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柳软 2016-06-26 20:54:38
@ywujun1969 看了序，下面就不用看了，我一直认为彭是一个不计个人安危得失，人格高尚的人，解放后经此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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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彭，实则是自己经不住诱惑，一定要把藏在内心的某个人物我所认为的形象，写出来而已。

本周，天涯终于解禁了我的账户，我把用其它账户发的贴子修订重发，方便网友查询阅读

（三）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14)

一个人干什么，由他是什么样的人决定，而他是什么样的人，通常可以通过其至亲师友是什么样的人来考察。
人生道路总是充满了各种偶然，彭总从救贫会最终走向革命道路，也是偶然吗？
彭的人生之路，袁植给了他最初的革命思想启蒙，段德昌则引导彭最终走上革命之路。

段德昌，1904年出生，湖南南县人，黄埔四期，牺牲时年仅29岁。段德昌是一个革命的“殉道者”，从彭总身上可以看到很多段的影子。
在1930年代湘鄂西、鄂豫皖、江西等三大苏区的肃反扩大化斗争中，许多真诚的革命者并未倒在敌人的屠刀下，而是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段德昌、许继慎、以及黄克诚自述中记载的何笃才等人，以他们的地位和才智，在残酷的内部肃反中，如果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或在抗争无望，危险逼近时，如富田事变中的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一般出走避祸，都可保全自身。但这些人都选择了留下，以死卫道。

肃反的牺牲者中，段德昌的殉道尤其壮烈。

贺龙、周逸群、段德昌是湘鄂西苏区的主要创立者。段非常耿直，这一点与彭几无二至，在夏曦搞“肃反”扩大化时，段当面指责他：“你把根据地搞光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被你杀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两人的矛盾激化。
1933年4月下旬，夏曦通知段到中央分局驻地金果坪开会，段自知不妙，但仍镇定自若地赴会。行前，段对其妻刘淑云说：“夏曦要继续杀人，我反对，他杀的全是我们党的精华”。果然段德昌一到，就被以“改组派”、“逃跑主义”的罪名逮捕。
段明知此去危险万分，为什么还要从容赴死？今天很难用世俗的想法去分析当年革命者的行为动机。但观察中国历史，这样的殉道却并非孤例，远的如荆轲刺秦，近的如谭嗣同就义。
显然，殉道者都是信仰坚定、才智高绝之人，如果认为自己的牺牲毫无意义，还会选择从容赴难吗？救人还是自救，对殉道者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变法失败后，谭表明过自己的心迹，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段应该是同样的思考，留下即使牺牲，也会有助于揭露夏曦的错误，如一走了之则只能任由夏曦等人向自己身上泼脏水。但段之死却透着难以言表的悲壮，夏曦对段采用了公审判决执行的方式。摄于段的威望，夏显然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昭示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我夏曦是代表整个湘鄂西苏维埃政权来宣判你段德昌！
今天公开的资料，段临刑前也表明的自己的心迹。1933年5月1日下午，行刑时，段主动要求受斩刑而不要枪决，理由是要省下子弹打敌人。行刑前，段说：“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要打回洪湖去，不要忘记了洪湖人民；红军要赶快恢复党的组织，没有党的领导，红军寸步难行；肃反肃到德昌止，再也不要自相残杀了！
段是一硬到底。段之死，历史留下的悬案，就是当时的肃反委员会，批抓段德昌的决策过程。段与夏有矛盾，但在高层，提出抓段，总要有个借口，有个证据，这个是什么？
回想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中，走向断头台的雅各宾派领袖圣.鞠斯特，至死一言不发。
59庐山，彭《自述》真实地记下自己压抑的心情：”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同样是以”人民“的名义，代表正义进行宣判，我想彭总思想上会更痛苦吧。在信仰与人性发生冲突时，何者为大？
彭总选择了后者，段不用纠结，而彭则纠结矛盾至死。
比照东西方的大革命时代，信仰与人性的冲突考验何其相似！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世事变化再多，难道终究不过是在重复历史吗？

（三）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15)

1926年，无论对国共双方，还是彭段这样的普通人物而言，都是极不平静的一年。
该年3月，借“中山舰事件”，蒋驱逐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彻底掌握了黄埔党军。
5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及苏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鲍罗廷的支持下，蒋再进一步，通过国民党二届二中全《整理党务案》，将共产党员驱逐出国民党中央领导层。
7月，蒋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蒋逐步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接近中国最高权力的顶峰，同时右派势力在国民党中央占据了绝对优势。自此，基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第一次国共同盟关系的破裂，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于国民党右派一方而言，在双方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的倒下后，就是择机清共之时。只是不知道当时的中共高层是否有人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更残酷的现实是，当时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资助下、弱小的中共，在高层的政治博弈中，还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实力，真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在同盟裂痕已现，中共高层心知肚明的情况下，有多少满怀救国热忱、而又理性的共产党人，是忍辱负重，抱着对盟友的一丝美好幻想，踏上“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之路。每读1920大革命年代的其人其事，总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革命激情，仿佛从未因岁月久远而消退分毫。这或许就是国家民族衰弱到极点而能重生的一个原因吧。
“以俄为师”，是孙文定下的国民党建党建军思路。23年，孙曾派蒋赴苏考察了三个月，结合24年苏俄援建黄埔军校，蒋应是基本认同孙的看法，即“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符合中国的现实，但实地考察的蒋，并不完全认同苏维埃政权的专政方式。蒋认为：苏强分阶级,讲求斗争,对革命友人同志的策略,反比对革命敌人还多,其政治制度与三民主义的追求是不能兼容的。从蒋的历史看，在现实面前,蒋的所思所行,有很多妥协和两面性,但孙提出的"以俄为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军思想，蒋是接受并坚定地实施了，即使蒋后来反共，也从未改变”以党治国“路线。

随着苏联秘密档案的公开，我们能更多地看到苏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而其中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是占主导的。1920年代初，在支持芬兰、匈牙利、波兰等欧洲革命失败后，苏才把目光转向中国，出于”东方战线”的战略，先后选择了吴佩孚、孙中山，想构建自己的代理人以输出革命，只是要求这些人有保护劳工的表现，但选择代理人时，实力是第一位的考虑。

这样的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国共矛盾中，苏俄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以陈独秀的火爆性子，怎会一再退让，右倾妥协。如果不妥协，陈除了辞职退党，别无他途。批陈右倾退让，难道周、毛等人当时不是党员？陈是理性的，但对国共关系的走向，陈并无远见，也就谈不上未雨绸缪的斗争准备了。作为革命党的领袖，陈太过天真了。与蒋、汪这样的人物对垒，陈实难堪为对手。

