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零八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32）

特朗普输了，尽管他的团队似乎在努力通过法律途径来进行重新计票或者取消选举日之后迟到的邮寄选票，但是这注定无果的，因为对于选举过程的质疑本事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大忌，它会动摇整个统治结构的基础，比如在2000年克林顿的副总统戈尔曾经做过一次，结果完全毁灭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艾伯特·戈尔在2000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他出身于政治世家，而且给克林顿做过8年副总统。副总统这个职位的权力可大可小，他可以是白宫的二号人物，总统一人之下，也可能是一个狗屁权力都没有的宪法摆设，在总统活着的情况下美国政治制度中唯一保障他的权力是在参议院投票打平的时候可以投出一票，副总统的权力大小完全看他和总统之间的关系，戈尔和后来小布什的副总统切尼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几个副总统之一，所以无论在出身上，曝光度上，还是执政经验上，戈尔在民主党内部都是最顶尖的选择。在2000年时，戈尔才52岁，春秋鼎盛，他的政治生涯还可以在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是就是因为一次计票问题的争执彻底毁灭了他。

在2000年大选中，戈尔以微弱的劣势败给了小布什，不过后来戈尔的竞选团队经过研究发现，如果戈尔能够赢下佛罗里达的29张选举人票，那么戈尔就能拿下大选，而在佛罗里达，戈尔和小布什之间的选票差距微乎其微。于是戈尔竞选团队中的一部分人建议戈尔要求重新计票——这里要说一下的是，美国的竞选团队中一般包括这样几类人，其中之一是专业人士，他们的专长就是广告宣传之类，他们是专门吃这碗饭的；另一部分人是以从政为目的的新生代政客，这后一部分人中又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如果从政不顺利，还可以转战商界，就算是他们是彻底的废柴，也可以做社会慈善工作；不过这其中另一部分人是出身平民或者中产家庭的，这些人已经把一生都压在这份事业上。比如当年的克林顿夫妇就是这种人，他们都是大学毕业之后不好好找工作赚钱，削尖了脑袋要往政治圈里挤。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能够辅佐一个候选人进入白宫，那么将是自己人生鲤鱼跳龙门的一跃。作为“从龙之众”，可以先白宫内部找个幕僚职位，然后看准机会外放到内阁部长，接着在竞选议员，混着混战就风生水起了。于是这帮人不甘心，鼓动戈尔重新计票，然后戈尔一时间鬼迷心窍，就同意了。

接着在佛罗里达经历了机械重新计票，手工重新计票，然后是对于各种计票的细节问题的各种争执和法律诉讼，不过折腾到最后，戈尔也没有翻盘。而且他不仅输掉了2000年的大选，而且他输掉了自己的整个政治生涯。本来他可以期待2004年卷土重来的，但是他这次坏了江湖规矩，作为惩罚江湖大佬们自然不允许他继续混下了，以后他只能期待与做个环保人士了。

在西方的代议政治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明白，这就是一个程序和游戏规则的问题，无关乎正义和真实，既然程序正确并且得出结果，然后却有人要反悔，那么就等同于质疑游戏规则，那么动摇了整个政治的根基，并且把政治问题推向更难解决的方向，这样政治就有可能从安全模式演变为街头政治。任何人做了这样的事情，就必然被整个统治阶级所不容。在20年前，戈尔只是要求在佛罗里达重新计票，而现在特朗普要求在小半个美国这样做，就等于自绝于美国的整个统治阶级，包括他过去的盟友们都会伸出手来阻止他——美国的法官们不会站在他一边，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谁提名的，这些人都是美国统治阶级的一员，如果政治纷争是统治阶级的两个派系之间按照游戏规则的争斗，那么他们可能选择站队，但是现在特朗普要玩坏整个游戏，那么他们都会想办法阻止他。所以特朗普要想得逞现在已经不能求助于统治阶级内部，只能求助于外部的民众，让美国的穷白们上街闹事，而且是必须带着武器闹事，就像在1932年德国的纳粹党冲锋队一样，最后统治阶级就会要求找到一个人可以把魔鬼关回到瓶子里的人来解决问题，那么他就可以要求美国统治阶级进行整体让步。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在选举日之后有意在和民粹组织们保持距离，当十几万穷白涌上华盛顿街头时，他连露面一次都很勉强和不情愿，因为他害怕自己和未来有可能失控的民粹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担心因此受到美国统治阶级的严厉惩罚，然而他又在统治阶级的游戏规则中企图犯规和打擦边球，这又让他在统治阶级内部失去了盟友。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拥有力量，是因为他把自己放置在一个权力板块的抬升点上，让几个权力板块互相挤压下把他越抬越高。

特朗普的崛起又这样几个背景，美国的大富豪，中小企业主，传统行业以及资产阶级中有一定良知的人士，已经对华尔街、互联网垄断巨头、以及统治阶级中的各种精致利己主义者感到越来越不满了，但是有一些人的平台太低，而另一些人又太富有了，害怕冒险，所以一旦特朗普蹦出来时，正好满足了他们需要一个在政治上冲锋在前的人物的要求。而美国的民众对于建制派容忍度也已经到了极限，他们已经对美国政治圈内部产生一个可以为他们说话的人物感到绝望，2008年他们错误的把票投给奥巴马，认为他就是一个来自于政治圈外可以代表民众利益的新人，但是后来证明这无非是建制派最新版的马甲而已，所以当2016年特朗普参加总统大选时，他们的感觉是在一片黑暗中看到了光明。而传统的建制派越是反对他，那么民众们就越是相信自己选对人，也就越支持特朗普。而统治集团内部盟友们见到自己可以安全的躲在后面让特朗普一个人吸引火力，也自然不会让他轻易的倒下去。

四零九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33）

特朗普完蛋了，他承受着敌人的恨，又没有盟友的支持，还自绝于民众支持者，迎接他只能是越沉越低。有人说他可以在2024年卷土重来，我说这种假设完全是按照过去传统的政治的运行规律来思考，丝毫不了解民粹运动的规律。在民众眼里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盟友眼里，一个领袖人物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在统治阶级内部人士来看，领袖就是带头的大哥，一个凡人。但是在民众眼里，领袖是一个半人半神的存在，因为民众和领袖之间存在一种无法跨越的距离，他们在遥远的距离遥望领袖人物，以至于他们无法真正看清楚这个人。然而这种朦胧感并没有削弱领袖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因为距离产生了美，只要民众喜欢他，那么就会用一系列的想象力来填充他的形象。而人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在这无穷无尽的想象力里，领袖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他变得高大无比，力量无限，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像阿特拉斯一样立地擎天。

然而这种力量也是不稳固的，因为人的想象力是多变的，他可能由于某些事情，甚至是某些很小的丑闻，都会让他瞬间失去很多力量。我如果打个比喻的话，领袖和现在的娱乐圈偶像是同一个性质，他的影响力源于粉丝们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是相当不稳固的，有可能因为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有很多人瞬间粉转黑。实际上，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民众对政治家们的崇拜正如现在粉丝对偶像的崇拜一样，在向前推送，天才科学家，诗人和文学家，白手起家的富豪都先后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在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民众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角色，群众政治家开始取代他们成为新一代的偶像；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经历了惨烈的厮杀之后，突然厌倦了政治家们的好斗演说，开始崇拜电影明星，对电影明星厌倦后，又开始崇拜歌星，在这之后又是体育明星。

历史证明，凡人们总是需要一个情感的缺口来释放自己在日复一日平庸生活中所积累和压抑的想象力。现在体育明星已经退潮了，想象力释放的舞台开始进入群雄逐鹿的状态，歌星、影星、网红都在各展其能，不过我们已经看到政治家重新作为偶像事物的回归趋势，政治家比过去所有的偶像事物都强大，因为其他偶像只能给粉丝们带来情感宣泄的渠道，而政治家还会给他们带来利益——也许还有伤痛和死亡，不过只要幅度适当，这种伤痛和死亡可以进一步提升情感的力量——利益会强化政治家和粉丝之间的攻守同盟，而这种同盟可以持续的激发他们的想象力，所以政治家比其他各种偶像都更强大更有力量，一旦真神回归，各种妖魔鬼怪就自然隐没无形了——就像公元630年的某一天，一个男人进入了一所神庙，然后下令摧毁360座偶像一样——从此世间只有一个真神。

所以有人认为特朗普还可以在2024年卷土重来的话，那么我不如提娱乐圈的例子，比如前几年曾经红遍整个华人音乐圈的某知名男歌星在草粉事件之后，迅速的凉了。十年前曾经独霸歌坛的另一位男歌星现在已经沦落到为一个过气男装代言的份上。再向前，我小的时候，到处都贴满香港“四大天王”的明星海报，现在谁还知道黎明和郭富城到底是何许人也呀。所以我要说的是，一旦一个明星离开了舞台最中央，那么他的竞争者就会把台下粉丝的想象力从他身上移开。同样这个道理也使用于政治明星，一旦特朗普离开舞台最中央，那么他就光环不在，民众的激情和想象力就会奉献给新的一代民粹领袖，四年时间，足够让懂王凉透了。

当然如果特朗普有例外的话，那么唯一的方法是让自己承受建制派们的反攻倒算，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受难者的角色上，就好像金大中、曼德拉、甘地等人做过的那样——激发民众的情感的方式，并不只有激情澎湃和欢快热烈，还要有悲痛，懂得全方位驾驭粉丝情感的人才能抵御各种变化——就好像自己是一个十字架上的耶稣，让信徒们用捂着双眼或者双手合十的方式崇拜——这种形象会让所有后来的竞争者相形见绌。不过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说法，他如果竞选失败，就会不得不离开美国——算了这个胆小鬼，一路走好——四年之后，美国民粹的舞台仍在，但是舞台上的明星已经不会是他了。

