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兼并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国家，把中国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历史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他在施政上却又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事情。为了巩固其统治，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为了加强北边的防务，修筑万里长城及驰道；还派出庞大的军队经营岭南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又给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负担。特别是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宣扬他的功德及武威，筑阿房宫，修骊山墓，所费财物，无法统计。
据估计，当时全国的人口约为一千多万，而服役的人超过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劳动人民承担着繁重的兵役、徭役，“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许多人在服役中被折磨致死。秦的赋税也很繁重，“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
在残酷的压榨下，百姓“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zhì，猪）之食”（《汉书·食货志》）。 为了防止百姓逃税、逃役和反抗，秦又制定了严刑苛法，“诽谤者族（灭族），偶语者弃市（死刑）”（《史记·高祖本纪》），赴役误期者斩首。一人犯罪，罚及三族。一户犯禁，邻里连坐等等，致成“赭衣（犯人穿的红色囚衣）塞路，囹圄成市”（《汉书·刑法志》）的惨状。
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公元前210年），嬴政在出巡途中病死于沙丘（今河北广宗县西北）。 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矫诏立少子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胡亥继位后，赋敛益重，“力役三倍于古”（《汉书·食货志》），用法也更为苛深，致使天下困疲不堪。当时，不但壮年男子被征调，就连妇女也要服劳役。这就使得大量的劳动力长期脱离生产，造成农业生产的萎缩和破坏，也加速了人民的贫困化。

（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二世元年七月（公元前209年），秦征发一批贫民去渔阳（今河北密云）戍边。 阳城（今河南登封）雇农陈胜和阳夏（今河南太康）贫农吴广都在被征之列，并担任了戍卒屯长【秦汉戍边军队中的小头目。《商君书·境内》记载：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
当行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西寺坡）时，遇上连日大雨，道路不通，无法如期到达渔阳。按秦律法，误期当斩。陈胜和吴广就暗地里商量：“今亡（逃亡）亦死，举大计（指起义）亦死，等死（同样是死），死国可乎（拼死干一番事业如何）？”陈胜又分析时局说：

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始皇长子）。扶苏以数谏故（数次劝谏皇上的缘故），上使外将兵（在外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如今有人听说他无罪而被二世杀害）。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还不知道他已死）。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有的人以为他死了），或以为亡（有的人以为他逃亡在外）。今诚（假如）以吾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同“倡”，指号召天下人起义），宜（应该）多（有）应者【《史记·陈涉世家 》】。

吴广深以为然。于是两人利用“鱼腹丹书”、“篝火鸣狐”等迷信办法，发动戍卒杀死了押送的秦尉。并鼓动大家：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假使不被杀），而戍死者固十（之）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

戍卒听后尽皆拥护。于是，陈胜自立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史记·陈涉世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这样爆发了。起义军首先攻占了大泽乡，继克蕲县。
陈胜、吴广以“伐无道，诛暴秦”（《史记·陈涉世家》）为号召，由于秦的暴政，人民无以为生，反秦深得人心，起义不久，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其他“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二年》）。反秦的烈火很快燃遍全国。
继克蕲县后，起义军兵分两路：一部由符离（今安徽宿县南蕲县集）人葛婴率领，进攻蕲县以东地区；另一部为主力，由陈胜率领，向西挺进。不到一个月，起义军连克铚（今安徽宿县西南）、酂（cuó，今河南永城西南）、苦（今河南鹿邑东）、柘（今河南柘城北）、谯（治所在今安徽亳州市谯城区）等五县，并占领了曾为楚都的重镇陈县（今河南淮阳）。
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到攻占陈县时，已有兵车六、七百辆，骑兵千人，步军数万人。由于形势的迅猛发展，原六国旧贵族、士大夫，隐姓埋名、窥测时机以“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之人，如张耳、陈余、田儋（dàn）之流，也乘机而起，加入了起义队伍。

陈、吴义军占领陈县后，陈胜召集各乡“三老”（掌管教化的乡官）和地方上的“豪杰”（有声望、势力的地主绅士大户）会商大计。这些人虽然不是来自农民阶级，但他们也都目睹、亲历了秦朝暴政，特别是看到了陈胜率领起义军短短一个月就连克数县，对他十分敬重，纷纷建议“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史记·陈涉世家》）。但张耳、陈余认为：

今始（刚刚）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在天下人面前显示出自己的私心）。愿将军毋王（不要称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增加）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彊（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懈怠）也【《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陈胜思考再三，拒绝了张耳、陈余的“不称王”、“立六国后”的建议，乃自立为王，号“张楚”。后来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陈胜称王立国的必要性。陈县政权建立，义旗高举，“天下云会响应，赢粮（携带粮食）而景从（跟随）”，“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史记·陈涉世家》），各地人民争杀秦官吏，纷纷响应，参加义军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六国旧贵族、官吏、游士，如魏咎、周市、蔡赐、周文、朱房、胡武等，还有孔鲋（fù）为首的一些儒生。这说明建立政权起到了强大的号召作用，树立了众望所归的领导中心，扩大了起义的政治影响，更有利于组织力量，统一行动。
以张耳、陈余为代表的旧贵族分子，反对在陈县建立政权，建议立六国后人，表面说是“为秦益敌”而实质是企图利用起义军的力量，实现他们恢复旧国的政治打算。如后来陈胜派遣武臣为将军，北徇赵地，张耳、陈余唆使武臣闹分裂，自立为赵王，拒绝接受陈胜“发兵西入关”的命令，“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二年》），独自去扩张势力。如果明令立六国后人，把六国贵族残余分子的地位合法化，必然导致他们据地自雄，保持其既得利益，不会听从提调，共同击秦。若六国并立进而恢复到列国争雄，是开历史的倒车。所谓“为秦益敌”，实则是分散反秦力量。

