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被处置的是刘琰。
刘琰，字威硕，鲁国（今山东省曲阜市）人。刘备在豫州时任其为豫州从事，因为同姓，刘琰又风流倜傥，善于高谈阔论，刘备很亲近信任他。刘备取益州后，任其为固陵太守。（郡治今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刘禅继位后，封都乡侯，为卫尉、中军师、后将军，后来升至车骑将军，排位在李严之后。
诸葛亮处置刘琰还真不是集权，刘琰虽然官职高，但没有实权，只领兵一千多人，跟随诸葛亮办事而已。在（蜀）汉政权中，和刘备同宗而为臣的人只有刘琰一个，刘巴也姓刘，但与刘备不同宗。（刘备汉室宗亲的身份是假的，和刘琰同宗也值得怀疑）因此，刘琰更多的是做个摆设，也因为如此，在物质上尽量满足刘琰的需求，刘琰的车辆、服饰、饮食，都十分侈靡，几十个侍婢全都会声乐，又全都会背诵汉朝王逸所作的《鲁灵光殿赋》，以此炫耀自己的汉室宗亲身份。
其实这些用不了朝廷几个钱，反而会起到为（蜀）汉政权是汉的继承者的正名作用，也正是（蜀）汉政权任用其为高官想要达到的目的。如果就这样炫富地过日子，刘琰也不会有什么灾难。谁知刘琰不安于现状，建兴十年（公元232年）时，诸葛亮休整屯田准备第五次北伐期间，刘琰和前军师魏延发生了冲突，说了许多虚无缥缈荒诞不经的话，被诸葛亮批评了。刘琰不敢得罪诸葛亮，赶紧写信给诸葛亮认错服软，推脱是喝醉后胡说八道。诸葛亮也没和他计较，把他遣送回成都了事。
本来此事到此为止了。谁知道还是出事了，不是出在刘琰身上，而是出在他妻子胡氏身上，应了一句红颜祸水的老话。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正月，也就是两年之后，刘琰的妻子胡氏进宫给太后（吴太后，谥号穆）朝贺新年，其他高级官员的妻子也会进宫朝贺，这是常礼。结束以后，太后专门下令留下胡氏一个人在宮里呆了一个多月才放回家。胡氏是个绝色美女，单独留在宫里一个多月，刘琰怀疑她与刘禅私通，就叫手下亲兵体罚胡氏，用鞋底抽打胡氏脸面，打完后将胡氏赶出了家门。胡氏咽不下那口气，就到衙门里告刘琰，估计是刘琰在体罚胡氏时正在气头，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被胡氏以这些话为罪名告了。有关部门立即将刘琰抓拿下狱。最后的判决很有喜感，让人哭笑不得，说：“士兵不应该是殴打主官妻子的人，脸面不应该是受鞋子打的地方。”这样滑稽的判决竟然想得出来，更荒唐的是刘琰竟然因为这个罪名被杀。殴妻之事，实属家务，就算有罪，也罪不至死，根本原因还是事涉皇家宫闱密事，刘琰不得不死。
刘琰是仅次于李严的重臣，是朝廷的形象大臣，在政事无大小全都由诸葛亮决定的执政体系下，以诸葛亮罚打二十军棍以上都要亲自临刑的风格，这个事关朝廷重臣、人命关天的大案一定会请示诸葛亮。诸葛亮虽然执法严峻，但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杀人，像李严、廖立这些可以杀的人都没杀，却把处理家事的刘琰杀了，说明这事一定牵涉到皇家私密，不得不杀人以灭口。
胡氏入宫一月以上，瓜田李下，很难说清楚其中真相。与刘禅有染之说，绝不是空穴来风，特别是刘琰作为丈夫的感觉体验是外人体察不到的。除了诸葛亮处死刘琰的行为可以反证这个事实以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从此以后，（蜀）汉大臣的妻子、母亲都不再入宫了。
这不是集权，是维护皇家脸面。

