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续上(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毛在别的人讲了几句之后又讲：）
注意政策，注意稳准狠中的准字。总还有一些不那么准的，狠过了头的，也有太稳了狠不起来的。比如上海同志讲，还存在有“老大难”的问题。几百万人的城市，不平衡状态哪里都存在，不平衡是自然现象，北京也是。

对学术权威不要搞得过分。
对老同志犯错误的，条件不那么符合，用协商的方法，选他们当“九大”的代表。一个代表大会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基本部分能反映工农兵意见就好了。
你们谁有话，谁就讲。（当时李、朱、陈表态，略）滕代远搞湖南农民运动，你当什么县的委员长，叶得会就是在你手里杀掉的嘛。这个人是前清的翰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我看杀掉不那么妥当。你们各省都有，我总想找个机会给同志们讲讲，就这一次讲吧。
对大知识分子，要给他们出路。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
还有×××，也是权威。这些人我们是保的。对这些人不要过分，会议上讲一讲。个别讲不行，报纸写社论也不行。一写他们就过关的。不批不行，批还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校长不一定当了，官不能作了，教授的头衔还得有，好领薪水。广东有个杨荣国、赵吉安这两位是尊孔夫子的。拥护孔子的，在坐的还有郭老。我看范老你基本上也是尊孔的。你那个书上还有孔子的像。冯友兰也是拥护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向孔夫子。不赞成说孔夫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老在这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范老把孔子也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表。这是古董，我劝同志们不要研究这一套。
人家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不赞成。天津有个杨××说老子是唯心［物？］论者，我就注意了这个人，调查一下什么人。原来是个大右派。上海周谷城、刘大杰，刘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周写了中国通史。谈家祯是搞遗传学的，你们斗得很厉害吧？这个人是搞摩尔根学派，改了可以用，不改也可以。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国也没有几个。苏步青，复旦大学教授，数学家，对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要太过分了，我讲的就是这一点。
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准字。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地球照样转，胡弦不能拉得太紧了。对学术权威要注意，交给学生七斗八斗他就没命了。薪水扣了之后，有的只给20元，多的40元，他一家老小要吃饭嘛。我们无产阶级对旧社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还得养一批。
至于民主党派，有人提议不要，为甚不要？不如要一些好。因为问题决定不在民主党派，而在共产党里边。民主党派就是有问题也是第二位的。共产党不出刘邓陶之类，民主党派要造反也造不起来。与其要他秘密地搞，不如让他公开地搞。对政协、民主党派现在还没有取消。至于是否要，这次还来不及讨论。这次有人提不要，考虑一下，下次会议再议。要不要，你们考虑考虑。我们派出作工作的人，也不太好。比如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少数人研究帝王将相，为了反帝王将相，要搞一点。比如科学院、大学里等。关于大学开社会科学学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学之类，这些东西十八、九年还没有解决，没有什么好结果。读四、五年大学，搞社会科学的不懂得马列主义，不懂阶级斗争，还不如劳动锻炼几年。先搞阶级斗争，再回去搞两年。大学还有两、三年，不是五年吗？已经两年了，再搞两三年就走光了。我相当赞成斗、批、走。总要走吧。这批大学生都到工农兵中去，这是帮助他们的方法。他们没做工，也没有种地，大学两年不招生让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
上海的同志有什么意见？还有北京的？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会。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这次会，有年青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还有尉风英（尉站起来后问了年龄。）哪一位是刘殿英呀？（刘站起来）你多大年纪，（刘答：32岁）你好象是个军人，他还是青年嘛，年轻的是你们三位代表了，还有年轻的没有？（周恩来：还有青海的达洛38岁，藏族）你会讲汉语吗？（达洛站起来答：“会”），你是真藏族还是假藏族？（达洛答：真藏族）
新疆，我讲过你们那里团结起来，你们那里还有些问题。哪个是龙书金？（龙站起来）你还是我的老乡咧。还有王恩茂。你有些作法很笨，到飞机场搞欢迎那一套干嘛呀？结果搞的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总有人给你出主意，摇鹅毛扇子的。
还有陈永贵（陈立即站起来），你那个打扮还是农民的本色，大寨也有灾难，每天一万人参观，不影响粮食生产吗？（陈答：很好，对我们是个促进）
冼恒汉，广西佬吧？你认识韦国清吗？（冼答：不认识）你们都是红七军的吧，怎么不认识？（冼答：都是兵）不要老死不相往来。
青海的张××，久闻大名，未见其人。你在哪里？（张答：四川达县）多大年纪？（张答：52岁）没有那么大吧，虚报年龄。
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在坐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嘛，没有那回事。
不要以为中央出了个陈独秀，就没有好人了，陕西出了个高岗就没有好人了。共产党出了个陈独秀，认识他的人不少，总理认识吧？（周恩来：康老也认识。）将来写党史没有陈独秀的名字不好。开始是他，后来不好，他整个思想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党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李立三、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等人，就说我们党不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我看不能这样说。坏人是有的，开始不是以坏人面貌出现的。井冈山两个师长范××、杨××，还有两个团长都叛变了，有这么多叛变的，井冈山矮了一截吗？没有。我前几年去过，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那么高。
这次又清出了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人。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也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一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至于怕他造反，我看不要怕。他造不起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他讲几句好话。不过邓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还是刘少奇。八大时搞招降纳叛，七大时审查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们搞的。他们在延安召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
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不过邓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还是刘少奇。八大时搞招降纳叛，七大时审查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们搞的。他们在延安召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毛讲话中，这一段涉及到刘的延安整风的作用，所谓召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当然要给刘一顶帽子，把责任按到刘身上。