段德昌的一生壮烈而富有传奇，还因其一身连接了毛、蒋、彭这三个重量级的中国现代史人物。
与彭相比，段的家庭条件要好很多。段父曾留学日本，是位新式知识分子，很重视教育，在段7岁时就将其送入私塾五德书屋读书，后转读南县第一高等小学。
毛与段初识于1921年春天。当时，毛以省督学身份和友人易礼容、陈书农一道从省城长沙来位于洞庭湖滨的南县考察国民教育，进行社会调查工作。
在当地高等小学就读的段受县劝学所委派，陪同毛进行了八天的考察工作，挑选段陪同，显然是因为段在学生中的出类拔萃。而段德昌在陪同毛一行中表现出机敏、好学、上进的精神，也给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年长段11岁，段以兄长尊称毛。
来年春，段18岁高小毕业。毛念念不忘段的才华，专门写信给段德昌，信中提议段到长沙去读中学，以便投身于省城的革命活动。段也颇为了得，考试对他根本不是个事，是年秋，段顺利考入了长沙雅各中学。在长沙期间，段德昌参加了毛、易礼容等创办的“文化书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参与组织马主义学习小组，进行爱国学生运动。
然23年，段父亲去世，被迫辍学回乡。1924年，段德昌离开家乡，在华容与留法归国的共产党员何长工等人一起创办新华学校，并任校董会副主任兼英文教员。1925年春，段调到南县第一国民小学担任英文教员，在此期间大量接触到《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进一步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
在南县小学任教期间，爆发了“五卅”惨案，段和其他进步青年一同发起组织了“青沪惨案南县雪耻会”，经常到县城沿河码头和交通要道查禁洋货。在反帝爱国斗争中，段德昌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才能，此后的入团入党已经水到渠成。25年6月，段德昌加入共青团，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冬，毛通过中共湘区委员会，选派段德昌到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第二团学习，段的人生终于汇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之后在北伐战争的定鼎之地武昌城下，与本帖的主角彭交汇。
受过系统教育、当过教员的段文化功底深厚，本人又学习训练刻苦，在军校学习期间很快脱颖而出，周恩来称其“文武全才”。然而25年孙中山去世后的黄埔，已非青年才俊静修学习之地，而已成左右两派青年才俊的角斗场。
身为共产党员的段德昌很快成为了校内左派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分子，经常与右派学生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次，军校教官周逸群在广东大学演讲后返校，遭“孙文主义学会”潘佑强、杨引之等人突然袭击。得知此事后，段和“青军会”的会员们走上街头，刷写“严惩打人凶手”的巨幅标语，并参与游行。“中山舰事件”后，由另一名素有“文胆”之称的同学执笔，段与其共同签名，给蒋介石写了封公开信，指责蒋介石“脱离了革命，正在一日甚一日地变为军阀……”。
自己学生公开的指责，令蒋难堪之极，但蒋亦爱学生之才，遂令将段拘押禁闭，并严令：“如果不公开认罪，就开除学籍。”对此，段德昌毫不惧怕，义正辞严地说：“我为国民革命来军校学习，向校长提意见是为了国民革命快成功，何罪之有？要关就关，欲除就除，没有什么罪可认！”。段性格之刚烈可见一斑，要知道当时的黄埔四期还有林彪、刘志丹、曾中生、袁国平等人，均顺利毕业。

段德昌被开除一事在校园内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因涉及左右之争，对被开除之学生，左派必须有个妥善之安排。这样，段离开黄埔后，经时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介绍，转入了由谭延闿、程潜、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主办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此讲习班就是为了培养军队政治工作干部，而于26年2月在广州开设的一个以学习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左派掌权的政治讲习班。段入此学习，直至北伐前夕的1926年6月毕业。

段黄埔期间卷入左右之争被开除一事，在大革命的历史洪流中只是一丝涟漪，但当年的左右之争却导致的最后的国共分家，改变了中国现代的政治走向。
按一直以来的官方正统解读，当年的左右之争，就是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争。今天，如果抛开非黑即白的简单化解读，则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左右派之争，实质又是在争什么？

按当时的左右划分，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者，右派也。但右派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却无人深究。
国民党新右派是以蒋介石为首逐渐形成。但新右派的政治思想领袖却是戴季陶。1925年6、7月间，戴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核心是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从右派之政治主张看，左右之争，实质是建国政体路线之争。之后，左右两派都宣称自己是孙总理遗志的忠实继承者，批驳对方背叛了孙。

从已知的史料看，无论孙还是蒋，当站在中国政治的高层时，对苏俄体制之弊端，苏俄对华政策之两面性，都有清醒的认识和戒心。
按张学良回忆，孙文25年在北京临终前会见张时，曾着意提醒：东北青年一定要记住赤、白两种帝国主义，其中赤、白分指俄、日。而后续的历史发展，恰印证的孙的担心，35年苏将中东路卖给日本，之后军事占领外蒙古，44年则强割盟友中国的唐努乌梁海。
如果说孙、蒋在1920年代既有了对国家间利害关系的清醒认识，客观上讲，在国际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遮蔽下，我党高层对何为国家间正常的理性关系的认识，怕是要推迟到1960年了。有个清醒的认识，那么1970年代，当把国家利益摆正位置后，意识形态放到一边，解冻与美帝的关系，高层的思想上就没有任何障碍，唯一可虑者对内宣传也。

（三）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16)
1917年护法运动中，孙南下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后，全国出现了军阀割据内战的局面，但大体属于两大军事集团,即遥奉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各集团，以及尊广州国民政府为正朔的西南军阀各集团。
两大集团几经博弈后，实力强大的北军大致控制了长江沿线。这样，湖南就成为北军南下、南军北上的必争之所。各军阀为了更好地控制湖南，或以武力为后盾，或直接派其心腹，或支持湘军中的依附派系执掌湖南地方政权。各派势力此消彼长,湖南地方政权也随之不断更替。但谁都没能独占湖南控制权。民国初的湖南之乱，到与中原地区的河南有几分类似。彭16年末投入湘军，恰值这段混乱的时期。

当时湖南之乱，也与曾、左、黄兴之后，至民国之初，湖南再无出超卓之领袖人物有关。一方面，湖南处于多种势力的交接之地，欲保一方平安，必先内部统一。恰湘军内部、无论谭延闿、程潜、还是赵恒惕、唐生智，德才都难以被各方长久接受。因此湘军各派，因为利益、恩怨，而内斗、混战不止，外部势力则借势入湘， 更加剧了湖南政局的动荡。
可叹三湘健儿，空负“吃苦耐劳、霸蛮敢战”之名，却沦落为各路军阀的附庸，直到毛彭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再次出现。
1926年，是南北两方攻守易势的微妙转折点。南方国民政府这一年终于完成两广革命根据地的军政统一，获得了苏俄的全面支持。而北方则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又一次陷入直、奉、冯三方的全面内战，控制长江中游一带的吴佩孚主力北上，几乎无力南顾。内战严重削弱的北方军阀的实力，北伐的最好时机终于出现了，而夹在中间的湖南地方军阀已势难中立。
1926年，唐生智的湘军第四师屯兵湘南的衡阳，四师人枪约26000，为湘军中最强的一个师。衡阳毗邻广东 ，而广东当时是国民革命的兴起地，是工农运动的发源地，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于地理上的优势 ，衡阳当然受广东方面的影响较大。由于湖南中共党员的努力和带头,湖南也是当时实现国共合作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最好的省份之一。尤其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的影响下,全国以及湖南的革命形势迅速高涨 ，“ 唐本人及所部开始倾向革命。
唐的嫡系部将刘兴在回忆录中说:“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国民政府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浪潮迅速高涨，衡阳与广东接近，尤得风气之先。”按已有的史料，著名的湘籍中国党员夏曦就曾任唐生智的政治顾问，包括夏曦、何叔衡、郭亮著名的中共人士大革命时期均在唐部从事政治训练和宣传鼓动工作。
1926年3月，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唐生智投入北伐。同年6月2日，唐在衡阳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兼理湖南民政事务。随后，唐指挥八军，会同入湘的第四、七两军北上，7月克复长沙，8月入鄂，汀泗桥、贺胜桥两败吴军，9月攻克汉口，兵围武昌！此成为唐一生最风光的岁月。
唐本人26年起毅然投身北伐，短短1年间，从师长升至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再到27年执掌第四集团军，最后成为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领袖，真应了“时势造英雄，富贵险中求”之言。

由第八军扩编的第四集团军当时下辖8、12、35，36四个军，成为武汉国民政府最大的军事集团。随着自身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唐蒋矛盾加剧，唐产生了与蒋分庭抗礼的想法。
但唐领导的新湘军，貌似强大，却不是当年曾、左麾下的无敌劲旅，唐本人亦非卓越之领军。1927年9-10月间，当唐与南京国民政府矛盾激化后，唐部与西征讨唐之桂军李、白交战，尽被一战而溃。所谓“无湘不成军”，离开了卓越的领袖，严明的军纪和训练，充足的薪饷，就是个空话。

