部的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偏转。刘备、诸葛亮当年坚持“汉贼不两立”的政治原则，立足益州谋求“嗣武二帝、龚行天罚”，因而得到包括益州本土民众在内各方志士的支持拥戴，各地投奔者纷至踏来，遇到重大战事，境内近乎全民皆兵，扫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然而随着绥靖苟安局面的出现，这种与法有背、与理无据、与道不义的社会现实让很多人尤其是让益州本土士人普遍感受到了蒙蔽和欺骗：你们这些政治人物当初进入益州时宣扬得多少冠冕堂皇、伟大高尚，所谓的“嗣武二帝、龚行天罚”，所谓的“汉贼不两立”、“王事不偏安”，所谓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所谓的“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所有这些都曾经让人确信无疑、激情倾尽，所有方面都曾经为之赴汤蹈火、舍生忘死，所有的牺牲与奉献如果全然是为了理想和信念也都各得其所、无怨无悔。然而为有牺牲多壮志，成败都付尘与土。原来这一切都是虚假而空泛的政治口号，你们这些人无非是以天祚之名而行割据之实，你们的最终目的竟然也是为了抢占地盘、苟且偏安、瓜分益州人“蛋糕”而已……
只有准确把握晚期蜀汉的社会舆论生态变化，才能完全理解益州士人对于政权的激愤与诅咒，以及后主最终作出不战而降的无奈选择。这是费祎遇刺十年之后的事情，具体情形后面详述。现在再回到公元253年的费祎遇刺案，则完全可以厘清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后主与大将军费祎所具有发小般的亲切情谊以及他们之间的儿女亲缘，所有这些都无非是私人常情，而费祎所奉行绥靖苟安的军事保守主义路线则严重影响到了蜀汉的立国之基、执政之本，蜀汉天子毫无疑问对此有着极端清醒的认识。此事显然涉及到江山社稷之大事大节。期间，后主曾经通过提升主战派姜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平衡内部的军事保守势力，但是姜维在军事上仍然处处受限，甚至在天下有变时仍然无所作为。因此到公元251年的某个时段，蜀汉朝堂已经开始了某种密谋，这才有了“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这个“成都望气者”显然是泄露了风声。费祎于是紧急离开成都而屯驻于汉寿。后主“命祎开府”，予以安抚，紧接着便采取了断然行动。
蜀汉中后期从现实主义中间路线进一步沦为政治上的绥靖苟安，其社会舆论的偏转又涉及到另外一个宏大课题。还要从蒋琬时代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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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距离现今遥远而悠久。过去以为那应该是另外一番原始而落后、与当今时代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态。但是认真研读《三国志》等相关史料，尤其是参观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那些三国简牍，体味着那些刻写在简牍上数百万文字及其所再现的如同即时摄制般的生活场景，这才深深感到，三国与今天遥隔千年，但是就人类社会的整体风貌而言，古今并无悬殊差别。
1996年10月17日上午，湖南省文物工作者在对长沙市走马楼街西南侧一处基建工地进行发掘时，发现地表下有古井50余口。一位考古人员在清理古井区域的黑色淤泥时，突然发现淤泥中出现一块长形竹片，竹片上似乎带有字迹。经过简单清洗，几行文字清晰显现出来。他们随后在建设工地的东南侧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椭圆形水坑，坑内满是积水，水下的黑色淤泥中隐约可见层层相叠的竹片和木板。在一片带有文字的竹片上，“嘉禾三年”的字样清晰可见。“嘉禾”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的年号——“嘉禾三年”即公元234年，在蜀汉则为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去世的那一年）。
后经确认，这些都是三国时代的简牍。考古人员先后在这些古井中发现各种简犊十多万片，简犊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每片字数多少不等，木牍每枚80至120字，竹简每枚30字至40，总字数高达300万字，远远超过了《三国志》及其裴注版本的规模，文字内容涉及经济、司法、民事等等。
