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提督李如松 2018-03-12 11: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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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老顽童1290 2018-03-12 13:46:35
楼主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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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政治运行、军事管理和战争行为，都需要经济来支撑，江南是古荆楚、吴越之地，自春秋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开发，在《史记》、《汉书》里也可以找到江南部分地区已经形成“都会”这样的城市经济中心，也不完全就是蛮荒之地。但与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经济形态相比，江南民众“以渔猎山伐为业”的自然经济形态显然要落后许多。
江南经济在三国时期能够得到迅猛的发展，成为中国又一经济中心，虽然有其时代的原因和地理原因，但作为江南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孙权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说是居功至伟。如果非要从孙权对中国历史发展作出的诸多贡献中选取出一个最大贡献的话，无疑就是对江南经济的综合开发。
孙权开发江南，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时代原因。三国时期，群雄逐鹿的主要战场在北方，造成年年战乱，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为躲避战乱，大量的北方人流向江南，在给江南增添了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把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技术带到了南方，显著地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
二、地理原因。江南地区的地形、气候、土壤、水源十分适合以水稻为主的农作物的生长，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江南农业生产能够迅速发展的基础。
三、吴国政权的规模和实力都远超东周、秦汉时的荆楚吴越。这个庞大政权的自身运转也需要相应经济规模的支撑。
有掌握先进生产方式和技术的劳动力，有发展农业经济的优质环境，有维持自身政权的迫切需要，接下来就看孙权怎么做了。
首重农业生产。农耕时期，自然是以农业为主。在促进农业方面，孙权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屯田。三国时曹操首开屯田，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不可能不对孙权产生影响。孙权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接替孙策，建安八年（公元203年）陆逊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三年左右的时间就设置了“屯田都尉”这样的官职，可见其屯田的时间至少在建安八年。
和曹操一样，孙权屯田也分军屯和民屯两种方式，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等地方和军队职官，朝廷设监农御史进行管理。屯田兵且耕且战，屯田户只须种田，免除民役。屯田地区遍布江南各地，规模大小不一。如皖口军屯有屯兵数千家。赤乌中期曾有大规模的毗陵（今江苏省常州市）屯田，各郡都派人参加，由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统领，男女各达数万人之多。（毗陵屯田究竟是军屯还是民屯，有争议）
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时为吴上大将军的陆逊上疏孙权以驻军所在的地方缺少粮食为由，请求让诸将扩大屯田规模。孙权立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尝试改革耕牛技术，将八匹牛分成四组轮流拉犁。鼓励农耕，鼓励技术创新。陆逊是要求“诸将增广田亩”，无疑会进一步扩大吴国各地的屯田规模，整体推进吴国的农业发展。
二、政策扶持。也是在黄武年间，建忠中郎将骆统和大都督陆逊先后上疏孙权，针对以前赋税繁重给农业生产和发展带来的损害情形，建议“与民休息”、“宽赋息调”，孙权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下达宽息令。
嘉禾三年（公元234年）春，再次颁布有关条令减免赋税。