这个白区工作会议就是给周量身定的，毛和刘不管谁先提出的，实际都要毛首肯。

@南来北往28 2017-05-07 14:19:16
同上
再看看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经过。其实老毛虽然独裁，但他在解放后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如反右、大跃进、整彭总、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以集体名义做的决定，是通过投票以党的决议作出的，不仅是老毛的个人行为，而且也是党的行为。老毛虽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整个党都应该负责。当时在位的其他人也要负责任，明明你们可以说不的，可以不举手的，却又出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自己的利益、权力和个人恩怨）去附和，还主动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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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出书，是经过中央审查出版的，我认为李锐的实录贡献在，陈述了大量事实，当时很多当事人还健在，如不服当时就可出来反驳李。

但李锐对事实的解读，我不能完全认同。
如林帅的发言，我认为，李锐就是解读过度，完全按林后来的历史轨迹，先推定林动机不好，然后解读林发言的动机。

但实际上，对比各位将帅的发言，林帅的发言，本意是在“点”彭～～～，别跟老毛别了！结合林对会理会议爽快的澄清，林对彭无恶意。

如老兄上文所引，军内真正给会议递黑料的是贺帅、罗大将和肖华，这个影响很坏。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开幕，于十月三十一日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就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出席了会议，作了重要的讲话。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一致认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为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胜利的航向。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都是正确的。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经历了反覆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在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
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全会指出：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曾经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段，或者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妄图混淆阶级阵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他们种种阴谋，已经被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群众一一揭穿了。全会认为，对于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必须继续提高警惕。
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在亿万人民中迅速地传播，深入人心，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斗争中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全党全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执行毛主席每一项最新指示，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使我们各项工作继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号召全国各族革命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原则，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进行革命大批判、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指示，使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完善，更好地负担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我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执行毛主席关“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把查明有据的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入党，首先是吸收产业工人中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我们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农业和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得更加出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伟大推动力。它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
我们必须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巩固国防，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续上