诸葛亮通过北伐将（蜀）汉军政大权完全彻底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达到了集权专权的目的。
从诸葛亮北伐的过程也能看出诸葛亮是把北伐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
第一，绝不冒险。针对魏延提出的冒险行动，诸葛亮说的理由是最好的说明，就是以此为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军事行动要做到十全必克是十分困难的，但诸葛亮就是这么要求的，目的是保存实力，（蜀）汉就这么多兵力，一旦有失，万劫不复。
第二，见事不对，立马撤退。只要发现有可能失败，无论是战斗失利，还是军中缺粮，诸葛亮都会立即撤退，绝不恋战。五次北伐，诸葛亮损失的兵力都不多，除了自己斩杀了马谡等几员将领外，重要将领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实力没受较大损失，每次撤退都是主动提前撤退，有充裕的时间设计布置撤退方略和断后计划，在撤退时打胜仗，杀王双，杀张郃。这也是一个奇迹。《三国演义》就是利用了这个奇迹，回避进攻失利，渲染夸大撤退时的胜利来神化诸葛亮，写作手法十分高超。

在下一直在说诸葛亮集权专权，各位看官也许会认为在下是在贬斥诸葛亮吧？这在当下好像是个潮流。在下郑重声明，没有任何贬斥诸葛亮的意思，以（蜀）汉国当时的情形，诸葛亮必须集权和专权。
需要说明的是，在皇权体制下只能是以皇权为绝对权威，以君主为至尊，不允许臣下集权专权树立个人绝对权威。臣下有此行为不是欺君就是僭越，是非人臣之所为。但诸葛亮时期则不同，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并许其自立，责成后主刘禅兄弟父事诸葛亮，给了诸葛亮集权的理由和条件。刘禅也自知能力有限，愿意将权力交予诸葛亮，除了祭祀天地、祖先这些不能让人替换的活动外，都由诸葛亮决定，形成政事无大小，全部取决于诸葛亮的执政局面。
皇权体制的特点是以个人权威来统治社会，要求思想统一；以个人权威来凝聚社会，要求绝对服从。失去个人权威的皇权社会就是一盘散沙，很容易分崩离析，汉末情形是如此。中国分裂时期，小朝廷叠出，军阀割据，也是如此。在刘禅无力树立皇权，国内矛盾四伏的危急情况下，由诸葛亮在皇帝允许的条件下来集权专权，树立个人绝对权威是当时（蜀）汉国凝聚人心巩固政局的唯一出路。

@老顽童1290 2018-02-07 17:38:50
楼主辛苦
-----------------------------
谢谢捧场

@云门门下 2018-02-07 10:47:49
对诸葛亮的分析很深刻，应当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
-----------------------------
@ty_阿铭850 2018-02-07 12:01:07
谢谢捧场。在下努力这么做，尽量从诸葛亮本人的公文、文章、私信来讲述，第一手材料最可信。
-----------------------------
@云门门下 2018-02-08 10:32:46
这样才是信史
-----------------------------
谢谢捧场。不敢言信史，一家之言而已。希望有助于各位看官理性认识诸葛亮，在史料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