赤乌三年（公元240年）春，鉴于征役太多、水旱频发收成不好、官吏不法侵夺民时的现象，又发布条令不许各级军政机构以役事扰民。
太元元年（公元251年），孙权临死前下达最后一道减省徭赋的诏令。
由于孙权频频发动战争，吴国百姓的徭役赋税十分繁重，对农业生产和发展带来较大的损害和阻碍，所幸的是，当这个问题十分严重表现突出时，孙权能够听取包括太子孙登在内的文武大臣的劝谏，及时调整政策，没有造成灾难性后果。孙权颁布的四道条令，还是有效地保护和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发展。
三、补充人口。三国时期，受战乱、灾荒、瘟疫的影响，全国人口锐减，增加人口成为魏、吴、（蜀）汉的核心问题之一，彼此争夺利诱、武装掳掠人口的事件比比皆是。如曹操攻占袁绍冀州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校察户籍，对得到三十万户的战果兴奋不已。诸葛亮首次北伐失利退兵时也迁移西县一千多家到汉中。
孙权补充人口的办法主要还是依靠战争。对外战争中只要有可能都尽量的掳掠百姓。如在早期征庐江李术、荆州黄祖时掳掠了近十万人。中期攻庐江朱光也掳掠了男女数万口。后期派陆逊、诸葛瑾征襄阳，全琮略淮南、诸葛恪征六安等对魏国的战争中也掳掠了许多人。使者郑胄、将军孙怡等甚至在出使辽东时，也不忘“掳得男女”而还。在征讨山越的对内战争中，采取陆逊“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办法，将山越从山上强行编入户籍。
此时仍有北方人流入南方，有两次的规模还比较大。一次是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政策失误，导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于万皆东渡江”。一次是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也许是曹操去世带来的影响，“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
四、兴修水利。江南为水泽之国，湖泊众多，水道纵横，在拥有灌溉之利的同时也有水涝的隐患。再加上地理、气候、水汛等影响，经常出现水涝灾害，孙权赤乌三年下达不许扰民的诏令里就有“岁又水旱”的表述。因此，吴国非常重视兴修水利，防止灾害，提高收成。较大规模的屯田之地，都修建水渠，引水灌溉。张昭在江宁创建娄湖，“溉田数十顷”。丹阳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稳”。丹阳的练湖，竭马林溪以溉丹阳一带农田，汇集七十二条溪水，湖周百二十里，灌田数百顷。孙权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筑东兴堤，以遏巢湖水。赤乌年间（公元238-250），孙权先后令人开凿运渎、青溪、潮沟、破冈渎、丹徒至云阳等多条运河、水道，形成以建业为中心，联接吴、会稽、丹阳等周边地区水系交通网络，同时为沿河地区的农田浇灌和排洪带来极大的便利。丹徒至云阳水道成为后来江南运河的前身。
通过以上这些措施，江南的农业生产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吴都赋》里有“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可以证实江南水稻生产已是两熟，粮食产量有很大的提高。以此为基础，江南经济得到了全面的开发和发展。

航运交通和造船业的发展。前面说过，孙权开凿运河，疏通河道，建立了水上交通网络，为航运交通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孙权时不光有内河航运，还有外海航运，北至辽东，南至夷州（台湾）、东南亚。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印度支那半岛古国，又作夫南、跋南。意为“山岳”。辖境约为今柬埔寨和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公元1世纪建国，3世纪初，扶南王范蔓向外扩张，势力达马来半岛。三国时与吴国来往频繁。7世纪中叶，为北方属国真腊所灭）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范旃大将范寻为扶南王时（公元245～251年），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和南海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两人归国后，朱应撰《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吴时外国传》，可惜二书均已遗佚。东至日本。近现代日本出土370多枚吴铜镜，证明两国间有商业贸易存在。日本古书《日本书记》和《古事记》中称呼东晋南朝为“吴国”，称其人为“吴人”，来自南朝的丝织品、服装、床具都被冠以“吴民”，也可见东吴和日本在经济上的频繁来往。西至大秦（古罗马）：万震《南州异物志》上记载了孙权派遣使者送大秦商人回国的事情。康泰《吴时外国传》也记载了到大秦的事情。范文澜先生因此评价孙权是中国“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