全会认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日益陷于空前的孤立。
美帝和苏修妄图重新瓜分世界，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得到了苏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帝的默契和支持。他们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已经彻头彻尾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他们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加深了帝国主义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内部矛盾，促进了美帝和苏修国内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觉悟，同时正在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美帝和苏修的新的伟大的斗争高潮。不管斗争的道路有什么曲折，不管美帝、苏修拚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决不孤立，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毫无疑问，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必然要
被革命人民彻底粉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都必将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彻底翻身！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政策，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坚决支持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一切正义斗争。中国共产党认为，一切被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以便更迅速地取得自己的胜利和解放。
这次全会，是在国内、国际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是一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会议，是一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全党空前团结的会议，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朝气蓬勃的会议。全会相信，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都会很高兴我们这次会议的成功，而对我们这次会议感到恐惧的，只是一小撮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刘，关键就在这个《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的具体内容。

但看史料，批倒了刘，也没有为任何当年被刘批的人平过反。

《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份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葬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现已查实，刘少奇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九二一年，他混入党内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异己分子。四十多年来，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刘少奇一贯使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招降纳叛，里通外国，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这个最阴险，最凶恶的反革命头子挖出来，把他的一小撮反革命同夥挖出来，对于纯洁和加强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巩固和加强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现仅将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二，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率领广大工农群众向反动势力进攻。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也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一）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争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为了掩盖他的内奸面貌，蒙蔽群众，刘少奇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在出卖了工人武装，使武汉工人阶级在反革命屠杀面前变成赤手空拳之后，刘少奇无耻地喊叫：＂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也交了，我也放心了＂。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住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去九江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刘少奇写信给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陈＂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充当内奸，工贼，出卖革命，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续上）
三，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这一次的大叛卖，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三省的前夜。当时，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在南方英勇作战，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刘少奇的大叛卖，不仅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大军阀张学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需要，而且直接地破坏了东北三省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直接地配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需要。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以上，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罪行，都经过反复查实，证据确凿，铁案如山。长时期以来，刘少奇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掩盖他的这些罪行。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写的简历底稿中，把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履行投降条件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把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被一叛徒出卖＂投敌，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职权，对他叛变投敌充当内奸的知情人，大批的加以包庇，重用，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等人，则杀人灭口。刘少奇还指使叛徒安子文等在解放后秘密销毁许多敌伪档案。然而，这一切，今天都已完全破产。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外，广大革命群众还揭发了刘少奇许多极其严重，令人愤慨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例如，一九三六年，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个叛徒，公开发表＂反共启事＂，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此案，已由中央核实定案，在全党公布。又如，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勾结大卖国贼蒋介石和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养甫，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一九四一年，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一九四五年，刘少奇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议会斗争＂，瓦解人民解放军，积极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
一九四六年，刘少奇通过美特孟用潜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司徒雷登勾结。一九四七年二月，刘少奇同北平美国战略情报处派往延安的美特王光美结合起来。一九五○年五月刘少奇还亲自派他的舅子美特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中央情报局＂供给不少价值很高，颇得美方重视＂的情报，等等。至于刘少奇在全国解放以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及在外交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勾结帝，修，反，充当叛徒，内奸，工贼，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的罪行，揭发的材料，都极为广泛，具体，深刻。对于这些材料，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核实，将另作报告。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现把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变活动的罪证附上，请予审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出

批刘的这个审查报告，基本不涉及延安整风。写审查报告的具体人肯定没有这个高的政治智慧，一定另有高手策划指点整资料，哪些是雷区要避过。

@lc411100 2017-05-07 17:04:40
@ywujun1969 13194楼 2017-05-07 16:53:00
批刘的这个审查报告，基本不涉及延安整风。写审查报告的具体人肯定没有这个高的政治智慧，一定另有高手策划指点整资料，哪些是雷区要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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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是毛的g点，二月逆流里陈胖子说了一点，毛就发了“无产阶级之怒”。现在史学界里关于延安整风的材料都很少。高华教授收集了那么多年也不过那些材料。起码周恩来几万字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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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这一句本身就是胡扯，敢放开手脚让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整材料，肯定是“黑整”，以文革初的狂热和偏持，肯定冤死一大片。