张楚政权的建立，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反秦斗争的高潮，农民起义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面对日益高涨的反秦斗争形势，起义军进一步确定了“主力西征，偏师略地”的战略方针：以吴广为假（代理）王，指挥主力西攻荥阳，夺取关中门户，准备入关【陈胜派吴广西击荥阳的后续企图是否是入关，史料无明确记载，因此解说不一。综合多种史料，其后续企图应该是入关。理由是：（一）陈胜派出武臣、邓宗、周市等人都是“徇地”，独派出吴广是“西击荥阳”；（二）《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有“大王举梁、楚而西，务在入关”及“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等语，说明“徇地”与“西击秦”的任务性质不同；（三）结合宋留攻南阳、入武关的任务来看，吴广军有入关的任务比较明确】；以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攻取赵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部）；以汝阴（今安徽阜阳）人邓宗攻取九江郡（今苏北、安徽大部和江西一部地区。郡治今安徽寿县）；以魏人周市攻取魏地（今河南东北部）；以广陵人召平攻取广陵（今江苏扬州）。
从以上布势可以看出，起义军的打击目标非常明确：主力西攻咸阳，直接摧毁秦政治中心。此时秦军主力远在边疆，扼守长城和五岭一带；新征集的警卫咸阳的部队总共只有五万人；各郡县的武装慑于起义军的声威，各自为守，关中空虚。此时趁虚直捣秦之腹心，不但有顺利进军的有利条件，而且对灭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偏师略取郡县，既与主力形成策应之势，又可攻城略地，发展壮大起义军力量，还有利于瓦解秦在东方的统治体系。
荥阳是通向关中的重要通道，拿下荥阳就等于打开了通向关中的门户。但让陈胜没料到的是，吴广军久攻荥阳不下，大军西进受阻。为确保战略意图的实现，陈胜另以周文为将军，率军绕过荥阳，直取函谷关；并遣宋留率兵攻南阳，奔武关，从南面迂回咸阳。
周文军势如破竹，顺利突破函谷关，进至距秦都咸阳仅百余里的戏（今陕西临潼东）。胡亥听说起义军逼近咸阳，大惊失色。在都城空虚，调兵不及的情况下，只好依少府章邯之谋，将在骊山服役的刑徒赦免，以咸阳储存的兵器、物资编组成军，由章邯率领向起义军反扑（《资治通鉴·卷七·二世皇帝元年》）。周文军经数次苦战，接连受挫，被迫撤出函谷关。
秦王朝得到喘息的机会，一面抽调守备长城的部队增援，一面整训“刑徒”组成的军队，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周文军退出关中，在曹阳（今河南灵宝东北）停留两个多月。二世二年一月（公元前208年），章邯率军出关，开始反扑。 周文军再度失利，由曹阳退至渑池（今河南渑池西）。十多天后，章邯军追至渑池，起义军全面溃败，周文自刭。
章邯乘胜东进，进逼正在围攻荥阳的吴广军。吴广部将田臧因久攻不下荥阳，与吴广意见不合，私下与李归等计议：

周章（即周文）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不）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留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吴广）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很难和他商量），非诛之，事恐败（难免失败）【《史记·陈涉世家》】。

于是，他们“矫王令”杀害了吴广。陈胜因大敌当前，无可奈何，只好以田臧为上将。田臧即留李归率一部兵力监视荥阳，“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兵败被杀。章邯随即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史记·陈涉世家》），李归战死。
章邯解荥阳之围后，分兵南下，相继击破邓说和伍蓬两军，进逼陈县。胡亥又以司马欣、董翳率军出关增援章邯。此时，陈县只剩下西郊的张贺部。十一月，陈胜亲率起义军与秦军展开激战，张贺战死，陈县已不能守。十二月，陈胜退走汝阴（今安徽阜阳），想回原起义地重新聚集力量，再做反秦的努力。走到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时，被其车夫庄贾杀害【《史记·陈涉世家》载：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
南阳的宋留听说陈胜已死，就率军向新蔡撤退。途中遇上秦军，他丧失战斗意志，率军降秦，后来落得个被车裂咸阳的可耻下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高潮，暂时低落下来。

