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特殊的低温气候，民族融合是当时三国及两晋时期根本绕不过去的重大社会问题。特别是因为北方牧草减产，如何应对少数民族大举内迁是当时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从这个角度看，蜀汉政权的民族政策毫无疑问在当时是最好、最适宜的。如果这种自治包容的政策机制得以弘扬，势必将改写中国此后数百年的历史。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至为关键的重大问题：进入蜀汉中后期，鼎立的魏、蜀、吴分别走向完全不同的演变路径，魏、吴两个政治集团都如前文所述，内讧此起彼伏、局势接连震荡、朝堂上下一片腥风血雨。在曹魏方面，权臣擅自废立，换皇帝就像是换鞋子；东吴方面也出现过权臣孙綝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废黜皇帝孙亮的史实。只有蜀汉政权保持着正统政权特有的平稳清明的基本政治秩序。君臣之间相互信任，臣僚之间精诚合作，民族之间和平相处，境内基本没有发生战乱，生产应该得到全面恢复。
诸葛亮曾经在政论名篇《正议》里提出：“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诸葛亮还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此予以论证：当年的霸王项羽曾经强大到横扫千军、不可一世，但是由于不行仁德，很快便身败名裂、遗恨千古。后来的光武帝刘秀由于能够做到克勤克俭、励精图治而赢得民众支持，结果在昆阳城下以弱势军力一举击溃敌军四十万，成功逆转了天下局势。
诸葛亮在《正议》里所表达的观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正义必将占胜邪恶”。如果我们把正义——即“道”解析为创新、构建、谐调、有序、正向发展，而把邪恶——即“淫”、“无道”解析为肆意摧毁、混乱无序、恶性演变，应该说诸葛亮在《正议》里所表述的观点是确凿无误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到了蜀汉中后期，随着魏、吴两个政权内部丛生乱象甚至都一度濒临分崩离析，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出并为之苦苦期待到生命最后一刻但始终没有出现的“天下有变”的态势日趋明朗，那么政权内部平稳安定、整体局面谐调有序的蜀汉方面为什么没有像诸葛亮预言的那样实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政治理想，反而在魏军的一次军事征伐中几无还手之力，倏然而亡国？
对此，后世众口一词的解释是实力，蜀汉政权偏居一隅，幅员过于狭小，实力明显不足，根本无力担负“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重大政治使命。甚至有认为蜀汉方面在关羽痛汉失荆州之后事实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机会。诸葛亮的《正议》所批判的其实正是这种观点。但是这篇政论大作所依据的只是“道”或“无道”，连睿智周严的诸葛亮当年也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的继任者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除了“道”即正义、德行和民心所向这些关键因素之外，单纯就实力对比而言，蜀汉方面自汉中之战一直到最后亡国，蜀、魏双方始终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甚至有某些时段还表现出明显的军事强势，尤其是在北方和曹魏方面后期出现大规模、高强度的军事叛乱期间，北方局势风雨飘摇，断不能说蜀汉方面没有任何机会。
历史无法凭空妄说，史料为此提供了详实的评估信息。

@说了你也不懂2000 2017-11-29 21:05:05
以前看过雨花石老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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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看了雨花石老大的作品，很不错！

由于三国时期特殊的低温气候，北方牧草减产，如何应对少数民族大举内迁是当时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重大政治课题。从这个角度看，蜀汉政权的民族政策毫无疑问在当时是最好、最适宜的。这种自治包容的政策机制如果能够得以弘扬，势必将改写此后数百年的中国历史。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至为关键的重大问题：进入蜀汉中后期，鼎立的魏、蜀、吴分别走向完全不同的演变路径，魏、吴两个政治集团内讧此起彼伏、局势接连震荡、朝堂上下一片腥风血雨，曹魏方面的权臣擅自废立几乎成了常态机制，换皇帝像是换衣服；东吴方面也是权臣在内讧与混乱局面下几经更替，第二任皇帝孙亮则先是被废，后被毒杀。第三位皇帝孙休尽管除掉了权臣而一度推行良政，但是局面只稳定数年，孙休一死便出现了权臣矫诏事件。新皇帝孙皓登极后，东吴政权进入极端残暴荒诞的混乱时期。期间只有蜀汉政权始终保持着正统政权特有的稳定清明的基本秩序，君臣之间相互信任，臣僚之间精诚合作，民族之间和平相处，境内又一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荡与战乱，蜀地经济生产得到全面恢复。诸葛亮曾经在政论名篇《正议》里提出：“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这一观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正义必将占胜邪恶”。如果我们把诸葛亮所谓的“道”解析为正义、创新、谐调、有序，而其所谓的“淫”解析为邪恶无道、肆意摧毁、混乱无序，应该说诸葛亮在《正议》里所表述的观点是确凿无误的。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随着魏、吴两个政权内部丛生乱象甚至都一度濒临分崩离析，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出并为之苦苦期待到生命最后一刻但始终没有出现的“天下有变”基本态势到了蜀汉后期终于日趋明朗，整体局面平稳有序的蜀汉政权却为什么没有像诸葛亮预言中的那样“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反而在魏军的一次军事征伐中几无还手之力、倏然而亡国？
对此，后世众口一词的解释是实力，蜀汉政权偏居一隅，幅员过于狭小，实力明显不足，根本无力担负“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重大政治使命。甚至有认为蜀汉方面在关羽痛汉失荆州之后事实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机会。其实，诸葛亮当年撰写《正议》，所批判的正是这种观点。但是这篇政论大作的论据只是“道”，围绕“道”与“淫”，诸葛亮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予以论证：当年的霸王项羽曾经强大到横扫千军、不可一世，但是由于不行仁德，很快便身败名裂、遗恨千古。后来的光武帝刘秀由于能够做到克勤克俭、励精图治而赢得民众支持，结果在昆阳城下以弱势军力一举击溃敌军四十万，成功逆转了天下局势。诸葛亮当年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继任者可能也都没有意识到，除了“道”即正义、德行和民心所向这些关键因素之外，单纯就实力对比而言，蜀汉方面自汉中之战一直到最后亡国，始终与曹魏方面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甚至有某些时段还表现出明显的军事强势，尤其是在北方和曹魏方面后期出现大规模、高强度的军事叛乱期间，北方局势风雨飘摇，断不能说蜀汉方面没有任何机会。
历史无法凭空妄说，史料为此提供了详实的评估信息。

据记载，蜀汉亡国时的全国兵力大致在十万人（王隐《蜀记》:“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东吴总兵力为二十三万人（《晋阳秋》记载东吴灭亡时

“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双方总兵力为33万人。而北方的魏国据推测至少有兵力40万——有人预计在50万人以上。
这样看来，就军事力量而言曹魏方面不仅远远高于蜀汉，也明显强于东吴，甚至把蜀、吴双方的军力加起来也无法与魏军相比。
进一步说，蜀、吴双方尽管结盟，但是联军在协同配合上始终存在诸多问题，几乎从来没有形成过军事合力。
关于三国时期的演义故事多以蜀汉人物为主角。这样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三国鼎立之后一直是蜀汉方面的诸葛亮、姜维在矢志不移地率军北伐，东吴方面好像是在看热闹。其实，东吴

方面虽然没有统一天下的宏大志向，但是他们出于江北战略纵深的考虑，也一直在接连不断地寻找机会攻打曹魏。东吴方面在赤壁战后先后对北方主动发动过二十多次军事进攻。
《三国志》对魏、蜀、吴三方人物分别记述，这样也容易让读者把蜀汉北伐和东吴伐魏割裂开来，看起来好像蜀汉北伐与东吴伐魏是双方的单独行为，各自为战，互不协同。实际上，无论是

诸葛亮、姜维北伐还是东吴方面对北方发起军事行动，双方都按照盟约采取的联合行动，事先有约定、行动有计划、相互间协同，是盟军之间的统一行动，基本上像双方在盟约中约定的那样

：“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应该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与蜀汉方面达成的结盟条约得到了双方忠实履行，两军此后不仅从

未发生过任何军事冲突，而且在攻打曹魏过程中确实做到了相约而行、联合作战。只是联军方面受当时的通讯条件和天气、地势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在协同作战过程中存在大量各自都无法克

服的实际困难。蜀汉方面以陆军为主，北伐需要穿越崇山峻岭，尤其是在道路湿滑的雨季，几乎无法行军，各种后勤运输补给更是难以为继。而东吴方面则倚重于水军作战，雨季水涨船高，

反而更有战斗力。当时的通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两军之间又远隔千里，即使用当时最便捷的通讯手段，所收到的军事情报也往往是对方半个月乃至更早以前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双

方在作战中的协同配合是无法实现的。更何况蜀、吴联军也没有一个能够统筹协调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在出战时机的把握和相互支援上无法形成最基本的默契。所谓联合出击、互为犄角、

相互支援，结果往往是这边战斗已经打响、那边军队还没有进发，这边战事已经结束、那边还没有与敌人接触，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轮番进攻的态势，虽然给曹魏带来了很大麻烦，但是从来没

有形成过强有力的钳制效应。而北方的魏军不仅地广兵多，而且在军事上是一“支”部队、“一个号令”，因此面对蜀、吴联军的轮番进攻，总是能够做到通过全军统筹、协同配合而各个击

破。如果单纯从军事实力对比上说，无论是诸葛亮、姜维还是东吴方面坚定主张北伐灭魏的诸葛恪，他们在某次征战中取得一些局部性的胜利是有可能的，他们却没有任何可能通过联合军事

行动而达到颠覆北方、完成统一的政治机会。但是，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北方帝国疆域阔大、兵众将多，整体实力更加强大，这是当时的基本事实。但是魏方也有魏方的难处，更有其不堪承受的自身问题。曹魏横跨北方九州，幅员辽阔也是辽阔带来的麻烦。魏军

不仅要防御分别来自蜀、吴两军的不断征伐，还时常要应对西凉、辽东方面的军事挑衅以及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袭扰，各种军事冲突不仅强度高而且点多、线长、面广，不堪其扰。从《

三国志》有关记载看，曹魏方面的军情常态往往是这边战火未息，那边烽烟再起。魏军高级将领和中央军队时常充当“机动灭火队”角色，大范围、长距离机动调遣，左支右绌，苦不堪言。

大将张郃在曹操时代本来司职西部战区，对付蜀军攻击。公元220年，曹魏西北方向发生少数民族叛乱，魏明帝晋升张郃为左将军并令他率军进入朔方平叛，226年张郃又被调到南方战区（荆

州）对付东吴，两年诸葛亮首出祁山，张郃又紧急赶回凉州御敌并在街亭大败马谡，当年8月份再度急返荆州，年底诸葛亮第二次北伐，魏明帝又命令他紧急赶往陈仓支援……
从荆州经洛阳到陈仓（今陕西宝鸡），目前的公路距离千余公里。而当时最快的行军速度，司马懿急行军8天行进1200汉里（约合400公里）诛灭孟达，每天平均行进大约50公里；诸葛亮的山

路行军记录是“朝发南郑，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折合成现在的里程每天行进不到20公里。照此推算，张郃率军从荆州到凉州前线需要一个多月。魏方中枢在西线和南线之间反复调兵，军

队时常要进行超远距离的跨区机动，说明他的防御战线过于漫长、占用的军事资源实在太大，以至于每逢战事，真正能够投入前线作战的兵力捉襟见肘。
魏军当时如此严重地依赖大将张郃，表明其真正能打硬仗的统帅级人物也少得可怜。后人看《三国演义》，时常痛感蜀汉方面在关羽、张飞等名将去世后将才凋落、后继无人。其实曹魏方面

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尤其是进入三国中期，曹操手下大将乐进、于禁、夏侯渊、夏侯惇、张辽、曹仁、曹真等纷纷去世（于禁是被俘），曹魏方面也一度出现了严重的将才荒。司马懿正

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得以机会并最后掌控局面。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特殊的政权文化，曹魏内部的各种叛乱从曹操时代开始便此起彼伏，到曹操去世后，曹魏皇帝为了避免形成新的隐患，对于同宗兄弟严加限制到近