四一零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34）


现在让我们把内容回到意大利，不过是古罗马时代的意大利，即将将讲述的格拉古兄弟的改革的故事，我们将通过实例的方式来讲述在一个国家和社会在十字路口时期的政治问题。在赢得了汉尼拔战争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意大利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的过程，他们赢得了从西西里、亚平宁、西班牙和巴尔干半岛到小亚细亚的大片土地，这个时期被称作罗马的大扩张时期，罗马人通过武力为自己获得了惊人的财富和权势，然而这种红利都大部分流入了罗马的统治阶级中一小部分人手中，而作为罗马社会基础的自耕农们却纷纷陷入破产的境地。

造成这种破产的好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的原因就是对外战争。服兵役是罗马公民的义务，但是在过去战争是在亚平宁半岛内进行的，也许一两个月就会结束，但是现在罗马的公民兵必须远离故土去海外作战，有时候一去就是一两年。土地失去了男性劳动力之后，生产能力自然就大打折扣。

第二点，是战争和瘟疫的侵袭。在罗马本土，汉尼拔战争造成的破坏依然没有恢复，而且公民兵不断远赴海外作战，会带来其他地方的传染病，而对于这样的传染病意大利本土的居民往往缺乏免疫力，所以经常造成瘟疫的流行。

第三点就是外省的粮食作物的竞争。对于意大利中部的土地来说，既不够肥沃，也不够平整，所以它无法和来自西西里和波河平原的谷物竞争。尽管大部分自耕农的收获是自己家庭消耗掉的，但是依然有很大的比例需要在市场上出售，以换取其他产品，所以粮食价格的下降也打击了罗马的小农经济。

在罗马的自耕农不断破产的同时，罗马的元老阶层却很短的时间里就聚拢的大量的土地。这其中包括好几方面的因素，其中第一个就是人家有权，在罗马的法律里，土地是不允许荒废的，荒废的土地就会被没收入国有土地的。因为战争、瘟疫、或者男人长期在海外作战，剩下孤儿寡母无力经营土地，那么这些土地就会被收为国有。然后元老们以极低的租金，有时候甚至通过篡改账目，连租金都不付的方式就获得了这些土地的使用权。第二点，人家有钱，随着战争和征服的进行，战利品潮水一样涌入罗马，而罗马元老院掌握着罗马的财政和公共设施建设，他们有的是机会把这些钱从罗马人民的手中，转移到自己的腰包里，有了钱，自然就很多事情都好办了。可以这么说，在罗马对外征服的过程中，承受战争成本的是所有的罗马人，而享受战争红利的只是少数罗马人，这是罗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动因，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罗马人打了败仗反而能够同仇敌忾，而胜利却让罗马社会四分五裂。同样的原因，我们也可以用来解释现代社会，比如说美国今天的富有主要是来自于三方面的因素，二战红利、全球霸权、以及上世纪后半叶美国在科技教育上的大手笔投入，这些东西都要靠全体美国人纳税和服兵役来获得，但是最后摘取这些果实的是来自华尔街和硅谷的少数人。

那么第三点也不得不说的是，从经济上说，小农经济本身就很脆弱，也不符合生产效率，因为农业的季节性很强，有的时候劳动力非常紧张，而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劳动力都是闲置的。而且小农的经济实力太分散，无力采取更新更好的农业技术。所以他们竞争不过大地产者，很容易被兼并。但是如果土地集中到大地产者手中就不一样了，在大地产者手中，一个农庄通常包括一组人数有限的基干人员，通常当时罗马大地产者是使用奴隶来承担这个工作，而在农忙季节会雇佣短工——而破产农民正好是短工的良好来源。同样对比过去中国过去的地主经济也是一样，基干人员是地主的家庭成员和长工构成，农忙季节雇佣短工。从这一点上说，大地产的经济效率就更高，而且大地产者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土地的改善，水利的修建，以及引进新的技术和品种，比如罗马的大地产者认识到拉丁姆的土地无力和行省的谷物进行竞争，就很快转入了葡萄和橄榄的种植，并且从希腊引进技术，建造了酒坊和榨油坊，接着原本以质量低劣而著称的罗马葡萄酒和橄榄油就可以在地中海国际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

可以说，最适合古代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是，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农村有大量廉价的雇工可以在农忙季节使用。而在当时的罗马正好就满足这个条件，所以罗马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凭借葡萄酒和橄榄油产业的拉动作用，GDP飞速发展。但是经济发展未必就带来了国家的强盛，随着罗马公民兵随着自耕农的破产数量不断下降，而且剩下的人也士气低迷，对外表现就是罗马军队再也不是战无不胜的，罗马开始打败仗，而且越来越多。然后在内部，大量破产农民变成无业流民就变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且罗马人注意到的是，这些无业流民几乎不对自己的下一代进行培养教育，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的社会和文化就会土崩瓦解。

四一一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35）


对于当时罗马社会正在反生的各种危机，罗马的最高统治阶层完全了解。当时罗马政坛上最显赫的家族莫过于西庇阿家族，大小两代西庇阿是两次布匿战争，以及对马其顿和安条克战争的主要指挥官，并且为罗马赢得了很多胜利。西庇阿家族为罗马人带来了一股崇尚希腊生活方式的热潮，包括希腊的建筑、希腊的家具、希腊的饮食、以及希腊的雕像、艺术品和舞女。除了这些奢侈的享受，西庇阿家族也带来了希腊文化，他们为自己的孩子们聘用希腊教师，在沙龙里招揽希腊学者。作为罗马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西庇阿家族也对这种社会危机忧心忡忡，在西庇阿家族的沙龙里，学者讨论的内容，不仅仅包括不着边际的哲学和天文地理，而且也包括很多实际性的东西，其中重要的就是罗马的社会危机——应该如何来克服这种社会危机，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的方案，后来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措施，很多都是从这些沙龙讨论过的内容，可以说西庇阿家族是格拉古家族进行社会改革的启蒙者。

不过有意思的事情是，当后来格拉古兄弟相继走上改革路线时，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婚姻和血缘关系的西庇阿家族一直是站在对立面上。我们可以从后来发生的事情中知道，西庇阿家族是坚定的反对改革，可是为什么他们西庇阿家族在这之前都以改革派自居？他们反对改革我们可以想到足够的理由，因为他们是大地产者，改革需要牺牲罗马大地产者利益——不过同样格拉古家族也是大地产者，他们依然愿意为了缓解罗马的社会危机而做出经济利益上的牺牲。但是西庇阿家族既然不愿意做出这种牺牲，为什么还要提出各种改革方案，并且把这些方案都停留在口头而不是实际的行动上？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测，首先，以改革派自居，就可以营造一个好名声。证明西庇阿家族并不是自私自利的大地产者，他们一直为了挽救罗马社会的危机而努力，提出过很多改革方案，只不过因为形势复杂，反对派很多，无法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但是家族的成员们都是高贵善良，忧国忧民的。其次，如果改革的方案仅仅是停留在头脑风暴和公关宣传的阶段，而不需要落实到实际行动，那么西庇阿家族就不需要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也不需要得罪罗马最有权势的群体——拥有元老院席位的大地产者家族们。第三，即便有一天罗马发生了贫民暴动，他们也可以自我辩解说自己家族一直是同情穷人，支持改革的，这样就有可能免于愤怒的贫民的报复，这样意味着他们家族不会死人，也不会发生庄园被焚毁之类的事情。总之，我们可以认为西庇阿家族都是聪明人，很善于作秀。

在当今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善于作秀的聪明人。比如每年的一月份，都会有全球的商政精英们做着几千架私人飞机到瑞士的滑雪胜地，一起讨论全球变暖和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超级富豪们住着有几百个房间的大别墅，在享用用泳池和私人水族馆的同时，还宣称自己的十几个卫生间里面都安装节水马桶。社会精英们开着电动汽车，声称自己是环保主义者，然后在自己的别墅里使用烧松木壁炉来取暖。我们可以称这些人为精致而狡猾的利己主义者，同样西庇阿家族就是古罗马世界最精致也最狡猾的利己主义者之一。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罗马政坛上，以改革派自居的西庇阿家族最大的政治对手不是反对改革的人，而以老加图为首的复古派，这一派的政治理念是，正是因为西庇阿家族这样希腊文化爱好者，引入了各种希腊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才让罗马社会败落到如此局面，所以罗马需要的不是社会改革，而是要恢复罗马的传统文化，恢复罗马人勤俭淳朴的生活方式，然后各种社会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为了提倡自己的政治理念，复兴古罗马的美德，老加图亲自力行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然后把所有剩下来钱都用来聚敛土地，是当时有名的大地产者，他据说是一位历史学家，不过他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失传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恰好是他关于如何经营大地产农庄的作品。大体上来说，老加图这一派属于不那么精致，但是同样狡猾的利己主义者。

大致来说，老加图这一派我们可以称其为罗马建制派中的保守主义者，而西庇阿这一派是罗马建制派中的自由主义者，两者都对罗马的社会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然后在一些假大空的问题上互相争吵，我们可以戏称为古罗马共和时代的两党制。不过在格拉古家族的两兄弟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在罗马政坛上吵吵闹闹的都是一些仅仅口惠，而不愿意做出实际让步的狡猾之徒。

四一二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36）


“传说他的五花神箭箭羽上有痛苦的心，箭镞上有相思的心，直射人心，锋利无比，百发百中。”——古龙《大地飞鹰》

丘比特在希腊神话中是一个光着屁股的小男孩，而在罗马神话中，丘比特拥有更重要的地位，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之一，他的形象是一个青春美少年，他从父亲战神阿瑞斯和母亲爱神维纳斯中继承了力量，他即是战神和武神，同时又是爱欲和美貌之神，神话中他射出的箭可以让人陷入突如其来的爱情，也可以夺人性命。后来古龙可能就是根据这个形象创造了小说《大地飞鹰》中先由正派出场，最后因为野心沦为反派BOSS的高手班察巴那。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个神话人物，那么就是因为丘比特和这里的主人公有着莫大关系，因为丘比特是格拉古家族的守护神。当然这个守护神也许是他们家族发迹之后自己选定的，格拉古这个姓氏在罗马很古老，是根正苗红的罗马后裔，不过在很长的历史中，这个老牌家族都混的不温不火，直到格拉古兄弟俩的爷爷这代，才因为军功发迹，进入罗马统治圈的最上层。也许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家族决定给自己选择一个守护神，于是他们选中了丘比特。然而在罗马神话中丘比特神无疑是文武全才，力求完美的特性，这暗示了这个家族对自己定位和要求，也必将为了这种追求和想往而付出代价。