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能于短时期内发展壮大，动摇秦王朝的统治，是由于他们反秦政治目标明确，在策略运用上也较为灵活，在军事战略上，西击秦的方针也符合当时的形势，因而使起义军形成过一时的战略优势和主动。但起义终遭致挫败，究其原因，在于政治、军事经验不足，战略运用和行动也有不少的错误：
一、西征军没有一个长远的战略
首先，吴广顿兵坚城是战略失误。西击秦的吴广军原为主力，被阻于荥阳，长期顿兵坚城，无所作为，这正是秦军所希望的，也是起义军战略上严重的失误。陈胜及时改命周文向关中进军，弥补了这一错误。但当周文军发展顺利及之后遭遇挫败之时，吴广仍顿兵荥阳，不予支援，加深了这一错误。如果这时他能采取较为积极的行动，起义军进军咸阳尚有可能，至少可保存一定实力与秦军周旋下去。吴广始终止步于已失去战略价值的荥阳城下，使起义军整个战略形势被动，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说明主力战略运用的得失，关系到整个战争的胜败。
其次，周文停军于戏，致使功败垂成。周文军不顾险阻，远离根据地，长途奔袭咸阳，行动果敢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但越过函谷关后，突然在戏停止了前进。这一行动失去战机，是起义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所有的史料都没有说明周文停军于戏的明确原因，但加以分析，不外乎是因为长期作战想略作休整，再继续进军；或者是因为迫近了咸阳，怕秦军防守坚固，想等待援军再并力进攻。无论哪一种原因，都是战略上的最大失策，功败垂成，令人惋惜。因为：
1.周文当时的兵力已远远超过秦军数倍，若乘势而进，更收骊山刑徒，兵力就绝对优势，攻破咸阳完全有可能。
2.函谷关为关中唯一的险阻，秦军尚不能坚守且毫无兵力增援，足以说明关中确实空虚。继续挺进，正可乘虚蹈隙，反之，会给秦军以编组军队、进行反扑的时间。
3.周文虽是孤军作战，但如一鼓作气攻下咸阳，或围攻咸阳，战略形势就会迥然不同，不仅便于号召全国反秦力量，有些势力更会主动来增援，就有可能完成起义军一举灭秦的战略方针。及至秦军组织反扑，怀有割据之心的赵、魏观望不前，吴广仍顿兵荥阳，周文孤军奋战，前后失据，安得不一败再败。关键性的战略行动错误，导致战争全局的挫败。周文的教训是值得研究的。
再次，宋留未完成迂回关中的任务。宋留军于七月从陈县出发，曾攻下南阳，但之后毫无发展，直至十二月，仍停留在南阳附近，未能按照陈胜的企图进入武关，迂回咸阳。

二、起义军只号召反秦，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
陈胜在陈县建立政权后，只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如何巩固政权的措施，这就难以号召和团结各地纷起响应的反秦力量，使他们有共同遵守的纲领去打击秦。因为“诛暴秦”只是革命的第一目标。打倒敌人后，下一步自己如何办，要有一套政治主张。陈县政权建立后，对如何巩固政权也未采取适应形势的措施，这就难以发挥政权的力量来长期持久地支持各地反秦斗争。敌人一反扑，起义军就无后继力量去挫败反扑，巩固已取得的胜利。

三、没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
因为起义的大好形势来的太快，加入起义队伍的人一涌而入，各怀二心，自立为王，没有一个团结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驾驭不了这种形势的。如武臣率三千人，于七月经白马津（今河南滑县东）北渡黄河，攻下三十余城，队伍扩大到数万人。八月，进入邯郸。张耳、陈余怀恨陈胜未给兵权，不能实现其割据的愿望，趁机怂恿武臣自立为王。武臣经不起诱惑，便自立为赵王。陈胜为了顾全大局，采纳了上柱国（最高武官）房君（蔡赐）的建议，遣人祝贺，并催促他尽早发兵入关，协助周文。张耳、陈余又挑唆武臣说：

王（指武臣）王赵，非楚（指陈胜）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不要向西进兵），（应）北徇燕（今河北北部）、代（今山西北部），南收河内（黄河以北的豫北、冀南地区）以自广（扩大势力）。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不胜秦，必重赵【《资治通鉴·卷七·二世皇帝元年》】。

武臣遂不听调度，不肯派兵入关，却派部将韩广略取燕地，派李良略取常山（郡治在今河北正定），派张黡（yǎn）攻上党（郡治今山西长子）， 忙于自己扩地割据，不配合起义军的灭秦作战。
周市则在攻占了魏地后，擅自立旧贵族魏咎为魏王，实际脱离了陈胜而独立。葛婴到了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东南），立襄疆为王，后闻陈胜称王，就杀襄疆还报，表示悔过，陈胜却又杀了葛婴。这些分裂活动，造成割据，就谈不上统一指挥与协调动作了。武臣、周市之独立，陈胜之杀葛婴，极大的削弱了反秦力量。