@东征提督李如松 2018-02-08 13:19:28
[d:赞]
-----------------------------
谢谢捧场

陈寿在《三国志》里把诸葛亮北伐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诸葛亮的个人军事能力有限，有管理军队的长处，但有不能出奇制胜的短处。治理民事的能力优于做军事统帅的能力；二是对手强大，魏国将领的综合素质普遍高于（蜀）汉将领；三是众寡悬殊。这些因素确实存在，但都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蜀）汉国小力弱，无法与强大的魏国相抗衡。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亮的北伐和孔子的传教一样，有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情结。诸葛亮有许多豪言壮语，什么“据道讨淫，不在众寡”，什么“据正道而临有罪，可得干拟者哉”等等，这些是虚无的，是宣传上的需要，伸张正义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喊口号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何况大争之世，正义究竟在谁之手还说不清楚。
诸葛亮因其内部集权专权的需要而发动北伐，在实现了这个目的的同时，客观上也干扰和延缓了魏国的发展，为（蜀）汉政权赢得了有限的生存空间和时间，稳固和延长（蜀）汉政权。
《出师表》里那个“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宏伟目标，只是一个凝聚人心，树立权威，转移矛盾，清除异己的口号和旗帜，诸葛亮深知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因此，诸葛亮的北伐从来没有以长安以东的魏国腹地为进攻方向，始终是以平定陇右为目标，瞄着雍州、凉州而去。主要的战略意图有二点，一是把战场摆在魏国境内去，决不能坐等魏国军队进攻汉中一带，给魏国军队突破汉中长驱直入的机会。二是取得雍州、凉州，发挥其外交特长，联合羌胡人共同抗曹。雍州、凉州是魏国西部最远的地区，统治力相对较弱，取得了这两个地区就相当于削减了魏国的西部，可以从这两个地区逐渐向关中蚕食而无后顾之忧。
首次北伐给魏国朝野带来极大的震撼和惊慌，朝野恐惧，三郡反叛。自此以后，魏国西部边境不得安宁。诸葛亮率领十万之众造成的声势取得的效果犹如数十万之众，，魏国只能应付，时刻准备着防御，凉州、雍州兵不解甲，国内马不释鞍。再加上吴国也不时出兵骚扰，使得魏国不能安心进行国内经济发展。诸葛亮死后，（蜀）汉政权还延续了近三十年，所以不光是不能把（蜀）汉灭亡的结果归罪于诸葛亮，恰恰相反，应该把（蜀）汉政权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的功劳归功于诸葛亮，正因为诸葛亮外接孙吴，北伐曹魏的战略，才为（蜀）汉政权的稳固和延续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说诸葛亮穷兵黩武有些言过其实，真正穷兵黩武的是眼高手低自作聪明的姜维。姜维执掌军权后的所作所为才给（蜀）汉国带来了灭顶之灾。

由于《三国演义》的原因和执政者的统治需要，诸葛亮在民间和官方都是神一般的存在，目前教科书给其的评价基本上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可谓推崇备至。其实都有夸大其词之嫌。中国对历史政治人物的评价存在一个怪异的现象，二元论，非好即坏，非神即鬼，并且走到极致，好人无缺点，坏人无优点，这已经不叫人了。
还是从文治武功以及个人生活上来评价诸葛亮的得失。
先看文治。
第一，公正执法，这是诸葛亮执政的最大特点。
诸葛亮治国和曹操治国有一个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重法。声明一点，这里的“法”是指法家学说中的法、术、势，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陈寅恪先生曾作过分析，认为，“（蜀）汉与曹魏固然是死敌，但是曹操出身于寒族，以法术为治。刘备虽自云汉朝的宗室，可是渊源既远，又不能记其世代之数，实亦等于寒族。诸葛亮为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以故（蜀）汉与曹魏施政之道正复相同。”
诸葛亮治国理政确实是一把好手，陈寿的总结很到位，“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即法度）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只要是对国家尽忠有益的人，即使是仇人也赏识重用，犯法违纪的人，即使是亲戚亲信也照常惩罚，认罪悔改的人，即使是重罪也宽大处理，巧言令色投机取巧的人，即使很轻微也要加重处罚。做再小的善事也给予奖赏，做再小的恶事也给予贬斥。处事精练，凡事从根本治理，循名责实，虚伪不齿。（蜀）汉国人全都对诸葛亮敬畏敬爱，用刑即使严峻也没有人怨恨，因为诸葛亮处事公平公正公开。”这其中提得最多称道得最多的也是诸葛亮的执法。
刘备在时就很注重建立、健全和完善（蜀）汉法律法规，取得益州后就开始着手制定法律，诸葛亮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共同参与了（蜀）汉法律《蜀科》的起草制定，可惜该书已失传，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诸葛亮对治国执法的认识是：“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不可以虚施，罚不可以妄加”、“使心习刑罚之严，爵赏之利”、“令不可犯，犯令者斩”等。
诸葛亮执法确实很严格，认为“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亡”，因此始终坚持法治，绝少法外施恩。如从不赦免天下，理由是“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但并不滥施刑法妄作威福，而是一再强调“教化在先”。“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这些都充分体现出诸葛亮“用心平而劝戒明”的执法思想。
诸葛亮虽然执法严格但并不严苛，除了斩马谡等街亭失误守将外，很少看到诸葛亮诛杀与自己政见不合或有违法乱纪的人，比如对李严、廖立、来敏等人，都是给予贬为庶人、徙迁偏远之地、免职等处罚。在具体执法行为中，诸葛亮十分谨慎，不枉杀无辜，也不错赏无功，“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要做到“赏罚不曲，则人死服”。首先是谨慎选择执法官员，“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其次是谨慎施刑。这也是罚二十军棍以上，诸葛亮也要亲自临刑的原因。
诸葛亮既重视法的制定和实施，也注意对后主刘禅的法治思想培养和教育。刘备遗诏中说：“闻丞相为（刘禅）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这些都是古代法家的书籍，可见刘备也知道并支持诸葛亮对刘禅进行法制思想培养与教育。
（蜀）汉法治起于刘备，完善于诸葛亮。刘备虽然责令诸葛亮等五人制定《蜀科》，使其成为法治的基础，但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并不象后来诸葛亮那样严格和公平，典型的例子就是前面讲过的法正跋扈事件。法正擅杀数人但没有人去制止，也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说明法正是超然于法律之外的特权人物。这件事应该给诸葛亮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执政后就再没出现过这种超然于法律之外的特权人物和现象了。
公正执法，是诸葛亮重法的核心，是对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突破和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特权在这里被颠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执法理念使诸葛亮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也体现出曹操、诸葛亮这些寒门出身的政治人物对东汉儒家豪门世族的一致反对。诸葛亮公正执法也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陈寿说他：“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第二，农商并重。
诸葛亮在以法治国打击益州豪强“专权自姿”的同时，也着力恢复和壮大（蜀）汉经济。诸葛亮经济政策的最大特色是农商并重。首先是主张“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执政后以秦宓、孟光担任大司农，加设“督农”官吏，在都江堰设置堰官，派一千二百名“征丁”专门保护维修都江堰水利设施。后期借鉴了曹魏屯田的方式，在汉中屯田。其次是设置司金中郎将（张裔曾任此职），制造农、战器械；设置司盐校尉（王连曾任此职），管理盐业；设置锦官，管理丝织业。诸葛亮以为“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以盐业专卖和蜀锦贸易来获取经济利益，达到增强国力的目的。他还身体力行，种植“有桑八百株”。诸葛亮注重手工业和商业的举措和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有很大的区别，也应看作是一种进步。诸葛亮制作连弩、竹枪、苦竹枪、木牛、流马等兵器和运输工具，一方面说明其聪颖巧思，一方面也说明（蜀）汉手工业的发达。
诸葛亮以管仲为自己的偶像并不是一句虚言，他公平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思想是对管仲“法者，所以国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谬禁诛以一之也。”的继承，而其重视商业的思想更是来源于中国的商业鼻祖管仲。