到了格拉古兄弟这一代，他们家族已经是罗马最顶尖的政治家族之一，他的父亲两次出任执政官，多次带兵打仗，并且赢得两次凯旋式，作为罗马总督统治了西班牙二十年，是罗马在伊利比亚半岛的势力的扩展中最重要的人物。同时他们家族和罗马政坛最显赫的西庇阿家族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的父亲老格拉古娶了大西庇阿的女儿，并且留下三个儿女，包括格拉古兄弟和一个姐姐，而这个姐姐又嫁给了小西庇阿。两兄弟中的老大提比略·格拉古在二十出头时就随姐夫小西庇阿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作战，并且立下非常引人注目的战功，稍后转战希腊有建立了新的功绩。这个时期他结了婚，新娘的父亲是罗马元老院首席元老阿皮乌斯·克劳迪尼乌斯。可以说，这是一个上可以拼爹，下可以拼岳父，横向可以拼连襟，自身也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前途远大的没人可以怀疑。在28岁哪一年，提比略被任命为财务官，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任命，因为罗马的官职都有最低年龄限制，而28岁是财务官的最低年龄，在历史上能够以最低年龄当选官职的都是一件值得夸耀一辈子的事情。财务官在罗马的行政体系中不仅仅扮演财务事宜，也监管司法和文书，被看做是执政官的助理和幕僚，他没有独立的权力，但是可以接触到罗马军事行政体系中的核心事务，不过如果受到执政官信任的话，也可以担当大任，这个职位被称作“荣耀之路的起点”，被看做是罗马显贵青年们进入核心政治圈的踏脚石和敲门砖。

经跟着这个任命到来的是军事任务，他被委派作为正位于西班牙镇压土著叛乱的执政官曼奇奴斯的军中随员，并且率领一支援军去支援执政官西班牙陷入困境的作战——这次军事行动也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折点——在这次行动的前半生，他和其他罗马显贵青年的成长道路没有两样，从小长在显赫的家庭里，由来自东方的希腊教师教授各种知识，然后进入军队锻炼和积累军功，直到可以进入财务官行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以此为基点寻求更高的职位，并且等待元老院出缺，最后竞选执政官，执政官之后外放到行省当总督，随便捞点钱，然后在回罗马竞选下一次执政官，幸运的话还可以以执政官的身份领兵打仗，赢得自己的凯旋式，在罗马和地中海世界中扬名立万，最后年老之后，以监察官的身份结束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段路程。

尽管提比略给曼奇奴斯带去了一支援军，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在西班牙打了败仗。他们不仅败了，而且败的很惨，甚至被西班牙人断绝了后路，很快几万罗马将士就会全军覆没，成为既汉尼拔之后，罗马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灾祸。万般无奈之下，曼奇奴斯只好请求和西班牙人谈判，西班牙人回答，他们可以和罗马人谈判，但是不和曼奇奴斯谈，而要和提比略·格拉古谈，因为他的父亲老格拉古在担任西班牙总督的二十年里廉洁公正，在当地威望极高，也和当地土著人相处的极好，西班牙人素来敬重格拉古家族的人。虽然曼奇奴斯对西班牙土鳖们拒绝和自己这个正牌执政官谈判，反而要求和一个小小的财务官谈判感到恼火，但是面对全军覆没的危险，也只好答应下来。接着双方达成了一份和平协议，罗马承诺不再进攻西班牙土著，而西班牙人放罗马军队回家——而提比略以自己家族的名誉为这份和平协议作保。由于西班牙人愿意信任格拉古家族，所以放开道路，让罗马军队逃出生天。

四一三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37）

不过率领军团回到罗马之后，罗马元老院却推翻了这次和平协议。然而毁约是需要付出荣誉和信誉的成本的，为了毁约的同时还让罗马在面子上好看一些，罗马元老院一些人决定把执政官曼奇奴斯扔出去顶缸，他被待到西班牙的边境地带，然后穿着内衣被鞭挞。本来在和约上署名的提比略·格拉古也是要被如此处理的，不过好在有岳父和姐夫在，他逃过一劫。不过这件事严重的损毁了格拉古家族的信誉和荣耀，也促使他将自己改革的想法付出实践。在这次领兵过程中，他先是率领援军行军经过了罗马很多地方，发现各地的自耕农破产严重，而土地都被富有的权贵们聚拢，这是罗马军事体系的基础在崩溃；然后在战场上，他看到了罗马军队士气的萎靡不振，见识了罗马军事体系崩溃带来的直接后果；最后在元老院，他见识了罗马元老们的卑劣无耻，意识到了罗马最高统治集团的整体无道德状态，这让他产生了依赖民众运动的力量来推动意大利社会改革的想法。

公元前134年夏天的时候，提比略决定竞选保民官。保民官全称是平民保民官是罗马历史上贵族和平民斗争的产物，为了和决定迁离罗马另立城邦的平民们妥协，设立了这个职位。罗马保民官必须为民众服务，保护民众不受到不法的贵族和官员的侵犯。保民官由平民大会选出，在任期内保民官家的大门必须长开着，方便平民们随时可以到他家里投诉。为了行使保民的职责，保民官拥有对独裁官以外的所有罗马官员、贵族的行为和立法的一票否决权。理论上，保民官应该只能由平民担任，但是实际情况是，到了格拉古这个时代，大部分保民官不是贵族就是新兴的暴发户。因为罗马已经不是过去的小城邦了，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竞选，已经超出了任何穷人的负担能力。一旦一个候选人决定竞选官职，那么他就要发动自己家族的奴隶和食客，到处给自己做宣传，在个个居民点和道路的十字路口宣讲自己主人的竞选口号和竞选纲领。至于平民身份的问题，这个好办，找个平民出具个文书，说某某贵族是某某平民的养子，这样他就有资格竞选平民保民官了。而提比略·格拉古当年的竞选纲领就是要限制土地兼并，把国有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平民。这个口号一出，直击罗马社会的痛点，再加上格拉古家族的声誉一直非常好，所以提比略顺利的当选了133年的保民官。接着就是他要兑现自己的选举承诺的时候了。

格拉古提出了一项土地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任何人占有的国有土地不得超过500尤格鲁姆，这个数字相当于现在125公顷土地，如果一个家族的父子联名计算的话，家庭最多不的超过1000尤格鲁姆，其余的多余土地分为小块给无地的罗马平民，使他们可以重新负担兵役，这些土地可以继承，但是不能买卖。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土地改革方案，因为它首先没有触及私有土地，只是分配国有土地，而且留有余地，每个家庭1000尤格鲁姆的土地也是一片不小的面积。最后这个法案有历史依据可寻，因为在罗马公元前四世纪时的《里奇尼乌斯—赛克提乌斯》法案就已经规定了个人占有国有土地不得超过500尤格鲁姆，只不过由于历史久远，这个法案被元老院雪藏，所以很大程度上格拉古并不是提出了一项的新的法案，只是重申并修改补充了一部原来在罗马就应该有法律效力的旧法案，于情于理，格拉古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但是即便如此，元老院们对于格拉古的土地法案也进行了阻挠，既然格拉古无法通过统治阶级内部的协商的途径推行自己的改革，那么他只好采取发动民众的方式来进行这项事业。历史记录了格拉古的在元老院和民众大会上的一些演说，早期的演说的内容主要是说明自己法案对罗马社会的好处——最主要的就是恢复罗马的军事力量，而后期就明显是在赤裸裸煽动民众的情感去反对罗马的权贵了，去历史学家记录了其中一些片段，其中最精彩的一段是这么说的：

就是意大利的野兽都有它们可以栖身的巢穴和洞窟，可是为意大利征战和阵亡的人们在意大利除去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像游牧民一样没有房屋，带着妻子和儿子到处流浪。当统帅们在战场上号召士兵保卫坟墓和神殿不受罗马的敌人们侵犯的时候，他们是在欺骗士兵。要知道许多罗马人并没有祭奠父亲的祭台，也没有祖先的坟墓，而他们是为了别人过奢华的生活，为了别人发家致富而战斗和死亡。人们称他们为世界的统治者，但是他们连一小块土地都没有。

四一四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38）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元老院成员都反对格拉古的改革，一少部分元老表示了支持，其中包括两名执政官的一名（另一名是他的姐夫小西庇阿正在西班牙统兵作战），以及他的岳父首席元老克劳狄乌斯，但是大部分的元老院成员对土地改革表示反对。既然无法通过元老院达成目的，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越过元老院，直接向公民大会寻求帮助。

按照罗马共和的定义，这个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罗马人民。但是现在我们要对这个罗马共和的权力结构做一个仔细的剖析，来研究一下罗马的有钱人是如何通过程序民主和代议制度剥夺人民的权利。按照说法，罗马共和国的权力属于人民，但是罗马元老院代表罗马人民行驶所有的大权，只有元老院才能决定发动战争或者签订合约；也只有元老院才有权利发布征兵令集结一直罗马军团，或者让一支罗马军团复原回家；元老院还是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他们负责给领兵作战的执政官或者其他将领分配战区和作战任务；元老院还掌管外交问题，只有他们才有权利派出使节和接见外国使节；同时元老院还掌管着最重要的钱袋子问题，它负责处理财政和税收问题；罗马元老院还是建筑规划部门，他们决定兴建道路、桥梁、港口、公共建筑、要塞的决定，并且也只有他们能向这些项目拨款；同时元老院还法院，负责审理案件，同时元老院还是祭祀机构，负责安排节日和众神的庆典。可以说，在罗马共和国，元老院总览一切大权。