四、没有把各地的反秦势力联合起来。
当时南方有英布和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令吴芮起兵，约三千人。项梁和项羽叔侄杀会稽郡守殷通起于吴（今江苏吴县），得各县兵约八千人。东面有刘邦起兵于沛（今江苏沛县东），有三千人；东阳（今安徽天长县西北）百姓杀县令，立陈婴，发展到两万人。北面有彭越起兵于巨野泽（今山东巨野北）。各地起义军蓬勃发展，形势非常有利。可惜陈胜缺乏这方面的谋略，没有把这些新起的反秦势力组织起来。

五、陈胜个人缺乏领袖的才干。
起义初期的大好形势使陈胜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情绪，对秦估计不足，也没有看到起义军的弱点，在军事方面没有后续准备。不仅如此，在尔后周文退出关中时，陈胜对于新的形势又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重新研究、制定战略，主动地去指导战争的进行，而是坐守陈县，因此指挥上就多失机宜，无所作为。加之，他又以苛察为忠，听信朱房、胡武的谗言，轻率地杀了一些有功的部属，影响了内部团结。胜利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一遇挫折就上下离心，难以挽回危局了。

陈胜从谋划起义，到称王立国，再到兵败被害，前后只有短暂的六个月时间，但它沉重地打击了秦王朝的腐朽统治，为推翻秦朝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千百次的农民起义指出了道路，树立了榜样。“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记·陈涉世家》）。这充分说明了陈胜、吴广首倡起义的功绩。陈胜死后，被辗转埋葬于芒砀山主峰西南。刘邦称帝后，追封陈胜为“隐王”，派三十户丁役守护陈胜墓，并按王侯待遇年年杀牲祭祀。

@napron 2016-10-10 15:32:25
不想再看翻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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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是让你有选择性的看，没人强迫你看。但是作为我，在分析之前，需要讲清楚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另外，我才写了一个开头，你认为我有多少翻译的成份？有些东西我若不注释明白，你也未必能懂。要谦虚，即便你很了解这段历史，也没有必要这样张扬。

（二）破釜沉舟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没有推翻秦王朝的统治，但在其影响下，各地义军风起云涌，并不断发展壮大。趁机而起的齐（都城在今山东临淄，下同）、赵（今河北邯郸）、魏（今河南开封）、燕（今北京大兴）等旧势力，虽然畏惧秦军强大，拥兵观望，各据一方，但表面上也还打着反秦的旗号。
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春， 原来奉陈胜之命略取广陵（今江苏扬州）的召平，听说陈胜兵败、秦军东来的消息，就渡江到会稽（郡治今江苏吴县），以陈胜的名义加封会稽起义的项梁为楚上柱国（最高军事长官），并向他建议：“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史记·项羽本纪》）项梁接受了他的意见，同其侄项羽引八千江东子弟兵渡江北上，在东阳（今安徽天长县西北）汇合了陈婴的起义军两万多人，进至盱眙（今江苏盱眙）。时英布、吕臣、蒲将军等都率军前来相会。起义军力量日益壮大，进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古邳镇）时，已发展到七万多人。
此时，在郯县（今山东郯城北）割据的秦嘉企图阻挠项梁军北上。项梁进军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击杀秦嘉，编并了他的部队，进一步壮大了力量。其后，章邯率秦军到达栗县（今河南夏邑），项梁同章邯作战不利，便暂时回师薛（今山东滕县东南）。这时项梁才得知陈胜确实已死，就召集各路别将来薛县共议大事。原在沛县起义的刘邦也来到薛县，接受项梁的指挥。此时项梁军发展到十余万人。
为了便于号召，项梁采纳谋士范增的建议，于是年六月拥立前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王，建都盱眙，仍称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至此，秦末农民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章邯在栗县挫败楚军后，企图乘胜消灭魏、齐、赵等国割据势力，便回军夜袭临济（今河南封丘东）破魏，魏王咎自杀。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 章邯攻齐之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项梁率军往救，与田荣、龙且（jū）大破秦军。章邯败走濮阳（今河南濮阳南），环水自守。
项梁又以项羽、刘邦攻占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八月，项羽、刘邦引军攻定陶，不克，西进至雍丘（今河南杞县），大败秦军，杀三川郡守李由（荥阳解围后至此），切断了章邯与洛阳间的联络。项梁亲率主力再攻定陶，大败秦军。
项梁数败秦军后，产生了骄傲情绪，对形势缺乏正确分析，低估了秦军的力量，放松了警惕。九月，章邯在得到充分的补充后，夜袭定陶，大破楚军，项梁战死。农民起义又一次遭到严重挫败。
项羽、刘邦在陈留听说项梁败死，为避免被秦军各个击破，就主动东撤，退保彭城。吕臣驻军于彭城东，项羽军于西，刘邦军于砀，结成犄角之势。楚怀王也自盱眙迁到彭城，对起义军进行整顿，将吕臣同项羽两部合并，由自己亲自统率，驻砀的部队由刘邦率领。
章邯在大败项梁后，对形势产生了错觉，认为楚之名将（项梁）已死，“楚地兵不足忧”（《史记·项羽本纪》），决定舍楚击赵，率秦军北上攻赵，楚军因而得到了休整的机会。