航运交通的发展又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吴国的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郦道元《水经注》里记载有孙权时期的一艘叫“长安”的大船，可以装载三千士兵。这艘船于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建成，孙权亲自试航，在钓台圻下水，（今湖北省鄂州城西北江滨雨台山）出江就遇到大风，近监官谷利命令舵工开往樊口。（今湖北省鄂州市西部，武汉市洪山区东侧）孙权说：“应当掉头开往罗州。”（今湖北省武汉市邾城街道办事处）一个顺水，一个逆水，舵工不知道该听谁的，谷利拔出刀来指着舵工说：“不往樊口开就斩了你。”舵工赶紧转舵入樊口。江风太猛，大船在樊口北部的一个江湾里触礁，船上的人从樊山开路返回。当地人因此叫那个江湾为败舶湾，船上的人逃生之路为吴道岘。
事后孙权问谷利：“阿利你这么怕水啊？”谷利跪下回答说：“大王是万乘之主，江水不测，波浪滔天，船楼太高，万一倾倒出现危险，国家怎么办？所以我才敢以死相争。”孙权由此贵重谷利，从此后再不直呼其名，只是叫姓。这是谷利第二次救孙权一命，第一次是在逍遥津打马帮助孙权跃过断桥。
万震《南洲异物志》也记载了吴国造船的盛况：“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二三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东吴的造船业中心在建安郡的侯官，紧靠闽江，直通东海，林木丰盛，交通便捷。东吴专门设有典船校尉，掌管刑徒造船。在沿海永宁、横阳、温麻等处设置“船屯”。
吴国造船业主要是为军事服务的，其战船种类和数量都是当时之最。种类有楼船、斗舰、艨艟、舫、舸、舻等，数量最多时有5千多艘。发达的水路交通、高超的造船技术使吴国呈现出“舟揖为舆马,巨海为夷庚”的特殊景象。
航海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海上贸易的兴旺。吴韦昭《吴鼓吹曲·章洪德》对当时东吴和南海诸国的交往有如下描述：“章洪德，迈威神。感殊风，怀远邻。平南裔，齐海滨。越裳贡，扶南臣。珍货充庭，所见日新。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壤。”据万震《南州异物志》上记载，当时在南海上还有波斯（伊朗）、天竺（印度）大海船远来贸易。

手工业发达。除了能够制造各种战船的事实证明了吴国手工业的发达程度外，还有其他行业能够证实。近年来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吴国时期的精美制品，如镇江市出土了东吴“赤乌纪年铜镜”、“甘露元年造象铜镜”，丹徒辛丰出土了嘉禾六年铜弩机及嵌金银丝弩机等。日本也出土过许多吴国的铜镜，说明手工业发展到不光能满足内需，还出口贸易。在句容县葛村发现的东吴铸造铜钱遗存中，有“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铸废铜钱及铸废钱芯等遗物，可看出当时东吴铸钱系采用花树形多层多件浇铸法，每层四枚，约有20余层，每铸一范出钱百枚左右。
制陶业突出。东吴青瓷烧制工艺已经成熟。镇江金坛县曾出土一批东吴瓷器，器形包括灶、井、灯、香薰、猪圈、犬栏、鸡笼和堆塑百戏飞鸟谷仓罐及堆塑楼台飞鸟谷仓罐等，这些青瓷器，无论在胎质、釉色、纹饰和雕塑及烧制技术等方面，都可称为东吴青瓷的上乘佳作。尤其是二件堆塑谷仓罐，高50厘米，一件在罐的上部以雕塑人物为主，一件突出高层楼台建筑。雕塑手法细致生动，层次分明，一派鼓乐喧天、百戏杂陈，飞鸟遮日、群兽欢逐的宏伟场面。这二件堆塑谷仓罐是目前出土东吴青瓷同类噐中之“最”。当时著名的青瓷烧造窑场有会稽上虞，宜兴均山等地。
纺织业繁荣。江南盛产麻布、葛布，华歆北还时，孙权赠以越布、香葛，曹丕也曾遣使向吴求细葛，可见江南所产布、葛的质量居全国上选。吴国葛麻纺织品已经可以和绫罗丝绢媲美。左思《吴都赋》所记“纻衣絺服，杂沓傱萃”，“蕉葛升越，弱于罗纨”。丝织、刺绣也发展迅速，会稽、永安成为宫廷服饰专门生产基地。甚至宫廷里都有专门的纺织生产，孙权立的第一个皇后潘夫人原来就是宫廷纺织机构的一个女工。因父亲犯法被处死，潘夫人与姐姐一起被收入宫中做女工，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孙权看上召入后宫。丝织、刺绣的繁荣，带来时尚女性对其的狂热追求，在东吴末期形成日益奢靡的社会风气。孙皓时，中书丞华覈曾上疏说“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此时虽然孙权已死，但若无孙权时期的积累，也不可能凭空有此奢靡。
盐铁业昌盛。盐铁业历朝皆重，吴国也不例外，对此都设置专门官吏司盐校尉、盐池司马，盐产地设置冶令、冶丞进行管理。吴越之地，自古有煮盐冶铁之利，经孙权的大力开发，更是取得长足发展。“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军容蓄用，器械兼储。吴钩越棘，纯钧湛卢”，矛、盾、剑等军事器械家家都有，可见冶铁业之发达。吴国最大的冶铸基地在建业和武昌。建业的石城门外有冶城，以后一直成为东晋南朝的冶铸中心。孙权曾在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开采武昌山铜铁，制作了一千口剑，一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可见武昌也有巨大的冶铸作坊。