罗马元老院没五年更换一次人选，这些人都是受到罗马人民拥护的，德行和才智都足以代表罗马人民的杰出人物才能进入这个机构。每个五年，罗马人民大会，以百人团会议的形式选出两名监察官，这两名监察官的任期是18个月，在这十八个月中，他们将审核元老院名单，将一部分德行有瑕疵，或者表现出才能不足以胜任的人划掉，然后从罗马最杰出的公民中选拔新的元老人选。罗马百人团会议是古罗马军事民主的一种形式，相传古罗马行驶人民民主时以军事上的百人方阵为单位，每一个单位拥有一票。当时罗马按照财产等级分为五个阶级，其中第一个阶级负责提供18个骑兵队，第二等级负责提供80个重步兵方阵，第三和第四等级负责提供另外50个方阵，其余平民负责提供一些轻步兵队伍。从这个数字对比来看就可以知道，这个投票权是有利于社会上的富裕阶级的，第一第二两个等级就已经超过半数选票了，所以只要他们不闹内讧，剩下三个等级连投票的机会都没有。随着时间的发展，罗马的征兵制度改了，但是等级之间的投票权却没改，只有社会上的富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一致决定的事情，穷人们无力推翻。百人团大会负责选举出执政官、监察官、行政长官等罗马最重要的官职。

不过即便如此，那么也不能说罗马元老院就代表了罗马的富人和中产阶级成员，从历史资料来看，罗马元老院的出身非常集中，而且越是接近共和末年，这种集中度就越高，公元前3世纪以后，半数以上的元老和八成以上的执政官出身于26个大家族，其中最显赫的是西庇阿家族，他们家族出了23届执政官，大格拉古的岳父克劳狄乌斯的家族也是非常显赫的，出过9任执政官，相比之下，格拉古家族还算不上一个根深蒂固的世家。所以罗马元老院代表不了罗马的中产阶级，甚至来说，连第一等级的富人中也只能代表最上层的一部分。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所以除了操纵选举程序之外，还需要控制候选人资格。要成为监察官就必须先成为元老，而且必须是长期担任元老职务，并且道德上无可指责的人。听起来是显得很有道理，毕竟这个职位至关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换一句话说就是，元老院中的老油条，一个久经考验，并且为统治阶级所充分信任的人选。通过控制选举人的推选方式，通过控制投票的程序，罗马最有权势的一小撮子人就控制了罗马的大权，只要他们在稍微给其他富人和中产阶级一点汤喝，那么大体上牌坊还可以接着树立下去。

四一五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39）

不过罗马公民大会包括好几种形式，除了百人团大会之外，还包括部落大会，这种大会据说是起源于古罗马的早期的35个部落，投票时每个部落拥有一票。不过由于当时罗马已经不是城邦，所有35个部落中，有31个是远离罗马城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对于另外31个部落中的穷人来说，离开居住地前往罗马投票时一件有成本的事情，所以除了罗马城的4个部落投票时会站在社会下层一面，其余31个部落因为来投票的大部分都是富人，所以这种部落大会最终投票结果也是偏向富人阶层的。

在百人团大会和部落大会之外，罗马公民大会还有第三种形式——平民大会。平民大会只允许平民阶层投票，贵族没有投票权。这种大会是过去罗马贵族和平民之间激烈斗争的产物，罗马的贵族会说，百人团大会和部落大会都来自于古罗马的传统习惯，百人团大会表现我们的罗马人的尚武精神，部落大会体现我们的民族团结，你们提出的这个平民大会没有任何依据，要想把我们大罗马建设好，就要多弘扬传统文化，你们这些泥腿子平时多读读论语，多背背弟子规，平时尊重长辈、尊重领导、尊重老板，那么我们罗马还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不过罗马的平民们，不管这一套，我们文化素质低，讲道理讲不过你们，但是我们有眼睛都看得明白只要是人就是都两个胳膊一个脑袋，只要有胳膊的就可以拿武器，脑袋掉了都会死。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胳膊砍敌人的脑袋，让你们发财，也可以砍你们的脑袋，让罗马平等；或者敌人来了，我们不砍敌人的脑袋，让罗马完蛋。反正我们就是要设立一个平民大会，你们只要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就行了。贵族们只好回答，算你们狠。

罗马平民大会也是按照35个部落进行投票，由于穷人站多数，罗马城内的4个部落肯定是支持下层的。由于屏蔽了贵族阶层，所以另外31部落中拥有投票权的富人少了，同时在格拉古时代，由于很多农民破产，都流入罗马城讨生活，但是他们依然拥有在平民大会代表自己部落投票的权力，此消彼长，当时罗马平民大会是支持土地改革的。可以说，罗马平民大会是当时唯一可以代表罗马人民的权利形式。罗马保民官就是由罗马平民大会选举出来的，同时也由保民官来召开，也只能由保民官来主持，而且也只有有保民官可以在大会上提出法案。可以说，罗马保民官是当时唯一掌握着开启罗马人民权利大门的钥匙，这也是为什么罗马的社会改革只能由保民官来进行。

本朝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操之过急，改革的主推人太年轻，太冲动，泥腿子们一捧就不知道北了。保民官的职位也太low，要改革也先进入体制内（元老院），并且要混到执政官宝座上才能进行啊？这种说法的人明显在对历史知之甚少的前提下，按照国人的犬儒主义个性去思考问题。

首先来说，罗马执政官在过去的权力也许很大，但是到了公元前3世纪以后，基本已经被元老院的集体领导制剥夺殆尽，执政官大体只有三项职能，礼仪性的职能、军事指挥职能、还有捞钱的职能——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指挥军队在外肯定是有很多捞钱的机会，西庇阿家族就很擅长这一点，执政官卸任之后，就会被委任为行省总督，远离罗马做个十年土皇上，想怎么捞钱就怎么捞。而且执政官只能担任一年，然后就要间隔十年后才能再次竞选这个职位。大体上说，执政官的身份就是一种荣誉和利益的复合体，想要名，可以出名，想要钱可以捞钱，但是好东西不能一家独占，元老院内的实力派们要轮流干，但是这个职位真正在政治上的权力很小，而且一年的任期也不好做出什么事业，相反，保民官则可以连选连任。

第二，保民官绝对不是什么低级职位，保民官的竞选年限低，三十岁就可以参加保民官竞选，这是因为平民的寿命比贵族要短的原因。可能大部分人都错误的以为，罗马元老院和执政官、行政长官等是贵族专属的，实际上在罗马经过几个世纪的平民斗争之后，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所有官职在理论上都是对罗马平民敞开的，在所有的官职中，平民的参选年限都要低于贵族，比如执政官贵族要40岁，而平民只要35岁，这就是当时贵族和平民互相谈判的结果，因为平民寿命短，所以要求降低他们的参选年限。

第三，保民官的权力在罗马历史上非常大，在公元前4世纪时，出现过很多权倾一时可以压倒执政官的保民官，比如上面的土地法案命名的两个人就是当时两位著名的保民官。保民官势力强大，这是古典军事社会的特点，因为这种社会依赖于大量手持武装的平民服兵役来维持，如果有人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军事国家斯巴达，说话最有分量的不是国王，也不是元老，而是保民官，最后决定对雅典宣战的也是斯巴达保民官在公民大会上的决定。所以推行重大改革这种事，只能由保民官做，如果等着混到体制内，和元老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讨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当时首席元老和留守罗马的执政官都是支持这项土地法案的，但是他们依然无法说服元老院的主流，如果按照某些国人的想法，也只能是把年轻有为的格拉古兄弟，混成有一批狡猾贪婪的西庇阿。

四一七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41）


就这样罗马的土地改革开始了，刚开始的时候，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格拉古带领的委员会收回了一些被侵占的国有土地，并且把它们发放给无地的平民。但是更多的土地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官吏们故意损毁档案，很难理清那些是国有的，那些是私有的。而且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格拉古还发现一个问题，光给这些贫民发土地还不行，为了让他们成为自给自足的自耕农，还需要一笔钱给他们添置农具、种子和耕牛。缺钱加上土地所有者的抵抗，让土地改革逐渐陷入困境。

就在这时候突然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小亚细亚的帕加马王国国王阿塔罗斯三世死了，在他遗嘱中将他的全部财产，以及整个国家都赠给罗马。这件惊世骇俗的在历史上是众说纷纭的，其中一个说法是，帕加马是一个夹在各大势力间的富裕工商业小国，阿塔罗斯死后绝嗣，必然引起其他势力窥视，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即便他不把国家赠给罗马，罗马人也会主动吞并帕加马，所以干脆做个顺水人情；第二说法是从内部来说，帕加马贫富悬殊，社会动荡，社会上的有钱人希望罗马军刀能够保护他们不受平民暴动的威胁，所以建议已经绝嗣的国王将国家赠给罗马。但是这两个说法都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么即便是要为帕加马找个靠山，也用不着把自己的私人财产也赠给罗马，分发给帕加马的国民不好吗？让国民记住曾经的国王不好吗？所以我更愿意相信第三个说法——

帕加马并不是一个有自己的民族和历史的国家，它是一个在地中海各大势力纷争的过程中，趁乱独立地方军阀势力，阿塔罗斯三世是在一个充斥着阴谋、暴力和乱伦的家庭里长大。据说他最大爱好是在宫廷花园里种植各种有毒植物，然后研究这些植物对人和动物的毒性，可以说他的人生经历让他带有明显的反社会人格。帕加马人民不喜欢他们的统治者，同样阿塔罗斯三世也不喜欢帕加马人，所以阿塔罗斯发现自己的家族已经绝嗣之后，出于一种恶意，将帕加马和自己的财产赠给罗马。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军阀家族在三代内积攒的财富是巨大的，这么一大笔财富被带给罗马人，让格拉古看到了机会。他认为既然这笔钱是赠送给罗马人民的，那么元老院没有理由独吞，应该划出一部分作为基金，用来给新安置的罗马平民。但是格拉古的对手们当然不会让他得逞，他们必须让格拉古的改革事业陷入困境，然后才能他们才有机会展开反击，他们反击格拉古的手段叫做谣言——