第三，用人上唯德是举。
曹操是唯才是举，诸葛亮则是唯德是举。和曹操广泛求才一样，诸葛亮也面向社会各阶层招揽贤才，但不像曹操那样只要有才，连不仁不孝的人才都要。诸葛亮首先是强调举贤的重要性，认为“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然后提出举贤的主张，“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弟，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朋党相谗。尧举逸人，汤招有莘，周公采贱，皆得其人，以致太平。”
（蜀）汉地处偏远，道路不畅，处境闭塞，礼乐教化、人才数量和质量都远逊于中原，刘备入蜀时带来了一些荆州名士和因避乱留滞荆州的中原名士，与益州刘璋原有的官员组成了管理队伍。诸葛亮执政后，基本上秉承了刘备的这个传统，以荆州人士为核心，以益州人士为辅助，既缓和了荆州人士和益州人士的矛盾，又确保统治之权始终掌握在以荆州人士为代表的外籍人士手中。
谭良啸先生对诸葛亮的用人作了个统计：诸葛亮所任用的各类人才约有63人。从地域上分，荆州28人，益州29人，兖州3人、豫州1人，雍州2人。从刘璋、刘备、诸葛亮统治时期分，刘璋旧部11人、刘备24人，诸葛亮新起用28人，其中包括曹魏降将2人。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在维持平衡的原则上启用了许多新人，这无疑有助于诸葛亮的统治。
在具体的举贤用人行为中，诸葛亮大力鼓励各级官员为国举贤，并对举贤有成的官员予以表彰。如掾属姚伷推荐了一些文武人才，就得到诸葛亮的称赞，鼓励大家向姚伷学习，推荐更多人才，并晋升姚伷为参军。诸葛亮自己也以身作则，尊重人才，保护人才。建兴二年（公元224年），诸葛亮领益州牧时，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杜微为主簿。这三人都是刘璋旧部，其中只有杜微不愿出仕。马忠等后期重要将领也都是诸葛亮从底层军士中破格提拔起来的。
皇权统治时期，统治者选拔和重用人才时首先考虑的是“德”。所谓“德”，并不是以个人的角度来看其道德修养和节操，而是从统治的角度来看其是否“忠诚”和“仁孝”。因“仁孝”是儒家学派的核心内容之一，采用法家思想治国的诸葛亮基本上不提。从诸葛亮对其重用的人的评价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思想，评价蒋琬是：“托志忠雅”；董和“有忠于国”；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杨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王平“忠勇而严整”；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诚”。吕凯、王伉等“执忠绝域，十有余年。”
所有的评价都是以忠为先，并不提孝。以忠诚为首选主要还是为了维护政权，保证政权的巩固和延续，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没有哪个统治者会选择和重用不忠诚于自己的人才。除了这个明显的原因外，诸葛亮以德为重的思想还与自己的个人品行有关。诸葛亮自己是个忠诚无私的人，自然要求任用的人也像自己一样忠诚于（蜀）汉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心，以弱小的（蜀）汉抵抗强大的魏，以此求得生存。诸葛亮是（蜀）汉事实上的领导者，忠于（蜀）汉几乎就等同于忠于诸葛亮，这样也有利于诸葛亮的领导和管理。诸葛亮喜欢用和自己性情相似或相近的人，如诸葛亮谨慎，其所选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等也都是谨慎有余的人，相应失去了人才的多样化培养和选择。
诸葛亮有一套比较完整的鉴别人才的理论。曹操识别人才，主要方式是通过交谈和实际处理事务的行为，诸葛亮也这样做，但和曹操相比，诸葛亮还建立了自己鉴别人才的理论，以此来检验和任用人才。具体的理论和方法是：“人性难察，美丑有别，情貌不一，有性情温良外表恭顺但内心其实狡诈欺瞒的，有外表勇猛内心其实胆怯的，有尽力办事但内心不忠诚的。知人之道有七种方法：
一，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
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这套鉴定人才的理论体系到现在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是许多管理大师和学者推崇的人力资源管理典范，为许多机构所采用。
外交方面，诸葛亮确实是一把好手。赤壁之战前联络孙权到最后联吴抗曹，都充分体现出诸葛亮的外交能力，当得起杰出外交家的称号。