乎囚禁，有效解除了来自宗室内部的夺权威胁，但是曹魏方面的问题总是摁住葫芦浮起来瓢，随着宗室重臣先后凋落，曹家的皇帝却得不到同宗兄弟的护卫，结果权力很快落入异姓领军人物司马懿的手里，从而引起新的混乱。高平陵事迹发生后，北方频繁出现高强度的军事叛乱。因此，魏方在镇压内部叛乱上也耗费了极大精力，虽然拥有四五十万的常备军力、看起来无比强大，但是由于内乱外忧、所面临的威胁太多，军事力量总是显得左支右绌。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曾经说过：“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说明当年诸葛亮北伐已经对魏军带来空前压力，单凭西北战区的地方防御武装根本无法抵御，中枢只好调动中央军队东西奔命、疲于应付。
《三国食货志》作者陶无珍的儿子陶世龙（学者、作家）在《<三国食货志>编余感言》中说：“编完先父《三国食货志》“户口”这一篇后，这才明白，不仅於此，当时北魏虽已占据中原，

幅员广大，但人口稀少，并不比西蜀强多少。”
应该说，蜀、吴联军轮番北伐，对于曹魏方面的打击是沉重的。魏臣杨阜曾经因此上奏魏明帝：“方今二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就是说，蜀汉和东吴

两方的联合攻击严重威胁到了帝国安危，导致十万军队在东西两条战线长途奔袭、疲惫不堪，关中和淮南边境几乎一天都没有消停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诸葛亮几次北伐征战中，曹魏

军队没有表现出任何强势，反而时常显得精疲力尽、被动应付。
因此从整体上看，三国鼎立的态势形成之后，蜀、吴联军与曹魏军队基本均势，联军没有取得什么决定性胜利，曹魏方面也没有占到大的便宜。当然，这是诸葛亮时代的整体态势。进入姜维时代，国际局势再次发生变化，一度朝着非常有利于蜀汉方面的方向演变。

据记载，蜀汉亡国时的全国兵力大致在十万人（王隐《蜀记》:“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东吴总兵力为二十三万人（《晋阳秋》记载东吴灭亡时“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双方总兵力为33万人。而北方的魏国据推测至少有兵力40万——有人预计在50万人以上。
这样看来，就军事力量而言曹魏方面不仅远远高于蜀汉，也明显强于东吴，甚至把蜀、吴双方的军力加起来也无法与魏军相比。
进一步说，蜀、吴双方尽管结盟，但是联军在协同配合上始终存在诸多问题，几乎从来没有形成过军事合力。
关于三国时期的演义故事多以蜀汉人物为主角。这样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三国鼎立之后一直是蜀汉方面的诸葛亮、姜维在矢志不移地率军北伐，东吴方面好像是在看热闹。其实，东吴方面虽然没有统一天下的宏大志向，但是他们出于江北战略纵深的考虑，也一直在接连不断地寻找机会攻打曹魏。东吴方面在赤壁战后先后对北方主动发动过二十多次军事进攻。
《三国志》对魏、蜀、吴三方人物分别记述，这样也容易让读者把蜀汉北伐和东吴伐魏割裂开来，看起来好像蜀汉北伐与东吴伐魏是双方的单独行为，各自为战，互不协同。实际上，无论是诸葛亮、姜维北伐还是东吴方面对北方发起军事行动，双方都按照盟约采取的联合行动，事先有约定、行动有计划、相互间协同，是盟军之间的统一行动，基本上像双方在盟约中约定的那样：“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应该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与蜀汉方面达成的结盟条约得到了双方忠实履行，两军此后不仅从未发生过任何军事冲突，而且在攻打曹魏过程中确实做到了相约而行、联合作战。只是联军方面受当时的通讯条件和天气、地势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在协同作战过程中存在大量各自都无法克服的实际困难。蜀汉方面以陆军为主，北伐需要穿越崇山峻岭，尤其是在道路湿滑的雨季，几乎无法行军，各种后勤运输补给更是难以为继。而东吴方面则倚重于水军作战，雨季水涨船高，反而更有战斗力。当时的通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两军之间又远隔千里，即使用当时最便捷的通讯手段，所收到的军事情报也往往是对方半个月乃至更早以前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方在作战中的协同配合是无法实现的。更何况蜀、吴联军也没有一个能够统筹协调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在出战时机的把握和相互支援上无法形成最基本的默契。所谓联合出击、互为犄角、相互支援，结果往往是这边战斗已经打响、那边军队还没有进发，这边战事已经结束、那边还没有与敌人接触，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轮番进攻的态势，虽然给曹魏带来了很大麻烦，但是从来没有形成过强有力的钳制效应。而北方的魏军不仅地广兵多，而且在军事上是一“支”部队、“一个号令”，因此面对蜀、吴联军的轮番进攻，总是能够做到通过全军统筹、协同配合而各个击破。如果单纯从军事实力对比上说，无论是诸葛亮、姜维还是东吴方面坚定主张北伐灭魏的诸葛恪，他们在某次征战中取得一些局部性的胜利是有可能的，他们却没有任何可能通过联合军事行动而达到颠覆北方、完成统一的政治机会。但是，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北方帝国疆域阔大、兵众将多，整体实力更加强大，这是当时的基本事实。但是魏方也有魏方的难处，更有其不堪承受的自身问题。曹魏横跨北方九州，幅员辽阔也是辽阔带来的麻烦。魏军不仅要防御分别来自蜀、吴两军的不断征伐，还时常要应对西凉、辽东方面的军事挑衅以及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袭扰，各种军事冲突不仅强度高而且点多、线长、面广，不堪其扰。从《三国志》有关记载看，曹魏方面的军情常态往往是这边战火未息，那边烽烟再起。魏军高级将领和中央军队时常充当“机动灭火队”角色，大范围、长距离机动调遣，左支右绌，苦不堪言。大将张郃在曹操时代本来司职西部战区，对付蜀军攻击。公元220年，曹魏西北方向发生少数民族叛乱，魏明帝晋升张郃为左将军并令他率军进入朔方平叛，226年张郃又被调到南方战区（荆州）对付东吴，两年诸葛亮首出祁山，张郃又紧急赶回凉州御敌并在街亭大败马谡，当年8月份再度急返荆州，年底诸葛亮第二次北伐，魏明帝又命令他紧急赶往陈仓支援……
从荆州经洛阳到陈仓（今陕西宝鸡），目前的公路距离千余公里。而当时最快的行军速度，司马懿急行军8天行进1200汉里（约合400公里）诛灭孟达，每天平均行进大约50公里；诸葛亮的山路行军记录是“朝发南郑，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折合成现在的里程每天行进不到20公里。照此推算，张郃率军从荆州到凉州前线需要一个多月。魏方中枢在西线和南线之间反复调兵，军队时常要进行超远距离的跨区机动，说明他的防御战线过于漫长、占用的军事资源实在太大，以至于每逢战事，真正能够投入前线作战的兵力捉襟见肘。
魏军当时如此严重地依赖大将张郃，表明其真正能打硬仗的统帅级人物也少得可怜。后人看《三国演义》，时常痛感蜀汉方面在关羽、张飞等名将去世后将才凋落、后继无人。其实曹魏方面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尤其是进入三国中期，曹操手下大将乐进、于禁、夏侯渊、夏侯惇、张辽、曹仁、曹真等纷纷去世（于禁是被俘），曹魏方面也一度出现了严重的将才荒。司马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得以机会并最后掌控局面。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特殊的政权文化，曹魏内部的各种叛乱从曹操时代开始便此起彼伏，到曹操去世后，曹魏皇帝为了避免形成新的隐患，对于同宗兄弟严加限制到近乎囚禁，有效解除了来自宗室内部的夺权威胁，但是曹魏方面的问题总是摁住葫芦浮起来瓢，随着宗室重臣先后凋落，曹家的皇帝却得不到同宗兄弟的护卫，结果权力很快落入异姓领军人物司马懿的手里，从而引起新的混乱。高平陵事迹发生后，北方频繁出现高强度的军事叛乱。因此，魏方在镇压内部叛乱上也耗费了极大精力，虽然拥有四五十万的常备军力、看起来无比强大，但是由于内乱外忧、所面临的威胁太多，军事力量总是显得左支右绌。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曾经说过：“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说明当年诸葛亮北伐已经对魏军带来空前压力，单凭西北战区的地方防御武装根本无法抵御，中枢只好调动中央军队东西奔命、疲于应付。
《三国食货志》作者陶无珍的儿子陶世龙（学者、作家）在《<三国食货志>编余感言》中说：“编完先父《三国食货志》“户口”这一篇后，这才明白，不仅於此，当时北魏虽已占据中原，幅员广大，但人口稀少，并不比西蜀强多少。”
应该说，蜀、吴联军轮番北伐，对于曹魏方面的打击是沉重的。魏臣杨阜曾经因此上奏魏明帝：“方今二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就是说，蜀汉和东吴两方的联合攻击严重威胁到了帝国安危，导致十万军队在东西两条战线长途奔袭、疲惫不堪，关中和淮南边境几乎一天都没有消停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诸葛亮几次北伐征战中，曹魏军队没有表现出任何强势，反而时常显得精疲力尽、被动应付。
因此从整体上看，三国鼎立的态势形成之后，蜀、吴联军与曹魏军队基本均势，联军没有取得什么决定性胜利，曹魏方面也没有占到大的便宜。当然，这是诸葛亮时代的整体态势。进入姜维时代，国际局势再次发生变化，一度朝着非常有利于蜀汉方面的方向演变。

因此从整体上看，三国鼎立的态势形成之后，蜀、吴联军与曹魏军队基本均势，联军没有取得什么决定性胜利，曹魏方面也没有占到大的便宜。这是诸葛亮时代的整体态势。到了姜维时代，国际局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尤其是在北方的魏国，高强度的军事叛乱接连发生，境内弥漫着血雨腥风，形势一度朝着非常有利于蜀汉方面的方向发展。公元257年，诸葛诞在寿春起兵时，军力动员达到十多万人，东吴方面先是派出文钦、唐咨、全端等率领步兵、骑兵三万救援诸葛诞。后来东吴权臣孙綝又亲自统兵数万前来解围。魏方的司马昭则调集二十多万兵力用于平叛，几乎是倾兵出动。
在诸葛诞叛乱的各方攻防过程中，应该说司马昭率领的魏方军队形势是非常危险的。按照《三国志》裴注引干宝《晋纪》记载，在司马昭重兵围困寿春城的时候，诸葛诞心中窃喜，因为当时正值雨季，每逢雨季，淮河就要涨水，一直淹到寿春城下。所以叛军看到敌人在城下扎营，认为一下雨便会不攻而自破。可是偏偏这一年是少有的大旱，几乎滴雨未下。而东吴援军又接连出现战术失误，一部分被因在城中，城外吴军连连遭挫。等到城破已是第二年的年初，本来不是下雨的时候。然而当天就下了一场暴雨，后来洪水猛涨，把城外魏军的大营全部淹没。（原文：“初，寿春每岁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筑围也，诞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败也。及大军之攻，亢旱逾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围垒皆毁。”）
在北方政权内部发生严重混乱、蜀汉方面终于等到“天下有变”的情况下，姜维率领蜀军接连发起数轮进攻，却只在部分征战中取得局部的战役性胜利，而始终没有取得重大战略突破。多数人分析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蜀汉国力弱小、政治腐败，再加上姜维连年征伐导致政权不堪重负、民生凋敝。
这里又涉及到了蜀汉的政治、经济与民生问题。后世多数人依据的是《三国志薛珝》里的有关记载：公元261年,东吴使节薛珝在访问蜀汉归来时对吴主孙休报告说：“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
应该说，吴使薛珝的这一报告基本符合蜀汉当时的实际情况。据记载，蜀汉侍中守尚书令董允死后，宦官黄皓与继任侍中陈祗“互为表里”，开始参与朝政。陈祗去世后，黄皓由于得到皇帝亲信而由黄门令而晋升为中常侍、奉车都尉。到公元261年薛珝使蜀时，宦官黄皓乱权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连重臣诸葛瞻（诸葛亮的儿子，时任卫将军、平尚书事）、樊建（辅国大将军、平尚书事）、董厥（尚书令）都无法铲除他的势力，诸葛瞻因此在阵亡之前发出慨叹：“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而反？”