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闰九月，秦军攻赵，大破赵军，章邯乘胜进占邯郸。 赵王歇和张耳退守巨鹿（今河北鸡泽北），赵将陈余收得常山（郡治今河北正定）兵数万人，军于巨鹿城北。章邯遣王离（王翦孙，王贲子）围巨鹿，自己军于巨鹿以南的棘原，并修筑甬道（两侧有墙的运粮通道）以补给王离。长城军兵多粮足，急攻巨鹿。赵王歇在危急之下，几次遣人向彭城求救。
秦军主力远在河北围攻巨鹿，顿兵坚城，表面上气焰嚣张，实则屡战疲惫，而关中空虚无备；六国旧势力虽拥兵割据，但对秦军也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摆在楚怀王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策定击秦战略和选择执行的人。齐王派在楚军的使者高陵君显建议怀王重用宋义，他说：

宋义论武信君（项梁）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二年》】。

楚怀王乃召宋义计议军事，非常欣赏。于是任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准备北上救赵，其他诸将皆由宋义调遣，号为“卿子冠军”（卿子为尊称，冠军即在诸军之上）。至于入关中的任务，诸将因畏秦兵强盛，没有人认为先入关是有利的。独项羽怨恨项梁之死，愿同刘邦西入关。楚怀王诸老将都说：

项羽为人，慓悍猾贼，尝（曾经）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凡是）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年长德高的人），扶义（以仁义为号召）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无侵暴，宜可下。项羽不可遣，独沛公（刘邦）素宽大长者，可遣【《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二年》】。

怀王根据众人的意见，决定派遣刘邦“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以伐秦”，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二年》）。
从楚怀王的决策来看，他的战略是：以主力北上救赵，寻求秦军主力决战；以一部西向入关，直捣咸阳。这是符合当时客观情况的。章邯顿兵坚城，已经陷于被动，起义军以主力救赵，内外夹击，有击破秦军的可能。同时，章邯既以全力围攻巨鹿，如不以主力救赵，不但巨鹿之围难解，赵国且有灭亡之危。赵亡，章邯再乘胜转用兵力南下，起义军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趁虚入关的企图也就难以实现了。刘邦率万人西图关中，兵力诚然较少，但有北上救赵的义军牵制秦军主力，可利用当时反秦的大好形势，“扶义而西”，“收陈王、项梁散卒”，以政治配合军事，入关是可能成功的。由此可见，北上救赵和趁虚入关，是起义军在战争全局中的两个重要方面，而以击歼秦军主力为重点。两方面义军互相配合、呼应，可使秦顾此失彼，应付不暇，收一举灭秦之功。
有人认为，楚怀王以主力北上救赵，是以起义军的主力去对秦军的主力，在战略运用上值得研究。不如以一部北上救赵，牵制秦军主力，而以主力急趋关中，避实而击虚，攻其所必救，这是孙膑“围魏救赵”、“批亢捣虚”的策略。趁秦王朝精兵外调、关中空虚之际，直捣秦都咸阳，必然迫使围攻巨鹿的章邯释赵而回救，或以王离一部围赵而以主力回救。待章邯回军时，乘其长途跋涉，士卒疲惫，中途予以截击，定能大胜。这个方案似乎可行，但毕竟未经实践检验，实难断定其必胜。《孙子》曰：“兵者诡道也。”老那么重复“围魏救赵”的方法，胜负也难知，必须审时度势。
楚怀王在选将用人上值得商榷。（一）他轻信高陵君显的吹捧，认为宋义是知兵之将，因而擢为上将军，统领义军诸将。北上救赵时，宋义与项羽在谋略上的争论，实践证明并不真正知兵。他论“武信君必败”不过是不幸而言中罢了。（二）项氏叔侄起兵会稽，渡江西击秦，八千子弟兵皆项氏归属。项梁战死后，楚怀王不从项氏归属中选将统御其众，而独拔宋义于众人之中，使膺北上救赵的重任，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想抑制项氏势力。但宋义威不足以服众，又“不恤士卒而徇其私”（《史记·项羽本纪》），实是难以御众。（三）楚怀王乃项氏叔侄所拥立。项梁战死后，他想抑制项氏势力，自树党羽。他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却独遣刘邦入关而不遣项羽。又只任项羽为“次将”，北上救赵，屈居宋义之下，造成起义军内部矛盾，将帅不和。在大敌当前之际，楚怀王不考虑实际情况，不顾大局，过早地抑制项氏势力，是为不智。苏子瞻评论楚怀王，还认为他“是天下之贤主”（《古文观止·苏洵·范增论》），从军事斗争的观点来看，我是不能苟同其论断的。

二世三年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此十月即西历公元前208年末）， 宋义率军北上救赵。他害怕与秦军决战，不敢渡河，到达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后，即停止前进，一连逗留了四十六天。项羽建议立即进兵河北：

秦军围赵王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史记·项羽本纪》】。

宋义想保存实力，乘秦、赵相斗，坐收渔利。他说：

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疲），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破）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史记·项羽本纪》】。