从上面这些情况看，诸葛亮治国理政是取得了很大成效的，也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这和杰出的政治家有些差距，在下个人认为诸葛亮还算不上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理由有两点：一点是诸葛亮缺少变通，只知联吴，不知联魏。前面说过刘备在得知曹操死讯后，立即派人前往悼念，有借此机会和曹魏和解和好的企图，只是因为曹丕在这个事情上的短视，没有听从刘晔的建议而失去了这个机会。
杰出政治家应该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为首要职责，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不能墨守成规固执僵化。所谓“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终诸葛亮之世，诸葛亮从来没有想过要联魏取吴。这个机会是有的，在诸葛亮没有北伐之前，曹丕、曹睿都是把吴国当作主要的对手，一门心思地想要征服吴国，诸葛亮有大把的机会和魏国通好联盟，共同对付吴国。魏、（蜀）汉联手灭掉吴国的可能性正如刘晔所分析的那样，是非常大的。刘晔是从魏、（蜀）汉处于敌对状态下的情况来做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能够灭吴，然后（蜀）汉占领吴国的东部荆州地区，魏占据西部扬州地区，然后在集中力量来灭（蜀）汉。设想一下，如果（蜀）汉与魏联盟灭吴，瓜分吴国领土的方案大致也应该如此，不可能让（蜀）汉离开本土去得扬州。（蜀）汉占据荆州、益州后，魏国能够轻松灭（蜀）汉吗？不一定，（蜀）汉始终占据着长江中上游的有利地形，只要守住汉中，也完全有可能顺流而下夺取魏国占领的扬州，与魏国形成划江而治的局面。最终谁能坚持到最后也难说。
这只是一个推测，有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诸葛亮可以一试，但诸葛亮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这应该是一种局限。
也许有人会说，诸葛亮以兴复汉室为口号，和篡汉的魏国联盟会失去政治合法性，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孙权称帝同样是对汉室的背叛，诸葛亮同样可以讨伐东吴，这也是当时（蜀）汉大多数大臣的意见。既然能和背叛汉室的东吴联盟，为什么不能和背叛汉室的魏国联盟呢？
如果诸葛亮只是因为曹操当年在他家乡的屠杀行为而痛恨魏国，因为兄长诸葛瑾在吴国为臣而亲近吴国的话，这就是个人好恶，杰出的政治家不会因为个人好恶而影响国家决策的。
就政治灵活性这一点而言，诸葛亮远远赶不上孙权。孙权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随时改变外交政策，或联魏抗（蜀）汉，或联（蜀）汉抗魏，游刃有余，将曹丕、刘备玩弄于股掌之上。