这是一次令考古工作者激动不已的考古大发现，长沙走马楼简牍因此震惊文史界。后据整理，走马楼这批东吴简牍为三国东吴嘉禾元年至六年长沙郡的部分档案，其内容可分为券书、司法文书、长沙郡所属人名民簿、名刺和官刺、帐簿等。由于出土地点集中，又为同一政区、同一时间内多种性质的文书，考古工作人员可据此进行一个政区内社会基本情况的复原研究，对于了解三国时期长沙郡乃至东吴方面的社会状况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那一片片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变得严重模糊甚至很多已经无法辩论的简牍，像视频回放般地可让我们穿越漫长的时间隧道，回到1700多年前的吴治荆州长沙郡临湘县（今长沙），窥探三国社会原生态的斑斑点点。
在长沙简牍博物馆馆藏的走马楼吴简中，有一枚普通的司法文书木牍（《录事掾潘琬》），木板长25.1cm，宽9.1cm，上面写了六行文字，前四行与第六行为正文，第五行为长官批文，是较为规范工整的草书：
“录事掾潘琬叩头死罪白：过四年十一月七日，被督邮敕，考实吏许迪。辄与核事吏赵谭、部典掾烝若、主者史李珠，前后穷核考问。迪辞：卖官余盐四百廿六斛一斗九升八合四勺，逼米二千五百六十一斛六斗九升已。二千四百卌九斛一升，付仓吏邓隆、榖荣等。余米一百一十二斛六斗八升，迪割用饮食不见。为廖直事所觉后，迪以四年六月一日，偷入所割用米毕，付仓吏黄瑛等。前录见都尉，知罪深重，诣言：不割用米。重复实核，迪故下辞，服割用米。审前后榜押迪，凡囗不加五毒，据以迪囗囗服辞结罪，不枉考迪。乞曹重列言府。傅前解，谨下启。琬诚惶诚恐，叩头死罪死罪……”
这枚普通的木牍，是吴长沙郡临湘县一位名叫潘琬的官吏对仓吏许迪犯罪行为核实的上报文书，记载的是一个1700多年前的贪腐案——
公元235年，管理国家粮食仓库的官史许迪盗用了官府盐米，被当时值班的官吏廖某发现。在给都尉的供词中，许迪否认自己盗用盐米。当年11月7日，长沙郡督邮二次下书，要求彻查许迪贪腐案，负责对许迪案件进行拷问核实的人正是文书呈报者潘琬及赵谭、烝若、李珠等四人。他们核查的结果表明，许迪确实盗用了官府盐米，并非冤枉。
据悉，在走马楼吴简中，涉及到这一案件的共有800多枚简牍。结合其他相关简牍，考古人员还原出许迪的生平：许迪，男，生于荆州下隽（治今湖北通城），世代耕种为业。父亲早逝，母亲抚养许迪兄弟4人。作为政府官吏，许迪开始能够勤勤恳恳，所任官职渐渐重要，最后成为仓吏，不料监守自盗，东窗事发。由于监守自盗，许迪最终被判死刑。他的老母亲当时已85岁高龄，二弟、三弟也已成家，没有受到牵连。而他的妻子和最小的弟弟则作为“生口”被没入官府为奴。
东窗事发后，许迪由于人脏俱在，无法狡辩。后来又担心罪行太重，随后翻供。再次审讯后，最终认罪。

三国时期的人们不仅享有同样的日月星辰、山川湖海，而且最基本的社会生态从人的衣食住行到社会管理、世态人情、信息通讯等诸多方面都有完全相同或类近之处。古人和我们完全一样地感知着愉悦、幸福，体验着悲苦、绝望。当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几乎各项要素在三国时期都能找到与之相应的形态和渠道。乃至于在三国古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情趣故事、内涵小段。蜀汉名士简雍，在《三国演义》里是一个时有出现但戏份不多、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历史上却为蜀汉政权立下了不世之功。公元214年刘备围困成都而久攻不下，在马超归顺刘备之后，正是这个简雍进城游说，刘璋这才最终同意弃械投降，并与简雍同车出城归命。简雍因此进一步得到刘备、诸葛亮等人的器重，“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诸葛亮已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据《三国志》记载，有一年益州地区天旱欠收，官方为了节约粮食而禁止境内酿酒。后来管理部门在一户人家搜查到了酿酒器具，并认为他们虽然没有酿酒，但是私藏酿酒工具，应与酿酒者一样治罪。简雍对此很不赞同，有一次与刘备外出巡游时指着路边的一个男子说：“这个人欲行强奸之淫，为什么不把他也抓起来治罪？”先主听了诧异：“卿何以知之？”简雍回答：“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他虽然没有强奸之实，但是却有做案的器具，跟那户家有酿酒器具的百姓一样。先主听后大笑，于是决定不再追究那户人家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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