在这场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唐生智对彭的人生轨迹的影响，是将其带到武昌城下，一切交给命运！

（三）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17)

思想往往使人痛苦，芸芸众生中能独立思想者少，能自由思想而己悦者，少之又少。
大革命期前后，彭的思想又是如何变化的？
23年8月的袁植之死，某种程度上也是死于当时的湘军谭延闿与赵恒惕两派内斗。袁植死后不久，周磐代理团长，不久以后任正式团长。
彭《自述》中对老上级周磐有段评述：”周磐家也不富，其父亲是篾工，在当时也有些爱国思想，但不及袁强烈，在紧急时无决断。袁、周对我都有一定信任，也可能是利用。“
从此段对周的评价，可以看到彭的思想上，并无”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这样的霸道逻辑。即使自己处境艰难，彭也对旧日湘军同僚长官，持公评价。但按规矩，政治立场还是要表达下，不过”也可能是利用“一句，说了等于没说，彭自己都不信。

客观上讲，周的”遇事寡断、更无预谋“，倒是与彭的好谋善断相得益彰。周彭间的特殊关系，使周对彭，即欣赏又信任。在周担任部队主官后，彭得以有更大的自由施展才华，在部队中实践自己的救贫会主张。

彭16年初入湘军不久，就给连长周磐当勤务兵，周彭之间私谊很深，这是周信任彭的感情基础。旧军队中勤务兵，一般都是长官亲属，或挚交好友的子侄担当。彭毫无这些关系，除了性格倔犟外，其人本份可靠，做事认真踏实，行军吃苦耐劳，作战勇猛顽强，尤为周磐赏识，即调彭到自己身边当勤务兵，亲自教导。按79年周祯、郭文斌的访谈记录，彭的一手毛笔字，就是当年连队当兵时，周磐所教。周爱写字，只要写字，必要彭在旁研墨，让彭学写，一日两页，不端正则重写。
彭并不是一个善于掩饰内心的人，27年宁汉合流后，彭的左倾连何健都看得出来，提醒周磐要释了彭的兵权，周仍然一力维护。唯其如此，当彭平江起义时，对二人私人感情的打击，才尤其深重。

从24年至26年投入北伐前这一段时间，一方面，是军中阶级的高升，另一方面，则是身陷频繁军阀混战的无奈迷茫，这为后面与段德昌相遇后的思想转变埋下因由。这段时期，彭为湘军二师六团一营一连连长，彭自述记载有：
1924年2月左右至3月底，到4月初，因湘西刘叙彝部(约万人)占辰溪、洪江、新化、溆浦一带，独霸贵州省鸦片出口过境税，引起贺耀祖、宋鹤庚等不满，发生的驱刘战争(实际是争夺鸦片过境税)。
1924年4月下旬，部队开到长沙靖港，后经衡阳、永州、全州向桂林迫近，解陆荣廷及其所部(他部下沈鸿英部叛变)之围。

1925年一二月间，部队开赴湘西北之慈利一带，协助贺耀祖[23]师等收复澧县、石门、慈利之战。
1925年4月，部队开桃源之漆家河一带，防贵军袁祖铭部犯湘西北之战。
还有一段涉及贺龙，彭自述中没提。1925年10月，二师奉赵恒惕命湘西剿匪，彭所在部队追剿贺龙的民军，一直打到了桑植，力图将贺部一鼓荡平，贺则率部苦战突围，经湘西退往贵州铜仁。
彭不提此段也很好理解。当时彭知道贺，而贺根本不知道彭。既然已经同为革命军了，彭总不能见了贺说：我老彭当年在二师六团时，还曾剿过你老贺，记得不？”。

彭自述中提到：“当时第一营营长是刘道经，北方人，保定二期生”。自述中彭言，刘两次归家省亲，均由彭代理营长，这个应为周磐指定。彭自述是这样叙述的：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刘营长请假归家省亲，我代理营长。六团由洪江经宝庆(邵阳)、湘乡回驻湘潭。”
“大概七月，正值盛暑，刘道经营长回营了，不久，又因事请假回家，我再代理营长。”

我们可以从一个细节中品味彭的思想人品，即使是在文革中写带有交代性质的自述，彭仍用尊称“刘营长”，“刘道经营长”。

代理营长期间，彭自述：
我这一年的工作重点放在团结本营，进一步巩固第一连，谨慎地开展二、三、四连工作。希望在一九二五年每连能够做到有三五个救贫会会员，并注意在士兵中讨论时事。会员提议我多做些军官工作，对团也要多加联系，工作要突出而不要孤立；各连士兵工作由他们去多做些，上下配合，收效可能大些。我觉得他们的意见很好。
彭当时还不是正式的营长，在二、三、四连谨慎开展救贫会工作、发展会员，在旧军队中是相当忌讳、敏感的，稍有不慎，即可招致祸端。救贫会一直秘密活动、发展缓慢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微小的改造，也让一营成为二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投入湘军，彭非常幸运，能到上官赏识提拔，很快就摆脱了童年时代的贫困生活。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彭，身处军阀部队，颇有军人首要职责是“服从命令”，指哪打那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彭即使步步高升，依然保持着朴实的草根本色，爱兵爱民，在一般旧军官中显得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其言其行，引起共产党人的注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湘军时代彭的特立独行事迹很多。这里选1件事，颇能表现青年时代彭的霸蛮和急公好义。
1925年夏，彭回家养病住了一个多月。当时，彭祖母和父亲已于先年相继去世，彭两个弟弟勤俭持家，艰苦创业，彭升职后新俸增多，家庭条件逐渐改善，彭带领两个弟弟给家里盖了一栋12间的瓦房。

恰逢家乡农村青黄不接，地主富农囤粮居奇，哄抬米价，一斗米买到十多个光洋，贫苦农民根本吃不起。彭召集两兄弟商议说：起屋后，我手头还剩一点钱，原来准备留给各屋添置衣服和用具，现在不能这样安排了。你们缺少什么，自己想办法解决。当前，很多人没有饭吃，饿得面黄肌瘦，我打算把剩下的钱买些米，分给现无口粮的人，让他们也吃顿饱饭。
兄弟俩都表示听老大的，连夜去芍药塘一带买来十几石米，第二天即给村里贫困户分粮，每户几升，分完为止。

这件事，彭自述也有记载：当年家乡旱灾异常严重，地主囤粮居奇，贫者求籴无门，邻友饥饿情况甚惨。我强迫地主高价卖出十来担谷，费近百元，无偿分给我乡(现在的乌石大队)贫民户。地主陈满钻子背后大肆侮辱：“穷崽子，自己一个田角也没有，还要打肿脸充胖子。”这事对我教育很大，使我灭地主、平地产之心更切。

转眼间进入1926年，彭自述：一九二六年五月间，广东北伐军开始入湘，刘道经请假未归，后辞职了，我即任第一营营长。彭也是官升一级。随即一师，二师奉命组成”护湘军“南下讨伐唐生智。
彭自述：六团忽又奉命开宝庆、衡阳之间，接近唐生智部第四师防区；第一、二两个师也向湘东南推进，企图解决唐生智部。不久，传闻北伐军前锋已抵安仁县境，叶开鑫在醴陵、衡山、永丰一带紧急布防，湘军内部恐慌万状，大有一触即溃之势。本营各连经过冬季整训，各连都有了救贫会员，从旧历正月至三月的时事讨论，全营官兵对北伐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不但不恐慌，而且高兴。部队到达永丰，我又向大家说明叶军必败，北伐军必胜的道理。并将这些也同周磐谈过，提出宜早派人去同唐生智处联络。周说，唐处早有人去了。某日对方开始进攻，我用电话告周，周问如何处理？我说，可经湘乡、宁乡、沅江向南、华、安撤退，如湘乡县城被对方先占，即从城西迂过。