还洋洋自得吹嘘道：“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史记·项羽本纪》）并通令全军：“猛如虎，狠（违逆）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倔强不听指挥）者，皆斩之！”（《史记·项羽本纪》）这显然是针对项羽而言，想以权力压服项羽。
宋义不但不进兵，反而亲到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大张宴席，送其子出使齐国为相，以图日后割据。时天寒大雨，军中缺粮，士卒忍饥受冻；巨鹿又十分危急，反秦力量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项羽再次力谏：

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 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shū），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利用）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建立）之赵，其势必举（破）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哪有什么疲敝可乘） 【《史记·项羽本纪》】！

他指责宋义道：

国兵（我军）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同“扫”，集中）境内（兵卒粮饷）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史记·项羽本纪》】！

激于义愤，项羽趁早晨进帐参见之机，斩杀了宋义，并号令军中：“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史记·项羽本纪》）当是时，诸将皆慑服。于是共推项羽为假（代理）上将军，并使军追及宋义之子杀之。项羽诛杀卿子冠军，名扬楚国，威震诸侯。十一月，楚怀王以项羽为上将军，率军救赵。

此时秦军倚仗兵多粮足，日夜猛攻巨鹿，巨鹿危在旦夕。救赵的各路诸侯大军云集巨鹿城外：陈余率数万人在城北；张耳之子张敖率万余人及燕将臧荼、齐相田都也先后引兵至巨鹿，均在陈余附近扎下十几座营垒。但都畏惧秦军，互相观望，谁也不敢出战。
十二月，项羽率楚军进至漳水南岸，与秦军隔河相峙。他先以英布、蒲将军率两万人为前锋，渡过漳水切断秦军运粮的甬道，分割章邯与王离两军。随后项羽亲率主力渡河，并破釜沉舟，只带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楚军以迅雷之势直扑巨鹿，包围了王离的长城军，九战九捷，杀秦将苏角，俘王离，大破秦军。《史记·项羽本纪》生动地描写了巨鹿之战的激烈场面：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zèng），烧庐舍（军营），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秦将名）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营垒），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坐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

项羽大破秦军后，召见诸侯将领。诸将“入辕门（军营大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史记·项羽本纪》）。
项羽解巨鹿之围后，乘胜进至横漳水南岸，与章邯驻扎于巨鹿以南棘原（今河北平乡县）的部队形成对峙。陈余写信给章邯，指出白起、蒙恬很有功劳，但都遭到杀害，秦“有功亦诛，无功亦诛”，劝章邯与诸侯联合，共同击秦，分地为王。这时，由于巨鹿战败，胡亥遣使责问章邯。丞相赵高也因战争失败，怕受牵连，想拿章邯来作替罪羊。
章邯获悉这个消息害怕了，秘密派人向项羽求和。和约未成，章邯就率军后撤。项羽以蒲将军率一部昼夜渡过三户津（今河北磁县西南古漳水上）兼程追击，切断了章邯主力的退路。项羽率军猛攻，再破秦军于汙（wū）水（漳水支流，今临漳附近）上。
章邯迭遭失败，既无援军，又怕遭胡亥与赵高的杀害，再次派人乞降。项羽也因军粮不足，便允其所请。二世三年七月（公元前207年），章邯率秦军二十余万人， 在汙水南岸的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向项羽投降。项羽封章邯为雍王，留置于楚军中。
巨鹿之战，秦军主力被歼，秦王朝已濒于崩溃。项羽以秦降将司马欣为上将军，率秦军为前锋，渡黄河向关中挺进。与此同时，刘邦则已逼近武关。

巨鹿之战是灭秦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一场大战，基本摧毁了秦军的主力，扭转了整个战局，决定了秦王朝覆灭的命运，为刘邦入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战前，宋义主张坐山观虎斗，是愚蠢而消极的，会坐致秦军强大，是坐等秦军各个击破。秦强赵弱，秦军攻赵，如虎搏兔，何来两虎相斗，一伤一敝。“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宋义之“先斗秦赵”、“我乘其敝”的主张是立足于看，置同盟军的危亡于不顾，不但破坏了联合抗秦的战略，对楚军自己也是不利的。秦军如破赵，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诸侯援赵部队的瓦解和秦军力量的增长。章邯势必集中全力把矛头指向起义军以行决战，那时不但无敝可承，起义军且有被击破的危险。
项羽洞察全局，主张采取积极进攻的行动，迅速渡河北上救赵，乘秦军顿兵坚城，士卒疲惫之时，“楚击其外，赵应其内”。事实证明，这是破秦救赵的上策。起义军的战略是以主力救赵，进攻秦军主力；以一部入关，直取咸阳，南、北两路相互呼应。而全局之安危，成败之关键，则是在巨鹿。如果不“急引兵渡河”合力击秦，则章邯以强大的兵力攻新立之赵国，诚如项羽所言，“其势必举赵”。这样，整个局势将发生不利于起义军的严重变化。所以救赵是关系到反秦力量的团结与分裂的问题，是关系到反秦成败的问题。
巨鹿之战的胜利固然是起义军英勇敢战的结果，但也是和项羽出色的战场指挥分不开的。当时秦军以重兵围巨鹿，兵势强盛，诸侯军救赵者十余壁，莫敢纵兵。项羽虽全军渡河增援当阳君、蒲将军，但仍是以寡击众。他以破釜沉舟之计激励士气，每人只带三日粮，以示必死，无有还心，充分表现了坚定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
楚军渡河后，先以一部兵力分割章邯与王离军，使围城的秦军陷于孤立，造成楚军的局部优势。然后阻绝章邯甬道，断绝王离军粮食，予以各个击破。以后又命蒲将军南下三户津，切断章邯军退路，形成前后夹击，对迫降章邯起了重大作用。从巨鹿之战全过程可以看出，项羽很善于运用分割、迂回战术。此外，楚军在渡过漳水之后，不顾疲劳，九战九捷，说明项羽能利用军队的锐气，长于乘胜连续作战；敢于实施远程追击，作战以求全胜。
秦军的失败，除政治腐朽、不得人心的因素外，主要是章邯在主观指导上的错误。他对当时形势缺乏正确地分析，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对新生力量的内在坚强因素更不理解。在击败项梁后，便以为“楚地兵不足忧”，错误地确定“舍楚击赵”的方针，转战河北，给了起义军以整顿、发展、壮大的机会，并顿兵坚城，陷于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这都是秦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三）——入咸阳