吴国的经济发展还导致孙权实行货币改革。嘉禾五年（公元236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专门设立查抄伪造钱币的机构。赤乌元年（公元238年），“铸当千大钱。”。大钱使用不便，不易流通，赤乌九年（公元246年），孙权下诏取消大钱，反而是（蜀）汉直百的五铢钱在吴国大量流通。这个事情有些喜感，直百五铢钱在（蜀）汉是大钱，难以流通，被废弃，没想到却在江东流通。
孙权以农业开发为基础，带动了江南各行各业的整体发展，从左思《吴都赋》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吴都（有南京和苏州两说）士民富庶，百业兴旺，热闹非凡，已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经济中心，从一个侧面反应出吴国经济的繁荣昌盛。

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给孙权开疆拓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保有江东是孙权的基本国策，但并不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孙权头脑里依然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一旦有机会就会迅速出击，开疆拓土。黄武七年（公元228年）孙权大战曹休时，朱桓请求率兵潜伏夹石，截断曹休退路时曾说，如果能够战胜曹休，就可以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淮南，进逼许县、洛阳，这是万世难逢的大好时机，不可失去，说明东吴君臣仍然有进取中原之心。夷陵之战时，孙权曾拜刘璋为益州牧、周泰为汉中太守，明目张胆地表示出有谋夺益州之志，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吴（蜀）汉建立起反曹联盟，孙权放弃向西扩张的企图，把战略目标转为南北方向。
南方交州、海上夷州、亶洲、珠崖、儋耳（今海南岛）都成为孙权南征的目标。
征交州和夷州、亶洲的事情前文已讲过，此不赘述。主要谈谈征珠崖、儋耳的事情。
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和儋耳二郡，下设十六个县，这是中原王朝在海南岛设置的最早行政机构。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儋耳并入珠崖。珠崖郡成为当时海南岛的最高行政机构。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废除珠崖郡，设置朱卢县，隶属交州合浦郡。两郡都属交趾刺史部。
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求夷洲及亶洲时，就打算同时取珠崖，征求陆逊意见时，陆逊认为取夷州风险太大，又容易水土不服。取珠崖“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两者都没有求取的必要，后来孙权征求全琮的意见，全琮也认为不可取。孙权放弃了取珠崖的计划。
赤乌五年（公元242年）秋七月，孙权旧事重提，派将军聂友、校尉陆凯带兵三万征讨珠崖、儋耳。控制两郡后，将珠崖郡治迁移至徐闻，（今广东省徐闻县）方便管理。
孙权在南方的战略拓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北方与公孙渊的交往中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可说是大败亏输。这件事情前面也已经说过了，不再叙述。

@荒城旧梦xx 2018-03-12 21:37:05
佳作支持！周一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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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云门门下 2018-03-13 10:17:11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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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老顽童1290 2018-03-13 12:52:06