因此，即使吴臣薛珝在出使蜀汉返回后写的报告真实反映了蜀汉政权基本情况，但这显然不是导致蜀军未能取得北伐胜利的关键原因。用现在的角度来看，蜀汉朝堂“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确实显得腐朽而了无生气。然而在当时的三国政治生态里加以比较，蜀汉方面的局面虽然已经不算清明但也绝不能说是糟糕透顶。因为在薛珝出使蜀汉的前一年（公元260年），北方刚刚发生成济弑君事件——司马昭的部下把皇帝都给杀了,已经远远不是政治腐朽的问题。这是曹魏方面的情况。东吴政治也好不到哪里，当时吴主孙休在位，但他也是于此前不久（公元258年）成功除掉权臣孙綝，这才结束长期的内讧与杀戮。但是吴主孙休过于宠信权臣濮阳兴和张布，致命东吴朝堂也是污烟彰气。
至于吴臣薛珝在报告里提到蜀汉方面“经其野，民皆菜色”，如果真实情形仅仅是这样，那么蜀汉的民生状况至少应该是不错的。我们不能拿现在的情况与当时比较，而应当对比当时的情况。由于缺乏基本的统计数据，评估三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民生状况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就现有的史料信息推断，蜀汉中后期的民生状况相比诸葛亮北伐时期要好一些，因为期间曾经有二十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经济生产应该得以全面恢复。如果与东吴和魏国相比，可以说蜀汉的民生状况是最好的，至少不比魏、吴两要更差。公元258年，吴主孙休下诏：“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这样说来，东吴方面有五口男丁的官吏家庭，竟然常有三人在外服役，而且还要照样缴纳限米，这连皇帝都感到过于苛重，因而下诏削减一人服役。官吏家庭尚且负担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那么普通民众的情况肯定会更糟。孙吴政权加到军民身上的苛重的徭役和赋税负担，更使广大军民喘不过气来，于是“父子相弃，叛者成行”。曹魏方面由于内外冲突不断，经济生产始终没有恢复，民生社会问题肯定比蜀、吴两方更要严重得多。
那么，现在回到前文提出的命题：

薛珝在报告里提到的“民皆菜色”应该也是实情——中国古代从来没有系统性地解决过民众温饱问题，即使在西汉文景之治期间，史料也时常出现“民有饥色”、“民多乏食”的记载。到东汉晚期至三国，由于低温粮食减产以及连年战乱，由此造成的局面已经远不止是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而是大规模的民众流亡与死难。据史料记载，两汉时常保持户1000多万、人口5000万，而到了三国时期，全国只有户百余万、口六七百万，户数、人口分别只相当于两汉时期的十分之一、七分之一。当时的情形，正如曹操在诗里写的那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因此，即使吴臣薛珝在出使蜀汉返回后写的报告真实反映了蜀汉政权基本情况，但这显然不是导致蜀军未能取得北伐胜利的关键原因。用现在的角度来看，蜀汉朝堂“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确实显得腐朽而了无生气。然而在当时的三国政治生态里加以比较，蜀汉方面的局面虽然已经不算清明但也绝不能说是糟糕透顶。因为在薛珝出使蜀汉的前一年（公元260年），北方刚刚发生成济弑君事件——司马昭的部下把皇帝都给杀了,已经远远不是政治腐朽的问题。这是曹魏方面的情况。东吴政治也好不到哪里，当时吴主孙休在位，但他也是于此前不久（公元258年）成功除掉权臣孙綝，这才结束长期的内讧与杀戮。但是吴主孙休过于宠信权臣濮阳兴和张布，致命东吴朝堂也是污烟彰气。
至于吴臣薛珝在报告里提到蜀汉方面“经其野，民皆菜色”，如果真实情形仅仅是这样，那么蜀汉的民生状况至少应该是不错的。我们不能拿现在的情况与当时比较，而应当对比当时的情况。由于缺乏基本的统计数据，评估三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民生状况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就现有的史料信息推断，蜀汉中后期的民生状况相比诸葛亮北伐时期要好一些，因为期间曾经有二十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经济生产应该得以全面恢复。如果与东吴和魏国相比，可以说蜀汉的民生状况是最好的，至少不比魏、吴两要更差。公元258年，吴主孙休下诏：“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这样说来，东吴方面有五口男丁的官吏家庭，竟然常有三人在外服役，而且还要照样缴纳限米，这连皇帝都感到过于苛重，因而下诏削减一人服役。官吏家庭尚且负担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那么普通民众的情况肯定会更糟。孙吴政权加到军民身上的苛重的徭役和赋税负担，更使广大军民喘不过气来，于是“父子相弃，叛者成行”。曹魏方面由于内外冲突不断，经济生产始终没有恢复，民生社会问题肯定比蜀、吴两方更要严重得多。
那么，现在回到前文提出的命题：

后主刘禅

蜀汉后主刘禅是“去演义化”难度最高、最难以还的人物。后主的小名阿斗是东方文化里的专用名词，特指那种昏聩愚蠢、不可救药的人，所谓“扶不起来的阿斗”。
诸葛亮去世的时候，后主刘禅已经年近三十，但是仍然没有任何当家理政的政治经验，更没有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心理准备。他在登极之前曾经有过短暂的代理国政经历。当时先主刘备在白帝城病重，丞相诸葛亮前去探视。离开成都时只能委托太子处理军政事务。在这一短暂时期，发生了汉嘉太守黄元叛乱事件。当时蜀军刚刚经过夷陵战败，成都后防空虚，叛军一度逼迫都城。摄政太子按照治中从事杨洪的建议，命令将军陈曶、郑绰带领太子卫队前去平叛，结果很快击败叛军，生擒了黄元。
诸葛亮去世得过于突然，他生前具有某种“过劳死”的症状，长期操劳、废寝忘食而营养不良，导致某些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他本人也决没有料到会走得如此突然。否则，依他那种谨慎周密的做事风格，决不会把数万将士置于两军交战的前沿阵地而他作为主帅撒手人寰。
后主得知丞相病重，即委派尚书仆射（尚书令的副职）李福代表朝廷前去探慰。朝廷方面显然没有料到丞相的病情恶化得如此之快，因此在李福临行前并未授权让他咨询后事。李福在返归途中考虑到了这一情况，于是又紧急折返回蜀军前线。诸葛亮这时候还算清醒，他说我知道你回来的意图。在我百年之后，可以让蒋琬接替我的位置，蒋琬之后可让费祎接手。
李福追问费祎之后怎么办，《资治通鉴》用了三个字：“亮不答。”
诸葛亮对于他所指定的接班人蒋琬的培养历练其实也没有到位。诸葛亮去世时，蒋琬的职务是留府长史、抚军将军，他长期留守成都，代表丞相处理一应政务，同时负责兵员征动和军需物资的后方保障。在他的周密统筹调度之下，蜀军北伐期间，后方总是能够源源不断把兵员、物资送达前线，因此深得丞相器重。但是蒋琬当时的职务只是“留府长史、抚军将军”，品秩还相对较低，资历、经验、声望等各方面条件都还不够成熟，临危受命得有些为时过早。
后主基本尊重了诸葛亮生前安排，把权力交给蒋琬并明确费祎作为后备人选。但他同时决定不再设置丞相职务，事实上取消了“外朝”的行政班子，而改以“内朝”官员大将军、尚书令等统领军政事务。
后主对于蒋琬的职务任命也是煞费苦心，别有深意。由于蒋琬当时的品秩相对较低，他先是被任命为尚书令。尚书令的品秩不高，但是作为尚书台的一把手，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位置很重也很关键。这等于是后主先把政务大权交给蒋琬，同时也自然取消了丞相府等外朝班子。过了一段时间，后主加封蒋琬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赋予他有限的军权，并兼任益州剌史。到公元235年4月份，在诸葛亮去世8个月后，后主正式升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基本上相当于蜀汉政权的三军统帅兼首席行政长官。蒋琬至此位极人臣，登上蜀臣权力的最高峰。蒋琬此前担任的尚书令则由后军师费祎接替，这也基本上明确了费祎作为蜀汉政权未来接班人的地位。
整体上看，后主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表现成熟沉稳，各项举措扎实稳健，应该说在蜀汉政权的擎天巨柱轰然坍塌之后，年轻的后主经受住了考验，切实稳定住了局面。从他对蒋琬、费祎和军方将领吴懿（车骑将军、汉中都督）、邓芝（前将军）、向朗（左将军）、辅匡（右将军）、吴班（后将军）等文武重臣的职务任命上看，后主在政权内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与汉献帝刘协和曹魏后期的几个小皇帝不一样，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傀儡。
在三国乱世，皇帝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图任命官员，是衡量其有没有政治权威的重要标志。所有的政治和军事资源无不是通过人事任命完成权力布局。中国历史从东汉晚期到魏晋，期间只有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晋武帝司马炎等少数几位皇帝真正具有实际权力，其他皇帝都是操纵在权臣手里，皇帝不听话随时都有可能被废黜，更无从谈起要员的任命。因此，从董卓到曹操、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兄弟基本上是“强者自命”，他们自己想作什么官职就自封什么官职，想怎么任命自己的属下也可以随心所欲，在这个过程中只是需要给皇帝打个招呼、履行一个任命手续，所谓的“表”，也无非是假借皇帝之名、虚走个形式上而已，实际权力运作与皇帝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中枢的情况。
对于各地诸侯而言，因为天子被挟持在权臣手里，其他军事集团根本无法插手中枢事务，于是决策重大事务时便隔空喊话，实际上自行其事。像赤壁战后刘备“表”公子刘琦为荆州刺史；刘备入川后又与刘璋相互推举：“璋推先主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从政治程序上理解，“表”的意思就是奏请皇帝，“推”就是向皇帝推举。但当时皇帝被控制在曹操手里，刘备事实上是无法奏请皇帝的，他的奏折即使能够呈送到皇帝案前，也是断然不能予以认可的。所以各地诸侯只能隔空喊话，名义上是向皇帝表奏、举荐，其实皇帝知道不知道、恩准不恩准都无所谓。皇帝知道不知道、恩准不恩准，事情都就这么定了。
东吴方面的情况要好一些，吴主孙权生前始终统揽军政大权。但是两宫之乱对于东吴政治的伤害太大，等到孙权去世后局面就发生了变化。先是由于继任者孙亮年龄太小，还没有独立处理国政的能 力，孙权临终前不得不把军政大事全权托付于辅政大臣诸葛恪，所谓“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恪独揽东吴大权出于前皇帝的授命、有其政治合法性。但是在诸葛恪被除掉之后，东吴政治迅速走上异化之路，孙峻、孙綝先后专权，到孙綝专权期间甚至出现了皇帝孙亮被废事件。
后人之所以把蜀汉后主刘禅解读成为一个软弱无力的傀儡皇帝是有原因的。因为这符合三国时代的政治逻辑，从曹魏后期到东吴，情况大致都是如此。但是蜀汉方面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有史料表明即使在诸葛亮时代，后主在蜀汉朝堂就具有相应的政治权威。对于后主作出的决定，诸葛亮也能够予以绝对尊重。一个极其典型的例证是在公元231年，诸葛亮起兵发动第四次北伐，这一仗开始打得很顺手，诸葛亮以木牛运粮，包围祁山，又招揽鲜卑人轲比能、轲比能等起兵呼应。当时曹魏方面的军事统帅曹真病重，魏明帝曹睿只好授命司马懿进入西线御敌，司马懿与诸葛亮首次正面交锋，蜀军大将魏延、高翔、吴班分三路出击大败魏军，斩获“甲首三千”（有人理解蜀军仅斩获魏方各级军官的首级就有三千），并获得大批战利品（玄铠五千、角弩三千多），后又斩杀曹魏上将张郃。这是诸葛亮历次北伐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后来由于连降大雨，李严担心无法完成军粮督运任务，便让人假传旨意诏令诸葛亮退兵。按理说当时蜀军在前线取得大胜，军中士气大振，本来不应该是退兵的时候。但诸葛亮接到“圣旨”后二话没说，很快把军队撤退回汉中。
诸葛亮去世后，前线蜀军一度发生了内讧。但由于后主具有相应的权威感召，军中混乱始终被控制在有限的较低范围。两支分裂的蜀军不是四下溃散，而是争先恐后地朝着大后方撤离，而且他们在撤退途中轮番上书后主，指责对方反叛，所谓“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邀交至”，表明双方将领对于朝廷的拥戴是一致的，后主对于军方争端具有无可争议的最高裁决权。正是因为这样，由魏延率领的先锋部队得知错在魏延后一哄而散，最后只剩下魏延和他的儿子。魏延后被马岱斩杀。
后主刘禅给后人留下昏聩愚蠢、不可救药的形象，除了演义小说的歪曲丑化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后人对蜀汉政权架构的误解。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皇帝出场往往会唱道：“为王驾坐在金殿，文臣武将列两班……”给人的印象是皇帝每天都要上朝，亲自主持朝政，处理各种军政事务。
实际上，皇帝每天坚持上朝，亲自处理国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事情。而在秦汉时期尤其是在西汉中期之前，国家的基本权力设置是皇权与相权是相对分开。中国古代的皇帝，从法理上被誉为是天下万物之主宰，其权力无所不包、囊括一切，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从本部到外藩，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的，皇帝对于一应事务都有至高无上的裁决权。但是在具体的运作层面，因为天下事务实在太多，包罗万象、繁若烟海，皇帝一个人根本没法管、也管不过来。因此最初的权力设置是，皇帝在一般情况下只负责重大事务决策，而把大量具体而实际的权力交给以丞相为首的政务班子。皇帝的实际责任是每隔一定时间召开天子朝会，听取由丞相领衔的工作汇报，并对重大事务作出决断。天子朝会，有记载是“五日一朝”。而日常性的政务工作一般则在相府举行，由丞相主持并负责处理具体政务，所谓的百官朝会。按照大史家钱穆的说法：“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
根据《三国志》及其注引信息推断，蜀汉的权力架构设置在很大程度了沿袭了西汉前期的丞相（后期为大将军）负责制，即使在先主刘备时代，刘备本人也只负责重大决策、掌握军权并统军进行军事拓展，其他政务工作则完全由丞相、录尚书事诸葛亮全面负责打理。《三国志》没有直接交代诸葛亮的实际权限范围，但是按照《三国志》里的有关记载，位于丞相之下的蜀汉尚书令，其实际权力就非常之大，甚至大到连皇帝都要让他几分。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后立刘禅为太子。尚书令刘巴便提出让来敏担任太子家令。太子家令大致相当于太子府的主管，由于太子的特殊身份，太子家令是个敏感而关键的职位。而刘巴提名的这个来敏则是先主很反感的人物，在政治上很不可靠。按理说皇帝决无可能把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放在太子身边。但是尚书令刘巴既然作出这一提议，先主心里不痛快也只好勉强接受。此事见于《诸葛亮文集》：“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群，先帝以新定之际，故遂含容，无所礼用。后刘子初选以为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
刘巴的尚书令一职，大致相当于皇帝的政务秘书长，属皇帝方面的“内朝”官员。诸葛亮当时作为丞相（“外朝”的行政首长）同时具有录尚书事的权力，“录尚书事”就是对尚书令的决策、政令进行批示。这样一来，尚书令事实上具有常务副丞相的责权。刘巴担任尚书令后，还作出另外一个决定，把尚书杨仪赶出尚书台。杨仪是先主刘备非常器重的人物。杨仪担任尚书是先主自封汉中王后亲自提拔任命的。但是于尚书令刘巴不喜欢杨仪，先主也爱莫能助，只好另外任命杨仪遥领弘农太守。“弘农”是一个地名，当时处于曹魏控制范围，弘农太守只是“遥领”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刘备时代的蜀汉尚书令尚且具有如此大的权力，诸葛亮身为丞相、录尚书事，后来又“领司隶校尉”，其所拥有的权力自然不言而喻。这样看来，在后主即位之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政治局面符合蜀汉的政权法统和政治逻辑，而无关乎后主本人的智商才情和施政能力，更不像后人理解的那样，诸葛亮的权力受命于先主，后主既改变不了也无力驾驶当时的政治局面。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诸葛亮身后的几位执政者像蒋琬、费祎等皆是由后主一手提拔、独立任命，按理说在诸葛亮去世后局面应该有所改观。但实际情况是在蒋琬、费祎执政期间，后主在处理“庆赏刑威”等诸多事务时仍然不远千里地首先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推行实施，《三国志》对此记载是：“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其情形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局面几乎没有大的差异。
但是仔细分析《三国志》里关于蒋琬、费祎、姜维和马忠等人的记载，至少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后主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凡事甩手不管，可是每逢重大事务，他的影子却几乎随处可见。而对于皇帝的决定，从蒋琬、费祎到姜维都能予以绝对尊重。
蜀汉首任大将军蒋琬一度改变诸葛亮时代的军事攻伐线路，变过去的北伐为东征。蒋琬的这个东征计划事实上遭到了后主否决。蒋琬因此迅速停止相应的军事部署，并及时上表后主，由姜维镇守陇西而重新回到诸葛北伐的传统线路。公元244年，北方的曹魏执政者曹爽带领重兵南下攻打蜀汉，魏、蜀双方此后暴发兴势之战。后主刘禅在大战前夕作出了一个具有高难度的政治安排。他一面派遣新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北上御敌，同时又把镇守南中的镇南大将军马忠召回成都并赋予他“平尚书事”的权力，“平尚书事”与“录尚书事”的职权基本一样，都是对尚书令的决定、安排进行批示，就是在费祎外出打仗期间，让马忠代行大将军费祎“录尚书事”的职权，回到成都处理朝廷政务。这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打破政治常规、高难度的人事布局，因为马忠当时身为镇南大将军、庲降都督，还只是一个地方大员。后主在战时把一位地方大员临时攫升至都城、处理中央政务，其政治难度在于战争结束之后，最高决策者将很难再作进一步的安排。因为在东方的政治语境里，把一位地方官员攫升至中央相对容易，但如果把他再由中央高位而委任至地方则具有极高的政治难度。然而这在蜀汉却不是什么问题。
据《三国志》记载：“祎还，忠乃归南。”也就是说在大将军费祎取得前线军事胜利回到都城后，马忠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条件，而是迅速交出权力然后又重新回到南中执行镇守任务。这一细节，体现了蜀汉重臣公忠体国、不计个人政治得失的团队风格，也充分显示了后主对于复杂局面的驾驶能力。
兴势大捷后，蒋琬坚持把益州刺史的职位让给费祎，又过了一年蒋琬去世，费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的身份全面接管蜀汉最高权力。但是史书记载到了公元247年，姜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这么看似不经意的短短一句话，实则蕴含着极其复杂的权力分配和制衡色彩，其主导者无疑仍然是后主。到了姜维时代，后主所宠爱的宦官黄皓在朝堂上枝附叶连、尾大不掉。姜维因此憎恶黄皓，并启奏后主试图除掉他。后主只是淡淡解释一句话：“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起来轻描淡写，实则含沙射影：他黄皓只不过是个无耻小人罢了（妨害不了什么大事），当年董允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是董允能够容得下他），我也时常痛恨于他（我也没有和他一般见识），你姜维怎么心胸这般狭窄、连这种小人也要和他计较？
简短的一句话让姜维“惧于失言，逊辞而出”。如果联想到姜维当时手握重兵的事实，蜀汉后主在朝堂内外的威权由此即可昭然若见。至于后主刘禅在蜀汉覆灭后的那句后来成为千古笑柄的名言：“此处乐，不思蜀”，多数人从后主所承载的伟大理想和政治使命分析，认为他厚颜无耻、没心没肺。也有人认为后主这样说是为了明哲保身。只有对蜀汉中后期的政治生态、发展演变和舆论环境梳理清楚，可能会有人完全明白，他刘禅只不过发自肺腑地说了一句真心话而已。