第二点是诸葛亮选人用人上的失误。诸葛亮虽然有一套选人用人的理论，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深受个人性格的影响，偏爱谨小慎微的人，这类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听话好用，最大的不足是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守成尚不足，何来进取兴业？难怪廖立要反对他的用人政策。
诸葛亮协调部属的能力似乎有些欠缺，对性格张扬、个性突出、才华出众的文武官员始终不大喜欢，也始终不能把他们调教得心悦诚服，化解他们与其他人的矛盾，比如李严、魏延、廖立、杨仪等人，其实这些人的能力都是很强的，能够收服其心，为己所用，对诸葛亮自身、对（蜀）汉国的发展壮大都是有好处的。反对诸葛亮的几乎都是些个性张扬的人，这个现象也很耐人寻味。
北伐时机的选择和连续不断的北伐应该是诸葛亮最大的失误。诸葛亮南中凯旋后，与民休养，练兵讲武，这个举措很正确，可惜时间太短，（蜀）汉国力还没有积聚到富裕的程度，足够诸葛亮北伐之用。前面说过，北伐的时机也并不是最佳时机，仓促北伐，引起魏国的警觉，加大了对（蜀）汉的防御，而（蜀）汉国力又无法支撑连续不断的北伐，只得加重赋税，特别是对南中地区的掠夺，加深了国内矛盾，拖垮了国内经济，百姓的厌战情绪也上下弥漫。据《三国志•吕乂传》记载，“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不相救只能有两种情况，一是不能救，一是不愿救，其中的原因或者是抵触和反对诸葛亮的北伐，或者是无兵可募、无兵可派，心有余而力不足。吕乂能够主动积极的募取五千兵增援诸葛亮，已是难能可贵，值得留诸史书了。从诸葛亮死后士兵逃亡情形也可以看出国人厌战情绪之重，“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这还是自首的，没有自首的还有多少人不得而知。诸葛亮北伐军队人数也就十万人，如果不是厌倦了战争或者害怕战争带来的伤害，怎么会有十分之一的士兵逃亡？诸葛亮个人威望高，执法严，在世时这些士兵不敢逃，其一去世，士兵无所畏惧，开始逃亡。

@scufs83 2018-02-09 01:33:38
诸葛亮搞定李严后算是专权了，他何必再继续北伐呢。
-----------------------------
谢谢捧场。
一、诸葛亮的人生目标是做管仲、乐毅那样的人，管仲有九合诸侯之功，乐毅有几乎灭齐之功，诸葛亮要建功立业。
二、（蜀）汉在益州是外来政权，以武力强行夺取的，合法性有问题，在加上以继承汉室自居，北伐攻取长安或者洛阳，更具备合法性。