“白区”工作就是个灰色地带，周相也不可能放心地放手让红卫兵小将们整，很容易被人利用。

@lc411100 2017-05-07 17:29:59
@lc411100 2017-05-07 17:04:40
@ywujun1969 13194楼 2017-05-07 16:53:00
批刘的这个审查报告，基本不涉及延安整风。写审查报告的具体人肯定没有这个高的政治智慧，一定另有高手策划指点整资料，哪些是雷区要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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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是毛的g点，二月逆流里陈胖子说了一点，毛就发了“无产阶级之怒”。现在史学界里关于延安整风的材料都很少。高华教授收集了那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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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的地位不一样，刘的上升与毛太密切。整刘的材料，一不小心就会扯到毛，不好切割。
反倒周本人和毛，从路线看，很易分割。

@lc411100 2017-05-07 17:59:48
刘的这些黑材料里面难道就全假的嘛？
毛的炮打司令部里面说的是刘建国后的问题。搞他罪名的时候居然没有按那个来搞？
党政系统里叛徒是最大的罪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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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工作有灰色是肯定的，不如根本就无法生存，但扣上叛徒的帽子就很不真实。

刘亚洲有篇文章，记了刘主席延安时期一件“见义勇为”的事：

“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记得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我又听见哐啷一声响，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人拔地而起。是刘少奇。他对张国焘厉声道：“你住嘴！”

满场大员，无一人拔刀相助，连毛泽东本人都未拔刀，刘少奇却慷慨拔刀了。就今天晚上的事情单独来看，我隐隐觉得刘少奇有点过分了。不错张国焘是骂人了，可毛泽东也骂人了，而且出击在先。张国焘的嘴薄如纸，毛泽东的嘴比纸薄。刘少奇怎么就一个鱼跃跳到毛泽东的队列中呢？

赖刘少奇鼎力支援，毛泽东狂胜张国焘。张国焘见势不妙，夹起尾巴逃跑了。今天来看，张国焘真是聪明的一休。虽说最后他以八十岁高龄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中病死，但总比刘少奇死得漂亮多了，也温情多了。”

刘主席这个人，是党内因人成事的典型，这样，祸福由人也正常

@lc411100 2017-05-07 19:39:59
@ywujun1969 13204楼 2017-05-07 19:26:00
刘主席这个人，是党内因人成事的典型，这样，祸福由人也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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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事情一直很纳闷。刘到底给了贺龙什么，贺龙要跟着他一条路走到黑？难怪有人说贺“背叛”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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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帅这个人，我看法是，本身“左”的历史不浅，不过无人关注罢了。
历史上，除了说不清的湘西“肃反”，延安时期，作为紧邻陕甘宁的晋绥根据地一手遮天的一把手，贺不但是整风抢救运动中的毛刘的红人，也是之后晋绥也是极左土改的重灾区，贺帅是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但现在人，大致只记得贺、林二位，因叶群整风中被整而交恶的事吧，这事可见整风中老贺的能量。

@lc411100 2017-05-07 18: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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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主席确实做大事的人。敢另立中央敢叛逃。长征那段日子是主席一辈子最难过的时间啊。他晚年过的还不错网络上什么冻死啊是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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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毫不怀疑毛、张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但张与毛，本质是一类人，他们的政治目标是一回事，实际中的政治手段，走的都是权谋纵横术的路子，两者二人都分的很开。

熟悉党史和毛、张历史的人，从一个个具体鲜活的政治军事斗争案例中，很容易看到，毛、张无论谁，都根本就没把中央、共产国际当回事。有用的时候，拿来当虎皮用用，不利于己时，就丢到一边去了。
从苏区时代开始，毛对待上海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手法态度，大家较熟悉，不谈了。
以老张为例，废立中央，还真没当回事。张国焘回忆中记载，1928年２月下旬，因不同意瞿秋白的盲动政策，张曾经向瞿“摊牌”：“如果再不停止这种断送中国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第二册页３５４）
随后，张又向陈独秀提出建议：“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第二册页３６５）。