第四章 蜀汉后主刘禅

蜀汉后主刘禅是“去演义化”难度最高、最难以还的人物。后主的小名阿斗是东方文化里的专用名词，特指那种昏聩愚蠢、不可救药的人，所谓“扶不起来的阿斗”。
诸葛亮去世的时候，后主刘禅已经年近三十，但是仍然没有任何当家理政的政治经验，更没有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心理准备。他在登极之前曾经有过短暂的代理国政经历。当时先主刘备在白帝城病重，丞相诸葛亮前去探视。离开成都时只能委托太子处理军政事务。在这一短暂时期，发生了汉嘉太守黄元叛乱事件。当时蜀军刚刚经过夷陵战败，成都后防空虚，叛军一度逼迫都城。摄政太子按照治中从事杨洪的建议，命令将军陈曶、郑绰带领太子卫队前去平叛，结果很快击败叛军，生擒了黄元。
诸葛亮去世得过于突然，他生前具有某种“过劳死”的症状，长期操劳、废寝忘食而营养不良，导致某些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他本人也决没有料到会走得如此突然。否则，依他那种谨慎周密的做事风格，决不会把数万将士置于两军交战的前沿阵地而他作为主帅撒手人寰。
后主得知丞相病重，即委派尚书仆射（尚书令的副职）李福代表朝廷前去探慰。朝廷方面显然没有料到丞相的病情恶化得如此之快，因此在李福临行前并未授权让他咨询后事。李福在返归途中考虑到了这一情况，于是又紧急折返回蜀军前线。诸葛亮这时候还算清醒，他说我知道你回来的意图。在我百年之后，可以让蒋琬接替我的位置，蒋琬之后可让费祎接手。
李福追问费祎之后怎么办，《资治通鉴》用了三个字：“亮不答。”