@云门门下 2018-02-09 11:05:07
总的来看，诸葛亮在用人上逊曹操远矣。曹选人以才为上，不及德操，各种性格的人均能容忍并尽其所能，并且不看出身门第，这样做在当时是有很大社会压力的。
-----------------------------
谢谢捧场。可以这么说，虽然二人各有所长，但总的确实有一些差距。曹操的用人观适用于征战时期，诸葛亮的适用于和平时期。
形成二人不同的用人思想有主客观原因：
主观原因：主要是性格因素，曹操比诸葛亮豁达宽宏，敢用不同类型的人，敢放权，敢于信任人才。诸葛亮过于谨慎，不够洒脱，并且偏好与自己同一类型的人才，不敢信任人才，不像曹操那样兼收并蓄海纳百川。
客观原因：曹操占据中原，人才众多，选择余地很大。诸葛亮偏居蜀中，人才极度缺乏，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像徐庶、石韬这些人在诸葛亮眼里都是极其难得的人才，但在曹操那里却只是个普通人才。

@东征提督李如松 2018-02-09 13:29:45
[d:赞]
-----------------------------
谢谢捧场

@老顽童1290 2018-02-09 14:12:52
支持
-----------------------------
谢谢捧场

再看武功。
诸葛亮有两大军事行动，南征和北伐。
南征很顺利，不到一年就得胜凯旋。成果也很明显，北伐时期，南中提供了许多物力、财力和人力。前面讲过，诸葛亮不留人留兵，让当地土著仍然实行自治管理。此举至今受到一些非议，认为使（蜀）汉将领失去了锻炼的机会，导致（蜀）汉将领匮乏。前面已经分析过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在下认为这个方法的弊端是始终让南中土著融入不到（蜀）汉国中来，土著人对（蜀）汉政权没有认同感，土著人并没有把（蜀）汉政权的兴亡和自身兴亡连接为一体，（蜀）汉政权也没把南中土著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之中，只知道在那里征收赋税，因此，一旦（蜀）汉政权过度征收赋税时，土著人就会起兵造反。（有点像美国的独立战争，无代表不纳税）
诸葛亮应该像雍正那样采取改土归流的办法对南中进行管理，加强教化，使其对（蜀）汉政权产生认同感，最终融为一体，编户齐民，增强（蜀）汉国力。
北伐耗时七年，从军事角度上讲，几乎没有什么战果。这里面既有政治因素的影响，也和诸葛亮的军事能力有关。
第一次北伐最有机会获取阶段性胜利，魏国不设防，三郡叛魏，形势一片大好。但诸葛亮犯了个错误，就是曹睿所说的“贪得三郡”，派魏延深入敌境去接受三郡投降，意图一举占领三郡，导致魏延孤军远出，被迫派兵进入街亭以接应魏延，又用人不当，违背众意提拔马谡，结果一败涂地。
三郡叛乱，确实是个利好消息，诸葛亮应该是让叛乱的三郡郡守想办法稳住三郡局势，然后出兵先攻打与（蜀）汉接壤的武都郡和广魏郡，占领这两个郡或者其中一个郡，就可以和叛乱的三郡连接成片，同时也可以切断魏国的东西连接。进可攻，退可守，掌握战争主动权。
诸葛亮在祁山让魏延前出，实际上是很冒险的行为，他想去捡三郡投降的便宜而忽略了危险，如果魏国迅速集中兵力在武都、广魏，诸葛亮后路都有可能别截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第三次北伐是比较正确的，出武都、阴平，修筑汉城、乐城，稳固防守，步步推进。这是五次北伐中唯一一次取得实际战果的，汉城、乐城一直在（蜀）汉军手里。
其实第二次北伐最能说明问题，以数万大军攻一千多守军的陈仓，不分昼夜地进攻了二十多天，仍然无法攻下。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可见一斑。
南征完胜，北伐完败，两次战争都是在众寡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南征是（蜀）汉众土著寡，北伐是魏国众（蜀）汉寡，众的一方都获胜了。历史没有给诸葛亮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打一仗的机会，真很难准确判断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从发生的事情来判断，南征能够完胜，北伐虽然都失败了，但都没有太大的损失，也算是有一定军事能力。
从以上的述评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诸葛亮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合格的军事家，但离杰出还是有些差距。如果以十分为满分的话，诸葛亮政治可得九分以上，军事最多可得九分。