周磐接受彭建议，六团安全退至湘乡修整2周后，经宁乡、沅江撤退至南县、华容、安乡一带，实力无损，且有扩大。八月，彭所部湘军二师于驻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独立第一师，周磐任师长，一团团长由第二营营长戴吉阶升任，彭仍任第一营营长。按国民革命军编制，成立师政治部，团设政治指导员。从周磐在历史的关节点上的表现，周还真不是一个善于把握方向的思考者。
在大时代的推动下，彭一步步走进革命的洪流中。

（三）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18)

26年大战前夕彭提拔营长，是一次典型的火线提拔。否则，刘营长会继续当他的“太平”营长，断不会辞职。
刘以自己的经验判断，与彪悍的直系吴佩孚军必是一场恶战，生死难料。而自己富贵已有，再投入到一场随时会丢掉性命的战争中，殊为不智，何况刘还是北方人。因此，刘在部队开赴岳州途中，请假返家，后辞职。
经过两次代理营长，彭接任一营营长可说众望所归，上司赏识，袍泽士兵拥戴。据李寿轩79年的访问记录，彭湘军担任连长、营长期间的带兵风格，首重从日常训练生活小事入手，强调以身作则、官兵平等，与旧军队军官带兵颇为不同。
初任连长时，彭即公开以连长身份对士兵讲：我和大家一样，家里也是苦的，以前对投军曾有一些美好的想法，到军队后，一见情况完全相反，特别是一些军官不把士兵当人看，任意打骂，非常恼火，牢骚就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本来上面发下来的薪饷就不多，各级长官又层层克扣，到我们手里就剩不下几个。现在世道不公平，哪里都一样。这个问题一下解决不了，我们就先在连里搞平等嘛！
当时部队常有逃兵，彭从不治逃兵，不吃空缺，空饷都用于改善士兵伙食，为士兵添置生活、学习用品。在彭本部，彭带头，也要求军官尊重士兵人格，严禁随意打骂体罚士兵，此亦写入最初的救贫会章程。
一次，部队野外训练，彭正集合部队讲话，一士兵迟到插入队伍，彭当即叫士兵出列，严加训斥。士兵胆怯地汇报说有病已向班排长请了假。彭了解了情况属实后，即向全连检讨。
彭个性率真、不喜作伪，显然与淳朴的士兵在一起令他更自在。闲时，彭经常与士兵拉家常、谈生活、平等相待，给士兵读报纸，讲时事，引导本部士兵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彭的这些作为，深得兵心，提高了部队的凝聚力，并使本部有了初步的革命政治思想基础。李聚奎后来回忆，28年彭升任团长，知道老营长离开，很多一营士兵不舍哭泣。
彭不太愿与上级多打交道，以至于救贫会成员不得不对他提出建议，彭自述中言：会员提议我多做些军官工作，对团也要多加联系，工作要突出而不要孤立；各连士兵工作由他们去多做些，上下配合，收效可能大些。我觉得他们的意见很好。“
有人生来就不是下跪的。彭可贵的是身份变化后，仍能保持草根淳朴的本色。彭是把“为穷人找活路，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作为自己毕生革命的朴素追求，矢志不渝。
在北伐的主战场湖北，经汀泗桥、贺胜桥两战，北伐军重创吴军主力后，26年9月1日，北伐军1，4，7军兵围武汉三镇。9月2日，随即发起对武昌第一次总攻。
武昌地处江汉平原中心，承东启西、接南转北，历来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昌之战，南北两军激战40余天，是整个北伐的定鼎之战。当时，北伐军以第1军第2师攻击忠孝门至东北城角；第4军第10师攻击通湘门至宾阳门；第7军第2路攻击中和门至望山门；第4军第12师为预备队，驻洪山附近；炮兵驻扎洪山阵地。
据李宗仁回忆：我拟乘敌军喘息未定时一举而下武昌，因于四、七军大部到达后，立刻下令爬城。士兵遂向民间征发木梯数百架，呐喊冲向城脚，援梯而上。谁知武昌城垣甚高，坚实无比，墙外并有护城壕沟，水深没顶。我军所征发的木梯又太短，距城墙上端甚远，纵然攀上梯端，仍无法登城。而敌人守城部队似已早有准备，城上灯炬通明，使爬城我军毫无隐蔽，一接近城垣，城上机关枪、手榴弹便一时俱发。我方官兵前有坚壁，后有城壕，在敌人机枪瞰射之下，伤亡极大。于是我军第一次攻城无功而罢。”
恶战至5日正午，北伐军暂停攻击武昌。与此同时，汉阳、汉口方向却进展顺利，6日攻占汉阳，7日占领汉口，武昌成为孤城。鉴于守军悍勇，坚不投降，为避免部队过大伤亡，北伐军遂对武昌城则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
9月下旬，鉴于军事形势的变化，北伐军前线总指挥部为尽快拿下武昌，以便将主力转向江西战场，调第八军北上参加武昌战役。经过短期整训后的八军独立一师经岳州开赴武昌参战。除彭担任第一营营长外，李灿当时调团部上尉副官，黄公略调三团当连长。月底，第一师由岳州开至武昌，进占原4军12师阵地，担负从忠孝门至宾阳门一线的围攻任务。
彭、段二人武昌的首次相识，彭自述是这样记载的：一团参加围攻武昌城南门，右与围攻朝阳门之叶挺部、左与三十六军联络。第一师之二、三两团在整编，还未赶到。约过数天后，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同志，由团指导员米青引来我处，送了不少宣传品。我说，以后请常来。他答应了，且未失约。当时出版的进步刊物，他总是尽早派专人送来。
从米青担任的职务看，米应该是共产党员。而段德昌首次来一团送宣传品，也应该是当时军队政治宣传鼓动的例行工作。段送来的宣传品，恰合彭的胃口，彭对段的工作就非常积极支持肯定。彭年长段6岁，自述中彭用”他答应了，且未失约”、“总是尽早派专人送来”两句，描述段“认真、负责”的精神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很好。

从段的角度看，彭部一团一营战斗力在一师最强，且军纪严明。更引段注意的是彭在湘军青年军官中的特立独行，不贪不赌，不抽不嫖，不开小公馆，却与士兵打成一片。后续的进步刊物，则肯定是段敏锐地发现彭思想中的革命倾向后，主动送给彭个人的。

彭年谱中记载二人初识是在10月间，估计应是彭部进入阵地后，10号对武昌的最后总攻前。年谱中描述“阅读了段德昌送给的很多进步书刊，并多次交谈，深受教育。” 两个湖南青年军人在武昌城下的交遇，我猜测主要是一种思想的碰撞。以段的才情，彭的性格，二人初交的情形相当自然、融洽，颇有“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的魏晋风骨。
与段的交流，对于苦苦求索的彭及其救贫会成员，犹如暗夜中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仿佛一样看到了理想社会的希望。
摄于战争牺牲之惨烈，部队进入武昌前线阵地后，一团长戴吉阶每遇作战即请假，战争中，基本由彭代理指挥1团，彭此时主要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即将开始的这场战争中了。
由于一团奉命配合四军叶挺独立团攻打武昌南门，彭两次赴青山叶挺驻地，与叶商谈配合事宜。当时叶已名满天下，彭则尚籍籍无名。北伐军中共产党员的政治工作方式，也给了彭不小的启示。部队进入阵地后，彭除了到各连队检查对敌封锁、戒备情况，更多的是深入到士兵中间做鼓动工作，鼓励大家打好北伐第一仗。通过交谈、教育和细致的准备工作，总攻前的一团各连队士气高涨，跃跃欲试。