诸葛亮对于他所指定的接班人蒋琬的培养历练其实也没有到位。诸葛亮去世时，蒋琬的职务是留府长史、抚军将军，他长期留守成都，代表丞相处理一应政务，同时负责兵员征动和军需物资的后方保障。在他的周密统筹调度之下，蜀军北伐期间，后方总是能够源源不断把兵员、物资送达前线，因此深得丞相器重。但是蒋琬当时的职务只是“留府长史、抚军将军”，品秩还相对较低，资历、经验、声望等各方面条件都还不够成熟，临危受命得有些为时过早。
后主基本尊重了诸葛亮生前安排，把权力交给蒋琬并明确费祎作为后备人选。但他同时决定不再设置丞相职务，事实上取消了“外朝”的行政班子，而改以“内朝”官员大将军、尚书令等统领军政事务。
后主对于蒋琬的职务任命也是煞费苦心，别有深意。由于蒋琬当时的品秩相对较低，他先是被任命为尚书令。尚书令的品秩不高，但是作为尚书台的一把手，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位置很重也很关键。这等于是后主先把政务大权交给蒋琬，同时也自然取消了丞相府等外朝班子。过了一段时间，后主加封蒋琬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赋予他有限的军权，并兼任益州剌史。到公元235年4月份，在诸葛亮去世8个月后，后主正式升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基本上相当于蜀汉政权的三军统帅兼首席行政长官。蒋琬至此位极人臣，登上蜀臣权力的最高峰。蒋琬此前担任的尚书令则由后军师费祎接替，这也基本上明确了费祎作为蜀汉政权未来接班人的地位。
整体上看，后主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表现成熟沉稳，各项举措扎实稳健，应该说在蜀汉政权的擎天巨柱轰然坍塌之后，年轻的后主经受住了考验，切实稳定住了局面。从他对蒋琬、费祎和军方将领吴懿（车骑将军、汉中都督）、邓芝（前将军）、向朗（左将军）、辅匡（右将军）、吴班（后将军）等文武重臣的职务任命上看，后主在政权内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与汉献帝刘协和曹魏后期的几个小皇帝不一样，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傀儡。
在三国乱世，皇帝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图任命官员，是衡量其有没有政治权威的重要标志。所有的政治和军事资源无不是通过人事任命完成权力布局。中国历史从东汉晚期到魏晋，期间只有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晋武帝司马炎等少数几位皇帝真正具有实际权力，其他皇帝都是操纵在权臣手里，皇帝不听话随时都有可能被废黜，更无从谈起要员的任命。因此，从董卓到曹操、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兄弟基本上是“强者自命”，他们自己想作什么官职就自封什么官职，想怎么任命自己的属下也可以随心所欲，在这个过程中只是需要给皇帝打个招呼、履行一个任命手续，所谓的“表”，也无非是假借皇帝之名、虚走个形式上而已，实际权力运作与皇帝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中枢的情况。
对于各地诸侯而言，因为天子被挟持在权臣手里，其他军事集团根本无法插手中枢事务，于是决策重大事务时便隔空喊话，实际上自行其事。像赤壁战后刘备“表”公子刘琦为荆州刺史；刘备入川后又与刘璋相互推举：“璋推先主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从政治程序上理解，“表”的意思就是奏请皇帝，“推”就是向皇帝推举。但当时皇帝被控制在曹操手里，刘备事实上是无法奏请皇帝的，他的奏折即使能够呈送到皇帝案前，也是断然不能予以认可的。所以各地诸侯只能隔空喊话，名义上是向皇帝表奏、举荐，其实皇帝知道不知道、恩准不恩准都无所谓。皇帝知道不知道、恩准不恩准，事情都就这么定了。
东吴方面的情况要好一些，吴主孙权生前始终统揽军政大权。但是两宫之乱对于东吴政治的伤害太大，等到孙权去世后局面就发生了变化。先是由于继任者孙亮年龄太小，还没有独立处理国政的能 力，孙权临终前不得不把军政大事全权托付于辅政大臣诸葛恪，所谓“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恪独揽东吴大权出于前皇帝的授命、有其政治合法性。但是在诸葛恪被除掉之后，东吴政治迅速走上异化之路，孙峻、孙綝先后专权，到孙綝专权期间甚至出现了皇帝孙亮被废事件。
后人之所以把蜀汉后主刘禅解读成为一个软弱无力的傀儡皇帝是有原因的。因为这符合三国时代的政治逻辑，从曹魏后期到东吴，情况大致都是如此。但是蜀汉方面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有史料表明即使在诸葛亮时代，后主在蜀汉朝堂就具有相应的政治权威。对于后主作出的决定，诸葛亮也能够予以绝对尊重。一个极其典型的例证是在公元231年，诸葛亮起兵发动第四次北伐，这一仗开始打得很顺手，诸葛亮以木牛运粮，包围祁山，又招揽鲜卑人轲比能、轲比能等起兵呼应。当时曹魏方面的军事统帅曹真病重，魏明帝曹睿只好授命司马懿进入西线御敌，司马懿与诸葛亮首次正面交锋，蜀军大将魏延、高翔、吴班分三路出击大败魏军，斩获“甲首三千”（有人理解蜀军仅斩获魏方各级军官的首级就有三千），并获得大批战利品（玄铠五千、角弩三千多），后又斩杀曹魏上将张郃。这是诸葛亮历次北伐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后来由于连降大雨，李严担心无法完成军粮督运任务，便让人假传旨意诏令诸葛亮退兵。按理说当时蜀军在前线取得大胜，军中士气大振，本来不应该是退兵的时候。但诸葛亮接到“圣旨”后二话没说，很快把军队撤退回汉中。
诸葛亮去世后，前线蜀军一度发生了内讧。但由于后主具有相应的权威感召，军中混乱始终被控制在有限的较低范围。两支分裂的蜀军不是四下溃散，而是争先恐后地朝着大后方撤离，而且轮番上书后主，指责对方反叛，所谓“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邀交至”，表明后主对于军方争端具有无可争议的最高裁决权。正是因为这样，先锋将士得知错在魏延后一哄而散，最后只剩下魏延和他的儿子，魏延后被马岱斩杀。
后主刘禅给后人留下昏聩愚蠢、不可救药的形象，除了演义小说的歪曲丑化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后人对蜀汉政权架构的误解。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皇帝出场往往会唱道：“为王驾坐在金殿，文臣武将列两班……”给人的印象是皇帝每天都要上朝，亲自主持朝政，处理各种军政事务。
实际上，皇帝每天坚持上朝，亲自处理国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事情。在秦汉时期尤其是在西汉中期之前，国家的基本权力设置是皇权与相权是相对分开。中国古代的皇帝，从法理上被誉为是天下万物之主宰，其权力无所不包、囊括一切，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从本部到外藩，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的，皇帝对于一应事务都有至高无上的裁决权。但是在具体的运作层面，因为天下事务实在太多，包罗万象、繁若烟海，皇帝一个人根本没法管、也管不过来。因此最初的权力设置是，皇帝在一般情况下只负责重大事务决策，而把大量具体而实际的权力交给以丞相为首的政务班子。皇帝的实际责任是每隔一定时间召开天子朝会，听取由丞相领衔的工作汇报，并对重大事务作出决断。天子朝会，有记载是“五日一朝”。而日常性的政务工作一般则在相府举行，由丞相主持并负责处理具体政务，所谓的百官朝会。按照大史家钱穆的说法：“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
根据《三国志》及其注引信息推断，蜀汉的权力架构设置在很大程度了沿袭了西汉前期的丞相（后期为大将军）负责制，即使在先主刘备时代，刘备本人也只负责重大决策、掌握军权并统军进行军事拓展，其他政务工作则完全由丞相、录尚书事诸葛亮全面负责打理。《三国志》没有直接交代诸葛亮的实际权限范围，但是按照《三国志》里的有关记载，位于丞相之下的蜀汉尚书令，其实际权力就非常之大，甚至大到连皇帝都要让他几分。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后立刘禅为太子。尚书令刘巴便提出让来敏担任太子家令。太子家令大致相当于太子府的主管，由于太子的特殊身份，太子家令是个敏感而关键的职位。而刘巴提名的这个来敏则是先主很反感的人物，在政治上很不可靠。按理说皇帝决无可能把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放在太子身边。但是尚书令刘巴既然作出这一提议，先主心里不痛快也只好勉强接受。此事见于《诸葛亮文集》：“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群，先帝以新定之际，故遂含容，无所礼用。后刘子初选以为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
刘巴的尚书令一职，大致相当于皇帝的政务秘书长，属皇帝方面的“内朝”官员。诸葛亮当时作为丞相（“外朝”的行政首长）同时具有录尚书事的权力，“录尚书事”就是对尚书令的决策、政令进行批示。这样一来，尚书令事实上具有常务副丞相的责权。刘巴担任尚书令后，还作出另外一个决定，把尚书杨仪赶出尚书台。杨仪是先主刘备非常器重的人物。杨仪担任尚书是先主自封汉中王后亲自提拔任命的。但是于尚书令刘巴不喜欢杨仪，先主也爱莫能助，只好另外任命杨仪遥领弘农太守。“弘农”是一个地名，当时处于曹魏控制范围，弘农太守只是“遥领”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刘备时代的蜀汉尚书令尚且具有如此大的权力，诸葛亮身为丞相、录尚书事，后来又“领司隶校尉”，其所拥有的权力自然不言而喻。这样看来，在后主即位之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政治局面符合蜀汉的政权法统和政治逻辑，而无关乎后主本人的智商才情和施政能力，更不像后人理解的那样，诸葛亮的权力受命于先主，后主既改变不了也无力驾驶当时的政治局面。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诸葛亮身后的几位执政者像蒋琬、费祎等皆是由后主一手提拔、独立任命，按理说在诸葛亮去世后局面应该有所改观。但实际情况是在蒋琬、费祎执政期间，后主在处理“庆赏刑威”等诸多事务时仍然不远千里地首先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推行实施，《三国志》对此记载是：“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其情形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局面几乎没有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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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诸葛亮执掌政权的蜀汉首任大将军蒋琬大气老成，胸怀豁达，很快成为稳定益州局面的支柱型人物。史书记载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政权前景未知，巴蜀上下惊慌失措。蒋琬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破格提拔、临危受命而没有任何惊喜，更没有因为肩负重任而表露出惶恐之色，而是像平时一样若无其事、镇定自然，给所有人以自信、坚毅的力量。朝廷上下因此很快恢复正常状态，蒋琬本人也逐步赢得大家的信任与赞服（《三国志》：“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

蒋琬取得最高执政权力之后，在后方成都驻扎了三年，主要是稳定局面、恢复生产，同时密切关注着北方的局势。到了公元238年，他们获知曹魏方面的司马懿受命出兵讨伐辽东，感觉迎来出兵时机。于是后主诏令蒋琬率军进驻汉中，并与东吴方面进一步加强联络，伺机联合北伐。
后主在诏令蒋琬出征的同时，又再次给予晋升，加封蒋琬为大司马并给予开府权力。“大司马”在西汉大致相当于“兵马大元帅”，但是到了东汉以后实际权力大幅缩水，只是一个高级别的虚职。蜀汉政权在诸葛亮去世后实际实行的是“内朝官员”大将军负责制（录尚书事），蒋琬当时作为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其品秩、职权已经位极人臣。后主再次加封他为大司马，只是在名分上有所提升而已。但后主准许蒋琬开府，却是蜀汉吏制中极端特殊的权力。开府就是官员开设自己的府衙，成立相应的幕僚班子，形成相对独立的权力运行体系，拥有更大、更加独立的自主权。诸葛亮是在先主刘备去世之后才拥有开府权力，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曾谋求过开府，但是始终未获后主和诸葛亮同意。蒋琬之后的费祎也获得过开府权力，他是在接任大将军九年之后才获准开府，开府不久便遇刺身亡。这样，蜀汉政权历时43年，拥有开府权力的官员只有这三位。姜维作为蜀汉政权的最后一位执政者则始终没有获得开府权力。
蒋琬进驻汉中之后尚未出兵，司马懿已经在辽东战场取得全面胜利。蒋琬此后便一直驻守在汉中前线，像前丞相诸葛亮一样。蜀汉政权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生态，建国后一直实行“双中心制”，其政治中心在成都——蜀汉号称接续两汉而拥有整个天下，则其都城应该是在西安或者洛阳，但当时西安、洛阳均为曹魏所占，皇帝及其幕僚班子只好把成都作为临时治所，并因此多次发动大举北伐，谋求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理想。出于这一政治需要，其军事统帅和蜀军主力并不驻扎于都城而是位于汉中——蒋琬执政后期一度将蜀军主力迁至涪城，费祎接任后又迁回汉中，但不久又迁驻汉寿，姜维执政的最后一年，蜀军主力则位于偏远的沓中。蜀汉的军事重心前突，既是出于军事防务的实际需要，也是蜀汉政权忠实履行“武嗣二祖、龚行天罚”立国纲领的政治姿态。从诸葛亮到琬琬、费祎、姜维，四任首席执政官长年驻扎军事前线，昭示着蜀汉政权时刻保持出兵北伐、随时应对强敌入侵的军事军事战备状态。
2
蒋琬在汉中前后驻扎六年。期间他曾试图改变前丞相诸葛亮的征伐线路。诸葛丞相生前先后发动六次北伐，以关中和凉州为主攻方面。但是由于北部山高水阻，交通极为不便，以至于历次北伐总是在后勤军需物资的运输环节出现问题。蒋琬据此提出北伐不如东征，即从汉中出发沿汉水、沔水向东袭击曹魏政权的魏兴、上庸等东三郡。
蒋琬的东征战略其实不算新概念。公元219年刘备在攻占汉中后，便派遣镇守宜都的孟达北上占领房陵，又让刘封顺着沔水东进，最终取得了房陵、上庸和新城。但随后由于孟达降魏并带兵攻打刘封，东三郡很快又被曹操所控制。公元227年诸葛亮北伐前夕，负责镇守东三郡的主将曾孟达有意回归蜀汉，但由于提前泄密而遭到司马懿带兵讨伐，蜀汉因此失去了重新获得东三郡的机会。
蒋琬为了执行东征计划，在汉中前线作了大量的军事准备。但是这个攻魏战略并没有被后主接受。皇帝大概认为这个东征计划过于冒险，如果出现军情失利，逆流撤军是个难题。当年先主刘备顺江而下讨伐东吴，在战败后逆流而返，在撤退途中险遭灭顶之灾。朝廷方面鉴于这一教训而对蒋琬的东征计划提出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后主作出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安排。公元242年，他把镇守南中的庲降都督马忠召回成都，升任他为镇南大将军，并命他前往汉中宣旨。紧接着又遣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等前往汉中宣旨。
后主密集指派军政大员前往汉中宣旨，被认为是意在论证蜀军的征伐战略。负责镇守南中的镇南大将军、庲降都督马忠这次回朝，在后方一驻便是三年（公元244年暴发兴势大战时后主赋予他“平尚书事”的权力，留他在成都临时代理国政，费祎在大战之后回到成都，马忠这才返回南中），这更是一个罕见的政治信号。有人认为皇帝在否决大司马东征战略之前，从南中召回马忠意在预防前线军中生变。史书对此没有作任何交待，但联系到当时天下纷乱的政治环境，这一推测应该具有合理性。在马忠回朝期间，负责主持南中事务的是杨戏，史书记载蒋琬于公元238年开府后，后是任命杨戏为大司马府的东曹掾，后“迁南中郎参军，副贰庲降都督，领建宁太守”，协助马忠处理南中事务。此时，蜀汉的庲降都督已经先后经历四任（前三任分别是邓方、李恢、张翼），治所也从邓方时代的南昌（朱提郡）、李恢时代的平夷（牂牁郡）而前推至味县（建宁郡），这说明蜀汉政权在南中的实际管辖区域在逐步扩大，南中的局面不断向好。后主当年把南中主将召回成都，留驻时间长达三年，说明后主很清楚那里情况，毫不担心南部边境生乱，远不像谯周在劝降后主时说的那样：“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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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243年，蒋琬写给后主一封长长的奏折：
“芟秽弭难，臣职是掌。自臣奉辞汉中，已经六年，臣既暗弱，加婴疾疢，规方无成，夙夜忧惨。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俯仰惟艰，实忘寝食。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又昔偏军人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
蒋琬在这份述职报告里主要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
自从担任首席执政官以来，他始终牢记北伐曹魏、消除凶孽、兴复汉室的政治使命。带着这一伟大使命，他奉旨进驻汉中前线筹备伐魏事宜，至今已有六年。但是北方的曹魏伪政权已经占踞了天下十三州中的九个，可谓根深蒂固，消除逆乱、复兴汉室因此很难一蹴而就。如果能够与东吴方面联手配合、协同作战，即使不能迅速铲除北方的叛逆势力，也可以蚕食、攻占其部分领地，削弱它的势力。然而六年来，他反复与东吴方面谋划协作，却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形成协同八点的钳制效应，更没有达到相应效果。这样的局面令人寝食难安。为此，与费祎、马忠、姜维等经过反复论证，认为还是以凉州作为北伐的主攻方向。凉州作为边塞要地，曹魏方面非常重视，那里居住的少数民族对我大汉政权也很忠诚，过去蜀汉军队也曾经在那里大破郭淮，具有相应的战略优势。姜维又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因此建议任命姜维为凉州刺史。同时，建议把前线总指挥部由汉中迁至涪城，因为涪城这个地方交通便利，既能支援姜维的前线部队，也能在汉中有事的时候迅速到达。
后主很快批准了蒋琬在奏折里提出的建议，东征战略至此无果而终。此后，大将王平被晋升为前监军、镇北大将军，负责镇守汉中；姜维升任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王平、姜维正式进入蜀汉政权的军事决策圈子、有了参与决策的权力，其中姜维的主要职责就是组织北伐。
同年年底，蒋琬也把蜀军主力驻扎地由汉中迁至涪城。之后不久他主动提议把自己担任的最重要的职务——大将军、录尚书事让由尚书令费祎担任。第二年魏军来犯，由费祎率军击退敌军取得兴势之战全面胜利。蒋琬在这种情况下又把他兼任的益州刺史一职也让给费祎，他自己仅保留大司马的职务，事实上已经退居蜀汉的权力二线。
蜀汉首任大将军蒋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能够主动、无条件地把他所担任的主要职务授让给后继者，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其少见的事情，更是三国政坛上独一无二特殊事件。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人心不测，危机四伏，当政者唯一能够赖以自保的唯有兵权和实力，正像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所表述的那样：“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曹操这个人直率洒脱，很多时候把话也说得非常明白：让我交出军队，这绝对办不到。因为我一旦失去军权就会遭到谋害。站在曹魏方面的角度看，曹操这么说不仅完全是他曹操团队里的政治逻辑，更为曹操生前身后的诸多政治人物所验证，像曹操的政治对手董卓、袁绍、袁术，以及曹操身后的曹爽、夏侯玄、李丰、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等，无不是在失去军权靠山之后即遭杀身灭族之祸。这一政治宿命同样为曹操的诸多子孙所遭受，像曹芳、曹髦、曹奂、曹彪等，高贵乡公曹髦司马昭部将成济杀害时身为曹魏帝国的。
蜀汉方面的情况与曹魏差别很大，这是大将军蒋琬主动让贤的政治背景。按照《三国志》里的记载，蒋琬之子蒋斌的职务是绥武将军、汉城护军，他在蜀汉亡国时仍然只是一名普通的中低级将领，负责镇守汉中防线上的重要据点——汉城。由于政权内部不存在派系清洗、追杀清算，蒋琬在任期间也没必要像曹魏重臣那样把他的后人安排到重权部门。单看双方在这方面的区别，三国乱局究竟应该由谁来收场才能最终全面实现天下长期持久的秩序稳定，答案其实已经不言自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千多年来后人众口一词地抒发着关于三国人物和故事的好评恶议，大家的爱憎倾向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如果一定要认为是《三国演义》引导了后世社会舆论，那么必须得首先认为是这个作品契合了千余年来的民意基础。
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政权内部罕见地出现了共治局面。这种局面与此前“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情形完全不同，而是由几位辅臣共同决策，相互协助、和衷共济。在蒋琬担任大将军期间与尚书令费祎形成政治搭档，蒋琬在外主军、费祎在都城修治内政，形成相互配合、制约局面；蒋琬把大将军、录尚书事等重要职位让给费祎，他本人退居二线，但是他仍然具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而具体军政事务则由新任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费祎负责。这种局面又持续了两年，直到公元246年蒋琬因病去世；第二年（公元247年），姜维被晋升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事实上又形成费祎与姜维共治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253年费祎遇刺。姜维先是“加督中外军事”后升任大将军，拥有录尚书事的权力，与卫将军诸葛瞻、尚书令董厥等形成新的决策团队。