刘邦，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里”相当于现在的村）人，姓刘，字季，为泗水亭长（秦代在乡村每十里设一亭，亭有亭长，掌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史记·高祖本纪》称其“隆准而龙颜，美须髯……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豁达豪放）。常有大度……好酒及色。常从王媪（ǎo）、武负（通“妇”）贳（shì，赊欠）酒”。
单父（今山东单县南）人吕公与沛县县令交好，为躲避仇人投奔到沛县安了家。吕公喜欢给人相面，看到刘邦的相貌，非常敬重他，就将女儿吕雉许配给了他。后来刘邦为泗水亭押送徒役去骊山，结果有很多徒役半道逃跑了，他估计进退都是死，便趁着夜晚把所有的役徒都放了。其中有十余人愿跟着他，于是躲进了芒山、砀山一带的深山湖泽间（《史记·高祖本纪》）。
陈胜、吴广起事后，许多郡县杀官吏纷纷响应，沛县县令非常惊恐，也想响应陈胜。于是狱椽曹参、主吏萧何劝沛县令将流亡在外的人召集回来，一来可以增加力量，二来也可以杜绝后患。沛县令觉得有理，派樊哙去叫刘邦回来。这时，刘邦已经有一百人多了，便带人往回赶（《史记·高祖本纪》）。
然而沛县令又后悔了，害怕刘邦回来不好控制。于是他命令据守城池，并捉拿萧何和曹参。二人闻讯赶忙逃到了城外。刘邦将书信绑在箭上射入城中，鼓动城中百姓起来杀掉县令，大家一起保卫家乡。沛县百姓本就不满秦朝的苛政，便一起杀掉了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邦，并推举他为沛公，领导大家起事。
刘邦召集了两三千人后，攻取了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丰邑等地。不料守卫丰邑的部下雍齿在魏将周市的蛊惑下，以城降了魏国。刘邦得知消息大怒，率兵攻丰邑，不克。他听说项梁在薛（今山东滕县东南），便跑去了薛县见项梁。项梁给了刘邦五千人，五大夫级的将领十人，助他夺回了丰邑。自此，刘邦归附于项氏部下。

二世二年闰九月（公元前208年）， 章邯北上击赵，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起义军的变化，楚怀王遂定下以项羽率主力救赵，刘邦率一部西向入关的战略决策。当时秦军主力远在河北，黄河以南的秦军除保障其后方联络线外，没有较大的机动部队。但开封、荥阳、洛阳、函谷关、南阳、武关等重镇和关隘，都有重兵防守。刘邦所指挥的部队不过万人，虽有一定的战斗锻炼，但西入关中，如探虎穴，困难仍是很大的。
刘邦受命后，采取边进军、边发展的策略，积极准备，扩大队伍。他编并了栗县刚武侯的四千多人，并联合魏将皇欣、武蒲，声势渐大【注：刚武侯，东汉应劭著《汉书集解音义》曰：“楚怀王将也。”又曰：“功臣表云棘蒲刚侯陈武。武，一姓柴。‘刚武侯’宜为‘刚侯武’，魏将也。”西晋臣瓒著《汉书集解音义》曰：“功臣表柴武以将军起薛，别救东阿，至霸上，入汉中，非怀王将也，又非魏将也，例未称谥。”唐颜师古著《汉书注》曰：“史失其名姓，唯识其爵号，不知谁也，不当改为‘刚侯武’。应氏以为怀王将，又云魏将，无据矣。”】。
二世三年二月（公元前207年）， 刘邦趁巨鹿决战之机，由砀率军北上，联合彭越进攻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遭到顿挫后，折而向西。经过高阳（今河南杞县西）时，采纳了郦食其（食其：音yì jī）的建议， 袭取了屯粮甚多的陈留，得到了充分的补给，并收编了郦商（郦食其弟）的部队四千人。
三月，刘邦率同郦商进攻开封受挫，绕道西进，败秦将杨熊于曲遇（今河南中牟）。杨熊退入荥阳，后被胡亥斩首。刘邦继续西进，攻占了颖川（今河南禹县，郡治阳翟），并夺取了轘辕（今河南偃师东南）险道。 这时，赵国的别将司马卬（áng）想渡过黄河，进入函谷关。刘邦又北至平阴（今河南孟津北），封锁了黄河渡口。在洛阳以东与秦军作战不利，折向南采取大迂回，出轘辕险道，进迫南阳，准备由武关进入关中。此时，张良率韩军加入了刘邦队伍。
六月，刘邦在犨（chōu，今河南鲁山东南）东大败南阳郡守吕齮。吕齮退守宛城，刘邦准备越宛城西进。张良谏议说：