继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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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东征提督李如松 2018-03-13 12: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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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这些总结性文字没有什么故事性，看起来比较枯燥，但又无法避免，请各位看官海涵。

除了政治、军事、经济外，孙权在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也颇有建树。
三国类似于战国时期，乃大争之世。四方征战，开疆拓土成为三国的主旋律，史家记录也主要以战争为主，因此，有关三国在教育、文化、宗教方面的资料就特别稀少，只能从一些只言片语中找到一些证据，简单地叙述一下。
教育方面。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孙权称帝一年后下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这几乎是《三国志·吴主传》里唯一能找到的孙权在教育事业上采取的措施。从这则诏书上可以看出孙权时期的教育体制沿袭于东汉。都讲，是东汉太学里的讲师；祭酒，是太学校长。也就是说，孙权按照汉时太学规制在朝廷设置了一个教育机构。太学生的来源按惯例应该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官僚贵族豪门子弟；二是地方推荐；三是殉职将领遗孤。孙权教育机构招收的学生也应该是来自于这三个方面。“教学诸子”是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广泛。这和孙权本人学习兴趣广泛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孙权少年时读过《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儒家经典，唯独不读《易》经。到掌权以后，主要是读史书和兵书。其推荐给臣下阅读的书也以史书、兵书为主。孙权从自己的学习经历中总结出来广泛学习诸子百家之说“大有所益”，因此在太学中设置诸子之学的教育内容也是顺理成章。（也有学者认为“以教学诸子”是指这个教育机构只是孙权为教育自己的儿子设置的，但都讲、祭酒都是政府官职，不是皇室内官，应该不只针对孙权的儿子）
孙权一生主要精力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其教育方面的成就究竟如何难以判断，但从吴国居于庙堂的文臣武将的身世来看，主要是承袭家学的世家子弟，很少有出自太学的后起士子，这个现象除了说明江东世族和北方士族人才辈出势大力强外，也可以反证出孙权的教育制度没能培养出十分优秀的人才。吴国的第三任皇帝孙休也于继位后的第二年，即永安二年（公元259年）下了一道有关教育事业的诏书，首先说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其次说当时吏民不重视教育，最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防止伤风败俗，孙休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一、设立学宫，立五经博士，并给予优厚的待遇；二、官吏子弟“有志好者”一律入学；三、每年考核，列出名次，给予官职爵位的赏赐。此时孙权去世才七年，如果孙权时期的教育体制比较完善、教育成果比较丰硕的话，孙休不可能不在这道诏书里提及，诏书的内容里也不会有不满和批评。

但吴国以传授儒学为主的“私学”、“家学”比较兴盛，还有部分地方官员所办的“官学”。
私学自然是指私人办学。如虞翻被贬徙到交州自己讲学，门徒数百人。丹杨儒者唐固讲授《国语》、《公羊》、《谷梁传注》，学生有数十人。河南人征崇专攻治《易》、《春秋左氏传》，也懂道家内术，学生不多，只有几个，但一定要他们学有所成。吴郡钱塘人范平也招徒授业，卷入二宫之争的孙和属官、孙皓时为太常卿的姚信和孙休时为吴郡太守的贺邵都是其学生。
家学是指江东世族和北方士族家传儒学，如会稽虞氏之世代传承孟氏《易》学、贺氏世代传承《礼》学等。
官学是指地方官员所办的学堂。如孙瑜以奋威将军领丹杨太守时，聘请济阴人马普办学，有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学。孙奂以扬武将军领江夏太守时，命部曲子弟读书受业，这些人中后来入朝廷为官者数十人。顾邵为豫章太守时，府内年轻的低级官员只要资质好，就让他们就学，其中的优秀者还提拔为官。豫章太守会稽孔冲，亲自在郡内传授《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
无论是私学、家学、官学，都是功利性很强的，私学是“欲令其业必有成”；家学更不必说，就是“通经致仕”；官学对象以将吏、部曲及其子弟为主，也是为朝廷输送人才。其中，能出仕为高官的还是以家学为主的世家子弟。私学、官学中除了姚信、贺邵等极少数人进入吴国中高级官员行列内，其他的几乎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吏。
文化方面。诸子并重，不光是孙权教育制度里的重要内容，也是孙权文化思想方面的重要内容。这点非常重要，由于受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孙权与以儒学传家的江东世族和北方士族产生了深刻的矛盾，甚至直接影响到太子废立，动摇了吴国的国本，后面会讲到这点。