4
到蜀汉大将军蒋琬率军迁驻涪县的第二年，即公元244年，蜀、魏之间暴发了兴势之战。
没有史料显示曹魏方面这次南征与蒋琬迁涪有直接关联。但是按照史书记载，蒋琬迁涪后不久，东吴就获悉这一情报。以曹魏方面的情报搜寻能力，他们应该在同时获知这一信息并顺势作出军事反应。
蜀军大本营由汉中迁至涪县，所对应的历史事件是北方司马懿与曹爽联合辅政，但是曹爽已经完全掌握了曹魏方面的局势，司马懿被升任为太傅，事实上明升暗降，但是还没有完全“靠边站”。东吴方面的两宫之乱已经开始酝酿。曹魏大将军曹爽为了建立军功、进一步专权，决定讨伐蜀汉。他任命夏侯玄为征西将军、雍州刺史郭淮为前锋，大举进攻汉中。
司马懿的第二个儿子司马昭以征蜀将军的身份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驻扎在兴势。按照《晋书》记载，期间曾经发生过蜀将王林夜间偷袭司马昭军营事件，司马昭坚持按兵不动，王林无奈退走。《三国志》里没有关于蜀将王林的记载。司马昭当时身份是魏军主将夏侯玄的副手，他所驻扎的军营应该位于重兵守卫、相对安全的区域。如果按照《三国演义》所描写的战争形态来看，这位蜀将王林能够闯进司马昭的军营，身手应该相当了得。但《三国演义》里呈现的古代战争是小说家的模拟笔法，与三国战争的真实场景完全不同。
《三国演义》里所呈现的古战争场景最早应该源于戏剧舞台。中国戏剧起源要比通俗小说早得多。《三国志》里便有关于戏曲表演的记载。当时蜀汉文官许慈、胡潜两人不睦，经常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刘备感觉有趣，就让艺人把两人故事编成小品，在君臣共欢的宴会场上表演助兴。
舞台艺术有一个很大特点，是不允许把人物、场景以真实原貌的形态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只能以某种写意手法予以模拟。关羽身骑赤兔马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搬到舞台上就只能被简化为身披绿色战袍的红脸武生挥着短鞭绕台十几步。由于关公在东方文化中的神一般的特殊地位，戏剧舞台上的关羽从脸谱到行头、兵器，一切都是约定俗成的独有模式：头戴关公盔、身穿绿色关公靠，典型的关公脸谱，嘴上挂着浓黑飘逸的“关公髯”，手持青龙偃月刀。据说过去某些剧种里的关公扮演者在演出之前还要沐浴、斋戒，有老戏班还让演员化妆后在下巴上再画一个符号表明自己只是演员而不是关二爷，以免得冒犯神灵。关羽出场时的几个动作像“背刀”、“托刀”、“推髯”等也是独有的，亮相时还不能全部释放眼神，而是要眯缝着眼睛作似看非看状。演员出场都是要自报家门的，诸葛亮在京剧《失街亭》里出场后先是一段道白：忆昔当年居卧龙，万里乾坤掌握中。扫尽中原归汉统，方显男儿大英雄，然后自报家门：“山人，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官拜武乡侯之职。”关羽与其他所有角色都不一样，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始终忌讳直呼关二爷的大名，因此关公出场道白只有廖廖数字：“某，汉寿亭侯。”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曾经当过元末起义将领张士诚的谋士，他在军事上未必有过什么建树，但是对于冷兵器时代的古代战争肯定不会陌生。他至少很清楚他的主公张士诚在两军对阵时决无可能自己率先冲在最前面，更不可能在士兵接触之前先与敌军主将进行一番单打独斗。但文学作品又不大可能把所有将士在战场上的站位、冲锋和厮杀、搏斗的细节都逐一呈现出现，而只能把千军万马的群体形象浓缩到少数几个英雄豪杰身上，通过大将之间的对决展现恢弘战争场面，也使人物形象更加逼真生动。因此《三国演义》所呈现的古代战争基本上就是双方主将间的单挑，像三英战吕布、张飞战马超等，一方主将获得优势，则全军即大获全胜；主将被挑于马下，他身后的所有将士即刻兵败如山倒。这样一来，普通士兵在小说里更像是观战、看热闹的，除了在阵前呐喊助威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别的什么任务。
三国时代的战争决不是如此轻而易举的精彩。《三国志》尽管行文简略，却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冷兵器时代的战场真实情形。

三国时代的战争决不是如此轻而易举的精彩。《三国志》尽管行文简略，却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冷兵器时代的战场真实情形。
古代战争不排除有过大将单挑、对决的场景，《三国志》里对此也有记载。但是主将单挑都是出现在极端特殊的情形之下。在绝大多数时候，军事统帅、高级将领是不准许操刀上阵的。因为主将的目标太大，一旦出现主将伤亡事件，则其一方的战争机器就可能在瞬间失灵。因此在古代战争中，军事主将总是要被置于远离冲突、相对安全的隐蔽区域，主将的职责完全不是要冲锋在前、攻城陷阵，他们需要在错综复杂的军情形势下指挥调遣、运筹帷幄。即使那些中高级将领也总是要置身于较高地势、便于观察而敌军无法接近的偏后位置，以便于上传下达，临阵指挥。主将和高级将领周边都会有大量的亲兵护卫，在他们的外围应该布置有强弩手、铁骑兵以确保敌军无法接近，高级将官的身边还要配以身体强壮的长矛兵、短刀兵以便于贴身防卫。
最高军事统帅所处的营寨四周，还会有壕沟、“鹿角”等防御工事作为屏幕。像在公元219年关羽北伐期间，曹操派遣徐晃带兵支援樊城。《三国志》确切交代了蜀汉荆州方面的军事统帅关羽在战场上的位置。当时，关羽的前线总指挥部设在樊城附近的某个区域，关羽营寨的四周筑有壕沟工事，壕沟内外还放置着十多重“鹿角”——曹操在襄樊解围后表彰徐晃说：“贼围堑鹿角十重，将军致战全胜，多斩首虏……”在关羽的外围，另有三座防御工事，分别是偃城、围头和四冢，每处都有重兵防守，是典型的三角防御工事，固若金汤，晚守难攻。
现在看来，关羽当时的战略战术非常精当。当时横穿襄樊的汉水已被关羽水军完全控制，蜀军因而能够在围困襄阳的同时，集中精锐部队重点攻打位于北岸的樊城。曹魏军队一度完全陷入被动，守将曹仁已经不敢死守襄阳，而是全力守护樊城，这样如果城被攻破，向北方还有逃跑的出路。当时樊城四周遭到洪水围困而摇摇欲坠。如果不是大将满宠主张坚守，曹仁几乎就要弃城逃走。如果关羽能够拿下北岸的樊城，南岸的襄阳将不攻自破，则三国历史可能又是另外的局面。
徐晃的援军一到，先是攻下关羽营寨外围的第一道防线偃城，然后佯攻围头，实打四冢——其实四冢也未必是真打，徐晃当时的目的应该是把主将关羽吸引出来。关羽果然再次暴露出他刚愎自用、自大轻敌的性格弱点。他所在在大本营除了外围屏障之外，身边还有五千精兵护卫。这五千兵力对攻不足但是防守绰绰有余。这支部队如果坚守不出，徐晃的援军未必就敢于轻举妄动地直接来到襄樊城下。关羽轻易离开营寨而选择主动出击，是因为他误差了军情，敌军主将徐晃是他的乡党、故交，两人曾经有过相当的交情。关羽以为他们之间不可能真枪真刀地对打起来。因此，战场上一度出现难得的温情。关羽、徐晃各骑战马走到阵前，先是一番寒喧。《三国志》对此记载是，“羽与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
但是令关羽没有想到的是，徐晃在拉过家常之后突然脸色一变：“须臾，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关羽顿时惊愕，说：“大哥，咱兄弟们好不容易见面，你怎么这样说话？”徐晃答道：“我们兄弟之间只是私人交情，但现在这是军国大事”（《三国志》原文：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
这是名将关羽生前的最后一战。《三国演义》对此描写是，两军对阵后，先是关羽和徐晃两人之间的单挑对决，关羽当时因为身上箭伤发作而不敌徐晃，战败后徐晃军队乘势掩杀，关羽军队大败。而《三国志》则很明确交代，在两军交战之前，徐晃便下了战马（回到后方安全区域）。主将之间是决无可能直接交手的，关羽应该也是在卫兵护送之下向后回撤。等到两位主将后撤至安全区域，然后才是双方士兵的对攻。关羽麾下只有兵力五千人，双方实力悬殊，很快就被击溃。
关羽此后败逃麦城，被捕遇难，这是三国史上最令后人扼腕伤痛的事件。大家觉得刘备集团在赤壁战后风生水起，先是据有近半个荆州，随即攻占益州本部，紧接着又拿下汉中和东边的上庸、房陵、西城，重镇襄樊也几乎垂手可得。蜀汉政权的局面几乎勃兴到爆棚。但是这种大好局面在关羽败走麦城之后嘎然中断，再经此后的夷陵战败而沉降至冰点，期间情势演变之快、兴败反差之大，不禁令人喟然叹息。以现在的眼光检讨，刘备集团在赤壁战后每年都有新局面而在接近鼎盛时却骤然跌入低谷，其演变过程有其完全充分的合理性。蜀汉先主刘备算得上是中国历代割据势力中最有理想抱负、最具仁爱情结和人格魅力的皇帝。刘备起于底层，具有草根阶层所特有的顽强执着、愈挫愈勇的搏击精神，但也有着起于底层的先天不足，在与东吴结盟期间表现出了过于明显的功利机会主义。