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史记·高祖本纪》】。

于是刘邦连夜偃旗息鼓，绕道还军，黎明时包围了宛城，迫降了吕齮。七月，刘邦继续西进，发展很顺利，在丹水（今河南淅川县西南）接受了高武侯鳃、襄侯王陵的投降。又东攻胡阳（今河南唐河南），西克郦（今河南内乡东北）、析（今河南内乡西北）两城，肃清了南阳地区的秦军。
八月，刘邦攻破武关。这时，秦军在关东的主力章邯、王离已被项羽歼灭。章邯的倒戈给了摇摇欲坠的秦王朝一个沉重的打击，胡亥寝食难安，他派使者质问赵高。赵高知道胡亥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与不满，遂同其弟赵成和女婿咸阳令阎乐，逼杀了胡亥，去秦帝号，立子婴为秦王，准备重整旗鼓，进行反扑。九月，子婴诛杀了赵高，并派兵防守峣关（今陕西蓝田西），企图阻止起义军西进。
峣关前据峣岭，后枕蒉（kuì）山，地形险要， 是武关以西靠近咸阳的最后一道关隘。张良认为不宜强攻，建议麻痹秦军，松懈其斗志。他说：

秦兵尚强，未可轻。愿先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以利诱之）【《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三年》】。

刘邦依计而行，秦军果然愿意联合反秦，疏于戒备。刘邦乘隙率军绕过峣关，翻越蒉山，大败秦军于蓝田（今陕西西安东南）。这一战粉碎了秦王朝的最后抵抗，决定了它灭亡的命运。刘邦乘胜逼近咸阳。
汉高帝元年十月（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军进至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 秦王子婴无力抵抗，只好“素车白马（白车白马，用于凶丧的车马），系颈以组（绳子）， 封皇帝玺符节，在轵（zhī）道（今陕西西安北）迎降。 秦王朝一统天下后十五年的残暴统治，终于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中土崩瓦解了。

刘邦以较少的兵力由砀西进，仅用七个月的时间，便攻入武关，进逼咸阳，摧毁了秦的统治中心。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能高举反秦的旗帜“扶义而西”，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另一方面是项羽北上救赵，牵制并全歼了秦军主力，为他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刘邦的战略运用和战役指导也很成功。
刘邦的西向入关和项羽的北上击秦是灭秦战略双环的有机联系，息息相关。项羽救赵在击实，为刘邦的趁虚创造条件，而刘邦的趁虚能顺利发展也影响到项羽战略任务的完成。趁虚则要求行动坚决、积极、迅速、抓紧战机。刘邦的行动无论从战略还是战役上都贯彻和体现了这一点。他发现洛阳、荥阳、开封都有秦军防守，坚城难攻如果留之不顾，有受前后夹攻的危险；攻下再进，又有顿兵坚城、贻误战机的可能。因而毅然避开函谷关，向南作战略大迂回，这是最大的趁虚。既甩开了坚城，又出秦军之无备或少备。在战役上每遇坚城，能取则取，不能取则绕道而行，绝不受坚城牵制，争取了时间。
刘邦出兵时，兵力仅万余人，如果等兵力扩大后再进军，有失去战机的可能；如果不壮大队伍，又难以完成西行入关的战略任务，因而他采取边进军、边发展的策略。在扩大队伍的手段上，刘邦表现得很灵活，就是军事、政治手段并用。能打败的，就以兵力取之；能招降的，就诱降之；能联合的，就采取联合的办法接纳之。这样，既不影响进军速度，又不过多消耗兵力，还扩大了实力。实力扩大又促进了进军速度，体现了进军和发展的一致性。
刘邦虽然希望迅速入关，但不是一味冒进，而是注意稳中求快，置自己于不败之地。他发现司马卬企图南渡黄河利用义军声势西入关中扩张势力时，不惜北攻平阴，塞住黄河渡口。在越过南阳西进时，采纳张良的建议，回军迫降吕齮，继又扫荡南阳地区的秦军，都是快中求稳的行动。而且，刘邦很讲究政策和策略，优待俘虏，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注意政治影响，注意宣传，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而也受到百姓的拥戴，进军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