苏维埃运动失败后，红一四方面军都开始了长征，1935年6月两军会师后发生的冲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张国焘党内资历太高，能力很强，看不起老毛、洛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张本身是中共党的建党元老，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会议主持人本应是陈，可陈因故缺席，代表们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在中共一大上，代表们选举出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1925年10月，中共首次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后改称军事部)，张担任主任，为中共第一任军事领导者。在中共五大上，张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和陈独秀、蔡和森组成为政治局常委，他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张在党内第一次重大的仕途挫折，发生在1927年的南昌起义。

按党史记载，1927年7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央常委会，陈独秀下台，张国焘和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临时中央成立后，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南昌起义。可7月26日，共产国际来了新的指示：“如无胜利之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临时中央派张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将共产国际指示向周等起义领导传达。
7月29日，张给南昌的同志发去密电：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我到后再决定。第二天，他赶到南昌，仍然坚持如上意见，没想到遭到一致的反对。他见起义已是箭在弦上，在第二天的前委紧急会议上，还是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同意于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事后看，共产国际和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当时党内群情激愤，是“宁鸣而死”的氛围。张因此在随后的八七会议上，由政治局委员而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还一撸到底，成了个普通党员。
但张的资历深厚，南昌起义以及后续城市暴动的连续失败，也让中央逐渐冷静下来。1931年1月，张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中央政治局会议增补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31年3月28日，中央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决定让他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

按史料记载，最初临时中央是安排老张同志去江西苏区，后来考虑江西苏区的军事干部、领导人力量强，而鄂豫皖偏弱，遂改派张赴鄂豫皖苏区。
这一改派，倒是把张、毛两人的交手推迟了4年，否则，以张在鄂豫皖的手段，毛的命运真是难测，中国革命的命运怕是一定会改变。

@lc411100 2017-05-07 22:17:17
上海的中央曾准备到张那边去，他没同意？真假的？
肃反杀人，毛主席和张主席那个更狠一些？在这些人看来，为了达成目的，杀多少人无所谓。错杀了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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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加强苏区工作， 恰张国焘回国，远东局代表提出派政治局常委张到江西苏区任中央局书记，当时总书记向忠发以张对苏区不熟悉、与毛过去有过一些矛盾难以合作等理由，否定了。

@lc411100 2017-05-09 12:00:31
--------54年宪法，土地还是私有的。
--------我爷爷留下一张土地证，54年发的。有12亩多，写的清清楚楚。买卖出租只有、任何人不得干涉。结果咋样？（其他地方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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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政策后来的改变，我的看法，完全是屁股决定大脑。
中共建政，形成的党军一体制（党、政、军三套班子），客观上就会造成远超历朝历代的常居于城镇“吃公粮、不干活”的人群。
毛自己在一次内部讲话上说：“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

建国后，为搞工业化，又在很短的时期内导致城镇人口的激增，这些人都要吃饭，工业也需要粮食，国家还想控制农民的余量，换取外汇！怎解？
而当时，中国基本还是一个农业国。假如不推翻自己以前的土地政策，就意味着，要么农民自己自觉自愿地把余粮全部按国家收购价卖给国家，要么，农村基层干部就得一户一户地做工作，才能完成收购任务，此成本太高！。农民不愿低价卖，就得动用暴力。如是乎，过去封建王朝从抗粮抗租而引发的农民起义，就会在新社会重现～～
这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就已经逐渐激化。
说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的，是毛；说中国农民需要社会主义教育的也是毛本人呀！
于是，农村集体化的方案，就浮出水面了。
农村集体化方案，简单、有效，先剥夺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进而，农民法理上也就丧失了对土地上所有劳动产出的决定权，一切都是国家的。
此时，法理上，农民的权利只剩下干活，然后把所有产出上交集体后，等待集体分配保命的口粮。此完全剥夺了农民通过辛勤劳动改善生活之路，一切全仰仗国家集体分配了。