汉末时期形成了豪门世族，几乎是清一色的儒学世家。受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影响，汉武帝以后直到东汉末的历代皇帝，都崇尚儒学，官吏任免也以儒生为主。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官僚贵族纷纷以儒学传家，“通经致仕”，陈寅恪先生对这种崇儒之风作过分析，指出：“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至汉末时形成豪门大族，最显赫的就是世传《孟氏易》的汝南袁氏和世传《今文尚书》（亦称《欧阳尚书》）的弘农杨氏，两家都为四世三公的望族，特别是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成为汉末政治势力最为强大的家族。
孙权出身寒门，并无家传儒学的身世，但年幼时也以学习《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儒家经书为主。从其十九岁接替孙策前的经历来看，有过入学的经历，与朱然、胡琮等为同窗。但因父亲孙坚长期在外征战，每次征战前都需要先安置家眷。孙权出生在下邳，史书上还记载有孙坚安置家眷在寿春、舒城等不同地方。孙权随母亲多次搬迁，居无定所，学习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与朱然、胡琮为同学时，也是在孙策领会稽太守后的事情。从朱然当时十四岁、胡琮十三岁的年龄来看，孙权也应该是在十三、十四岁，而在十五岁时就被吴郡太守朱治举为孝廉，同年出任阳羡县长，行奉义校尉。由此推论，孙权对儒学顶多是接受了点启蒙教育，知其皮毛而言，没有多少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受儒学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从孙权的自述中可以看出，在成长过程中，他更喜欢阅读史书、兵书等书籍，认为这些书对自己“大有所益”。曹丕称帝之初，孙权投效曹丕，派中大夫赵咨出使魏国，曹丕嘲讽地问赵咨：“吴王颇知学乎？”赵咨回答说：“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间，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也表明孙权对儒学并无特别的偏好，而是博采众书，讲求实用。如果非要说孙权对哪家学说有偏好的话，应该是历史。从他的自述，推荐给吕蒙、蒋钦的书籍中可以看出。他还要求太子孙登专门学习历史，为了让孙登能够更好地学习历史，指定张昭为老师，担心张昭年老不便，又不厌其烦地安排张昭先在家教给儿子张休，再让张休转授给孙登。孙权的另一个儿子孙休曾说：“我博览群书，明君暗主，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败之事，没有不看的。”这显然指的是历史书，其注重对历史的学习应该是受到孙权的影响，甚或也是孙权要求的。
孙权也不干涉和禁止朝廷大员研习诸子之学。因此有虞翻作《老子训注》、严峻作《管仲论》、薛琮定《五宗图述》、《二京（赋）解》，陆绩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等。
但北方士族和江东世族却沿袭了汉末注重儒学之风，仍然以儒学为主。北方士族以张昭、诸葛瑾为代表。张昭以习学《左氏春秋》、《论语》等为主；诸葛瑾以《毛诗》、《尚书》、《左氏春秋》为主，也是研习儒学之人。江东世族以曾担任过丞相的顾雍、陆逊为代表，二人皆是江东儒学世家。还有一个担任过丞相的儒学大家步骘，本是北方士族，因同族有女为孙权宠爱的夫人，政治立场逐渐转与江东世族一致。（江东世族与北方士族有统一也有矛盾）
诸子并重的文化开放政策与孙权出身寒门的身世有很大的关系。寒门子弟在文化上不偏重儒学，甚至有反儒学的倾向，比如曹操。在学习上表现出博览群书，兼收并蓄，重视实用，比如诸葛亮就和孙权一样，读书只观大略，不寻章摘句；在行为上不恪守儒家仁孝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表现，曹操和孙权都有这样的特点。

宗教方面。孙权对待宗教的态度比较宽容。汉末最为盛行的宗教是道教，主要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太平道创始人是钜鹿人张角。五斗米道，也称天师道，产生于汉中，其创始人为巴郡人张修。孙权时期，道教已进入江东地区，孙策时曾有杀道士于吉的事情。从于吉信众之众、声誉之高中就可以看出道教在江东地区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孙策杀于吉，是因为江东基业尚在草创之期，地位不稳，当于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可能超过孙策，危及孙策的威望和统治时，孙策毫不犹豫地将其杀掉。孙权时江东基业基本稳固，统治地位也没人能够撼动，对道教和道士就宽容得多了。更关键的是，孙权本人信奉道教的神仙之术。封建皇帝最大的愿望就是长生不老，孙权也不例外，特别是晚年更是迷信神人。