最后谈谈诸葛亮的个性特点及其成就。
第一，谨慎细致。诸葛一生唯谨慎，这是大家公认的。经常有人拿这一点来附和陈寿对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价，其实这是不公允的。诸葛亮的谨慎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也有（蜀）汉政权国弱力薄不堪弄险的原因。
诸葛亮九岁丧母，十二岁丧父，跟随叔父诸葛玄漂泊流落到荆州。十四岁时继母和大哥诸葛瑾远走江东，十七岁叔父去世，支撑家庭，抚养弟妹的重担就落在诸葛亮身上。在战乱、灾荒不断的年代，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要在异乡独力支撑一个家庭，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谨慎是不行的，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小则生活举步维艰，大则家庭流离失所的悲剧。诸葛亮谨慎的个性应该是这个阶段形成的。
清早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要主持家庭，就得天天考虑这些琐碎的事情。诸葛亮从十七岁主持家庭，出山辅佐刘备时二十七岁，十年中要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学习，谋划未来的出路，事事都得妥善安排周密考虑，形成事必躬亲的心理定式和行为方式。除了自身行为外，还体现在对属下的要求上。诸葛亮任丞相后最为欣赏的是象徐庶那样搜集齐备各种意见建议以便决策、象董和那样事情有不如意的地方不惜往返十次来讨论决定的下属。要求所有的下属以徐庶、董和为榜样，不嫌小远，不怕麻烦，细致尽责。

诸葛亮的细致甚至体现在对皇帝的要求上，《出师表》从该怎样继承先帝刘备遗德，怎样为政，怎样执法，到怎样用人，涉及宫中、府中、营中，细致入微得都有些苦口婆心了。陈寿对刘禅的评价是“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后，”是个风吹两边倒的毫无定见的人，诸葛亮为了确保自己领军在外时，刘禅能做到亲贤臣远小人，成长为一个有道之君，不得不预先安排，谆谆嘱咐。看《出师表》前半部分，感觉更象是一个即将远行的父亲在对儿子交代怎样持家兴业。
诸葛亮的谨慎细致，既是其长处，也是其短处。长处为思虑周密，秩序井然，重细节，顾全局。短处为事必躬亲，效率不高，不能放权于下，不敢放手用人。谨慎细致的另一面是敏感多疑，诸葛亮性格中有很小气很记仇的缺陷。丞相长史向朗因为隐瞒马谡逃亡被诸葛亮贬回成都，终诸葛亮一生不再重用。另一个因马谡事件遭到诸葛亮惩处的是犍为太守、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其劝阻诸葛亮杀马谡，也被贬官回成都不再任用。不过李邈这个人的人品不怎么好，当初公开与刘备顶嘴，对刘备攻打刘璋的行为表示不满，险遭杀头，是诸葛亮救了他。被诸葛亮贬官后，他也是记恨在心，诸葛亮一死，他立即上书后主刘禅，说诸葛亮有篡位谋反之心，气得刘禅将其下狱杀掉。

第二，富于谋略。从小持家，使诸葛亮有些少年老成，读书求学时就“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外表上看不出什么，但内心里却有万千思绪，以长啸来释放心中块垒。特别喜欢吟诵《梁父吟》：
步出齐东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子？田疆古冶氏。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梁父吟》是丧葬之歌，相当于现在的哀乐，一个年轻人整天吟诵哀乐，其心境不会开朗灿烂，而是凝重深沉。其吟诵的《梁父吟》内容为战国齐晏子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这个充满谋略的故事让诸葛亮心往神驰整日吟诵，亦可见其热衷于此类运用智慧计谋的事情，是其一生喜用计谋的心理基础。
第三、慈父恭弟。诸葛亮的婚姻是当时的一桩笑谈，因为诸葛亮是个才貌双全，英俊伟岸的美男子，但娶的妻子却是个黄头发黑面庞的丑女，由此招来乡人取笑，说“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前面说过，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是诸葛亮安身立命的计谋之一，很难保证里面有情感的因素。诸葛亮之妻一直未有生育，不知是身体原因还是诸葛亮仅将其作为政治利益的供品，失去作用也就闲置不用了。为承继香火，诸葛亮将兄长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乔过继为子。后来诸葛亮又娶一妾，共同生育了一个儿子，就是诸葛瞻。这说明诸葛亮是有生育能力的。