@jlflyfox 2017-12-14 20:47:10
支持下楼主!
虽然俺是姜维的同情者，但也的确觉得他，还是比邓艾差了那么点，当然，他们背后的实力，包括国家实力，是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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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艾年龄比姜维大些，他进入成都后很多方面表现很低弱
姜维更全面一些

关羽军团撤离襄樊，败逃麦城，关羽父子被俘遇难。这是三国史上最令后人扼腕伤痛的事件。大家觉得刘备集团在赤壁战后风生水起，先是据有近半个荆州，随即攻占益州本部，紧接着又拿下汉中和东边的上庸、房陵、西城，重镇襄樊也几乎垂手可得。蜀汉政权的局面几乎勃兴到爆棚。但是这种大好局面在关羽败走麦城之后嘎然中断，再经此后的夷陵战败而沉降至冰点，期间情势演变之快、兴败反差之大，不禁令人喟然叹息。以现在的眼光检讨，刘备集团在赤壁战后每年都有新局面而在接近鼎盛时却骤然跌入低谷，其演变过程有其完全充分的合理性。蜀汉先主刘备算得上是中国历代割据势力中最有理想抱负、最具仁爱情结和人格魅力的皇帝。刘备起于底层，具有草根阶层所特有的顽强执着、愈挫愈勇的搏击精神，但也有着起于底层的先天不足，在与东吴结盟期间表现出了过于明显的功利机会主义。赤壁之战对于刘备而言，既是一场救命仗、又是一场翻身仗，他通过此战一举改变了过去那种颠沛流离、居无寸土的被动局面。但是如果公平地看待这件事情，东吴方面除了与曹操撕破脸皮之外，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得到。
不能不说吴主孙权在维持联盟方面是有大局观念的。他在刘备占领荆南四郡的情况下又把长江南岸的油江口（即公安）让给刘备，后来又把南郡“借”了出去。为了维护刘孙联盟，他把自己亲妹妹嫁给刘备。孙权后来提出与刘备联合取占益州，刘备找了个借口予以回绝，加之东吴方面的周瑜随后病逝，孙权也没有再说什么。孙权纵然有他自己的实际考虑，但是在对待刘备方面也也一直很够意思。等到刘备独占了益州，孙权终于决定采取行动，事情发生在公元215年,双方几乎要兵戈相向，正好赶上曹操打汉中威胁到刘备。孙权并没有借机落井下石地与刘备对着干，而是通过和谈与刘备平分了联军所占有的荆州六郡。
刘备于公元217年开始攻打汉中，前期一直损兵折将，大将吴兰、雷铜、任夔等阵亡，马超、张飞、陈式等纷纷落败。到了汉中之战的第三年（公元219年），战局突然逆转。年初，黄忠斩杀夏侯渊，曹操于三月份亲临汉中。刘备一方面让诸葛亮在成都筹集兵员、补给，实现全民参战，同时命令关羽在荆州起兵牵制曹操的东线兵力。此后赵云、黄忠联手偷袭曹操军粮，赵云巧设空城计大败曹操——三国时期的“空城计”由赵云设计，这在《三国志》裴注里有明确记载，曹军由此全面转入军事被动，蜀将刘封叫阵而曹操兵不敢出。此后不久，曹操决定撤军，汉中从此落入刘备手中。
刘备命令关羽军团北伐襄樊牵制曹操兵力，可从曹操五月份弃守汉中后即令徐晃急赴东面战场救援得到印证。前文提到的关羽玉玺事件也表明当时刘备和关羽的沟通非常顺畅。而关羽出兵襄樊确实对于刘备在西线汉中作战给予了强有力支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刘备并没有交待关羽要处理好与东吴方面的关系。
按照《三国志关羽传》裴注引述《典略》的记载，关羽攻打襄樊时东吴方面曾经有过出兵配合，这说明孙、刘之间在战前是有沟通的。在这个过程中孙权玩了个小诡计，他在派兵支援关羽的同时命令援军缓速慢行，然后派使者去见关羽说援军正在路上。孙权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刘备已经在西线夺取了汉中、刘封孟达占领了东三郡，如果关羽再攻下襄樊，东吴方面的局面确实过于被动。关羽此前已经蛮横回绝了孙权方面的求婚。等这一次东吴使者到达襄樊时，关羽军团已经水淹七军，关羽正意得志满，竟然破口痛骂东吴方面的使者：“鲗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
这句话恰好点到了孙权的痛处。孙权鉴于蜀汉军队在汉中、上庸等东三郡和襄樊等三条战线接连得手的火爆局面，只好暗中与曹操方面联系。但是密谋归密度，孙权方面一直没有敢于轻易出手，直到关羽派军偷袭东吴粮寨，擅取湘关米——关羽在水淹七军俘获了数万曹军，令蜀军的后勤供应不堪重负。其实蜀军完全可以向盟军方面借粮，但是关羽本人过于狂傲，他采取的做法就是派兵硬抢，结果给东吴出兵偷袭带来了口实。
作为中国古代战史上形象最完美、最受崇敬的武行圣人，三国名将关羽在历史上历经美化，至今仍然是东方文化里至忠、至勇、至仁、至义的神话级人物。按照正史描述，关羽在当时的雄壮威武，名气就非常之大。襄樊之战其实也不见得就打得多么漂亮，襄阳、樊城两个城池一个都没有拿下，水俺七军主要是因为连降暴雨天帮忙，曹军又是一群旱鸭子。但纵观整个战争过程，蜀军方面的高级将领只有关羽一个，而曹军方面接连上阵的包括曹仁、满充、于禁、庞德、徐晃、李通、张郃、曹真，后期曹操又亲临一线督战（当时驻扎在摩陂），张辽、曹休等也在驰援途中。更不用说战争后期又有东吴方面出兵，吴主孙权赶到江陵，前来参战的也是东吴方面的全明星阵容：吕蒙、陆逊、韩当、徐盛、蒋钦、宋谦、潘璋、朱然等……关羽能够以一己之力而同时对抗包括曹操、孙权在内的曹魏、东吴两大集团的“全明星队”，作为一员武将而能有这种局面，纵使战败身死，应该说也算很值。回正题。
从本质上说，古代战争无异于两拨人在打群架，其所不同的是战争双方有组织、有准备、有纪律、有阵容。作为一具高强度的屠杀机器，各方主将都要按照各种战略意图对各种军队进行日常化的团队塑造，形成相应的组织配置、军事纪律、兵种搭配和各种各样的战术配合。进入战场之前，双方主将还要评估双方实力状况、地形地貌等实际情况排兵布阵，通过各种优化组合形成最佳的兵种部署和战斗组合。《三国志》记载了公元191年界桥之战（袁绍对抗公孙瓒）的排兵阵布情况。
这场战斗在界桥（大致在今河北省南皮县一带）以南二十里打响。当时公孙瓒统兵三万，以三个方阵并排出击，中间方阵为两万人的“白马义从”（公孙瓒的精锐步兵），左右两翼各有五千骑兵；袁绍方面由于拿不出像样的骑兵部队，只能排出梯形军阵，前锋突击队为大将麴义率领的八百名敢死队和一千名强弩兵，袁绍本人率领两万步兵跟随在后，形成以敢死队、强弩兵破对方骑兵的阵势。在这场战斗中，公孙瓒看到袁军前锋部队兵力有限，命令骑兵从两翼出击，试图以速度和力量摧毁袁军先锋，结果遭到麴义军的强烈反击。等待对方骑兵靠近时，麴义的先锋突击队“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千名强弩兵乱箭齐射，八百敢死队员奋战砍杀，瞬间斩杀敌军千余人，导致公孙瓒方面前军受阻。
在古代战争中，数万士兵集中在一个有限区域里“打群架”，各个方位的将士很难准确了解其他军阵里的战斗情况，因此现场指挥的重要性压倒一切。当时战场指挥手段无非是晃动令旗、吹奏军号或者击鼓发令，如果指挥得当，即使某个军阵出现问题，阵形一变就会有其他军阵及时补位，局面很快就能稳定下来。但是如果指挥失灵，任何一个区域出现混乱都可能迅速传导到其他阵位，从而导致整体混乱。在数以万计的人海中，一旦军阵内部出现混乱，所有将士就会变成无头的苍蝇而四散逃溃，所谓兵败如山倒。界桥之战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公孙瓒试图组织军队反击，但麴义率领的敢死队迅速攻至公孙瓒兵营并拔其牙门旗竿，公孙瓒军至此完全崩溃。数万军队追击砍杀，伤亡情况可想而知。