农民的生死操于谁手？

在全国农村实行了集体化后，农民的生死操于谁手？答案已经是显然的，操于政府决策者之手。
实际上，全国农村公社化，国家就完全具备了把农民生产的每一粒粮食控制在自己手中的能力！
当然，具备这个能力是一回事，现实中却并不能真这么干。原因很简单，任何政治团体的任何行为，如能够长期开展，都必须配合被当时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为动力，同时受道德正当性框架的限定！
当一种社会运动丧失了内在的价值动力，或者道德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时，其继续执行是不能的。
这样，掌握了绝对权力之后，国家各级执政者也是人，他们在平衡了政治目标与社会道德，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后，如果没有来自农民的制衡力量，自然会选择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因为国家等同于与各级执政者，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配给农民基本的口粮后，国家拿走所有的剩余。此时，一个诡异的事实是，广大农村劳动者的利益与执政者的利益就已经发生了严重不一致。
此时，如果最高决策者是理性的，清醒地制止后来的浮夸和高指标，或许悲剧不会发生。
但仅是或许而已，农民的命运已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上。丧失了土地农民，也同时丧失了自救的能力，公社化后，实际是整个农村社会，完全丧失了自救能力。

善良的农民可以信任地方各级吗？可以相信他们在高指标下会坚守底线，仍然给他们留下保命的口粮吗？这真的是一个悲哀的问题。

1959-1960年，官方称此段为“三年困难期”，其中，最为严重的是1960年。 实际，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问题在59年初就凸显出来了，但59庐山会议后，大跃进没有减缓，由于批彭的政治需要，演变成了“更大的跃进”，直接导致了60-61两年的全国范围内的惨剧。
关于大跃进惨烈程度，直到今天还争议纷纷。当年，由于政治的原因，从1959年高层明确发现问题，到61底62年的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官方证实表态则延迟了3年。

59庐山会议为什么开成了彭的批斗会，这个政策纠偏又为什么来的如此晚？ 邓力群是体制内左派的代表，在其回忆录”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中，透露了59庐山会议中的一个细节，有助于部分回答上述疑问：

“批判彭德怀的那次“庐山会议”，我没有去，胡绳去的。在会议进行到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少奇同志也参加了批判。可是他对胡乔木讲：你给主席说说我的意见，批判，到这个会议为止，不要往下传达了。少奇同志是怕好不容易搞起来的纠“左”工作因此半途而废。　　 胡乔木前思后想，十分为难，在征求一位领导同志的意见后，没敢给毛主席讲。这样一来，“庐山会议”批彭的文件一级一级地往下传达，把“郑州会议”以后一直到“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中断了，全国各级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层层批，层层戴帽子。”
这个细节给人太多的联想了，刘是中央一线负责人，党的副主席，他有建议，竟然要让胡乔木给主席去讲！刘是不敢，还是不能自己去讲？当时党内是怎样的政治氛围？
如果熟悉58年制定大跃进高指标的”北戴河会议“，还会记得完全雷同的另一个例子，同样是是党的副主席，不过主角换成了陈云，陈对会上提出的1070吨钢指标持不同意见，还是让胡乔木去给主席说，胡同样是没有说。
刘、陈二人做的对吗，胡乔木不向毛传递两位副主席的意见不对吗？大跃进之后，毛也最终知道了事情原委，为此批评了胡，最终调离了胡。但当时，胡如果尽秘书的本分，能否影响毛的决策是存疑的。胡不讲，应是基于自身的考虑，和对毛当时思想状态的清醒判断做出的。如此，更能看到，在极不正常的政治氛围中，彭总的上书，需要多么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