为什么反击的手段是谣言呢？那么就要从格拉古土地改革派的性质来说。这一派在罗马统治阶层中少部分人的支持者，但是他们的实力并不雄厚，反对他们的势力更加强大。他们真正拥有推动变革的力量不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的远见和良知，而是来自于他们对罗马下层民众的动员能力。然而这种动员能力并不是以完善的组织形式进行的，格拉古一派依赖于大规模的集会和演说来动员民众，而民众对于领导人的了解也仅仅限于这些大规模的公开场合，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套官僚系统来维持组织形式，格拉古对于民众的动员能力来自于他的个人魅力，而这种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众的想象力——他们距离领袖的足够远，他们并不了解这个人，只能依赖于想象力，而人的想象力是可以无限度的放大一个人美好品质。距离产生了美，那么距离也会产生误解，所以对于格拉古的对手们来说，最能打垮格拉古的方式莫过于颠覆他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那么最好方式无疑就是谣言。

四一八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42）

上次我们说到谣言，那么什么样的谣言可以打垮格拉古吗？性丑闻吗？

我在上面的内容里这样做了一个类比，民粹领袖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可以和明星网红之类的异曲同工。那么众所周知的事情是，很多明星都因为性丑闻让事业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比如某著名男歌星因为“草粉”门迅速变凉，某女电影明星因为出轨门声名狼藉，某中年男明星因为和小三的相爱相杀彻底身败名裂，这些可以看出性丑闻的杀伤力。不过形成对比的是，尽管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开动了所有可以用到的传媒机器来热炒特朗普的性丑闻，但是依然对他在自己的基本盘里的影响力毫发无损。为什么会有这种截然相反的区别呢？

那么我们下面必须对领袖和明星之间做一个区别，尽管他们在和民众或者粉丝之间的互动性质上非常类似，但是他们给自己的支持者提供的服务内容却是不同的。我们就以明星来说，首先是草粉门的那个男歌星，他的主要粉丝群是乳臭未干的少男少女，他爆出草粉事件后他的朋友还蹦出来说什么，“难道还让他自己撸吗？”之类的话。这话说的就一点没有职业水准，难道你没看到岛国的青年偶像出道时都郑重的对粉丝们宣布，在正式退役之前，不结婚也不谈恋爱吗？——这才叫职业精神。青年偶像明星是干什么？唱歌？拉倒吧，唱两下子不比驴叫好听？演戏的？算了吧，演的角色几乎都是面瘫。青年偶像的功能是给少男少女们提供性幻想，如果让粉丝们知道已经名花有主，名草插在了固定的坟头上， 开演唱会时还会有大群的年轻人高喊着“我爱你，娶我吧，取我狗命吧”疯狂在你身上 吗？所以为了事业，做这行就得向岛国同行看齐，明确表态退役之前不结婚不恋爱，有需要是男的自己撸，是女的自己扣，这才叫敬业精神。

在过去的一些年中，追星的似乎只有少男少女，但是现在已经年龄多元化了。随着粉丝年龄段的不同，对明星的形象要求也不同。当少女变成了家庭妇女，少男变成了油腻中年之后，他们都偶像的要求也有变化，不在是像过去那样的要求偶像守身如玉，给自己提供既纯洁又狂热的性幻想，他们反而希望偶像结婚，但是男的一定要扮演一个好丈夫，一个宠妻狂魔的角色，以便电视机前的家庭妇女们进行幻想；女的一定要扮演一个妖娆妩媚，忠于家庭小娇妻的形象，以便油腻中年们进行幻想。所以以这个年龄段粉丝为市场的明星是目前行业的主流，对于这些人来说，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婚姻形象，没事微博和综艺上多秀秀恩爱，千万别婚内出轨，就是做了也要让经纪人公司紧急消毒，对实情进行”辟谣“，但是你要像是某女明星被实锤到影像资料，那再好的经纪人也无力回天了。

现在还有一批年龄大一些，自称演技派实力派的男明星，实际上是以中老年妇女为主攻方向的——为什么这个年龄段的没有男粉丝群了，大概男人的追星热情抵挡不过前列腺增长的速度，不过这一点要佩服女人们的追星的持久力，到了更年期还不衰减。但是女人到了这个年龄的性幻想的情欲表达更加复杂和间接，所以前两者只要颜值够就行了，而这个方向的明星一定要多才多艺，还得”德艺双馨“才能拢得住自己的粉丝。所以某男明星把自己小三送进监狱之后，一下子就把自己多年来扮演的才华内秀，温和善良的中年男性形象彻底毁了。

总的来说，在东亚地区似乎没有专业的影视圈或者音乐圈，只有一种叫做娱乐圈的东西，歌星出道的跑去演电视剧，演戏出道的去唱歌，总的来说，不管演戏、唱歌还是上综艺，或者是网上带货，最核心的内容是为粉丝们提供一个性幻想的对象，所以多跨界，全方位多角度的开发自己的粉丝群，可以让粉丝在更多的场合里掏钱。总而言之的话，明星是为粉丝们提供性幻想的，所以性丑闻往往对他们产生致命影响。但是政治家并不是提供性幻想的——当然在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欧美国家很多妇女对着这位英俊的混血王子进行性幻想，过去肯尼迪也曾经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希特勒加入之前，纳粹党的创始人们在讨论他们应该向公众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家形象时，就认为这样一个人应该是单身汉，以便吸引妇女支持者——这也是为什么希特勒在自杀之前才宣布结婚的原因——保持单身是他职业素养的一部分。传统政治家也许道德还有点作用，因为民众对他们的政治作为没有太高的要求，道德上的完美可以佐证他的循规蹈矩的政治生活中保持稳定的操守。但是民粹政治家不一样，他的支持者们迫切的需要他为民众的事业指明一个可行的奋斗方向，并且领导他们前进，他们是一面旗帜，是一个路标，当然也有性欲错乱的对着旗帜和路标进行幻想，但是大部分人不会这么做。所以要打到一个这样政治家，那么靠性丑闻之类小把戏是管用的，他们必须抓住格拉古最从事的土地改革的最核心内容下手，才能打垮他。

四二零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44）

流言往往容易在社会的下层群体中传播，这不是因为民众愚昧，而是因为这里信息是高度不对称的，在民众知道自己的信息闭塞的同时，也知道比他们富有和强势的群体拥有更畅通的信息渠道，这种不对称性往往引起他们对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的高度敏锐性，所以各种流言非常容易散布出去。从散布流言的时机来看，正好处于罗马的土地改革已经进行了一部分，而又陷入停滞的状态，如果从一开始群众情绪激昂时，就散布流言，那么可定就不攻自破，所以散布流言必须寻找合适的时机，不能操之过急。从这一点上看，罗马的精英阶级政治斗争的经验非常丰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罗马的精英阶级也对类似的事件一直有政治上的准备，比如每当有平民领导人崛起的时候，那么罗马精英阶级总是污蔑他相当国王。在罗马相当国王可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名，因为国王在罗马的历史上有着非常恶劣的声誉，相传罗马的最后一任国王塔克文是依靠谋杀了自己的岳父当上国王。在他执政期间，无视元老院的权威，甚至驱逐和没收了很多元老的财产，不过最令人发指的行为莫过于他的混蛋儿子强奸了一位贞洁美丽罗马妇女，并且导致这名美女的自杀，这件事引发了罗马民众的起义，驱逐了国王一家。这件事结束之后，罗马人决定废除国王，由每年一换的执政官来代替国王主政，为了防止一任专权，所以设置两名执政官。

不过历史学家经过考证，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佐证上述历史说法，尤其是国王的儿子强奸一名贞洁烈女的事情，最令人可疑，因为这个桥段反复出现在东地中海的各族的民间传说中，罗马人可能是从别的民族学到了这故事，然和编造进自己的历史里。而且是连续使用了两次，在共和早年曾经有一位贵族得到了很多平民的支持，近乎取得了支配罗马政局的地位，然后这个贵族垮台后，在他坏事履历里也多了一次强奸贞洁烈女的故事。

在罗马王政的末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今天是始终是一个历史之迷，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罗马的精英阶级系统的篡改了历史记载的原因。不过可以知道如下事实，第一在王政末年，罗马是亚平宁中部地区的霸主。而在罗马实现共和的头一百年里，忙着和罗马的死敌威伊人作战，这个威伊到底是何方神圣，经过考证，这个威伊是一个规模不是很大的城邦，位于罗马以北18公里处。昔日亚平宁中部霸主在实现共和之后，就是和这样一个小国家菜鸡互啄一样乒乒乓乓打了将近一百年，其中经历了三大战役和若干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终于战胜了强大的威伊人。不过可以经过考证的是，在这个时候，一支原来居住在亚平宁山区的弱小民族迁入了台伯河流域一片肥沃的土地，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当然这是一件令人可喜可贺的事情，不过最大的问题是，这片土地原来是属于罗马人的，也就是说，在罗马共和的头一百年里，罗马的实力遭遇了巨大的滑坡，从过去亚平宁中部的霸主，沦落到和邻居菜鸡互啄，被一个山地民族欺凌的地步。另一个从侧面评价当时罗马实力的一个佐证是，在公元前390年左右，罗马被高卢人征服过，在高卢人退走之后，罗马决定翻修和加固自己的城墙，而这个城墙还是当年从王政时代留下的。

罗马是什么时候变得弱小的，这一点上从公元前508年，也就是罗马共和元年和迦太基签订的协定上可以看出来，当时罗马拥有在北非进行贸易的权力，而在公元前348年双方在再次签订协定时，其余的条款基本不变，但是罗马却被禁止参与到北非的商业里面，而且这部条约还被看作是罗马外交胜利之一，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罗马在海上商业权利连这部条约里规定还要少，我们大致可以说，当时的在罗马共和早期的一些时候，罗马已经被地中海上的列强当做空气一样存在了，他们的海上商业权利已经不受任何保护。当然海上的商业权利并不一定代表国家的整体实力，但是在布匿战争之前罗马始终是作为一个大陆的军事强国，对于这种国家来说，他们没有强大的可以在地中海上争雄的舰队，海权强国对他们的重视程度，往往直接和他们在大陆上的威望成正比，从这一点上来看，在共和元年，罗马的精英们是从王政时代接手了一个强大的罗马。另一个佐证是，在公元前358年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之后，罗马强迫其他拉丁城邦重新接受了公元前493年的条约，从这个方面来看，在经历过这么多年之后，罗马也仅仅是“中兴”到了共和国初年的地位上。在罗马元老院统治下的罗马一百多年里一直处于每况愈下的地位上。