武昌城内守军经封锁一月之久后，粮、弹奇缺，军心涣散。10月7日，北伐军向吴军提出条件，限于10月10日开城接受收编。但被吴军守城司令刘玉春拒绝。吴军第三师师长昊俊卿等即单独与北伐军接洽，于10日凌晨打开保安门。于是，北伐军第四、第八军发起总攻。
10月10日的总攻，在宾阳门附近，彭所部一营率先架梯登城。因为城高，梯子不够长，彭营突击队员则在梯子上垒人梯，奋不顾身抢登城头。彭营登上城头的同时，也传来叶挺独立团从通湘门攻入城内的消息。【注：“通湘门”为宾阳门以南城墙东南段增开的一座门】
后续的战事，随着守城敌军渐次投降，进展顺利，武汉三镇彻底光复。
武昌一役，彭的骁勇敢战，给新湘军高层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己的部队能打硬仗，部队主官腰杆子就硬，能替主官打硬仗的部下，就当然是上官眼中的宝贝、杀手锏。在战争年月中，部队这个特殊的团体，实则与学校一样，也是“一俊遮百丑”。

（三）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19)

武昌一战，彭团一营诸军之中首登城头，为八军头功。战斗中4位救贫会成员牺牲，可见当时城头双方拉锯争夺之激烈！遗憾的是，彭亦未细表具体是谁，而王绍南很可能在此役中牺牲。

攻占武昌后，两湖境内战事基本结束，四、七两军各抽一部转向江西战场，八军留驻两湖扩编整训。

段彭之间的玉泉山“关帝庙夜谈”就发生在武昌战役之后。彭自述：
”武昌守敌投降后，第一师归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挥。我团驻汉阳数日，即经孝感向当阳前进。第一师到达当阳城时，据报吴佩孚残部由宜昌经玉泉山向南阳逃窜，周磐派我率部前去进占玉泉山截击逃敌，段德昌要求同往，周同意。“

三十五军即为唐八军二师扩编而成，何健为军长。段彭二人经武昌战役中的接触，因志趣相投，成为好友。段觉的呆在师部，不如到前线部队中做些实际的工作，即向周磐要求到彭团去协助政治工作。彭为周部主力，周磐当然乐意充实一团。
彭、段率部到达玉泉山时，敌已先一天通过该地。时已近晚，部队就地布置宿营。当阳玉泉山上有座关帝庙规模很大，地势险要，古柏苍松，别有风味，即《三国演义》上所写的关云长显圣处。
南方已是入秋时节，夜空深蓝如洗，凉风习习。虽经一日行军奔波，暂时没有了战场的喧嚣和血腥，二人心情难得的放松。玉泉山上的二人并肩而立，放眼远望，周围一片寂静，方圆20里山川壮丽尽收眼底，远处的山峰罩着一层淡淡的云气，景色迷人，令人神驰意远！饱经战乱的土地上，尽然也有如此美景。

谈性大起，青石为榻，浊酒半壶，二人你来我往，尽诉平生所愿，陶然忘机矣。
交谈中，才知两人竟然颇有渊源。段为洞庭湖畔的南县人，彭少时曾在洞庭湖西林围当过堤工，21年驻军南县时，还搞过一出”杀富济贫“梁山事迹，差点把自己折进去！
再说起23年的长沙”六一惨案“反帝大游行，当时彭为陆军讲武堂学生，段则在中华圣公会雅各中学读书，二人在同一条大街上示威游行，喊着一样的口号，却不相识！斯夜斯时，竟为同袍战友，二人谈起往事，当年的荒唐，莽撞，热血激情，感叹人生际遇，倍觉亲切投缘。

不觉间已至深夜，二人了无睡意，彭自述：
我和段德昌在关云长塑像前，铺了稻草就宿，相谈甚深，使我得益不少。
段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做工具，没有意思。”
段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
我说：“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段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我答：“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
段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斗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奋斗终生。”
段问我：“加入了国民党吗？”
我说：“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
段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铏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是要反对的，哪里会革命呢？”
段未答。我问：“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段告：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26年，彭投入湘军10年，虽解决了自己的贫困问题，但在为天下穷苦人找条出路的问题上苦思不得出路。救贫会8年发展，人员不过20，影响不出一营。
此次促膝长谈，段的话，无疑触及到彭长久思考而不得答案的一个问题。段介绍的俄国革命道路为彭的思考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于彭而言，关帝庙夜谈，段无异于漫漫长夜之中的引路人，此成为彭人生道路中思想上的根本转折点。段彭这次交谈，只是不知是否谈及毛润之。

彭在40年后的自述中说：”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这次谈话。段同我谈话有好几次，但以这次最长，最有意义。段每次谈话，我都在救贫会中传达了。在北伐时，党在第一团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是经过段德昌之口散布的。“

彭18岁投军，解除军职前，一辈子未离开军队。青年时代，与彭朝夕相处者，救贫会黄公略、李灿、张荣生诸兄弟也，然40年后的自述中，为何偏偏对段浓墨重彩地书写？

我想，除了与段的友谊，段在彭思想转折中的决定性作用外，就是二人最后遭遇的惊人相似！
彭对段的履历一清二楚，段是彭的引路人，毛又是段的引路人。段德昌33年被夏曦打成反革命，彭则在59年被毛打成反革命，何其荒谬。45年7大，通过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毛为段平反恢复名誉，彭是推动者之一。
彭自述有段记载：在“七大”时期，任弼时同志主持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也参加了。在研究的过程中，当研究段德昌的历史时，弼时同志对段德昌同志的坚贞不屈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听后，非常难过，也非常感动。为了纪念他，也就是为了学习他，在“七大”以后，问到我入党介绍人时，我就说是段德昌。

我们大致可以理解老总渴望见到当年的引路人段德昌的心情了吧，是有千言万语要问段呀，那个当年曾经给予他答案的人。这里且引《停云》一段，我以为恰合彭忆起段时的心情：
东园之树，枝条载荣。 竞用新好，以怡余情。
人亦有言：日月于征。 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 敛翮闲止，好声相和。
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 抱恨如何！

是的，写自述时的老总，是预计不到的，81年邓、陈、胡等人竟会通过另外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当年毛为段平反的方式，为他平反恢复名誉。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会时，老总故旧袍泽尽被打到，首倡此议者陈云，党内神人也。从历史记录看，陈与老总并无深厚私谊，陈当时涉彭的发言：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存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邓、陈二人已是当年中共八大常委中硕果仅存的两人，一个倡议，一个亲拟悼词，逝者已逝，公道自在人心。

(三）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20)
“关帝庙夜谈”如烈日沙漠中给独行客的一杯冰水，入口甘醇。然而10年湘军历练，彭早过了头脑发热的年龄，更何况现实中、军旅中，彭都非孤旅一人。与旧世界一刀两段，抛弃世俗中的一切责任投身革命，对彭是一个极慎重、而困难的决策，尤其要求得救贫会骨干核心成员的支持。
可即使这样，如果没有27年血腥的国共分家，很难说彭就一定会彻底与旧世界决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像彭这样才智出类拔萃，且兼备勇气之人，一旦选定信仰，就会终身不渝。