孙权支持道教，礼遇道士，修造了许多道观，如天台山的桐柏观、富春的崇福观，建业的兴国观，茅山的景阳观,据《历代崇道记》记载，曾“都造观三十九所，度道士八百人”。晚年笃信神仙学说，虞翻因直言世上没有神仙被孙权流放交州，老死异乡。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有“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孙权立即将年号改为太元，并一改从不立后的态度，于称帝二十二年后首次立潘夫人为后。（步夫人是死后追封）改元当年，又派中书郎李崇带着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去迎接临海罗阳县一个自称叫王表的神仙，专门在苍龙门外为其建了房屋，经常派近臣带着酒食去看望，极尽尊崇。第二年又改元为神凤，但这并没给孙权带来好运，反而身染重病，不久潘皇后去世。朝中诸将吏到王表那里为孙权祈福，还没等到结果，这个自称神仙的骗子已经逃之夭夭了。与曹睿时的神女如出一辙。孙权和所有追求神仙术的帝王一样最后都不可避免地失败。孙权称帝后的年号有黄龙、嘉禾、赤乌、太元、神凤，每个年号几乎都和所谓的祥瑞或神人指引有关，也表现出孙权一直有迷信图谶神仙的思想。
胡孚琛先生《魏晋神仙道教》一书对孙权在江南地区成为全国道教发展中心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了一个评价：“孙权信仙好道的政策，使北方和巴蜀的道教传人陆续流入江南，左慈等著名方士也到东吴避难和组织道团，为六朝神仙道教的兴起打下了基础。特别是西晋灭亡后北人大批渡江，上层社会的一大批天师道世家移居江南，使江南成为全国道教发展的中心。”
孙权除了信奉道教神仙术外，对占卜、术数等预测术也十分感兴趣。在荆州争夺战打败关羽后，孙权就叫虞翻卜卦，得到兑下坎上的卦象，（周易第47卦，困卦）有爻变，虞翻据此得出关羽不出两天，必定会断头。后来果然如虞翻所言。
会稽人吴范，精通术数，很早就跟随孙权，凡事预测得十分准确，孙权任命吴范为骑都尉，领太史令，经常去找吴范，想知道吴范术数的诀窍。吴范只教给孙权一些皮毛之术，没有把诀窍告诉孙权，孙权因此非常痛恨他，本来要封他为都亭侯的，诏书都准备发了，孙权愤恨他爱道胜过爱己，将他的名字剔除了。
河南人赵达，也精通术数，孙权也想学，和吴范一样，赵达也不传授，下场自然也和吴范一样，“由此见薄，禄位不至。”赵达死后，孙权听说有书传下来，就把赵达的女儿抓来追问，最后居然做出挖掘赵达坟墓的流氓行为。吴范、赵达死后，孙权还不甘心，下令全国有能推荐术数和吴范、赵达这样的人，封千户侯，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
佛教于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到东汉末已经比较盛行，前面曾经讲过笮融在下邳修寺建塔浴佛的事情，笮融后来带着部众和大批信徒流窜到秣陵，与孙策交战。后流窜到豫章，帮助朱皓赶走诸葛玄，又杀朱皓占据豫章，最后被刘繇赶入深山，为山民所杀。其信佛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不在江东留下痕迹产生影响。
但这些只是民间的佛教活动，没有专业的佛教高僧，也没有正式的佛经，没有专门的佛寺，因此，还不能据此就说佛教已经正式的传入江南地区并为吴国政权和江南地区民众所接受。一直到黄武元年（公元222年）精通汉文、梵文等六国语言的大月氏人支谦从洛阳来到吴地,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十分器重,拜为博士，并让他辅导太子孙登。支谦就在建业传授佛教,翻译佛经。佛教由此开始在吴国正式传播。《出三藏记集》卷七《合首楞严纪记》称，支谦“以汉末沸乱，南渡奔吴。从黄武至建兴中所出诸经，凡数十卷”。《高僧传》卷一《汉洛阳安清传》亦称，安清（世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洛扰胡乱，乃振锡江南”。高僧的到来也引入了专业的佛经。如支谦所译佛经《大般泥洹经》、《维摩诘经》、《微密持经》在后世广为传播，对江南佛教诸宗形成都有影响。
赤乌十年(公元247年),西天竺沙门康僧会到金陵,营建茅庵,设立佛像,进行传道，其形貌、衣饰都十分奇异。孙权得知后,立即召见康僧会,询问他所传之道有何灵验? 康僧会以佛舍利的灵异告诉孙权，孙权让其求取，并约定如果取得舍利果如其所言，就为其建造佛寺，不然就对其处以刑罚。康僧会求取佛舍利的过程有些神秘怪诞，不是其事先就有佛舍利在身，就是另外找了一个坚硬无比晶莹闪亮的东西冒充，反正孙权让大力士敲打不碎。于是兑现承诺为康僧会造建初寺,并建阿育王塔,据传系阿育王八万四千塔中之一。初唐第323窟敦煌壁画，就是记载的这件事。江南由此有了佛寺，既成为举办佛事的专门场所，也为初来江南的僧人提供生活起居之地，加速了佛教的传播。康僧会所译《梵皇王经》、《六度集经》、《阿难念弥经》等佛经也得以传世。
严耀中先生《中国东南佛教史》引用了木田知生从地方志中摘录出的68座自两汉到西晋所造佛寺中，东吴时期有43座，占总数的63．2％，由此可见吴国佛教之盛。吴国佛教的兴盛对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成为中国佛教中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后世佛教的影响也十分深远，赵朴初曾说过:“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和南京有关。”