在罗马精英的记载里，罗马王政末年有一位暴虐的国王，罗马在他的统治下民不聊生的。不过从历史的记载上来看，这位国王却不断的取得对外的军事胜利，把很多亚平宁的城邦国家至于罗马的附庸地位上，大概罗马精英们处于民族自豪感的原因，并没有删去这段光辉的历史。不过如果从常识上来说，在当时罗马依赖于自负装备参军的公民兵，他们兵源和军队士气决定了罗马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如果真的生活的民不聊生，那么即便偶尔靠天才指挥或者敌人犯傻打了几次胜仗，也不可能连续不断的打胜仗。如果这些记载是真实的，只能说明在末代国王的治理下，罗马人生活相当不错。

不过罗马公民生活的不错，未必意味着罗马的精英阶级生活的不错，如果关于国王塔克文无视元老院，驱逐了没收了很多元老的财产一事也是真实的，那么也许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当时的国王塔克文进行了一场社会改革。因为在罗马王政后期，罗马的贫富差距和土地兼并已经非常严重，罗马的公民兵不仅失去了土地，甚至自身为了还债还沦为债务奴隶，为了挽救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塔克文可能企图通过重新划分土地的方式来保证罗马的兵源和士气。这一点触动了罗马精英阶级的利益，最后被找到了一个机会驱逐了出去。此后，罗马在精英集团的集体领导下，每况愈下，随着公民兵的瓦解，他们军事实力迅速崩溃，在不到五十年里，就沦落到和邻居菜鸡互啄，被山地民族抢夺土地的地步。一直到高卢人的入侵像野火一样席卷了亚平宁半岛，大批罗马权贵在入侵中被杀，社会被大洗牌，这样罗马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才有机会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和军事改革，从而奠定了后来罗马强大的基础。

四二一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45）

罗马统治阶级在自己的历史问题上对平民阶级撒了很多弥天大谎，通过这些谎言，他们构筑起这样一个历史架构——国王是坏的，他们欺压罗马人民，在他的统治下，不仅人的尊严和财富无法保全，甚至连自己的老婆都无法保全——如果你的老婆放的开点，也许仅仅是带了一次绿帽子，如果你的老婆向苏克蕾西亚那样的贞洁烈女——你需要重新给自己攒聘礼钱了。而罗马元老院是好的——他们是从所有罗马最优秀的人物中选拔出来的最德高望重的人物组成，他们就像慈父一样仁爱又高瞻远瞩的领导着罗马，我们罗马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天称霸地中海的地位，都是依赖于这些优秀人物的英明领导。所以反对元老院的人都是坏的，想当国王的人更是坏道了骨头里，那么现在罗马就有这样一个坏人——提比略·格拉古。

相当国王这盆脏水这是罗马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就准备好的一盆脏水，随时看到有冒头的就会泼出去。但是这盆脏水制作水平的好坏对最后使用的效果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脏水制作的水平很糟，没人愿意相信，那么即便是泼出去也没有效果。在罗马共和的早期，历史的记载工作是由大祭司来进行，属于宗教事务的一部分，而这个职位是被牢牢掌控在贵族们手中，按照当时罗马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民众的文化程度，这种混合了迷信、传说的官方历史基本上就能满足统治需求。过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的统治范围扩大了，罗马人的眼界也增长了，同时罗马人的文化水平也提升了，在靠那种半宗教式的官方历史就忽悠不住罗马社会了。这个时候一大批罗马的贵族们开始学习希腊的历史写作方式，然后学着希罗多德和色诺芬的方式来重写罗马的历史。

统治靠什么？太祖已经说得非常简洁明白了“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这一点上在古罗马的统治精英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进入罗马帝国时代之前，罗马所有的知名历史学家都是元老院成员，一直到奥古斯都时代，才有了李维第一位以御用文人身份成就大历史学家的的人物。与其抓枪杆子不如自己就是枪杆子，与其抓笔杆子不如自己就是笔杆子。古罗马的统治精英们一面领兵作战，一面著书立说，强大如斯，这样的统治阶级，想要撼动，难比登天。等到罗马帝国时代，罗马的统治精英们把笔杆子的事情交给御用文人，把枪杆子的事情交给职业军人，然后的事情自然就是他们只能在历史的浪涛中挣扎求生，完全依靠命运的垂青才能给自己续命了。

御用文人有很多的坏处。在大批文人中总是混杂着大批滥竽充数的，用好御用文人，你首先必须有慧眼识人，但是大部分人不具备这种慧眼，所以只有广种薄收，天知道那块云彩会下雨。其次还得慷慨大方，这样御用文人才能创作激情高昂，如果你扣了吧唧的，他们就自然灵感低落，写出的东西他们自己都不爱看。成本很高，这是御用文人的第一坏处。

第二点文人相轻。御用文人就是吃笔杆子这碗的饭的，自然都想多吃点，吃饱点。但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学武的直接拉出去溜溜，打个名次出来就行了，但是文章这种东西，就很难具体评个一二三四。所以文人们有足够多的理由互相指摘，互相攻讦。所以你花了足够多的钱在他们身上，希望他们团结一致为金主们作出点事业来，但是到了头来很可能发现他们吃饱喝足了，有了力气就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互相对骂。

不过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御用文人是谁付钱就给谁歌功颂德的，而你不一定总是最有钱，也不一定总是最慷慨的。如果明天冒出一个暴发户，后天出了军阀，那么只要他们肯花钱，自然有的是文人去为他们正名立传。所以与其说抓笔杆子，不如自己就是笔杆子。同样抓枪杆子不如自己就是枪杆子，因为枪杆子这东西是很复杂的，你以为一个久经行伍的职业军人还是一个临时赶鸭子上架的公子哥更能玩转这个东西。


但是一个问题是，无论枪杆子还是笔杆子，都不是很能赚钱的东西。如果统治阶级内部大家都想做钱袋子，而不想去做枪杆子和笔杆子，那么自然这个统治阶级就很难在历史的风浪中幸存下去。所以统治阶级内部必须有一种潜在的制度和氛围来合理的分配这种义务，就像在过去的大英帝国和现在的美利坚帝国中，统治精英们是不能光想着赚钱的，他们必须是有文化的，没事写写书，研究研究宪法，搞搞社会活动，从事政治，还要派出一部分年轻子弟去西点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服役，这是事情都可以光耀门楣。即便是有人因为这些事情影响了赚钱，也会有一定补偿，因为只要在这些不赚钱，但是却是为整个统治精英们构筑关键时刻可以抵御进攻的堡垒的事情上做出成绩，那么你就在统治阶级内部赢得了荣誉，这样十有八九可以取到一个比你出身家族更富有的老婆，可以通过新娘的嫁妆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当然事情也有例外，比如在19世纪晚期时，美国先是崛起了一批铁路大亨，然后是一批工业大王，最后还是一批金融巨子。一连三批暴发户，根本不把统治阶级内部的潜规则放在眼里，整天就知道赚钱，享受美国的统治制度红利，却不打算尽义务。作为传统美国东海岸精英家族对他们第一惩罚措施是拒绝和他们社交，决绝和他们联姻。不过很快暴发户们就开始自娱自乐，他们建立起庞大的庄园，装修的金碧辉煌，然后雇佣成百的仆人们侍候自己，每天举行庞大的派对，目的就是和传统的美国精英家族别个苗头——我们比你们活的潇洒，我们比你们有钱。你们不和我们联姻，好我就到大洋彼岸的英国去联姻，你觉得是波士顿婆罗门高贵还是根正苗红有头衔的英国贵族高贵——当时正值英国庄园经济的危机时代，大批英国贵族面临破产，所以只好为了钱和美国暴发户们联姻。小李子拍过两部和这个时代有关的影片，一个是《泰坦尼克号》，里面的女主就是破产贵族为了钱成为一个美国暴发户的未婚妻，另一个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描写的就是当时美国暴发户们疯狂冲着旧精英们炫富的场景。

所以旧精英们的第一条惩罚措施不仅没有收到效果，反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催生了一种暴发户的亚文化，通过高调炫富博眼球，通过和英国贵族家族联姻抬高身价，通过报刊杂志的宣传，这些暴发户甚至开始喧宾夺主的势头。所以他们只能走群众路线，利用美国上下对暴发户们的不满，发动了一场“进步运动”，发动了反托拉斯运动，终于制服了这些暴发户，然后洛克菲勒和摩根们也开始学着旧精英们的方式生活，此后才有了美国一百多年统治阶级内部安定团结的大局面。

四二二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46）

在公元前133年的秋天，提比略·格拉古的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了，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证明是，一天一群暴民高喊着“打倒独裁者”的口号冲进了格拉古的家，并且捣毁了包括他父亲雕像在内的很多家具。当然这其中领头和组织的一部分人显然是罗马权贵们花钱雇来的，但是显然的是在民众中已经不再是一面倒的支持格拉古了。于此同时罗马权贵们又另外雇了一群人，在格拉古出行或者演说的时候，在周围喊叫，要拥立格拉古当国王，毫无疑问，这也可以引起一些平民的共鸣。格拉古的人抓住了领头的几个，经过拷问，证明他们是被雇佣来的，不过这些事情并不能完全洗清的他嫌疑，毕竟有很多人并不是雇佣来的，而是真的希望他当国王，光这一点就足以让人对这个问题产生怀疑了。

从这可以看出的当时的民众已经分裂了，当然也可以看出，罗马的统治阶层并不既期望与利用谣言煽动民众自己去打到格拉古，而只是要把水弄混，让民众陷入四分五裂和彷徨之中，然后他们会自己亲自动手，毕竟格拉古派只代表了统治阶层中的极少部分人，他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可以发动民众，而一旦统治阶层确认清理门户时不会引起平民起义，那么他们的死期就不远了。