十二月中旬，彭部奉命向鄂西挺进，下旬到达宜昌。三十五军和第一师驻宜昌约一月左右，部队进行了扩编，叶琪任一师师长，周磐任师副兼一团长，彭任一团一营营长，领少校衔。同时，李灿调一团一营二连任连长。二连是李灿入伍时的连队，“救贫会”基础也相当好。相对于彭、李二人的梯次升迁，救贫会中的另一骨干张荣生在湘军中却几无升迁，直到27年，彭任独立5师1团团长，调张任团传令排长，而张却是一团救贫会成员中第一位被发展入党者。
宜昌修整期间，为培训骨干，彭在一营开办了一个训练班，让全营排、班长都参加学习。班中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并重，军事训练，除了惯例的军事课和操练外，彭为这个班增加了一项内容，召集大家回顾以往作战时的经验教训，讨论班、排长们在今后的实战中，如何发挥骨干作用，此是我军后来非常有特色的军队三大民主中的“军事民主”的源头。【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
政治教育方面，主要受段德昌的影响。按照建立革命军队的要求，以打到帝国主义，打到封建军阀，铲除贪官污吏，实现耕者有其田，为民众争自由、谋幸福。同时整顿军风纪、改善士兵待遇，密切军民关系也列为政治教育内容之一。
在宜昌的闲暇时光，彭参加了一师的政治夜校，主要听段德昌和米青讲课，把段送的《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通俗资本论》等进步书籍读了个遍。
送走了轰轰烈烈的26年后，经过深思熟虑，彭下定决心采用新的思想来改造1营，这符合彭一贯的性格。1927年元旦当天，彭召集救贫会会员会议，密议将救贫会改组为士兵委员会。【部队中私组带政治倾向的团体，是犯禁忌之事，救贫会一直保持秘密活动】
宜昌会议是彭走向革命之路中迈出的第二步。会上，彭提出：目前北伐战争胜利进行，革命声势浩大，一师加入国民革命军后，就不能再用闹饷等办法来团结士兵，而是应争取公开活动。在彭的提议下，拟定了一个士兵委员会的章程。参加北伐半年以来，彭及救贫会骨干成员所受共产党的影响，基本反映在27年元旦的救贫会“宜昌会议”。

彭自述中对这次会议记录详细：“除攻武昌城牺牲者外，还有八人，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是修改会章的问题。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条：
1）拥护孙总理遗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2）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3）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 4）国民革命军应当官兵平等，废除笞责、体罚，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士兵自治，自觉管理军风纪，不赌博、不强奸妇女、不扰民；反对克扣军响，实行经济公开，士兵有阅读进步书报的自由；
5）士兵委员会有权逮捕反革命分子押送革命军事法庭，并有陪审权。

除上面的章程外，还通过了一个平日进行政治教育的口号：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吃饭穿衣是工人农民的，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服务。每日早晚点名，吃饭站队时，先喊这口号。
二是讨论救贫会的存废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救贫会仍然应当秘密保持，成为领导士兵委员会和贯彻上述六条的核心。会后大概一星期，即在一营公开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大家推李灿主持士兵会。连组织连士兵委员会，班组织小组；由连会员大会选举连委员会，班务会选举小组长；由各连士兵委员开联席会议，选举营士兵委员会。有了规章制度，经过救贫会会员的秘密活动，两个月后，一营各连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全营士兵都参加了士兵会。
为落实章程中与士兵切身利益相关士兵自治、经济公开条款，彭也光棍的很彻底，带头取消军官小灶等特权，在士兵委员会下，一营各连组织了公开的经济清算委员会，负责清算全连帐目，掌管缺额军饷，并由士兵轮流值厨，担任采购，抵制军官的贪污和克扣。当时的士兵生活很苦，一营的经济清算委员会把全营经费中节省下来的钱直接用于改善士兵的伙食，补贴士兵日常生活所需。一营的这些做法，深受士兵拥护，使其他各营士兵羡慕不已，有的甚至跑到一营来当兵。
自述中，彭对”宜昌会议“后，自己在一营中搞的新式整军改革，有段评价：”这次制定的章程和口号，很明显的是接受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纲领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这六条比起五年前的那四条，有很大进步。救贫会员和全体士兵的政治觉悟，在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下，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表示了怀疑，特别是为工人农民服务，这不是简单的。要从本质上改变军队性质，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

作为新式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历经人民军队从初创到发展壮大各个历史阶段的人，老总的上面这段话是相当的自谦。
细究”宜昌会议章程“，不可否认它是彭朴素的平等爱国思想与共产党影响混合后的产物，但章程并未全盘接受中共的阶级斗争和公有制观点。政治上，”宜昌会议章程“更明确地是强调拥护”新三民主义“，反帝反军阀，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民权上则强调减租减息，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具体军队建设上，则反映了老总一贯的民主、平等追求，为部队实现官兵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公开制定了明确的制度和实施措施。

这次系统的整军改革，是彭建军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通过一系列改革，一营内部基本实现了后世我军所谓的”政治平等、经济公开、军事民主“的三大特征，一营也成为当时军队中彭按照自己思想改造的”理想国“。
今日，一般人等，只知道我党建军有红四军的”三湾改编“，有”古田会议“，却不知道红五军的前身在更早的27年初，就已经干了同样的事情。以一营、一团为为班底发展而成的红五军、红三军团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大台柱，其在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中，屡立战功，表现出来的训练有素、败而不垮、坚韧顽强、作战威猛，绝非偶然。为什么在中央苏区的众多红军部队中，只有红三和红一并驾齐驱，这就是答案。实则47年彭在西北野战军开展的新式整军，不过是27年的升级版而已。
其实考察我军各部战斗力强弱的历史，细究党军原则的作用，即非部队战斗力强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同为党军，这支军队与国民党军的最大区别是在能否落实”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军事民主“三点上，而把此三项落实彻底者，非当年的三军团莫属！
如彭在出任连长时所言：”现在世道不公平，哪里都一样。这个问题一下解决不了，我们就先在连里搞平等嘛！“，在一营的这次军改，彭思想亦是如此。20-30年代是个贫穷与动乱交织，黑暗与光明并存的年代，身处军中，与一般知识分子热血青年不同，彭走上革命之路更是一步三看，愈显艰难。

(三）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21)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史记.商君列传]
改变中国近现代政治格局、影响历史走向最深的外部力量，莫过苏俄与日本。对中华而言，提起日本，无疑是个恶魔，而苏俄则一半天使，一半恶魔，爱恨交加情感复杂。两政权的最终命运，也印证了司马迁上言。

如果没有27年的国共分裂，彭还会选择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吗？他的救贫会章程能否给出答案？爱彭者出于美好的愿望，总是会做种种假设。比如，59年后，老总移居吴家花园，终于彻底地悟道：和平年代，自己不再是必须的了，亩产两万斤这样的神话谁都知道是假的，没必要非要再去种个2分地证明什么。别人批到他，无关对错，就是要他识趣地闭口。这样老总是不是就可以安然度过文革？历史是偶然还是必然，真是难以评述。
1927年，以南京蒋“四一二"清党,武汉汪”七一五“分共为标志，自“320事变”以来，共产国际苦心孤诣维持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还是以血腥杀戮的方式破裂了，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嘎然而止。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也是必然的吗？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双方一开始就互相指责，又遮遮掩掩。但一个基本事实是，辛亥革命后，成立北洋政府，至1924年苏俄强力介入中国革命前，“北强南弱”的格局长期未变，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单靠国民党是无力改变这个强弱格局的。因此，没有苏俄这个外力的积极推动、对国民党的组织改造，以及人财物的强力支持，无论国共合作，还是北伐成功，都无从谈起。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新政权内忧外患，本身也不富裕，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去扶持远东中国的国共两党？苏俄人真是活雷锋吗？
运用暴力手段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是马克思强调的革命主张。马按自己的理论预测，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部就越是两极分化，阶级矛盾突出，越容易爆发社会革命。因而断言”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资本跨国扩张生产的背景下，工人阶级本质上是无国界的，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
然而20世纪初，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时，却碰到了新问题：英美德法等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但国内统治却相当的稳固，没有任何要崩溃的迹象。而且，这些国家长期形成的广泛民主传统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伦理精神，几乎没有激进的革命派存在的土壤。
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将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首先胜利”的看法，这显然有别于最初马克思的论断。同时列宁坚信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断：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注定了只能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灭亡相辅相成，并且必然会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战争和政治暴力的理想社会。
因此，俄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敲响了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第一声丧钟！依据这样的理论，列宁预测，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接连爆发，直至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烧成灰烬。
在这种革命远景的激励下，苏俄建政后，即旗帜鲜明地反资本主义。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按照苏俄集中制的原则，将各国共产党统一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根据俄国苏维埃的经验来发动和领导世界革命。
通过共产国际，苏俄开始倾其所能，全力帮助欧洲各国革命派在其国家发动革命。可以想见，欧洲列强对抱着“汉贼不两立”精神立国的苏俄政权，会是个什么态度。
而满怀世界大同梦想的新生苏俄政权，与欧洲列强的实力显然是不对称的。苏俄支持下的欧洲工人旨在模仿十月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努力无一例外均遭失败。继而红军在与欧洲列强支持下的波兰军队的作战中也遭到了失败，协约国在稳住阵脚后，还组织武装干涉入侵苏俄。苏俄不但很快孤立无援，自身还陷入了生存危机中。列宁不得不承认现实：国际资本主义远比无产阶级强大的多！幻想无产阶级革命马上在欧洲列强爆发基本是不现实的。
承认这个现实是如此的残酷：既然死敌国际资本主义将长期存在，则苏维埃如果长期孤立，又如何在汪洋大海一般的资本主义世界存活？
对于这一点，列宁是非常清醒的：“从全世界历史范围看，如果我们的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支援世界各国的革命，就是救自己！显然，这个结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能”和平共处“、“势不两立”的逻辑基础上的。