@云门门下 2018-03-14 10:54:20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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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东征提督李如松 2018-03-14 11:17:58
[d: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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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老顽童1290 2018-03-14 12:40:26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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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先生越来越简练了也，哈哈。

@年昔逸尘 2018-03-14 14:07:54
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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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兄台捧场。什么时候来都不迟。

@荒城旧梦xx 2018-03-14 15:03:41
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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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什么时候来都不迟。谢谢捧场。

孙权的文治武功可圈可点，但并不是说他就高大上得没有错误，恰好相反的是孙权犯的错误很严重，给吴国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可以说孙权是自己种下了吴国灭亡的种子。
皇权专制体制家国一体，因此有天子无私事之说，皇帝对家事的态度和处理，会直接牵扯到朝政，特别是关系国家未来的立储事情，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皇室动荡朝局不稳，甚至给国家带来灭顶之灾。孙权处理家事的能力显然不如其处理朝政的能力，后宫久不立后，各位夫人觊觎后位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外戚势力也参与其间，引起朝廷势力纷争。立太子一事也一波三折，人为地制造出“二宫并争”的夺嫡事件，使朝廷大臣分为敌对的两大阵营，纷纷卷入其中，最后枉死多人。更为可怕的后果是导致死后嗣主幼弱，朝廷大权落入强臣之手，皇帝竟成傀儡。这大概是称雄一世的孙权没有想到的。
孙权虽然一直大力开发江南经济，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其综合国力与曹魏相比还是差之甚远。在与（蜀）汉建立联盟后，应该将重心转移到国内的开发治理上，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保证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曹魏进行长期的对抗。但孙权几乎是年年兴战穷兵黩武，引发国内民怨沸腾，山越暴乱经久不息历年不止。孙权为此又对国内民众实行严刑峻法的残酷政策，对山越也是武力镇压。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耗费国力，欺压残杀百姓，严重损害和阻碍了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
综合起来看，孙权一生犯下了四大错：
第一错，后位虚悬，家事不宁。
最能体现皇权专制体制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的地方就是皇家后宫。这个由男人设计的恶毒的后宫制度迫使女性必须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性中恶毒的一面来谋取生存。众多女性为了取悦皇帝一人而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后宫女性心思之歹毒、手段之残忍、性情之扭曲都达到了极致。这里没有什么温婉贤淑母仪懿德，这样的女性在后宫里几乎无法生存，只有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波诡云谲杀机四伏的后宫之争，丝毫不亚于金戈铁马刀剑横飞的疆场厮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