在这种情况下，格拉古决定竞选下一年的保民官。按照罗马的法律，执政官每隔十年才能任一次，但是保民官可以连选连任，在过去保民官势力强大的时候，出过很多常年担任保民官的罗马人。但是在格拉古这个时代，保民官已经落入了罗马权贵阶级的掌控，除了增加了人数之外，还有了一条默认的潜规则，那就是保民官不能连任。当然这只是一个潜规则，就像在二战以前，美国总统任期不能超过两任，这也是华盛顿当年立下的潜规则，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打破了潜规则，然后引起了二战后对宪法的修改。

格拉古希望连任保民官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显然是希望能够通过连任的方式继续推动土地改革的进行；而另一方面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也是驱使他再次竞选保民官的因素，因为元老院的一些人已经放出话来，只要他一旦卸任保民官，就宣布他为罗马公敌——这个名词是在罗马政治斗争中的终极制裁，一旦一个人被宣布为罗马公敌，那么他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就都不受任何法律保护，每个人都可以杀死他或者抢劫他的财产。但是他们不能宣布一个保民官为罗马公敌，因为保民官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不受独裁官之外的任何人制裁，并且保民官的人身安全是至高无上，任何侵犯保民官身体的人不仅会被立即判处死刑，而且还受到神的诅咒。所以格拉古显然也是希望保民官的身份能够保护他。

无论是增加保民官的人数，还是限制保民官的连任，都是罗马统治阶级的为了防止保民官势力做大而做出的防御。罗马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增加保民官人数的方式让保民官之间互相牵制，但是格拉古发明了利用公民大会罢免反动保民官的方法。罗马的统治阶级希望通过限制保民官的任期的方式，阻止一个保民官壮大自己的声势，但是现在格拉古又决心挑战这一条防线。毫无疑问的是，通过谣言的攻击，格拉古的声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依然庞大，并且如果他继续连任保民官，如果他找到了继续推动土地改革的方法——比如从阿塔罗斯三世的财产中获得土地改革的基金，这些都会让他重新获得民众的普遍性支持——要知道，民众的心就好像大海上的波涛一样，总是变幻莫测，就像格拉古很不幸的失去了在他担任保民官早期的民众支持一样，罗马的统治阶级也不能保证罗马平民一直处于混乱和四分五裂的状态。最后的结论已经很明显了，罗马的统治阶级必须现在趁着格拉古的民望处于低潮时就的清理门户——他们必须现在就让他死。

但是要杀死格拉古谈何容易，他是在任的保民官，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企图伤害保民官的人不仅在法律上犯了死罪，而且还受到神的诅咒。罗马的统治阶级也许可以雇佣一批人去闯入格拉古的家去打砸抢——这一点并不难，因为保民官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的——但是想要雇佣一批人去杀害保民官，他们很难这么大胆妄为的人。而且格拉古并不是毫无防卫，实际性上他在这一年时间里，一直对自己严密的防卫着，一批铁杆支持者和格拉古家的武装奴隶护卫着他的安全，所以不仅仅是要雇佣一两个杀手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找到一大批人手来进攻，看起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四二三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47）

元老院的杀人计划——

时间：保民官旋举日

地点：罗马战神广场

罗马战神广场是位于城郊的一大片空地，这里是罗马军队进行检阅的地点，所以被称为战神广场，同时也是举行公民会议的地方，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才能容纳下足够人。因为保民官选举属于平民会议，罗马的元老们无权参加，每当这种会议，他们只能聚集在广场旁边的忠诚女神庙内等候旋举结果的消息。

参加行动人员：罗马的元老们，以及他们的心腹的随从和武装奴隶。

杀害保民官是死罪，而且是受到神的诅咒，罗马的元老们是无法靠花几个小钱就雇佣到人手做在这种掉脑袋的买卖，所以他们必须亲自动手，他们从自己家的食客和奴隶中精选了一批人手，其中一些作为保镖和护院的武装奴隶是受过专业的格斗训练，这些人都是深受主人恩惠的，愿意为他们赴汤蹈火。

行动方式：突然袭击

尽管集中了很多精锐力量，但是依然不能保证元老院占据优势，提比略·格拉古的身边有很多人保护，包括他的铁杆支持者和格拉古家族的武装奴隶，后者这些人也是受过专业武艺训练的，其中一些人在衣服下面暗藏短剑，所以这次行动绝对是有生命危险。而且行动时必须在公民集会上，很难保证群众见到提别略被围攻时会有什么反应，是否会看热闹，还是突然良心发现，去保护曾经的平民领袖。所以行动必须速战速决，打他个措手不及，才有机会。

武器系统：短剑加座椅板凳拆卸的木棒

为了不惊动对方，元老院方面也除了在衣服下面暗藏一些短剑之外，无法携带更强大的武器，所以元老们把主意打到神庙里面的桌椅板凳上，虽然比不上长矛的威力，但是毕竟一寸长一寸强，通过拆卸这些座椅板凳可以获得长兵器，这一点泥腿子们就不占优势，因为他们在广场上是站着开会，没有太多座椅板凳可用，而且如果遭到突袭，也没时间拆解这些东西。

当保民官旋举日到来的时候，提比略·格拉古带着支持者和保镖，穿着一身丧服来到平民大会现场，他带着悲痛的心情对罗马的平民们进行演说，他对罗马的平民们说，政敌们已经在威胁他的生命，如果他这次无法连任保民官，那么迎接他的将是死亡。因为罗马的元老们无权参加平民大会，所以他们只能聚集在广场旁边的忠诚女神庙的门口在远距离张望，一些被挑选出来做事机灵的奴隶们在会场和神庙之间跑来跑去，传递会场内的消息给元老们。当时元老们看到格拉古在演说台上在提到政敌威胁他的生命时，用手指着自己的头部，却听不见具体他说了什么，大祭司于是询问奴隶们，格拉古说了什么。奴隶回答说，格拉古在召唤他的党羽们把王冠递给他，他现在就要加冕为罗马国王。

大祭司听了之后，转身对神殿内的元老们大声疾呼：“你们听到了吗？你们还等待什么？共和国已经危在旦夕，需要你们来拯救。”得到了行动暗号的元老们立即拆卸了会场内的座椅作为武器，带着自己的心腹随从一涌而出，冲向会场的 台。而格拉古的支持者们似乎对这一手没有防备，很快元老院一方就冲到了格拉古的面前，在混战中格拉古被木棍击中头部身亡。失去了头领的格拉古支持者陷入混乱，元老院一方乘胜追击，在会场内外先后击毙300多名格拉古的支持者。在这场血腥的战斗之后，元老院又迅速通过法令，先是特赦了这些杀害保民官的人，然后在统治阶级内部清理门户，一些支持过格拉古土地改革的贵族们有的被杀，有的被驱逐。而作为始作俑者的格拉古的尸体先被曝尸在广场，然后被扔进台伯河，禁止格拉古家族的人来收尸。

四二四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48）

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的被杀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谋杀，通常谋杀应该被谴责，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人类的道德总有其局限性，在所有的道德后面都有自私的利益属性的驱使，所以我的这篇文章尽可能避免卷入注定无法尘埃落定的道德层面的政论，而集中于技术层面的阐述，确切的说，这就是一片纯技术文，一篇关于人类统治的技术性研讨。

我们说一个人被他的敌人杀死，那么他为什么会被杀，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弱小或者因为他不够谨慎，如果他足够强大或者足够谨慎，那么他就不会被杀。按照历史的记载，在这次政治谋杀中，罗马元老院的绝大部分人都参加了，按照元老院定额300人计算，我们大致估计会有200到250人，假设每名元老带着的保镖和随从数量是3到5人的话，那么这次元老院动用的人数大致是一千人上下。而提比略·格拉古方面来说，在整个事件中被杀的人有300人，其中一些人是在会场外被杀的，也就是元老院方面做了追击，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可能把每一个格拉古派的人都杀死，可以想象的是，即便是在战场上，除非是像坎尼战役那样被包围，极少有多数人被杀，而且这是在场面复杂的会场，里面还有大量看热闹的民众，所以即便是对方做了追击，被杀的也仅仅是少数人，做一个合理的估计的话，不会超过三分之一。所以大体上，双方的兵力大致相同，格拉古一面很可能占有优势。

当然决定战斗胜负的不仅仅有人数方面的因素，还设计人员的装备和训练，战术上的安排等等。从人员素质上看，元老院方面显然占据优势，其中很多人是受过训练的武装奴隶，其余人也从食客里选拔的精锐人选，而罗马元老们自身几乎都在军队里服过役，所以都有战斗经验。而格拉古方面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农民。从武器装备上看，双方都在衣服下面暗藏短剑，但是元老院们拆卸了板凳作为长兵器，所以武器上元老院一面也占有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并没有达到压倒性的局面。换句话来说，元老院一面十有八九可能击败格拉古的队伍，但是如果说一定能把处于众人保护中的格拉古本人杀死的话，那么这个难度并不小。但是结果如何呢？按照记载，当时元老们带人冲上来的时候，格拉古一方被打蒙了，在支持者还没有做出反应之前，元老院队伍已经冲到了格拉古面前，开战不久，格拉古就被用木棍击中头部而死。几乎可以这么说，格拉古一方几乎是被一开战就来了一个斩首行动，对于一个组织并不严密的团体来说，失去头领对他们士气打击肯定非常严重，在剩下的时间里只能是四散奔逃的状态。

所以说，格拉古的死，很大程度上说，是因为他自身的不够谨慎所致。他一厢情愿的认为，元老院不敢对一个在任的保民官动手，相信只要他还是保民官，那么他的人身就是安全，元老院的公开报复只会在他卸任之后，所以他决定通过连任保民官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在这之前，对方最多也就是雇佣几个亡命徒做几次撞大运似的刺杀，而对这些格拉古是充分准备的。而元老院恰恰就是利用他对保民官身份的这一盲目迷信，出其不意的攻击，占据了战术上的突然性，所以才能顺利的杀死格拉古。