(三）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22)

向西方输出革命失败，甚至正常的商贸活动都难以开展的情况下，苏俄被迫全面收缩防守。帝俄时代，日本就是俄国在远东的死敌。独霸远东和中国，一直以来就是日本的国家战略。当苏俄陷入混乱时，日本备受鼓舞，一方面积极参加协约国的干涉军，试图夺取俄远东的领土资源，另一方面支持鼓励北洋政府对苏俄采取敌视态度，千方百计孤立苏俄。
为应对日本人对自己后背的威胁和压力，在华扶持一个亲苏政府牵制日本，就必然上升为苏俄国家战略，经历过欧洲的失败后，对苏俄而言，在扶持援助亲苏势力的过程中，革命和意识心态的输出并不是第一要务。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苏俄领袖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而当时的中国政治版图中，如不能说服北洋政府反日，则可有的选择就只能是广州的孙中山国民政府。
孙革命半生，已是一个理智成熟的政治家，他充分了解当时国际政治的本质，明白弱势的一方为达成政治目的可用的合理策略和应付出的筹码，这些远非当时的陈独秀一类人可比。苏俄要说服孙中山与自己结盟，障碍并不全在物质上，而在苏俄政权本身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一方面，孙了解西方欧美制度文化，他谁对俄国革命抱有好感，但对苏维埃专政制度和激进的阶级斗争理论并无兴趣；另一方面，苏俄并未强大到足以庇佑国民党，孙怕弱小的广州政府引来列强的干涉。最终促使孙走上联苏之路的原因，是22年6月广东革命根据地发生的陈炯明叛乱。这次分裂叛乱事件，让孙重新思考中国的民主革命出路问题，继续依靠地方军阀、上层精英，来继续自己的革命之路怕是走不下去了。也许，俄国革命依靠底层劳工，自下而上的革命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孙的思想发生改变后，后面具体谈合作结盟的事就容易了。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三个月后，苏俄正式通知孙中山，一年内将分四次提供200万卢布援助，同时还将派出政治和军事顾问，并提供军事物资，以帮助国民党实现统一中国。
显然，双方都认为结盟符合自己的最佳利益。苏俄认为自己找到了远东利益的同盟者，国民党可以保障自己在远东的外交利益和安全，同时可以逐步发展为自己世界革命的同盟军。孙则认为，通过联俄，可以将国民党重新改造成一个有战斗力的革命党，同时获得稳定的外援。

考察孙越宣言的具体内容，一方面，孙公开承认中东铁路“暂时”只能由中苏共管，进驻外蒙的苏俄红军也“不必立即”撤退；另一方面，越飞则按孙的要求，公开承认：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强大的北洋政府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孙用政治语言予以规避谅解，留待以后处理，在获得苏俄援助保障之后，则要求苏俄公开承诺不能将苏俄之政治制度强加于中国，这已经只差公开地对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大喊：我与苏俄，就是互相利用，无关乎主义。
越飞关于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于中国的声明，严重地偏离了共产国际以及列宁历来的主张的，但苏俄就是照单接受了。你不得不佩服孙文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老练纯熟，他几乎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同时给了苏俄人一个美好的希望，至于后面，苏俄人在大革命中具体怎么做，则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他做了一个弱国政治家能做的一切。
随后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只是把最核心的“联俄”政策落实为全党行为而已，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
解读一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颇有意思，虽然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党代会的决议，但这显然是谈出来的。

第一项”联俄“，则是双方践行《孙越宣言》、结盟的共同行为，国民党必须昭告天下，否则哪来的援助。
第三项“扶助农工”，则是国民党自身改造的自觉行为，”师法苏俄“，改造国民党，就是要从发动基础群众，扶助农工做起，一改国民党组织涣散，群众基础薄弱的痼疾。

夹杂中间的第二项”联共“，就很有意思了，可以断定，这是苏方处心积虑加入的”私货“，而非国民党的意愿。
”联共“，字面上看，仿佛24年的中共是可以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可以谈合作的大党！可实情是，在孙文和国民党眼里，24年的中共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影响力可以忽略。在孙的眼里，仅有200多党员，成员基本来自激进知识分子和穷学生的共产党，根本不能算一个政党，叫社团或许更准确一点。给予这样一个小组织平等的合作地位，在他看是不可能的。

苏俄应该预见到了孙的态度，但苏俄显然想的更多、更深远。一方面，苏俄意识到，以当时中共之弱小，若采用惯常的政党合作方式，中共很难对国民党的政策产生任何影响，而苏俄需要国民党保持亲苏反日的政治立场。其次，虽然与国民党的合作上做出了让步妥协，但苏俄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以便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来领导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目标始终没有改变。
深思熟虑之后，负责远东事务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党内合作“的办法。马林方案是，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隐藏的想法是，通过这种办法让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并最终达到将国民党改造为革命党的目的。
没想到的是，”党内合作“的方式，却遭到了当时的中共领袖陈独秀等的激烈反对，在陈的立场，”党内合作“是在贬低中共的地位，并且中共与国民党宗旨立场，大相径庭，如何求同。
然而此事上，苏俄却极为坚持，因为事关其切身利益。因此它强硬地要求中共要从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大局出发，既要在”党内合作“的方式下发展壮大自身，避免与国民党冲突，又要求中共在”党内合作“中要用尽一切办法”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的任何勾搭行为。更绝的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苏俄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要组成从属自己的团体，抱团开展党内政治活动！同时在国民党这个国民革命的旗帜下，彻底掌握工农运动的领导权。
苏俄在国共合作中的对中共的要求，根本原因是不相信国民党。苏俄人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国民党内包容了大、小资产阶级分子，士农工学商各色人等，根本不可能改造成为一个阶级属性鲜明的政党。
而另一面的国民党，其中上层领导中，却包含了众多留学欧美的知识精英分子，这些人思想上并不亲近马克思主义的一套。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抱团行为，是掩盖不了的。这种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加深国民党人对苏俄政治意图的疑惧，以及对国民党渗透的担忧。孙越宣言中，孙要求越飞的声明，也是这种担忧的最初反映。
了解了三大政策形成背后的争斗、妥协、以及不可言说的算计、 再看这个当年国民党高领袖们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任谁都要佩服，政治家的语言功夫，真是一门艺术！

但无论如何，最初能走到一起，是个三方共赢的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也确实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合作期间：
国民党从改组前只在广州、湖南设有分部，党员不足5万，组织涣散，一举发展成为在国内拥有上万支部，百万党员的全国性大党，从过去从未有过军队，必须依靠地方军阀维持，一举发展到拥有党军40万，成为国内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从而改变了南北强弱格局，成功北伐，问鼎中央政权。