兴势之战爆发的时候，蜀汉方面由于蒋琬前一年将主力部队回撤到涪县，汉中兵力不足三万，与魏军实力相差悬殊。镇守汉中除了镇北大将军王平，还有蒋琬的表弟左护军、所威将军刘敏，及行参军、裨将军杜义。面对曹魏方面的十多万大军，杜义等建议把汉中的兵力适当回缩，固守汉城、乐城等几座重要的城池，而等待涪城前线总指挥部的救兵到来，然后对敌军进行合围歼灭。但王平、刘敏坚决否定了这一主张，他认为援军从涪城前来，其间距离太远、等待时间过长。如果放弃关隘而让敌军进入汉中盆地，形势极为危险。王平提出在汉中腹地只留千人左右的小股部队，由他负责镇后，而由刘敏、杜义率领主力部队前伸到兴势山一带的关隘地带，严防死守，拒敌于边境之外，等待涪城援军。
兴势之战实际上是一场蜀汉军队的边境保卫战。《三国演义》对这场重要的战役只字不提，可能是因为姜维没有参战。姜维当时身为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主要负责凉州防务，汉中远在他的防区之外。这场边境保卫战的蜀军主将是费祎。按照《三国志》记载，蜀汉新任大将军费祎当时身在成都负责主持国家政务，距离汉中最近的高级将领是驻扎涪县的大司马蒋琬。可能是由于蒋琬身体不好，后主命令费祎紧急赶超汉中抗击魏军，并任命马忠为“平尚书事”，暂时主持成都方面的政务工作。
费祎从成都出发时，光禄大夫来敏前来送行。当时前线军情十万火急，人马均已披挂，严整待令出发。来敏提出和费祎下棋。尽管军情紧急，但费祎仍然放下繁杂军务，专心致志地与来敏对弈了几局，毫无畏惧、厌倦之色。来敏因此敬佩地说：“我是想试探您一下。见到您如此沉稳冷静，我就完全放心了，您一定能打败来犯之敌。”
由于汉中守军严格执行盯紧关口、严防死守的传统战略，死死把魏军挡在了兴势山之外而无法前进一步。而当时魏军由于后勤运输线路太长，补给极端困难，牛马骡驴等运送畜牧死亡大半，空耗了一段时间后只好退兵。正好赶上费祎率领的蜀汉增援部队赶到汉中，蜀军主力迂回到三岭一带（三岭大概是沈岭、衙岭和分水岭）对魏军进行包抄截击。曹魏部队死伤过半,曹爽经过几番苦战这才死里逃生。
兴势之战后，蜀汉大将军费祎声威大振，天子封他为成乡侯。蒋琬也执意把他在州中的官职让出来，大将军、尚书事费祎于是又兼任益州刺史，成为蜀汉政权的一线当家人。
经过这场大捷，大将王平的声望也得到提升，成为与邓芝、马忠齐名的高级将领。
从《三国志》关于兴势之战的记载看，蜀军内部在军事防御战略上很早就有争议。兴势之战的前期，军方多数人就提出要实现敛兵聚谷——这一防御战略后来被姜维所采用，但并不是姜维个人的主张。敛兵聚谷就是把遍布于边境各个险要关口第一道防线的守军撤退至汉、乐二城，诱敌深入然后调集重合关门打狗。而蜀汉方面在刘备攻占汉中之后，一直实行错守诸围战略，这是魏延主持汉中防务时提出的军事战略，就是在边境各个险要地段设置军事围卡，做到严防死守、拒敌于国门之外。
三国对峙期间，蜀汉与曹魏之间共发生过各种规模的军事征伐20多次，多数对抗是由蜀汉方面主动发起，总共达到18次。其中刘备发动过一次汉中之战，同年孟达、刘封攻打过东三郡，关羽发动了襄樊大战；诸葛亮先后五次北伐；马岱率军进行过一次偏师北伐；姜维先后发动过大概是九次北伐。而由魏方主动发起的对蜀汉战争只有三次，兴势之战为第二次。前一次发生在公元230年，当时的曹魏大司马曹真认为蜀汉屡次犯边，应该予以讨伐，于是出动多路大军进攻蜀汉。8月份，曹真率领关中军团从长安出发，走子午谷攻打汉中，另一路以荆州军团为主，沿汉水上行，由司马懿率领。两军约好在汉中会师。除了这两路主力，另有三路牵制性偏师同步推进。到9月，各地普遍连降大雨，伊水、洛水、黄河、汉水等多条河流泛滥成灾，栈道被冲毁多处，魏军漫长的后勤补给线愈发难以维持。其先锋部队又遭到蜀军迎头痛击，据魏略记载：“子午之役，（夏侯）霸召为前锋，进至兴势围，安营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战鹿角间，赖救至，然后解。”在进退两难中苦熬一个多月，曹真终于接到皇帝命令撤军的诏书。各路大军原路返回。
面对这两次魏军犯境，蜀军均是严格执行错守诸围的军事战略，以逸待劳，成功将敌军阻挡于边境之外，并对远征魏军造成沉重打击。只是现在看来，王平在兴势之战的整体部署显得有些保守。他在战前坚持错守诸围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他在蜀军主力增援部队赶到之际再大胆一些，把魏军全部引进汉中盆地，然后内应外合、共同夹击，战果会比始终错守诸围要好得多。毕竟，曹魏方面难得出现重大军事失误，而兴势之战是一次不折不扣的重大失误，魏方主将曹爽才智平庸，又没有任何军事指挥经验，导致魏军战线拉得过长，后勤补给严重困难。如果蜀军能够抓住机会诱敌深入然后包抄围攻，这一次削掉的就是曹军主力，天下局势则有可能因此改观。
到姜维执政后期，他表奏后主认为，错守诸围确实能够有效防御敌军，但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有一个很大的弊端是无法大规模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他因此提出面对敌军来袭，可以回撤守军、开放关口，把敌军全部放进来，以汉、东二城作为据点严防死守，同时在敌占区实现坚壁清野，并派出游击队伺机骚扰，使敌军不堪其扰、精疲力尽，然而各路军队倾城出动，全歼来犯之敌。
姜维的敛兵聚谷主张在战略、战术上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其中有一个极端关键的前提，是诱敌深入，双方的兵力差距不能过于悬殊。如果己方兵力严重不足而仍然坚持弃守险要关口，把大量敌军放进来的唯一后果就是反而被敌军“包饺子”，这种局面根本无须论证，三岁幼童都不会去这么做。这也正是蜀汉最终一次卫国战争中在汉中前线出现的情况。魏方钟会军团在顺利进入汉中盆地后对于汉、乐二城久攻不下，最后便不再攻城，而是派出重兵把两个据点死死围困，主力部队然后长驱直入……每次读到《三国志》里的记载：“蜀令诸围皆不得战，退还汉、乐二城守。”总不免会有一种错乱之感。姜维明明知道汉中守军只有两万，兵力严重不足，他仍然坚持敛兵聚谷的防御战略，难不成是在故意反水？这是后面详述的话题，暂不提。

下午发的续贴不见了？

蒋琬是荆州零陵郡湘乡（今湖南省湘乡县）人，少时聪慧好学，气度不凡与他的表弟刘敏都以才学知名。表兄弟两个后来跟随刘备来到蜀地。蒋琬被任命为广都县县令。有一次刘备出巡广都，发现蒋琬政务不理，且沉醉不醒，于是勃然大怒，险些要将蒋琬加罪严处。这一情节在《三国演义》里被作者挪用到了“凤雏”庞统身上。庞统倒也有过担任县令的经历，在任期间因不理政务而被免职。东吴方面的鲁肃闻讯后便给刘备写信说：“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也为庞统解释开脱。刘备见大家都对庞统盛赞有加，于是召见了他，经过交谈后大为器重，便任命他为治中从事，亲密程度仅次于诸葛亮，后来庞统和诸葛亮同为军师中郎将。
诸葛亮同样为蒋琬作了一番开脱：“蒋琬是社稷之器，而非百里之才，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望主公明察。”刘备素来敬重诸葛亮，因此予以免罪，但还是将他罢免。蒋琬不久后再次受到推举担任什邡县令。到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后，征召蒋琬进入中枢担任尚书郎。
蒋琬后来又多次得到诸葛亮栽培和提携。他于公元230年出任留府长史之后，更是以稳健务实的工作作风回报诸葛亮的知遇之情。诸葛亮带兵在前线打仗，蒋琬以留府长史的身份在后方精心筹谋兵员和后勤保障物资的征调运输，确保军事前线兵精粮足，也解除了北伐统帅的后顾之忧，因此进一步得到诸葛亮好评：“公琰（即蒋琬）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
作为诸葛亮事业的继承者，蒋琬不是那种偏安守成的政治家。他全面主持工作后，先是派遣马岱发动了一场规模有限的北伐，后来又多次派姜维率领偏师出征，昭示蜀汉政权“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基本纲领。进驻汉中前线后，蒋琬结合蜀、魏对阵形势提出了东征战略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准备。他在汉中启动的造船工程曾经引起东吴方面的警觉。据《三国志》记载，公元244年（赤乌七年），东吴大将步骘、朱然等分别上疏孙权：“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
只是马岱的偏师出征，显得有些蹊跷。此事仅见于《晋书》记载：“蜀将马岱入寇，帝遣将军牛金击走之，斩千余级。”时为曹魏政权青龙三年，即公元235年，诸葛亮去世的第二年。蒋琬于当年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全面接管蜀汉军政事务。这场仗得很不好，蜀方被斩杀士兵千余。当时，蜀汉方面“新丧元帅，远近危悚”，本来不该是用兵的时候。而且这种小规模的偏师征伐明显不会有什么大的军事斩获。
那么，大将军蒋琬缘何在执政之初发动了这场没有任何胜算的北伐？这应该与蒋琬执政时所面临的政治环境有关。在先主刘备的人格魅力感召和诸葛亮精心谋划之下，蜀汉政权荟萃了一大批心忧天下、志在匡扶的理想主义者战士。尤其是经过诸葛亮北伐期间的宣扬教化，“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旗帜飘扬全境，“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进取旋律响彻巴蜀大地。无数巴蜀志士为了实现汉室复兴的光荣和梦想而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出生入死、前赴后继。蜀汉方面的史料信息相对有限，却有大量关于政权内部理想主义情怀的记载。
《三国志》裴注引述《云别传》记载，刘备攻占益州后，准备拿出房产、田地奖励功臣。大将赵云却说：“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令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今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
《云别传》其实是无名氏撰写的《赵云传》，裴松之在作注引述时为了区别《三国志》里的《赵云传》而称之为“别传”。有人质疑《云别传》的真实性，但是如果将各种史料所对应的历史事件进行认真对照，《云别传》里所描述的赵云事迹与历史是吻合的，换句话说，《云别传》既符合《三国志》里所呈现的历史逻辑，也填补了《三国志》里诸多历史事件中的空白。像刘备与曹操第一次单独较量的汉中之战，曹操在夏侯渊被蜀军斩杀后气势汹汹地亲临汉中督战，到达汉中后没有怎么和刘备交手便很快决定匆匆退兵，很多人认为这不符合曹操的性格。但是《三国志》对于期间过程没作任何交代。《云别传》则详细交代了其中的原因。曹操为了在汉中与刘备打持久战，往前线调运了大量军粮物资，《云别传》记载是“数千万囊”，存放在北山下。这一情报为大将黄忠所获得，黄忠于是联合赵云前去偷袭曹操的北山粮寨。黄忠率军前去劫粮，赵云负责接应。由于黄忠没有在约定时间返回，赵云便让时任沔阳长的张翼留守营寨，自己率领小部人马前去接应，结果在途中遇到曹军主力。赵云一行且战且退，被追至蜀军营寨。留守将领张翼见敌军势众，本来准备闭门拒守。但赵云自知兵力太少而无法死守，于是急中生智地摆出空城计，大开营门，偃旗息鼓。曹军见状生疑，只好怏怏撤退。赵云乘势率军倾营而出，并以劲弩猛射敌方后军。曹军方寸大乱，全线溃败，自相蹂践，坠入汉水中淹死者不计其数。而在曹操的粮寨北山之下，黄忠成功偷袭得手，曹军粮寨被劫，顿时失去了与刘备对抗的资本，面对蜀将刘封的叫阵也只能闭关不应。后来只好草草撤军。这是汉中之战的情况。在人物的品行操守方面，《云别传》里的记载也与《三国志》一脉相承。《三国志》里的《赵云传》只有短短300字，记载极其简略。对于赵云的结局只有廖廖数字：“七年卒，追谥顺平侯。”赵云去世于公元229年（建兴七年),而他被后主追谥为顺平侯，则是三十多年后的事情（公元261年）。《云别传》则对赵云的谥号予以详细解释：“谨按谥法，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侯。”应该说这一谥号与赵云的个人品行是相称的。赵云在成都劝谏刘备的这番话符合赵云的思想境界。按照赵云的理解，他本人和关羽、张飞等义无反顾地追随刘备，战赤壁、取荆州、进巴蜀，大家目的是为了兴复汉室、平定天下。当年霍去病还能谨记匈奴不灭、不考虑个人家庭的道理。现在虽然占领了益州，但是国贼曹操还在北方作恶横行，天下远未太平。等到除掉国贼、平定天下，我们再回到各自的家乡，归耕本土，安居乐业，这才是大家最终的目标和理想。
赵云的这番话使一位公而忘私的志士形象跃然纸上，也完全契合蜀汉方面的政权文化氛围。《三国志》裴注里的“郭冲五事”，其中有一件事说，在公元231年的北伐征战中，魏明帝亲临长安并派司马懿、张郃率领大军赶赴前线，蜀军面临空前压力。当时正好赶上蜀军将士换防轮休，十万大军中有两万人即将启程返乡，后方补充兵员尚未到达。诸葛亮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让轮休将士马上启程，避免让家人翘首期盼。轮休将士闻讯后纷纷表示愿意放弃轮休，留在前线，奋勇杀敌。其他将士听后也倍感振奋。于是“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郭冲讲述这件事旨在颂扬、神化诸葛亮。但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蜀军前线将士群情激昂、同仇敌忾的精神士气。诸葛亮去世后，《三国志魏延传》确切记载了魏延获知丞相去世后的第一反应：“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客观地说，魏延当时讲这番话，重点是在后半句，因为他和杨仪不和，他是在抗议由杨仪负责统筹蜀军撤离的临时安排。但是这番激愤表白却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位高级将领对于北伐战事的理解，蜀军北伐，意在“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践行“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基本纲领的正义之举、“天下之事”。
至此，蒋琬在执政之初便派遣马岱偏师出征、北伐曹魏，其意图已经非常明确。在那种理想与信念激情燃烧的社会氛围之中，将琬正是通过此举向蜀汉朝野发出明确信号，他蒋琬作为诸葛亮遗志的忠实继承者将始终牢记前丞相遗训，始终坚持“汉、贼不两立”、“王事不偏安”的政治信条，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和军事路线。唯其如此，蒋琬才能尽快树立他个人的政治权威而切实凝聚蜀中各方力量，实现政治和军事上的平稳衔接和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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