为了达到战术上的突然性，时间地点的选择上，元老们也非常有讲究。他们没有选择某个毕竟的小巷打伏击，而是选择了人山人海的战神广场，因为只有在这个时间和地点，他们才能凑足一支足够多的队伍而不引起对方的警觉。同样为了达到突然性，他们也不能给自己队伍装备长矛盾牌等大威力武器，而是非常聪明看到了元老们屁股下面的座椅板凳可以利用，因为有了长兵器，这样对付只有短剑的格拉古一方，就占据了明显的装备的优势。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突然性的优势，他们也要为此冒着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这是一个人山人海的会场，除了冲突的元老院和格拉古双方，还有上万人的吃瓜群众，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在半年之前还都是格拉古的支持者，如果格拉古对他们发出召唤，如果他们受到召唤而良心发现，如果他们因为良心发现而采取行动，那么元老们光靠一千多个拿着木棍的人手是不足以抗衡的。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谣言攻势和民意调查，元老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已经很小，但是人毕竟是感性的动物，在这种人群聚集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他们必须争取第一时间就击毙格拉古，避免他对民众进行呼唤，如果陷入混战，时间拖得越长，那么变数就越多。当然格拉古一方也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很可能相信对方没有胆量在会场里动手，但是显然他对对手的胆识过低的估计了。

四二五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49）

从整个行动的过程中看，显然元老院一方占有人员素质要远远高于格拉古一方，其中有很多受过训练的武装奴隶，但是最后击毙格拉古的不是一个武艺高强的奴隶，而是恰恰是被一个元老用木棍击中头部而死，可以看到在整个行动中，元老们一直事先士卒，冲在最前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大风险，很多格拉古的支持者都在衣服下面暗藏短剑，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一剑捅死。

那么我要分析一下元老院一派的人手的成分。

成分之一，元老们的食客，这些人构成了行动中的大部分人手。所谓食客是古罗马的一种人身庇护关系，通常罗马的政治上强势的家族也是大的土地所有者，其中一部分土地是自己直接经营的，使用奴隶和雇工来耕作，一般来说属于最肥沃的部分或者是种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而大部分土地以地租形势出租给其他人耕种，这些佃户和地主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我们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制度，佃户除了给主人缴纳地租之外，还附有其他的义务，其中就包括为主人的政治上的造势和提供武力。而佃户陷入经济困难，疾病，或者被别人欺负了的时候，主人也要提供经济上的救济和法律上的帮助。在罗马共和时代，一个家族拥有多少忠心耿耿的食客，是他们政治势力的基础。

在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因为涌入的大量财富而变得市井繁荣，这种庇护制度也蔓延到城市里，一般来说，在城市中的食客大部分都是被释奴。这些被释放的奴隶，有的是在主人家经营的生意里充当雇员，有的则是自谋生计，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奴隶在被释放之后，并没有完全摆脱和原来主人的关系，他们之间依然抱有庇护制的义务，通常还以过去主人的姓氏为自己的姓氏，一旦有事反生时随时听候主人的召唤。后来的大军阀苏拉未来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曾经释放了一万多名奴隶，在罗马城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科尔内利乌斯族。

但是无论当时行动时，这些食客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要想他们冲在最前面都是有难度的。谋杀保民官在法律上是掉脑袋的事情，而且当时的人也是比较迷信的，相信这件事的诅咒还会祸及子孙，也许他们可以对格拉古派别中的泥腿子们动动手，但是要想他们对着格拉古本人的脑袋抡棒子，那就需要多借几个胆子给他们。甚至来说，为了保密，元老们在行动之前，甚至没有通知这些人具体的细节。就像在军事行动中，普通士兵也仅仅是按照要求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直到最后展开行动时才会知道具体的细节。在他们看来，主人们也许仅仅是像过去一样要求他们去会场起起哄，闹点事，妨碍格拉古的演说而已。

成分之二，元老们的侍从奴隶。这些侍从奴隶，在日常生活中紧紧跟随着主人左右，充当保镖和跟班的角色，他们通常都受过武艺上的训练，并且和主人关系亲密，受过各种恩惠，在政治上忠诚，在武力上管用。如果主人叫他们去卸某人一条腿之类的事情，他们绝对会二话不说。但是即便如此，谋杀保民官这件事是在太大了，他们有利于相信，做了这种事情后，他们主人是无法庇护他们的，甚至来说，他们有可能被扔出去给主人顶罪。所以要指望这些人冲在最前面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元老们亲自冲在最前面，然后武装奴隶们看到主人在冲杀，自然会明白自己没有被利用去顶罪的危险，自然和主人们心心相印，紧随其后，然后食客们才能够鼓起勇气，跟在后面。

四二六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50）

在这次行动中，元老们冒了很多肉体上的风险，他们冲在最前面，有可能被对方一剑捅死，也有可能被人一脚提中胯下而从此不能人道，无法继续临幸新买的女奴——在生活的如此富裕舒适的阶层中，敢于冒这些风险的都是很难得的品质。

即便是行动顺利，他们免于战斗中的直接伤害，那么事后事情也并不容易了结。因为他们谋杀了保民官，他们犯下了死罪，唯一的期望是元老院能够迅速的通过一个赦免的决议。从数学上说，这似乎是一道很简单的题目，元老院多数决定就可以赦免，而大部分元老参加了对格拉古谋杀，然后杀人犯们聚集在一起投票赦免自己，多简单的过程。不过现实政治中，绝对不是数学题这么简单，尽管大部分元老参与了这次谋杀行动，但是依然有一少部分元老是站在格拉古一边，其中包括格拉古的岳父，首席元老克劳狄乌斯，他代表了罗马政坛非常强大的克劳狄乌斯家族。虽然 他们是少数派，但是如果一旦罗马的平民们在格拉古被杀之后发生暴动，那么为了安抚民众，这些人就会借机提议把一批参与这次谋杀的元老们扔出去平息民众的愤怒。所以这不是一道数学题，只要是参加这次谋杀行动的元老的脑袋，距离刽子手的距离都不会太远。实际性，后来作为整个行动的指挥着，大祭司纳吉卡就是因为害怕遭到平民的报复，而选择移居到罗马以外的地方。

当然从行动之前的民意调查中，元老们大体可以摸清，因为格拉古被杀而爆发民众暴动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民众的心，就如大海一样总是变化莫测的。举个例子来说，后来谋杀凯撒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一伙就是最后栽在了凯撒的葬礼上。本来谋杀凯撒的元老们已经经过民意调查，认为杀死凯撒后发生平民暴动的可能性很小，只要他们能够在之后和凯撒的副手如安东尼和雷必达达成协议，让他们控制住军队，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在后凯撒时代，充当两个小号的庞培，那么那么罗马的政坛局势就可以恢复到过去的年代里。实际上，后来的形式发展也确实如他们的估计，在凯撒之死之后，罗马城内并没有发生平民暴动，元老院势力控制住了罗马的城，安东尼和雷必达狼狈的逃了出去，然后双方进行了谈判，安东尼和雷必达同意合作。

不过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忘恩负义，安东尼和雷必达要求元老院允许自己在城内给凯撒举行一次公开的葬礼，于是元老们让步了，这次让步导致了他们毁灭。在凯撒的葬礼上，谋杀凯撒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等人出席的时候，当时还有很多人对他们欢呼，说他们是消灭暴君的英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当时罗马城内平民的民意依然是站在元老院们一边。但是接下来的时间里，民意却出现了一把八十度的逆转，因为安东尼进行了讲演，他先是歌颂了凯撒的功绩，然后诉说是凯撒为罗马城内的平民做的好事，最后当他宣读凯撒的遗嘱，里面写到将大部分财产都分发给罗马城的平民时——那可是一大笔钱——罗马公民们被感动了。接下来安东尼撕下凯撒遗体上的长袍展示伤口，还拿出凯撒遇刺时的血衣，来进行控诉，最后这次葬礼演变成了一次平民暴动，彻底终结了元老院的统治。

在大格拉古死后，元老院选择把他的尸体投入台伯河，而不允许为他举行葬礼，除了这是对他的一种惩罚，以及对其他民粹主义分子的警告之外，也是对有可能出现的民意变化的一种防备。因为举行葬礼，就意味着有大量民众聚集，然后就可能出现煽动者和不必要的的变数。毕竟民众的心就像大海一样变幻莫测，即便你可以推测气候和洋流，相信未来将是风平浪静，但是也难免会出现突如其来的疯狗浪。

当然，如果凯撒的遗嘱里没有把大笔的钱分给平民，如果元老院面对的不是一个安东尼和一个雷必达，而是两个雷必达，那么他们本来应该能够成功的，但是马克·安东尼天生是一个莽撞和爱冒险的家伙，这样一个怪胎是不能用常理来进行衡量的。但是即便是如此，如果罗马依然是一个自耕农社会，那么这些事情也不那么容易发生，因为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土地，按部就班的种地和教育自己的子女，这样生活的的人是不容易被煽动的，而生活在城市中考打零工生活的贫民则有着不同的心理状态，给他们发点钱就能让他们激动不已，从苏拉的独裁统治开始，大大小小的罗马政治家和军头们都明白这个秘诀。

最后说的一句是，在这次行动中，罗马的元老们不仅承担了直接在战斗中丧命的风险，同时也承担了事后被追责的风险，可以说，他们是把自己的脑袋绑在裤带上搞反革命才捍卫了自己统治权。这对于一个社会中处于最幸福状态的一小撮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品质。要知道在当时的世界上，环地中海地区是最发达最富裕的地方，而是罗马是这个地区的统治者，而罗马元老们又是处于这个霸主国家最上层的一小撮人。如有有可能做个调查，看看现在的富豪榜上有多人愿意为了捍卫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干掉脑袋的事情，恐怕没有几个。在南北朝时，南朝士族在兵乱到来时，宁可抱着金银锦缎在床上自杀也不愿意起身用武力保卫自己，明朝末年，士大夫们表现不比被去了势的太监们有种，这就是一种统治阶级的退化。而在当时的罗马最高的统治阶层中，你完全看不到这种退化，他们依然牢牢把握着军权，有技巧和有准备的操纵着舆论，并且在关键时刻敢于亲身冒险去捍卫自己。

大家春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