中共也是一样，从23年不足200人左右的小组织，成员基本是激进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学生，在劳工农村毫无影响力。通过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不到4年，一举发展到近6万党员，进而成为工运、农运的主导力量，甚至在国民党二大一度几乎左右了国民党的政治发展方向，实事上，中共几乎所有组织、宣传和人员生活的费用，一直是靠共产国际按月的拨款。没有苏俄如此力度的援助支持，很难想象中共这样一个“秀才”团体能如此迅速地发展壮大，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第一次的国共合作，双方缺乏长期共同的政治目标，因利益结盟，也必然因利益而裂盟。

@总机叫南京 2016-06-27 09:36:56
怎么感觉在关键时刻敌人总是在帮老毛？皖南事变虽然死了几千个人，但老毛从此唯我独尊！老周这些人全给跪了。当年西征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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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猫干爹跟蒋总发财是一丘之貉
周，王明之流还真有点革命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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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机，要承认人性很复杂。在同一个人身上，高尚与卑鄙，善良与冷酷往往并存，越是政治人物，这个特征也明显。

@总机叫南京 2016-06-27 09:36:56
怎么感觉在关键时刻敌人总是在帮老毛？皖南事变虽然死了几千个人，但老毛从此唯我独尊！老周这些人全给跪了。当年西征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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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猫干爹跟蒋总发财是一丘之貉
周，王明之流还真有点革命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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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性格是阳刚路子的，一般不会写日记，白天该宣泄都宣泄完了。
周、蒋则是内敛、自律和压抑的性格，这一路阴柔性格的，需要一个宣泄的窗口。蒋写了日记，正常周也会写。但周身后，一直没有暴出来。
如有，对解读革命史，才是真的重磅炸弹。

@wgljw2000 2016-06-27 12:04:22
袁王事件一种说法：
袁、王事件”的 历史 查考－袁文才如何遭忌？
毛泽东在“文革”前再上井冈山的时候，与袁文才家属亲切会面，而党史中多次强调毛与袁王事件无关，解放后也是毛采纳了陈正人的建议为袁王平反，种种迹象表 明，毛在此事件中似乎超脱于外，而八十年代中共江西宁冈县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的汇报关于袁王事件的责任人首 推中共“六大”中关于处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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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王事件，关键是决策者的责任，决策过程，遮遮掩掩的。

@总机叫南京 2016-06-27 09:36:56
怎么感觉在关键时刻敌人总是在帮老毛？皖南事变虽然死了几千个人，但老毛从此唯我独尊！老周这些人全给跪了。当年西征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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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猫干爹跟蒋总发财是一丘之貉
周，王明之流还真有点革命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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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ujun1969 2016-06-27 11:34:47
毛的性格是阳刚路子的，一般不会写 日记 ，白天该宣泄都宣泄完了。
周、蒋则是内敛、自律和压抑的性格，这一路阴柔性格的，需要一个宣泄的窗口。蒋写了 日记 ，正常周也会写。但周身后，一直没有暴出来。
如有，对解读革命史，才是真的重磅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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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211700 2016-06-27 12:28:12
毛虽然没写 日记 。但他读了那么多四旧书籍，作为无数笔记。我也看过一些。但里面毛的指示太少。比如说通鉴，看了十四遍，都看出什么？记得看到过毛身边人回忆说见到过上面批了非常多的字。
周才不会写 日记 。这人要死的时候，不是和他老婆说，我有很多话都没和你说。周身边的工作人员赵炜的西厅岁月里面就提到过周有个保险柜。钥匙给她开她都不会开。还是周教他。等周死后，她再打开时里面基本上什么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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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纯从政治权谋的角度看周，周就像一个浑身抹满油的摔跤手，自己在台上也摔跤，也干错事，但试图倒周者，却滑不溜鳅、无从下手。

毛对周的这种感觉，应该最深。

我们看周，隔着几层纱，看不透。

@天崖炮手 2016-06-27 18:11:52
袁王事件，主要是朱昌偕那帮人干的，彭只是被他们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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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清30年2月-“袁王事件”的责任问题，就要理清楚湖南（或江西）省委，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特委，三级党委的关系。

按28年6月4日《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明确规定：

“前敌委员会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成，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

此信明确规定，红四军前委不但是军中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还负领导部队所在地地方党组织之责。根据当时红四军的实际活动范围，来信指示前委管辖范围：“当然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各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简单说，湘赣边特委直接受红四军前委领导。

而红四军前委与湖南和江西两省委的关系，则也规定的非常明确：如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

明确了隶属关系后，我们看到，袁王作为红四军的人，湘赣边特委作为受红四军前委领导的一级地方党委，是无权插手红四的军中事务的。
如要插手合法，则要么前委授权，要么前委的上级省委授权，否则都是违法。袁王二人看不到省委或前委指令，道理上，就可以抗拒甚至开枪。

现在问题就来了，第一，特委有权指挥彭五军吗？第二，特委处理袁王，是自己的决策，还是前委或是省委授权？

同时，彭及红五军军委的人，都参加了29年1月的柏露会议，非常清楚前委领导特委的关系。

当时前委不在井冈，正常的指挥层级上，能合法指挥彭五军的只有前委和军委。彭只要认为不合理，可以不理会特委这一级的任何要求，请湘赣边特委向前委或省委讨指令。

@总机叫南京 2016-06-29 15:50:45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忠诚干净担当是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我们党95年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担当责任，做到在党忧党，为党尽职、为民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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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什么，依法行政？
靠自纠，有出路吗。

@总机叫南京 2016-07-01 09:57:01
周宰相安插党羽真是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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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革命团队中，你讲阴谋论，总要说清动机吧。

对于这个团队，能称最初第一代元老的，就是对红军和苏区创建立下巨大功勋的，这些人主要是朱彭周张刘，其他人不够格。经历过中共七大后，我认为，没谁还想篡夺毛的位置，其实刘都不能算第一代创始元老，他主要是毛力挺提拔，军内老革命并不买账。不然文革后，不会平反阻力那么大，直到80年才彻底平反。
当时军方叶等大佬，首先认为刘的白区经历并不纯洁干净，更关键是建国后主管党务经济并没干好有一定责任，间接把一堆军方元老拉入政治漩涡。文革后，能斗倒极左派，靠得还是枪杆子。

周叶等人硬撑着，应该争的是毛之后的政治格局，或者想把自己这一派中意的人推上储君之位。

@wgljw2000 2016-07-01 15:32:11
毛林采用军事和突然袭击手段才搞下彭罗，不能说刘窝囊。陆的事情是因为陆做的过份了，杨的事至今还是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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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刘窝囊不够准确，应该是，在他这样的位置，政治斗争中，对手已经图穷匕见了，还一味软弱退让，不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

毛倒刘，是典型的“剥洋葱皮”手法，到“彭罗陆杨”时，党内各派，都已心知肚明毛的意图，而刘被剥的只剩裤衩了，毛是在对刘作对后一次试探攻击，毛打到“彭罗陆杨”没有道理可言。
而更羞辱的是，举世皆知，彭是刘的嫡系铁杆呀！此种情况下，刘竟然不坚持据理力争挺彭真，还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批彭，为“彭罗陆杨”定性定案，用这种自己打自己脸、及其屈辱的方式来“舍车保帅”，原来党内还同情刘者，支持刘者，会怎么想刘的政治操守，会怎么考虑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中，自己的立场言行。

刘如果够坚强清醒，在“彭罗陆杨”案中，至少要坚挺彭一人，所有彭的责任，全部大包大揽在自己身上，要么一起倒，要么保下彭！
给全党同志看看，我老刘是条汉子。
而历史中，大家都清楚，无论是非如何，党内同志当时看到的是：刘主席连彭都不保，最后也没保住自己。也许刘主观上想“忍辱负重”，但不会有多少人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